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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试通过对国内旅游经济与国内旅游人数、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相关分析了解各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程度,提出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消费支出水平、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以及科学发展国内旅游等政策建议。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我国的旅游业存在发展不平衡,地区旅游效率和生产率发展存在差异等现象。所以为了研究旅游业发展规律,将对相关变量和指标进行OLS回归分析,系统研究对旅游收入增长因素,以便于规划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收入;影响因素;人均旅游消费
①我国旅游业的现状。中国幅员辽阔,风光秀美,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国内外的游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旅游业具有拉动内需、改善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又因为它低污染、低能耗和高经济性,又被称作“无烟经济”和“朝阳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便飞速发展,国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各地政府也都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4.4%,远高于同期GDP9.76%的增长率。2011年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1257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3.14%,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27%。据估计,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以及政府旅游的增长速度将达到10.9%,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②文献综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国内许多学者也就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占祥(2008)认为人均GDP、国内旅游人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国内旅游收入都成正相关;许建国(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需要从增加旅游特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入手;唐文萍(201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旅游人数、居民可收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假日经济制度是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聂晓庆(2014)认为国内旅收入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农村居民旅游花费、铁路运营里程、利率水平的变化,而且取决于上期国内旅游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较多,而且研究角度也不同,总体来说,国内旅游人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旅游花费和铁路运营里程等因素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也将从其中的角度出发,同时加上国内不同时期的旅行社数量这个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1 数据的收集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众多,因为旅游业具有很多特点,其中综合性即旅游业是集行、游、住、吃、购、娱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产业,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决定了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较为复杂。旅游收入来自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以城镇居民为代表),同时还可能受到基础设施如旅行社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涉及的变量有:
Y: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X2:国内旅游人数(人次);
X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
X4:国内旅行社数量(个)。
1.2 变量的选择
通过观察数据,根据收集到的1994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其模型表达式为:
Yt=β1+β2X2t+β3X3t+β4X4t+μt
其中:Y为t年的全国国内旅游收入(亿元);X2为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X为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X4为国内旅行社数量(个)。各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预期都大于零。β1表示在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收入的固有增长率,可近似地认为旅游收入Yt是各因素的加权和,βt表示个因素的权数,βtXt表示个因素在旅游收入增长中的贡献。μt为随机扰动项。
■=-4320.224+0.0994X2+2.8069X3-0.2764X4
由于X4不符合经济检验,所以将其去掉,再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ln■=-12.5390+1.0728lnX2+1.2781lnX3+0.0153lnX4 该模型R2=0.985603,R2=0.982518,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319.4809,明显显著。当α=0.05时,t0.05/2(n-k)=2.160,只有X4的t统计量小于2.16,t检验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虽没有完全消除,却也被修正一部分。对系数的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旅游人数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28%;国内旅行社数量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0.015%。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都与先验预期相一致,则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国内旅行社数量都与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经过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从上述的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可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和国内旅行社数量都和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这和现实相一致,符合经济意义,即各解释变量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旅游收入增长。所以想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改善旅游结构,就必须先是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出现增长,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2.1 鼓励居民出行,增加旅游人次。针对居民生活水平挺高,追求更好地生活质量的心理,积极选出旅游理念,并且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游玩。政府应该积极扶植当地的旅游产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积极引导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部门应该增加旅游活动中的创新点,提出特色旅游和实惠旅游。比如在景色良好,民风淳朴的乡村开展“农家乐”特色旅游,游客来到此处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好的景色,还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民风文化,吃到地方特色美食,一举多得。另外,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可以采取收取不同票价的方法来吸引游客。
2.2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力度,能够增加游客们出行的便利,使游客们玩得舒适,更增加旅游的吸引力。比如,畅行无阻的铁路和公路路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游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减轻旅客在途中的疲劳。加快对这些地区的基础交通建设,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还应该建立舒适的住宿环境和服务,可以使游客们舒缓疲劳,并为他们的旅程锦上添花,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些景区的吸引度。
2.3 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均旅游花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节假日旅游人数过多,使得很多人避免出行,所以应该完善合理的休假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在繁重的工作生活之余享受生活,而且还可以使旅游收入增加。另外,改善旅游景区的购物市场环境也很必要。现在,各旅游景点“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给游客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也因此减少了景点的人流量。因此,景区的商家应该改善服务态度,为游客们提供具有本地区特色并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商品的定价也要合理,让游客们觉得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消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经济越发达的情况下,旅游的收入才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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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是运动、变化着的心理过程,包括人的感觉、知觉和情绪等,往往被称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事物发展变化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内因和外因。而内因一向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则是第二位的原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因素对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影响学生学习能力的心理因素主要有动机、兴趣、意志、性格、情感等,这些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方面论述了心理因素对大学生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的影响 学习能力
Abstract: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psychological factors mainly motivation, interest, will, character, emotion, etc. These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growth. This article from the motivation, interest, will, character, etc.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Key words:psychological factors;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learning ability
教育有多重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开发学生的动机、兴趣、意志、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教育不但要注重学生的智力开发,更要注意学生心理因素的开发,因为这些心理因素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心理因素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有重要影响。学习动机就是激励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大学生活是那么的惬意:没有题山题海,没有老师、家长催促勤奋学习的喋喋不休,没有一天一小考、一星期一大考的考试后排名的压力,大把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大一新生会在懵懵懂懵中走完自己大学的第一年:高考的压力没有了,缺少对自己人生规划的能力和动力。大二时大学生活带来的新奇感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脑子里充满了幻想,幻想自己毕业后的前程似锦以及自己的种种宏伟抱负。
等到了大三则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就业还是考研。无论是哪种选择,努力都是必须的,于是,翘课的少了,上课玩手机的少了,专心听课的多了。上课时开始抢占前面的位置,上午八点的课六点就有学生去教室占位置,大一大二时校园常见的课堂上前面位置空两排的现象再也找不到了。有了自主学习动力,学习热情就变得空前高涨,每天的自习室都是人满为患,每天的教学楼里都有学生四处找自习室的身影。大四时考研的学生继续努力为考研做准备,准备就业的学生则忙着为就业夯实基础,准备就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如果每一位大学新生在刚入校时就思考自己的大学四年怎样度过?怎样度过丰富而充实的大学生活?面对未来自己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怎样去合理的利用时间?如果大学生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并付诸行动,大学生活就会丰富多彩,学习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规划,从而度过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否则大学四年就会在迷茫和困惑中度过。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处?磐?。”
性格和学习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在学习中比较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从而学习效率就会比较高,学习效率高了成绩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性格比较活泼的人则相反,在学习中表现出有选择性的特点,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会比较快的进入状态,对自己不喜欢的课程则很难做下来,比较容易偏科。性格决定命运,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发展,性格不同的人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时做出的判断和行为也会不同,判断和行为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成功不能复制,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会有许多经历、经验和教训,拥有良好性格的人会不断的总结,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成功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天才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生的智力水平都差不多,但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不同,他们长大后的心理因素往往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而心理因素对他们的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烈,学习目的不明确,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是对学习采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相反,如果学习动机强烈,学习目的明确,就会自觉地去学习,不用家长、老师去督促,这样学习就会变得轻松且充满乐趣。学习兴趣是学习的最佳动力,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有的学生目标很明确,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四年后的考研,所以大一时,当别的学生在忙着放松自己时,目标明确的学生继续延续高中的学习习惯,每天三点一线的往返于宿舍、餐厅、教室,当别的学生还在梦游周公时,他已经悄悄起床开始了晨读。当别的学生在宿舍看韩剧看得泪眼婆娑、打游戏打得废寝忘食时,这些目标明确的学生正在自习室潜心钻研。在忙着找各种机会放松自己的学生看来,这些目标明确的学生生活像个苦行僧,可对目标明确的学生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奔波在为理想而奋斗的道路上,辛苦而快乐!
