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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东方文明体系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相关论文: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表现是:有等级,无平等;有强势,无弱势;有传统,无创新;有人治,无法治;有礼节,无理性。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催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文化 分析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论文正文: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有等级,无平等。
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
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
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
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
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一、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
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二、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
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三、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
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
四、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
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
五、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
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文化总的价值趋向是: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逻辑。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的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
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种是与专制统治合流,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内圣与外王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是:社会需要个人以内圣为主导,以外王为逻辑结果;个人需要以外王为主导,以内圣为逻辑结果。这种情况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内圣与外王双重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文化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强势和等级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文化的不均衡性和强势性?专制制度是根本原因。
首先,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实质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形式,而制度的演进又总是具有利益取向和强势主导的特点。马克思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主体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制度变迁,核心是主体自身利益需求。任何自然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只有社会主体才有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大量社会主体为什么有积极性去推动制度变迁,前提条件就是利益。另外,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当某一主体处于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时,该主体就具有了强势地位。所谓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一般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的一个集合。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官僚集团是封建社会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维持文化为强势服务的特性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求和需要。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持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断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其为统治者服务的特性。
再次,能否说小农经济是产生专制文化的根本?答案是:经济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条件。说经济决定一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说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应当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历史的发展作用是不同的,问题取决于谁是瓶颈因素。谁是瓶颈因素,谁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变量。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小农经济也并非一定导致专制文化。
第四,中国的专制文化是与专制制度相始终的。专制制度需要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又依赖专制制度而存在。
所以,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促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民主、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但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中国要取得长期发展,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这里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创新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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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不同程度地凸显科技感。利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如透明的塑胶、光亮的漆皮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未来世界,表现了对未来的无限畅想。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科幻电影服装的服饰语言元素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科幻电影服装的服饰语言元素分析
人类交际有两种渠道: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服饰语言作为大众传播符号中重要组成部分――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信息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语言符号甚至大于语言符号。科幻电影中看似神奇的服装也是由现实经过合理推想而创造出的,其服饰语言也有迹可寻。下面我们来分析电影中的服饰语言元素,以便为我国服饰文化借助科幻电影这一媒介更好更广地传承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一)服装中的性感元素
与色情不同,性感更为文雅含蓄,因此人们在处理科幻题材的电影时,服饰多多少少也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性感为主题的内容,经过电影的创作表达,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并逐渐被主流文化所接受。科幻电影《太空英雄芭芭莱拉》剧中用上大量PVC质料制造出位大胆的人物造型与前卫华丽的视觉效果,被誉为荧幕上第一次让人过目不忘的真正性感的服装。《黑客帝国》充满质感的红色紧身皮裙成为了本片的绝对亮点,给人以前卫与性感的印象,它代表享乐主义的一种生活。它的风格,更适合这种需要大胆想象和无限创意的影片。性感元素在每部影片的服装秀都是少不了的煽情内容,这股时尚风对大众的影响显而易见。
(二)服装中的复古元素
近几年,在服装中复古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例如“复古潮”“复古风”“复古主义”等。一些复古元素也到处可见,波西米亚风,印度风,埃及风都是复古元素的运用和体现。复古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模仿,它是在“拿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达到一种怀旧和创新的结合。在服装的运用中,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神的结合。
在科幻电影中往往体现为一种浪漫情结,高科技的未来也会有某种文化的回归。在《加勒比海盗》服装中,复古不是简单的复古其款式、图案、色彩、造型,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演变与现代相结合,形成一种复古的摩登。把复古与摩登相叠加,其艺术与功能的魅力就将以几何级数增加。对于复古的运用应该取其神,而不是形。不仅要了解其在服装中的存在,还要清楚其运用的精髓。
(三)服装中的民族元素
民族元素是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服饰语言之一。科幻电影经常将古代精神融于未来精神,把民族元素放在不同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下表现不同的神气与韵味。民族元素形式上比较华丽,并具有一种神秘性。科幻电影服装在吸取应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将民族元素加以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成为科幻电影持续发展的共识。《骇客帝国3:矩阵重组》中,主角尼奥的黑色长风衣就采用了中式的立领设计和《银翼杀手》中的服装道具有日式风格的痕迹,对襟的武士服,层叠穿法,天然素色面料,甚至使用古老的油纸伞。都是民族元素的体现,影片服装还获得了英国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奖。
(四)服装中未来科技感元素
科幻电影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不同程度地凸显科技感。利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如透明的塑胶、光亮的漆皮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未来世界,表现了对未来的无限畅想。早在六十年代设计师皮尔?卡丹就发布了有浓厚太空味道的摩登设计:透明塑胶手饰,透明款式的太阳镜,尼龙袋子,易洁的涂层滑雪长靴,各种形状夸张的配件一应俱全。在发型上也别出心裁,各种色彩的染发,银灰色金色等等,挺直地向上竖立。
(五)服装中的中性元素
在科幻电影的服装设计中,中性化潮流,雌雄同体的新审美风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对于两性服装来说,传统服装的面貌一方面是作为女装的丰富装饰效果,有意识的创造一种强烈或夸张的视觉效果,让女人在服装世界获得了一种中性的美感,或是对于美感的外部形像的认定;同时在另外的一个方面作为男装来说,它始终在沿着一种真正的审美标准,成为单纯和质朴的男性语言形象,表现出稳健、庄重、力量的阳刚之美。
但在科幻电影里中性化服装风格打破这个长久以来的局面,以一种强大的风格力量带动了时尚的流行。如:《第五元素 》女主角的服装设计,性别不再是设计师考虑的全部因素,女装中融入男性阳刚硬朗的元素。《龙骑士》、《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男装融入女性阴柔花俏的一面,性别界线越来越模糊,男女装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中性化这种抹去男女性别差异的着装风格已经在科幻电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非主流的另类服装,可以说是现代不同风格服装中最有生命力的服装风格。
(六)服装中的智能化元素
科幻电影的题材丰富多彩,形式趣味各有不同。智能材料和可穿着的电子面料也被赋予在科幻电影服装设计世界中,制成精美的科幻机械人等造型,让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如《苍蝇》、《终结者》中的科幻人物形象、科幻怪虫、人体骨骼结构以及解剖学角度的人体结构,都融入了自然科学与仿生学的高科技理念,《007》中的电子设备植入服装中都成为重要的智能化主题。此外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纺织服装业的许多新发展将更多通过生态学途径获取灵感。智能化服装成为近年来许多企业研发的重点。专家预测智能服装未来就将成为时尚潮流。
(七)服装中的仿生元素
仿生造型的艺术设计,遵循科幻感构成规则以及情感表达,以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色”、“音”、“功能”、“结构”等为研究对象,有选择的在设计过程中应用形态结构、外部造型、动作,甚至其神态这些特征对生物进行模拟,来展现科幻电影服装设计特有的仿生设计语言。
在科幻电影《阿凡达》中对自然界中,生物的研究,将其合理而优美的造型、图案以及机能结合到服装设计中,影片《蝙蝠侠》中的猫女通过闪亮的黑色塑料紧身衣与眼罩,形似猫爪的手套以及《守望者》中以蝙蝠的型、色为原型,塑造的武士般坚硬铠甲,更为夸张地塑造了介于人兽之间的形象。
(八)服装中的时尚元素
时尚与电影的联姻似乎进入了一个时尚主导的时代――任何相关或不相关的东西都开始与之发生联系,而搬上银幕似乎是最有效的方式。《星际迷航》中的身着块状细节银色小礼服,银色项圈和手环与礼服的涂层相呼应,再加上紫色短发,为极简的服装廓型增添未来主义时尚风格,同时也把现实奇幻、未来先锋的超前元素得以完美体现。《第五元素》中呈现了200年以后的丰富想象力;女主角一身紧身皮装,充满了性感与野性的冲击;
男主角是简单的风衣内穿T恤的硬汉形象,充满未来色彩。主角盖瑞欧德曼半边光头,身上有点希特勒式的服装就运用了胶质的材料,外带反五彩光的效果,各种富有未来感的服装跃然而现,与整个故事题材相一致。这些影片的一炮打响,除了与环境场景 和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有关,更因其风格独到的服装设计。电影与时尚,这两个文化圈不断地互相渗透与融合。
如果说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科幻电影则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认识,对社会问题与技术发展的关注最终落实到人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境界的突破。科幻电影服装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世界,其表现的事物,经常作为现实生活仿效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在黑客帝国电影公映后,影片里主人公用的手机受到欢迎,在厂家应影迷的要求下,专门开发了这种样式的手机产品推向市场。黑客帝国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所穿的具有科幻感皮衣也在影片公映后,也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广泛的流行。
以上这些使我们看到了一种科幻电影与人们生活的互动。人们在成为具有极大商业潜力的消费对象时,同时也呼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关切和现实的反思,而其中一些超前的、具有开放性思维的元素和服装穿着方式,在当今社会也更容易被人们接纳。
从独特视角解读科幻电影服饰语言元素,也就从另一层面更加深层次的揭示了不同于以往的着装意识形态和衣服的形式。从文化上对科幻电影服装进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理论价值,而且对现代服装产业也有某种借鉴价值。同时它也可供高等教育及服装设计、影视设计专业人士参考,对专业教育的理论发展起到促进性作用。我国科幻电影服装产业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挖掘其商业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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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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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百年来的西方电影,作者发现西方电影中对华人的形象有一套“定型化”的描述,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或者凶狠狡诈,或者谦卑恭顺,总是在肯定和否定的两极之间摇摆。其实,西方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无论是邪恶还是善良,正面或是反面,在文化的功能上都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本文探讨西方电影中中国人形象生成背后的原因,以及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广泛影响问题。
关键词:西方电影 华人形象 异国形象
一、西方电影语境下华人形象的生成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因此,“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上海风光》中的金斯林身着旗袍,发饰怪异夸张;《末代皇帝》里的中国宫殿雄奇壮丽,宫女们个个面涂白粉,日本女子般的红色小口、眉眼细长,太监半男不女,等等。在西方影人的镜头里,中国呈现出一派奇异的东方的异国情调。异国情调有其明显的书写方式:(1)空间的断裂,以便更好地享受异域的美景,摄取那些被注视者文化视为风景秀丽的自然区等。无论是《末代皇帝》中的宫殿,还是《庭院里的女人》中的江南庭院,《天浴》中的神奇草原,抑或是《小活佛》里的古庙,电影中奇特的东方风情都满足了西方人贪婪的眼睛。在他们面前,“中国”以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景观在荧幕上铺展开来。(2)戏剧化。这是上述现象的结果,将他者的属性和文化变成舞台上的场景、画面。(3)感性化。它能支配他者并建立起一些暧昧、复杂的关系,诸如闺房的空间,人为的肉体享乐。《末代皇帝》中的溥仪和两个妃子同时做爱的场面是典型的好莱坞模式而非中国传统的情爱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旧时代虽然允许男人特别是皇帝多妻,但从道德和风俗上是绝对不允许同时在一张床上与一个以上的女人做爱的。
1750年前后,中国潮开始消退。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定的形象占了主导,中国不再令人仰慕而是令人鄙弃,西方也出现批判中国的不和谐现象。比如,写下《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对中国的态度就很刻薄。笛福对中国的轻视态度明显地体现在他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中。在此书中,鲁滨逊来到了中国。笛福借鲁滨逊之口把中国富足、强大、文明的形象统统粉碎了,中国的宫殿、城市、港口、贸易、军队、科学根本不能与欧洲相比。同时,鲁滨逊也贬低中国人的品性:中国人贫困、狡诈、怯弱、愚昧而又自以为是。似乎对中国言无不尽,继《鲁滨逊二次漂流记》之后,1720年,笛福又出版了一本《鲁滨逊感想录》。这时的鲁滨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的批评家,只在思想中游历。他再次谈到了中国,但似乎更关心中国人的灵魂,内容与《鲁滨逊二次漂流记》相似,以批判为主。不仅如此,笛福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颇有微词。他认为,所谓的皈依活动就是要求把那些未开化的人民劝导来信仰__,这种活动充其量只是让中国人知道基督的名字,并用基督听不懂的话向基督祈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华王朝,而且彻底摧毁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西方从1750年前后开始经营起的反面的中国形象,最终完成在两次鸦片战争间。中国已成为侮蔑和嘲讽的对象,中国人是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是随时可能泛滥成灾的黄祸。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大量涌现,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的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他们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中国的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
在西方的文化视野里,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天堂般光明的中国,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也依旧表现出两个极端: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或是天堂,或是地狱。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论述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是有一定的历史延续的,“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加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和包容性”。电影当中的中国人的形象,或是邪恶狡诈,或是谦恭柔顺,这种变化并不是在朝夕之间,而是呈现出历史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于是,我们说西方电影塑造中国人的形象会受到至少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现实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二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这两个因素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而所谓“中国形象的原型”就是关于他者的、东方主义式的、构筑的天堂与地狱式的想象。
二、西方电影塑造的华人形象产生的影响
百年来,西方影人热衷于通过摄影机塑造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这些形象无疑比文字书简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与文字相比,影像是一个更为直接、更为具体、“更善于呈现真实”的表意系统。文字所塑造的形象是“间接性”的。也就是说,文字塑造的形象需要通过阅读者的阅读、理解,从而进一步地转化为具体的视觉形象。相比之下,电影的影像对形象的塑造更为具体直观,电影是一门“直接表现,直接可见”的艺术。就算一个人掌握的语言文字不深,只要他的视力和智力正常,就能看懂影音图像。影视艺术“剥离了高度抽象的语言文字代码,卸载了印刷媒体沉重的物质重负而代之以生动、逼真、直观的影视画面”。这样,电影电视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更加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其实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但又不是现实本身。艺术不仅是反映,而且是改造。然而,所谓“眼见为实”,电影的影像如此逼真,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可信”的。但就是这种逼真的影像,却能非常神奇地为观众营造出一种仿佛身临其境的真实性的感觉效果。“电影、电视、摄影前所未有的逼真,这种真的效果对于观众的感官形成了猛烈的冲击。电影、电视、摄影所造成的震撼顷刻间解除了观众心理上的防范性。观众还未从中清醒过来,他们不可能保持书写文化之中的从容、平等和警觉。相反,异常的逼真引致的敬畏迫使他们不由分说地接受了摄影机镜头的种种特殊处理。人们对于眼前的一切信以为真”。电影逼真的视像能将观众从自己的世界迁移到胶片造成的世界中去,“这一迁移极为明显,极为圆满,所以身临其境的人下意识地、毫无批判和知觉地接受了这种迁移”。对于大部分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终究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虽然现在有发达的信息传送技术,而且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大部分民众生活富足,有机会经常外出旅行,但是,可能跟西方自身的文化有关,西方人在国际知识上表现出来的无知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42年的一个民意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中国的位置。然而在今天,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的改变。1997年江泽民访美期间,旅美华人李洪山先生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学所作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只有4%的美国大学生知道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被调查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讲出谁是江泽民。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科索沃在哪里,为此,克林顿还挂起地图亲自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地理课,传为笑谈。
三、结语
异国形象是社会的集体想象物。个人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和社会的集体想象是密不可分的。形象学家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会是社会中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异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出现在西方电影当中,那里充满迷人的异国情调。所谓“眼见为实”,西方电影中的中国人或者邪恶狡诈,或者谦卑柔顺,电影的影像是如此的真切,有时足以让人信以为真。这些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电影在西方或者全球传播,首先会影响西方对华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某种程度上加深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误读。其次,通过电影这种视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像会一再加强观众认同西方文明的欲望,不断加强西方中心的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1]饶曙光.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J].当代电影,2009,(02).
