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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法律渊源和立法基础入手,先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产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制度遵循怎样的原则,然后从这一根本点出发来探讨我国现阶段有关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行使情况,从而据此提出几个相关问题,并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就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代位求偿制度,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代位求偿;权力让渡;自由行使原则;第三者追偿
我国的《保险法》并未对保险人应该以谁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从理论出发,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赋予保险人的法定赔偿请求权,虽然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但是被保险人一旦将该权利独立,保险人即可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而不需要得到被保险人的同意或是转让。从实际中看,保险代位求偿权是由被保险人主动将求偿权利转让给保险人,而不再对第三人享有;保险人也因为受让于被保险人转让的这一部分权利,而成为实际的追偿人,从而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追偿权。所以,保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这在我国的法律范围内是允许的,实际上其也具有独立的诉讼主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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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各国对票据背书的涂销相关立法规定以及立法背后的考量,总结背书涂销的范围效力等,并结合我国目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对于票据背书涂销的制度设计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背书涂销连续性
在司法实践中,涂销对后手的权利的影响常常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持票人对票据的背书进行涂销后转手的,其后手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甲公司签发了一张乙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在汇票背面第一背书人签章栏中的被背书人名称处书写了“不可转让”,但未签章。乙公司将“不可转让”字样涂销后将该汇票背书给乙公司,丙公司又背书给丁公司。丁公司将其拿到恒丰银行办理贴现。丁公司提供文件证明了其与前手之间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同时提供了乙公司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汇票在转让给丙公司时,是因被背书人名称书写有误,进行了刮擦(涂改)。经过汇兑查询后,恒丰银行对该汇票进行了贴现。后因乙公司未能履行和甲公司之间的基础合同,甲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甲公司对乙公司不承担上述票据的付款义务和恒丰银行不得享有上述票据的票据权利。在这件案例里,两审法院的判决相差很大。对这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二审法院却均判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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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法律渊源和立法基础入手,先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产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制度遵循怎样的原则,然后从这一根本点出发来探讨我国现阶段有关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行使情况,从而据此提出几个相关问题,并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就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代位求偿制度,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代位求偿;权力让渡;自由行使原则;第三者追偿
在被保险人因第三者责任造成的伤害而向保险公司获得索赔后,保险公司应该以谁的名义向致害的第三方进行追偿?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之后就要相应的放弃向第三者追偿损害赔偿金的权利,而将此权利让渡与保险人,那么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代位求偿制度当然使被保险人不会从保险事故中获利,但保险公司从中获利了吗?在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进行保险金赔偿之后,向第三者进行追偿时,怎样才能保证被保险人全力协助其顺利获得追偿呢?
根据相关记载,代位求偿权这一概念是英国法官Lord Hardwic在Randal起诉Coackran这一案件中最早提出的。当时,英国的法院将代位求偿原则适用于一切具有损失补偿的契约,而保险契约因具有损失补偿性质,从而普遍应用了代位求偿原则。
民法中的债权让与制度在保险法律关系中使用代位求偿权,它实质上是一种债的主体变更,法律基础遵循损失补偿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和不真正连带债务原理等。损失补偿原则是指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获得保险赔偿,用于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但被保险人不能因损失而获得额外的利益。损失补偿原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有损害有补偿,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只有在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才能获得赔偿,否则将无权要求进行赔偿;二是防止发生道德风险,即是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得利用保险合同要求不当赔偿。过错责任原则,即被保险人的正当利益由于第三人的错误行为而被损害。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在此的第三人最终应当为自己的过错行为而进行相应的赔偿,这样既可以对第三人的错误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也可以对受害人有所补偿,使其的损失可以降到最低。所以,代位求偿制度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情况下,使得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第三人的平均利益得以最大化,同时不破坏法律不允许双重索赔的规定,维持社会秩序正常发展,还是对实际行为和权力利益相互平衡的权衡的结果。不真正连带债务这一原理最初是由德国法学家阿依舍雷提出的,它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德国在普通法时期对连带之债二分论(即共同连带和单纯连带)的基础之上,而且是渐渐由单纯连带演变而来。
我们所说的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存在多个债务人的债务由于债务人之一对债权人履行义务从而最终偿还的债务。也就是说,每个债务人由于发生了不同的债务关系而偶然产生了相同的给付条件,虽然他们都承担着对债权人的债务义务,但若其中一位债务人履行义务将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得以免除。由此可见,民法意义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存在,必须满足一下五个条件:一是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每个债务人债务人之所以拥有债务的原因是个不相同的,是由于不同的法律条件而产生的。二是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由于债务人的债务是在不同的原因条件下存在的,所以债权人对每个债务人的债务都拥有独立的债务请求权,而不是对一个债务人群体的债务权。三是不真正连带债务之间的联系是偶然存在的,每个债务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也没有什么共同的目的。也就是说各个债务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纯属偶然。四是每个债务人的给付条件都是一样的或者大体上相同,而且每个债务人都具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债务的赔偿没有多少、种类之分。并且,当其中的一位债务人赔付了全部的债务,相当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解除,债权人不得向其余的债务人提出索赔。五是基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概念,最后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责任的将是最后承担债务责任的债权人。最后得出结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债务责任与第三方对保险人的债务责任之间存在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关系。不真正连带债务即是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核心内容。
