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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和整体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区工业快速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已达一定规模。为了促进我区工业更好更快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定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支持。
从表3可以看出,1998-2002年内蒙古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呈上升趋势,4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产值比重上升了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带动就业能力很大,吸纳了较多的社会就业人口。但2003年以来,第三产业的社会就业比重一直徘徊在30.1%-30.6%,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这与第三产业发展停滞,比重下降有直接关系。2008年就业比重有所反弹,接近2002年的水平,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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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副研究馆员德力格尔所撰《<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纂情况及全国蒙古文古籍的鉴别统计》一文,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蒙文古籍6280种,内蒙古图书馆有2100种,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有1542种,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有 162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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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蒙文古籍搜集保存的历史痕迹
[论文关键词)内蒙古 蒙文书籍 搜集保存 历史痕迹
(论文摘要)本文在探寻内蒙古地区个人和机关搜集保存蒙文古籍的历史痕迹的同时,着重记述了建国后国家重视蒙古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展了搜集保存蒙文古籍的工作,及其得到各界的热情帮助,取得了巨大成就。
论文正文:
蒙古民族在游牧文化基础上创造并发展的书籍文化,在文字、内容、形式、种类等方面独具特色,对丰富中国文化乃至全人类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在古代,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和夭灾人祸,很多历史文献散失损毁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现象才告结束。本文将概述内蒙古蒙文古籍搜集保存事业发展的历史痕迹,供蒙古学学者们参月比.万。
作为一个经营畜牧业而分散游牧的民族,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主要珍存在祭祖场所、寺庙、塔楼等处。
[1」清代和民国时期,虽然在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杭锦旗管旗章京那木林减布、乌拉特前旗镇国公嘎勒当旺楚克多尔济等富人诺颜和尹湛纳希、贺希格巴图、卓勒扎格台吉等文人的书斋中积聚有蒙文古籍,但很少有专门保存书籍的服胃公共图书馆。
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建立了公共图书馆,逐渐认识到搜集保存古籍的重要性,在动荡岁月的空暇,开始搜集蒙文古籍,做出版或研究工作。具体而言,蒙古民族的改良主义先驱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早在光绪28年(1902年)就在本旗创办了新式官办学校“崇正学堂”和一个小图书馆。关于这个小图书馆,崇正学堂的首届学生吴恩和在题为《贡桑诺尔布》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与此同时,贡王还拿出一批钱来,在北京购买了一批《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部头珍贵书籍,在王府西跨院开辟了一个略具规模的小型图书馆,专供各校师生和旗衙门内的行政人员阅读。”
(2)其后,贡桑诺尔布官办学校的学生特睦格图在北京创办出版社,在做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同时,也搜集、整理、印行了许多珍稀的蒙文古籍。例如,有《蒙古黄金史纲》、《蒙古秘史》、《圣忏悔灭罪大解脱普闻成等正觉胜庄严大乘经》、《往生北方香拔拉愿文》、《蒙文心经》、《汉名十轮王佛咒》,克什克于1927年创办的蒙文学会在该会《总则《蒙古源流》等。
〔3〕在内蒙古东部,卜和》第六款“研究部分”详细规定:“要全面研究:1.历史与地方状况,2.风俗习惯,3.盟旗演变始末,4.宗教传入原因,5.畜牧学、农学及医学、兽医学,6.其他与蒙古民族有现实大用之学问。”
[4〕随后即按照规定开始工作。例如,1932年从德国领事馆抄录了《蒙古源流》,1937年出版了《泣红亭》、《二十一救度母礼拜及七支》、《蒙文心经》、《白伞盖陀罗尼及赞颂》等书籍。
同二时期,在内蒙古西部,德王于1937年建立了伪政权“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其“蒙古文化馆”在继承原绥远省立图书馆的基础上,搜集了相当多的书籍。对此,包忠信在《文化专刊》第3期上发表的《本馆创立周年纪念会上一年馆务报告》中写道:“将本馆藏书依分类法加工,做好标识,新旧图书共四万一千余种。”
[6〕这正与《近代内蒙古公共图书馆事业史》(以下简称《事业史》)中据《蒙古文化馆图书目录初编》记载的“该馆藏书共41000余种,另外还新购进满蒙文书籍95种,约770余册”相吻合。
