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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刑存废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休，是否应该废除死刑也是很多学者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死刑存废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死刑制度自古以来一直是刑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死刑本身的独特性，在刑法学研究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部分。在现代文明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滥用死刑，除了对少数极其残暴的犯罪分子之外，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在世界上还要存在多久，是不是越早取消越好，就成为了重要议题。
[关键词]死刑;刑法;存废
死刑是刑罚最重的一种，不同国家不同的人还存在观点分歧，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的存废问题。就其阶级性而言，死刑的存置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自1765年贝卡利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以后，旷日持久的死刑存废之争即拉开了序幕。
一、死刑起源与发展
死刑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财产刑应用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关于死刑起源，学术界说法颇多。但是，无可争议的是，原始的同态复仇(或日血族复仇)是死刑产生的本源。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提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复仇制度之间的关系：“死刑是远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从历史上考察，在氏族制度的初期，凡氏族成员受到外族侵害，都被认为是对整个氏族的凌辱，受害的氏族要对加害的氏族进行血亲复仇。在西方则有《汉谟拉比法典》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说法。随着氏族制度的逐渐瓦解，血亲复仇日益松散，逐渐被私人复仇所代替。“只不过随着国家的出现，死刑的决定权、执行权由国家享有，并且要经过一定程序。除‘死刑来自复仇’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禁忌’等多种说法，但赞同者寡。”国家建立后，私人复仇从此由国家的刑罚所代替。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
17世纪以来，随着启蒙思想中所倡导的人权理念的勃兴，刑罚中的死刑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限制。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只就部分政治犯罪、人身及财产犯罪规定了死刑，但到1838年则废除了对政治犯罪的死刑。1965年，英国以试行五年为条件对普通杀人犯罪废止了死刑，现已正式废止。
二、死刑的现状
目前世界各国对待死刑的政策不尽相同。大致上，各国立法对死刑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相对废除死刑。又称部分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规定只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对叛国或者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则保留死刑;或者宣告和平时期废除死刑，战时对某些犯罪恢复死刑。目前相对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18个。
(二)绝对废除死刑。又称完全废除死刑。指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废除刑事法律中的死刑，或者在所有刑事法律中均无规定死刑。目前世界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近40个。
(三)实质上废除死刑。又称实际上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指法律条文中虽规定有死刑，但是在过去若干年内从未执行过死刑或者从未判处过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条款形同虚设。从实质意义上讲与废除死刑并无二致。目前，世界上实际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30个。
(四)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种情况是指法律上仍然规定有死刑条款，亦运用死刑条款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不特别指明死刑使用的时效限制，但却规定对死刑适用严格限制条件，比如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等。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绝大多数有这种严格限制性规定，并且呈明显的“限制渐强”的趋势。由此可见，限制或废除死刑的做法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趋势和不可逆转的潮流;不过，由于世界各国存在彼此差异较大的国情环境以及其他多种原因，故而在世界范围内对死刑存在或废止的理性探讨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息。
三、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
(一)现阶段我国保留死刑的必要性。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还不具备废除死刑制度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决定了我国死刑制度的废除必然要走一条从保留、严格限制到彻底废除的理性之路。
1.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经济条件。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相对滞后，物质生活尚不丰富。这使人们十分注重经济因素，使人们对经济财产类犯罪的评价相当严厉，以至对此类犯罪与杀人等严重犯罪同处死刑在观念上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从预防刑的角度来说，侵犯重大经济利益的犯罪会严重损害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而间接危害人的生命权，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经济基础薄弱、民众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对人们来说如果将重大财产经济类犯罪处以死刑，可能较其他刑罚方法更容易接受。所以，为了彻底剥夺严重经济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和以儆效尤，死刑的存在就不失为一种具有独特预防功能的严厉威吓手段。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已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体制的转变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带来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所以无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而言，我国均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经济背景。
2.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政治背景。众所周知，法制是政治民主的形式，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与国家的民主政治息息相关，刑法的发展与变革也是如此。在我国现阶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虽然已付诸实施，但是，建设一个高度民主与法制的国家则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完全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包括逐渐转变一些非民主政治的观念。就死刑而言，废除或保留死刑，固然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转变观念的话题。我国死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由于立法者的多方面因素的照顾和考虑或者立法观念的保守和落后，学术界要求限制死刑的呼声并没有得到重视，使97新刑法中的死刑条款并没有明显减少;而且由于我国历史传统上重刑主义的影响，我国政府在死刑方面的政策历来就是决不废除死刑，要运用死刑这一最强大刑法方法的威慑力来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及其他民主权利，所以当前情况下，要求废除死刑也是不现实的。
3.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人文背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推行严刑峻罚，以达到治国平天下、遏制犯罪的目的。在统治者长期的强化下，也使民众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报应复仇的意识，甚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还是至今流行的观念。因此，要淡化在死刑问题上的报应观念，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事。总体说来，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 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在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4.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背景。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严重猖獗的犯罪活动，死刑的存在既能给那些猖狂的犯罪分子以最严厉最沉重的打击，同时对潜在犯罪人而言，如果废除死刑，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死刑的存在既可起到有效遏制犯罪之功效，又能避免因废除死刑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局面。死刑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几千年来，我国统治者对死刑的运用一直非常重视，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更是刑罚体系中的重要刑种。时至今日，这种重刑主义的思想乃至复仇、报应观念在我国仍经久不衰，即使对立法者也不例外，对民众来说，死刑已被大家从心理上接纳、承认。因此如果突然废除死刑，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尤其是我国这样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只有保证刑罚之强大威慑力，尤其是死刑的最大威慑作用，方能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鉴于此，我国在死刑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而是依据国情、形势、环境的发展需要予以保留。
(二)死刑在我国终将被废除。死刑是从原始社会血腥的血亲复仇制度的遗留演变而来的产物，它必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废止。虽然现阶段我国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从发展的、历史的和世界的角度来看，死刑在我国也终将被废除。这是因为：
1.废除死刑是国际大环境的要求。随着人权 运动的兴起以及人权思想的传播，逐渐地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而且国际合作领域也竭力促进废除死刑的运动。所以，保留死刑既有损于我国的大国形象，又不利于我国与他国及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并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也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终将走向废除死刑的道路。
2.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也必然促使中国汇入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会随着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人们就有可能重新来关注、审视和思考剥夺生命权的死刑制度，从而就有可能形成珍惜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念，形成相对理性的刑罚价值观念，使废除死刑的阻力得以减少而压力得以增强。
3.死刑违反人道主义原则。贝卡利亚在首倡废除死刑之时，曾声称“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尽管他并未具体论证死刑的不人道性何在，但他却把死刑的不人道性作为废除死刑的重要理由。众所周知，生命权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而死刑所剥夺的就是人的生命权。所以，以剥夺生命为唯一内容的死刑是对人性和人权的否定，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人的生命除自然消灭外，无论是他人剥夺，还是法律剥夺，都是残酷的，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
四、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具备，而运用死刑惩罚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则是切实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从防止错杀、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的文明与进步以及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等诸方面看，尽量减少死刑的立法，应当成为我国现行刑法完善死刑制度的一个主导动向;而扩张死刑的观点既不符合党和国家关于“保留死刑，限制适用，严禁错杀”的死刑政策，在实践和理论上也是缺乏根据的，应当予以严正的否定评价。事实上，死刑并非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更不是最佳、最必要的手段。正视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立法过于宽泛的局面，尽可能地限制和减少死刑罪名及其适用数量，不仅符合当今世界限制死刑适用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废止死刑的先进刑罚思想和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现行立法中死刑虽然广泛适用、但实际收效甚微之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的应有结论。
在具体的完善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减少死刑的数量。首先是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减少死刑总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减少，就应减少没有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大部分经济犯罪不涉及暴力，不宜适用死刑，还有一些非暴力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既不涉及暴力，又无直接被害人，完全可以不适用死刑。另外，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还应作重大改革，不应把很多犯罪中的杀人情节都按故意杀人来处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刑法中“死刑”二字的出现次数，更加明确了我国刑法中死刑适用的犯罪的种类。还有，对于一些司法实践中实际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取消死刑，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其次，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在这方面，其实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政策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我国在适用死刑的政策上，一直都在“坚持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是一贯的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的力度不同，但可以说，一直是发挥作用的。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明显错误的激情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往往都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可喜进展，这一趋势应该坚持并得到提倡。
(二)调整我国刑罚的整体结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有五种，由轻到重依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刑罚轻重的不协调。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数罪并罚也只有20年，罪犯服完一半刑期就可能释放;无期徒刑名义上是终身监禁，但罪犯服刑满10年就可能假释;接下来的死刑，有一个缓期二年执行，如果被判死缓，一般都会减为无期徒刑，有的还会减为有期徒刑。这就造成死刑立即执行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刑罚都望尘莫及的情况。从死刑到死缓以至下面的无期徒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真空，给准确量刑造成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得不适用死刑。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限制提高为25年或30年。对无期徒刑必须服刑满25年或30年才得假释，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只能减为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死刑立即执行保持不变。这样一来，对严重犯罪量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严重犯罪的量刑也有了梯次，不必动辄就用死刑立即执行，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会得到更多的表现。
(三)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从我国情况看，废除死刑并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应逐步消除障碍，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反映到立法上，应从刑法总则性规定人手，通过完善死刑适用的原则、对象条件、死刑执行制度及死刑复核程序等内容，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 的适用。同时分则条款切实贯彻总则死刑立法精神与条件，将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某些特别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某些特别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权利、涉及人身权利的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特别严重的毒品犯罪，危害特别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危害特别严重的战时军职犯罪以及某些特别严重的国际犯罪这几类犯罪中。同时对除以上犯罪外的一些并不严重的犯罪应限制其适用。而对经济犯罪的死刑则予以取消。在此基础上，通过总则与分则规定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对死刑立法予以控制。
(四)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政治犯和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纳，从而使死刑的适用对象受到严格限制。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不必多说。对于政治犯是否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政治犯同时又实施、参加、组织、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如爆炸、杀人等，其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应单独定罪，可以适用死刑;如果是单纯的政治犯，不涉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就可以不适用死刑，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对于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完全可以规定人我国刑法。对年迈者的特别照顾，我国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对年迈者不可刑讯。现在将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不适用死刑规定人《刑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实践中遇到已满70岁的人被指控犯罪的人本来就很少，这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的法制又没有什么冲击。因此，规定此条应尽快列入日程。
(五)统一死刑复核权的行使。根据刑法规定死刑的复核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但为了适应同严重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对于及时惩治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震慑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经济发展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应看到，死刑核准权下放在程序上为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开了一个缺口。为保证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及判决的正确性，建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六)完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司法实践认为，对具备自首、立功等法定的从轻情节，或犯罪的动机、手段、犯罪后态度等主客观因素证明，尽管罪行极其严重，但尚有挽救、改造可能的犯罪人，可适用死缓。为严格控制，建议立法上予以明确。同时死缓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通过严格的程序，从制度上堵塞这一漏洞。
五、结语
死刑作为最古老的刑罚手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要经历从滥用到慎用、从苛酷到轻缓直至废除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死刑正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在充分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我们应该从立法、司法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减少死刑的适用。这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顺应目前的国际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坚信，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我国最终必将跨入废除死刑国家的行列。
摘要：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废除死刑也逐渐成了世界潮流。本文基于对“杀人偿命=非人道主义”理论的质疑,从人道主义、人权、民意等角度对死刑存废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死刑存废 人道主义 人权 民意
元朝的马致远在《任风子》第二折中曾如是云:“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这般说才是。”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理论便开始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播种扎根、代代相传。现如今,在生产力和文明都显著进步的中国社会,这个说法依然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尽管多数情况下是出于一种超越理性的情感。“杀人偿命”是否真的“天经地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老天是否赋予我们杀人以偿命的权利的不确定,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武断地否定“杀人偿命”这个说法,并为其扣上不人道的罪名。
自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以尊重生命权为由提出废除死刑的见解以来,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两百多年,而且仍在进行。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死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全球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没有废除的国家也在尽力将死刑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废除死刑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潮流,并且开始向“杀人偿命,自古已然”的中国蔓延。
在那些要求废除死刑的声音中,笔者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理由:“杀人偿命”、“以牙还牙”的刑事正义观是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残留或变体,已经被“教育型”思想所替代。有学者认为,宽容、人道精神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战胜原始的带着假正义面具的复仇冲动。人们有理由厌恶、憎恨杀人犯,这是健康正直的社会心理,但是杀人犯的生命始终应该受到尊重。更有甚者提出,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得出他们所持观点的这样几个关键词:人道、人权、人性。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在面对死刑时,开始为尊重罪犯的生命打开一扇大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令笔者敢到尤为不解的是,“杀人偿命”怎么就成了一种野蛮时代的原始复仇冲动了?保全杀人犯的性命,就可以称其为敬畏生命、维护人权了吗?“人道主义”和“杀人偿命”是两个对等的概念吗?究竟何为人性、何为人道、又何为人权呢?
谈到死刑的存废问题,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提起人权这个话题。法律赋予人权利,或者用宗教的观点来说,天赋人权。因此即使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罪犯,也享有一些基本权利。人们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提出废除死刑,那么,倘若这样做就真的保障人权了吗?笔者认为,这里出现了罪犯和受害者人权之间的矛盾。当受害者的生命被剥夺之后,罪犯和受害者的矛盾已经变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时候,所谓的“保障人权”,究竟是要保障谁的人权呢?罪犯先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权,法律再剥夺罪犯的人权,这并不是野蛮原始的“以牙还牙”,而正是法律在履行其正义职能的体现。有学者提出,处死一个杀人犯并无法补偿或抵偿被他杀死的受害者的生命。但是,改判为终身监禁就可以抵偿受害者的生命了吗?把他关在牢里一辈子就保障了他的人权吗?就算他的人权以此得到了维护,那受害者的人权又何去何从呢?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对于剥夺他人生命尤其是有意且恶意剥夺生命的这种极端犯罪,只有用生命的代价进行补偿才是真正的保护人权、落实人权入宪的正义之举。如果说法律一意孤行,执意要要保障少数罪犯的人权,而这一举动却不可避免地对会多数人的人权造成威胁,那么人权的意义又何在呢?