[2]李一鸣.银幕谎言.好莱坞电影中妖魔化的华人形象[J].大众电影,19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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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的节奏有许多种不同的分类,比如复杂节奏和简单节奏、听觉节奏和视觉节奏、外部节奏和内部节奏。每种节奏都有不同的特点,都可以对剧情起到不同的烘托作用。最近几年,我国电影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对于一部好电影而言,节奏美是必不可少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电影节奏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电影是活动的影像,是真实生活的完美再现。电影节奏是跟随画面叙事内容的不断发展和延伸来揭示并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创造艺术境界的一种有力手段。同时,它也是导演和剪辑师手中为达到上述目的而经常使用的一种具有一定夸张特性的表现手段。
关键词:节奏;叙事;蒙太奇
节奏之于电影就好比色彩之于绘画、韵律之于音乐、石块之于雕塑,是电影制作的灵魂,由此可见,节奏在电影中的重要作用。在电影美学的发展中关于电影节奏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主要从电影节奏的分类及其重要作用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
电影被称为活动的画面,可以说没有运动就没有电影,否则电影就和静止的绘画无异了,所以说节奏是运动的产物。我国古代《礼乐记》上说:“节奏,谓或作或止,作则奏之,止则节之。”这同英语中“rhythm”意译为“律动”、节奏”的概念是一致的。因此,在电影艺术中,节奏和运动及动作的关系是根本的。而电影节奏就是电影创作者们想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以镜头内部和外部综合运动的艺术形式为基础的具有一定规律的运动形式。
电影的节奏主要分为镜头内部节奏、镜头外部节奏以及叙述性节奏三类。当然,这三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彼此对立的,这三个方面的节奏形式都按照导演的构思,水乳交融,有机地统一在一部完整的影片里。
2.1镜头内部的节奏
电影是视听结合的艺术,每部电影都有个看不见的内部节奏,电影内部节奏指由结构、内容铺设和情节的推进而形成的故事整体节奏。
2.1.1 镜头节奏
镜头节奏又主要表现在镜头内部主体的运动节奏、摄像机运动节奏两个方面。
镜头内部主体运动节奏,主要是指镜头所摄的主体活动的影像画面的节奏,如演员的表演。当演员在调度的统一安排下,沿着固定的轨迹运动时,他的每次迈步,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能产生或快或慢的节奏美,这种节奏既是演员自身的节奏感的外在流露,也是电影整体节奏的组成部分。
除演员的表演外,电影中镜头节奏还存在于运动物体之间、运动物体与静态物体之间。因此,主体运动节奏的和谐与否,除了镜头内部主体的运动,还和陪体、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把握好演员的表演,把握好镜头内部主体的运动节奏,对于整部电影来说至关重要。
《罗拉快跑》中,罗拉是镜头内部的主体,她在整部电影中最大的特色就是跑。她的不停跑动,形成了镜头内部主体运动节奏。为爱情奔跑的罗拉和街上的行人,和水泥堆砌的城市、钢筋丛林的高架桥,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整个画面张弛有度,富有感染力。从而加强了影片在整体上的紧张节奏感。
我国电影《紧急迫降》为了表现紧张与刺激也是大量运用运动镜头,多种镜头运动方式的运用使整个影片充满紧张、快速、急促的节奏感。同样是表现节奏感的运动镜头,《失孤》中大量移动镜头的缓慢运动使影片感情渲染更加丰富,刘德华海上寻亲的那次被人重伤,浑身是伤的他从海里默默地往岸边拉他的摩托车,一个个运动镜头的交替剪接使人更加动容、震撼,缓慢的运动镜头使得影片的叙事节奏也随之舒缓动人。《肖申克的救赎》中在表现犯人动情地讲述回忆时也是运用了这种缓慢运动的运动镜头的叙事方式,使得这一片段尤为感人。可以说,摄像机的运动对影片节奏的表现与把握有很大的影响。
2.1.2 声音节奏
相对于电影影像而言,声音的节奏更容易被捕捉和感知,也更易让观众产生共鸣。电影中的音乐和音响,一定是为主题服务的。离开主题本身,声音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虽然在电影中,所有的音乐和音响段落都会因镜头段落的组接,被分割或重组,剪辑已经成为连接电影的声音和画面的纽带。但是任何电影的配乐都离不开“主题”这个内在的灵魂。
不同电影主题需要不同的音乐来表现不同的节奏感。《罗拉快跑》的配乐以急速、明快的打击乐和古曲为主来表现罗拉狂奔的紧张感与节奏感;《人鬼情未了》中男女主人公相拥时的主题曲就是恬静、浪漫、温柔、细腻的感觉,渲染了影片氛围的同时,诠释了主题、表现了影片节奏;《七宗罪》的开场配以快速、低沉、恐怖的音效也是为了更好的表现影片主题与节奏;喜剧电影《疯狂的石头》则多配以轻快、俏皮的音乐来与主题、节奏相呼应。
2.2镜头外部的节奏
镜头外部的节奏又叫蒙太奇节奏,就是镜头剪接所形成的节奏。从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的大胆实践起,电影由此开创了蒙太奇时代。前苏联理论家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等理论家更是一次次用实践证明了蒙太奇无与伦比的魅力,如果说“库里肖夫效应”还难以代表蒙太奇的神奇叙事功能,普多夫金在他的影片《母亲》中,将工人游行队伍与春天地上冰雪融化的镜头组接在一起,不仅具有深刻的寓意,而且造成了抑扬顿挫的蒙太奇节奏,加强了影片的情绪感染力。爱森斯坦在《战舰波将金号》这部著名影片中,更是通过精心构思的蒙太奇语言,创造出像“敖德萨阶梯”那样汹涌澎湃、激动人心的强烈的节奏美。
蒙太奇的节奏美是十分丰富的,特别是格里菲斯影片中著名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平行发展的双方或多方,动作不断加快,镜头逐步缩短,但实际上却是延续交待事情的结果,这种紧张气氛的有力渲染,不但给当时的观众以从未有过的电影节奏的感受,而且对以后美国的西部片节奏有极大的影响。
蒙太奇就是通过不同景别、不同长短镜头的组接,远景、全景、近景、特写镜头的交错使用,从而产生新颖、奇特的视觉效果和电影节奏感。《黄土地》中大量全景的使用奠定了影片舒缓的节奏气氛;《七宗罪》中大量特写镜头的采用,营造了紧张、刺激的视觉冲击与观影感受从而产生急促、紧张的节奏感;而《偷自行车的人》中,导演用很长的镜头客观地交待市场上的流民、乞丐、小贩等各自的生活情景,这真实的时代节奏很能使当时的观众产生现实感、认同感。
2.3叙述性节奏
叙述性节奏是伴随画面叙事内容的不断发展和延伸来揭示并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创造艺术境界的一种有力手段。一部影片的情节,总要有合理、巧妙的布局,总要波谰起伏、动静结合,有衬托、有呼应,才能更加生动、感人,才能造成理想的“感动调子”。
影片《小城之春》所体现出来的诗化意境和充满民族气息的思想内容就像一个涟漪,一声回响,久久回荡。导演费穆超过他所属时代的电影意识让观众看到了一部摒弃了好莱坞电影惯用的戏剧结构,淡化了情节,创造了独特的电影节奏,在舒缓、哀伤的节奏中娓娓道来。但也不是说影片的节奏是一成不变的,剧中矛盾冲突的高潮发生在戴秀生日宴后,戴礼言为成全妻子与友人的爱情选择自杀,在友人和妻子内心深处引起空前震撼,两人最终斩断情丝。
可以说,任何一部电影都有其独特的叙述性节奏,导演需要合理地把握、巧妙地运用节奏上的强烈变化来刻画和渲染剧中人物感情,才能牵制、震撼观众的内心,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当然,叙述性节奏不是单独存在的,它还必须依靠蒙太奇节奏、镜头内部节奏的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戏剧高潮,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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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特质。虽然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的转向,本体论似乎失去了在哲学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然而细加推敲,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本体论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些哲学讨论的或隐或显的背景,对于本体论的兴趣一直贯穿于其中,只不过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在一种不同的层面、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图景中,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后,本体论问题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回潮。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就出现了诸如对于“存在”是否是一个真正谓词,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讨论。这种状况凸显出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本体论情结,而这种情结之所以在西方思想中挥之不去,究其根本,则在于本体论体现出来的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即逻辑的思维方法。因为,“本体论范畴的意义在于它的逻辑规定性”。本文即试图主要在现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对本体论问题的这一特征做初步探讨。
以上主要从对于“存在”的理解探讨了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但仍旧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难以释怀:为什么一定要从“存在”上升到“是”,也就是说,本体论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逻辑规定性?
