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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有加害行为,具有客观上的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环境侵权作为一种侵权行,应满足侵权构成要件但是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也有其特殊的规则原则,关于环境侵权的特殊之处,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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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
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
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
(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
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
(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
(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
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
(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
(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
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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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应该建立在服务器级的机器上而且机器应该放在合适的环境中,作为服务器的机器应当具备适当的可靠性。服务和服务所依赖的机器应该受到监控,一旦发生故障就发出警报或产生故障记录清单。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计算机网络中服务的概念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 由系统管理员管理的结构化计算机环境和只有一台或几台孤立计算机组成的计算机环境的主要区别是服务。针对计算机网络中的服务概念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服务。
论文正文:
浅谈计算机网络中服务的概念
由系统管理员管理的结构化计算机环境和只有一台或几台孤立计算机组成的计算机环境的主要区别是服务。这种只有几台孤立计算机的典型环境是家庭和那些很小的非技术性的办公室,而典型的结构化计算机环境则是由技术人员操作大量的计算机,通过共享方便的通信、优化的资源等服务来互相联结在一起。当一台家用电脑通过互联网或通过ISP 连接到因特网上, 他就是使用了ISP 或其他人提供的服务才进入网络的。
提供一个服务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把硬件和软件累加在一起,它包括了服务的可靠性、服务的标准化、以及对服务的监控、维护、技术支持等。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符合要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服务。
创建一个稳定、可靠的服务是一个系统管理员的重要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系统管理员必须考虑许多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设计和开发的各个阶段都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要和用户进行交流, 去发现用户对服务的要求和预期,然后把其它的要求如管理要求等列一个清单,这样的清单只能让系统管理员团队的人看到。
服务应该建立在服务器级的机器上而且机器应该放在合适的环境中,作为服务器的机器应当具备适当的可靠性。服务和服务所依赖的机器应该受到监控,一旦发生故障就发出警报或产生故障记录清单。
作为服务一部分的机器和软件应当依赖那些建立在相同或更高标准上的主机和软件,一个服务的可靠性和它所依赖的服务链中最薄弱环节的可靠性是相当的。一个服务不应该无故的去依赖那些不是服务一部分的主机。一旦服务建好并完成了测试, 就要逐渐转到用户的角度来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调试。
1.1 用户的要求。
建立一个新服务应该从用户的要求开始,用户才是你建立服务的根本原因。如果建立的服务不合乎用户的需要,那就是在浪费精力。
搜集用户的需求应该包括下面这些内容:他们想怎样使用这些新服务、需要哪些功能、喜欢哪些功能、这些服务对他们有多重要,以及对于这些服务他们需要什么级别的可用性和技术支持。如果可能的话,让用户试用一下服务的试用版本。不要让用户使用那些很麻烦或是不成功的系统和项目。尽量计算出使用这个服务的用户群有多大以及他们需要和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性能,这样才能正确的计算。
1.2 操作上的要求。
对于系统管理员来说, 新服务的有些要求不是用户直接可见的。比如系统管理员要考虑到新服务的管理界面、是否可以与已有的服务协同操作,以及新服务是否能与核心服务如认证服务和目录服务等集成到一起。
从用户期望的可靠性水平以及系统管理员们对系统将来要求的可靠性的预期,系统管理员们就能建立一个用户期望的功能列表,其内容包括群集、从属设备、备份服务器或具有高可用性的硬件和操作系统。
1.3 开放的体系结构。
有时销售商使用私有协议就是为了和别的销售商达成明确的许可协议,但是会在一个销售商使用的新版本和另一个销售商使用的兼容版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延迟,两个销售商所用的版本之间也会有中断,而且没有提供两个产品之间的接口。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依靠它们的接口同时使用两种产品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
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选择基于开放标准的协议,让双方都能选择自己的软件。这就把用户端应用程序的选择同服务器平台的选择过程分离了,用户自由的选择最符合自己需要、偏好甚至是平台的软件,系统管理员们也可以独立地选择基于他们的可靠性、规模可设定性和可管理性需要的服务器解决方案。系统管理员们可以在一些相互竞争的服务器产品中进行选择,而不必被囿于那些适合某些用户端应用程序的服务器软件和平台。
在许多情况下, 如果软件销售商支持多硬件平台,系统管理员们甚至可以独立地选择服务器硬件和软件。
我们把这叫做用户选择和服务器选择分离的能力。开放协议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场所,并激起销售商之间的竞争,这最终会使我们受益。
开放协议和文件格式是相当稳定的, 不会经常改动(即使改动也是向上兼容的),而且还有广泛的支持,能给你最大的产品自主选择性和最大的机会获得可靠的、兼容性好的产品。
建立一个服务除了要求可靠、可监测、易维护支持,以及要符合所有的我们基本要求和用户的要求外,还要考虑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让每个服务使用专门的机器,这么作可以让服务更容易得到支持和维护,也能减少忘记一些服务器机器上的小的服务的机会。在一些大公司,使用专门的机器是一条基本原则, 而在小公司,由于成本问题,一般达不到这个要求。
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在建立服务时要以让服务完全冗余为目标。有些重要的服务不管在多大的公司都要求完全冗余。由于公司的规模还会增长,所有你要让所有的服务都完全冗余为目标。
2.1 使用专门的机器。
理想的情况,服务应该建立在专门的机器上。
大网站应该有能力根据服务的要求来调整到这个结构,而小网站却很难做到。每个服务都有专门的机器会使服务更可靠,当发生可靠性问题是也容易调试,发生故障的范围更小,以及容易升级和进行容量计划。
从小公司成长起来的大网站一般有一个集中管理的机器作为所有重要服务的核心,这台机器提供名字服务、认证服务、打印服务、邮件服务等等。最后,由于负荷的增长,机器不得不分开,把服务扩展到别的服务器上去。常常是在这之前,系统管理员们已经得到了资金,可以买更多的管理用的机器,但是觉得太麻烦,因为有这么多的服务依赖这机器,把它们都分开太难了。当把服务从一台机器上分开时,IP 地址的依赖最难处理了, 有些服务如名字服务的IP 地址都在用户那里都已经记得很牢固了,还有一些IP 地址被安全系统如路由器、防火墙等使用。
把一个中心主机分解到许多不同的主机上是非常困难的,建立起来的时间越长,上面的服务越多,就越难分解。使用基于服务的名字会有所帮助,但是必须整个公司都使用标准化的、统一的、始终如一的名字。
2.2 充分的冗余。
充分的冗余是指有一个或一系列复制好的服务器, 能在发生故障的时候接管主要的故障设备。冗余系统应该可以作为备份服务器连续的运行,当主服务器发生故障时能自动连上线,或者只要少量的人工干预, 就能接管提供服务的故障系统。
你选择的这类冗余是依赖于服务的。有些服务如网页服务器和计算区域,可以让自己很好的在克隆好的机器上运行。别的服务比如大数据库就不行,它们要求连接更牢固的崩溃恢复系统。你正在使用的用来提供服务的软件或许会告诉你,冗余是以一种有效的、被动的、从服务器的形式存在的,只有在主服务器发生故障并发出请求时,冗余系统才会响应。不管什么情况,冗余机制必须要确保数据同步并保持数据的完整。
如果冗余服务器连续的和主服务器同步运行,那么冗余服务器就可以用来分担正在正常运行的负荷并能提高性能。如果你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负荷超出性能不能接受的临界点,以防止某个服务器出现故障。在到达临界点之前要为现存系统增加更多的并行服务器。
冗余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升级。可以进行滚动升级。每次有一台主机被断开、升级、测试然后重新开始服务。单一主机的故障不会停止整个服务,虽然可能会影响性能。如果你真的搞杂了一个升级那就关掉电源等你冷静下来再去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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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义上的财政可界定为以国家为主体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由于财政行为而形成的财政关系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财政收入关系、财政支出关系、财政收支平衡关系;内部财政关系、外部财政关系;财政实体关系、财政程序关系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财政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论财政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全文如下: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和财政支出等;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规定的显性制度,也可能是财政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有待法律确认的隐性制度;最后,财政还可以指一种社会关系,它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从形式层面看,财政法就是调整财政关系之法。按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这种界定方式因为凸现了财政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以可以使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分。由于这种定义方式颇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涉及到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适应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财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从其调整财政关系这一点找到。也正是基于这个共性,财政法学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从而形成财政法制史或比较财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为前提的。当事物的共性被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时,其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弃。对于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的个人或团体来说,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种与自身发展密切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不可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国家产生、法律创制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法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财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君王或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财政权力只是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财政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相反,它们是压制人民权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法仅仅是专制政权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财政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缺乏独立的与民众利益声气相求的价值取向。财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财政支出方面则仅仅停留在技术性层面,满足于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监督。
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问题上。封建君主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市民革命由此爆发。如英国的历次革命均因国王滥施税负而起,最终为人民通过议会争得“课税同意权”;美国的革命则发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缴茶叶税,最终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的设计和建设。
基于这个前提,财政法的宗旨和原则都较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财政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其次,财政权力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同时也在此范围内受人民的监督;再次,财政的民主基础备受重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权成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最后,财政法的功能开始转向保障财政的民主统制,财政权力的失范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凸现。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法明显不同于君主专制时期的财政法,尽管它们都符合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共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部分国家胜利后,尽管消灭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为人民主权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传统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实施并没有为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提供太多的机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的利益当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权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时,也曾因为不受限制和监督而酿成大错。财政法虽然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旧会变成保障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具体的表现是,大量的财政法规由政府执法部门制定,财政的民主统制被视为毫无必要的妄谈;财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规范财政权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国家政策;人民不仅难以实现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在具体的财政执法中也难以得到程序的保障。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财政法未能走出权力的阴影,其先进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财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调整财政关系的形式共性当然必要,因为这有助于界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解构,可以构建财政法的活动范围与内部体系,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财政法学来说,仅仅满足于此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揭示出财政法更深层次的内涵,对我国目前的财政法治建设也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故此,财政法的概念还有待于从时代特性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从实质的层面出发,我们认为,现代财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上、以增进全民福利和社会发展为目标、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具体内涵包括:
