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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现状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旨在促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农村公共体育产品 供给 社会主义
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而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是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有机组成部分,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是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
(一)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差距过大。当前城乡发展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在享受基础设施上的不平等,农村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严重滞后。2005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我国体育场地主要分布在校园,占总量的67. 70%,而广大农村地区仅占8. 18%,场地设施的这一分布结果导致农村缺乏甚至没有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匮乏的体育场地设施,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体育需求。
(二)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区域不平衡。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中很大一部分为地方性公共体育产品,多由地方政府供给。
但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地方领导对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同,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呈现出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状况要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
(三)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结构失衡。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不仅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还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农村和农民需要的公共体育产品如健身设施和健身知识等供给严重不足,但能够反映和满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政绩”和“利益”的需要的大型体育场馆如“一场两馆”或“两场一池一馆”等和竞技体育等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剩,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总体供给结构失衡。
(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投入乏力。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部分省市农村体育场地数量与第四次普查数据相比,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投入不足,被调查的许多区县农村内没有固定的体育经费,致使部分农村公共体育设施荒废或被挪用。
(一)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状况。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也是一样,存在严重不足。
(二)农村公共体育产品自身所具有的特性。由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在供给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搭便车”行为,无法通过收费弥补供给成本,致使私人部门不愿意或根本不会提供足够数量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从而使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三)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体制。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行政部门一直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绝对主体。在社会公共体育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政府包办”的单中心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已不能满足多样化与多层次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现实情况下,由于体育行政部门把竞技体育成绩作为体育工作的重要考核标准,形成了竞技体育产品在非意愿选择下的过分供给,其他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的供给就显得力不从心。
(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机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主要由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决策机制以及筹资机制等构成。制度外的资金筹集机制在加重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严重不足。由于这种制度外筹资机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情况下,常常演变为乱收费行为,加重了农民负担。
(一)统筹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 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体系。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施农民健身工程的需要,在统筹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应把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重点放在农村,加大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生产的投入力度,把解决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问题放在优先解决的位置,加快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生产与供给。
(二)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实施多主体供给方式。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在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投入的同时,应坚持以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为主,引入民间资本和第三部门参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提供,或者采取政府与私人共同供给。
(三)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方式,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民主表达机制。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方式,实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的自主化。应该允许农民成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各类社会组织,使其真正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通过组织的途径表达利益要求,并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同政策制定者、服务提供者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讨价还价,最终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村政治制度向农民本位的回归。在发展农村体育中,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体育参与意愿和权力。逐步建立农村公共体育物品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形成农民体育“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四)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将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状况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监督,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此外,要加大对边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力度,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企业,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同时提供公共体育产品,采用共用、共管模式。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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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较快的发展,基于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经济的基本政策,农村的城镇化步伐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同时,作为城镇化过快带来的负面效果,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治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赣州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相关方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随着果业种植面积的大幅扩大以及矿产开发对山体植被的破坏,加之土地利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合理,农村生态环境开始呈现恶化趋势,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刻不容缓。
关键词:果业;化肥农药;矿产;水质;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近年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往日几乎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村生态环境开始受到冲击,水土质量不断下降,境内区域地表水质变差,山体绿化、固化程度减弱,环境恶化问题逐渐成为了困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以寻乌县为例。
历史上,寻乌是水土流失区,但一直未列入水土保持重点县。稀土、铁矿、铅锌矿等矿产资源开采产生的尾沙虽有拦沙坝、挡土墙等予以保护,但大量裸露的泥土遇雨仍有相当部分直接冲入寻乌河。据寻乌县水利局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全县水土流失共366.52平方公里,仅是稀土矿区就有水土流失面积58.79平方公里。
1996年寻乌水的水质监测17项指标,全年、平、枯水期均达到国家(GHB1-1)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1999年全年、平、枯水期寻乌水达到Ⅲ类水质标准;1999年和2000年寻乌水全年、平、枯水期约50公里长河段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短短五六年间,寻乌河的水质严重下降。
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的环保意识较差是导致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破坏或影响环境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和监管。具体而言:
一是过度无序开发果业。近年来,果品(尤其是柑桔、脐橙)种植业在赣州各县(市、区)掀起了开发热潮,但由于土地利用以及生产方式的不合理,土壤侵蚀不断加剧,土壤保水能力不断下降,导致区域地表水水质变差。
二是超量使用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超量或滥用农药、化肥,会使粮食、果蔬等农产品受到污染,质量降低;农药、化肥的大量残留使土壤品质严重降低,带入水体的大量氮、磷、钾物质,容易使水质富营养化。此外,大部分农用塑料都很难在短时间内降解,对其回收利用或统一处理的难度较大。
三是随意处理生产、生活垃圾。农村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和垃圾收运清理系统相对落后,不少村民随处乱倒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将废液污水直接排入沟渠,将人和畜禽固体粪便随意露天堆积在沟渠或者村头路边,并直接作为肥料,污水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导致疾病传播。
