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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频繁。公民的参与为提高公共政策科学性和民主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公民在参与过程中与政府决策权发生的矛盾冲突也愈演愈烈,通过制度设计缓和二者矛盾成为急迫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二者矛盾的深入分析,提出解决这种冲突的可行性方案。
案情回放:2006年,南京市政府通过微博传出决定在城西干道将高架桥改为隧道,并向广大市民征求意见。一时间,消息在整个南京城传开。据悉,南京城西干道建设之初计划使用寿命为50年,目前才使用17年,而如今又要斥资23亿将其改为隧道,由此引发了各方的猜测和质疑。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召开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并开通政府信箱、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征求公民意见。大部分市民认为,这项工程不但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施工期间也会造成新的交通瘫痪,至于新建的隧道是否能解决交通问题也有待考证。终于,在2012年年初,南京市政府在争议、反对和疑问声中仍然决定启动“桥改隧”工程。虽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但此事件中政府决策权和公民参与权博弈背后的哲学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本文将从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的角度研究此事件中政府、公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制度的协调。
在南京“桥改隧”事件中,公众的反对声不断,但南京市政府最后仍就一意孤行决定启动项目。据了解,许多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该项目的质疑,但至始至终南京市政府都未对公众的质疑作出满意的答复就冒然上马该项目,未免有失妥当!我们不禁要问:南京市政府对公众的诉求是否有过考量?公众的参与在政府决策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公众的利益在决策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的矛盾冲突。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他们都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如今,世界各国民间智库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逐步意思到民间智慧的潜力和力量。因此,世界各国政府也都在不断的鼓励公民和民间智库参与国家管理、决策,以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这也顺应了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从这点上说,南京市政府发微博求建议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政府也担心公民过度的参与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1.公民过度的参与和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甚至政治暴动,影响社会和国家的稳定。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提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必要条件集中体现为一组成为的或不成文的竞赛规则”。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公民有序参与制度,如果大量的民间力量过度参与且利益得不到实现时,极易爆发群体性事件,甚至会被政治势力煽动利用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这对我党和社会的稳定是极其危险的。这类例子在国外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考虑。
2.公民过度的参与影响行政决策效率。首先,政府要向公民阐述决策的方案、可行性,以及应付公民可能提出的问题等等,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如此就有可能错失决策执行的最好机会。其次,“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进一步降低行政效率。知情面越广,个人诉求就越多,政府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求政府和公民利益的平衡点,但是任何一项行政决策都不可能顾及到每个群体,因此势必会使得某一部分群体利益受损,政府又会引起部分人的不满。正如某位建委官员说的:“我们努力做个‘好人’,但总会成为‘坏人’”。所以,部分政府选择效率优先,“关起门来自己搞”,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最后,领导干部也有自己的算盘。目前,我国官员绩效考核标准“数字化”,迫使政府官员必须在其任期内作“搞些工程”,因此对政府官员来说,效率是永恒的第一。所以,公民过度参与行政决策不但拖延时间,影响行政效率,更影响官员的绩效考核成绩,这也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愿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原因。
3.公民过度参与影响行政决策质量。约翰·克莱顿·托马斯认为:“对公民参与最严厉的指责集中在公民参与造成了公共政策的扭曲……公民常常不具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政策质量的知识和常识;公民参与可能会导致公共项目运作成本的增加;公民过度参与会阻滞改革创新;很多代表特定群体的公民在受邀参与公共决策后追逐特殊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缺失”。正如南京市建委某位官员说的:“民众或许不知道,城市隧道现如今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方向,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城市隧道被国外专家认为是城市规划最为科学的做法。这些专业性很强的项目一般不太适合广泛的讨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专业知识”。法国大思想家卢梭也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如果人民能够充分地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是个别意志;这时人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也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种个别的意见。”
“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和人民群众反映和表达自己愿望和要求,促使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予以满足的过程”。所以,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的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但是,行政决策不可能涉及到各个群体利益的方方面面,公民参与前的期望和参与后的结果之间造成的心理落差往往会使得公民感到自己的参与流于形式。比如,我国的听证制度即是一例。听证制度,是政府为公民提供政治参与、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一项制度。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现今,听证会有时成为决策者强加意志于民的不听不证的听证会,有时成为未经听证先有结果的不听而证的听证会,有时成为听证笔录与决策结果完全不一致的听而不证的听证会。长此以往,“价格听证会”变成了“涨价发布会”、“处罚听证会”变成了“处罚公告会”,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被极大的扼杀。长期如此,公民必将形成“民众参与是形式,决策政府早已定”的惯性思维,对于构建民主政治框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政府对公民过度参与的担忧往往产生政府行政不公开、公开听证程序化、公民参与形式化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公民政治不参与。长此以往,公民参与权与政府决策权的矛盾交替上升,恶性循环。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强调政府的万能性,忽视了公民的参与权。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带有严重的封闭性,给国家、社会和公民带来了诸多诟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我国的政府决策透明度、公民政治参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国政府正向: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仍有许多需要完善和改革的地方。笔者通过以上关于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的冲突分析,认为我国缓解这对矛盾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最伟大的智慧往往来源于大众”。在美国,存在着大量的民间智库,他们以其专业、职业或理想的趋同性组成了一个个庞大的智力群体,为美国的行政决策乃至国家战略提供了宝贵智力支持,就连总统也会不定期的走访、问计于智库之间。公民和民间智库的参与不仅为政府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也弥补了代议制的缺陷,拉近了政府与公民的距离,保证了公民诉求在输入国家政治系统过程中的完整性、原始性。但是,也应该看到公民和民间智库也会因为其专业知识、个人利益、风俗习惯的限制影响他们的参与。作为政府,应首先明确政府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导者,同时对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应给予详细讲解或者对参与者适当的培训,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深度,并逐步开放参与的范围和等级。
对于许多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政策,由于公民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对于政府作出决策的缘由不了解,容易引发公民对政府决策的质疑和猜想。在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决策普遍缺乏说理部分,只做不说的做法不但不足以说服公民,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剧公民与政府的矛盾。因此,在今后政府的决策中,各级政府不但要民主决策,更要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告知公民政府作出如此决策的理由、依据和目标,取得利益得不到充分体现的公民的理解,缓和二者的矛盾。
目前,重大公共决策的调研、评估、决策中,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已成惯例。但是,随着这些年专家学者逐步被利益集团“绑架”,独立专家的独立性备受广大公民的怀疑。如今,独立专家库逐步在各国兴起,为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独立专家由公民、政府共同在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中推选产生,并公布其身份背景,组成专家库,并制定专家库使用规则;一旦有重大决策需要使用专家库成员,由公民代表、政府共同抽签产生,对可能影响独立的专家应当回避;专家库成员在重大决策评估、调研后得出的结论必须向民众公布、说明,对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应当详细解释;专家库成员在调研、评估中接受公民的监督,发现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成员,必须回避或弃用;专家库成员调研、评估项目的费用由中央财政拨付,避免对地方政府产生依赖性,影响其独立性;对于专家库成员故意或多次过失出具错误意见导致重大决策失误后果的,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应当罢免其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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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体育学院表演专业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2004年正式招生。下设健美操、大众艺术体操、啦啦操、服装表演与设计四个专业方向。随着健美操专项运动的发展和更新,很有必要加强对表演专业健美操专项课程的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经济学中的参与式教学方式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迫在眉睫。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采用参与式教学方式可以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参与式教学;能力培养
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是西方人研究经济问题的总结,是研究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科学。这门课程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具有抽象性、系统性、对数学工具的依赖性等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困难,学习积极性不高,使得这门课程的及格率不高。但是西方经济学学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例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会计学等课程都需要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因此,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迫在眉睫。
(一)参与式教学方式的概念
参与式教学方式是一种合作式或协作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中心,采用灵活多变、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生能深刻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这种教学方法能在师生之间营造一种平等、快乐、健康的学习气氛,并且实现了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统一,引导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有利于改变目前很多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扔笔记”的现状,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参与式教学方式的理论依据
1.心理学的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关系的理论。心理学将人的需要分为外在性需要和内在性需要。外在性需要所瞄准和指向的目标或诱激物是当事人本身无法控制,而被外界环境所支配的。内在性需要的满足和激励动力则来自当事者所从事的工作和学习本身。当事者可从工作或学习活动本身,或者从完成任务时所呈现的某些因素而得到满足。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的关系是:(1)当外在激励强而内在激励弱时,工作或学习变得枯燥无味。当事者将自己的工作或学习只看作是外在激励的推动。(2)当外在激励弱而内在激励强时,工作或学习变得有趣、有意义和有挑战性。(3)当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均弱时,工作或学习变得索然无味,并缺乏具有诱激力的报偿。(4)当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均强时,工作或学习变得引人入胜并具有颇富诱激力的外偿。参与式教学法能够加强学生的内在激励,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由于内在激励来自学习的趣味、意义和挑战性,学生便能克服困难,从学习中获得乐趣和满足。在参与式教学法中,来自教师的表扬和鼓励,也使外在激励加强。在这种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都得到加强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效率会得到显著提高。
2.弗洛姆的期望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决策者,人们往往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中选择最有利的行为。但是,每个人在智力和认识备选方案的能力上是有限的,因此,只能在备选方案的有利性和自己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参与式教学法有利于学生自我设计,根据自己的兴趣拓宽知识面,提高自己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参与式教学方式的形式
1.正规的参与教学法。该方法是小讲课和分组活动的结合。先由教师小讲课然后学生进行分组活动。分组活动可以采用多种灵活方式,以小讲课的内容为核心进行实战演练,通过学生之间的互评或者是教师评论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小讲课所学的内容,并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正规的参与式教学法以学生和内容为中心,鼓励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最终制定出项目的研究或实施方案。
2.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融入参与式教学法的元素。这种方法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结合,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1)开放式的教学内容。本科教学通常是向学生讲授有定论的问题,有些教师在课堂上注意给学生介绍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或者是老师正在研究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思考问题。(2)提问式的讲课。在授课的过程中鼓励学生提问题,问题可以由其他学生回答也可以由教师回答。(3)无标准答案的习题。多做这种习题有助于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4)论文形式的考试。教师可以进行考试改革,变闭卷考试为写小论文的方式,题目可以学生自己定也可以是老师研究方向的问题。
大学教育不仅要交给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参与式教学方式与传统的“填鸭式”式的教学方式相比较具有优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学生潜能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参与式教学方式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学会查找资料,阅读资料并进行思考、演练,每一个过程的参与都让学生最大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同时文献收集和阅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组织、语言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锻炼,最终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
(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参与式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牢固的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学生的心智成熟。当学生获得教师及同学的鼓励和肯定的时候,必然会收获成功的喜悦和满足,从而建立强烈的自信和表现的欲望。
(三)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参与式教学方式中的分组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从开始收集资料到资料的整理汇总,小组成员需要配合完成,对于极富个性和急于在心理上独立的大学生来说这就是学会与他人相处和共同完成任务的锻炼机会。
传统的教学观点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教师一定比学生知道的多,教师一定是正确的。而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老师或者不同的学生看法可能不相同。学生对老师不再是盲从,他们对问题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这种见解有可能具有合理性。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参与式教学方式能让学生和老师很好地交流,学生能从老师那里学到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老师能够从学生那里吸取新鲜的血液,能够课程内容的深化。
