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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试通过对国内旅游经济与国内旅游人数、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相关分析了解各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程度,提出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消费支出水平、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以及科学发展国内旅游等政策建议。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我国的旅游业存在发展不平衡,地区旅游效率和生产率发展存在差异等现象。所以为了研究旅游业发展规律,将对相关变量和指标进行OLS回归分析,系统研究对旅游收入增长因素,以便于规划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收入;影响因素;人均旅游消费
①我国旅游业的现状。中国幅员辽阔,风光秀美,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国内外的游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旅游业具有拉动内需、改善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又因为它低污染、低能耗和高经济性,又被称作“无烟经济”和“朝阳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便飞速发展,国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各地政府也都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4.4%,远高于同期GDP9.76%的增长率。2011年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1257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3.14%,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27%。据估计,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以及政府旅游的增长速度将达到10.9%,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②文献综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国内许多学者也就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占祥(2008)认为人均GDP、国内旅游人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国内旅游收入都成正相关;许建国(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需要从增加旅游特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入手;唐文萍(201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旅游人数、居民可收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假日经济制度是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聂晓庆(2014)认为国内旅收入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农村居民旅游花费、铁路运营里程、利率水平的变化,而且取决于上期国内旅游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较多,而且研究角度也不同,总体来说,国内旅游人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旅游花费和铁路运营里程等因素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也将从其中的角度出发,同时加上国内不同时期的旅行社数量这个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1 数据的收集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众多,因为旅游业具有很多特点,其中综合性即旅游业是集行、游、住、吃、购、娱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产业,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决定了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较为复杂。旅游收入来自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以城镇居民为代表),同时还可能受到基础设施如旅行社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涉及的变量有:
Y: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X2:国内旅游人数(人次);
X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
X4:国内旅行社数量(个)。
1.2 变量的选择
通过观察数据,根据收集到的1994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其模型表达式为:
Yt=β1+β2X2t+β3X3t+β4X4t+μt
其中:Y为t年的全国国内旅游收入(亿元);X2为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X为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X4为国内旅行社数量(个)。各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预期都大于零。β1表示在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收入的固有增长率,可近似地认为旅游收入Yt是各因素的加权和,βt表示个因素的权数,βtXt表示个因素在旅游收入增长中的贡献。μt为随机扰动项。
■=-4320.224+0.0994X2+2.8069X3-0.2764X4
由于X4不符合经济检验,所以将其去掉,再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ln■=-12.5390+1.0728lnX2+1.2781lnX3+0.0153lnX4 该模型R2=0.985603,R2=0.982518,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319.4809,明显显著。当α=0.05时,t0.05/2(n-k)=2.160,只有X4的t统计量小于2.16,t检验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虽没有完全消除,却也被修正一部分。对系数的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旅游人数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28%;国内旅行社数量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0.015%。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都与先验预期相一致,则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国内旅行社数量都与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经过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从上述的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可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和国内旅行社数量都和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这和现实相一致,符合经济意义,即各解释变量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旅游收入增长。所以想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改善旅游结构,就必须先是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出现增长,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2.1 鼓励居民出行,增加旅游人次。针对居民生活水平挺高,追求更好地生活质量的心理,积极选出旅游理念,并且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游玩。政府应该积极扶植当地的旅游产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积极引导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部门应该增加旅游活动中的创新点,提出特色旅游和实惠旅游。比如在景色良好,民风淳朴的乡村开展“农家乐”特色旅游,游客来到此处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好的景色,还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民风文化,吃到地方特色美食,一举多得。另外,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可以采取收取不同票价的方法来吸引游客。
2.2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力度,能够增加游客们出行的便利,使游客们玩得舒适,更增加旅游的吸引力。比如,畅行无阻的铁路和公路路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游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减轻旅客在途中的疲劳。加快对这些地区的基础交通建设,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还应该建立舒适的住宿环境和服务,可以使游客们舒缓疲劳,并为他们的旅程锦上添花,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些景区的吸引度。
2.3 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均旅游花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节假日旅游人数过多,使得很多人避免出行,所以应该完善合理的休假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在繁重的工作生活之余享受生活,而且还可以使旅游收入增加。另外,改善旅游景区的购物市场环境也很必要。现在,各旅游景点“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给游客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也因此减少了景点的人流量。因此,景区的商家应该改善服务态度,为游客们提供具有本地区特色并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商品的定价也要合理,让游客们觉得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消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经济越发达的情况下,旅游的收入才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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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农业发展摆脱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转折期,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也由提高农业生产转向支持农民收入,围绕这一政策目标,国家先后出台了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良种补贴、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政策措施,以期提高农民尤其是种粮农民的收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民收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对整体的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颁发了各项农业政策,促进、鼓励农业发展。其中,农业补贴政策是对农村、农业、农民而言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是国家总体农业水平最明显的体现。因此,探究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一项工作。
农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国家农业水平的整体提高,农村建设的进步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可以说,农民收入水平是农业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三农”问题时刻影响着我国的整体国民经济水平,而农民问题更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而要解决农民问题,最本质的解决方式就是提高农民收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较为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业科技也较为落后,国家针对这些情况颁布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希望能够改善现状,全面了解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更好的制定政策的关键。
我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发展都存在许多问题,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关国策的变动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新可能。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到了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农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从以前农产品短缺、农产品供求不平以及农业收入低下等现象中走了出来,开始步入正轨。随着农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变,尤其是农业补贴政策有了全新的面貌。首先,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有了新的目标,从旧时期的增产以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变成了以农民利益为先决考虑因素。其次,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农民的收入不下滑引起农民生活质量的倒退。再者,新时期的农业补贴政策将对粮食的保护看作极为重要的工作,制定了粮食保护价保障基本的农业收入。然而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些政策并不能为农民的收入起到实质性的提高作用,因此国家又先后发布了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良种补贴等等农业补贴政策希望能够更为有效的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
然而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进行农业补贴,农业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始终达不到预期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政策的实施都过于同质化。也就是说,国家颁布这些农业补贴政策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农民的实际影响,存在盲目性,也就造成了国家投入过大而收入甚微的情况。实际上,在农业发展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农民也有了不同类型的分化,目前农村存在大量的农业雇佣以及农地租赁情况,这些都是影响农业政策实际效用的因素。
要解决农业补贴政策同质化带来的为题问题,必须理清不同的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关系。就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政策而言,我国主要的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补贴,另一类是针对农业资源的补贴。针对这两个类型,本文浅要谈谈其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与影响。
2.1 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补贴政策
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补贴政策即针对相关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这一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的平衡,是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这一政策的基本内涵是国家通过强制规定部分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而这一收购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在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情况下,农民会适当的扩大这一类型农业产品的生产,用于扩大农产品的供应量。而扩大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对农田的需求量增大,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带来土地租金的提高,也就是说,拥有土地资源的农民则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扩大生产还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使用,然而我国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供应弹性较大,对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并不会因为需求扩大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就使得用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收入并不会有实际性的提高。
2.2 针对资源的补贴政策
针对资源的补贴政策主要指的是针对相关的农机具的补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机械器材也越来越多,农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随着国家提出相关的农机具补贴政策,刺激了农机具市场,带动了农民对农机具的购买。农机具购买量的提高极为有可能引起相关的农民用机械代替人力,以便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劳动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那部分农民的收入就会降低,而另一部分拥有良好的机械操作水平的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农机具补贴属于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的一种,这一补贴类型与农民种植农产品的面积相挂钩,农机具补贴带来农民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对土地需求的提高,而土地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土地资金的变化从而又影响了拥有土地资源的农民的水平收入。当然,随着机械的不断引进,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减少,有可能带来一部分以劳动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收入下降之后放弃农业生产而选择其他行业,这一情况的出现,很有可能带来农业生产的滞后。
