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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在书籍里,还是在人们口头的语言表达里,委婉语总
委婉语是一种用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说话者思想的特殊语言表达方式。其“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运用比较抽象、模棱两可的概念或比喻的、褒义的手法,使谈话的双方能够采用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来谈论不宜直说的事,而且不必为谈论这些事感到内疚”。
一、委婉语的民族文化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民族文提供化的一面镜子。英、汉委婉语自然也会折射出两个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在英、汉语中最为常见的委婉语总是和人的生、老、病、死等相关,下面就此类委婉语的文化性进行分析探讨。
人会变老是自然规律,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 “老”这个词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在中国 “老”是智慧和经验的象征,如 “老骥伏枥”、“老马识途”等。对年长者,我们称呼时也往往冠以“老”字,如:“老寿星”、“老先生” 等。这类称呼中的 “老” 字,其语用功能主要是体现对长者的尊重,“年老”之意被淡化。但在英美人中“老”意味着“不能再为社会做贡献”、“不中用了” ,所以 “old” 是忌用词,要用elderly或senior来代替。
“死” 字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是避讳语,英汉语中死的委婉语,各有特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例如中国佛教把“死”婉称为“入寂”、“圆寂” ;道家却称之为“仙去”、“仙逝”等。老者死亡称为 “寿终”、“谢世”;少年死亡称为 “夭折”;中年死亡称为“早逝”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从死者的社会地位到年龄、性别,生者与死者的关系,生者对死者的态度等无一不体现在所使用的委婉词语中。
英语中的to go west ,to be taken to paradise , to be asleep in theArms of God等习语均出自圣经。__认为,在最后的审判日人人都要把记载自己在世上所作所为的账本交给上帝加以审判。上述关于“死”的英语习语,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的信仰观念。
二、委婉语的翻译对策
由于汉、英委婉语从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成为译者的棘手问题。作者认为,译者应在 “和而不同” 的原则下,不拘一法,灵活处理。人们常用的翻译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直译法
直译就是指在译文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是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汉、英虽属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但二者之间仍有某些共同属性。汉英委婉语互译时,在能够确切表达原义和不违反译文规范的前提下,直译应是我们首选的翻译方法。请看以下例句:
1.The old man lay taking his rest after a life of biter hardship.译文:这位老人含辛茹苦了一辈子,现在安息了。英语“take one’s rest” 是“die”的委婉语,译文用 “安息”表达“死亡”恰好对应。
2.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译文:As tarving camel is bigger than a horse.翻译委婉语,采用直译法既能比较完整地保持原文的比喻和语言特色,又能保持形式的统一。
(二)意译法
对译语读者来说,如果直译模糊或难以理解,我们可以采纳意译的方法。意译法是指译者在受到译语文化差异的局限时,不得不舍弃原文的字面意义,以求译文与原语的内容相符和主要语言功能相似的方法。由于汉英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一些委婉语如果直译可能会造成读者的费解或误解,这时,我们可以忽略委婉语的表面意思而直接翻译其隐含意义。例如:An old white pimp named Tony Roland who was known tohandle the best looking working girls in NewYork.该句中的 “working girls”的本义是“工作妇女或劳动女性”。后来,那些靠卖笑的烟花女子将自己美称为“工作一族” ,言下之意是她们也是靠劳动来生活的。如果这里将其直译为 “工作妇女或劳动女性” 就会使人产生误解。有鉴于此 ,这里采用意译法将其翻译为“窑姐”,既忠实原文 ,又明白晓畅。
(三)变通超越法
以上三种翻译方法都是以委婉语译委婉语,而变通超越法是对于那些没有对应词语的委婉语,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不一定是以委婉语译委婉语。这种翻译方法往往舍弃了委婉语的文化特性,用普通概念词表达真实意义。例如:The boy’s laziness all summer go to his father’s goat .那男孩整个夏天都很懒,这使他父亲很生气。(《圣经?旧约》说上帝命撒旦去烧Job的羊群以激怒他,考验他对上帝的忠诚与忍耐。Got one’sgoat 意为“使某人生气”。)
三、结语
由于中西方社会习俗、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存有明显差异,不同语言中的委婉语其语用功能不尽相同。 在英汉委婉语翻译中,译者应始终坚持从文化角度去思维,准确把握委婉语的语用功能意义,结合语境“对症下药”,将委婉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忠实无误地传达给读者,从而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彭增安.语用? 修辞? 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2]姜风华.从委婉语看中西文化差异[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3]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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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汉互译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英汉互译的目的和特点是语言文化的交流。熟悉两种文化和掌握两种语言同样重要。因此,文章着重从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与语言习惯、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将英汉两种语言受文化差异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比较,进而指出如何在翻译中进行合理恰当的文化转换,完成翻译的文化交流之使命。
【关键词】英汉互译;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习俗;地理环境
所谓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设计的总模式。它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文化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由社会习得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指受社会成员决定和制约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文化不仅包括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还包括语言。文化具有象征性,而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语言也是文化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属于平行发展、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都是通过语言的交流来完成的。而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间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奈达的定义体现了他在语义和语体两个层面提倡等值翻译的观点,却未提到文化的再现。所以,要想搞好翻译,必须注重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翻译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得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该部门文化的理解。如果他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两种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在汉译英中,需要了解大量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给我们带来了难译性,对两种文化差异的理解度标志着等值等效的翻译度。为此,译者不但要精通目的语和源语,还要了解和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熟悉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对文化差异进行合理的文化转换。笔者拟从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与语言习惯、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价值观念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是民族性格的基石。中西文化差异之一是时间取向不同。中国人在时间上采取过去取向,对过去的眷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中国人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珍视。在中国文化中长者是智慧和权威的象征。与此相反。西方人在时间上是未来取向,因而尊重青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级价值。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造就了中西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不同。在文化个性上,东方人崇尚群体价值观念,而西方人崇尚个体价值;东方人讲究社会伦理,西方人则讲究个体道德;东方人性格内向、表达情感含蓄,而西方人性格外向、直率;东方人以形象、综合思维方式看待事物,西方人则以抽象、分析思维方式看待事物。这些差异在语言中都有体现,翻译应特别注意,以免引起交际失误。
