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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垄断是指政府或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为保护某特定行业的企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排斥、限制或妨碍其他行业参与竞争的行为。行业垄断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行业垄断虽然与地区垄断有相似之处,但行业垄断毕竟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如果将其归入地区垄断之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会显得牵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银行业垄断问题及规制方法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年来,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普遍缓慢的大环境下,银行业每年交出的“耀眼年报”就格外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2011年、2012年、2013年的净利润分别为2084.45亿元、2386.91亿元、2629. 65亿元。如此高额的数字使得“银行业的暴利是否合理”的辩论越来越激烈。实际上,目前各行各业并没有“暴利”的具体标准,因此对于银行业所取得的高利润是否属于“暴利”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现实中也有这样一些企业,它们在赚取高利润的同时,不仅没有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和垢病,反而成为人们称赞和学习的对象。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本人认为,银行业一直饱受争议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它的高额利润来自垄断,并且我国银行在享受高利润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本人发现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都直接写“中国银行业存在垄断”,但缺少系统的分析过程。中国银行业究竟存不存在垄断?存在那种类型的垄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下而本人将进行详细分析。 垄断行为被分为四种类型: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经过分析,本人认为我国银行业的垄断行为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垄断协议
银行业的垄断协议即是在银行业中发生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人以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实施的限制银行业竞争的行为,垄断协议会严重阻碍市场的竞争并且危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几年来,下列案例可以反映出银行间有制定垄断协议的行为(或嫌疑): 2003年,上海市八家商业银行为避免住房借贷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导致两败俱伤,在没有与客户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通过共谋达成了对提前还贷收取违约金的共同政策;2007年全国范围内小额支付系统跨行通存通兑业务正式运营,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工、农、中、建、交等五大国有银行都按每笔金额的1%收取手续费。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五大行存在协同行为,但如此“统一”的定价政策不能完全排除相互共谋制定垄断协议的嫌疑。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依据是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是指一个企业的销售额在市场中同类企业的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具体到银行业,可以通过总资产、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这三大指标来反映银行业的市场份额。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实际上我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数据并没有这么高,但市场份额仅仅是认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因素,而且上而列出的数据均属于全国性的数据,不能反映出个别地区的特殊情况。
(一)完善相关的反垄断法律法规
在竞争法的学习过程中,本人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与《民法》、《刑法》等规定的十分具体、详尽的法律相比,实在过于原则、抽象,在实际适用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问题。再加上银行业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业,要想完全了解银行业的业务,不仅要求具备法律知识,还要有很专业的金融知识。所以在对银行业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时候,并未专门规定金融反垄断内容的《反垄断法》常常表现的力不从心。因此,本人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加入金融垄断的内容,这样可以更好地对银行业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其次我们还需要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增加有关相关市场的规定。在反垄断法实施的过程中,“相关市场”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其含义就是企业发生竞争关系的相关领域。要判断垄断行为是否存在,第一步就要解决好相关市场的界定问题,如果界定的过宽,那么可能会使相关企业逃脱应有的规制;如果界定的过窄,那么可能会把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判定为垄断行为,所以能否合理界定相关市场关系着垄断行为规制的成败。
(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垄断的危害就在于它排除、限制了竞争,所以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多方参与竞争的良好局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虽然看起来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并没有什么政策障碍,但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民间资本在金融业仅仅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看,民间资本不是在首次公开募股时申购成功,就是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的买入,进而成为这些银行的股东。绝大多数民间资本的势力还是非常薄弱,根本不可能掌握经营决策权,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
(三)构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银行业反垄断机构
目前我国银行业反垄断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等。这些分散的法律法规对反垄断执法机构有一些规定。总结起来,我国现有的银行业反垄断机构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务部。其中,商务部主管经营者集中,发改委主管价格卡特尔,滥用优势地位的查处主要归工商行政部门。总的说来,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机构存在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缺乏专业性等一系列的问题。
目前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银行业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模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构为主的协作监管模式,比如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人认为我国也应该采用这种模式,即以反垄断执法机构为主,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协助监管。因为我国目前己经有反垄断执法机构,同时对于银行的监管肯定也离不开银监会的协助,特别是考虑到银行业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银行业对于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巨大作用、任何一个机关都很难独立承担起这个艰巨任务的现实情况,所以采用这个模式会更适合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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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化与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
未来中国的设计将走向何处,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每一个设计者乃至社会大众都迫切想要找出答案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随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文化也在现代性方向转变。“设计”,虽然是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和意识,但严格的设计,应当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概念。自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自觉的设计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中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今天的设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设计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创造问题。要看清今日的设计,必须深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国家文化政策、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思考未来的设计趋势,若能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基础上,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实质,才会看得更清,看得更远。虽然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设计者应当做出这样的尝试。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
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
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
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
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
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
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其三,外来文化观念的渗透、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模糊、地域界线的消融等使市场呈现出诸多复杂局面。设计除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之外,在建构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中的责任也需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设计本身应当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正如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市场经济中设计所带给社会文化趣味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有许多急功近利的眼光导致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未来的设计师,应当为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建构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诚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若要简单的以分化与融合加以概括不啻于盲人摸象,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设计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许多潜在可能的认识找到问题的根源。显然提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希望有助于设计同仁思考与认识,共同推动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设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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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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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如下: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受英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爆发了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荷兰、德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各个地方频繁设立关卡征税,征税体系混乱,人民受难深重;全国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极不统一,相互矛盾冲突的法例、法令较多;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安全极易受到侵害。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法国民法典》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一)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的三大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
1、所有权原则。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2、自由和平等原则。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3、契约自治原则,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被规定在第1134条中,具体为:“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如果该契约没有违反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都具有法律效力。契约,又名合约,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为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协议。契约与其他协议的区别在于法院承认合约能够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一份契约包含一项或数项许诺。通常,契约责任是以契约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在《法国民法典》中有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二)法国民法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封建性相互妥协,在折中中制定和颁布
《法国民法典》是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胜利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异常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各阶层对其积极响应,具有比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性。革命胜利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革命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它的历史了,只需要在运用革命诸原则中那些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要那些纯理论的、假设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典必将是革命和封建传统妥协的产物,因为根据拿破仑对革命和即将发生的民事立法变革的态度,法典一方面保持并体现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前一些进步改革,主要表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法的基础―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并将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财产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例如法典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是民法典的革命性方面。
另一方面又摒弃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采取的一些具有革命性措施,返回到封建传统上,主要体现在家庭法和婚姻法规定上。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
正是这种妥协的特点,使得民法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三)具有较强的立法语言、立法技巧上的先进性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语言上通俗易懂,简明规范,没有较多的弹性概念,避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当时的法国法学学术主张法典应该通俗易懂,大文豪伏尔泰认为,一切法律都应该是明了、统一和准确的;坚决对法律的解释,认为解释必然会把法律的立法原意丧失。孟德斯鸠也主张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主张直接的说法,反对深沉迂远的辞句;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第二,做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拿破仑要求民法典的语言要透明易懂,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对法典编纂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我国民法典制定和颁布面临的问题
编纂中国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法学家的梦想。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足、民法典制定理念比较保守、立法技术等等原因,我国民法典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出台。
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我国民法典制定遭受前苏联旧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自1949年后,中国废止了旧中国的全部法律,以后数年里,中国全面彻底地引进了前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法学知识体系。但这些旧制度旧原则严重束缚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如: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民法也当作公法;前苏联民法否定意思自治原则;不重视立法的技术和质量,强调民法典立法的政治宣教作用。
(2)民法典制定脱离中国实际,大都是专家学者埋头于书房而形成。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民法典立法方案,都是学者们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房子里编制出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方案,产生的方式大体也差不多。比如,现实中非法人团体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法院收到的关于非法人团体的诉讼不断增加,但中国法律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民法主体。
(3)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法律技术问题。中国近代民法改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潘德克顿法学的立法模式,因为,潘德克顿法学给我们提供的民法知识系统都是其他民法知识系统不可以比拟的。在坚持潘德克顿模式的前提下,还有四个需要解决的立法技术层次的问题。债权法总则部分是否有必要保留在民法典中?债法总则在目前的立法方案中被取消,在理论界大家没有定论。人格权法具有什么立法意义?人格权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编?侵权行为法应否编撰进法典中?如何处理定位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的固有体系之中的地位?