我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是密切相关的,这项研究说明学习兴趣是学习活动的推动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取得好的成绩,而好的成绩的取得又反过来会强化学习兴趣,二者形成良性循环。对学习有兴趣了就会努力去学习,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浓厚的兴趣是创造性学习的重要条件。没有动力、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去学习,就不可能有效地掌握知识,成绩就不可能有效提高。意志力强的学生,面对挫折时是愈挫愈勇,学习成绩会不断提高。就比如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于智博留过级,在班里考过倒数,上的高中和大学都名不见经传,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智博的人生不会太出彩。但于智博靠自己从小培养的不服输等软实力精神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谱写了自己多彩的人生:转入名牌大学,进入500强企业,考上哈佛商学院MBA。27岁毕业后成为花旗银行“全球领袖计划”成员,28岁担任联想集团总裁助理。现在很多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就有意识去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抗挫力等软实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这个马拉松长跑中能脱颖而出,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度过健康快乐的人生。
兴趣和爱好会促使人们去探索去实践,进而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当人们迷恋于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时,人的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例如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孔祥瑞。虽然他只有初中学历,但是就是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天津港码头工人,由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从而迸发出了无限的学习潜力,在不断的学习工作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创造了150项革新,给国家带来8000万元的效益。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敬业与乐业”,敬业,也就是责任心,也就是要热爱自己的学业或工作;乐业,即趣味,指一个人不仅乐意去做某件事,而且从中领略出趣味来。梁启超先生围绕“敬业”和“乐业”展开论述:在敬业的基础上乐业,乐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一些学生或由于考试的压力,或出于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或因教师几句赞赏的话语等,一时学习动力十足,步入勤奋学习学生的行列。但这种动力是不大可能持久的,因为刺激产生学习动力的那些因素只是外因,要使学生形成长远的学习动力,就必须靠学生的内因起作用。我们都知道,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只有学生从内心认识到学习的意义、体会到学习带来的乐趣,从内心愿意去努力学习,这样有动力的学习才会长久保持下去。
学习目的和动机正确了,如果教师授课方式和内容枯燥无味,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动机慢慢就会消失,所以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研究怎样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长久保持下去。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兴趣对学习的重大作用。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就是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之上,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不同的方式施以教育,保护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如果不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照本宣科,一本教案包打天下,不考虑学生个体的差异,要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有时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起点是个性,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个性向多方面、多角度发展,并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有效教学。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教育对象的不同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寻找能够促进激发学生充分发展的教学手段、方法,增强教学的个性化色彩,使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得以显现。现在的课堂由于多媒体的应用而变得丰富多彩,知识的拓展和深化增加了学生求知的欲望,填鸭式的教学让位于合作、自主学习,体现了课堂以学生为主的思想。
学习没有动力不行,有了动力还必须善于学习。也就是学习要注意学习方法,不能死学。法国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在总结读书的经验与教训时深有体会地说:“方法的得当与否往往会主宰整个读书过程,它能将你托到成功的彼岸,也能将你拉入失败的深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学习方法是多么的重要。有的学生每天很忙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可考试结果一出来,成绩并不理想。原因就是学习时不善于思考,不善于归纳总结,总是学一道题会一道题,一旦这道题改头换面就不会做了。每位学生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样学习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良好的心理因素能促进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和课下辅导中必须重视学生优秀心理因素的培养,以期学生能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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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是VC,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更为妥当。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风险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为了获取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研发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前景,并且凭借这一垄断市场的前景获得几倍于投资额的利润而展开的投资活动。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对这一垄断前景的维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以及投资能否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风险投资规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风险投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985 年 9 月, 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自此以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发展,90 年代初期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达到 20 多亿元, 至 2011 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 风险资本总量1694.85 亿元。 本文将尝试通过简要分析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了解我国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这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额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风险投资是一项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商业投资行为。 因为其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 一般的风险投资都要经历 4 到 5 个发展阶段、3 至 7年的变化,在整个投资期间需要面对来自于金融市场、产品供求市场、国际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各种外在条件变化的威胁,因而投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美国一些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专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不到 1/3 能够成功。 关于这些因素,之前有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本文将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其高额的收益性,这种收益的根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为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在新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往往能通过卖方市场的特征快速的回笼资金甚至盈利。 邵同尧、潘彦曾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因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创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的创新技术水平才是发展的源泉,是风险投资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保障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利权是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影响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质量。 下文将具体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较高时,人们对于风险投资会产生更高的热情,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即风险投资规模应该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
下面将用实证数据从风险投资受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角度探讨我国这些年风险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加入了以下指标:
①风险投资资本规模 Capital。 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较晚,数据记载不够系统全面。 关于近些年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以及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记载,本文选择对于《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可查询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从 1994~2010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数据,作为考察我国当年可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资本实力。
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ro。 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是否发达,和该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信息分享渠道建设、法律完善以及法制维持等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所选择的数据是从孙旭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 在该文中,作者参考国际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计算方法,例如 Rapp和 Rozek 的 RR 指数 5 等级划分、Ginarte 和 Park 的五类别计算方法等,在结合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的现实的考虑之下,参考韩玉雄、李怀祖等人的使用执法力度因子完善G-P 指数的思路, 经过大量的数据搜集所计算得到的更加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数据。
③其他控制变量指标,即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意外其他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一些因素。 从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风险投资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素质、政府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完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居民需求的变化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每年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 Edu、我国综合税率 Tax、 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这几个指标来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筹资以及投资的内外环境影响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变化,PGDP 反映了被投资企业面临的整体经济状况,Edu 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就业人员素质,Tax 代表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税负成本,而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可以体现出当年风投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而实现资本退出的难易程度。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年数据,其中综合税率是通过计算我国税务收入同 GDP 之间的比例所得。
为降低数据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设立模型如下:
lnCapital=lnPro+ln PGDP+ln Edu+lnTax+lnDn。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可以得到表中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风险投资资本规模确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相关性, 这从实证的方面证实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到我国整体经济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内部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风险投资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不符的。 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首先,数据不足。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关于风险投资规模最早的记载就只有到 1994 年,期间只有 17 组数据,使得我们的回归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而且由于一些数据记载不完全,在分析中只能选择相近指标进行回归,比如关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结构数据的记载最早从 2003年开始,并且期间数据没有持续录入,这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影响,因而本文选择的全国毕业生中的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来侧面反映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这必然会使得回归呈现不严谨的一面。
其次,受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情况的影响。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处于明显的低位。 2007年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3.12,仅仅同美国在 1960 年、德国在 1980 年的水平持平, 而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符的。这样的事实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科技人才的研究热情, 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整体创新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量学术模仿研究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因为抑制了这样的学术模仿反而对高新技术行业产生负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分析、数据验证两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由本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不加以完善,不仅将对风险投资造成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不论是投资机构的制度建设,还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判选择以及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完善,或者风险投资全程的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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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瑜。影响风险投资的资本供给因素探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7):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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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利用灰色理论的GM(1,1)预测模型对湖北省2014-206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未来47年湖北省老龄化程度将逐渐加深,到2060年老龄化系数将达25.56%。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7个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等有较强的关联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小。最后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和关联度分析,对湖北省老龄化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洌�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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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邬沧萍,杨庆芳.“老有所为”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J].人口与发展,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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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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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城镇化作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手段,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能否长期健康发展。城镇化,一方面是指城市面积的对外扩张和城镇化量的增加,即土地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定居人口数量和规模的增加,即人口城镇化。土地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能否协调发展,决定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国内外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孙海鸣(2005)指出,我国不合理的行政规划造成了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偏少,而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1];周飞舟(2006)认为,当前我国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持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从而造成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2];郑有国(2011)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的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以廉价的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筹码,从而造成了以工业园区发展为代表的土地城镇化的过热势头[3];姚士谋(2012)、李子联(2013)分别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土地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的原因[4-5]。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学理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外在和内在的制度机制角度,探寻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失衡的原因;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我国人口与土地镇化协调性模型设定
我们引用异速生长模型(allometric growth mode),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关系[6]。异速生长是指系统的某个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有恒定的比值。
