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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阐释。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贯通。”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就是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警惕张皇,且同协力压强扶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贻患邻国也。”洋务时期国人对均势原则和国际格局的理解和认识,目的是寻求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应之策。在不断遭受侵略的现实处境中,利用列强之间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成为洋务派的共识。“尤其是在藩属问题上,以开放为手段均列强之势,被国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所谓钳制之术,“莫善于此”。虽然洋务时期的均势观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政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的混合观念,并且热衷于对均势制衡作用的渲染。对均势道德意义的强调,又使他们倾向于把均势作为维持国际和平、抑制战争攘夺的正义性原则。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的演变,其积极性不容抹杀。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洋务运动兴起,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启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一步走得并不坚实,并不平衡。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会明白这一步迈出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说,它的这一步是迈出了,不论迈出得是好还是坏,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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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通过培育自身资源和能力,获取外部可寻资源,并综合加以利用,在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价值的综合性能力;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增强电力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人才是保持企业健康发展的第一要素。同时,人力资源也是企业中最容易变动、最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发与管理是企业兴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往往被视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将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企业才能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从电力企业的人才需求和人才特点入手,结合电力企业的特殊性,分析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对电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电力企业的综合实力。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 电力企业 竞争力提升 作用分析。
电力行业作为能源生产和转换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大多数企业一样,电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素质、效率和水平。因此,电力行业一方面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也需要高水平的经济、管理人员。
同时,电力企业对作业安全、效率和质量的要求十分严格,这意味着员工必须具备过硬的技能、高度的责任心、较强的团队意识,能够在恪守工作职责的基础上,安全、专业、高效的进行工作。可见,电力企业对人才素质、工作能力、团队效率方面具有较高要求。
1 、人才相对短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社会用电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售电量和变电容量不断突破新高。然而,面对如此旺盛的电力需求,电力企业员工数量增速较为缓慢,一些部门尤其是专业技术性较强岗位的员工工作量不断上升、强度不断加大,给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困难,同时也增加了安全隐患。体现在生产部门中缺乏同时熟练掌握多种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管理部门中缺乏熟悉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法律和计算机知识的人才。
2 、竞争意识不强。
目前,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电力企业今后必须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断提高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但电力企业人员相对稳定、流动性较小,导致人员的竞争意识较弱,许多职工思想观念还未转变到市场模式中来。淡薄的竞争意识会限制企业绩效提升空间,从而削弱企业竞争力。
1 、人员冗余与人才短缺矛盾。
由于人才补充无法很好的满足电力企业的人才需求,导致人员冗余与人才缺乏共存的局面长期困扰着电力企业的发展,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凸显,阻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2 、专业要求与技术水平矛盾。
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电力企业必须提高不断的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来更好的满足人们对电力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目前电力企业的人力资源现状影响了专业技术水平的提升空间,阻碍了电力事业的发展进步。
3 、市场环境与员工意识矛盾。
与先前不同,现如今电力企业正在向着市场主导、服务优化、效益至上的方向转变,这要求企业综合竞争实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但当前电力企业职工竞争意识较弱,企业内部无法形成合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市场化进程。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指为实施企业发展战略,实现企业目标,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人力资源供需预测,并使之平衡的过程。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能够确保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帮助企业完成既定任务、实现战略目标。人力资源规划首先要对现有人才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清晰的掌握企业人力资源总体状况,如人才分布、结构、整体水平、流动趋势等。
人才的选用对企业至关重要,而发现、选择善于实现企业目标的人才,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通过建立一套符合电力企业特点的人才选拔、吸收机制,来实现科学、合理、高效的选拔人才。通过有针对性的人才招聘工作,可以在甄选优秀人才的同时,减少资源浪费、节约成本。在科学选人的基础上,人力资源管理还将建立人才评价体系,从能力、业绩、履职情况、工作完成情况等多方面对每名员工进行测评,准确评估人才的水平和发展能力,得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
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确保职工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潜力,较好的完成工作任务,是企业工作绩效的可靠保证。激励约束的形式和方法的不同,其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激励约束机制要符合企业自身特点,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对于电力企业来说,激励约束的目标应设定为,促进和监督职工在履职尽责的同时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使企业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工作业绩的提高。带动职工的工作热情需要物质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确保职工正确落实工作职责需要监督与考核相结合。
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是解决人员冗余与人才短缺矛盾的良方。选人用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是不断推进企业发展的需要。应当规范流程、严格管理、注重评价、加强监督,真正把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选拔到与之相适应的岗位上来。
坚持以人为本培养人才是解决专业要求与技术水平矛盾的关键。电力企业要不断加大干部、职工的培养力度,以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专业技术、生产技能为核心,通过开展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开展全员培训等,为企业发展培育优秀人才。
深植企业文化是解决市场环境与员工意识矛盾的有效途径。通过企业文化向企业全体职工渗透企业核心价值观念,注重电力企业职工的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的提高,能够促进电力企业综合竞争实力不断提升。
[1] 关淑润。人力资源管理[M].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北京
[2] 高铭。电力企业人才甄选问题的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0,(11)
[3] 邓珊,汤咏霓。如何改进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J].人力资源管理,2011,(8)
【人力资源管理对增强电力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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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全文如下:
所谓世界历史语境,就是指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构筑的言语环境。自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来,这一言语环境就已形成,并开始伴随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成熟而发展和改变。由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社会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所以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有着不同的世界历史理论表现形态以及不同的世界历史语境,而建立在这一语境基础上的任何一种事物必然会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语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史观的第一大文本[1],它标志着科学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创立之后又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①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世界理论虽然已经创立,但是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述,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创立了这么一种理论,因而也没有命名这一理论;②列宁时期,这一时期科学世界历史理论被列宁继承和发展,他和马克思一样有着世界历史眼光和思维方式,但也没有命名这理论,不过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大规模地运用于对现实社会实践的分析;③邓小平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样保持了继承和发展性,但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之处的是,这一时期的理论界明确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并正式命名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名称。这主要表现为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大量关注,并在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从此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作为一种理论而正式存在。
世界历史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它所构筑的语境却形成了两种形态,其分别是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和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划分这两种形态的标准,是世界历史理论是否被明确地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即是否达到了理论自觉及其程度。这样看来,至20世纪80年代,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才正式形成。
结合以上世界历史理论三个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语境的两种形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遭遇与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当世界历史理论创立后,马克思也随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世界历史理论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分析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开始走向实践;而当世界历史理论被明确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了真正彻底的改革,从而走向了它的新形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虽然上面所揭示的现象并不必然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世界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系的证据被现象所提供是不充分的。但要寻找完全充分的证据,就必须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各自的理论是如何被世界历史理论所规定和如何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说明自身和成就自身的。这些证据已为我国学界所提供,他们分别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思想、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揭示了各自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所形成的理论之间的必然关系。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150年间,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着必然的和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也说明,当代要正确而完整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必须借助世界历史理论。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所构筑的语境是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唯一路径。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的语境方面来讲,世界历史语境是一种根本语境,其他任何语境都必须依靠世界历史语境作为中介方才能来解读。对于发展和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局面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来讲,构筑科学的世界历史语境以及从这一语境所显示的方法和原理出发,也必然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离不开世界历史理论的,这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全球化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种反应。这样,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就不但是正确完整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需的语义环境,更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和指导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我们才能够和必须通过世界历史语境重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认识。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发展前途,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应该能够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真正的理解。
恩格斯认为,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科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够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的认识上,更由于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是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得以完成的,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
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的。如邓小平所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缺乏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这再一次证明,世界历史语境与社会主义理论关系密切。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世界历史性的场合,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所以,只有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才可能被正确揭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如前所述,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发生于邓小平时期,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必然形成于邓小平时期,事实也恰恰如此。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也就正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建设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历史的,因此它必然反映世界历史的趋势以及人类理想的追求。