(4)目前在中国法典无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层面。
合理性的法律须由合理性的职业机构来操作,法典是一种工具理性,必须由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职业机构操作才能发挥实效。这类职业结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管辖范围与其它机构范围由法律明确界定,机构内部的权力分布和每个职员的职位与责任由法律划分清楚,它保障每个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每个职员秉公执法,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专断的偏好,他的判断是可计算、可预测的。这种机构把效率放在首位,以专业技术知识为基础操作法律,因而每位职员的选拔以受教育的水平和专业资格为标准。
唯有这样象机器一样的职业机构才能保证法典象机器一样运转。在中国的文官制、法官制没有完全改革,实现专业化、技术化、知识化、制度化以前,没有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法典。近讼在中国过去俗称,“打官司”现在改成“打关系”,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法律不健全,法官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任意判决,不负责任,另一方面说明由于人的任意拘情的可能性存在,当事人或律师往往不信任法律而改向可能回护自己一方的感情因素求胜诉机会。如果这个现实障碍不克服,有法典也不能有效地运作。
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其先进的立法思想和成果推动了近代各国民法典的编纂,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有特殊的知道、借鉴意义。因此,在当前我国热议和准备编纂民法典之时,认真回顾和分析《法国民法典》的体例和特点,能够给我们许多启蒙性的思考。
(一)立足我国国情制定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是新兴资产阶级制度代替旧制度的产物。我国民法典编纂应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现今时代背景来制定。当前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国情主要有:
(1)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每个民事主体都应具备私法理念,私法精神,对于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公平的价值理念深深信服,熟练应用,从而使已经规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时要考虑本国国情,制定基本法律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宪法精神;
(3)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农业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编纂民法典时,要考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要综合考虑我国农村中的风俗习惯,以契合实际为目标来制定。
(二)对法典中保障人权、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法律意识的借鉴
在当今日益强调以人为本和注重人权的现况下,中国的民事立法更应注重《法国民法典》体现的价值理性。《法国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注重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确定了近代西方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过错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可以轻易复制法国民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很难移植者这些作为其灵魂的价值理性。立法者的理想是追求民事立法价值理性与形式合理的完美融合。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国家,“取义轻利”、“重利轻义”的思想,“厌讼”的司法文化传统,阻碍着人们对合法私有财产的追求。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要坚决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阻碍因子,注重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利,发展和树立私法理念。
(三)我国民法典要注重有效性、实用性,避免概念的空洞和抽象,脱离我国国情
《法国民法典》的实用性表现在没有总则部分,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和弹性概念,法典的编纂从实际使用方便出发,具有措辞简洁、法律语言通俗易懂的法律文风。注重实际运用是《法国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是法律门外汉,但拿破仑对《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讨论和修改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时具体参与某些法律条款的制定和修改。拿破仑作为注重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影响到法典的充分实用性。
另外,拿破仑任命的四个法典的起草者都具有长期和丰富的立法实践经验,他们在坚持法典实用性的基础上抽象概括,使法典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更应当充分追求法典的实用性,要使普通百姓读懂和理解制定出来的民法典,而不能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含义艰深、用语晦涩、结构的极端严谨,不然也只是一个花瓶。只有这样,民法典才能满足社会对民法日益旺盛的需求,承担起促进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的作用。
(四)在立法语言、立法体例等立法技术上的借鉴
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包括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借鉴《法国民法典》先进的立法技术。首先,在立法理念上,要借鉴法国民法典的,注重吸收西方自然法、罗马法、普通法的先进理念,同时要汲取我国自土地革命时期便开始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经验,另外,要面向世界民法典立法趋势和潮流,做到现实和传统的结合、现在和未来的结合、外国先进经验与本土实践的结合、民法抽象理论和司法具体实践的结合。
其次,从法典体系上看,我国民法典要学习《法国民法典》,不能根据民法学者理论演绎法典的体例编排,更不能盲目套用外国的立法理论,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民事实践具体编排民法典各篇章,注重方便实际。例如:单独列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法为一章。再次,在编排技巧方面,中国民法典要向《法国民法典》那样采取系统和列举并存的方式,篇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分目,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将人法放在物法前面,彰显对人权的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虽然十分艰辛和曲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只要吸收《法国民法典》以及其他各国先进的民事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不断探索创新民法理论研究,终有一日人们会看到中国民法典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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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十二五”开局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未来五年经济改革的主线。笔者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角度看要素投入方式的变革,分析单纯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为主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论文正文】
“十二五”开局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思考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 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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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战场是抗击法西斯侵略时间最长(1931~1945年)的战场,它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中国战场决定性地位的再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人民的关内战场(通常也称中国战场)、苏联红军的满洲战场和美、英等国武装力量的太平洋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大组成部分。虽然亚太各国人民都为击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平等的成员。但在军事上毕竟有主次之分,何者是主战场?一直是“二战”史学界热烈争论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大多数坚持“中国主战场说”,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作战时间最长,从“七七事变”算起,有8年之久,若从“九一八”算起,则长达14年。
二、中国军队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既使其无法北侵苏联远东,又削弱了南进东南亚的军力。
三、中国歼灭日军的人数最多,战绩超过美军和苏军。
四、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
笔者认为,上述四大论据中,第三条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缺乏严密性和说服力。第一、二、四条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却不是欲得结论的必备条件。退一步说,即使四项论据均能成立,亦不足以论证“中国关内战场是主战场”的观点,因为是不是主战场,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具有构成主战场的基本特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法西斯各国对日作战的总政治,是力图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为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实施一系列战争行为。笔者认为,主战场应当是主要战争行为的发生地域,它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汇集了敌对双方武装力量的主力,一系列战役直接反映了国家军事力量最精锐部分的较量,其结果既能对辅助战场产生影响力,同时又决定着——而不仅仅是影响——整个联盟战争的成败。例如,苏德战场被公认为是欧洲战场的主战场,其最基本的依据是,苏德两国各以倾国之师相搏,德军四分之三的兵力是在苏德战场上被歼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柏林等战役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法西斯德国的覆灭,对欧洲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同样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应当是消灭日本武装力量主力的战场。即使某个战场拥有若干一般特征,但若不具备根本特征——即没有在战场上取得彻底击败日本战争机器的决定性军事胜利,便不能算作是主战场。