四是非法盲目开采矿产。赣州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矿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矿产开发热潮持续升温。由于监管不到位,加之某些非法黑心矿点搞掠夺性生产,只顾赚钱不顾发展。一座矿山被采挖过后,几乎寸草不生,造成矿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
五是过度浪费水资源。由于环保意识缺失,环保监管执法力度不足,很大一部分赣州人对水资源重视不足,对“水是生命之源”的说法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浪费水的现象。此外,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几乎不分家,极大地浪费了优质水源。
六是环保治理力度不够。当前农村环保工作主要靠县市级环保部门,乡镇级环保组织机构标准不健全,落实工作还是以县市环保部门为主,使农村环保工作在工作质量和效率上大打“折扣”,很难将各项环保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环保投入不足,导致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环保队伍自身建设难以跟上形势需要,环保机构设置滞后,缺乏有效的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一是着力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上下联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使百姓树立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农业意识,推广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着力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力度。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组建保洁队伍,建立起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清运体系和集中处置机制。认真做好应用水源地保护和畜禽养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农村环保执法力度,依法查处污染和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同时,要防止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污染项目向农村转移,防止发生新的污染。
三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要积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轻、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鼓励农民对可作废料的生活垃圾进行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如发展沼气等,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生态环保产业结合起来。
四是加大农村环保投入。各级组织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市环保专项资金支持,持续加强对农村环保的投入,切实把农村环境保护作为财政支持和保障的重点加大对乡、村两级资金投入。可制定“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等激励政策,大力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充分调动农民的主体作用。
五是加强对矿产和森林资源的管理。打击滥砍滥伐树木,整治盲目无序开发矿产。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对树木采伐的补植及矿产开发的生态恢复作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杜绝一切不符合规定的采伐和开采现象。
六是做好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工作。近年来,我市在改善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河道清障,饮水卫生为主的防洪、饮水工程可使广大民众重拾对自来水的信心,更能坚定百姓对政府民生工程实施的信心。生态移民工程同样如此。
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环保意识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农村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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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二元制度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供给不足,这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全文如下:
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水平是居民生活综合质量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目前,城乡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个人消费水平差距正趋于缩小,而在公共产品消费,尤其是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方面的差距在拉大,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在我国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许多地区基本达到初步“小康”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正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因而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新阶段“小康”建设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负的迫切要求。当前,农民收入虽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增速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落后的制约,相应地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受到一定制约。“路”与“富”的简单关系,足以说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可见,只有增加其供给,才能为新阶段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入WTO后,农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基础和战略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国家粮食安全系数期待加强,迫切需要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质状况,形成新质的物质技术基础。目前,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已成为农业农村增强自身“体质”和“体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短板”。因此,加快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在农村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体现。党和政府的领导、管理、方针政策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其内涵主要是指要多为农民创造、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可见,增加其供给,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民中的形象,体现新阶段党的农村工作的新重点。
公共产品的规定性、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给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制度安排合理与否,对其有效供给和达到结构优化会起到重要影响。从实际看,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或制约其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农村自身的原因,也有农村外部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体制原因,也有非制度、非体制原因。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相关体制这种“公共产品”存在着不合理性。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关键在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
公共产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在我国过去“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包揽供给,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较少,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筹措方式解决,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村居民来承担。并且,政府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及其界限不明确,本应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等,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这就使得在各级政府财力一定和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
因此,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首先加快推进城乡分割的“二元”宏观体制及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二是以实现两种供给制度的并轨为目标,以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四是要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类别、范围,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产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把应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产品,划归政府承担,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平等。
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性与创新。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系和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规范,从而使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要彻底破除传统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及其框架下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实现由“重城轻乡”的传统型公共产品财政供给体制和制度,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现代公共产品财政供给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转变。其中,一是要通过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科学确定其事权和财权,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事权和财权,使两者相对称、相统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调整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使资金支出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确实实现投入向以农村为重点的转移。三是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深化农村基层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完善农村财政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村税费制度的不合理性与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后,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缴税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负担的成本,税外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可以看作是为向农民提供一定公共产品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性、准制度性筹资手段,而农民交费可以看作是农民为消费一定公共产品所承担的成本支出。就税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税制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