对于世界历史以及开创世界历史的人类来讲,解放和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理想追求。因此,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对充满压迫和奴役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克服和继承,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也必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而得以实现。当然,发展和解放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只要把握了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就能够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也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前后相继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这是它们的相承性。对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而言,二者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更侧重于解放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更侧重于发展问题而且更加全面地照顾到了解放问题。当然,解放和发展是不可被机械分割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都探讨了解放和发展问题,但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产生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因而两种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的发展性。由于侧重解放而忽略发展,故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
这一理论困境被“大跃进”和““””而典型表现出来,而建立在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表现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说明了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以及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和解读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可以说是分别针对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而阐发的,在现实实践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所以上述事实也就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同时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本质内涵是对逻辑起点的表象化和具体化,是逻辑起点的逻辑发展和向现实层面的过渡。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就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内核,向现实层面逻辑推进,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即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得到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确实包含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包含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而分析和探讨必须要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因此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就必然地兼顾其他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与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而具有的较为优秀的方面。中国特色,首先反映了中国国情,但绝不是简单的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所形成的首先是特点,而非特色,只有相对于其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相对于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所具备的更为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上,一个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的借鉴上。中国模式的先进性方面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
先进性与优秀性并不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性质,是比较才能产生的,而比较如果不是在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间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中国模式的优秀性,就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而言的;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也是同其他国家传统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的。显然,离开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不对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是无法发现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的。中国特色的“特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够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前途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行阐释说明。
现在我们谈一谈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主体性的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表征的是一个人与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结束,也永远没有尽头。[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运动过程,而且这个运动过程是没有参照系的,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客观自然过程;另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有参照系的可以自我时时进行调节的过程。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
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讲就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趋近,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趋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趋近。正如马克思所讲,发达国家所显示的不过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情景,这个未来情景的实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所关涉的并不是优、劣、好、坏等一些价值范畴,而是先进和落后等客观的非价值范畴。因此它所保证的只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样的客观的非价值范畴方面。而涉及价值范畴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仅仅依靠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给予保证。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解放和发展依靠人民,我们的发展和解放是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方面,首先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包含着一种论述发展的价值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会有探寻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的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关于社会主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两制共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不可能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性,而必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主要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务实于国情,务实于世情,这样才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入手。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并针对我国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进而力求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说明。从理论层面来讲,必须根据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进行扬弃,从一个理论不足的状态发展到理论丰满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必须完成理论体系所应包含的各个基本方面。无论从现实层面来讲,还是从理论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理论本身还并不完善。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因为微观方面更加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因而它不但是琐碎的而且是具体的,所以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给予很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往往是会犯错误的。基于此,本文重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做一个宏观分析。
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制共存时代、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物,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产物。在两制共存时代,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应该是不发达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是两制共存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就可能分别形成两种理论:一种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种是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但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当两制共存时代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吸收和借鉴。这不但是因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来说都是落后的国家,应该吸收和借鉴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快地发展自己,这种客观进程当然会被理论所反映;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还不完善,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多地关照世界历史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对该部分的外部关照太少,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性,因而该理论体系主要是吸收和借鉴外在部分来发展内在部分,因此也就形成了这样的特征。吸收和借鉴特征的形成,不仅是初级阶段社会理论体系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时代,交往已经普遍化,交往的网络极为发达,这就为吸收和借鉴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的特征不再是吸收和借鉴,而是输出和扩散。当然在这个阶段,吸收和借鉴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这里所谓的输出和扩散,就是指依靠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成熟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输出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的纲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态方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进一步解决之前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等,至于具体的理论是什么也只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实现。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新的阶段。在两制共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直到它最后完全成熟,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完全结束后,民族国家必然走向消亡,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任何理论都将被陈列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但随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并不是没有理论,只不过这种理论不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而是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这种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不再借助世界历史语境来得以发展和理解,而是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是完全科学和成熟的理论形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的实践的解释表现在它的实践中,而不需要在理论家的头脑中单独阐述”。[5]这整个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那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如凤凰涅盘般地迎来它的世界性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为光明和必然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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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成本管理最早产生于美国,后来传入了日本、西欧等地,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日本将目标成本管理方法与本国独特经营机制相结合,形成了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的成本企画。在上世纪80年代,目标成本管理传入我国,先是机械工业企业扩展了目标成本管理的内涵与外延,实行全过程的目标成本管理;到了90年代,形成了以邯钢经验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目标成本管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于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对于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分析全文如下:
在现代化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式下,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就不得不考虑目标成本。因为目标成本是企业为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对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综合分析而制定出一定的支出成本。由于近些年,目标成本管理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下面在介绍目标成本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所谓目标成本管理,是指以市场为导向,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以预算的形式来制定相应的规划,从而在规划时间内实现其经济效益目标的成本。传统的成本方法是在具体的生产环节上进行成本控制的,属于事后成本反映。而目标成本管理则是一种全面的管理,它早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已经进行了成本管理的规划。目标成本管理是基于价值、价格和作业三种不同的形式来完成,但具体根据以上哪种形式来发挥成本管理的作用,是由企业自身的特点来确定的。
首先,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由于现阶段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的重要部门之一,对企业的人员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力资源资本在企业整个生产资本中所占用的比例越来越大。为合理利用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目标成本管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企业内部人员进行合理安排,这既可以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又可以增强整个企业生产管理效益。
其次,生产设备及维护成本管理。即对企业生产设备的原始费用和后期维护费用的管理。在一些大型生产企业中目标成本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大型生产企业往往生产相关设备的成本及后期维护修理费用在整个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因此目标成本管理就要在企业投入生产之前进行预期规划和管理,以尽可能减少企业成本的损耗。
最后,产品原材料成本管理。企业的生产必定要有一定量的原材料,因此如何在保证原材料质量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减少原材料成本的价格,以达到降低企业产品的总成本,提高企业最终的经济效益。
总之,目标成本管理的内容较广,因此在从事相关生产活动时,企业要对内部生产、销售、质量和技术等各个方面都严加控制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1.有助于树立员工的成本意识
由于目标成本管理工作内容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以市场为导向,以尽可能降低企业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它与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联系紧密。因此目标成本管理者在进行管理工作的同时,也会将这种成本意识无形中传递给每一位相关的工作人员,从而使他们也意识到企业成本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整个树立企业内部人员的成本意识。