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就表现出对于经验世界的不信任,认为世界的真理、世界的本质必定隐藏于经验现象之后,因此,不断地消除经验规定性是达到最终真理的途径。正如康德所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在西方传统中,哲学和科学是同源的,而两者的分野则在于,哲学是通过概念分析,在语言的层面上试图实现自己的真理诉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表述经验,从而给予我们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而“可理解”就意味着具有意义。正如迈克尔·奥克肖特所说,经验世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只要存在着经验,就存在着意义。“语词意义是从经验来的……这些语词是人类经验结晶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怀特海则更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
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
于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消除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就是消除语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意义的界限,也就是理解的界限,也即是说,对这一界限的否定就是无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想象界限的反面是个什么样子。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这就是逻辑不可能,也就到了一种逻辑规定性的境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格尔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还是实现了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的现代逻辑,实质上都是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产物。而形而上学家又把这一理解的界限当成了他们的阿基米德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反向的过程建构出他们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本体论中的概念脱离了现实的内容,只能凭这样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其意义,这就是概念的逻辑规定性。而正是获得了逻辑规定性,这些概念才能离开经验事实进行推论。”到此,在这种逻辑规定性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就能够对沃尔夫关于本体论的经典定义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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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天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几个发言都非常有分量。岳扬同志从整体上对去年的电视电影做了全面的总结。赵葆华和陈墨同志分别从电视电影艺术上的经验、成绩和电视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我们有很大的教益。柳城同志作为电视电影工作的顾问,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他对艺术创作中几个重要环节再一次进行了分析,我听了以后也很受教益。江平副局长代表电影局对整个电视电影制作和管理工作进行了宏观上的指导,发表了重要意见,我们要认真贯彻。
别的问题就不重复了,我只强调一下数字电影或者叫做电视电影的概念,因为今天来的绝大部分是各个制片公司、制片厂的负责人、制片人,需要从宏观上掌握这个概念。现在一会儿用数字电影这个概念,一会儿用电视电影这个概念,这不是我们在概念上的混乱,而是针对不同的范围而言。叫电视电影是针对市场的,就是说这个片子拍完之后主要是在电视上播映,我们就把它叫做电视电影,而不管你的物理介质是什么,是胶片拍的,还是数字拍的。
你的目标市场是哪儿?在这个意义上讲影院电影、网络电影、手机电影等等关键是市场是什么,这个时候把它叫做电视电影,它就不是一个片种概念,而是一个市场概念。
现在有的人觉得数字电影是一种影片,电视电影是一种影片,不是这个概念。如果讲片种那就是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等等,电视电影就属于故事片。至于是用胶片拍还是用数字技术拍,在电视上播放时,它的市场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从技术上讲的时候,电视电影其实就是数字电影,但是当我们专门针对电影频道出品、拍摄的这些故事片的时候,我们又经常把它们叫做电视电影,以区别于全国其他电影摄制单位拍摄的那些数字电影。在这儿把这个概念再给大家明确一下。
到现在为止,CCTV-6组织拍摄和播出过的电视电影已经是900部了,到今年年底将达到1000部,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数字,说明我们在数量的积累和质量的提高上都已经实现了阶段性成果,应该跨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感到对电视电影的艺术规律、创作规律,包括技术制作等等方面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总结。所以,在明年工作会议的时候,也就是电视电影达到1000部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们将对九年来在电视电影创作生产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制片单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制片人、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编剧、导演以及责任编辑和媒体工作者给予表彰和奖励。希望所有与会同志和没有到会的同志进一步努力,争取得到这样的表彰和奖励。
另外,从数字电影技术的发展来看,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样的话了,就是数字电影技术已经达到胶片的水准。不久前我到日本去了一趟,专门参观了索尼公司的先进产品展示。其中他们的数字摄影机已经达到电影胶片摄影机的水准,它的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我跟索尼公司的总裁见面的时候,我又问他,现在你们这套摄影机跟胶片究竟还有多大的差别?他的回答是“没有差别”,我以为我听的不准确,我说你再重复一遍,他说没有差别。我们都是搞数字电影的,一定要看到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数字电影确确实实已经让我们感到了它的日新月异,它的发展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2003年第一次召开高清电影研讨会的时候还在那儿预计是不是15年以后数字技术将会取代胶片,看来没有那么久。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数字电影技术特性和艺术特性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逐渐走向自由王国,尽快把我们的整体水平提升上去。
最后再说一下管理。目前电影频道已经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奖罚分明、上下浮动、优质优价、劣质劣价这么一套比较完备的机制,这套机制是公开的,是透明的,也是比较容易接受大家监督的,希望各位能够按照各项制度和程序来办。不管是送剧本报立项也好,还是制片方自行拍摄也好,我们都会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绝不会去考虑关系的近疏,制作单位是制片厂还是民营公司,这些因素都不在考虑之列。我们所看的只有一条,就是影片的质量。我们现在设置的完成片二级审查制度,绝大部分都是外请的专家,尤其是初审组,全部都是外请专家,没有电影频道的人,就是为了保持公正和公平。剧本是三级审查,一审、二审、三审,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也都是外请的专家。所以希望大家抓住一条,就是质量。
总之,电视电影经过九年的发展,经过900多部作品的积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管理机制,已经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人员,电视电影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明年在电视电影达到1000部的时候,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希望在座的各位明年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得到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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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媒介和文化文本已被广大观众接受和喜爱,西方战争电影作为其主要类型之一,自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模式化的特点。以西方战争电影为研究对象,依据其结构模式和内涵特点将其分为“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和“事件中心模式”四种类型,以文化分析的视角,剥开西方战争电影商业化和功利化外衣,探索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之阶梯型深度模式的建构。
[关键词]战争电影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事件中心模式
在视觉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媒介和文化文本,以与生活时空同构的模式为载体表现现实与艺术的差异性,使观众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语境中寻觅感官的刺激和人生的体悟,其深度模式具有梯度性,能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而战争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类型之一,目的不在于标榜所谓之科学的人类史观,而是试图通过将战争元素纳入限定视域来展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影像与思维的关系,赋予本应属于历史学范畴的人类行为和感情世界以审美的思维方式。它所展现的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情感表达的张力和意识形态的诉求。西方战争电影自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其类型多样且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本文从电影文本本身出发,依据结构模式和内涵特点将其分为“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和“事件中心模式”四种类型,以文化分析的视角,试图剥开战争电影商业化和功利化外衣,探索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之阶梯型深度模式的建构方式。
一、各模式及其视觉、思想、情感特点
1、寻找模式
一直以来,“寻找”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大主题,如文艺复新对一个时代的追寻,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现代派小说家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探求,文学中的寻根实验等。而这种寻找的模式也存在于战争电影之中。其在着力表现对战争的历史反思的同时,也昭示了一种赋予人类存在意义的存在状态和行为方式。《冷山》、《漫长的婚约》、《美丽人生》、《硫磺岛家书》、《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和《东京审判》等都是这类战争电影的典型。
此类型影片注重画面感的营造,对战场与监牢等的直接描述不多,这些场景多表现为无色度的灰色调,运用不饱和色彩或黑白画面,清晰度较低,此时由色彩和光亮带来的信息减少了,观者难以关注细节,外部事物成为了内部事物的延伸。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光影效果明显,亮度较高的具有唯美浪漫气息的生活场景。这样一种差别对待的视觉处理方式体现了战争灾难性的异延。此种灾难性并非只体现在战场上,其影响是非中心性的,从战前一直扩散、延续到战后,甚至是更长时间,且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一些以生活现实、回忆和幻想穿插构成情节的寻找主题电影中,时间的正常序列在主人公的情感线条中被打乱,仿佛暗示着被纳入意识的情感对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与逻辑必然性无声的抵抗。战争的残酷会使人内心真善美的事物遭到破坏,主体存在的价值被频繁的死亡掩盖,人在其中丧失了自我选择的能力。在寻找模式的战争电影中,大众文化的狂欢化与意识形态诉求都遭到了遗弃,梦幻破碎了,留下的是黑暗和失眠。它展现了一种在路上的姿态,试图向观众传达梦幻破碎与无力的信号,也是这种无力赋予了此类电影很强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效果。在情感表达上,战争电影多力图通过残酷、血腥场面的描摹塑造心理恐惧、绝望感、惊悚感或是紧张感,而寻找模式的战争电影很少直接呈现上述负面情感,而倾向于呈现出其与安全感之间的临界状态,此种临界状态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主人公的躯体本身,“躯体从来不是现在,它包含以前和以后,疲倦和期待。疲倦、期待乃至失望都是躯体的态度”。正是疲倦、期待以及上面提到的无力感构成了笔者所谓的临界感情。
2、狼孩模式
西方战争电影中有这样的情况,即主人公作为侵略方、强势文明或较为进步社会制度中的一员,由于某些原因介入被侵略、弱势文明或较为落后社会制度的群体中,经历了从距离与隔阂到互动与共融,最后走向反思与回归的历程。如《与狼共舞》、《征服者》、《走出非洲》、《澳洲乱世情》、《最后的武士》和《卢旺达饭店》等,此种类型战争电影基本产生于美国,笔者将其类比为狼孩的成长模式,以求能形象地说明问题。
由于此类影片中多存在跨文化的因素,故而缺少不了表现异域风情的场景,而其选取和表达带有较强的主观感情色彩,是人对外在自然的反应或人自身的外化过程之体现。自然成了非冷漠的情感的化身。
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狼孩当属罗马城的建立者罗穆卢斯兄弟,古罗马崇尚强调智慧、团体、探索与勇猛无畏的“狼性精神”,这是大到一种文明小到某个个体或事件发展上升过程中自然渗透的精神状态,而一旦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也就同时意味着精神的停滞甚至倒退有了赖以孕育的温床。事实上,战争极似这一过程的缩影,一个群体的发展壮大、利益的;中突、对异质力量的同化情绪以及隐含于其中的诸多矛盾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战前的艰辛与紧张、战场的轰轰烈烈、胜利者的屠戮与劫掠、失败者的惨痛、战后的反思和力量的强弱变化形成了一个循环。其中进行战争与维护成果的价值观不管表现为积极还是消极都无法避免地与人性对道德与和平的渴望形成冲突,此种冲突是战争中极具情感表现力的因素。而当征服者中持消极态度的少数无法对暴力与杀戮保持冷漠,无法保持“面对非人的恐怖景象时的漠然”与服从,选择直面冲突,站在人性与道德一边时,便失去了所属的立场,既是参与者,又成了背叛者;既是观察者,又成了介入者。
电影主人公对弱势与较落后群体的认同也体现了对上升时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精神与未被功利主义浸染的单纯感情的回归与反思。成为美国早期开拓者的清教徒恪守一种行为上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地生活享受,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信仰的支撑落实到行为上便是克勤克俭,勇于开拓,如同样以爱情为主打线索的《走出非洲》和《澳洲乱世情》中,身为贵族的女主人公放弃安逸的贵族生活来到“蛮荒之地”,同样经历了婚姻的失败,而在重建家园的努力中找到真爱。
此类战争电影中主人公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却在自己所属族群中得不到认同,找不到内心的归属。来到异族当中成为其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往往都经历了怀疑、适应而后融入、认同的过程,在陌生群体中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挤,却能得到关键人物的赏识和异性的心仪,最后在危急时刻力王狂澜,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因认同感而呈现出积极的
感情状态。
3、英雄模式
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以降,西方文学就有英雄中心主义的叙事传统,战争电影亦继承了该传统,为观众呈现了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模式作品,如将背景设在遥远的古代战场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勇敢的心》、《亚瑟王》、《亚历山大大帝》、《特洛伊》、《天国王朝》和《凯撒大帝》等;又如离我们所处时代较近的《征服者》、《辛德勒名单》、《拉贝日记》和《卢旺达饭店》等。
英雄模式的战争电影试图从展示性中建立起某种新的膜拜价值,尽管这种尝试在商业性的左右下不见得成功,但至少也能给观众一场荡气回肠的视觉体验。英雄总是代表着某种社会性的态度,仪式化而非生活化地出现并有所作为,因此他们总是以高大威武、英姿俊朗的形象示人。此种膜拜价值在剧中的具体表现便是对悲剧性的崇拜。
英雄主题的战争电影在故事选取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很强的模式化特征,其多取材于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多为男性)故事,集中展现他们的成长经历或言行举止。当代战争电影中的英雄不仅是男性智慧、活力与能量的代言人,还以各种手段表现平凡人在面对危机、恐惧、绝望和爱恋时的复杂情感。影片着力塑造的不是传统刻板的模式化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此种理念也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我们在以一种“上帝视角”审视人类历史时,总会不自觉地聚焦于一些较为杰出的人身上,我们称之为“英雄”。他们往往能够克制低级追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以追求高级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一来,需求层次出现了颠倒,他们可以为了坚持真理而忍受饥饿、迫害,甚至是牺牲生命。这种历史观直接导致了我们历来都将自我实现视为人性的本质与最高追求。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身体”,关注本能,关注人性中最为草根的东西,开始试图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这就是当代英雄模式战争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如上文所述,此类影片中塑造的英雄具有人性化特点。他们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充满责任感又感情丰富,正面品质占据主导,他们的性格是神性的,而情感是人性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等的小爱与对自由、忠君、爱国等的大爱同等重要。
4、事件中心模式
称此类战争电影为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片意在强调此类影片的事件性和故事性。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其故事叙述本身的意义在整体表达中所起的作用较大,在一战片、二战片中多有此类。笔者又将其分为“大事件”和“小事件”两类。前者具有史诗型宏大叙事的特点,向观众展现了全景式的战争场面与时间历程,后者则多从个人视角或小事件切入,作为宏大整体而存在的战争成了烘托细部的背景。而具体作品的表达方式又有所差异,前者有如《帝国的陷落》、《战略大作》等通过时序中事件的串联逐步展开的,有如《最长的一天》、《珍珠港》和《黑皮书》等通过不同时间或空间中发生事件的交织共进,以多主线形式共同推进叙事的;后者有如《拆弹部队》、《风语者》和《兵临城下》等采取“扩述”的手法,使叙述时间大于事件时间,从而实现小事件表达的,亦有如《柏林的女人》、《战争与和平》、《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燃情岁月》和《拯救大兵瑞恩》等以个人视角而非历史视角实现叙事的。