(1)民主宪政是财政法的制度基础。
财政法的民主性体现为,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组成代议制机构,也可以直接通过全民公决行使财政权力,决定和监督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与宪政的关系表现为,财政法涉及到公权力的分配,因此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都是财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财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就此而言,财政法其实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化。
(2)财政法的目标在于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尽管广义的财政法包括税法、费用征收法等可能导致公民向国家让渡财产的领域,但从整体上看,财政法应该是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为基本宗旨的。无论是财政收入法还是财政管理或运营法,其除了保证行政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权力侵犯人民基本权利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规范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经济发展。即便是财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据除了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在于通过调整资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气周期以及保证合理财政支出等职能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并最大可能地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财政法的目标不仅在于体现宪法基本权利的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在于从量上扩大权利的覆盖范围及实现程度。
(3)财政法以财政关系为调整对象。
财政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拟制,它指的是财政行为未经法律调整以前所引发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财政关系的分析,可以划定财政法的内部体系框架,理清财政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从而确定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通常情况下,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既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行为,也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制度,还可以表述为一种财政关系。财政行为着眼于财政主体的动态过程,财政制度着眼于财政运转的外在环境,财政关系则着眼于财政现象的内在联系。动态过程受制于外在环境,但也是外在环境的创造力量,而内在联系则是对动态过程和外在环境更高层次的概括,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时以财政关系为最优。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财政职能的理解不同,财政关系的范围也随着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也仅限于筹集收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很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预资源配置。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财政的职能开始不断扩展。首先,财政应当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财政活动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财政投融资的规模、结构,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其次,财政开始通过自身活动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再分配,以缓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实施社会保障等。最后,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开始实施,如在经济过热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由于生产和生活都通过财政进行控制,不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或生产周期波动,因此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也就将收入分配和经济调节完全包容在内。另外,由于财政活动无所不包的禀性,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与金融都呈现难舍难分的关系。如,国家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仅可以取走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而且还包括折旧基金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款的拨付也都是通过财政直接进行的。这样,企业财务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从而依附于国家财政。又如,银行不能自主从事贷款业务,却必须按照财政的意图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设资金,银行存款成为财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也被称为“第二财政”。
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财政职能的探索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进步。
第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被视为独立经营的商业主体,其财务关系与财政关系完全分开,财政只是在投资和利润分配时才与企业发生联系。
第二,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也已经理顺,财政可以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银行发放贷款,但是不能进行强迫。财政关系的范围至少将商业性货币资金关系排除在外。
第三,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开始显现,开征个人所得税、实施社会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场失灵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财政开始主动寻找反周期的对策。如为了消除经济疲软,我国近几年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财政改革实践中开始接受公共财政的观念,财政的活动范围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据此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对设计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够进入市场的单位,财政不再对其提供资金;对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等介于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位,财政不再全额承担其费用,差额部分由其通过收费加以解决;对于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领域则不断增加投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现在又在逐渐向农村推进;在财政投资方面,对于竞争性产业,财政不再作重点投入,财政资金开始明显地向基础产业、幼稚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活动范围的一条准则,公共财政已经成为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由此可见,作为财政法调整对象的财政关系历史上并不是等同划一的。受财政职能不断变化的影响,财政关系的质和量实际上都在随之变化。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一般包括财政收入关系、财政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关系三种,但每一种财政关系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财政关系界定为以财政为主体所发生的关系,从质的属性看,财政关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必须通过国家筹集资金加以实现的社会关系。
所谓公共性,是指某种物品(包括制度、服务)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一般需要,但却不能经由市场交换而实现的特性。如果某类物品完全不能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必须由财政全额负担,则可称之为具有完全公共性。如果某类物品部分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财政只需负担其差额,则可称之为具有部分公共性。如果某类物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不需要财政负担,则可称之为不具有公共性。即便财政已经参与其中,也应该激流勇退,终止这种财政关系。由此可知,公共性是判断财政关系内涵和外延的一条基本准则。
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可以分为财政收入关系、财政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关系三种。财政收入关系的范围主要包括税收征收关系、资产收益关系、国债发行关系、费用征收关系等;财政管理关系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关系、国库经理关系和审计监督关系等;财政支出关系主要包括财政采购关系、财政贷款关系、财政投资关系、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等。由于财政收入关系和财政管理关系主要服务于财政支出关系,因此,一般而言,财政支出关系的公共性可以奠定财政收入及管理关系的公共性基础。
例如,财政采购的对象如果确属公共物品,为政府公务所必需,预算安排支出计划就同时具有了公共性。不过,在具体的适用上,三者之间的公共性也可能并非完全对应。例如,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关系一般都是因为极具有公共性的财政行为而引起,但这类关系不具有对等回报的特征,因此,除非出现战争、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紧急状况,否则不应以债务收入为财源依据。如果通过举债应付行政管理费用,这类债务的公共性就很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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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相当于使该系统从某种初始的无序状态过渡到有组织的状态而应当输入系统中的信息量。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信息概念的哲学定义和信息功能的历史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关于信息概念的哲学定义和信息功能的历史演变全文如下:
摘要:本文结合分析信息的本质提出了如下的信息概念的哲学定义: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以及自组织系统对于这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和改组。此外还探讨了信息功能的重心随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所发生的历史演变:从报道何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到促使合理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关键词:信息;可能性空间;目的性行为;主体能动性;虚拟世界
论文正文:
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我们的社会日益转型为一个“信息社会”。不过,虽然人们天天都在接触、利用信息,信息资源也变成了当今社会建设中最宝贵的资源,人们还是对何谓信息不甚了了,感到其难以捉摸。这说明我们还缺乏一个明确、恰切的信息概念的定义。本文试图结合分析信息概念的本质从哲学的层面上提出一个信息的定义,并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探讨一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主要功能的历史演变。
我们拥有的最初的信息概念是由信息论的创立者申农提出的,他把信息定义为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在信宿中用来消除对于在信源中发出的消息的不确定性的东西。这第一个信息概念的内容反映出它发生于通讯过程中的背景,运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广泛存在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信息现象肯定是不够的。比如我们头脑中现有的知识这种约束性的信息与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消息显然是不同的,它是我们据以理解消息这种非约束性信息的基础。但是最初的信息概念包含的两个特质也揭示了成熟的信息概念的两个本质规定性:第一,信息发生于不确定性的背景上亦即具有多种可能性或偶然性的环境中,因此在严格决定论的世界上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通讯活动往往与控制活动紧密相关并构成后者的组成部分(控制论中所说的“控制”行为广义地说包含了能动主体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信息的存在与能动主体的目的性行为是不可分的。
在探讨信息概念时,我们需要对人们在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使用“信息”一词所指称的广泛的现象进行概括,这样最终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基本对象,其中一个属于客观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另一个则产生于生活主体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从这两个意义上阐述过信息。
一方面他说:“信息就是组织程度的度量”,是“负熵”⑴,另一方面又说:“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⑵后一种信息是不能脱离接受者的解释结构而存在的,维纳举例讲道:音乐对于懂音乐的人来说会产生这种“在语义学上有意义的信息”,对于不懂音乐的人来说则不会。苏联《哲学词典》俄文1980年第4版在“信息”这个词条下也写道:“在信息概念中应该区别出两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信息乃是系统的组织性的程度。信息的数学表达式和熵的数学表达式,除符号相反外是一样的。正如系统的熵表示系统的紊乱性程度,而信息表示系统的组织性程度。这样理解的信息构成系统、过程本身的内部所有物,可以叫作结构信息。
在第二个方面,应该把密切地与反映相联系的信息和结构信息区别开。如果一个事物中发生反映另一事物作用的变化,那末可以说这一事物就成为关于另一事物的信息的负荷者。对于控制论系统来说,B由A的作用所引起的变化,不只是B对A的某些鉴别,而是控制论系统B的功能活动的因素。”在这里我们看出苏联学者继承和阐发了维纳的思想,他们明确区分出表示事物本身的规定性的结构信息(又称绝对信息)和产生于控制系统对周围事物的反映之中的功能信息(又称相对信息)。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前一种信息的存在只要考虑到信源就可以了,而后一种信息的存在还必须考虑到信宿。上述思想可供我们在对信息进行哲学的全面概括时加以借鉴,使信息概念不必具有单一层次的内涵。
我认为信息可作如下定义: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存在和变动的有序形式,和自组织系统对这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及改组。其中前一个表语表述了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或者说广义内涵,后一个表语表述了信息概念的第二层次内涵,或者说狭义内涵。
先说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维纳曾经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⑷。那末信息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与“质料”范畴相对提出“形式”范畴。质料是事物的物质基质,形式则是物质基质存在的样式。形式必须附着在质料上而存在,但是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表现在比如大理石这块质料,既可以把它雕刻成人像而具有“人”的形式,又可以把它雕刻成马像而具有“马”的形式。仅限于这个范围内来说,这对范畴与“实体”和“属性”这对范畴是相通的。在上述定义中,我正是把物质和能量看作为实体性的东西,而把信息看作为它们表现出来的属性。我们可以把一定的物质和能量与它们表现出的属性作这种相对区分。
我们知道,客观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是保持着一定的数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物质和能量具体存在的形式可以变化。物质和能量存在的各种具体形式是由它们特殊的组合和运动的方式所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就是物质和能量存在和运动所表现出的这些具体形式。在这里我们要对“形式”的含义作广泛的理解,它是实体的一切可分辨的属性的总称,包括事物的结构形式、运动状态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等一切确定性。