结合上述论述,目前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的收入的提高并不存在很大的现实意义,很多补贴政策都提高拥有土地资源的那部分农民的收入,而对范围更广的普通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政府部门应当进行政策调整,更好的完善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首先,可以通过对相关农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农业种植水平,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能够从根本上获得农业收入的增加。另外,针对劳动力获取收入的那部分农民制定对其有利的农业政策,这是从整体上提高农业政策效用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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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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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是指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休闲为主要目的,以旅游设施为条件,以特定的文化景观和服务项目为内容,为离开定居地而到异地逗留一定时期的游览、娱乐、观光和休息。休闲旅游在旅游的同时,还能让心灵得到放松。它与其它旅游不同之处在于,一“动”—“静”,一“行”一“居”,一“累”一“闲”,它是旅游者占据了较多的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的经济收入,旅游地有了一定服务设施条件下而逐渐形成的,是旅游得以丰富发展的产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扬州休闲旅游消费心理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近2500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扬州,所要建设的是一个“人人崇文尚德、家家安居乐业、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创新创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幸福扬州。扬州休闲消费研究作为消费主体的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并加以满足具有重要作用。该文从休闲旅游消费心理入手,分析了扬州休闲旅游消费的特点,扬州休闲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提出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购买的动机和愿望为出发点进行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在营销运作中揣摸消费者心理并提出一些对策。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近2500年的悠久历史。扬州的大运河是世界上现存最古,最长的人工开凿的河道,它的开凿弥补了我国东部地区缺少南北向大江大河的天然不足。古往今来,大运河在沟通南北交通,推动扬州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唐代扬州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和全国物资集散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誉;到了明清时期,更成为全国遭运和盐运的中心,特别是康乾盛世,扬州已是有着国际影响的城市,地位显赫。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扬州城内古迹众多,人文荟萃,是文人墨客、富商巨贾向往的旅游胜地,所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国度,人们对幸福的定位和追求不一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对幸福的要求更加体现出时代特征与和谐特质,作为城市必须适应这种历史变化,抓住影响城市人们幸福安康的关键因素和突出矛盾。着眼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薄弱环节,加大建设力度,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城市的幸福支撑力,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只有城市和谐幸福,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的旅游吸引力,才能为促进扬州休闲旅游发展提供根本保证。有着近2500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扬州,所要建设的是一个“人人崇文尚德、家家安居乐业、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创新创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幸福扬州。
2.1 消费心理的概念
消费心理是指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对休闲旅游者而言,消费心理包括影响休闲旅游者在旅游产品的购买及消费过程中的态度及情感因素。
2.2 扬州休闲旅游者消费心理分析
2.2.1 需求的综合性
休闲旅游者因为受时间限制,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经济支出内获得尽量多的收益,同时由于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旅游行为越来越普及,使得旅游选择也更趋于理性,对休闲旅游项目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希望能享受集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于一体的旅游产品,所以以单一形态出现的一般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人们的影响力已明显下降,而多元化、个性化、新颖性的特色旅游正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和偏爱。
2.2.2 消费的季节性
任何旅游都具有季节性和时间性,而休闲旅游表现得尤为突出。扬州的休闲旅游市场季节性问题较为明显。旅游季节一般为5~10月,“烟花三月下扬州”使得扬州的春秋格外动人。除此之外,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是休闲旅游最为集中的时间,寒暑假也显示出日益明显的休闲消费效应,较快的城市化进程,单调的工作、紧张的生活和拥挤的城市环境使人们对节假日格外珍惜,希望能到风景名胜区寻求身心的放松和调整。
2.2.3 消费主体的大众性
随着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普通大众的旅游意识日益增强。节假日全家一起外出旅游、休闲的现象较为普遍、旅游支出明显高出平时,整个消费容量在不断提升。
3.1 居民休闲消费方式的变化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休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相对于观光旅游,休闲旅游是层次较高、对产品要求较严、顾客花费较多、更有益于游客身心愉悦的一种旅游活动,是旅游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为旅游消费提供了财力保证和稳定的心理预期,而且还带动了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居民消费方式逐步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越来越多的居民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外出旅游观光度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像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居民外出休闲度假开始成为时髦。
3.2 休闲旅游市场需求增加
休闲旅游的外围环境离不开国家旅游业的宏观环境。国家战略体系从宏观上讲有调结构、转方式、扩内需等全局性战略;从宏观来说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局部方面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海峡经济区战略、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等等,这些国家战略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和发展平台,都把旅游业作为重要产业。1999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增加法定节假日后国内形成了“五一”、国庆及春节的黄金周,为游客出游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从政策上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随后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包括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提出了对新办的第三产业旅游企业、旅游科技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4.1 整合休闲旅游空间,打造休闲旅游体系
扬州休闲旅游的深度开发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牵扯到国民经济多个部门,需要国民经济中多个部门的参与。系统经济思想有助于调动和协调交通、文化、农林、水利、城建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形成休闲旅游的开发和全市产业发展部门相互渗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城市休闲体系是为休闲活动而专门设计和形成的专门性功能体系,具有一系列的功能。城市休闲体系的建立,能够营造良好的城市氛围,培育宜居的城市生活。扬州旅游产品处于由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的转变时期,也是休闲旅游发展的初期。在这一时期,扬州应重新审视自身的休闲功能,构建扬州城市休闲体系,为休闲旅游的深度开发营造最基本的城市休闲环境。 4.2 找准产品定位,开发新的休闲项目
扬州旅游资源丰富,但是真正能加以利用并成为休闲旅游产品却不多。扬州要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就要把这些现有的人文旅游资源,把扬州精致秀美、休憩休闲的特质与城市旅游发展结合起来,将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休闲方式融于旅游休闲中。比如:结合运河文化,打造贯通扬州的水上游览线,彰显绿杨城郭新风采;结合盐商文化,加快“双东”开发,加强个园、汪氏小苑等景点保护开发和宣传推介力度;结合沐浴文化,利用笔架山地区现有温泉资源,打造一流温泉度假区;结合美女文化,开展城市旅游形象小姐选拔,或寻求形象代言(如乌镇景区就邀请刘若英作为形象代言)。
4.3 完善休闲旅游服务品质
休闲旅游服务是城市发展休闲旅游总体水平的决定因素。从服务经济学讲,服务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服务已经成为一种产品,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在大多数经贸行为中,产品与服务互为渗透,互相支撑,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才的培养也是推动扬州休闲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有高素质的休闲旅游从业人员才可能会有高质量的休闲旅游产品,才可能会有高品质的休闲旅游发展,扬州休闲旅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休闲旅游人才的培养及队伍优化。
4.4 利用各种营销手段,扩大营销效应。
(1)利用烟花三月旅游节,策划举办城市休闲旅游发展论坛、中国扬州美女大赛、古城民俗风情展示等活动;利用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创新古运河花船巡游方式,通过举办活动,进一步放大旅游名城效应。(2)与知名自驾车俱乐部合作,开展以扬州为目的地的自驾休闲游活动,利用自家车俱乐部网站、刊物等载体对扬州旅游进行宣传,开拓自驾游市场。(3)加强区域联合营销,进一步加强“宁镇扬”区域旅游合作,联手南京、镇江等兄弟城市在境内主打中远程客源市场,境外主攻日韩及台湾客源市场,并选择合适时间联手组团外出推介;和兄弟城市联手,组织市民大型互游活动,拉动旅游消费。
在休闲旅游者消费要求及消费形式不断变化的今天,扬州休闲旅游更强调对消费心理的把握,若能真正做到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购买动机和愿望出发进行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在营销运作中揣摸消费者的心理,就能紧跟市场需求的变化,保持稳定的顾客增长和持续的竞争优势,从中发现真正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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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房车旅游的发展历程证明房车旅游是一个有着巨大市场影响和发展潜力的产业。房车旅游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出现,近几年,发展迅猛,每逢节假日,驾驶房车外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房车旅游在国内正形成一股新的时尚旅游潮流。海南因得天独厚的丰富旅游资源,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背景之下,更是倍受房车旅游爱好者的青睐,但由于海南省房车营地建设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房车旅游的发展。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消费意愿分析的海南房车旅游市场开发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基于消费意愿分析的海南房车旅游市场开发策略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中国的房车露营旅游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近几年开始发展迅速。本文在分析海南房车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调查,借助相关的统计软件对海南房车旅游消费意愿进行分析,进而从产品策略、通达性策略和营销策略三个方面为海南房车旅游的市场开发出谋划策,希望为海南房车旅游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海南房车旅游;市场调查;消费意愿;开发策略
海南岛是我国房车旅游发展较早的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优美,气候温和,特别在冬季的时候常会吸引大批的旅游者。但海南岛房车旅游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虽然市场需求巨大,但由于房车营地建设落后及相关配套设施的不足,无法满足房车旅游者的需求。
2009年,海南规模最大的中天行假日海滩房车露营地在海口建成,迈出了海南发展房车旅游的第一步。然而时隔两年,随着假日海滩的整改治理,房车营地却被悄然拆除。海南问天房车露营俱乐部从2010年购进了4辆房车开始尝试推广房车旅游,也开发了一些房车旅游线路,如五指山、万泉河、尖峰岭、铜鼓岭、八门湾绿道等自然风光景区。但这些景区也只局限于房车的停靠,并不能满足房车功能上的需求。露营地的数量、分布格局、服务质量等是房车露营旅游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准。
从2008年开始在三亚就有汽车游客自行在海边搭建帐篷露营。之后有些酒店和景区开始加入房车露营旅游,搭建帐篷开始经营,为旅游者提供住宿服务,但管理经验的缺乏和露营地建设的不完善导致旅游者时有投诉。
为准确了解和把握海南房车旅游的市场认知情况和市场消费意愿,笔者于2012年上半年对海南本地居民及来琼旅游者共482人进行了问卷调查。三亚为海南省旅游最为发达的地方,全年游客接待数量为全省之首,综合考虑之后,将调查地点定为三亚,具体调查地点为三亚凤凰机场、三亚免税店、三亚五星级酒店、三亚亚龙湾海滩等。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为454份(通过对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个人月收入和籍贯这六个人口统计学指标进行分析,此次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意义),借助相关统计软件,对海南房车旅游市场的消费意愿分析如下。
(一)对房车旅游的兴趣
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对房车旅游的兴趣盎然。在454位被访者中,已有15人参加过房车旅游,占3.3%,说明房车旅游已在我国展开,少部分人群正在引领和带动着中国房车旅游的消费浪潮。表示对房车旅游非常感兴趣的有63人,占13.9%,表示愿意尝试房车旅游的有319人,占70.3%,房车旅游在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
(二)吸引旅游者参加房车旅游的要素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之所以选择房车旅游,主要基于自主性和便捷性两个吸引力因素,分别占应答总数的31.3%和27.4%,明显高于其他选项所占比例。另一个比例较高的因素是舒适性,占到17.7%,而私密性、经济性和时尚性所占比例都较低,都在9%以下。
(三)旅游者对房车营地类型的偏好
“您最喜欢哪种类型的房车营地?”是多选题,应答者最多可选3个答案。共有454位被访者给出了598人次的应答。其中,最偏爱滨海型房车营地类型的有220人次,占比36.8%。认为湖畔型房车营地是自己最喜欢的房车营地类型的有151人次,占25.3%,居第二位。居第三位的是森林型房车营地,占14.5%。游客对山地型、河岸型和民俗型房车营地的篇好程度几乎无差异,所占比例都在7%―9%之间。
(四)海南房车旅游消费特征
房车旅游者的消费特征主要体现在“在海南房车旅游的理性停留时间”和“在海南房车旅游的日消费额”两个指标上。调查结果显示:
第一,停留时间意愿以4―7天为主。454名被调查者中,有超过一半(50.7%)的人认为停留4-7天最佳,26.0%的被调查者认为8-10天为宜,而比较鼓舞人心的是有13.7%的人认为在海南开展房车旅游的时间最好在10天以上。第二,日均消费额意愿呈现多元化特点。各种选项所占比例的差距较小,但又相对集中在200-500元,合计所占比例达到71.8%。其中,又以200-300元所占比例最高,为26.4%,其次是301-400元,再次是401-500元,所占比例为20.3%,而有20.1%被访者愿意日均消费500元以上。
(五)旅游者偏好的信息渠道
调查结果表明,应答者获得海南旅游信息的最为主要的渠道是互联网,占应答者总数的70.7%。而在其他信息渠道中,亲朋好友的推荐占据首位,占应答者总数的9.5%。可见,口碑也是旅游目的地营销的有效方式,而且这种营销在一定意义上更为有效。
(一)产品策略
1.加快落实各市县房车营地的布局建设
海南房车营地的规划布局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突出主题、保护环境和合理协调的基本原则。依托海南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建设不同类型的房车露营地,形成主题丰富的全岛露营地网络,让游客亲近不同的自然环境、体验不同的休闲旅游感受。此外,在海南发展房车产业过程中,要与海南的生态环境、区位、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发展定位相协调,建设国际水平的露营旅游目的地。因而,依据功能区划分的基本原则,海南房车露营地的空间战略布局为“一核四节点三轴线”。一核为海口市,四节点为三亚市、儋州市、五指山市和万宁市,三轴线为东部椰风海韵房车露营旅游带、中部森林体验房车露营旅游带、西部探奇揽胜房车露营带。
2.开发适销对路的特色房车旅游线路
房车旅游不能作为独立的旅游方式而存在,只有与其他多项旅游活动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彰显其优势,使旅游者实现房车旅游的价值最大化。根据旅游者消费特征的市场调查结果,海南的房车旅游产品应以中端产品为主,配以一定数量的高端房车旅游产品。关注高端客户,开发相关旅游产品,延伸产业链,充分挖掘该高档消费者的消费潜力。 海南海洋面积巨大,河流及湖泊资源丰富;海南拥有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五指山、鹦哥岭、黎母山六大林区,是众多登山爱好者的好去处;雅诺达热带雨林、蜈支洲岛、大小洞天等风光美景;海南的保亭、陵水、白沙、昌江等市县是黎、苗等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别样的风土人情。因此,面对旅游者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海南房车旅游需要针对游客观光、探险、海钓、漫步、购物、康体娱乐等多种需要,结合各市县的特色,开辟出多条让房车旅游爱好者既能流连于海南的山川美景中、又能徜徉在海南的碧波万顷上,既能深入体验海南的少数民族民情,又能实地探究海南热带森林奥秘的房车旅游线路。
(二)通达性策略
1.完善海南整体的道路交通体系
通用的房车类型主要有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两种,而无论是哪一种房车,体积都比较大,有的大型房车的体积甚至是普通小桥车的几倍。因此房车对道路宽度和路面硬化程度等道路行驶的指标上标准就相对较高。海南中西部的地形和资源分布使其更有利于发展房车旅游,但中西部的道路交通却欠发达。从海口到西部各市县的交通干线就只有西线高速和海榆中线可以选择,而中西部市县之间的交通状况更是差强人意。
因此,在海南整体的房车盈利规划布局确定之下,各地方市县要积极主动地修整完善本地的交通道路,确保市县主干道与房车营地间、房车营地与周边景区间、房车营地与各少数民族风情村间的良好通达性。
2.建立海南省房车旅游整体标识系统
良好的通达性一方面取决于道路进出的通达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其标识系统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房车旅游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随意性、自主性,以及旅途中的未知性、冒险性和探奇性,因此它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海南中西部,水系较多,山地较多,植被覆盖率较高,有很多地方的路面还未硬化,驾驶房车旅游的安全性比较没有保障。建立全省房车旅游统一的形象标识系统,能够为旅游者提供极大的便利。道路指示系统、各营地分布系统、危险警示系统、温馨提示系统及营地周围的景区分布和娱乐配套指示系统都是十分必要的。