众所周知,日本武装力量由陆军和海军两大军种组成,航空兵分别隶属于两大军种。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实践国家军事学说的战略作用上,往往比陆军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其一,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历来侧重发展海军,明治维新以来未曾有过丝毫的松懈。20-30年代,为了建成“一支能与美国相对抗的海军”,日本将其舰艇总吨位扩展至100多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位,是一支有着强大突击力的现代化作战力量。在此过程中耗费了巨额资金,有时甚至不惜割舍陆军的建设经费。以1918-1937年为例,日本海军预算实际上一直高于陆军,个别年度甚至约为陆军预算的两倍。1其二,从历史上看,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黄海大海战、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大海战,比其陆军同时间的满洲旷野之战,对于两次战争的最后成败更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1941年日本一搏国运的珍珠港事件也是以海军突击的形式发动的。其三,太平洋战场上海空战役所能带来的军事、政治后果,远远超过亚洲大陆上的陆军战役。由于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所罗门群岛、马里亚纳、菲律宾、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等战役中大败,以及数百万吨海运船只无法弥补的损失,2日本世界性军事大国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1945年8月盟军本土登陆在即,严重地威协着日本国家政权的生存,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日本的投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和苏联的海上力量都很薄弱,即使能够全歼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也没有在日本本土登陆的能力。)其四,和海军日新月异的状况相反,自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陆军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停滞导致的落后到三、四十年代已基本形成。和半封建、半近代化的中国国民党部队相比,近代化的日本陆军自然高出一筹,但若置身世界列强,和英、美、苏、德等国现代化陆军相比,则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整体、全面的滞后。3由此,笔者认为,日本海军是日本军事力量的核心,承担了战争的首要重担。不消灭它庞大的海军,要赢得战争是一种奢望。对日本来说,一旦其海军悉数被歼,即使陆军主力犹存,有五、六百万之众,亦难继续战争,日本的最后败降即出于此。
显然,在界定“日本武装力量主力”时,不能紧紧局限于陆军,还应将更重要、更强大的海军兵力考虑在内。事实是,中国关内战场和满洲战场对消灭日本海军贡献甚微。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时总吨位仅5.6万吨,只及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并很快丧失殆尽。苏联海军的主力在欧洲,其太平洋舰队兵力单薄。与之对阵的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和“松花江区舰队”亦长年保持在数万吨左右,战争中几乎没有损失过巡洋舰以上的舰种。日本绝大多数的主力舰艇在“联合舰队”的编成内,它们是被以美国为主的盟国武装力量在太平洋战场上歼灭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损失的主力舰艇具体如下:4
战列舰: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日本近现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报1978年发行,第909至912页。就此问题,笔者撰有长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陆军力量的滞后》,未刊。1937年日本约有航运船只400万吨,1941年增至700万吨。太平洋战争中,主要由于美军的轰炸和潜艇攻击,船损率达80%。(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参见【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6、47页。
航空母舰: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2000吨)。
至于日本陆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一直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但在此之后,确切地说只是抗击了其陆军主力之一部,有着庞大兵员的另四大主力——“关东军”、“东方军”、“第一总军”(部署在日本本土)、“第二总军”(部署本土)并不用于中国关内战场。而此时,美、英盟军同样抗击着一个陆军战略军团——“南方军”,并使其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因此仅就陆上作战而言,太平洋战场并不逊色。以下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陆军步师团兵力分布情况简表”1。年月日军步兵师团总数中国关内百分比满洲东南亚及南太平洋朝鲜日本国内台湾及冲绳1937年7月1742111937年末241667%5121938年末342471%8111939年末412561%9251940年末492755%11291941年12月初512243%1310241942年末582339%1415151943年末702333%1523271944年末992525%103821861945年8月1682615%22449598据上表可知,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日军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通常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曾达71%。此后几年连年下降,1944年占25%,居第二位。1945年仅占15%,居第三位。由此可见,自1943年末起日本陆军主力的部署重心已开始转向南太平洋和日本本土。总而言之,美、英盟军歼灭了几乎全部的日本海军,并重创了“南方军”;苏军歼灭了关东军;中国军队牵制了“中国派遣军”,并派出部分军队到东南亚对“南方军”作战。
为了论证中国战场的战果要大于其它两个战场,某些学者通常引用下面三个数字:
一、据〔日〕林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队》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被美、英等国军队击毙和死于伤病者约89万人。
二、据林三郎的《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称,关东军1945年8月在满洲战场被苏军消灭共达67.7万以上,其中战死者约8.4万人。2
三、据1945年延安总部公布的材料,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各类武装力量共歼日军527422人。3又据蒋纬国总编:《抗战御侮》称:国民党军共歼日军859626人。两者总计共歼日军近140万人。
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就第一条而言,89万人仅指的是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损失,并未包括日本本土的伤亡,而日本本土也属于太平洋战场的区域之内。若将日本本土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人员总损失必将位居首位。另据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死亡军人约200万人,其中死于中国关内战场为45.5万人。(参见中原茂敏:前引书第1、第332页)。《抗战御侮》第10卷,台湾,1978年,第45页。《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第479页。《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1页。引自《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2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还有一些学者则有意无意地将第二、第三条的两个数字相加,声称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总共损失了约200万人,这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中国领土”和“二战”史研究中使用的“中国战场”这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后者在地理上指的是山海关以南中国领土。若将满洲战场的战绩也计算在内,岂非贪苏军之功。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人数也只是计算战果大小的参数之一,还有一个物的因素。衡量海军战果最主要是计算“物”——舰艇。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人和物综合起来考察,然后再就各战场进行比较。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武器因素在战斗力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应地,人力比重急剧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一艘数千、数万吨的巡洋舰或航空母舰。常常凝结着国家的最高科技,虽船载不过千百人,但作为一种强力突击兵器,若折合战力恐怕不会亚于数万陆军官兵。
就对日作战的军事技术水平而言,太平洋战场无疑是最高的。虽然中国的抗战具有反侵略的正义性质,并且采取了切合实际的持久、消耗战略,但充其量只是一场近代水平的战争,绝不可与太平洋战场上大量飞机和舰艇的现代化海空立体作战同日而语。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现代世界大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很难有自己真正独立的世界军事战略。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54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和当时西方的战略战役水平来说,是相当有限的。研究“二战”史的学者都知道,日本陆军缺乏实施现代化战役的技能。具体来说,就是坦克(快速集群)的大规模深远突击、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和机动等。换言之,那种源于30年代、大战期间流行于欧洲、北非战场的机械化、高速度、大纵深的合围战役,是日军不具备的。
尽管它几乎在所有针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以少胜多,但那充其量“只是现代科学化战争的微弱摹仿而已”,战役本身的质量并不高。其进攻战役的基本布势,是由“军”级军团在航空兵的掩护下,集中大部分兵力猛攻敌方战线的某一部分,实行中央突破。由于动作比较呆板,进展目标固定而有限度,正面攻击一般没有伴之于两侧的掩护,也未向敌方两翼同时实施快速、深远的钳形迂回,所以国民党军队大都可以在遭受突击的情况下,从容撤出基本兵力,免遭合围。
尽管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支二流陆军,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孱弱和军事水平的低下,中国军队也仅能对其实施牵制作战,无力采取歼灭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更是表现消极,战略上形成了对盟国战场的严重依赖。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军队从未对日本占领者实施过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八年间虽然通过游击战取得了很大成就,卓有成效地占据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并将敌人紧紧地压缩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一带,但也没有对日军的战略战役军团——军、方面军,实施过歼灭性的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南方军”和“关东军”俱遭重创,建制残缺不全,但同时的“中国派遣军”战略布势却基本完备,师团以上的建制从未遭到过全歼。
众所周知,是否能整建制地消灭敌人的战术兵团乃至战略军团,是现代军事学衡量战争水平的一个重要志。
中国军民虽然抗战最久,但时间长短尚不足以论证“中国主战场说”。以欧洲战场为例,英、法对德作战长达6年(1939年9月始),苏联不过4年(1941年6月始),但没有人会认为英、法的西线是欧洲的主战场。