对信息所作的这个本质规定是和科学家们提出的下述定义相通的—─信息是物质和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均匀分布,是负熵,是事物系统的组织性程度。因为物质和能量存在和运动的各种可以把捉的特定形式,只能由物质和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各种不均匀分布造成。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的一个孤立系统内部趋向达到的熵最大状态,是一个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均匀分布的状态,这是一种混沌的单调的状态,其中没有任何可分辨的形式,也就没有信息。我们由此看到信息是有序性的形式。与此相联系产生了信息的度量的问题,一个系统内的物质、能量在时空中分布的不均匀程度愈是大,其所含信息量愈是多,亦即其组织性、有序性愈是高,这说明它的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愈是复杂、有机。
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相当于使该系统从某种初始的无序状态过渡到有组织的状态而应当输入系统中的信息量。人体从单个分子构成其有机整体所需要的信息量为3 x 1026比特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一块无机的矿石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与此不能相比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息是以一种新的统一的观点来看待物质世界。过去我们曾经用“质量”对不同的物质进行统一的度量,又用“能量”对不同的运动进行统一的度量,现在我们可以用“信息量”来对不同事物具有的规定性、性质进行统一的度量,信息量表示出事物组织性、有序性程度高低的不同。
因为信息不是事物的物质和能量本身,而是它们运动的形式,所以它可以通过同构关系被传递。所谓同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系统的物质、能量过程与另一个系统的物质、能量过程在组织结构和运动秩序上的一定对应。比如气温表上水银柱的不同高度对应着不同的气温,水银柱高度的一定变化对应着气温的一定变化,因此我们说气温表传达了气温的信息。我们人在生活中摄取关于外界环境的信息,也并不是把环境中事物的物质基质和能量本身吸收到我们脑子中来,而是以脑内神经脉冲的次序和强度的不同组合形式来对应于环境中事物的不同状态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信息表示作为信源的事物的性质,却又可以脱离信源而相对独立地存在,而且我们还可以了解信息的量值为何不象物质和能量那样是守恒的而可以增加(通过在不同信宿中复制同一信息)。
再说信息概念的第二层次内涵:信息是自组织系统对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所作的能动的反映及改组。对信息的这个规定是和科学家们对信息所作的下述定义相通的—─信息是生活主体和客观环境相互交换的内容,是控制系统用来控制受控对象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信息,总是指某种被我们所收到、理解,对我们有意义、用处的消息,此外还有被人们产生的操纵控制对象的指令信息,它们都属于信息概念的这个内涵。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自组织系统”。简单地说,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质一般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从有序走向无序,自组织系统是能够抵抗环境中的熵增趋势,自动地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系统。自组织系统是高度有组织性的物质,它在自然界中的代表就是生命。人类模仿生命的机制创造出自动控制系统,这是人工的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系统在自然界中不象无机物质那样,听凭环境因素的作用、自发地发生变化,而是按照内在机制规定的方向进行物质和能量运动的,这就是保存和发展自身。自组织系统既然具有保存和发展自身的趋向,而又生活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既有有利因素、又有不利因素的环境里,因此它在生存、发展中需要关于环境的信息,借以调整自己的行动而适应环境的变化。自组织系统就是借助于信息的指导作用,使自身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序走向高序的。
实际上只有在自组织系统对周围环境的反映中,才能真正使客观事物存在的形式和客观事物本身分离开,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这样,才实现了第一层次内涵的信息向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的转化。因为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不是产生于照镜子似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产生于能动的反映。这表现在维纳所说的“不是简单地取得外界的消息,而是要经过装置内部的改造加工才能获得。在那里将信息转化成适用于以后活动的新形式。无论是动物还是机器,这种操作都要对外界发生效用”⑸。
对此,以下集中说明两点。
第一,这种信息只是在作为信宿的反映主体(人是最高级的自组织系统,也是最高级的主体,我们可以把其他的自组织系统看作以不同等级形式存在的主体)中实现的,它是依赖于主体的解释结构的,而这又与主体对于信息的整理加工分不开。同一个事件作为信号被传递到不同的主体中,它是否具有信息和信息量有多少,是依主体的解释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的。那末,主体的解释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要归功于主体对过去生活中接受的大量信息进行储存、整理和加工的结果。动物能够简单地整理、加工信息,这就是在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依靠条件反射的能力,根据反复发生的生活经验在不同的外来信息间建立一定的联系。
人类则不仅感性地归总经验现象以得出表面的联系,而且运用理性思维的能力来发现各类事实之间的深藏的稳定的本质联系。因此,人脑内部构成知识的信息采取对现实事物做不同程度的抽象概括的概念和判断的形式存在,理性主体可运用逻辑推理的规则对既有信息进行变换处理以产生更深层次的新信息。每个个人还吸取社会集体实践的成果来帮助完成自身整理信息的工作。这样,本来零散获得的信息在每个主体的内部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之网,这就是他的解释结构。新经验到的个别事件由于和这个知识之网的各个要素发生一定的关系而具有意义,而被理解。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离不开接受主体。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过去获得的、经过加工整理、为主体掌握了其间联系的信息,成为认识新的信息的手段。这种信息叫做约束性信息。那种在新的生活遭遇中个别得到的、反映具体客观环境的情况的、作为认识对象的信息,叫作非约束性信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认识能力的发展也是非约束性信息不断转化为约束性信息的过程。当然约束性信息建立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正确,还须反馈到实践活动(合目的性的质能活动)中去加以验证。
第二,这个层次内涵的信息的最重要的内容,还在于把关于客观环境的信息和主体的目的(既有在种族发生中形成的长远目的,又有在具体生活情景中产生的短期目的)结合起来加工,得出规范主体本身在一定客观环境中所进行的物质和能量活动的形式的东西,亦即关于主体行为方式的信息。自组织系统在一个个具体的控制活动中是这样处理信息的:它首先获取一定的信号即得到语法信息,其次联系过去生活经验解释语法信息的含义而得到语义信息,然后根据本身正在进行的活动的目的评估语义信息的效用而得出语用信息,最后结合积淀于自身的约束性信息中的关于客观环境的规律性的认识得出关于自身当前行为方式的信息。这种关于主体行为方式的信息就是我们在自动控制机器中称为“指令信息”的东西,它由控制中枢付诸执行机构(或称效应器)加以执行。这样我们看到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有序性的反映的信息,在独立存在于主体世界中时可被结合实现主体的目的的需要加以改组(将信息片段根据它们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式重新加以联接)。
总之,自组织系统因此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对照,对于客体来讲,它的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是完全依附在它的物质、能量运动上的,而对于主体来讲,却可以先设计好这个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再据以进行物质、能量的运动。这表现出无机自然界在进行着盲目的物质、能量运动,而自组织系统在进行着自觉的物质、能量运动。用信息来驾驭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其结果是使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在实现主体目的的方向上得到尽可能经济、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们说,在信息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是比物质和能量更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
信息概念具有两层次内涵,既是人类认识信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所打下的印迹,也是人类根据实践和认识的需要从不同角度把握信息所导致的结果。广义信息又可称为客观信息,狭义信息又可称为主观信息。我想人们在生活实际中最先使用的是主观信息的概念,即认为信息是和人类主体不可分的一种现象。但当申农制订出信息量计算公式以后,人们发现这一计算公式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的计算公式仅有一个符号之差,于是就把信息与物质世界中从无序到有序的运动联系起来。对信息的本质的认识由此拓广,出现了客观信息。客观信息说明了主观信息的来源和客观基础,这就是客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的形式、有序性,那些目前尚未被人类认识的客观物质的有序性最终都有可能为人类所认识而转化为主观信息。
主观信息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上面讲到信息是通过控制主体转变为有目的的自觉的物质和能量的运动的形式的,所以只是由于这种主观信息的作用,才在自然界中产生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主观信息是信源和信宿、客观和主观结合和统一的产物,因此它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凭借。马克思早已指出认识既取决于被认识的对象,也取决于主体认识对象的能力,他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⑹;“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⑺。
现在我们再来大略考察一下信息的主要功能随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的历史演变。我们已知信息在根源上是与生物能动系统的控制活动有关的。原生动物从单细胞生物起就会在利用外部化学信息的基础上合理地组织自己的行为,比如把食物放进变形虫所在的溶液中,变形虫一得到关于食物的化学信息就开发始朝食物的方向移动。可以说这时在自然界出现了原始的物质—能量过程(在此表现为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与信息—控制过程的区别。不过在初级动物那里信息活动是一个辅助环节,帮助完成自发的合目的性的质能活动,因为原始生物处理信息的能力完全是在历经自然选择的种族发生过程中作为一种本能被编码在遗传基因中的。
随着物种进化,在较高级动物身上出现了脑这个处理信息的专门化的器官,在本能的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产生了与接受信号有关的条件反射,表明动物能够在后天生活环境中相对自主地(即脱离本能地)处理信息,并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在信息活动中此时不仅有反馈,而且有根据对规律性经验的记忆超前模拟外部环境进展过程的操作,即预见未来事件的来临而对可能的应变方式做出选择。在哺乳动物那里还出现了梦境这种信息世界。由于在这个阶段信息活动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我们可以说质能活动与信息活动处于相互借助、相辅相成的局面。迨至于人这个拥有高度发达的处理信息的器官──大脑皮层的高级动物出现,信息活动的地位在自然界又发生了飞跃。因为人的条件反射可以建立在像语词这样的抽象符号构成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只建立在与各种实际事物相关的感性直观的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这使得人能够进行理性思维——一种高级的运用逻辑规则甚至数学法则处理世界信息的能力。人在语言中第一次实现了世界的信息化亦即符号化。
随后高度发展的信息活动显得愈益远离直接的控制活动而具有独立、自主的形态,比如两个人进行交谈或某个人写书都是在进行信息活动(交流信息和编码信息),而这看来是自为目的的。但是信息活动的最终本质仍然是指导质能活动更加经济有效地实现主体的实践目的。由于控制实践的活动变得愈益宏大,发挥指导作用的主观信息也变得愈益复杂而超出了指导简单控制活动的“指令信息”的模式。在自动机中成套的指挥受控行为方式的信息形成“程序”、“软件”。在人类社会中人们根据设计图纸建造楼房,根据宪法治理国家等等,凡此种种体现了人们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信息控制来调节物质、能量的管理。以上所述看来表明了信息的作用在自然界中的辩证发展的历程:由质能活动利用信息活动到质能活动与信息活动相互为用再到信息活动主导质能活动。信息活动的重要性随着控制主体的能动性的提高而增加。
信息的能动本质发展到今天已使它从作为对现实的反映到能把现实虚拟化,因此凭借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条件的支持,“虚拟现实”、“虚拟实践”、“虚拟对象”在当今的世界上大发展。这个“虚拟化”潮流预示着人类意识在对世界实行了语言化之后将能推进的更深刻的信息化。这个“虚拟化”也是具有多种形式、含义和目的的。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如人们进行“虚拟旅游”或生活在“虚拟家庭”。
这是在电子网络中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给人们营造一个仿真的理想生活环境,使人们感性地生活于其中达到娱悦精神的目的甚至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它也可以是一种实践方式,比如实现“虚拟管理”在理想模型中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源,由于许多本来需要经过大量实践活动才能取得的结论在虚拟实践中可以容易获得,又避免了生产活动中大量人力和物力的耗费,因而能实现管理运营的高效化。它也可是一种认识和研究的方式,在对许多具体对象的虚拟化研究中(如研究“人工生命”),人们只是通过在电脑上建构对象的数学模型进行数字计算来解决问题。这时研究者把构成世界的本质要素看作是信息(比特的世界)而不是物质,把不同的物理过程用表示不同的构成方式和过程的处理信息的算法来表示。这样可把对整个宇宙的认识都归结对信息单元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就如人们在人脑中可能通过逻辑思考来理解宇宙的一切。
从这一切虚拟化形式中,我们看到信息世界与可能世界密切相关。信息形式是构筑和表达可能性世界的手段,而虚拟世界往往是经过合理组织的可能性世界。而虚拟世界之为“虚拟”仅因它没有实物的形式,而有时从它们表现了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而是可实现的可能性来说,它们并不纯粹是虚拟的。这犹如在技术实践中人们把许多原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而只是存在于可能世界中的人工创造物(像钢铁、塑料、汽车等)在现实中加以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可以形成一个广义的世界,在其中发生着二者的交流,而代表合理的可能性的虚拟世界可以引领现实世界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信息原本主要是用来使控制主体知道在现实对象的多种发展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的,而现在却主要用来帮助主体在可能性空间中发掘合理的可能性并促其转化为现实性。因此,现实对信息的决定作用为主愈益转变为信息对现实的反向决定作用为主。
美国技术哲学家阿伯特•博格曼(Albert Borgman)在他的《抓牢现实——世纪转换之际的信息的本性》一书⑻中,也类似地描述了信息的作用的变迁,他说信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1.自然信息:关于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 about reality),2.文化信息:为着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 for reality),3.技术信息:作为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 as reality)。我们也可把这三个阶段意译为:反映现实的信息,改组现实的信息和制造现实的信息。我们也由此想到卡尔•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和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的思想内容的世界(世界3)。作为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相互作用的产物的世界3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世界。过去我们感到世界3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很难理解,现在从虚拟世界的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以及它与精神实体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一点了。这一切都体现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信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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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系统技术简称MST,它的基本工艺技术是硅的腐蚀和键合。MST的前景是壮观的,其工艺是从集成电路加工派生出的批量加工技术。预期,MST将会同集成电路一样,通过新的而且便宜的产品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系统技术的概念、应用及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阅读与参考!