三、西方经济学中参与式教学方式的应用
(一)让学生讲授部分课程内容
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书本上的知识都是由教师来教授的,而参与式教学方式中,教师可以选取适当的内容让学生来讲授,这部分内容要求相对简单并且是非重点内容。例如微观经济学绪论中的第4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这一节不是重点内容而且适合学生自学。可以将班上的学生分成4组,分别负责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凯恩斯革命四个阶段的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书本之外的资料的搜集,要学生了解每一个阶段产生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代表人物传记、理论观点、理论的合理性和缺陷等等,然后每一组制作一个课件,派出1个代表讲演10分钟。完成之后先由班上其他同学对作业进行评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给出每一个组的成绩。这种学习方式学生是很喜欢的,因为这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到学习中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在西方经济学中适合这种教学模式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消费理论、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等等。
(二)学术前沿问题介绍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系统,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产生出新的理论和观点解决新的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给二年级的本科生所教授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而现今的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发展很快,有取代主流经济学的势头,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仅仅介绍新古典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现实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时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太多的学术前沿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介绍可以在大三开设中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当中教授和讨论。
(三)经济理论在生活中的应用
在高校从事了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每次第一堂课我都会给学生讲明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好处,这虽然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影子,但是一门课程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有用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方法,而且这种方法要贯穿全部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比如在微观经济学中讲授弹性理论的应用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超市调查哪些商品经常打特价,而哪些商品价格几乎不怎么变动,哪些商品经常在一起搭配销售等等,然后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在成本理论中介绍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讨论在生活中这个概念的应用,比如大学毕业以后学生是参加工作好还是继续读研究生好呢?引导学生使用机会成本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佳选择,也让学生对于人生中的得失有积极的正确的态度。在讲宏观经济学时,可以要求学生关注每年和每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经济意义。在通货膨胀理论这章讲到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思考今后到底应如何理财。总之,要让学生知道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用的科学,他们会非常庆幸自己在大学学过这门课程。
(四)热点经济问题讨论
热点经济问题讨论是经济学的高级运用,通常要涉及很多章节的内容,这也是学生最感兴趣并且反映最强烈的部分。根据我多年的授课经验,这种方式最能够激发学生的表现欲和创造欲,学生的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的,这对老师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在讲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分析背后的原因,以及引导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这一和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的方法。
总之,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系统性、理论性、逻辑性很强的课程,要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教与学的和谐统一,要将参与式教学方式融入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学中的参与式教学方式探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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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着独特的优势,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困难。文章提出了应对当前微博问政困境的对策: 让微博问政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加强各级政府的官方微博建设,微博问政环境下注意将负面信息降至最低。
关键词:微博问政; 政治参与; 困境; 路径。
随着 2009 年国内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发展,微博特有的覆盖型网络传播模式,快速改变了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以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为基础,微博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它会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 140 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 年 8 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
微博的出现为广大民众搭建了信息互联的平台,对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200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因拆迁问题发生上千商户集体上街堵路事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不但及时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还在新浪网开设了“微博云南”,及时通报事件的最新进展,这一做法使其赢得“中国第一家政府微博”的称号。微博的异军突起也使其迅速成为备受追捧的舆论新阵地,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使其成为与群众沟通的一种新平台。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政府和普通民众接受。近年来,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我国政府都努力支持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沟通方式外,政府还开辟了网络这个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新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习惯发号施令,民众习惯服从命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利和意愿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这样的挑战容易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带来社会冲突不断,影响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定。西方国家20 世纪以来调整策略,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治民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说出自己的心声,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的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时有发生。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尤其是微博问政,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早在 2008 年,奥巴马就很重视用微博( twit-ter) 与民众沟通。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默克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也都通过微博问政。2011 年 9 月 1 日,美国白宫官网新开设了一个子网页“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作为白宫实施网络问政的新举措,美国公民可以在该网页上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提交请愿书。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2 亿,年增长高达 208. 9%,这使得“微博问政”成为网络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仅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有 1 300 多个,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有 2 000 余家。这个数字对全国庞大的官员和党政机构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微博问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问政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微博问政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以下优势:
微博问政能把网民的意见积极有效的收集起来,使网民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政府部门的落实、处理,当公民选择直接到网上反映问题、表达愿望时,如果政府能够予以及时解决,百姓的焦虑情绪会得到安抚,群体性事件必然会大大减少,社会也会更加趋于稳定。比如日本地震后,一些地方掀起了“抢盐潮”,相关部门迅速通过微博澄清事实真相,很快平息了这一事件。可见微博问政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都认为现在是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网络时代,一个小小的案例很可能会演变成全民运动,网民通过微博传播信息,组织起实际的行动以声援、干预事件的进程。
在现代社会中,网友们用各种手段参与到声势浩大的网络问政行动中去,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有了极大的张力,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就像一座便捷的桥梁,拓宽了公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给公民维权以助力。
在信息化时代,想要控制和封锁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越公开越透明就越主动,越容易掌握话语权,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微博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巨大作用。2011 年南京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
明确规定: 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发一小时内或获取信息的一小时内进行微博发布,实践证明微博问政对于构建阳光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作用,它督促政府政务不断公开化、透明化。
如今微博问责也已成为反腐监督的新形式,如2010 年 3 月 22 日,南京纪检部门宣布,微博上爆出抽“天价烟”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微博反腐已成为我国防腐倡廉的重要一环,成为新时期我国廉政建设的创新途径。
《新周刊》总主笔闫肖锋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微博凸显了人际圈的影响力。没有互联网之前,一个人一生中能“承受”的熟人数量为 150人左右( 经心理学家统计得出) ,有了互联网尤其进入 Web2. 0 之后,人际交往的幅度和广度被大大拓宽,六度分割理论( 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即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正在变成现实。微传播时代,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在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巨型传播网络,这对个人交友、品牌营销及总统选举等,具有重大的实际应用意义。通过粉丝之间的相互转发和评论,各种观点不断完善,受众面也越来越广,相对于以往的报纸和电视新闻,社会公众只能被动接受的参政方式不同,微博问政开始凸显社会公众主动参政的热情,并以自己的思想主动传播讯息。网络的虚拟化和数字化最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和主体的社交模式,并不断突破了旧有的时空和要素限制,甚至可以说,“计算机正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
虽然微博问政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但微博问政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局限,陷入一些困境。
就网络民主而言,受众群体对网络的占有和享有的程度是决定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特定群体在参与民主机会上的不平等。虽然微博问政的准入门槛较低,但是,毕竟是在网络时代对网民进行了又一次的划分,这种由再一次划分带来的不平等势必会影响网民微博问政的积极性。
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2011 年 4月 22 日发布的中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显示,截至 2011 年 3 月 20 日,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民微博三大平台上进行实名认证的全国政务机构微博有 1 708 个,政府官员微博720 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一些地方政府微博存在着发布信息和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例如,2010 年 11 月 12 日南京市体育局就开了新浪官方微博,目前已经拥有 24. 5 万“粉丝”,但却只在开通时发了一条微博: “南京市体育局的官方微博正式开通”,此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这种官方微博就形同虚设,政府微博也就失去了设立的意义,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也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微博堪称网络世界的新宠,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成就了一大批“V 字帮”,从大雪封航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很多人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对突发事件进行了报道。中国社科院在 2009 年 12 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更是将微博定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这说明,微博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交流的便利性; 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负面信息得以发布与传播,这些负面信息一经发布就会被强大的网络舆论所包围,导致危机扩散和升级。在微博问政的背景下,参与者对微博上的信息难辨真假,虚假信息的迅速传播更让他们心灰意冷,进而影响他们的参政热情。
四、解决微博问政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困境的对策。
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公民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部分公民还是采取直接向基层机关反映情况、向上级部门上访等传统的诉求方式,现实中,这些传统方式有时得不到理想的效果,会诱发群体性事件等后果,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思人民之所思,将构建服务型政府落到实处。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创新路径,必将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
为了真正将微博政务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务必加强工作透明度,积极发布和更新信息,尤其是多发布民生政策等网民关注的政务信息,耐心倾听网民意见并进行及时的反馈。如河北省公安厅的微博明确表示: “请大家关注我们,转发我们的文章。我们将始终以草根的心态、以网友的身份与您进行在线交流互动。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流传已久的黑色幽默,道出了网络匿名的特点,应该说匿名微博为直率批评、舆论监督等提供了许多便利,促进了网络民主的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匿名制,导致了网络谣言的传播和网络水军的出现,为此,韩国早在几年前就推行了网络实名制,以此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最近北京、广州、深圳陆续出台规定,要求组织和个人在注册微博时,使用真实身份信息,这种”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操作方式有利于净化微博言论,打击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这也是为何微博”实名制“出台后,拥有超过 2. 5 亿用户的新浪股票当日反弹上涨。
同时,在面对负面信息时,政府应正面、及时地予以回应,澄清事实,即使真的出现问题,也要勇于承认,提出整改方案,保证网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畅通和良好沟通。
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依然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呵护。微博问政在现阶段充其量只是现实问政的一个补充,由于其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我们对微博问政应该理性看待,合理引导。微博问政能否推动公民参与快速发展,实现民主的突破,规范化、制度化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1]姜胜洪。 我国”微博问政“的发展状况与完善路径[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 8) :58 -60.