我国的《保险法》并未对保险人应该以谁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从理论出发,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赋予保险人的法定赔偿请求权,虽然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但是被保险人一旦将该权利独立,保险人即可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而不需要得到被保险人的同意或是转让。从实际中看,保险代位求偿权是由被保险人主动将求偿权利转让给保险人,而不再对第三人享有;保险人也因为受让于被保险人转让的这一部分权利,而成为实际的追偿人,从而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追偿权。所以,保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这在我国的法律范围内是允许的,实际上其也具有独立的诉讼主权地位。
被保险人的保险标的由于第三方的行为而引起的保险事故的发生,在保险可保范围之内的,被保险人对第三方有损失补偿权,对保险人拥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被保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分别向第三方或者保险人提出请求,也可以同时提出请求。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所有选择权不得加以干涉,被保险人也不得因此而获得额外的补偿金额,这是违背代位求偿制度的基本原则的。在被保险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后,保险人进行赔付后,可以对第三方行使代位求偿义务。在此情况下,被保险人不能够向第三方提出赔付其从保险人处获得的保险赔偿范围内的损失金额。即使提出请求,所得赔偿应最终归保险人所有。
被保险人其他权利的行使并不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影响。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5条第3款的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被保险人损失的,被保险人仍可就其未弥补完的损失向第三人提出索赔。当第三人的财产无法同时向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进行保险金的赔付时,首先应当满足被保险人的权利,使其遭受的损失得以完全补偿,只有当保险人获得足额的赔偿后,保险公司才能以保险人的身份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进而弥补自己的损失。为了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最大化,应当将维护被保险人的权利放在首位,在被保险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满足后,再考虑保险人的代位求偿利益。
保险人在给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之后取得了代位求偿权,这样一来保险人会不会从中获利呢?更进一步,若真的获利,保险人是否会由于代位求偿制度的存在而降低保险费率呢?从理论角度来看,保险人很有可能通过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进而降低保险费率,但是由于我国的大多数保险属于商业保险,因此即使在这一方面减少了保险金额的赔付,可保险的商业性质决定了这些补偿都将对于股东红利有所提高。从实际出发,我国的一些保险险种中的代位求偿权的补偿份额与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用相比是很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代为求偿权而取得的赔偿占保险人总赔偿额的比例是极低的,代位求偿制度对保险费率的影响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如果保险监管机构对代位求偿制度的监督管理放松的话,不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险人通过代位求偿原则降低保险费率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根据对前面代位求偿权的分析,代位求偿原则真的能够使第三者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这样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呢?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保险人在进行保损失险赔偿前,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先对第三人责任方进行法律上的索赔,除非第三者肇事逃逸或者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赔偿,否则保险人不会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者就民事责任索赔顺利时,自然可以避免第三者逍遥法外,不用代位求偿的介入。如果第三者肇事逃逸,则通过公安机关立案后,也会绳之以法。如果是第三者经济能力有限,法院会根据其经济能力先进行部分赔偿,但是债务依然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代位求偿权在避免第三者获得额外利益时并没有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二是由于保险人收取保险费用,建立强大的保险基金,加强了保险金赔付的能力。与被保险人相比,保险人的资金实力相对雄厚,保险人尽管拥有代位求偿权,虽然面对巨大的诉讼成本,但是相对于被保险人而言,保险人并没有较大的积极性去追究第三方的随时赔偿责任。
第一,代位求偿制度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的利益,保证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利,从而使保险发挥出其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功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代位求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存在一些问题,这使得它没有完全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所以对于代位求偿原则,应该明确在《保险法》的基础上将保险人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今后保险人在制定特殊险种的费率厘定时,将保险人可能因为代位求偿而得到的赔偿条件计算入厘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之一后,保险人才有权获得代位求偿义务。
第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代位求偿原则理念的转变,这就使得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拥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即是指,法律对于是否由谁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并不做过多的要求,而是进行较为宽泛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是直接取得代位求偿权,而是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或保险事故发生后,在进行保险理赔时,约定保险人以何种方式取得代位求偿权。这种立法理念很好的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关系定义为双方当事人订立契约的关系,赋予双方自由协商的权利,从而促使保险人更好地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被保险人更好地履行协助义务,充分实现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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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1271年—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元朝废除尚书省和门下省,保留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期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近十几年来,国内(主要指大陆)史学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贡献出两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著作,即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专题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学者可以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本文打算将近年读书所得,结合元朝的特性这一主线,就若干问题稍陈管见。题目较大,而个人学识浅薄,本不当率尔操觚,其中浅陋愚妄之处,尚望学界师友垂谅。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 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 ,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5〕 ,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6〕 ,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7〕 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8〕 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9〕 ,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10〕 ,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罩不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元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下文还要述及)。但另一方面,大蒙古国的统治却对漠北草原社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蒙古建国前的漠北草原,千余年里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至今的近千年中,漠北草原上一直只有蒙古族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这应当说是漠北草原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变化。