(三)营销策略
1.确定市场形象定位
房车露营旅游既要体验到现代都市的精彩,又需融入宁静乡村的自然,是二者完美交织的综合性休闲旅游,并向游客描述轻松入住热带花园享受惬意度假生活的美好愿景。据此打造的海南房车露营旅游的形象定位为:“亲近自然,休闲生活”。
(1)亲近自然
房车露营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的不同点在于为旅游者提供了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和亲近自然的契机,是旅游与大自然之间的桥梁。海南岛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也是环境优美的生态岛。长夏无冬,四季气候宜人。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集中了滨海沙滩、热带雨林、珍稀动植物、火山与溶洞、地热温泉、宜人气候、洁净空气、民族风情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创造出了一个海南风清,休闲度假的新天地。
(2)休闲生活
房车露营旅游不是传统的观光旅游,是现代休闲度假的重要形式,因此房车露营旅游是以自由、随心为基调,需要为旅游者提供更多休闲放松的机会,为旅游者提供更多生活的细节。要将房车露营旅游与乡村旅游、户外游憩、民族文化体验相结合,提供深层次的旅游体验。
2.确定市场宣传口号
海南房车旅游的发展,不仅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要有突出的产品形象和宣传口号。依据海南房车旅游“亲近自然,休闲生活”的形象定位,可以将海南房车露营的宣传口号定义为:自游海南,畅行在我。
“海南”和“在我”表达的是房车露营旅游的主体和客体,“在我”是主体,强调旅游者的感受和体验,“海南”则是客体,说明旅游发生的地点和环境;“自游”和“畅行”表达的是房车露营旅游的特点,“自游”表达旅游者多半以自驾的方式开展,“畅行”表达的是房车露营旅游的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以“畅”来说明海南房车旅游产品服务游客的便利。
3.构建海南房车旅游网络营销体系
由市场调查可知,互联网是旅游者获得海南旅游信息的首要渠道,因此要做好海南房车旅游营销,必须建设“海南房车露营旅游网”,并将其打造成宣传海南房车旅游的门户网站。
首先,必须保证网站信息量的广泛性、充足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网站信息必须涉及到海南房车露营旅游的方方面面,从各市县营地布局、营地类型、营地周围的基础配套及娱乐设施、各营地周围景区景点介绍,到各市县的房车旅游路线推荐,再到各市县房车旅游应注意的相关事项等,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
其次,做好网站关键词搜索的推广工作,确保消费者以“房车旅游”“国内露营旅游”“海南房车旅游”“房车露营地”等关键词搜索都可以搜索到该网站。保证网站搜索的有效性是扩大网站知名度和认知度的基础,因此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做好网站的网络推广工作。
当然,海南房车旅游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市场开发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比如房车旅游产业的行业标准制定、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旅游环境的规范等。海南房车旅游还可以从与其他房车旅游发达的省份开展联合营销、举办房车旅游发展论坛及房车旅游产业博览会等渠道展开,不断扩大海南房车旅游的知名度,塑造海南房车旅游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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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看法,对目前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看法进行了归纳,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是一般规律的表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别国家案例,不是每个国家的必经之路。本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突出表现为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从而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打破现有制度固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特征与争议 论文代写
中国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trap) 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4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中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像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直到2007 年,这 些 国 家 仍 然 徘 徊 在 人 均 GDP3000 ~ 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替代“拉美化”,成为对拉丁美洲发展道路的最新解读,至今在这些国家仍见不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东南亚一些国家目前也面临一些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这使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相信,拉美发展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010 年,随着中国人均 GDP 超过 4000美元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到来,以及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担忧,我国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学者们对于中国是否可能陷入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担心和讨论,使得这一论题成为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就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观点做一文献综述。
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跨国机构率先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研究。世界银行在 2006 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之后,人们将“中等收入陷阱”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中,指的是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因经济、政治、社会、战略、政策等多种因素使其发展水平处于长期停滞徘徊的均衡状态。在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看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各国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够的。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实际驾驭得了出现的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
此后,世界银行在 2007 年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也提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以前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结果,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在几十年中,它们仍未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和中东是最好的例证”。
2010 年,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有力的复苏,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进一步阐述为,“全球金融危机使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必须通过转变过度密集的中间产业发展来加快结构调整,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这将是不容易的。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一些经济体相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它们力图通过大规模和低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中,它们至今不能提升其价值链”。
大野健一( Kenichi Ohno) 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从图 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但是大野健一认为,不是所有国家的产业升级都会如此完美,许多国家由于在阶段 0 时接受的 FDI 太少而停滞在此阶段,有的国家例如现在的越南,甚至在进入阶段 1 之后很难进入阶段 2。而有的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由于无法提升其人力资本,就无法突破无形的“玻璃天花板”,从而徘徊在阶段 2 向阶段 3 的过渡中。拉美国家虽然在 20 世纪就达到了较高的收入,但是现在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大野健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并且仅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给出定义和理解。
在我国,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阐释。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角度,郑秉文教授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 GDP 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在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长期滞留在下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则较快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但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这一认识与世界银行的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
张平和王宏淼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高或中等偏上收入区间以后,会面临比之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这些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如同一个人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他们认为,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从改变经济增长机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角度,王一鸣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万美元。”
从社会现象角度,曾峥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频出,从而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马岩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国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 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时期。”同时,周学在其《经济大循环理论》一书中,也采用了这一概念。
关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学者们的看法见仁见智。2010 年 7 月《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 50 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基本特征: 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和金融体系脆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 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 、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高伟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概括为: 收入差距过大;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金融体系脆弱; 劳动力转移困难;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可见,学者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般规律还是国别个案? 2007 年以来,世界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日趋激烈,观点纷呈。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般规律,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例如,胡鞍钢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要素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是经济社会重要转型期;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阶段。而第二阶段即社会转型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会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顺利进入第三阶段;如果转型不成功,则经济会停滞不前;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还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起飞的那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同时也称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频发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过程。”龚小夏认为:“美国内部的制度因素似乎是这个国家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为重要的原因。”并且,其他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案,不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高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徐康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较好的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能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陈江生认为,只要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高盛银行资产管理总裁吉姆·奥尼尔则表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政策非常“周到”,像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它们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拥有像中国那样的强大的领导能力。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拉美和中东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已经到达了中等收入水平。例如阿根廷,在 1964 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 1000 美元,在 90年代末上升到了 8000 多美元,但 2002 年又下降到 2000 多美元,2008 年又回升到 8236美元。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尽管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却一直没能跨越 1 万美元的门槛,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的阶段,被世界研究机构和学者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发展受阻,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被国际公认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国家或地区。因此,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集中爆发,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又因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采取的发展政策不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方式和时间都有不同。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走出经济徘徊停滞的“陷阱”的一个必要前提。
( 2)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说。在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的理论和文献很多。但是,最近提出的一个国家如何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研究文献却不是很多,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熟理论体系有待问世。
首先,从经典发展经济学角度,国内外学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解释和说明的。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向“成熟”推进阶段的过程大约要 60 年左右。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看,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国内学者高伟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归纳,提出了四阶段理论,即吸引外资、工业聚集、技术吸收和创造四个阶段。并且他认为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从目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对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史进行研究后,从微观角度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中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 并且针对不同阶段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即马尔萨斯均衡、工业革命理论、卡尔多经典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分叉四个阶段; 同时提出在工业革命后期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人力资本是后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最后,世界银行从经济增长角度,在《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将经历三种转变: 第一,产品的多样化将会减缓并发生逆转,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和就业将越来越专业化; 第二,投资的重要性下降,创新加速; 第三,教育制度将从增加工人技巧、适应新技术,转向使工人能够自己设计新产品和新流程。上述转变将是这些国家从中等收入继续前进、成功进行战略转变时的表现。