其次,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什么是人道主义呢?笔者认为其精髓就在于把“人当做人看待”。有人提出,出于“对人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尊重”,应该废除死刑。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有人认为“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笔者不禁想问,在这位学者的心目中,人是什么?不把别人当人看待并残忍践踏他人人权的人,还能称其为人吗?人与人之间的敬畏与尊重应该是相互的,当这种平衡被打破,这个破坏者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把他当人看?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人不是野草,不可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使有的罪犯不值得我们将其当作真正的人看,作为一个生物,他的生命也是不容轻易践踏的。这意味着在面对死刑时,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尽一切可能地避免冤假错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敬畏生命和尊重人性”为由,放弃对那些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杀人犯处以极刑。对如此生命的敬畏,实际上是对他们极其犯罪行为的姑息和纵容,是对受害者的不公和残忍,甚至是对广大人民公平正义观的一种伤害。
有人在谈到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将“杀人偿命”与“人道主义”直接对等设问,对此,笔者是否可以肤浅地理解为废除死刑就是人道主义,保留死刑就是非人道主义的杀人偿命?通过前文的论述,想必读者已经明白,“杀人偿命”与“非人道主义”之间根本就不能划等号,尽管他们彼此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二者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对等关系。
我们一直在强调以民为主。即使现在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在奔走呼喊废除死刑有它的合理、合情、合法性,但这个决定由谁做呢?既然提到以民为主,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呼声必然不可忽视,尤其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民意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但不能干预甚至决定一些立法或者具体案件。这与普通大众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容易受媒体影响甚至容易使自己情感战胜理智有关。但是,当民意调查时发现远远超过半数的普通大众都坚决主张保留死刑时,难道这成千上万的人都集体失去理智了吗?大家没有法律知识难道还没有生活常识吗?如果说一种刑罚的废除会让社会大众感到不安和不公,那么这个社会远远还没达到可以废除这种刑罚的地步。死刑就是这样一种刑罚。真真切切的生活经历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刑罚对犯罪的威慑力和对正义的伸张力,起码就目前而言是这样的。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经说过:“如果法律不帮助人们,人们就会从法律之外的行动来满足自己的报仇激情,法律就别无选择,就只能满足这种渴求本身,并因此来避免私人报复的更大邪恶。”因此这种民意是不可忽视的,废除死刑的决定不是几个专家在其极其狭窄的圈子中就能做出的。
此外,在谈到死刑存废的问题时,总有专家学者将我国与西方国家与世界进行比较,其比较结果使人颇有我国人民尚未开化之感。似乎在他们看来,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死刑看做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刑,是对人权的践踏和对“生命至上”理念的藐视,而我国不少人民却带着一种深深扎根于非理性领域的、要求发泄被压抑冲动的深层心理极力呼唤死刑,实际与正义无关。对此,笔者认为,中外对于死刑的不同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具体国情,其实并无优劣或者先进落后之分。谈及法律,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所谓的“国际惯例”,难道都得一一拿来做为法治化中国的模板吗?国际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尚不清楚。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存废,都得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跟风似地响应所谓的“人权”号召。
不管在中国死刑是存是废,“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句话想必还是会被人们挂在嘴边,长久地流传下去。这个看似简单甚至血腥的原始哲学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中国人对一种大正义的追求和对人权的真正维护;这并不是一种原始的复仇冲动,而是人们对自己心目中的人道主义进行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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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死刑的由来、死刑的存废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死刑不但不人道，还违背了社会契约论。因此，在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死刑的存废问题。废除死刑的观点认为死刑误判无法挽回，其刑法较为野蛮。而保留死刑的观点是因其具有最大威慑力，并与社会契约论相符。
关键词：死刑;制度完善;保留与废除
死刑内容体现于对犯罪人生命的剥夺，在刑法中死刑的刑种最严酷。死刑的设立对于稳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主权利、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保护公民私人所有财产、保护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和国有财产、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新思维、新思想、新事物纷纷涌现，引发了人们对死刑产生的利弊的慎重考虑。死刑的设立，一直存在着争议，现实中很多司法案例都说明死刑的存废矛盾的存在，比如最近一直引起人们关注的聂树斌案件等等，一直引发社会的反思，错案、冤案的发生让人们开始考虑该如何限制死刑，还有没有必要设立死刑。死刑存废矛盾愈发激烈。在此，本文依照法理，对已经成为刑法界争论焦点的死刑存废问题进行分析。
一、死刑存废的问题
死刑有着与其他刑法方法所不同的独特特征，同时，它也具有着一般刑罚的特征。生命是人身权利、利益的载体，是人的存在方式，而死刑剥夺了犯罪分子的生命，故称为极刑。人所拥有的所有权利都依附于生命权利，一切权利都以生命为基础。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生命权，那么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根据法律规定，死刑不仅仅剥夺犯罪人政治权利终身，而且还剥夺了其生命。判处死刑就是判处了最严厉的刑罚，犯罪人一旦失去了生命权利，那么依附于人身权利和生命权利的其它权利也都不复存在。
判处死刑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其他刑罚。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痛苦是成正比的，而刑罚方法的不同决定着其痛苦的大小。任何一个有知觉的犯罪人都会对生命的终结充满强烈的恐惧，而且，执行期越是临近，心理上就越是害怕。由此看出，死刑带给犯罪人的痛苦远远要比其他刑罚大得多。作为心理依据，其在心理学上也有着一定的研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刑一旦执行就无法挽回。只要生命尚存，任何的刑罚都是可以通过释放或者财产的返还来进行补偿与补救的。这种无法挽回性使死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正因为死刑的这种无法挽回性，人们对死刑刑罚的存在性产生了怀疑。
在唐朝，唐玄宗年间，就有减少死刑的律法颁布。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死刑废除运动从委内瑞拉和圣马力诺开始，之后，在尼泊尔、阿根廷、瑞典、哥伦比亚、挪威、巴拿马、巴西等国家也开始了废除死刑的行动。在二战结束后，苏联、以色列、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也相继废除了死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半数国家的刑罚中已经没有死刑的存在。而且，虽然有些国家还是保留着死刑，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更慎重的态度来对待死刑的执行，在执行死刑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犯人被处以死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采用死刑作为刑罚的国家越来越少，就算一些国家保留了死刑，但是，也有将来废除死刑的趋势。与此同时，支持死刑恢复的压力尚存。
1997年，我国在死刑条文的司法适用性上、一级死刑立法技术问题上都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在我国现今的刑法典中，死刑罪名有68个。
二、死刑存废的理由
死刑的存废一直存在着分庭抗衡、互相对峙的局面，在主张废除死刑的同时，保留死刑的观点也相应存在。先探讨一下废除死刑其理由有哪些。死刑的废除具有现实性;死刑的判处会对整个刑事司法体制造成干扰;死刑不存在合理的经济性;死刑未具有可分性;死刑容易被滥用;不具有可靠的民意测验结果;死刑的执行与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相违背;死刑与宪法相违背;死刑不人道;死刑属于歧视之刑;死刑难纠误判;死刑不是报应的手段;死刑没有特别预防功能;对于个别预防而言，死刑为不必要之刑;死刑属于野蛮刑罚;死刑与社会契约论相违背。
与主张废除死刑相对应，保留死刑的观点也有其根源：虽然死刑不具备经济性，但死刑并非一定要废除;死刑的废除与国情不符;死刑符合民意;死刑的保留不与基督教原始教义相违背;死刑的保留不违宪;终身监禁比死刑更残忍;杀人与死刑是相适应之刑罚;将杀人犯处死是尊重生命价值的体现;死刑非野蛮之刑罚;死刑之利大于滥用与错杀之弊;为了彻底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死刑刑罚是必要的;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为了避免私刑，死刑是其必要手段;死刑是报复杀人者的必要手段;死刑源于杀人犯的自由意志;死刑未与社会契约论相违背。废除死刑与保留死刑的争论焦点集中体现于以下方面，两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一)死刑的难纠误判
受刑人一旦被执行死刑，就无法再挽回生命，人死不能复生。主张废除死刑的重要理由就是误判难纠的问题，而误判难纠却存在着极大的弊端。死刑的判处与终身监禁不同，受刑人一旦被执行死刑，那么生命将永远无法挽回。而终身监禁时，受刑人在误判的情况下，可以恢复自由。因此，主张死刑废除者，将误判难纠作为死刑废除的重要依据。对此，主张死刑保留者却提出了其后果仅仅是对死刑之利追求的必要代价。死刑存废论双方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思想甚至是偏颇的，也就是说，双方的理论基础以及言论不具有全面性。但是，从基本理论上，死刑存废的双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死刑存废双方既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同时还存在合理性因素，这样就造成存废矛盾的延续。在实际中，有国家的政治需要以及利益取向决定了死刑的存与废。在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这取决于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时期对政治的不同判断。
(二)死刑不人道，是野蛮之刑罚
主张废除死刑者的观点认为，酷刑不能够让真心改过，死刑的野蛮助长、促成了人们的残忍心理。而有些死刑废除者认为，死刑野蛮，因为死刑是原始时代野蛮习惯的遗留之风，死刑标志着野蛮的存在，是原始复仇习惯。另有观点认为死刑是出于杀人者死的报复手段，毁灭了仁慈、宽忍的美德，并促使人产生残忍、杀戮、仇恨等情绪和思想，其表现了人性劣行的一面。死刑的存在会将善良人性的真相掩盖，看似公正的死刑，只不过满足了复仇欲，使人性残忍与野蛮因素得以滋长。死刑是不人道的，其充满了残酷性，受刑人在被判处死刑的一霎那，所受的都是屈辱、不人道、无比残酷的惩罚。针对废除者的主张，死刑保留者提出了相应的反对意见。这种观点认为禁止杀人与死刑不相矛盾。不可避免地，刑罚虽然具有较为消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消极作用理由并不充分。这种观点认为，死刑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比消极作用要大，死刑既挫败了一些谋杀犯的潜在动机，又对某些谋杀犯产生了刺激。相当一部分死刑保留论者的观点认为，不处死杀人者，才是迁就、姑息、放任野蛮行为。而且，保留论者认为，与死刑不人道的观点相比，终身监禁更为残忍。与其让罪犯受终身监禁的活罪，远不如死刑人道。该观点在于，终身监禁要承受一辈子或几十年的痛苦，缓慢的、长期的痛苦更加残忍。而死刑的痛苦则是短暂的、暂时的。 (三)死刑有最大威慑力
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死刑可以有效阻止人进行犯罪活动，是最严厉的刑罚。人对刑罚的严厉性程度与刑罚的畏惧程度是成正比的，使人产生的畏惧感越强烈，说明刑罚越厉害，毫无疑问，死刑是刑罚中威慑力最大的。分析一下死刑威慑罪犯活动的因素，第一，许多人认为谋杀恐怖程度过甚，因为谋杀会被判处死刑，因此，人们才会觉得谋杀可怕，而不杀人、不犯罪。第二，谋杀后，怕被处死刑而产生了恐惧，因此不杀人、不犯罪。无论是哪种因素，都可以证明死刑具有极大的威慑力。
三、我国死刑制度的政策和建议之我见
(一)我国死刑制度政策之我见
纵观历史，废除死刑是刑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废除条件因国家的国情不同而决定。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死刑还会继续保留。原因有：第一，社会心理基础不足，与近代西方国家不同，我国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但是因经济起步晚，相对较为落后，再加上人口众多等因素的存在，缺乏权利意识的发育。从我国历史来看，一贯有着杀人偿命的文化传统，而且，该传统观念也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死刑的废除不能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根基所在。第二，治安形势还有待提高，在我国每年发生的强奸、抢劫、伤害、杀人等恶性案件频率居高不下，这些高危案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造成了极大影响。就现实而言，我国死刑的废除不具备现实性。第三，物质条件不丰富，死刑的存废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活水平低，人的生命价值就低，因此，社会受到犯罪的影响较大。
(二)我国死刑制度建议之我见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死刑执行量，就必须要减少死刑罪名。死刑的原因复杂，涉及问题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时，可结合以下方面进行对策的研究。
1.尽可能推行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就明确了枪决或者注射的方式来执行死刑，注射的方式可以改变不人道、野蛮的死刑执行方式。
2.减少死刑适用，增加长期刑。为了有效避免放纵犯罪，应使有期长刑和无期徒刑的执行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为了使有期徒刑的刑罚具有现实性，可将期限设立为三十至五十年，还可以采取对犯罪人加重处罚力度的方式来进行刑罚。
3.完善死缓制度。死缓的制度是为了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创造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能废除死刑，但是却可以进一步对死缓制度进行完善，并显著区别于死刑。可通过扩大刑罚的种类来进行刑罚。具体包括：驱逐出境、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十种。
4.减少死刑的罪名。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进行筛选和裁减，可参照和学习国际经验做法，将死刑的罪名降低，例如：制造毒品、强奸罪、故意杀人罪、防火、武装叛乱、分裂国家罪、背叛祖国罪等。
5.减小犯罪率。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要想社会和谐，就必须控制犯罪率，从而才能确保群众的安居乐业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应从缩短贫富差距的方面着手，尽量消除两极分化，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死刑的存废问题与国家的经济、历史等问题密不可分，而死刑的存废的争论的趋势也必然会继续下去。我国目前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通过1997和1998年签署的公约，已经表明了我国会以尊重人权为前提，朝着尽早废除死刑的目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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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存废，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在今天全球广泛探讨死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候，笔者的视角之所以再次投向“死刑”——这个据说至今已讨论了二百多年的陈旧话题，是因为这个话题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很难找到一个论题，能像“死刑”一样，有如此广泛的涉及面，对其的争论几乎波及到世界上所有国家，从政府官员、学者到普通百姓也都参与了争论，争论涉及到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哲学等学科领域，以至对它的探讨远远超过了其作为一种刑罚手段本身的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法律文化视角解析中国死刑的存废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自古代社会，死刑就被广泛使用，之后又存续上千年之久，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法律文化基础。法律工具论、复仇报应观、淡薄的权利意识是我国死刑植根的法律文化土壤。死刑的存废已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激烈争论，我国法学界在中国死刑存废问题上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很少以法律文化为分析视角，但其实法律文化应是考虑死刑存废问题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死刑是我国最古老的刑罚，在当代刑罚体系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面对日益限制甚至废除死刑的国际化趋势，在现代社会法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的死刑制度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有关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日趋热烈。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并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正废除了13个非暴力经济型犯罪的死刑规定，再次引发了学者和民众对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
讨论中国的死刑存废问题，不能仅仅跟随世界潮流，一味追捧西方的观点理念，而是要立足我国国情，从对我国法律文化的探讨入手，深层次分析我国死刑的存废。死刑能在我国存续这么久，就一定有其合理性，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但对于任何存在之物，我们都要持一种质疑态度，尤其在当代社会，死刑制度仍然具有合理性吗?我国支撑死刑制度的法律文化是应该予以维持的吗?
还是说，死刑应该被废除，我国的法律文化应该进行新的建构。如果要废除死刑，是要立即废除吗?我国目前存在立即废除死刑的法律文化条件吗?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法律文化基础，对死刑的存废，我们又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思考。本文选择了法律文化的视角，以此来试图分析我国死刑的存废问题。
从法律文化的视角解析中国的死刑存废问题，首先涉及到对法律文化这个词内涵的界定。“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的出现，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在美国，这一概念最早始于1969年，在苏联，最早始于1962年，在日本，最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中国，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行研究，最早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近10多年的研究，这一概念基本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获得了作为一新文化概念的“合法性”地位。法律文化最初是指观念之法，及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法律的认知、价值、态度。但随着这个概念的广泛传播，学界对这个概念逐渐形成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常见的理解是把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在范围上包括全部法律现象。第二种常见的理解是把法律文化等同法律传统。第三种常见的理解是把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律意识。第四种常见的理解是把法律文化视为一种解释方法。以上这些理解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律文化的某方面内涵。法律文化概念具有复杂性，任何人都有权界定法律文化的含义，换言之，任何人都不应垄断对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解。笔者在本文中将法律文化概念的核心界定为法律观念，这种观念通常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并与文化密切关联。
法律文化并不是一代人创造出的精神财富、形成的观念，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文化不断积累的过程。法的成长、变迁、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所以，中国死刑的立法同样也摆脱不了自身文化的限制和影响。因此，认识中国死刑的存废问题，也应该从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去探求。
死刑作为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我国而言，它是如何产生的，在法律文化的视角下如何阐释死刑的产生呢?死刑是刑罚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因而对刑罚产生的文化阐释自然可以适用于死刑。对于我国“刑”的产生，古往今来，观点纷呈。
(一)刑源于天之说
刑源于天之说是关于刑产生原因的最早的学说。如《大禹谟》称：“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孔传》称：“民所叛者天讨之”;《详刑要览注》亦称：“讨罪用刑，一出于天，非可得而私”。按照刑源于天的观点，刑源于上天安排，是天赋的。这种观点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民智未启，生产力水平低下，对于种种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无力解释，于是统统归于上天。在此基础上，在法与刑产生之后，因无法解释其产生原因，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之归结为上天的安排。这一观念的出现可以理解，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刑源于天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
(二)刑源于兵之说
关于刑来源于战争的说法，历史上，赞成者甚多。《汉书?刑法志》载称：“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辽史?刑法志》称：“刑也者，始于兵”;《商君书?修权》称：“刑者武也”;《孙子注》称：“兵者，刑也”。这些都是兵刑不分的说法，正是由于这些兵刑不分的记载，钱钟书说：“兵之于刑，二而为一也”。也因而有学者认为，刑起于兵，兵不离于刑，兵刑交用。
(三)刑源于定分止争之说
这里的“分”是指“土地财货之分”，及我们讲的财产所有权。商鞅曾经说：“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韩非说：“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壤，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厚薄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荀子提出：“物不能谵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贫富贵贱之等。”“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持刑源于定分止争观点者认为，刑罚之所以产生，死刑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性有着自私和纷争的弱点，出于避免纷争、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就必须由公权力机关制定出一系列规范或制度来约束人们的种种不规范的行为，死刑就是其一。
(四)刑源于复仇之说
这一观点十分流行。在原始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为了维护本氏族成员的安全，当本氏族成员遭受外族侵害时，本氏族就会对外族采取以血复仇的方式进行集体性对抗。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活的发展，氏族观念逐渐淡漠，血族复仇演化到血亲复仇，又进一步进化到同态复仇。同态复仇在复仇对象和程度上都有了更明确和严格的限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它的形象描述。但是至此，以血还血的复仇还是一种私力的行为。当国家体制逐渐形成，这种“以命抵命”的私力复仇，逐渐被国家公共权力取代。这样，同态复仇就以国家依照法律而杀人的样态得以延续，即死刑。
每一个法律规范、每一种法律制度都植根于一定的法律文化土壤。自公元前21世纪国家产生直到今天，我国四千年始终保持死刑，重视死刑，甚至相当多的时期滥用死刑。这种状态的存在，与中国特有的法律文化有关。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工具论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以工具价值取向为主导的惩戒性法律文化，法律历来被统治阶级作为治国治民最有效的镇压工具。“刑”被认为是治国之“大柄”，“以刑去刑”是认定的可以实现的价值目标。尽管受到儒家思想的批判，他们企图以“以德去刑”代替“以刑去刑”，也尽管儒法合流后，表面上宣扬的指导思想以儒家的“以德去刑”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上，往往又是以法家的重刑治国的主张更容易为统治阶级所乐用。虽然封建社会的一些开明君主曾经一时设法限制过死刑、废除过死刑，如唐太宗在贞观年间以加役流代替绞刑(实际上废除两种死刑中的一种)，唐玄宗在天宝六年完全废除死刑，但是，曾几何时，庶几无闻，死刑照常施用，而且愈后愈多、愈后愈滥，如宋以后的凌迟刑、剥皮刑等更为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被大量长期地施用。“杀人能立威”，死刑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统治、镇压工具而得到推崇。
(二)中国传统的复仇、报应观
中国传统的“复仇、报应”文化根深蒂固。复仇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其在法律制度中的发展趋势基本呈马鞍形趋势：鞍头是汉朝，鞍底是唐朝，鞍顶是元朝。明清的刑律中同样规定了复仇的内容。可以说，复仇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社会人伦道德的及法律内在精神和外在标榜一系列纠缠不清的社会问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佛教讲究轮回，讲究因果相循。佛教自身反对杀戮，但是南朝以后由它带来的因果相循思想却被人们用来看待死刑。如果杀人被认为是因，那么判处死刑则是种下这个因后所带来的果，这一点也不奇怪。提倡“隆礼重法”的儒学大家荀子主张罪行相称，反对刑罚过轻或过重。他说：“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在荀子看来，刑罪相当才是合理的，也才是有效的。荀子罪行相称的主张，实际上强调了刑罚的两大基本功能，即实现报应正义和预防犯罪。在荀子看来，杀人者不死，是刑不称罪的轻刑，是他所反对的。另一位儒学大家孔子也主张等值的报应。《论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值)抱怨，以德报德。’”其中，“直”可用为“值”，有对等相当的意思。可见，孔子也主张等值报应观。总之，中国古代的报应、复仇观念根深蒂固，杀人者偿命，这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存续有重要影响。中国的权利意识淡薄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专制、特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在封建社会的法律中，几乎全都是义务性规定。中国封建社会就好比一个金字塔。黄帝居于塔尖，高高在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每个人一出生就被三纲五常所定位。连你的生命都不属于你自己，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在封建社会，没有宪法不说，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是“德主刑辅”的政策。德，从根本上讲是义务;刑，仍是义务。
1908年，晚清政府公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但其核心不在于保护公民权利，而在于维护“君上大权”。义务本位、专制、特权，必然导致漠视公民私人权利(包括生命权)的文化传统。清朝政府灭亡之后，中国虽然也经历了彪炳史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你攻我杀，谈不上什么权利，更别提生命权。国民政府时期对共产党员大肆逮捕屠杀，宪法更是徒有其表。新中国成立后，宪法、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大大促进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尤其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离依法治国所需要的尊重权利、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仍有不小的差距。
(一)我国废除死刑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十分激烈，但很少有学者在我国法律文化的背景下分析中国死刑的存废问题。但法律文化无疑是影响死刑存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笔者欲从法律文化角度来分析我国死刑的存废。首先，我国废除死刑在法律文化层面具有可能性。
我国古代社会虽然坚持重刑主义，强调死刑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慎刑”思想也是古已有之。儒家重德轻刑，以孔子的“仁”学理论，孟子的“仁政”学说为基础构建的儒家法律思想体系，是我国废除死刑的法律文化之根。在废除死刑上，我们除了借鉴西方的法律文化和理念，也可以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寻找到依据。死刑在历史上固有其作用，但其消极影响在长期使用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如果只是一味地重视死刑，死刑施用不仅没有示惩作用，反而助长凶暴之风。主持清末法制改革的沈家本以唐代前后两次在死刑减省和废除举措不同带来的社会治理效果而异的例子加以佐证。建国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西方自由、博爱、民主、人权等思想传入中国，深深影响了国人的价值观念。目前人权的呼吁在我国已得到广泛关注，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与人权相关的学术研究成为学界一大研究热点，人权团体组织的活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都印证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不难发现，近现代西方一些国家在废除死刑时都以保障人权作为一个重要理由，因而，笔者不禁推断，随着保障人权的思想文化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废除死刑是可能的。
(二)废除死刑的时机不成熟
虽然，废除死刑具有可能性，但就现阶段而言，废除死刑的时机并不成熟。“废除还是保留死刑，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结构、法治状况特别是犯罪态势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法是生成的，而非单纯的国家机构单方面进行的国家立法活动。“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死刑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是中国法律文化中积淀深厚的东西。“杀人偿命”一直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复仇报应观念的残存、法律工具主义的盛行、权利意识的淡薄，成为当下中国死刑废除必须正视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的中，杀人者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制度
传统的长期延续，国家权力随意侵入私人领域，法律是义务本位的，人民的权利意识淡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推行的功利性、政治性死刑制度强化了权力的控制作用，削弱了对权利的保障作用。因此，中国要废除死刑，就必须加强法律文化建设，消除以上文化观念上的羁绊。否则，有可能像美国及少数国家一样，废除死刑后又恢复，导致法律权威在公民心目中的破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人要现代化，则必须改变传统的观念。今天，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但今天的法律会包含过去的传统;未来也不是今天的直接翻版，但未来的法律定会承受今天的经验。加强法律文化建设，对于公民来讲，就是要转变观念，就是要改变不符合法治社会的思维方式，转变过去的不适合死刑废除的价值观念。彻底消除报应、复仇观念，真正地尊重权利，这些价值观念只有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并得以积淀下来，进而成为民族法律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在中国废除死刑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三)现阶段的道路选择――逐步废除，严格死刑司法适用
死刑废除论所提出的死刑的种种弊端都是不可否认的，同时我国废除死刑具有可能性，但是目前我国废除死刑的时机还不成熟，我认为，我国应该选择逐步废除死刑、严格死刑司法适用的道路。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规定，使得主张取消死刑的学者初步实现了死刑在立法中减少的目的。这次修正案调整了死刑和自由刑之间的关系，缓和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死罪过重、生刑过轻”的情况。在取消一些罪名的死刑的基础上，适当地延长数罪并罚的刑期，这样可以对一些主观恶性比较大的罪犯实施有效的刑事处罚，能够更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完善死刑和自由刑的衔接，是欲废除死刑所必然要做的准备工作。《刑法修正案(八)》阶段性地实现了死刑废除后的替代措施。