微系统技术的概念、应用及发展全文如下:
最近几年里,在微机系统技术方面具有广泛的研究,普遍认为在未来的十年间微型单元的微机系统和增加对微型设备的应用有很好的发展趋势。分析家预测在未来的几年间微系统技术在设备制造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微系统技术还被作为微型机械电子系统技术。微型机械电子系统是用小型机械和电子结构结合在一个系统上来命名的。微机系统技术是80年代出现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且被认为将成为21世纪最终要的技术之一。微型化的优点有很多,微电子的成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微型设备的小尺寸使得器械越来越小、越来越紧凑,并且便于携带,同时也能手动操作。当各种功能结合在一起时,设备的功能也增加了,比如:感应器、扬声器和控制器被集成在同一微型设备上。由于它们有个高频共振频率,微型机械传感器有个动态范围和快速响应时间。在微小热交换方面能够更加快速、有效地发生,就像一个微型测量设备。
微型机械电子系统现在正处于产品即将进入市场竞争的发展阶段。微型机械电子系统在全球市场的销售额到2002年将达到3.8亿,到2005年将达到5亿。微系统技术的应用领域覆盖了一个很广的范围,从电子学到光学,从化学到生物技术和医疗工程。
而且,微型机械电子系统是个类似于集成电路批量制作的技术。硅晶体是个应用很广的材料。由于大批量生产属性和高额材料费用,硅晶体的一个缺点是昂贵的价格。
微机系统技术大范围的发展依赖于能够经济可靠地制造成型微小单元的加工系统。聚合体微小化技术,如,微成型技术就是一个低成本生产微小单元的微系统技术。
微成型作为注射成型的一个新分支,目前还处于幼年阶段。它不只是测量某个东西,挑战全新领域的专门技术。成型机械,设备(工具),材料和工艺参数,以及成分的选取与检测都需要特别的研究。
为了面对微型化的挑战,Gintic开始着手通过一个整体程序发展聚合体的微型制造发展核心方面来研究微成型流程的发展。
工程的目的是发展塑料微注射成型工艺技术,通过利用大量的新兴高分子塑料高效率生产大量产品。
微注射成型实验研究的是在最大注射量为1 毫升的微成型机械设备上进行的。微单元是利用塑料工程技术设计制造的。
3.1. 单元设计及材料选择
两种微单元在工程中的研究指的是制件相关的最大体积的单元和微型设备,以及微小体积的微单元。
微型设备单元的研究是镜片组排列顶部和底部的19个微小镜片的表面设计。这种微镜片组排列被广泛利用到两道激光束继承光纤的工业上。选择具有良好光学、机械和工艺性能的PC(聚碳酸酯)作为这种单元的聚合体材料。
一些微小单元的研究主要是一系列微齿轮的研究。微齿轮在手表,微型泵体,微型传递系统工业上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三种直径从1厘米到3厘米的微齿轮被运用到微型单元的成型研究上。这三种微齿轮的聚合体材料是聚苯醛。
3.2. 微成型机械、微成型设备及仿真研究
目前研究的微注射成型机械是如图(1)所示的由Battenfeld公司生产的微系统@R50.该成型机械的注射系统是由一个螺杆式挤压机构和一个活塞机构组成的传统注射系统。通过利用螺杆式塑化系统,能够用作利用精确脉冲信号控制注射量精确度的小直径泵体熔融注射。
两种微成型分别为生产镜片组排列和齿轮单元设计制造的。被用作两种成型的成型基础是具有工装尺寸为120毫米*160毫米的同一性。微镜片组排列模具是具有一个三分型面,一型腔能够轻松自动移动的模具,如图1.所示,微齿轮模具是一个能够相互变换成型插件的整体模具。一个两型腔插件能够同时成型两个同样的齿轮单元。
微型(DOE)电火花线切割技术被用来成型插件的生产制造上。直径为10微米的电极丝被用作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像齿尖这样单眼的电极材料。
模具填充方针是为了研究聚合体树脂注入微型模具的过程。
3.3 通过实验方法来设计研究
在微注射成型工艺中,有很多特殊的工艺参数,这些参数控制着活塞的移动和熔料筒的设定。这使得优化选择和设定工艺更难像传统注射成型工艺那样进行。为了优化选择工艺,这些重要的工艺参数的影响结果必须在产品生产工艺中确定。目前,实验(DOE)电火花方法的设计研究被甬道微单元的成型工艺研究上。
一部分因子的设计被用到研究中,在两相关面上的因子设计影响每个因素的研究。它们在涉及很多过程参数在整体注射工艺中的初始阶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3.4 过程监控和最优化选择
在注射成型工艺中,重要的工艺参数的持续监控对工艺优化和工艺控制是很重要的。过程温度和压力被作为注射成型工艺的监控参数,尤其是模具型腔温度和型腔压力。
在微成型过程中,由于型腔尺寸太小,所以很难测试型腔的具体压力。在目前的研究中,通过注射活塞提供的注射压力被监控,以及注射压力曲线和它的整体注射时间被监控,同时也用来监视和控制流程。
数据接受监控系统是为了监控注射压力而设定的,如图表2所示,数据分析在完成,并且这些信息显示在计算机显示器上,同时这些信息作为数据文件被存储到数据接受系统。
3.5 微单元特征和过程注射量研究
微单元检验和特征在统计分析技术和显微镜技术的应用中被完成。应用设备包括一个并行测量仪,一个表面光洁测试仪,一个电子显微镜和一个光学显微镜。
工艺稳定性和注射量研究在微成型工艺中进行,制造单元在优化工艺状态中特别统计分析,从而得到工艺稳定性信息。
4.1. 注射成型微小单元
图3所示的是成型塑料齿轮图片对照剪修纸,也在图中展示了一个直径为3毫米的塑料齿轮的微小照片。
在图4中,一个齿顶圆直径为1毫米的齿轮机构被展示在画面中。从这些小图片中可以刊出这些塑料零件有清晰的结构精度和表面粗糙读。这
些齿轮的齿性结构的直径范围只有几十微米,比人的头发直径还要小。
展示在图5中的是用PC(聚碳酸酯)树脂成型的镜片组排列图片。这些小图片通过SEM展示了在两个不同放大率的镜片组主视面。
成型单元的重量、尺寸和表面质量作为成型单元的质量参数被检查与分析。列在表格1中的是成型单元的一些物理特性。
4.2 工艺参数的影响因素
对于1毫米的微型齿轮轴结构,一个两水平因子的设计被用来研究四个过程参数,测定尺寸、熔化温度、保压时间和模具温度。四个中心点被添加到为了做一个12运动实验的八运动设计中。分析工作是为了实验结果而产生的,成型齿轮的重量和只被用来分析实验设计的响应参数。
零件重量和齿顶圆直径的测量结果,作为过程状态特征被列在图6。从这图中可观察到过程中的重量和齿顶圆直径的响应依照一个相似的样式,也就是,当零件重量很小是,齿顶圆直径也小。这就是说:在成型过程中,齿轮齿顶段是最后被填充的部分,像是一个模具填充仿真结论。如图7所示,齿轮齿顶端作为单元的最后填充部分,同时也是气泡潜在的地方。
对齿轮直径和零件重量的统计(DOE)分析结论作成一个直方图,是为了预测在消除重要性指令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保压时间和测定尺寸是两个对零件质量有很大影响的过程参数。从表中也可以看出测定尺寸和保压时间的交互作用也会影响齿轮的直径。
对于微型镜片组排列,部分因子的实验设计是大致产生的。研究参数包括模具温度,塑化温度,冷却时间,注射速度,测定尺寸和保压时间。
对于零件重量的统计分析结果作为直方图表被列在图9。从直方图中可发现,微型镜片组的重量是受到测定尺寸的影响的。但是,除了测定尺寸之外,注射速度和模具温度也会严重影响零件的重量。影响零件质量的三个重要过程参数就是测定尺寸,注射速度和模具温度。
在镜片组成型过程中,低注射速度用来减少残留应力应变。在(DOE)研究中柱塞的注射速度被指定为从20毫米每秒到50毫米每秒。既然微注射机的注射浇口一直延伸至没有特别加热的模具中,所以注射浇口的温度介于模具温度和料筒温度之间。这个温度低于料筒温度,因为通常模具温度低于浇口注射温度。如果利用低速注射,在浇口处的温降就会明显,同时塑化粘性也下降很多,从而导致斑点,零件的收缩和热变形。在这种情况下,塑化温度和模具温度可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
4.3 工艺监控与优化选择
工艺优化选择研究已经在微注射成型工艺中进行。既然在齿轮零件质量方面有重大影响的重要因素,被指定为测定尺寸和保压时间。优化选择研究在这两个过程参数对齿轮成型的响应表面进行。
图10所示的是对于直径为1毫米的齿轮轴结构的预计相应表面,以及测定尺寸和保压时间作为变量。从图中可看出,齿轮直径不仅受到测定尺寸和保压时间的影响,还受到这两个工艺参数联合功能的影响。
为了优化选择工艺,实验被用来检验各种测定尺寸和保压时间对零件尺寸的深层影响。数据接收监控系统被用来监控和优化选择微成型工艺。
图11所示的是纪录的在不同测定尺寸注射点的压力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测定尺寸增大是,注射压力也逐渐增大。当测定尺寸小时,既然材料不够填充型腔系统,那么保持压力也不那么重要了。
既然测定尺寸和保压时间之间有重大的干涉,测定尺寸的优化选择工艺受到保压情形的影响。图12所示的是保压时间和测定尺寸在零件质量方面的相互作用现象。在保压作用下,型腔可以填充大约190立方毫米的测定尺寸,当没有保压作用是,大约210立方毫米的型腔测定尺寸需要被填充。
4.4. 过程稳定性和性能
一个稳定工艺在大量生产具有固定质量的产品中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工艺稳定性研究在利用微镜片组列成型的工程中完成。零件重量和注射压力以及它们与过程时间的综合关系被作为模腔数量的一个功能来监控。
图13和图4所示的是联合在成型细节中不同阶段集合很多成型点的注射压力纪录。从中可以看出,注射压力和综合头几十个成型点是很不稳定的,如图13所示。
随着工艺的继续,注射压力变得更加均衡,同时当过程稳定以后,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就如图14所示。对于微注射成型过程,过程性能的研究在工艺稳定后完成。收集样品被研究,并且统计分析工作是为了获得过程信息而执行的。对于成型过程,一个值1.33,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好的CP价值,是能够被获得的。
通过这项工程,塑料微注射成型方法的性能已经在Gintic被确定。下面所列的是一些重要的成就和工程发现。
原材料是工程塑料重量小于0.6毫克的微单元已经被成功生产出来了。
对于不同的产品设计和聚合物材料,为了能更好流动和填充,应该利用不同模具运动机构。
工艺监控系统对微注射成型方法是非常有用处的。一个监控系统显现微注射成型的整个工艺,并使得工艺参数更敏感,更容易优化选择和控制。
测定尺寸是影响成型零件质量最重要因素之一。测定尺寸和保压之间具有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
由于很多聚合物被用在每个成型点,所以在过程开始阶段稳定性是很差的,但是当步骤已经稳定之后,一个好的工艺就会获得。
微注射成型方法在微型机械电子系统中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希望微系统技术更快发展的领域包括信息和专门的光学数据交流,化学微反应技术,生物工程学,环境感应器,电子装备和连接技术。
生物医学分支是最大发展潜力的领域致意,同时对于微型机械电子系统来说,是重要的应用领域。
微成型性能和方法技术在发展这项工程中已经形成一定技术基础,并且将在以后微制造工业在本地的制造工业中开拓出一个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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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杜威教育思想中的“经验”概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杜威教育思想中的“经验”概念全文如下:
摘要:“经验”一词是杜威教育思想中的关键词,杜威理解的经验概念与传统哲学中的经验概念截然不同,他不仅重新定义了经验的内涵,拓宽了经验的外延,而且强调了经验中人的主动性。因此杜威教育理论中的“经验”具有连续性和交互性的特征,这也是杜威提出教育即经验改造思想的前提。
关键词:杜威;经验;连续性;交互性;经验改造
20世纪初,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以其独特的“经验”概念批判了传统的经院式教育,确立了独特的经验自然主义思想,成为现代西方教育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因此,把握杜威的“经验”概念,是我们理解其整个教育思想和哲学的关键。
杜威的经验概念既不同于古代的经验,也不同于现代的经验。传统经验论,如柏拉图把经验等同于“习以为常”的、“过去”的、“偶然”的、“尝试”性的、“保存”性的,从而贬低它;爱尔维修的感觉主义基础上的“教育万能”和“直观教学”,是把经验局限在人的主观、被动感受。无论“贬低”经验还是“抬高”经验,都把经验与真知识对立起来。杜威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经验’中缺乏科学或理性,所以难以使它保持最好的状态”。[1] 而只要经验与知识、理性的对立以科学实验与反省思维的方法介入其间,问题就得到了克服。所以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这样写道: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就是人和环境打交道的自然的社会的过程。并且经验包括两层意思:从主动的方面看,经验是尝试;从被动的方面看,经验是经受”。[2] 在这需指出,经验的这两个阶段缺一不可,互相补充,如果把主动行为与被动经受这两个阶段分离,就等于消灭了经验的主要意义。“并且,在经验的这两个阶段中,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3] 这个过程在它自身里面含有结合和组织的原理,是一个运用感性和理性的智慧过程。
“在外延上,经验包括了时间上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文明成果,空间上, 包括了人类生活所需的感官、心智,及其得以延伸的手段和工具,所触及的范围内的一切事物,集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科学领域的细化分化、交叉综合”[4]。从另外一种浅显的角度说,经验不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直接经验,而是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为一体。首先,杜威提出的新的经验概念不仅仅是一种认识,它还含有理性的因素,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伴随着行为或行动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行动,除此之外,经验还涵盖着人们经历某事时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等情感的、意志的非理性因素。其次,杜威将其“经验思想”运用于教育中,提出了“教育即经验改造”、“从做中学”等教育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杜威指出,理性不再是经验以外的东西,而是包含于经验之内,正是思维和理性使得经验得到持续不断地改造,所以学生在学校里学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的各种因素,这样学生“经验的改造”是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杜威的经验思想否定了传统意义上老师拿着教材向学生灌输知识的这样一种场景。他提倡:老师应以指导者代替权威者的角色,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学生经验和知识的组织,从而使经验的改造和学生的成长更有成效的连接起来,促进学生持续性地发展。杜威这里的经验概念不仅指人的被动方面或主观感受,还包括了人的主动性。人在经验的过程中,不仅受着环境的塑造,还存在着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因此,杜威对经验的改造不仅克服了传统经验缺乏科学的狭隘性,解放了经验,也克服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分离,使经验真正回归生活世界,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被称为经验,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有教育意义。杜威说,“连续性和交互作用彼此积极生动的结合是衡量经验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的标准”[5]。因而,对一个教育者来说,产生交互作用的种种情境是他们随时密切关心的事。经验的连续性原则意味着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汲取、采纳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或途径改变、调适或扬弃未来经验的性质与特点。
那么, 具有连续性的经验是否就一定具有教育意义呢? 这就涉及经验生长的方向与对经验的指导问题。所以,在教育教学中, 儿童经验的改造,教育者责无旁贷:“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看到一种经验所指引的方向。如果教育者不用其较为丰富的见识去帮助未成年者组织经验的各种条件, 反而抛弃其见识,那么他的比较成熟的经验就毫无作用了。不考虑经验的推动力, 并且不按照它所推动的方向去评判和指导经验,便是不忠实于经验的原则。”[6]“因此连续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经验的连续性不仅仅是涉及时空的, 也存在一个经验的内容与方向的连续性问题”。[7]
经验的交互性,即是指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相互作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主动地作用于环境;二是人作用于环境所产生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人本身。这种经验体现了人的主动性,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应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条件与水平,考虑儿童兴趣,提高儿童参与教育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这正是传统教育所缺乏的,“传统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它着重控制经验的外在条件, 而在于对也能决定要有什么样的经验的内在因素太少注意。这就从一个方面违反交互作用的原则”。[8]
同时经验的交互性也强调经验过程中“客观条件”的重要性。也就是在某些可能的限度内可由教育者加以调整的客观条件,“它包括教育者所做的事和做事的方法。不但包括所说的话,而且包括他们说话的音调。它还包括设备、书籍、仪器、玩具、游戏等。它包括同个人发生交互作用的各种资料, 而最为重要的是个人所参与的各种情境的整个社会的结构”。[9]因此,客观条件是指对经验者(儿童)发生影响的一切外在条件。客观条件的选择对于教育、对于经验的改造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客观条件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 必须顾及经验交互性另一方面的条件,“选择客观条件的责任同时就带来了解当时学生的需要和能力的责任”。
综上所述,杜威的“经验”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 它包括知情意行诸多方面,所以杜威提出“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10]
[1][5][10] 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79,359,284-286.