[2]常 睿。 关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现状的研究[J]。 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 1) :91 -93.
[3]孔 鑫。 浅谈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建设路径[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0) :22 - 23.
[4]陈力丹,曹文星。 微博问政的优势及其有效开展的途径[J]。 人民论坛,2011,( 4) :17 -19.
[5]郑桂岚。”微博问政“的理性思考[N]。 杭州日报,2011 - 10 - 10.
[6]闫肖锋。 微博社会学[J]。 青年记者,2010,( 7) :79.
[7]徐珣。 网络民主: 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J]。 浙江社会科学,2011,( 4) :41 -47.
[8]孙光宁。 网络时代的民主动向[J]。 理论视野,2008,( 4) :48 -50.
[9]钱珺。 微博环境下的危机传播应对[J]。 新闻知识,2010,( 12) : 50 - 52.
[10]李少文 ,秦前红。 论微博问政的规范化[J]。 河南社会科学,2011,( 4) :100 -104.
[11]刘晓悦。 用责任赢得”微博未来“[N]。 人民日报,2011 - 1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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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9 年国内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发展,微博特有的覆盖型网络传播模式,快速改变了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以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为基础,微博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它会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政府和普通民众接受。近年来,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我国政府都努力支持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沟通方式外,政府还开辟了网络这个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新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习惯发号施令,民众习惯服从命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利和意愿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这样的挑战容易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带来社会冲突不断,影响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定。西方国家20 世纪以来调整策略,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治民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说出自己的心声,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的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时有发生。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尤其是微博问政,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早在 2008 年,奥巴马就很重视用微博( twit-ter) 与民众沟通。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默克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也都通过微博问政。2011 年 9 月 1 日,美国白宫官网新开设了一个子网页“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作为白宫实施网络问政的新举措,美国公民可以在该网页上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提交请愿书。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2 亿,年增长高达 208. 9%,这使得“微博问政”成为网络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仅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有 1 300 多个,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有 2 000 余家。这个数字对全国庞大的官员和党政机构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微博问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问政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微博问政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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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终极追求是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这个追求,在现代公共行政的百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进行了努力地探索。然而,历史证明,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无论是依靠政府或是依靠市场,都还不足以实现这一追求。公共行政的追求最终还需要每一位公民积极地履行自己的公民资格,投身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是必须的和必要的。实现政策制定中公民的有序参与,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本文从公共政策的含义出发,进而探讨分析了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意义、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对策,以期能够为实现政策制定中公民的充分、有序、全面参与提供一些参考。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助于实现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为公共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探讨分析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公共政策的概念。如果不能知晓公共政策的确切含义,那么对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问题的研究就无法进行,对于其它有关公共政策的问题的探讨分析也难以推进。关于什么是公共政策,目前尚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众多的公共政策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公共行政始祖――伍德罗?威尔逊把公共政策视作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规范。政策科学始祖――拉斯韦尔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①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我国学者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团体和个人行动的准则或指南”。②我国学者陈庆云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为整个社会所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③我国学者陈潭认为,“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共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理性和公意选择,是规范、引导公众和社群的行动指南和准则,是由特定的公共权力机构制定并由社会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④本文认为,公共政策是公权力主体(国家或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制定和执行的用以确定和调整广泛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法令、措施、办法、条例、实施细则等的总称。
随着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现代民主制度逐步得到确立,公民的政治参意识普遍增强,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扩展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日常化、广泛化和普遍化等特点。但是时至今日,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界定,仍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准。在众多学者的观点中,笔者比较认同徐望来、李文敏的主张,即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就是指当政府做出与公民具有厉害关系的决定和政策时,公民个人或团体通过一定的方式、途径和程序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过程,了解相关的政策信息,并对决策发表意见和看法,以此来影响政策结果的行动过程。⑤此外,本文中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主体仅指不担任国家公职的普通公民,而非具有相应权利的国家公职人员,这也是大多数研究学者所赞同的观点。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多种多样,具体有公民调查、听证会、专家咨询、民主恳谈会、公民旁听和网络参与等形式。公民听过上述渠道和方式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时代意义。
1、更好的体现现代民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脚步迈进了现代文明,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观念逐渐普及,现代政治制度在大多数国家也逐步得到确立,人们的政治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在今天,人们通过听证会、专家咨询、公民旁听、网络和民主恳谈会等各种形式和制度,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可靠、充足的信息,以及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运用了自己的相关政治权力,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应有之意,也充分实现了现代民主。
2、获取更多的公共政策信息。公共政策信息是指反映公共政策活动过程及其变化情况的一系列资料、材料和文件等信息。公共政策信息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及时、准确、全面、充足的信息,想要制定出具有较高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公共政策,只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公民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有助于拓宽政策信息传递的渠道,使大量的信息由普通公民传递至政府,从而使政府获得的政策信息更加全面和客观。此外,随着政策信息传递渠道的拓宽,公民会对相关政策信息作出反馈,更有助于实现公民和政府部门的双向沟通,从而使政府部门在获取信息的质和量上都明显提高。
3、提高公共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公共政策方案即制定者依据多方面的信息,结合现阶段实际,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之后,而最终选定的政策方案。选定的最终政策方案,一定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这样有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进而更有效的实现政策目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首先,公民可以提供制定政策方案所需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政策偏差,进而提高政策方案的准确性。其次,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中,不乏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较高政治素养的公民,他们把自己的建议、意见提供给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者在此基础上制定众多的公共政策方案,在实现了公共政策方案多样化的同时,也提高了政策方案的科学性。最后,公民参与到政策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可以对政策制定者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监督作用,端正其态度,增强其责任感,进而减少政策制定失误所带来的损失。
4、更准确地确认公共政策问题。在现实社会的今天,存在这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但是由于资金、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制约,我们不可能把每项问题和每个矛盾都加以解决。另外,也不是每个问题都是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使得确认政策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把自己的学识、能力和智慧贡献出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意见和建议,进而帮助政策制定者明确公众问题的实质,分清各种社会问题的轻重缓急,从而使更准确地确认公共政策问题不再“难于上青天”。 5、减少公共政策执行的阻力和偏差。正如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所说,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所以公共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阻力,尤以社会公众的阻力为最甚。让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有效的消除社会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误解和偏见,使其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认同公共政策,在政府部门执行公共政策时,自觉主动的加以配合,从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此外,通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得到及时、准确、全方位的信息和公民的意见、建议、看法等,在执行公共政策时以此为重要参考,不断调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公共政策,进而减少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准确性。
6、使公共政策更加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生命所在。在当今社会中,只有被大多数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同的公共政策,才具有合法性。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以提高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使其更加认同公共政策,从而使公共政策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使其更加具有合法性。
1、公民参与意识不强。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普遍薄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封建时期的小农经济讲求自给自足,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封闭的性格烙印在短期内难以抹去。再加上专制政治文化的影响,公民不可能、也不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情绪――政治冷漠。第二,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无疑会消耗公民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但是参与收益可能不会立刻实现,即参与收益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2、公民本身素质不高,参与能力弱。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现在已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入新时期,我国又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实现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如今我国公民的总体文化素质还普遍偏低,从而制约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能力的提高。所以,要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就必须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公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
3、参与渠道不畅通。虽然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也规定了参与的各种渠道,如选举、信访和参加各种政治团体等。但是在现实实践中,上述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我国的选举大多实行间接选举,经过层层的间接选举之后,选民的声音可能会被过滤掉,造成信息失真的现象,从而可能出现被选举者不能充分代表选民,不能反映其政治诉求,不能代表其利益等弊端。此外,我国的信访制度也亟待完善。有些政府部门的信访接待室从未“开门营业”,而是时刻处于“休假”状态。所以,畅通信访渠道,完善信访制度,从而建立起公民和政府的有机联系,已经时不我待。
4、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现如今网络技术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打破了政府对信息和话语权的垄断。政府对于相关热点事件的不回应,甚至是刻意掩盖、回避和公然作假,出现了诸如“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神回复”,经过网络等大众媒介的传播,势必会损坏政府的形象,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如果公民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就不愿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及时、准确、全方位的信息,不会为制定公共政策建言献策,公民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积极性必然会大大降低。
5、信息公开不足。虽然我国建立了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并运用多种形式予以落实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公民的监督权、知情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但是,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政务公开形式化、只重公开不重反馈以及政务公开不规范等问题,另外政务公开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如果漠视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势必会使公民不能准确理解公共政策,对公共政策也难以缺乏认同,从而不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所以,建立和完善透明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进而调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势在必行而且任重道远。
6、行政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时期,我们倡导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角色由“管理”向“服务”的转换,大多数行政官员从自身做起,身先士卒,努力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是受传统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一些行政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较严重,居庙堂之高而不忧其民,难以倾听来自民众的呼声,忽视公民的合理利益诉求。“官本位”思想疏远了公众的同时,也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所以,彻底剔除行政官员的“官本位”思想,实现其角色的转换,是大势所趋。
1、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在传统封建社会,由于受到专制政治文化的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比较低,大多数民众认为制定和执行政策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集,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我国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既是公民的神圣权利,也是公民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2、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培训,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有些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较强,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也很高,但还是不能有效的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究其原因,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不足。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使公民掌握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知识,真正了解公共政策的本质,熟悉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进而通过参加相关的政治实践活动,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只有公民的参与能力提高了,公民才能积极地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进而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拓宽参与渠道,完善参与制度。公民如果想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传递给政策制定者,进而使其转为公共政策,就必须要有畅通的参与渠道。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形式和渠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市长热线、领导接待日的设立,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进一步拓宽。此外,实现公民有序、高效的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就必须有相关的制度做保证。在完善现有参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才能保障公民参与生活的权力,使公民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自身利益得以充分实现,进而调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4、重新树立政府威信。在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的今天,政府部门应增强自身的行政能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角色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应及时、快速的制定相关处理方案,并把热点事件的最近进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告知于公众,从而取信于民,消除政府信任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威信,还要求政府在制定共政策时及时疏导公民的不满情绪,在执行政策时自觉的接受公众监督。
5、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虽然我国建立了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知悉了政府信息,了解了政府工作,对政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关于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内容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公开的标准也比较模糊。此外,现在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时政府拒绝向公民公开信息,导致公民对政府作出的政策产生误解,怨声载道,进而导致公民对政策的认同感不强,不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所以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对调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增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
6、行政管理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剔除“官本位”思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政府部门更应该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应自觉剔除“官本位”思想,正确定位自己的“公仆”角色,努力学习现代行政管理理念,提高自己的行政管理水平。同时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倾听群众的呼声,进而调动公民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积极性。
虽然我国的专家学者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总体来看,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与实现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为此,社会各界应该高度重视对公民参与问题的研究,为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积极建言献策,并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真正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的充分、有序和全面参与。
①拉斯韦尔.权力与社会[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8.