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电影多以“报告体”的方式直接呈现事件,力图通过复原现实战争场景来制造真实感,此类战争电影对战乱灾难性的书写是全方位的,从平面到纵深,从细节到整体,从视觉、听觉到触觉感,从形式到内容,都试图实现灾难性的完形建构。
与前三种模式战争电影相比,事件中心模式影片中意识形态政治动力学体现的更为明显,其主要体现在国家中心与个人中心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矛盾中。法西斯式的国家中心主义往往制造出鼓舞人心的战争效果,让狂热的人们相信即使头破血流也要为这面旗帜而战,不管这种坚持是多么缺乏理由,话语一旦由某个群体或阶级制造便不可能是独白,而是富于针对性的语言。在战争的问题上,群体运动淹没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需要的是对攻击与抵抗的宣扬,思索被压制到事后。对于主宰者来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分析命题,一切都早已存在于他的全知全能中,他有权创立其想要创立的概念,他们创造影像让观看者相信那就是真理。而被操纵的观看者所获得的永远只能是经验层面的东西,除非他们没被当前的假象所欺骗。如《拯救大兵瑞恩》宣扬政府之仁慈与关怀,想尽办法拯救瑞恩家四个上前线的孩子中唯一幸存者,而结果是拯救小分队与瑞恩一起阻击敌人,并成功还乡,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战争就是那么简单,是正义的一方,国家强大并仁爱,战士爱国且责任心极强便一定能取得胜利。可事实上,战争本来就是一出荒诞剧,没有胜利者,没有正义者,人是血肉之躯而非机器。而人们已经习惯性地纪念胜利,悼念失败,从老兵回国时受到的待遇便可看出,他们回国时作为整体并未受到如二战老兵般的热烈欢迎,甚至受到疏远、歧视等不公正的待遇。当面临群体性灾难,我们都失去了为保护个人立场而指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局限性的权利。
二、四种模式的演变和融合
从历时角度看,在西方战争片中,美国片一直唱主角,其既紧抓商业规律又标榜国家利益,“以其英雄主义、道德意识、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寻觅、培养和扩充知音队伍”。一战以来,为战时目的服务,鼓舞斗志的影片大多为事件中心模式或英雄模式,反映的事件无论大小都聚焦国家立场,形成鲜明的爱憎二元对立力量,积极情绪指向被认定为正义的一面。对战争本身也采取热处理的方式,多战场、战役或英雄人物的直接描绘和宏大书写,缺乏细部交代,虽宏大而富于煽动性,但略显僵化。而正如战争本身便具有双重性格,无法片面论其褒贬一样,战争电影所反映出的价值立场也较为复杂,有战时的热渲染也出现了战后的冷思考。“到了70年代末,超级大国之间展开的核军备竞赛,使世界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这一现实改变了好莱坞及其观众对战争乃至战争电影的看法。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不管战争披上什么样的外衣,其本质是和人性相背离的。反战主题深入人心,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共鸣和认同。”可以看出,此后的战争片的表达倾向出现了转向。事件中心模式的电影开始以个人人性化视角切入事件,将作为宏大整体而存在的战争处理为烘托细部的背景:英雄模式的战争片与之相似,且从以英雄主义为重心转变为运用表征祛魅的手法,让英雄走下圣殿,还其人之本性和情感。以《与狼共舞》为标志的狼孩模式战争片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又将种族、体制、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等文化问题纳入了人们的视野。而继《猎鹿人》和《现代启示录》之后,意在对战争进行冷静反思与寻找人性归属的寻找模式影片也因其主题的深刻性与和观众的情感契合在以好莱坞为主打的西方战争影片中崭露头角。
从共时角度来看,笔者对西方战争电影进行模式的划分只为从影片结构方式和内涵意义入手更好地分析、理解电影文本,而不代表不同模式影片之间存在绝对的界限,在某些内涵较为复杂的影片中也可能存在多种模式交织的情况。将对象进行分类亦只想为问题的分析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分类在先而对具体作品进行片面的概念化图解的分析方式是不可取的。简单来说,寻找模式、英雄模式和狼孩模式影片多存在内在和外在两条线索,具体则表现为个人心理逻辑和现实事件逻辑,以二者的关系为中心展开,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复杂交织赋予影片张力的实现以可能性。而在二者的关系中,个人心理逻辑往往占主导地位,人是表达的中心,故而影片的故事性并非关注的重点。与之不同的是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片,幻想、思考与传达价值评判的主体不是角色,而是观众,影片并不直接表现价值论的宣扬,而是将对观众的引导埋藏于事件的呈现之中。此外,在视觉表现、思想内涵和情感表达上,四者也存在区别,对此下文将做具体分析。而无论哪类影片身上,都有迎合受众和渗透国家意识形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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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我国电影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类型更加多元化,票房成绩也是以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十的速度频频传来捷报。一直以来,制约电影创作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资金问题,也就是拍电影的融资渠道。中国电影制片领域的融资能力在近几年来已得到了明显提高,融资渠道不断拓宽。论文将以案例分析的方式介绍电影融资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关键词:融资方式;华谊集团;中影集团;金融贷款
一、电影融资渠道介绍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把我国的国营制片厂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仅08年一年,中影集团发行的影片票房总收入高达2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产值67%。中影集团以独家、联合、代理、协助等不同形式发行了国产影片150部,共产出票房19.5亿元,比07年狂增10亿元,全年8部过亿影片中影集团参与。从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国大业》,有了中影集团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影视公司融资。拿《赤壁》为例,总投资额8000万美元的影片投资方包括中国电影集团、美国狮门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日本AVEX、韩国Show-box等11家单位。该片采取“主打中国文化、集合亚洲资源、全球营销”的制作模式,涵盖了国有、民营、社会、境外等多种渠道的资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内地票房即突破1.5亿元,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国大业》、《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投名状》、《面纱》、《玉战士》、《风云2》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打好全球营销的王牌,中影集团自然稳坐我国电影业的龙头宝座。
(三)银行金融贷款。
在金融贷款这一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
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气氛活跃主要与大环境有关,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46笔,8.53亿元。《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资模式也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及东京国际映画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三、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客观上说,我国电影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已经明文提出一定要发展好中国电影。这也给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政治气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电影业应继续在投融资的体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模式的建立。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对它们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成本昂贵的胶片电影已经满足不了观众日益增长的对电影的需求量,发展好数字化电影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也是我国电影业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开发好农村电影市场,吸引7亿的农村观影群,这将大大加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最后,扩宽电影企业的融资渠道,(如2009年出品的美国电影《鬼影实录》首次采用了在网络上面向观众集资的方式进行融资),推动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建立行业信用体系,都是推动我国电影投融资领域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总之,我国电影业虽然近几年在表象上一片风火,可内里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以及对发展方向和创作方向的迷惑感。不论是发展好中国电影的投融资体系还是发展好中国电影,都应对现有机制不合理之处进行改善,减少管理上的漏洞,使人才能各司其职,创作出更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影视作品,充分挖掘海外市场的潜力,进而得到丰厚的回报率,从根本上改变08年中国制片业投资24亿,回收25亿的低效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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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学科中成长性最快的一个分支,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组织形式,对管理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项目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项目管理的内涵
下面从项目管理的四个特性来对项目管理内涵进行简要分析。
1.1目的性
项目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整个项目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通常来讲,管理的目标可有限制的也可是无限的。例如,把企业发展好作为管理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就是没有终点的;而每个具体项目管理的目标,由于受项目范畴的限制,其表现形式也是明确的,当整个项目的目标实现后项目管理也就随之结束。
1.2行动性
所谓行动性就是要围绕着项目的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项目管理中最主要的行动就是要落实相关责任,确定整个项目的管理负责人,并由他负责组织、研究和分析整个项目的目标、任务安排、项目实施等一系列活动。
1.3约束性
项目的约束包括广义上的约束和狭义上的约束两个方面,其中广义上的约束是指项目所存在的大环境中的环境要求、法律规定、民俗公约,以及各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类资源的约束;而第二类狭义上的约束是指随着项目的产生而产生的,针对这一特定项目的考核约束、责任约束、信息通报约束等项目约束。广义上的约束是每个项目都必须遵循的,而为了确保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要求项目的各部门尽量遵守第二类约束的相关规定。
1.4规律性
不同项目的项目管理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针对每一个项目的管理,其理论核心都是系统工程学;每一个项目管理都有严格的责任落实制度;每一个项目管理都具备全过程、全范畴管理的特色;每一个项目管理都应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作用;每一个项目管理都离不开周密的计划等,这些都是每一个项目管理都必须遵循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些规律,项目管理才能顺利完成,项目才能顺利实施。
2项目管理的最佳运行环境
2.1在量化的工作环境中充分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
项目管理的量化分析,可为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数据保障,是提高整个项目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手段。在项目初期的策划阶段,项目管理者可通过总结以往项目中有关经费、周期、进度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对要实施的项目进行科学估算。事实证明,历史数据越丰富,在科学的统计方法的支持下,对当前项目的相关数据估算就会越客观、准确。在项目的实施初期,只有对项目的资源配备、工期等方面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做出合理的安排和计划。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管理者只有在量化的环境中,才能顺利完成风险控制、净值法、资源负荷图等各种有关项目控制的图解工作。当项目面临收尾时,对整个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和保存,也是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资料归档既是对本项目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为以后项目积累经验、提高决策科学性的过程。总之,项目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在量化的工作环境中才能科学、有效地进行。
2.2有效的计划管理是项目管理的实施基础
计划是管理约束中的一个关键约束子集,只有对项目中的各个环节都做出详细的计划并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按计划完成,才能确保整个项目在约束的范围内完成。具体来说,项目目标的数量、时间、完成形式,资源的分配、使用,经费、责任人、流程等因素都属于计划约束中重要的子集。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设置多个计划约束子集可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对项目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进行优化和决策;对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避免不必要的行动和资源使用,集中一切力量、优化配置资源,实现项目目标。因此,无论多优秀的项目管理者都离不开具体的项目计划约束子集。
2.3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项目人员的积极性
项目管理的顺利运行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要导向和技巧,激励机制是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和管理特性的必然要求。为了充分激发项目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落实项目管理责任之时,要充分给予项目经理考核和奖惩项目工作人员完成项目目标的权利,让他们有权利对本项目工作人员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考核、提出相应的奖惩意见。如果在一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只有职能部门才能对项目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和奖惩,那么项目经理就失去了一种充分激发和调动项目工作人员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手段,将不利于整个项目管理的顺利实施和进行。因此,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项目管理中既灵活又科学的一种方式。
3结语
每个单位依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其项目管理都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具体的实施制度。然而,概括来说,每一个项目管理的顺利实施都离不开量化的工作环境、有效的计划管理和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运行环境,整个项目管理才能更科学、有效地进行和完成。
一、科技项目管理系统研究的内容
通过该系统地研究和实施,能及时、快捷地提供各类统计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定期总结,完成科技项目的投入和产出、科技项目领域和行业分布情况等信息的研究报告,直接为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出台提供决策支持。
二、科技项目管理系统总体设计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是在充分利用已有的数据资源、应用资源、硬件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设计科学、合理优化的集中业务中心数据库;建成全局统一的业务信息系统应用支撑平台,在其基础上,建成全局统一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管理的业务应用系统;建成一个全面灵活的综合查询统计分析系统;建成一个通用的数据应用支撑平台及一个与其他已有系统的数据互通、信息共享所需的标准外部接口支撑平台。
三、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功能研究
1、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包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员、文件、过程等方面的管理
1)文件管理主要指发布相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项目的管理办法、通知和管理条例,申报企业、省级管理员、分类管理员、专家等能够对文件进行浏览、查询及下载。
2)通讯管理主要指系统中各角色之间可以进行站内信发送、手机短信发送及邮件往来,流程处理中重要操作步骤的提醒,建立各管理角色和企业之间的联系。
3)立项管理立项管理主要指项目立项时期的管理,包括两个工作流程,分别是立项申报的工作流及名称修改的工作流。专家在认为项目的名称宽泛或不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建议申报单位进行名称的修改。
4)中期管理主要是对跨年项目提交中期汇报的报告,并由负责该项目的管理者进行审核,监督企业申报的项目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过程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相关变更,变更包括三部分内容:研究单位和合作单位的变更、项目的延期申请以及其他情况所需要的变更。企业提出申请中期变更申请后,由各级管理者进行审核。
5)验收管理验收管理主要包括验收申请和验收证书、成果登记。
6)专家管理专家管理主要包括对专家的用户名、密码、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和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管理及设置,并对专家的工作过程进行相应的管理。
7)用户管理主要是对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管理,管理内容包括注册企业、注册企业的审核、注册单位的管理、各级管理者的管理,包括各级管理员身份内容的添加、列表的展示、密码重置、启用、禁用和删除等功能。