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曾将游牧文化归入“停滞的文明”的行列,断言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 。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 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
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 。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残存影响,元朝统治者对漠北依然予以超常的重视,在行政上设宣慰司、行省等机构进行治理,在军事上派大量军队屯驻,在财政上不断给予巨额经费拨赐。终元一代,漠北一直由中央牢牢控制,与前代王朝(如唐、辽等)治下羁縻约束、叛服不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样一种平稳形势下,漠北的社会结构沿着成吉思汗开创的道路,渐渐发生着改变。元朝虽然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灭亡,但漠北已经不会再像匈奴、突厥汗国崩溃后那样出现新的统治民族了。
一些学者用“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的概念来解释匈奴、突厥、蒙古等漠北古代游牧帝国的国家结构。的确,这一概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游牧政权的特性,因为它们都具有游牧分封制的共同构造特点,而这种由汗室家族成员对游牧部众进行分割统治的方式明显脱胎于草原游牧民分割家产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正如姚大力所指出,“家产制国家”在它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漠北游牧分封制国家只应看作其中一类特殊形态。〔16〕 实际上,中国古代由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将统治重心移入中原之前,基本都具备韦伯所称“家产制国家”的条件,如君主的父权制家长权力大幅度外延、统治缺乏系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君主个人家政机关扩大为政权统治机构,等等。这些“家产制国家”可以根据它们对君主“家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不妨称为“共管型家产制国家”,以东北平原上的女真国家和附塞的拓跋鲜卑、契丹国家为代表。它们对“家产”采取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未进行明显的分割。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述民族建国前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而另一类则可以称作“分封型家产制国家”,以立国漠北的匈奴、突厥、蒙古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建立者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在他们的社会中,个体经济更为发达,分散经营的趋向更加明显,因此对作为君主“家产”的草原国家也采取了分割经营的统治方式。匈奴在单于王庭左、右两翼,有二十四大部,分封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同姓“二十四长”。突厥有大、小可汗并立之制,小可汗下又有“设”的分封。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 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
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
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
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21〕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22〕 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23〕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24〕 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则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表面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体现。
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则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25〕 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26〕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体现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发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27〕 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28〕 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29〕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 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____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 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 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 ,“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 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 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 。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
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
……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 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注释:
〔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第二卷,第70页。
〔2〕 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 (Phil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 pp.1-32 . 此导言 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 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 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 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 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 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 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 《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 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 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 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 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 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 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 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 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 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 归宿。
〔14〕 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 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 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 Weber,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Oxford univ. press, 1947),pp341-357. 〔17〕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 〔18〕 《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 ,《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 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 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六期(1982.12)
〔27〕 《元史》卷143,《自当传》。
〔28〕 《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 《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 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 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 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第73页。