Naroll和Bertalanffgy(1973)最早将异速生长模型用于研究城乡人口变化的对数线性关系[6]。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引入异速增长模型,用于研究城镇化体系及体系中两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异速生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为子系统的某种测定或整体的局部;x为整体的另一个局部或整体与子系统的某种测定;参数b为标度因子,或称为异速生长系数,是y与x各自增长率的比值。运用数学变换可以将上述异速生长模型转换为幂函数形式:y(t)=ax(t)b,当y(t)表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时间序列,x(t)表示城镇人口数量的时间序列,转变后的异速生长模型就是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关系评价模型。根据遍历性公理,也可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模型转变成空间评价模型:y(k)=ax(k)b,此时y(k)和x(k)分别表示在同一时期内k个不同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序列。
异速生长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判定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关于b值的确定,理论界早有研究,在计算方法上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异速生长系数值取决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二者维数的商。Nordbeck(1995)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城镇面积是二维变量,城镇人口数量是三维变量,得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2/3。当b=2/3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此时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最为协调;当b>2/3时,为正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当b<2/3时,为负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样处于不协调状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将分形概念引入模型,认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等于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二者分形维数的商(White and Engelen(1993)[7],Batty(1998))[8]。根据分形概念确定的b的临界值为085。同样,当b=085时,城镇面积的增长与城镇人口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反之,则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b>085)或土地城镇化滞后型(b<085)。根据多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085要优于2/3。从数值上看082大于2/3小于1,以其为标准既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因此,本文选择085作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以其作为判断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协调性关系的标准。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一)总体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12年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异速生长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
2001-2012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总体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异速生长系数b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2005年之前,我国各年的异速增长系数均小于本文设定的临界值085,为负异速性增长。从理论上讲,这表明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小于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面积的需求,城市用地偏少。从异数生长系数的具体数值上看,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虽然处于负异速增长的不协调状态,但在此期间的b值与临界值085比较接近,说明这一时期内我国整体上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规模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过于粗放,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缺少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盲目建设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新城区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人口入住率极低,各地均出现了所谓的空城或鬼城现象。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城镇总体的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合理解决好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否则城镇化的发展将走向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城市的人口数量对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的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我们将各年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整体,分别对各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规模城市历年的异速生长系数值,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异速生长系数差异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2007年之间异速生长系数一直高于临界值085,呈正异速生长。说明在此之前我国超大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幅度大于人口增加的需求;同时,从2004年开始,超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由递增转为递减,说明随着人口不断向超大城市的流动,城市的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逐渐趋于协调。但是,自2007年之后,随着人口进一步流入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与临界值的差距开始拉大,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特大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此期间一直处于递增的状态。在2002年之前,我国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临界值以下,但是,在2003年后,异速生长系数始终处于临界值的上方。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2003年之后,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的平均值达到了1064,突破了1,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超需求扩张问题十分严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严重失衡。
3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6年之前均超过了1,表明2006年之前,我国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迅速,超过了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失衡十分严重。2007年开始,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逐渐向临界值回归,城市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失衡关系得到缓解。
4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样本期间内一直处于递增态势,并且除2002年之外,全部都处于异速生长系速临界值的上方。说明中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扩张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具体数值上看,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在1以上,突破了城市用地超需求扩张的合理范围,土地城镇化过快,表现为严重的人口滞后型城镇化。
5小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大多数是县级城市,与地级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相比,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发展缓慢,异速生长系数长期处于临界值以下,并且在2005年之前一直低于08,突破了异速生长系数的下限。说明在此之前,我国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严重,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的需求,表现为严重的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从2002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开始增长,到2006年左右,基本接近临界值水平,土地城镇化不能满足人口城镇化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但是,从2008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超过了临界值,并一直处于其上方,县级城市开始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
总体来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均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超大城市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吸引着大量人口的流入。近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发生了一定的逆转。人口的过度拥入,导致超大城市出现了土地滞后型的城镇化。二是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过快的土地城镇化。近年来,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始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期,新城区、开发区大量上马,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失衡越来越严重。作为地区型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对区域内的比较有吸引力,但对区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超大城市。
因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能否得到足够人口的填充,将是特大城市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城镇土地城镇化过快的问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地方中小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我国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资源配置体系下,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如果不能合理协调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镇化的泡沫,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长远发展。
(三)不同区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通常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从经济发展角度,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东、中、西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7%和43%。
为此,本文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200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不同区域的县及县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共计663个样本。其中,东部地区265个样本,中部地区234个样本,西部地区164个样本。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分别对各年不同区域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市历年的异速增长系数最高,始终处于均衡的临界值085以上,说明东部地区城市面积扩张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部地区在2003年之前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08以下,建成区面积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的需求,2003年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但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问题开始突显;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也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自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开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问题都十分严重,而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张速度过快,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引起的土地需求增加,即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一)外在制度的影响
二元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同规定,即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不同的土地权属决定了不同的土地市场。现有的法律规定,农业用地要想转为非农用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必须先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唯一权利人,垄断了非农用地的供给,占有了土地转换过程中的绝大部分价差收益。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扩张上的动力,成为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难以支撑大量的行政和建设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来维持政府运转。当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是以GDP作为标准,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现有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土地的城镇化运动,不仅解决了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来的一系列投资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二元土地制度和以分税制为主要形式的现有财税体系,是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的制度因素,但并不能够解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原因的制度解释主要是从户籍制度方面进行。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在1958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实行,使得居民的户口与其所能接受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居住、子女就学、医疗等基础的社会保障支持,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使得人口城镇化速度进展缓慢。
(二)内在机制的影响
探寻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还需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切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三十多年间资本累积的速度不断加快。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由382%迅速上升到506%,资本积累的速度约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增加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也是维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
在最终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政府只能通过对生产的上游资源的控制,人为压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达到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的目的。
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业投资对原材料产地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使得工业投资的区域替代性增强,各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大幅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零地价或负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提供土地。政府对工业用地的低价供应,是对资本积累的补贴,造成了全国各地区不断出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土地城镇化速度越来越高。
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地方政府采取了不断抬高住宅用地的价格策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低工业用地价格、高住宅用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双轨制。近年来,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地王”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住宅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了房价的不断上涨,结果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成本增加,严重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的结果表明:自2005年后,我国总体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出现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最严重,其次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造成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除了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外在的制度因素外,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现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失衡,需要中央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土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保障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财税体制的改革,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避免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冲动。
2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前文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已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超大城市由于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吸引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大城市病”已开始显现。因此,应对大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的权利,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向中小城市转移。在缓解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
3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发展的资金缺口较大。
我国城镇化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由于缺少资金,不得不以土地出让金作为筹资的源泉,带来的后果则是土地城镇化的过度发展;同时,由于缺少资金,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减少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造成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因此,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证明,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而且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动,减少对资本市场冲击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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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青岛市消费者关于绿色食品的消费调查,考察了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向,并分析了影响消费者购买意向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关注绿色食品,但是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较低,同时消费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量、感知风险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向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购买意向
1990年我国正式宣布发展绿色食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由于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不够,绿色食品的发展潜力巨大。对于绿色食品企业而言,真正树立以客户为导向的营销理念,研究和分析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准确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综合考虑相关影响因素制定有效的营销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针对青岛市的350个消费者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311份,剔除部分无效问卷,剔除标准是删除超出选项范围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38份。
因子分析模型:
首先确认变量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
KMO=0.699,Sig=0.00<0.05
说明关于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消费者的购买信心作因子分析(抽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前5个主成分对方差的贡献率已达到55.838%,可见最多抽取5个主成分作为因素,就足以概括数据的特征。
Factor1的下属变量为:花时间精力比较,了解厂家信息,花时间搜索信息,了解销售商的承诺,了解绿色食品的口碑。总含义为:信息比较因素。Factor2的下属变量为:免费样品,小包装品,退货/退款保证品。总含义为:产品保证因素。Factor3的下属变量为:推荐品牌,广告品牌,促销品牌。总含义为:品牌推广因素。Factor4的下属变量为:高信誉度超市购买,购买过去使用且满意产品,检测合格品。总含义为:信誉因素。Factor5的下属变量为:昂贵绿色食品,品牌食品,畅销品牌。总含义为:品牌信任因素。
对不同性别1、年龄2、文化程度3、职业4、婚姻5、收入6和家庭人口数7消费者的购买信心的假设检验,因为各样本相互独立,期望和方差未知,所以此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1.假设:不同性别的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期望值相等。
检验:因素1sig.>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差异,表明不同性别消费者购买信心无明显差异。
2.假设:不同年龄的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期望值相等。
检验:因素4的Sig.=0.001<0.05,达到显著性水平差异,即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在信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通过多重比较分析表明21岁以下消费者比其他年龄段消费者更倾向于采取信誉因素方面的措施较少购买风险,21-30岁和31-40岁比50岁以上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采取信誉因素方面的措施较少购买风险。
3.假设:不同文化程度的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期望值相等。
检验:可知,因素4的Sig.=0.001<0.05,达到显著性水平差异,即不同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在信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通过多重比较分析表明大学本科/专科的消费者比大学本科/专科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采取信誉因素方面的措施较少购买风险。
4.假设:不同婚姻状况的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期望值相等。
检验:因素1的Sig.=0.038和因素4的Sig.=0.001均小于0.05,达到显著性水平差异,即不同婚姻状况的消费者在信息比较因素和信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进一步通过多重分析比较表明未婚的消费者比已婚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采取信誉因素方面的措施较少购买风险。
5.假设:不同职业的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期望值相等。
检验:sig.>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差异,表明不同职业的消费者购买信心无明显差异。
6.假设:不同收入的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期望值相等。
检验:sig.>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差异,表明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在购买信心上无明显差异。
7.假设:不同家庭人口数的消费者购买信心的期望值相等。
检验:因素2的Sig.=0.21因素4的Sig.=0.012均小于0.05,达到显著性水平差异,即不同家庭人口数的消费者在产品保证因素和信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进一步进行多重分析:家庭人口数为4的消费者比家庭人口数为3或少于3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采取产品保证因素来减少购买风险。家庭人口数为4和5人以上的消费者比家庭人口数在3人以下颌3人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采取信誉因素来减少购买风险。
因子分析法是从研究变量内部相关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是试图用最少个数的不可测的所谓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分量。
优点:抽取的因子能够比较全面准确的概括数据特征。缺点:由于人力时间等限制,模型不够精准,还需进一步改善;由于笔者研究水平有限,理论不够充分,还需进一步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水平较低,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消费者不能准确识别绿色食品的标志,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消费者不能准确判断绿色食品的标准。
第二,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感知风险较高,即对绿色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不信任。
第三,影响绿色食品购买意向的因素主要有消费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量、感知风险等。
下面为绿色食品企业提供以下指导性建议: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认知很缺乏,并且大多数消费者担心产品的信息完整性与可靠性问题。鉴于此,企业应该加强对产品的宣传,包括产品的质量以及绿色食品的相关知识等,同时企业还应保证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坚决不做虚假宣传。
质量是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在绿色产品发展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企业留住顾客的根本保障。
从消费者为减少购买风险而采取的各种可能的措施来看,信誉度占到了很大的分量,消费者乐于到信誉度高的超市购买产品,而且信誉度好的超市顾客流量相对较大,同时增加了产品的售出几率。从消费者购买顾虑来看,调查中显示,销售人员的服务态度居于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欲望的各因素的首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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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变现有的国债发行方式,国债利率市场化。现在我国凭证式国债的发行方式采用平价发行方式,利率固定,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收益预知,基本上不反映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不代表市场利率,不利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而从西方的一些国家的国债发行方式看,通常采用贴现发行方式,即发行价格低于国债面值,券面不标明利率,到期时,由国家财政按面额偿还,发行价格与面额之差即为利息,发行价格采用招标方法,由投标者公开竞争而定,国债利率代表了合理的市场利率,灵敏地反映出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因此,可以借鉴一下西方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以及市场变化,采用灵活多样的招标方式,在固定利率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城镇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实行浮动利率,真正体现市场的调节作用,缓解供求矛盾。此外要调整现有的计息方式,将单利计息改为以复利计息且定期浮动,增强计息的科学性。
第二,增发短、中、长期凭证式国债,丰富国债投资品种。目前,我国国债市场上的凭证式国债品种结构比较单一,仅有2年期、3年期、5年期几个品种,品种偏少且期限单一,对投资者来说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充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要,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美国储蓄国债的发行对象与管理模式与我国的凭证国债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储蓄国债一般为长期债券,投资者可以“随时随地”认购国债,债券收益率水平较高,计算方式相对灵活,有助于投资者规避利率风险,我们可借鉴一下美国储蓄国债的种类及发行方式,适当增发10年、20年、30年长期国债,改善现有国债的期限结构,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债市的发展,还可为财政更有效地使用资金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同时增发短期国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短期国债既是一种融资工具,又是一种被中央银行利用来作为调节市场和调节经济的工具,目前,短期国债在我国还是空白,要适当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的短期国债,增加国债发行次数,采用每周发行和每月发行的方式,形成一种每天有发行,每天有兑付的良性循环,缓解偿债高峰的集中出现,解决以往国债发行初期供不应求,发行后期供大于求,发行机构被动持有的局面。
第三,实现凭证式国债发行兑付的网络化管理。现有的凭证式国债管理方式落后,发行、兑付效率低下,而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进一步方便广大投资者购买和兑付凭证式国债,解决现在国债购买兑付不灵活的局面,要加强凭证式国债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一方面,实现同城同行国债发行、兑付的通购通兑,投资者可以在承销机构的任何一个销售柜台购买、兑付,不受地域限制,从而打破原有的国债发行、兑付网点固步自封的僵化局面,另一方面,积极开辟网络购买、电话银行、薪金自动投资、柜台交易等新型的形式多样的金融服务产品,通过开展非柜台购买业务,拓宽国债发行、兑付渠道。
第四,继续扩大国债承销团的范围,培育和加强承销团成员在国债市场中的骨干地位,促使国债投资主体多元化。从1994年发行凭证式国债以来,凭证式国债承销团机构由原来的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家发行机构已经发展到现在的40家近8万个发行网点,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要,不能将国债发行机构延伸到地处偏僻的农村牧区,在许多农村牧区形成很多发行盲点,农牧民购买国债难已是众所周知,为此建议放宽对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的限制,将一些资信好、资本充足的农村信用社、地方性商业银行吸引到承销团成员当中,充分发挥发行网点多购买方便的优势,防止出现发行盲点。此外,要积极开办二次买卖业务,利用柜台交易,吸此更多的投资者。把企业闲置资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住房基金变为凭证式国债的投资主体,改变现在投资主体单一的局面。随着投资工具的多元化,对凭证式国债的发行造成很大冲击,凭证式国债只能立足于根本,从自身的性质出发,充分发挥储蓄国债的优势,为国家筹集更多的生产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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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贸易顺差的逐年扩大,加之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结束,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首先阐述了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长期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国际收支及通货膨胀率,并分析了它们与汇率变动的关系。然后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这些影响因素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加以验证分析。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GDP;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率
中图分类号:F82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051-03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价格。汇率的失衡或错估,不仅破坏了经济的外部均衡,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求使汇率制度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一再显现。币值的高估将有损于投资;若币值低估将有损于经济增长。回望2010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尚未全面复苏,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加大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力度,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国际外汇市场更为复杂、诡异。在经历三年多的升值之后,人民币汇率行为出现新的特征,未来何去何从,更加引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分析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因素,并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对策,不仅对于中国形成合理、有效的汇率本制度意义重大,而且对汇率水平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国际收支与汇率。国际收支变化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主要指标,各国政府对国际收支的状况都非常重视。简而言之,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收支的总和 [1]。它反映了外汇市场供给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国际收支变动决定汇率的中长期走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收支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近几年的国际收支保持持续的“双顺差”,且顺差总额不断扩大,持续高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必将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2006年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达13 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超越了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 663亿美元,同比多增1 440亿美元。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的各项指标已经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外汇储备的增加在长期内影响着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使得人民币面临长期持续的升值压力。同时,顺差的持续增长会加大外汇储备的增长压力。这也是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总是处于不断升值状态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自2005—2010年期间,中国的国际顺差总额快速增长,这也为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截至201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3 06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
2.经济增长率与汇率。汇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外汇的价格,即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它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自20世纪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不一,各个国家的货币出现不同的持续贬值(升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贬值,日元汇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则相对削弱。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中国GDP 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中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的需求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缓步上扬[2]。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中国GDP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保持着这种快速的增长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的强劲增长是货币稳定和升值的物质基础。相对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走强。中外经济增长差异也是影响中国后期汇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的强劲增长是货币稳定和升值的物质基础。相对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走强。
3.通货膨胀与汇率。通货膨胀(Inflation Rate),是一种货币现象,指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 [3]。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对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人民币的相对币值也就是说其购买力在下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缓解。相反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则美元的币值在下降,人民币的币值相对上升,人民币会有升值的压力。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虽有下降的趋势,但仍高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的币值相对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得到一定缓解。
1.模型设定。本文采用蔡昉1994年构建的计量经济模型来估算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以定量估计这三种因素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
LnY=C+a1LnGDP+a2LnCPI+a3LnIE
其中,Y 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GDP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IE为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代表中国国际收支变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这里估计出的系数a1、a2、a3表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其代表的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即该因素变动1%,人民币汇率变动a%。
2.样本的选取和来源。本文的样本跨度为1994—2010 年,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另外,鉴于模型需要,本文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本文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货物进出口总额均采用千亿元人民币为单位。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加以估计。
3.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按照上诉模型将有关数据输入Eviews5.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
由表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和调整后的R2表明该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优度,D-W值表明模型无正的一阶序列相关迹象,各个回归系数的P值都很低,显然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对该方程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较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中国变动显著地负向相关,经济增长增加时,增长额每提高一个单位,人民币汇率将降低358.8243个单位。通货膨胀与中国变动显著地负向相关,通货膨胀升高时,每提高一个单位,人民币汇率将降低505.8138个单位。国际收支与中国变动显著地正向相关,国际收支增加时,增长额每提高一个单位,人民币汇率将提升191.5525个单位。
1.加快建设货币市场,完善客观的汇率调控环境。发达的货币市场是人民币汇率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调控目标的需要,通过货币市场的操作,增加干预外汇市场的主动性。如,当外汇供大于求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多余的外汇,同时在货币市场上卖出等值的短期国库券 [4]。这样既维护了汇率稳定,又不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可以改变目前中央银行被动吞吐外汇的局面。货币市场主要由短期国库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构成,目前中国货币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今后应集中精力,分层次地推进各子市场建设,尽快培育发达的货币市场。2.适度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汇率,调控的灵活性。由国际收支理论的货币分析法可知,为了维持固定的汇率水平,一国国际储备变动和基础货币供应必须服从于汇率稳定的需要。而实行弹性较大的汇率制度,不仅可以支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防止投机性资本流入,减轻国外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可以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汇率风险意识。因此,人民币汇率应逐步扩大浮动空间,并根据市场状况在规定幅度内灵活调整。同时,通过汇率微调,主动调节国际收支,使汇率成为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杠杆。
3.完善外汇账户管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避免汇率的频繁波动。外汇账户集中反映了企业和个人的外汇资金收付,因而成为外汇收支监管的重要关口。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均可开立外汇限额结算账户,部分中资企业可开立外汇限额结算账户和外汇专户[5]。加入 WTO后,中、外资企业在外汇账户开立上应遵循同等待遇原则。另外,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外汇收支规模和涉及外汇收支的企业数目正在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这样,既可便利企业的外汇收付,也有利于通过外汇账户来规范企业的外汇收支行为。目前,合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改革试点正在进行。应尽快总结试点经验,早日在全国推广。由于外汇账户管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密切相关,因而上述改革措施将有力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
[1]王佳彤,张君,侯瑞.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0,(12).