[2] 杜威著.薛绚译.民主与教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27.
[3] 杜威著.傅统先译.经验与自然[M].商务印书馆,1960:10.
[4] 张云著.经验.民主.教育——杜威教育哲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79.
[6][8][9] 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 1950, pp. 29~33, 39, 43~44.
[7] Israel Scheffler, Educational Liberalism and Dewey's Philosophy, From Dewey on Education, pp.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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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全文如下: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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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教学和探究教学一样也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一种途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现在两条途径有机整合到一起,成了一条宽广大道,通向科学探究的宽广大道。它以纠正、补充、完善学生的前概念,建构正确的认知为己任,意在给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及以后的人生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因此概念教学注重学生前概念的了解,并基于学生的认识来设计教学,帮助孩子建构概念。概念教学是当前一个研究的热门话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高中生物概念教学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高中生物概念教学中,生物学科的专业概念有很多,学生如果对概念都是模棱两可的,没有彻底的掌握,就无法有效开展教学工作,更无法将学习的知识自如的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当前高中生物概念教学,存在一定的问题,学生对生物概念理解不清,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学生学习效率会逐渐降低。如何高效开展高中生物概念教学,已成为广大高中生物教师亟需攻破的重要课题。
1、混淆生物学概念
在高中生物概念教学中,学生极易将生物学概念与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混淆,但其实两者的概念是不同的,生物学概念更加的科学、严谨、系统,而生活中的概念是为了方便而概括出来的,有些并不科学或存在错误的地方。比如在生活中人们把狗称之为动物,但是在生物学中动物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
2、学生意识中的生物概念
在学生还没有真正学习生物这门学科之前,在生活中就看到过或经历过一些东西使学生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概念,这些概念与课上所学习的生物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给学生以误导。在生活中学生所看到的现象往往是不明确的、浅层的、模糊的,没有过多的思考或验证。在学生没有学习生物学之前,学生对醋只知道是酸味的,但是却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浅层的概念对学生学习生物学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生物概念抽象难懂
高中生物概念较为抽象难理解,通常是对某种事物本质进行的描述和概括,加之高中生物概念并未十分成熟,对概念性的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概念,所以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这要求高中生物教师,在讲解生物概念前,必须对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长期发展下去学生不懂的生物概念越来越多,这会对高中生物教学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
1、加强生物概念的正确引导
高中生物教学中生物概念较多,概念与概念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学生在分辨和区分上有一定的难度。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很多生物概念是通过概念字面意思来解释的。如在学习生物染色体概念时,对染色体字面意思进行解释,学生便会对概念含义以及物质特点有一定了解。在学习通过字面很难理解的生物概念教学中,教师应做出适当的引导,使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如在学习光合作用内容时,从光合作用字面理解只是一系列化合反应,很难通过字面直接理解光合作用概念内容,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对概念进行进一步的加工,科学的引导学生理解,使学生深入的了解光合作用的条件、原理和意义,进而高效完成高中生物概念教学。
2、深入剖析高中生物概念
高中生物概念教学的方法有很多种,而且生物概念内容种类繁多,在教学中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对概念可以完全理解,同时也要保证学生的记忆效果。在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们在学习较复杂生物概念时,要采用分解的方式,这样学生们在理解起来更容易,有效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将复杂的概念精简化,使其可以从部分到整体的学习,大大降低了复杂生物概念的学习难度。在对复杂概念进行分解时,要深入剖析分解后的概念,使分解后的概念更加的简单化、具体化和实用化,有效提升高中生物概念教学效果。
3、生物概念教学实例化
生物概念学习与其他类型知识相比较,具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学习起来十分的枯燥,概念内容严谨性较高,学生学习的压力随之提升。高中生物教师在开展生物概念教学活动时,要擅于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生物概念,避免学生在学习中出现只知其表不知内涵的情况。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列举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教学,吸引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认知水平,进而更好的理解相关生物概念。如在学习抗体内容时,教师可以将抗体概念与医学现象联系起来,使学生了解生物概念特点和作用原理。
4、建立完善的生物教学体系
高中生物概念十分严谨、抽象,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要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建立完善的生物教学体系,这样有助于生物概念在学生脑海中形成系统的结构。在实际教学中,有很多生物概念间是存在联系的,同时不同章节间的知识也要保证有序性。这样在学生的学习中才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进而更好的理解和学习生物概念,在生物教学中运用概念图谱的方式,可以将生物概念的思考过程更具体化,抽象概念变得更加的实物化,更利于学生学习,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提升。
5、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保证课堂有效教学的基础上,才能确保生物概念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进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学习课外知识,这同时也是保证生物概念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
在现代社会迅速发展中,课堂教学也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课堂有限的教学内容是无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现代社会人们在不断的开发和研究自然环境,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现象都与生物专业知识密切相关。如我国海洋环境不断恶化,在新闻中经常出现赤潮现象,教师便可以结合新闻素材,使学生自主的去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学生在自主学习中了解了相关生物知识,同时也掌握了生物概念,自身的自学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综上所述,概念教学作为高中生物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概念对生活现象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和总结,是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必不可少的因素。有效开展高中生物概念教学,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和学习水平的有效途径,教师在教学工作的开展中要切实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使学生更清晰的完成生物概念学习,并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和学习习惯,构建完整的生物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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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素质是指人在先天遗传素质基础上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所获得的稳定的在创新活动中必备的基本心理品质与特征。能够打破常规、突破传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直觉力、丰富的想像力、预测力和捕捉机会的能力等等,从而使思维具有一种超前性、变通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洋元素在服装立体构成艺术中的研究与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海洋生物品种之多样、造型之奇异、色彩之丰富、纹样之独特,为现代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提供最直接、最生动的创作原型和素材。在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通过多元的创新设计方式将它们巧妙地应用在服装的造型、色彩、纹样以及质感之中,能够起到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从而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带来更大的设计空间。
关键词:海洋元素;仿生设计;服装设计;创新应用
自由奔放,深邃富饶的海洋有着无穷的魅力,为服装设计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那些在海水里生长的五彩斑斓的鱼儿、优雅灵动的水母、婀娜多姿的海藻、奇异神秘的珊瑚,缠绕着我们内心深切的思念,带给我们无穷的呼唤和向往。千姿百态的海洋生物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元素,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带来了新鲜的感官刺激,将有利于设计师创造出个性突出的原创风格,带来全新视觉感受。
海洋生物种类繁多,造型千奇百怪。据全球海域数据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已知的海洋生物已有21万种。大致可分为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和腔肠动物等。其中,鱼类品种最多,一般有流线形、子弹形、平扁形和异形等。软体动物通常是具有石灰质外壳的贝类,大多是左右对称的扇形、放射形以及螺旋形。棘皮动物的身体几乎都呈放射状对称。腔肠动物周身遍布着长满刺细胞的触手,大多呈铃铛形、伞形、花瓶形、树枝形、蘑菇形等。浩瀚的海洋承载着太阳系中最为丰富多彩的生命群落,为我们带来一场迷幻奇异的视觉盛宴。其主要分为暖色调、冷色调、黑白灰无彩色、金银光泽色以及对比色系。海洋生物纹样主要有几何纹样、点式纹样、流线型纹样、波纹式纹样。这些生动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和质感独特的纹理,都将给设计带来丰富的灵感启示,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提供多样化的创意空间。
在日新月异、信息泛滥的21世纪,服装设计师要做到“独树一帜”,就必须激活尘封的神经,找到创意的突破口,迫切需要一种视觉冲击力超群的形式让感官神经为之振奋,以实现新的设计高度。海洋生物外形奇异而古怪,形态多样,变化多端。将海洋元素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超束缚性的、突破传统的创作形式应用在服装设计上,将给服装设计带来另类视角,更加具有创意性和时尚性。海洋仿生元素能够有效地拓宽服装立体构成设计的创作思路和思维方向,是值得挖掘的创意元素。这种从自然界中挖掘出来的创作思路,给服装设计师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同时也使服装更具情趣化、个性化。
2.1 海洋生物形态的借鉴
海洋生物形态通常是结构复杂的有机体。设计师在提炼设计元素的过程中,可分析、归纳出海洋生物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之间的相似之处,对其进行高度概括和简化,尝试运用仿生设计思维结合立体造型手法来进行设计构成,为服装造型设计带来更为广阔的创意空间。
海洋生物形态应用在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的具象仿生,常常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将海洋鱼类常见的流线形、子弹形、铅笔形、平扁形等作为原型,通过外形的直接仿生或进行分割、组合手法后将其运用在服装的整体或局部造型中,有效增添服装的灵动感,如鱼尾式裙摆、鱼鳍造型的立体肩部等。在进行创意服装设计时,可运用抽象仿生手法,提取怪异鱼类身体的某一部分特征,进行概括、简化,得抽象的形,利用机玻璃、细铁丝、无纺布、新型科技面料等材料与各类针织、梭织面料等混搭使用,运用折叠、弯曲、堆积等服装立体构成技法,采用缝合、粘贴、钻孔、衍缝等工艺手法,能够塑造出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个性张扬而又风格独特的服装作品。
海洋世界承载着大自然无尽的奇思和妙想,等待人们去感知。不同形状、不同结构的海洋生物所传达的视觉信息和心理感受都有着天壤之别,设计师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对事物的感知度,在进行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时,可吸取海洋生物的造型特点,从中提取单个或多个元素,运用意象仿生,采用非常规服装立体构成技法,通过扭转、拼接组合体、弯折、几何体的立体空间塑造、特殊分割、夸张等手法使面料自然形成设计师主观感受下的形,人们不仅能在服装中意会到海洋鱼类的奇特造型,服装的空间造型也随之富有内涵,使服装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海洋元素与服装时尚而完美的结合。
2.2 海洋生物色彩的借鉴
色彩是服装立体构成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色彩因变化使服装造型美丽而生动。从异彩纷呈的海洋元素中吸取灵感,不仅能够增强服装的时尚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还能深化服装风格、烘托气氛,激起人们的心理共鸣。海洋生物色彩主要分为暖色调、冷色调、黑白灰无彩色、金银光泽色以及对比色系,为设计师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路。鱼类颜色最为丰富,给人以开朗活泼之感,主要包括金色、银色、黄色、绿色、蓝色等高纯度色彩,设计师可以采用强烈的颜色对比形式,将其运用在服装局部立体造型之中,如衣领、袖口、肩膀等局部,使原本端庄、安静的服装变得活跃且生动起来。软体类中的贝类色彩以米黄色、白色、咖啡色为主,让人宁静祥和。我们可以通过色彩渐变的形式,使用印染、扎染、拼贴等工艺手法,并结合服装立体构成的特殊分割法应用于服装中,彰显出个性、自在的优雅品味。头足类和腔肠类一般以白色、粉红色、浅绿色、红色、蓝色等具有通透性的色彩为主。将其色彩通过透叠的形式,使用穿插、排列、堆叠等手法应用于服装的整体或局部、服装配饰设计中,都将为服装整体形象增添神秘、清新的另类时尚气息。
2.3 海洋生物纹样、质感的借鉴
海洋生物具有很强的纹理和质感,将其巧妙地应用于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将有效地延长人们的视觉注意力,使服饰语言更加丰富而具有内涵。
鱼类纹样丰富多变,大致包括线形纹、几何纹、圆点纹和不规则纹。例如,在进行服装局部造型设计时,可借鉴炮弹鱼、狮子鱼、孔雀鱼、蝴蝶鱼等个性鲜明的鱼类纹样,采用针织、棉麻、皮等材质,通过编织、折叠、填充,褶皱等方法,创造出美妙精致的现代时尚立体造型,增强服装风格的表现力。软体类以贝类纹样最为别致,以螺旋纹和波浪纹居多,拥有完美的形式美和极致的凹凸质感。在服装整体造型设计中,可对海螺和贝壳自身特有的纹理进行仿生,与各种材料巧妙的结合,如采用梭织、针织、麂皮绒和毛皮等材质,运用解构并重新建构等方式,并灵活运用回转、重合、分割、渐变等立体构成手法,形成丰富新颖的肌理质感。腔肠类生物纹样壮丽大气,珊瑚纹样和质感尤为生动,有密集的树枝纹、圆形孔状纹、花形纹以及绒毛纹等。在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将珊瑚纹样进行简化概括后,采用棉麻、针织、皮毛等材料进行创意组合,通过镂空、褶上刺绣、乱褶、刮纱等立体构成手法,使服装立体造型的表情更加丰富,造就一种时尚另类的感官刺激。
在风起云涌的时尚界,服装设计潮流瞬息万变,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要有敏锐的时尚嗅觉。海洋生物奇异神秘的造型、色彩、纹样为服装设计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将其运用于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之中,能够有效地增强服饰的艺术感染力,突显现代个性时尚品位,更能有效拓宽服装设计的创新道路。
[1] 凌雅丽.服饰创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 董庆文.立体构成与服装设计[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袁利,赵明东.打破思维的界限[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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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艺术设计中,构成艺术是一切艺术设计的基础原理,作为现代艺术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影响非常深远,并且也深入影响到了现代风景园林的设计理念。现在,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构成艺术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现代风景园林模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构成艺术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构成艺术广泛应用于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使园林艺术得到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极大的扩展空间。本文从构成艺术与现代风景园林的关系、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主要的构成方法,及其空间构成三个方面阐述了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构成;园林;景观;设计
构成艺术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抽象化的形式,这一形式的主要作用就是用现实的景物体现设计者内心情感的变化,在一般人看来,这一形式或许有些夸张,或许有些抽象,但是在现代的风景园林设计中,却能够充分的相互融合,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风格。当前,我国的风景园林工程中,主要就是应用这一艺术表现形式来展现某一园林的具体特点,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其一定能够表现得更为优秀。