②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9.
③陈庆云.公共政策的理论界定[J].学术论坛,2000(2).
④陈潭.公共政策学[M].海南出版社,2002:17.
⑤徐望来,李文敏.试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J].网络财富,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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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信息技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科技革命带来了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数量惊人的网民开始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和影响着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网络参与成为我国当前民意表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与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现代科技和网络发展的突飞猛进,网络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发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笔者从公民言论自由界定,特征入手,分析利弊,立足其现状和法律规制缺陷并结合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实际情况并作简要分析,从而对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规范网络言论自由,构建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制度体系,提高国民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现代政治文明提出一些设想。
(一) 网络言论自由的界定
如今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实现了通过飞速发展的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即时运用各种网络工具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活跃。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是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网络言论作为公民言论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具有交流便捷、促进信息透明化,促进自由、追求真理,深化民主,打击腐败等特征,逐渐成为我国公民日常生活中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实现了通过飞速发展的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即时运用各种网络工具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以及见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活跃。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 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特征
第一,广泛性。一是享有网络言论自由的主体十分广泛即由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互联网获取各种信息资源,相互交流;二是网络言论主题内容广泛即人们进入网络可以无所不言。
第二,隐密性。网络言论的匿名性特征实质上是一种法律之外的保护,这种保护会极大的减少表达者在表达时的后顾之忧[1]。
第三,迅捷性。即新的网络交流工具的出现,使人们一改传统书信,电报等通讯方式,几乎可以足不出户或者通过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交流。
第四,非理性。在虚拟网络中,网民通常不会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发表言论时常常基于当时对某一主题的感性认识,有时甚至是盲目的,这种缺乏理性判断而又激烈的情感宣泄其结果往往具有伤害性,因此也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的现状
目前,我国比较重要的有关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
(二)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的主要缺陷
1,从立法角度看,立法层次低,制定主体混乱。我国众多的网络管理制度多是行政性规范和地方部门的规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目前法律规定中普遍存在问题是未能构成严谨的科学的法律体系。立法层次低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欠缺一定的民众参与性。
2,从法律实施及救济途径看,我国政府往往采取单一严厉的措施,网络言论自由缺乏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当前,政府对于网络的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对于出现的问题也就无法有效得到解决,往往采取关闭封锁的手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众的法治观念不断增强,并积极参到国家政策决策过程中。
(一) 公民参与趋于多元化形式,尤其是网络民意异常活跃。现阶段,我国的普通民众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方式的多样化是政治生活日益多样化和透明化,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3]
(二) 公民参与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尽管我国公共制政策制定法制化进程还不尽完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健全,但是通过《价格法》,《行政复议法》等的制定过程,都能感受到公民的积极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如果缺乏全民的参与,必然就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很难去评估公共政策的实效。公民逐步通过一定形式参与了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公民就能够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目前实际情况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水平仍然较低。
1.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来看,对于听证制度,由于缺乏法定程序,参证人员不透明等因素,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流于形式,民众对此争议比较大。而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信访制度等似乎更是让民众可望而不可及。
2.从政府自身管理来看,未能或不愿及时公开相关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进而无法实现民众与政府的有效互动。
3.从民众参加公共政策管理形式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更愿意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该形式虽然具有广泛,高效的特点但也存在不少弊端,影响着参与进程。
(一)完善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
1,网络言论的立法主体应该更加具有民主性和明确性,制定的法律规范内容要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构成科学严谨的法律体系。
2,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政府有必要采取多种更具针对性而非单一的管理措施,在尊重和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有序地进行管理,并依法提供合理的救济途径。
3,制定完善的法律以保障公民的网上言论自由。这里所说的“法律”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即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从各个法律层面明确隐私权的法律地位。
4,制定行业规章,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规章的制定有利于增强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此外,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进而促成网络言论自由制度体系的构建,行政、司法等各个环节的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强化政府与民众的有效互动
积极搭建政府信息交流公众平台,让民众的网络言论在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制下正确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合理地表达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构建和谐有序高效的社会管理局面。
公民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自然延伸,应当受到国家的保护。所谓言论自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网络言论自由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民意异常活跃并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但由于我国自身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政府自身管理的漏洞,公民参与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水平较低,如何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法律制定体系来规制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从而有效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形成和谐有序高效的社会管理局面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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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中央政府适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农村建设强调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农民对农村内部发展活动的参与关乎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问题,而农民参与本身则是管理民主的一种表现。
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强调要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公民的首创精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切实做到发展为公民、发展靠公民、发展成果由公民共享。发展基层民主,保障公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公民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村民自治是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突破点和切入点,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程。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作为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和核心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自治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当地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这样一种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从此各地纷纷效仿,很快便取得了国家的正式承认。1982年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赋予了村委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合法地位。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宪法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细化,标志着“村民自治”作为我国一项政策制度正式确立。2004年《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通知》的公布为村民自治的信息公开提供了进一步的法律保障。2010年10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完善。自此,村民自治政策在法律上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得以进一步提升。
对公民参与的价值追寻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学者的研究视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谢尔.阿斯丁(Sherr Arnstein)曾经用“公民参与阶梯”(Ladders of Participation)描述了那个时代公民参与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呈阶梯上升状态的公民参与形式或手段,展望了在公民自主性增强和政府与民间关系改变等变量的作用下,公民参与将逐步走向公民自主治理的趋势。 这与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参与是民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可以以此为准则,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 科恩也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 然而,在对于社区发展中的民众参与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公民参与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不仅仅导致了“全国性的社会”、“社区社会”的出现,而且统治阶级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是专业技术阶级,他们通过他们的决策技术参与或影响政治决策,其阶级基础主要是专门技术,“但是专业化同大众化是相互抵触的,后者要求人人享有更多的权力和参与机会。” 也就是说,专业化所要求的“专家统治”或“精英统治”与要求普通公民参与的民主形成了悖论。
亨廷顿认为“公民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活动” 公民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民主形式,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也是社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06年12月9日在海南召开的中欧“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俞可平对什么是公众参与作了界定:公众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渠道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并且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治理产生影响的行为。
公民参与在村民自治以及农村社区发展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
1.从政策的主体和客体方面来说,村民是村民自治中的直接参与主体,同时也是基层民主政策的目标群体。《农村公共政策与分析》一书中提到,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 科恩指出:“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 村民自治从定义上就强调了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即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就是村民。同时,村民自治旨在实现公众的意愿,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说明了村民自治的目标群体和影响群体是生活在同一个农村社区的农民。
2.从政策系统的环境来说,村民自治为公民参与在制度环境上提供了有效法律保证,村民自治可以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制度运行模式。“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进行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前文在介绍村民自治发展历程的部分已经详细阐明了村民自治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