( 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评价标准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世界发展报告》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种类型: 高收入国家 ( 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 ( 地区) 和低收入国家( 地区) 。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 995 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 ~ 12195 美元,高收入为 12196 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的标准是 996 ~ 3945 美元,偏上中等收入的标准是 3946 ~ 12195 美元。
一些学者认为,不能仅仅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评判,也不能仅看一两项指标,而应看到它的“综合指数”,包括人口发展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和生态化程度指标等。仅凭“中等收入”这一数据,不足以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
徐康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外延的界定含混不清,让人很难明白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容易落入所谓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是从世界银行开始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是由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范围过于宽泛,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相差十倍以上,如果“陷阱”的边界不明确,其含义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普洛伊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们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以南非这些年的发展来看,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就业的增长和绿色的发展。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在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克服经济前进中的各种发展性问题,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影响着一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同时也能够为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鉴。
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各研究机构和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温家宝早就提出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学者们的研究则各种说法都有,现在归纳如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较小或几近不存在。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认为,中国政府很有远见,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会有很好的前景。林毅夫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对于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中国,中国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中国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认为,中国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但同时他又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结构失衡和扭曲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蓝庆新认为,中国今后五年内还是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他认为,由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价上涨,政府采取抑制物价的措施可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的衰退,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在“两难”中进行。同时,王一鸣认为,中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挑战: 一是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二是高储蓄率发生调整; 三是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四是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五是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六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七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还有的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进程中国将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它会存在一个调整期。例如苏海南认为,中国如果今后能够较长时期大体保持年均 7% ~8% 的增速,那么到第 14 个五年规划后期即2024 年左右,我国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是从现阶段到 2015 年,中国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只是单纯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国内外学者和各国际组织对于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如何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众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对于其他国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和日韩等经济体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关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目前受到更多国内学者关注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蔡昉教授认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本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国外学者通过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研究,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一些看法。大野健一通过研究得出,越南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自由化经济和大量的外部购买力所驱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调整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越南需要创造更多的内部价值继续保持增长,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目前越南经济增长不可能使其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除非制定新的政策激活该国的生产能力。一种新型的领导能力成为越南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切入口,即直接服务高层的技术团队和战略联盟与国际合作伙伴。
胡永泰( Wing Thye Woo) 通过对马来西亚经济的研究,提出了重新启动知识型经济增长,即微观价格、有效的框架机构和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微观价格是指政府大幅度降低干扰定价机制,撤回具有垄断地位的政府相关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家庭的政治家。联邦和州的采购系统应为公开招标系统。定价机制应该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源分配并不是一个政治工具的租赁。有效的框架机构即改革关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的治理框架。具体来说,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在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后必须探讨适合的政策,例如分散经济决策权和建立反腐败机构。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是指宏观经济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财政收支平衡和平衡预算的优先投资外部平衡。
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对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日韩国家的对比研究,总结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结论。王一鸣选取经济增长稳定性、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和对外依赖六个方面,对被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与阿根廷进行了对比,得出了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五个原因,即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他认为,日韩成功跨越的最根本原因是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看法。例如,郑秉文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步入高收入的东亚“四小龙”进行对比,对中国经济 30 年改革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中国经济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以及三次跨越。他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提升和社会转型,因而他提出了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组合。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总结了拉美国家、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验教训,提出拉美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错失了发展模式转换良机,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激烈、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国家干预作用过于极端。而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模式”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起点和突破点; 韩国的成功经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
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多集中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本文认为,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这使得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如何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结合本文中对于文献的论述,我们提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认识。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简单等同于收入分配恶化。“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从而使经济停滞。首先,随着原材料、资金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原有的低成本和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消失; 其次,一直依靠投资和出口两架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变得极其不稳定; 最后,中国30 年的改革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正在消失,与此同时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很大的阻力。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中国将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以发展求稳定,同时稳定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从而忽略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一味地通过保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表现为社会发展从不均衡到实现均衡发展的状态和过程。这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制度固化,正确认识和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总体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缩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
1. East Asia Economic Semi-Annual Report,World Bank,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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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World Bank, Robust Recovery, Rising Risks,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0,Vol. 2,2010.
4. Kenichi Ohno,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T 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in Vietnam,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 26,No. 1,2009.
5. Wing Thye Woo,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M iddle-Income Trap, Social Science ResearchNetwork,2010.
6.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
7. 张平、王宏淼: 《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 ”的战略要 点 和 政 策 选 择》,《国 际 经 济 评 论》2010 年第 6 期。
8.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3月。
9. 霍米·卡拉斯: 《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比较》201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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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内陆以及沿海地区的发展明显的存在差距,并且经济风格以及制度确立完全不同。这使得进行经济分析以及城乡收入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问题,本文针对实际的变量分析以及全国各个城市以及省份进行数据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回归方程模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贸易对我国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国际贸易对我国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的城乡的实际收入逐渐的增长。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同,我国的城乡差距逐渐的增大,导致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逐渐的扩大,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缩小城乡差距至关重要。本文将在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实际分析,分析国际贸易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国际贸易水平的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呈现出平稳增长的趋势。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进程中,城乡的收入程度逐渐的提升,但是之间的差距却逐渐的增大。在实际的数据的体现当中,我国的城乡差距连续十年达到实际的经济警戒线,使得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相应,使得城乡的分配不均,导致经济问题的产生。
在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中,我国的东部地区由于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较高,城乡的收入差距较大。西部地区由于处于我国的内陆地区,则相应的差距较小。同时城乡的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也有着相应的关联,政策的约束同样是这样的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国际贸易对于城乡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准确结果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进行国际贸易以及城乡差距的实际实施当中,根据相关的学者的研究,在进行国际贸易的实施当中,影响城乡收入的差距的主要变量的因素有二元经济因素、教育的发展水平、GDP增长以及地理位置的影响。这四个变量是主要的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将这四个变量因素进行回归方程的带入,实现对其进行整体的分析。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内陆以及沿海地区的发展明显的存在差距,并且经济风格以及制度确立完全不同。这使得进行经济分析以及城乡收入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问题,本文针对实际的变量分析以及全国各个城市以及省份进行数据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回归方程模型。
公式的在实际的表示当中体现的是总贸易量以及进出口对于城乡收入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实际的研究,能够实现贸易程度以及收入差距进行有效的分析,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体现。针对四个变量应该进行实际的带入,通过对于二元经济进行带入研究,实现农业以及非农业的实际的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实际的数据计算,反映二元经济的实际发展程度。在实际的GDP的带入当中,应该充分的考虑经济的发展因素,通过对于经济进行实际的对比,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