8)项目统计项目统计主要指对项目管理过程中涉及项目以及管理者的数据进行相应的统计。有立项统计、中期汇报统计、验收统计等。在统计功能的研究过程中能根据项目类别,项目的所属管理机构,所属年份,等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的统计,并根据所处的列表生成图表和导出Excel文件。
2、科技项目管理应用支撑平台研究
科技项目管理应用支撑平台应满足的基本功能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应用支撑平台位于整个系统的中间层,各类系统终端和公众用户不再与业务处理系统的服务端直接相联,而必须经过应用支撑平台服务端的认证与授权才能进入业务系统服务端。建立以数据交换为核心的体系,支持不同处理业务、不同软硬平台、不同结构数据的捕获、分类、整合、管理、传送等交互操作的协同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应用支撑平台具有不同业务信息共享和不同工作流程相配合的功能,能够将应用系统的基础结构改造、完善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从而有效地整合已有的应用系统,并为接纳新的应用系统清除障碍。对于新的应用系统,直接在应用支撑平台上进行开发,同时,无需限制新应用系统的操作规则,无需限制新应用系统的数据库类型和结构,无需为实现数据互通而为新应用系统编写接口。应用支撑平台可以识别、抽取、输出多种文件格式的数据。通过预设业务规则,应用支撑平台可依据系统条件或相关数据库状态自动启动数据处理操作。应用支撑平台包含了统计分析、数据交换、日志管理等功能。
四、结语
科技计划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实施是对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是对项目管理过程中纸质文档的电子化的一个过程。系统的研究和实施将是对科技项目管理所涉及的项目申报、立项评审、中期管理和验收等环节的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加大了管理的透明度,保证了专家评审的公平公正性,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系统的研究和实施也将使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在科学决策中有一定的量化的数据作支撑,为解决管理部门对科技项目管控、学科领域专家搜索、人员科研状况分析问题提供辅助决策支持。是用信息化的手段对政府工作体制改革的一种创新,也是信息化规范行政体制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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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的联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有着各自的调整领域。对它们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的话,会导致社会评价标准不一,终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生方式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认识;
第二,在调整对象上,道德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整外部行为,而法律则直接指向人的外部行为;
第三,在调整范围上,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相比较来说,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限了,法律调整的主要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实在影响的行为和关系;
第四,在表现形式上,道德存在于观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法律是确定且逻辑严密的规范的集合;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亘古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立足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问题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在现实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将尽量多的合理化的道德纳入法律的调节体系,立法时应尽量追求与道德的统一。
浅谈道德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要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
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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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道德与法律的融合
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侧重通过舆论、信念、习惯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约束力。
一、中国道德和法律融合的必要性
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二)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作用的互补。道德和法律虽属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作用上却可以相互补充。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1.建立道德促进法律的机制。第一,要用道德来指引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活动,从参与主体、制定过程到制定内容都要用合乎理性的道德观念作指导。第二,要保证执法者的道德践行能力。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能力。执法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2.寻求法律促进道德的路径。第一,建立刚性约束机制。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演进,通过法律强化公民行为的道德水准;第二,引进法律对道德的监督、评价和保障机制。法律可以惩恶扬善,引入此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谴责不道德行为,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教育犯罪分子、道德不端分子时时事事守法。
试谈中职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教学对策
当前,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多种多样,很多教师都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教育,为国家培养遵纪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是,在一些中职学校,依然存在着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教学质量不高等现象,导致学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观念淡薄。那么,如何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的时效性,对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中职生职业道德水平
中职德育课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把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利用每周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活动,让学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动员学生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建立“以生为本”的德育观
创造各种条件和平台,使学生有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中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让学生懂得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如针对中职生普遍存在感恩意识浅薄、日常行为失范、法律观念淡薄等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晚会、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板报评比、橱窗专题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感恩”、“爱国主义”、“法律知识讲座”或“法律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3 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3.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采用案例教学,既能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传授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发挥实践教学的形象性,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运用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时性很强的学科,应紧跟当今法律形式的发展现状,结合当今立法发展的最新进程,将最新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成果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纪律的高素质毕业生。任课教师可以关注我国立法的新进展,“两会”有关法治建设的新提法,收集新案例,把它融入课堂教学中。如2015年震惊全广西的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原书记余远辉涉嫌受贿和钦州市原副市长陆钦华贪腐为焦点,讨论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另外,学校多参与一些社会开展的大型的法律宣传活动,拓展知识面。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法律知识问答竞赛;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与对犯人进行的社会公开审判,对犯人罪行的判定对学生也起了警示作用,促使学生学法、懂法和守法,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3.2 角色扮演课堂的情景活动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职业道德教育课的时效性,在课堂中教师应该合理的进行训练任务情景教学,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将实际的生活情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境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完成各项虚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规律。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模拟教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今后的顺利入职和职后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汽车专业开展的为本校老师服务的“美容洗车”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获得成就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最后,我们应该将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为法律教育服务的,而法律教育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应该用正确职业道德观念来帮助学生树立严谨的法律意识,用严谨的法律意识来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深化。
总之,我们要从中职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设计符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探讨更多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守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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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史既是对过往经验的集成和总结,又是对电影知识的系统化整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史方面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钢琴家》中肖邦音乐作品的艺术作用
1、渲染氛围———《C小调夜曲》
电影中画面与音乐的完美结合首先表现在钢琴音乐对故事整体氛围的渲染,如电影中《C小调夜曲》的运用。导演把1939记录的真实的黑白纪录片作为电影的开头,镜头记录了无辜百姓在战争前平静恬淡的生活。这时响起了肖邦的《C小调夜曲》,平静悠闲的生活景象加上《C小调夜曲》的优美旋律,共同营造出一派祥和的生活场面,《C小调夜曲》创作于1841年,乐曲规模宏大,充满英雄主义色彩,还有许多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乐曲采用的是复三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平静,中间部分积聚力量,第三部分极具动力性。这种三部曲式在各个部分中也十分常见。例如第一部分就包含了A、B、A三个乐段,是一种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旋律听起来像低沉的叹息,伴奏部分也是均匀、平稳而沉重的。整个乐曲音色庄重严肃,营造出一种忧郁、悲伤的氛围,悲伤之中还有一种不安定的因素。这些都缘于A段乐句中使用的深沉浑厚的八度低音声部和显得凝重的和弦。随着琴声的奏响,黑白画面随着钢琴曲调的变化逐渐转变,变为彩色的图像,镜头也由远景回到了室内。一架纯黑色的钢琴上,男主人公的手指来来回回在琴键上流转,娴熟地弹奏出背景音乐,眼前的画面和背景音乐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画面中弹奏钢琴的男主人公,有着清秀俊美的脸庞,有着忧郁凄迷而又深邃的眼神,他衣着考究,演奏技巧高超娴熟,这一切都让他透露出高贵的气质。音乐家俊美的外表和他弹奏的优美的乐曲让周围的人都为之陶醉,这时德国的炮弹从天而降,将这种宁静之美破坏殆尽。钢琴家被迫停止演奏,与其他市民一样开始四处逃散,寻找可以躲避战火的地方。这时出现的背景音乐《C小调夜曲》有三个层次的形式结构。第一层次弹奏的是平静而又哀伤的优美旋律,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跨度的转变,使得平静渐渐消失,哀伤越来越浓。这时播放的故事情节正是整个华沙被战争困扰,人民表现出不安和无奈。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德军炮火,音乐发展到第二层次,音乐不再舒缓平静,音节跳跃不止,这与第一层次有着明显的不同。跳跃的音符不仅弹奏出了动乱的社会状况,更展现出一种积极昂扬的反抗力量。战争期间人们纷乱不安的内心活动也在《#C小调夜曲》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乐曲结构进入第三层次后,节奏变得急速活泼,不再有第二层次的不安和忧虑,这些华丽顺畅的节奏展示的是华沙人民坚毅的品质和必胜的信念与信心。同样,影片的结尾处也选择该区作为背景音乐,随着舒缓的音乐声响起,战争带来的痛苦与辛酸都随琴声飘远,为故事营造了一个虽悲伤却充满希望的氛围。
2、推动情节发展———《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
这首曲子肖邦在1830年9月至1831年7月创作的,曲风开朗向上,坚毅富有活力,这些都显示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的骄傲感。最初的战争局势,华沙人民一直处于不利状态,德国军队攻克了华沙,并血腥屠杀犹太人民。主人公音乐家不得不四处辗转躲避德军的追杀。每天的生活对音乐家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他对这种缺乏活力、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感到痛苦。每一次炮弹后的侥幸脱险,每一次德军追捕下的虎口脱险,都使音乐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次躲避中,钢琴师在一间早已废弃的厂房里,找到了一架钢琴。在一阵激烈的斗争和紧张的逃亡后,影片选择了《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将情节过渡到对犹太人民的心理描写上,同时也舒缓了观众的情绪。就在主人公打开钢琴的那一刹那,乐曲随之奏响。这首曲子不同于小夜曲的宁静舒缓,音符如流水般汹涌奔放而出,是一首透露出豪迈之情的曲子,传达出一种豪迈开阔的情感,人们的心境慢慢开朗,之前战事连连失利的苦恼郁闷在这时回归平静。镜头首先给了钢琴家因饱受苦难而日渐消瘦的脸庞一个特写,然后转移到了钢琴家的手和他弹奏的键盘。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家并没有真的在弹奏钢琴,只是手指做出了弹奏的姿势。并不是钢琴家不想弹奏,而是在这个遍地敌军、危机四伏的地方,弹钢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钢琴家用手指做出弹奏的姿势,音符自心中流畅,他在心中尽情地演奏了自己最爱的曲子。这一画面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正是导演的匠心独运之处,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也大大地提升了。这里,《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既使两个节奏风格迥异的片段很好的衔接起来,使情节的发展显得自然;同时,准确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为故事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3、塑造人物形象———《g小调叙事曲》
在危机四伏中寻找一线生机所要面对的压力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影片中钢琴家为摆脱死亡,日夜奔走与荒无人烟的废墟,长时间缺衣少食,这样悲苦、凄凉的生活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内心。终于在一个有淡淡月光的夜晚,钢琴家坐在一座黑暗破旧的建筑里,接受着那一点点月光的洗礼,周围寂静无声。在那样一个残酷动乱的环境下,能寻求到这片刻的宁静对钢琴家来说就是莫大的享受。饥饿难耐的钢琴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堆废墟中找到了一个罐头,激动而又饥饿的钢琴家握不住罐头,打翻在地。钢琴家难过地盯住地上的罐头,这时一双光亮的皮靴出现在钢琴家眼前。电影镜头集中到德国军官身上,观众不由得为钢琴家捏了一把冷汗,气氛突然凝固,似乎男主人公的牺牲就在眼前。而导演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反转故事情节,让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以此增加电影的感染力。德国军官并没有处死钢琴家,而是让他为大家弹奏一首曲子。钢琴家依旧上下翻飞地舞动起手指,只是此时的他已经衣不蔽体、又饿又冷,并且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应德国军官要求,主人公为其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g小调叙事曲》于1831年创作成功,当时的肖邦同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困境,乐曲的创作背景与影片中讲述的故事高度一致。乐曲以自由奏鸣曲的结构展开,曲调舒缓凝重,风格沉郁肃静,将观众带入了叙事的情境中。乐曲采用富有跳跃性的音符节奏,从a到g再到a,表现了内心的不安和悲愤。之后开始E大调演奏,音乐变得柔美,仿佛人们在历经苦难之后内心变得更加坚毅。后面迎来了电影的高潮部分,音乐中加入了高音成分,调性升高,如同战争时的呐喊,喊出必胜的信念,震撼所有人的内心。从一开始哀转久绝、如泣如诉、低沉舒缓的琴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深受战争折磨的主人公形象,他惶恐不安,内心充满了对敌人的恐惧和憎恨。但是随着节奏的跳跃舒展,主人公变得从容自信,恐惧和痛苦消失不见,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看到他将心中的痛苦和仇恨都化为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念,看到了他勇于直面苦难的伟岸身躯。