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这种税费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筹资制度安排,既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所在。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尤其是不该由农民来负担而由农民来负担的问题仍未解决。
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一是要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
二是要进一步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制度,及早实现一些公共产品由政策性提供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农民负担为政府负担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其城乡统一的、单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税费改革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又让农民真正在公共产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此外,还必须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体制、融资体制、公共决策制度,彻底消除不适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要求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与障碍,建立有利于促进其发展的新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从而为增加其供给奠定体制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除了推进制度性改革,进行体制和制度系统创新,构建新的供给体制和制度外,还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必须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战略内涵、意义和迫切性,切实实现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要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将其具体体现在增加供给的各项内容、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中。要彻底纠正只重视个人消费、不重视社会福利,只重视生活物质质量、不重视生活综合质量,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只重视人的经济关系、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传统发展观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影响,以及思维方式、习惯和定势的束缚;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责任意识,搞好各政府部门职能作用的协调与配合,形成强大推动力,积极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和发展。
加大农村政策的支持力度,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要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政策。要积极进行农村政策的完善与创新,尤其是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发展和供给的配套相关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农业、农村,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政府投入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支农投入政策,加大扶贫政策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把各种支农资金的使用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结合起来。要在使城市对公共产品需求继续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情况下,逐步把农村公共产品领域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投资的重点。
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理论支撑。目前,我国对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实践问题,也面临许多理论问题。如我国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界定及分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提供主体责任、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合理划分,公共财政体系的科学构建等理论问题,都尚未完全解决。只有以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各类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分别提出科学、正确的具体思路、措施和办法,加快其发展。因此,要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结合我国实际,积极进行公共产品及相关理论的研究、探索与创新,加快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经济学,加强对实践中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从而为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与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为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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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研究中,教材编写的原则受到了较多的重视,教材的使用是教师工作的重要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建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全文如下:
为了解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的研究现状,把握最新的研究热点,笔者对与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相关的论文进行文献调研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关问题和建议。
本文中的高职公共英语教材是指高职高专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使用的的公共英语教材,包括综合教材也包括为听说读写译单个语言技能编写的教材。笔者以“高职”“英语”“教材”为篇名检索词,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2011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发表的论文进行检索,然后剔除掉专业英语教材研究方面的论文,共125篇与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相关的论文。
(一)研究的总体趋势
从表1可以看出,2011年至2015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依次为37篇、26篇、24篇、30篇、8篇,共计125篇。2015年只统计了6个月的时间,不能和其他年份全年的发表量相比较。总体来看,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平稳、变化不大,相比2000至2010年10年间的107篇论文[1]的数值有较大增长。但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比例一直不高,说明论文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作者大多数为教师,极少数为研究生或研究员,在这几年中没有与教材直接相关的出版、编辑人员发表与高职英语教材建设相关的论文,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总体来看,对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数量相对稳定、质量有待提高的时期。
(二)研究主题
在教材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大家关注的问题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类。这两类研究都体现出以教学现状为起点、以教学目标为终点、以教学问题为导向的螺旋上升的过程,并且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中的理念、原则、方法、策略、标准等是对教材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的指导思想,是不分先后的。但实践研究中对教材的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却是一个由各个独立的环节组成的从先到后的循环。
借鉴以上各种分类方法的优点,结合搜集的论文的具体内容,笔者将研究主题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与教材相关的理念、原则、方法、策略、标准等的研究,也就是理论研究,其他五类是对教材的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的实践研究。这六类研究主题虽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因为理论研究得出来的指导思想对实践研究的各个环节都有借鉴意义,而且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相对较少,因此对理论研究不再细分。这六类研究主题的内涵或特征如表2所示。
主题确定的标准有两点:第一,以作者自己的观点为准,而不是引用的内容。如很多文章里都引用了与教材相关的理念、原则、方法、策略、标准,那些都不是作者自己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以这些原则或理念为基础设计了教材的框架或对教材做出评价,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章都被归类为实践研究,而不是理论研究。第二,以作者的论点为准,而不是论据。例如有些文章先分析了教材使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然后提出对已有教材的修改建议或对新教材的设计思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章被归类为设计而不是使用。
从表3可以看出,数量最多的是研究教材设计、教材评价和教材使用方面的论文,但这里的设计大多是对已存在教材的修改建议,说明教师在教学中对教材改进有较多的思考,对教材的评价和使用也是教师在教学中较为关注的方面。
1.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中,教材编写的原则受到了较多的重视,例如黄玉君(2011)认为在高职英语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应突出职业场景、循序渐进和寓教于乐的原则[2];史洁(2012)从境界论的角度提出教材编写时应该关注教材内容的兴趣化、语料的生活化以及编写的科学化[3];蒙诗茜(2012)论述了“因材施教”原则下高职英语教材的编制与开发的需求分析的原则,提出应该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4]。近五年的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只涉及到教材编写这一个环节,还需加强对其他环节的理论研究。
2.教材设计
在本文中,教材设计被重新定义,这里的教材设计不仅是指对新教材的设计,还包括对已有教材的修改建议。在这一方面,以职业为导向或基于职业需求分析的教材设计受到极大的重视。魏英玲(2011)提出应该以需求分析为前提,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来设计教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5];李奇(2011)提出应该按照工作流程来划分单元内容,创造低焦虑的学习环境[6];李芳芳(2011)认为教材的编写要以实用为主,以应用为目的,要考虑到语言基础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7];谢盟梦(2013)提出英语项目课程教材的编写思路是:教材设计职业化,项目内容任务化[8];季正红(2013)认为应该基于CBI理念将基础英语和职业英语有机融合[9]。胥芝韵(2014)提出应以就业为导向,注重教材的职业性[10]。甘利(2014)认为应该构建基于工作过程和项目导向的教材体系[11]。 教材设计中受到较多重视还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学的重点从知识传授转为能力培养,教学的主体从教师转为学生,逐渐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二是对教材的立体化建设的研究[15][16]。三是在英语教材编写中增加中国文化的内容[17][18]。
3.教材编写