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战场的牵制作用时指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的太平洋战争。他们引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的抗战,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东南亚,又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中东,他们将会与德军会合。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盟国间的支援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一些学者不应该片面地单提我国抗战对别国的帮助,而忽视别国对我国的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有许多部队南调,从而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再以“关东军”为例,尽管它始终部署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战略上的真正对手并非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如东北抗日联军),而是苏联的远东部队。“二战”期间,苏联远东军一直对日本“关东军”拥有军事优势,即使在1941年12月德军逼近莫斯科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苏联一直在“冷战”中遏制着关东军,使其有所忌惮,那么“关东军”主力一旦入关,必将形成攻占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现实威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好的例证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中国派遣军”仅拼凑了14万人,便轻易地从河南洛阳打到了贵州独山。
中国八年抗战的损失确实在亚太各国中位居首位,人员伤亡3000万,物资损失600多亿美元,是受日本军阀戕害最重的国家。(对日作战中,美军伤亡32万人,苏军伤亡仅3.2万人)然而,衡量一个战场的地位主要还不在于它自身的损失,而是歼敌的成绩。苏德战场的作用之所以是第一位的,主要不是因为苏联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多万人,更重要的是苏军歼灭了1000个德国师,并且攻战了柏林,在政治、军事和法律上毁灭了希特勒德国。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军民坚持了8年抗战,并有4年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单独作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大战的整个进程和现代军事学的自身规律来看,太平洋战场无疑起到了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任何其它战场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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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市场是按照品牌产品的需求,进行生产、经营、消费的场所。在品牌市场,既有理性消费市场,也有非理性消费市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的分析与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职业化是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势,而这也正是体育运动品牌市场开发的成功基础。本文以当今中国最为成功的职业联赛CBA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可行性的基础上,探索CBA品牌市场开发途径,以期为CBA发展和CBA品牌市场开发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CBA 职业联赛 品牌 市场开发。
竞技体育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大量职业化发展模式,并逐步出现一些具有巨大市场的体育赛事,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田径世锦赛等。而在篮球运动领域,NBA诞生六十年来,创造了几乎让人难以复制的神话,无论是观众人数还是赛事品牌市场开发,NBA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这种通过职业开创赛事品牌市场的做法,使NBA成为全世界篮球迷心目中的圣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NBA的启发下,面临发展瓶颈的中国篮球,也开始了职业化与市场化运作的发展之路。从全面模仿NBA比赛方式,到现在努力学习其品牌市场开发,CBA已经走过了十几年,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篮球的发展,而且也在培养出王治郅、姚明和易建联等超人气偶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文化。从成立之初的联赛冠名权的拍卖,到向电视台出让电视转播权、发行球星卡,再到第一家篮球用品专卖店的开张,直至培养出姚明这一NBA选秀大赛状元,CBA的品牌市场开发走得坚定而踏实。联赛水平的提高、球星的号召力使CBA越来越受到球迷的喜欢。
在看到CBA繁荣表面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CBA虽然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变化,但同样存在一些可能影响CBA发展乃至生存的深层次问题,如没有清晰的联赛发展规划和品牌市场开发计划;没有解决后备力量培养不足的问题;中国体育制度中赛练学以及退役运动员保障问题突出。单纯从CBA品牌市场开发来看,在缺少清晰规划的同时,如何提高CBA比赛的竞技水平与观赏程度,如何突破品牌开发严重依赖电视转播权出让,如何协调CBA整体品牌开发与俱乐部经营,如何为联赛的无形资产增值建立长效机制等等。在此情况下,必须将学习NBA从表面向内里深化,并充分考虑中国市场与中国消费者的习惯,真正将CBA品牌市场开发领上康庄大道,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中国甲A、中超联赛等闹剧。
2.1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奠定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联赛体制建立的基础,而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幅增加,才使CBA能够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联赛。
CBA品牌市场开发中,无论是赛事门票收入还是各类赞助和电视转播权出让,都是建立具有一定消费实力的消费者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为CBA提供了数量巨大的潜在消费群,加之篮球自身的群众基础,使CBA品牌市场开发具有可能。
2.2 我国体育事业的社会化加深,是CBA品牌市场开发的前提体育事业的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缘于社会生产力提升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篮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脱离了单纯的体育竞技活动,而成为人们的一种消费需求,它造就了体育服务部门的形成,而且这种体育服务部门的分工会越来越细,留给人们的市场化运化空间也越来越大。当篮球运动成为商品交换的常客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随之产生,篮球的产业化也就成为必然,这显然为CBA将自己作为一个服务商品品牌进行市场开发提供了可能。
2.3 篮球运动具有广泛的受众,CBA品牌市场具有巨大潜力篮球作为世界三大球类运动,本身在我国就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据国家体育总局篮球管理中心统计,全国有近三亿篮球爱好者,经常参与篮球运动的人数超过七千万,从城市到乡村、从小学到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而且在提高群众身体素质的理念下,国家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从上到下的重视,让更多人投入到篮球运动中来。这么多的篮球爱好者,事实上都是篮球消费品的潜在消费者,同样也可以成为CBA品牌的消费者。而且与NBA在北美面临其他三大赛事的竞争不同,CBA良好的口碑,使其在中国体育消费市场中一枝独大,品牌市场开发潜力巨大。
3.1 加强产品开发,设计突出特色。
优质的产品永远是品牌开发的基础,CBA要做出自己强大的品牌市场,必须加强产品开发,在设计上突出CBA的特色。作为中国CBA联赛的开发者与掌门,篮球管理中心必须在篮球俱乐部的支持下,有针对性地开发联赛产品,突出特色。一方面,可以向NBA学习,加大国际球员的引进,从而吸引外国媒体的报道,提高联赛知名度,为下步品牌市场开发奠定基础。在当前阶段,由于CBA的品牌还无法与NBA相比,对顶尖球员的吸引力还比较弱,加之中国篮球市场的承受力不够,无法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撑,因此,可以将目光放在亚洲市场的开发上。即以引进亚洲球员为主,逐步打开日本、韩国、东南亚、西亚市场。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CBA在亚洲市场的老大地位,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国家对其本国球员的关注,为CBA带来更为庞大的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可以逐步扩大CBA阵容,在保证联赛竞技水平与赛事观赏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军。扩军是CBA发展的必然趋势,既可以使更多的球员获得机会,为国家队储备人才,提高中国篮球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相匹配,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进入CBA品牌市场的机会,共同将CBA品牌做大做强。
3.2 打造精品,注重产品附加价值。
NBA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篮球赛事,为我们提供了直接学习的机会,从其品牌市场开发来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买到与NBA相关的产品,小到茶杯,大到旅店,NBA的LOGO随处可见,更不用说篮球、篮球鞋等篮球本身的产品。这不仅为NBA的老板和赞助商带来丰厚的收益,而且为NBA培养了众多的球迷。NBA的产品开发一直奉行精品路线,NBA董事会在管理上设定了严格的标准,使球迷始终可以买到令他们满意的产品。CBA自2000年开设第一家专卖店以来,专卖店的经营一直不温不火,对CBA的品牌提升与市场扩容助力很小。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产品的粗制滥造,缺乏对授权制造商的约束。要进一步扩大CBA品牌市场认可度,必须打造精品,注重产品附加值。一方面,要由CBA赛事管理者统一授权,俱乐部参与分成,建立严格的产品开发标准,坚持精品路线。另一方面,要积极借助社会力量,特别是利用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的良好契机,逐步建立CBA产品的社会口碑,提高产品附加值。
3.3 增强品牌的辨识度,提升品牌包装水平。
CBA品牌的开发,要积极借鉴企业的做法,重视其品牌包装,增强品牌的辨识度。一方面,要对赛事本身进行包装。应该看到,竞技体育有时是残酷的,在成绩的面前,有些比赛可能会平淡无奇,但通过包装,可能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会是别样画面。要学会从赛事出发,又脱离出赛事,从赛前的各种媒体炒作,到比赛转播时充分运用技巧合理设置转播画面,再到与CBA比赛、球星相关的各类素材,增强CBA对观众的吸引程度。另一方面,要以CBA场馆、赛事之外的包装。越是舒适的比赛场馆,越容易吸引球迷的进入。转播设备越好、画面越清晰,同样也更能吸引球迷观看赛事转播。同样的,赛事之外的包装也非常重要,诸如CBA球星的各种公益活动,CBA的全明星周末,都要努力在提高观众参与度上下功夫,从而激发球迷的参与激情,为CBA树立良好的社会口碑。
3.4 运用明星效应,加强CBA品牌推广。
篮球明星是篮球赛事最好的品牌,它不仅可以为赛事带来众多的球迷观众,更可以为赛事吸引众多的赞助商,对赛事品牌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NBA正是依靠张伯伦与拉塞尔、伯德与约翰逊、乔丹、科比、詹姆斯等一代代篮球明星而成为篮球圣殿。姚明成为NBA选秀状元的那一刻,CBA开始走入全球的视野。因此,要充分运用明星效应,并借此加强CBA品牌推广。一方面,要善于造星,即对篮球明星进行包装,制造话题,吸引观众。另一方面,要加大篮球明星的代言等活动开发,通过提高篮球明星曝光率来提升CBA和俱乐部知名度,推动CBA品牌推广。
[1] 张彦荣。CBA品牌营销策略研究[J].价值工程,2011(33)。
[2] 李兵辉。对中国CBA品牌市场开发的研究及分析[D].河北师范大学,2008.
