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为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应当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对生命科技犯罪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生命科学技术获得了突破式发展，基因治疗、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等广泛地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给人类社会增添了巨大福祉。然而，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及法律问题，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防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科技犯罪作为生命科技发展所伴生的一类犯罪现象，近年来正以越来越高的发生率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应对这类犯罪的挑战，便成为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立法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在国际刑事立法逐渐趋同化的背景下，比较研究方法无疑将是我们研究生命科技犯罪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基本手段。比较研究方法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也是推动我国刑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种很有力的工具和手段。而从哲学上来说，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彼此具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以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并在分析、归纳和综合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结论，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比较，才能发展。”[1]在法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比较研究也已成为我们了解和完善研究对象的一种内在需要，现行刑法中的绝大多数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都是比较和借鉴国外刑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以此为立足点，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进行比较研究，便成为本文的主旨。

一、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生命科技犯罪是由生命科学技术进步所引生的一种犯罪，它是指与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承，主要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产生或者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生命科技法律关系等重大后果的一系列行为及与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用有关的各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总称。[2]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一个显影，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最集中反映。从世界范围的相关立法实践来看，不少国家或地区都在其立法中设置了不同形式的一些生命科技犯罪，并配设了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其基本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刑法典模式，如西班牙、俄罗斯、芬兰、蒙古等，这些国家大都直接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明文规定在本国刑法典之中。如《西班牙刑法典》对“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之规定，《俄罗斯刑法典》关于“故意摘取活体器官犯罪”的规定，以及《芬兰刑法典》关于“基因技术罪”的规定，等等。二是专项单行法模式，如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摩洛哥以及我国香港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针对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制定了专门的单行法，在单行法中规定了其刑事责任，如英国1985年的《____ 协议法案》关于商业____犯罪的规定、1990年的《人工授精与胚胎移植法案》关于非法开展胚胎移植犯罪的规定、摩洛哥1995年的《有关捐献、采取及使用人血的第03-94号法律》关于非法采血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的《统一组织捐献法》关于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组织及其刑罚的规定、我国香港地区的1995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2000年的《人类生殖科技条例》中有关人体器官商业犯罪与辅助生殖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此外，这些国家的判例中还确立了一些具体形式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三是刑法典与专项单行法相结合模式，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中，仅规定了个别生命科技犯罪，而更多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则被规定在了专项单行法中。以日本、意大利为例，日本的刑法典中并没有就器官移植及克隆人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出任何规定，而仅规定了作为传统生命科技犯罪的医疗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然而，在其1997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以及2001年6月开始实施的《禁止克隆人法》中却分别专门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以及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出了规定，且规定了多个罪名。在意大利，《意大利刑法典》分则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在生命科技领域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大量的这类行为是由特别立法加以列举的，比如在环境保护、食品卫生、海关监控等领域，而将这些特殊领域的生命科技犯罪放在专门法中调整，“主要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因为对这些特殊领域里的犯罪的认定，往往同‘非刑事规范’有密切联系。”[3]

总体而言，受制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与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国伦理观念、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生命科技活动的刑法介入还没有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立法模式，而在对于将哪些危害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行为界定为犯罪的问题上，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也都还处在争论与探讨之中。

二、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理念分析

“如果说科学创新是充满激情的足球运动员，而法律则是这场激情游戏的黑衣裁判。他既要保持运动员的创造力，又要阻止运动员犯规。”[4]在生命科技发展方面，法律一方面要采取各种制度措施以严防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严防生命科学技术滥用的同时，为生命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与健康发展提供保护。这使得法律在应对生命科技发展时经常会陷入矛盾的状态，面对生命科技所可能会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它不得不认真加以权衡，以便通过设置最为科学的制度，并利用最为适宜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其规范和保障生命科技发展的目标，保证将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刑事责任制度作为法律的一项重要构成内容，显然也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而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刑事立法者必须在严守一定理念的基础上，恰当地设置各项具体刑事责任制度，以保证刑事责任的设置既足以严厉，从而得以有效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又能够严守罪责相应原则，不至于因滥用刑罚而束缚了生命科技工作者的手脚，以致阻碍了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从各国立法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设置来看，笔者以为，权益保障与风险预防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与地区生命科技刑法及生命科技一般法的基本理念。

（一）权益保障理念

“时至今日，无论是政治、法律问题，还是经济、军事问题，无不与人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时必须予以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来保护人权，也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刑法具有保障法的特性，其对人权的保护早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5]在各国刑法及生命科技法中，权益保障的理念突出体现在针对人身权益侵害的各项刑事责任制度中。

1．针对人生命健康权的刑事责任制度

对人的生命健康权进行保护是各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基本目标，为此，各国立法尤其是刑法毫无例外地都将剥夺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并规定极为严厉的刑事责任。伴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以生命科学技术为手段的、针对人们生命健康权而施以侵害的犯罪逐渐产生，如利用基因技术杀人、利用生物制药技术伤人、利用脑死亡判定技术或无痛苦致死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谋取他人器官而杀人等，这类犯罪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阻碍。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便成为应对这类犯罪的“防护门”，而各国刑法中有关杀人罪．、伤害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充任了这种“防护门”的角色，在防范和打击针对他人生命健康权侵害的生命科技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针对人身体完整性保护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方面，各国立法除了重视对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之外，也尤为重视对人身体完整性的保护。为此，很多国家的刑法或相关生命科技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有关直接针对人体完整性侵害的犯罪。《澳门刑法典》第三章就专章规定了“侵害身体完整性罪”，对侵害他人身体完整的行为（包括侵害他人身体完整的生命科技活动）进行了规制。不仅如此，《澳门刑法典》第136条还将“造成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作为加重“堕胎罪”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6]而《法国新刑法典》也在其第五卷第一编第一章的第二节中专节规定了针对人身完整性侵害方面的犯罪。

3．针对人自主权保护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为数众多的生命科技犯罪中，有一种犯罪直接关涉受害人的自主权。通常而言，如果行为人的致害行为事先征得了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是应权利人自主、自愿的请求而为之，则这些行为将或不构成犯罪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虽构成犯罪但将只承担相对比较轻的刑事责任。例如，《澳门刑法典》第162条之规定就是一例，[7]根据该条之规定，对妇女实施人工生育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将取决于行为人所为的人工生育行为是否事先征得了作为权利人的妇女之同意，如果行为人事先征得了权利人的同意或应权利人主动请求而实施，则其行为将不构成犯罪，依法也不承担刑事责任。该法典第136条第1款规定的“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显然也属于这种情况。《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条所规定的“未征得妇女同意实施生殖活动的，处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从事职业、担任公职及担当任务1至4年的权利”，无疑也充分体现了对受害人个人意愿的尊重，不仅如此，在对“未征得妇女同意实施生殖活动罪”的处罚方面，《西班牙刑法典》同样体现了对作为受害人的妇女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因为依据《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条第2款的规定，本罪由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告诉的才处理。这就意味着，在是否将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被害人具有自主选择权。《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 170)条规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强迫受孕罪、第268. 18(1）条规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强迫绝育罪等也都以“违背受害人意旨而施以强迫”作为构成犯罪的法定要件及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8]此外，在一些国家的法律或刑法典中，医生应权利人请求而对其利用无痛苦致死术而剥夺他人生命的，加害人通常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在已通过安乐死法案的荷兰、比利时）或仅被追究较轻的刑事责任。例如在瑞士，故意杀人的，要判处5年以上的重惩役，[9]但出于同情且经被害人同意而杀人的，则仅处以监禁；[10]而在德国、丹麦，其刑法典也都作了类似规定。[11]这些显然也都是各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注重保护权利人自主权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风险预防的理念

生命科学技术是一种直接关涉人们生命健康与尊严的高风险科技，它所显现出来的社会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其运用不当，将不仅会给个别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且可能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应当起到防范生命科学技术滥用从而避免其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的基本作用。为此，刑法还必须将风险预防作为自己的理念，并依据风险预防的需要去具体设计各项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以此防范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为了贯彻风险预防的理念，各国立法针对各种高风险的生命科技活动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刑事责任制度。

1．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刑事责任制度

风险预防在各国生命科技刑法中的最突出体现是各国立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严厉禁止。事实上，对于生殖性克隆人是利还是弊，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但考虑到生殖性克隆人对人类传统生殖繁衍方式及生命伦理所带来的难以预测的毁灭性冲击，各国立法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并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为此，无论是日本国会2000年通过的《克隆技术规制法》，俄罗斯政府2001年批准的《暂时禁止克隆人法案》，美国众议院2001年通过的旨在禁止克隆人的法案，还是澳大利亚2002年制定的《禁止克隆人法案》，抑或是法国议会2004年8月通过的《生物伦理法案》，等等，都明确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将其规定为犯罪而予以惩治。在美国，从事生殖性克隆人及其相关研究的，最高可被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而在澳大利亚，这类行为最高可被科以15年有期徒刑。不难看出，在各国立法中，这类犯罪的刑事责任之重，丝毫不亚于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刑事犯罪。这不难反映出各国刑法在对待生殖性克隆人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2．严惩商业化行为的刑事责任制度

尽管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而导致了各国在对各类生命科技犯罪的犯罪性及刑法介入规范这类犯罪之广度与深度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有一点上，各国却几乎无一例外的相同，即严格控制人体构件（body parts）的商业化运作。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出于防范人体构件商业化操作所可能给生命伦理带来的负面效应之需要。为此，在各国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几乎都针对大量商业化的生命科技犯罪而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法国新刑法典》规定的“付款从人身上摘取组织、细胞或人体所生之物的，无论形式如何，处5年监禁并处750000欧元罚金”、我国台湾《人工生殖法》规定的“意图藉由从事生殖细胞、胚胎买卖营利或居间介绍者，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没收犯罪所得”与澳门2/96/M号法律所规定的“凡在本地区购买或出售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或取得或交付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而以任何方式支付或收取任何金额者，处至三年徒刑……未遂犯亦受处罚”以及澳大利亚2002年《关于禁止克隆人法案》所规定的“因他人提供人类卵子、人类精子或人类胚胎，而故意给予此人或向其提供对价（等价回报），即犯此罪。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12]便都是很明显的体现。而这些规定无疑充分表明了各国对利用刑罚打击商业化生命科技犯罪的重视。

3．针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罪的刑事责任制度

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便是其可能对公共卫生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自从美国发生炭疽热恐怖事件后，各国便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一套可供操作的刑事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极有可能会偏离有利于人类社会公益的健康发展方向，甚至会威胁到整个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和安全。为此，各国都在其刑法或公共卫生法中专设了大量危害公共卫生方面的犯罪，以惩治那些意图利用生命科学技术传播病菌、制作或贩卖有害食品、药品、麻醉品或生物制品等以致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各国立法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生命科技刑法对风险预防这一生命科技犯罪防治理念的遵循与贯彻。

4．针对侵犯生命科技秘密之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各国立法中，还有一类专门针对侵犯保密制度而设置的刑事责任制度。《德国刑法典》第95条对“公开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97条对“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353条b所规定的“侵害职务秘密和违反特别的保密义务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蒙古国刑法典》第87条对“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88条对“遗失属于国家机密的资料、文件和实物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芬兰刑法典》第38章对“信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都属此类。在当前各国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命科技秘密（包括一国某群体的基因信息资料、某个人的病理资料等）已经影响各国国家安全与利益并直接影响每个人生命安全与人格利益的情况下，作为贯彻风险预防理念之具体制度之一，这类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显然会起到“保护屏”的巨大作用。#p#副标题#e#

三、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

从法理上来说，研究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的原因无非在于总结并把握这些立法的特点，以求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就此而言，对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加以归纳，应成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总体来看，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主要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大体特征：

（一）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重点差异较大

具体而言，在《西班牙刑法典》中，刑事责任制度规范的重点集中在堕胎罪以及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上，对器官移植犯罪、绝育及变性方面的犯罪仅作了简要提及，[13]对DNA鉴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人体实验等方面的犯罪则没有任何规定。而在对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西班牙刑法典》也只规定了“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制造基因武器罪”、“非以人类繁殖为目的进行人类卵细胞受精罪”、“用克隆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人种选择罪”以及“强制实施生殖活动罪”六项罪名。《芬兰刑法典》中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主要是针对“堕胎”、“引起危险”及“侵害保护健康和安全”等而设的，该法典尽管也规定了“基因技术罪”这样一个单独的罪名，但该罪的刑事责任更侧重于规范基因技术中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蒙古刑法典》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则规定地更少，重点集中在人体器官、人血、人体组织的采集及其相关制品的配制、输送或检测等方面。法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规定相对最为全面的国家，其刑事责任制度所规范的领域涉及DNA鉴定及相关秘密与隐私的保护、器官移植、辅助生殖、人体实验以及传统医药卫生等诸多方面。

（二）刑事责任制度所涉领域极为广泛

从域外立法对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来看，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生命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各个领域，如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器官捐献与移植、人体医药试药、生育控制、死亡判定与操作、血液捐献与采集、变性、尸体保存与处理、生物制药、生化武器制造以及医疗器械的设计与生产等等。《芬兰刑法典》中规定的基因技术罪、《西班牙刑法典》中规定的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与制造基因武器罪、《法国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从事DNA鉴定罪以及日本、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法案或法令中所规定的非法从事生殖性人类克隆罪等等，无疑是刑事责任制度介人规范基因或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的重要体现；英国1985年《____协议法案》及我国香港《人类生殖科技条例》规定的无资质而从事人类生殖科技程序罪与商业化____及____中介罪等犯罪、《西班牙刑法典》及我国《澳门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供精罪等犯罪以及澳大利亚2002年《人类胚胎研究法案》规定的使用超期人类胚胎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规范和调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重要成果；英国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器官移植法》、《蒙古国刑法典》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器官移植法等立法中规定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采摘人体器官罪等犯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介入人体器官捐献移植领域的重要缩影；《法国新刑法典》、《澳大利亚刑法典》及《意大利最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人体医学实验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涵概人体医药实验领域的体现；而《德国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以及《韩国刑法典》等刑法中规定的堕胎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生育控制的体现……。总之，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只要是生命科技研发及应用所及的领域，几乎都有相关刑事责任的介入与规范。

（三）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不一

由于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负面效应认知的不同，加之各个国家或地区生命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程度上也存在千差万别。有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中设置的刑事责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而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则相对严苛。如在买卖人体器官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方面，在我国香港地区，构成这类犯罪的，最高可判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限于累犯）；在新加坡，犯此类罪者，将单处或并处最高10000新元的罚款或不超过1年之监禁；在日本，犯此类罪的，可以分处或者并处五年以下徒刑或五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而在法国，犯此类罪的，则处7年监禁并处100000欧元罚金。而在非法人体实验罪的刑事责任方面，在法国仅处以3年监禁并处45000欧元罚金；而在澳大利亚，同样的犯罪则承担25年监禁，且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上还适用严格责任。[14]而在芬兰，为了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负面效应，刑法还明确规定处罚危险犯，甚至专设“设置危险罪”，对“故意或有重大过失地，置他人于丧失生命或健康的严重危险之中”的行为，“处以罚金或者2年以下的监禁”。

（四）刑事责任实现的方式灵活多样

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亦称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具体方法。从各国生命科技刑法的规定来看，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并无定制，而是根据各国国情及法定刑种设置的不同以及刑罚适用规则的差异，而分别采取了比较灵活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西班牙，犯生命科技犯罪的，一般要判处徒刑这类刑罚，并处剥夺其在一定年限内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的权利。[15]而在我国香港地区，根据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等单行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一般将被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及比较短暂的监禁。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要处以徒刑、拘役或罚金，并没收犯罪所得。在日本，则通常判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期限的罚金与徒刑。而在法国，除对犯罪行为人处以徒刑、监禁且并处罚金之外；也可禁止从事某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还要没收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所得；此外，对于某些特殊的生命科技犯罪行为人（如司法鉴定专家），还可以在监禁与并处罚金之外同时适用除名之处罚。在芬兰，法律还规定了刑罚处罚类型的选择使用，例如《芬兰刑法典》第2条第1款规定：“如果单独的附条件的监禁被认为是对于犯罪不充分的处罚，可以对其施加辅助罚金，如果该附条件的制裁超过1年，可以命令执行20小时至90小时的辅助社区服务。”在施以罚金刑时，也可以代之施以替代措施。另外，法典还规定了对已剥夺的自由期限的折抵办法。[16]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家还在刑罚处罚之外，规定了一些非刑罚的处罚措施，如适用于公务人员的警告、撤职等。这种灵活的刑罚方式，既保障了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法定化，又保证了刑罚在具体适用中的公正和有效，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目的。