[7〕该蒙古文化馆后改为蒙古文化研究所,并于1942年秋迁至张家口后,仍在做蒙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工作。所以,虽然遭逢战乱,1947年从察哈尔省图书馆收回的原蒙古文化馆(蒙古文化研究所)的蒙文藏书仍有“819册”。尽管在这些书籍中特睦格图的蒙文书社和伪蒙疆政府“主席府印刷所”等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蒙古文化馆负有研究古籍之责,其藏书中曾有相当多的古籍是不容轻易否定的。遗憾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搜集的蒙文古籍,出于种种原因,很少留存至今。
而在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有关机关真正着手做了蒙文古籍的搜集保存工作。据说,曾派出专人开始积极搜集北京隆福寺巷售卖蒙文书籍的几家书肆和“蒙文书社、篙祝寺出版的木版宗教书籍及其他种类的木版、铅印、石印书籍。”
[8]对此,《事业史》写道:"1947年秋,乌兰浩特市政府在中共党员及干部的捐助下成立了文化馆,馆内设有图书室,藏书约800余册。除供干部、工人阅览外,还在基层开展些流动服务。n
[9」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落实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政策,有关机关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搜集手U大量的资料。
[10」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蒙文古籍。
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设立了内蒙古蒙古语文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
[11〕研究会章程第三条明确规定“搜集与研究有关蒙古语文图书资料及民间口头文学”,并详细制定了《有关蒙古语文研究资料搜集办法》。
[13」于是,该会在开展搜集并研究有关蒙古语文的书籍资料及民间口头文学的工作后,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对此,在题为《内蒙古语文研究会去年的成绩》的工作总结中写道:“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分局指示的‘联系实际,提高质量,稳步前进夕的工作方针为指导……内蒙古语言研究会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去年共搜集了新旧书籍资料千余种,其中有珍贵的手抄本《格萨尔传》(下半部)、旧《青史演义》、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伊利汗和完者都汗致罗马国的文书等。"
[14] 1954-1964年间,该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墨尔根巴特尔、额尔敦陶克陶、曹部毕力格等和其他有关人员走访了北京、内蒙古东部、新疆及伊克昭盟、呼和浩特的土默特旗、乌拉特三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商都、镶黄旗、阿巴哈纳尔旗等地的寺庙,搜集回很多蒙文古籍。
[15」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夏·达兰太、内蒙古文学研究所的道荣嘎等也先后赴北京、阿拉善、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郊区、达尔罕贝勒旗等地,搜集回非常珍稀的蒙文古籍。
[16〕据有关采访和档案记载,当时呼和浩特的乌素图召、察哈尔的查干乌拉庙、茂明安的哈布图哈萨尔祭奠堂、包头的五当召等寺庙和祭祖场所及乌审旗的旺楚克拉布坦、巴勒珠尔、扎萨克旗的鄂齐尔呼雅克图、郡王旗的卓勒扎格台古、鄂托克旗的衰都布、巴雅尔等人也捐献出自己保存多年的珍稀书籍。
1956年,周恩来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中央文化部主持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要求图书馆应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服务工作。在那次会上,文化部代部长吕志民指出:今后,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应该成为收藏蒙藏文书籍和有关蒙古民族的书籍最为丰富的图书馆。内蒙古人民委员会把中央文化部的精神与内蒙古地区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以政府的名义向全区各盟旗下达了关于搜集书籍的专门文件,并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将民族书籍的经费增长了七倍。于是,内蒙古图书馆作为自治区唯一的公共图书馆,担负起蒙文古籍搜集、注册的部分工作,努力地开始了这项工作。他们为了把内蒙古图书馆建成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图书馆,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深入民间,到寺庙搜集古籍和民族书籍,还以从旧书店和市场购买、到兄弟省区的图书馆抄录等方法,搜集回大量的书籍。
「17〕这名垂万世、功德无量的工作,首先大获当时各级领导和热心的僧俗学者的支持。例如,伊克昭盟盟长王悦丰(阿尔宾巴雅尔)、中共包头石拐矿区吉忽伦努图克委员会秘书长额尔德尼、邵王旗旗长格日勒图、秘书长杨__、鄂托克旗文化馆馆长呼金太、喀喇沁旗文化站的施站长、乌拉特中旗文落长站的马尔根__、阿拉善旗供销社主任陈·塔巴亥、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达瓦喇嘛、准格尔旗准格尔召的状元喇嘛、郡王旗公爷石达喇嘛登赞扎布、巴林右旗大板镇的噶勒桑格根、阿鲁科尔沁旗根巫寺永藏格根、阿拉善旗都固木巴格的索德巴桑布、喀喇沁旗公爷府东院的吴紫云、桥头营子的张佐用等都曾大力相助。Cls〕同样,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机关和团体的有力支持。例如,曾得到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包头市文化局、土默特旗人民委员会、喀喇沁旗文化科、呼伦贝尔盟文化处、郡王旗人民委员会、鄂托克旗公安局、乌拉特前旗人民委员会、乌拉特中后旗文教科、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委员会等有部门的热情帮助。
[19]《内蒙古图书馆鸣谢启事》中称:“广大群众给我们的图书搜集工作以热情帮助,现在搜集到的书籍已达26500册”,