〔31〕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 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 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 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 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 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 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 道森 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 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 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 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5期。
〔40〕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 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 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 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 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 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蒙古皇帝有非常强 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 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 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一面是起自 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用世机会、跃跃 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 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棰楚交加,原因应当也在于此。
〔4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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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管理是通过价值形态对企业资金运动进行决策、计划和控制的综合性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强化石油销售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任何一个行业和领域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增加收入,降低成本。石油销售企业的产品价格制定和其他行业有所不同,它本身的价格都是由国家和社会所制定的,其他领域的行业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获益,而石油销售企业则需要通过控制自身的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益。成本控制也属于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在财务管理这一环节中正确地进行筹资、投资决策和投资过程控制,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一内部问题,加强财务管理,这才是石油销售企业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1.财务管理体制不完善
石油销售企业财务结构划分不明确,财会机构的财务管理机制没有得到充分的调节和利用。石油销售企业的财务机构是由财务与会计合二为一,但是在实际的财务管理工作中,财务领导部门对待财务机构的比例失调,工作重点只放在会计上,对石油销售企业的筹资、投资、资金运行、财务管理、财务状况的分析和总结工作做得不足,对先进的理财策略和方法重视不够,阻碍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2.现有的财务管控系统无法适应现今复杂多变的梢售环境
我国现存的石油销售企业的财务管理系统存在缺陷,系统的滞后性是最重要原因,这就使得企业在面对社会外部的竞争以及国际因素影响时,缺少对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和预防措施,这种财务管理系统的滞后性就会加大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财务监管时的困难。现今的财务管理制度己经基本涵盖了石油批发、仓储和零售环节,但是财务管理人员执行的力度不大,并没有按照国家颁布的新政策和新法规来及时调整财务计划,也没有将现有财务状况的不足反馈给公司,因而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3.财务信息化进程缓慢
信息化建设随着社会发展己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中,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提高工作的精准性和效率性,还能增强企业和公司内部建设中人力所不能触及到的领域,以银行业和通信业为例,他们在企业的运行中通过运用信息化建设受益颇多,大大提高了本行业的服务水平和财务能力,提高了社会竞争力。但是石油销售企业则把信息化建设当做一种替代品,没有充分利用信息化的功能,造成在财务的运行管理时,不能达到数据、信息的交流共享,难以给决策管理者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
1.改善企业财务环境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
要想改善先进石油销售企业财务中的问题,就要在企业外部理财环境既定的前提下改善企业理财内部环境。石油销售企业作为特殊行业,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组织制度和财务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财务管理工作者应该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2.可以采用精细化管理运作财务
精细化管理本身来源于发达国家,它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石油销售企业可以利用精细化管理这一原则,引入到财务管理中,更快更好的发展石油企业,降低财务成本,追求卓越。
结合传统的石油销售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来看,每个环节都过于死板化、机制化。因此,管理者应该完善资金预算动态管理制度,从控制层面向下级的销售企业资金流入手,推动全面预算的实施,达到规模经济效益。
3.加快信息化建设的引用,完善财务管理平台
如前文所述,石油销售企业没有积极地引用信息化建设在财务管理的投入,因此财务管理者应该监控完整的财务信息化平台,实现对财务管理系统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并进行信息的相互整合,以此来提高财务系统的高效率和突发情况下的应变能力,为财务的预算和成本控制提供全面的信息。
4.转变观念树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理财观念
想要改善石油销售企业的管理现状,就要改变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企业管理人员要发挥自我的主导地位,充分安排各项财务收支,使之合理化。其次要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和风险意识,高度的关注企业财务的风险。
5.有计划地实施财会人员培训,提高管理能力
强化石油销售企业的财务管理也需要工作人员对财务知识充分的了解,企业领导干部可以加强财务领导干部的业务培训,定期进行知识的更新,帮助工作人员树立一套系统的财务运行观念,提高整体的财务水平。
6.建立健全的财务预警和运行机制
企业在工作过程中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危险,构建完善的财务预警机制是防范财务出现错漏和经营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企业管理人员要对口常的财务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早发现财务状况恶化的信号。同时,必须加强客户的投资风险评估工作,完善财务资金监管系统,树立风险识别和预警意识,将财务风险及时的扼杀在摇篮里。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销售企业面临着重大变革,销售企业如何在有效改进财务制度的状况下,更好更快的发展石油企业,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调整并不断适应财务环境、积极大胆实践新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高人员的财务能力,优化管理方式等都是需要企业管理人员逐步探索的。石油销售企业作为中国石油企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石油销售财务管理模式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为石油企业提供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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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是指农业上在同一面积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产品总量的经营方式;现代意义的“集约化经营”的内涵,则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958年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引用“集约”一词,解释其义为: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同一经济范围内,通过经营要素质量的提高、要素含量的增加、要素投人的集中以及要素组合方式的调整来增进效益的经营方式。简言之,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集约化经营是以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根本对经营诸要素重组,实现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的若干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的商业银行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重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加强经营管理。本文结合集约化经营的含义与特征,论述了集约化经营对于商业银行的意义与作用,并进一步地提出加强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思考;