2.有利于满足市场需求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变化,市场需求也是在不断地随之发生变动。而如何把握好当前市场的大众需求,是摆在每一个企业生产部门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而目标成本管理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将市场的变化发展作为导向,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使企业在研发设计相关产品之前就结合市场的需求,并对相关产品生产进行成本预算。这样不仅可以使企业生产出的产品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而且还能为企业节约成本,从而极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3.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企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减少企业成本投入是企业增加收益的一个有效办法之一,而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成本,获取较大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目标成本的管理。因为目标成本管理是从企业产品设计环节开始就进行相关的成本控制,并且其成本管理一直贯穿在企业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收益。
4.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传统的企业管理,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不大,而企业目标成本的管理有助于使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人力、物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为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靠企业内部的每一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才得以实现。目标成本管理从战略性管理的角度出发,将企业的各个部门通过最终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可以有效发挥各个部门的职能,促使企业最终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目标成本管理是一个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切实发挥其效益的,如综合企业成本管理控制和利润的规划、适时关注市场动态变化、调查了解和分析产品价格波动及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等方面。同时,目标成本管理在这些基础之上,还要制定出相应的成本规划,从而对相关产品的设计和研发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目标成本管理不仅可以树立企业内部员工的成本意识,使生产的产品满足广大市场的需求,而且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经济效益和整个企业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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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邮政局审议发布《关于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称将积极争取支持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财税、土地等优惠政策,促使5年内,培育出一批年收入超百亿、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快递企业。“十二五”时期,即2015年前,通过兼并重组,快递产业集中度会明显提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快递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本文从多个层面分析了快递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快递业全天候高效地服务于生产和消费,对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快递业服务民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器; 快递业刺激内需,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快递业服务生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关键词: 快递业; 经济; 社会; 作用。
我国快递业起步于 1979 年,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创造社会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兴现代服务业。随着我国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本文从多个层面阐述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和质量。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求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 要求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党的十八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快递业是新兴服务业,服务于民生,主要体现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电子商务不仅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更重要的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国际形势看,不管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还是气候变化,以及我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发展电子商务成为了应对之策。
近年来,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形式和现代流通方式,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据统计,截至 2012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 5. 3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39. 9%,农村网民数量达到 1. 46 亿人,占中国网民人数的 21. 7%,而且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截至2011 年底,我国互联网宽带的接入用户达到 1. 5 亿户,3G 网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的县城和大部分乡镇,3G 用户达到 1. 2 亿户,网购人数达到 1. 94 亿人。
2012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8. 1 万亿,同比增长27. 9% ,其中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 1. 3 万亿元,增速高达 66%,占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比重提高至6. 2% 。预计 “十二五” 期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 2015 年,电子商务年交易额将突破 18 万亿元; 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比率达 80% 以上; 应用电子商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0% 以上; 网络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 以上。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态的迅猛发展,推动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促进网购快递需求快速增长,70% 以上的网络购物,依靠快递完成交易过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时间和效率。快递业的兴起和发展克服了传统邮寄方式的一些弊端,满足了人们对快捷、高效服务的需求,也为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持。2011 年 5 月 19日经济日报联合中国经济网进行的 “快递在线调查”
结果显示,72. 73% 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使用快递。
可见,快递在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国家邮政局 《2011 快递市场监管报告》显示: 2011 年,网络零售交易额超 8000 亿元,占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4%; 约 70%以上的网购需要依靠快递来完成,网络零售带动的业务总量占快递总量的一半以上,网络购物平均每天产生 700 多万件快递包裹[1]。由此可以发现,以商务快件为主的传统快递服务已经扩展到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
网上购物之所以广受青睐,一方面是能降低购物成本,如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等; 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实体店,同一种商品的价格较低。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消费预算支出水平下,网络购物能节省消费总成本。也就是说,“电子商务 + 快递”模式,既方便百姓生活,又相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化和对电子商务的重视,电子商务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快递以低成本和快捷送达,这将更加深刻的影响到国计民生的众多领域。
快递业是由包装、装卸、运输、配送、存储、流通加工和处理信息等功能集合而成的服务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基数大,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快递业带来的间接就业比快递业直接就业的规模还大,直接与间接就业比率是 1: 1. 24[2]。
我国快递市场既包括国际业务的高端市场,也包括国内同城和国内异地快递等中低端市场,不同的业务和市场需要各种不同素质的人才,从高度专业化的机场工作人员、海关人员和经理人到普通的运输司机、收件员、分拣员和投递员等,可以给不同素质和资历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国家邮政局有关数据显示,2010 年快递业从业人员 54. 2 万人,同比增长 35% ,远远高于全国同期城镇就业总人数 1. 5% 的增长率,在第三产业中属于高速增长行业; 2011 年快递业从业人数超过 70 万人,同比增长 29. 2%; 2012 年快递业从业人员超过 80 万人,同比增长 14. 1% 以上。据测算,我国快递业及相关产业创造了 200 万 ~ 300 万个就业机会。
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国家 “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 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面向城乡居民生活,丰富服务产品类型,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多样化需求。党的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商业形态从实体店到电子商务,消费形式不断翻新,消费领域不断拓展。由于消费的急剧增加,消费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作用日渐突出,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首。
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产。快递业使制造、分销和消费扁平化,既降低消费成本,又提高制造和销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据测算,2002 年快递业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比率为 1: 3. 75[3],如果以此推算,2011 年我国快递业拉动了 3750 亿元的经济增长规模。
生产、流通、消费三者之间关系紧密,流通连接生产与生产、生产与消费,流通效率对提高生产效率和消费水平具有重大的作用。一方面,流通连接生产与生产,高效的流通能大幅度节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产品积压,提高企业之间的交易效率,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刺激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流通连接生产与消费,高效的流通能顺利、快速、经济地实现消费品从企业到消费者,从而刺激消费需求,而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动力,进一步地刺激投资需求。快递业是高效率的物流业,对于刺激内需具有重大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有众多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些产业、部门和企业又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它们之间相互供应产品,用于生产和生活。它们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快递业连接社会生产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是维系这些关系的纽带和桥梁,对提高整个社会的交易效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在商品流通领域,将大幅压缩流通环节,实现从工厂生产到客户销售的扁平化。快递业提供时效特快的 “门到门”的递送服务,为实现流通结构的扁平化提供重要支撑。
快递网络的主体是由诸多节点和线路组成的网络体系。一个机构稳定、高效运作的物流网络,不仅可以减少组成要素之间的磨损和交易成本,减少用户使用网络资源和要素的成本,还可以放大要素的功能,提高要素和整体网络的收益。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不断消除,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活动愈加活跃,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趋于高效率和快节奏,时间价值越来越重要,大量的样品、单证、商务函件、资料的快速传递需求,为函件快递业者提供了大量的货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高科技企业的大量产品体积小、重量轻,货值却很高,占用流动资金很大,快速递送能将这些产品尽快送给客户,并提供良好的包装、仓储、报关物流服务,满足了企业的需要,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社会化分工,因此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专业化分工经济。
“十二五”期间,我国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 “大力发展便捷、高效快递服务”。在国家制定的关于服务业、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推动发展改革的重大政策中,快递服务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
现代制造企业对方便、快捷、高速的物质和信息交流的需求更为强烈。快递业与制造业加强深入合作,结成战略合作与联盟关系,相互融合和联动,将成为两大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促进两大产业联动发展,不仅对制造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也可以推动快递业本身服务水平提高[4]。
社会生产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连续性,伴随着连续不断 “再生产之流”始终的就是快递,而且现代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率和效益已主要不是依赖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依赖于与生产过程相伴的快递的有效性、准时性和合理性。因此,快递是社会再生产不断地有效进行、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前提条件。
B2B 模式的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需要高效及时( Just In Time) 的快递业支撑得以实现,否则企业的高效生产将无法进行。从很大程度上看,快递业是社会生产的第三利润源泉。
快递高效及时地为企业提供材料与零部件,能有效地减少企业的库存成本; 不仅如此,快递企业为生产企业提供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购买能力,提高企业的交货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的库存成本。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2009 年对北美、欧洲、拉美、亚洲的 94 个国家的公司调查表明,次日送达对生产至关重要。一半的受访公司表示因其库存维持在最少程度,故零部件的次日送达十分重要。2/3 的公司表示,在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它们需要零配件的紧急递送[2]。
调查结果和大量实例表明,世界各地的公司维持最小库存的做法日益盛行,所以对快递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许多公司只是维持关键配件的少量库存,同时要求供货商在生产开始后及时递送所需配件。快递帮助公司最大限度减少库存成本[2]。
企业不仅使用快递向客户递送产品,也通过快递提高生产效率。调查及实例研究表明,许多企业都经常或偶尔要求供货商用快递运送零配件,很多企业还使用快递向自己的生产部门递送配件。根据全球资讯管理公司的报告,快递帮助这些企业减少了 3% -5% 的供货成本[5]。
企业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快递企业的 “门到门”的一条龙服务。优质的快递服务使企业拥有了最大化企业生产效率的机会。同时,快递服务有助于减少生产成本,减少仓储费用,使得企业拥有了采取注入订单生产模式的高效率生产组织模式; 此外,由于快递服务可以使得中小规模企业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快速的运输服务,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
根据产业结构发展演进规律,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来衡量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升级演化,劳动密集型化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
在发达国家中,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在 60% 以上,美国更是达到了 70%[6]。服务业之所以发展到如此规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快递业这样的新型服务业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快递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邮政业和传统运输业的改革。传统的邮政业和运输业无法满足社会对文件、样品等快速、便捷投递的特殊要求,因此,快递业大量分流和替代了这两个行业的传统业务,并且加快了邮政系统的改革和提高效率的进程。其次,快递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竞争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根据企业技术装备和增值服务能力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三个不同层次,即国际快递、国内异地快递和国内同城快递,各层次服务提供商都具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发展势头良好。
快递是对分散的货物流动进行集中处理,量的集约必然要求利用现代化的物流设施以及先进的信息网络进行协调和管理。现代物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劳动力高度化等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物流体系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快递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现代快递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使先进的管理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综上所述,快递业全天候高效地服务于生产和消费,对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快递业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器,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1]国家邮政局. 2011 年度快递市场监管报告
[2]Oxford Economics. The Impact of the ExpressDelivery Industry on the Global Economy[EB / OL].