东西方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一大差异表现在称谓用语上。首先是对父母以外的亲属的称呼。英语中用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aunt、cousin和nephew等几个词分别表示亲属中的长辈、平辈和晚辈;而汉语中则多达几十种,要把是否血缘关系、是否姻亲关系以及姑、表、堂等各种关系用称谓全部表达清楚。这种复杂的称谓系统严格地划分出家族中的长幼尊卑,而英语中人们直呼其名的现象,在这里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另外,中国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影响,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尊称和谦称的运用在中国也很普遍,称自己为“鄙人”,称对方为“阁下”;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称别人的为“令郎”;称自己的老婆为“贱内”,称对方的为“尊夫人”;称自己的意见是“浅见”、“愚见”,别人的是“高见”等。对待谦虚,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英美人对别人的夸奖往往欣然接受,说声Thank you;而中国人却不像他们那样直率,习惯用“过奖了,过奖了”、“哪里,哪里”一类用语来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这样价值标准的不同,就容易造成误解,以至于还会闹出笑话来。有这么一则笑话,一女士会见外国朋友,要求翻译要严格按她的意思翻,不许走样。老外一见到她,立刻拍马屁道:“You are very beautiful.”翻译照翻,女士心花怒放,嘴上还要谦虚一下:“哪里,哪里”。翻译不敢怠慢,把女士的话翻成英文:“Where?Where?”老外一愣,还有这样的人,追问哪里漂亮的,干脆马屁拍到底:“Everywhere,everywhere.”翻译:“你到处都很漂亮。”女士更高兴了,但总是要客气一下:“不见得,不见得”。翻译赶紧翻成英文:“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把赞扬看成是对他们的鼓励、认可、赞同,只不过表达对这种赞扬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习惯向称赞他们的人表示感谢而中国人则要表示谦虚。在翻译时就要了解这样的差别,对语言进行调整,甚至于要符合对方语言习惯,即使意思有很大改变也在所不惜。这样才能避免造成误解,甚至尴尬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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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色彩中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的处理
英汉对基本颜色的分类差别不大。汉语中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英语中有red,white,black,green,各种颜色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译者在翻译时应特别注意其中的差异。
在英汉语言中,红色red有时可以完全对应,有时却大相径庭:如:红旗red flag红糖brown sugar,红茶black tea等等。green在英语中可以表示“嫉妒、眼红”,如,green with envy是指“十分嫉妒”的意思。汉语中表示十分嫉妒的“眼红”,应该译为green-eyed而不能译为red-eyed。由于美元的纸币是绿色的,所以green在美国也指代“钱财、钞票、有经济实力”等意义。黄色yellow在英汉语言中的引申含义差别较大。在英语中yellow可以表示“胆小、卑怯”的意思,例如:a yellow dog可鄙的人,ayellow livered胆小鬼。汉语中黄色一词有象征低级趣味、色情庸俗的意思,如黄色电影、黄色书刊等等。这些名称中的“黄”与英语中的“yellow”无关。能够表示汉语中的意思的词应该是:pornographic色情的、vulgar庸俗下流的等。然而,英语中另一个颜色词blue却常用来表示汉语中这类意思。如:blue jokes下流的笑话,bluefilms黄色电影等。蓝色blue在汉语中的引申意义较少,而在英语中blue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颜色词。英语的blue常用来喻指人的“情绪低落”、“心情沮丧”。有时也用来指黄色的、下流的意思。如:blue talk下流的言论、blue video黄色录像。白色white在英汉语言中都有纯洁和清白的意思,但也有一些含义上的不同。如:汉民族文化中,白色与葬事相联系,如:“红白喜事”中的“白”指葬事。但在英语文化中,white表示幸福和纯洁。黑色black在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的联系意义大致相同。例如,黑色是悲哀的颜色。在翻译时译者多选用表示悲哀的字眼。black在英语中还象征愤怒和气愤,如:black in the face脸色铁青。总之,大自然的色彩是丰富斑斓的,英汉颜色词的词义有时相当,有时相佐。我们在翻译时应该仔细推敲,谨慎处理。
三、宗教信仰的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语和英语中,大量的习语体现了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佛教在中国有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信仰佛教的中国人相信佛控制着世间的万物。例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信仰__,因此人们视圣经为其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例如,“sell one’s birth right for a mess of pottage”(因小失大、见利忘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切不可硬要将异族文化向本族文化靠拢,一定要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才能准确、娴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四、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上的差异
汉民族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常常用牛耕地,由于“牛”在生产劳动中成了人们的好帮手。中国人对“牛”也就有了特殊的感情。因此,中国人说“他像老黄牛一样干活”,“他有一股牛劲”,而英国人则说work like a horse(像马一样工作),因为他们早期用马耕地。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而汉民族则在亚洲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挥金如水),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与海洋有关的比喻,其喻体均取自海洋,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比喻,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在魔鬼和深海之间)。汉译则取意为进退维谷。
五、地域政治及风土人情的差异对翻译的
影响语言本身是表达思想的手段,而所表达的思想则又必然归属于某种专门知识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教育、文学乃至风土人情等。英汉两个民族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政治环境与生活经历不同,必然存在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使语言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例如: Those were days when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flag nor rose on many an East End home. 不了解英国的地理知识,大多数人会误译为“那些日子里,太阳从未在英国国旗上落下,也未在东方家庭升起”。实际上,从地理上来看,英国伦敦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叫West End,是富人居住的繁华地区;而东区,即East End,则是穷人居住的地区。East End 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因此其正确译文为:那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伦敦贫民区千家万户从不见天日的岁月。
再来看看“apple”组成的两个习语“be the apple of someone’s eye”和polish the apple”,译者若按照字面上去理解和再现,便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只有深挖其文化的沉积和习俗才知前者源出圣经《旧约〈申命记〉》(Deuteronomy)32 章第10 节一段所说。在西方,古代以“apple”比作瞳孔,用相应的汉语来译,应为“掌上明珠”。而后者,因为过去美国学生为了讨好老师而把擦得闪闪发亮的苹果送给老师。这一习语从此风俗而来,用汉语即“阿谀奉承”。
六、结束语
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翻译的失误,往往并不是因为译者遇到了语音、词汇或语法方面的障碍,而是由于译者只注意语言形式的对等,忽略了转达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造成的。在跨语言交际中,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传统习惯以及行为、思维模式各异,所有对言辞的文化内涵迥然,因此在翻译时,我们必须尊重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不能把源语读者的文化观念强加给译入语读者,也不能用本文化类型和标准来解释其他文化。因此,译者要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深刻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通过两者的对比,作出对等的文化传译翻译技巧和原则,将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使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得以流畅和谐地完成。
【参考文献】
[1] 蒋磊. 英汉习语的文化观照与对比[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2] 尤晋年, 李德新. 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3).
[3] 申艺芳. 浅谈英语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J]. 绥化师专学报, 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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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获得巨大进步,“旅游景区地域性和旅游地区品牌化”成为趋势,地域化旅游整体文化形象的竞争成为当前旅游竞争的主流。由此,旅游特色形象的策划设计富有特色,成为旅游地域的重要制约因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与形象塑造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分析了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特色,探讨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品牌定位原则和文化旅游形象塑造。旅游品牌定位原则:整合区域资源优势,以公共品牌为主导,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结合。文化旅游形象塑造:塑造多主题形象,树立一体化形象,加强形象传播。
【关键词】品牌定位;旅游形象;西咸地区
陕西省西安、咸阳两市在地理区位上紧邻,文脉相承,西咸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品类多样。长期以来,陕西作为旅游大省一直以西咸地区密集的周、秦、汉、隋、唐时期文化旅游资源蜚声于海内外。本文从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视角来探讨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与其旅游形象的塑造,为西咸地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路。
1、文化旅游资源品类丰富
文化旅游资源从形态上涵盖了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艺术文化旅游等多种形态。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包含以上种种形态,且每一种都有其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周、秦、汉、唐的都城遗址以及帝王陵寝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西咸地区。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西咸地区坐拥阳陵国家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汉长安城遗址公园、秦咸阳城遗址公园等数个,其规格之高、数量之大,居全国首位。在此资源基础上能够引申发掘的与体验各朝代社会文化风情、考古各历史遗址遗存相关的文化旅游产品线路多种多样,不胜枚举。
2、文化旅游品牌认同度高