在二十世纪后期,艺术领域逐渐凸显出同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这一形式被称之为构成艺术。最初的构成艺术发展方向较为狭窄,主要应用在绘画领域,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其逐渐向其他领域过渡,并最终应用于风景园林的设计之中。构成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体系,最终形成了系统并且健全的理论。它是一切艺术设计的基础性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艺术领域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重。构成艺术注重审美,需要具备一定的审美理念,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基础元素的组合。最终想要表现的效果是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并且能够给人带来感性上的认识。从中我们能够发现构成艺术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是具有创造性的,这也正与园林设计的要求相吻合,风景园林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觉感受。设计师可以从构成艺术中寻找新鲜的灵感,并且将这种灵感应用在风景园林中,这样最终就形成了风景园林设计与构成艺术之间独特的纽带。在现代忙碌的生活中,为人们提供一处舒适的风景园林景观,是设计最重要的要求。
2.1 整体和谐原则
首先在风景园林的设计中,我们应该遵循和谐的原则,这种和谐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局部的,我们要将园林中的各种景观进行合理的设计与分布,达到一种整体性的美观。这就需要构成艺术在其中发挥作用了,园林的设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能够形成整体,包括亭台楼阁的设计、花草树木的搭配,不能出现色彩上的冲突或是形式上的矛盾,这样设计出来的园林景观就会具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要达到形式上的统一、色彩上的一致、风格上的相互协调。只有做到上述几点,才能设计出令人满意的风景园林景观。
2.2 以人为本原则
从根本上来说,风景园林的景观设计还是提供给人们休息消遣的平台,所以在设计时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只有按照人的需求进行设计才能创造出符合人们需要的园林景观。因此,在以人为本这一原则的要求下,就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设计,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人们的审美、对功能的不同需求,要想达到这一需求,就要融入构成艺术的抽象化特点,这样才能保证满足上述的要求,同时也能够令园林景观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给人们带来一种美的享受。
2.3 体现地域特色原则
在进行风景园林的设计时,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环境具有不同的特点,充分体现出该地域的特点,能够为人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另外,在设计时融入地域特色,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合理的利用,不仅能够节约成本,还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充分体现出构成艺术的艺术理念,使整体的园林景观不仅具有当地的风情,又在此基础上富有一定的艺术气息,为人们带来了一种艺术感的表现形式。
3.1 点是形态基础
众所周知,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点构成的,在设计学中,点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点,而是相对较小的形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点赋予创作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点能够快速的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是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基础内容,有助于创造出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动态的艺术美。
3.2 线是视觉语言
线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可以分为直线、曲线两种,其中,直线在现代风景园林的设计中又被划分为水平线、垂直线和斜线,曲线又被划分为几何曲线和自由曲线。不同的线条能够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如在我国的古典风景园林设计中,直线的应用比较多,给人一种宏伟、大气的美感,在西方的风景园林设计中,曲线的应用比较多,给人一种庄重、对称的美感。
3.3 面是整体效果
面的形态表现涵盖了点和线的表现,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整体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风景园林的设计中,首先应该对现代风景园林的面积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设计,合理的分配园林的各要素组成;其次,通过点、线将整个园林连接起来,表现出现代风景园林整体感。不同面的规划设计,其表现的美感形式也会不同,其中直线形面能给人一种简洁、有序的感觉,曲线形面能给人一种舒适、自然的感觉。
3.4 体是三维形态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体能够表现多角度的艺术美,为欣赏者提供立体的视觉效果,比面更能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在构造艺术中,构成体的点、线、面的不同,能够形成形态各异的几何体。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如树林、花草造型、立体的建筑物等。
3.5 色彩是基础内容
古语云“色先于形”,说明色彩的视觉效果比形态的视觉效果更能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这是由于色彩具有烘托周围环境的氛围、丰富情感、展现不同的文化特色等特点。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不同的色彩能够表现不同的情感,在运用色彩时,需要结合色彩立体结构、色彩变化特点等,为观赏者创造多角度的色彩美感,有助于更好的满足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审美需求。
3.6 空间是视觉要素
空间是将其他要素进行组合的三位体,包括平面、立体和色彩三个方面的视觉要素。现代风景园林设计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进行结构艺术各个基本要素的组合,来填充现代风景园林的空间层次,展现其设计美感。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的工作之余,还需要进行园林景观的设计,这样在人们经过了一天的繁忙工作后,还能够有一处休闲娱乐的地点,可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幸福指数的提升。同时,在现代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构成艺术,是一种艺术与园林结合的成功例子,不仅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富有艺术气息的园林景观,有利于加快城市的现代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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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职业道德是在秘书职业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社会道德在秘书行业的缩影和具体表现。秘书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办事、诚实守信等,这些都是秘书岗位对道德素养的实际要求。很多学校虽开设了文秘专业来培养合格的秘书人才,但是很多学生对于秘书职业道德素养的理解却不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秘书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前,我们在秘书学的建设和教学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确立供本学科运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一般概念和专门用语(术语),及其相互关联的系统化的整体,即概念体系.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关键词】: 概念体系 秘书学 基本概念 理论概念 秘书工作 学科建设 经验概念 日常概念 理论体系 初步探讨
当前,我们在秘书学的建设和教学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确立供本学科运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一般概念和专门用语(术语),及其相互关联的系统化的整体,即概念体系。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概念体系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目前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科学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方法,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助性、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四)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此外,我们在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区分正确概念和错误概念,以及一些显然过时的概念。
秘书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条件已经成熟,问题在于提出任务,制定规划,并采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这就是我的第三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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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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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全体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营造全党注重党内民主的政治生态,关键是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入手,为全体党员创造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党内民主环境;培育严格执行法律制度的民主习惯和政治文化;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治生态问题令人关注。在中国,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党内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民主。当下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问题上需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发展民主可能削弱权威,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
政治生态,是对政治环境、政治系统所处状况,以及人们之间政治关系和谐程度的生动比喻。在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明显增强、反腐败也更多地要走向治本的情况下,政治生态的治理成为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政治生态好,表明政治环境舒适、政治系统运行正常、党内关系和谐,反之就是不好。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态,离良好和健康尚有不小距离。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民主的发展。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全面深化阶段,深层次问题日益显露。这些深层次问题盘根错节地扭结在一起,使得改革形势呈现极其错综复杂的状态。从这个背景观察,政治生态作为一个全面反映政治现实复杂性和系统性的指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态到底怎样?前些年腐败现象泛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各个领域,扩展到政治体制和干部用人制度中,政治生态自然很难得到人们的正面肯定。正因为此,我们才不得不采用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近两年来,“有腐必反、不留死角”的大力度反腐使腐败分子风声鹤唳,对仍呈蔓延之势的腐败起了急刹车的作用。与之相应,党的作风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
如何看待仍在持续进行着的反腐败?反腐败确实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效果,老百姓的信任开始恢复,对反腐败取得进一步进展有了更多的期待。一种观点就此认为,这说明,良好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在笔者看来,反腐败和党风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确实有目共睹,赢得了民心,也说明,即使是反腐败这样的攻坚战,只要我们党有决心有勇气,照样能够开展起来,立见成效。但是,对这些成果要有清醒、科学、理性的估计。无论在反腐败行动中已经揪出了多少腐败分子,对一个想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取得的成就都只是初步的。当前的反腐败仍然以治标为主,处在从治标走向治本的过程中,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仍然胶着。让掌权者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在持续,但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远未建立。就此而论,说良好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显然为时过早。比较适当的判断应当是:我们制止了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
从概念上讲,生态由众多现象和因素集合而成,十分复杂。但是,这种复杂性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我国,看政治生态,首先要看执政党内的政治生态。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对整个政治生态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生态不良,首先体现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不正常。这种不正常,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系列表征。
(一)官本位观念依然浓厚
所谓官本位,顾名思义,就是把官当做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把官职当做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准,就像金本位把黄金作为衡量一切物品的价值的标准一样。这种以官为中心和标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落后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但在我国社会,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典型表现是,任何社会都会根据人们贡献的大小,对劳动成果进行分配,但在我们这里,这种分配往往以官职的大小为标准。不在官系列的,也往往参照官职来确定级别,通常被叫做“待遇”。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导向是极其强烈的,让人们都以官为中心转圈圈,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个人或事业的成功与官位联系起来,似乎不混个一官半职,没有相当于官职中某个级别的待遇,这辈子就不成功。这种观念,渗透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些日子有报道,就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有着较多现代人文底蕴的学校,也以本校毕业生中出了多少国家领导人、有多少人当了省部级干部作为荣耀,作为办学成功的标志。这就难怪国企不愿意走出能认定自己是省部级还是厅局级的旧体制,也难怪一些和尚、道士都要为正局副局、正处副处斗上一斗了。
如果说,社会上官本位观念源远流长,有其不可控的理由,那么,至少在执政党内部,官本位应该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对共产党的设计,共产党应该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党内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党的普通一员,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特殊党员。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官本位的病毒在我们党内似乎并无减弱,从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被强化了。在党内,“一把手”专断,官大一级压死人,把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关系变成猫鼠关系,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说到官本位的原因,一些人往往把它归咎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这个观点,貌似正确,实为谬误。官本位在封建制度下产生,这是事实。但如果官本位现象只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按理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这种现象只可能逐步衰微,而不是越来越强化。如今,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这就很难把责任诿于历史、诿于传统、诿于古人了。当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官本位,跟传统基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和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导向密切相关。其实,正是我们在体制设计上不断突出“官”的核心地位,才使官本位观念难以禁绝。没有制度的保证,官本位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二)产生“四风”的根子尚未铲除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现象。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针对“四风”展开,目的明确,成效显著。中央作出的“八项规定”及与之相应的若干要求,具体而有针对性,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甚至以前官员们常有的聚会、请客,也几近绝迹,足见力度之大、震慑力之强。但是,踩了急刹停住了车,不等于发动机熄火。“四风”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有的只是暂时收敛,进入“冬眠期”,有的则在“转型”,改头换面,以新的形态出现。例如,在中央的强力整治下,前些年屡禁不止的强拆等公然侵犯群众利益、导致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尖锐对立的现象是大大减少了。但是,为官不为的现象显然有增加的趋势。有的借口上面管得严,不让做的事不做,该做的事也不做。有的一方面高喊约束、限制政府权力,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维护既有权力,以取消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事项作姿态,来应对正在向前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有的把形式主义搞到极致,民主生活会开得像模像样,既有推心置腹,也有诚恳批评,但完了之后原本怎么干还怎么干,党内的“双面人”现象无处不在。 说产生“四风”的根子未除,从当下干部联系群众的状况就可见端倪。表面上看,通过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群关系普遍受到重视,各级干部联系群众的主动性也有所增强。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不少地方把这次活动作为契机,试图从体制上解决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但是,这往往是那些有觉悟有责任感的干部、特别是处在“一把手”地位的领导干部的主动作为,并未形成体制的力量。在相当多的地方,即使在活动中发明出来并被广为宣传的联系群众的做法,也往往不是由于真正形成了使掌权者向人民负责的倒逼机制。相反,那里的官员之所以努力缓和与老百姓的紧张关系,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和群众联系的必要性,不如说是因为在这方面上级给他们设定了底线。换句话说,我要联系群众,是因为上级领导要求我联系群众,而不是我愿联系群众。这样的“联系群众”,往往极易“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极易蜕化为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三)人身依附关系有固化的趋势