教材编写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教材编写的方向。这几年的论文中体现了以培养实际工作中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的教材编写趋势。如张淑琴(2011)从对英语教学进行专业化改革的角度总结了英语教材编写工作的步骤与措施[19];王爱琴(2012)在工学结合的理念下提出了“课程单元化,单元主题化,主题行动化,行动情景化”的教材编写思路[20]。赵玲洁(2013)提出通过职业分析来确定某一职业要求的各种能力[21],等等。在这样的方向指引下,作者们详细介绍了所编写的教材的特色、框架、内容等方面,对编写的步骤与措施也有所提及,但相对较少。
4.教材选择
在教材选择方面,高小芹(2012)提出在选择教材时应该注意教材内容的专业性、趣味性、时效性和练习的实践性[22];侯丽娜(2013)认为在选择教材时应该关注内容上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还有结构上的连贯性与引导性[23];张鹏(2013)提出的选择教材的思路是注重分级分类和教材的立体化建设[24];梁春莲认为应该选择符合学生水平和专业特色的教材[25];总体来看,在教材选择方面,大家比较关注教材内容的职业化、教材结构的引导性以及教材资源的立体化。大多数作者认为,内容要突出实用性和职业性,结构要分级分类、循序渐进,要有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只有选择这样的教材,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
5.教材评价
对教材评价的论文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某套特定教材的评价,例如杜鹃(2011)对《高级职业英语》、皮艳玲(2011)对《成长英语综合教程》、冼嘉璐(2012)对《新潮实用英语》、王晓峰(2013)对《新实业英语教程(第二版)》和《新职业英语教程》、鲍彬(2014)对《新世纪高职高专英语》、曾艳(2014)对《新编剑桥商务英语(初级)》都做出了评价。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教材都在不断追求适应新的教学理念以及高职英语发展的现状,但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另一类是对教材的特定方面进行评析,例如王丽(2011)对阅读教材的易读度、黄艳萍(2012)对课文练习的设计、刘斌(2012)对听力练习的难度、刘丽(2013)对教材的文化内容、郑艺真(2014)对多模态内容、王丽媛(2014)对教材的职业取向等问题都进行了评价和分析,为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6.教材使用
教材的使用是教师工作的重要方面。黄文星(2015)从互动教材、蒋晓雯(2014)从听说教材、令亚贞(2012)从《走遍美国》这套特定教材的角度论述了使用教材的原则和方法;周静(2014)从概念隐喻、阮莲菊(2013)从词汇衔接、杜鹃(2011)从需求分析、许泽芳(2011)从融入中国文化的角度论述了要达到不同的教学目标时应如何使用公共英语教材。也有些作者提出了使用教材的通用原则和方法,例如黄小妹(2011)论述了教师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引导学生有效利用现行教材培养自身英语语言能力的方法及具体措施[26];黄映雪(2012)提出的应该根据学生的情况对教学内容、教学顺序和教学活动进行调整[27],成为大多数作者的共识。
(三)研究方法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研究方法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例如,根据数据的来源,可以分为第一手研究和第二手研究;根据数据收集的时间可以分为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根据研究的性质和作用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用研究,等等。本文讨论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在各个研究主题中支撑作者的观点的数据或材料是否来自有系统、有计划的采集和分析,因此笔者参照束定芳的界定,将其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大类[28],实证研究又分为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三种,其内涵或特征如表4所示。
125篇论文中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有103篇,占82.4%。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22篇,占17.6%。相比前十年的论文中的非实证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为90.7%和9.3%来看,已经有更多的作者开始通过有系统、有计划地收集和整理数据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说明研究的方法逐渐向着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
实证研究方法出现在教材设计、教材评价和教材使用三个方面的论文中,全部采用了定量研究法,主要是使用问卷调查学生和教师对教材的满意度,统计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或对教材的内容特色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数据表明,近五年与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相关的论文,大多数是个人感想、操作描述、思辨探讨,虽然通过有系统有计划地采集和分析材料得出结论的论文比例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较少。
三、问题和建议
(一)研究主题分布不均、薄弱环节比较多,应从更全面的领域开展全方位的研究
首先是理论研究领域薄弱环节比较多。如果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用研究来划分,对高职英语教材的理论研究应该属于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是连接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的桥梁,在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领域,理论研究是把心理学、脑科学、认知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转化成对教材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的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理念和原则。但是这次收集到的论文中只出现了对教材编写这一个环节的理论研究,其他环节没有涉及。而且实践研究的论文作者们所借鉴的较为权威的理论,大多不是中国人创立的,更显示出我们理论研究的薄弱。
其次,在实践研究领域,对教材的使用和使用以后对教材做出评价、提出修改建议和设计构想是三个研究较为密集的方面,对教材的实际编写和选择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教材的编写是教材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编写出优秀的教材,其他环节才有实施的依据。在编写的过程中,除了关注编写的内容,同样应该关注编写队伍的组建、编写的步骤和措施等方面。选择优秀的、符合学生水平和实际需求的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应该加强对教材选择的研究,积极选择出更多优秀的教材并加以推广使用,才能够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学术研究缺乏规范性,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应采取更加严谨科学多样的研究方法
规范的学术研究应该采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取得相关数据和材料,并对这些数据和材料进行有效的分析,以揭示其中隐含的规律。近五年的论文主要采用的是非实证研究的方法,支撑论点的论据主要来自经验性的材料,其说服力有待商榷。采用实证研究法的论文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虽取得了一些客观数据,但因为抽样程序和方法不规范,甚至没有取样说明,同样无法保证数据的可信度。而且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也良莠不齐,不利于揭示教育规律。
进行教育科研工作,是需要有指导、有培训、有专家领路的。应该多给教师提供这种教育研究方法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从数据的采集、数据处理、论文写作等各个方面对教师进行指导,才能有效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促进高职英语教材研究的进展。最关键的是评价指标的指引,在当今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科研考核指标下,很难激发教师提高科研水平、严谨治学的动力。因此应该改进科研评价指标,鼓励更多的教师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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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 一国的金融总体主要由金融各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市场、各种信用方式下的融资活动、各种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金融资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全文如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金融结构作为金融体制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是一个农业相对落后的大国,国家对农村金融更应有扶植政策,以促进农村金融对农业服务。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对我国农村金融结构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6年银监会以“低门槛、严监管”为特点,开放农村金融市场。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的政策,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更多新的信贷产品,有效促进和改善了农村金融结构,使我国初步形成了农业政策性业务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商业性的农业高端业务由农业银行承担,农业基层业务由县级和乡镇级的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承担的多层次农村金融结构。随着农村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的结构性特点日益突出。
(一)农村地区投入结构失衡。
由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的特征相违背,农村金融机构中农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重点由农业转为工商业,其业务范围由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年报,到2010年末,全部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30%,其中直接用于农业的贷款只占10%左右。其他3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也设有分支机构,但这些机构主要是吸收存款,除了向大型乡镇企业贷款外,基本上不向农民、小企业贷款,最终导致大量农村资金的外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农村区域主要的政策性银行,随着粮棉油流通体制的变革,农业发展银行从最初的综合性职能演变为主要承担粮食收购贷款等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对农村企业和农村发展投放的信贷资金很少。
农村信用社贷款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与农户金融需求对接的有效贷款保证手段等问题,使得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对农户大额贷款的“惜贷”和“减贷”现象,农户的大额贷款非常难获得。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作为农村经济主力军的乡镇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使其走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科学道路,企业增加值近几年占全国GDP的比例逐年提高,超过了25% ,然而,乡镇企业贷款额占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额的比重却逐年降低。一方面,乡镇企业平均生命周期较短,容易给金融机构造成坏账呆账,其贷款申请容易遭受拒绝;另一方面,乡 镇 企 业 由 于 自 身 资 金 实 力 较弱,自有资金很难满足中长期投资需求,而其在金融部门的信贷大多是短期贷款,因此所借资金的周期与企业需求也不相匹配,再加上我国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资格或能力,所以资金缺乏、借贷资金的周期不匹配严重制约了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结构效率不高。
要保持较高的效率性,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产权、充分竞争和严格的破产约束,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这3个方面都不具备。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都不彻底,产权关系不明晰;农村金融机构种类相对单一,自然地区垄断现象严重,无法开展竞争;为三农服务的政策限制和信用社主力军的垄断地位,使信用社破产约束失灵,农业银行是国有银行,大到不能倒闭,也存在破产约束失灵。因此,提高运营效率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缺乏使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整体上处于低效率运行状况。