西安与咸阳本身为全国距离最近的两大城市,在西咸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也呈现出联系紧密、共同完成的频次较高等特征。近年来陕西省对区域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为西咸地区打造出综合配套的东线与西北线旅游线路。其中东线以西安地区秦兵马俑博物馆及遗址公园、华清池、骊山为主要景区,西北线以咸阳地区汉阳陵、茂陵、唐乾陵、昭陵等为主要景区。这两条旅游线路特色鲜明、相对成熟,在广大海内外旅游者心目中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认同度。在此基础上,西咸地区进一步加强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拓宽文化旅游方向,打造文化旅游新品牌,也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1、定位现状
对于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问题,实际上是探讨如何在旅游者心目构建起与其他竞争对手有所区别的形象问题,也是如何以个性化、创新化打造文化旅游产品的问题。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产品本身具备优质的资源后盾与口碑基础,但在整体形象的呈现上还存在着设计不够精心、定位不够明确、传播不够到位等诸多瑕疵。如,西咸地区为数众多的旅游资源皆可称为具备世界级水平,但旅游者普遍认知水平不高,只知兵马俑、乾陵等少数景区景点,忽略其他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难以形成更具特色与创新的优质文化旅游产品印象。这事实上也是缺乏明确的品牌定位与推广的结果。
2、定位原则
根据区域旅游品牌定位的相关理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应综合考虑资源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客源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简单探讨定位的方向:
(1)整合区域资源优势。西咸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与资源基础,但由于整个西咸地区包括两市一区(西安市、咸阳市及西咸新区),在经济运行与政府运作方面区域内有各自的独立性,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也由于利益的独立性而受到相应制约。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必须突破各自为政的窠臼,对区域资源进行优势整合。例如,在推出文化旅游产品时着眼于整个西咸地区,而并非其中的某一市某一景区,应有整体观和大局观。选择以不同的文化主题的形式整合相关文化旅游资源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具体问题留待以后探讨。
(2)以公共品牌为主导。公共品牌的构建可以简单理解为政府的行为与驱动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关系着整个区域的旅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一个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换言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生产主体应是政府。公共品牌的定位需要政府制定长远的、总体性的旅游发展规划,并加强对本地区旅游品牌的推广促进。
目前国务院在西咸地区设立的西咸新区可以成为构建公共品牌的中坚力量,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在行政上综合西安、咸阳之力,一些受到行政区划所限而难以完成的政策层面的问题可以由西咸新区政府在新区范围内尝试进行,其中也包括文化旅游公共品牌的构建。例如,可采用面向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推介活动、面向社会公众的旅游优惠活动、面向区域内旅游企业的税费减免、完善地区旅游交通与环境设施建设、提供更全面与及时的旅游服务信息等方式,推广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优良形象。
(3)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结合。在公共品牌建立的背后,必须有旅游企业品牌的实力支撑。打造一批高水准、高认可度、高知名度的精品景区景点,做强重点文化旅游产品,是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构建的必由之路。以2012年成立的陕西西咸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为例,西咸文旅已启动了“西咸国际文化教育园区”、“北国风光文化旅游中心区”、“新西部影视基地”等重点项目,就是在区域发展的平台上打造强强联合的优秀企业品牌,与公共品牌相结合,进而推进西咸地区整体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除上述外,西咸地区也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品牌正在迅速发展,如主打葡萄酒文化之旅和主题星级酒店的咸阳张裕瑞纳城堡酒庄,拥有多家4A级以上景区、文化主题酒店、文化演艺项目的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区域内企业品牌之间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最终形成良好的联动作用与规模效应,共同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特色化、创新化定位发力。
1、塑造多主题形象
目前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形象塑造,还停留在较为模糊和笼统的阶段。旅游者可能知道秦朝帝都咸阳和十三朝古都西安,但就西咸地区整体的、多样化的文化旅游项目知之甚少。塑造多主题形象是一个可选择的路径,如,唐文化主题下,大雁塔?大唐芙蓉园与唐城墙、大明宫遗址公园、唐乾陵、昭陵等景区整合打包构建唐文化旅游线路;秦文化主题下,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养生温泉、秦腔戏剧等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可以进行归纳策划;汉文化主题下,丝绸之路起点、汉城湖、汉长安城遗址公园、汉阳陵、茂陵、杜陵等有汉文化背景的旅游产品项目可组团呈现于市场;还有西咸民俗风情与民族特色文化主题、西咸特色饮食文化主题等等。这些多角度主题的内涵挖掘、产品组合与宣传推广都大有文章可作,有助于增进目标旅游市场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认知度。
2、树立一体化形象
多主题的旅游形象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各行其道,在进行整体品牌定位的同时,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应树立起一体化的形象。对于一体化形象的设计可以借鉴企业识别系统(CIS)的相关理论,在政府主导作用下,配合有利的旅游发展政策,设计具有较强区域辨识度的视觉识别系统(VIS),利用系列化的视觉符号通过旅游者能够广泛接触的层面,实现文化旅游形象的统一,如,设计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统一的LOGO、各文化旅游主题统一的风格等;还可引入人文识别系统(HIS),通过对西咸地区精神、信仰、知识、艺术、历史、传说、语言、风俗、习惯和人文遗产等特有的人文资源进行整合设计,进而加深旅游者的体验度,感受本地区独有的文化,如,在整理西咸特色文化品牌的同时,利用开展丰富的民间艺术、弘扬当地民俗文化的各种方式与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发掘相结合,将文化旅游活动渗透到当地日常生活中去,重现文化基调,带给旅游者更深刻的旅游感受。对于西咸地区文化旅游一体化的形象塑造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具体操作还应综合考虑行为识别系统(MIS)、理念识别系统(BIS)等的设计,在此不一一赘述。
3、加强形象传播
在塑造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同时,该形象向旅游市场快速、深化地推广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利用传播要素通过构建优质高效的传播途径,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更新形象传播策略,有助于促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不断提升。具体到传播策略,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从传播媒介中,可选择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广告、书籍、影视等传统媒介,也可选择网络、移动客户端等新型传播媒介。以当下受众最广、传播速度最高的网络媒介为例,建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推广的官方网站,在网站页面内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归类,方便公众进行浏览与取得相关背景知识;
西咸地区政府及重点旅游企业也可与腾讯、搜狐、新浪、网易等大型门户网站联合推出文化旅游专门的板块,或借其平台建设电子邮件、论坛、博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向公众发布最新的西咸地区文化旅游活动资讯,使公众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关注到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形象,达到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提高更高层次的认同度。另外,相关数据表明,举办高规格、大规模的节事活动对于区域旅游形象传播有较大的影响力,节事活动能够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人气,使地区旅游活动产生强烈的旅游吸引力,西咸地区打造文化旅游形象也可从大型节事活动找切入点,提升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
总体而言,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基础十分优良,但综合开发利用度还远远不足,旅游产业一体化程度较低,社会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本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选择适当的品牌化战略、塑造优质文化旅游形象任重道远,本文在此仅作粗浅初探,未来学界、业界、政府应共同发力,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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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衔接的主要手段(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作了较详细的理论阐述,并且运用大量的例句作为举例说明,使得学生能够学习、运用这些衔接机制来组织完整连贯的句子。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衔接教学提出一些感想和建议。
关键词:翻译;文化传递;文化差异;不对等性;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事实上,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它绝对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译者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例如在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本文就翻译中词的不对等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几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词汇层面的不对等现象。所谓“不对等”,即指译入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 “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为部分不对等, 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下面就几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等现象进行讨论.