4、诠释主题———《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
影片最后奏响的是《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第二小节分析过这首曲子坚毅刚劲,富有活力,开朗向上,豪情满怀,庄重和肃穆。故事的结局是战争结束,德国军队战败,犹太人民终于在历经磨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由。这时钢琴家释放完痛苦的情绪后重新振作了起来。影片中,钢琴家在逃亡过程中遇到种种磨难,作出的种种求生的努力,可以说到达了人生的最低谷。就在此时,激情壮志取代了前面悲伤暗淡的情绪,主人公不禁回忆起逃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人和事,并感受到其中折射出的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亲眼目睹美好被无情地打破、被黑暗恐怖所压抑,由此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历经磨难的主人公终于走出战争的阴霾,他选择用华美的乐章演奏出他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用激昂地乐章对民族不屈的精神表示赞扬,用多彩的旋律诠释历经磨难后的光辉人生。
二、结语
选取肖邦的音乐作品作为《钢琴师》的背景音乐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电影选取的背景音乐的创作者肖邦是波兰人,电影中惨遭入侵的民族是波兰,命途多舛的主人公是波兰人,且和肖邦一样同是钢琴家,电影讲述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肖邦那个年代。他们遭遇了同样地命运和劫难却无能为力,只能将自己的呐喊和希望都投入到音乐中。肖邦的作品内涵深刻,饱含民族思想,与《钢琴家》的主题十分契合。可以说,肖邦的音乐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电影主题的深化上都有重要作用。
一、审美观的内涵
(一)审美观的含义
审美观是指人们运用自己独特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方法对自然景观等多个领域(其中也包括人生)进行的审美活动的总称,是一个人审美情趣和审美感受的集中体现,是人们随着经验阅历的丰富而形成对美的感悟和评价。审美观是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审美观。审美观让人们从审美的角度看世界。审美观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受到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地域和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时代性、民族性、人类共同性作为审美观的特征存在于审美的现实维度中。
(二)大学生审美观的特点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重要的审美主体,在年龄上意义上,已经处于具有基本成熟生理机能的青年期,认识上已走进更深层次,知识面更加宽阔,思维方式也得到有机的完善。这些对于大学生的审美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学生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强烈的独立意识,并相对稳定的审美观。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和整理,我们得出大学生审美观的特点具体如下。首先,大学生审美的功利性、娱乐性更加突出。情感是审美观中最活跃的因素,情感愉悦是审美感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调查问卷显示:一部分大学生认为“理想、信念、信仰”之类的词遥不可及,取而代之的是享乐主义、游戏人生、休闲风气和唯美时尚,最重要的是满足自身娱乐的需求。因此,网络游戏、网络电视剧、卡通漫画、FLASH动画、追星等形式是大学生休闲娱乐方式的首选。其次,大学生的审美活动更加直观。美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反应,人们的审美活动离不开具体的对象,因而审美对象应该具备生动直观的形象性。调查问卷显示:大学生更加易于接受最新出现的直观性强、浅显直白的音乐、图片、图像———这类形象简单、直观、新颖,因而更加受到大学生追捧和欢迎。如:新出炉的明星、流行音乐榜上的歌曲、爆炸性的娱乐新闻等等。
二、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审美观的积极影响
(一)电影艺术对大学生审美感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电影的诞生与发展受到了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持,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影也不会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和趋于完美的特技效果。电影的造型艺术、空间表现、特技效果、意境处理以及画面的动态美和意境美,均为大学生审美能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电影艺术的综合性表现为多种感觉的融合。在信息量上,电影艺术的影像涵盖了各种各样范畴的信息流。在空间的层面上,它把音乐、文学、戏剧以及舞蹈有机地整合在同一场景中,赋予时间领域一种空间化的呈现效果;在时间的层面上,它把雕塑、绘画和建筑融入同一套程序中,又使得空间艺术具有了时间的展现力。在电影的赏析过程中,大学生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宏大的场景、动听的音乐以及感的对白———这些元素的加入使电影的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大学生可以从故事中体验其离奇的故事情节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进而获得情感的本能性感动,达到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进而提高审美水平,促进审美感知能力的发展。
(二)电影艺术有助于大学生审美价值观的正确树立
优秀的电影作品能够以情感人,使大学生在娱乐中接受影片传达的内涵和精神。这种内涵往往能够使大学生的思想、情感、理想和目标发生深刻的变化,促进他们心灵美和行为美的发展,使大学生向美的方向发展。同时电影艺术中蕴含着的丰富的艺术美也有助于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增强他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促进他们的品德健康向上的发展。在这个读图时代里,电影艺术的视觉特点更易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类电影中演绎的经典艺术不仅让人沉醉,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美,大学生通过观看电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电影艺术中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影响———这会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创造力。同时,它具有形式美和内容美,使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美化,向善的本性发展,他们就会自觉地以美的标准和行为来规范自己,使自己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并且,电影可以在银幕上构建出一个充满鲜明的艺术形象、画面组合的意境美去感染人、陶冶人、教育人,从而引导广大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寻求到审美的价值意义,形成健康的独立人格,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优秀电影作品能够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其审美意识空间得到合理地、有机地、逻辑地重建,进一步达到影响和重塑他们精神世界的艺术效果,对广大学生的视觉审美价值观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三、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审美观的消极影响
(一)审美趣味的媚俗化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电影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其商业化的特征决定了电影艺术必须要倚重市场,通过媚俗的方式讨好大众以谋取利润,“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当代电影制作的根本价值目标,而媚俗则确保了这一目标的如期实现。电影艺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常常会采取一种过于理想的方式表现现实,例如:华丽的服饰、豪华的游艇等,用一种大学生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来展现现实,这在客观上给大学生的认知层面上描绘出了一幅幅梦幻般的图景。它一方面给人某些心理安慰———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因而更加陶醉于此;另一方面很容易让大学生混淆现实和梦境,以梦幻般的图景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并放任自己,且以不能自拔为乐趣。由于电影艺术追求娱乐而一味媚俗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感情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投入自己的感情。这样的情感培养出的审美趣味是媚俗化了的审美趣味,对于大学生的危害甚大。通过本次问卷调查,可以得出,在大学生所喜欢的校园活动中,十佳歌手大赛和街舞大赛位居前两名,深受大学生的喜爱。而相对于二者来说更加高雅、艺术成分更高的交响音乐会、话剧以及艺术作品展等却很少得到大学生的青睐。这种对美感的偏执以及肆意的放纵心态,不利于大学生对艺术审美标准的建立,使他们无法对美的事物进行正确的评价,进而影响了大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观的建立,同时也破坏了大学校园里健康的学习氛围。
(二)审美观念的消费性
在当今时代,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可否认,消费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端。例如:它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消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的对象和创造利益的手段。电影自身所带有的商业性决定它以消费为主,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电影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着色情和暴力等片段,从而使精神生产商业化,艺术纯粹成为一种消费品。通过大众传媒,电影对大学生审美观念渗透了消费性的影响。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审美已经被华丽的服饰、漂亮的外表、奢侈品的使用所充斥,而变得极端表象了。同时,传媒通过“炒作”和无所不在的广告使某一产品甚至消费方式、消费观念进入大学生的心中。使当代大学生逐渐地适应这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渐渐养成在审美中通过消费来彰显、炫耀自己的个性以立异于其他社会大众的习惯,同时,也使大学生把该类消费看作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从而导致享乐消费行为的盛行,助长了炫耀消费的恶习。由此可见,虽然电影艺术有利于大学生提高审美感知能力,但由于它自身无法规避的商业性,导致了大学生审美能力弱化、审美趣味低俗化以及带来了审美观念的消费性,但我们依旧有理由相信,随着学校审美教育的开展以及大学生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实践的增多,他们的审美情趣一定会得到提升,审美观也会越来越健康,一定会成为创造美的人。
四、结论
本文在明确了电影艺术与审美的理论含义的基础上研究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电影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艺术审美心理功能方面,电影艺术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给大学生平淡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大学生得到赏心怡神的艺术美和精神上的满足。优秀的电影作品寓教于乐,以情感让大学生在轻松愉快地环境中学到人生的道理,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电影艺术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影响,如会导致审美趣味的媚俗化,审美能力的弱化以及增加审美的消费性和盲目性。但随着学校审美教育的开展以及大学生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实践的增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一定会得到提升,审美观也会越来越健康,一定会成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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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产业如何尽快完成转型、实现市场化运作,需要所有电影制作者与法律人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于电影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盖•里奇电影中典型的后现代个性风格
(一)电影的表述更加游戏化
与传统的电影创作不同之处在于盖•里奇的电影表述方式更加游戏化。整个故事的表述更像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在表述的过程中甚少涉及戏剧的冲突,也不引申一些较为深层次的寓意。例如在《转轮手枪》这部电影的表述过程中盖•里奇就运用了很多的杀人场景,这些动画方法成了其后现代个性风格的游戏化的转变。而在拍摄《偷骗拐抢》的时候,盖•里奇又根据其故事情节的不同选用了非常规拍摄这一特殊的表述方式,可以说将电影的游戏化表现得淋漓尽致。盖•里奇在电影创作中运用的表述方式的游戏化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其人生经历及其成长的大环境而造就其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意识正是其后现代个性风格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在盖•里奇的世界里他将自己的电影看成是自己手中的一个玩偶,因此也就可以无限进行游戏。盖•里奇的电影理想与追求就是将无数的观众拉进自己的世界里,从而与观众一起玩自己手中的玩偶,从而实现票房神话。因此在其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他无视社会的使命以及历史的责任,而是专心进行后现代个性风格电影的创作,在努力改革传统的叙述方式使其更加游戏化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相对较为规范的电影生产准则,从而加工出人们更加喜欢的电影作品。盖•里奇由于中途辍学以及单亲家庭的生活环境,其思想里存在着一定的叛逆因素,正是这些叛逆的思想所带来的离经叛道的行为与变现方式成为了盖•里奇独特的电影视听语言。盖•里奇以其玩世不恭的电影创作理念和游戏化的叙事方式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另类的电影作品。在这些电影作品中夹杂着极度亢奋的视觉影像奇观,成为后现代电影作品的典范。
(二)叙事结构的破碎,情节的无序
从电影的叙事结构上看,盖•里奇的电影大多呈献出的是破碎化的结构,其将一个本应该完整的故事进行破碎化的处理,将其拆分成了多个碎片,如此一来加大了观众对于故事情节的理解困难。正是由于其电影创作中叙事情节的破碎以及无序,使得盖•里奇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成为后现代个性风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盖•里奇的电影创作中对于叙事的处理显现出的结构破碎具体表现在对于故事开端与结尾的模糊与不重视,进行故事交代的过程中并没有延续传统的叙事方式,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尾”的线型叙事方式,而是将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运用多线并行的方式为观众呈现出整个故事。这种叙事情节的运用更多的是将故事内在的结构进行排列组合,并通过零散的、随机的拼贴手法将故事情节凑在一起,显得没有顺序,但是却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与意味。很多时候人们会在这种破碎化的叙事结构中感到混乱与费解,特别是对于无序的情节更是难以理解,但是在盖•里奇的电影中并没有让这种混乱与费解的感知贯穿整个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叙说及其内部故事的发展,观众可以通过这些零碎的故事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心中的谜团被一一揭开,弄清楚了故事的起因与发展,也就更加深刻感受到整个影片的魅力之所在。对于观众来说,后现代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使自己一直处于“介入”的状态,因此看电影的过程就像是一场智力游戏,通过将这些碎片放在特定的位置而完成了一场拼图游戏,最终完成的喜悦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这种后现代的电影创作个性风格不仅调动了观众对于电影观赏的积极性,还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快感。
(三)炫酷式语言与酒神式狂欢
由于盖•里奇并没有进入电影学院接受专业的教育,因此其视听语言显得更加随意,很少有教条式的约束,这也成为其电影创作中的一大特色。在盖•里奇的电影创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受过专业教育人员所无法想象到的炫酷式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主要是通过其多年的MV、音乐录影带以及广告拍摄的经验得来的,转化到电影中就成为后现代电影中炫酷式语言的代表。在电影创作中盖•里奇追求癫狂化、奇观化、游戏化的镜像语言,在类似于玩笑的语言中表现出其粗俗、暴力的夸张处理,并通过不规则的构图、拼接式镜头的运用以及对于相似蒙太奇转场和卡通人物的介入等多种手法营造出了无人企及的炫酷式个人镜像语言风格,体现出了酒神式的狂欢。在盖•里奇创作的《偷拐抢骗》《两杆大烟枪》《转轮手枪》以及《摇滚黑帮》等多部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许多搞笑的闹剧都是经过导演精心设计和准备的巧合与误会。在这些喜剧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又穿插进了各种狂欢的镜头与打斗的场景。从而实现了通过表现小人物之间的相互打斗而体现出黑色幽默的同时,放大人们外在的动作所折射出的内心欲望。这也成为了现今影视制作者竞相学习与模仿的一种电影制作的方式。把快乐理解为对于感官刺激和肉体纵乐的另类屈从,从而消解掉属于历史遗迹思想的深度与厚重感。由此可见后现代更多的是运用较为平面、浅层的表述手法,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其对于炫酷式语言与酒神式狂欢的追求与表现,这也是后现代电影中的个性风格的一部分。
(四)人物玩偶化与行为幽默化