[3] 朱辉。我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市场化经营因素分析及对应策略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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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应该表现为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指导价值。这需要从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问题出发,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指导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内涵,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作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软实力;对策思考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砝码,通过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观点,这必将对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所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转变发展历程。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对文化批判的理论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而造成了人们认为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是人创造了宗教,并进一步对宗教这种文化意识形式进行了总结性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了文化领域,确立了文化观的自然存在前提。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文化主体存在的自然前提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前提的自然存在物,其中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文化创造,因此,文化与自然界是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中各种要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与完善。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而我国“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是源自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都在不断地强调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性,可见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物化”危机。虽然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流传下来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医、天文历法、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而是它的经济作用。在一味追求物质的世界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面临着被“物化”的危机。更严重的是,在所谓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下,我们漠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优秀文化,造成很多“去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主体的缺陷。由于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二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人才严重不足,滞后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速度。三是文化事业教育工作者缺乏创新精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这些不良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下人们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道德无下限等负面情绪的影响所致。
(三)文化安全问题亟待解决。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加剧,甚至出现文化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参透等不良现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的“十条诫令”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好佐证。“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新闻量占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与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③可见显而易见,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碰撞与冲突,甚至对我国文化构成严重威胁。
马克思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根据。因此,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现状,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地制定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举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应该切实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
(二)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的主体又是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的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更是检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基本指标。
(三)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传播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往形式,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通过媒介传播,可以将一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我国可以结合本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策略。例如:举办中西方国家“中国年文化活动”、成立“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的参与度。我们既可以发挥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人际传播和交往的作用,又可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走出去”,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总之,我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丰富,但是发展速度滞后,国际影响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制定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对策。(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②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③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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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艺术伊始,国人大多推崇国外的一些钢琴名家、名曲,并将之作为钢琴艺术学习的典范来推广。尤其是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李斯特、柴科夫斯基、肖邦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钢琴名曲,简直被奉为钢琴界的神明。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中国钢琴艺术发展之思考。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中国钢琴艺术发展之思考
我国的钢琴演奏家们在汲取了西方钢琴文化艺术的精华后,结合我国民族特色文化,将中国钢琴艺术逐渐的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钢琴文化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当中国的钢琴演奏技能达到世界水平的时候,中国民族文化也在世界文化领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首先,我们能够从整体上发现中国传统的民族气息和民间特色,这是中国传统美学标准在钢琴艺术中的体现;其次,西洋乐器本身所带有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使得中国的钢琴艺术必须在本土的审美要求中融入能与本身印记相适应的内容,这是钢琴自身艺术特点对其要求。在中国音乐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发展,我国的钢琴艺术形成了能为人们所接受的特点。从西方来说,它们吸收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的美学意境和风格。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钢琴艺术的继续发展不能秉承一成不变的美学思路,我们必须思考: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冲击下,钢琴艺术中的美学观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只有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中国的钢琴艺术发展才会快速地向前发展。
中国钢琴艺术民族化特征的显现主要表现在演奏风格、钢琴曲目和文化推广三个主要方面,与欧美钢琴艺术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差别,并逐步向中国式钢琴艺术过渡和演变。
1、演奏风格特征
以殷承宗的《春江花月夜》为例,该曲本是古筝曲,改编成钢琴曲后,依然不失古筝如泣如诉的悠悠之意,体现出了民族化特征。这只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中国钢琴曲目大多如此,在钢琴演奏中显现出更多、更明显的中国民族艺术特征,这是五千年造就的根深蒂固的民族元素。
2、钢琴曲目特征
在诸多以民族文化特征为主的钢琴曲中,尤其以中国古代曲目和民族曲目居多,而这些钢琴曲作的出现,充分展现了中国钢琴艺术的民族风,例如黎英海的《夕阳箫鼓》、陈培勋的《平湖秋月》、刘晓耕的《撒尼幻想曲》、廖胜京的《火把节之夜》等,不胜枚举。这些中国民族与古典的融入,足以展现中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特征。
3、文化推广特征
钢琴艺术伊始,国人大多推崇国外的一些钢琴名家、名曲,并将之作为钢琴艺术学习的典范来推广。尤其是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李斯特、柴科夫斯基、肖邦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钢琴名曲,简直被奉为钢琴界的神明。大凡学习钢琴的学生都必须学习他们的曲目,并以能够熟练演奏这些曲目为骄傲。后来,随着国内钢琴艺术、钢琴曲创作、钢琴曲目的逐渐成熟,中国钢琴曲目也就融入钢琴学习中成为必备学习曲目。尤其是古典曲目改编出来的钢琴曲更是比较突出。随之,以中国古代曲目改编的钢琴曲成为钢琴文化推广的领头羊,并为该领域的文化推广开启了先河。
1、与民族渊源的融合
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就是民族渊源的融合。钢琴艺术传到中国之后,中华民族那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为拓宽钢琴艺术题材内容提供无穷无尽的创作之源,显现了钢琴艺术与中国民族渊源的融合。另外,由于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生活环境、宗教信仰的不同,也为钢琴家在创作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灵感。
2、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和融合,钢琴艺术已经与中国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且逐步演变成中国音乐大家园中的重要一员。其中以《牧童短笛》为例,该钢琴曲目是融入中国元素最多并且成名最早的。这一作品是中国老一辈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虽然作品在刚刚创作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就当时而言,用钢琴曲来创作中国民族音乐是一种新的尝试,而这种尝试恰恰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
3、与民族乐器的融合
我国的民族乐器众多,主要包括磬、缶、铃、萧、笙、琴、瑟、古筝、琵琶、二胡、笛子等近百余种乐器。而这些乐器在实际的演奏和使用中,正逐步与钢琴较为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钢琴为古筝演奏、为琵琶演奏、为笛子或箫演奏的合作曲目,而且随着钢琴功能的不断开发和挖掘,现代钢琴已经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以古琴、古筝为首的中国乐器的声音,虽然仅仅是形似而神不似,但这已经足以显现中国民族乐器与钢琴的有机融合。
例如,现代音乐家谷娜创作的《彝寨风情》中的《月下》就是用钢琴代替传统乐器葫芦丝演奏出来的。虽然钢琴相对粗犷一些,但依然以委婉的音调呈现出了彝族青年月夜相互依偎的美好场面,让人们在钢琴曲的演奏中仿佛看到彝族青年月夜的歌恋情景,这一演绎是成功且玄妙的。
现代钢琴艺术语境受不同文化、社会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境差异巨大。语境是听众感受钢琴艺术的重要方面,所以,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时代潮流,促进钢琴艺术的融合,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当今的中国钢琴领域中,优秀的钢琴人才必将会越来越多。而优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曲目也会与日俱增。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里,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钢琴教育工作者去共同努力、探研,从而把中国钢琴音乐推上一个又一个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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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是由中国人民群众创作的,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流行的美术。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衰落与蜕变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的中国,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全面转型为特征,整体地沉浸在由农业手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潮流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的中国民间美术,处身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观百年历史履迹,原生形态的衰落与蜕变形态的生发,构成民间美术随社会文化变革而呈现的两种基本态势。