一、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存在差异, 在译出语中存在的代表特定文化的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 如某些西方宗教信仰, 社会风俗, 甚至某一种食物是一个民族, 地区特有的, 不存在于其他民族和地区. 例如:由于文化差异,一个词的概念在英语中可能与汉语中完全不同。将“speaker” 译为“chairman”则不能反映出“speaker”的真实身份和权力。又如“ 拜年 (pay New Year call)”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 特指在中国农历新年时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访, 交流感情.中国人注重社会以及人际之间的交流, 过年时拜年也是几千年来流传的习俗, 而西方人相对独立, 也没有过年时拜年的习惯, 因此没有特定对应的词存在. Pizza 是西方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食品, 有点像中国的馅饼.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缺少这一概念的, 自然是没有对应的词来翻译, 而翻译成馅饼又明显是不合适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英语中的一个单词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却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savour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含义为“西方人在用餐后吃的一点点盐”,我们都知道,食物中含盐是很重要的,但过多又有害,所以西方人在餐后会补充一些,对于这个含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表用相应的词来表达这个含义,在我们汉语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不对等。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 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 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 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 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 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三、颜色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 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 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 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 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 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再如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四、数字的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 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以上是在翻译中常见的不对等问题和例子。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不对等,注意原文的意义和暗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一、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二、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 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 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 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三、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 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 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 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 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 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 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 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 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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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衔接的主要手段(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作了较详细的
理论阐述,并且运用大量的例句作为举例说明,使得学生能够学习、运用这些衔接机制来组织完整连贯的句子。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衔接教学提出一些感想和建议。
关键词 :翻译;文化传递;文化差异;不对等性;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事实上,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它绝对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译者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例如在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本文就翻译中词的不对等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几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词汇层面的不对等现象。所谓“不对等”,即指译入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 “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为部分不对等, 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下面就几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等现象进行讨论.
一、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存在差异, 在译出语中存在的代表特定文化的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 如某些西方宗教信仰, 社会风俗, 甚至某一种食物是一个民族, 地区特有的, 不存在于其他民族和地区. 例如:由于文化差异,一个词的概念在英语中可能与汉语中完全不同。将“speaker” 译为“chairman”则不能反映出“speaker”的真实身份和权力。又如“ 拜年 (pay New Year call)”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 特指在中国农历新年时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访, 交流感情.中国人注重社会以及人际之间的交流, 过年时拜年也是几千年来流传的习俗, 而西方人相对独立, 也没有过年时拜年的习惯, 因此没有特定对应的词存在. Pizza 是西方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食品, 有点像中国的馅饼.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缺少这一概念的, 自然是没有对应的词来翻译, 而翻译成馅饼又明显是不合适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英语中的一个单词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却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savour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含义为“西方人在用餐后吃的一点点盐”,我们都知道,食物中含盐是很重要的,但过多又有害,所以西方人在餐后会补充一些,对于这个含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表用相应的词来表达这个含义,在我们汉语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不对等。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 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 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 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 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 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三、颜色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 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 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 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 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 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再如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p#分页标题#e#
四、数字的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 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以上是在翻译中常见的不对等问题和例子。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不对等,注意原文的意义和暗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一、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二、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 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 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 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三、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 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 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 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 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 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 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 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 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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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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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所表达的相同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然而,由于语言之间的相通性、相融性,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相同事物之间又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共同性。英、汉姓名的异同就是其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其中所蕴涵的深远的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回味与咀嚼的。本文就英汉姓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方法进行粗浅探讨。
姓名的翻译要遵循两个原则:“名从主人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名从主人原则”是指在翻译姓名时,要以该姓名所在国语言的发音为准,而不管该姓名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还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换言之,就是译哪个国家的姓名就要以哪个国家的音为准。如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而不译作“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约定俗成原则”是指有些姓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已经有了固定的译法,就应该继续使用下去,即使有的不够妥帖,甚至错了,但因多年来已为人们所公认和熟悉,这样的译名也该继续沿用,无须另定译名。如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正确的汉译名应是“乔治·伯纳·萧”,但过去该作家的名字一直被译作“萧伯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汉名,我们也只有错误地沿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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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续夷坚志》中,有许多故事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续夷坚志》中的动物故事相关美学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文化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续夷坚志》中的动物故事
《续夷坚志》是元初伟大诗人元好问创作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凡四卷,二百零八篇,书名承南宋洪迈《夷坚志》而来。《续夷坚志》的内容丰富复杂,题材广泛新奇,有战争实况、宗教信仰、精灵鬼魅、山川异物、朋友情义,这部小说全面公正的以小说保存历史,将儒释道三教融入其中,蕴含了作者对生活的全部艺术理解,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其中的动物故事相较于其他的志怪小说而说更加独具特色,值得去深入研究与探讨。