官本位也好,“四风”也好,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权力依附。众人围着权力转,不想官本位都不可能;“四风”猖獗,说到底是因为官可以不向民负责,哄好了上级领导就等于维护好了自己的利益和未来,“民”在其中显得无足轻重。在党内,“一把手”的权力和其他干部的权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普通党员则只能无条件服从。党内关系的扭曲和不正常,盖源于此。
产生权力依附的最主要原因,是权力配置不科学。科学的权力运行体系本来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这一点,在党组织设计中是体现了的:权力机关产生执行机关,执行机关领导部门和下级组织,下级组织领导党员,党员反过来通过选举代表产生权力机关。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产生代表和权力机关这个环节没有坐实。结果权力失去了约束和控制,变成了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依附。权力依附状态的长期存在,使得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严重变形,乃至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下级依附上级,上级依附更上一级,唯上级马首是瞻,下级的批评、讨论、参与都难上加难。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行政体系中存在上下级关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存在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便难以避免。因此,用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来说明政治生态不健康,是值得质疑的。在笔者看来,这是把下级服从上级与人身依附关系混淆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这种服从仅止于履行职责,是公权力提高运行效率的内在要求。掌权者不是权力的所有者,而仅仅是权力的使用者,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在党内,普通党员才拥有主体地位。无论身为上级还是下级,最终都须向权力的主人负责。只是这种负责是更直接些,还是更间接些,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政治体系内拥有权力的人,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都避不开最后要向权力主人负责这一条,这就为上下级关系规定了底线。处在下位的掌权者只是在这个原则下听命于处在上位的掌权者,是角色的服从,而非失去自身的服从。与此相比,人身依附关系则完全不是这样。譬如,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必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君主是权力的所有者,大臣不仅在履行职责时唯君主是从,而且自己的一切,乃至身家性命,都维系在君主的喜怒哀乐上。
既然政治生态不健康,原因在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又与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关联,那么,改变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就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党内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内同志一律平等,使权力受到约束,使党的各级领导向普通党员切实负起责任,掌权者向大众切实负起责任,真正把被颠倒的干群关系颠倒过来。一句话,即发展民主。发展党内民主,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一条根本途径。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党内对民主的探索趋于敏感,学界似乎也在有意回避民主。
一是对发展民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缺乏认识,采取“鸵鸟主义”态度,看不到民主实际上是民众诉求日益强烈的必然。
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人们的民主诉求?民主到底是一种必然,抑或仅仅是国家管理中可供选择的一种手段?在一些人眼中,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可用也可不用的手段而已。与这种认识相呼应,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民主与广大民众的素质有关。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掌权者对搞不搞民主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想搞民主,就可以说,因为老百姓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不愿意搞民主,则完全可以用老百姓不具备民主所需要的素质来搪塞。其实,把民主和素质捆绑在一起是一种误识。
无数案例表明,民主和人们的素质并无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在人们素质普遍不高的民主政治初期,人们的参与度往往很高;在多数人进入中间阶层、社会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反倒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出现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激发人们民主诉求的是利益。市场经济靠释放人们的利益追求作为基本动力,而利益追求必然刺激人们从最初生存、温饱的需求逐步发展到当家做主的要求,这也正是为什么民主会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有利益就有民主,利益到哪里,民主就扩大到哪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不是和素质有关,而是和利益所承受的风险有关。当人们感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存在较高风险时,他们往往会积极参与民主过程,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反过来,当人们认为无论谁掌权行权,自己的利益都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被侵犯的风险时,他们就缺乏参与的动力。美国社会不可谓文化素质不高,但即使是每次总统选举,民众参与率也不过在50%~60%左右。2012年利比亚举行卡扎菲政权结束后的首次大选,民众参选率超过60%。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利比亚选民的素质比美国还高。
和素质问题相关,有的人拿文化传统说事,断言华人社会不适合搞民主。这种说法的谬误之处也显而易见。中国长达5000年的文明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实践,这一点确实无可否认。然而,缺乏的原因何在?特别是,在近代先是西方各国、后来波及日本等国的民主政治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像日本一样跟上历史潮流?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与其说我们这个民族不适合搞民主,不如说由于我们国家长达5000年的超稳定封建结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导致了民主政治实践的缺乏。而如今,既然我们已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不二选择,那么,发展民主就是一个绕不开也躲不过的问题。至于说华人社会能不能把民主搞好,新加坡民主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二是在民主问题上搞历史虚无主义,看不到民主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主动放弃阵地和旗帜。
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高举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科学这面旗帜的意义显而易见,无需多言:科学技术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永远不能改变落后、挨打、受人欺负的境遇。民主这面旗帜,则是和共产党的性质联系在一起,和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立志解放全人类,发誓要把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救出来,让人民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生活。正是相信这种承诺,老百姓才支持和认同共产党,愿意跟党走,即使陪上自己和亲人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可以说,民主是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在发展民主问题上的任何犹疑,都会造成对执政党借以立足的基本信义的损害,都会直接削弱党掌权和执政的合法性。
在这一点上,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社会主义阵营的轰然垮塌,是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为我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反思素材。然而,2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苏东教训的总结,还是有不少看法停留在先出结论、再找依据的浅层次上,甚至热衷于追究是哪个人、哪种思想起了决定作用,似乎只要找出这个人或这种思想来,把他批倒批臭,我们的江山就可以确保无虞。这是很可笑的。苏联、东欧国家出问题,关键在执政党出问题。而执政党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执政前信誓旦旦地给了民众许多承诺,执政后却没有能够兑现这些承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政治领域的“当家做主”上,都给民众开了空头支票,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政党,要想长期执政,恐怕只能是一种幻想。
三是把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归咎于民主本身的缺陷,对问题的批评、纠错变成了对民主的否定。
在中国,虽然长期以来都不缺乏对民主的向往,但是对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怎样运行,人们却往往一知半解。这自然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把市场经济拒之门外有关系。即使对旧世界持强烈批判态度、把民主作为旗帜的共产党人,也短于这方面的实践,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是零碎的、苏俄式的,对作为制度的民主没有什么体验。在不少人眼里,民主或许只是决策时听取大家意见的做法,或是领导人容忍不同观点的肚量。这些不完全的认识,在实践上导致了民主的碎片化。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自以为对西方民主有长期观察的学者一方面反对西方民主,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民主实践解读民主,简单化地断言“民主即一人一票”、“民主即票决制”,非但未能帮助人们对民主作全面、科学的理解,反而加深了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狭隘和偏见,助长了借否定西方民主而拒绝民主的倾向,实在不可取。
民主既不是一人一票那么简单,也不是一种热热闹闹的做法。民主是由许多环节环环相扣连接成的一个闭合系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特定的运行规则。随意颠倒它们的逻辑,或是把这个环节的做法张冠李戴地用于其他环节,都会带来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就像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如果民主……定义得不正确,到头来我们会危险地拒绝我们并没有充分认清的东西,反而得到某些我们根本不想要的东西。”[2]例如,通过大家参与、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显然只能在决策环节运用。如果在决策后的执行环节也滥用这种形式,必然造成“决而不行”的后果。又如,分工负责是落实民主决策的有效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属于决策后的执行环节。如果在决策之前滥用这种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滋生部门决策、部门立法的弊端。再如,选举是任何民主都不可能避开的形式。但是,这一形式只适用于民众(在党内是党员)或民众的代表(在党内是党代表)向掌权者授权的环节,其他环节并不适用。我们干部任用中屡屡遭到诟病的“以票取人”、“唯票取人”等,即是这种滥用的典型案例。以上问题往往被当作当下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依据。其实,这些并非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民主形式的误用带来的问题;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我们对民主的基本规律规则缺乏把握的表现。
发展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自然,发展民主也不必然带来政治生态的改善。相反,发展民主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比较之下,发展民主会削弱权威,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正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十全十美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路径,才需要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的探索,以最大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发展党内民主,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深水区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应当把发展党内民主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二是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解决授权问题,即“权为民所赋”问题是工程成败的关键,也是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
(一)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整体上看,既然民主是由若干个环节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的闭合系统,各个环节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发展民主就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过,从推进改革的策略看,在改革初期,从这个闭合系统的链上找到那些比较容易入手的环节,先行突破,带动整个改革,是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事实上,各国的改革也是选择哪个环节的都有:有的选择决策环节作为切入点推进民主,有的选择在权力监督环节扩大参与,有的则在推行大规模选举上做文章。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全面深化阶段,这种选择性改革开始失效。在思考一个方面的民主的发展时,若不同时对其他方面统筹思考和解决,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难以取得更深一步的进展,甚至会变形。
例如,如果民主仅仅停留在决策环节,而权力透明公开运行未得到实现,掌权者就完全可以在什么决策需要参与、什么决策不需要参与的问题上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把不重要的事情拿出来交给公众,而在重大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独断权力。其结果,就是决策民主逐渐形式化,失去了价值和吸引力。又如,如果把选举权交给了公众,但在权力如何使用、如何监督方面缺乏可操作的参与方式和程序,那么,对即使由自己选出来的人,公众也很容易失去控制权,权力滥用和腐败同样不可避免。在村民自治实践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人认为,我国村民自治之所以会出现相当严重的贿选、家族势力统治乃至黑恶势力把控的现象,是由于我们在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人群中推广民主造成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把选举权交给农民,而在于让农民投票选出的人一旦掌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基本不受控制地使用权力。是因为我们只推广选举民主,没有配套以决策民主和民主监督;不是农民得到的民主多了,而是少了,是到农民手里的民主打了折扣、缺斤短两造成的。 二战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表明,选举民主只解决授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后面的环节不健全,人们一旦将权力授出,便再无法控制它,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人们对协商民主的探索。当然,协商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的替代物,恰恰相反,它是对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以为“协商民主”可以取选举民主而代之,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二)党内民主的重点在实现“权为民所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是没有推进党内民主。相反,在不少领域,党内民主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为什么又存在党内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政治生态恶化的状况?根子在于,虽然党内民主在其他方面发展出了丰富的内容,但党员作为权力主人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好,党内授权民主发展得不够,和其他方面相比明显落后、失衡,“权为民所赋”的原则在党员身上没有得到体现。实践已经表明,如果授权民主长期得不到推进,民主就会停滞不前,半途而废,变成“半拉子工程”,乃至会使已有的民主发生变形。
授权民主不推进,党内民主便难以继续深入,这在党代会常任制问题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党代会常任制从1988年开始进行试点,至今已经27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索,这项改革居然仍停留在试点阶段,迟迟未能全面铺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党内的授权民主难以落实,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党代会实行常任制,最初的想法是要改变党代会5年开一次会、党代表5年举一次手的状况,让党代会活动起来,让党代表在平时也能切实履行代表的职责。但是,党代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章中规定的党代会的最重要的职权之一,就是选举产生党的委员会作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让党代会发挥作用,那么,党代会如何真正成为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主体,进而党代表如何真正通过选举产生,就成为难以回避的、或迟或早都会提出来的问题。一些长期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方,前些年开始探索党代表直选和乡镇领导班子直选,并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但是对于党的现行干部任用制度而言,这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地方和局部的探索是难以承揽如此重大的使命的。后来类似尝试纷纷被叫停,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反过来讲,如果把党代会常任制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党代会赋权这项最重要的职能却无法实现,党代会常任制就始终摆脱不了尴尬。这同样是个大问题。