在我国的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国际贸易对于城乡的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十分的明显,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影响在城乡差距当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对于我国的东部沿海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在实际的影响过程中政府的主要影响还不是相当的明显。
(一)改善劳动流动性
加强农村的户籍改革,是促进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的户籍进行实际的管理,应该进行逐步的完善。就能行户籍的管理不只是对于实际的户籍进行更新,更是优化健全完善的劳动力流动力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实际的机制实施,促进劳动力与城市的有效的沟通。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与交流形式逐渐的增加,促进城市社会的保障体系的完善。通过实际的城乡之间的交流,才能够有效的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劳动力进城务工提供相应的便捷基础,实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的双重促进。
(二)加强教育程度
经济的发展,与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城乡的收入差距逐渐的拉大,使得农村的实际教育面临的着重要的考验。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应该重视加大农村的学生的教育的投入,使得农村学生普遍接受义务教育,提升整体的知识水平与体系,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应该大力的培养农业知识,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的开展。提升进程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并且参与国家组织的职业技能活动,增强农村的实际经济的发展,并运用高科技以及信息化的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实现生产信息化,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缩小差距。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对于缩小城乡的差距这一问题,应该进行及时的优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在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应该重视农村的各项资金的支撑,为农村的实际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建立完善的金融发展的体系,实现农村的信用融资的环境,为农村当中的资本流通提供相应的保障。同时政府应该加强调控的力度,实现资本在弄进的金融环境的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实现农村资本的改革,缩小实际的差距。
(四)优化贸易结构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大量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发展的机遇。廉价的劳动力是促进我国贸易结构以及引进外资进行投资的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在实际的发展中,劳动力资源的逐渐丰富,使得第几劳动者的薪资逐渐的提升,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市场的对于高级技术人才的使用效率明显的下降,使得其薪资标准逐渐的降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在实际的发展中,对外开放的发展对于城乡差距的拉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同时其一定程度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缓和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在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中,还应该进行实际的金融、教育、制度以及结构上的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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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扩大内需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拉动农村消费是扩大内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和艰巨任务。适应扩大内需、保持增长的需要,必须从实证角度认真研究农村消费的基本状况,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全面分析拉动农村消费的各种制约因素,从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角度系统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逐步解除农村消费增长乏力的难题,进而拉动农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农村稳定繁荣。
关键词:扩大内需;农村消费;基本状况;制约因素;对策措施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扩大内需必须把扩大农民消费,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作为重要内容予以高度关注,认真研究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农村消费的基本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和采取切实有效的拉动农村消费的政策措施,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曲靖市农村消费的基本状况
曲靖市地处云南东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人口大市,全市辖9县(市)区, 2007年总人口603·04万,农业人口527·71万,占总人口的87·5%。(据2008年曲靖市委办、市政府办、曲靖市统计局编写的《曲靖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第50、60页数据计算)。调查显示,2000年以来,曲靖市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农村消费规模和质量明显扩大和提升,农村消费市场开始启动。但总体上看,曲靖农村消费仍然处于一种低级的初发阶段。主要表现在:
1·农村经济总量规模小,城乡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更大。2007年农业增加值118·67亿元,占GDP总量650·42亿元的18·2%,农民人均纯收入2 666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03元的24·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 258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 093元,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25·3%。
(据2008年曲靖市委办、市政府办、曲靖市统计局编写的《曲靖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第50、60页数据计算)2·农民收入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农民消费比重却不断下降。据调查, 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 350元, 2007年2 666元,年均增速为7·04%,按理说,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比率即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也应随之提高,但实际上曲靖农民消费比率却从1997年的92%下降到2007年的79%,十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7%,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增长69%。(据2008年中共曲靖市委办、政府办、统计局、曲靖调查队编写的《曲靖改革开放30年》第23页数据计算)生活消费的增长幅度大大慢于收入增长幅度。
3·农民人均消费年支出平均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997~2007年,全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5·37%,而同期全市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1·7%。(据2008年中共曲靖市委办、政府办、统计局、曲靖调查队编写的《曲靖改革开放30年》第19、23页数据计算)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巨大。2007年,曲靖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 093元,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258元的25%。
5·从消费结构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居民,农村消费结构严重落后于城镇,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1 041·84元,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 093元的49·8%,恩格尔系数为49·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 316·62元,占人均消费性支出8 081·43元的41%,恩格尔系数为41%。(根据2008年曲靖统计年鉴第391, 399页数据计算)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总体上是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慢,到2007年仍然高达49·8%,食品消费仍然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支出,消费层次整体水平不高,农村消费结构严重落后于城镇。
6·城乡消费信贷差距巨大,消费信贷对农村消费市场缺乏应有的推动力。据调查, 2001年,曲靖市消费信贷余额为14·5136亿元,农村消费贷款占全市消费贷款的比重为13·8%。
2007年,全市消费贷款余额为65·3199亿元,农村消费贷款为14·764亿元,占全市的18·8%, (数据由中国人民银行,曲靖市支行提供)且农村的消费贷款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发放,以助学贷款为主,真正的消费贷款还没有这么多。而同期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3·13亿元,县及县以下销售总额为823 205·3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6·8%,仅县以下的零售总额为47·36亿元,也占全市总额的38% (据2008年曲靖统计年鉴第235页数据计算)。由此清楚表明,曲靖市农村个人消费信贷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十分微小。
7·与全国相比,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差距巨大,呈现出整体的西部地区特征。
规模小,收入低,农民比重高。2007年曲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 666元,全国为4 14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曲靖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占38·42%,全国农村零售占全社会消费品总额的比重为32·28%,比全国低出6·14个百分点。(据2008年曲靖市委办、市政府办、曲靖市统计局编写的《曲靖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第102、108、109、110有关数据计算)曲靖市2007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9·8%,比全国2006年的43·0%高出6·8个百分点。①由于收入水平低,恩格尔系数偏高,在反映农村居民享受和发展的居住、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其他商品和服务四个方面的支出比重曲靖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上述四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3·9%、4·9%、6·4%和1·5%, (据2008年曲靖统计年鉴第391页数据计算)而2006年,全国农村居民以上四项指标分别为18·5%、7·9%、12·63%、2·6%。②曲靖市分别低于全国4·25%、3·03%、6·23%、1·1%。呈现出典型的生存型消费偏高,发展享受型消费偏低的特征。#p#副标题#e#
二、制约农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1·历史因素。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自然经济造成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长期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又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包围封锁的背景下,我国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支持了工业化。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止,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合同订购方式,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做出的资金贡献累计达7 000亿元, 20世纪90年代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每年仍高达1 000亿元左右。③同时农民、农村、农业被长期隔离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无法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农村消费市场不旺,农民消费能力低下是历史上农民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客观结果。
2·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决定什么样的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经历了前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从9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上呈回落减缓之势,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日益加大, 2007年曲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474元,与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差距更大, 2006年全国有20个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4·6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十分巨大, 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27∶1,④曲靖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4·05∶1。虽然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全方位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农民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多少和技术、市场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加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受到严重冲击,农民收入增长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由于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量入为出,甚至有入也不敢出,谨慎消费,难以形成强劲的消费能力和旺盛的消费需求。
3·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支出预期太高,收入预期不确定,有钱不敢花。当前,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压力不断增加,收入预期不容乐观。农民在教育、疾病、养老、婚姻、建房、伤亡、丧事等方面的预期支出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负担和必须承受的巨大经济和心理压力。农民普遍感到未来预期负担尤其是子女教育的负担过重。据调查,一个四口之家的普通农户,如果两个孩子都上中学、大学,将花费十年乃至十几年的积蓄,许多家庭为此不得不债台高筑,一定时期内“因教致穷”、 “因病致穷”的现象有相当普遍性,这些严重阻碍了农村消费。因此,即使现阶段农民收入增加了,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教育、婚丧、疾病等刚性支出压力巨大,收入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农民有钱不敢花,严重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
4·西部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消费环境差。
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着电网老化、电价偏高、电视接受信号和手机信号弱、质量不高、覆盖面不宽。路况差甚至不通公路。生活用水缺乏,尤其是冬春两季更为突出,通自来水的村庄更少等问题,因此很多耐用消费品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导致农民即使想购买也有条件购买而不能购买,严重压缩了电视、冰箱、摩托车、移动电话、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市场需求。二是农村流通体系不健全,农民购买日用工业品尤其是家用电器产品不方便,售后服务不完善,不合格的商品无法退换,商品坏了无法修理。三是农村打假维权力量弱。由于不少非法经营者将制假售假的“阵地”转向农村,农村商品质量没保证,农民维权缺乏有效的机制制度和组织保障,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有效的监督,农民消费心存余悸,很不放心,严重打击了农民的消费信心。
5·金融支持乏力,限制农民消费需求。当前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机构网点基本撤完,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发展的信贷品种主要是生产性贷款,对农民提出的因子女升学、就医、婚嫁等借款申请,需要提供有固定收入的担保人或财产抵押等较高的资信凭证,致使大多数农户只能向亲戚朋友举债,有的甚至不得不从民间贷款渠道取得资金。其他如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购建住房等信贷需求,基层金融机构基本没有给予支持。
6·缺乏有效供给,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
农村消费需求不足不仅受收入水平、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供给结构的影响。长期以来,许多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以城市为中心,多数商品的品种、功能、价格不能适应农民的消费需求,缺乏能够有效刺激和引导农民进一步消费的代表性工业产品。同时,农村最需要的优良种子、农药、化肥以及农产品加工、贮存设备、适用实惠的农机产品也相对不足。农村的消费热点和集中点难以形成,农民本来就很有限的购买力难以充分释放和激活。
三、拉动农村消费的对策措施