[2]傅章彦.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及其趋势演变研究——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模型的扩展[J].经济前沿,2009,(6).
[3]唐东波.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关系研究J].经济科学,2008,(4).
[4]杨晓丽,吕德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中的局限性及对策[J].经济师,2008,(5).
[5]左相国,唐彬文.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实证考量[J].统计与决策,2008,(20).
Influence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cular Factors
HAN Rong,YANG Wen-jie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surplus has expanded each year,coupled with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not over,the RMB exchange rate issu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RMB exchange rate factors,includ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flation rates,and analyz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Then used multiple regression on these factors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to verify the analysis.
Key words:exchange rate;GDP;international payments;inflation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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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碳消耗相对应,从陕西省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 78. 1%,2005 年陕西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 83. 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8 个百分点。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提 要:文中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民生活五个方面计算并评价了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比,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主要评价指标单位碳排放产出、零碳能源比重、人均零碳能源消费量、单位能源产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等指标与全国相比较,均有较大的差距。目前,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是优化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新型产业; 以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总量,实现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低碳经济; 评价指标; 陕西省; 对策建议。
论文正文:
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 低碳经济” 的概念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 2003 年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 - 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即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来实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相关的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自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响应,积极制定本国、本地区“低碳化”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如英国政府提出,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 ,到 205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 1990 年削减 60% ,并于 2020 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英国创建为低碳经济国; 日本提出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是: 到 2050 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 60% 至80% ; 2007 年 11 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提出,大力发展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2009 年7 月8 日,G8 峰会提出,到2050 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 1990 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 80% 以上,到 2050 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 50%。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 2050 年的 40 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陕西省属于西部落后省份,从资源禀赋看,陕北地区不但是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自 80 年代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支撑陕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陕西省能源结构相对单一,尚未形成以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等多种模式构成的能源生产体系,因此,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艰巨。同时,陕西也是全国用煤大省之一,自 1978 年以来,煤炭消费量所占比重一直稳定在 70%以上。根据统计资料,2007 年全省工业原煤消费 7400 万吨,保守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1. 66 亿吨,人均排放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 1. 6 倍。
按照陕西省目前的煤炭工业规划,到 2020 年全省原煤生产将超过 5 亿吨,其中煤化工超过 2 亿吨,每生产一吨甲醇要排放约 2 吨二氧化碳。如果规划中的煤化工项目全部上马,年排放二氧化碳至少 4 亿吨。
与高碳消耗相对应,从陕西省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 78. 1%,2005 年陕西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 83. 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8 个百分点。年耗标煤 5000 吨以上的重点耗能企业 565 家,实现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74. 5%,而消耗的能源所占比重则高达 97. 8%。从经济发展方式看,陕西经济增长依然沿袭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遵循“资源消耗 - 产品工业 - 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是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每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数值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能源利用上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不会逆转,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现状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即给陕西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低碳产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9 年 12 月 7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当天,“ 应对气候变化与陕西可持续发展” 论坛在西安举行。此后不久,陕西出台《陕西省新能源发展规划》,在能源化工产业已成为陕西省支柱产业的时候,陕西省意图通过发展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培育新型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实现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随后的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10 年,要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新的发展理念。陕西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一个新兴产业就是环保产业。而节能减排也有了明确目标: 万元 GDP 能耗同比下降 4. 5% 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同比削减 3% 以上。
在此背景下,建设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国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目前国际上也没有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我国国内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一是利用层次分析法把所选取的指标指数化,赋予权重后加总,以得分的高低排名( UNDP)[1]; 另一种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SD) 提出的驱动力 - 状态 - 响应( Driving Force - Status - Response,DSR) 模型[2]。张亚欣( 2011)[3]采用碳产出水平、碳排放水平、低碳资源和人民生活等四项指标,评估比较了吉林省、辽宁省、浙江省和全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朱守先( 2010)[4]选取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和碳能源排放系数三项指标评价了吉林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付加锋( 2010)[5]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核心要素,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 朱有志( 2009)[6]等基于层析分析法,构建了包括碳排放、碳源控制、碳汇建设、低碳产业和碳交易合作在内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来看,目前国内有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文中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实际,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对比分析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以期能够为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经验支持。
2. 1 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相关研究( 付加锋,2010; 潘家华,2004)[5,7],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核心在于考核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是否达到低碳化。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都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此外,还应该考虑各国或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所作的努力。基于以上分析,文中构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准则层由五个方面构成,即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民生活( 表 1) 。
2. 1. 1 低碳产出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包括三个具体指标。单位碳排放产出即碳生产力,表示排放一单位碳的经济产出; 单位能源产出衡量消费一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这两个指标主要衡量低碳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加工转化率则是衡量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的先进与否,是衡量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其指标值的高低能够体现一国在货币资产和技术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和保障。
2. 1. 2 低碳排放指标。
低碳排放指标包括五个具体评价指标,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直观指标,其指标值的大小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低碳化”状况。碳排放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绝对量指标; 人均碳排放衡量按总人口分摊的碳排放量,这一指标与消费模式有关,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碳排放越少,消费模式越节约; 能源碳排放系数即碳强度,衡量消费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指标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能源种类不同,碳排放系数相差很大。能源强度反映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能源强度越低,意味着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越小,相应的碳排放量也越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衡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
2. 1. 3 低碳消费指标。
低碳消费指标从消费方面衡量碳排放水平,包括三个具体评价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是界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等自然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 政府消费碳排放反映政府部门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社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人均零碳资源消费量的大小衡量人均清洁能源消费状况,也从侧面衡量零碳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潜力。
2. 1. 4 低碳资源指标。
低碳资源指标衡量低碳资源开发现状,包括三个具体指标。零碳能源作为低碳资源的主要指标,可以用能源消费总量中零碳能源所占比重来衡量; 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缓冲器和碳储存库,森林碳汇投入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森林覆盖率越高,则森林的碳汇作用越强,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作用也越强; 城市绿化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民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的绿化种植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林的覆盖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越高,城市碳汇水平越高,对城市碳源的拟制作用越强。
2. 1. 5 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选取居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来衡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碳排放量也会逐步降低,进而实现生活方式的低碳化。
2. 2 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以上低碳经济评价指标,计算了 2008 年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代表我国总体.
2. 2. 1 碳排放产出水平.
评价碳排放产出水平即碳生产率,表示每单位碳排放的经济效应。陕西省 2008 年单位碳排放产出为 0.4873 万元 / 吨碳,全国平均水平为 0. 5668 万元 / 吨碳,每吨碳排放产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0795 万元,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从单位能源投入的产出看,2008 年陕西省为 0. 9208 万元/吨标准煤,全国平均水平为 1. 0550 万元/吨标准煤,陕西省消耗一吨标准煤的产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342 万元。
从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看,陕西省为 69. 23%,全国为 71. 55%,陕西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32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陕西省碳产出水平与全国相比均有较大差距。
2. 2. 2 碳排放水平评价。
社会活动的最终表现即为现实或未来的消费活动,因此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等从根本上受各种消费活动的驱动。2008 年陕西省人均碳排放量为 3. 7373 吨碳/人,低于全国( 3. 9945 吨碳/人) 平均水平 0.