在逐步废除死刑的同时，严格死刑司法适用，是现阶段的选择。通过现阶段有效的司法控制，可以为死刑的全面废除做准备。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规定的死刑都是可以选择适用的法定刑，即这些罪名将死刑、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并列规定，由法官选择适用其一。司法工作人员应妥善地运动死刑法定刑的可选择空间，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让死刑成为最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往往都是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因此死刑案件的判决通常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现代社会媒体舆论的发达，加之民愤情绪的支撑，司法审判往往会在死刑法定刑可选择的空间内选择死刑，来达到相应的社会效果。这是在司法控制的范围内应该注意的错误取向。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遵循成文法国家的司法体例，在司法实践中尊重成文法典的权威，要求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样的法律理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法官的恣意，但是在我国传统死刑观念的影响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死刑的司法适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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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旅游越来越受人青睐。我国乡村旅游虽然起步较晚,发展却非常迅速,近年来更是处于快速增长的高峰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都有着蓬勃发展的一种旅游形式。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何使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值得探讨。文章以贵州省乡村旅游为例，论述了贵州省乡村旅游存在的几个问题，也为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建议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都有着蓬勃发展的一种旅游形式。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则是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作为旅游目的地，以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自然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为旅游吸引物，利用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旅游产品，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娱乐、求知和购物等各种旅游需求的旅游形式。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以其悠久的民族文化及淳朴洁净的乡村自然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旅游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主体目标市场，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体验、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形式。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旅游环境的同时，改善旅游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开发过程中维持旅游供给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文化的完整性和旅游业经济目标的可获得性;保持和增强环境、社会和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生产形态、生活方式、民俗风情、乡村文化等)为对象的乡村旅游，其可持续发展至少应有如下内涵：
第一，旅游资源供需双方需求的持续性满足。乡村旅游发展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结合，充分利用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各种机遇，不断满足乡村旅游开发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为乡村旅游的继续发展提供动力和物质文化基础。同时，乡村旅游要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吸引旅游者，满足旅游者亲近自然、娱乐身心的需求。
第二，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乡村旅游具有强烈的经济性，但若把经济效益当成惟一追求，在趋利性的驱使下，乡村旅游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乡村生活风貌将会遭到破坏。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必须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秉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与方法，保证乡村旅游发展不超过乡村环境的承受能力，妥善处理旅游开发与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环境和乡村文化特色的关系，与乡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协调，借以保障乡村旅游资源利用的持续性。
第三，乡村旅游资源要共享、公享。一方面，同代人之间要共享、公享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却要承担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要共享、公享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以旅游区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满足当代人旅游需要，剥夺后代人的社会发展能力和生活需求。其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代际共享。
近年来贵州少数民族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取得不少成绩。少数民族旅游特色村和旅游示范镇的建设，农家乐的发展，乡村旅游度假区建设等，都推进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的重要休闲方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但是，贵州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一)发展理念落后
许多乡村旅游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内涵、特点等理解不够全面，对本地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势认识不清，对城市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把握不准，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乡村旅游发展观。项目上马一窝蜂，项目功能、特色雷同。
开发项目城市化倾向明显，在展示乡村差异、挖掘乡村内涵、突出乡村特色上有很大欠缺。旅游活动的内容较为单一。乡村旅游特色化不明显，乡村旅游活动单一，缺乏高层次的，多元化的文化内涵。农家乐在景观、经营与活动方面，大多未能拉开档次，同质性远大于差异性。
(二)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
生态环境是贵州地区发展旅游的最大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了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保住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部分旅游经营者诸如饭店宾馆乃至游船等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产生并排出大量废水，致使周边水质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游客在参与乘船、划船等旅游项目时，随意往水里乱扔废弃物等，同样对水体造成了污染加之部分地区相继推出各种农家乐旅游项目，虽然部分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但也为当地水资源的污染埋下了隐患。贵州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各族群众收入较低，生活质量相对较差，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加快发展，以改变当地经济的落后面貌。受此因素影响，部分政府官员对旅游资源存在重开发、轻保护或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等短视现象，决策过程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的论证、评估与规划，出现了盲目开发、无序开发或重复建设等不良行为，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浪费，直至出现资源退化现象。
旅游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先污染、再治理”的思想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也有体现，这种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背道而驰，容易滋生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不良思想，并疏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旅游资源开发方式不合理，影响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致使一些旅游地的生态环境状况恶化，旅游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近年来，旅游开发和管理经营方在景区内大兴土木，修建各类旅游设施，如宾馆、饭店、农家乐将会造成噪声、固体垃圾等污染。另外，短时间过多游客聚集，并形成人声鼎沸的现象频繁出现是造成这些污染的另一重要原因。各种因素产生的环境污染已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严重障碍，制约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宣传工作不到位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人才问题，建设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乡村旅游管理人才队伍。贵州乡村旅游发展中专业人才短缺现象严重，因为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主要都来自当地农民，其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又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大多数都未从事过旅游开发经营活动，对旅游的认识不够，对与旅游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不了解，在旅游规划、管理、经营等方面没有丰富的经验，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致使管理水平低和服务质量不高，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贵州乡村旅游形象的树立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教育宣传工作主要针对以下两个对象群体：第一是要加强对生态旅游从业人员环境意识的教育，努力对其传授生态科学知识，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武装其头脑，这一方面目前做得不够;第二表现为并未找到对广大成年旅游者进行环境意识宣传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主要依靠其自身素质进行自我约束，这是造成广大生态旅游从业人员和生态旅游者环境意识较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
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先导。要不断提高开发乡村旅游的认识，在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对农村产业布局和乡村旅游发展目标进行科学论证，在对生态环境、文化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进行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做出科学规划，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贵州乡村旅游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形成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发展乡村旅游，根据自身的地理优势与区位优势，在产品开发中着重保持乡村原有的特色。乡土风情是发展乡村旅游、形成品牌竞争力的要素。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注重农业特色资源和农村风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力发掘乡村旅游资源的闪光点，把农业文化景观、农耕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传统的习俗等有机结合，引导和鼓励农户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开发形式多样、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乡村旅游项目，突出地方特色，营造出具有地区比较优势的乡村旅游品牌。
(二)加强环保意识教育
加强环保意识的教育，首先体现在树立生态旅游资源的忧患意识。现在乡村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开发利用与管理不足，在这一点上要教育好作为旅游主要推动者的市民，使他们意识到发展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其次，加强对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对游人给予正确的宣传教育，号召市民科学旅游、绿色旅游。再次，对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强的专业技能培训，举办必要的学习班，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大众生态环境意识。
(三)注重环境建设
”制度，把空气质量、水环境、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等指标作为考核官员政绩、评价当地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那些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管理者、监督者乃至责任人，同步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三是构建保护与开发协调机制。应结合贵州地区保护开发实际，构建“以保护为前提、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协调机制。通过实行保护性开发，既要使贵州地区的自然或人文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又要使相应的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既要注重民族地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协调，又要维护景区的自然风貌，更要提高景点的科技含量，使旅游由单一型变为符合型项目，由自然之旅上升到文化之旅，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扩张，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产业与环境、旅游与文化的和谐统一。
(四)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重视对农民的引导。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旅游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作为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贵州，要使乡村旅游永葆青春，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培训，重视对农民的引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根据各地的特色以及农民自身的条件，开展灵活多样、不同形式的专业培训，主要是指经营管理、产品加工、接待服务、环境卫生、旅游安全等方面的培训。其次要引导农民合理利用与开发乡村旅游资源。贵州的乡村旅游资源有很多是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
因此这就要求引导农民在开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最后要引导农民正确地开展乡村旅游，要从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立足旅游市场，不要盲目进行开发。另外，定期请相关专家对农民或从业人员实施从宣传、接待到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全方位的培训，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农民或部分从业人员代表到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方参观学习。逐步提高乡村旅游地农民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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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飞速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城乡居民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涉农收入分配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多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涉农收入分配政策，目的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配合城镇化进程，加强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但任何一项政策制定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政策的有效贯彻。现行的涉农收入分配政策种类形式多，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加之涉农收入分配政策本身制定的缺陷等等原因，使得政策在现实贯彻过程中突显出不少的问题，政策制定的初衷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进入到了经济的新常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由高速向中低速发展，社会不同领域都面临着改革，改革环境也是阻碍重重。而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更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亟待解除的课题。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还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党中央对农业问题一直十分重视，在中全面部署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明确要求加大政策措施，提高支农惠农力度。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多年来都在致力于研究并出台一系列涉农收入分配政策，主要有财政支农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现代化政策等等，这些政策促进着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着农村社会全面建设，使农民能够增产增收，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得到实现，则依赖于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但是现行的涉农收入分配政策不论是政策问题还是执行问题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农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国家扶持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初衷没有得到实现。因此，清楚的认识到涉农收入分配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对促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产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对“三农”问题所制定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都有明显的效果。但也得看到，相关政策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存在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这三个方面。
(一)涉农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存在的问题
政策合理性的欠缺。涉农收入分配政策虽然大体上制定的合理，但政策本身在制定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不足。譬如涉农税收政策中，国家对许多农业生产资料(饲料、化肥等)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都实行免税或者减税政策，政策的初衷是让农业生产者减少购买生产资料的成本。但在流通环节，诸多商家会把价格抬高，生产厂家或经销商真正获利，农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政策可操作性的欠缺。现行的涉农收入分配政策在实际的贯彻过程中会遇到了政策执行贯彻主体和受惠群体的阻碍，政策执行起来出现了困难和问题。
(二)政策执行主体存在的问题
政策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执行机关的执行，涉农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一样。政策执行人员素质、执行部门功能都对政策贯彻执行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贯彻部门人员内部培训不足。熟练掌握政策是政策得以贯彻的前提;政策执行机制不完善。主要有政策贯彻职权配置机制不完善、政策贯彻监督机制不健全、政策贯彻评估机制不完善、政策贯彻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政策贯彻主体素质欠缺。主要表现为：工作能力欠缺、管理水平欠缺、责任意识不强;政策缺乏宣传。农民由于平均受教育程度低，往往不善于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信息的获取。尽管各级机关也会对政策进行宣传，但宣传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目标群体存在的问题
政策的受惠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制约政策的贯彻，农民的教育程度必定会制约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对法律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一些农民甚至不知道一些涉农收入分配政策的存在。农民自身利益表达能力弱，使他们缺少了基本的话语权，不能参与到相关政策的修改当中，从另一方面制约了政策的贯彻，违背了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国家制定涉农收入分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村社会建设，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但是由于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修复完善涉农收入分配相关政策对“三农”问题解决至关重要。
(一)提高涉农收入分配政策的质量
提高政策的合理性。在制定出台涉农收入分配相关政策时，不仅要充分论证该政策是否可以促使农业生产部门得到充足的资金和效益，让农民得到最大程度的受惠，还要具备相应的方式和方法，引导和促使政策的好处留给农业、农村和农民;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必须合理掌握涉农收入分配相关政策的执行弹性，尽量减少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使政策的优惠措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二)加强政策贯彻机构的执行力
完善涉农收入分配相关政策贯彻机制。第一，完善政策贯彻职权配置机制。就是要规范政策贯彻机关内部的职权配置。第二，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对政策执行实施监督是保证达成政策制定的预期目标。第三，完善政策贯彻评估机制。第四，制定科学的培训制度。第五，完善政策贯彻责任追究机制。政策的执行者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应明确责任，建立岗位责任制，政策贯彻的每个环节都要落实到的相关的责任人。
(三)加强政策宣传
宣传对保证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实现政策制定预期目标是至关重要的。鉴于涉农收入分配相关政策的重要目标群体之―农民远离城市、受教育程度低、获取信息的途径较少的特点。一是加强法制思想宣传;二是加大涉农收入分配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要通过开通服务热线、网上政策咨询、在服务厅开设宣传栏和政策咨询窗口，同时免费提供政策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的涉农收入分配政策宣传，在宣传时要注意使用简明易懂的宣传用语，以保证它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
对新出台的相关政策，要及时在网上、服务厅宣传栏进行公告，并对重要政策点进行及时解读，让新政策及时被正确理解。定期到农村举办相关政策讲习班、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辅导班，并派发宣传手册，宣传政策;三是鉴于涉农收入分配政策涉及政策多，出台的条例多的特点，要将不同时期出台的各种法规、条例和补充规定中的涉农收入分配政策进行整理、归纳、汇编成册，使政策清晰明了、易懂，让涉农经营者，特别是农民便于操作。
(四)加大政策贯彻资源的投入力度
政策贯彻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我国地域辽阔，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出门交通不便，农民到达相应的政策办理机关很不方便，政策宣传的效果受到影响，政策执行的工作也受到制约。这些客观现实说明要想在农村顺利推行涉农收入分配相关政策，必须要投入足够的政策资源。因此，要合理利用政策资源，适当加大对一些贫困山区的政策资源投入，从而确保政策贯彻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国涉农收入分配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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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里亚是刑法学界家喻户晓的伟人,《论犯罪与刑罚》是誉满古今的经典名著。此人此书传承的思想引领了几个时代的刑法学,并继续教育着21世纪的刑法学人。 贝卡里亚对封建刑法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建立了功利主义刑法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死刑观在我国的正确适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废除死刑风潮不一定适合在我国推行。文章尝试反驳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有关死刑观的言论，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目前我国需保留死刑的原因，并举例我国在慎用死刑方面的进步，最后得出在现阶段国情下，我国应慎用死刑，而不是完全废除死刑的结论。
【关键词】贝卡里亚;死刑;人道主义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自发布之日起便引发了一个为刑法学界所热议的话题――死刑存废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当今世界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从总体而言，各国的刑罚趋于宽和，不得不令人佩服作者的远见卓识。然而，我们发现，贝卡里亚在论证死刑并非真的必要和有益的过程中，并没有下必须废除死刑的定论。因为他同时承认“废除死刑存在两种例外的理由”，即贝卡里亚并非一个彻底的死刑废除论者。
(一)社会契约论。贝卡里亚认为，“每个人在对自由做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然而，订立社会契约在于保障自身权益，自然也包括人身权益，人们为了免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从而同意以自身同样会因此受到惩处的条件，来订立契约。人们不押上自己的生命权，又如何保证当他人侵害自身生命权时能受到相应的惩处呢?同时，社会契约认为，罪犯杀害了他人生命，就是将自己推到了人类的敌人的位置，是战争状态，其本身的生命将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对杀人者处以死刑是合法合理的。
(二)死刑并非最佳威慑。贝卡里亚认为，“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们回心转意”，“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因此主张以终身苦役的强度来替代死刑。
然而，死刑的威慑力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首先，死刑的个别威慑力无可替代。我们必须承认，还是有一小部分穷凶极恶的恶徒，只有死刑才能扼杀其二次犯罪的动机和行为。这与贝卡里亚认为的废除死刑存在两种例外的理由一是“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二是“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和唯一的防范手段”也相吻合。其次，死刑对于潜在犯罪者的一般威慑作用同样不可替代。美国埃默里大学3名教授在充分考虑了几乎所有可变量之后，通过对美国过去25年处死717人犯罪案例分析，发现每处死一名死刑犯，可以打消18名潜在罪犯的杀人念头。因此，用终身苦役来替代死刑是具备不合理性的。
(三)刑罚人道主义。这大概是贝卡里亚死刑观的基础，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
然而，刑罚与人道本身就有着无法完全调和的冲突。因此刑罚是否人道，关键在于刑罚惩罚的是否是犯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的犯罪。对死刑而言，如果惩罚的是重大的犯罪人自由意志体现的犯罪，而且死刑给受刑者的痛苦只以致其死亡为限，而不附加额外的痛苦和折磨，则是人道的和正当的。并且，刑罚的人道对象应该是犯罪人以外的社会成员。刑罚是社会自身的防卫手段，其保护对象是作为社会全体成员之多数的普通人，而不是危害社会权益的犯罪人;而对犯罪人的人道，是对其他成员的不人道。
(四)死刑不可挽回。这确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可完全避免的风险，但若由此便摒弃死刑却与因噎废食无异。事实上任何刑罚都有其风险，就好像我们同样也无完全避免终身监禁或终身苦役中存在的越狱类问题一样。但这些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我们要如何更加完善司法体制和执法系统，使这种风险降为最低，而不是由此大谈废除一种刑罚，却无视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
首先，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文明程度比较低，而“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价值相对低，因而缺乏死刑废除的必要物质条件”。
再者，观念因素是中国废除死刑的一大障碍。“现阶段大众的集体意识仍然要求对严重犯罪给予公正的报复与道义的报应，人类文明与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实现对报应的超越，在现阶段公众的正义观念中，公正的报复与道义的报应仍然是国家和社会必须对犯罪作出的正义的反应方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中国几千年来民众根深蒂固的心理，朴素的报应思想和社会正义感相比人权法制观念更占上风。因此，目前中国只能是在保留死刑的基础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虽然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全球刑罚趋于宽和却是大势所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执政党就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死刑适用的基本政策。
我国慎用死刑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一是严把政策关。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中带严，严中带宽，慎用死刑。二是复核关。将死刑的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严格复核死刑案件，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调研，因为事实证据不核准死刑占到了30%，还不包括大量的补充侦查的情况。三是证据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的证据认定进行严格把关。四是罪名关。《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废除了13个罪名的死刑，完善死刑的法律架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死刑刑罚的最大幅度削减。
综上，死刑的废除与否是一个利弊博弈的过程，贝卡里亚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定论。在人类刑罚趋于宽和的今天，我国严格控制死刑、减少死刑罪名等，是慎用死刑的结果，并不代表我国将废除死刑。综合我国国情来考虑，我国现阶段并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因此，慎用死刑，而不是完全废除死刑，才是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死刑观在我国的正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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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虽是20 世纪的新生事物,但其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它改变了传统的商务模式,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快捷。近几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传统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企业既要看到电子商务带来的发展机遇,更应意识到蕴含于其中的风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问题与对策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通信和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Intemet在全球爆炸性增长并迅速普及。在这一前提下，电子商务应运而生了。自1998年“电子商务年”以来，电子商务在全球发展迅猛，世界各国纷纷看好电子商务这块新大陆，普遍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将是未来25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对经济的促进将远远超过200年前的工业革命。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各类电子商各网站风起云涌，律立一个电子商各网站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电子商务网站有效益。要想有效益就必须能够吸引客户，增加客户忠诚度。电子商务业务的竞争比传统的业务竞争更加激烈，原因有很多方而，其中一个因素是客户从一个电子商务网站转换到竞争对手那边，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网站的内容和层次、用词、标题、奖励方案、服务等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吸引客户、同时也可能成为失去客户的因素。而同时电子商务网站每天都可能有上百万次的在线交易，生成大量的日志文件和登记表，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充分了解客户的喜好、购买模式，甚至是客户一时的冲动，设计出满足于不同客户群体需要的个性化网站，进而增加其竞争力，几乎变得势在必行。若想在竞争中生存进而获胜，就要比竞争对手更了解客户。