其表现,一方面是利率的非市场化。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不高,资金供给的政策性因素依然存在。虽然信用社贷款利率可以浮动,但毕竟都是在为“三农”服务的大政策指导下的浮动,真正的市场利率尚未形成,更何况存款利率仍然是计划利率,这自然限制了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农村金融采取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1998年以来,4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了6万家左右县及县以下网点机构,分支机构总量减少的比例平均在39%左右。县及县以下区域的主动撤退,自然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独占地位,其实质上更多是由于政府对农村金融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保护。农村信用社由于本身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困境,亏损挂账高居不下。
(三)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错位。
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应立足于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农村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和手段。它与个体私营经济在产权设置、运作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从而能产生一种制度上的天然亲和力;农村信用社规模小、机制灵活、管理层次少、自主性强、运行成本低,比较适合农村个体私营企业融资需求的特质。
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错位,存在与国有商业银行争业务、争市场的现象,盲目扩张规模,偏离了合作制的发展方向。农村金融机构在资金投向、服务对象上没有突出以农村经济为主、为“三农”服务为主,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各种区域性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不乐意为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部分农信社的定位根本不在小农贷款甚至不在农业,而选择工商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使得资金本来就不富余的农村地区资金更加匮乏,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能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服务方向转变和机构设置转变改革所留下的农村服务空白,无力承担起改革所赋予的重任。
(四)农村民间金融缺乏管理和引导。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视为非法,多以地下金融的形式存在。由于金融管制、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正规金融在农村信息不充分等种种原因,民间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民间金融既没有立法,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手段,只有在严重风险发生时才予以清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中契约关系不发达,主要依靠道德伦理准则约束交易行为,在信息不对称、外部管理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投机分子和不法分子利用民间金融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给农村经济金融稳定带来了风险隐患。无论从组织类型、分布还是资金规模来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活动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其监管却相当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业几乎为国家所垄断,相关法律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尚无专门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规范对象的法律。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只是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等。这种制度环境不利于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如在市场准入制度上,虽然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但目前也仅有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一些特定的金融机构让民间资本得以合法进入,更多的合会、私人钱庄及其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仍不能合法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一)建立涉农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加快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农业是基础产业,同时也是高风险、低产出的行业,为弥补金融机构提供农业金融承担的政策风险和损失,世界各国对农业金融业务提供政策补偿是普遍的做法。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虽然承担了大部分政策性支农任务,但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却没有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这不仅加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负担,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活力,而且遏止了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针对农村地区开办金融业务风险多、自然灾害影响大、农民收入低、还款能力弱等问题,我国应建立健全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运用存款保险机制对有问题的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及时监测和早期纠正措施,促进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健康发展;
二是积极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农业保险在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三是进一步加快信用环境建设,增强信用机构与农民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分散信贷风险的机制,减少信息成本或者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金融机构的风险。
(二)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提高农村金融结构效率。
农村金融机构应改变过去产权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突出问题。农村信用社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首先应从农村信用社改革开始,在坚持股份制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步实施,采取符合当地特点的具体组织形式,把地方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目标模式。根据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应把农村信用社看作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允许地方财政代表地方政府入股,用优惠政策支持信用社化解支付风险。
从农业银行的比较优势来看,其优势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其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也应该在农村。农业银行应加强县以下机构建设,提高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通过资金优势、网点优势、队伍优势和技术优势为“三农”服务。在此基础上,政府相关部门应适当放松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优化农村金融结构,特别是要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大力培养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充分调动农村金融组织向“三农”投资的积极性。
(三)加强农村金融结构管理体制建设,准确定位农村金融市场。
农村金融结构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进一步强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经济政策。农村金融机构是服务于农村经济的金融主力,根据服务对象的多层次性和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决定其经营上的多样性。在经营中提供各自特有的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分布广、经营灵活、市场敏感度强的金融机构。在市场定位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要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找准服务方向,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树立适度规模经营、稳健有效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大对养殖业、农业产业化和优质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
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机构适度竞争,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现有金融机构重组和参股新设农村金融机构,推动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探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应以市场配置的方式,从外延、内涵上积极拓展空间,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农村金融创新活动,以吸引和方便客户。一方面,扩大传统业务规模,更新观念,改变以往经营方式,做到“人无我有、以特取胜”;另一方面,要增加业务品种,走出传统业务的狭小范围,在积极扩大资产与负债业务创新的同时,抓住中间业务的开拓和发展,使之成为新的效益增长点。农村金融机构还应完善经营规则,积极发展农民个人消费信贷,利用农村金融机构擅长经营零售业务的优势,把经营触角拓展到农民消费这块金融服务的新领域。
(四)建立以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为主导、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监管新体系。
长期以来,金融监管及其体系建设是我国的一个薄弱环节,其中农村金融监管更加薄弱。目前,我国金融仅有中央监管系统,地方缺乏积极性。因此,要建立以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为主导、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努力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建立农村金融事务协调机制,充分利用地方政府与金融监管机构在有关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部门信息方面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通过交流以便利决策,在金融危机处理与金融风险化解方面采取协调行动,将已发生的损失及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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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基本含义是指心理的各个方面及活动过程处于一种良好或正常的状态。心理健康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性格完美、智力正常、认知正确、情感适当、意志合理、态度积极、行为恰当、适应良好的状态。与心理健康相对应的是心理亚健康以及心理病态。心理健康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含义,衡量标准也有所不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问题原因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这个人才竞争的21世纪,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所以教育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基础教育更是重中之重。中小学教师在基础教育中扮演了奠基石的角色,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方面就成为了关键所在。