[20〕还详载着捐赠者的地址和姓名:“……呼和浩特旧城兴隆巷的宋子朝、小东,街联合医务所的沙拉伯朋苏克、旧城大召的黄喇嘛、新城老缸房巷的傅玉伯、江南观巷的杨统卓、土默特旗文庙街小学的库喜财、矿区吉木苏太嘎查的拉希彦珠、准格尔旗民族合作社的云珍宝、白占山、贡常林、……郡王旗人民委员会的奇信义、第三努图克红海子的奇格都绍、布林小学的奇效国、第二努图克的道尔吉、巴雅勒钢、道而钦扎布、道布钦、富勒吉、第五努图克的奇丰民、贾明、云丹扎布、鄂托克旗宝苏木的拉希喇嘛、阿拉善旗东寺的喇嘛扎密彦金巴、扎密彦鲁苏勒、扎密彦、隆珠布、罗布桑金巴、扎密彦敦都布、西寺的喇嘛昌宝、希拉布、索德巴、嘎勒散确达尔、其鲁太(牧民)、达巴索德纳木、林钦、供销社的陈·达巴哈、第四苏夏尔嘎寺的达希、贡藏、雅布赖巴格的都格尔道尔济、玛尼巴达拉……”,
[21〕共84人。从1956年10月25日的《内蒙古日报》上“搜集古籍工作得到各地热心同志的很大支持。巴彦淖尔盟盟长达里札雅把自己收藏的四屋子珍贵古籍捐赠给内蒙古图书馆。巴林右旗呼和格尔寺达喇嘛摩隆及阿鲁科尔沁旗罕庙努图克的达喇嘛丹必扎勒桑等派专人送来自己收藏的罕见书籍"等记载来看,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历代收藏的古籍毫不吝惜地甚至是无偿地捐赠给自治区图书馆。截至1956年to月,“内蒙古图书馆已经搜集了300。余册有关蒙古民族历史的书籍资料。”
[23] 1957年5月5日《内蒙古日报》刊登伯·胡格吉勒图的报道,称:“内蒙古文化局为了发展民族文化,落实党的政策,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对搜集保存古代文化遗产并将其继承发扬的工作提出倡议:由内蒙古图书馆承担完成该项工作的部分任务。所以,内蒙古图书馆的领导从去年6月起着手做搜集民族文化遗产、收集古籍的工作,派一定数量的干部下乡工作了一段时间。搜集古籍的工作人员奔赴各盟,结合主要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搜集古籍的意义。许多保存有古籍的热心长者、同辈朋友和喇嘛们真诚地赞成搜集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自愿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书籍捐赠出来,有些人则是以适当的价格售卖。由于群众的支持,工作七个月左右,就搜集到书籍25000余册。这些书籍是蒙汉文合璧和用满藏文写的。”
从该报道来看,搜集蒙文古籍的工作在较短时间内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根据1959年的统计,内蒙古图书馆的收藏中已收存T14612册蒙文书籍。
[25」在1956一1964年间,伯·胡格吉勒图、娜仁等人积极参加了内蒙古图书馆搜集、注册蒙文古籍的工作,特别是“老馆员王庆先生多寸该馆收藏基础的莫定有巨大的功绩。"
[26」根据副研究馆员德力格尔所撰《<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纂情况及全国蒙古文古籍的鉴别统计》一文,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蒙文古籍6280种,内蒙古图书馆有2100种,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有1542种,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有 1625种。研究馆员乌林西拉主编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收录的1. 31万余条蒙文古籍〔2幻中,90%以上的书籍是在20世纪50年代搜集的。在60年代后期的““””中,那些尚未来得及搜集的古籍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除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部分藏书被造反派焚毁外,其余的大体上未受到多大损失,迎来了今天的好时光。
蒙文古籍的搜集工作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暂时停顿,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又恢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请求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珍贵文化财富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书籍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各地各有关机关应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支持,并为整理民族古籍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所需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该政策自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传达落实到各盟市旗县的各有关机关,便再次出现了一个长期的搜集蒙文古籍的热潮。例如,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前任图书馆副馆长纳吉善夫、副研究馆员哈斯高娃于199。年4月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购回270册古代木版蒙文经卷入藏。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在90年代下半叶播出电视广告,先后搜集入藏了300多种蒙文古籍。
总而言之,在内蒙古地区蒙文古籍的搜集保存工作从上世纪初起即有了基础,可是由于时代的原因,留存至今者甚少。而解放后由于国家重视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把蒙文古籍的搜集保存工作置于重要地位,投入了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各地宣传搜集注册蒙文古籍工作的意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得到更多机关、团体和各界的热情支持,使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中以下两方面的工作起了较大的作用,一是派专人下去搜集,二是收藏者自己捐赠。这里应当指出,后者起的作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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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全面筹划经营蒙古之策。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即委派兼管理藩院事务的肃亲王善耆专门视察了内蒙古东部各盟,安抚笼络蒙古王公上层,稳定蒙旗局势。1906 年 9月,清政府宣布 "预备立宪"后,紧接着着手管制改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清末内蒙古东部地区治理政策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清末内蒙古东部地区治理政策变迁全文如下:
19 世纪 70 - 80 年代边疆危机时,清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蒙古 "因俗而治"的满蒙联盟政策,同内地一样也进行了 "新政".而内蒙古东部地区因为临近满族的东北发祥地,其政策变化尤为明显。
明末清初,后金和改国号的清朝为了争取漠南蒙古 ( 今内蒙古) ,以消除进攻中原的阻碍,也消除后顾之忧,特设置了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机构( 蒙古衙门) ,设承政、参政等官,专管蒙古事务。1638 年,随着局势的变化,蒙古衙门改称为理藩院,管辖范围扩大,涉及所有外藩事务。之后的二十几年又进行了有分有增的调整,机构日益完善:设有旗籍司、王会司、典属司、柔远司、徕远司、理刑司等六司。内蒙古东部地区是京畿门户,理藩院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和监控,于 1727 年在翁牛特右旗设乌兰哈达税官,对内地前来经商者征税。1748 年 ( 乾隆十三年) 置乌兰哈达理藩院司官署,管理蒙汉民间诉讼案件和征税等工作。
清政府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监督、控制和管理蒙古八旗的需要,从雍正朝开始,特别是从乾隆中叶开始,在蒙古逐渐地建立了军府系统,由中央派将军、都统等大批军政官员驻边。主要是对于各盟旗的军事管辖统治,严防蒙古王公的独立倾向,逐步剥夺蒙古王公贵族权力,统一征调蒙兵以镇戍地方,加强边防。内蒙古东部直属理藩院的军府建制有统领、都统等。
1905 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全面筹划经营蒙古之策。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即委派兼管理藩院事务的肃亲王善耆专门视察了内蒙古东部各盟,安抚笼络蒙古王公上层,稳定蒙旗局势。1906 年 9月,清政府宣布 "预备立宪"后,紧接着着手管制改革。作为 "预备立宪"之先导,在调整新设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等部的同时,于同年 11 月,清政府将理藩院改名为理藩部,并对该部的机构设置和职能进行了陆续的调整。保留六司和喇嘛印务处,把蒙古官学扩充成藩言馆,其余多被撤销。各司人数、职责较前简化,且不分满蒙汉之别。新设 "殖产司""藩部调查会"和编纂局等机构,开始着手进行蒙古地区的资源调查、绘制地图及各种产业开发等活动,而且理藩部又强调最为重要的当为殖产、边卫二司。
新制定的 《理藩部官制草案》第七条所规定的殖产司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开垦蒙地,这为清政府今后推行蒙地开垦提供了法律草案依据,也对后来内蒙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清廷取缔了东北三将军,改设省,将盛京将军改为东北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军务,其下设蒙务局,统管哲里木盟事务,又设蒙务司,分管、辖制属境蒙旗。从此哲里木盟十旗逐渐被置于行省和道、府地方官的直接管辖下,使内蒙古东北地区与内地行政体制趋于一体化。理藩院组织系统和驻边的军府系统相辅相成控制了边疆民族,从而确保了清朝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有效统治和管辖。
蒙古各部归附清朝后,蒙古各部领属关系及传统体制完全打破,建立了统治蒙古的基本机构---旗。"旗有札萨克旗、总管旗、督统旗、喇嘛旗之分,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札萨克旗,既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封建主的世袭领地,又是清政府设于蒙古地区的行政、军事单位。"札萨克 ( 旗长) ,由清廷从蒙古王公中任命,是旗地的领主,由他们旗务。旗之上设盟,内蒙古有六盟,即内札萨克盟,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由理藩院在盟内各旗公举的王公、札萨克中选人,再奏请清帝任命,负责召集 "会盟",检阅各旗的军事力量; 审理民事、刑事案件; 将重要军事、行政事务上报理藩院或有关地区的都统或将军进行裁决。
有少数旗不设盟,由将军、大臣直接管理。盟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只是一种对各旗札萨克监督的军事性的一级组织,在各旗与清政府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
盟旗制度是一元化的制度,直属理藩院管理,实行独立于内地行省制的边疆特别体制。这一制度意味着大部分封建上层基本都享有世袭特权,対本民族内部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利。蒙古各部王公基本保留着原有的政治地位和特权。例如,札萨克所享有的自主权,比内地州县官要大得多。盟旗制度是清统治者通过蒙古封建主实施间接统治,其实质是中央集权下的封建领地制,实现了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
近代以来,蒙古地区危机四伏,驻守边防的都统、将军纷纷主张废除盟旗制度,实行筹蒙改制,筹划设省。特别是日俄战争爆发后,内蒙古东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1905 年 5 月,清政府派练兵处军政司副使姚锡光到内蒙古东部进行考察。1906年春,姚锡光等又陪同理藩院尚书善耆再赴内蒙东部各地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姚锡光向练兵处王大臣呈递了 《实边条议》和 "拟设全宁副都统说帖",既详实汇报了内蒙古东部情况,也分析了日俄交战后此地所面临的形势,并指出札撒克与郡县不相统一,不足捍御外辱,而改郡县就必须收回札撒克 ( 旗长) 人民和土地之权。