3.从政策涉及的领域来说,村民自治是一项政治制度,而自治过程中,村民参与村务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全程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直接体现了村民的利益需求和意愿。村内各项事务通过村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使得村民们能够从选举到决策、管理,直至监督,全程参与进去。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为基本假设,是指非市场的集体选择。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个体在政治生活中走到一起,其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如同人们在市场中走到一起一样;公共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结”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市场行为和政治行为中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存在自私的动机,他们仍能够通过集体决策实现各自利益。
在这一理论模型下,我们不难理解广大村民在面临村民自治政策的选择时,更倾向于符合自身利益需求和意愿的选择,更愿意从选择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利益需求,而且能够促进利益获得与增加的措施和政策行为才能促使公民的参与,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和完善。
同时,通过对村民自治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研究,不难发现以下可能存在的问题:
1.多数人的民主可能会产生“暴政”。农村地区相对富裕的村民通常有更大的影响力与活动能力,占据着农村权力结构的优势位置,因此村民自治过程中容易出现部分资源在社区内瞄不准贫困人口的问题。在农村地区里面的人的经济水平一般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都只是少数,但是富人有充裕的社会资源,而穷人什么也没有,很可能在民主中被多数“暴政”了。
2.家族问题影响着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农村里大部分村庄是由几个大家族共同生活而组成的共同体,在村民广泛参与的情况下,每个人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还会考虑到家族的利益。当几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时,就必然会要损害一方的利益。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家族中有人掌握着实权或者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家族,这个家族获取更多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如果这个家族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导致了不公平的现象产生,另一些获取较少资源的家族则会选择上诉或者淡出。因此,在后来的自治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广度就会大打折扣了。
3.部分农村地区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缺乏有能力的青壮年。参与者的素质问题也是公民参与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在我国南方的部分农村地区中面临着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有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留守人员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在实现村民自治的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出现了人员组成上的失衡。
村民自治将民主权利直接交给广大农民群众,为农村社区发展、基础设施服务、资源管理活动、提高贫困人口的权益和改善治理环境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村民自治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本身就是公民参与的最高层次。村民自治政策的良好执行和良性循环必然会给农村社区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充分民主、家族问题以及参与者素质的问题等,是我们需慎重面对的。只有解决好了村民自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发挥出村民自治政策在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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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行动、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对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极富原创力的思考和阐释。阿伦特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论文关键词:积极参与;公民文化;行动;公共领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从文化视角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通过研究她的政治观。我们不难发现,支撑阿伦特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伦特认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动,理想的行动是积极参与,理想的参与场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就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的。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走出私人领域,投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直接与他人交往,才算是“得体的生活”(goodlife),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判断他的行动,记住他的业绩,也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保证他的永生。阿伦特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同时强调个人展现和人人参与,这使得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做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比做演员,各自展现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仅仅是表演者、行动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判断者。他在自由言行、独立判断的同时也在受到别人的判断。因此,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在此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开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众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领域之必需,是与人们观察世界的多角度、多侧面性这种复数性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属人的事务总是复杂的。“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只有当众人在事物不改变其同一性的情况下,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纷呈的复数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世俗现实才能真实可靠地显示出来。”与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数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种观点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公共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关乎人类生存形态的复数性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必然是多元而冲突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阿伦特认为应该采用协商说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现象,暴力没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极权主义的兴起在于公共领域的衰落,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民文化的消失。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扞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们自己的****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她的着眼点是‘政治文化’,或则说是作为文化的政治”。所以说,阿伦特的政治观始终洋溢着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的气息,时刻提醒人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理性一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对于惯于把政治与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观来说,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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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行动、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对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极富原创力的思考和阐释。阿伦特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关键词:积极参与;公民文化;行动;公共领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从文化视角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通过研究她的政治观。我们不难发现,支撑阿伦特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伦特认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动,理想的行动是积极参与,理想的参与场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就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的。
爱这个世界,追求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阿伦特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精神旨趣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她针对以往哲学家对“沉思”生活的偏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理论。在《人的条件》一书的开端,阿伦特写道:“对于‘ivtaactive’这个词,我建议把它解释为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都是极为基本的,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于人与自然、人与文明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劳动(bor)是指人的一种维持生命的动物化活动,它的特点在于不留下永久客体,它的结果一经产生立即被消耗殆尽,基本上只是重复着生命现象的简单再生产。在劳动中,人并未摆脱其动物性的自然存在,因此从事劳动的人属于劳动的动物;工作(work)也可译为“生产”、“制作”、“制造”,主要指人的技艺性的制作活动(主要制作使用品而不是消费品,如木匠根据头脑中的模型制作桌子、椅子),制作出来的东西和劳动产品的不同在于,它们可以避免被尽快地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久性。“工作营造了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比劳动高一个层次。但是,工作者面对的世界,还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人与他人的交往受到自己的工作能力的限制,因而是偶然的、有限的,至多只是一种交换关系。
行动(Action)作为人存在的最完整的条件。“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有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主要条件。”阿伦特认为,行动是指人类群体中的交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样性、相互沟通的政治活动。行动不像劳动、工作那样,需要以生产工具、制度为中介与对方建立联系,行动的人所面对的,是与他一样摆脱了物役的自由个体,通过相互的交流、接触和理解,从而使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到确证。“行动是人创造奇迹的一种本能”,是“新人的出现和新事物的开始”,是能够“将世界(人类事务领域)从其通常的、‘自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
“行动”的真实意义在于行动者的“自我彰显”(,Ihedisclosingofwho)。在说明行动的彰显性时,阿伦特特别强调“言说”(speech)的行为。行动者通过“言说”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也通过“言说”与他人发生关联,相互交流直至彼此认同,从而构成一个共同体,并成为这一交往共同体中的一员。“人们在言行中表明他们是谁、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也可以说“行动”因“言说”而使人处于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从而与“劳动”条件下的动物以及动物化劳动者区别开来。在言说和行动中,人们就共同拥有的话题、共同关心的幸福等,敞开阐释自己和展现自己,从而使别人理解自己。这种言行方式,实际上是阿伦特理想的公民文化观的体现。
不过,阿伦特还提醒我们,行动由其性质所定存在着毫无价值的风险。行动虽然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左右,“它强调那种不顾任何代价追求自我表现的冲动”,因而每个人的行动除具有原创性之外,还具有不可逆性与不可预见性。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之所以没有成为巨大的危险,阿伦特认为这归功于行动本身的潜能,即宽恕和许诺。
宽恕是对付行动的不可逆转性(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已做的一切)的唯一途径,是针对过去的行动;许诺是对付行动的非预见性(我们不能够预见自身行动的结果)的一服良药,是针对将来的行动。宽恕和许诺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两种行动并且互为一体。“这两种本能取决于人的多样性,取决于他人的在场和行动,因为没人会宽恕自己,也没人能感觉受自己诺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宽恕和许诺只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够施展,大家同时在场并且同时行动。
虽然宽恕的能力暗含了对恶行劣迹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反应,但阿伦特更多把它看做是寻常的做法,尽管例外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无法预见、控制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不快和可恶的结果随时可能出现。“如果没有他人的宽恕(来自我们所做事情的结果),我们的行动——可以这样说——就会被局限在一项我们难以从中自拔的行为中;我们将永远成为后果的牺牲品,就像没了咒语就不能破除魔法的新来巫师一样。”只有通过加以宽恕,通过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才能以唯一符合人性的方式结束。