(一)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的含义
集约化经营,在农业方面是指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则是指商业银行为提高经济效益,通过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优化对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以提高银行业务的科技含量和整体质量,增强银行员工的整体素质与能力,实施优质服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二)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的特征
第一,把提高效益作为准则和目标。应集约化经营的要求,银行需要评估自身服务区域、服务对象、业务种类等方面的效益,而资源的配置更是以评估结果为依据,为此,商业银行中效益的高低可以作为集约化经营的评价标准。
第二,注重对银行内在潜力的挖掘。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并不是一味地对银行机构的营业网点进行外延与扩张,而是希望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来扩大再生产。银行想要扩大机构与业务的规模以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需求,就应该同时提高经济效益,换句话说,银行效益的增加程度应该不小于规模的扩大程度。
(一)立足实际,选择合理的集约化经营模式
银行在推进集约化经营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业务经营的基础情况和发展情况、运营体制的特点以及资金调动能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具体地,针对那些业务基础比较好且资金的管理情况良好的银行,可以自上而下地对其进行集约化经营,在总部建立一个业务总中心;
(二)改革业务流程,实现科学的集约化经营
作为财政的蓄水池,我国的商业银行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并且长期对其进行服务的,在很多时候承担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因此,其业务流程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繁复、落后等问题。对此,商业银行应该对业务流程进行改革,对各个环节进行辨识、分解、评估,然后删除、压缩、整合或者外包一些不必要的环节,按照自然的方式重新组合各个部门的生产要素,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以提高集约化经营效果。
(三)加强电子化建设,合理定位票据中心与分支结构
第一,商业银行在实施集约化经营后,增大了票据的经营品种与规模,提高了业务系统的要求,对此,商业银行应该改进目前的记账系统,动态地监测、跟踪和管理银行每笔票据业务的基本要素、风险情况等情况.第二,商业银行支行网点的分布比较广、辐射面比较宽,因此,即使实施集约化经营,商业银行仍需要营销票据,业务总中心则需要承担对票据业务的统一规划和统筹管理职能,还应做好后台操作、控制风险以及创新产品的工作。商业银行分支和票据中心这两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同时应处理好集约化经营与服务效率、银行分支和票据中心之间的利益这两组关系。
首先,票据业务的竞争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银行的工作效率有关,而集约化经营耗费了从分支机构到票据中心的时间,对此,应在控制票据中心风险的基础上,简化业务程序与环节,以缩短业务处理时间,促进业务处理效率的提高。其次,为调动起银行分支的积极性,促使其积极拓展业务,票据中心可以以高比例或者全部返还营销的直贴业务利润;最后,商业银行在考核票据中心的经营成果时,还应充分考虑整个银行的总收益,以避免出现银行分支与票据中心争利的局面。对此,要保证制度的合理性,以协调两者关系,提高银行的整体效益。
(四)优化要素配置,提高集约化经营的回报
集约化经营的重心不仅在于把经营要素投入到效益高的区域、网点以及服务手段等,还包括通过集中调整和重新组合经营要素的方式来提高人均和总效益。经济发达地区是要素配置的重点地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是要素配置的难点地区,因此,想要对优化调整资源、要素的配置,就应该通过整合银行机构来进行。
第一,实行集中管理,对经营要素在一定的授权范围实行统一管理。具体地,通过统一规划和建设银行营业网点,合理地对网点进行布局,以促进固定资产投入效益的提高;通过集中、统一地调配车辆、计算机等固定资产,最有效地利用资源;通过统一管理信贷项目,在整个银行的一定范围内择优选中新资源的投入;通过统一管理一定层次的人员,实现人员的适当流动,给予员工一定的压力,以增强员工的紧迫感,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第二,统一标准,使经营要素从低效率、低效益向高效率、高效益的区域流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五)对银行机构进行创造性地整合
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而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同样也是追寻经济效益,对于那些目前没有带来效益且没有“前途”的网点机构,银行应该该裁减的裁减,该取消的取消,对此,可根据以下三点标准:第一,以分行为单位制定标准,拆并、改造或者撤销那些单产低、位置偏、无前途的营业网点,绝不手软;第二,压缩、精简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总额少且没有什么发展突破的分行机构,实现精干;第三,增加经济发达地区且存款总额多的地区的银行数量。一方面,在繁华区域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
总而言之,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银行业在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还遭受着国际金融机构的冲击与挑战,对此,我国银行业可以通过借鉴先进经验,加强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创新财务管理机制,提高银行集约化经营效果,以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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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是高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高校教育管理理论发展的需要。对当前高校教师职称评聘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可以引发人们对高校人事管理体制进行综合改革的思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高校职称评聘工作的若干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职称评聘工作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系到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虽然经过多年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但至今仍是一项相对复杂、矛盾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结合高校职称工作提出关于改进高校职称评聘工作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校 职称 工作对策
在修改标准条件时,着重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突出业绩导向,重点考察其工作实绩;二是提高标准的针对性,对不同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实事求是地提出不同的要求;三是提高评价标准的可操作性,调整现行条件中不够具体难以掌握的评价标准,尽可能量化,避免标准解释的随意性。近年来,各高校对职评政策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一致的做法是条件更高,要求更严。众所周知,评聘质量是职称工作的生命线,而条件、职数和程序控制是保证职称评聘质量的三大法宝。为确保评聘质量,在程序控制上应加大职称工作各环节的透明度;在职数控制上宜采取结构比例控制、定编设岗和适度从紧的原则;在条件控制上,应坚决取消有关福利政策。总之,评审政策的调整,应根据形势的变化,以建立重业绩、比贡献、观实效的职评导向,破除急功近利的价值趋向,倡导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摆正个人位置,正确处理为国家、集体奉献与为个人奋斗的关系,引导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创造岗位实绩。
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是晋职考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深化教师职务聘任制度的关键所在。坚持重实绩,重客观公正,重竞争和可量化操作,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规范性的考核原则。按照有关规定,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严格考核,力戒形式主义和走过场的现象。可考虑实行贡献排序法,就是在评审职称时打破时间界限,将每个参评者的教学工作、科研业绩、思想政治表现、所获荣誉以及学历、学位等各方面情况综合打分进行累加,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然后按照晋升名额从高分到低分开始录定。时间短、积分少的自然落在后面,时间长、积分多的肯定排在前面,时间短但才华、业绩等特别突出的也可能排在前面。这样,从高到低按照名额确定评审的入选者,时间短但才华、业绩特别突出的入选者自然带有破格色彩。
制度建设是实现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前提和基础。《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条例》是指导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的法规文件。现行条例已经不太适应要求,当务之急是要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根据《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加快制度建设,尽快修订出台新的职务条例,为职称评聘改革提供依据。