2572 吨碳 / 人。平均能源碳排放系数 1. 8896 吨碳 / 吨标准煤,接近全国( 1. 8613 吨碳 / 吨标准煤) 平均水平。单位产值能源消耗 1. 0860 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为 0. 9479 吨标准煤/万元,每万元产出的能源消耗高于全国平均 0. 1381 吨标准煤。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2. 01 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 2. 19 吨标准煤/万元,每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全国 0. 18 吨标准煤。从碳排放水平的对比看,陕西省目前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对于降低单位能源投入的碳排放,进而减少碳排放量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2. 2. 3 低碳消费水平评价。
由于各国( 或地区) 居民消费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消费模式的不同,会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生较大的差异。2008 年陕西省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为 3. 6076 吨碳/万元,全国平均为 4. 3794 吨碳/万元;政府消费产生的碳排放 11. 3917 吨碳/万元,全国平均为 12. 7055 吨碳/万元,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碳排放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零碳能源消费量陕西省为 0. 0178 吨碳/人,全国平均为 0. 1910 吨碳/人,陕西省平均每人零碳能源消费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732 吨,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9. 3%,距离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值尚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目前的关键是发展清洁能源,增加零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人均零碳能源消费水平。
2. 2. 4 低碳资源水平评价。
低碳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碳汇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低碳物质基础。2008 年陕西省零碳能源比重为0. 90%,全国平均为8. 9%,陕西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 0 个百分点,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 1%。
森林植被作为地球上最有效的碳汇资源,森林低碳投资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陕西省目前森林覆盖率为 37. 3%,全国平均为 20. 36%,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对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城市绿化覆盖率对城市碳源减排具有重要的拟制作用,目前陕西省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38. 8%,全国平均为 38. 2%,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从低碳资源的总体评价结果看,目前的关键是大力开发零碳能源资源,如水能、风能、核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2. 2. 5 人民生活。
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理想状态是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2008 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3136 元,全国平均为 4761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625 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排名第 27 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858 元,全国平均为 1578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923 元,在全国排名第 22 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结果看,提高陕西省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文中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评价了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在所有评价指标中,有七项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七项指标分别是: 人均碳排放量、居民消费碳排放、政府消费碳排放、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面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能源碳排放系数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各项指标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正确认识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对于制定科学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1) 陕西省产业结构、产业能源消费和产业碳排放均呈现“二三一”的特征,且低碳产出的三项评价指标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继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实现“二产”的低碳化。对于那些单位产值能耗大、碳排放多的产业,应限制其发展; 鼓励能耗小、碳排放少的产业的发展; 逐步建立以新型能源、航空航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和食品等为主体的新型工业结构,有选择的淘汰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高碳排放产业。同时,依靠政策引导,利用自身科技优势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低碳产业。
( 2) 陕西省能源强度、单位产值能耗和零碳能源消费与全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一是由于陕西省独特的资源优势所致,二是由于能源的利用低效。虽然陕西省短期内依赖化石能源消费的现状难以改变,但可以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低碳能源或无碳能源资源。同时,陕西省的邻省内蒙又是我国最大的风电生产基地,陕西省可以利用地理邻接的优势,争取利用内蒙古的风电资源,以减少自身的碳排放。在短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调整困难的情况下,除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资源外,更为可行的减碳途径是发展清洁煤炭技术,将储量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转化为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实施清洁生产,清洁利用。
( 3) 陕西省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其消费模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如向居民普及低碳常识,鼓励居民使用节能灯等节能家用电器,倡导居民空间装饰的低碳化,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应该有重点、有力度的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低碳化,如最大幅度地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采用秸秆还田、气化等方式综合利用秸秆资源; 以生物或自然的方式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如开发沼气获得生物质能,在陕北太阳能丰富的地区推广发展太阳能的使用等。
( 4) 植树种草,继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城市绿化面积,扩大碳汇。陕西省自 1998 年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以来,2008 年森林覆盖率提提高到 37. 3%,城市绿化面积已达到 38. 8%,但可开发提高的空间较大。首先,在陕北地区继续推进并扩大退耕还草工程,扩大草地种植和保护面积; 在关中地区推行平原绿化工程,重视城市屋顶、路边草地、休闲旅游地的绿化; 加强三北防护林建设,以及秦岭南北麓、渭北山地、黄河湿地的保护和建设工作;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建设一批生态园林城市群和生态区,如关中生态园林城市群、西安浐灞生态区等,也不失为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省份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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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目标管理理论的应用,成本会计有了新的发展。产品设计前,按照客户所能接受的价格,确定产品售价和目标利润,然后确定目标成本管理,使成本会计与工程技术等有机结合,有助于企业形成产品品质和功能优化、成本降低的竞争优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影响事业单位成本会计发展的因素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影响事业单位成本会计发展的因素及对策全文如下:
当前,我国成本会计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会计电算化已经取代手工记账,而且在组织建立内部网情况下,实时报告成为可能。二是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传统上对成本控制并不关注的政府机关、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都对成本控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成本控制已变得不可或缺。面对其发展变化,事业单位应该分析其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1.1制造环境要素的变化
1.1.1弹性制造系统
弹性制造系统(FMS)是指使用机器人及电脑控制的材料处置系统,择优结合各种独立的电脑程式机器工具进行合成生产,它有益于产品制造程序的弹性化。使用FMS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从事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满足公众对服务产品多样化、精致化的需求。
1.1.2电脑辅助系统
电脑辅助系统包括电脑辅助设计(CAD)、电脑辅助工程(CAE)及电脑辅助制造(CAM)系统,它不但提高了电脑的功能,并且为事业单位为社会服务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使用电脑辅助系统可减少人工成本、节省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
1.1.3制造资源规划
制造资源规划(MRP Ⅱ)是指制造业所采用的电脑管理信息系统。目前流行的材料需求规划(MRP I)是MRP Ⅱ的前身。MRP Ⅱ有助于管理当局进行及时、有效的投资与管理经营决策。 在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运用MPRⅡ,可以对市政规划、拆迁有一个可允许的量的规范,既加快市政建设、改善大众住房条件,又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保证征收户有一个平稳过渡,不致造成住房供应量的大起大落,有助于房产价格的稳定波动。
1.1.4电脑整合制造系统
电脑整合制造系统(CIM)是指以电脑为核心,结合FMS、CAD、CAE、CAM等所有新科技的系统,以形成自动化的制造程序。 城市住宅供应量的开发,其意义一方面使有限的土地供应量合理投入,另一方面使住宅开发循入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新能源,使房产业建筑水平不断提高。
1.2制造环境的影响
面对事业单位新制造环境的变化,对传统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将出现以下两方面影响:
1.2.1服务产品成本计算不准确
因为在新制造环境下,机器人和电脑辅助生产系统在某些工作上已经取代了人工,人工成本比重从传统制造环境下的平均3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5%。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于正确反映各种服务产品的成本。
1.2.2成本控制可能产生及功能行为
传统成本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反功能的行为。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事业单位过度提高公共物品的采购,而有一部分的公共物品是有严格的保质期,在汶川地震中,就发现有过过期品运抵灾区的现象;在住宅保障方面,不少城市均存在廉租房空置现象。
2.1加强成本理论的研究,提高我国成本会计水平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理论研究者必须冲破传统会计观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应本着创新精神、务实态度和严谨作风,深入事业单位调查研究,同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广泛开展案例分析,在全国各省、各省中各城市,都有各自的城市特色、历史文化,应在总的成本理论基础上,允许不同城市的不同特征存在,从理论高度提炼成功经验。同时,理论研究应针对我国成本会计实际问题致力于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讲究实效,建立成本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成本理论研究对成本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
2.2更新观念,树立成本效益、成本回避思想
成本回避的核心是要求早期避免成本的发生,使挖掘降低成本潜力向预防性方向发展。我国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从范围上看局限于生产领域;从内容上看局限于制造成本;从时效上看局限于事中和事后成本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成本回避将降低成本视野重点转移到产品开发、设计阶段以及采购、制造、销售和使用阶段;从内容上着,扩大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包括生产者成本(开发设计成本、制造成本、物流成本、营销成本)和消费者成本(使用成本、维护保养成本、废弃处置成本);从时效上看要求防患于未然,进行事前成本控制。总之,成本回避立足于早期回避可以避免发生的成本。我国成本会计的改革应构思成本回避的具体方法,并力求在实践中应用。
2.3推进成本会计电算化
利用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管理手段已成为现代成本会计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事业单位成本会计工作以电子计算机为手段,大大加快了信息反馈速度,增强了业务处理能力,对于及时、准确地进行成本预测、决策和核算,有效地实施成本控制,全面地考核、分析成本,都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实现成本会计电算化是当务之急,是实行新的成本会计方法的技术前提。为了推动会计电算化深入发展,必须加快会计电算化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将会计信息系统有机地融入企业整个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电算化的应用,为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陈云同志有过“一粒米”的核算,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加起来的总和,在事业单位采用成本会计电算化,要本着“一粒米”的精神,积沙成塔,从而更好的为全国大众服务。
2.4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经验和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西方成本会计是一门有一百来年历史的学科。特别是随着战略管理、基准管理、限制理论、行为科学、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各种科学技术成就在成本会计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新型的着重管理的经营型成本会计。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步其后尘,我们应结合国情和不同事业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有些方法可以直接引进,有些方法应加以改革和完善,总之,为了完善发展我国的成本会计,借鉴西方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要有创新,创新要坚持一条原则“简单有效,为我所用”,从而探索并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成本会计体系。
2.5总结完善和推广我国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方法
我国事业单位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经验,如编制成本计划阶段的项目测算法,成本指标归口分级管理,包括部门经济核算在内的各事业单位经济核算制,实际上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创造性,至今仍不失为现代成本会计的有效方法。
2.6完善成本会计组织,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素质
为了适应现代成本会计的发展,必须完善成本会计的组织,建立和健全成本会计规章制度,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管理成本,使决策层和所有部门、单位都重视成本,人人关心成本,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素质。对于成本会计人员来说,除了应具备会计职业道德之外,不仅要懂会计和财务管理,还要懂经营管理,特别是要熟悉社会学、公共关系学、运筹学、学会运用价值工程、成本最优化理论和方法;同时还要熟悉并掌握现代成本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学会预测、决策和控制,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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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网上支付发展,这块蛋糕越来越大,利益也越来越大。但是我国对企业从事第三方支付没有明确的门槛标准。这样很多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具有这样的资质。这样一旦发生信用问题,政府与管理机构没有一个较好的方式进行监管,也就是说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国资金信用风险的发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电子商务发展对我国经济影响和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电子商务发展对我国经济影响和对策研究
这几年,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非常的迅速,交易额的增长已经非常的快速。在整个电子商务行业当中电子商务在线销售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和支付平台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电子商务行业进入爆发期的发展规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巨大的。
网络购物的增长势头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得出2007年我国网络购物才560亿元,从2007年到2010年都保持着100%的超高速增长。而且在2012年达到13205亿元,证明我国电子商务已经突破万亿一关。也就是说在整个电子商务行业中光是零售行业的市场份额都已经突破万亿的大关,可见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是多么的迅速。
(一)电子商务零售平台
电子商务在线销售平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商”。中国的电商在这十年的发展里是非常迅速的。从以阿里巴巴为主的电商发展到现在百家齐放各有千秋的境地。而电商销售平台是电子商务行业中最重要的,也是电子商务的基础平台。
(二)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
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是指通过互联网,提供线上服务的一个过程,主要是提供金融服务。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在线零售的快速发展,支付平台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促使订单数的大大提高,这样使用在线支付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而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的发展,也为在线便捷支付提供可能性,进而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支持。
(三)移动互联平台
移动互联,主要是基于手机运用的平台,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国移动用户达到八亿五千九百万,移动通信普及率达到64.4%。而通过3G网的发展与普及,移动互联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时期。移动互联的发展也促使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手机购物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频繁.