信守诺言是非预见性海洋中的一座确定性的小岛。“许诺本能的作用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负面后果,这样,它便成了唯一能够替代一种以自我控制为基础并能统治他人的控制能力的力量;它与自由(这是在丧失独立自主的状况下得到的)的存在高度一致。”倘若不通过对某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许下的诺言来约束我们并且使我们为之做好准备,我们便无法坚持我们的身份;我们会受到谴责,软弱地听任混乱和矛盾的折磨,彷徨游荡在孤独心灵的黑暗之中。只有抓住曾经作出的并且现在应该信守的诺言,辨认出我们的身份,才有可能将我们从心灵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这一黑暗只有当阳光通过他人(它们证实诺言应允者和履行者的一致性)的出现而照亮公共领域时才会消失。”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走出私人领域,投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直接与他人交往,才算是“得体的生活”(goodlife),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判断他的行动,记住他的业绩,也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保证他的永生。阿伦特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同时强调个人展现和人人参与,这使得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做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比做演员,各自展现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仅仅是表演者、行动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判断者。他在自由言行、独立判断的同时也在受到别人的判断。因此,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在此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开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众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领域之必需,是与人们观察世界的多角度、多侧面性这种复数性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属人的事务总是复杂的。“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只有当众人在事物不改变其同一性的情况下,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纷呈的复数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世俗现实才能真实可靠地显示出来。”与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数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种观点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公共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关乎人类生存形态的复数性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必然是多元而冲突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阿伦特认为应该采用协商说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现象,暴力没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极权主义的兴起在于公共领域的衰落,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民文化的消失。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捍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们自己的人权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她的着眼点是‘政治文化’,或则说是作为文化的政治”。所以说,阿伦特的政治观始终洋溢着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的气息,时刻提醒人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理性一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对于惯于把政治与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观来说,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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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教育方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方式的议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者的教育方式与受教育者实际需要的不协调
教育者的教育方式与受教育者实际需要的不协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二者的关系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处的地位、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联结的互动状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一个体现”。从主客体关系而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传统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主体,受教育者是被教育和被接受的客体。但是,随着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社会化,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的主体客体关系逐渐被式微即二者的主体客体关系逐渐被模糊,因此,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受教育者的认同也不容被忽视。但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往往只重视受教育者的整体要求,导致个体教育的迷失,最终导致教育者的教育与受教育者实际需要的不协调。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社会发展要求不协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社会发展要求不协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作用是让受教育者理解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但是由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惯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社会发展要求严重不协调: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主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能适时真实地反映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但由于受到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影响,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内容不能及时地出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严重阻碍了受教育者接受新知识和认识社会变化的能力,促使受教育者与社会实践相分离,也减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能真实反映社会发展要求,主要是教育技术的单一性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技术手段太单一和灌输式教育方式已经不适用社会发展要求。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主要是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灌输式教育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思想教育方式”,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灌输式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上的需要,其弊端逐渐显现。
二、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重要性
1、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和教育的普及化方向发展,大部分青年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再生力量,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能否加强执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青年教育好,而高校是党和政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方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深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些转变意味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利于促进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提供智力支持,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最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高校不仅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主要场所,也是传授知识的主要场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一方面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授业解惑的过程。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仅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发展,还有利于受教育者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参与全球化的能力逐渐提升,科学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能力逐渐加强,但是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忽视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变化,仍然以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进行教育,这一方式严重阻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科学运用社会发展成果和结合社会变化,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下出现了一系列互联网教育方式,如慕课、翻转课堂、微课。本文对这些教育方式进行简要介绍,并阐述了市场营销专业教学应用路径。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市场营销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适应经济的需要,满足企业对营销人才的需要,许多高校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然而市场营销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综合素质要求高的学科,单纯的理论教学不能相应的满足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需要,也在教育和企业之间划了一条代沟,如何填补企业需求与教育之间的沟壑,是市场营销专业教育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催生了微课、翻转课堂、慕课等依托互联网进行的新教学方式,为市场营销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新教育方式
MOOC英文单词为MassiveOpenOnlineCourse,即大规模的开放型在线课程,是大数据时代下新兴的课程模式。M代表的是规模,传统课堂教学空间局限了学生数量,而慕课只要想学就可以使用;Open代表的是开放,即没有权限,只需注册用户,就能进行慕课学习;O代表在线,只要在拥有网络的空间和时间下,随时随地学习;C代表课程,界定了慕课的本体涵义是课程。翻转课堂或“反转课堂”英文是“FlippedClassroom”。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老师三尺讲台上讲授,学生课桌前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课题。通过查阅文献、小组合作、科学研究、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共同研究和解决课程学科中遇到的问题和自己想了解的知识,从而实现知识和能力的内化。“微课”顾名思义就是微型、微小的课程,“微”主要体现的是内容上只是某个教学环节或某个教学知识点,以及时间的短小,“微课”持续时间一般都为十分钟,但微课本质上仍然是课程,是一种情景化、故事化、模型化的随时随地学习的网络视频课程。
二、当下市场营销教学
多年来,由于我国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深蒂固和应试教育的存在,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教师还是习惯于按部就班的传授以教材为蓝本的知识,教师还是习惯于三尺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讲解,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目的是应付各个阶段的考试,然而市场营销是一门实战性和挑战性以及综合性高的学科,需要学生不仅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石,更需要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和高超的应对能力。
三、新教育方式应用的路径研究
(一)以《商品学》商标模块教学为例的微课路径
市场营销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基础性学科,其授课内容丰富而繁多,包括经济学、统计学、商品学、消费心理学、管理学、会计学等领域。市场瞬息万变,营销“压力山大”。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生搬硬套教科书中的内容,要尽可能扩宽学生视野和知识广度。市场营销专业的特殊性,传统的黑板、粉笔加PPT演示的教学模式根本无法让学生感受到现场营销商战案例中的实际体验。[1]市场营销专业课程商务礼仪、公共关系、企业形象设计、商品学、商务谈判等课程仅仅靠老师的说讲和PPT无法满足教学要求,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微课成为最佳选择。《商品学》商标模块的讲授既需要讲解基本设计原则,更需要给学生展示大量的商标,让学生真正透彻的懂得商标的设计原理,大量的商标靠课堂学时是不够的,就需要我们借助微课,将商标内容视频化,体现在微课里。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的学习。
(二)以企业市场调研为项目的翻转课堂路径
翻转课堂模式下,课堂是师生互动和对话的场所,也是提出问题和解答疑惑的场所。市场营销教育中,基于项目的学习是有效开展翻转课堂的重要手段和前提,项目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课程内容和兴趣选择研究问题,通过搜集并阅读文献资料、实地考察调研等手段,增进对该问题理解的深度,得出结论,并以研究报告(或其它产品)的形式提交出来。[2]企业实习、市场调研、营销实习、会计实习是市场营销教育中主要由需要学生实践的项目,这些实习内容就可以转化成翻转课堂形式,例如消费者对某一牙膏品牌的满意度的调查为项目,学生根据此题目自己查阅资料,收集文献,并设计问卷,进行实地调查,撰写项目报告。通过这一项目,学会并实践了企业市场营销调研模块知识。
(三)以《广告学》的广告设计模块为个案的慕课路径
借助MOOC,教师课堂上不再因繁重的知识系统讲授而困扰,繁多的市场营销理论可以通过制作视频和观摩其他高校视频来体现,而课堂则主要用于学生分享心得体会,研究和解决问题。比如在讲授《广告学》广告设计模块中,普遍存在着“偏重理论,缺少设计,和轻视欣赏”。这种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无法满足课程要求,使学生虽然学了众多广告理论却不会应用,不会设计,更难以具备企业所需要的广告策划能力。引入MOOC教学模式,要求学生量化和优化收集生活中的广告,在广泛欣赏的基础上学习知识,先看百家,完成线上作业,才能设计一家,在分析百家中学会甄别优劣,专业老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最后安排学生进行广告设计,提高学生的策划技巧和设计能力。这样的MOOC教学模式,把原本讲授基础理论的学时用来了教师指导和学生设计,学生不仅能学会基本知识,更能提高设计能力,满足企业需求。
参考文献:
[1]李然.“慕课(MOOC)”教学模式在高职市场营销教学中的应用思考[J].技术与市场,2015(10):152.
[2]刘锋.基于项目学习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市场营销学》课程为例[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4(12):61
[摘要]初中学生处理问题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愿家长、老师干预,有些事情甚至不愿让同学知道,表现出一种“小大人”的特点。他们在人格尊严上有了一定的需求,渴望社会、学校和家长能给予他们成人式的信任和尊重。
[关键词]初中学生 教育方式 方式分析