中国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衰落是整体性的。百年来不断扩展、深入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对“原始生态环境”日甚一日的改造,深重地瓦解了民间美术古风承传的基础,以致今日的衰落现象,难以和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变异”相提并论。本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有别以往那种改朝换代式的变革,它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基础上。其势所及,前工业时代所构筑的价值体系,莫不呈现紊乱甚至分崩离析。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远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就人类的生存理想而言,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真能够实现它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依然悬而未决,甚至眼下也并非不容置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视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以致广泛持久地激励着满天下怀抱幸福理想的芸芸众生。在它的缀满五彩花环的旗帜下,现代人义无返顾,蜂拥向前,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大众对现代化运动从痛苦无奈的被动承受到满怀理想的主动参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创造者便逐渐离它而去。就民间美术的衰势而言,创造主体的丧失显然不同于一品一物的毁弃,它是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里着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裂变,来考察民间美术创造主体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是古老中国开始其现代化历程的蒙辱的前奏和标志。为自强和富国,清廷曾兴办“洋务”,力图建立官僚资本的现代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资本主义工业热潮。尤其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在口岸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初奠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本世纪下半叶,政府高度强调工业的主导地位,努力发展科学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逐渐超过农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外资和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特别是乡镇社队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零趋整的现代工业,使中国经济由单纯农业发展为农工并举。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因素,由基础层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裂,便是其作用的使然。早在起步阶段,工业生产即凭机器制造的优势和颖异的造物观念,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手工产业,使之在实用品生产领域迅速退却。这不仅意味着那些与传统织造、印染、锻铸、烧造或髹饰相关的民间实用美术势呈失落;更意味着赖之谋生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像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其它国家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离异和聚落的城市化趋势,也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国曾有过世界最大的城市,却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去甚远。它既不是商品流通中心,也不是吸引社会精英和一般人的去处;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市民和乡民、商人与士绅保持文化共通的一致性。口岸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式,与四周汪洋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以现代城市为中心,工业生产构筑起向外辐射的商品经济网络,在其势力范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远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不住打击,被迫涌向城市,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逐渐汇集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市民群体。
相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这个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裂变。作为二元结构的一端,他们疏远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文化,转而介入到更强调个人主义和横向关系的城市社会秩序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氛围,使他们日益在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生活行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与依然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拉开距离。他们也因此成为农民羡慕和仿效的对象。
百年来,现代市民的崛起和有增无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势头,对作为二元结构另一端的农民群体的影响,已不止于数量上的削弱。出于对工业文明的身心认同,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在整体上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获得提升,逐渐是他们而不再是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主导着这个时代的风尚。社会主导力量的历史性转移,造成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低落。他们身处现时代的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这个“土”字的现代底蕴便是“落后”。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动摇了农民在“以农为本”千年国策中树立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自信心。现代传媒或其它现代运作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心理不断滋生和蔓延。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向往进工厂或坐机关,与日俱增地渴望摘掉“乡巴佬”的帽子。支撑传统价值的心理基础,因此受到难以估量的削弱。原先那些习以为常或者引以为豪的东西,如今他们已自觉“土得掉渣”而羞于示人。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由于自身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日趋萎缩。
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足以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地理或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天然障碍,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相对封闭的氛围中,坦然自若地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边地僻壤,这种情况实际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甚至不乏持续至今者。在那里,人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祭祈迎拜的习俗活动依然构成乡间里闾的人文景观,诸如慎终追远、尊神事鬼、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不过,这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早先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行的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小学教育的大范围普及,以及通达社队一级的公路网、有线广播网和邮政体系的建设,到近20年来广泛实施的农村改革和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落户农家,还包括““””的“上山下乡”和目前的“民工潮”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对乡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持续强劲的冲击。它所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当代社会主导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日趋社会化。
不难理喻,百年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和俯瞰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导价值。而寄蕴其中的要质,则是整个现代世界概莫能外的唯科学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咄咄逼人的物质优势激起中国人对科学的崇信。由此,一种认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层崛起。进而,通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通讯在内的一整套控制和传递机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业产品,它日益广泛、深入地向社会基层传播渗透。在唯科学主义视野中,现代自然科学创立的基础原则和方法具有综合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元性。西方中心主义仗恃工业文明的物质优势所营造的文化不平等,使现代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它和唯科学主义特有的批判意识,汇成社会主导价值中持续震荡中华文明传统的反叛思潮。潮涌之下,传统架构被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视为一种非科学的体系。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或形态,被渴望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人当作迷信、愚昧或落后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毁弃。唯科学主义极力倡导和尊崇的科学的世界观,大范围地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制高点,并对有悖社会主导价值的一切构成俯射之势。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新式教育的科学知识灌输、工业技术的巨大生产效益、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物质诱惑,都在不断促使庶民百姓接受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他们愈来愈深地沉浸到科学世界观的“西洋景”中。在这里,人们不再崇仰超自然的“神性”,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仿佛被现代航天器抛向外太空;人们不再相信时间是循环运动的,在拉直的时间中祖灵的庇护力量日益远去于在生之灵;人们不再拘泥古代圣贤的道德训诫,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犹如被淘汰的商品;人们不再顺从长辈老者的意志,“老人们传下来的东西”已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劳什子;人们不再执著自己的心声心志,浪漫绮丽的“土地梦”被客观规律碾得粉碎……科学一元论、物质决定论、数学式思维和工业进步观等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思想。尽管他们在理解上难免肤浅、简单甚至混乱,但这一点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科学而非神灵才是福祉之源。
农民精神世界的“科学化”,如同釜底抽薪,使民间美术原生形态不可挽回地丧失着它的创造主体。虽然事态尚未发展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程度,但是还能承传几分古风、保持些许纯粹的传人,已是凤毛麟角。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如今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至于那些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装饰、游艺的一系列品物,自然要随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渐渐失去以其原有意义和形式继续存在的支点。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的另一番景观,却不乏生机。这种景观由一系列蜕变形态构成,它们或许依然带有原生形态的某些形貌或风味,却顺应现代化主题下的社会需要,经历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
诸如诉诸集约化生产的所谓传统民间美术品或手工艺品,以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新年画,纯粹用于陈设或把玩的彩扎塑作,仅为节庆娱乐甚或兼容广告意图的龙舞灯会,还有且作“中国迪斯科”或“健身操”的街头秧歌,以至取用任意的装饰化纹样等等,人们都可从中领略到蜕变形态的时下之味。与原生形态的衰势适成对比,它们在城市或深受城市风影响的乡镇地区,方兴未艾地发展着。本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当那些经不起工业文明冲击的农民沦为城市街头的游方艺人,或者不得不在村落里为遥远的消费者出卖手艺时,民间美术的蜕变过程便已启动。随后,社会革命、社会运动、经济建设和商业运作的需要,曾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这一过程。如今这种蜕变形态,在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吸引力,并可望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潜力丰厚的增长点。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以往民间美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生活意义。即便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也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才能证实它的审美价值,领略它的特殊审美意蕴。譬如,灯彩的扎制迎送,在中国南北地区多出于“祈子”“祈雨”社会要求和动机,并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它于何时何地开展,它的每个程序环节、各种造型处理,以至活动中人们的具体反应方式,都紧扣着“祈子”“祈雨”中心意向,并以稳定持久的风俗形式固定下来。一方人士莫不遵循俗制,适时适地、合规合范地从事制作,开展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凡参与者也按家喻户晓的程序定式和“说头”,渐入心满意足的审美佳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些在与有神有灵的天地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习俗,都与一定的节气、时令、气候、水土和人事紧密关联,遵守如同法律的俗规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前提。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通常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它排斥一切脱离习俗的或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