按照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从农村改革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拉动农村消费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基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客观背景,基于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发展的需要,拉动农村消费必然成为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的政策着力点,因为农村消费需求起点低,基础差,人口多,潜力大,希望和前途也更大,为此,只有采取一系列有力有效、标本兼治、长短结合、软硬结合的对策措施,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1·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消除制约农村消费的历史性、体制性因素。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在于农民收入偏低,农民收入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历史性、体制性因素。必须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为扩大农村消费提供体制机制支持。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提供收入支持。扩大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防灾减灾事业,加快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降低农民支出增加预期,稳定农民收入预期,为扩大农村消费提供社会环境支持。
2·建立农民增收长有效机制,改变农民长期收入预期。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努力提高农产品的数量规模和内在质量,提高产品加工率、转化率、升值率,培育一批特色、高效、大规模、高质量、产业链长的基础产业,使农民在结构调整和产品开发中不断增加收入。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培育发展新型经济组织,带动和带领农民进入市场,延长产业链,使农民从储藏、加工、流通、销售环节获得适度合理的利益。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91·扩大内需背景下的农村消费研究★李继红★做好农民工就业再就业工作,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逐步使农民工进得去、住得下、能就业、能创业。通过上述各方面的综合措施,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长期收入预期,有效扩大农村消费市场。
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一是加大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激活农民潜在购买力,为家用电器、电信等产品进入农村市场创造良好条件。二是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要结合各地的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交通条件、人口密度、消费特点等因素,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供销社二次创业”、“财政补贴家电下乡”等为载体和契机,培育一批以集中大中型商贸农贸市场为依托,以批发市场为骨干,以遍布村寨网点为延伸的布局合理、功能合理的市场体系,农民对工业品买得了、用得起、修得了,对农产品卖得了、卖得好,方便农民消费。三是下大力气为农村消费提供维权服务。工商、质检、消协等部门要下大力,把农村维权、监督纳入工作内容,为农村提供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监督管理和信息服务,严肃查处伤农、坑农行为,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为农村消费营造良好服务。
4·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和降低农民支出预期。一是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业科学文化素质,巩固农村义务教育成果,落实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加快普及农村高中教育。三是加快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和免费免疫范围。四是探索建立城乡有效衔接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低保,做到应保尽保,不断提高保障标准和补贴水平,建立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五是加强农村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改善农村环境。①5·引导农民树立和培育正确的消费观念。
要大力提倡和引导农民喜事新办,丧事从俭,革除各种陋习,杜绝农村中日益漫延的效仿、攀比、封建迷信等消费行为和观念,改变不良消费习俗,促进农村消费不断向健康文明科学的方向发展。
6·以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为目标,大力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刺激农村消费。金融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精神和部署,加大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开发适合农民农村的消费信贷产品,完善服务,尽可能地满足农民消费信贷需求,尽可能地启动农村消费信贷市场,使农民的预期消费变为即期消费,拉动农村消费市场。
7·加强农村工业品研发,增加和引导
农村工业品消费市场的有效供给,工商企业要善于抓住和发掘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加强对农村市场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农村需求和农民消费特点,开发生产出适合农村和农民消费需求的价廉物美的产品,着重发展操作简单、价格适中,不易损坏和适用面广的产品,不断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农村消费水平,如此,则不仅有助于解决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更有利于解决客观层面内需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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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广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情况已经持续多年,这种情况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湘西州财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以湘西州为切入点,从湘西州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现状及其与湖南省内其他城市以及周边城市的对比,分析了湘西州目前的收入负担现状;论述了湘西州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数据之间的计量分析得出了湘西州财政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湘西州;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税收负担
财政收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财政收入过少,会影响政府的各项公共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财政收入过多,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研究比较多,中国学者对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然而,作为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湘西州的财政收入目前是否过高、湘西州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回答。本文将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来进行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湘西州税收收入现状
湘西州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从总量上来分析,湘西税收收入总量非常低,但是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这一情况与湘西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相吻合。从表1可以看出,湘西税收收入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纵向来看,税收增长速度快。从表1税收增长率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2003―2012年10年间,湘西州的税收收入增长了5倍多,总体上每4年就能翻一番。2003―2012年,除2008年和2010年之外,税收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其中有6年的增长率在20%以上,增长最快的2006年和2007年甚至达到30%以上。从这些数据来看,湘西州税收收入的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增长速度快。
二是横向来看,税收规模总量小,税收的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从表1可以看出,湘西州的税收总量从2003年的2.57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底的13.56亿元,10年间增长了5倍以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吉首市、花垣县,税收收入都达到了2亿元以上,分别达到了3.2亿元和2.2亿元,而最差的古丈县和保靖县2012年的税收收入只有0.77亿元和0.99亿元,不足吉首市的1/4,整体与湘西州各个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
(二)湘西州与省内各地区的税负①比较
湘西州2012年的财政收入总额为47.9亿元,在湖南省内排倒数第二位,只比张家界市的30.2亿元稍多。从绝对值上来看,湘西州的税收总额与经济发达地区相差较大,比长沙市少775亿元,比岳阳市少182.75亿元,比株洲市少165.9亿元。财政收入绝对值的差距也说明了湘西州和湖南省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差距正是由湘西州的GDP总额决定的,湘西州经济发展落后,GDP也是排在倒数第二位,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税收水平。
另外,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具体见图1),长沙市为12.86%>株洲市12.15%>湘西州12.04%>郴州市11.99%>岳阳市10.48%>怀化市10.02%>湘潭市9.54%>湘潭市9.47%>张家界市8.91%>娄底市8.84%>永州市8.27%>益阳市7.35%>常德市7.29%。湘西州虽然财政收入的总量小,但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排在第三位,说明湘西地区的税收负担较重。这也与湘西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湘西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工业增加值比重较小,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大。
(三)湘西州与周边地区税收负担比较
这里选择与湘西周边的地级市怀化、张家界、贵州铜仁和湖北恩施的税收负担进行比较分析,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湘西地区相差不大。2012年湘西地区的GDP是379.7亿元,比怀化市少603.4亿元,比张家界市多58.7亿元,比恩施市少52.3亿元,比铜仁市少49.3亿元(具体见表3)。
表3 湘西与周边地区的税负比较
资料来源:网上搜集
由表3可知,湘西州的财政收入为47.9亿元,在5个地区中,规模比较小,只比张家界市的30.2亿元多17.7亿元。但是比周边的恩施市、怀化市和铜仁市的财政收入分别少66.1亿元、52.3亿元和15.4亿元。从与周边地区的比较来看,湘西州的财政收入规模比较小,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规模,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湘西是12.04%,比湖北恩施少13.29%,比贵州铜仁少2.08%,但是比省内的怀化高2.02%,比张家界高3.13%。可以看出,虽然湘西财政收入占GDP的占比在湖南省内较高,但是和湖北恩施和贵州铜仁比起来还是比较低的(具体见图2)。整体来说,湘西周边几个地区除了恩施比较高,其他几个地区都处在相当的水平。
(一)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
一般情况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税负水平也较高,如长沙市在全省经济最发达,其税负水平也最高;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经济相对不发达,其税负也就较低。湘西地区的地税收入从2000年的2.4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16.7亿元,除了2002年和2007年的经济危机,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6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47.9亿元,除了2000―2002年外的年份外,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GDP从2000年的69.5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97.5亿元,每年的增长速度也都接近或者超过10%。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2003年以后,湘西地区的地税收入、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率都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而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相一致,也都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二)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
湘西州的税收收入总量很小,从图3可以看出,湘西州的税收收入从2003年的2.4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16.7亿元,12年间增长了近7倍,增长的速度十分迅速。通过数据还可以得知,湘西州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吉首市、花垣县等县市,湘西州的各县市税收负担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征管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不同,各地区间的税收负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湘西州的GDP从2000年的69.5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97.5亿元,12年间增长了5倍多。总体来说,湘西州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
(三)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
图4反映的是2000―2012年湘西州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趋势。从图4中可以看出,湘西州的财政收入和GDP呈现稳步的上升趋势,说明了湘西州经济总体上是持续增长的。湘西州的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6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47.9亿元,12年间增长了近8倍;湘西州的GDP从2000年的69.5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97.5亿元,增长了5倍多。这说明湘西州的财政收入增长要比经济增长快。这种增长趋势也说明,湘西州的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呈现互相促进的关系,即湘西州的GDP增长能够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一)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湘西州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其经济意义,在本文中,选择了湘西州从2000―2012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所用到的2000―2012年湘西州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GDP 数据来源于湘西州2000―2012年统计年鉴。
(二)计量模型
本文计量分析模型采用的是线性回归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不需考虑变量内、外生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也不需有先验的经济理论基础,而是将各变量直接视为外生变量,以该变量及其他变量滞后项为解释变量,对数据的长度要求也不是很高。湘西州进行统计的时间比较晚,加上时间有限,数据跨度只有13年时间,非常有限,所以选定用线性回归模型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放了来进行实证。本文构建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gdp=α0+α1tb+α2tz+ε (1)
其中,αi(i=0,1,2)为系数,系数表明财税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程度,ε为常数,tb为税收增长率,tz为财政增长率。
(三)计量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当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不平稳性质时,如果直接用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统计检验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首先对各个变量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采用EVIEWS 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5。
从表5的分析结果可见,对于两个主要变量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的关系,在0阶检验结果下,经济增长的P值为-1.59,税收增长的P值为-1.87,都大于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这两组原始数据都是非平稳的。继续对这两组数据进行1阶充分检验发现,经济增长的P值为-8.81,税收增长的P值为-7.03,都小于1阶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在1阶时两组数据都是稳定的,所以,继续对这两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反映税收增长率和财政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对这两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反映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引导关系,即湘西州地区税收收入增长和财政收入是否能够引起经济增长,还是二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检验。由于用ADF平稳性检验发现0阶差分是非平稳性的,因此用EVIEWS6.0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两组平稳数据。从表6中可以看出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两组差分后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为1、2、3、4、5阶,由于1―5阶P值都接近0,所以拒绝原假设,但是在5阶条件下,P值分别为0.5719和0.7837,都远大于0.1的临界值,所以统计结果接受原检验。以上结果表明,湘西州税收增长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财政增长和税收增长的格兰杰检验。用EVIEWS6.0对财政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两组数据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两组平稳数据。从表7中可以看出,财政增长和经济增长两组差分后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滞后期为1、2、3、4阶,由于1―3阶P值都接近0,拒绝原假设,在4阶条件下,P值分别为0.279 15和0.384 52,大于0.1,接受原检验。以上结果表明,湘西州财政收入增长也会阻碍经济增长,即湘西州财政收入增长快会导致经济增长变缓。