（五）就动态来看，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遵循由严渐宽的规律

由于生命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性以及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生命科技犯罪尤其是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还大都停留在理论推理以及主观设想的层面上。各国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法在立法时大都遵循了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面对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可能引发的、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负面效应，各国基本上都将本国生命科技法建立在了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具有风险性且能够引发各种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现象的理论之上。以此为基点，各国立法普遍肯定了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存在，并明确规定了这些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对这类犯罪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防控。但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对某些过去为刑法所明文确定的生命科技犯罪容忍度以及承受能力的提高与增强，一些国家逐渐废除了对某些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或者取消了对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刑罚的规定而代之以行政处罚。

以堕胎罪在各国立法中的演进为例，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规定对给别人堕胎的人可处以终身监禁。1945年，美国纽约州制定了《堕胎罪法》，规定给人堕胎致使妇女死亡的，以故意谋杀罪论处；而接受堕胎的妇女则构成轻罪，处3个月至1年的监禁，或者处1000美元以下的罚金，也可以并处监禁或罚金。而其他国家，如德国、韩国、西班牙、芬兰等也都在其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堕胎的犯罪性，并配设了相应的刑事责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都一直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国家，对堕胎的惩罚也都相对变得灵活，一般要区分堕胎的具体情形而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例如在西班牙，根据其刑法典的规定，未经妇女同意而堕胎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或者欺骗获得孕妇同意而堕胎的，要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3至10年；而经妇女同意而非法堕胎的，则处1年以上3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1至6年；而对因业务过失造成堕胎的，则仅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1至3年的权利。

此外，德国在对待人类胚胎干细胞态度上的转变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德国曾在1990年制定的《胚胎保护法》中禁止一切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而此后德国科学家也因为该法的严厉禁止而一直未涉足人类胚胎基因应用研究。然而，随着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开展，德国由于担心本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会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而最终改变了这一立场。2002年1月30日，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口人类胚胎干细胞，从而实质上间接地允许在本国从事治疗性的人体克隆。[17]#p#副标题#e#

四、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责任立法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科处一定的刑罚来预防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和避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刑事责任制度的创制者须认真设计有关犯罪的每一项制度，以便在符合罪刑法定理念的前提下，实现对犯罪的刑法控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众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利用刑事责任制度来防控围绕生命科技发展和应用而引发的各类犯罪现象，以减少和避免生命科技滥用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各国生命科技法乃至刑法所关注和考虑的一项基本内容。体现在立法上，很多国家都出台了专门的针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形成了一系列防控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一国国内的立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借鉴和吸收外国立法中的某些合理的、科学的、积极的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18]生命科技刑事立法也是如此。以此为基点，笔者以为，不少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都对我国刑事立法具有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立法模式上的启示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模式是“法典型＋附随型”立法模式，亦即法典型立法模式＋附随型立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将所有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都统一设置于刑法中，而在其他法中设置一些诸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上，我国也遵循了这种模式。就法典型立法模式而言，这种立法模式具有明显的优点，它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能够节约刑事立法的成本，并有利于保持刑事立法制度上的一致性，减少和避免刑事法律冲突，凸现刑法的地位与权威。但另一方面，这种立法模式的缺陷也是极其明显和突出的，它具有明显的僵化性，无法应对防范和打击新型犯罪的需要。而就附随型立法模式而言，[19]这种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具体适用。同时，从刑事立法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角度而言，附随型立法模式的大量出现和存在，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对此应当引起重视。”[20]具体来说：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以及将如何给予惩罚，都必须在刑法中加以明文规定。这样一来，在其他法规中存在大量指引性刑事责任规范的情况下，如这些规范与刑法规定完全符合则显重叠和多余；而如其与刑法规定不相吻合，则会面临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的尴尬，而且，如果因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束缚而找不到相应的条款加以适用，则客观上又会直接影响这些指引性规范的权威性，使之仅仅成为纸面上的刑事责任，形同空文。因此，附随型立法模式实际上是刑事立法上的一个误区。

笔者认为，生命科技犯罪是与生命科技发展紧密相承的一种犯罪现象，由于生命科技发展极其迅猛，生命科技犯罪总会不断涌现出很多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所有生命科技犯罪都规定在一部统一而客观上又须要力求稳定以维系其自身信用与权威的刑法典之中，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为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借鉴法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采取“法典立法＋单行法立法”的立法模式，亦即“法典立法与单行法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易言之，就是在刑法典中规定部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而将更多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规定在各项单行法中。这既是维护刑法整体稳定性的需要，也是适应防范和打击新型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具体言之：
1．为了维护刑法整体稳定性的需要

保持立法内容上的相对稳定性，是立法保持信用与权威的一个内在要求，也是刑事立法所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刑法的稳定性，就没有刑法的权威性，因为刑法的频繁修改会令社会成员感到无所适从以致不再信任刑法。所以，除非刑法规范出现了明显不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特殊情况，否则，不宜轻易修改刑法。而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犯罪，基本上都是属于违反人性常伦，危害既定社会制度下的公共秩序、公共风俗和公共安全的犯罪，这一类犯罪在表现形式上往往具有固定性、渐进性。因此，刑法对于这些犯罪的规定可以“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但是，生命科技犯罪却是伴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的，其风险不确定性的特点经常会向刑法的稳定性发起挑战。为了既要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又要不失规范的有效性，以便遏制、打击和预防生命科技犯罪，在种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将个别领域的生命科技犯罪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置在各项单行法中，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2．为了着重惩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率已越来越高，其犯罪的方法手段日益多样、犯罪的形式也日益复杂。而刑法整体稳定性的内在要求显然无法适应打击和预防这类犯罪的现实需要。通过制定生命科技单行刑法的方式，却可以在不动刑法典全身的情况下，对各种生命科技犯罪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作出应因性的规定。如有形势需要，还可以及时进行补充修改，从而使这种刑法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更能起到遏制、打击和预防的作用，并且不会影响到刑法的整体性稳定。

（二）立法指导理念上的启示

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是当前各国生命科技法律责任制度设置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是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与理性应用的思想基础。笔者以为，在当前我国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相关犯罪也已初步显现，需要我们采取适宜的法律措施予以应对的背景下，我国应重视刑事责任制度在应对和防范生命科技犯罪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对生命科技犯罪采取专门的刑法对策。而在设置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时，立法者应参考和借鉴各国生命科技刑法的一般规律，以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作为基本理念。

1．我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遵循权益保障的理念

权益保障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也是法律在进行规则设置和制度安排时所重点关注的核心内容。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以保障人民的主要部门法，是国家动用刑罚手段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最有力工具，但同时也是最容易招致权益侵害且权益侵害的结果一经造成便难以修复的一个工具，为此，在其立法过程中，尤其需要严格遵循权益保障的理念，使其各项规则和制度的设计始终都服从和服务于权益保障的需要。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作为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关注和重视权益保障。以此为基点，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应力求做到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应保证刑事责任制度对生命科技活动的介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我国刑法的基本任务，也是我国刑法对广大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就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关系来说，打击犯罪显然是保护人民的前提，而保护人民则是打击犯罪的必然结果，没有对犯罪的防范与打击，就不能保证安定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会使保护人民成为刑法所许诺的空头支票。因此，对于犯罪活动，刑法必须坚决予以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作为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危害性的一种高风险犯罪，其存在不仅会阻碍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且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侵害，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这样一种犯罪，刑法必须坚决予以制止。为此，它必须针对现代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各种负面效应预设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在这些负面效应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惩办和打击相关的责任人，在对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同时，防范新的、类似的犯罪发生。

(2)应保持刑事责任制度对生命科技活动介入的适度性。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的出现引发了大量的社会负面问题，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对人类社会绵延已久的生命伦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并对人类生命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介入规范生命科技活动是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以保障广大公众生命权益的需要，但刑法的过度介入则会妨害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权，阻碍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公共卫生福利的提高；而且，刑法的过度介入也可能会侵犯生命科技犯罪人的人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而准确地把握刑法尤其是刑事责任介入规范生命科技活动的“度”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立法者在制定生命科技刑法尤其是设计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时，应当做出谨慎的立法安排。具体来说：对某些极有可能会导致生命科技滥用从而容易诱发生命科技负面效应的行为，如生殖性克隆人、人体器官买卖、人兽精卵跨种杂交、精子、卵子、胚胎买卖、强摘或骗摘他人器官等，应明确规定为犯罪，并通过刑事责任的设置坚决予以禁止。对某些发展尚未成熟（如断骨增高术），或者虽已发展成熟但还不适宜或不具备条件在实践中广泛推广的技术的应用行为（如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等），以及那些利益与安全都还很不确定的技术应用行为（如手术戒毒、脑死亡判定、转基因食品、药品的开发等），则应给予适当限制，仅将那些客观上造成极其严重危害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一般的生命科学技术研究、应用等活动，则不宜提倡刑事责任制度的介入。这是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合理开发与健康应用，以保障公众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内在需要。

2．我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遵循风险预防的理念

生命科技发展尤其是现代生命科技发展是建立在科学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直接导致了生命科学技术在利益与安全上的不确定性。易言之，当人们理性地研究和运用生命科学技术的时候，会给整个人类都带来巨大的福祉，而一旦滥用生命科学技术，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为此，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过程中，还必须遵循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具体来说，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从广预设生命科技犯罪的范围。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决定了生命科技社会关系必然是频繁多变的。生命科学技术在新领域中的开发与应用必然导致大量新的社会负问题的不断出现，从而形成新的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对于各种新的生命科技犯罪，一方面固然需要依靠生命伦理与经济、行政手段等其他措施来进行规范，但另一方面则更需要法律的尤其是最具刚性的刑法的规范。而刑法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它不能够为了临时应对新出现的生命科技问题而频繁地加以变动，否则，势必会影响其信用乃至权威。所以，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广泛地预测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各种社会负面问题以及这些社会负面问题所引生的生命科技犯罪，并尽可能地将各种可能的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尤其是那些目前还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犯罪现象）都纳入刑法的调控范围之内。例如，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生殖性克隆人、制造基因武器或非人非兽的怪物等问题都还处于理论设想的层面，基本上还没有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发生，但刑法却不宜仅因为这些犯罪还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就不采取任何的应防对策，以致不为之设置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因为这类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是难以估量的，一旦等其变为现实之后考虑刑事规范，则往往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刑法应当从广预设生命科技犯罪的范围，尤其对于围绕新型生命科技活动而引发的各类犯罪，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时就应当提早加以预测，并设置适宜的刑事责任制度进行防范。这是风险预防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设置时的一个内在要求。

(2)在追求立法规范具体确定的同时保留一定的弹性。当前，在罪刑法定已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追求生命科技刑事立法规范的具体与确定，以便更准确地界定生命科技行为的犯罪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生命科技刑事立法的趋同性特征。然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性却使得很多新形式的生命科技犯罪随时都会出现，以至于法律经常难于应付，无法防控。因此，在应对和防范生命科技犯罪方面，生命科技刑法在追求立法规范具体确定的同时，还应当保持尽量可能的弹性，“以应付那些立法者未曾想到但实际上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情况。[21]为此，在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安排上，立法者应当多采用一些相对灵活性的处理方式，使规范的具体确定性与弹性能够得到均衡。在这一方面，我国现行法中既有一些很好的可以为我国今后立法借鉴和发扬的制度，同时也存在一些败笔。现行刑法对“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便是一个很成功的先例。刑法在设置这一犯罪时仅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没有规定以何种方式侮辱、盗窃尸体才构成该罪。这就使得那些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实施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如利用器官移植技术非法进行尸体拼接等）以及在生命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实施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如偷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出售等）也能够被纳入该罪的规制范围之内，从而能够更为有效的防范、应对和打击所有盗窃、侮辱尸体的犯罪行为，体现了极好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刑法对“非法行医罪”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则成为很明显的败笔。在这两类犯罪的规定上，刑法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作为构成这两类犯罪的前提要件，使那些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非法行医或实施节育手术的行为以及由单位所实施的非法行医或节育手术行为逃脱刑罚制裁。而事实上，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的行为仅仅是所有非法行医行为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行为中很少的一部分。显然，在打击对社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行医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行为方面，刑法的上述规定显现出了明显的缺陷。在我国生命科技立法的过程中，类似以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应当分别被加以发扬与舍弃。

(3)设置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应坚持由严渐宽的原则。犯罪学的理论认为，犯罪在其本质上是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之行为的一种社会价值评价。由于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对犯罪进行评价的标准和依据不同，所以，同样的一种反社会行为可能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受到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从而被认为具有不同的犯罪性。而站在刑法学的角度上，刑事责任作为犯罪所理应承受的不利法律后果，实际上是法律对犯罪所做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换言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刑法对作为对反社会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一种法律认同。由于社会观念从古至尽都是日益开放与宽容的，因此，很多最初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都因为获得了人们观念上的认同而被排除在了犯罪的行列，成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乃至正当行为，卖淫、吸毒、自杀等无被害人犯罪在各国刑法中的变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各国刑法的发展来看，无被害人犯罪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各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容忍不了这些行为而对这些行为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日益进步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日益开放，加之某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如防治艾滋病的需要、适应人权保障的需要等），这些反社会行为逐渐博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理解，其反社会性逐渐降低，社会危害性也随之弱化，最终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排除于法定的犯罪之列。以此为立足点，各国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都遵循了由严渐宽的发展规律，以适应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的需要。生命科技犯罪作为社会对反社会行为的生命科技活动或相关活动的一种价值评价，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言之，其很多社会危害由于受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经常是难以被人们一开始就能够理性加以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首先假设生命科技犯罪是具有严重危害性且这种社会危害性是确定的，从而将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建立在这种假定之上。而为了防范这种具有臆造性的风险的发生，刑法必须配置严格的刑事责任制度，而在科学发展证明相应的生命科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不像臆想的那样严重或没有当初所设想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再对相关的行为逐步解禁，将其排除于法定生命科技犯罪的行列，或以情节轻微等为由免于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犯罪控制理性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在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设置时贯彻风险预防的实际需要。