学生是教师直接接触并服务教育的对象。教师的心理健康值得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不仅教师的自身发展和学生的发展要靠它,而且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要靠它。因此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现状就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很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在近几年调查检测了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内随机抽查了112所中小学的1691名教师,结果发现,存在心理问题的教师占所有教师的51.23%,比我国目前正常人群心理问题发生率高出了一倍多,在这51.23%中,轻度障碍的教师占32.18%,程度严重到成为心理疾病的教师也已经达到了2.49%。
更有调查发现,每天觉得很忙、很累,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教师占75%;觉得当教师压力很大的教师占了90%。这些研究调查都显示出,当今社会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问题已经日渐严重,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理应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近年来,教师的待遇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于教师师德的修养也是夸夸其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得到重视与关注。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90%以上的中小学教师都分布在农村,所以,基础教育的成败甚至中国的全民素质教育的决定性因素便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素质的好坏。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概括如下:
(一)自身因素。
农村中小学教师焦虑心理的产生,首要原因是教师职业在知识经济方面的高要求与教师的自身素质的不相适应。在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创新,往往是善于知识的创新的人才能够在知识经济时代拔得头筹。而基础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以及开发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决定了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为了确立学生创新的理念,形成创造性思维方式打基础,必须通过创新式教育抓基础教育。然而我国现今社会的中小学教师中30至40岁中青年教师占大多数,他们不仅面临知识更新周期的缩短和学校寄予的厚望,而且面临基本陈旧的在学校里学的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教育观念等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此,他们为了不让时代淘汰,就要继续学习新的教育知识,提高自己的学历。但是教学任务的繁重以及紧缺的学校经费等很多因素导致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即使进修,教学和学习也是难以两者兼顾。焦虑心理就是在教师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对于教师素质的高要求和学习与工作矛盾的双重压力之下产生的。
(二)社会因素。
农村中小学教师作为基础教育的传播者,其工作任务是及其繁重的。然而教师的付出和收入却不成比例。《教育文摘周报》中指出:小学初中教师每周平均课时达到15.31节,其中周课时超过18节的教师占46%,在校工作时间平均每天达到8.93小时,平均每天在家备课的时间为1.63小时。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的教师也大有人在,还有连续几周持续工作的教师,体力以及脑力的超额付出,加上匮乏自我调节能力,导致他们失衡的心理,多数教师出现上班情绪低落、人际关系紧张、畏惧上班等情况,导致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身心健康被严重影响,而我国的基础教育的发展也被严重制约。
农村中小学教师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在农村,较城市而言,比较艰苦。而且学校对教师的需求也并不重视。《教师法》由国家审议在1993年10月31日通过,其中不仅教师的权利义务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也将提高教师的待遇,但是合法权益在许多农村的中小学教师身上仍得不到保障,甚至会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教师的生活水平无疑被严重影响,尤其是山区的教师,艰苦的工作条件,闭塞的信息,使教师的心理失衡、心力交瘁,以至于发展成各种心理疾病,在实施全民素质教育时遭到严重不良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评价所影响。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社会上,周围人的行为密切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师心理的因素有:社会对于教师的评价、教师对于评价方式的接受。终结性评价是我国中小学教师主要采取的方式,这种评价将教师为了改变学生的品德行为、价值观、兴趣爱好等所做出的努力贡献忽略。
(三)职业因素。
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众多,所面对的冲突也多,在家里是父母、妻子、丈夫、儿女,在领导面前是被管理者,在学生面前却是管理者,而且农村远离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较城市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导致心理的失衡。
和谐的师生关系构建的主动者是教师,学生心中的榜样也是教师。学生的言行举止都被教师所影响,所以教师的心理健康理问题应得到重视与解决。
(一)中小学教师需要的和谐环境的构建。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小学教师和谐环境的构建需要依靠社会,而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首先应该将健全的法律在农村山区严格实施,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其次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减轻升学压力,使尊师重教成为和谐的社会风气。“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的树立有其实际的内涵: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理解教师的苦衷;减轻教师的压力;提高教师的地位。同时,政府应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教师的自我强度。另外,家庭对教师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中小学教师积极心态的培养。情绪上的成熟是成功教师的必备品质。情绪上的成熟就是能很好的调适自己心理状态。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教师心理压力与心理健康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提倡给教师减压,减轻教师的精神压力。
当前社会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日渐严峻,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教师自身因素,二是社会因素,三是职业因素。要实现全民素质教育,就需要减轻学生的负担,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就需要减轻教师的心理压力,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
【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问题原因的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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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经济制度替代了计划经济制度,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全国由此开始了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与发展。从2003年伊始开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减轻农民医疗负担具有重要作用,符合现阶段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温州市龙湾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研究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时代背景,探讨温州市龙湾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发展建设。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经济制度替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条件,全国由此开始了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本文分析了温州市龙湾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在筹资机制、医疗分配、补偿机制、基金管理、乡镇卫生机构管理等5个方面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短木效应”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农村发展水平。此外,“三农”问题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则是,尽管为解决此问题而有较多惠农政策出台,而问题没有实质的改变。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提出新型农村建设战略,旨在以此作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表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发展关系到能否建成更加和谐、更加稳定、更加安全的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对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部署。“奔小康,先保健康”,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为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决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以政府资助、个人缴费和集体扶持相结合为筹资机制,以县(市、区)为管理单位,由政府主导来组织推动,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农民因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一项初级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多种措施,并举行各类宣传,让农民能更好的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规定,其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1)每个县(市、区)设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每年根据市新农合办制定的报销范围、补偿比例、注意事项等,重新统一制作《新农合就诊、报销流程图》,分发给各定点医疗机构,方便农民了解新的政策规范;(2)印刷《“新农合”100问》宣传手册,并免费发放到各定点医疗机构、村委会,方便农民就近了解。同时,农民可以随时咨询医务人员、村干部,真正让新型合作医疗政策规定被农民熟知。
2.1 医疗资源和服务分配不合理
农村医疗资源医疗服务分配不合理。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市区和城镇。农村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相比之下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农村定点医院数量少,医疗价格贵、服务态度差,农民一般的小病治疗只能选择小诊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医疗补助费用由省级医院向乡级医院逐级增加,但是医疗补助费用的起付金额却由省级医院向乡级医院逐级减少,这样才能在政策上鼓励农民就近看病。只是大多数农民对城镇中等低级别的医院保持者不信任态度,认为它们的医疗技术水平较低,而且收费比去乡村医生那里看病费用高出许多,例如普通感冒去乡镇医院可能要花一两百元,包扎伤口也要上百元。
2.2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有限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有限,基础设施薄弱,整体素质偏低。龙湾区乡镇基础医疗条件简陋,基础设施较差,设备简陋,药品、器械短缺,医疗设施比较落后,医疗水平普遍不高,大病救治能力非常薄弱,农民对乡镇卫生院救治大病的满意度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参合意愿。部分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的医疗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仍然较低,缺乏具备学历和职称的急诊、产科、护理、妇幼保健等专业人才,以及防控制专业人才等。基层卫生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待遇较差,优秀人才在基层中没有成长的土壤,乡镇卫生院急需的高素质卫生人才请不来,留不住。