然而,在持续变革的现代氛围中,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日益脱出传统俗套,成就它的动机变得来源广泛,不拘常规。一项政令法规的传播宣教,一个公司的促销考虑或者张三李四一时的兴致,都可能成为推出一项活动或制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动机的实施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主题,自由地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程序,也同样自由地选择某个门类样式,把握每个造型细节。出于脱俗的创作动机,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实已孑然一身,原先与之交融一体的风俗完全被背景化,如同一张可以随意更换、远近任调、色淡形虚的“背景纸”。举目所及,诸多原本习俗规定性很强的品物与样式,如“拴娃娃”、“扫睛娘”、“送老花”、“春公鸡”、“傩面具”、“百衲衣”和“龙灯”、“狮舞”等等,都获得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无疑增进了它们的适应性,以至可以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
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投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
应该意识到,在本质上并非某种审美样式而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和文化运作机制的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会适应新的民俗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体系,以相应变化了的形态继续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有效地发挥其调节和补偿功能,即“艺术”的一般文化功能。因此,对中国民间美术的价值判断和前景评估,不能仅仅看重其艺术形式特征一类的美学价值,或视之为某种固定的价值实体,而应该关注它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价值运动,更应该强调它对于文化建设的结构意义。任何一种有关发展中国现代文明的高远战略意识,都不能忽视流行、运作于社会基层的民间美术,不能忽视它所具有的朴素而深刻的功能性文化价值。有鉴于此,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一些高度社会化的“通俗艺术”,应该从文化建设的合理结构或功能意义上加以分析和重视,尽管它目前尚有粗陋浮艳、驳杂无序之嫌。
震荡全球的现代化潮流,没有颠覆反倒强调了一个恒久之理:安身立命的家园,需要不断地去建设。因此,只有建设而非“设置温室”、“复制古董”,才不至于丢失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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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各国政府和人民最大的敌人,我党作为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反腐败都有不同的思路和策略。新中国建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班子依靠民主思想治国,以民主政治作为打败腐败分子的强大武器,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权力,同时贯彻民主集中制,建立民主监督机制,让权力运行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发动人民群众来打击腐败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班子发展了民主反腐的思想,认为民主必须以法制化为前提,从而形成了法制反腐的思想,不仅仅重视调动人民的力量,更重视建立一个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和严谨的法律法规体系,利用法律规范的普适性和国家强制性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改革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在毛泽东民主反腐思想和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下形成了法治反腐思想,提出建构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机制,加强反腐的体制创新,坚持标本兼职。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充分说明新时期法治反腐策略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为我们探索法治反腐的路径提供了许多方向。
中国缺乏法治意识,从而导致千百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停滞不前,不仅法律法规系统混论,而且实践中执法不严,法律威信丧失,国家信用下降。俗话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公共权力的运行必然夹杂私人利益的衡量;有规则但不严格执行,社会就会陷入拜金主义或者人情主义。规则和对规则的运行,都是合情的必要条件。所以,要实现法治反腐,首先要建立完备、合理、科学且可以实施的反腐法律体系,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反腐执法体系,保证国家法律得到贯彻和实行,切实追究腐败分子的法律责任。
权力为社会服务,权力运行的效益成本来自于社会成员的公共纳税。所以,公共权力行使必须有一定的界限,否则极易被权力寻租者利用以寻求私人利益。公共权力正常行使要求政府科学地划分公共事务,并依据划分结果合理设置权力机构,同时理清权力机构运行的合理条件,合理配备公务人员和财政物资投入,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避免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廉政生态建设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开放、参与和公开,政府公务活动必须依法予以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杜绝暗处执法;同时激励公民广泛参与政府的廉政建设,将政府内部反腐和外部反腐相结合,构建政府与公民共同反腐的机制建设;最后要保障公民的检举、申述和控告的权利,当政府的公共权力侵害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公民可以将政府诉诸法院,追究违法腐败分子的法律责任。
法治反腐体系建设仅仅依靠政府内在单方面的机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充分发挥我国人大的权力监督机制、民众及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机制、党内领导监督机制以及参政党参政议政的多党监督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我国政府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把腐败的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推动政府的廉政和亲民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的步伐。
习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强调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评价体系,落实主体责任追究机制,让法律规定和反腐制度建设不再是纸老虎。责任追究机制主要从干部个体是否清正、政府行为是否廉洁和责任是否具有具体可行的量化指标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尽可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多元化评价主体以及严格的责任追究程序对腐败分子进行法律责任追究。
中共建国60年来,反腐一直是关系国家存亡和人民切身利益的政治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形成了不同的反腐策略,从新政权建立时期的民主反腐,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制反腐,再到现阶段全面改革发展时期的法治反腐,都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不懈进行的反腐斗争。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新的社会环境下要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党的全面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新阶段的过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体系建设,坚持法治反腐,坚持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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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这个名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但工业设计目前在我国还不十分流行,仅仅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创新设计的新产品更是少之又少。这在国际上处于落后阶段。工业设计的核心就是产品创新设计,它是一切企业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今天市场竞争愈趋激烈,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模仿,要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真正实现自主设计。
我们认为产品设计是实施品牌战略的首要任务。产品设计是有目标地创造工业产品和计划的过程,它对产品的先进性和竞争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往往决定制造成本和营销服务成本。所以,产品设计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最重要支柱,是产品创新的核心环节。
产品是以物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的。如果设计师在设计产品的过程当中,在产品中融入设计的情感因素时,产品就将不再是单纯的物,就具有了情感产生了一定亲和力,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产品的兴趣,使人们通过产品进行交流。交流本身也是设计的过程,设计是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完成的。产品在设计师的情感化设计过程中应当让更加易于人们的情感交流。将人们的多种情感因素设计在我们的产品当中,达到物与人情感交流顺畅的目的。让人们首先从心理感受上接受产品,实现情感世界的产品设计。
设计对人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用设计的有效手段来引导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情感产品的设计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及质量,使其达到美化效果。实现情感化设计,让人们在交流时产生愉悦的心情。而设计生产那种没有情感可言的“机械化”产品,就不会给人们的交流带来愉快,也不可能拉进人们之间的遥远感情距离。
设计的本质任务是服务人们的生活。而产品的非物质因素是产品设计中要考虑的关键。实现产品设计的情感化,以产品这一物的形态来实现人们的沟通,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让产品成为情感的依托,这应当作为当代产品设计师所追求的目标。
同时也要做到人性化,人性化设计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的尊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多层次的需求,发掘人的内在潜能。经典的诺基亚移动电话总是人性化的。它必须与心灵、感觉、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技术的根本是人性,让技术按照人们自然的生活方式工作,这是诺基亚倡导的人性化技术的精髓。想像一种无限灵活的技术,它结合了不可抗拒的美学魅力、经典的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极度舒适,让诺基亚移动电话像天然的皮肤一样无间完美地契合消费者的生活,为消费者传情达意。
所以我们要遵循“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同时也要在这些设计中融入我们中国的元素,有我们中国的特色。企业要不断强化工业设计创新意识和自觉性,更多地运用工业设计提高产品自主创新的能力以便更好的创造我们自己的品牌,做到中国制造。此外,要加强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的工业设计意识。企业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的作用,为设计行业提供更多的机会,留驻更多的设计人才。
说到人才,我们也要充分利用我们国家人口多的优势来实施工业设计人才战略,构建一支高素质、国际化、多层次的设计人才体系。人才是我国的强国之邦,设计人才则是提高我国工业设计之本。
但是与此同时工业设计为人类创造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源,能源的消耗,并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设计师们要重新思考自身职责和作用,来实现我们要走的一条绿色设计的道路。
由此可见,只有创新,才能令中国企业走上自强之路,才能令“中国制造”提升产品的价值。再重视创新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环境问题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人为本做好绿色设计。总之,我国产品创新应从多方面来考虑,设计和制造出有中华民族特点的现代工业产品,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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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建筑进入世界建筑话语体系仅仅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其间伴随着中国大规模建设时代所带来的活跃建筑市场与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建筑师的涌现。
2000年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张永和被邀请参加了题为“少些美学多些道德”的主题展展览。这是中国内地建筑师首次参加建筑双年展。而这也是张永和同一时期参加的众多国际建筑展览中的一个他的作品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放置于军火库展区入口的“竹墙装置“另一部分位于整个展览流线的中间位置作为展览主题研究的一部分展示了张永和的竹化城市泉州中国小当代美术馆与“桥上村庄”3个作品。可以看出这组设计都是针对中国当下快速城市化所引发的社会与生态危机所做出的对策。
2002年的双年展中萨迪奇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即将为世界建筑界关注的焦点。十年时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不但展出了大量建成与即将建成于中国的建筑作品同时也逐渐成为中国本土当代建筑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个体建筑师通过主题展与其他形式的个展迅速获得西方建筑媒体的关注.而中国馆的建立更成为了扩展中国当代建筑在海外影响的制度性工具。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的消费限定于中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新奇刺激与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性之上MAD可以作为这两种类型的代表。而双年展对于明星建筑师的青睐也模糊了人们对于中国当代建筑更为全面的认识。
1、实践的展览。2006年在鹿特丹举行的中国当代建筑展.由NA}策展,策展人在筹备期来中国和每一个可能参展的人谈话。这次展览更像是向欧洲的建筑界介绍中国的建筑师这种方式相对被动,但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视角相对打开相对来说更有意义的是2008年底东京举行的“欧亚建筑新潮流”展览,策展人是伊东丰雄和PeterCook.他们从亚洲选了7个人欧洲选了8个人,本次展览的根本目的是看看哪些人有潜力,更重要的是用这种方式鼓励这些人在未来把水准保持下去、把潜力发挥出来.通过展览,交流对建筑师的一种推动,是对建筑师坚持的一种认可。传统展览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存在,特别是对青年建筑师而言。