(一)电子商务的定义
电子商务源于英文ELECTRONIC COMMERCE，简写为EC。顾名思义，其内容包含两个方而，一是电子方式，二是商贸活动。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以数据库为依托的信息技术;其商业运作的经济条件主要依靠以银行支付、结算为主的信用方式。因此，它是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专题报告的定义，电子商务就是指通过电信网络进行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等活动。电子商务指的是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买卖双方不谋而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多种电子通讯方式来完成。尤其是随着INTERNET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商务真正的发展将是建立在INTERNET技术上的。所以也有人把电子商务简称为IC(INTERNET COM-MERCE)。
(二)电子商务的模式
总的来说，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电子商务可以分为企业(Business)对终端客户(Customer)的电子商务(即B2C)和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B2B)两种主要模式。
B2C模式：提起B2C，大家可能更为熟悉一些，它是从企业到终端客户(包括个人消费者和组织消费者)的业务模式。今天所谈的电子商务时代的B2C是通过电子化、信息化的手段，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把本企业或其它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经任何渠道，直接传递给消费者的新型商务模式。因为它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被人们首先认识和接受。
B2B模式：谈完了B2C再来说说B2B，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业务模式被称作B2B，电子商务B2B的内涵是企业通过内部信息系统平台和外部网站将而向上游的供应商的采购业务和下游代理商的销售业务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降低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满意度。实际上而向企业间交易的B2B，无论在交易额和交易领域的覆盖上，其规模比起B2C来都更为可观，其对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意义也更加深远。
(一)安全问题
目前，阻碍电子商务广泛应用的最大问题就是安全问题。计算机安全技术本身的发展就存在一个时滞的问题。病毒感染、黑客的侵袭更使人们对计算机的安全性，特别是网络上电子商务进行的安全性产生怀疑。
因此，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安全技术措施，如防火墙、加密、数字签名、身份认证等技术，以保证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另一方而，需要通过标准的形式把这些技术手段确定下来，包括制定必要的网络接人标准，允许采用不同的信息技术的用户间进行电子商务活动;实现商业标准化环境，尽快改革中国传统商业的手工作业方式，适应数字化经济的社会;组织有关企业、研究单位进行电子商务的标准制定，这些标准应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积极向目标通用标准靠拢。
(二)技术问题
这里所说的技术方而的障碍主要包括网络的可靠性、数据传送的速度等。Internet上存在多种不可靠的因素：软件不可靠、线路不可靠和系统不可靠等。电子商务的进行需要支付与结算，这就应有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及其电子化的配合。金融电子化是电子商务实施的保证，金融电子化要实现跨行、跨地区联网贸易结算、资金划拨，真正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方便、实时的金融服务，中国的金融业亟须适应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加快变革步伐。
要想实现真正实时的网上交易，需要网络有非常快的响应速度和较高的宽带，这必须由硬件提供对高速网络的支持，而现在大部分的网络速度都达不到实际的要求。www变成了“World wide Wait"。虽然千兆位网络技术开始走向成熟，但要全而铺开还有待时日;ATM是理想的技术，但价格昂贵;千兆以太网在可升级和成本上有优势，但不能提供多媒体应用所需的服务质量。
另外，中国信息终端设备普及率不高，信息产品如高性能计算机的核心元件得依靠进口等因素都将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因此应加强安全技术的研究和电子商务标准的制定，以确保全球商务的可靠性、互操作性包括电子付款方而的标准、安全方而的标准、安全服务方而的标准、电子拷贝管理系统方而的标准、高速网络技术方而的标准等。
(三)法律制度问题
目前，电子商务涉及的法律保障问题有：
a.从交易安全方而看，目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数据保护，保证用户的个人隐私权，保证用户具有对In-ternet上的信息进行控制的自主权，以解决电子商务上发生的各种纠纷，防止诈骗等案件的发生，保证消费者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b.从电子支付方而看，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明确电子支付的当事人包括付款人、收款人和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制定相关的电子支付制度，认可电子签名的合法性。同时还应出台关于电子支付数据的伪造、更改、涂销问题的处理办法。
c. 还有一部分法律法规应根据电子商务的情况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
如票据法如何适用于电子商务凭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何保护网上购物的消费者权益，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如何保护网上知识产权，广告法如何管理控制网络广告等。
就以上商务活动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来看，必须构造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制环境。电子商务活动中，新数字化经济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保护消费者权益、纳税、版权保护以及对交易的责任，这些罚不是某一个国家独白就能解决的，要对智能卡的技术标准和公共平台、互联与互动、公开密钥的交插验证等同题达成一致，国际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网络法必须规定电子商务各方的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隐私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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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是国家为维护土地制度，调整土地关系，合理组织土地利用所采取的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的综合措施。一般而言，国家把土地管理权授予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土地管理也是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和运用法定职权，对社会组织、单位和个人占有、使用、利用土地的过程或者行为所进行的组织和管理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现状及问题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土地管理制度是国家为了使土地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科学合理的调整土地管理而制定管理制度，是一个国家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的准则与规范。土地管理是政府机构通过行政手段、法律等方式对单位、社会团体的土地资源进行管理的一个过程。
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主要有占地补偿制度、土地登记制度、保护耕地制度、用途管理制度等。现阶段，我国土地方面的主要法律有《土地管理法》，是规范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基础性法律，为国内建立土地管理制度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
2.1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方面
2.1.1土地管理制度中的执法问题执法问题是目前国内土地管制度中十分关键性的问题，目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提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法律法规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行政方面的执法力度不够严格，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标准行使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以至于造成执法混乱的局面[1]。
2.1.2制度立法方面的问题突出近年来，在国内的土地管理制度方面，各个地方的政府有权对土地实行征收管理，进而制定相对应的征地补偿机制。但在真正的土地管理工作中，各个地方政府即是土地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政策的协调者与执行者[2]。尽管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所有权归村小组所有，但在实际的土地工作中，村小组已经没有对土地管理的权限，最终难以保障土地被征收者的经济利益。
2.2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方面
2.2.1缺乏相应的地价机制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土地市场逐渐被政府垄断，并且国内的地价制度没有得到足够的完善，缺乏动态的土地调整机制，很难准确的调整基准地价，造成土地制度管理难以适应经济市场的价格波动，导致相关的土地征收部门征收的地价比市场价格要低的多。
2.2.2缺乏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管理法》只明确指出，土地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与个人无权占有，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由国务院代为行使，地方政府没有权利进行干涉。但是，在实际的土地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利润，掌握着真正的土地权使用职能。
2.2.3土地征地制度不合理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土地归国家所有，直接由国家实施管理，政府想要征用土地时，国家会给被征收地者相应的经济补偿，但是，在“公共利益”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部分地方政府滥用自己的职权，在征地时，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市场的发展情况，并且地方征收的土地补偿非常低，这就造成在各个地方征收土地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钉子户”的情况，导致土地征地制度出现不合理。
3.1完善土地的管理制度
我国要想加强土地管理措施，就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合理土地管理制度，政府部门要以土地市场为核心，增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并制定相应的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转让是通过土地协议来开展实施，各个地方的土地交易中心将交易中心的流程简化，这样开发商能够依靠土地合同直接向政府部门领取相应的审批手续，方便了交易商与政府部门的土地管理工作，同时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构建良好的土地管理制度。
3.2优化我国的土地规划体系
政府部门在构建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时，必须先优化土地规划体系，加大对土地执法监督的力度，要学会科学、有效的规划土地，并加强土地规划制度的约束性，在满足社会对土地需求的同时，结合经济市场的发展规律，严格的执行监管机制。同时，要考虑到群众的经济利益，土地管理制度同时要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规划合理、科学的土地使用方法[3]。此外，国家要加大对土地规划体系的执法力度，增强执法者的监督工作，使土地执法能够高效的实施，进一步建健全、完善土地规划系统。
3.3完善土地权利体系
相应的部门在进行土地管理过程中，要不断健全土地权利体系，进而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国家要保证群众的土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必须要保障国家的土地财产权益。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体制中，对农村土地产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一些实际的土地管理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一直征占农民的土地，导致很多土地滥用、浪费的现象出现，对农民的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国家要不断健全土地权利体系，合理规划土地资源。
3.4改革土地财政税收
我国应该对相应的税收管理单位实施绩效考核，监督政府部门在保护人们的土地资源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进而保障人们的经济利益，建立全新的土地财政制度，保障土地财政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避免出现闲置的土地。
总而言之，土地作为人们生存的基本保障，是人类宝贵的资产，土地资源必须要有权威的法律进行保护，因此，我国必须要不断改进并完善土地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保障土地所有制的权益，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但要想构建完善的土地监管体制，必须发挥其中心价值，需要结合目前经济市场的发展情况，有效实现土地管理制度的功能性。相关的政府部门要以灵活的政策来建立土地管理体系，为我国构建有效的土地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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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持续增长，环境污染日益加重，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力已远超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至此，在国家的重视和领导下，开始了以政府为主体的环境监测、环境监督、环境管理等多项工作，其目的在于对已发生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对正在进行的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进行监督;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加以预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国际投资的环境监管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正处于经济生产方式转型时期，在国家投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通过分析我国国际投资影响环境的相关问题，从环境监督法律角度深入分析并提出国际投资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的对策。
关键词：国际投资，环境污染;环境监管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经作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发展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投资为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国际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还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投资理论创始人约翰?邓宁将一国的投资发展状态分为三个阶段：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国际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或者对外投资大于吸收外资的较高层次的不平衡阶段;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相匹配的高级平衡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并且获得巨大成功。邓小平提出“引进来”的战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方式吸引外商来华投资，进一步吸引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人才、管理方式等。通过“引进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企业各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已经历了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现在进入的是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来我国境内投资的主要是港澳台的中小型投资者。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增多，增加我国的投资总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有利于利用大量的其他国家的资金和资源，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拓宽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使我国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内容更为多样。
在外资资额方面，由于我国“引进来”政策，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者来我国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每年都形成了新资产。近年来，到我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量一直保持较大增长，居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首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外商投资首选地之一。2013年1月至11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34家，同比下降9.1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5.06亿美元，同比增长5.48%......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和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都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已经历了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现在进入的是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
在投资区域、产业方面，上述国家/地区的来华新设企业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投资出现放缓迹象。来我国投资的主要是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政府向外商开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区，以及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开放城市，又逐渐向外商开放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随着外国投资资金流入我国各地区，我国得到的不仅仅是外国资金，还通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我国境内投资带来的技术、管理和人力资源等先进方面改善本国的产业结构、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弥补本国相关技术的空白，通过充分利用外国投资资本，以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通过外国投资使我国改善原有的产业结构，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各种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重新配置。
由于投资来源地环保法规日益严格，甚至有的产品禁止生产，或者由于当地生产成本高，投资者将这些产业转移到中国生产，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等把大量的污染密集产业和高度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到大陆，欧美日等一些发达国家也将一些高度污染密集产业乃至危险废物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和处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来华投资生产的外国企业逐渐增多，我国的制造业是最具备竞争力的。虽然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工资上涨速度较其他国家快，有部分国家将加工制造的工序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印度、越南、泰国等区域，以达到降低成本的需要，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国家将加工制造的工序放在我国，我国仍然是主要制造基地之一。
在江苏省金湖县金湖工业园内，有不少国家明令禁止的污染项目，如理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锂电池、充电器、电动车、塑料等产品的大型美国独资企业，也是工业园区内生产污染最严重的企业之一，而这个项目是国外淘汰的污染项目。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制造业到我国生产，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应该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来我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将先进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先进管理模式等方面带到中国，提高了中国的生产结构水平，中国的制造业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另一方面，诸多高科技产业不断在我国加工制造，外国企业通过对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手段将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来我国投资的产业大部分都是某些产业链条中的一部分，将加工制造消耗环境资源、容易产生环境污染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降解物质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些在投入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环境污染，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外国企业还通过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税收的优惠等方式，降低其生产过程的成本，将生产中所消耗的环境资源成本转移到我国。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交往的逐渐增多，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投资行为破坏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我国对于投资管理的相关立法还不成熟，缺乏完善和系统的对外投资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经济监管的重视程度大于对环境监管的重视程度，重点关注国际投资的经济因素，因此，我国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冲突十分明显。
(一)环境污染的主要成因
1、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矛盾
环境问题经常带有时间性，例如，如果今天砍伐古代的森林，未来的世代的人就不能使用，而今天做出砍伐或者保护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还是长远的利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国际环境污染转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较量。 一方面，国内一些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往往以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在生产过程中加大了环境资源的消耗量，并且没有依法处理生产过程中污染物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对于环境监督管理的力度还不到位，导致国内一些企业漠视环境保护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定的相关标准比发达国家低，并且种类少。外国企业通过合法的方式进入我国生产，这样外国企业通过投资相关产业的方式将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严重污染的产品，以及残留有害废弃物的生产过程中的衍生物在我国生产。如，外国企业到我国生产水泥，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水泥行业的排放标准低。水泥行业是我国行业中产生重点污染的行业之一，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质，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我国引进外资的项目不断增加，然而国内的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以经济利益为条件，某些外国严重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如，出售旧设备，由于通过某些旧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符合外国的环境标准，但是却不与我国环境标准相违背，加重了我国环境的负担。
我国在国际投资方面，既要加强防范环境风险的意识，保护本国以及外国的环境，防止环境污染转移，又要完善本国的环境污染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规定应于国际社会接轨，以达到保护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目的。我国“引进来”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所引起的。
2、我国环境监督的问题
目前，政府监管是环境监管主要的方式之一，通过政府监管维护公共环境的利益，但在诸多方面仍存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第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是统一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的形式，但是上述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县级以下的环境监管机构的规定，缺乏对农村的环境进行监管，不利于完善全国环境监督机构设置，在环境保护问题中留有漏点。一方面，由于政府追求的GDP的数值，重视生产发展与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与生态效益。为了追求政绩，某些地方降低条件来吸引外资，使“引进来”的企业将环境污染转移。国际投资公司的投资行为引起大量的环境问题，由于企业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剩余价值，通过非法开采、无环保手续等手段谋求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复杂，仅靠政府监管是不够的，加之我国环境监管部门的职责不明晰，权力分散，影响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二)加强我国环境监管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人类社会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防治的道路。这种治理模式是通过大量的环境治理投入，建立污染控制措施，对生产中产生的大量“三废”进行处理，而这种治理模式浪费大量资源，经济代价也很高。因此，从根本意义上保护环境就要通过法律手段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1、加强全国环境监管
胡锦涛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表明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和谐世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等方面的明确态度。
完善我国环境监管体制，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内容，建立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完善《环境保护法》的实体与程序制度，进而建立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加强政府监管、社会监管、企业自身监管等监管方式;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明确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监管程序等方面;完善全国覆盖的环境监管体系，明确县级以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以及职责，做到分工明确;修改不符合法律以及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法律规定;对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的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税收减免等方式，还曝光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等环境污染行为，使这些企业自主保护环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通过投资加快经济进程的脚步过程中，伴随的是我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问题，因此，我国必须加强环境保护监管，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和谐并存。
2、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环境监管
我国对于城市环境问题的监管不断完善，但是对于农村的环境监管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并不具体。如需加强农村的环境监管手段，并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环境监管方式，必须依照农村特有的环境问题，形成多元化的基层环境监管模式。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基本事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农村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基层政府在保护农村的环境问题方面处于主导地位。而农民作为农村构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农民生存、发展的空间。农民应加强自身的环境权意识，积极投入到维护环境的活动中，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城市群体与农村群体之间的环境权益的不公平对待，正式基于农民的环境权益长期被忽视，并且不能正确解读环境权益分配的结果。上面所述的农村基层政府对农村环境监管是从“内部”监管农村的环境问题，而农民参与到环境监管过程中，这是从“外部”监管农村的环境，这是从内、外两个不同角度维护农村的环境权。
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由于各国的环境现状、保护环境的力度、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各国之间出现明显的差异，尤其在国际投资过程中，这种差异性十分明显。“先污染，后治理”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不适合我国国际投资引起的环境问题，需要运用法律这种提前预防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需要明确环境监督力度方面的内容，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以达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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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是学校安排在校学生实习的一种方式.非基础教育学校学生毕业前通常会安排学生进行实习，方式有集中实习、分散实习、顶岗实习等。顶岗实习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地方在于它使学生完全履行其实习岗位的所有职责，独当一面，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对学生的能力锻炼起很大的作用;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2+1”教育模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职业教育顶岗实习存在的问题及保障措施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顶岗实习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顶岗实习还存在着组织管理不规范、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实习教学功能弱化、参与主体权益受损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实施顶岗实习的保障体系，从政策层面保障职业教育顶岗实习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顶岗实习;保障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对人才结构的需求相应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承担着培养面向基层、面向生产和服务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技术型人才任务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有中等职业学校13177所，在校生2197万人;高等职业学校1280所，在校生744万人。分别占到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半壁江山[1]。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旨在“培养有一定科学文化基础和较强综合职业能力，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在生产、技术、服务、管理等一线工作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2];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实践性学习为主要特征”[3]，传授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可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加强学生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实践中，顶岗实习作为加强学生实践技能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市场办学”目标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顶岗实习是指职业院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教学计划安排，组织在校学生到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实际工作岗位进行的实习[4]。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顶岗实习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相继推出了一些政策法规来引导、规范和推进职业院校开展顶岗实习。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对职业院校学生到企业实习的时间、时限等做出了明确规定;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教职成〔2007〕4号)，就实习场所、实习劳动强度、实习时间、实习待遇、实习考核、实习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推进职业教育顶岗实习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保障。但在实践中，顶岗实习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困难，如实习组织管理不规范、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实习教学功能弱化、参与主体权益缺乏保障等，需要我们予以重视，找出问题根源，并提出解决措施。