至于缺乏授权民主而使民主变形,这在不少地方是已经存在的现实。拉票跑票,就是其中典型者之一。作为常识,我们认同投票是体现民主的一种形式。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想把投票扩大到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对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有深深的顾虑。于是我们往往为投票划定严格的范围,比如让局级以上干部投票推荐副部级以上干部;选拔一个地厅级干部,只准许那些有被选拔资格的干部参与投票;等等。这种设计,看似合理,道理上也说得过去:我们要搞民主,但不能一下子把民主扩大到普通人,而应该让那些素质和觉悟高的人先“民主”起来。然而,这些“觉悟和素质高的人”带给我们的却是愈演愈烈的拉票跑票,甚至出现了像衡阳选举案这样严重的集体性贿选事件。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既然每个参与者都既有资格推荐,又有资格被推荐,那么,希望被推荐,或是推荐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就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意愿;既然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少,是“熟人社会”,那么,和相关人打招呼就会变得很方便,表达“意思”的成本也不会太高;既然别人也有可能这样做,那么,不做的人必然吃亏,这种背后的较劲成为“劣币驱逐良币”愈演愈烈的强大动力。
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方案:一是方式方法不变,着重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下功夫,使参与者通过提高觉悟“良心发现”,自觉杜绝拉票跑票;二是维持原有做法,但加大惩罚力度,使当事者一旦被揭出,便永远淘汰出局;三是把参与者的范围扩大到“拉”和“跑”的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无法进行的地步,当事者只能靠自己的人品、政绩和承诺来获取大家的认同,也即公开选举。唯有第三种方案才是治本之举。
这里绝不是要说,只有西方式的普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认为西方式普选才是标准的民主,是一种简单化和误读。我们绝不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因为任何简单照搬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还有因不适应而给民族和国家发展带来致命伤害的可能。这是一条必须守住的政治底线。但是同时,在中国,把选举民主中的赋权者扩大到什么范围才是合适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无论就国家管理方式而言,还是就行政运行效率而言,或是考虑到人口、亚文化等因素,县这一级是一个关节点。如果我们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依照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直接选举扩大到乡镇,尔后在5~10年内把直接选举发展到县一级,我国的政治生态就有可能得到彻底改观。至于对更高层的代表和官员的约束,遵循用下层代表约束上层代表、再由上层代表约束官员的间接民主方式,或许更符合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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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当今社会的一大主题,也是一大难题,创新不仅关系到国家,社会,而且还关系个人。课程教学创新关系到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创新应该放在首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东南亚风格引入色彩构成课程的教学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东南亚风格是近几年热门的一种室内设计风格,其家居轮廓简洁圆润、线条流畅,材质天然、色彩为回归自然的大地色系、图案采用动植物图案元素等方面内容,如果把东南亚风格引入到色彩构成的课程教学之中,可以引导学生在项目式的设计实践过程中把东南亚风格融入自己的设计作品之中。在这样一种教学创新下,不少学生都能设计出兼具新颖创意与区域特色的优秀设计作品。
“东南亚风格”主要指的是室内设计中的一种风格流派,也是近几年大热的一种家装风格,不论是餐厅、工作室、家庭住宅都很喜欢采用东南亚风格来进行室内装修。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设计风格呢?这样一种室内设计风格又应该如何运用于色彩构成课程之中呢?这些问题将是笔者在下文中要展开讨论的内容。
(一)地理位置。东南亚(Southeast Asia)位于亚洲的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中南半岛因位于中国以南而得名,南部的细长部分叫马来半岛。
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新加坡,面积约457万平方千米。
(二)气候特点。东南亚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是 92°E-140°E ,10°S-23°26’N,绝大部分是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北纬10°至南纬10°为热带雨林气候;北纬10°至北纬20°之间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中南半岛北部有小面积的高山高原气候。
(三)经济发展。东南亚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形成了以季风水田农业和热带种植园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
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地区除新加坡外其余国家经济均落后,在未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东南亚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东南亚是中国的南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就与中国有友好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密切。在悠久的历史交往中,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双边和多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入一个不断发展、更加密切的历史时期。
“东南亚风格”一直以来主要指的是室内设计中的一种风格流派,因此笔者在此主要总结其在室内设计中的风格特点。
(一)轮廓与材质。东南亚风格是一种结合了东南亚民族风情岛屿特色及精致文化品位的家居设计方式,家具的外轮廓简洁圆润,线条流畅生动,家具的材质大都就地取材,广泛地运用木材和其他的天然原材料,如室内常见如藤条、竹子、石材、青铜和黄铜和木制的家具。
(二)色彩特征。东南亚风格的室内设计注重手工艺、重视细节设计和软装饰,室内设计多以暖色调为主。家具材质因多用木材和其他天然材质,所以深棕色、土黄色、咖啡色、浅米色等回归自然的大地色系构成东南亚家居的特色。斑斓的色彩其实就是大自然的色彩,明黄、果绿、粉红、粉紫、孔雀蓝等等香艳的色彩化作精巧的靠垫或抱枕,跟原木色系的家具相衬,香艳的愈发香艳,沧桑的愈加沧桑。同时,东南亚地区因多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金色、白色、紫色、暗红、墨绿等色也是室内设计中常用的色彩。
(三)图案元素。东南亚风格的装饰图案常采用自然元素的动植物,阔叶类植物、大朵的花卉、吉祥的大象、骆驼、蒙面纱的美女及椰子壳、香蕉、咖啡豆等植物果实都是家居装饰图案中常用的元素。也因为东南亚地区的民众多信奉佛教的关系,常常出现佛教相关的莲花、佛手、忍冬花纹、飞鸟、鱼等元素作为家居的装饰元素。
“构成”是一种造型概念,指的是将不同形态的几个元素重新组构成一个新的元素。构成课程的学习是设计专业学生必须的基础课程,是现代艺术设计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课程是一种艺术训练,引导学生去了解造型观念,训练抽象构成能力,培养审美观,为今后的设计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构成课程一共三门,由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组成,统称为“三大构成”。色彩构成是“三大构成”课程学习中的第二门课程,在上一门的平面构成学习中学生已经学会在二维空间中通过点、线、面的形式来描绘物体形象,通过探索各种元素的构成规律,设计出既严谨又有无穷律动变化的装饰构图。色彩构成课程则是通过引导学生学习色彩知识,根据人们长期形成的对色彩的感觉,而产生的一种思维定势,而立体构成是建立在前面两者的基础上,在三维空间中遵循美的原则,使用各种材料将元素组合成新立体造型的过程。立体构成所研究的对象是立体形态和空间形态的创造规律。因此,色彩构成是一门承上启下的课程,在整个设计类基础课程的学习中及其重要。
笔者之所以想到要把东南亚风格引入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是基于所处的区域及所在学院的发展方针和东南亚风格未来持续热门的发展前景这几个方面因素来考虑的。
笔者所居住的城市是广西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广西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2003年10月8日,中国国务院温家宝在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这一倡议得到了东盟十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从2004年11月以来至今,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境内唯一由多国政府共办且长期在一地举办的展会。其以展览为中心,同时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活动,搭建了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东盟博览会举办的这十年里,南宁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最有的特色的便是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艺术都在这座城市里遍地开花,街上随处可见的东南亚风味餐馆、东南亚服饰品店、东南亚风格建筑等等,这些都受到了南宁市民的喜爱,东南亚风格在这个区域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
尽管东南亚风格在本区域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设计行业对精通东南亚风格的设计类人才的需求也非常大,但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本区域现有的高校中还未有一所高校的设计专业把这样一种极具特色的设计风格引入到课程教学之中,因此笔者在对东南亚风格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决定把这种风格引入到自己的课程教学之中。
项目式教学是我国高校设计专业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模式,是通过把企业或公司的实际设计项目引入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去完成某个具体的设计项目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
在以往的色彩构成课程教学中,笔者也会在后期让学生做一些设计项目,虽然学生的作品中不乏优秀的设计作品,有创意但却不具备特色。经过笔者这几年的教学探索,笔者便决定在运用项目式的教学模式中,把东南亚风格引入色彩构成的教学课堂。色彩构成课堂学习中,在带领学生学完色彩构成的基本知识之后,便给出了学生一个具体的设计项目,要求学生自组3-5人的小团队共同合作来完成设计项目。笔者给出的这个设计项目的主题及内容要求都是与东南亚风格有关的,因此也就引导了学生开始自主去调研东南亚风格的特征,及其运用到设计中的方式,并把收集到的资料与设计元素运用到了自己的设计之中。通过为期一个月的课程训练,学生不但对东南亚风格有了深入的了解,也设计出了兼具创意与地域特色的设计作品。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笔者认为只有引导学生把作业变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学生才能设计出更好的作品。笔者把东南亚风格引入到了色彩构成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后,学生对这种平时极少接触到的风格非常新奇,因此也就有了极大的热忱去调查研究这种风格,并把所了解到的设计元素与个人的创意结合后运用到了自己的设计之中,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不失新颖创意的设计作品。
虽然东南亚风格在建筑与室内设计中盛行,但是在平面设计中却及其少见。笔者认为东南亚风格是一种极具魅力与区域民族特色的设计风格,其包含的色彩特征、图案元素若能运用到平面设计作品中,将会是一种新颖而又充满地域风情的设计风格。在今后的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中,笔者将继续把东南亚风格引入到自己的课堂之中,让学生在四年的设计专业学习中学到有特色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今后的就业能力。
笔者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得出了一些教学经验及体会,于是有了上述关于教学改革的思路,这也是笔者对教学创新的一次思索,期望笔者的探索能为我校设计类专业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提供些许参考,也期望自己的研究能为高校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做出一份贡献。
本文也是笔者所参与的201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时代审美需求下的艺术设计学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期望通过自己的这些教学探索,能为课题的完满结题尽一份力。
在此,谨向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用双手创造美、追求美的散落在民间的艺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的存在,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激发了无穷无尽的灵感,也向那些在教学生涯中,推动教学事业不断前进的优秀教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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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民俗学和民俗有何区别
民俗文化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它涵盖俗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研究它们的民俗学更是博大精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俗学的基本概念是什么”的相关内容,内容仅供参考
“民族学” 由族体民族和 科学两字组成,是指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
而民俗学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民俗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民族学包括民俗学。相对于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多元。
1.民族性:分为同一类和不同的两种类别。
2.历史性:历史性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映与再现。
3.集体性:集体性是集体创作与传承的结果,体现了人与社会的本质。
4&5.传承性和扩布性:传承是沿袭的手段和途径,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因而形成文化惯性。
在空间平面上的延伸,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两者的结合使民俗成为时空文化连续体,扩布性随条件的变化而反映出差异。
二者是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沿袭和融合。
6.地方性:自然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出空间上的特征与差异。
7&8.稳定性和变异性:稳定性是指民俗文化经过传承形成相对稳定性,部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内容,因而会形成文化墮距现象。
变异性是在传承于扩布、自发和渐进基础上的变化,力量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整体价值观与取向,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改变。
1.民俗学又称民俗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的稳定的文化物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流行的民俗。
2.民俗文化是流动和发展的,它会在社会的各个阶段产生变异,并在变异中寻求生存和发展。当中国社会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反映在民间文化的变化上,这是一个不取决于人们意志的客观现实。寻找民间文物,留下人们生活的历史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民俗文化历史的大国。民俗文化不仅是历史的延续,而且会延续下去。正是这种民间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人文品格。因此,弘扬中国民俗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民俗学是民俗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对民俗事象发生、发展、演变及其性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规律进行理论探索,包括对综合或单项问题进行研究。
理论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涉及民俗学的三个方面: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主要方法。
民俗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关于“民”和“俗”的概念。
虽然民俗自古有之,但是民俗学的确立却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民俗学作为学科术语来自英国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创用的词汇“folklore”原意是指民众的知识或学问,后渐渐用于指称民间风俗现象,又指研究这种现象的学问。但是,民俗学界对这个定义的讨论从未停止,先谈“俗”,历史出现过的理解有:
“文化遗留物说”这是英国文化进化论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民俗是一个已发展到较高文化阶段的民族中所残存的原始观念与习俗的遗留物,就象由猿猴进化而来,身上残留着一根尾椎骨一样。我们今天仍旧有许多人认为民俗只存在于边远、偏僻的山区,便是承袭了文化进化论学派的思维方式。
“精神文化说”:这也是英国学者的观点,例如他们著名的例子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叉和渔网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十所遵守的禁忌。”
“民间文学说”:这种理论认为民俗学即民间文学。
“传统文化说”:即把民俗仅限于传统之中,将生活中涌现中来的大量民俗排斥在外。
这些说法都不能体现民俗的真谛,现在民俗学界对于民俗的认识渐渐达成了一致,见上文。
关于“民”的讨论有人认为是指野蛮民族,有人认为是指农民和边民,而现在我们的“民”是指与官方相对的民众,即使是最高统治者本人,只要他不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他也就变成了“民”——皇帝也照样要过年。高丙中博士的学位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具体的讨论了这些问题。
关于民俗的特征也有几个基本的概念: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模式性,这些概念在“什么是民俗”中略有介绍,详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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