（三）生命科技犯罪具体制度对策之启示

当前，面对生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及其负面效应的日渐显露，运用刑法手段，借助刑事责任制度来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生命科技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为此，不少国家都在其刑法典中或通过专门的单行法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作出规范。当前，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导，我国生命科学技术也已获得了飞速发展，很多领域都步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然而，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人体器官的买卖、走私与偷摘、____、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制造毒品、非法利用和制造胚胎、非法进行人体医药实验等等。这对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在刑事立法上采取“法典式十附随式”立法模式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有关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增设相应的犯罪，通过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来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将生命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具体而言，应在刑法中增设基因犯罪、辅助生殖犯罪、器官移植犯罪、人体实验犯罪以及死亡判定与操作等方面的犯罪，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____罪”、“刊登____广告罪”、“非法利用胚胎罪”、“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罪”以及“非法从事人体实验罪”等等。在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首的情势下，这显然是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需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国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借鉴必须以充分考量我国的现实国情为前提。这是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在真空中孤立成长的，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也一样，它的有效运行除依靠自身的良性机制外，还必须依赖一定的文化基础、现实条件与其他制度的支援。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它自身的优势反而可能有可能异化为缺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顾现实条件地一味借鉴和全面推行，只能会招来南橘北积的后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6页。
[2]刘长秋、谭家宝：《浅论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黄京平：《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4]朱勇、崔玉明：《新医疗处遇的法律问题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谢望原：《丹麦刑法典与丹麦刑事执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6]《澳门刑法典》第136条还将“造成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作为加重“堕胎罪”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规定：“一、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二、如因堕胎或因所采用之方法引致孕妇死亡，或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则对使孕妇堕胎者可科处之刑罚之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7]《澳门刑法典》第162条规定：“未经妇女同意，而对其为人工生育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8]《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 17(1）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反人道罪中的强迫受孕罪：(a)犯罪人非法拘禁了一名或数名被强迫受孕的妇女；而且（(b）犯罪人意图影响任何人口的种族结构或全部或局部消灭通常意义上的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对这类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 18(1）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反人道罪中的强迫绝育罪：(a）犯罪人剥夺了一人或数人的生理生殖能力；而且（b)这种剥夺不是实施某一具有禁止怀孕的效力的节育措施的结果；而且(c）犯罪人的行为既不具有医学或住院治疗的理由，也未经此一人或数人的同意……。对这类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
[9]《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11条规定：“……非谋杀而故意杀人的，处5年以上重惩役。”
[10]《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14条规定：“因值得尊敬的动机，尤其是出于同情，经被杀之人严肃且迫切的请求而将之杀死的，处监禁刑。”
[11]《西班牙刑法典》第143条规定：“第一项：诱使他人自杀的，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第二项：对自杀者提供必要协助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第三项：杀害他人未遂的，处6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第四项：由于被害人因足以致其死亡或持续、严重、不能忍受的严重疾病而提出认真、明确的请求，而杀害或者通过必要、直接的行为参与杀害被害人的，根据本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减轻一至两级判处刑罚。”
[12]谢广宽、丛亚丽：《澳大利亚2002年禁止克隆人法案（节译）》，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期．
[13]在《西班牙刑法典》中，有关这类犯罪的条文只有一条，即第156条，根据该条之规定，按照被害人自由、自愿、明确要求而伤害被害人的，如下情况可以免于刑事责任：法律保护的移植器官、学术目的的绝育和外科变性。
[14]《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27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中的）生物学实验罪：(a)犯罪人对一人或数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的生物学实验；而且（b）该实验严重危害了此一人或数人的身体或心理健康或身体的完整；而且（c)犯罪人的行为既不具有医学、牙医学或住院治疗的理由，也非为了此一人或数人的利益而进行；而且（d)此一人或数人处于一项或多项《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之下，或处于《日内瓦公约第1议定书》的保护之下；而且（e)犯罪人对此一人或数人受到这种保护的现实情况持明知或轻率的心态；而且（f)犯罪人的行为发生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之中，或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有关。对该类犯罪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而且严格责任适用于第（1)款(d）项。
[15]《西班牙刑法典》第159条规定：为消除和减轻严重疾病和缺陷，改变人类基因的，处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7至10年的权利。因严重过失改变基因的，处6个月至15个月罚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1至3年的权利。第160条规定：适用基因工程学制造针对人类的生物武器或者毁灭性武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7至10年的权利。第161条规定：非以人类繁殖为目的，进行人类卵细胞受精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6至10年的权利。用克隆的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进行其他人种选择的活动的，处前项的刑罚。
[16]肖怡：《芬兰刑法典（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7]张乃根：《克隆人与人权》，载《科学》,2003年第3期。
[18]卢云：《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19]附随型立法模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主要表现是在这些法规中规定：某种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我国《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第32条之规定：“违反《办法》和本实施办法的规定，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给予警告或罚款。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内罚款；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一、严重污染环境的，二、损害或者影响人类健康的；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影响生态平衡的；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20]杨兴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2期。
[21]郭自力：《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云计算要处理的数据，一般存储在数个服务器中，如果需要处理数据时，需要从存储服务器中提取需要的数据完成计算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计算机云计算原理及其实现方式研究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计算机云计算原理及其实现方式研究

1 计算机云计算的概念

人们在处理计算机数据信息的时候，有时需要经常处理海量的数据，如果为了处理这些计算机信息，人们随时可能要增添计算机硬件设备、随时用人工的方式处理这些计算机，那么将会耗费大量的物力成本和人力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云计算的概念，它是一种以计算机硬件为架构，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在该平台上，它能以某种算法处理各种信息数据。提出云计算的概念以后，人们能把同一种类型的数据信息全部交给予云计算信息平台处理。

2 计算机云计算的原理

计算机的云计算技术有laaS、Paas、SaaS三种不同的类型，然而它们运行的技术体系结果是相同的。其技术体系结构如下：

从图1中可以看到，它的体系结构分为4层，其4层体系结构的功能如下：SQA构建层构建出一个云计算的服务规则，人们请求使用云计算的服务时，就需要通过SQA构建层的处理;管理中间件则是建立一套数据管理的规则，如果人们提交一个请求，它能依照这套规则调用资源池中的数据，同时它还负责监管云数据处理的情况;数据资源池负责各类数据的具体处理和加工，它负责完成管理中间件给予的指令;物理资源层则给以上的运算提供硬件、软件、网络等平台。

从以上计算机云计算体系的构建中可以看到云计算实现的原理。它是一种以互联网计算理念为基础，结合虚拟化技术、综合数据自动管理调度的一种数据处理技术。它能接受计算机端、移动设备端或其它端的用户请求，完成专门的数据处理，然后将处理的信息提交给请求的用户。云计算以高速的、专门的、远程的方式处理数据信息，人们需要使用云技术的时候，只需要以客户终端机提出云计算的请求，它就能响应人们的请求，这种集中化的、自动化的数据处理方式能够节省数据处理的成本。要实现云计算的原理，需有以下几种技术支持：

2.1 基于网络的编程模块实现

要让云计算的四个层面能够实现，就要用在网络的基础上用编程模块的思想完成云计算的数据管理问题或数据存储问题。这个编程思想主要为映射的思想和化简的思想。映射的思想是要将整个网络平台构建成一个大型的计算机服务器，而化简思想则要用一套调度的法则把数据提交给“服务器”处理。

2.2 海量数据分布的存储技术

云计算要处理的数据，一般存储在数个服务器中，如果需要处理数据时，需要从存储服务器中提取需要的数据完成计算。如果使用映射的思想，可将云计算的数据的对象定义为元数据，而要处理元数据时，只需要在存储元数据的服务器中提取，即可完成计算。以这种思想可实现海量数据的分布存储。

2.3 海量数据管理技术的支持

为了便于海量数据的管理，云计算需以数据库的思想完成数据管理工作，而这个数据库需要处理的数据是命令方式不同的、格式不同的数据。云计算的数据库要用翻译的思想完成命令的统一转换工作、要用包装的思想完成数据格式统一工作。

2.4 硬软件虚拟化技术的处理

虚拟化技术是云计算实现的关键技术。它包括硬件虚拟化和软件虚拟化。硬件虚拟化为计算机虚拟光、网络虚拟化等;软件虚拟化包括系统虚拟化、数据库虚拟化等。虚拟化技术能使用户像使用自己的计算机一般使用云计算的客户端，同时虚拟化技术能让云计算像在一台计算机上一般完成所有的数据处理工作。

2.5 多平台服务器的相互兼容

随着云计算数据量增大，云服务器需要更多服务器硬件支持，如何让这些硬件服务器彼此之间能更好的兼容，是目前人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只有使多平台、多系统的服务器能相互兼容，才能使云计算原理能更好的实现。

3 计算机云计算的实现

3.1 云技术平台的构建

云计算平台模块的互动方式如图2。

要让云技术实现，首先要搭建一个云技术平台，这个平台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云计算用户界面：这个界面是人们使用云计算处理数据的指南;

云计算服务器目录：人们使用该目录，能了解该云计算服务器能完成哪些类型的数据计算;

云计算管理系统：它完成数据任务的分配，使云系统能依规则完成数据处理;

数据部署处理：它完成用户提交的数据命令，并将处理的数据提交给相应的模块;

数据的监控：它负责监控数据处理的情况，若出现数据处理异常的情况，能提交一套响应的方案;

服务器的集群：它将数据服务器虚拟给一个服务器，使云计算的管理系统能便于完成数据分配和处理。

3.2 云技术的自动布署

云计算的自动布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它是云计算进行的基础。不同的云计算目的会有不同的云计算方式，自动布署最的目的，是数据计算时不再由人工干预，而能实现数据的自动运算的流程。图3为一则云计算自动部署的实例，只要用户提交云计算的情求，其自动部署的规则会根据用户的要求自动完成模块化的运算。

3.3 云计算的资源监控

云计算在计算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用户提交的要求超出计算范围的情况;有可能云计算的计算流程出现失误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其它无法计算的情况等。如果没有资源监控系统，云计算的流程将难以处理这种流程。而监控系统的目的为监控云计算的整个过程，直至正确的完成计算、如果无法正确的计算，将有一套正确的处理方法、评估运算的过程将运算的结果提交给相关的模块。

4 结束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根据网络的特点开发出了云计算，它是一种先进的处理数据信息的方式，以上是目前云计算的原理与实现方法，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继续向前发展，人们会发展出更先进的云计算理论原理，且会提出更合理的云计算实现方法。

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及其预防策略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及其预防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导致社会的流动程度加强，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涌向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有利于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同时由于社会管理的不完善，加之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较强，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却日趋严重，给社会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进而为防控此类犯罪提出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犯罪的形成机理

流动人口犯罪在近些来一直呈高发态势，其产生的背景是：人口的流动基本上都是自发进行的，缺乏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因此流动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强有力地管制，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犯罪行为就更加难以避免了。诱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社会因素

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流动性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社会对其控制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导致犯罪现象的频繁发生。目前，社会管理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基础管理不完善。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主要依赖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在警力配置上是按照常住人口来分配的，并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这一因素，再加上警力不足的问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大多流于形式，一年来通常就进行两三次的突击工作，以此达到清理整顿的目的。这显然不能掌握有关流动人口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流窜作案提供了缓冲条件。其次，户籍管理部门的工作不到位。流动人口虽然事实上已是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但由于城市户籍制度的身份限制，他们不能取得当地户籍，这就要求流动人口的现居地和户籍所在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区域合作，落实好身份信息。

但长期以来，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必要联系，彼此工作脱节，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个人信息档案制度，对外来人口的真实信息难以达到完全掌握的程度，为犯罪提供了“温床”。流动人口作案后，因其在当地信息的模糊性，致使案件取证难，侦破难，最后不了了之，姑息了犯罪行为。最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由于没有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身份和待遇上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他们的择业范围狭窄，工资待遇低，福利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也因户籍的不同而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别，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福利保障上，如就业政策、失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甚至受到歧视和排挤。现实中，流动人口多从事劳动工作，一旦失业，便失去了经济来源，生存条件受到极大挑战。这些都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一些人往往把无奈和怨气化为心理抵制，盲目的发泄，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二)经济因素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经济上的不平等是诱发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涌向城市是为了谋求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以改善自己现有的生存状况，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许多人找不到工资高的工作，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底层的脏、累、重的体力劳动，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其劳动所得也只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稳定工作而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但城市居民的工作却相对稳定，薪酬较高。面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性，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消极情绪，企图通过不正当的途径甚至犯罪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其次，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大，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成为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1]城市的繁荣发展，财富的高度集中，与流动人口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心理上的落差，使他们把谦卑平和的心态抛在脑后，不再用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疯狂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三)文化因素

文化背景的冲突及自身文化水平的不足，使流动人口很难完全适应城市文化，并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形成了朴素简单的文化价值观，当他们进入城市后，会与城市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强烈冲突。他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因而会处于矛盾和困惑的状态，在判断是非曲直和美丑善恶时思想错位，导致越位走偏，再加上语言、行为、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相差较大，心理上容易产生自卑感，精神文化生活也极度空虚，在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时，容易失去理智，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阶层文化的冲突，许多城市居民在享受流动人口涌入带来的各种生活便利的同时，内心却对这些外来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这使他们产生一定的挫败感，又由于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反差，价值观发生扭曲变位，为寻求城市归属感，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行为。

(四)个体因素

心理失衡和法制观念淡薄是流动人口犯罪个体因素的主要表现。犯罪学家菲利指出：“犯罪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所以研究犯罪的最终途径是研究罪犯的犯罪心理。”[2]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心理失衡的原因之一。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大多是抱着到城市淘金的目的来的，由于受教育程度等自身素质的原因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他们找到的工作往往不尽人意，不仅条件差、工资低，而且还出现老板拖欠薪酬的现象。面对城市居民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城市里的种种诱惑，驱使一部分人用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愿望，从轻微的违法行为上升到严重的犯罪行为。城乡居民社会待遇不平等是心理失衡的又一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状态，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和救济，在社保等方面不如城市居民，感到不公平，不被认同，产生了“仇富”、“仇官”的不健康心理。长期远居他乡，顾及社会舆论的心理负担又较小，一旦与人产生矛盾，很容易引发犯罪。此外，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淡薄，甚至少数人根本不懂法，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将要造成的严重性后果，不清楚自己应负的法律责任，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暴力行为去“自救”，伤人害己。


二、犯罪的预防政策

(一)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

立法上，不妨在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中，增设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流动人口外出务工时，必须向当地的基层组织报告，由基层组织核实身份信息，在确认无误后开具外出证明，加盖公章，并进行备案，为降低劳务输出的风险做好前期工作。在流动人口流入某地后，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持外出证明到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信息登记，办理居留证，以确保对外来人口的属地管理。二是规定出租屋主有将登记的流动人口信息在一定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汇报的义务。流动人口来到他乡，出租屋是其生活场所，督促屋主严格遵守和执行对住宿人员的登记报告制度，能够有效掌握流动人口的状况，实现信息之间的对接联系。若屋主不积极履行此项，给予警告甚至罚款，以起到惩戒作用。三是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雇佣无居留证、工作证或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否则对单位负责人施以行政处罚。

实践中，首先，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主管部门之间要相互联系，利用互联网技术确保流动人口信息的共享，以便于对流动人口的查询。其次，公安机关要扩充警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对无正当职业的人员、有前科的人员重点监查。再次，整合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一起监督管理流动人口，对于可疑人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做到早发现早预防，保障社会的安定。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并完善社会保障措施

我国实行二元的户籍制度，即农村城市两类户口，使得城乡居民在待遇上有所不同。不妨打破这种传统的做法，参照国际经济法中有关纳税人的规定，建立流动的、平等的户籍制度，即只要外来人口在当地有稳定的收入，就有资格办理暂住证或常住证，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权利，待遇和保障。这能排除城市居民的排外，歧视思想，使流动人口感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犯罪的可能性。

流动人口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缺失者，完善社会保障措施要求城市做好就业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工作，如成立就业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帮流动人口找到工作，免费对失业的流动人员进行各种劳动技能培训，加大再上岗的可能性，同时推行为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等切实保障他们利益的措施、开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3]只有强化了上述种种保障，才能消除流动人口与这个城市的隔阂感，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在经济方面，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生活，开始向城市涌动。因此，要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就必须使农村富起来，加快农村的经济建设。一是改革农村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二是大力扶持小城镇的建设，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的第三产业，不仅创造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就地解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降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犯罪现象也自然减少。

(四)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

流动人口综合素质的低下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素质强化。首先，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各地要积极施行有关流动人员的培训教育计划，通过建立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等方式，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劳动技能，从而降低与城市居民在工资上的巨大差距。其次，加强文化教育。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道德水准和心理承受能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基础知识教育、科学知识教育，会使他们的道德素养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从而用自己内心的标准去判断是非曲直，坚定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最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流动人口大都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工作的单位要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所谓计算机犯罪是指行为人运用所掌握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以计算机为工具或以计算机资产为攻击对象，或不正当使用计算机，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并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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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利用计算机系统作为犯罪的工具或目标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己经越来越多，而在此当中，最为突出严重的问题就是计算机犯罪。在认识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时，不能仅仅将它视为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还需要依靠包括刑法等法律法规的法律控制。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构成要件就我国计算机犯罪立法中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就计算机犯罪立法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计算机犯罪 刑法 完善

【论文正文】

我国计算机犯罪立法问题研究

一、计算机犯罪相关概念解析

(一)计算机犯罪的概念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计算机犯罪(Computer Crime)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目前尚没有被各界所公认的统一定义。大致说来，计算机犯罪概念可归为五种：相关说、滥用说、工具说、工具对象说和信息对象说。结合刑法条文的有关规定和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实际情况,所谓计算机犯罪是指行为人运用所掌握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以计算机为工具或以计算机资产为攻击对象，或不正当使用计算机，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并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计算机资产包括硬件、软件、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及通讯线路。

(二)计算机犯罪的类型

犯罪的分类，指将各种犯罪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型。国内外关于计算机犯罪类型的划分，因依据的标准不同，而体现为众多不同的观点。一般而言可将计算机犯罪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行为人以解除计算机安全系统为手段，未经合法授权或批准非法进入自己无权进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第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利用各种手段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的数据进行破坏，从而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三，窃用计算机系统服务罪。是指无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者擅自使用，或者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合法用户在规定的时间以外以及超越服务权限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由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具有丰富的功能，因此在现代社会由计算机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也成为一种商品，使用者只有向计算机系统的所有人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得由计算机系统提供的服务。