[3]Shangyao Yan,Chun - Hung Lai,Chia - HungChen. A short - term flight scheduling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express package delivery[J].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2005,( 11) : 368 – 374.
[4]达瓦. 快递业发展十大趋势[J],信息与电脑.2012,( 1) : 50 - 52.
[5]刘玉瀛,刘彦平. 快递物流市场分析: 欧洲的发展和经验[J]. 现代管理科学,2011,( 1) :10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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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良好的就业思想是学生成功就业的基础,是高校乃至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因此,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实现,对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顺利就业等都有极大的作用,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教育项目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灌入,对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学生正确择业观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值得我们重点推广和践行的。
(一)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初入大学生校园时,一下子从高考的紧张情绪中解脱出来,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放松,认为自己终于迎来了精神和身体上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他们过度放纵自己,终日沉浸在游戏、娱乐中,完全没有未来就业的紧迫感。很多初入大学校园或离高校毕业尚有段时间的学生认为就业离自己还很遥远,自己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挥霍,而一旦真正面临就业时,常常对各种压力无所适从,极易产生不满、迷茫、焦躁、恐惧、自卑等就业心理问题。
目前,还有很多大学生在校学习时没有养成坚毅、耐苦的精神品格,遇到问题或压力时容易出现焦躁情绪,想要通过频繁地更换工作逃避这种问题,最终导致自己陷入诚信危机。这些就业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学生思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开展,可以培育学生良好的精神品格、独立的思维意识以及就业紧迫感,有利于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促进学生的就业具有极大的益处。
(二)有利于学生正确就业观的形成
就业指导是一种结合学生就业实际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而开展的针对性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顺利就业,其主要内容是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就业观。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偏重点是对学生进行观念意识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继而使他们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由此看来,就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学生的观念意识培养上是存在契合点的,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在学生的就业指导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精神、道德品质以及内在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就业环境。我们还可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马列主义、毛邓思想等指导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以此来减少学生就业中的盲目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实现,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清当前就业市场的形势,促使学生正确就业观的养成,对弥补就业指导中的不足具有极大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作用的发挥并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必须要依靠有效的教育措施才能实现。作者提出了以下两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作用的措施,以供参考。
(一)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它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出现,但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与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教育效益。因此,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像政治教育应该注重在其他学科中的渗透,采用多渠道、多方式的教育如心理健康教育、为人教育、网络教育等实现对学生就业思想的全面教育和培养。我们还可以通过现代媒体对一些先进事例、奋斗典型等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素质,转变学生传统存在偏差的就业观念,以此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
(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渗透已不再单纯地只是思想政治教育,其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因此,要想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就必须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大学生需要具备更多的观念意识和技能。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包括服务意识教育、竞争意识教育、健康心理教育、择业观教育、就业观教育、创业意识教育、诚信意识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总之,论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该在日常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更多地思想政治教育渗透措施,以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就业指导中更大的作用,促进高校整个教育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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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指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途径所传播的信息的一种称谓。1942年陆定一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范长江也对新闻下了一个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闻宣传在煤炭企业工作中的作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闻宣传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思想战线。我们党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强有力的作用,这是我们党的政治传统、政治优势和宝贵经验。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都离不开新闻宣传工作。党的胜利召开,描绘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离不开新闻宣传的鼓与呼。新闻宣传是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引导、沟通、激励、监督作用,达到“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的目的,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煤炭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以及良好的舆论环境。煤炭企业新闻宣传战线肩负着重大而光荣的使命。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和谐发展的保证,是做好企业各项工作的基础,为企业加快转型跨越发展保驾护航。新闻宣传是思想政治工作主阵地、主渠道,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担负重要职责,在加强社会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闻宣传具有广泛性。新闻媒体面对庞大而稳定的受众群体,每天都在开展宣传工作,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覆盖面广,影响力大。
新闻宣传具有及时性。针对当下群众最关心的重点、热点、疑点问题进行关注,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性对待;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布,便于群众学习、理解。新闻宣传具有生动性。新闻宣传用事实说话,而且是用新近发生的事实说话,通过报道新闻事实、发表思想评论、刊登说理文章、组织读者来信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内容和形式,引导和提升广大群众的思想。新闻宣传具有轻松、自然、亲切的特点,没有强制性,使广大读者、听从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新闻宣传具有多样性。在手段上有报刊、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形式,当前特别是重视网络新闻宣传,积极办好官方论坛、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等;在形式上有新闻报道、热点引导、典型宣传、座谈交流、舆论监督等,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以不同的形式强化思想教育的效果。
煤炭企业在转型发展中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经营形势比较严峻,新闻宣传工作要善于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通过不断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潜移默化的灌输,把广大职工的思想统一到煤炭企业的发展方向上来。煤炭企业职工相对文化层次差异较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外界的联系相对不多,这给做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宣传思想带来了新的困难。因此,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做到在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高度一致;要加强国情宣传教育,深刻理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确保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鼓舞广大职工斗志,凝聚发展力量;要加强形势任务宣传教育,干部职工要站在煤炭企业发展的高度,深刻理解煤炭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正确面对困难,抢抓发展机遇,振奋精神,昂扬斗志,积极投身于煤炭企业的改革发展事业;要加强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教育引导。广大职工要在转变意识、更新观念、增强能力、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方面达到与时俱进,逐步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学习理念、工作理念、服务理念以及诚实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进取的精神,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功能真正得以体现。
新闻媒体宣传与传统的宣传方式相比,具有投入少、不受时间与地域约束的特点,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传播快捷的特点和优势,可以作为洞悉和引导民间的窗口,成为煤炭企业内部的沟通桥梁。要通过新闻宣传及时反映企业各方面的工作情况,要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宣讲给职工,把企业改革发展的举措宣讲给职工,把企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宣讲给职工,也把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宣讲给职工。既要让职工看到企业的发展前景,树立信心;又是让职工直面现实问题,勇于挑战。既把上面的政策声音传递到基层与职工群众当中,也要把职工群众的问题和意见带到决策层。只有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才能起到真正良好的沟通效果,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引导各方面力量参与到企业的各项改革发展工作中去。
发挥新闻宣传的激励作用,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通过新闻宣传,论文格式向职工讲清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激发职工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增强为企业发展有所担当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让职工了解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与美好前景,激发职工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使职工懂得“企业是我家,发展靠大家”,激发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和为企业发展勤奋工作的动力。发挥新闻宣传的激励作用,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大力宣扬企业发展壮大的光荣历史,大力宣扬企业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大力宣扬身边的好事新风,大力宣扬职工为企业发展建功立业的突出表现,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弘扬正气,鼓舞民心,激励职工发挥所长,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把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保证企业经营目标任务的实现。
煤炭企业的生产管理与职工的思想行为必然还存在一些落后的、错误的、不文明的现象,这就需要新闻舆论进行监督,让这些不光彩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新闻监督的目的就是讴歌先进、鞭策落后,激浊扬清、弘扬正气。舆论监督要注意方式方法,要从团结、帮助、鞭策、鼓劲的角度出发,考虑实际效果,以提示事实为主,批评错误是为了改正错误、维护团结、稳定思想、提高认识。对煤炭企业以及各级领导,部门工作的监督,是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途径,有利于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科学决策。要正确对待新闻报道中的负面报道,群众有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现在资讯发达,故事隐瞒事实只会让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造成工作更大的被动。只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抱着开放自信的心态,我们就应该欢迎新闻监督,并以此为动力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总之,新闻宣传在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肩负着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使命与责任。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积极有效的新闻宣传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煤炭企业加快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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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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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范畴在历史理解中的作用—卢卡奇的历史观
卢卡奇的成名著作叫《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这部著作刚刚问世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50年代以来,这部著作被“重新发现”,并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实,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片面地理解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有着很多重大错误的书,但它又是一部记录一位严肃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成果的书。