盖•里奇所创作的电影主角人物一般都是边缘人物或者是城市里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隐没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他们可能是赌徒,是杀手或者混迹在黑帮,总之是在从事着种种地下犯罪的活动,例如偷盗、杀人、贩毒、甚至是赌博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无法分出大善与大恶,他们仅仅是一群为了生存而搏杀与争夺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以及生存方式的艰辛。这群人常常受到他人的掌控,也常常疲于奔命。但是在盖•里奇的电影中却将这些人物剥离了现实的生活现状,让他们如同一个玩偶一样根据盖•里奇的意愿进行一系列的行为活动,从而为后现代个性风格中的游戏化的表示方式服务。因此盖•里奇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缺少了其他电影制作者所宣扬的饱满的人物性格,更加像是一个滑稽的小丑。正是这种玩偶化的人物形象使得其人物的行为所表现出的动机与故事结局之间出现了间离,通过对电影中角色的可笑行为与失意结果所进行的夸张处理,表现出导演对于社会的调侃。与此同时导演将一个节点的粗俗、暴力以及人物行为继续放大,从而实现扩大幽默效果的作用。例如在《偷拐抢骗》中文尼和阿索两人进入地下赌场抢劫的情节中,盖•里奇就通过一系列的阴差阳错的情节设置,先是遇到了一位临危不惧的冷漠的女招待,拒绝交出钱款,接着两人在抓狂的状态中乱打一气却无济于事,最后只得提着得来的一袋硬币逃窜,却不料又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两人歇斯底里地对着门又踹又打,却没能打开,正当两人感到绝望之时,黑人哥们儿却从外把门打开走了进来,原来门是向里开的。通过人物在一种抓狂的状态中放弃理性的指引,而流露出最真实的人性本色。
二、结语
由此可见,盖•里奇所创作的电影具有浓郁的后现代个性风格,他的电影囊括后现代电影的所有特点。与此同时,盖•里奇的电影还具有时尚的魅力,因此能够吸引很多现代的观众观赏。可以说,盖•里奇的电影是一个速食文化的代表,也是后现代电影创作的代表。
一、而随着有声片出现后,电影就又多了一种空间表达方式
因为任何从画外传出来的声音都会使观众感觉到画外空间的存在。例如《美丽人生》片尾要表现父亲被德国兵枪杀的事件,为了避免直接展示暴力杀戮的场面,影片就利用了画外空间的间接表现的方法。这场戏中父亲被带进了小巷,画内空间中没有任何人,但是我们却听到了机枪扫射的声音。听到枪声的观众通过想象头脑中就会展现出,此刻画外空间所呈现的内容。电影空间主要依附于镜头而存在,法国电影美学家让•米特里定义镜头为:“从同一视角在同一场景中由表现同一动作或同一事物的一组瞬间影像构成的”。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片《火车大劫案》,米特里说它是“运用电影手段讲述的第一篇故事”。影片《火车大劫案》改变了生活记录,突破了舞台的空间框架,从活动照相式的空间束缚中解放出来,《火车大劫案》是由镜头连接、组合而成的。从此,电影通过镜头走进了自己的空间表达。最初反映在银幕上的电影时空与现实时空几乎相同(也可以说是舞台时空的重现),经过电影艺术家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使今天的电影镜头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可分为蒙太奇的组接镜头与长镜头两大镜头空间体系。蒙太奇理论把电影当成“画框”,正如巴赞所指出的“画框画出了实体上和本质上迥然不同的小天地”。著名的库里肖夫实验中运用了五个镜头组接:
(1)白宫前一女子从右向左走来;
(2)埃菲尔铁塔下一男子从左向右走来;
(3)相遇后男子向画外空间指点着
(4)带台阶的白色建筑物;
(5)两个人走向台阶。这五个镜头通过镜头的组接以后,通过画面的内容你会产生这样一种理解:两人在路上相遇以后他们一同去了某地。但实际上,这五个镜头都是在不同地点拍摄的,而将它们组接在一起时,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个统一的时空整体,这就是库里肖夫所谓的在银幕上的“创造性地理学”。这种把不同的空间经蒙太奇的组接整合为一个整体空间的方法,成为电影艺术建构自己特有空间的一种经典方式。
二、而长镜头有别于蒙太奇的空间特征
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韩小磊总结的那样:“在一个统一的时空里不间断地展现两个以上的动作或一个完整事件的镜头为长镜头;而蒙太奇的表述职能产生于镜头与镜头之间相互关系的组合中。”所以在以蒙太奇手法为主的电影中,场面常常被分割成若干片段,因此事件的时间和空间也被分割,破坏了时空统一性,也破坏了时空真实性。而长镜头可以通过影片在空间上的延续性,保留现实空间的真实。《公民凯恩》这部电影中,有一场凯恩生母将凯恩过继给一位富翁亲戚的戏。场面几乎是完整的静止镜头,整场戏都是在大景深镜头下连续拍摄的,前景上是凯恩父母在桌边谈条件的中景镜头,后景上是一扇打开的窗户,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凯恩在雪地里扔雪球。于是,这个镜头画面中的人物便分成前后两个不同的层次,前层以父母为代表,后层则是少年凯恩。由于镜头有足够长的时间,观众的视线可以在这两个层次上来回移动,看到现实空间的全貌与事物发展的时间进程,强调了电影与现实生活的近亲性。无论“画框”(指蒙太奇手法)还是“窗户”(指长镜头手法),每一种隐喻,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关键在于怎样的隐喻能够使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更多、更全面的电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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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影像媒介的一种,只需要画面、音乐、手势甚至一个微笑就可以表达它的意思,从而跨越国度、跨越民族、跨越语言达到其传播交流和沟通的目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电影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归去来兮”中的沈西苓
沈西苓以对国家、对民族的赤子之心,面对困难和质疑所显出的“韧的战斗精神”,在每一次的离去和归来之间都能主动求变,充实和完善自己,进而投入到电影艺术创作中,使自己的电影艺术风格不断创新、成熟和完善,为中国电影发展进程贡献了一部又一部值得纪念的作品。
二、离去:道是无情亦有情
沈西苓的两次“离去”,一次是在完成《女性的呐喊》(1933)、《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后,一次是在完成《乡愁》(1934)、《船家女》(1935)之后。两次“离去”是为了“求真”,两次“归来”则是为了“求变”。“求真”则是为了坚守艺术理想,是为了揭露现实,引起民众觉醒;“求变”是为了反思如何将倾向性、艺术性、通俗性相结合的问题。通过这两次的“离去”,沈西苓不但坚守了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电影风格。这种以退为进的艺术抉择彰显了沈西苓过人的胆识和勇气,也为中国影史平添了一抹激情。求真,是艺术家的价值所在。电影艺术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和真实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梅里爱将叙事和虚构引入电影,促进了电影艺术的跨越发展,但电影艺术家们从没有放弃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这里我们所讲的求真,是在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的基础上,对艺术真谛的追求。求真是沈西苓一贯的艺术追求,是其电影创作个性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具体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电影内容的真实。沈西苓的每部片子都是以现实为原型,或以某种社会现象为触媒,甚至有时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进行艺术再创作。最早的《女性的呐喊》是根据夏衍提供的有关包身工的纪实材料编导而成;代表作《十字街头》就是沈西苓和一群失业失学的青年聊天受到启发,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观察创作出来的。其次,是艺术表现的真实。艺术创作是“形之于心”到“行之于手”的过程,为了艺术表达的真实,沈西苓十分重视电影艺术语言的创新。比如在《乡愁》中,沈西苓创造性地运用了升移镜头:在表现主人公杨瑛栖身的阁楼时,镜头先从房东太太打儿子的全景开始横摇,然后推镜头呈现隔壁打麻将的四人近景,然后镜头升起,在杨瑛居室的全景处停下。接下来自然而然就是对女主角生活环境的描写。这种镜头表现方式,不露声色,完全以人物活动为经纬,非常客观和沉着,力图全面展示现实生活的细节和人物活动,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少见和新颖的。这种表现方式在《十字街头》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次,求真还表现在情感的真实性上。《乡愁》《船家女》那低沉而感伤的风格,固然反映了沈西苓曾经的迷惘与困惑,但他没有回避这段人生挫折,而是通过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既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又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种勇敢而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精神,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三、归来:人间正道是苍黄
归来总是有所准备,有所改变,希望有更大的收获。面对因《女性的呐喊》和《乡愁》而受到的批评,沈西苓做了诚心诚意的反思。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上海二十四小时》《船家女》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诞生。《船家女》在不减弱思想性的前提下,通过“严密而均匀的结构,含蓄的画面,缓慢的节奏,沉重的调子”,借鉴卓别林“以笑写哀”的艺术手法,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卖座甚盛”。沈西苓有着善于从经验教训中求新求变的艺术个性,求新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是不断探寻电影艺术的发展规律;同样求变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情况,不断提高电影艺术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纵观沈西苓两次“归来”,在电影艺术上的主动“求变”,可作如是观:首先,在艺术构思中,突出对生活进行新的阐发,对社会现象做细致入微的分析;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上,注重对生活横断面的开掘,避免单纯的宏大叙事,而更加注重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塑造,通过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间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判断。左翼电影发展初期,左翼影评的见解观点很有权威和指导作用,沈西苓受其影响也很大。在其初期作品中,对意识形态倾向的直白表露,破坏了电影的艺术性,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电影人群的接受心理,沈西苓自己对这样的片子也不满意。在迫于形势短暂离开电影界期间,他有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解决的方法可以从接下来的《乡愁》《船家女》中看出端倪。
不同于先前作品金刚怒目、锋芒毕露的风格,沈西苓转而注重更加含蓄的表现,注重对时代氛围的营造,比如融入音乐的元素(多次运用主题曲)、情绪的渲染等,整体上给人以柔中带刚、怨而不怒的感觉,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为了增强反映现实的广度,沈西苓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城市题材的局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流亡者和丧失土地的农民,从他们的遭遇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在人物塑造上,沈西苓逐步注重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刻画,纠正以往影片中人物概念化、模式化的类型方式,以此增强影片的现实感和情节的去戏剧化。《船家女》中的阿玲起先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恶少看上了她。阿玲开始断然拒绝,但是为了搭救爱人铁儿、医治受伤的父亲,阿玲忍辱答应了恶少的要求。沈西苓塑造人物的方式就是令人信服的,他把小人物的贫贱和懦弱的性格如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通过他们的眼光对现实进行自己的评判。这种通过人物自己去表达倾向性的方式,在《十字街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次,在通俗性和艺术性两者关系上,沈西苓通过对显在政治主题进行搁置或弱化,集中精力平衡通俗性和艺术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着力于从都市日常生活的小情趣中发现人物的可贵品质,着力于从与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息息相关的失业、恋爱及经济纠葛中分析社会矛盾,同时给予他们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借助喜剧的风格、曲折生动的故事和新人清新质朴的表演,给观者以轻松、愉悦和愉悦之后深深的思索。这些“求变”的集大成者,就是沈西苓的代表作《十字街头》。该片可以说与之前沈西苓的所有片子,在语言、人物类型上,抑或在风格、艺术表现上都是大异其趣的。在人物类型上,有老赵、小杨、阿唐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房东太太这样的小市民阶层,也有大刘这样的有政治觉悟的爱国者等等。沈西苓并没有刻意强化影片的政治主题,而是把倾向性寓于人物的言行举止当中。在人物语言上,直接说教的口号没有了,更多的是口语化的对白。沈西苓深受卓别林喜剧风格的影响,他的喜剧不是通过夸张、变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生活中细节的挖掘,设置巧合、误会等来增强喜剧效果。这样的喜剧效果不但真实生动,并且由于来源于生活而更加引人思考。求变,是沈西苓电影艺术个性的精髓。它见证了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在社会形势波谲云诡的时代,在对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道路上所经历的坎坷曲折。求变,意味着失去一些个性的东西,但是沈西苓也收获了人间正道、艺术芬芳。也许,这才是电影艺术永恒的魅力。
一、地市级电视媒体进军微电影创作领域的必要性
.微电影创作能够促进地方传统媒体摆脱对单纯广告经营的依赖,在互联网时代向360度全媒体转型升级。近年来,由于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和消费习惯的巨大转变,企业商家对产品的营销推介方式和渠道也随之变化,更多的广告预算分流给了新媒体。这让深度依赖广告经营的传统媒体们陷入发展困境,尝试突围的传统媒体纷纷试水与新媒体结合,力争在互联网时代传媒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兼具新媒体特性和广告气质的微电影自然成为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必争之地。目前,微电影产业有三种盈利模式:
⑴版权开发:随着渠道对优质内容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版权的开发空间将更加广阔。
⑵广告植入:微电影目前已经成为各企业厂家和广告商家植入软广告的宠儿。
⑶客户定制:广告客户定制的微电影是主流,平均每部微电影,广告客户的花费仅为二三十万元。这也是目前微电影盈利的主要模式。
二、地市级电视媒体进军微电影创作领域的可行性
2014年初,鞍山广播电视台根据产业事业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进军微电影创作领域的发展战略。目前已成功创作了十余部微电影作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例如,为某地产项目制作的一部长度为5分钟的微电影,从前期创意征集、剧本创作、演员选拔、现场拍摄到后期剪辑包装,共用时20天左右,客户提供经费12万,制作成本6万元左右,播出费用另计,利润比较可观,发展前景良好。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微电影市场需求很大,而在二三线城市,微电影供应方面却略显不足,产业发展格局不明晰,行业整体缺乏品牌效应。为了促进微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兼具主流文化传递成功经验和品牌商业运作能力的地市级电视媒体应该担负起本地微电影创作领域龙头牵动企业的大任。
1.地市级电视媒体植根本土
可实现微电影创作本地化。毋庸讳言,只要资金足够充裕,我们可以集合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力、物力资源创作微电影,但那又与我们所在的城市关联程度有多大呢?地市级电视媒体深度了解本地域文化特色,对城市具有真切情感;拥有公共关系资源,从而降低制作成本;可以将微电影产业链主要产业部分留在本地,以促进本地微电影产业发展,繁荣地域文化,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2.地市级电视媒体是本地的影视制作权威
可实现微电影创作的专业化。所谓专业化运作,就是用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微电影是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视频作品,因此,启用拥有视频制作行业经验和市场营销能力的团队进入该领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途径。地市级电视媒体拥有专业导演、编剧、摄影师、灯光师、后期剪辑师等专业人才和制作技术,拥有营销推广团队和平台,拥有本地知名主持人,能够以最快速度建立起优秀的微电影制作团队。
3.地市级电视台具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的
播出平台,可实现微电影创作的产业化。微电影虽然是新兴媒体的衍生品,如果能创新性地利用传统媒体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将进一步快速放大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很多地市级电视媒体成功与新媒体技术融合,开发了网络平台、手机终端平台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360度全媒体。未来,随着微电影发展的不断成熟,可以建立专业的微电影频道,征集、展播全国城市电视台创作的优秀微电影作品,甚至举办全国范围的高水平微电影节,不仅能够实现可观的市场商业价值,还可以急速提升城市品牌。综上所述,微电影领域方兴未艾,地市级电视媒体大有可为,当然,新兴行业要形成一条产业链并运转顺畅,需要一段时期的探索和磨合过程,并在其上建立起稳定的盈利模式。目前,大部分微电影还无法产生足够的盈利,拍摄一部微电影基本上保证收支平衡就不错了。只有微电影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才会有盈利的空间。因此,微电影产业发展初期亟需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扶持,政府应先输血,待企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后自身产生造血功能。扶持措施包括:成立微电影制作基金,成立微电影产业园,给予税收政策、园区建设用地的政策倾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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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经过百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形态较为丰富的类型影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学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文艺片的感情分类
(一)压抑类
贾樟柯当年的一部《小武》,让我们在压抑中久久无法释怀。这类文艺片要求演员朴实、真实,有时甚至会唤起观众的怜悯之心。正是因为故事题材的平民化、底层化,使得压抑类的文艺片成为大家更愿意去关注的片种。当然还有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站台》、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等,都属于这类。
(二)反思类
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田壮壮的《蓝风筝》等,均在观影后使得观众有万千思考。纵观反思类文艺片,我们发现它往往是基于小说故事和社会现实之上,制造问题、经历问题后提出思考。
(三)暴力类
我们听名字就会发现,这一类文艺片是“文艺圈”里的“粗暴分子”。当暴力也成为一种美学范畴的时候,再多的话语也无法描述出观众观看此类影片的快感和大呼过瘾的劲头了。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
二、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与他们的文艺片
(一)美国