第四，侵犯计算机财产罪。是指犯罪人通过篡改或破坏计算机系统所处理的数据信息的方式来影响计算机系统的工作，从而实现非法取得和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的行为。当计算机中的数据为电子货币时，由于对该数据的改变意味着金钱的转移，所以，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盗窃，贪污，挪用、职务侵占等有关犯罪，其行为指向是代表电子货币的数据，应该另立单独的罪名以区分通过传统手段实施的犯罪。

第五，计算机窃密罪。是指秘密窃取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的代表秘密的数据的犯罪。此种秘密可以包括军事秘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其表现形式为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的数据。

二、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的构成要件

作为一个犯罪概念，计算机犯罪有着明确的内涵。它是一类特殊的犯罪，和其他犯罪相比具有独特的一面，因此它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其他犯罪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一类犯罪，计算机犯罪虽然包括若干罪名，但是这些犯罪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也是它们与其他犯罪所不同的地方，而这种共性也具体表现在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

(一)犯罪主体

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以自然人为主，单位也可以成为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同时也不排除某些组织甚至政府机关。在技术性社会发展过程中，计算机系统与计算机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工具和手段，这就直接导致了犯罪主体的社会化，这些犯罪主体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专业的电脑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自然人主体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未成年人，从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分布来看，犯罪主体具有多样性，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人都可以进行计算机犯罪，既可以是单独进行犯罪，也可以是共同进行犯罪，甚至是组成犯罪集团进行计算机犯罪，在实践中极难控制。

不仅仅是自然人进行犯罪，随着计算机技术大量的应用于商业和国家事务、社会管理，单位、社会组织甚至某些政府机构也已经将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所进行的计算机犯罪及以计算机为工具、通过计算机操作手段实施的各种竞合犯罪，作为窃取商业秘密、打击竞争对手、破坏他人计算机管理和业务系统，甚至是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窃取军事情报、国家秘密的重要手段，进而成为一种现代战争的新形式，网络战争同计算机犯罪的分界层面已经很模糊，计算机犯罪将成为国际犯罪。在此情况下，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单位、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甚至是主权国家。基于同样的考虑，计算机犯罪的受害人主体也同样包括上述内容。

(二)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者犯罪的过失)以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这几种因素。从犯罪的一般要件来看，任何犯罪都必须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过失，那么其行为就不能构成犯罪。计算机犯罪中的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造成对计算机系统内部信息的危害破坏，但是他由于各种动机而希望或是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计算机犯罪中的过失则表现为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行为可能会发生破坏系统数据的后果，但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这种后果但轻信能够避免这种后果而导致系统数据的破坏。

(三)犯罪客体方面

从犯罪客体来说，计算机犯罪的同类客体应当是社会公共秩序，计算机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复杂客体，这就是说计算机犯罪是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直接客体进行侵害的行为，这是计算机犯罪在理论上比较复杂的原因之一。

为了保证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障所有利用计算机系统所进行的社会活动能够安全的进行，国家对计算机系统的运行必须进行管理，对人们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的活动必须加以一定的规定，这些管理规定就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进行计算机犯罪，必然是要违反国家的管理规定，从而破坏这种管理秩序，这就是计算机犯罪在犯罪客体方面的本质特征。无论计算机犯罪的犯罪人主观上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进行了这种犯罪，就必然要造成对国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秩序的破坏，因此我国刑法将这类犯罪放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罪部分。

计算机犯罪同时侵害的直接客体十分广泛，依据具体侵害行为和侵害结果来划分，其客体包括金融管理秩序、财产权、国家安全秩序、人身权、社会管理秩序等，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它极大地依赖信息的制造、传播及管理来进行社会活动，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信息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体现了信息所有人的利益，而且在当今社会，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并且其价值往往远远超过普通的物质。

计算机系统内的数据就是上述的社会信息，体现了所有者的权益和社会的管理秩序以及为法律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实施计算机犯罪，必然要侵害计算机系统内部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具有价值的程序和资料，也可能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的财产，它代表着一定的权益或者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这种侵害可能是直接地破坏数据，也可能是间接地威胁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这就必然要侵害计算机系统所有人或权利人对系统内部数据的所有权和其他权益，也就破坏了国家对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和法律所保护的某社会生活方面的社会关系，这也是计算机犯罪的一个特征，即计算机犯罪以信息作为犯罪对象。

(四)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特指侵犯某种客体的危害行为，以及危害行为实施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犯罪的工具、手段、损害后果等。这些内容具体反映到计算机犯罪当中，是指利用使用中的计算机，通过非法操作手段，针对计算机系统的信息安全和运行安全所造成的损害。在计算机犯罪中，绝大多数危害行为都是作为，即通过完成一定的行为，从而使得危害后果发生。

还有一部分是不作为，构成计算机犯罪的不作为是指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担负有排除计算机系统危险的义务，但行为人拒不履行这种义务的行为。例如由于意外，行为人编制的程序出现错误，对计算机系统内部数据造成威胁，但行为人对此放任不管，不采取任何补救和预防措施，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这种行为就是构成计算机犯罪的不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所规定的计算机犯罪全都是结果犯，只有侵“入”行为人无权进入的计算机系统或者因对计算机系统进行的危害行为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才构成计算机犯罪，而“侵而未入”或者虽然危害到计算机系统安全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我国刑法是无法加以制裁的。

三、现行中国计算机犯罪立法缺陷

刑法作为一种规范性调整手段，其产生具有滞后性。它通常总是在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不为社会主体意志所容纳，并且其他法律已经无法调整时，作为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强制性最后调整手段出现的。这一点对于计算机犯罪也是如此，主要体现在法规本身的数量、适用范围和诉讼程序上。我国在1997年刑法通过之前，司法机关对于现实中发生的许多计算机犯罪根本无法定性，有的不得不无条件将犯罪人加以释放。现行刑法颁行之后，此种情况有所改观，但是滞后感仍然是明显的。

(一)犯罪化的范围偏窄

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仅将犯罪对象限定为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显然太窄，实际上，有些领域如金融、医疗、交通、航运等，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极其重要，非法侵入这些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宜将该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包括这些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又如，刑法第286条只规定了用技术手段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且破坏的对象仅限于计算机软件，这就不能包括用物理手段来破坏计算机硬件或附件的行为，而后者也可能造成计算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还有，窃用计算机服务的行为目前也处于立法空白状态，我国刑法第265条规定对窃用通信系统的行为可依照刑法第264条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处罚，但该条并没有包括窃用计算机服务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中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设计不合理

犯罪构成的设计不合理，目前对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仅限定为自然人，但从实践来看，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由法人实施的计算机犯罪，因此，仅将自然人列为犯罪主体不妥。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单位犯罪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但是，无论在新刑法修订之前还是在其修改颁布之后，我国刑法理论界均不乏有单位能否成为计算机犯罪的犯罪主体的理论研讨，以及单位应当可以成为计算机犯罪主体的立法建议。

从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案例来看，单位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可能实施计算机犯罪，而且类型与形态都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于单位所实施的计算机犯罪，在目前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直接对危害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参预者以及直接主管人员等以个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此种处理方式毕竟不是久远之计，因而完善刑事立法，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计算机犯罪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

(三)罪名欠缺

对于司法实践已经出现的某些违法乃至于足以构成犯罪的计算机严重违法行为，由于我国刑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将导致无法可依。此种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法条规定的不健全、不完善，将导致对此类行为无法惩处，以致于轻纵犯罪人。现时期司法实践中所大量发生的，并且可以预见今后也将大量存在的此类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非法占用他人计算机存储容量的行为。具体而言，是指秘密地在他人所有的计算机存储介质上非法存储文件、数据和应用程序等行为，此类行为虽未给计算机所有人造成任何损失，但是却是对他人所有权的一种侵害。

第二，窃用计算机时间的行为。窃用计算机时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利用他人的计一算机终端进行无权操作，从而免费使用他人的计算机设备及计算机时间：二是非法取得他人的计算机网络帐户和密码，秘密使用计算机时间而由他人代为支付上网费用。

第三，帮助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利用计算机犯罪者通常都有一种显示技能的渴望，因而利用计算机传授犯罪方法尤其是传授计算机犯罪的犯罪方法在各国都大量存在，我国也不例外。对于上述几种行为的处理，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扩张解释加以处理，例如对于窃用计算机时间的行为，但是最终解决上述问题，却应当是通过立法完善而非司法变通。

(四)行为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不足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行为负刑事责任。从己有的计算机犯罪案例来看，进行计算机犯罪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少年儿童，绝大多数都未满十六岁，如何防止未成年人进行的计算机犯罪就成了计算机犯罪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计算机犯罪低龄化的趋势，使得未成年人实施此类危害行为的现象大量增加。行为人低龄化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某些未成年人确实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存在过人的天赋而实施的计算机犯罪行为;其二，是正常智力的未成年人由于对计算机技术的偏爱，加之网络黑客脚本程序的容易下载和操作，从而实施的计算机犯罪。

对于此类造成严重损失、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的犯罪，适当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事情。但就计算机犯罪而言，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只要能够进行计算机犯罪，行为人的认知水平就具有相当的水平。因此即使是已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的人，只要能够进行计算机犯罪就证明他应该对计算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一定的预见，他们进行计算机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大。如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该负刑事责任。

(五)刑罚设置不科学

计算机犯罪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许多犯罪分子本身就是为了牟利，因而对其科以罚金等财产刑自是情理之中。同时，由于计算机犯罪分子大多对其犯罪方法具有迷恋性，因而对其判处一定的资格刑，如剥夺其长期或短期从事某种与计算机相关的职业、某类与计算机相关的活动的资格，实乃对症下药之举。正因此，对计算机犯罪分子在科以自由刑的同时，再辅以罚金刑和资格刑，是当今世界各国计算机犯罪立法的通例。

但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第二百八十六条对计算机犯罪的处罚却既没有规定罚金刑，也没有规定资格刑。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案例来看，计算机犯罪除了本身难以查证外，其犯罪人往往对此种方法具有迷恋性，因而仅仅是事后性的惩罚往往难以阻止其再次犯罪。因此，对于此类犯罪引入新的资格刑，或者说规定某些与使用计算机有关的保安处分，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这一处理方式在某些国家已有先例。

(六)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不健全

计算机犯罪的自身立法固然重要，但制定相关法律来确保这些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也同样重要。这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并不包括电磁记录，实践中对于电磁记录的证据效力尚有分歧，应尽快明确。由于计算机犯罪的证据只存在于数字空间之中，是以储存在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的数字形式来表现的。这种证据是不能为人们所直接感知的，必须依照一定的方式将其转化为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才能体现出证据的价值。而这样的证据在传统的证据学中并无很好的研究。因此时至今日，在我国计算机数据作为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仍然是一个法律难题;第二，计算机犯罪的跨国特征非常明显，这必将使此类犯罪的引渡问题空前增多;第三，由于刑法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建立在其他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之基础上，此即所谓的“刑法次要原则”，而目前我国在计算机领域里，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还很不完善。[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七)刑事管辖不足

利用互联网络所实施的计算机犯罪目前已大量出现，并呈大幅度增加之势;同时，利用网络所实施的盗窃、诈骗等传统性犯罪大量出现，且危害更大，更难以查证。对于某些犯罪而言，通过网络来实施将更为便捷。因此，传统犯罪的网络化与跨国化也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在我国，随着计算机网络与国际互联网络的进一步联接，不仅本国针对国外的计算机犯罪将逐渐增多，而且国外的罪犯也将慢慢地将目标转移到我国的计算机系统来。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计算机网络国，对于国外犯罪人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因此如何确定案件管辖，调整原有的刑事案件管辖的框架，具有一定挑战。因为从传统刑法理论上讲，刑事管辖权体现在时空范围上，可以分为领陆、领水、领空以及浮动领土四种空间。而网络环境，则必将成为处于之四种空间之外的“第五空间”。

四、我国计算机犯罪立法完善建议

(一)对于计算机犯罪形态法律认定的进一步完善

由于计算机及其信息系统的复杂和特殊性，致使计算机犯罪行为的犯罪形态认定与传统犯罪有较大的区别，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应该对以下三种犯罪形态结合计算机犯罪的特点予以区分认定：

第一，犯罪预备的情况。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是故意犯罪过程中未完成犯罪的一种停止状态，是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而开始创造条件的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犯罪停止状态。在计算机犯罪中如某人制作好木马程序准备攻击某计算机系统，在还未实施时被网络警察发现并逮捕。

第二，犯罪未遂的情况。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在几起计算机犯罪中如某人攻击计算机系统时因该系统安全人员早有防备并且防火墙系统比较安全所以未能成功。

第三，犯罪中止的情况。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如行为人意识到病毒传播的危害而自动放弃则可视为犯罪中止。

(二)完善现行刑法典中的计算机犯罪惩治条款

鉴于计算机犯罪这一崭新的犯罪方式突破了传统刑法法益的范围，使得传统刑法调整计算机犯罪有所偏失。现行刑法现有的罪名不足以涵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所有计算机犯罪行为。应当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计算机犯罪危害行为类型为基础，以犯罪学和刑法学上计算机犯罪的概念为指导，对我国刑法中计算机犯罪的罪名加以完善。

第一，现行刑法典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首先非法侵入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范围有必要予以扩大，因为现实中非法入侵金融、证券计一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大量存在，从而使金融资财面临极大风险，威胁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客体理应扩大到上述领域;其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法定刑应予提高，以严厉打击犯罪人并消除引渡等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

第二，刑法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只规定了“软破坏”的方式，对大量的使用“硬破坏”方式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或数据的行为，只能以毁坏财物罪处理。事实上，使用中的计算机所体现的法益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财产法益，而更重要的是信息系统或数据的安全，对上述计算机“硬破坏”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信息系统、网络或数据的破坏，而是不计算机硬件设备所代表的财产利益，因此将之作为毁坏财物罪处理将于行为的危害性不符。建议将此破坏方式增加为计算机信息破坏型犯罪当中。

第三，我国刑法规定的“制作、传播破坏性计算机程序罪”并不能涵盖所有利用计算机制作、传播违法数据信息的行为，上述行为除了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之外，还有利用计算机制作、传播恐吓信息、虚假信息、犯罪方法信息等。这些行为都可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却无法为传统的刑法罪名所包容，因此建议扩大该罪名的调整范围，将之界定“为制作、传播破坏性、恐吓信息、虚假信息、犯罪方法信息等内容违法数据信息，造成严重后果”，将罪名修改为“制作、传播非法计算机数据信息罪”。

(三)完善现行行政法规，配套刑法典的贯彻实施

我国关于防范和惩治计算机违法犯罪的行政法规较多，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导致现行刑法典中所设置的计算机犯罪条款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贯彻实施。例如，刑法典第285条和第286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所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国家规定”，众所周知，目前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国家规定即是几个行政法规，而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但是，该条例的规定却是不健全的，也因此而导致刑法实际适用中的尴尬。该《条例》第5条2款规定：“互联网的微型计算机的安全保护办法，另行制定。”这引起的问题是，既然规定互联网的单台微型计算机的安全保护办法另行制定，则其管理规定就不应适用上述《条例》;而不能适用上述《条例》，目前又无其他可以适用的行政法律或者规范。那么，在没有可以适用的国家规定的情况，行为人针对于单台微型计算机实施上述两类犯罪行为的，就难以说其犯罪行为“违反国家规定”，既然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就不能满足刑法典的要求而构成犯罪，因而不能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四)确立刑事一体化思路

在理论上，刑事一体化意味着应加强刑法学同其他刑事学科，尤其是犯罪学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把实证分析同规范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探讨计算机犯罪的规律和对策。在立法上，“刑事一体化”要求加强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在立法过程中通盘考虑，尽力避免二者之间的脱节。在现在的网络计算机环境中，电子证据的地位、收集与提取的途径、审查判断的规则等，都有待刑事诉讼法的界定，刑诉法的完善直接制约着刑法作用的发挥。简而言之，通过刑事一体化，可以在刑事侦察、公安审理、移送公诉、开庭审理等程序中，对于计算机犯罪的构成、动机及应受处罚等方面，有效地认证判处。

(五)确立新型刑事管辖制度

首先对于管辖而言，对传统刑法理论上的“属地管辖原则”加以拓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上作案的终端设备、服务器设立地在本国传统的领土、领水等四种空间内。例如在线洗钱者、电子敲诈者的终端所在地、网上色情服务器的终端设备地在本国领域内：