1.学校联系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实习单位困难
一直以来，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职业院校十分重视学生的顶岗实习工作，尽力为学生联系专业对口或相关的实习单位，以针对性地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的就业，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而对学生来说，大都希望通过专业对口或相关的岗位实习，锻炼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为就业打好基础。但在实践中，不少学校不但很难为学生联系到专业相关的实习单位，甚至连联系足够数量的单位都难，而学生自行联系专业相关单位更是难上加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学校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质量与市场需求脱节。前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8年度职业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职业院校要努力做到“学校围着市场转、专业围着产业转、人才培养围着需要转”，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才，应是职业教育设置专业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实际上，当前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的现象较为突出，致使某些过时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对口实习和就业单位，而企业急需的新型专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再者，目前不少职业院校存在专业实训设施陈旧、师资不足等问题，加之部分学生缺乏准确定位和努力，导致自身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都较欠缺，当然很难找到专业相关的实习单位。
其二，企业缺乏接收实习生的热情。这是当前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工作者认为开展学生顶岗实习的主要障碍。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对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企业，往往不愿意接收实习生。对于企业而言，“利润的最大化和利润追求的无限化”是其根本目标，企业是否招收实习生，取决于可获得效益的大小。正如一家生物科技产品制造企业的负责人说：“其实我们企业并不是不愿意提供岗位接收职校学生实习，主要是现在很多职业学校教授的内容与我们企业最新的技术标准脱节，导致很多学生到企业后完全无从下手，反倒成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企业效益。”[5]这充分表明：只有真正质量过硬并能为企业创造效益的人才才是受企业欢迎的，而当前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离企业的这一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而真正用心去接纳和指导这些“不合格”的实习生，意味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包括提供培训、实践指导专家、机器设备成本，以及实习生管理的风险成本等。这种效益与成本的实际反差，导致企业接收实习生“无利可图”，自然“热情”不起来。
2.学校强制学生到指定企业实习现象突出
当前，关于职业院校“强制学生到指定企业实习”的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笔者以“强制实习”为关键词在“百度”中检索，显示相关结果多达526万余条，足见此问题绝非个别现象。从学校的解释来看，要求学生集中实习是因为：实习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环节，但很多要求分散实习的学生并没有真正实习，而是托关系开假实习证明应付学校，学校集中安排实习是为搞好实践教学，加强管理，让学生真正学到技能、锻炼能力，是对学生负责任的体现。但学生认为，学校指定的实习企业多是生产流水线、服务岗等工作，与自己专业的关联度不大，甚至毫不相关，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实习岗位，学校强制学生集中实习有充当“劳动力中介”，有从中牟利的嫌疑。
学生实习造假现象的确存在，学校集中安排实习有其理由，但学生的“猜测”也绝非子虚乌有。实际上，在学校抱怨“企业缺乏接收学生实习热情”、“为了给学生寻找实习企业，学校四处求人”的同时，实习生似乎又是某些企业的“香馍馍”，成为这些企业主动联系学校、极力争取的对象[6]。这类企业主要是一些流水线生产、商业服务类等企业，对学生专业的对口度要求低、培训周期短、见效快，接收学生顶岗实习不但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还可以节约大量人力成本，因而不惜给予学校一定的费用，希望吸纳到更多的实习生。在现实中，很多职业院校都在按一定标准以“管理费”的名义向这类企业收取费用。对于学校来说，无论集中实习的安排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只要牟取了这种利益，就很难不让学生认为自己遭到了学校的“贱卖”，引起社会公众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3.顶岗实习应有的教学功能没有得到体现
“实习”一词，顾名思义，实践学习。因而顶岗实习，既有让学生顶替员工完成岗位任务、承担岗位职责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岗位实践得到专业技能的学习和职业能力的锻炼。换句话说，顶岗实习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有效强化学生实践技能、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就业能力的一种教学活动”[7]。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企业都是教学的主体，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任务。但在实践中，让学生“顶岗”似乎成了唯一的目的，具体表现为学生从事岗位与专业不相关、轮岗困难，校企双方培训、指导不足，顶岗实习应有的教学功能没有得到体现。其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部分职业院校没有制定规范的顶岗实习课程标准，对各专业实习应达到的目标、各实习环节、实习内容、形式、程序、时间分配、实习岗位、考核要求及方式方法等，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缺乏实习教学的依据。
第二，企业接收实习生的态度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招收实习生，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遵照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要求从事生产性或服务性劳动，为企业创造效益，企业关注的重点是学生如何为企业所用，而不是如何提高学生技能和强化素质培养，更谈不上引入学校课程教学的相关要素和要求来改进实习过程”[8]。对此，学校亦无能为力，由于大多数企业愿意或能够提供给学生顶岗实习的有效岗位十分有限，导致学校在组织学生顶岗实习时，只能考虑如何把学生安排到企业去，至于实习岗位性质、工作内容和标准，学校方面的发言权很有限。即使对相对弱势的流水线生产、商业服务类企业，学校虽提出了实习岗位、内容的一些要求，但碍于双方的利益与合作关系，学校也只能对企业执行的不到位听之任之。
第三，囿于学校师资的缺乏，以及对实习指导老师激励机制的不足，很多学校无法派出相应的实习指导老师跟踪指导，即使派有指导老师，也更多在发挥监督考勤与日常照顾的作用，而对学生实习岗位、内容的安排，学校尚且“无能为力”，指导老师就更无话语权了。
4.顶岗实习利益相关者权益不同程度受损
顶岗实习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从利益目标上看，学校希望通过顶岗实习保障实践教学效果，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实习单位希望通过学生顶岗实习缓解人力资源不足，节省人力资源成本，发现和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学生希望通过顶岗实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为以后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方的利益目标具有契合点，这是合作的基础，有效地组织和实施顶岗实习可以实现多方共赢。但在实践中，在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导下，三方在利益博弈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侵权和权益受损问题。如对学校而言，“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是《教育法》赋予的基本权利，而学生的实习造假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干扰了学校教学活动的开展;对实习企业而言，学生的无故离岗，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但相对而言，在顶岗实习中，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受损最为严重。
一项涉及5296名高职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将近40%的大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自身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即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选择各种维权的也仅占13.9%，而选择忍气吞声的占81.6%”[9]。学生的权益受损主要来自于学校和实习企业两方面的侵权。来自学校的侵权包括：以完成教学计划为由，强制学生到指定单位实习，严禁分散实习;委托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代为组织和管理实习，学校指导和管理缺位，对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以文凭或实习成绩作为威胁工具，强迫学生参加与专业不相关的实习工作;以“管理费”的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实则变相克扣学生实习劳动报酬。来自实习企业的侵权包括：以“实习生”的名义，向同样完成了和普通职工一样工作量的学生支付极少的报酬;无故延长加班时间，未支付加班费用;未提供适当的防护措施或安全条件，使得实习生面临不能回避的岗位风险，乃至发生人身伤害事件，但当学生遭到身体伤害时却难以索赔。
1.建立企业接收实习生的保障机制
首先，国家应通过政策、制度、立法制定优惠的经费、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鼓励企业接受实习生。现行的《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7〕42号)，由于实习生报酬并不高，对于企业来说，减免力度不大，加之程序繁琐，对企业激励作用有限，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有必要制定标准，给予接收实习生企业一定的经费补贴，使企业能从参与职业院校学生培养中得到更大的回报。
其次，建立接收实习生企业资格准入制度。职业教育顶岗实习的目的在于对学生专业技能、职业能力进行培养，因此对实习企业有一定的要求，如企业的规模、设备条件、企业技术和技能人员的素质、企业文化等，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具备接纳实习生的条件。所以，企业接收实习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为此，国家应制定资格准入认定标准：一是认定标准和主要内容，二是认定的流程，三是相关配套激励和优惠制度与措施。认定标准重点是企业管理者与技术技能人员的素质、企业设备条件、培训场所条件等;认定流程包括企业申请、对企业进行认定评审、发放认定资格证书、定期考察复审等程序。
再次，明确企业的责任。一是提供实习岗位，同时配备指导师傅;二是承担用工责任，企业应优先接受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三是承担培训实习生的责任;四是对学生实习进行评价考核。
2.制订专业教学指导标准
当前职业院校因人设课，重理论、轻实践教学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导致学生知识、技能与企业需求脱节，这固然有实训条件差和师资不足的原因，但缺乏专业教学指导标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尚不高的情况下，对专业教学标准进行顶层设计有其必要性。尤其是完全依赖学校和企业共同商定顶岗实习标准的制度安排，会因双方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分歧，很难真正“商定”出符合专业要求的顶岗实习标准。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发指导性的专业培养标准和课程体系，对不同专业的实习要求、实习内容、实习方式等应有明确的规定，为顶岗实习岗位安排提供参照标准，提升学生顶岗实习的专业针对性和实习效果。
3.健全顶岗实习组织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针对学生顶岗实习组织管理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已出台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但其适用范围只限于中等职业学校，对高等职业学院没有约束力。而适用于各类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的《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试行)》，从组织与计划、过程管理、考核与奖惩、安全与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目前还处在征求意见阶段，尚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一国家层面上的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制度，急需尽快落地并付诸实施，以规范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组织管理行为。
4.切实保障实习生的合法权益
切实保障实习生权益，是顶岗实习规范化管理的前提，也是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内在要求。为此，必须从立法、司法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校、实习生、用人单位及政府等行为主体的诉求，整治实习市场，规范顶岗实习行为，形成责任明确、协调统一的顶岗实习制度与实习权益法律保障机制。当前应尽快制定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法规，发挥法制的规范功能，对实习学生的最低报酬标准、工伤赔偿、社会保险、教育培训等明确规定。如果近期不能专门立法，至少在司法中应当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将顶岗实习学生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使在处理实习纠纷、事故时有法律依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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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全文如下：
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个人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往往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抱有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产生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而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干群之间冲突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层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就会从那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应当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即便是将我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我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我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特殊因素和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新因素则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现象，潜藏着一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根据统计分析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
因此，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另外，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4、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
调查中发现，“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者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迅速致贫”者的社会冲突心理，认为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者更易于形成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但通过深入研究可发现：“迅速致富”(“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者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
造成生活快速富裕的人群也有较强社会冲突意识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尽管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有好处这一观点，但多数人都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满，希望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更加适度合理;在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富裕阶层也对自身财富的安全产生担忧。其次是因为人们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调查结果显示，最高层人员中有35.4%的人不同意多征有钱人的税帮助穷人，还有13.6%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约有一半的社会高层人员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其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有55.4%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共识。按照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认同阶层这两种不同分层标准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城市公众产生改革开放中干部获益最多这种看法，与不同职业群体实际收入状况的比较结果并不一致。公众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下海”已不再是“发财”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官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城市面临着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是失业下岗问题，占被调查者的70.4%;二是腐败问题，占被调查者的54.7%。这项调查结果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多数城市公众都认为，当前我国劳资冲突的问题比较严重。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的结果：一是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问题感受最强烈。调查者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四种类型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时，认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冲突最为严重的人数最多，这与我国私营企业用工和管理制度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现实原因有关。二是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判断对其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分析表明，对“国企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的判断，是影响人们对整体社会冲突感受的最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国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对国企劳动关系冲突的心理承受程度比其它类型企业要低。
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对劳资冲突看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符合常识判断的因素，如职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低、自我认同阶层较低的人群以及近年来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群，都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比较严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容易忽略的新因素，如教育水平较高者、年龄较轻者和居住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群，对劳资冲突问题更为敏感。
人们对劳资冲突强度的判断越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就越低，他们越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并对整体社会冲突程度作出较高的判断，在实际的行为倾向上，他们也越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冲突行为来处理矛盾和纠纷。随着人们教育素质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劳资冲突问题将更加关注;而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损害劳工利益，从而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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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向前发展,轻刑化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重要方向,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死刑罪名的数量不断减少。我国确立了逐步缩减死刑罪名适用的死刑改革指导方针。我国死刑罪名的废除首先从非暴力犯罪开始,毒品犯罪作为非暴力犯罪之一,由于其自身无被害人、不直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特点,并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条件。在毒品犯罪高死刑适用率的背景之下,毒品犯罪死刑的废除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步骤。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毒品犯罪死刑废除若干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古老的话题，对其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借本文分析了毒品犯罪死刑废除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分别从立法、司法、量刑制度的层面提出我国式的毒品犯罪的死刑废除，以不断顺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
关键词：毒品犯罪;死刑废除;刑罚谦抑性
2014年6月26日，在新一度的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习与李对于毒品犯罪做出重要指示，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活动，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毒品犯罪作为一类高发案件，由于其适用死刑的频繁而引起广泛关注。笔者借此契机，对于毒品犯罪的死刑做以下几方面的探讨。
1.顺应世界犯罪适用的趋势
对死刑这一剥夺生命的刑种的适用源远流长，在古代的乱世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今刑事法的时代是一个逐步废除死刑的时代，尤其是对于一些实质危害性不大、罪不至死的犯罪，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将该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予以取缔，以适应世界不断高涨的保护人权的大趋势，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毒品犯罪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属性，其造成的实质危害性并非立法机关估计的那样严重，若将其广泛适用死刑又难以达到“其罪当死”的标准，难以服众。因此，应将毒品犯罪的死刑坚决予以废除。
2.符合刑罚谦抑性的要求
刑罚的谦抑性强调适用刑罚的必要性，包含着谨慎、内敛的刑罚适用理念。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对其认定应依据具体的情况，包括时期、地域、制度等等因素，即决定犯罪与否不易。毒品犯罪与特定的社会因素紧密相连，因此，将毒品犯罪一味地至于死刑的规制之下，正当性与合理性令人生疑。此处合理的规制手段应同具体的原因相联系，采取同社会因素无缝对接的办法，针对性的对于毒品犯罪予以规制。也就是说，此处死刑这一刑罚的适用并非居于主要地位，而应逐步废除甚至予以取缔。因为，对于犯罪的规制以必要性为基准。死刑这一极端的规制手段，应在毒品犯罪的规制领域率先予以废除，以符合刑法谦抑性的需求。
3.与我国刑罚改革的思路相衔接
我国的刑事立法在历次修订过程中，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刑罚的配置日趋轻缓。在死刑这一古老的刑罚配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死刑罪名在日益减少，尤其以“修正案(八)”最为明显，此次修法将经济类犯罪等为代表的实质危害性不大的犯罪的死刑规定予以取缔。现今，我国的毒品犯罪存在定罪标准单一、死刑适用畸繁的不足，上文中谈到的改革亦是基于此。这一不足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正与我国的刑法改革相悖。因而，应着力解决这一束缚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道路上的桎梏，在毒品犯罪领域，进行死刑废除的先行先试的试点，从而为以后的整体取缔死刑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1.具有一定的思想与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保护意识已成“燎原之势”，具备相当坚实的群众基础。因而公众对于死刑的敬畏之心日盛，开始反思死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2004年出台的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将人权的保护予以明确化，即是对于人民群众废死呼声的回应，为我国的刑事法改革树立了标杆，也为广大人民群众废死的社会心理奠定了法治基础。
2.公众对于毒品犯罪的废死较易接受
同实质危害性极大的犯罪相比，社会公众对于毒品犯罪态度形成极大反差，对其废除死刑并未触及社会公众那条敏感的神经，人民群众较易能接受。这源自该类犯罪并未触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社会公众的法益侵害并未达到紧迫性与严重性的程度。从危害结果来看，同严重暴力犯罪造成的人身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不同，毒品犯罪造成的类似法益侵害的程度较轻;且毒品犯罪并不直接造成上述法益的侵害，此法益侵害系由吸食毒品的行为造成的。从立法角度来看，毒品犯罪被纳入分则的第6章中，从章节的分配上可以看出，该类罪的侵害法益为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从当然解释的角度，侵害的法益并不包含人身法益。在构成要件上，毒品犯罪的具体实施者是在谋取非法利益的驱使下，并非是基于侵害人身法益且更多的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因而，在毒品犯罪领域率先取缔死刑配置，遇到的改革阻力极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对于毒品犯罪危害存在认识误区的，应加强舆论的宣传引导，巩固已有的思想成果。
3.其他的替代性刑罚较有效
一味对毒品犯罪施以死刑等刑罚处罚，并不能完全减缓日益严峻的毒品泛滥的形势。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刑罚手段来震慑犯罪难以成功。”甚至，毒品犯罪的死刑判决率同毒品案件呈正相关，死刑判决率的递增无形中增加了毒品犯罪的风险，客观上增加了毒品犯罪具体实施者的获利空间。从而导致了死刑判决率-获利-毒品案件高发的怪圈。
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认为，死刑的作用效果并非长久;若用诸如劳役等处罚手段来对罪犯予以规制，以限制自由为代价，更具有长远意义，也是较为有效的规制方法。也有的学者认为，自由刑具有长久性，能将毒品犯罪实施者置于持续震撼。我国的刑事法对于毒品犯罪配置了财产性的处罚，然而这些立法显得较为抽象，实际操作性不强，导致适用效果不佳。笔者认为，应破除对于重刑主义的盲目崇拜，逐步废除该类罪的死刑。废除毒品犯罪死刑并非对于该类犯罪怠于规制，而是要通过更加合理的规制手段进行规制。此处的合理规制手段包含了诸如财产刑、徒刑类的刑罚，这些处罚较重刑有着独特的优势，能够切实缓解上述提到的毒品判决怪圈。
1.立法层面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
学界对于该罪的性质的认定主要由以下观点：
(1)法益侵害程度说。毒品运输行为所带来的法益侵害程度显著低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行为。
(2)单独成罪说。将运输毒品罪从分则的有关文本规定中剥离，创设新罪。
(3)取消说。对于运输毒品行为，可直接适用《刑法》第347条;或以该罪的帮助犯论处，因此不主张创设新罪。前述学者无一例外的认为将运输毒品的行为与走私等行为统一适用刑罚，有违刑法基本原则，造成处罚上的不公平。
大多数运输毒品的实施者为社会的底层人士，只是整个毒品交易链条的不起眼环节。其并非毒品犯罪的策划者或者积极参与者，同背后真正的“大佬”相比，其地位微乎其微，难以对大局产生实质影响。若将前述人员统一适用死刑，无疑丧失了刑罚的基本功能，对于真正的犯罪分子难以起到刑法所应有的作用。所以，我国在以后的修正案中应将这两类人群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这些背后产生实际影响的“大佬”处以重刑。
2.司法上限缩除运输毒品之外其他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严打”一词伴随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收效甚微，并未实现“严打”政策的初衷，甚至对于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维护失衡的社会秩序，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起作用。此处的“严”包含严密法网等等内涵，不同于“严打”政策。现阶段，若继续秉持“严打”态势，无疑会为废除毒品犯罪的死刑进程增加更多的阻力。
3.对于毒品再犯、累犯，在适用死刑时应谨慎
毒品的再犯与累犯情节是毒品犯罪适用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从重量刑情节。对于毒品再犯、累犯动用极刑手段规制时理应认真对待，不宜一具备法定数额标准时，就统一动用极刑规制。实际上，这也涉及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的关系问题。毒品再犯的立法初衷系弥补两者之间存在的立法漏洞。所以，毒品再犯规制的重点应是弥补一般累犯无法规制的漏洞之处。而对于同时构成两者的类型，鉴于一般累犯阻却刑罚裁量制度的运行，规制手段更为严厉。故根据交叉竞合重法优于轻法之处断原则，应选择适用一般累犯之法条。对于一般累犯阻却适用而应归属毒品再犯讨论的情形时，鉴于毒品犯罪的实施者所犯的前后两罪之间已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前罪留给社会的印迹已逐渐消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在刑罚适用时应慎重适用死刑。只有对于同时应评价为这两种情形时，同时考虑立案标准所规定的数量标准时，才有死刑适用的必要，同时要慎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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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起,高校行政化问题就成为了大众经常讨论的话题,随着2010年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才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了时下公众对教育问题关注的焦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我国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和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行政化管理手段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行政化的高校管理同时也逐步显现出其违背高校教育先行发展的弊端，影响了高校学术自由、自治管理的权利发挥，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行政化越权管理的趋势。因此我们必须就其消极影响因素给予充分重视，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本文探寻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描述问题所带来的现实弊端，与国外高校的相同时期的不同大学使命进行对比，进而对我国高校去行政化问题进行可行性分析。借鉴国内外名校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总结出适合我国高校的去行政化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有利于解决当前高校存在的诸多问题，保证其实现健康发展。有助于高校建立科学发展的管理模式。使我国高校朝着学术化、民主化的方向有序发展。
【关键词】：去行政化 大学使命 政府 学术权力