动物故事,是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民间故事。故事中的主要形象是各种被人格化了的动物。在这些动物形象身上,同时又具有动物本身的特点。人类在民间文学中表现动物的故事历程是渊源久远。早在原始社会生活中,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先民的观念中,人和动物还没有截然分开。人们常常以人类自身的思想行为去揣摩动物,想象动物的生活及其性格与心理,对自然界中的动物给以人格化,形成最早的动物故事形态。在后来的发展中,故事所涉及的动物的范围日益扩大,并常常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表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对于动物的理解和认识。在《续夷坚志》这本志怪小说里就有二十四篇动物故事。
1.人变动物
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就有人变动物故事,如著名的“精卫填海”故事。佛教传入后,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观对民间影响甚大,其大旨即众生因自己所造之“业”,根据善恶不同,在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道里如车轮般,转生不息。其中的人、畜生二道也可互相转生。人造“恶业”,下世可能转生为畜生。此类故事在各类笔记体小说中也是十分常见。
恩州刘马三,以钩距致富。尝用诡计取邻舍袁春田。春诉于官,马三出契券为质,竟夺之。春不能平,日为乡天言:“渠诋欺如此,已将为异类矣!”马三亦自誓云:“我果诈取汝田,当如所言也!”泰和二年,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数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纯白,有朱书“我是恩州刘马三”七字。马三素多怨家,竞欲出钱买之。寻为州刺史所取。阖郡皆知。马氏子孙不胜其辱,购而藏于家[1]21。《马三诋欺报》
遂平斗城镇高监,初到斗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绍继。高氏农民淳质,堕其术中,所借钱麦积数百缗。后百方诋欺,一钱不偿。未几,高监死;生一赤犊,腹下白毛成字云:“还债人高都监。”时武州人吴成可罢??丞,闲居此镇,作《牛报文》[1]36。《高监偿债》
刘马三用诡计强占邻人田产,以诋欺受到转生为犬的报应,实在是恶人咎由自取,然而这只是通过小说描绘出的善良人们的愿望,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希望那些诋欺成性者,以刘马三为戒。高监因为省钱欺骗善良的农民,结果到死后也得变为牛犊去偿还生前的欠债。这就是佛教中的因果轮回与报应的现实体现吧。这两则故事也同时告诫要行善积德,切莫因为一时利益而蒙蔽了双眼,恶人终究会得到惩罚。
2.石中动物
石头外表坚硬无比,表面粗糙,历经千万年而沉寂在地下不会腐朽,关于石头的传说也是十分多的,比如远古时期女娲炼石补天,《山海经?中山经》载有“帝台之石”,这种帝台之石是能“祷百神者也”的石头,而且“服之使人不蛊”[2]183。
金门羽客李炼师,和顺人。尝为章庙所召,提点天长观。平生灵异,如金盂出水之类甚多,至八十一事。图于邢州神霄宫壁间。门人王守中欲刻碑以传,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龟,日在几案间驯狎。如是百日,风过失所在[1]36。《石中龟》
“古代人把各种石头视为是力量、生命、富饶、永恒、信义、幸运的象征,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下,石头的原始信仰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结合[2]183”。石头信仰,石头异象在中国的笔记体小说中是十分常见的。正是因为石头所代表的的永恒和坚硬,才使石中的动物可以永久保存。同时龟竟然能在密闭的石缝中长期“冬眠”而不死,也为生物学者提供了研究课题。
3.动物异象
异象一般指的是人类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神秘自然现象,异象的产生是有多重原因的,可能属于偶然的自然现象,也可能是环境变化的影响,亦或者是人为的操作与干预,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目前无法探知的,异象在古代与现代都是存在的,在《续夷坚志》中同样也存在动物异象。
壬寅岁,济源水中鱼飞起,鸟鹊啄食之即堕,人取食,无他异。甲辰冬,安贤镇西南之马陵,平旦无风云,忽空中堕鱼七、八头,不知所来,又比济源者差小。陶朱种鱼法,池中著鳖,不尔则飞去[1]25。《济水鱼飞》
癸卯初,有熊数十万,从内乡、硖石入西南山,衔枚并进。行既远,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群熊自食之。州县有文移传报。予于彰德见之[1]6。《群熊》
《济水鱼飞》中鱼跳出水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鱼儿喜欢戏水,它跳出水面是为了好玩;二是为了躲避敌害,使要吃它的鱼不能抓到它;三是生理上的变化,如许多鱼到了快要生殖的时候,身体里面就产生一些能刺激神经的东西,使鱼处在兴奋状态中,因而特别喜欢跳出水面[3]。而在文中鱼会飞起来可能是由于“鸟鹊啄食”的缘故吧。群熊的大规模迁徙,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可能是由于食物链的断绝和水源短缺等自然环境的变化造成的,由于生态的破坏造成了“群熊自食之”,说明当时河南平原的环境可能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导致了当地动物迁徙。
1.艺术辩证法的内在运用
艺术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艺术创作上的具休运用,它对艺术作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艺术辩证法的丰富和深刻与否,决定着一部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艺术成就的高低”[4]。一般说来,古代笔记小说故事是不大重视艺术辩证法的,这同它本身较为简短,又并非出自作者精心创作或不是有意作小说等原因有直接关系。但元好问将艺术辩证法成功融入善与恶相反的两端,如《高监偿债》这则动物故事中,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凸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在故事中,将高监描写的阴险、狡诈、用欺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恶人,而将被骗的那个农民描述为“高氏农民淳质“,极力凸显那个农民的善良、淳朴,两个人在相互对比的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下,增加了故事的表达效果。
2.因果报应的异化宗教思想
在《续夷坚志》中,有许多故事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的。佛家有三报之说,东晋慧远《三报论》中说:“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5]232”所谓六道轮回,即是生报的结果。但生报、后报都是虚无缥缈的,人们不一定相信。这个故事便来个眼见为实的报应,更增其说服力。在《续夷坚志》的人变动物故事中,大部分都是属于后报,如《马三诋欺报》和《高监偿债》都是马三和高监死后经过了,六道轮回投胎转生为动物的,人的变形超越了时空限制。
3.生态和谐观念的精神内化
在《续夷坚志》的动物故事中,许多都是反映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正是因为人类过度的滥伐森林、滥垦草场,过度捕捞和过分使用土地,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从自然界索取物质和能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只考虑自己的生存,全部努力都在于向自然界索取得更多,以便不断改善自己和生活,常常是以损害自然界生存为代价去实现自己的生存。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将他自己朴素的生态和谐观念内化在故事之中,从中可以反映出元代人们就注意到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在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中,动物故事形式短小,结构单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是把人的思想行为结合动物的生活习性特征,使之浑然一体,并赋以生动的趣味在动物故事中,对有关动物的形体、习性特点等大多作出准确、生动、形象、具体的描写。即使是带有明显教训寓意的作品也都与动物本身的特点十分贴切自然生活,与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主题和谐统一。而且在其中充分运用了多重艺术表现手法,将文化生态美学观念都在其中得以展现,是金代文坛思想的一个折射,同时也体现了元好问晚年对生命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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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结果显示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以负面居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主要有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和媒体宣传手段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美国主流媒体;跨文化
一、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皆有对此形象进行“自定义”的可能。因此,他国公众尤其是他国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对一个国家的报道和评论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中国值得庆祝的两项重大事件。西方媒体对这两大事件所进行的报道,无疑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美国《纽约时报》,CNN,VOA三家主流媒体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对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因素进行探索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纽约时报》, CNN, VOA 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为分析素材,通过分析文本中的词语,句子来解读中国国家形象。选取《纽约时报》是基于这份报纸至今已由百余年历史,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高级报纸,素以信息灵通、言论权威著称。CNN同样是美国重要的主流媒体,每天24小时的全球直播新闻报道,对于公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深远的影响。VO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每周向世界各地广播1300多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听众一亿多人。因此这三家媒体在美国众多媒体中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三、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报道的文本分析
据相关资料整理统计显示,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6篇,CNN 4篇,VOA 2篇,共计12篇。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8篇,CNN 1篇,VOA 5篇,共计14篇。分析结果表明,《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负面报道。总体来说,这三家主流媒体对这两项重大事件的报道,内容选取具有偏向性,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不予以重点报道,而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大肆渲染。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中国的腐败问题,台湾问题,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这四个方面进行内容分析。
1.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多以强权专政的形象出现。报道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或是一笔带过或是避而不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丑化。
以《纽约时报》于2011年6月30日一篇名为“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的报道为例。在这篇报道中出现: “a bit like many 90-year-olds”; “increasingly infirm, fearful,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to prolong life, but overwhelmed by the complexities of managing it.” 文本中将中国共产党类比为“日渐衰老的90岁高龄老人”,“内心充满恐惧,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寿命,但在处理复杂事情过程中总是被压垮。”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老人是脱离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年轻人不愿意过多与老人交谈接触①。因此《纽约时报》把中国国共产党比喻为90岁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美国读者的误导。
CNN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China can not confront truth of century-old revolution”中,多次使用 “low-key celebrations(低调庆祝)”来形容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low-key”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为“not intended to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其中“intended(意图)”有主观愿望的感情色彩,所以“low-key”一词不单意味着“低调”,实则暗指主观上的消极态度,所以CNN一定程度上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没有积极主动承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同时,CNN指责当前中国政府全完抛弃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民主与个人自由。“1911 was a revolution inspired by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personal liberty. Those ideals are cynically disregarded -- or brutally suppressed -- by China’s present government.(直译:辛亥革命是一场追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革命,而这些理想被中国当前政府无情地抛弃和残酷地镇压了)”。
而《纽约时报》也指责中国当前政府忽视民主和个人自由。其中的一篇报道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They want you to remember what they want to tell you, and not what the truth is, whether you know already or not. And even after you know, it still doesn’t matter.”(直译:他们只想让你记住他们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非事实真相,无论你知道与否,即便你知道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一味向民众灌输一切信息。