3.1 加强基金管理力度
加强促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筹资,参与者以家庭为单位参合。这样不管农民体制健康与否,都被纳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构成人员健康状况多样化,有利于基金风险的控制。在制定方案过程中,要尽量提高一级医院的补偿比例,同时降低其起付线,用经济手段引导农民在一级医院就医,以降低基金风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要强化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加强自身医疗行为管理,避免小病大治,滥用药,疏检查,乱收费等违规医疗行为,进而避免医疗服务和补偿环节的基金不当利用,提高基金使用效率,降低基金运行风险。
3.2 做好部门和行业管理工作
卫生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对医疗服务机构,加强工作监督,及时纠正问题。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违纪、违规,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检察机关。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执法与处罚制度。医疗服务机构要适应市场供需关系,科学管理,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及时准确办理医疗补偿手续,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医环境。加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行业管理,拓展良好医德医风氛围,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县级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要加强对定点医疗单位工作人员业务指导,在审核工作中要做到审核及时、事实清楚、对象准确、资料齐全、数据科学、质量保证、范围合理。
通过实例分析法,实地调查法等,本研究针对龙湾区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主要包括资金筹集、医疗服务、监督机制以及农户个人四方面的问题,并从制度、服务、监督、管理、宣传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何进一步完善发展,本研究还只是做了阶段性的研究,在今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运行过程中将会产生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期望本文能为加强政府支持公共卫生力度,加快农村卫生配套改革,构建新型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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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学西化本土化
【论文摘要】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本文试图归纳分析存在的问题的表象及成因,做一番梳理。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p#分页标题#e#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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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以公共选择、协同学等理论分析、阐述我国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实证依据,揭示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途径、方法、模型;探讨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现代管理与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为国家开发和建设中西部山区农村经济决策提供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公共选择 山区农村 经济 协同发展
山区迫切需要科学地开展综合开发。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著增加。但是各种矛盾的产生导致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一、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矛盾及其成因
1.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
权利缺失,是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理解的,有剥夺与排斥之义。农民的权利贫困则是其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权利、机会的缺乏所致。恶劣环境下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济波动、社会混乱状态下,山区农村贫困者的脆弱性更易受到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被边缘化;土地产权处置、资源分配、就业、教育、医疗、社保都无发言权,少有受尊重(如盲流、泥腿子、农民工等称谓)、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如只能被局限在脏、重、累、险工作领域)。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元结构,进城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工资低的次级市场上寻活计,是城市的编外国民,很难实现市民化的成功。
2.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
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一利用——再循环——再利用。
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3.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只是尚未将其潜能发挥出来。低成本、差异化、要素管理协同,可实现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实物产品价值、供旅游观光的产品美学价值与产业经济质量提升。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借助山体的垂直立体分布及其地面上的动植物、叠山美、石山美,以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更替等所能发挥的景观、景区和景点,结合人文地理,从山地审美角度,开发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形态,将山地产品的物理性与审美特征和效果体现出来,在城市产能产品过剩、乡村环境生态化以及人们向往空气清新、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条件下,非物质的经济品比物质化产品更有较高价值。
在山地资源开发系统中,将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物质形态与其非物质形态结合与联结,采取“种一养一殖一畜一牧一渔一农一林一科一工一贸一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实现山地区域的优化发展。
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及其驱动力
实现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地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取决于外部驱动力、内外部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内部驱动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地结构类型I、II、III、Ⅳ的递升型变迁,更需要四种力的共同驱动才能突破贫困落后山区的发展瓶颈,改进其发展性状。
(1)外部驱动力
目前的逆向流动,我国山区和山民似乎成为我国城市和市民的“殖民地”,发达区域的人流、物流、资流、信息流、技术流和服务流不断流向山地,各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体制、宏观政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税收变化和输入,常在宏观上改变森林、矿产、能源、土地等权属关系、人口数量素质及价值观。公正公平和安全可靠的产权关系,改善山地基础服务设施,推动人们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聚变。
(2)内部驱动力
因体制和机制设计使然,越偏远贫困山地如果没有外力驱动,缺乏足以诱发山农留守家乡土地劳作和生活的利益机制,他们宁可选择到城里参与市民建设大都市,而非“新农村建设”,只能在一定外力寻引下,内部驱动力才可转化为结构进化的促动力。
2.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拥有丰富的水、矿产、森林、动植物和土地等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效率。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概念迅速扩展,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等越来越明显地交织在一起。
不同山地区域的山地资源体系的结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山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与水平,根据特定的山地区域发展目标和资源基础,在各类资源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的研究基础上,综合分析各类资源的数量、质量、开发布局、开发利用可能产生的环境与生态问题,深入研究山地区资源与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自然资源本身的规律,社会经济资源布局与配置优化方式,提出跨区域、跨学科、跨部门和跨时期的资源总体战略、优化配置、高效合理利用、循环再生、有效管理等可实施的总体方案。按照利益共享、时间同步、空间统筹、布局合理、用地集约、开发有序、建设规范的要求,结合主体功能分区,编制城乡统一的土地利用、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合理进行农业区划,推进各具特色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
综上所述,要想摆脱诸多困境并且重构全新的现代性时空,唯有将制度化的国家观念和市民社会下的社区发展,即山区农村区域发展的权利保障、组织主体性发展置于到同一性构建中,农民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利益主体、价值主体和政府、企业形成参与式发展网络,农民有权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社区公共领域。使农民具有决策主体性,具备充分的发展主体的发展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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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服务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品质的内在价值诉求。而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则是推进农村全面进步、实现城乡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农村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差异性极大,对这个课题的有效解决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公平问题,并尝试寻找解决公平问题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农村 公共服务 公平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以政府为主要供给主体,为满足农民需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面向农村提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服务。针对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理念、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低等特殊因素的存在,使得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其运作有很大的特殊性。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存在地域不均等、城乡不均等、群体不均等等问题,如何实现公平正义,改进和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从理论上讲,公共服务的公平问题包含分配问题、排他问题和消费选择问题。这三类问题是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由于农村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在面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会产生公平性方面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公共投入分配的不公。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到公共交通、公共水利和生活设施的建设,都需要政府的投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无论是供给项目还是供给量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乡村之间如何分配,以及分配的主次和先后顺序都是很难解决好的问题,导致了村村之间发展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