第二，网上作案所侵入的系统局域网或者侵入的终端设备地在本国传统的领土、领水等四种空间内。例如电子间谍、网上侵犯商业秘密者的系统网站或者终端所在地在本国领域内;

第三，行为人获取、显示网上作案结果信息的终端所在地在本国传统的领土、领水等四种空间内。例如网上盗窃、网上诈骗作案结果信息的显示终端所在地在本国领域内。上述标准可以完全解决网络环境中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

(六)制定专门的反计算机犯罪法

在刑法典上设立惩治计算机犯罪的专门条款是必要的。但是应当在此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计算机犯罪的专门刑事立法。

主要原因有：

第一，涉及计算机犯罪的专业术语等的解释，应当在立法上加以专门性的表述。以中国现行刑法典为例，其中所使用的“应用程序”、“破坏性程序”等问题，均难以在刑法典上加以规定，但是可以在单行刑事立法上予以明确;

第二，计算机犯罪所导致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网络环境中的犯罪管辖权、犯罪地的确定等问题，难以在刑法典上加以规定，应当由专门的反计算机犯罪法设置;

第三，利用计算机所实施的传统型犯罪，其定性和量刑的各种特殊情况，应当由单行刑法专门加以规定，难以在刑法典中得以体现。而中国现行刑法典中第287条只是简单地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但是，这只是一个定性量刑的总原则，而网络环境中传统犯罪的变异，却存在于诸多方面，需要立法指导和肯定;第四，计算机犯罪所引发的问题较为广泛，涉及诸多现行法律法规的配套修改问题，在一时难以全面修订所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由单行刑事立法把所有问题加以表述和解决，是最为简洁的方式。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制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试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制度全文如下：

前言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基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自身的生理、心理特性与犯罪的关系，以及刑罚观念的不断进化发展，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应该多样化，尤其是对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更要灵活变通。近年来，随着非刑罚化思潮的兴起，恢复性司法的勃兴以及刑事审前程序的积极推广，我国在处理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开始广泛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试行了一些新型措施，取得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因种种缘由，我国还没有建构一套比较完备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的法律制度，没能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应有作用。

鉴此，笔者拟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其基本概念入手，阐述该制度设立的理由，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立法、司法现状的考察找出其存在的缺陷，对症下药从多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视角。

一、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制度的界定

本文认为，所谓的非刑罚化是指刑事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的方式，对于某些比较轻微的犯罪或者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以刑罚外的制裁方法来代替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它的内容或者核心在于用刑罚以外的制裁方法来代替刑罚，避免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对象有限，一般只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

简言之，犯罪人的行为依据其性质(已经构成犯罪)已具备适用刑罚的可能性，但因其他量刑情节如犯罪情节轻微、属于未成年犯罪人等，不应或不宜判处刑罚，而以刑罚外的制裁方法来替代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范围具有广泛性，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既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也可以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包括：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训诫，责令其监护人对其进行严格监护，同时要求其做出一定的赔偿，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还可以责令其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接受治疗、接受就业培训等)或者提供一定的社区公共服务;检察机关对于某些案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以在起诉前终止案件，即通过采取起诉便宜主义实现非刑罚化;通过刑事和解实现非刑罚化，刑事和解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以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通过诉辩交易实现非刑罚化，即被告人表示认罪或虽不认罪但也不进行辩解，以期换取撤消指控，获得从宽处理;审判机关通过单纯宣告有罪的方式或其他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实现非刑罚化。如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判处社区服务等。

二、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非刑罚性制度矫正的理由(一)身心发育不成熟必须采用非刑罚性矫正

(一)未成年人在心理、身体方面发育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法律观均未形成。有些未成年人非常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干扰和侵蚀。生活中大量的不良思想和行为常常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家庭、同学、朋友、公共场所等自身周围环境)对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误导和影响。加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尤其网络等媒体的广为普及，在给未成年人带来无限广阔的生活、学习和娱乐空间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具有反主流文化属性和大量含有凶险、暴力、恐怖、色情等刺激性内容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凭借灵活多样、极具吸引力和极富趣味性的传递方式，使得极度缺乏鉴别是非美丑能力的未成年人很快沉迷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媒体(尤其网络)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是知识和便捷，而是控制和迷失。在被控制和迷失的虚幻世界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现实世界难以融合，当条件成熟、诱因突现时，脆弱的心灵根本无法用理性和意志平抑内心的冲动，尝试、冒险，甚或是犯罪，已无所顾及。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耳闻目睹的未成年人凶杀、故意伤害、抢劫、抢奸，甚至自杀事件，简直是骇人听闻、怵目惊心，屡屡让我们感叹、痛惜与无奈。所以，考虑到他们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我们不应当毫无分别地用对待一般成年人的刑罚手段去惩罚他们，而是应该认识、了解他们的特殊性并尽可能地施以非刑罚性的手段进行教育和矫正。

(二)因家庭、学校、社会功能不到位必须采用非刑罚性矫正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在他们成长的不同阶段，本应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专门机构的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但是，由于某些家庭、学校或机构在本身结构上、机制上不健全以及在观念或功能上的不到位，在未成年人受到不良事物和思想影响导致心灵出现畸形、行为出现偏差、进而形成犯罪潜意识时，却缺乏相应的预测、预警和有效的保护机制对他们进行“防罪于未然”.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抛开其个体原因之外，我们应当更多地归责于家庭、学校、社会和专门机构在观念上或功能上的不到位。那么，对于那些犯了罪的未成年人，首先，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理念上的“减刑”、“假释”,即进行“轻罪化、非罪化”、“非监禁化”或“非刑罚化”认定。然后，给家庭、学校、社会和那些专门机构课以教育、感化、挽救、帮教的负担，让他们重新补上未完成的这一课。即对于轻微之罪、偶犯、初犯及过失犯罪尽可能施以非刑罚化认定，再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交由家庭、学校、社会机构或政府机构进行教育、锻炼、挽救和帮教。因此可以说，家庭、学校、社会及其他专门机构功能不到位也应该是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非刑罚性矫正的原因之一。

(三)国际法规范的要求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的特殊性而属于弱势群体，作为惩治犯罪武器之一的刑罚本来就应该给予他们特殊的保护和宽宥，这一点在相关的国际法规范中，也能找到理论依据。如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的第三部分审判和处理的指导原则中，有以下两条规定：“(B)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C)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

在此两条之后，该规则列出了针对少年罪犯适用的8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它们是：(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可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倡导了轻罚、保护、教育及回归社会的非刑罚化矫正理念，其基本精神与本文主旨具有理论意义上的一致性。

(四)现实功能

1.安抚功能。非刑罚化矫正措施对被害人和犯罪者双方都具有安抚功能。对被害人来说，即使没有物质损失，也可能要判决犯罪者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偿或向其赔礼道歉，使其心灵得到宽慰。对犯罪者来说，不对其进行刑罚制裁，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后顾之忧，安心接受教育和挽救。

2.矫治功能。未成年人犯罪后而不予刑事处罚，使其认识到，只要他能真诚悔改，就不会被认定是罪犯，不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被贴上黑色标签，这样，就能对其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使其真诚地接受教育和感化。

3.避免“交叉感染”功能。非刑罚化措施必然要求不得将犯罪未成年人放到监狱去执行，这就避免了犯罪未成年人之间相互接触、交叉感染的机会，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矫治。

4.节省司法资源功能。不把未成年人投进监狱，就可以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从而节省了司法资源。

5.复归社会功能。将犯罪的未成年人尽可能地放到社会中进行教育和挽救，能更好地实现让他们尽快回归社会的目标。

经过服刑和改造后的犯罪未成年人，绝大部分仍然能够重返社会。考虑到他们将来的人生发展，我们应该立足于积极地帮助、教育和挽救他们，对他们实施思想方面的教育和感化，而不应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报应和惩罚。非刑罚性矫正具有上述功能，完全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三、非刑罚处罚的司法适用现状与存在的缺陷

(一)现状

司法实践中，不仅对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现有的非刑罚处罚方法，而且还引入、试用了一些新型措施。

1.暂缓起诉的试用。

所谓暂缓起诉，又可以称为附条件的不起诉、起诉犹豫，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在对法律规定的一定事项进行综合考虑之后对本该起诉的未成年被告人做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检察机关为未成年被告人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目前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已经在局部地区开始实施。

典型案例：震惊南京教育界的玄武区“307聚众斗殴案”中的11名15岁至17岁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被该市玄武区检察院暂缓起诉。经过调查，区检察院了解到这11名中学生平时在校表现尚可，皆属初次犯罪。如果将11人全部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他们将面临失学;如不起诉，该案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构成犯罪。玄武区检察院作出《暂缓起诉决定》，规定11名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考察期为3个月。在此期限内，他们必须履行5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果如期圆满履行这些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司法界称赞“这是执法理念的创新”.据校方及家长反映，这11名学生在学习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玄武区检察院的大胆尝试，还获得了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赞赏，南京市也被列为全国“暂缓起诉”试点城市。

2.社区服务令的试行。

所谓“社区服务令”,又称“社会服务令”,是指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提出检控或审判机关对未成年犯判处一定主刑刑罚之前，以发出“社区服务令”的方式令其为社会提供一定时数的服务，责令未成年犯在一段时限内，在一定人员的指导和监督下，在特定场所(如社区)提供对社会有益的无偿劳动。

例如：2002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就开始试点，颁布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的暂行规定》，针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暂缓判决，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在审讯前释放，并以其参与社会服务的改造情况来决定是否免除刑罚或者较大幅度的减刑。根据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的统计数据来看，2002年共对16名少年犯适用社会服务令，而同年全部少年犯共299名，其仅占5.44%左右;2003年共对8名少年犯适用社会服务令，而同年全部少年犯共241名，其仅占3.3%左右;2008年截至2009年10月，仅仅适用了2例。由此可见，社会服务令的适用量逐年递减。

3.刑事和解的引入。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在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是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来源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的基层司法实践，其发端于民间，而后为国家所认可。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和解的推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例如，自2009年1月以来，上海市杨浦区逐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建立起轻微刑事案件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迄今为止共调解了1,094件，其中只有70件没有调解成功，调解成功后反悔的仅4件。

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北京市政法委下发《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后，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7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607件，占全部案件的百分比分别为16,8%.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率为14.5%.轻伤害案件经和解后，作移送公安机关撤回(撤案)处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对不诉处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诉处理的仅4件。该课题组还对7个区的检察机关15名公诉处长和主诉检察官进行了调查，检察官一致反映经和解(成功)后社会效果比起诉好，也没有出现任何当事人另行提起自诉、民事诉讼、申诉、上访等情况。在这些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中，未成年人案件所占比例相当大，其所取得的实践效果令人满意。

总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轻微的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机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且收到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存在的缺陷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在实践运行中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缺陷。为了使该制度不断得到完善，首先应该深刻剖析它的不足。通过对其立法、司法现状的考察，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存在如下几个缺陷。

1.立法不统一。

作为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之一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以轻缓性和多样性见长，正好契合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这一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目的，在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今天，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在我国，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刑法的相关规定缺乏科学性。我国刑事立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主体特性及其承担刑事责任时所应有的与成年犯罪人的区别性，在刑法中没有为其单独设置非刑罚处罚规定，而是与成年犯罪人混同适用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即便此条规定也只是从原则上笼统地提出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至于它们的适用方式、程序等都没有明确具体的配套规定，以致司法机关在实践操作时无所适从，进而出现或消极怠用、或率性而为、随意适用的混乱局面，同时，权力滥用、腐败丛生的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另外，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这几种非刑罚处罚措施显得形式过于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处置的严厉程度上存在断层，没有层次性和等级性。除了建议予以行政处罚中的行政拘留与劳动教养外，其他几种非刑罚处罚措施都不限制人身自由，也不需要劳动，一放了之，这导致其与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之间的严厉性差距很大，形成两个极端。

(2)没有充分践行《北京规则》的相关规定。我国是《北京规则》的签约国，应遵守它的原则，贯彻它的精神，执行它的具体规则。所以该规则中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如“照管、监督和监护的裁决、社区服务的裁决”等，我国有义务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我国并未把《北京规则》中的相关非刑罚处罚措施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出来，以致于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措施运用不够，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上。

(3)相关法律规定四处分散、凌乱不堪。除《刑法》与《北京规则》之外，我国现有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非刑罚处罚措施还散布在一系列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中，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法规政出多门，较为凌乱，有些甚至相互抵触，如关于劳动教养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规定为1-3年，而公安部、司法部的通知中则规定为2-3年。

总之，在立法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不成体系，既没有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原则作指导，也缺乏微观层面上的具体操作规则，现有的一些相关规范也都是有关部门从各自的角度所作的规定。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以一种四处分散、凌乱不堪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

2.司法操作不规范，实践效果欠佳

由于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立法规定比较分散凌乱，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也没有配套相关的实施细则，这种制度层面的粗陋导致了司法操作不规范，实践效果欠佳。其具体表现如下：

(1)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措施的适用方式不规范。关于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措施的适用方式，因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就比较紊乱。如责令具结悔过的适用方式，有的司法机关规定犯罪分子只需将事先写好的悔罪书当庭宣读即可，有的则要求将悔罪书复印多份并在公共场所张贴。关于赔礼道歉，有的司法机关规定为口头方式，有的则要求为书面表达。而赔偿损失这种措施的适用一般采取金钱支付的方式，没有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特殊经济状况，导致该措施针对性不够强，把责任转嫁到了其父母或监护人身上，未成年人自身没有切肤之痛;甚至有司法机关对被害人的损失丝毫不虑，干脆以赔礼道歉替代赔偿损失。另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由于一般都是当场适用，教育时间较短，未成年人内心感受不会太深切，教育效果不理想。

(2)暂缓起诉、社区服务、刑事和解等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相关的配套细则，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处处受阻，并出现一些消极影响。关于暂缓起诉，由于各地检察机关对其规定各不相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缺少统一、透明、公开的程序，容易给外界造成“暗箱操作”的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适用对象不尽相同。有的检察院严格将适用对象限定为未成年人，有的则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在校大学生。适用对象的不统一使得暂缓起诉缺乏法律制度应有的严谨性，降低了公众对它的信心与认可程度。

b适用程序不规范。从作出暂缓起诉决定，到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撤销暂缓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整个过程中没有可以严格遵循的规范，检察院的操作随意性较大，这种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权力腐败。

c考验期限没有统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常因地而异，这种混乱的操作状况难以让社会公众产生公正感。

d考验期间缺乏配套的社会资源支撑，容易使考验流于形式，难以收到应有效果。

e缺乏监督制约机制，难以保证暂缓起诉的正当行使。检察院因缺乏监督制约可能滥用权力，而其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又通常因缺乏救济渠道难以消除，容易导致当事人对该制度正当性的质疑。

四、制度的完善途径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更何况是还处于探索实验中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我们理解、承认创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的艰难，但并不构成我们应当迁就容忍其缺陷的理由。我们分析这项制度存在的缺陷，就是为了使之更加完善，以适应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之需要。针对上文所指出的缺陷，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整合法律体系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益，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一个涉及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目前，在此共识下，各部门各机构纷纷出台各项规章制度，以致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繁多杂乱，甚至相互抵触。立法的混乱必然导致司法的不统一与不规范，要想改变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混乱状况，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必须先整合各项立法资源，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全面清理各项相关法律法规。

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指导下，根据《立法法》，严格按照效力层次的高低对各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废除违法规范和不合情理或不切实际的规定，吸收接纳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与公安部、司法部通知中关于劳动教养期限的互相矛盾的规定，应按照清理原则进行妥善处理;《北京规则》中的相关规范，我国应根据实际国情予以充分吸纳;司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暂缓起诉等规定，也应加以保留并广泛适用。

2.整合各项立法资源，建构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

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有机结合”,“预防为主、减少司法干预”,“共同参与、综合治理”四项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1)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这是该制度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没有丰富的非刑罚处罚种类可供选择，则该制度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发挥应有的作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可通过如下途径确立。除了保留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种类外，还要开阔视野、面向世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北京规则》，引进新种类。同时，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尝试成功的新举措，如暂缓起诉、社区服务、刑事和解等，也应及时立法加以规定。当然，在确立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时，要充分考虑它们之间的内在衔接性，使其能够对应犯罪性质的轻重进行阶梯排列，层次分明。

(2)适用主体。我国刑法规定人民法院是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唯一主体，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主体特性以及刑事审前程序分流的司法趋势和恢复性司法的要求等，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把适用主体扩大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