高校去行政化是相对于高校行政化而言的，高校行政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即外部行政化;另一个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的关系即内部行政化。
外部行政化是指政府根据其意志利用所掌握的权利干涉高校的管理和运行。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有利于弘扬学术自由的精神和理念，使得高等教育按照教育的发展规律运行，从而是大学成为育人的学术殿堂。但是长期以来高校始终扮演教育的配角，办学自主权遭到限制，不真正具备独立法人地位。
内部行政化，简而言之是指利用学校的行政权利干涉学术自由。传统高校内部的行政管理往往起到限制学术的发展方向及其目的，导致学术自由得不到认可，学术专家的学术权得不到保障。学术往往依附于高校行政的指引，缺乏伸缩性和灵活性。
高校的内部行政化是通过外部行政化表现出来的，正如上面所说，高校的管理体制是由政府主导的，高校的各方面发展由政府管理，而政府的管理又依靠学校内部的“代理人”即高校的行政部门来实现。也就是说，高校外部行政化导致了内部化的形成。
通过上述的高校行政化内涵的阐述，可知高校去行政化的内涵即摆脱政府和高校内部行政权利对学术权利的制约，理清政府和大学的行政权利和大学的学术权利的关系，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各有合理和正当归宿，从而使大学真正回归教育。
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使必要的，中南林业大学的教授廖小平指出任何现代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不存在去行政管理的问题。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不应考虑是否去掉，而是考虑的是应如何规范和完善的问题。当前大学的行政管理不规范和不完善是大学行政化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的工具价值异化为目的价值，即为师生和教学、科研的价值变成自利的价值。
高校的去行政化主要面临两种不和谐的关系：一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二是学校的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的关系。
第一 高校普遍存在行政级别。一直以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就有行政级别，比如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厅级，专科院校的的书记、校长为副厅级，985高校的校党委书记、校长则为副部级干部，出现了副部级高校。正是行政级别的出现，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高校的校领导是由上级部门选拔，中央任命的，高校领导的考核权、任命权等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校领导很难不惟命是从于上级，按照政府的教育方针办学，缺乏灵活性和伸缩性，很难突出学校的办学文化和特色，导致千篇一律的高校办学格局。同时由于集权式的办学的出现，很难能够反映广大师生员工的意志。
行政级别的出现还增强了校领导的官本位意识和贪大求全、急功近利和不公平竞争的观念。一些高校领导将其职位作为官升一级的台阶和个人仕途的驿站，常常在政府和院校之间频繁更换岗位以实现更好地仕途发展。行政级别的出现不仅会影响到教育资源获得的途径，而且也会影响到学校的名声和地位。行政级别高的领导更易于和政府领导接触，垄断了教育资源的分配，造成了资源在不同院校的不合理的分配。
第二 高校出现泛行政化的管理，学术权利从属于行政权利。现代化的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行政管理本应该服务于学术的发展，实现学术本位的管理。然而，事实不是这样的，高校的学术研讨、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教师的职称的评定等都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教育委员会的学术机构很难在学术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学校的所有事务均由行政部门决定，师生的学术权利受到限制，无法参与决策和管理，加之随着民主管理的风气淡化，招生、财务腐败现象等问题亦越来越严重。
高校的去行政化的改革是高校改革的必然发展发展趋势。高校去行政化的核心问题是将高校从政府的行政下属性组织中解放出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使高校回归教育本位。现代大学制度就是指在政府的宏观领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科学管理。从外部讲，政府和学校要回归一种和谐的关系，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全包的局面。从内部来讲，要调整好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改变学术权利受制与行政权力的现状，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多元治理结构。可见，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前提和基础。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和理念，可以采取的途径由如下：
第一民主选举校长和促进校长职业化。民主选举校长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仍可以改革传统的按照党政干部选拔的方式选出校长的方式，由教育家办学。应该建立遴选委员会，建立校长遴选制度。建立由知名学者、教育家、人大代表等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制定选任校长的标准，向社会公开招录校长，然后报教育部任命。这一过程需要更多的社会参与，政府不能闭门进行。只有全民选出的校长才更具有民主性和亲和力，才能减少任命校长的随意性，使校长更重视学术的发展。
促进校长职业专业化，有利于造就一批真正懂教育的学者。校长在任期内应该退出教学和学术研究，这样才能够保障教学的正常运行。
第二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学校作为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机构，应实行明显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符合自己特点的管理模式，调整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实行学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学术本位的管理。
在高校的教学管理中，应该发挥学术机构的决策与管理的作用。在高校实施高校职员的制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学校的特殊利益应该更多的倾向师生，建立教学评议会等机构，使学术发展真正体现民主性。
第三建立现代大学最高决策主体即理事会进行战略决策。学校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应抓紧制定大学章程，并交权力机关批准。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一是规定理事会的成员、地位和职责。二是理事会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通过章程对学校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权利和责任的范围进行具体明确，经过权力机关的批准，对于限制政府的过于干预和保障学校正常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四加强高等教育行政立法，规范高等教育行政行为。政府有必要在高等教育界人士的参与下，以现行的《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为依据，制定和实施高等教育行政规程等据以规范高等教育行政行为的行政法规，明确大学举办者和大学管理者的责任范围，确立大学作为自主办学者的地位和权利，理清政府管理权和大学办学权的权限范围，减少和遏制行政权利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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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变革。网络技术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延伸。现实社会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现实社会所具有的特性在这里被扩大,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互动等特性使人自身的文化特质,如主体性、多元性等进一步突显出来,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文化发散功效是一把双刃剑,文化与网络技术的联结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它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网络道德建设迫在眉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道德认知角度的我国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对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及人生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具有互动、自由和开放的特点，突破了现实社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人们的文化特质向着多元化和主体化的方向发展。网络技术和社会文化结合形成的网络文化，能够促进人的身心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网络伦理问题，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项任务。
随着社会发展，网络伦理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点，由于网络伦理自身的特性，导致其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双重标准，引发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导致网络道德失范。网络环境及网络主体对网络道德认知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道德认知角度，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道德认知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规范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期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净化网络环境，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
(一)道德认知是网络伦理形成的基础
网络技术、人与网络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构成网络伦理道德的三大要素，人们主动加入到网络交往活动中，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这些交往活动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网络社会。现实伦理和网络伦理的主体都是人，网络只是一种载体，伦理道德的主体并不是网络。在网络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交流，网络道德的本质就是人在网络活动中的具备的道德规范，网络主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发展都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做好道德认知培养工作，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二)网络伦理影响着道德认知的形成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管理模式比较松散，缺乏监管机制，自由性强，仅依靠道德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因此必须要重视人们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在网络社会中如果缺失道德自律能力和道德责任感，必然会导致网络社会混乱。网络伦理的自律性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自身道德能力的培养，根据道德自律原则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各地文化和多种道德观相并存，多源性的网络道德必然会引发道德冲突，改变甚至同化了传统理论观念，网络社会陷入失范、混乱无序的状态。此外还会影响人们的网络道德观，对道德主体认知产生种种影响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道德感受和行为产生偏差，因此必须要正确的引导人们道德认知，不要因为网络道德多样性而导致人们道德认识混乱，避免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
(一)道德意识的冲突与裂变
1.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相对自由的发表言论，充分释放内心的想法，强调自我，展现个性，人们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自由无政府和无中心特点明显，网络行为主体将自己作为网络道德行为的判断者，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忽视法律和社会传统规范，使得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2.缺失道德责任感
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认知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一系列的虚拟交往。隐匿性、虚拟性和互动性是网络空间最大的特点，从而使得传统伦理对人们交往活动的约束力减弱。人们在网络社会释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本性，降低对自身道德的要求，沉迷与网络中虚拟的身份，道德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网络主体丧失道德责任感。
3.主体情绪浮躁及文化霸权主义蔓延
网络社会对多种信息的监控力度较弱，缺乏对信息发布者的限制，不断产生大量的网络信息，让人们眼花缭乱，网络行为主体长期受网络资讯的影响，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焦虑、疲乏，最终使人们迷失自我，导致主体情绪浮躁。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据大多数的信息资源，西方国家的信息输出量较大，便于向其他国家传递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从而导致文化扩张，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道德行为的脱轨和失范
1.网络犯罪现象猖獗
信息技术是网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科学技术不断改革更新的飞速变化中网络技术也不断经历着飞跃式的变化，然而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功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进而导致网络漏洞的出现，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不良的犯罪平台，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屡治不止。不法分子根据网络特点和缺陷借助一定的网络工具和先进技术对他人的网络系统进行破坏和侵犯，诸如病毒传播，盗取和篡改信息等，造成个人或者政府等部门重要信息的泄露和破坏，带来不良影响和巨大的损失。还有一部分网络犯罪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论坛，贴吧，邮件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传播电脑病毒、发送垃圾邮件破坏系统或散播谣言等举动，由此来达到这些组织既定的商业或政治目的，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不便，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顺利的发展和繁荣，是值得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2.网络言行随意放纵
网络社会同现实社会不同的是，其不存在真实的主体，人们的言行不会受到社会舆论和监督的影响，主体间的约束力降低，人们不必担心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使人们长期压制的欲望、本能和冲动得到释放，追求快乐最大。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及社会道德的不受限制，网络行为主体就会出现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行为。
(一)传承和发展传统伦理内涵，将网络伦理和实现传统伦理结合起来
网络社会依靠网络伦理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措施，其在传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和传统伦理而形成了网络伦理体系，同传统伦理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体系，其在构建网络伦理体系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必须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要基于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中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原有的运行机制，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不断探究和创新，发现新的网络伦理元素，使网络伦理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侧重人的全面发展，调整网络技术和人的关系
传统伦理道德指的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体现出定型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同传统伦理不同，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网络伦理规范的发挥，具有非定型化和非制度化的特点。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以人为本，将网络主体作为重点，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有效的解决网络伦理问题。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的网络主体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社会，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
(三)坚守人文道德，体现人文情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的主体，人们要严格遵守和发扬人类社会所普遍推崇的人文操守及其基本规范，传承人文凝聚精神，提升人文道德涵养和道德认知水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涵养，有效的避免人性在数字化和符号化的虚拟网络社会中被扭曲和异化的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的评判各种道德现象，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和意识，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坚守自己的准则，抵制各种侵蚀和诱惑，鄙视不洁、不善、不义、不道德的行径，不接触不道德、不合理的事物，不随波逐流，发扬人的尊严价值，不断提高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彰显人文关怀。
(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定制符合我国国情的针对性对策
国外一些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很早就对网络伦理进行了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理论体系。美国学者罗伯特?维纳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计算机伦理问题，经过不断发展，成立很多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组织，并专门颁布了四部法律，采取限制成人网站、公布黑名单、明确分级等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此外，德国也创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中心，方便了警察进行网络调查，有效预防网络犯罪。而我国网络伦理研究起步较晚，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过程中，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不能盲目的套用，还要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共同努力，各国联手打击网络犯罪活动。
综上所述，网络伦理问题产生原因主要是网络文化和道德结构的多元化，改变了人的道德认知取向，这就要求人们提高道德自律能力，认识到网络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意识，创建并维护良好的道德氛围。还要完善和健全网络伦理规范体系，对网络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将网络伦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了解民意，做好网络调控工作，保障网络规范、健康、有序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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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城市而言,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形体环境中最易识别的部分,是城市形象城市肌理的体现,是城市文明和文化特色的表现,是认识一座城市的重要“窗口”,它能美化城市环境、增强城市活力、体现城市特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塑造公共意识、促进产城融合,因而成为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人与地、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现代化"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排斥弱势群体,加剧社会隔离等。据此,政府应把政策干预的重点放在四个方面,即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 城镇化质量 公共意识 人文关怀 社会隔离
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解决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文化缺失、社会隔离、公共意识薄弱、公共空间资源使用冲突四大城市问题，因而受到了城市、社会、政治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此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三个趋势：一个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以及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判定再次升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干预更倾向于为资本扩张服务，使得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趋势愈发显现，表现为私人直接或间接控制了许多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城市公共空间，广大学者出于对此现象的不安与忧虑而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Madanipour，Calhoun， Ellin，Sennett 等[1,2]。另一个是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从早期的“视觉审美”发展到对人与环境的认知意向、行为心理，以及实体物质空间同抽象的社会、政治空间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布里格斯、伯曼、南希·弗兰瑟等[3-5]。还有一个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和开发管理问题表现出了新的热情。除了基于实践需要而开展的大量研究外，还特别关注非公共投资的私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的开发、规划及管理问题，从而不仅大大拓展了公共空间概念的外延，而且还为人们展现了公共空间的多样化生产机制与利用方式[6]。
国内学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的属性。随着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传入国内，加之解决城市发展与规划中具体问题的需要，公共空间到底“是什么”就受到了普遍关注与讨论。总体来看，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共空间具有公共性(可达性)、开放性、多功能性等特性。当然，受不同学科背景的影响，大家对上述特性内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7,8]。第二方面，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关注的重点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社会排斥性)、趋同化与功能单一化等问题。一般认为，规划过程中的“重物轻人”，以及受西方中心意识主导的现代化思想的支配是这些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转变发展理念，建立完善的大众参与机制则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合理建设的根本路径[9,10]。第三方面，城市公共空间与其产生环境的经济、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探讨城市公共空间对社会分异的作用机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表达等。周春山等人的研究显示，公共空间(物品)数量与质量分布上的非均衡性会产生选择性滤出作用，从而使不同收入的群体形成居住分区。这种分区又会进一步扩大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其疏离感，进而加剧社会群体分化的程度[11]。柳立子则把民国以来的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表达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目前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特征不鲜明[12]。也有学者关注于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经济价值，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发展除了要尊重城市的历史风貌和体现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城市文化，助推创意产业发展[13]。
城市公共空间有“城市之肺”的美誉，其合理发展不仅能优化城市自然环境，也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因而是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现有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总体上局限于“物质和美学形态分析”，而缺乏对其背后城市发展背景的解读，尤其是缺乏从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审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问题。众所周知，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拥堵、防灾能力薄弱、重复建设与建设性破坏等“城市病”却越来越严重，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上述传统问题尚未解决，文化缺失、社会隔离、公共意识薄弱、公共空间资源使用冲突等新“城市病”问题又呈现加剧态势，从而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以城市公共空间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联系为基础，从城镇化质量的视域全面检讨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试图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为研究需要，文章把城市公共空间界定为：具有实体形态，供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室外空间形式，主要包括广场、公园、绿地、街道等。城镇化质量则通常用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状况、社会和谐及城乡关系等指标来衡量[14]。作为城市构图重要节点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
1. 提升生活品质
对一个城市的评价不能仅仅关注其发展速度，更应关注城市生活品质和市民幸福指数。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反映城市的精神面貌与文化内涵，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Kayden 认为:“具有良好公共空间的高密度城市空间要比没有公共空间的低密度城市空间更适合人们居住”[15]。
第一，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满足公众不断变化的各种需要。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消遣、游玩与社交的重要场所，是人们融于自然、陶冶情操、理解文化与感受文明的综合性的生态环境，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塑造和提升人的文化精神品格。不同形态(点状、线状) 与质地(硬质、软质)的城市公共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满足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需求。例如，广场既能供团体集会游行，也能供个人展示自我，既能满足人们对“动”的需求，也能满足人们对“静”的偏好;作为陆地与水体联结纽带的滨水区域(空间)可供人们观赏、垂钓、开展水上娱乐项目，同时水的灵动性和美好的意境可以让人们舒缓身心、涤荡灵魂。此外，公共空间是“城市之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阳光遮挡、空气流通不畅等城市问题。
第二，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交往交流的平台。尽管当今社会电子通讯手段多种多样，信息交流简便快捷，但仍然无法替代面对面的沟通。正如著名的城市学家Peter Hall 所言：“电子通讯没有取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联系，它往往是面对面交往联系的准备，二者是互补的关系”[8]。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面对面的交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拉近了心理距离，增进了感情。
第三，城市公共空间在保障弱势群体身心健康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迁就人的行为方式，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的需求，体现出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老人闲暇时间较多，但活动范围较小，妇女则偏好通过集体舞蹈的方式放松心情、锻炼身体，因而对社区或居住地附件便于交往的公共空间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儿童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同龄人相互玩耍可以让他们正确认知自己、他人乃至所在的客观物质世界，有助于健全心智的尽早形成。
2. 塑造公共意识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必然包括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素质与文明程度的提高。换言之，城镇化质量越高，人的素质也应当越高。人的素质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评价，公共空间意识(即公共意识) 即是其一。公共空间意识是人们在公共环境活动中应该具有的公共意识，包括“公共秩序”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其主旨为：尊重他人即尊重白己，体谅他人即体谅自己，从而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
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是培养公共意识的基本路径。这是因为，公共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公民对个体自然性和私人界限的超越，所以不可能建立在自然情感与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而只能从公共生活体验中获得。也就是说，公共意识的形成需要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条件与机会，而城市公共空间是进行公共生活体验不可替代的载体。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公共性”，它是面向全体民众开放的、民众可自由参与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参与公共生活会使人们逐渐发现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即若要顺利开展公共活动就需要尊重与配合他人，只有如此，也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有了这种认知，就会逐步认同基于维护公共空间秩序而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制度乃至法律，进而形成公共理性并在公共生活中自觉遵守各种管理规定。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把自己当作公共空间的主人，从而在公共生活中主动维护共同利益。这样，通过这种“认知-认同-践行”的递进式传递，人们的公共意识就会在公共生活中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3. 促进产城融合
城镇化的关健是产业支撑，产城融合是衡量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指标。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地理要素的空间扩散规律表明，人或者其他经济社会要素的扩散过程“并不一定(多数情况下完全不是) 按地理临近性，而是按区域(或城市) 的重要等级跳跃式扩散的”[16]。等级扩散是要素针对区域环境(社会经济条件) 差别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不难理解，公共空间品质较高的城市往往拥有较好的口碑，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成为城市体系中等级较高的一环，有利于承接各类产业。
第二，人力资本是产业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在现代产业发展中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只要一个地区或城市拥有相当数量与质量的人才要素，产业的落地与生根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区域是否能对人才形成集聚效应，其影响因素众多，但随着社会进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看重区域的生活品质。如前所述，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会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从而对区内人才的外流形成粘滞力，并对区外人才产生吸引力，进而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城市公共空间的服务性特征决定了其与城市产业(尤其是服务业) 在空间布局上的高度相关性，二者是良性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最能反映城市文化特色和文化品味的重要部分，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这样的文化是在特定环境里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是一个城市个性的体现，具有独特的竞争力，很容易产生品牌效应。其为先导性、战略性和支柱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土壤。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引致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促进其内部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旅游产业还是一个关联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能直接或间接带动30 几个产业或行业的发展。此外，城市文化或文化产业还能够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众多的产业新业态。