一说到世界文艺电影,我们马上会想到有这么一部伟大的文艺片——《卡萨布兰卡》,这部影片是美国导演迈克尔柯蒂斯于1943年拍摄的。它是二战期间最为卖座的一部电影,是迄今为止电影史上最闪亮的一部文艺片,堪称爱情电影的教科书。其间有着极多经典的台词,有人说它的台词堪比莎士比亚的戏剧,可见这部文艺片的杀伤力及其高度。除此之外还有米洛斯福尔曼导演的《飞越疯人院》、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出租车司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现代启示录》、凯文科斯特纳导演的《与狼共舞》、弗兰克德拉邦特导演的《肖申克的救赎》、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迈克尔尼克尔斯导演的《毕业生》等。
(二)意大利
意大利人的优雅和华丽、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似乎让我们更容易把他们和文艺片这个题材结合起来。就像我们熟知的电影界的诗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可以把一个神拍成一个人,1987年的一部《末代皇帝》,让我们见识到了意大利人拍文艺片的功力。无论是服装道具、音乐制作、视觉效果还是剪辑手法,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都展示出了亚平宁人的优雅和华贵。意大利另一个大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也是公认世界上最好的文艺片大师,他的作品《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无一不是至今都难以超越的佳作。
(三)日本
在世界电影史上,日本电影的确应该占有一席之地。黑泽明的出现给予了日本乃至世界文艺片电影极为强大的推动作用。《罗生门》这部影片,被誉为挖掘人性丑恶的巅峰之作,而在《七武士》中,又把人性的善强调并加以放大。黑泽明创立了极恶与大善的文艺片形式,被日后的众多导演效仿或致敬,比如昆汀塔伦蒂诺在《杀死比尔》中设计打斗动作的时候模范《七武士》,张艺谋在《英雄》里模仿黑泽明叙事方式中的数次插叙手法。
(四)法国
法国电影新浪潮之后,法国的文艺片层出不穷,佳作更是屡见不鲜。如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的《朱尔与吉姆》《四百击》、赛尔日布鲁索罗导演的《猎梦人》、戈达尔导演的《精疲力尽》《狂人皮埃罗》《小兵》、路易斯布努埃尔导演的《一条安达鲁狗》、吕克贝松导演的《碧海蓝天》等。
(五)其他国家及地区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的《罗拉快跑》、澳大利亚导演皮特克林逊的《荒野有晴天》、韩国导演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波兰导演克里斯托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瑞典导演英格玛博格曼导演的《野草莓》、香港地区张婉婷导演的《秋天的童话》、台湾地区侯孝贤导演的《最好的时光》、我国导演娄烨的《颐和园》等。各国、各地区的导演们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去创作用“文学”修饰“艺术”的独特影片——文艺片。
三、结语
文艺片是更需要引起人们共鸣的,表达爱情类情感居多,甚至有人说它好像更倾向于女性观众,因为女性观众的感情较男性更细腻。它通过演员的艺术表演和导演的艺术拍摄手法,使观众深刻地感受人类情感的美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达到影片拍摄的最终目的。文艺片同时又是集文学、艺术于一体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更是文艺片的魅力所在。我的这篇文章只是粗浅地谈论了文艺片这种影片形式,希望能帮助同学们、影视爱好者们去了解和熟悉文艺片,另外我认为把艺术形式和文学做更好的结合应该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去继承和深入探索的。
一、培养创造力
微电影创作的首要步骤是剧本创作,它是微电影创作的基础。如何让主题和故事情节不落俗套,这就需要学生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学习、生活中提炼出有意义的故事情节。在确定好主题和故事情节之后,必须把它写成剧本,这种文本格式小学生未曾学过,只有通过网络自学,并改变自己惯常的写作思维和方法去编写,这是学生创造力得到培养的另一种表现。最后,还要把剧本转化为分镜头,对小学生来说,这一过程是最困难的,学生以前未曾考虑过怎样用镜头来表现剧本内容,未曾体会过镜头与文字的差异:有时一段复杂的文字只需要一个长镜头就可以表达,有时一句短短的话却需要几个分镜头来体现。一组学生一般只有一部DV摄像机,这更增加了构思分镜头的难度。学生要学会像导演一样去思考镜头的机位、演员的表演,以及影片的蒙太奇思维等。这一过程是最具“头脑风暴”的,学生的创造力也就在此中得到不断提高和升华。
二、传递正能量
一部微电影,要表达什么、弘扬什么,是创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小学生涉世未深,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够,对于事件的对错、现象的美丑辨别不清,所拍的内容大多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没有明确的观点,有时连自己拍摄的微电影要表达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教师要耐心加以引导,鼓励学生对所要拍摄的内容进行研究:影片中的人物做法对吗?你对影片中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影片结尾对人物或事件的对与错是否有明显的观点表达?让学生在创作小组中交流探讨,或向家长请教,或在书籍和互联网中寻求答案。经过思考和探索,学生制作出来的微电影就会具有正确的是非观,具有正面的教育意义。作为创作团体中的一员,学生在创作中思考、探索,对影片内容深有感触,所受教育也最深,而其他学生在观看影片时,由于与创作者年龄相仿、心理特点和想法相近,加上影片内容与自己的学习生活紧密相关,因而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接受影片所要表达的观点,从而实现正能量的传递。
三、磨炼意志力
一部微电影的制作,撇开其他步骤不说,单“正式拍摄”就已经花掉了学生大部分的时间:小学生控制能力差,拍摄过程容易笑场,拍一个镜头可能要NG好几次;一个小组一般只有一台摄像机,对某些多机位拍摄一次就能拍完的镜头,实际操作中学生要停下好几次,利用仅有的一台摄像机从不同的机位来拍摄,演员也要重复演几次,这无疑增添了拍摄的难度,延长了制作时间;学生的拍摄时间一般定在周末,如果其中的某位学生不能如约前来拍摄,那下周同一时间整个团队未必能按时继续拍摄,原因可能是某位学生的家长要带小孩出去办什么事,也可能是另一个兴趣班时间有改动等。微电影创作其中的一个步骤就已经如此耗时,可以想象,完成全部创作对小学生而言是多么艰巨!确实有不少学生因为困难而中途放弃了,但也有更多的学生坚持下来并成功制作出一部部微电影,他们的意志力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磨炼,得到了提高。
四、建立团队意识
校园微电影创作,是一个团队的运作:它需要组织者的统筹帷幄,也需要队员的分工协作;它需要队员有铁的纪律和精确的时间观念,也需要队员有强烈的团队意识,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以上这些,恰恰是大多数小学生所欠缺的。校园微电影创作,让学生“不得不”去建立这种团队意识,否则将无法如期完成创作。笔者执教的班级有个以陈圳晓同学为首的团队,准备拍一个反映老人摔倒后该不该扶的微电影《扶不扶》,笔者本来对该团队抱有很大的期望。三周以后,查问进展,竟然连一个镜头都没拍出来,究其原因,说第一次是陈圳晓迟到,第二次陈圳晓临时换角色,一个队员因为自身的角色由男2号降为配角,想不通而闹矛盾;第三次是一个队员没来,原因是“陈圳晓第一次也迟到了”。哭笑不得后,笔者只能把队里的成员全部找来,告诉他们:团队就是一台精确运转的机器,每个队员都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件,虽然分工不同,但是同样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件,机器都不能正常运转……这个团队最终如期完成了创作,作品虽不太理想,但还算完整。笔者觉得,能够让学生在微电影创作过程中学会去建立起团队意识,也就足够了。
五、提高综合能力
在专业电影拍摄中,场地、饮食、时间、道具等都有专人安排。小学生拍摄微电影,则要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学生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统筹能力、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笔者把以上这些统称为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在微电影创作过程中是逐步培养出来的,如拍摄过程队员内部有分歧,要学会去调解;节假日要进校园拍摄,要学会与门卫沟通;有些镜头需要“群众演员”,要学会去寻找等。通过处理这些问题,每个队员的综合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团队组织者无疑是受益最深的,某些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表现得异常出色,李煜炜就是其中一个。在拍微电影《青涩爱恋》时,她的团队原定于在暑假期间开始拍摄,没想到女主角临时被家长带回老家去,李煜炜主动打电话与女主角的妈妈沟通,“晓以大义”,最终成功地把人“要”了回来。另一次是她的团队无法在上午完成预定的拍摄任务,下午又有队员要上兴趣班不能继续拍摄。李煜炜果断地决定利用中午时间完成拍摄,但是吃饭成了问题:回家吃吧,不够时间拍;在外面吃吧,又不够钱。她聪明地给笔者打来电话,让笔者代向学校门卫借钱,最后大家吃上了饭,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她们的作品《青涩爱恋》最终代表学校参加了深圳市首届“雏鹏奖”校园影视大赛。在辅导学生校园微电影创作中,笔者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拍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你的拍摄经历却是最美的。”只有经历过艰辛的拍摄过程,才能体会到个中的酸甜苦辣,才能让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高!校园微电影创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而且有效地培养了小学生综合素质,在实施素质教育,优化学校德育途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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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一门年轻的综合艺术,同时也是科学进步与工业革命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商业文明的烙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电影音乐的配合原则
接受美学认为音乐在诠释情感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或舒缓或充满激情的音乐响起,总会让人产生情感的带入。电影音乐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往往要与电影画面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只有在全片结束后,电影音乐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在播放字幕的阶段以完整的形式呈现。因此,如何与画面相配合,就成了电影音乐工作者的重要课题。大体上来说,音乐与画面的配合可分为两种方式,即: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首先,电影音乐常常与画面同步,构成两者天衣无缝的配合,从而使观众在试听上形成美的享受。如影片《为奴十二年》中,黑人音乐作为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会出现在影片中。当埃德温•艾普斯种植园中的老黑奴埃布拉姆在摘棉花时倒下后,所罗门和其他两个黑奴将老人家安葬。埃布拉姆是其他黑奴口中的叔叔,他非常照顾那些黑奴小孩儿,如今他们都已成年,成为种植园中的主力。此时画面变化为特写镜头,一个老年黑人妇女的硕大脸庞占据了几乎整个画面,在没有任何背景音乐的情况下,她开始了歌唱,而她歌唱的形式正是黑人的灵歌。她边唱边拍手打着节拍,当她唱到“roll,Jordan,roll”时,其他黑人开始跟着合唱。围绕在老妇人周围的黑人,每个都在拍手,并且摇头晃脑地跟着唱,只有所罗门紧闭着嘴唇。画面中所罗门面容悲戚,但他还是没有开口,而背景中则是其他黑人的合唱。在这哀伤的氛围中,所罗门的情绪无处发泄,他终于跟唱了起来。起初他只是微微张开嘴唱,渐渐地,他高声合唱,而此时音乐中的男声部也加入了所罗门的音色。随着所罗门声音的渐强,他的头也开始随着节奏摆动起来,直至那歌声滑向遥远的天空。此外,电影音乐还可以从反面对画面形成衬托,从而形成音画相反相成的配合方式。此种情况下,音乐所提供的情绪与画面刚好相反。在音乐画面的强烈反差下,观众体验到带有矛盾冲突的情绪氛围,从矛盾中对剧情的理解更加深入,如《辛德勒的名单》。
二、电影配乐接受的立体化
接受美学认为电影配乐带给观众的审美享受往往不是单一的和同一层面上的,而是立体的和丰富的。不但存在着视觉审美、情感抒发,以及精神体悟等多层次的体验,不同的配乐形式,也能够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些审美感受也并非单独产生作用的,而体现为一种综合的审美效应。一方面,就主题音乐来说,它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是立体性的,是超越了“纯音乐”的审美体验的。如《加勒比海盗》中,汉斯•季默的配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影片的主题音乐,每次都在主角出场或是影片高潮到来时恰当地响起,有力地烘托了影片的氛围。纵观《加勒比海盗》系列影片,杰克船长无疑是其中铁打的主角,也是对观众产生深深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杰克的出场一定要辅以主题音乐,这样才有男一号的范儿。在《黑珍珠号的诅咒》中,杰克在桅杆上的第一次亮相,就伴随着主题音乐。只不过,这段音乐被精心地改编了,可以说是主题音乐的变奏版,其中加入了一些充满谐趣的滑音,并加入了码头上搬运工人的嘈杂声,以及绵羊的咩咩声,使杰克的出场音乐充满了欢乐。此后,凡是电影中出现浩大的场面,如壮观的海战等场景,主题音乐必定会适时响起。宏大的交响乐与壮观的场景搭配得天衣无缝,使观众沉浸在充满美感的视听享受中。另一方面,除了主题音乐外,场景音乐也是电影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场景音乐的作用不仅能够提供叙事背景、烘托场景氛围,也对影片的主题具有揭示性作用。黑格尔在《美学》中曾反复强调“灵魂中一切深浅程度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怅惘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趣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如《驯龙高手》中,场景音乐的表现就极其出色。不仅有力地烘托出场景氛围,也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审美激情。当希卡普用鳗鱼吓退能喷出毒雾的丑陋双头龙时,他的小把戏使所有小伙伴目瞪口呆。此时,希卡普潇洒地挥挥手,说自己还有事要做,就闪人了。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背景中的鼓声响起。这激动人心的前奏,带给观众欢快的情感氛围。继而弦乐不断上升,使快乐的情绪进一步蔓延开来。希卡普带着他做好的鞍子追着夜煞,而夜煞则开玩笑似的在前边跑。终于将鞍子固定好后,希卡普驾驭者夜煞开始了飞翔。随着希卡普一次次的失败和一次次的尝试,音乐中充满了谐趣的调调。而希卡普也在此期间,发现了众多龙特有的弱点。他就利用这些弱点来对付训练场中的龙,弄得小伙伴都崇拜不已。当希卡普终于实验成功,他和夜煞一起翱翔天际,美妙的天际之境就在希卡普的身边。但夜煞冲得太高,导致希卡普从其背上松脱,好不容易希卡普重新回到了龙背,此时面对的是十分紧急的场面。嶙峋的怪石群峰突起,希卡普也丢掉了他的驾驭指南,凭借感觉来操控夜煞的尾部,不断躲过惊现的场景,人与龙在这一刻融为一体,交响乐在此处也达到了高潮。综上所述,接受美学认为,观众是作品的积极解读者和审美再创造者。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式,格外强调观众的接受。电影音乐能够丰富和拓展影片的审美空间。在电影配乐上,能够满足和超越观众审美期待,是提升一部影片审美价值的关键。
一、通过电影服装折射电影故事的灵魂
在电影中,任何一件服装都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时刻呈现在银幕上,电影服装一定要和剧本保持同步,而且必须真实、准确地将人物性格反映出来。作为一名电影服装设计师,千万不能一直琢磨、研究应该怎样影响时尚,最重要的任务是将服装和电影故事发展完美结合,将电影人物的性格特征完全诠释出来,才可以将电影想要诠释的故事灵魂真实地折射出来,进而打造一部经典的电影。
(一)电影服装设计应该抓住情感因素
电影服装设计师不单单应该从表层进行服装设计,同时应该为摄影师、导演、剧本以及演员服务。服装设计应该将每一个角色在电影中的情感变化以及发展历程体现出来,尽量打造出一个不可复制的电影人物,使演员穿上服装后可以更加深入地投入到角色中,更好地演绎情感变化历程。电影本身就是生活,主要描写的是某一个年代的生活背景,拿到剧本后,服装设计师应该认真体会、深入观察,从各方面收集相关的创作资料思考应该如何塑造人物的情感弧线,从而不断提高电影的感染力。比如,《飞越未来》这部电影的服装设计,有很多20世纪80年代比较流行的垫肩,成为角色的一个特色。根据人物情感的不断变化进行服装设计必须摈弃当时的时尚流行潮流,必须反映出人物的情感变化,塑造人物的性格特点。电影服装设计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使每个观众能够通过人物的穿着,快速、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物扮演的角色。比如,《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主人公相对于生活而言,他更爱珍妮,他穿着珍妮买的1978年制造的耐克鞋,三次跑步穿越了美国北部,这双鞋子其实早就已经破烂不堪,但是他又重新系上了新鞋带,此举主要是为了向珍妮“致敬”。这种设计非常不时尚,但是却被贴上了“阿甘式”的标签,主要是根据电影故事中的人物特点以及故事情节设计。阿甘的经典形象风格就是干净洁白的袜子、短领方格衬衫、斜纹棉布裤子,这样的服装设计主要是让观众看起来阿甘身上穿的是廉价货。
(二)电影服装设计和电影故事完美结合
服装设计在电影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电影中的视觉语言表达,应该完美的融合于电影故事。通常电影服装设计师都是紧紧围绕电影人物以及剧本为设计核心,根据电影精神,经过服装材料、服饰造型、服饰色彩、服装细节等多个方面将电影主题精神以及人物性格准确地表达出来,然后叙述整个电影故事的情节发展。服装设计师必须掌握每一个角色在整个电影中的一个整体形态,这样才可以确保服装设计的连续性、变化性,使服装和故事发展保持同步。服装设计师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多,演员穿上服装时也就会觉得越入戏,在电影中的表现也就会更加生动。比如,《热泪伤痕》这部影片的桃乐丝•克莱本(由凯西•贝茨饰演)这个角色,演员分别需要饰演年轻和年老时的模样,年轻时的她在服装设计上主要是一套老旧的女佣服装,衣领是浅色的,围裙上面是金色的植物图案,将人物的纯真衬托出来。对于年老的模样,服装设计主要是没有款型,偏沉闷一点的衣服,从服装上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人物的变化。因此,电影服装设计应该跟着电影故事叙事的节奏改变。
二、著名的电影服装设计创作
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服装设计师,耐心是其最可贵的品质,在服装设计过程中一定要耐心的倾听导演以及制片人的意见和建议,也要耐心地配合演员以及他们的日程安排,其次还需要理解服装制作者的速度。在拿到电影剧本后,服装设计师应该多渠道、多方式寻找设计灵感,全面收集相关的资料,努力寻找当时那个年代的踪影。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情节变化,包括发型、鞋子样式、裙子长度、配饰等要素都需注意。比如,《大毒枭》这部影片,其中马克•布里吉斯的服装设计得非常好,在迈阿密的时候,乔治卖了很多可卡因,然后对自己满怀信心,但是他并不知不久就会被送去哥伦比亚。当时,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外套,这样实际上增强了他要被绑架的一种危机感,这也向观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乔治是个特别的角色。安排主角时可能已经有了他的尺寸,也有很短的接触,但是也需要去古装店收集各种各样的服装,在正式开始拍摄的前一晚应该为他量身定做所有的戏服,而且也要根据人物的发展每天进行调整,从而设计出40多种不同的形象。总而言之,电影服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电影的视觉表达语言,应该为电影故事发展服务,电影服装设计实际上也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是一个人物性格、特征的标志,精心的服装设计可以升华整个电影故事,更好地渲染电影氛围,使人们更好的被电影故事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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