在现实面前,政府对这种思想逐渐由认同到接受,意味着盟旗制度开始改变。首先,伴随蒙地的开放,内地人民涌入,为了控制移民,更为了巩固边疆,而增设了府、厅、州、县等地方民治机构。昭乌达盟设有一州二县,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年) ,赤峰县升为直隶州,下辖开鲁县,辖地为扎鲁特左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属地; 林西县,辖地为巴林左右旗和克什克腾旗属地。卓索图盟境内设有阜新、绥东、建平等县; 哲里木盟境内设有洮南府、辽源州和靖安、开通等 10 个厅县; 呼伦贝尔境内设有胪滨府、呼伦厅等等。
形成了旗县二元制的模式。其次,减少蒙古统治的地区,于 1907 年东北建省时,将哲里木盟 10 旗分别划归奉天、吉林、黑龙江 3 省; 呼伦贝尔和西布特哈地区也划归黑龙江省。光绪末年,清政府按照绥远城将军贻谷的建议,积极准备在内蒙古分设热河、察哈尔、绥远 3 个行省,其中心意图是改变对蒙古的 "因俗而治"政策,逐步推行行省制度,以加强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但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在内蒙古设省的计划没有付诸实践,不过为建省而采取的步骤和举措加速了由各将军、都统辖区构成的独立的行政区域的形成,为北洋军阀时期建立 3 个特区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国民政府建省奠定了基础。
清末 "新政"后,随着 "放垦"蒙地的全面推行,州县由沿边地带推进到蒙旗腹地,如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年) ,根据盛京将军增祺的奏文,设置了以郑家屯为中心的辽源州,致使科尔沁左翼中旗的领地缩小了 281 平方公里。在官放蒙地政策下,汉民租种蒙旗土地事实上享有永租权,即永久使用权。此举不仅大大缩小了蒙旗原有辖境,而且有的蒙旗大部分或几乎全部被划为州县辖境。同时,原属蒙旗自行审办的 "单蒙"案件,即蒙古人之间的纠纷诉讼,地方州县享有复审权。这样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间接统治转变为委派地方官吏实行部分的直接统治,这些措施逐步削弱和剥夺了蒙旗的一些传统自主权益,意味着蒙古王公权利受到极大削弱,盟旗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旗县二元制一定程度上安顿了内地流民,解决了蒙古牧民的食粮生计,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蒙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但另一方面,一个地方有两套机构,导致行政权力分散,办事效率下降,土地纠纷频频发生,加重了蒙汉两族人民的负担和矛盾。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极力防止蒙古诸部的重新联合和相互间自由交往,在蒙古各部划定了疆界,又在各部王公贵族分配了户口的基础上,清政府特命大臣宣布命令,不准越界放牧和打猎,否则予以治罪。翁牛特部台吉班第伟征即以 "越界游牧罪"而受罚驼马; 敖汉部台吉索诺木杜棱,亦因越界私猎罪,使开原封地被夺。为防止蒙汉两族人民亲近,限制汉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耕种,乾隆十四年规定: 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除现有民人外,嗣后毋许再容留民人多垦地亩及将地亩典与民人者,照隐匿逃人罪例,罚俸一年,管旗章京罚三九等。
就是到了近代史前夜的道光十九年 ( 1839 年) 又定:喀喇沁、土默特种地民人,不得以所种地亩折算蒙古赊贷银钱,违者治罪。……不得重价转典蒙古地亩,违者追价交旗充公,地归蒙古,民人递回原籍。不可否认的是,禁垦期间,出现了此禁彼垦、屡禁屡垦,禁者自禁、垦者自垦的状态。但禁与不禁的效果大不一样,封禁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住了一批人,或延迟一批人的进入,这对于当时稳定边疆,维护蒙汉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到清末 "新政"时,蒙古地区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价值,于是开始考虑经济因素。张之洞早在光绪五年 ( 1882 年) 曾上奏应收取蒙古地区开垦土地的赋税。1901 年 12 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奏请开垦蒙地案"中,就蒙古地区开垦之事上奏,开始实施 "移民实边"政策。20 世纪初,在日俄争夺东北亚地区的统治霸权斗争中,内蒙古东部地区一跃登上了国际舞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激变时代,清政府面临着失去对蒙古主权的危机。在这种严重的事态下,清廷的一些封疆大吏纷纷进献"筹蒙""保蒙"之策。于是 "移民实边"和 "开放蒙荒"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1899 年黑龙江将军恩泽、1902 年盛京将军增棋、1904 年黑龙江将军达桂、东三省蒙务督辩朱启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人先后上奏,建议进行清政府主导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地开垦。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年)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以 《时机危迫亟宣开通各蒙折》率先奏称 "固圉之方,别无胜算奇谋,唯有将各蒙荒地及时一律开放,庶足收补牢之效",同时指出 "阿鲁科尔沁旗、东西扎鲁特旗、巴林左、右翼等旗,广袤数千里,荒芜空旷",若 "非将此处开通,中间仍将阻隔",势必有 "地舆空虚"之边患。在东部盟旗,首先放垦的就是其辖下的哲里木盟 3 旗蒙地。盛京将军辖下的科尔沁 6旗中,科尔沁右翼前期最先报垦。在热河都统督办下,1906 年开始放垦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沿岸各旗土地,因地处偏远,难于招来垦户,曾一再改订垦务章程降低荒价。至 1911 年,共放垦巴林右旗土地 8000 余顷,放垦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左、右两旗土地计约 8000 顷。据不完全统计,新政 10年中,清政府在哲里木、昭乌达两盟和依克明安公属地共放垦土地约 330 余万垧、另 1. 6 余万顷。