(3)适用对象。根据刑法规定，适用对象是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规定应明确具体，否则可能导致司法操作不规范。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犯罪情节轻微”应理解为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

(4)适用程序。一项法律制度，它能否运行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明确的程序规定，程序性是法律制度得以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实践表明，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的指引。故有必要规定严格的适用程序，全面规范指导非刑罚处罚措施在侦查、检察、审判阶段的适用。

(二)规范司法操作，提高适用效果

1.关于劳动教养的改善建议。笔者认为，劳动教养不失为一种满足中国实际需要的可行制度，尤其是作为非刑罚处罚方法的一种，在侦查阶段对犯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不仅可以对案件及早分流，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及时警戒处理未成年犯罪人，而且它的强制劳动性有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某些不良习气，磨炼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对劳动教养可具体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

(1)降低它的严厉程度。作为非刑罚处罚措施的一种，劳动教养的期限应有严格限制，理想上限为6个月，且在劳动教养期间，不能过于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应充分考虑他们的生理心理特性，灵活运用包含劳动在内的各种方式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另外可实施要求比较宽松的鼓励政策，尽量减少未成年犯罪人的劳动教养期限。

(2)规范它的适用程序与救济程序。劳动教养属于严厉程度相当高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对它的适用要相当慎重。除了要明确它的适用范围;在适用过程中也要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如出现任意适用或违法适用等情况，要立即启动监督救济程序予以处理，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关于暂缓起诉、社区服务令、刑事和解等试用措施的改善建议。司法实践中，因这几种措施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与重合性，故一并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细化适用这些措施的案件范围与实施条件，以明确的法律规范制约司法人员的随意性，规范司法操作程序，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如被害人、被告人制约机制、公安机关制约机制、上级检察机关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机制等，充分保障涉案各方的诉讼权利并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督促案件得到及时公正解决，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3)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如社会帮教措施等，全面整合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各社会团体，各民间组织以及广大社会志愿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其配合协助司法机关适用这些非刑罚处罚措施，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

结语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机关肩负着教育、感化、挽救他们的重要职责。在处理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积极推行非刑罚处罚制度，不仅完全契合“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而且有助于审前程序分流、降低“犯罪标签”的影响、实现恢复性司法的要求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所设立的非刑罚处罚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

因此，在总结我国已有实践经验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不断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领域的作用既是时代之所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尽管本人已对之进行了一番艰难探索，但因能力所限，有些问题还未能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比如实证资料的搜集有限，致使某些观点的论证还不够充分，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做出努力，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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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CSM(基本呼叫状态模型),不容易扩展到其他的业务。

基于Parlay的模型,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定义独立于网络技术的可编程接口,使得开发应用业务和具体网络无关。而这种AP,和业务元素相关,可以提高不同平台间应用的兼容性,易于开发多种业务,并能综合多种电信业务。

与传统智能网SCE中用SIB述业务不同,NGN的SCE用XML来描述业务。目前有很多描述业务的标识语言(Markup Language),如JAJN的SCML(Service Creation MarkupLanguage)、IETF的CPL(Call Process Language)、W3C的VoiceXML等。CPL是通过XML的DTD(Dara Type Definitions)来定义的,它不能描述复杂的业务,如CPL不能描述多方呼叫;CPL只能由呼叫事件激活而不能由与呼叫无关的事件激活,因此CPL不能描述叫醒服务等业务;而SCML则通过XML的Schemas来定义,它能利用Schemas的继承机制去定义扩展数据类型,这一点对丰富呼叫控制的功能很重要。SCML比CPL更接近于呼叫控制的架构和API的定义,因而能描述更为复杂、丰富的业务。

3.Parlay APl的扩展安全能力

下一代网络是一个业务驱动的网络,业务将成为网络运营中的主体.在保证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同时,提供在网络中运行业务的安全性将是NGN安全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安全业务接口设计的研究在1995年就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对这种接口的需求主要来自于编写网络通信的程序员,他们需要一种和具体的安全机制无关的安全开发接口来方便编写有安全保障的网络程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GSS-API。

在安全业务接口的设计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新的安全业务接口应该在借鉴GSS-API成熟概念的基础上,针对GSS-API中不适应NGN的缺点进行改进;在接口模型的设计中采用以网络为中心的模型,在接口的使用方式上应该和Parlay的业务开发模式保持一致,使NGSS-API成为Parlay业务接口的一部分;在接口的内容上要尽量屏蔽底层安全机制的细节,做到实现与具体机制无关,编程与具体语言无关,这样在降低业务开发者的开发难度的同时,还可以增强业务的可移植性和通用性;接口的设计还应该根据用户的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粒度的安全业务开发接口,这种区分对于方便开发和提高程序质量很有好处;在使用过程中,不但可以单独利用GSS—API提供安全业务,而且还应该可以和Parlay的其它网络业务接口配合开发出更加复杂、更加安全的业务。

概括说来,最终的安全设计目标就是将安全业务接口设计成为一个高效、易扩展、易配置的与底层机制无关,并且可以和Parlay现有网络业务接口无缝融合的适合在下一代网络中运行的安全业务开发接口。

基于构件的下一代网络业务生成技术

如前所述,基于开放式APt(如Parlay API)的新一代业务支撑环境大大促进了高效的业务开发,并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业务开发、运行和管理的支撑平台。其中,业务运行在业务逻辑执行环境(SLEE)上,业务生

成环境(SCE)针对复杂的开放式API接口进行了多个层次的抽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业务开发人员高效开发业务的需要,构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层次。

基于构件的业务开发过程中,开发者首先选取需要的构件,将这些构件按业务逻辑进行联接,并配置构件的数据(即业务支撑数据)即可,无需编写代码,开发者也可以扩展构件功能或编写新构件来支持更加复杂或特殊的业务能力(SCE提供自定义构件的功能)。整个开发过程都在SCE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下以图形化的方式来完成,包括编写、验证、调试等步骤。业务开发过程的输出是一个业务描述文件,它描述了业务使用的构件、构件之间的联接关系和配置数据。业务部署时,业务生成环境侧需要一个业务组装器将业务构件和业务框架按照业务描述文件“粘合”为一个业务即可。

为了提高业务构件的性能和重用性,构件应尽可能简单,不保存任何呼叫实例数据,每个构件仅完成单一功能(如放音),各个构件之间完全独立。实际上,智能网业务开发中的SIB(独立于业务的积木式组件)就是一种成功的业务构件,对于下一代网络业务的构件是很好的借鉴,可编程的开放式API使得业务开发人员可以像使用普通APl那样,使用这些开放式API编写电信业务。显然,小粒度的构件最能发挥开放式API灵活的优势,另外,用户需要更加个性化的业务,这恰恰是SIB的弱点所在。可见,为了兼顾通用性与灵活性,必须针对下一代网络的业务构件开发更好的结构。

下一代网络(NGN)的主要特点就是开放性,实现了业务与呼叫以及承载与控制的分离,同时,NGN还是一个业务驱动网络,将业务提升到一独立层面上,以适应NGN以业务为中心的特征。因而,在NGN业务开发过程中也引入各种新的技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业务模式是基于AP[的业务开发方式,向第三方开放API接口,以便第三方开发的各种业务能快速地加载到NGN网络中,进而推动NGN网络的发展。

在基于API的业务开发方式中, 目前存在着多种API技术,如JTAPI、SIP API、JAIN、Parlay API等,NGN中以ParlayAPI最具代表性,利用Parlay API可屏蔽底层网络细节,第三方业务开发商直接利用提供的API接口即可完成各种增值业务的开发。为了提高业务开放的效率,人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利用构件来实现NGN业务的开发,业务开发人员只需将部分提供的构件按业务逻辑进行联接,并配置构件的数据(即业务支撑数据)即可,无需编写代码,进一步降低了业务开发的难度和业务开发周期。综上所述,为适应NGN的开放性要求和业务为中心的特征,下一代网络业务的开发将会越来越开放、简单,NGN的业务开发技术将朝着提高业务开发效率、缩短业务生成周期、方便第三方业务的快速引入等方向发展。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以顾客需要为出发点，根据经验获得顾客需求量以及购买力的信息、商业界的期望值，有计划地组织各项经营活动，通过相互协调一致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为顾客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而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用卡信贷使用行为成因及其营销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信用卡信贷使用行为成因及其营销策略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统计方法，以态度、个性特征和文化适应性为主要研究构面，对消费者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关于信用卡信贷使用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分别建构了循环信贷模型和分期付款模型。研究证明，金钱信用态度以及文化适应对循环信贷、分期付款行为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个性特征中对循环信贷使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依次是：冲动性、延迟享乐、外控、内控。对分期付款使用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依次是：延迟享乐、冲动性、内控。研究还发现，自尊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

关键词：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个性特征;文化适应;信用卡营销。

一、引言。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5月18日发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201 1年第一季度，信用卡累计发卡量已达2.42亿张。然而，随着2011年银监会《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出台，各大银行即将结束“跑马圈地”式的扩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稳固客户资源，提高客户的体验上来。信用卡逐渐从扫楼式的“圈地运动”向提高持卡人贡献度的阶段过渡。

信用卡的设计理念原本是依靠收取未付款利息来获得收入，利息收入应是信用卡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国内持卡人通常习惯“量人为出”，透支比例远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年轻一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利息收入必将成为中国信用卡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有鉴于当前信用卡大规模发行受阻，年费收入大量减免，商户佣金提取比例日渐下降的情况，加强开展信用卡信贷业务，增加利息收入和分期付款手续费收入无疑是解决银行信用卡盈利难题的有效措施。

尽管国外学者早已对消费者信用卡信贷行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主要集中于信用卡利率、信用额度、透支余额等经济要素与消费者选择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而且鲜有对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一1。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信用卡申办及非信贷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上。然而影响消费者办卡和使用信用卡的因素与影响信用卡负债的因素并不相同。中国现实情况是睡眠卡居多，而且多数消费者都会在免息期到期之前还清全部欠款，属于便利型信用卡使用者。Garman等指出。便利型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并不会为银行带来信贷利息收入BJ。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影响中国消费者信贷使用行为的因素，为相关金融机构制定适宜的营销组合策略，达到促进消费者使用信贷、增加发卡银行收益的目的提供理论基础。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早期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角度对信贷进行了研究。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更多地从态度、心理、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如Chien等‘?、Norvilitis等'4。基于金钱态度、社会经济要素和个性特征等对信贷的研究均取得r积极成果。

国内营销学者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对信贷行为的研究。江明华等进行了关于金钱和信用态度对信用砖透支的实证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包括r消费者在免息期内的欠款情况，而这类消费者往往是便利型信用膏使用者?，他们并不使用信用传信贷业务。王丽丽等通过虚拟变虽回归分析发现人口统计变晕对循环信用使用行为和小额分析付款使用行为解释能力非常有限，其对两种信贷行为的解释度均不超过10%’……总结国内外关于信用卡的研究会发现，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信用卡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方面，且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采用描述性方法有利于对目标顾客进行区分，并且能够对信用卡使用者类型进行判别。然而，这种方法不能揭示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的深层动机，也不能为发卡银行提供针对不同消费动机制定出有效营销策略的建议。

有鉴于此，学者们转向态度、个性特征等人格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对信贷影响的研究方面。

1.信用卡信贷类型。

信用卡信贷是指发卡银行根据信用卡持卡人的资信状况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持卡人町以利用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根据信用卡信贷偿还方式分为一次付清和分期付款两种类型。循环信贷是一种十分便利的短期贷款工具，借款人可以在每月当期账单到期以前，自行决定还款的金额，并叮随时结清，但每个月须至少缴付月结单上所列”最低应缴会额“。

Sullivan等特别强调了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之间的差异：首先，在银行审核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在消费者决策方面也存在差异。由于分期付款往往涉及金额较大，消费者必须慎重评估未来能否如期偿还债务。与之相反的是，循环信贷涉及金额较小，因此消费者不必仔细评估未来的财务状况。除此之外，发卡银行在偿还债务方面的要求也存在差异。

2.金钱与信用态度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

为了寻求对信贷行为更为有力的解释。学者们进一步从社会和心理因素入手展开研究。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进而学者们纷纷探究态度与信贷行为之间的关系。Davies等通过对大学生的分析也发现信用态度与信贷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对负债宽容的态度反过来又会促使大学生更多地借贷、8‘。Yieh指出，家庭借贷能力以及信用态度对消费者分期付款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Zhu等在针对低收入者的研究中，却发现信用态度和信贷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1。王丽咐等研究丫态度变量对个人信用负债的影响，发现态度变量对循环信贷使用和小额分期付款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态度变茸对循环信贷使用行为的解释能力更强、”……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al：消费者金钱和信用态度会明显地增加其循环信贷使用行为;Hbl：消费者金钱和信用态度会明显地增加其分期付款使用行为。

3.个性特征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

除了态度变量外，个性特征也是影响消费者信贷使用行为的鼋要变量。研究者试图确认那些对信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个性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既有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争议之处。其中，关于内外控(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Contr01)个性特征对消费者信贷行为的影响作用尚不明确。

Dessart等指出内控型消费者认为他们能够把握好自己的生活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内控个性是影响消费者使用信贷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Tokunaga等指出那些具有明显外控个性特征的消费者更容易使用信贷¨”。由于债务往往是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低收入者通常认为是外部经济环境造成了自身的贫困，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因此外控个性与信贷之间具有相关性“……然而，Norvilitis等研究发现，内外控个性与大学生的负债程度没有任何关系。1”。

从经济现实来分析，外控型消费者认为自己无法把握命运。通常没有投资规划。由于分期付款相对于循环信贷涉及会额较大，银行审核较为严格，因此，外控型消费者更愿意使用循环信贷解决经济问题。相反，内控型消费者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善于经过理性分析做出行为决策。他们善于投资理财，坚信自己有能力偿还贷款，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分期付款。因此，本研究假设：

Ha2：内控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循环信贷;Hb2：内控型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分期付款;Ha3：外控型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循环信贷;Hb3：外控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分期付款。

学者们同时研究了自尊对信贷行为的影响。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低自尊造成人们使用信贷。还是信贷降低了自尊。Tokunaga指出那些有信贷的消费者表现出较低的自尊。“J。Lange等在大学生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l”……而且，Hanley等指出冲动性消费者也表现出较低的自尊’“1。

综上，本研究假设：

Ha4：低自尊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循环信贷;Hb4：低自尊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分期付款。

冲动性购买是指消费者的一种特殊的非计划性购买行为。冲动性购买是导致消费者使用信贷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控能力较差的消费者在使用信用卡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冲动性购买情况。相反，自控能力较强的消费者会妥善理财，他们往往储蓄较多而花费较少¨?。确切地说，冲动性消费者更易于持有更多的信用卡并大量透支，而且每个月偿还的债务也是比较少的¨?。Roberts等认为，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行为非常普遍，这种消费行为已经成为产生信用卡负债的重要原因Ⅲ1。因此，本研究假设：

Ha5：冲动性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循环信贷;Hh5：冲动性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分期付款。

延迟享乐(The Delay of Gratification)倾向。Orten·dahl【2h等学者均指出信贷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对当前消费的偏好要高于延迟消费。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致认为个人的时间偏好对跨期消费选择具有莺要的影响作用。Mischel指出，那些具有高度”主观贴现率“的消费者是不可能推迟满足消费欲望的。因此他们很少储蓄并且更有可能负债。”。Godwin研究发现，如果消费者更加偏好当前而不是未来的消费，他就更有可能去使用信贷圆1。Norvilitis等指出大学生延迟享乐倾向与信用卡信贷具有负相关关系。“J。因此，本研究假设：

Ha6：延迟享乐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循环信贷;Hb6：延迟享乐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分期付款。

'4.文化适应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一个种族、地区或国家的人们逐步淡化其母文化传统，转向强势异文化的过程Ⅲo。

文化适应现象会对文化输入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尚J。Berry指出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消费者的价值观和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等而产生的瑚J。消费者的文化适应状况不仅表现在其所认同的价值观上，同时也表现在对能够代表其认同文化的产品的消费上瑚瑚j。涂荣庭等指出”卡奴“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消费群体价值观导向的作用旧”。综上，本研究假设：