尽管学术界对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有不同认识，但人与地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居民生活品质与思想素质提升必定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标准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
1. 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
是否拥有数量充足、品质优良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短缺现象严重，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生活的需要。一是绝对数量不足。近年来，我国各地“广场舞”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与矛盾很大程度上正是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不足的体现。二是空间结构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或城市新区公共空间数量多、品质高，而城中村与城市郊区公共空间少、品质低。三是类型结构性不足。公共空间活动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这也决定了公共空间要关注不同群体的行为特点、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老人、儿童、行动不便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然而，我国多数城市在公共空间设计时往往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得一些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严重不足。例如，即使是城市公共空间数量较多的深圳也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深圳拥有各类公园近900 个，是全国公园最多的城市之一[13]。
同时，该市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较其他城市要小。若仅就此而言，深圳公共空间的供求矛盾似乎很小，然而，作为我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近年来，不少年轻人的父母也来到深圳与子女共同生活，公园成了他们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许多人口密度较大的社区，城市公共空间短缺引发的矛盾日益显现。规划理念落后是导致我国城市公共空间供求矛盾突出的根本原因，而规划理念落后又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缺失。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空间从规划、建设到运行全过程基本上由资本利益集团与官僚精英掌控，民众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在各个项目的决策方案中就很难体现公众的需求与偏好，更谈不上对公共空间运行的监督。如此一来，城市公共空间就沦为少数人展示资本、权力及其个人成果的牺牲品[17]。
2. 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
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应充分考虑所在地理环境的地形地貌、植被、水体、气候特点，应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自然景观与具有地方特色的建设材料，在保持整体面貌不变的情况下适度改造，实现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但是，我国许多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以严重破坏城市肌理为代价的。例如，把已有的山头推平，把湖泊、池塘、洼地、湿地填满，热衷于大广场、大绿地，而忽视了与公共生活关系更密切的中小公共空间的建设;一味追求公共空间的平整，而忽视了那种随势而建且更能展现自然之美与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公共空间的建设。这不仅让城市丧失了个性，导致不同地域、不同规模城市公共空间的高度趋同化，也成为城市内涝等“城市病”的罪魁祸首。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无外乎三点：一是长官意志主导的审美异化，即认为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地表平整的公共空间才是美的;二是追求公共空间的政治作用，不少城市公共空间的兴建是为了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来访者展示政府造福于百姓的决心与取得的成绩，因而会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与“深刻印象”，忽视了人地和谐的构建;三是土地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赋予所有行政区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很容易把公共空间建设作为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重要手段。显然，“削高填低”的造地行为可以带来更多“可用”的土地，受短期利益驱使的决策者或管理者在面对长期社会效益时往往会选择性失明。
3. 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
有效延续历史文脉，充分表达区域文化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体现。作为城市象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历史与现实相遇的地方，应具有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特征。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进步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也会与时俱进，体现所处时代的特点、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但是，无论城市公共空间如何变迁，都应当存在历史文脉的印记。换言之，城市发展中的建设成果、风俗民情，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等，都应该作为人们的集体记忆符号，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留下痕迹。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普遍重物质结构、轻人文精神，重功能性、轻文化价值，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丧失了区域与民族文化个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第一，对短期政绩效应的追求。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尤其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大拆大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加之政府对GDP 与“形象”的偏好，“短平快”的跟风式建设模式异常盛行，割裂了城市的历史文脉。
第二，城市规划约束功能不足。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城市规划从制订、建设、运营到监督都是由一个部门甚至一个人操办，缺少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城市公共空间更多体现的是长官或设计者的意志和个人好恶，往往很难体现区域文化特点。第三，缺乏文化自觉。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或设计者对本区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了解不够，或者认识不到特色风物、历史遗迹、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人们价值观对公共空间形成的影响，更不研究所在城市的环境条件、空间肌理与历史文脉，打造出来的是“千城一面”的城市公共空间。第四，缺乏文化自信。在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受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强力侵入，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从政府到民众普遍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感到焦虑，甚至对传统和本土文化产生怀疑，同时认为西方文化是社会优越性的象征，最终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追随与移植，由此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西化”和“趋同”[9]。
4. 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
人是城市活动的主体，公共空间的营建要遵从人的活动规律、行为特点、普遍感受和实际需要。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必须适应人的尺度、速度和舒适度，满足人对空间数量与形态的需求和偏好。然而，我国城市的大多数公共空间离这一要求还相距甚远。一是从尺度与形态上看，各个城市竞相建设规模宏大的政府行政广场、绿地、公园等，又多采用中心放射形态、对称轴线等几何图案形式，主要用于举行纪念和庆典活动，对人们的实际使用考虑较少，缺乏与人们生活联系密切的小尺度公共空间，更缺乏与公众活动相关的设施。例_F_鴦瘂如，城市广场缺少座椅，也缺少大型乔木和其他遮荫设施。二是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不足。易达性是良好公共空间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由于缺乏规划设计的整体性考虑，很多城市公共空间(如滨水公园等) 与社区之间被机动车道所切割，降低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使其难以发挥服务居民生活的价值，甚至沦落为城市的“布景”。三是对公共绿地的设计更多关注的是其绿化与视觉效果，而很少考虑人的空间参与性，有的城市公共绿地甚至禁止入内，丧失了城市公共空间服务人的本质。四是公共空间功能单一，城市公共空间要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活动提供需要的场所这就要求城市公共空间必须具有混合功能。然而，我国多数城市公共空间往往表现为某一种功能特别突出(如庆典功能)，而其他功能不够明显甚至受到了压制(如文化功能、商业功能、人流的聚散功能等)，因而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空间多样化的需求。
归纳来看，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缺乏人文关怀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划思想错位。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追求的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政府的“形象”与“面子”。因此，对于那些与民众实际使用相关度更高的因素如可达性、功能的混合程度以及空间活动的多样性往往缺乏细致的考虑，使得城市公共空间“橱窗化”现象愈演愈烈。二是经济目标至上对人性的压迫。长期以来，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我国区域政府一直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目标，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往往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因而很容易忽视公共空间规划中最为根本的人及其需求。同样的道理，公共空间的形态、尺度与价值更多体现的是资本的意志与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关切与需求。
5. 排斥弱势群体，加剧社会隔离
“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首要特征，它应该具有广泛的社会包容度，能够容许社会各阶层共同使用。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在运行中体现出较大的“社会排斥性”(Social Exclusion)，即直接或间接剥夺了部分人的使用。这种排斥阻断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正常交流，进而导致社会分异加剧。第一，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引致居住空间分异。如前所述，与城市郊区或城中村相比较，多数城市的中心城区或新城拥有数量更多、品质更高的公共空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该区域的土地与房屋使用价格，因而成为高收入阶层的集聚居住地，而城市郊区与城中村则成为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区，从而导致不同收入群体居住的空间分异。由于受城市公共空间服务范围或便利性的制约，低收入人群很难获得高品质公共空间带来的价值。换言之，城市公共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会间接导致优良公共空间对低端人群的排斥。第二，可达性不足形成的社会排斥。由于部分城市公共空间被机动车道所阻隔，可达性不足，很容易演变成为其毗邻居民的私人空间，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公共空间只不过是城市美丽构图上的一个符号而已。
也就是说，这种可达性不足的城市公共空间事实上会形成对多数人的排斥。第三，空间“私有化”形成的社会排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巨大的“封闭型社区”，其内部拥有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高品质活动场所，而周边区域却鲜有公共空间。但这些社区内的空间是不对外开放的，形成了对区外人群的排斥。事实上，“这种封闭型社区”已经成为“公共性”最危险的敌人”[18]。第四，空间“商品化”形成的社会排斥。当代城市过度的“商品化”使得公共空间往往以投资者的“安全回报”和消费者的“舒适购物”为主要目标，加之受社会等级观念和“美化”现实思想的驱使，往往倾向于通过所谓的行为限制等“硬性手段”，以及安置栅栏、安放相关提示牌(如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 等“软性手段”把不利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人群”隔离出去[19]。这些人多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民工、小摊贩、街头艺人、乞讨者等。
1. 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
第一，牢固树立先进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做好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设计。要根据城市功能、社区人口规模以及城市发展的未来需要增加公共空间的数量。第二，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合理布局，避免苦乐不均。可以在公共空间数量与品质不足的城区通过重构的方式“植入”相应类型的公共空间。第三，引导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是由大型、中型与小型公共空间组成的完整体系，且呈现“金字塔”型特征，即最上层是与公众生活联系较弱的大型公共空间，最下层是与公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小型公共空间。因而，要特别注重引导中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防止“倒金字塔”型结构的出现。第四，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建设公共空间。一般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生产与提供。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财力所限，政府难以包办也没有能力建设和维护全部城市公共空间，因而在实践中往往只会关注用于政治活动与政绩展示的大型公共空间(如集会游行广场等)的建设，而对那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公共空间就会鞭长莫及。这样就使得城市公共空间类型趋向单一化，不利于不同尺度、不同地域、服务不同人群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形成。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路径是：调整发展思路，以“市场主导”的新模式代替“政府主导”的旧模式，加快建立与完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鼓励、引导与规范私人资本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维护与管理，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与公私分工协作的良性关系。在建设中，大型公共空间仍然以政府投入为主，中小型公共空间则主要交给私人资本建设与维护，同时政府要通过公众参与等手段对公共空间的运营进行有效监督。
2. 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
一是决策和规划人员要充分认识与了解自己的地域文化，并建立文化自信，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一味追随与迷信西方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中小城市也不能盲目以大城市为样板，要充分体现自己的区域特色，防止文化个性的丧失。二是要保护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形成的各种自然要素，如地形地貌、水文、植被与气候等，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时要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最大限度地维系空间肌理的原生性与完整性。三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在继承中发展。要切实保护好能体现不同发展时期历史风貌的文化符号，尤其是传承历史文化的标志物，如建筑、道路、桥梁，甚至砖石等，以增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积极吸纳因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而出现的时代元素，以实现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多元与共生”。四是对传统城市公共空间予以有效保护与利用。针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单一性与落后问题，要对原有空间在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注入新的功能，避免资源浪费与公共空间闲置。五是加强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公共空间是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活动也会让公共空间更具活力。因此，应加强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为文化活动提供人、财、物等多方面的支持，推动公共空间与历史文化的共同发展。
3. 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
从理念上把城市空间设计的重点从美学价值转移到适用价值上来。在宏观层面，要减少功能单一、与群众生活联系较弱的大型公共空间的建设，而增加那些有助于提高城市人性化与宜居性的中小公共空间的配置。在微观层面，要为城市公共空间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设施，如室外座椅、饮水设施、卫生间、无障碍设施等，满足与尊重空间使用者，尤其是老人、儿童、行动不便者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充分利用现有地形地貌、植被与水系对公共空间产生的自然分区作用，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活动需求。同时，利用植被对声波的消减功能，降低公共空间活动对周围社区的噪音干扰。鉴于叶面大、分枝低、树冠低且密的植被拥有更强消除噪声的能力，建议在公共空间的周边种植不同类型的植被，合理搭配草木、灌木与乔木，并适当增加植被的层数与密度。进一步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取消所有公共空间的门票收费制度，恢复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本来面目，同时做好城市交通体系规划，提高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增强公共空间与居民的联系，使其真正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加强功能混合程度。除了在规划设计时避免出现单一功能城市公共空间外，还要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周边城区的功能多样性，从而为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不同的需求主体。据此，要提高周围城市商业、居住、文化、旅游等功能的混合程度，防止_封闭性和单一功能社区的出现，警惕过度“商业化”和“精英化”(Gentrification)。
4. 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前述列举的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各种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公众参与缺失的外在反应。多年来，尽管我国学术界一直强调公共参与的价值，但实践领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为：要么没有任何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要么把公众参与仅仅停留在问卷调查、图纸展示等初级阶段。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与告知，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言权。相反，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把确保公众利益优先权理念体现在公共空间开发、设计、建设与运营的各个环节。例如，美国早在“二战”前就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获取渠道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公共政策和项目的制定与执行。上个世纪60 年代的德国，则在城市规划中通过“规划基层组织”、“多级对话程序”或“合作型民主”等多种形式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10]。
有效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的作用，必须把握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引导公众参与前期设计。城市公共空间不能只根据决策者或设计者的个人意愿来进行，而应当广泛吸纳公众的建议与意见，并使其体现在最终的设计方案中。这样，既可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也可以使政府的有限权力与公众责任实现有机结合。
第二，鼓励公众参与运营监督与管理。建成后的城市公共空间运行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的过程监督。由于在前期设计中已经纳入了公众意见，公众必然有更高的热情参与公共空间管理，同时，公众熟悉公共空间设计时所制定的各种规范与目标，也有利于公众对公共空间的运行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在这个环节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有效监督，广泛搜集与获取公众的意见反馈，进而评估公共空间的运营状况并及时“纠偏”。
第三，支持非政府机构(NGO)发挥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作用。发育良好的非政府机构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可以在政府决策与公众意愿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承担公共空间运行与管理工作。目前，我国已登记在案的非政府机构约30 万个，总支出不到GDP 的1.0%，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4 个百分点，较发达国家低了6 个百分点[20]。根据发展水平，非政府机构可分为救助型、协助发展型、可持续体制发展型三个(类型) 阶段，我国的非政府机构总体上尚处于救助型阶段，并且鲜有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的非政府机构(大部分属于慈善和环保领域)，起不到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据此，国家对非政府机构的干预政策方向应该是：积极培育、提升水平并且引导规范运行，以逐步健全城市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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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三政治上册期末复习试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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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的一般处理来看，根据资产转让过程中的转让人所保留的控制资产的极力大小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的程度，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在所有权真实转移，受让人承担风险的情形下，认定为“销售”;二是在所有权未真实转移时，转让人保留了实质风险的情形下，整个交易被认定为“担保融资”，因此，转让基础资产的行为被确认为担保融资下的“提供担保物”处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所得税问题初探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所得税问题初探
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借款人(通常也是整个证券化交易的发起人)把特定资产转移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SPV)，以便后者以该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在这个环节产生的税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起人转移资产行为在税法上的性质，属于“销售”还是“担保融资”?二者的税负后果完全不同。
第二，由于所转移的资产通常是能够带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如银行贷款、长期租赁合同或者特许权合同，这些资产都属于应收账款，可以统一简称为“带息债权”。转让带息债权在确认转让收入或者计税成本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如转让收入是否需要分解为利息收入和债权本金收入，已产生、但尚未支付的利息是否计入计税成本等等。
第三，资产证券化交易通常安排有一些特殊的对价方式，如发起人保留在所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其功能是发起人为交易提供的信用增级或者担保。税法上如何认定这一特殊的对价?是否影响到对转让行为的定性?如何进行计量?
上述问题，有些(如一、三)是资产证券化特有的问题，有些(如二)则是金融债权的典型特征。由于我国现行税法对应收账款、特别是金融债权的转让缺乏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因此上述问题都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集中反映出来。相应地，探讨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税务处理，不仅有助于交易当事人确定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税负成本，同时也能够逐步廓清金融产品的税务规则。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税收政策是否能够实现税收中性、公平、效率等目标的视角。为此，笔者将结合我国当前进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方案对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环节的税法问题作一探讨。
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的一般处理来看，根据资产转让过程中的转让人所保留的控制资产的极力大小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的程度，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在所有权真实转移，受让人承担风险的情形下，认定为“销售”;二是在所有权未真实转移时，转让人保留了实质风险的情形下，整个交易被认定为“担保融资”，因此，转让基础资产的行为被确认为担保融资下的“提供担保物”处理。
从理论上说，这两种认定方式所引起的税法上的后果完全不同：“销售”是一种典型的应税行为，可能发生流转税、所得税、印花税等一系列纳税义务;“提供担保物”不是一种典型的应税行为，通常不发生流转税或所得税问题，至多因为担保物或者相关权利证书的转移占有而发生印花税或者契税问题。
在我国目前进行的资产证券化试点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号，以下简称《通知》)将发起人的资产转移行为确认为“销售”，而非“担保融资”，并且规定：“发起机构转让信贷资产取得的收益应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转让信贷资产所发生的损失可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扣除”。
上述规定非常简单，没有考虑资产转让环节可能存在的各种技术上的、细节上的差异。例如，转让人可能保留次级权益，从而承担所转让资产上的大多数风险。此外，《通知》似乎也没有关注到我国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采取的是“信托”方式，以“信托”方式进行的资产转移与一般意义上的“转让”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采用信托SPV作为融资载体时，发起人是把资产“信托”给受托人;相反，如果采用特殊目的公司(SPC)作为载体，发起人通常是把基础资产“出售”SPC。这两种不同形态下的资产转移行为是否应适用同样的规则，颇值得深入研究。
在美国，税务机关和法院在判断一项交易到底是出售还是担保融资时，坚持的是实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的标准，即根据具体交易中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实际情况来认定，而不是根据交易声称的法律形式。借助于判例的积累，美国税法上明确了一系列需要考虑的因素供税务机关判断，如应收账款的购买价格是否固定，被转让的应收账款是否能被明确辨认，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是否收到了转让通知，与所有权相联系的利益和风险由哪方享有和承担，买方是否具备处置应收账款的权力，收取债权的成本和税收负担是否由买方承担，等等。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明确了“转让行为”作为“销售”确认的前提下，按照我国现行税法规则，“应收账款转让”似乎不涉及流转税，因为它既非营业税的应税税目，也非增值税或消费税的应税税目。因此，《通知》中就贷款资产转让没有提到营业税。同时，为扶持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通知》又豁免了证券化交易所有环节(包括发起人转让资产环节)的印花税。这样，发起人转让信贷资产就只剩下所得税问题，需要确定转让收入与计税成本。
应收账款的转让收入一般比较直观，即转让方收取的全部对价。不过，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转让收入确认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转让方保留的次级权益如何确认?以建设银行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以下简称“建元信托”)为例，建行通过转让信贷资产共获得30.2亿元的对价。其中，29.3亿元属于受托机构对公众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获得的收入，9000万元为受托机构对转让方(即建设银行)定向发行的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标价。基于该次级权益，建设银行一方面可以享有被转让信贷资产在偿付了公众投资人后剩余的权益，另一方面，如果被信贷资产因为原始借款人不能足额还款而发生损失，这些损失也由建行银行的次级权益来吸收。
由此在税法上提出的问题是：对于转让方建设银行而言，究竟是以30.2还是29.3亿元确认转让收入?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转让方保留被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究竟是取得的一笔转让收入，还是表明其中一部分资产没有转让?
从会计处理的角度看，保留被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意味着转让方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承受该资产上存在的风险，这将产生非常复杂的“真实销售”问题。简言之，按照财政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转让方需要根据其承担风险的实质性程度来决定有多少资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如果次级权益意味着几乎保留了全部的风险，则资产不得终止确认，收到的全部款项也只能作为负债，不作为收入。如果属于“持续涉入”，转让方必须按照持续涉入的程度持续确认一部分资产。因此，在会计处理上，次级权益的存在可能导致相关款项不能完全计入转让收入，或者，在确认收入的同时，还需要确认相关的负债。
笔者以为，从效率目标考虑，税法在转让收入的确认问题上宜简化处理。理由在于：第一，如果发起人的“转让”行为在税法上已经被界定为“销售”，则基于次级权益的存在而重新争论“真实销售”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更适合在交易的税收定性层面来综合考虑，而不是在收入的计量环节上来争论。第二，资产支持证券通常被视为对基础资产的不可分的权益，次级权益证券与A、B、C这些优先级证券之间的差异只是受偿顺序有先后之分，没有与具体资产组成部分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明确划分出哪部分资产没有转让，哪部分资产已经转让，只能认为所有资产都转让出去，而所收到的全部利益(包括次级权益)都作为转让的对价，构成转让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情形与公司转让资产时获得部分现金对价、部分股票对价的情形类似。因此，笔者建议，在确认转让收入时，宜将次级权益对价直接计入转让收入。
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所转让的基础资产都是能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性质上属于带息债权。在转让日，该债权可能已经孳生出一部分利息，由于尚未到计息日，因此转让方尚未实际确认利息收入，原始债务人更没有实际支付利息。在证券化交易中，由于该部分应计而未计的利息金额比较大，因此在确定转让收入和计税成本时都需要考虑是否对该利息进行确认。
依然以建元信托为例，建设银行转让抵押贷款30.2亿元，贷款合同的加权平均利率约为5.3%，每月产生利息约为1325万元。假定原始贷款合同规定的计息日为当月30日，支付日(或扣款日)为次月5日。进一步假定证券化交易下贷款的交割日为2005年12月20日，因此，当该批贷款转移给受托机构时，其已经产生了(但尚未确认)20天的利息约850万元(即1325万元的三分之二)。那么，建设银行在12月20日收到的转让收入中，是否需要分解出应计利息的对价以及贷款本金的对价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建设银行在确定所转让贷款的计税成本时，是否需要把这部分应计利息考虑在内?