2.中国的腐败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都对中国的腐败问题予以关注。2011年7月2日《纽约时报》和CNN的两篇报道中都分别提到了胡锦涛同志在建党__周年大会上关于腐败问题的讲话。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原文如下:“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纽约时报》对于讲话的翻译为“The course of 9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tells us that resolute punishment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ill decide where people place their faith and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the party.”虽然从翻译内容上来看,忠于原文,较为客观,但是从新闻内容的选取上却是具有偏向性的。例如“corruption”一词在整篇报道中出现3次,较之其他主题,出现频率较高。
而CNN的报道中则翻译为“Chinese communists need to fight corruption if China’s ruling party is to survive, China’s president said Friday.”翻译中使用到了“if”语句,if语句是指c语言中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真或假)决定执行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if的返回值为真或假。原文的意图是在说明反腐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if语句的使用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能否生存的唯一条件就在于反腐败的成功与否。翻译文本在措辞上强化了中国的腐败问题。
3.台湾问题。
VOA在报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五篇新闻中有四篇涉及到台湾问题。在纪念辛亥百年活动期间,台湾问题在中国大陆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在题为“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和“China Marks Centennial End of Dynasty With New Call for Reunification”两篇新闻报道中,题目中纷纷出现的“reunification(统一)”一词,意在强调两岸统一的问题。
其中“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一文,分别重述了胡锦涛和马英九的讲话。台湾问题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原文中所占份额较少,而在VOA的这篇报道中,虽然陈述较为客观,但台湾问题则成为重点话题。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原文为“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而VOA对马英九讲话的重述为 “emphasized values that differed from his mainland counterpart.(重点强调了台湾不同于大陆的价值观)”和“called on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remember Sun Yat-sen’s founding ideals of China as a nation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he urged Chinese leaders to, in his words, "bravely march" in that direction.(直译: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建国理念:自由、民主、民生。同时他呼吁中国领导人朝着这个方向勇敢前进。)”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马英九讲话原文中,在价值观问题上倡导“彼此激励,相互提升”,而非报道中所强调的价值观的不同。报道中有关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理念的言辞在马英九讲话的原文中没有体现。
4.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民间活动中,“唱红歌”现象尤为突出。美国媒体也对此现象给予了关注。在这个题材的报道上,VOA 和CNN保持了高度一致,报道内容均较为客观。以 2011年6月30日VOA在一篇题为 “Chinese, Young and Old, Sing Communist Party’s Praises”的新闻报道为例,记者采访了景山公园中唱红歌的老老少少。报道中提到中老年人对唱红歌有着极大的热情,认为可以通过唱红歌来表达其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而对年轻人的采访记录,似乎显示了年轻一代对唱红歌热情不高,“ they would be more comfortable with a songbook that helps remind them of the correct words.(直译:他们更喜欢有一个歌词本来提示歌词)”。报道中男女老少欢声笑语,高唱红歌的场景似乎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们十分满意当下的生活,对党和政府充满着感激之情。这篇报道中,较少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四、 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显示,《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出现负面的中国形象。总体来讲,这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这两件大事的报道基本以负面新闻为主,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而从跨文化学科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优势民族意识形态对美国三大主流媒体有着深远影响,他们习惯从美国人固有的思维角度出发,从事着看似自由民主的新闻报道活动,实际上却参照他们的宗教观念、世界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评判别国的标准,与其保持一致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和愚蠢的。这种现象即是跨文化学科领域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为“在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全球化社会,我族中心主义者,常因文化优越感(cultural superiority)的作祟,认为多元文化是引起族群不安的元素,因此试着以自己的文化作为事情判定的标准,并且忽略或刻意摒除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利益。”②
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报道中,三家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忘却辛亥革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这种偏见的产生是由中美两国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而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对错之分。美国以本国对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来评判别国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行为。
其次,这三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报道与历史原因是息息相关的。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种敌对心理,这种思维定势发展到今天也有一定历史的承袭,从而决定了主流媒体的基本定位、立场和倾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报道便成了这种历史“惯性”的牺牲品。即便是冷战后,这种刻板印象依然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有所体现。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多用贬义、负面的词句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不仅是由于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更是因为冷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敌对心理的延续的结果。
再次,《纽约时报》,CNN和VOA虽然在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媒地位,但在媒介选择多元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地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无疑仍是他们生存的根本。这三家媒体对中国这两大事件的报道中多用激进的语言和负面的形象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这种营销策略一方面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五、结语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CNN和VOA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较为负面。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支配及特定的媒体旨趣,西方媒体对中国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但是,中国局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确不如人意,同时中国方面有时不能提供细致和全面的信息服务,新闻透明度不够也是造成相关新闻负面报道的原因。这就需要我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在自身形象建设方面加快步伐,转化劣势,逐步改善中国在他国政府和民众心中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2]滑明达,《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魏娟,《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解读—以美英法主流报纸对中国60周年国庆报道为例》,传媒观察,2010年1月。
注释:
①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9.
②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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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审视莎士比亚罗马剧《科利奥兰纳斯》中母亲的形象,探究其文化渊源。由于父亲位置空缺,从而放大母亲的角色,让母亲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起的作用最终导致悲剧行动。莎士比亚将女性从边缘位置放到中心,使她成为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角色之一。本文阐释导致这类母亲形象的文化根源,以及莎士比亚保守的女性观。
关键词:莎士比亚 科利奥兰纳斯 母亲形象 文化渊源
《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故事来源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剧中冲突焦点介于母爱本能和荣誉崇拜二者之间,人类本能的亲缘之爱和个人的社会责任间的鲜明冲突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该剧实际上是罗马文化背景下由于嬗变的人性而导致的家庭悲剧。在古罗马,追求荣誉是个人生命史上的最高理想和标准,狂热的对荣誉的崇拜让一个“优秀的令人敬佩的母亲错误地教育自己的儿子”[1]220。罗马文化中英雄和荣誉备受崇拜,科利奥兰纳斯这个无敌可挡的超人战士最终被强烈的血亲之情推上死亡之路。人性中本能的母爱与后天习得的文化性紧密交织在一起,将主人公推向死亡的边缘。《科利奥兰纳斯》剧中人物伏伦妮娅正是莎士比亚塑造的“强母”形象的典型。
《科利奥兰纳斯》这部剧备受批评家的赏识。著名莎士比亚评论家布拉德雷认为,“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普遍意义,相互冲突的力量是构成人性永恒的基本要素”[2]198。英国戏剧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对这部剧的评价极高,他认为《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的“最优秀戏剧”(the finest comedy)[2]354。艾略特(T.S.Eliot)和米德尔顿・缪瑞(J.Middleton Murry)被这部剧极大地吸引着[3]227。然而,维德汉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在《狮子和狐狸》(The Lion and the Fox)中则认为科利奥兰纳斯是他的母亲伏伦妮娅培育的一个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在莎士比亚塑造的所有英雄中,科利奥兰纳斯是最没有感情的人,尽管他在战场上无所畏惧,完全有能力胜任战场上的领导职位,但除了战场上的勇敢外,他似乎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小男孩(school boy),热衷于荣誉和社会殊荣,一贯无知的骄傲,不懂得灵活自如地变通,他就像一台机器永远按照方式运转,因此他认为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残忍又愚蠢的孩子[1]218-219。
《科利奥兰纳斯》剧情焦点涉及罗马单亲家庭,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父亲的位置空缺,母亲伏伦妮娅是个干预社会事务、忽视“父亲之名”的“强母”。只有科利奥兰纳斯一个儿子,她没有第二个孩子(no second brood)[7](5.3:162)。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剧中的伏伦妮娅的原形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描述,但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形象的塑造和普鲁塔克有些区别。普鲁塔克对伏伦妮娅的评价体现在科利奥兰纳斯为了取悦母亲,在战场上赢得更多荣誉从而实现母亲愿望,普鲁塔克提到伏伦妮娅在自己的儿子被放逐的时候被动而伤心地送别儿子的场景,还有在儿子事业终点时,母亲为了罗马的利益见儿子时作为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再次出现,普鲁塔克并没有强调伏伦妮娅是如何执著地给科利奥兰纳斯灌输古罗马的英勇品质。而莎士比亚对《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伏伦妮娅的描述是在普鲁塔克基础上的创作,强调伏伦妮娅在儿子事业中起到的作用,更突出伏伦妮娅作为已婚妇女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以及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力。卡普拉・库恩(Koppelia Kahn)认为在此剧中“莎士比亚让父亲的位置空缺,从而放大母亲的角色,让母亲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起的作用最终导致悲剧行动”[4]147。莎士比亚将女性从边缘位置放到中心,使她成为影响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角色之一。欣赏这部剧的读者没有哪个感受不到这位母亲对儿子与众不同的爱和对他的控制与影响。
《科利奥兰纳斯》的第一幕,莎士比亚就设计了冲突动机,一群民众因为没有食物不能填饱肚子,所以集结到街上闹事,他们选出科利奥兰纳斯作为攻击对象,并提到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伏伦妮娅,尽管戏剧的一开始伏伦妮娅并没有出场,然而她的名声似乎人人皆知。
市民乙 你特别提出卡厄斯・马歇斯作为攻击对象吗?