《历史与阶级意识》包含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而卢卡奇却并未有意识地去创建这一思潮。因此,我们在研究卢卡奇的时候,不应首先把它归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类别中,然后再寻找证明材料。而是应当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在今天的现实去阅读卢卡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的许多思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 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
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
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
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历史总体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既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那么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当然,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仅仅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属于可能性的,一旦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后,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着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永恒起来。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与封建社会不同, “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
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
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由于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
总体范畴的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从总体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矛盾本质,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基础上的。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
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矛盾、差别是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作好准备。
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问题,而只有作为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观点。
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或者说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马克思主义从阶级的立场出发看待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它把无产阶级自身与这个世界视为一体,视作总体中相互规定的总体因素。作为阶级的人是总体性的主体,它把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都看作是属人的而加以改造,而人自身的改造又有赖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阶级的观点是历史总体观的基础,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总体范畴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才表现了出来。
在历史总体的关系中研究问题,不仅可以发现避免虚假意识的借鉴,而且能够在历史总体中正确地把握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所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等 , 从而确定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和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此应当采取的正确行动,并进一步了解这些行动对历史总体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出现使无产阶级的行动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的阶段,成为自觉地推动历史总体发展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为最终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即实现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着的历史过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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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的社会性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全文如下:
【提 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变革之一。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这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强烈愿望的表现,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似乎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主席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毛泽东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周恩来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毛泽东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仍然是原来的设想,即对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周恩来、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终于选择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为标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当时党从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转向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这只能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寻找答案。如果说建国前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尚属局部的、战时的、农村的,1949—1952年的经济则属于恢复性质,既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不具有赶超性质的加速工业化,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自然与这种均衡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是相适应的。而当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投资过猛,遂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事关重大,引起物价的波动。于是,苏联曾经遇到的个体经济(农民)和市场机制与这种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在中国重演,即靠市场调节不能保障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因此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送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从资金方面来说,是与其社会剩余的多少和积累率(又称储蓄率)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太落后,社会剩余量很少,积累很有限。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则为142元。尽管全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但是195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79斤、棉花2.5斤、油料9.8斤、生猪0.12头,由于人口增长,1956年的上述人均数也没有多大增加,分别为614斤、4.6斤、14.5斤、0.13头。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65.19亿元,1956年为287.43亿元,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796.51亿元,平均每年近100个亿。 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每年1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困难的。再从农村看,据195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尽管经过四年的恢复发展,到1954年末,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相当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15.8亩、耕畜0.92头、犁0.62部、水车0.11部。由于农业落后,1954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420.6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60.7%),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453.8元),必须靠副业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来看,1954年平均每个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68%,尽管比重很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低,人均消费粮食373斤、肉类9.2斤、食油2.6斤、食糖0.8斤、蔬菜141斤。 这种低水平的消费说明,建国初期的农业剩余(农业税和出卖的农副产品)只是相对剩余,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食品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压低消费,提高积累率,为“一五”计划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办法。
从决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人力资本来看,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却非常短缺。据统计,1949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人口54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10•64%,乡村人口占89•36%;从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8•5%,乡村从业人员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中学生55人,小学生889人。 即使这样低的比例,1952年大学虽然计划招收7•5万名学生,还是面临着招生不满的忧虑(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政务院不得不下达指示,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要求努力争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学,至少保证95%以上。即使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整编中抽调2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升学差额。
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会超过5%。据1952年的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济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 ,在2470700名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4•4万人,占13•9%,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133684人,仅占5•4%。在这247万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周恩来在1952年7月就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 因此,从1952年起,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即使到了1955年,在城镇职工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在50%以上,有的产业,如煤矿、建筑业,在60%-70%以上,有文化的技术职工非常短缺。 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员只占8•4%。
总之,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像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除了上述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因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值得分析。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到底,即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视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局限。因此,新民主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结合非常成功,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仍然将新民主主义看作过渡阶段,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桥梁。于是,一但民主革命成功、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就自然会将社会发展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前述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认同这个理论的。《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对于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确是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因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必然与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矛盾,必然会遇到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反抗,除非你不追求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受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视为社会主义。因此,公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就自然被认为是未来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加紧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在建国初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底子薄,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将导致供求关系的紧张,因而需要加强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这就使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私营和个体经济与政府要求的资源配置集中化、计划化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在1952年的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上。另外,1953年初修正税制所引起关于公私关系的争论(包括财经会议),1953年6月李维汉关于公私合营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协会议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也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运用问题上,公私之间是有矛盾的。
第二,由于城市私营和个体经济刚从旧中国过来,存在的问题较多,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制和市场机制制约,偷漏税、行贿、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等行为较多,从而使人产生其“利少弊多”的印象。