放垦蒙地既是为巩固边防,抵御日俄等国对北部边疆造成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财政问题。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财政空虚。清廷要求蒙古王公把放地所收押荒银与岁租钱粮全部 "报效于国家",而后再由国家分别赏还 "一半给该旗",因而 "放垦荒地"又名 "报效荒地".截至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年) ,清政府从哲里木盟北部7 旗放垦中即征收押荒银约 387 万两。
对蒙地大规模的放垦,是清末一项最重要的新政。内蒙东部地区随着垦务不断的扩展,农耕业有了空前的扩展,促使部分蒙古人改务农或半农半牧,丰富了经济生活,但总体上来说,却给蒙古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和严重后果。放垦牧场后,大多数蒙古牧民被迫撤出最为优良的畜牧地,迁往沙地、山陵、碱滩等土壤贫瘠之地,不但牧场严重缩小,也加剧了畜牧业的破产,导致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由此蒙古人的生计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半农半牧。最为严重的是大面积天然草场被视作荒地而被放垦,导致牧业萎缩的同时,因不合理的开垦而出现了大规模沙化的状况,生态环境不断的被破坏。
如,清初,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度后,在今赤峰市设立了昭乌达盟。昭乌达,蒙语,汉译为 "百柳",应该是因为柳树葱郁而得名。另外正处科尔沁腹地的奈曼旗青龙山地区白音昌乡,到现在还有大椴木沟、小椴木沟村。而今只有其名没有其实了。再加上一些垦务官员又损公肥私,不断把负担转嫁到农牧民身上,对牧民是既收其地,复收其租,经济盘剥非常严重。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压迫和掠夺性质的巨变,对清末蒙古地区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那些切身利益受损的王公贵族,以此为借口,极力鼓吹民族分离主义,有些一度发展成脱离中央闹 "独立"的事件。
清政府在"因俗而治"方针下,对蒙古地区的文化思想采取了 "从俗从宜,各安其俗"的政策。在推行 "新政"前,对各盟旗的蒙古民众,实行民族隔离和文化封禁政策,不主张国内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蒙古人不得接受汉族文化,把蒙古人建造房屋、演听戏曲视为 "恶习",不准蒙汉通婚,倡导其固守游牧习俗; 不准蒙古人学习汉文和取用汉名; 不准蒙古王公延请内地书吏到所辖蒙古地区任教或充当书吏,违者治罪。
所以,当时除了蒙古王公贵族子弟有机会在札萨克衙门印务房学习一点文化知识,以备充当笔帖式之外,广大蒙古牧民没有接触和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鉴于时局所迫,清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蒙古地区的落后封闭更不利于它的统治。"新政"在边疆地区全面推行后,一是鼓励蒙汉民族文化交流,提倡办新式教育。于是逐渐废止原先的各种禁令和限制,鼓励蒙汉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如,允许而且奖励蒙汉通婚, "凡蒙汉通婚者"均由各地官员"酌给花红 ( 彩礼) ,以示旌奖"; 准许延聘汉人充任教师、书吏,用汉文书写呈文、公牍; 并提倡民族地区办新式教育用来启发民智。这样,在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中,蒙古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
内蒙古东部地区,最显著的是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贡桑诺尔布于 1902 年创办的崇正文学堂,两年后又相继创办毓正女子学堂、守正武备学堂。因贡桑诺尔布兴办学堂 "颇见成绩",清廷特意赏赐写有"牖起蒙疆"的匾额以示嘉奖,标志着蒙古族近代教育的开始。1907 年又成立了赤峰县师范传习所,至此昭乌达盟有了师范教育 ( 现今赤峰的基础教育在内蒙东部地区一直走在前列,或与此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1906 年,奉天省在省城设立蒙文学堂,专收满蒙八旗子弟,第二年起招收哲里木盟各旗蒙古族子弟,后又扩充、改建为蒙文高等小学堂; 1907 年,黑龙江省在海拉尔设立专收索伦、巴尔虎等旗各族子弟的小学堂。哲里木盟的蒙旗新式学堂主要有: 科左前旗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在本旗后新秋镇 ( 今属辽宁彰武县) 创办的蒙汉小学堂; 科左后旗王府官员在本旗马兰屯创办蒙古学堂等。
新学堂的建立和近代新知识的传播,明显的产生了开启新风气的作用,使民族地区的文化落后状况有所改变,并出现了向近代化迈进的迹象。
二是推崇、重视黄教,加强同蒙古上层的关系。"黄教"是藏传佛教 ( 即喇嘛教) 格鲁派的别称。黄教在明末时已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其影响已渗透到蒙古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影响蒙古人心向背的主要因素。所以清统治者 "因其教,不易其俗",利用黄教加强与蒙古民族上层的关系,作为 "化导""柔顺"蒙古民族的 "驭藩之具",以达到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对于清王朝的这一政治用心,统治者自述谓: "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因示尊崇,为从俗从宜计。"又说: "因众蒙古崇奉喇嘛,最信黄教,因而加以保护,用以怀柔。"后来,清政府把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制度化、系统化,确保大喇嘛原有的社会地位,免除喇嘛人兵役、徭役和赋税等负担; 广建寺庙。据统计,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昭乌达盟有寺庙 170 处; 哲里木盟和兴安盟有寺庙 200 处。呼伦贝尔较少,大约有40 多处。各旗数量不等,最多的是科尔沁右翼中旗,多达 76 座。截至清末,内蒙古各旗平均每旗有寺庙 30 -40 座。
推崇黄教政策最初维护了蒙古地区的稳定,加强了清朝自身的统治力量。但是蒙古地区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寺院教育的形式延续和发展的,喇嘛不断的增多,极大的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发展,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广大平民弃俗从僧,云集庙宇,他们不事生产,形成了一个喇嘛寄生阶层,成为了清政府和蒙古族民众的沉重负担,也限制了蒙古民族人口发展。以阿鲁科尔沁旗为例,由于敬信喇嘛教,望子成佛,大多蒙古族家庭有二子必择其一进寺庙,当喇嘛。到同治五年 ( 1866年) ,全旗寺庙在册喇嘛和徒弟人数达5300 人,占蒙古族人口总数 26. 2%.