Ha7：消费者文化适应性越强，其使用循环信贷就会越多;Hb7：消费者文化适应性越强，其使用分期付款就会越多。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首先对本校MBA学员和在职研究生进行了访谈，访谈的目的是为了使研究框架和量表更加合理，便于受访者理解。本研究通过与天津某银行信用卡管理中心合作，来采集问卷信息。为了提高问卷回收率，事先告知受访者填答问卷将获赠品。研究共发放问卷1560份，调查对象为持有信用卡并且有过一次以上的循环信贷或小额分期付款行为，实际收回问卷742份，经一致性检验，剔除228份，保留有效问卷514份。其中，男性212人(41.2%)，女性302人(58.8%);大学生176人(34.2%)，在职人员338人(65.8%);年龄为20岁及以下8人(2%)、21—30岁275人(53.5%)、31～加岁191人(37.1%)、41岁以上40人(7.7%);收入3000元以下184人(35.8%)、3000—5000元235人(45.7%)、5000—7000元76人(14.8%)、7000元以上19人(3.7%);学历为高中及以下3人(1%)、专科145人(28.2%)、本科289人(56.2%)、研究生77人(15%)。

为排除品牌偏好对测量的影响，反映出消费者对信贷真实的态度和意向，在调查过程中没有选定某个具体品牌信用卡进行调查。

2.问卷的形成。

关于金钱与信用态度的测量借鉴了江明华等的研究口J。内外控采用Lumpkin量表，该量表具有信度高、语言简洁的特点瑚1。对自尊的测鼍参照Rosenberg的自尊量表阁1。对冲动性购买的测量采用Faber等所使用的量表驯。对延迟享乐的测量采用了Ray等量表一“。对文化适应的测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测量样本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情况，测量价值观所采用的问项部分来自相关文献Hofstede。32】，其余来自本研究前期访谈;第二部分是测量受访者对于能够代表东西方文化的一些象征意义较强的产品使用情况，测量问项部分参照Berry量表，部分来自前期访谈m1。

3.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本文分别计算出金钱与信用态度、内控、外控、自尊、冲动性、延迟享乐、文化适应7个量表的Cronbach系数。7个量表系数分别为0.847、0.882、0.835、0.769、0.775、0.789、0.657。除了文化适应量表信度较低，只有0.657，其余各量表均能满足研究要求。循环信用和小额分期付款量表参照了王丽丽等。1h的研究，由于该量表并非是标准的测量量表，因此本研究并未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2)效度分析。

在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理论，经过与受访者焦点小组访谈，同时征询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多次修改。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关于建构效度，可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对每一个潜变量进行分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KMO值为0.841，并通过Bartlett's球形检验(P<0.000)，这表明数据具备因子分析的条件。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删除了3个载荷低于O.5的问项，1个存在跨因子现象的问项以及2个单独形成因子的问项。共得到7个特征根植大于l的因子，各变量均各自清晰地载荷在一个因子上。各问项的共同度都在0.60以上，同时各问项的最高载荷系数都在0.700以上，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由于最后所得到的分析结果不存在跨因子现象，同一问项只在一个因子上的载倚很高，说明修正后的量表也具有很好的判别效度。

四、模型检验。

由于结构方程分析法具有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和观测变鼍之间的关系，并且允许自变量存在测量误差的优势，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法来检验态度变量、个性特征变量和文化适应性与信贷行为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1.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AMOS‘/。0软件中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极大似然估计(Ma)(i眦m Likelihood Estimation)方法检验研究中提出的模型及假设。各结构模型拟合指标如表l所示。

2.路径检验。

通过路径分析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循环信贷模璎中，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内因变量的多元相关系数平方R2反映了内因变量被其外因变量所能解释的变异量百分比，循环信贷模型的多元相关系数平方R2=O.520。表明外因变量解释了循环信贷使用行为52%的变异。

循环信贷模型中，金钱和信用态度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O.58(P

外控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7(P<0.001)，假设Ha3成立。自尊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O.0r7(P=0.672)，假设Ha4不成立。冲动性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5(P<0。00 1)，假没Ha5成立。延迟享乐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0.57(P<0.001)，假设Ha6成立。文化适应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0(P<0.05)，假设Ha7成立。

分期付款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

分期付款模型的多元相关系数平方R2=0.467，表明外因变量解释r分期付款使用行为46.7%的变异。

金钱和信用态度与分期付款之l’日】的路径系数为0.60(P<0.001)。假设Hbl成立。内控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4(P<0.001)，假设Hb2成立。外控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0.15(P=0.220)，假设Hb3成立。自尊与分期付款之问的路径系数为一0.10(P=0.086)，假设Hb4不成立。冲动性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6(P<0.001)，假设Hb5成立。延迟享乐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0.35(P<0.001)，假设Hb6成立。文化适应与分期付款之1.日J的路径系数为0.19(P<0.05)，假设Hb7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理论贡献与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对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两种主要信贷形式分别进行了研究，建构了信用卡信货理论模型。揭示了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的深层次动机，同时验证了社会和心理因素在信用卡信贷方面的罩要影响作用。

通过引入文化适应变量，也为消费者信贷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提供了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启示。

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无论是循环信贷行为还是分期付款行为，消费者的金钱和信用态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一结论与国内外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信用卡的广泛发行和应用反映出消费者对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偏好。在某种意义上，信用乍信贷甚至被看作是收入形式的替代。

个性特征方面，内外控对信贷使用行为存在差异，内控型消费者通常表现较为理性和自信，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按计划还清贷款。相反，外控型消费者具有较低的自我价值，认为他们的生活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消费过程中往往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更愿意使用循环信贷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自尊与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发现自尊对信贷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的观点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国内?肖费者逐渐接受西方国家”负债消费文化“的生活理念，负债消费不再是令人感到”没有面子“的事情。相反，负债消费反而更加符合当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自尊不再是影响信贷的重要因素。

冲动性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具有正向显著性。信用卡作为一种便利支付工具，与现金消费相比较会导致更多不谨慎购买行为的出现一”。现实中，由于银行或商家的促销活动等刺激，加上较低的首付门槛，导致消费者无法抵制诱惑从而产生冲动性购买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超出消费者的预算而致使消费者使用信贷。

延迟享乐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具有负向显著性，这说明如果消费者能够抑制当前的消费欲望会显著降低使用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的可能性。延迟享乐本质上是推迟个人欲攀的满足，具体体现为消费者的忍耐性。延迟享乐型消费者能够很好地抵制外界的各种诱惑，因此能够有效减少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使用行为的发生。

文化适应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具有正向显著性。文化适应性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表明，当消费者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产生认同后，在其消费行为当中会通过有意识地选购那些能够代表西方文化的一些产品，包括电影、电子产品、服装、信用卡等象征意义较强的产品。这也印证了MoschisⅢ。、张黎等播。的观点，即对于信用卡这样的能够充分体现西方国家消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文化意涵程度相对较高的产品，文化适应因素在消费者信贷使用行为方面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通过比较消费者关于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两种信贷业务的心理动机。可以发现，循环信贷消费者具有购物非计划、不理性和即时性特征。相对的，分期付款消费者则具有较强的计划性，更善于投资理财。

2.启示。

(1)培养适度超前消费的生活理念，转变消费者传统价值观。

消费者的信贷使用行为跟他们的价值观直接相关，所以发卡银行不仪要去关注消费者本身所发生的金融消费行为，还需要引导他们的生活价值观。要让消费者接受适度超前的消费观念，需要政府、媒体、商家和发卡银行合力营造适宜的社会舆论导向。倡导信用消费发展国家经济的消费观念，改变中国消费者现金消费的生活习惯和“鼍人为出”的传统观念，把人们逐步从自我积累型的滞后消费变为有信用支持的理性超前消费，鼓励人们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尝试适度负债消费的新模式。

(2)进行信贷知识教育，加强风险管理，提升信用卡盈利水平。

在循环利息收入方面，据麦肯锡统计的数据表明，在中国大约仅有14%的持卡者使用循环信用，尚有较大利润提升卒间。通过访谈得知，待卡人对信贷相关知识不了解，公众、包括一些媒体对于信用卡信贷业务的理解不全面。夸大了信用卡信贷风险，对持卡人造成r负面影响。发卡银行应加强对消费者关于信贷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转变消费者对信用}信贷的负面认识。帮助消费者把信用卡转变为有效的理财t具，从而提高消费者使用信用卡信贷功能的积极性。

此外，发卡银行还应进一步完善持卡人信息记录(包括人口统计信息和交易信息)，建立动态的信用卡数据库，深入分析消费行为，开发优质客户，逐步淘汰不良客户。这样既有利于提高银行服务水平，又为信用卡风险管理部门适时进行风险防控，防止恶意透支和不良贷款的发生提供支持。

(3)进行深层次市场细分，改进战略性营销状况本研究探明并验证了影响消费者使用信贷的个性心理因素。与客观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分析不同，主观心理和文化变量分析通过调查人们对特定种类和品牌产品的选择来辅助营销人员的决策，这种细分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人选择循环信贷，而另一个人选择分期付款。因此，基于个性心理特征和社会文化的市场细分，能够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营销工作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成本管理充分动员和组织企业全体人员，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力求以最少生产耗费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房地产成本管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房地产成本管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全文如下：

房地产和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比较密切，属于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型产业。前几年我国房价涨势迅猛，导致许多工薪阶级的人都买不起房、住不起房，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价进行调控，这些政策虽然控制了房价上涨的势头，但是也压缩了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空间。想要在这一前提下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就必须要严格控制成本，找出房地产成本管理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制订一系列针对性的管理对策，从根源上提升成本管理的能力以及工作中的实效性。

一、房地产行业成本管理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在不断的改革完善，同时，房地产企业彼此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在客观经济条件不断运转的状态之下，所有对房地产行业发展产生制约因素的问题都逐渐凸显出来，其中成本管理中的弊端比较明显。

(一)房地产行业的成本管理水平比较滞后，管理体系不够明确

国内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都没有设置专门的成本管理部门或专职人员，主要还是由财务部门或预算部门进行负责。成本管理体系也不清晰，不存在管理流程，根本没有“目标成本”以及“动态成本”的概念。

(二)缺乏成本管理经验、成本管理意识淡薄

成本管理岗位人员需要具备预决算、工程、财务等综合性专业知识的全能型人才，目前这样的人才在该行业还是比较稀缺，一般房地产企业都是由预算部门或财务部门兼任，所以导致成本管理水平更不上。另外，有些企业认为成本管理就是成本管理部门或专职人员的事情，与其他人或其他部门无关，表现出该企业成本管理意识淡薄，没有体会成本管理的精髓所在。

(三)合同管理不规范，变更、签证无法控制

合同签订内容不科学合理，企业在合同签订方面没有设立合同分类审批权限，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对工程进度以及工程质量没有及时跟进和评估，导致成本管理水平得不到提高;在变更、签证发生前，无法准确计算其成本，只能在变更后才能确认，以及变更、签证是否有必要发生，企业往往无法进行判断，只能被施工企业牵着鼻子走，甚至还有企业出现倒签情况。这样在成本控制过程中就会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四)资金管理不科学

房地产企业特征之一资金需求量大，所以说资金对房地产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但很多企业只有成本测算，却没有资金预算。整个项目需要投入多少资金以及自有资金比例，需要项目融资比例，资金在某个时点是否会有缺口，项目贷款何时借入与归还比较合理都不清楚。另外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涉及设计变更、工程签证、应付应扣款项也很多，导致工程付款比较混乱，甚至出现多付以及超付现象，对后续工作带来很大影响，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如果不能妥善的解决这些纠纷，会直接影响工程质量以及工期。

房地产成本管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论文

二、针对当前我国房地产成本管理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单独设立成本管理部门

不惜重金引进房地产综合性专业人才来进行管理，更要定期进行培训，以及部门之间建立交流平台，培养整个公司人员的成本管理意识;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体系，提高公司成本管理水平，增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制定合理的目标成本

目标成本也就是预算成本，一般项目在启动前先根据相关指标以及经验值对项目的成本以及盈利能力进行测算，来决定是否值得投资，在项目施工图出来后，再根据施工图制定预算成本，一般情况下，没有其他变化，一旦预算成本确定也就是成本管理目标已经确定，不能随便更改。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目标成本是以市场为导向，可确保项目的利润实现;目标成本贯穿项目的全过程，是事前控制的基础。同时动态成本需及时同目标成本进行对比，纠偏，以保证项目总成本不突破目标成本。

(三)合同管理必须规范

合同订立必须采用招投标、议标以及协商等多种方式进行，合同在签订前必须要按照合同种类进行分类授权审批，合同订立后，成本管理部门要记录备案，并报送财务部门进行台账登记管理，以备付款使用。在合同实施过程中涉及设计变更以及工程签证的，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以各责任部门负责人为主成立评审小组，制定合理的评分标准，通过评审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设计变更以及工程签证。

(四)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资金管理体系

想要保证资金管理体系的健全，就必须要从资金预算以及资金的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对资金的日常管理进行完善。在进行资金预算以及信息化管理中这两方面工作的时候，可以将企业所有的资金都归纳到常规的预算管理工作当中，按年度以及月份制定详细的资金计划，资金计划必须要全员参与，由财务部门牵头组织并监督执行，资金计划下达前必须要经过分类审批流程同意。资金计划一旦下达，必须严格执行，并每月对资金完成情况进行分析，纳入公司业绩考核中去。

三、结束语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时间比较短，各项管理工作还处于粗放型状态，房地产成本管理更是一项全面、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但需要企业管理层的重视和支持，而且需要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和积极配合，需要建立完善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保证这些制度的贯彻与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把成本管理工作做好，才能实现房地产企业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从房地产成本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从多方面、多角度的视角下提出了解决方式，希望可以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工程成本即企业用于施工和管理的一切费用的总和，综合反映工程中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状况，属于检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成果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工程成本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于企业整个经营过程，是衡量企业生产耗费和供给的尺度，是决定价格的基础;加强工程成本管理是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建设工程成本管理方法及其应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建设工程成本管理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全文如下：

0 引言

成本是项目施工过程中各种耗费的总和。项目成本控制是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全程监督指导人、材料、机械等资源的成本消耗，同时结合工程建设要求和现场条件不断优化调整成本计划，对超预算的成本项目加以控制，纠正偏差，以确保各项成本开支始终在可控范围以内，从而有效规避成本风险。工程项目管理和项目成本控制相辅相成，项目管理是成本控制的先决条件，企业成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产品盈利能力的大小和竞争能力的强弱。控制成本、节约费用、降低物耗，对于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1 施工项目管理

1.1 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

人员、机械、材料、资金和技术是工程项目的五大生产要素。这五要素相互结合，形成了一种立体多维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且具有环境适应性、目的性和集合性。综合分析五项生产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是项目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

1.2 施工项目管理系统

①技术系统。

在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消耗，是项目管理的最终目的。先进的技术措施恰恰是在节省开支的前提下打造优质工程的必然选择。

②社会系统。

人在施工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在施工建设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我们通常称其为社会系统。作为项目经理，除了业务技能精湛和领导能力出众以外，还应该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职业道德。项目经理在项目建设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

③经济系统。

在施工管理中，经济系统是与社会系统、技术系统相伴随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分系统”。从实质来分析，经济系统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系统。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有高效的成本核算，以确保成本核算能够客观反映现实的消耗与未来需求。

2 项目成本控制

2.1 项目成本控制原则

①成本最低化原则。

成本控制旨在运用造价控制制度体系严格成本管理，减少成本开支，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的可能性是实践成本最低化原则需重点关注的节点。

②项目成本的全过程控制。

成本控制贯穿施工建设全过程。成本控制活动应该是动态的、连续的，要达到的最终效果是使一切成本活动始终按照预算计划运行，从而规避成本超预算的风险。

③动态控制原则。

动态控制是项目成本控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动态控制实际上更倾向于事中控制。而在前期准备环节的成本控制，则是基于施工组织计划设定一套科学的目标体系，同时合理成本计划和具体执行计划，全程监督成本消耗。在竣工结算环节，盈亏大势已定，再弥补偏差只能是亡羊补牢。

2.2 项目成本控制措施

①组织措施。

项目经理应该着眼全局，从整体出发，结合现场条件和工程特点，组织设计部、施工部从经济合理性与技术可行性两方面对施工方案进行分析论证，多套方案综合比选，确保最终方案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同时，将成本总目标细化，按照成本责任制以部门为单位逐项监督落实，严抓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在前期设计和中期施工阶段结合成本目标体系，积极运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进行超前控制，减少成本消耗，尽量避免成本浪费后被动的做事后分析。