市民甲 我们第一要攻击他;他是出卖群众的狗。
市民乙 你想不到他替祖国立下什么功劳吗?
市民甲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愿抹杀他的功劳;可他因为过于骄傲,已经把他的功劳抵消了。
市民乙 你不要恶意诽谤。
市民甲 我对你说,他所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虽然心肠仁厚的人愿意承认那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他只是要取悦他的母亲,同时使他自己可以对人骄傲;骄傲便是他的美德的顶点。
在剧情一开始,莎士比亚就让知情的民众揭示出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和他母亲伏伦妮娅的关系,以及罗马民众对这位母亲的印象。他曾为国家立过汗马功劳,但他的骄傲足以让人忽视他的功劳,他为国家服务的动机只是让自己更骄傲,最重要的是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母亲。令人好奇的取悦自己的母亲,他丝毫不关心自己的感受,一切都顺从自己的母亲。正因为剧中科利奥兰纳斯的父亲位置空缺,所以母亲伏伦妮娅代替父亲的身份,反映出罗马文化中女性作为母亲时享有很大的权力。“希腊妇女通过养育儿子为国家服务,而罗马妇女养育儿子被认为传播文化的一种基本手段”[4]147。伏伦妮娅在剧中的身份是双重的,她以母亲的身份孕育并生养自己的儿子,但在执行父亲角色时,她遵从的仍是主流意识形态,好战的罗马文化让她崇尚勇武、崇拜荣誉和男子汉气质,对荣誉的追求给予她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她不会错过罗马能提供给她进入政治领域的机会,儿子就是提在她手中的木偶,通过对儿子的控制完成自己的心愿,她说:“我已经活到今天,看见我的愿望一一实现,我的幻想构成的美梦成为事实。”[7](2.1:205-06)由此可以看出伏伦妮娅教育儿子的目的确定不疑,毫不含糊,她想让儿子完成自己的理想。 在第一幕第三场,伏伦妮娅和儿媳维吉莉娅出场的谈话就提到科利奥兰纳斯,伏伦妮娅对儿媳讲述儿子的成长过程:
伏伦妮娅:媳妇,你唱一支歌吧,或者让你自己高兴一点儿。倘然我的儿子是我的丈夫,我宁愿他出外去争取光荣,不愿他贪恋闺房中的儿女私情。当年,他还只是一个身体娇嫩的孩子,我膝下还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的青春和美貌正吸引着众人的注目,就在这种连帝王们的整天请求也都不能使一个母亲答应让她的儿子离开她眼前一小时的时候,我因为想到名誉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多么重要……所以我放他出去追寻危险,从危险中博取声名。我让他参加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橡叶的荣冠……
维吉利娅:婆婆,要是他战死了呢?
伏伦妮娅:那么他的不朽声名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裔。听我说句真心话:要是我有十二个儿子,我同样爱着他们,就像爱着我们亲爱的马歇斯一样,我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7](1.3:6-26)。
在此,似乎伏伦妮娅的荣誉追求和个人情感之间没有一丝冲突迹象,在和儿媳的对话中,她违反常情地没有展示女性应有的母性,她没有一丝一毫给予儿子温柔甜美的母爱。莎士比亚通过维吉莉娅直率的反问强调伏伦妮娅的无情与刻薄,她把荣誉看得比儿子的性命更重要,为了获得荣誉宁愿送儿子到战场上接受生死未卜的命运,也不愿让他享受闺房中的儿女私情。作为母亲的她在自己的孩子还身体娇嫩(tender-bodied)的时候,并不是让孩子留在身边照顾他、保护他,给予儿子一个母亲应有的温暖,而是送他上战场。
伏伦妮娅是一个热衷于战争、留恋战场的女性。从社会或文学史角度考察,母亲与战争的互动源于古希腊。“在西方文化的战争叙事中,女性通常在家里,男性出去打仗是为了保护女性,女性天生需要男性的保护,而男性天生就好战和勇敢”[4]145。虽然作为母亲的伏伦妮娅在家里,可她更需要儿子从战争中带回来的荣誉,她更向往参与政治事务,她培育了一个实现自己意愿的机器。进化心理学高级讲师兰姆伯特认为,“一个合格的好母亲应该给予孩子安全、爱、温暖、热情、身体接触,这样的母亲一定会使孩子与母亲及孩子未来的伴侣之间的关系处得更融洽”[5]41。可是剧中的伏伦妮娅不是给儿子提供安全的环境而是在他年龄尚小的时候就让他出去冒险,并参与战争,孩子过早地离开母亲的关爱与保护,只有在自己从战场上凯旋时,才会看到母亲。弗洛姆曾说母爱是无条件的,但读者眼前的伏伦妮娅的母爱却是有条件的,她爱自己的儿子,可是她更爱儿子为她带回来的荣誉,科利奥兰纳斯就像一个为母亲积攒荣誉的器皿一样,用自己身上的伤口证明自己的功劳,每一次新增加的伤口都让他的母亲感到兴奋,当儿子打了胜仗即将凯旋,母亲听到儿子受了伤时,并不是关心儿子的伤势如何,而是感到无比欣慰,她说:“啊!他是受伤的,感谢天神。”[7](2.1:125)对这样的母亲读者也许感到厌恶和震撼,但不得不佩服她的牺牲精神,从个人利益出发,孩子作为自己基因和生命延续的载体,以及母亲与孩子朝夕相处的感情,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保护孩子的性命更重要,并且每一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幸福。实际上孩子的死亡频繁发生在人类生活中,甚至在医学较之前几个世纪更发达的二十世纪,婴儿或孩子的死亡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会给母亲带来比父亲更无法承受的痛苦。可伏伦妮娅是个性极强的母亲,她如果有十一个孩子为国家光荣而战死也愿意。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说,伏伦妮娅无疑是一个伟大无私的母亲,但她的冷漠无情违反人类母亲的本性。在古罗马,年轻人就是为流血而生,为服务国家而生的,作为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伏伦妮娅生活在古罗马崇拜荣誉的环境中,她对儿子爱的反常充分体现了她替代父亲身份反映的罗马价值。这是古罗马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赋予人们的价值观,他们不顾自己性命而崇拜荣誉,对国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们的爱超越血缘亲情之爱。作为贵族已婚妇女的伏伦妮娅遵循古罗马的主流价值观,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军人,通过战场上的非凡表现取得的功绩就可能有机会争取元老院执政的职位。这是一个强势的母亲,莎士比亚将伏伦妮娅的影响力几乎分布在科利奥兰纳斯出现的每一个关键时候。
在第五幕,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后投靠敌人,他的母亲作为使者,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到敌营劝说儿子手下留情,不要进攻罗马时说:“没有一个人和她母亲的关系更密切了(There’s no man in the world more bound to’s mother)。”[7](5.3:158-59)“bound”一词表明母子之间有具体的道德义务,她接着以责备口吻说:“你从来不曾对你亲爱的母亲表示过一点孝敬。”[7](5.3:160-61)母亲“却像一头痴心爱着她头胎雏儿的母鸡似的,把你教养成人,送你献身疆场,又迎接你满载光荣归来”[7](5.3:162-64)。根据母亲的意思,“bound”暗含孩子应该感谢母亲的照顾、培养和教育,后代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只是道德和法律的义务,更是一种自然的血亲之间情感上的连接,这种感情证明儿子的成长受惠于母亲的付出,因此孩子有义务偿还父母的养育之恩。儿子与母亲不但有情感上的连接还有身体的连接。第五幕,当伏伦妮娅刚出现在奥菲狄乌斯的军营,科利奥兰纳斯看见母亲带着一家人正朝自己走过来时说:“我的妻子走在最前面,跟着她来的就是塑成我这身躯的高贵模型(then the honored mold wherein this trunk was framed)。”[7](5.3:22-3)同一个词mold在第三幕中也出现过,指的是“马歇斯自己的身体(This mold of Marcius)”[7](3.2:103)。Frame一词在第五幕重复出现过,伏伦妮娅倍感欣慰地说:“你是我的战士;你这雄伟身躯上的一部分是我的心血(Thou art my warrior;I hope to frame thee)。”[7](5.3:62-3)Mold一词可以当“模子”理解,用“模子”可以复制和样品一模一样的东西。科利奥兰纳斯将母亲的身体当做塑成自己身体的模子,这说明他和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在此暗含母亲对孩子的孕育过程,母亲的子宫如同肥沃的土壤,不但有能力形成胚胎还能让其健康成长。和父亲一瞬间的投资相比,母亲孕育孩子的开始充满艰辛,当婴儿刚出生时,胚胎还没有发育成熟,新生儿显得非常柔弱,“完全不能自理的人类婴儿要面对漫长的成长和成熟之路,没有任何一个婴儿可以独自走完这条路……如果没有一个体贴、负责和充满爱的母亲的照顾,婴儿就不可能存活”[5]28。