3.线性回归结果
考虑到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取逐步增加变量的方法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本文选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6.0。湘西州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结果:(1)在引入控制变量后,税收增长率的系数为-0.754,表明税收收入增长率增长1个单位,GDP的增长率会下降0.754个单位,税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负相关的关系;(2)财政收入增长率的系数为-0.298,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gdp增长率会下降0.298个单位,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也呈负相关关系。系数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分析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湘西州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湘西州经济的增长对税收的增长起负相关的作用,即湘西州经济的增长会促进税收的增长。
(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升经济总量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提升湘西州经济总量。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是财政收入之本。经济发展带来潜在税源的增长,财政收入才能随之增长。因此,依靠经济的发展、效益的提高,着眼于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做大,才是振兴财税的必经之路。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战略调整,降低经济增长的能耗、物耗水平,提高技术含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大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财政收入主体
税收的增长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目前湘西州的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一是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提升农业质量,建立和培育完整的产业链,鼓励农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农民收入。二是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加快改造提高传统产业步伐,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工业布局。要依托白酒、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优势,培育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巩固传统税源。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旅游产业是湘西州地方财力的重要基础,2012年湘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72.3%。因此,充分发挥湘西州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加快增长税收的重要手段。
(三)推进和完善相关税收制度
湘西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但有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扶持,首先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应该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湘西州工作创业,更好地推进湘西州经济发展和企业的转型。其次可以针对不同的纳税人,考虑其婚姻状况、赡养系数、年龄等因素确定不同的税收标准。再次是加强税收管理,提供征管效率。税务部门加强管理,建立税源监控机制,提高征管水平,健全高效制约机制,堵塞征管工作漏洞,改革现行流转税制度,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降低一般流转税的比重,逐步提高特种流转税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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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
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
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
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
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
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第三,促进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发展包括医疗卫生、老年食品衣着、交通通讯、老年文化娱乐、养老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的老年产业,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多方努力,转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促进形成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及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模式,这不仅可以减少家庭负担,也可以有效减少“少子化”所带来的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促进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老龄化正在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本文在实证分析时,并未考虑城乡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之后可以改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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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经济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浪潮后,体验经济将会发展成为最新的主流。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并且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是体验经济形态出现的前提条件,在这种经济状态之下,设计师提供的不仅仅是满足人们基本功能需求的产品,同时还要给消费者提供的是产品体验的舞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产品设计中消费群体的心理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现实生活的消费活动中,消费者经常以群体的形式对市场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不能脱离群体而单独存在,而且整个社会群体对人的行为有明显的影响。本文将消费人群划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分别分析探讨了这些人群的不同心理特征和消费习惯,从而进行产品设计的指导。
关键词:消费心理;消费群体;产品设计
企业在进行产品设计和研发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该产品所针对的消费群体,了解他们内心的情感和需求。下面我们就分别从几个不同的消费群体的不同心理来研究产品设计。
儿童消费群体主要包括从新生儿到7岁的儿童,受一些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个年龄段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幅度都是比较大的。在这一时期内,他们开始学习大量的知识,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认知能力、兴趣爱好和意识倾向,学会了思考问题,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这个消费群体正是经历从生理需求向社会需求转变的过渡时期,他们的依赖消费慢慢减弱,到幼儿时期时都会具有一定的购买意识。从单纯的模仿型消费开始发展为带有个性的消费,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产品的外观、颜色、功能上,而对于价格、质量、材质等因素则并不关注,他们更注重的是产品给他们带来的童年乐趣和体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一)少年消费群体
少年消费群体主要包括从8-14岁的消费者,是儿童向青年的过渡时期,这类消费群体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要求受到尊重,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在消费行为表现出不再愿意受家长的束缚,开始倾向于独立的购买自己想要的产品。另外,他们比较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对新环境、新事物、新产品、新知识的接收能力都比较快,所以他们对一些产品的体验都保持比较好奇的状态,想要去尝试各种新产品,得到不同的体验。
(二)青年消费群体
青年消费群体一般被认为是15-35岁之前的人群,这类消费群体大约能占到我国人口的25%。这类消费群体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自我意识也开始成熟,道德观也已经比较完善,而且具备了一定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经济能力,消费行动具有了意识性、计划性和目的性。他们善于追求个性、表现自我,希望自己买到的产品有突出的个性化特征,不希望与别人雷同,注重追求属于自己风格的产品。青年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还表现在追求时尚、追赶潮流、观念新颖。他们富于幻想、勇于创新,对各种新产品都具有强烈的兴趣和购买的欲望,这也只把购物局限在产品上,而是更加在消费过程中得到一个美好的体验和美好的回忆,青睐于具有交互性和情感型的产品。所以,一些为青年消费群体设计的产品,更应该注意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情感和体验。
中年消费群体一般指35岁以上还没有退休的消费者,女性一般在55岁以下,男性在6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具有比较成熟的生活阅历,有稳定的生活方向和相对固定的生活行为模式,而且也拥有一定的积蓄,有着较大的消费潜力。他们可能不会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产品,不会像年轻人那样非常注重潮流时尚,他们更注重的是往往是产品的使用性能,更倾向于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但这部分人多数也都比较注重生活品质,因此中年消费群体会关注比较全面的产品体验。
老年消费群体一般是指退休后的消费者,由于现在社会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我国也即将要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我们也应该开始重视老年消费人群,注重老年产品的设计。首先,他们多会关注的是医疗保健、饮食健康、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产品,所以在进行老年产品设计时,一定要融入保健的理念,让老年人享受到健康的体验。其次,与年轻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熟悉的产品和品牌会情有独钟,品牌忠诚度较高,具有强烈的怀旧心理,所以应该在老年产品的设计上应该比较保守,让产品能给老人带来熟悉、安全、舒适的体验;
再次,老年群体也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与功能,他们对于产品的颜色、款式、包装等因素并不在意,影响他们购买产品的更大动机是产品能否给他们带来方便,使他们感到舒适。比如针对老年人设计的老年手机,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他们的视力、智力、反映能力、操作能力等都有所退化,他们不再能像年轻人那样能敏捷的操作智能交互式的界面,他们需要专门独特的设计。按键简洁清晰、功能单纯、操作方便简单的老年手机正符合了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让老年人轻松地感受到电子产品带来的美好体验。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消费群体心理与产品设计的关系,不同年龄层面的消费人群的消费心理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只有从不同心理特征出发,才能设计出更好的、更方便服务于大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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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预期是消费者行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构成消费者制定和实施消费决策的先决条件,同时也体现了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共性特征及一般规律,心理预期以特有的规律支配着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和消费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该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影响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因素—— 家庭环境因素、体育赛事因素、体育市场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进行剖析,并对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及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发现以上诸因素都与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呈正相关,并提出对策,以期改善初中生的体育消费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体育事业的蒸蒸日上,体育消费市场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消费心理预期已得到有关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但是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均存在着局限性,特别是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研究仍未引起足够重视。该文拟就对影响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因素进行研究。
石文典指出:“消费心理预期是人们在消费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对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测和判断,它既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活动,又是一种包含情绪情感成分和行为意向成分的心理活动,其主要作用在于制约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行为。”“体育消费心理预期是指消费者在实施体育消费行为决策前根据已掌握的与自身消费行为有关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变量,对未来体育消费行为进行判断、预测或估计的心理活动。”初中生是我国体育消费主要群体之一,研究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对正确引导青少年科学合理消费和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调控政策等提供依据。
2.1 家庭环境因素
初中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家长会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会给孩子买一些体育器械(篮球、足球、跑步机等),据调查,家庭经济收入与体育消费支出成正相关。孩子自己可以支配父母给的零用钱和压岁钱,大多用于购买运动鞋(因为学校通常穿校服上学),可能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运动鞋的品质有所不同,还有有条件的家庭还会给孩子挑选1~2个体育项目进行长期练习,比如:乒乓球、游泳等,那么这些项目本身有报名学习费用,还有这些项目的体育用品,如:乒乓球拍、乒乓球服、乒乓球鞋,游泳衣、帽等。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家庭收入状况明显提高,初中生的体育心理预期状况呈上升趋势。
2.2 体育赛事因素
随着奥运会、亚运会、田径钻石联赛,NBA、足球世界杯等等体育赛事的举办,初中生的体育消费心理预期明显提高。随之而来的体育赛事门票、主客队球衣、体育饮料、明星代言的球鞋等需求的提高。体育赛事促进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提高导致的体育消费趋势主要分为实物型体育消费、参与型体育消费和观赏型体育消费。体育赛事中的风云人物必定成为追捧的偶像,这些偶像穿什么品牌的运动鞋、用什么品牌的拍子等等都会影响初中生的体育消费心理预期。
2.3 体育市场环境因素
产品结构因素、商品价格因素在体育环境中起主要作用。
“产品结构是指现阶段消费市场能够提供的不同价格、质量、功能档次的消费品数量及其比例关系。”我国体育消费品品种不齐,体育消费商品质量有高有低,体育消费品的价格偏高、功能不全,缺乏适应初中生身体发育特点的商品,这大大影响了初中生进行体育消费的积极性。消费品价格是消费过程的焦点,对消费品价格的认可程度,体现了消费者的消费意识、观念和经济承受能力,体育消费品价格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初中生的体育消费心理预期。我国体育消费市场消费品价格管理体制不完善,运营机制不规范,使得初中生对体育产品价格的认可受到很大影响。我国初中生有很强烈的体育消费欲望,但是可供他们支配的资金与体育消费品价格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当下,全国上下注重初中生体育活动,提倡初中生应多进行体育锻炼,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市场良机,调查产品结构和价格,从而改善初中生的体育消费心理预期。
2.4 社会文化因素
价值观念和消费意识在社会文化因素中起主要作用。“体育价值观念是人们以自身需要为尺度来评价体育消费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观点,是体育消费群体对体育整体化的评价或价值取向。它反映着消费主体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对其心理的制约和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初中生在追求物质消费的同时,也要追求体育文化娱乐消费。研究表明,我国初中生体育消费意识还处在低水平状态,体育消费意识薄弱,就会导致市场需求的萎缩,为了加强初中生的体育消费意识应加强初中生的社会交往,鼓励个性发展。
对长春市几个初中的学生进行走访调查,初中生最主要的体育消费取向是健身和发展体能。初中生意识到健康是1,事业、亲情、友情等是0,只有有了健康,后面拥有的越多,才越富有。初中生都希望锻炼自己的体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初中生为促进健康,提高体能选择的项目排序如表1。
还有一部分初中生观看体育比赛,为了追求竞争、对抗的美,从而满足自己精神上的审美需求和享受,还有一部分初中生把缓解学习压力、陶冶情操作为自己的体育消费价值取向,足以看出初中生对体育的价值有更深入的了解。
初中男生、女生的体育消费心理预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因为男生、女生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同所决定的,初中男生活泼好动,对体育活动兴趣颇高,对体育活动的参与需求也比女生要大,男生们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和强度都要比女生大,课间在操场上奔跑的几乎都是男生,在足球场上踢球的是男生,篮球场上打篮球的还是男生,女生偶尔也就踢踢毽子,女生天生文静,不爱参与体育活动,那么她们对体育活动的参与要比男生少很多,同时她们体育消费的动机就比男生弱,而且掌握的体育消费资讯也比男生少很多,购买力比男生弱。由此可以得出初中生体育消费的主要群体是男生。