为保证评聘的公开、公平、公正,加强监督高校职称工作的全过程,可以创造条件实行全程公示制,具体内容包括:申报材料公开展示,推荐名单公开张贴,学科组评议通过名单张榜公示,公开述职测评,统一组织破格人员公开答辩。公示是加大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 提高评聘质量的有效途径,采取全程公示制既是对申报人员材料真实性的监督,也是对职称工作情况的监督,同时还是对申报人员成果的充分展示,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
高校应在做好人员定编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和队伍建设的需要,科学、合理地做好岗位设置工作,优化职务结构,明确任职条件、岗位职责和聘用期限,以及相应的奖惩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按岗聘用,竞争上岗,逐步摆脱职务与工资硬性挂钩的做法,强化岗位意识,将岗位和待遇挂钩,“以岗定薪,按岗取酬”,加大自主分配力度,努力构建有高校特色的教师岗位制度。
人才评价是一个难题,高校要切实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技术评价的研究,按照不同学校、不同学科考虑建立多样化的评价标准。既要考虑到学校之间、个体之间的差别,又要根据学科不同实行分类评价。一般而言,良好的社会评价机制来自组织内的评价和职业同行的评价。要建立以业绩取向为重点,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绩效优先、公正、公开”的原则,充分听取同行专家的意见,建立以绩效评价为核心、量化评价为基础的评价机制,科学评价教学科研成果。
总之,对高校教师职称改革而言,制度健全了,体制理顺了,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职称评聘制度改革是一个综合配套的系统工程,要从根本上更新观念、变革管理方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用人机制、评价机制、分配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等相关配套制度,使人员进出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化配置。
[1]黄大龙,吴恒祥. 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改进的构想[J].教育发展研究,2006(6)
[2]解飞厚.科学计量与专家评审关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9(3)
[3]罗继荣.深化职称评聘制度改革之我见[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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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是最基层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辅导员职业生涯管理成功与否关系到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大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的稳定及社会和谐。高校辅导员职业化是一种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辅导员的选聘模式与职称评定体系的若干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辅导员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在选聘过程中,很多高校是以“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为标准,以期把德才兼备、乐于奉献、热爱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人员选聘到辅导员队伍中来。但在职称评定体系中,却一直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称评定的办法。这种做法,未能充分体现辅导员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也未能充分体现分类管理的原则,有失公允。本文针对这些特点,对高校辅导员的选聘模式与职称评定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选聘模式;职称评定
当前,很多高校在实施辅导员岗位选聘前,并未进行有效的任职资格分析,也未能采取合理的选聘选拔方式。这导致选聘工作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有些学校过分注重学历、学业成绩、工作经历等外在条件而较少考虑包含个性特征在内的综合素质,甚至将外在条件当作决定性条件,出现了“人一岗一组织”不匹配的现象,流动过于频繁,给学校的管理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现有的辅导员选聘模式加以改革,以适应新时期学生工作的需要。
(1)专业素质。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心理疏导或职业生涯辅导能力、工作技巧。辅导员在当前形势下更需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保持思想政治的敏感性;当今社会对职业化、专业化呼声日益高涨,需要掌握心理疏导或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必须具备学生工作方面的理解力,掌握一定的学生工作技巧。
(2)服务意识。能正面看待学生,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的发展:主动接近学生,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关心、爱护学生;充分了解学生的需求,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各项服务和支持;在分配奖学金、助学金等问题上,坚持一定的原则性,做到公正、公平、公开;现在的学生比较有个性,逆反心理强。要有颗包容的心来面对他们,不能封杀他们。
(3)职业忠诚感。由于职业的特点,辅导员经常需要牺牲休息时间,很多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能解决的,要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工作技巧,潜移默化地教导学生;辅导员收入比其他岗位差得多,付出与工资报酬不成比例,工作量也大,要有淡薄名利之心,对职业充满激情。
(4)创新能力。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活动中,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要敢于打破常规,善于推陈出新,配合学校工作组织或指导学生开展有品位、有意义的活动,这就不仅仅要有创新思维,更要有这方面的实践能力,能够把思维转化为行动。
(5)沟通协调能力。针对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特点,要善于进行个别谈心和说服教育;在工作中要有思想主见,并能正确阐述自己的主张;在执行学校政策时,要跟领导或学生进行多方面沟通;随着网络的发展,辅导员同学生沟通的平台也在发生了变化,辅导员要拓展自己的交流方式,如利用网络等;要能进行有效沟通,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控制影响范围。
(6)计划组织能力。要能分配好所面临事情的轻重缓急,提高工作效率:对学生群体进行分类管理,区别对待:要懂得授权,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在开展活动前,能进行周密的计划,保证活动的条理性及可行性,做好分工,以提高活动的效率及影响力;活动结束后,能够及时总结。
(7)问题解决能力。要解决好学生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信息收集能力,区分问题现象及本质,并进行综合分析,并在解决问题前做好各方面的预案,在解决问题时要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
(8)持续学习能力。面对学生需求的多元化,辅导员必须具备有广博的知识体系,如人文知识等;不断加强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研究学生工作,掌握新规律;主动了解当今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特别是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的各方面信息;善于把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经历、体会加以提炼、总结,运用到现在的实际工作当中:加强专业学习。包括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
(9)心理调适能力。辅导员工作压力大、繁杂、琐碎,在执行学校某项规定时,很有可能会夹在领导与学生之间,两头受气:在学校中的地位比较尴尬,学校重视不够,但却非常重要:辅导员自身也有生活,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等。这些都会对辅导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要求其必须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及调适能力,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尽量保持乐观、开朗。
当前,辅导员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纯粹管理向今天的服务和管理转变,更加突出“一切为了学生成长”的个性培养,因此服务及管理技能、服务及管理素质对辅导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当今社会信息更新非常快,辅导员要有终生学习的观念,持续学习能力不可丢;由于辅导员的职业枯竭及学生的师源性心理问题引起了杜会的广泛关注,辅导员更要具备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
高校辅导员作为教师队伍的一个分支,其工作内容亦为指导学生、培养学生。辅导员与授课教师具有不同岗位、相同价值的特点,其职称评定体系应与教师职称评定序列接轨,都按照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等职务进行评定。
1、辅导员职称评定的原则