1.转让收入的分解与利息确认
如果把转让收入分解为利息对价和本金对价，两种对价收入在税法上的定性有所不同。转让收入中的利息收入部分通常属于一般利息所得，但债权本金转让的收入则属于资产处置所得，即资本利得。在实务处理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股权重组、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暂行规定》(国税发[1997]71号)以及《企业改组改制中若干所得税业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国税发[1998]97号)规定对股权转让收入进行分解，分别确认“股权转让收益”与“股权持有收益”。
从理论上说，利息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是提供融资者的一项应计收入。当转移应收账款时，如果转让日该应收账款已经孳生了一部分利息，该利息属于转让方对应收账款债务人提供信用所应取得的收入，尽管转让方在财务上尚未确认，原始债务人更没有支付。该利息的存在提升了应收账款的价值，它通常也会反映到受让方支付的对价上。因此，从理论上说，应收账款的转让方从受让方获得的对价可以分解为对应收账款中所含利息的支付和对债权本金的支付两个部分。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从我国目前的征管实践出发，为实现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目标，不宜进行收入的分解或单独确认利息收入。
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一国税法区别一般所得与资本利得(特别是长期资本利得)而适用不同的所得税率，就需要对带息债权的转让收入进行分解。反之则没有必要。鉴于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不区分一般所得与资本利得，区分利息收入与资产转让收入没有实际意义。
第二，在市场交易条件下，人为地分解转让收入很难做到合理分配。
虽然从理论上说，受让方支付对价时会考虑到债权中已经孳生的利息这一因素，但其对价中究竞多少是对利息的支付并不容易确定。带息债权如同债券类金融工具，其价值由市场平均收益率来决定，并反映特定时点的供求关系。受让方支付的对价通常并不等于“债权本金十已孳生的利息”之和。此外，还要考虑到原始债务人不能偿还的风险。
一般来说，考虑到利息与本金在数额与支付时间上的差异，其偿还风险可能是不一样的。诸如此类的因素，将导致分解转让收入、单独确认利息的税务处理非常复杂，还不能够保证得出合理的结果。在这个方面，我国股权转让所得区分“转让收益”与“持有收益”的实践已经有深刻的教训。这也说明，一项制度设计可能理论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结果只是徒增纳税人的负担。
第三，在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为了简化利息问题，相关的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所转让的标的是贷款资产在指定交割目的本金部分，不涉及这些贷款已经孳生的利息。对于购买了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资人来说，其获得的是交割日之后抵押贷款新产生的利息。因此，交易合同直接对带息债权的利息进行了剥离，这样，转让方所取得的全部收入都是转让债权本金的收入，从而避免了分解收入的困难。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分解带息债权的转让收入尽管从所得税的角度看没有意义，但它对于营业税纳税义务的确定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尽管“应收账款”转让不是营业税的应税税目，但利息收入却是金融业的营业税应税项目。一旦进行收入分解，就产生相关的利息收入是否需要缴纳营业税的问题。目前《通知》对资产转让环节没有提到营业税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免除转让环节的营业税?这里显然存在着政策上的疏漏需要弥补。
2.计税成本与利息确认
根据上文的分析，如果所转让的是带息债权，且不单独确认利息收入，则在确定所转让资产的计税成本时也不考虑已孳生的利息问题，而是以债权的账面价值(本金)作为计税成本。这样，转让债权获得的全部对价与债权本金之间的差额构成转让所得，其中虽然包括利息所得与债权转让所得两个方面的成分，但为操作便利，不进行分解确认。
实践中，当资产证券化试点交易借助合同对带息债权的利息进行剥离后，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被转让债权的计税成本就是债权的本金额。
与一般的债权转让相比，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应收账款转让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如何确认转让方因保留次级权益而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
转让方保留应收账款的次级权益，意味着转让方对该部分资产在本息的偿付上后位于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但是，这种后位受偿对转让方也可能是有利的。由于优先级证券的利息率一般都会显著低于基础资产的收益率，基础资产下的收益在偿付了投资人的本息后，最后剩余的部分都归于次级权益的持有者，它通常会大于次级权益持有人按照自己的权益份额在整个资产支持证券中的比例应享有的收益部分。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应当把这些未来可能获得的超额收益贴现到当前，从而增加转让方的转让收入呢?
笔者以为，不应当将这部分或有收益贴现计入转让收入。理由有三。
第一，如前所述，利息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这意味着它只能在其未来发生时确认，而不应提前确认，否则，就会产生理论上的悖论。对此可以用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用贷款合同的利率作为贴现率，那么未来本息收益贴现到当前就是贷款本金额，因此根本不会产生收益。另外，从实践操作来看，税务部门并不要求银行贷款下的利息收入在发放贷款时就进行确认，而是在各计息期间逐一加以确认。
第二，从纳税人实际负担的角度考虑，税收课征原则上采取的是现金制或者收付实现制。为未来收入纳税不符合税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次级权益最终能否获得足额偿付并不是确定的。次级权益作为借款人(它同时也是发起人和资产转让方)提供给投资人的一种担保，蕴涵着风险。如果基础资产未来的偿付状态不理想，现金流不足支付投资人所持证券的本息，次级证券持有人可能颗粒无收。风险与收益是对等的。税法上既然不会允许转让方将或有损失在当期扣除，自然也不能要求纳税人将或有收益计入应税所得。
依照前面对应收账款转让税务处理一般原则的分析径路，计算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个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所得税纳税义务如下：
1.建元信托项目
建行转让的抵押贷款本金余额为30.2亿元，通过转让信贷资产共获得30.2亿元。其中，对公众发行的A、B、C级资产支持证券获得收入29.3亿元，建行另获得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标价为9000万元。这些对价全部作为转让收入。因此，建行转让贷款资产的收入为30.2亿元，计税成本为30.2亿元，二者相等。建行转让该批信贷资产的应税所得为零。
2.开元信托项目
国家开发银行转让公司贷款本金为41.7亿元，发行开元证券A级：29.2亿元;B级：10亿元;次级证券2.5亿元，合计41.7亿元，全部作为转让收入。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转让贷款资产收入为41.7亿元，计税成本为41.7亿元，二者相等。国家开发银行转让该批信贷资产的应税所得为零。
上述计算结果给我们一些很有益的启示。
如前所述，在资产支持融资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的行为在税法上定性为“销售”还是“担保融资”，在理论上税负可能有很大差异。如果借款人被认定为用该应收账款进行担保融资，即以该批抵押贷款为担保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基本上是一个无税交易。但一旦被认定为“销售”，则将产生一定的纳税问题，这就导致证券化融资的税收成本高于担保融资，可能造成融资行为的扭曲。因此，《通知》把发起人转让信贷资产认定为“销售”曾引起人们的担忧。
但是，本文的分析与计算表明，在澄清了应收账款转让的所得税规则之后，以资产进行担保融资与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对于借款人来说税收成本是一样的。由于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豁免了交易环节的印花税，同时规定受托人承接贷款资产项下利息收入的营业税纳税义务，因此，即便将资产证券化交易下的基础资产转移认定为“出售”，课以所得税纳税义务，也未必会给实际的借款人(即转让方)带来更高的税负。交易当事人可以通过交易结构的设计，特别是资产转让对价的合理安排，让资产的“真实销售”达到与“担保融资”同样的效果。
由此引申出的另一点启示是，只要税收规则明确，给人以合理的预期，当事人就可以通过交易行为，自主地实现“税收中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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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尤其是中国的农业发展,更是经历了一个“牺牲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特殊时期,利用农业剩余剥夺了农民的劳动和财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我国开始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的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农业产业政策的各个方面来支持农业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我国农业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是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被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及时的解决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法律是一种非常有约束力的制约方式，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业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农业产业;政策;问题;法律的对策
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一个优势的产业，当前我国越来越重视工业生产，但是对农业生产还不是非常的重视，我国也逐渐开始进入了一个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农业依然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一定要通过有效的措施来对其加以改进，其中，法律措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1 农业政策与农业立法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国在农业上出现的问题却一直都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农业也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我党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同时也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了宏观调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减少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为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在我国法律体系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我国的农业立法也在逐渐的完善和进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基本法、农业法律法令、农业法律规章、地方性的农业政策和相关的规定。
1.2 我国现行农业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1.2.1 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粮食的直补资金多数情况下都是知道了种植面积之后才开始发放的，这和粮食直补扩大种植面积的目的是完全相背离的，这也使得其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作用在不断的减小和弱化，再加上投入的资金也相对较小，所以在实际的作用上也就更小，各个省和各个地区粮食直补的政策和标准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如果补贴的数额比较小，就无法很好的起到增加农民自身收入的作用，而有些地区在粮食种植的政策上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很多都是种多种少都是一样的补贴，所以对农民自身的生产积极性也有了很大的影响。
1.2.2 农业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在土地政策的执行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村和城市的土地制度明显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国家一直都对城市的土地有绝对的主导权强制性的补偿措施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特征，很多倍征地的农民都存在着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土地资源的情况，农民只是得到了非常少的一部分经济补偿，因此农民正常的权益也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在政策制定和土地保障机制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1.2.3 农业科技教育推广培训政策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科技推广工作也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在资金投入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支持的力度，农业技术推广比较薄弱，20世纪的80年代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很多农业科技人员业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培养和发展的，但是人员的数量还是十分的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也逐渐出现了有技术但是不能推广的情况，农民还是在依靠自身的经验来组织农业生产，所以这也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迟迟得不到提升。
1.2.4 农村税收政策存在问题。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发展时间，我国也逐渐进行了税费改革，这也改变了以往农民必须要缴纳农业税的时代，我国的农业税收存在着滥收费的现象，这也给我国的农民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最近几年，这些现象在逐渐的减少，但是在征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政府垫付，这也造成了一些拖欠现象。大体上来说，我国的农业税收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央财政税收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也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增加发展农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一方面一些农业政策并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差异和不同，对不同的地区使用一种政策，这样也使得其自身的实际效果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同时一些政策出台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因此也造成了很多方面的问题。
2.1 重新确定立法目的，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我国的新农业法立法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2 注重农业立法的及时调整、完善。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和新形势的不断变化，需要对农业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不断的调整、完善。美国的农业立法就分为“永久立法”和“临时立法”，临时立法保证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永久立法进行修订，其效力在执行期内生效;但在临时立法到期后，新的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或没有及时作出修改，永久性立法将自动生效。这一机制保证了美国农业法律法规根据形势的需要及时得到调整。我国的农业法律调整可以借鉴这一点，我们可根据每五年制定一次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每五年调整一次，在调整的过程中，注重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开门立法”，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的形式广范吸纳群众的意见，尤其是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
2.3 加大农业执法及对违法责任的追究、监督力度。完善立法，是为了让我们经济生活中“有法可依”，但经济本身更是法制经济，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法律执行中的过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政策法律的执行效果。农业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农业执法监督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但是在农业执法过程中却存在着执法部门过多执法难的现象。如有些违法追究是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来执行，而有些是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来执行的，执法责任由多个部门来执行，就存在着执法力被弱化的现象。建议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专门的农业执法监督部门，把农业执法权统一收归到这个部门，从而有效地解决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过多互相推i}的现象。同时在执法过程中，注重公开化、透明化，坚决杜绝野蛮执法。注重对执法队伍的培训教育，建立规范的执法程序和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农业税收取消以后遗留下来的税收执法问题，建议相关部门仍旧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及欠税农户的实际情况，有条件地继续进行有序地征收。
2.4 加强农业司法体系的建设，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要改善我国的农业司法状况，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强农业司法体系的建设，各个地区基层都要建立起完备的法律服务部门，建立起和城市一样的法律援助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合作社和相关行业协会，通过这些组织来代表农民的利益，来代表农民说话，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农民的话语权通过这种组织渠道得以表达。
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一直都是我国的一个基础产业，这一地位是任何其他产业都无法取代的，但是在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改进和处理，法律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处理中一定要重视法律措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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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采购制度的经济效率原则是指”采购主体力争以尽可能低的价格采购到质量理想的物品、劳务或服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问题研究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我国政府采购法律问题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政府采购是指一国的政府机关及其下属的所有实体机构，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等标的之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政府采购日益成为国家管理公共支出和节约经费的重要手段。文章从政府采购的定义入手，分析了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功能，将各国政府采购制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现状，并提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政府采购;公共资金招标。
(一)政府采购的界定。
政府采购在欧盟官方及其欧洲各国又称为公共采购，是指使用公共资金的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动用公共资金，以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购买、租赁商品、工程、智力成果及雇佣劳务或获取服务的行为。
(二)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
1.公开性原则。
公开性原则，是指有关采购的法律、政策、程序和采购活动都要公开。公开性原则贯穿于政府采购整个程序中。首先，有关采购的法律和程序要公布于众。其次，采购的内容、数量、质量，对供应商的资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也要公开。当然，对于一些采购，由于采购物品的性质，使得采购过程不能公开，但即使如此，采购机构也必须作出说明和记录，并须经严格审批和授权。
2.公平性原则。
政府采购公平性原则是指“采购主体要为供应商竞争性地获得政府采购合同提供公平的途径”。政府采购中的公平性首先是指所有参加竞争的投标商机会均等，并受到同等待遇。其次，公平性原则还要求合同的授予要兼顾政府采购社会目标的实现。在政府采购制度中制定一些规则和采取一些措施，使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小企业、少数民族企业也能获得一些政府采购合同，从而促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3.竞争性原则。
竞争性原则是政府采购制度的灵魂和精髓。政府采购目标是通过促进供应商、承包商或服务提供者之间最大程度的竞争来实现的。只有竞争才能防止政府采购中的浪费和腐败问题。
通过竞争，政府采购机构可以形成一种买方市场，从而形成一种对买方有利的竞争局面。竞争也可以促使投标人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技术，并且设法降低产品成本和投标报价，从而使用户可以用较低的价格采购到优质的商品，实现政府采购目标。
4.经济效率原则。
作为政府采购制度的经济效率原则是指“采购主体力争以尽可能低的价格采购到质量理想的物品、劳务或服务”。过去，由于我们没有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中很少进行成本效益核算，重复投资、盲目采购现象严重，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因此，我们的政府采购制度不仅要实现实质上的经济效率原则，还要体现采购程序上的经济效率原则。
5.廉政原则。
廉政原则是指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禁止违法和腐败行为，严格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政府的廉政。这一原则有两个要求：一是严格依法办事，严禁以权谋私。这要求在政府采购合同的竞争过程中，禁止政府采购人员与供应商进行单方面的接触，与采购合同或参与竞争的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政府采购人员应当回避等。二是合理行使政府的自主裁量权。由于采购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法律赋予采购主体一定的自主裁量权，以应付特殊情况。在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规的同时，合理地行使政府采购自主裁量权也是廉政原则的要求之一。
(一)政府采购缺少统一的法律法规。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政府采购还没有成体系的法律法规，许多法律法规的建设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招标投标法》
与《政府采购法》在规范范围、适用对象、招标投标以及采购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方面上有很大差异，离规范的政府采购法规要求很远。
我国《招标投标法》没有明确规定政策目标，这部法律赋予采购人自行采购以及是否委托采购的权力;而后一部《政府采购法》强调政策目标和集中采购，前一部法律普遍允许以私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后一部法律则强调和提倡政府集中采购，由非营利为目的的政府采购中心执行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采购任务。由于存在两部调整和规范同一采购对象的法律，致使还有许多的非集中采购机构存在，这些中介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规模远远超过政府采购中心。
(二)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偏小。
我国《政府采购法》所明确规范的主体范围是在我国境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这三类主体范围中，还看不到占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很显然，我国主张将采购主体公共性、采购所适用的资金的公共性与从事活动的非竟争性结合起来，并按照采购主体的公共性，采购资金公共性及从事活动的非竞争性三者并举这一原则来确定政府采购的事实主体，而将国有企业尤其是公用事业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而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凡是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项目，无论采购主体是政府单位、公共机关还是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要纳入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体范围。
(三)政府采购方式规定不明确。
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且对公开招标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较为宽泛，即除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且达到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限额标准以上的，均应实行公开招标方式。①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政府采购法》中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定比较薄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并没有对各种方式的配合适用做出规定。如就公开招标而言，《政府采购法》确立了其优先适用的地位，并且对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做出了规定，但未就公开招标与其他方式配合适用作出规定。第二，对某些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过于苛刻。第三，已有的规定不明确或不严密。如对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批准，以什么方式提出申请则没有做出规定。第四，对某些采购方式的程序规定过于简单。
(四)政府采购管理机构不全。
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往往都是在财政部门设立一个政府采购办公室或政府采购中心，属财政内部科(股)室，代表财政部门行使政府采购管理监督和具体采购事务双重职能，这就难免会出现与财政职能不相适应的现象，突出表现在财政大包大揽所有的采购事务， 把管理与采购事务性工作混为一体，有悖于政府采购推行的初衷，致使政府采购职能不能正常发挥，人为造成工作繁杂，从而使财政部门在担当政府采购管理职能问题上界定不清，出现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现象。这与政府采购最基本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要求相悖。
(一)加快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建设。
为了建立有效的、统一的公共采购制度，应尽快将我国的《招标投标法》纳入到《政府采购法》中，健全专门法律，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这一体系至少应包括如下层次：一是《政府采购法》，包括总则、招标、决算、异议及申诉、履约管理、验收、罚则等内容，它是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基础。二是《政府采购实施细则》，对政府采购法作出具体解释和补充。主要包括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合同监督管理办法。三是地方性的政府采购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此外，还应有大量的配套法规，从而做到政府采购有法可依，有理有据。在完善《政府采购法》时，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经验，设置合同申诉委员会，专门处理采购活动中的申诉。
(二)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
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履行政府公共功能的采购支出中，财政性资金只占其中一部分。不少履行公共功能的项目，或多或少是以其他资金举办的，比如说，运用国外政府贷款、国际组织贷款，也有我们国内商业银行的配套贷款，或者政策性银行的贷款等等。甚至也不排除一些捐赠资金和一些其他可能渠道的资金，融入这种有公共职能的工程和项目。如果我们认定只有财政性资金作为来源的采购活动才能纳入政府采购制度规则的覆盖范围，比照现实就会发现一个为数巨大的资金数量脱离调控范围，不利于在转轨过程中，很好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因此，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确定为凡是使用政府性资金的各类行政事业单位。
(三)明确政府采购的各种方式。
首先，形成完善的政府采购方式体系。我国应对《政府采购法》中各种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梳理与调整，形成相互融洽与配合的关系。其次，必须就采购方式适用条件做出明确合理的规定，引入与市场经济通行规则兼容的公开招标、投标。
在招标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时，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的形式，对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各个环节进行直播，将招标的全部程序置于大庭广众的监督之下，使政府采购工作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地进行，从而减少和避免招投标中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四)健全政府采购管理机构。
1.建立多层次的政府采购组织体系。
政府采购管理委员会是政府采购的领导机构，主要负责政府采购工作的指挥与协调、制定重要政策、审查批准政府采购目录。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政府采购目录、受理政府采购投诉等。政府采购中心负责具体实施集中采购，委托、代理代购，建立与政府采购相适应的信息网络等。
2.政事公开。
对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政府采购中心事权进行科学划分，前者是管理机构，后者是操作机构。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主要是管理和监督政府采购活动的全过程，不直接参与具体的采购活动;采购中心负责具体采购计划的实施，接受采购管理办公室的管理和监督。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1]宗煜。政府采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谷辽海。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第二卷)[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3]张建中。政府采购分析[N].经济参考报，2007-11(1)。
[4]李海涛。我国政府采购[N].北京青年报，2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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