初中的学习是学生学习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关系着他们能否顺利的走进高中。家长们往往都有这样的疑惑:我的孩子在小学时成绩一直都挺好的,没下过八、九十分,怎么一到初中就这么差了,连考及格都这么困难?其实,初中的学习也不是那么难,只要掌握好了孩子的年龄及心理特征,再加上正确的学习方法,就能有出色的成绩。
初中正是人的一生的“过渡时期”,有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危险时期”,“青春叛逆期”。这一阶段的学生不再像小学时那么听从家长和老师的话,也不同高中学生那样有独立的思维,他们正处于独立思维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初中学生生理上一系列的变化,他们的内心世界逐渐复杂,开始不太轻易表露思想,不再喜欢和家长或老师沟通,不愿家长、老师知道自己的内心想法,更多地是和同龄人或比自己大一点的孩子交流。初中学生处理问题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愿家长、老师干预,有些事情甚至不愿让同学知道,表现出一种“小大人”的特点。对于家长或老师的指责,他们往往反应激烈,有的是“不让我做,我偏要做”,有的则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时的他们硬的不吃,软的不听,很让家长和老师头痛。与此同时,他们在人格尊严上有了一定的需求,渴望社会、学校和家长能给予他们成人式的信任和尊重。这对教育他们来说,是件好事,可以此为楔点让他们接受教育,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我是在初中任教,所教学科又是学生比较头痛的数学,所以经常需要找学生聊天与谈心,下面,我就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问题一:自我控制能力较弱。
一般反映在上课不集中注意力,喜欢做小动作,作业不能独立或按时完成,这在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初一到初三课程内容逐渐增加,学习负担逐渐加重,有的学生能巧妙地安排时间应付自如,显得较轻松自如。有的学生忙于应付,感到越来越吃力,就会放弃,干脆不学。还有部分学生需要老师随时随地的督促,老师抓得紧,成绩就上去了,老师放松,成绩就直线下降。虽然初中学生的思维已经有独立性,但他们同时还保留有孩童的部分特征,使得他们不能很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虽然思想上想做,但意志力不够,不能坚持。比如:当看到考试不及格时,伤心难过,下定决心好好学,三天过后,一切就又恢复原状。
问题二:过度“自尊”。
在数学课上,有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同学都在做老师出的习题,有几个学生抄了题目后就无所事事。于是问了其中一个同学,为什么不做题,他说不会。单独给他又示范了做题的方法和步骤,可这位同学做题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他的同桌是一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我问他:你怎么不问一下你的同桌,他会给你讲的。这位学生低头不语,我猜测性的又问了一句:你不好意思问?他点点头。其实这样的学生很多,特别是学习较差的学生。他们中有很多人也想学,就是因为基础太差,听不懂,又害怕别的同学笑话他们“什么也不会、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所以就把问题积压下来。更有甚者,见到别的同学问题,就会在旁边冷嘲热讽。他们害怕问题,因为这样可以暴露出他们不懂、不会的一面,他们一时的“自尊”,成为他们学习中最大的障碍,阻碍了他们攀登的步伐。
问题三:缺少关爱。
现在是大班级教学,一个班人数较多,老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能随时随刻注意到每一位同学。学生希望能有人来关心和理解他们,他们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如果他们感受到了漠视或者是压抑,就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不听讲、做一些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等等。现在很多家长由于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只是训斥孩子,不能坐下来和孩子平等的、朋友般的谈心和聊天。而初中的学生对父母还是有着依赖性的,他们希望从父母处得到精神上的理解、支持和保护。尤其当他们在各种新的生活和学习任务面前感到惶惑的时候,特别希望得到父母或老师的关照。相比小学和高中阶段,初中学生内心体验到的孤独感在这个时期比较多。
针对初中生的这些特点,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身教重于言传
这一点我感触颇深:课堂上,为了节省时间,在书写解答题时,最后一步没有写完,只写了“答……”。然后对学生说:老师为了节省时间写了省略号,你们在作业本上可不能这样写,必须写完整。结果交上来的作业,很多学生照着学,最后一步写的是“答……”。哭笑不得的同时,我也深刻认识到:要想让孩子做到,老师和家长必须先做到。不仅在教授知识时如此,就是在课下的一言一行,学生都有模仿的可能。家长的言行对孩子生活和学习习惯的影响就更大了。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班主任的风格就是一个班的风格”,这话就是对身教重于言传的最好诠注。
2.重过程大于重结果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同样,在学习中也是如此。数学是一门较难的学科,部分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不能取得好的成绩。这时,就不能再指责学生了,应该尽可能多的帮助、鼓励他。在别的学科中,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家长和老师不能只看重学习的结果,更要看重学习的过程,这样才能让学生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
3.降低要求,逐步实施
不要给孩子制定他们一时无法做到的计划或要求,可以将要求分解,先从简单的、基础的做起,一步步实施。曾经看过一个世界马拉松比赛冠军的采访,在介绍经验时他说:他没有把马拉松看成是一项长跑,而把它分成了很多段,每一个目标都是很容易到达的,这样就不会感觉到累了,跑起来当然也就轻松了。学习如同长跑,要让孩子感觉到目标就在前面,只要再跑几步,就可以到达。这对孩子学习信心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先让学生将作业的字迹写工整,再要求每次弄懂、做对几道题,下来是错题的订正。
曾有一位心理学家说:“人生最大的欢乐与最大的满足,最强烈的进取心与内心最深处的宁静感,莫不来自充满爱的家庭和集体。”关于初中学生的问题还有很多,只要抱有一颗爱心,站在他们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大均.初中生心理素质训练教学指导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黄煜峰,雷雳.初中生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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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种方法创建员工积极参与的企业文化
对于成功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拥有一个伟大且优秀的团队。但在招聘到优秀的员工后就只给他们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希望他们做到最好,你就必须不断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互动性。
为了实现这一点,有时感性的感觉要强于理性。我发现有一件事真是非常的有用,那就是将其它行业的最佳案例和想法应用到我的公司中。以下就是一些来自于科技公司的促进员工参与度的例子,其中也包括一些我现在所就职的MongoDB公司的经验:
1、找到适合参与你的公司文化的员工,从招聘时开始。除非你能聘用并留住合适的团队,否则你的公司将寸步难行,这应该是你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所以每天都面试一些人吧。虽然一个人的经历非常重要,但是能与企业文化契合则更具价值。你要雇用的应聘者,应该是有智慧的,他了解企业的经营理念,有“放着我来”的心态,并且能与整个团队相处融洽,这才是关键。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在扩建时雇佣了一位声学工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同时也研究了人体工程学,并安装了高度可调节的办公桌来配合员工的坐或着站。员工站起来或是对它们进行高度调节的频率非常有趣,我们已经收到了不错的反馈。
在每间会议室中都可以放置一块白板,并且是很大的那种。虽然白板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但是却对鼓励创新非常有用。
2、使用新技术使员工参与变得更简单。很多新的基于云的SAAS技术在无需设置软件或是服务器的条件下就能应用。
以电子邮件为例。在MongoDB,我们使用Google Apps来收发电子邮件、预约会面和存储档案。我们同样使用视频会议或是网络研讨会软件,比如Vidyo, Citrix 或 WebEx,让员工可以身处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同时和同事举行例行的会议。或许还有其它更加复杂、并拥有丰富功能的技术,但是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还是乐意使用简单的技术。
3、提供学习机会,也可以提高员工参与度。我们正在线上教育中观察员工们的兴奋点,这通常被称作“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我们在edX平台上建立了MongoDB大学,这不仅有助于团队学习如何使用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同时也让员工有了在内部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工作中,当人们不断感觉到成长和进步时,他们会更加投入其中。
4、透明度促进参与。最后一点,要与你的团队进行交流并保持信息透明。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那么就告诉员工问题出在哪,困难将被如何解决。努力进行深入交谈。例如,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后的一或两天的时间内,我们都会举行一次公司的全体会议,来对董事会会议中商讨的关键要点进行共享。
5、少些指手画脚,管理上放手意味着更多的员工参与。Netflix凭借着一些有趣的想法,数年来一直在人力资源行业独领风骚,这些想法中的绝大部分都与简政有关。基本上,决定雇佣这个人,就说明你应该给他足够的信任,你就应该把他们当做“成人”来对待。当然,如果你的员工为上班感到兴奋的话,这也将更有效果。在MongoDB,我们并没规定的工作时间、休假的上限或是允许请的病假天数。
我们同时也使用Expensify应用,制作费用报告,来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员工填写的费用报告不应该偏离他们的核心职责。比如出差时,员工每天都会得到固定的食品补贴,就不用要求他们对所花费用进行逐条记录。
6、 开放式办公,参与的作用是相互的。让你的员工经常在一起聊一聊,这也是我超级推崇 “开放式”办公环境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办公环境有助于员工进行互动。我的办公桌位于团队的中间,我非常享受我的位置,因为它,我每天都能观赏到周围上演的同事间的互动。
另一个策略是提供午餐。午餐不一定非得是精心制作或是每天都有的,但是要偶尔提供。当有食物出现时,不同团队、部门的每一个人都会聚集在一起。
7、一个协作的环境利于员工的参与。对办公环境进行投资,但不仅仅是以金钱的方式。办公环境对于创建企业文化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吸引应聘者的一个有效工具。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什么能够造就一个好的办公环境,虽然在办公室打乒乓球或许不错,但是我们心怀疑问:什么能够使办公室成为一个利于工作完成的好地方?除了我在前文所提到的“开放式”办公环境,为了使工程师能够专心致志工作,我们希望这个环境同时也是安静的。
以上仅是一些我们用来创建高度参与的企业文化的一些想法。在促进员工参与的同时,又要确保企业的成功,这似乎是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在二者上花费大量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发现员工的参与度越高,他们就更具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挑几招在你的公司中试一试吧,或许你将惊奇的发现团队的参与度得到了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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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体制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就倍受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学校的高度重视,统计数据和事实表明学生的心理健康关系着他们学习、生活,成长的方方面面,因此,作为一线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小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及解决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健康"的新概念,即"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躯体疾病或残缺,而是要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都处于完好的状态。"要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整体素质,不可忽视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
1.厌学心理。厌学包括厌学情绪、厌学态度和厌学行为,其主要特征是对学习厌学反感,甚至感到痛苦,因而经常逃学或旷课。有厌学倾向的学生,对学习存在认识偏差,一方面他们认为学习成绩好坏对自己未来发展和理想实现并无多大关系,另一方面认为自己学习能力低下,把自己看成学习上的失败者,常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学习活动,不愿意做作业,不认真听讲,只是在教师和家长的压力下勉强学习,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是恐惧或厌恶。
2.考试焦虑心理。表现为害怕考试考不好,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担心影响自己的前途,也担心受到家长的责骂,因此出现考试焦虑的心理
3.学习压力。虽然学习压力并不是心理问题的唯一原因,对于某些类型的心理问题来说,可能也与学习压力无关,而是由其他方面的压力所诱发的,但很多时候都把原因归结于学习压力。对于教师而言,对于学习压力的性质、类型、影响要有明确、科学的认识,并掌握一些有效减压的方法和策略。
4.挫折压力。具有挫折感的有些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能引起自尊心的降低,出现自卑、敏感、焦虑抑郁、闭锁等反应。或者以特殊的行为方式逃避,如酗酒、上网成瘾等,或者出现情感冷漠,产生自杀倾向。
面对中小学生诸多的心理问题,应如何解决呢?我主要从家庭、学校角度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家庭层面
1.要形成优良的家风。优良的家庭氛围是家风形成的基础,(www.fwsir.com)是培养孩子正直、诚实、友爱、善良、宽厚的保证,这样才能形成孩子健康的人格。
2.不能过分娇惯和溺爱孩子,要真正关心孩子,了解孩子的想法,真正了解孩子在想什么,真正需要什么,帮助孩子走出心理困境,使孩子健康成长。
3.要正确看待孩子的学习成绩,家长不要对子女的期望过高,一次成绩的失误不代表孩子成绩永远不好,因此在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时,应给予安慰和鼓励,而不是责骂。
4.要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父母因感情不和吵架或发生婚变,都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父母要正确对待婚姻,好好抚养自己的孩子。
(二)学校层面
1.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学校一定要把心理健康课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排入课表,选配专兼职教师任教。
2.办好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咨询活动。
3.建立中小学生心理档案,准确地掌握和了解中小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特点及现状,进而为学校的科学管理提供心理学依据,这样有助于学校对中小学生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4.广泛宣传。学校要充分利用板报、广播站、班队会、手抄报等形式广泛开展心理素质教育活动,让中小学生学会疏导和调节自身情绪,培养良好个性品质,锻炼心理能力。
可见,引发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应针对不同的个体,分析其心理问题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做到"对症下药",帮助他们摆脱心理困境,使之健康成长。
曼丽琴。浅谈中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其应对策略。新课程:教育学术版,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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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筹集资,是指企业做为筹资主体根据其生产经营、对外投资和调整资本结构等需要,通过筹资渠道和金融市场,运用筹资方式,经济有效地筹措和集中资本的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房地产企业筹资方式的税收筹划及其风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改变企业经营活动和个人事务,使税负最低。资金是任何一个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前提,房地产企业也是如此,并且因为其生产开发的楼房产品的特殊性,所需资金量很大,在筹建期间会面临筹资问题。多种多样的企业筹资方式和所涉及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导致了筹划空间很大。房地产企业筹资方式主要有银行借款、股票、债款、预售房款、关联企业拆借、企业留存收益、企业内部筹资等,可分为负债型筹资和债券型筹资。