当然如果抛开其宗教目的,这在当时来讲,对进行蒙藏文化交流,传播天文、历算和蒙医蒙药知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清朝的黄教政策,随着政治利益的需要,经历了从最初的推崇、利用到后来的抑制、疏远的变化过程。从乾隆后半期开始,清朝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已经相对稳定,清统治者便觉得利用黄教怀柔蒙古的作用在客观上已经不太重要,便决定将黄教完全控制起来,以防造成尾大不掉,进而又对黄教逐渐采取疏远的态度。1792 年,清政府实行的金瓶掣签制度,把藏传活佛转世制度掌控在政府手中,进而控制喇嘛教。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再未召见哲布尊丹巴 ( 外蒙古的藏传佛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1910 年,库伦大臣和喇嘛发生冲突的事件中,清政府对哲布尊丹巴特使罢免库伦大臣三多的要求置之不理。这也从一方面说明黄教在蒙古地区迅速衰落。
清朝前期的满蒙联盟和 "因俗而治"政策取得了令清政府满意的效果,使历史上曾经横贯亚欧大陆的蒙古民族俯首称臣,为北部边疆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晚清时期,在内忧外患中又不得不变"祖宗之法",实行 "新政",改变对蒙古原来的政治制度,通过移民开垦,增设州县直至建立行省,以达到 "控驭蒙藩""实边固圉"的目的,企图自救。但是,清政府改革的措施最终目的仍是维护封建统治和蒙古封建王公制,因此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成功。不过这些改革措施使蒙古社会出现了某些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对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开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后来内蒙古人口膨胀、草原沙化埋下祸根。晚清政府对蒙古的政策变化是在被动而又无奈状态下的一种选择,既没有配套的系统措施,也没有很完备的理论基础,更没有对未来的展望,最后走向失败,也成为外蒙古独立的无法回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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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针对民族地区高职院校中这门课程的开设,更要紧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学生的具体特点开展课程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自身教学特色的课程体系。我们通过对于该课程教学实效性的调查研究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从中看到了不足,这为我们以后的高校课程改革提供了思路与方法指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下内蒙古地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效性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内蒙古地处边疆,属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受限于此,发展较为缓慢。新时期下如何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效性,对内蒙古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高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实效性
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高等教育界为之一振。地处边疆的内蒙古地区高校,在新时期下如何开展适当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与时俱进,努力实现由“强制外化”到“主动内化”的教育实践转变过程,摆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尴尬境地,需要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高校当中最早向学生讲授、最为基础的课程之一,如何切实提高其实效性,显得更为迫切。
1.客观因素――内蒙古地域特点及高等教育现状
内蒙古地处边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化、地缘等诸多因素,内蒙古始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内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欠发达的基本区情没有根本改变,例如,内蒙古与8个省区20多个地市相邻,但是目前只有4条高速公路与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相连;全区只有一个国际机场,对外交通十分不便,客观上限制了本区域各个行业与外界有效、高效地交流与交往,信息闭塞,高等教育尤其受制于此。再如,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支撑能力较弱、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等,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新世纪初的十几年,内蒙古地区高等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受经济基础实力与社会文化建设程度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过于崇尚规模扩建,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不均衡;本地生源仍占绝大多数,高等教育对外来生源外开放程度偏低,人文地域文化交流不足;高层次人才、高水平师资引进难度大,人文社科类专业尤为突出,等等。