依据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等文件精神,高校辅导员的职称评审工作应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德才兼备、突出工作实绩、聘任高级职务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科研能力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高校辅导员的职称层级分为见习助教、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五级。其中见习助教、助教为初级职称,讲师为中级职称,副教授、教授为高级职称。
2、辅导员职称评定的条件
辅导员职称评定条件的设定是本研究的重点。职称评审设有通用条件和特定条件。通用条件包括辅导员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素养,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的考试成绩,接受与思想教育有关的培训,授课内容和课时,年度考核等项目,同时还确定了不得申报的准入门槛等。而特定条件则针对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不同的职务进行不同的条件设定。如学历、工作年限、课时、研究成果、工作业绩等。职称评定体系的难点则体现为辅导员职称评定条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其他专业课教师职称评定条件的协调,这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3、辅导员职称评定的机构
设立省高校辅导员职称资格评审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由省人事厅、教育厅的分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省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履行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
同时设立省高校辅导员中级职称资格评审组和高级职称资格评审组,按照规定的评审权限、范围、条件、标准和程序对申报人进行能力评审和职称评定。
4、辅导员职称评定的程序
辅导员职称评审工作每年进行一次。高级职称的评审工作须经过以下程序:个人申报一成果展示一院系考核一科研成果鉴定―评审一复审一公示一审批。对于申报破格晋升者、成果共用发生争议者、送审
材料与实际工作有出入者、成果与他人雷同需要甄别者等情况,职称资格评审组可要求申报人到会答辩。
根据以上设置的内容,辅导员职称评定体系将构建一个完整又有详细细则的框架,对专职辅导员的配备及选聘,要求及职责,培训和培养,管理和考核都应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职称评定,则建立辅导员职称评定小组,实行岗位单列、序列单列和评审单列,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职业化、专业化和专家化。
1、各方重视。上至教育部,下至各省教育厅都充分重视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建设问题,都希望能进一步引导辅导员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促进辅导员队伍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省委省政府下达了多项文件,全力为高校辅导员的培养和发展创建良好的保障环境。规范高等学校辅导员职称评审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2、众望所归。第一,本评定体系单列,将使辅导员的职称评定更契合辅导员的实际,相对降低其评定的困难度。这是广大高校辅导员所一直呼吁和期盼的职业公平待遇。第二,对于辅导员们的管理者来讲,搬掉阻拦辅导员职业发展的大石头,辅导员的发展路子更加平坦宽畅,而在良好的生存环境下,辅导员在工作时将减轻一部分心理压力,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相信这是管理者们非常乐见的结果。第三,对于学生来讲,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前程充满期待的老师,才是真正的使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3、吸引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选择日趋多样化,高端人才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必定会考虑所选职业的发展前景。如果辅导员的职业发展前景看好,将会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这将为切实地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是一支富有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是对其工作的高度肯定。但是,只“埋头拖车”的状态已无法满足目前社会的发展要求,为辅导员队伍的长期发展设置良好的平台,提供有保障性、发展性的制度环境,必将有力推动辅导员队伍向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迈进。
[1]薛冬雪.高等学校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新思考[J].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3.(03)
[2]白润娥.我是怎样做辅导员工作的[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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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形成学习型社会,以及职业教育事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而这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构成该体系的各子系统建设,支持探索形成其有效结构的改革试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构建现代技工教育体系的若干政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近年来,我国凸现技工荒,且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没有一流技工,就没有一流产品。”这是胡锦涛在2009年视察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时提出的。中国作为以制造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如何构建适合现代技工教育体系的政策,解决技工人才的短缺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现代技工教育 政策思考 教育体系
目前的人才市场出现了两种怪现象: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技工荒”并存,二是大学生“找工难”与企业“招人难”并存。这种怪现象反映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结构方面的供需失衡产生的矛盾。高级技能人才能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承担起在科学实验、科学技术创新中的技术攻关能不可替代的重任。构建现代技工教育体系政策,培养技工方面人才,是解决眼下“技工荒”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就业矛盾的关键,更是促进经济良性发展,追赶并超越世界其他国家高新技术的需要。
1.1 对技工教育存在着认识视觉上的狭窄
尽管在改变,在进步,而社会对职业教育仍存在偏见,大部分人对技工教育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读技工是考上不好的大学的无奈之举,技工工作脏累差,技工生低人一等,受到歧视。
1.2 政府对技工教育的重视度不足
政策支持不足,如高校有“211工程”“985工程”院校,相对比之下,职业技工院校建设水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规模小、专业少,大部分为民办,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师资队伍,而且职业技工学校学习商业化气息浓,学习风气差。与市场衔接程度不够,不能培养出市场需要的人才。
1.3 技工教育体系的学生素质不高
技工教育体系招生困难,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到,都是低门槛甚至无门槛入学。办学层次低,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特长。目前大部分技工院校培养的是中低级技工或短期培训生,学校的教育设备、实习设备也远远落后于普通设备,培养的学习存在着知识面狭窄,技能单一,普遍素质不高的情况。这种教育机制下,难以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技能人才,缺乏创新能力。技工院校更关注于本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往往忽略人文素养、健全人格方面的培养。
1.4 技工教育体系现实上的封闭,学生的发展空间受限
技工教育在教育水平上的享有的平等权,能否最大限度地与社会衔接,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技能人才,需要依赖于教育体制上的开放、企业的实际接纳。而目前我国的技工教育体系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技工教育与高等院校教育水平存在脱节现象,技工教育的学生“不入主流”。就像自学考试属于国家承认的高等成人教育,其含金量却不能与全日制普通高校生相提并论一样。技能职业类的人才的地位近年来提高了不少,依然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
2.1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2014年6月,对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并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作为全国技工院校综合管理部门,2014年12月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推进技工教育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1]。
《若干意见》提出了推进技工院校新一轮改革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一,推动技工院校多元化办学;其二,加大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其三,深化校企方面的合作;其四,完善扶持政策;其五、加强基础方面工作。这些政策对进一步促进我国技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保证。