从伏伦妮娅一句“却像一头痴心爱着她头胎雏儿的母鸡似的,把你教养成人”来看,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她和所有普通母亲一样呵护自己的孩子,她爱自己的儿子,她给予孩子安全、温暖、和爱,像一个走到哪里都护着自己雏儿的母鸡一样,这种比喻形象地赋予伏伦妮娅母爱的本性。在儿子漫长的成长之路上,她将儿子“教养成人”,她培养儿子的目标就是“送你献身疆场,又迎接你满载着光荣归来”。所有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一生幸福,伏伦妮娅在儿子稍大时却将他早早送到那生死未卜的战场上,而自己满足于收获由儿子的性命换来的光荣。
毋庸置疑,伏伦妮娅对儿子的爱是变化的,儿子小时候,她可以给予一个平常女性本能的母爱,然而在儿子以后成长岁月里,没有平等、尊重和自由选择权的母爱是失败的。她只培养了他一身勇气,使他成了一个“理想的军人”,就连他的“威严的怒容”和“雷鸣一样的声音也会使敌人丧胆,就像整个世界在害着热病而战栗一样”[7](1.4:59-62)。在伏伦妮娅看来,她自己就是儿子的模子,她说“你的勇敢是从我身上得来的”[7](3.2:128),是她遗传给儿子勇敢的品质。然而她对儿子讲到自己的孙子时却说:“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指小儿)等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会完全像你一样。”[7](5.3:67-9)根据伏伦妮娅的逻辑,她儿子是她的缩影,她的孙子又是她儿子的缩影。在父权社会,显然强调的是父亲的影响力,孩子与父亲之间的相似性更多。伏伦妮娅很显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她以父亲的名誉在养育自己的儿子。
罗马通过征服其他城市存活下来并逐渐变得强大繁荣,罗马人通过征服敌人获得成功和荣誉,罗马鼓励和赞美个人军事能力,强大的军事能力让罗马变得更繁荣兴旺,同时对外来威胁形成一种震慑作用。科利奥兰纳斯身上体现出的勇敢美德,包括他的对手在内的所有人无不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在罗马对外战争中,他用自己勇敢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这种有勇无谋的果敢在国内和平时期是无用武之处的,因此可以看出她母亲输入给他的一些价值观是片面的。秉持国家大权的元老院执政是他母亲一生追求的最高和最终理想,伏伦妮娅曾说:“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罗马一定会把它加在你身上的。”[7](2.1:207-08)由于他在战场上卓著的功绩,元老院的议员和市民都同意选举他为执政,如果他被顺利选上,那么他母亲的一生就没有遗憾了。因此,为了实现他母亲的愿望,科利奥兰纳斯被迫走上罗马民众聚会的广场,参与当选执政官的社会角色。
伏伦妮娅狂热地崇拜荣誉的行为和追求权力的野心使她盲目地对待亲情,作为一家之主,她有责任延续她们家显赫的地位,她要让儿子继承他们先祖的荣耀,她的欲望源于要适应罗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人性中由后天习得的文化战胜了人类生而具有的天性,这种异化的母爱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美国心理历史学家摩斯(Lloyd de Mause)收集了大量证据证明以前存在杀死和抛弃孩子的例子。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情感除了本能的爱以外,还受习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伏伦妮娅显然是受了罗马当时主流文化的影响,迫使孩子过早地离开家庭,参加战争,他的勇敢为他赢得令母亲感到光荣的古罗马凯旋式,他身上的伤口曾带给母亲很多快乐和兴奋,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让母亲感到无比骄傲。可伏伦妮娅并不关心儿子的心理成长是否健康,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矛盾体,他既是一个非凡的勇士,又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小男孩,对任何事他都强烈地依赖于母亲的批准,从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的需求或追求是什么。根据心理学家鲍比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依恋行为源于婴儿为了适应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与主要监护人即母亲的互动,孩子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连接会持续存在,而且在决定孩子成人以后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6]224,232。个人作为单个的有机体,总是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特性和有别于他人的身份,但同时人是社会动物,他追求的荣誉与权力必须依靠其他人的评价和同意,他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和别人的期望是矛盾的,最终他失败了,遭到被放逐的命运。科利奥兰纳斯过分依赖母亲,他的母亲显然代表了罗马的崇拜军事荣誉的准则。然而,这样一个勇敢的男孩不适合在罗马生活,在罗马这样一个处处腐败的城市,充斥着反复多变的市民、自私的护民官、满嘴谎言的罗马贵族,在这个城市里说谎的人更容易获得权力,而科利奥兰纳斯这样正直勇敢的英雄却无路可走,只有接受被放逐的命运。科利奥兰纳斯在战场上能打败敌人,却不能控制他的命运。他代表的是过去和传统,在面临变化和新的社会秩序时,他不能转变角色适应这种变化。他的悲剧在于不是光荣和尊严地死在战场上,而是悲惨地死在异国他乡的广场上。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人类爱的最初形式,“强烈的父母之爱是爱的进化的开始”[5]16,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在古罗马文化中,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文化熏陶下的对荣誉的爱交织在一起。伏伦妮娅爱自己的国家,崇拜荣誉,也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对国家的热爱要求她牺牲自己的孩子。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展示了遥远的异国过度膨胀的文化与人类与生俱来的亲情之爱之间的矛盾。他塑造的伏伦妮娅这一个性鲜明的“强母”形象既展示了他对“复杂嬗变的人性”的理解,又证实了他不可能超越当时历史范畴和所处文化氛围的保守女性观。
[1]Lewis,Wyndham.The Lion and the Fox.Reuben Brower, ed. New York: Signet Classic,2002.
[2]Brower,Reuben. Hero and Saint: Shakespeare and the Graeco-Roman Heroic Traditio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
[3]Traversi,D.A. An Approach to Shakespeare. Reuben Brower, ed. New York: Signet Classic,2002.
[4]Kahn,Coppelia.Roman Shakespeare:Warriors,Wounds, and Wom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5]Lampert,ADA. The Evolution of Love. London: Westport, Connecticut, 1997.
[6]Bowlby,John.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7]Shakespeare,William. Coriolanus. Reuben Brower, ed. New York: A Signet Classic,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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