②技术措施。

细化计划成本，逐项监督落实;工程建设阶段所发生的成本收支项记录在案，对于实际成本消耗始终有清晰的概念;定期组织各部门进行成本差异分析，针对成本超预算的情况及时纠偏，不利差异要深度分析其原因，以免影响后续作业;严密监控一切变更项目，不可预计的外部环境对成本的影响有时也可能是十分关键的。

③经济措施。

人工费：协调好劳务关系，避免窝工浪费;配套制定奖惩措施;加强技能培训和技术较低工作;严肃劳动纪律，精简减少非生产用工及辅助用工，节省人工费用。

材料费：材料成本管理应该将原辅材料的价格、质量结构及存量作为重要节点来抓，对原辅材料的市场行情及采购方案进行全面分析，在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的前提下，按照货比多家、比质比价、择优选择的原则进行采购。

机械费：根据现场进度计划制定机械使用计划，调配好机械台班数量，提高设备利用率，同时严格人机管理制度，按规定进行设备维护，确保机械随时保持良好状态，防止机械故障拖延施工进度，控制机械维修费用。

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精简管理机构，健全管理体系，把握好管理力度，分层管理，确保施工管理费始终在可控范围内。

3 施工阶段工程成本的控制

3.1 工程变更和现场签证的控制

工程变更和现场见证是施工建设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设计图是指导施工活动的参考依据，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应该组织设计部、施工部等参建部门按照设计意图进行图纸会审，从经济、技术两方面对图纸进行综合论证，预测施工阶段的各个节点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尽可能将工程变更控制在设计环节。一般设计变更越早，所造成的损失越小。鉴于此，施工单位应该在设计初期加强管理，尤其是建设规模较大的工程，尽量在设计初期解决一切工程变更，坚持先算账、后变更。

3.2 严格审核工程施工图预算

参考进度计划以及实际施工进度校核工程预算。全面分析超预算的现象及成因，通知相关负责人限期整改，动态控制一切成本活动。

3.3 加强材料、设备的采购、供应及其管理

材料费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超过70%。材料费的控制首先要遵循量差控制原则，节本降耗，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等手段，减少定额内的材料消耗;要控制物耗，限额领料，对施工各环节、各工艺进行实际物耗控制。其次要坚持量差考核，对各层次物耗量差以及总的物耗量差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优化采购计划，确保材料供应充足，杜绝浪费。

3.4 抓好合同管理减少工程索赔

工程索赔也是增加经济效益的一部分。但是要注意，索赔应有正当的索赔理由和充足的索赔证据，应当按照施工合同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而且提出索赔的一方应认真、如实、合理地计算索赔的时间和费用。加强合同管理是规避索赔风险的有效策略。

4 竣工阶段的成本控制

竣工结算也是成本控制的重要节点。工程交付使用后，后续的维护与保修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一阶段每一项支出都应该有凭有据，并且要及时向管理部门反映成本信息。在成本控制考评阶段严格落实奖惩项目，以体现成本控制效果。

5 结语

建设工程成本控制贯穿于项目决策、设计、施工至竣工等全过程。因此，为减少成本开支，项目参建部门需要密切配合，协调一致，以期最大限度地控制工程成本，实现预期的投资目标。

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全文如下：

[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一)

“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①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军阀系统中的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他们都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发展自己势力的要求，但又感到缺乏力量，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军队投靠国民党，并改编军队，于是这些武装力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⑴大部分是从旧军阀系统中分化出来，整建制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如南方的原国民革命第二、六、八军(即谭延 派，程潜派，唐生智派等湘军)，第三军(即朱培德的赣军)，第七军(即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的桂军)，第九、十军(即彭汉章，王天培的黔军)，北方冯玉祥统属的国民联军，阎锡山统属的晋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改变为国民党旗号的原北洋系统的地方小军阀则更多，如夏斗寅，周凤岐，陈调元等。⑵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组建的所谓“党军”，我党虽曾在这些军队中作过大量工作，但由于这些军队的首领不允许对其军队进行改造，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这些军队仍是旧式雇佣军队的性质。②

这些武装力量参加北伐大革命，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⑴这些武装力量受到大军阀的压迫，希望借革命力量的庇护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⑵他们看到直系，奉系等旧军阀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而暂时归顺大革命的潮流;

⑶由于各地均被旧军阀分割而难以发展，他们期望借助革命的旗号扩展实力;

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期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

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是他们参加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所戴着的“革命信徒”的假面具也逐渐脱落。

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和城市工人要求土地，减轻剥削，实现政治民主的斗争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更提出了废除军阀制度，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的要求，这些都威胁着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切身利益。他们既想“脱离革命，同时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又能打着革命旗号来取消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其他的国民党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是在背叛大革命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外，还有着与北洋军阀相同的外部原因和阶级根源。

毛泽东提出：“现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从广州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④

这说明，新军阀产生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是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和地主买办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而帝国主义划分范围的分裂政策则是其形成的外部原因。

(二)

国民党新军阀与先前旧军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同样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⑤

首先，国民党在外交上采取投降妥协的政策。

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向1927年3月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帝国主义政府赔款、道歉，并宣布要“逞凶”;同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竟然命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并任由日军缴械。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如日本控制了中国铁矿生产的99%以上，生铁生产的95%以上。在轻工业上，外资也占相对优势。1930年，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资本和公积金共合12，700余万元，而外资纱厂则合16，100余万元，占56%。而外资拥有的纱锭数更占67.4%，拥有布机数也占56.4%。这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对中国控制程度越发严重了。

其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官僚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占有状况也日趋集中。

1933年，广东地主富农人口占6%，却占有66%的土地，而贫雇农人口占74%，却只占有19%的土地。

再次，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扩大军费、增加赋税的过程中，把大量财富塞进自己的腰包。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为21，000万元，1929年为24，500万元，1930年为31，200万元，三年间增加了50%。从1930年至1936年间，历年的军费均在三亿元以上。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28年48%，1931年88.2%。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达26亿元，四大家族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大量承购公债，独占了公债利润。

同时孔、宋、陈氏家族独占商业，工农业，垄断经济命脉。1935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资源委员会，作为垄断全国重工业和矿业的执行机构，它垄断了钨、锑、锡等物资的生产和运销。

到1936年前后，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正式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也有着同旧军阀不同的特点：⑥

其一，以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做幌子，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曾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的新军阀大都参加过反对旧军阀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暂时地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标榜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仍然存在，而他们就利用这种影响进行反革命的欺骗。

其二，拥有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和全国系统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新军阀是有一个以政党为形式的集中组织，并有各种辅助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新军阀篡夺了这个曾是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权，把它变为反革命的政党，而旧军阀是没有这样的政党的。

国民党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其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据1929年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材料，当时“全国军额达二百余万，年需军费约三万万余元”，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5%以上。

国民党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1929年11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建立“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个由职业化特务分子组成的专门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用来控制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和文教部门。1932年3月，又成立了另一个特务组织“兰衣社”，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侦缉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和异己力量。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以上两点是新旧军阀最主要的区别。

其三，拥有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经过1928年上半年的“北伐”，6月占领北京。1928年12月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这也是中国自1916年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⑦

其四，同时得到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

蒋介石集团，在经济上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同时又得到英、美与别的帝国主义的支持。1927年3月，上海资本家向他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4月25日，上海商人和银行家又给了蒋介石700万元。⑧

其五，用政治强制和军事掠夺的手段，逐步地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

(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由新旧军阀控制的三个反动政府，即：蒋介石国民党

南京政府;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他们各霸一方，为争夺对于全中国的统治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同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林立，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他们同样想得到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争斗同样不可避免。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事实上反映了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害矛盾，毛泽东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⑨

到1928年初，国民党军阀北进之前，便形成了蒋(介石)，桂(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四个主要派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原奉系军阀武力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

从1929年3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多方因素，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占了上风，最后建立了表面上统一的全国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3年之中，除上述几次大规模军阀战争外，还有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等军阀战争，不下六、七次之多。连年军阀战争，战火遍于大半个中国，兵连祸结，百姓遭殃，估计战死人数不下五十万之众。⑩

同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它也以更疯狂的屠杀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人数由60，000多人减少到10，000人左右。城市工人的斗争由进攻转为防御，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0，000人。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而不集中的状态。民族资产阶级则退出了革命的营垒，而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的形式由高潮转入了低潮，这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后带给中国的又一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殖民地化并没有减弱，帝国主义仍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土地占有制也仍然保持;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权利统统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因此，革命的高潮再次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②③同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混战的历史线索》 教学与研究 1984.2

④⑤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⑥胡汶本等主编 《中国现代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P211

黄元起主编 《中国现代史》上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4 P245

⑦[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2

⑧[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3 P149--150

⑨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P47-48

⑩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P324—325

经济实力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财富,还包括这个国家拥有多少世界性著名品牌。一个国家拥有多个世界性著名品牌,说明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能够开拓出广泛的国际市场,从而赢得世界性的商业利润,综合国力自然增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艺术设计中的视觉形象设计及其重要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艺术设计中的视觉形象设计及其重要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艺术设计是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其审美标准由于受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不同，从而独立为一门艺术学科。而这些审美标准都来自于视觉感官的传达，艺术形象一直作为人类相互交流与跨时代交流的实物载体，在艺术设计逐步独立的今天，人们通俗地把这些形象称为视觉艺术。该文对视觉形象这个新兴的事物从基本概念和构思方面仔细分析，总结了其在艺术设计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视觉训练 艺术设计 整体意识 视觉

艺术设计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主要包含：环境设计、平面设计、装饰设计、工业设计、多媒体设计等。它是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由于受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与传统的艺术门类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服务的对象。不仅如此，由于其是在社会文化、市场经济等多个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审美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艺术设计与其说是一项融合艺术元素的创新，不如说是设计者展现视觉、感知、表现以及想象能力的载体，是设计者内心创意的一个外现。

1 视觉设计的构思

关于视觉艺术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为，把视觉艺术看作是一种运用多种符号的形象化的语言，这是由一位瑞士语言学家提出的。而作为对话过程中的一种基本语言，视觉艺术作品的不同形式背后都具有其自己的内涵。艺术设计的最大的也是首要的服务对象为人，它是结合了人类社会中物质与精神双重功能的，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艺术载体。它不仅表现了人类的生活内容诸如衣食住行，也表现了人类生存的大环境。

视觉传达和视觉传达设计虽然只差两个字，但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设计更强调主观视觉上的效果，因而视觉传达设计的主要对象为观众而忽视了设计者本身的视觉需求。而视觉传达则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同时服务于设计者和观众。由于视觉传达的研究涉及面广，因而可以更贴切地称其为视觉设计。

1.1 何为视觉设计

视觉传达和视觉传达设计虽然只差两个字，但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设计更强调主观视觉上的效果，因而视觉传达设计的主要对象为观众而忽视了设计者本身的视觉需求。而视觉传达则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同时服务于设计者和观众。由于视觉传达的研究涉及面广，因而可以更贴切地称其为视觉设计。

视觉设计涉及许多领域，不仅包括眼睛器官、视觉信号传递的生理分析，还包括视觉经验形成分析理论、视觉心理学。此外，还有很多交叉学科，诸如视觉仿生学，具体研究了视觉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具体的视觉信息并对视觉科学进行了合理的预见与展望。更为细致地从哲学、心理与视觉途径等方面来研究视觉设计。

1.2 视觉设计的具体概念和类别

视觉设计的概念为，对于眼睛官能进行全方位的表现以及表现的结果可以统称为视觉设计，再进行划分可以分出视觉传达设计，这种设计由于关注观众而对设计者个人的满足而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相比之下，视觉传达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好地兼顾到设计者本人，对设计传达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后，其外延已经拓展到视觉感官的全部，因而称为视觉设计更为合适。

视觉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囊括了标志、广告和包装方面的设计，还包含企业形象和门店的环境设计等多个方面，这些设计形象起到沟通联结的作用来给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便利。视觉设计在商业设计领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根据对视觉设计的归纳分类，视觉设计还包含商业店招牌设计，以及门面、指示、公共设施设计等多个方面。

(1)标志设计：该设计有很多种类，比如政治性、公益性、文化性、商业性。当我们收集分析大量数据后，我们发现自己生活的观念和方式都随之改变。

(2)包装设计：我们对一本书进行深入的包装，美化其排版与封面，这样使得读者在看到其书时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愿意读，在此基础上便可以进一步探索文章内容的思想以及背后的文化知识。

(3)图像设计：指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管理理念、经营特点以及营销策略等形象，我们对图形的外形风格和颜色设计进行感官上的设计。

(4)广告设计：运用绘图和影像方面的技术综合地设计图像，使整个设计呈现出独特性。

(5)装潢设计：装潢设计是在标志设计、包装设计、图像设计和广告设计之后的最后一道设计程序，他对商品进行介绍并进行保护和美化，联结着产品和消费者，也可以称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这项设计不仅科学严谨，而且具有预见性。

1.3 好的视觉艺术作品的标准

一幅好的视觉艺术作品，通过三大构成的点线面组合，色彩的搭配，灵感的创新等，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所以视觉形象的选择和设计对整体的视觉艺术表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的视觉艺术来源于灵感，而好的设计来源于动机或许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其创作的目的。原则上来说，视觉艺术是艺术家把自己的创意思想合理地表现出来，他们希望通过与他人分享感受，令观赏者得到共鸣和启示。好的视觉艺术在于诠释，好的设计在于理解，虽然视觉艺术家的理念是将一个观点或情感予以表露，但并不仅限于此。视觉艺术通过各种方式和人们联系在一起，因为视觉艺术创作的诠释方式与众不同。准确地向受众传递信息，并促使受众采取相应行动。给观看者视觉上最好的舒适感或冲击力，这些都需要综合的视觉艺术素养和创新。因此，好的设计作品不仅要带给观众美好的视觉体验，还要注意艺术作品的可接受性，保证能够为观众所领会和接受。

好的视觉艺术是一种天赋，好的设计是一种技巧。一个视觉艺术家通常都是具有天赋的。当然，绘画是所有视觉艺术家的基本功，要以绘画为起点不断地创新和进步。但是，视觉艺术家最本质的价值在于其与生俱来的天赋。可以这么说，好的视觉艺术家一定具有设计技巧，但拥有好的设计技巧却不一定能够成为视觉艺术家。

2 视觉形象设计及重要性分析

2.1视觉形象设计步骤

(1)视觉形象的设计需要完成原型稿到视觉稿的转换。在转化过程中，要仔细判断整体的页面结构，而不是急于转化单调复杂的线稿内容。因为，线稿转化成视觉稿的过程中要进行一定的取舍，合理地突出重点模块并对一些相对次要的模块进行合并和精简，一上手就转化线稿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把产品原型进行视觉转化是一件需要严谨、耐心的工作，只有不断地提高判断能力，认真严谨地进行转化，才能真正地成为视觉形象转化方面的专家。

(2)视觉形象设计首先要在页面上展现完美的效果，这就要求对页面布局进行合理的平衡与简化，确保呈现给顾客的整体浏览信息是流畅而饱满的。一味地去掉大部分的配图是非常鲁莽的，要想达到预期的视觉效果，需要对页面的图片和具体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布局，达到简洁大方的效果。

2.2 重要性分析

视觉形象是艺术设计中视觉识别系统的核心，是代表和体现所有设计的象征符号，是一种形象、特征、信誉、文化的综合与浓缩，是社会大众心目中对所表达形象认知的代表物。艺术设计的目的无外乎利用外形、光线、颜色给观众造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和深刻的视觉印象。图一完全符合上述的要求，是一个很好的艺术设计。这种视觉识别形象的特征在于展示某种明晰的视觉认知结构，并通过这种结构诠释企业的特质，是借以传达设计理念，设计精神的重要载体，传达着带有某种意指内容的典型视觉形象。视觉形象利用文字、色彩、图像等多个元素构成具有冲击力的作品，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感情和艺术观念，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之，视觉形象通过各种独特的形象来传达特定的艺术信息。因此，现代艺术设计的评价标准是八个字，即：易解、震撼、美感、适用。

3 结语

视觉形象与日常的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一样，有着其独立的规则和结构。了解视觉形象的前提是认识视觉形象语言。这就相对于英语词汇和阅读之间的关系。只有对视觉形象语言有着更加深入地了解并熟悉的运用，你就会发现自己与不懂视觉形象语言的人之间的区别，因为你能读懂视觉形象，能够感受到视觉形象传递给你的力量，而不懂视觉形象语言的人可能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视觉语言的好与坏对于艺术设计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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