2.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六章十四条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纲要中明确了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
3.1 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构建完善和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技工教育体系政策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工人才,有较好的“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职业教育体系。教育、就业、再教育、再就业……这是发达国家中学习型社会对人才成长的最基本路径,如瑞士、德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只有打破、打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的堡垒和界限,才能更好地衔接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才能改变“只有课堂学习才是学习”的观点,认可课堂以外的多样的学习方式。更重要的是,要把教育与就业贯通。
3.2 完善现代技工教育体系予以技工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首先,技工教育院校的规模发展与质量并重,需要技工教育资金和科研的支撑。技工教育体系的健康、良性发展离不开技工教育科研。其次,技工教育体系的生源危机问题:高等院校的扩招,技工院校的无序竞争、招生秩序混乱需要体制机制及社会的配合,政府要严格审批制度,清理规范办学机构,加强政府统筹管理系统保障,强化学籍管理。再次,疏通技工教育出口需要强化校企合作管理、技术研发及质量管理的系统建设。充分发挥技工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现代技工教育体系需要转变观念,社会及企业对技工人才不仅限于给予相对等的待遇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高级技工人才的社会地位。构建现代技工教育体系更需要加强政府的统筹支撑能力:创新优化技工教育招生制度,强化技工教育学籍管理;加强技工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技工教育院校与企业的衔接,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若干意见》的出台,对于推动现代技工教育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供的相关的政策保障。我国越来越重视技工教育,旨在适应经济变化,改革当前教育环境,解决就业和用工双方面的问题同时,推动我国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到技工高级人才行列,为我国技术的改革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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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档案人员是高校档案事业的主体,档案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到高校档案部门的职能发挥,全面提高档案人员的整体素质,是高校档案工作质量提高的重要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院校档案管理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档案管理队伍的现状分析,探讨目前高职院校档案管理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高职院校加强档案管理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高职院校;档案管理;队伍建设
现阶段,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着档案信息化资源开发、针对性开展编研工作、个性化信息服务、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等课题,而目前高职院校档案管理队伍由于存在人员结构不够合理、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人员培养制度、未能做到与院校管理队伍有机融合等问题,无法适应这些新课题的要求。高职院校应重视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规范档案管理人员培训,促进档案管理研究,加强档案管理交流沟通,建设一支具有自身特点的专兼结合的院系两级的学习型管理队伍,以适应现阶段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
(一)人员结构存在“五低一高一差”。高职院校由于建校时间较短,档案管理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档案管理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学历结构均存在不合理,存在“五低一高一差”现象。
(二)档案管理队伍与院校管理队伍未能做到有机融合。高职院校的档案管理是为院校管理工作服务的,但目前高职院校往往为收集档案而抓档案管理,为抓院校管理而忽视档案管理,未能做到档案管理队伍与院校管理队伍的有机融合。
(三)缺乏对档案管理人员有效培养机制。高职院校的档案管理往往被视为非技术性工作,专职档案管理人员由于其工作不被重视,长期充当院校管理中的配角,没有形成对外交流学习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一)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坚持抓档案管理“一把手”工程重视档案管理工作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前提,高职院校必须在管理队伍建设中坚持专兼结合,抓好档案管理的“一把手”工程,努力做到院校管理与档案管理“合二为一”,具体如下:
其一、坚持专兼结合,做到院校管理与档案管理“合二为一”。由于高职院校工作是围绕培养高技能人才展开的,其档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记录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的各个细节,故其档案管理队伍的组成应该体现高职教育管理与档案管理的有机融合,应建立起以复合型档案专业技术骨干为带头人、辅以各自管理职责范围内兼职管理人员和技术保障人员的管理队伍,形成一支既懂院校管理又熟悉档案业务的专兼结合的院系两级管理队伍。?
其二、抓好档案管理“一把手”工程,建立健全档案管理队伍。高职院校档案管理工作与院校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的重视息息相关,院校主要领导一定要高度重视档案管理,树立“档案管理水平体现院校管理水平”的观念,要优化环境,建章立制,为档案管理队伍建设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要抓好档案管理“一把手”工程,坚持部门“一把手”负责制。
(二)创新管理,提高教学档案内在质量。
教学档案管理包括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处理和利用等。有效的管理是提高档案内在质量的必要前提和手段,也是提供高效服务的基础。教学档案管理人员应立足校内、面向社会,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立足本职、面向全面,高度重视教学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要在档案管理的制度上、档案的质量上、管理的科学上下功夫,大胆改革现有的高校教学档案管理模式,实现教学档案管理现代化、信息化、服务化,建立管理科学、反应敏捷、运行灵活的管理体制,使其系统化、规范化、有序化,及时、准确、高效地为管理提供服务。
(三)创新观念,实现教学档案公共价值。
教学档案的公共价值体现的是多数老师的公共利益。实现档案公共价值就决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而需要某种力量予以督促和强制,那就是要创新思想观念。而制度的约束和外部的激励最终也要转化于观念的转变,因此,观念的创新是教学档案公共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每个教师要将教学创新成为自己的自觉要求和追求目标,立足岗位,创造优秀的教学成果,自愿将这种独创性的成果在一定的范围内共享,实现它的公共价值,从而提高整个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四)规范档案管理人员培训,打造学习型管理队伍
高职院校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以下的素质:良好的服务意识、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全面的档案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知识、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语阅读能力、法律知识的运用能力等。尤其是作为档案管理带头人或技术骨干除了具备以上素质外,还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研究把握最新档案管理与改革方向的能力。为此档案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是极其重要的。档案管理人员培训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转变思想观念。要通过培训端正档案管理人员的心态,树立服务服务光荣、服务自豪的观念,二是提高综合素质。要通过培训培养档案管理人员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组织能力;三是组织业务培训,要进行管理学专业知识培训和档案管理动态、档案政策等专业方面的培训与学习,增强档案管理者现代管理意识和竞争创新意识
学校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高校、学生的广泛关注,必须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学生成才的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只有这样,学校档案管理才能有着广阔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档案管理方法,并以此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推动学校的档案馆建设乃至学校的整体发展。
高职院校档案管理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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