(一)电子商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
越来越多的人网上购物,这样促进了人们的消费。而这种消费不单单是单纯的的购买商品,因为有这种消费会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物流、交通和包装服务等行业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进而刺激我国经济发展。
(二)电子商务促进竞争机制的完善
电子商务使信息与技术更加的透明化与开放化,大大的降低了企业的进入壁垒,增强了市场的竞争机制。让市场有更多的竞争力量进行博弈。
(三)移动互联的发展促进我国行业发展
通过互联网的思维,借用移动互联的支持,其他行业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移动互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同样也改变了很多行业的经营策略。这样移动互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其他行业的发展与革新。
(一)电子商务行业不利于品牌发展
从电子商务销售平台行业内部中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电商中各行各业鱼龙混杂,品质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会出现非常多的小的信誉问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不是特别的好,虽然这是小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样问题的基数非常的庞大,因此会出现一个行业内的问题。企业不用心去经营自己的品牌,对品牌价值方面投入很少。
(二)电子商务给其他行业造成巨大压力
; 电子商务的发展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于这一部分行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对于其他传统行业来讲,电子商务的发展,大大的减少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比如线下零售商城和传统的购物店,他们遇到了寒冬,市场份额大大的降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三)提高我国资金信用风险的发生
随着我国网上支付发展,这块蛋糕越来越大,利益也越来越大。但是我国对企业从事第三方支付没有明确的门槛标准。这样很多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具有这样的资质。这样一旦发生信用问题,政府与管理机构没有一个较好的方式进行监管,也就是说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国资金信用风险的发生。
(一)完善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法律体系
我国电子商务虽然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还非常的不完善。针对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样可以充分的保证消费者、企业和运营平台的权益。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可以有法可依。
(二)完善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环境
电子商务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宏观环境,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协调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完善电子商务企业的扶持政策,做好电子商务方面的基础建设。实现政府服务的信息化,促进政府与社会的沟通营造出市场对电子商务发展有利的氛围。
(三)加强信息化基础建设
电子商务的销售平台是建立在强大的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的。电子商务销售平台的发展依赖于网络传输、计算机技术、设备设施和信息科技的发展。这是电子商务销售平台的基石。只有建立好了这些基础建设,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四)完善平台的销售体系
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是基于网络的一个平台。因此一个完善的销售体系是极其重要的。从下单的便捷与快速到支付的安全再到别送的快速,都是整个电子商务销售平台发展的关键,建立统一标准安全便捷的电子商务销售体系不仅仅有利于电子商务销售平台的长足发展,更加有利的促进与之有关的所有行业的一个发展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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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
家庭是社会重要的微观主体,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大,投资组合日益多样化。为了实现家庭财富的增值,许多家庭开始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风险资产。不同的家庭,由于收入、风险态度、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在各种资产的持有比例方面存在着“异质性”。研究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风险态度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验证了“风险偏好者更偏好风险资产”这一理论;二是尝试探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家庭投资风险资产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关于家庭资产投资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不少文献积累:Gollier(2001)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有所不同;Fratantoni MC(2001)研究表明,房产的价格风险对于股票持有具有挤出效应,特别是对于那些金融资产净值低的投资者来说更为明显;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微观数据建立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TOBIT模型,得出可供家庭选择的金融资产品种较少,从而使得家庭金融投资受限的结论;陈莹等(2014)基于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13000个客户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样本家庭的资产配置存在显著的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还表明,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年龄、收入、房贷等多种因素;魏先华等(2009)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2009 年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居民对社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的提高能增加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的结论;何兴强等根据2006 年中国9 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高及拥有商业或房产投资的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更低,享有医疗社会保险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的投资概率更高,风险规避程度对其投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吴卫星等(2011)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况不佳会导致这一比重较低;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以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替代效应、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住房投资的挤出效应等在我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一)模型选择和指标设定
本文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来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与否及参与度的影响,总共有两个方程:
riskasset=α1+β1educ+β2riskattitude+∑βiZ+ε
riskasset_canyu=α2+β3educ+β4riskattitude+∑βjZ+ξ
其中α表示常数项,Z代表各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金融资产总量、经济预期、利率预期、房价预期、物价预期、是否拆迁、农村与否、地域范围、房屋价值等变量,educ表示受教育程度,riskattitude表示家庭的风险态度,ε表示扰动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为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这里的风险资产是指股票、基金、衍生品、黄金和不包括国债的债券。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用riskasset表示,0代表没有参与风险资产投资,1代表参与风险资产投资;风险资产参与度用riskasset_canyu表示,指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在0-100%之间。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采集的CHFS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5个省、市、区,最终收集到有效家庭样本8443个,并且样本分布均匀,既包括贫困地区,也包括富裕地区,保证数据有效。
(三)变量说明
性别:采用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采用虚拟变量,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时赋值为1,其他为0,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采用同样的赋值方法;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分别使用户主的年龄及其平方;婚姻状况:采用虚拟变量,已婚赋值为1,其他为0;家庭收入:采用家庭总收入;金融资产:采用家庭总金融资产持有量;家庭规模:采用家庭总人数;风险态度:采用虚拟变量赋值,风险偏好赋值为1,风险厌恶赋值为0;经济、房价、物价预期分别使用家庭对未来三者的预期衡量;拆迁: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拆迁过赋值为1,否则赋值0;家庭户口:采用虚拟变量,农村赋值为1,否则为0;地域分布采用虚拟变量赋值,中部时赋值为1,其他为0,西部参照同样的赋值方法;房屋价值:使用家庭房产的总价值。
在实证前首先用Stata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过程略),分析得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家庭共有1023家,占总样本的12.13%;在教育程度上,样本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上,初中和高中共计占比50%左右;在风险态度上风险厌恶的家庭占比61.82%,风险偏好的家庭仅占38.18%。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各因素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第一列可以看出,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平方的系数是负数,说明年龄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呈倒U型,可以说在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周期现象。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都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家庭所处地域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没有显著的影响。
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相比于风险厌恶的家庭,风险偏好型家庭更愿意参与风险资产,这是因为当家庭是风险偏好者时,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大,为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倾向于投资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小,他们倾向于不参与风险资产投资。
受教育程度表现在家庭成员学历的高低上,学历的高低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所获得的知识基本都是通识知识,没有关于金融的专业知识,而高中以上的学历接触专业知识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对风险资产的了解也越多,所以他们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博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博士的数据较少所造成的偏差。
通过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的Tobit模型分析结果反映在表1第二列中。与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一致,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年龄存在着“倒U型”的影响。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显著的影响,这里金融资产总量的影响是反向的,可能是被解释变量的分母是金融资产总量,所以才会有负向的影响。而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对风险资产参与程度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反向的影响。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参与深度有显著的影响,即当家庭是风险偏好时,家庭倾向于更多的参与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倾向于减少风险资产或者不参与风险资产。受教育程度,即学历的高低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本文根据2011年的CHF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其中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的参与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风险偏好者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在教育程度上,高中以下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不存在显著的影响,高中以上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
从影响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受到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差别不明显,仅仅能确定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更不倾向于股票投资。性别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风险态度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的影响,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更多的投资于风险资产,而风险厌恶者会少投资或者不投资风险资产。教育程度对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在高中以上学历影响显著,在高中以下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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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结构实证分析影响因素混合回归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方法,对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利用深圳交易所256家上市公司近七年的数据资料,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一、引言
自从MM定理发表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对资本结构进行广泛的研究,并揭示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企业总价值,而且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理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所以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财务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证是研究资本结构的重要方法,对评价、验证各种理论观点以及启发新的思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国内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时期的截面数据成功地建立了资本结构模型。但国内目前的资本结构实证研究所选数据多是截面数据,没有将时间序列数据结合起来考虑。采用的方法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为主。
本文试图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平行数据)相结合,寻求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行数据不仅能增加样本数量而且能进行比单独的截面或时间样本更有效的估计,因为平行数据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公司影响,使各公司的截距各不相尸,从而减少了误差。
二、研究方法
(一)实证假设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将成长性、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担保价值作为影响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实证假设。
1.公司规模大公司更容易采取多元化经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使投资分散,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成本,稳定收人流,减少经营风险,所以相同的负债水平下,大公司的破产风险较小,可以承担更多的负债。从非对称信息角度看,股东、债权人与小公司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信息不对称程度大,所以小公司在贷款时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条件,长期融资成本较大,只能依赖于短期融资。
根据理论,我们假设:
H1:长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H2:短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负相关。