2.主观因素――学生思想意识和思政课教师职业素养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成为学生更偏向于“应付”的课程,学习兴趣索然,在全国高校都可能是普遍的情况。具体到内蒙古地区,除个别高校外,生源质量客观上不是很高,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
在学生思想意识行为方面。首先,大学新生刚刚从高中走过来,一时间难以摆脱应试思维和对政治理论课的僵化、单向认识,对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大政方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有所欠缺,他们往往认为是高中政治理论课的延伸甚至是重复。而与其他思政理论课相比,思修课程内容又相对简单、平实,很容易被学生认为是讲“大道理”的课程,而且学生学习的兴趣本身不高。其次,“90后”已经是大学生的主要群体,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在他们这一群体当中有着一定的影响,思政理论课程往往被他们认为是“空洞说教”,从思想上带着一些反感情绪,不愿意接受。再次,目前大学生群体基本沦为“低头族”,大学教育遇到“人在科技发展当中被严重异化”的巨大挑战,面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样内容简单、学分不高、考试易过的公共课,课堂上刷微博、聊微信,时时离不开手机,多数学生对课堂教学并不在意,课程实效性更加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在思政课教师职业素养方面。首先,高校目前的人才招聘过程当中,往往以学历学位、科研成果、学术水平等为主要参考,至于能不能讲课、能否讲好一门课,短时间内没有好的鉴别办法,所以教学能力与水平是否过关,并不是校方看中的硬性条件。内蒙古地区尤其如此,吸引社科类高层次人才到高校任教本身就十分困难,无论是基本待遇还是发展空间,内蒙古高校的劣势显现无余。因此,绝大多数教师没有师范类学习经历,没有经过专门的教学过关培训,从学校毕业之后直接走上讲台,教学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其次,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存在懈怠情绪,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样的课程,在老师心目中也不被重视。再次,教师科研压力巨大,忙于课题与项目,将心思更多放在事关个人“要紧利益”的事情上,科研项目与教学课程毫无关联,极大地影响了教师对课程应有的深入思考和精心准备。有时课前匆匆忙忙备课,照本宣科、老调常弹的现象屡见不鲜,没有厚重的知识积淀作为支撑,授课内容枯燥、单薄,学生必定不爱听,何谈实效性。
1.学生自身思想素质与意识的提高
内蒙古地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发展相对滞后,学生本身思想素质和意识,与先进地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尤其大学新生在经历了高考的重压之下,在大学的最初1~2年思想极易过度放松,学习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社会活动的骤然增多,很大程度上都会使学生们或多或少陷入某种“迷茫”的境地。内蒙古地区的不发达性,很容易束缚这些年轻人的视野和心境。
因此,广大学生在入学之初的新鲜感稍稍有所消退之后,就应及早树立不断提高自我思想修养的意识,主动“向外面看”“向高处看”,多接触社会、多了解社会。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文化差异巨大,利用高中时期同学考学之后在全国各地就读的机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多去其他地方开阔眼界、领略文化,尤其是先进地区的城市和高校,只有亲身经历、体验之后才会真正理解自身目前的状况和处境,理解欠发达地区与先进地区在各个方面的差距,思想上才能有根本性的变化,才会产生主动提高思想素质的有效、有力动机。学生们在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反过来再去追寻理论,会自觉地找到各自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点,思修等思政理论课的理论指导性和实效性方可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思政教师队伍职业素养与知识储备的提升
在内蒙古地区,绝大多数思政教师都坚守着“舆论阵地”,努力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不存在价值观念有所偏差或“失了政治道德底线”等类似问题,我们只是期望思政教师队伍的职业素养能够进一步提升。除参加高校开展的有关基本教学技能和技巧的讲座、培训外,思政教师尤其在知识储备方面,应该大力加强。看似越简单的课程,讲授难度往往越大。思修课程,没有深奥的专业知识,没有拗口的词句,只有爱国主义、人生价值、法治理念等等,平铺直叙、浅显易读。
实际上,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十分不易的。简单分析一下,从理想信念到爱国传统,从人生真谛到道德伦理,从法治精神到社会文明,薄薄一本教材包含了方方面面的理论知识,要想讲好思修课程,至少应该具备一定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即使不精通也应有所积累。例如,讲爱国主义,是否可以从抗战、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为切入点,让学生了解目前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知识必不可少。
内蒙古地区的客观情况,要求我们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得不下更大的功夫、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才有机会斩获更美丽的人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广大青年学生在大学初期找准人生定位、树立人生理想、了解社会现实、体验道德情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时期新常态之下,如何使其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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