第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还不能解决诸如失业、“两极分化”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二次分配手段的完善以及农业的产业化,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体制来说,似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里没有失业、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农民的破产等问题。这对于建国初期的广大党员和人民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依靠体制改革来消除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常常是革命成功后的执政者习惯和喜欢采取的办法。
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短期内也确实能够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因此,尽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但是从上述因素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比新民主主义更优越。
(二) 国际环境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使某些民主人士呼吁的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设想破灭,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实现“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是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条件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发展经济关系。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这使得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政策实际上从政治和制度上的认同被迫扩大到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在此情况下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演进起到了催化作用。例如恢复时期对“一五计划”的酝酿、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与我国私营企业交往等等。
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
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压力增大,国防费用增加。中国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即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
三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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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中国化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也被称作汉化。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汉人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民族融合中扮演主导角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耶律楚材在蒙元时期汉化的历史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
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 课税使人名
燕京 陈时可、赵肪
宣德 刘中、刘桓
西京 周立和、王贞
太原 吕振、刘子振
平阳 杨简、高廷英
真定 王晋、贾从
东平 张瑜、王锐
北京 王德亨、侯显
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 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 。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 枢密院 中书省 御史台
亲 万户府 六部 行省 殿 内 肃 行省
军 千户所 路总管府 中 察 政 察 廉
都 百户所 州府 司 院 廉 院 访
使 州 访 使
司 县 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
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元史》 中华书局
《元代简史》 邱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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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成本管理就是在企业预算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在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测定目标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目标成本的分解、控制分析、考核、评价的一系列成本管理工作。它以管理为核心,核算为手段,效益为目的,对成本进行事前测定、日常控制和事后考核,从而形成一个全企业、全过程、全员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成本体系,以达到少投入多产出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目的,因而深受企业组织的青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目标成本管理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目标成本的具体含义指的就是,在企业内以预算的形式来制定相应的企业规划等,在特定的未来时间内完成其经营的成本,目标成本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长期应用以及与此同时形成 的制度等就是目标成本管理。通常来说企业的目标成本管理,就是企业把市场竞争价格视为基础。减去其预定收益之后得到的产品的目标成本。在这个基础上来对目标成本进行分析和控制,来更好的对企业的全面经营进行全面的管理,来更好的实现企业效益。如果想要实现企业的目标成本管理,就要求企业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确定一个总目标。并且从总目标出发来确定成本以及支出等。同时,企业的每一个部门以及工作环节、工作人员等都应该配合总目标的进行。这样才可以更顺利的完成生产目标以及销售目标和质量目标等。
2.1、目标成本管理的工程技术性强
目标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关于成本控制的科学管理方法,贯穿在企业生产的始终。在围绕企业生产的这条主线上控制上,对生产相关联部门实际上同样适用。在产品的设计之初就考虑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和最后推向市场的定价。这样就会让产品的设计之前的成本测算、产品设计和研发、原材料采购到最后产品生产完成到销售这一完整的工序都有目标成本控制的渗透;而且只有在这些环节中进行了科学的目标成本管理,才会使我们的成本压缩到最低,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才更加具有竞争力。
2.2、成本目标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互关联
首先在目标制定的时就应该把企业的有效运转程度考虑进去,包括设计研发费用,原材料采购周期和采购成本,工人的效率和产品的生产周期等因素。只有以上因素形成了一个完整、完善的系统组织,才会使目标成本管理做到科学化。同时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促进企业的管理系统有效完善。因为目标成本制定以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成本,企业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合理完善和优化管理制度。为了节约成本,就像以前那种吃大锅饭,由于管理松散等不利于生产成本管理的因素都会去改变。
2.3、目标成本管理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目标成本管理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为宗旨,设计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企业用目标成本管理的方法收回成本并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目标成本管理,只要我们根据市场需求一旦制定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就要求企业全面的按照目标成本的管理的具体要求去执行,最终落实到目标成本的达成。
2.4、目标成本管理是全面成本管理
目标成本管理,是企业的生产的全面管理。它是以生产作为主线,贯穿在产品设计之初的市场调研、潜在客户分析、产品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物流、人力成本、销售等各个环节,就算是企业食堂的成本都要算在内。目标成本的全面管理有助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管理制度、组织系统的完善优化和减少在生产中浪费;更能有助于企业的良好企业文化形成。因为目标成本管理渗透在企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让目标成本管理要求深入到每一个工人心中,只要我们的目标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正确,特别是最后企业员工看到效果,更会促进每一位员工对目标成本管理潜移默化的执行。在不断调整管理方式方法,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提高企业员工生产效率的环境中,一定会形成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
3.1、要更新观念,细化管理,强化全员成本管理意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本关乎着企业生存发展和效益高低的大问题。而且传统的那种只是财务及相关管理人员才有降低成本的责任观念是落后的。降低成本需要企业必须树立新的财务管理和成本控制的观念,增强全体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及效益观念。为更好地控制成本,细化管理还应实施多层次的成本目标管理。明确各级管理、核算的原则、目标以及责任,将成本控制好地成本费用计划逐级明确,落实到各相应组织机构,进而影响到每个岗位和职工的成本控制的思想,使每位员工重视成本控制,自觉约束自己的作为。同时对员工的工作表现奖罚分明,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员工的岗位和单位的成本逐级有效地管理,真正形成全员、全过程的控制成本体系。
3.2、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必须制定有关的基础工作制度
推行目标成本管理是一项繁杂、艰巨的工作系统,需要处理大量的基础数据信息,这些信息资料必须齐全、完整、报送及时、准确,因而必须制定一些制度去规范管理工作。推行目标成本管理还必须建立分析制度,认真搞好财务分析。及时把生产经营完成情况、成本利润的增减变化,通报企业决策人和有关职能部门,以便选择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方法,更合理地组织人力资源,开展有效的控制工作。建立分析制度可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应改进措施,是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
3.3、推行目标成本应与其他工作结合起来
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工作必须制定基础制度,即在推行过程中要重视基础工作,首先要健全原始记录。健全原始记录是研究企业各项经营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企业推行目标成本考核,考核经济效果和奖惩的依据。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包括企业内部分厂、车间、班组等都要根据经济核算的要求,建立原始记录,如产品产量记录、材料消耗记录、人工出勤等。原始记录必须全面、及时、准确,否则,无从考核,也达到降低成本的要求。
其次,要制定适宜的内部价格。内部银行结算必须使用统一的内部价格,企业的内部价格必须根据市场价格,参考上年度实际平均价格合理确定,劳务价格也必须合理,相对统一,在一定核算期内保持不变,若发现与实际价格水平有较大悬殊的可做个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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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是一种提高个人素质、修养的新兴教育,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已经逐步占据教育体系的主要地位,而除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外,还有类似艺先锋、庶吉这样的权威培训机构在不断促进此板块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艺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组织机构,承担着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责任与使命。如何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高校越来越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如今现代教育中艺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量性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在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今,艺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提升高校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净化心灵、丰富情感与思想内涵、增长才干,而且艺术的美可以舒展心灵、拓宽思维,为创造性想象提供自由想象的空间。帮助学生形成对美丑、善恶、荣辱的正确认识,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培养大学生的艺术素养、提高大学生艺术实践能力,使广大学生树立向真、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能够提升校园的文化氛围与品位,让整个校园形成富于创新活力、健康向上的良好的人文环境。
1.美术教育在素质培养中的作用。
美术教育具有鲜明的特性,即对事物的形象表现性、运用色彩表达的感染性和展示创作成果的愉悦性。学习美术既能有效地激发创作热情,提高审美能力,还能有利于激发潜在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发智力。美术教育的过程也是培养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的过程,更能锻炼和不断提高记忆力,因为形象比抽象事物更能促进人的记忆。创作过程还能帮助学生锻炼耐力、体力和自控力。美术属于艺术的范畴,美术作品是由物质材料构成的可视形象的艺术世界,是人类文化的造型载体,是时代精神的文化结晶,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关系到在校大学生生活品质的提高。也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文化素养。
马克思说:“如果愿意欣赏艺术,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这就是说美术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培养大学生拥有审美眼光的一条好的途径。调查发现受过良好美术教育或具有美术修养的人,都具有很好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美术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灵感,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学生进行选修美术课、学习美术作品创作时,不仅是对意志力、耐心与恒心的考验,也是提升自信心会的一个良好的途径。在学习美术作品鉴赏时,作品中美的色彩、线条、形体、风景等有利于扩展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理解美、鉴赏美的能力,形成正确的审美观,进而起到让学生知善恶、识美丑,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效果,促进个人内心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正像康德说的“:美是道德上善的象征。”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艺术教育中来,有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及个性的发展。
2.音乐教育的价值所在。
音乐无国界,音乐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表达思想和感情以及进行传达传递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音乐为人们提供精神文化需要,反映社会生活又给社会以深刻的影响。