其二,公共服务项目收费不公平。在一些公共服务项目诸如教育、医疗等实施收费中存在着不公平问题。对于一些政府提供的有偿公共服务项目,如果没有一个完备公平的收费标准,这样的情况任何人都不会理解的。政府对于城市的公共服务投入多,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越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环境。而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负担,政府的投入很少,很多诸如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都是由农民自行集资建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乱收费问题越发严重,这是公共服务项目收费不公平的突出表现。
其三,二次分配惠顾偏失。作为政府二次分配的重要内容,按照罗尔斯提出的“差异原则”,公共服务的提供理应要照顾和补偿最少受惠者的需要和利益。然而,在现行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安排上,最少受惠者所得到的二次分配不尽人意。这一方面体现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先性上,例如许多普通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从而被排除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之外,政府公共服务往往优先惠顾到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另一方面体现在实施同等收费的公共服务项目中,没有设置必要的补偿机制,忽略了农村人口购买力差异的同等收费制度,使得最少受惠人获得的利益更少。
其四,消费选择待遇不公。公共服务消费者在消费选择方面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当前的中国,政府面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内容有限,在服务内容的选择上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由于这些缺乏消费选择力的消费者处于被动,即使某些公共服务项目即使他们不需要,也无力退出,只能和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共同付费,导致其生活继续贫困。这种在消费选择的不公正待遇,是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突出困境。
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公共服务的不公平问题,很大原因在于政府方面。由于政府制度缺失、管理不善以及公共组织自身结构的缺陷,致使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偏离其“公共性”的一面。从政府治理方略和制度安排来看,造成上述公平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由于我国在建国初期一直比较注重发展工业,而且往往是以效率为优先的发展理念,而我国是农业大国,致使农村公共服务在供给量方面出现严重的不足。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对于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一般为10%左右,而我国只有3%左右。由此可见分配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因此供给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服务的提供,地方政府则负责地方性公共服务的提供。但实践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划分上不尽合理,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无形中将一部分本应由国家负担的支出转嫁给了农村居民。
政府自身的治理结构,决定了从公共投入的分配到各项公共服务的具体安排,再到各类有偿服务的监管和惠顾对象的确定,因此决定了公平与否。长期以来,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几乎垄断了公共服务的提供,由于缺少竞争,使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差、效率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对于这些问题,还需从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的机制入手,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公共服务收费的管理制度和补偿制度的不完善和缺失。目前面向农村的公共服务收费的收费体系包括政府服务机构,公共事业单位收费和市场供给主体,在收费项目确定、收费权限、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等方面却缺乏权威的制度规范,致使不少购买力严重不足的农村人口享受不到起码的公共服务。
农村公共服务的公平问题有多种表现,也有其复杂多样的具体原因。与此相关,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各级政府必须围绕着解决政府和社会、市场、企业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在政府体制改革中选择服务型政府的取向已成为一种共识,各级政府都更加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各级领导干部的精力也更多地放在推进社会发展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有序供给,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需求,这是解决公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改变行政专断化的服务决策模式,建立民主化的服务决策机制是这一制度变革的实质。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二是公共服务的类型,建立分类供给的制度,其中包括确定服务类型的供给主体,是政府或者市场还是二者皆有。四是根据社会需要和公共服务,建立政府支持市场供给的相关制度,确定支持范围、支持力度和支持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通常的观念认为,在城市中修路、建校、通水、通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理所应当由政府“买单”,而农村的这些事情很大程度要由农民自己解决。公共财政的职能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政府要向城市和市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益性服务,也要向农村和农民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让农民享受到与市民一样的待遇。因此,应当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因此,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公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逐步加大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逐步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量
提升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水平。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确保政府工作高效运转,确保重大决策贯彻落实。深入开展绩效考评和行政效能建设。建立健全城区政务服务体系,完善城区便民服务功能。提高政务服务效率。进行公共服务廉洁性评估制度创新,力促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科学化,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提高了源头预腐能力。
市场供给是按照其固有的按“谁付费,谁享用”的原则提供服务供给的。这种本质不公平的原则实际上是向有购买力的富人倾斜,特别是在农村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供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弥补市场自由供给的缺陷,顾及弱势者或缺乏购买力的穷人,政府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弱势者或缺乏购买力的补贴救助。以上的政府补贴救助表现在当今农村在上,就是政府要首先建立和完善低保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公共教育服务等方面的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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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而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是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有机组成部分,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是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
(一)统筹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 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体系。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施农民健身工程的需要,在统筹城乡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应把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重点放在农村,加大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生产的投入力度,把解决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问题放在优先解决的位置,加快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生产与供给。
(二)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实施多主体供给方式。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在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体育产品投入的同时,应坚持以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为主,引入民间资本和第三部门参与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提供,或者采取政府与私人共同供给。
(三)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方式,建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民主表达机制。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方式,实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的自主化。应该允许农民成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各类社会组织,使其真正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通过组织的途径表达利益要求,并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同政策制定者、服务提供者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讨价还价,最终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村政治制度向农民本位的回归。在发展农村体育中,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体育参与意愿和权力。逐步建立农村公共体育物品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形成农民体育“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四)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将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状况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公共体育产品的监督,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此外,要加大对边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力度,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企业,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同时提供公共体育产品,采用共用、共管模式。农村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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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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