2、担保价值由于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债权人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债权安全,债权人会要求企业提供有形资产作担保,以降低由于信息劣势而导致的信用风险。另外,根据破产成本理论,担保价值越大,期望的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就越小。
所以,我们假设:
H3: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正相关。
H4: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负相关。
3、获利能力Myers和Mailuf(1984)根据不对称信息理论模型指出,内部融资成本较低而被优先选择,负债次之,最后是股权融资。也就是说,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内部资金可能越多,可以相应减少举债的数量。
所以,我们假设:
H5:资产负债率与获利能力负相关。
4、成长性Myers(1977)认为成长性高的公司股东在投资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可能会有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潜在动机,比如:改变投资项目,分散资源等。另外,成长性大的企业大多属于新兴行业,经营风险较大,破产成本也较大。鉴于这种预期,债权人将会对这些公司借款施加更多的限制,这最终会制约公司的灵活性。同时,Myers等学者又指出如果公司的短期债务多于长期债务,代理成本问题将会减弱。由于成长性V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而长期融资渠道受阻时,短期融资将会增加以弥补资金的缺口。许多实证表明成长性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比较复杂,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
我们先根据理论作出假设:
H6: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负相关。
H7: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
(二)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6家公司为研究总体,利用这些公司从1996年到2002年的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样本前后期的一致性,所选出的样本均是1996年已上市的公司,同时做出了以下调整:1剔除ST,PT类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3.剔除掉一些不全的公司。
(三)指标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指标
总资产负债率Yi=总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长期资产负债率Y2=长期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短期资产负债率Y3=流动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2、解释变量指标
公司规模X1=LN(主营业务收人)
担保价值X2=固定资产净值FA/总资产TA
盈利能力X3=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
X4=净利润/主营业务收人
有学者认为,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相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盈余管理空间。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分母为总资产,避免了一些公司账面净资产很小或为负数的情况,分子为主营业务利润,减少上市公司利用非主营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情况。但鉴于净利润指标是公司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关键指标,所以本文将这两项盈利指标同时纳人分析模型中。
成长性X5=(期末总资产一期初总资产)/期初总资产
(四)确定研究方法
理论上有三种运用平行数据建立模型的方法,分别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
普通最小二乘法假定没有公司和时间的影响,不同时间、不同个体的截距完全一样,于是比固定效应模型包含更多的参数限制条件,所以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会比较大。事实上,各公司有自身的具体情况,它们往往会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选择资产负债率。另外,不同时间的资产负债率会受当期的政策、经济的影响。如果添加限制条件引起的误差平方和的增加不显著,那么限制条件是适当的,可以采用普通最刁、-燕I。否则,就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误差平方和的F检验(F=9.34>1)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公司因素影响是显著的,继续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将会造成误差过大,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法是有效的。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是两种相互联系的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包含在误差项中,而固定效应模型将其包含在截距项中。随机效应模型的问题是如果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将造成随机效应模型估计量不一致。而固定效应模型却能弥补随机效应模型的不足,无误差项与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其估计量总是一致的。但是固定效应也存在一些缺陷,它需要给每个公司进行单独的估计,所以不如随机效应有效。为了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用了Hauseman检验。结果以5%的显著水平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无关性假设。因此,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Yit代表第1个公司在第t期的资产负债率。Xit代表随公司和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zi代表随公司而变化的影响因素。wt代表随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是待估计的系数向量。残差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截面误差成分Oi、时间序列误差成分和混合误差成分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二)估计结果分析
1、长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假设H1是正确的。结果表明我国大公司的非对称信息程度较低,破产风险小,银行显然更愿意对大公司进行长期贷款。另外,大公司的经营项目多,投资的项目更多,对长期资金的需求一也比小公司大。短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也为正,这与假设H2恰恰相反,表明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负债。这可能是由于大公司的往来账款、应付工资、利润等项目较大,造成短期负债较多。从另一方面来看,自从1992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坏账增加,出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银行对长期贷款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使得获取长期借款的难度增大。此外,我国的债券市场还不够完善,大公司要想通过发行长期债券的形式筹资也难于实现。因此,当长期负债融资渠道受阻时,大公司只能通过短期借款以获得所需资金。总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518,也就是说,规模为一千万元的公司比规模为五百万元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要高3.6个百分点。可见公司规模的影响是很大的。
2、担保价值与总负债、长期负债、短期负债的相关系均为正,表明公司担保价值越大,不对称信息程度和破产概率越小,资产负债率越高。结果与假设H3相符而与H4不符,担保价值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3、获利能力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且显著,与假设H5完全吻合。固定效应模型预测,如果其它条件不变,主营业务利润率每增长约6%,净利润占主营业务收人比例每增长94%将引起资产负债率增长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的这种负相关关系还可能有我国资本市场特殊性方面的原因。因为获利能力强的公司能够满足配股的条件,所以公司可以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获取成本更低的配股资金以满足资金需求。
4、长期资产负债与成长性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6一致。总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即公司成长速度越快,负债率越高。这是因为成长机会大的公司市场的扩张欲望强烈,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大市场,而其内部积累严重不足,配股又需严格的资格审核,资金到位需较长时间,因而,不得不依靠增加融资速度较快的负债。成长性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六、结论
经过本文的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由于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对影响因素的考察仅限于四个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如:非负债税盾、风险偏好管理决策等未纳人模型中。另外,资本结构采用的是账面价值,没有考虑市场价值,这些都将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上述研究限制,本文的分析和结论难免有武断之处,恳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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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运行效率决定并购交易的效率。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依赖自然资源为开采、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企业的企业,在东部发达省份环境管制日益严格、所在地资源耗竭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迫于竞争激烈、成本上涨、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布局等多重压力之下,资源型企业正在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对资源型企业的迁入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学者关注的是当时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的迁移现象。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也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迁移的动因[3-6]、影响因素[7-10]、决策过程[11-15]以及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企业迁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动机、模式等方面。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产业转移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
从企业迁移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但成果还比较少。徐敏燕、黄祖辉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无标度网络性出发,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迁移的效应,认为企业外迁有利于突破内部的强联系,加强外向关联,化解风险[29]。李存芳等运用组织行为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从决策偏好,法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成本,经济区位,政策引力,民众素质7个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区位成本最终表现为负的影响,其他因素都为正的影响[30]。刘颖、周沂、贺灿飞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了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内部因素。
对资源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原区位的管制政策还是目标区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迁移决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见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见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入,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入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入,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 。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入。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三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三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15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1%和33.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8%和70.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见表3)。
3.3参数估计
对各变量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迁移行为,第一个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将战略、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第二个模型将战略、情感、经济、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政策因素的各个二级指标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分别记为
①对模型做初步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方差来源为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三个变量,故将三个变量的交叉变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离和残差显示出样本存在六个异常观测值,删除异常值后实际使用样本容量为118个。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情况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均通过了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5)。这说明作为综合性指标的政策、经济和情感因素确实对企业迁移行为发生了影响。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因素则为一个阻碍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别约会导致企业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经济因素之所以成为企业迁移的阻碍因素,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消费群体,市场辐射力强大,企业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场份额,有利于未来发展。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虽然在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可能具有优势,但是信息与技术、交通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落后于企业原所在地,因而成为阻碍企业迁移的障碍性因素。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因素有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影响企业发生迁移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为阻碍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区企业发生迁入行为的概率只约为行政效率高的地区的6.8%。
3.4模型检验与预测
对模型系数的整体显著性、模型适宜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进行检验(见表5)。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整体是显著的。
表6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通过判决系数R方的两个指标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1,说明控制经济、战略和情感因素和企业年龄、规模的情况下,政策因素整体上对企业迁移行为有良好的解释。
表7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模型都是适宜做Logit回归的。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VIF和容差统计量,一般认为,VIF大于10时,容差接近于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才是一个
严重问题,而结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标均远大于0,两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Levene统计量的值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
表10给出了两个模型的预测情况,模型1对被解释变量已迁移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为70.7%,对未迁移行为的预测率为66.3%。模型2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8%和63.2%。两个模型预测效果均较好,回归结果可靠。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各地政府应在考虑影响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应针对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程度的不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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