音乐的教育功能就是对人们产生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激发爱国热情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音乐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更加显示出它的独特功能和作用,音乐美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大学生艺术教育主要指:大学生在文学艺术欣赏、审美能力和艺术才能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具体包括文学、书法、绘画、舞蹈、音乐、戏剧、影视、雕塑、建筑等各方面的熏陶。国内更多的高校相继设立了大学本科生选修美术等艺术课程的规定。高校进行艺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他们对艺术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美术教育与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密切相连,美术与园林艺术、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从中国园林中烟水空蒙的杭州西湖、北京北海伫立的白塔、巧夺天工的苏州园林到西方整齐庄严的法国古典园林、优美自然的英国风景园林,在我们领略如诗如画的园林艺术时,也了解了世界各民族对美的不同看法、不同构思,这对开发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丰富的审美情趣有积极的作用,对专业发展也起到引领作用。从古典园林艺术、建筑设计到现代城市建设与开发,是在时代、风格与文化的积累中形成和发展的,现代的景观园林、城市建设渗透着对实用价值的考虑、对自然的探索、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的理念。在美术教学中让学生懂得了这些知识与道理,为将来所从事的专业学习与创造有着深远的意义。
建筑设计的本质就是创造,在学习鉴赏与审视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建筑后,学生们会逐渐产生对美的追求、探寻与思考。以建筑学为例,目前,工科院校中建筑学专业的艺术教育功能对培养有特色、专业素质高的毕业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建筑学是一门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包含工程艺术和人文艺术。但国内高校建筑学专业在教学中更加重视专业技术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建筑艺术效果的美学规律教学,导致学生思维方式局限,缺乏创造性思维和设计能力及创新性,而创造性思维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对设计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学中加强对艺术理论和人文学科的教学,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在学习欣赏民歌时,可以了解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地理概况、地形地貌、人文环境等知识,对拓展工科专业学生的文科知识有促进作用;在学习西方音乐时,拓展对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知识的了解;对研究西方文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欣赏中国古典歌曲时,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尤其是古典文学中诗经、楚辞、乐府、绝律诗、词曲等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在艺术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参与和创造;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专长和聪明才智。我校艺术学院作为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的艺术学院,每年各专业汇报表演旨在加强实践教学工作,不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我们在做好专业艺术教育的同时,还要做好公共艺术教育工作,将艺术教育、美育教育辐射到全校,真正做到文化引领校园,实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在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美学修养的同时也促进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间的相互交流、学习、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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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病是一组多病原多因素引起的疾病,为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由于发病率高,对儿童健康危害极大,它是造成小儿营养不良、生长发育障碍及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腹泻是小儿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故WHO把腹泻病的控制列为全球性战略。在我国,由于儿童营状况及医疗条件的改善,已使本病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但其发病率仍然较高,尤其在条件较差的地区,为此,腹泻病是我国重点防治的疾病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危险因素分析及药学干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危险因素及药学干预的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60例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患者的全部资料,并对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对药学干预前后的效果进行探讨。结果 发病年龄和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是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危险因素,微生态制剂的应用是保护因素,药学干预后,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发生率(%)由39.56%下降为8.52%,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患儿发病年龄和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导致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发生的危险因素,药学干预能够使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得发生率降低,促进患儿的健康,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抗生素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是一种慢性腹泻,也是一种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1-2],发生率高达11%~40%,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未完全清楚,主要表现为大便稀薄、量多、排便次数多,严重者有发热、腹部不适、里急后重、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极大的影响了患儿的健康和生长发育,但由于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大便常规及普通培养的非特异性可使本病早期易被误诊为一般的肠炎或细菌性痢疾,继续使用原先药物或加用针对杆菌的抗生素,会使腹泻加重,损害患儿健康,为探讨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危险因素及药学干预的效果。该研究回顾性分析该院2010年3月―2011年4月收治的60例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患者的全部资料,探讨了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危险因素及药学干预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该院收治的60例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患者的全部资料,男33例,女27例,年龄5个月~13岁,平均年龄(2.5±3.4)岁,所有患儿均在应用抗生素72 h后出现腹泻,主要表现为大便稀薄、量多、排便次数多,严重者有发热、腹部不适、里急后重、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排除食物中毒、沙门菌肠炎、菌痢、慢性肠炎等疾病导致的腹泻症状。
1.2 治疗方法
药学干预方法①采用监测-培训-计划的干预模式,对医院抗生素的应用情况,包括使用时间、使用种类等进行监测,通过对医生进行培训,提高医生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意识,对医生使用抗生素进行严格的监控,如年初做年度计划表,制定预期使用数量,②积极为患儿进行药物治疗,治疗时及时补充水分,防止脱水,③对患儿及其家属进行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健康宣教,使患儿家属能够理智的对待患儿病情,信任医生,如非必要不要主动要求使用抗生素,提高对抗生素的认识。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x±s)表示,用单因素χ2、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因素,两两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1 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单因素分析情况
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发生与发病年龄、病情、微生态制剂使用、抗生素种类、住院天数、血中性粒细胞、抗生素使用天数、抗生素联合应用和激素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危险因素分析
发病年龄和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是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危险因素,微生态制剂的应用是保护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药学干预前后效果比较
药学干预后,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发生率(%)由39.56%下降为8.52%,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是一种慢性腹泻[3-5],主要是应用抗生素后出现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大便稀薄、量多、排便次数多,严重者有发热、腹部不适、里急后重、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其发病机制和原理尚不明确,但其严重影响了患儿的生长发育,该研究通过分析发现发病年龄和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是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危险因素,这主要是由于患儿的年龄越小,其身体素质就越差,抵抗力也较弱,就越容易引起抗生素的过敏反应,可出现头晕、头痛、脸色苍白、呼吸困难以及血压下降等临床症状,过敏反应严重时甚至会引起休克和死亡,尤其是婴幼儿时期,其肠壁通透性高,分泌及蠕动功能易于紊乱,稍受刺激,就会产生肠功能紊乱,导致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6-8]。
该研究通过研究结果显示:发病年龄和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是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危险因素,微生态制剂的应用是保护因素,药学干预后,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发生率(%)由39.56%下降为8.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文献报道[9-10],使用微生态制剂可使发生抗生素相关腹泻的风险从28.5%降至11.95%,本文研究与其报道一致,药学干预可以有效的减少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的发生,对于儿童的药物干预主要是益生菌干预,益生菌干预可扶正肠道菌群结构,降低细菌移位程度,可促进肠黏膜屏障修复,改善肠道菌群的组成,抑制致病菌的过度繁殖,从而减少细菌内毒素移位。
改善预后,该中儿童经过药物干预后相关腹泻发生率有所下降,在针对儿童使用抗生素时,一定要全面检查患儿的身体状况,综合分析,严格控制抗生素的用量,微生态制剂是用来调控人类以及其他动植物机体内的正常菌群的生长物质,可以是菌群、细菌代谢产物或其他生物制剂,使用微生态制剂有助于帮助患儿恢复健康,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也要注意对患儿及时补充水分,防止脱水,综上,患儿发病年龄和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导致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发生的危险因素,药学干预能够使儿童抗生素相关腹泻得发生率降低,促进患儿的健康,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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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上,遵义会议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因为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逐步创立了关于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形成。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调集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党内主要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才能赢得胜利。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了全党全军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使他们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开端。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只会照搬照抄,从而犯下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旗帜鲜明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但是毛泽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认识,反而受到了批判和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红军在战斗中节节失利,红军主力遭受巨大损失,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中央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激昂的苦难征程。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然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却奉行逃跑主义,一味退却、消极避战,多次错失歼敌良机。湘江会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由于叛徒出卖被迫中断。这次意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这个革命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3]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顺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进行探索。长征开始后,许多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实现革命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无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解决。正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不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对比,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精髓。正是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了教条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用惨痛的教训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所认同,长征用事实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地位的确立,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使长征最终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准则。
其次,长征中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是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它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原则的成功实践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有力保障,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赢得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并为建国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三,长征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新发展。群众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反映,虽然它的提出是在长征前,但正是长征使群众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无根据地、无后方、无依托,甚至连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战略大转移中,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长征时期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仅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使党保持旺盛而不竭的动力,也为党实现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之一。”[5]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由于时间紧迫,只是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领导机构问题和军事问题,仍然还存在着一些遗留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谈到博古时就曾经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6]