初中生作为体育消费的中坚力量,其体育消费心理预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家庭环境、体育赛事、体育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影响了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初中生体育消费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而且体育消费心理预期存在性别差异。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影响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因素,找出其中的影响关系,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性别积极寻求对策,才能够促进和提高初中生的体育消费水平。
对初中生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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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人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正价引起居民消费的提高。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除了受自身消费能力和观念的影响外,也受到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不到30%,但农村人口却占总人口的50%以上,因此分析和研究农村居民消费至关重要,本文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切入,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为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财政支农支出的现状。财政支农支出指政府通过对农村税收、财政投入及财政补贴等一些财政政策对农村农业进行管理和鼓励,达到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支农支出跟财政农业支出是两个层次概念,支农支出只是农业支出的部分,财政支农支出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扶贫资金及科技投入等组成的,并且政府对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对应项目随着时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变更。
我国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投入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如我国从1978年到2010年,32年里,财政支农支出由75.95亿元增长到8129.58亿元,投入增加了106倍,由此看出我国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的增加。
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投放比例并不是稳定呈上升状态,在1978年至1985年,由于社会不稳定,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1986年至2003年时间段内,财政支农支出投入相对浮动,总体而言,在1978年到2003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有比率在5%至7%之间上下浮动。而2004年到2010年的几年时间内,由于我国对于三农政策的重视,支农支出投入一直稳定上升,在2010年比重达到9.05%。
(二)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
虽然我国对于农业投入不断上升,但是我国农村消费发展状态呈低速增长,其增加速度长期低于城市和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的比重相对下降。用恩格尔系数(EC)即消费水平指标来表达,恩格尔指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比重越低,说明生活水平不断上升。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在1978-1982年,EC大于0.6,在1983-1997年,EC在0.5至0.6之间,1998-2005,EC在0.45至0.5之间小幅度波动,而2006年至今,EC在0.43之间上下波动。从此可以得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
三、我国农村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不同财政支农支出投入类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农村财政支农支出一般根据结构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指农村投资性支出,这类支出是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支出,其目的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以及支援农村集体各项生产,包括了农业支出和林业支出。第二类农村消费型支出,指政府事业部门的消费支出。第三类型为农村转移性支出即社会保障补助性支出和政策补贴支出等。
根据数据《我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部分补充数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利用农村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方程,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可以得出,农村财政投资性支出挤入农村居民消费,显示农业生产要素数量和生产率的提高有效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居民收入,财政消费型支出虽然对农村居民消费挤入效果不高,但其依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成本,提高了农村居民消费的纯收入,而财政转移性支出因其间接地补贴了农村居民用于消费的纯收入,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人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正价引起居民消费的提高。
(二)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不同消费层面的影响。
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三个类型对于居民在不同方面的消费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在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方面,财政转移性支出的挤入效果是最大的,其后依次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而在农村居民通讯、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挤入效果明显,消费型支出次之;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衣食及家庭设备等支出,财政投资性支出对其影响最为明显,其后依次为转移性支出和消费型支出。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财政投资性和转移性影响均较大,而非产性的消费型支出对其均较小。
(一)完善农村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保障体系虽相对于来讲有所完善,但由于农村居民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现象是依然存在的。就医费用一直影响居民消费,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村居民的就医压力。而对于农村养老体系,应加快并全面推广养老保险制度,并积极探索利用土地或其他固定资产做担保的养老保险,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多元化,普及化。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政府应积极加强农村公路、水电及通信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公路的畅通可以保障在流通过程中的流通质量,减少损失和成本。通信设施可以提高农村的信息化水平,为居民提供全面的信息,为生产提供更多的途径,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除此之外政府应积极增加农村财政投资性投入和转移性投入的规模,进一步优化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本文通过分析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以及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现状,得出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其中以政府财政投资性投入和转移性投入最为明显,其次为消费性投入,积极的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投入,特别是财政投资性投入和财政转移性投入,可以使居民的收入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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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心理指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商品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一般是:先接触商品,引起注意;然后经过了解和比较,产生兴趣,出现购买欲望;条件成熟,作出购买决定;买回商品,通过使用,形成实际感受,考虑今后是否再次购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商品价格的消费者心理反应模式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它影响消费者心理感知和判断,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数量的重要因素。影响消费者对商品价格产生心理反应的有个人、专家、商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五个因素。消费者对商品价格产生心理反应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价值评估模式、意识比拟模式和平衡协调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工商企业的实际定价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关键词:心理反应模式 商品价格 影响因素 应用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而商品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消费者对某些商品的购买意愿,以及购买数量的多少。所以,商品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心理中最敏感的因素。价格作为客观因素,它对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必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影响消费者对市场价格产生心理反应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因素:个人因素;专家因素;商品本身因素;购物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
个人因素。个人因素是影响消费者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个人因素包括:消费者个人的消费经验、消费者家庭以及消费者的个性、爱好和兴趣等三个方面。
消费者个人经验往往是自身感官的接受,形成对某种商品某个价位的知觉与判断。消费者多次购买了某种价格高的商品回去使用后发现很好,这就会不断强化他的“价高质高”的判断和认识。当多次购买某种价格低的商品,发现不如意,这同样会增强他的“便宜没好货”的感知。家庭对消费者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家庭的规模、经济状况也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判断。一般而言,生活在经济状况比较窘迫家庭的人,对商品价格的判断通常也比较低,而生活在生活富裕的家庭的消费者估计的商品价格通常也要高一些。另外,消费者的个性、爱好和兴趣也对商品价格的心理反应会产生影响。
专家因素。专家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专职对商品价格进行监测评价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等对商品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的职业性的感受和判断,它具有理性和准确性的特点。由于专家具有权威性和参照性,对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判断和感受影响也比较深远。另一个是消费指导者,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总要接受周围一些对商品有经验的人的建议、意见,并常常接受他们的指导,受到他们的影响。
商品本身因素。指的是商品本身的外观、重量、包装、使用特点、使用说明等对消费者对价格的反应产生影响。
购物环境因素。销售现场包括销售现场周围环境、销售现场环境。装修豪华的商店可能使工薪阶层望而却步,因为消费者认为豪华商场出售的商品价格昂贵。笔者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对比实验:把某大商场一件价值2600元的名牌西服和地摊上一件价值500元西服去掉标签互换,结果到地摊上卖的名牌西服没有卖出去,而地摊上的西服在大商场却已1600块钱卖掉了。这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指的是社会群体对商品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的总体感受和判断。这种感受和判断可以说明商品价格的大体范围以及商品价格所属的群体特征。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消费者的群体特征与购买豪宅的消费者的群体特征就非常鲜明,他们对房产价格的判断也有比较大的差距。
价值评估模式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质量相似的商品,只是其包装装璜不同,价格却相差很大,消费者却宁愿购买高价的商品;而对于一些处理品、清仓品、“出口转内销”品,削价幅度越大消费者的疑虑心理也就越大,越不愿意购买。这实际上是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价值评估模式在起作用。不管消费者是否具有经济学知识,他们总是把商品的价格和商品价值、品质联系起来,把商品价格的高低作为衡量商品的价值和品质的标准。认为价格昂贵的商品价值就大,品质就好;价格低廉的商品,价值就小,品质就差。所谓“一分钱,—分货”,“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便是这种价值评估模式的具体反映。其心理反应模式见图1。
意识比拟模式
商品价格本来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其作用在于有利商品的交换。但在某种情况下,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认可不仅如此,有的时候,消费者在利用商品的价格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身份。也就是说,消费者通过联想把商品价格的高低同个人的愿望、情感和个性联系起来,进行有意无意的比拟。这样一种对价格的心理反应方式和过程,我们称之为意识比拟模式。其主要反应过程如图2。
平衡协调模式
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商品和价格以及价格的调整。由于消费者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使他们一时间很难判断商品的确切价值。消费者在接受了某种商品价格的时候,心理属于一种平衡状态。但是,一旦价格发生变化后,消费者心理的那种平衡已经打破,心理处于紧张状态,而这个时候他就会努力来恢复心理平衡,所以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调整适应和接受过程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的平衡协调过程(见图3)。
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心理反应模式对工商企业商品定价和价格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价值评估模式的应用。该模式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商品的定价上,主要有以下几种:零数定价、习惯性定价、折扣定价、特种商品定价等。其中零数定价是最为典型的价值评估模式。习惯性定价指的是消费者在长期中形成了对某种商品价格的一种稳定性的价值评估。不同折扣实际上是体现不同消费者在销售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经销商的折扣和终端消费者的折扣不一样才能体现经销商的地位和作用。对某种特定商品采取特殊的价格。例如饭店每个星期六推出“免费××菜”,目的是让消费者在这一天来消费可以获得平常没有得到的价值(这款菜的价值)。
意识比拟模式的应用。该模式的应用体现在商品定价中,主要有声望定价、理解价值定价、类别顾客定价、分档定价等。声望定价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应用。它利用消费者对商品的自我意识的比拟,而某些商品质量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心理,以此带来对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的信赖。理解价值定价就是指按照消费者对商品价值的理解,而非按照商品的成本来定价。类别顾客定价是基于消费者的一种定价模式,某些商品或某类商品具有一定购买群体,一些消费者因此“对号入座”,以显示其身份、品位等等。分档定价指的是将同类商品分成若干档次,分别标以不同的价格。同类商品中分为高、中、低档,购买高档商品和购买低档商品的消费者,其心理需求是不尽相同的。
心理平衡调适模式的应用。主要应用于新产品定价和产品调整中,其主要价格策略有:新产品定价中的撇取定价、渗透定价策略;价格的上升、下降。撇取定价一般指的是新产品进入市场之初采用较高的定价,等出现竞争或销路受阻后再行降价。它的原理是商品定高价时得到一部分“先锋消费者”的积极响应,然后进行推广。商品价格下降时,这批追随者能够得到这些商品,心理得到应用的满足,其紧张的心态得到平衡和缓解。渗透定价指的是新产品上市之初定一个较低的价格,尽快占领市场,等产品打开销路,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之后,再逐步将价格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种定价策略使得新产品进入普通消费者的心理“门槛”较低,容易得到心理平衡。价格的上升和渗透定价的原理基本相似,价格的下降与撇取定价的原理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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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是消费者的具体权利。在我国目前的研究中,没有对《消费者权益法护法》中的权益的具体含义进行清晰的表述,同时对消费者权益的具体保障在实施上也存在漏洞。本文将以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对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角色进行分析,对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和实际权力进行深入探究,并以此为切入点,厘清消费者的权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了吗?这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存在消费者权益受侵害取证难的事实;另外,在现实中消费者维权途径模糊,即使权益被侵害消费者本人也有维权意识,也因没有相应的机构处理或者程序繁琐而致放弃维权的事实大量存在;最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消费者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在维护自己权益方面不能及时有力,就像各种商场的搜身检查时有发生,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只能坐以待毙,只能采取事后补救。在这些方面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才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最后补救措施,应该具备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震慑犯罪,明晰法律应用程序,在制度上完善等作用以保证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以及受侵害后的即使维权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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