2、跨界展览。比如说“不自然展”“百分百设计展”(做了一个家具),还有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里的“建筑与文学想象“特展,每次都有一个不同的与建筑相关但又不完全一样的视角这个对建筑师是有帮助的。
3、思考层面的展览。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与成都双年展就属于思考层面的展览。在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做了一次“社会主义新工房”;在成都双年展做了一次“空中多层公寓”。表面上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实际上是怀着非常现实的角度去尝试、思考和实践的。也就是说自己提出问题然后尝试解决它.特别是对住宅的未来和新城当中未来的住宅原型作出探索。把参与展览看作一个真的项目然后通过展览把它呈现出来。基于了这样的思考经历一步一步地升级。目前在和一些业主谈把它变成现实通过展览把积累的研究做起来。最后推动它变成现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代中国建筑展览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自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建筑以“准参展”方式亮相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本土再无有影响力的建筑展览发生。在此期间却有一位中国建筑师频频亮相于国际的展览当中.那就是张永和/非常建筑。一方面对建筑的思辨是张永和/非常建筑的建筑创作的突出特征.而展览是一个非常适合展示这些建筑思考的舞台,尤其是在非常建筑成立初期实际的建筑项目寥寥无几的时候,“展览“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张永和/非常建筑总是力争利用展览中的一切可能性来实验他们的建筑思想这些思想也与实际的项目操作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从其频频参加的艺术展也可以看出张永和/非常建筑的宽广视野希望通过与其他艺术形式和诸多策展人艺术家的交流,探讨中国当代建筑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作为建筑实践的思想基础。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效应就是这些展览为非常建筑带来了“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建筑项目。张永和/非常建筑所参加的展览对于中国建筑界也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展览打破了当时中国建筑界的沉闷。呈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实践之路”为中国实验建筑一的萌芽与发展注入了重要的力量,也也使其他的中国建筑师意识到,展览这一特殊的“建筑实践”同样可以成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观念与主张的重要窗口。这一启示预示着中国“建筑展览”时代的来临。然而当前中国建筑展览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1、缺乏有国际眼光的建筑策展。策展和策展人是来自艺术展览领域的用语。策展人是指在艺术展览活动中担任构思组织、管理的专业人员。通常是指在博物馆、美术馆等非盈利性艺术机构专职负责藏品研究。保管和陈列,或策划组织艺术展览的专业人员。
2、缺乏有针对性和学术性的建筑批评。这里批评不是指狭义的评论。而是指对建筑文化发展的切近观察,调查和研究。
3、缺乏收藏整理当代建筑文献资料的机构和机制。博物馆和美术馆是记录、见证人类文化史的机构建筑文化是它们收藏和展示的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建筑文献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重要的建筑书籍、出版物;二是重要的建筑师手稿、模型、图纸、草图、照片、通信等。
1、角色定位。建筑策展人和批评家的角色定位包括:建筑策展人的职业特征、角色、功能及素质要求策展人如何保证其学术性、独立性和操作性;策展人在文化、制度方面的作用批评家在策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这些都是确保展览学术性和针对性的重要问题:以及中国建筑策展人的教育和培养制度的问题。
2、建筑策展的操作模式。策展是一门非常综合的学问。其一系列的操作过程从选题、策划资金筹措、宣传、建筑师的选择、展览的布展到展示设计的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尤其当代建筑策展对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以及建筑展览与一般艺术展览对空间布局的特殊要求等。
3、中国当代建筑批评的价值标准。中国建筑的质益如何与经济的发展和建造的数纽等量齐观?如何在整体上呈现中国当代建筑的全貌而非几个零零落落的建筑个案?中国建筑如何靠整体质量获得尊重而不仅仅靠超大的规模和超快的速度满足西方的猎奇心态,应该探索和中国快速发展的道路相适应的建筑评判标准对低技快速、经济、灵活等中国建筑特有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赋予这些因素应有的价值而不是仅仅作为限制中国建筑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也是中国当代建筑的策展和批评所面对的关键挑战。
4、建筑文献的评估、整理、收藏、保存的方法与技术途径。对电子和数字化保存的技术手段,以及对保存的资料进行网络和其他形式的资源共享以便于更充分地应用于学术研究。应充分利用策展契机和建筑批评建立公正、有效的评估机制并在保存和利用建筑文献的前题下以建筑为统筹建立方便、快捷的分类收藏与检索途径。
5、建筑展览和文献收藏机构设立的管理制度与组织机制。建立成熟完善的建筑展览体制,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尤其是展览策划组织机制。批评家作为独立策展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和策展制度对于展览学术性和针对性的贡献、对建筑展览制度的内容和规范均需要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待建立完善的独立策展人制度、展览和文献收藏机构的建制、权属和管理制度以及资源共享和向公众开放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总之,中国建筑展览对于中国建筑的发展以及文化传承有着重要作用,能够促进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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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指明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中国加入WTO后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一国货币实现可兑换,使国际贸易商品的“一价定律”机制得以发挥作用,从而更能准确判断本国生产的货物与劳务的比较优势,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
关键词:WTO 人民币 兑换
对中国加入WTO后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思考
在过去几年中,理论界对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问题展开过一些研究,但大多数成果停留在设想方面。现在,中国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越来越近了,重新研究这一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就这一专题进行探讨。
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指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经济交易引起的外汇收支均不加以限制,外汇可以自由流出流入,也称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没有给予严格界定。在具体实践中,某些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化进程中依然对资本项目下兑换实施一些必要的限制。
在我国,早在199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指明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中,将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定为改革的最终目标。那么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实际利益呢?
1 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一国货币实现可兑换,使国际贸易商品的“一价定律”机制得以发挥作用,从而更能准确判断本国生产的货物与劳务的比较优势,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
2 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内企业提高效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等于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提供了连接点,使市场机制功能更为完善,有利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
3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资本可以自由转移,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短期贸易融资的形式支持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资金从经常项目下盈余的国家向逆差国家转移,从而改善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国际收支状况,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多边贸易体系。
4 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将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将消除外国投资者对投资收益难以自由汇回的顾虑,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也有利于具备实力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扩大市场容量,为我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融资场所。
5 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将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民间来往,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货币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条件有:1 合适的汇率水平。这对于避免国际储备持续下降或货币贬值是十分必要的。2 合适的国际储备水平。国际储备水平相对一国国际贸易应当具有相当的规模,从而能够吸收国际收支所面临的各种暂时性冲击。3 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大超过其贸易伙伴,它就无法在拒绝采用货币贬值或对进口和支付进行严格管理的情况下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均衡。除上述三个条件外,有效的市场环境对于通过实现货币可兑换以充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十分必要的。有效的市场环境是指产品和要素市场充分灵活,从而国内的成本价格结构可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并能够反映出现行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而且各经济单位也都有积极性和能力对市场价格变动做出反应。
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入WTO将大大推动这一进程。
1 我国的国际贸易、投资规模增长迅速,要求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
在国际贸易方面,1978年到1998年间,按可比口径计算,中国进出口额保持了年均14%左右的增长率,其速度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引进外资方面,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加,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300亿美元,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近30万个。在对外投资方面,经外经贸部批准到海外投资的企业达5000多家,中方投资数十亿美元,规模虽然比较小,但已显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要求人民币早日实现可兑换。
我国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务实的努力,包括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多次下调进出口商品关税,使平均关税率由原来的3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15%。某些西方国家的阻挠和漫天要价,阻碍了我国“复关”和“入世”的进程,但世界贸易组织不可能长期将位居全球贸易第11位的中国拒于门外。1999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终于出现转机,中国“入世”不再遥远。中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承诺在2000年左右实现贸易自由化,并逐步实现投资自由化,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要求人民币尽早实现可兑换。
3 人民币市场汇率机制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
人民币汇价稳定,趋于合理,汇率机制不断完善。从1997年10月15日起允许部分中资企业保留一定的外汇收入,为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注入活力,使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人民币币值更趋合理。
4 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储备总量充足。
199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449亿美元,雄居全球第二位,而且发展势头良好,这是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重要条件。
5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不断成熟,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初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实现接轨,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企业已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产品成本价格趋于合理。
到21世纪初,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基本形成,为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提供了保障。6 宏观经济政策日益健全。围绕市场机制的发育,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已由直接干预经济转向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间接调控与规范市场行为,宏观决策更科学,政策传导机制更通畅。
7 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重要保证。
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将在今后5年内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国民经济将稳步、快速增长。
8 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加上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我国人民币充满信心,这是人民币得以实现国际化的心理条件。
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按国际惯例,我国仍可以对一些资本项目如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给予限制,等条件完全成熟后再取消所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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