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纵观全局,把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决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在党内实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及时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
“长征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7]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在总结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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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版历史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指出:“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1]。还提倡“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2]。音乐导入法在历史教学中的恰当运用有助于有效的创设教学情境,营造历史氛围。对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导入法对历史课堂教学的作用进行论述。
俄国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音乐的魔力,是以使一个人对未能感觉的事有所感觉,对理解不了的事有所理解,使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很多歌曲,其歌词往往是历史的缩影,深究其创作背景,更能发现很多历史信息,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历史的智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非仅仅从责任感产生,而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爱与热忱中产生的”。尤其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的感性思维依然占主导地位,逻辑思维正在形成,学习兴趣显得尤为重要。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的讲座《民族史研究与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开发策略》[3]用歌曲《大中国》导入,谈如何认识民族与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也正生动的体现了音乐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探究式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获得结论的学习方法。“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疑问”。如在讲授《经济体制改革》时,播放歌曲《走进新时代》,并以《走进新时代》的歌词设置问题:“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播放完歌曲后便可以进行探究式学习,老师可以提出以下问题:这几句歌词提到了哪三首歌?一首歌标志一个时代,标志一代领导人,哪三代领导人?“当家做主站起来”,中国人民何时当家作主的?如何取得当家作主地位的?“改革开放富起来”,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说明?中国人民是如何以主人翁的身份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呢?“高举旗帜开创未来”,高举什么旗帜?如此一来,学生就可以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进行热烈讨论并回答,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还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探究能力。
运用与教学内容紧密关联的音乐歌曲导入新课,可以使学生运用已有经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调动学生的联想、想象等心理活动,对发展、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如著名歌手韩红演唱的《天路》,全曲抑扬顿挫,悠扬动听。在讲高中历史人教版教材必修二的第15课《交通与通讯工具的进步》一课时,就可以播放《天路》导入。“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给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描绘的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铁路——青藏铁路。播放完音乐后,教师可以针对部分歌词内容,对学生进行提问,如“巨龙”、“天路”分别指什么?(火车、青藏铁路)“给雪域高原送来安康”又是指什么?(交通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接下来,学生就会联想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火车的出现和进步,紧接着,与铁路同是陆路的公路的发展状况、水运和航天事业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引出来了。如此一来,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又培养、发展了历史思维能力。
可见,音乐导入法对于学生获得历史知识、形象思维能力的养成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音乐所营造的情境和氛围,有助于学生性情的陶冶和健全人格的塑造。
《映山红》、《七子之歌》、《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国际歌》等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音乐作品,仿似历史的一面镜子,以歌叙史,以优美动听的旋律、轻松的节奏传递了当时的历史信息,展现了国家发展进步的各个场景。应用于历史教学中对中学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之在音乐欣赏的愉悦中启动思维、激发想象力。类似的这些音乐作品容易感染学生的情绪,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教师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比如讲高中历史人教版教材必修一第22课《祖国统一大业》时,就可以播放一首学生耳熟能详的歌曲《七子之歌》,由此导入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进而引出香港、澳门是怎样实现回归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内容是什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为解决什么问题提出的?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台湾问题是否得以解决?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状况概述等一系列问题。在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适当的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让学生得出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夙愿这一结论。
此外,历史教学中利用音乐导入还可以使学生在愉快中学习,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运用音乐导入,还有利于更好地展示历史的魅力。把音乐歌曲适度引入中学历史教学活动,历史的魅力瞬间就被展示的淋漓尽致。
总之,适当的应用音乐导入法对于打造高效历史课堂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选取适当的音乐,值得一线中学历史教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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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对某一个人的收入状况尚且不能做到完全透明,要对家庭中所有成员的收入作一个总体的衡量,更是困难重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作用的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度,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并没有考虑人家庭负担等情况,对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来说,显然不够合理,应尽快将分类所得税制改为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在扣除方面要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子女教育、赡人以及个人的住房贷款、医疗支出等因素。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收入的调节职能,家庭式个人所得税制能够从根本上体现并加强这一职能,笔者认为,实行家庭式个人所得税制是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职能 家庭式 扣除标准
【论文正文】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作用的分析
税收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方面有一定作用,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和代扣代缴为主的制度。以便于征管的角度看,这一设计无疑是较好的选择,但因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实践中必然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纳税的现象;代扣代缴对收入透明度较高的工薪阶层简便有效,而对主要靠隐形收入的高收入阶层却“力不从心”,漏征率很高。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税收便呈现出“逆调节”的特征。譬如2001 年我国征收的660 亿元个人所得税中,43%是由工薪阶层缴纳的,而占有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高收入者所缴不足10%,再次,“个税”起征点设计未能体现其基本功能。基于财税一般原理,税收起征点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该种税收的功能指向,就“个税”而言,起征点按低标准设计,可使该税种成为“大众税”,按高标准设计,则成为“富人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个税”功能指向理当定位于“富人税”。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职能调节的问题主要是费用扣除标准的规定过于简单,未区分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必要费用和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及家庭开支所发生的生计费用,也未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少、健康状况等所引发的不同开支水平,以及通货膨胀、医疗、教育、住户等不同情况,而是统一按照一个标准实行定额或定率扣除,这对于那些收入相同但所发生的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多的纳税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例如,根据目前我国的个税制度,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并未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等情况,结果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三口之家,只有一人工作,养活三口人,每月只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本已不宽裕,但仍要缴个税。而按照家庭来扣除个税就比较公平,即家庭(申报)式个人所得税制度。
笔者认为,所谓家庭式个人所得税制度是指以家庭为申报单位,以家庭在某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总收入,扣除全部家庭成员的免征额或扣除标准,以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计征个人所得税的一种方式。其特点主要有:(1)家庭是指以夫妻双方为主体的家庭结构,包括其子女和父母等直接承担抚养或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2)免征额和扣除标准要考虑分类课征的特点,例如家庭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其免征额是指目前我国个税规定的每人2000元,家庭取得的财产转让收入,其扣除标准是指目前我国个税规定可以扣除的财产原值及转让税费等。
案例一:杜先生在广州某事业单位工作,妻子自从3 年前生孩子后就一直没找到工作,而且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4 位老人现在均没有退休金。这样一来,7 口之家就他一个人在工作。按现在的申报方式,他月收入6500 元,要纳税610 元。每次领工资条时,看着被扣除的所得税,杜先生说他心里总不是滋味。“我那些单身同事,他们可以买房、买车,还可以经常旅游,而我的工资几乎不够养家糊口,我们纳税却一样多,你说合理吗?”如果按照“家庭申报”,他申报个税时就要扣除6 位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和失业人的生活费,至少有几千元,他缴纳的个税将少很多。
案例二:两对夫妇,总收入都是3000 元,一对夫妇,妻子失业,丈夫月收入3000 元,如果扣除1600 元的免征额,另外1400元要缴个税;而另一对夫妇各收入1500 元,两人的收入都达不到个税起征点,他们则不需要缴税。
由此可见,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存在很大的弊端,案例一体现了家庭负担重的纳税人和家庭负担轻的纳税人,税负却是相同的,即纳税能力不同而税负相同,而案例二则体现了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纳税负担却是不同的,这些都与的横向公平原则相抵触,违背了税法的基本原则。
发达国家个税多以家庭课税,比如在德国,征税的类别根据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加以区分,如已婚家庭子女未满18 岁、子女在27 岁以下但仍在上学的、由于不可抗拒的特殊情况(如生病)造成高额开支等情形,可以少交税。法国则是将家庭人数作为纳税的参数,每个成年人家庭参数为1,每个孩子家庭参数为0.5,这样,一对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家庭,参数就是2.5,依此类推,家庭人数及经济状况不同,其所缴纳的所得税也不同。而日本实施“所得税控除制度”,对于纳税者本人生活所需的最低费用、抚养家属所需的最低费用以及社会保险费用等,免征所得税。但以家庭为单位扣除个人所得税的世界通用做法,在我国却遭到地方部门的反对,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收个税,统计起来将更复杂。实施“按家庭扣税”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家庭收入的透明度和真实性,这也是各界争论较多的焦点。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对某一个人的收入状况尚且不能做到完全透明,要对家庭中所有成员的收入作一个总体的衡量,更是困难重重。即使在现在这种简单的税收制度条件下,仍然不能保证达到条件的人都能纳税,仍然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地方税务部门以统计复杂为由拒绝以家庭为单位扣除个人所得税,是明显的懒政行为,是行政不作为的行为。你们的职责就是要对个人收入进行统计,不管是工资收入,还是其他所谓的隐形收入,都应由税务部门进行完整的统计,该纳税的纳税。这样,既体现了纳税的公平性,又有利于藏富于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一,采用“以家庭申报缴纳为主,个人为辅”的办法;在课征制度上,改“月征”为“年征”,对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经营收益等经常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项目,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按年计算,按月预缴,年终汇算多退少补;其他所得,仍然采用分类征收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税务部门统计收入,按月计税等方面的工作量。
第二,目前来看,实行以家庭为单位征个税,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可以先搞试点,或者先试行“夫妻联合申报”,在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家庭申报”。而且试点工作非常重要,我国已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个家庭赡养4 个老人,甚至6 个、8 个老人的情况将越来越多,如果个税完全不考虑家庭因素,就很难体现公平。通过试点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完善,进而逐步向全国推广。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方式。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该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个人所得税的征缴应该由个人申报转向以家庭申报为主,这应该是个人所得税制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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