(一)负债性筹资
负债性筹资是指企业通过增加负债来筹集资金,具有资金成本低,不改变股东结构,成本可以冲抵税负的优点,其主要方式有银行借款筹资、发行债券筹资、关联企业拆解资金、预售房款等。
企业进行银行借款筹资,利息支出可以税前扣除,并且企业还本付息后,企业利润下降,导致所得税税负下降。企业发行债券筹资,其利息支出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是可以税前扣除的。其溢价和折价发行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企业通过预售房款筹资,企业销售未完工产品取得的资金,不直接计入收入,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月或分季计算出的毛利润征收所得额,企业可以通过对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降低预计毛利率来降低税负。
(二)权益性筹资
权益性筹资是企业最基本的筹资方式,资金来源于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与负债行筹资相比不需要支出利息费用,但是所支付的股息,红利不可税前扣除。企业通过内部筹集资金方式进行筹资,股东用资本公积转投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新增股本数,不作个人所得来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发行股票筹集,企业发行股票所支付的股息不能税前扣除,但是股东会分摊企业的利润导致所得税计税依据减少,从而减轻税负。企业通过留存收益进行筹资,资金积累缓慢,且留存收益为税后利润形成,具有双重征税问题,会导致企业税负很重,不建议采用。
(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企业对筹资方式所进行的税收筹划方案与国家政策相违背,造成其纳税行为与国家政策不符,或者达不到预期的筹划效果。造成这种风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策划筹划方案的人员对其所涉及的国家政策理解得不够透彻,没有深入了解税收政策,没有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就会造成政策风险。另一个是国家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而税收筹划是一个事前筹划,这就可能会与变化的政策相冲突,从而造成政策风险。房地产是一个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一个行业,关于企业的税收政策也正在不断的发展和改进,但是房地产的开发项目制作周期很长,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筹划方案有着很大的迟滞性,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筹划方案不符合政策规定或达不到预期效果。例如商业银行信贷紧缩,中小型的房地产商获得银行的资金难度加大,对于其筹划方案中资金来源中银行借款占大比例的企业来说,其筹划方案肯定没有预计的效果。
(二)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对其筹资活动的筹划方案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能达到筹划效果。房地产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样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经营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它的每个项目建设时间长会导致资金周转率低,所以通常其自有资金是无法满足它的经营需求,筹资活动是它开展经营活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没有筹集到充足的资金,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没办法开始;二是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企业的税收筹划又是一个事前的方案,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如果筹划方案没有考虑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会发生的一些无法预测的事情,企业很有可能没有充分的资金去应对,那么企业可能会发生经营危机。例如企业制定了将房屋预收款作为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的筹划方案,但是它开发的项目由于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预售形势没有像预估的那么好,无法筹集到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那个项目可能就会停工。
(三)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一味地去追求低的税收负担而制定出的筹划方案会造成企业利润的流出,企业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成本来创造利润,另一种是通过合理避税减少税收负担来增加利润。但是最低的税收负担方案未必会使营业成本降低,达到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负债的利息允许税前扣除,所以负债筹资可以实现筹划目的,降低税收负担,但是负债比重过大,就会造成严重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会导致企业资金成本增大,我们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率来分析会发生的结果:企业的负债越多,资产负债率越大,这就表示企业的债务负担越重,期末还本付息数额也越来多,意味着成本也越来越高。而且资产负债率越高,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越低,债权人就会质疑企业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其提供借款或购买其债券,甚至这一比例如果超过100%,被视为破产的警戒线。
(一)制定专业的税收筹划方案
税收筹划可以产生于企业任何一个生产经营阶段,并且筹划方案中包含了税法、财政、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所以税收筹划已经转变成为一项专业的服务项目,需要准确并有深度的理解税法知识,把握好相关法律政策以及熟知财政、会计等具有一定职业素养的专业人士来制定其筹划方案。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有了关于税收筹划的专业咨询服务,如果企业内部没有这种专业化的人才,可以向事务所咨询。
(二)制定合法的税收筹划方案
税收筹划和偷税漏税行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税收筹划是合法的,而偷税漏税是违法的。我国关于房地产企业的宏观调控正处于摸索阶段,许多的法律法规还尚未成熟,这就带来了很大的筹划空间,但一定要正确掌握好两者之间的界限,保证筹划方案的合法。
(三)制定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
税负最低的筹划方案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筹划方案,在制定筹划方案时要合理考虑税负和成本这两者的综合情况;每个房地产公司的发展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不同,而且由于所在地域不同,其所受到的政策约束也不尽相同,企业在制定筹划方案要把这些都考虑进去,还要尽可能的联系企业的综合的财务目标、实际经营方向、规模大小等,制定出一个合理的筹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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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90后已经逐渐成长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面对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和不断拓宽的参政渠道,大学生基于微博这个新型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亮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博问政与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自媒体时代,微博问政已经成为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文章在对南京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的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优化这一路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微博问政;90后;大学生
从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现状来看,90后无疑成为了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主体。“90后”由于其多方面的特殊性,成为了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一个焦点。他们是信息时代的主力军,是自媒体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有着这个时代最为敏感的嗅觉,有着去接触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在这其中,微博无疑是90后群体关注社会、与社会交流的重要路径之一,90后大学生当然也对微博有着特殊的偏好。微博不仅成为了大多数90后大学生群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微博问政更是90后大学生表达政治利益,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微博问政日益成为90后大学生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
本文主要以南京市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样本调查的方法对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将微博问政作为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重要路径的合理性及其相关完善措施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略尽薄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微博问政”是指广义上一切通过微博来关注时政,关注社会焦点问题并表达自身政治利益的行为,并非狭义上仅针对政府部门事务的微博行为。
本课题小组成员分别于2013年10月至11月以及2014年4月至6月通过纸质问卷、电子问卷等形势分别对南京八所211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象调查。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800份,收回754份,其中有效问卷722份;电子问卷共发送400份,收到回件287份,其中有效问卷226份;共计完成948分有效样本调查(其中或有个别样本量重复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90后大学生微博使用现状2、微博问政现状3、微博问政对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中,有76.37%的学生已经开通微博且经常使用,13.08%的学生已经开通但很少使用,6.96%学生表示以后会开通使用。通过数据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对于微博的接受程度还是相当高的,这也就使得微博问政很可能成为该群体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
调查显示,在国内众所微博频道中,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是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的首选,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3.78%和百分之13.67%。
在对大学生开通微博主要动机的调查中显示,选择“分享生活点滴,关注时尚娱乐,明星、名人动态等”的所占比例最高,为38.74%,选择“随时分享个人心情、动态,期望更多人关注自己”的学生占到23.48%,选择“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参与时政讨论”所占比例排在第三位,为21.2%,其他依次为“打发时间,随便看看”、“其他人都在用,不用就out了”以及“其他”。从以上主要动机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虽然政治参与并不是90后大学生使用微博的初衷,但是微博问政或许正在成为该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成为自媒体时代下90后大学生独具特色的政治参与形式。
另外,在对大学生使用微博“转发”和“原创”两个主要功能形式的调查中,微博内容以“纯粹转发”为主的学生占44.62%,以“转发并加以观点表达”为主的占42.45%,以纯粹原创为主的只占12.93%。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出,虽然90后大学生被很多人认为具有个性,有想法的一代,但他们在微博世界中,可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依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与跟风性,很多时候只是原封不动地转发一些信息,而没有认真地加以思索。
其次,在90后大学生群体主要关注的微博对象中,“名人、明星类”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68.36%,“媒体类”所占比例为57.76%,“亲人、朋友类”占48.46%,关注“政府类”微博的学生只占23.54%。
通过对南京八所“211”高校的90后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我们总结出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政治关心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关注面日趋广泛,在功利性与理想性的双重心态下,表达自身关心时政,关注社会事件的政治追求。
调查显示,微博已经继博客、政府门户网站之后成为最受90后大学生最受欢迎的网络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在各类网络“参政”形式中,选择“微博问政”的学生占到了42.84%。正如上文所说,政治参与或许不是90后大学生使用微博的最初目的,但“微博问政“却成为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政治实践的新路径。
在对使用微博参与时政及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统计显示,16.77%的大学生经常使用微博参与讨论,49.85%表示很少或曾经参与过,33.38%选择“从未参与过类似讨论”。
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在微博问政中关注的政治相关事项依次为就业政策、房产、反腐、社会治安、医疗教育、国际局势、政治事件等。
在通过微博参与时政及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原因调查中,37.78%的学生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26.23%的学生选择“有必要表达意见,不吐不快”,24.62%的学生认为“关乎个人利益时才发表意见”,7.45%学生选择“凑个热闹,随便说说”。
从以上几项调查可以看出,虽然90后大学生依然承受着学习、就业及生活等方面的现实压力,但大多数学生还是表现出了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拥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热情、意识及社会责任感。同时,33.38%的学生选择从未通过微博参与时政与社会热点的讨论,也反映出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主动性也比较差。
(二)从政治态度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价值判断趋向于理性化与多元化、批判性和归属性并存,其政治敏感性和思辨能力较高。 通过调查发现,48.73%的90后大学生认为政治参与既是自身的一种政治权利,也是当代青年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近32%的学生认为政治参与只是个人权利,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15%左右的认为政治参与与自身关系不大,无需关注。
在关于如何在微博中评判时政新闻及社会热点事件的调查中,有40.56%的学生表示会进行直觉判断,如果感觉是正确的信息会转发,27.54%的学生表示会进行相关信息搜索,根据自己的判断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转发,近16.6%的学生选择“只浏览,不发声”。虽然在微博世界里难免会存在非理性的言论及跟风行为,但是90后大学生在使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时,其中的大部分依然会保持谨慎的态度,即使只有直觉判断也说明他们是经过思考的,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此外,96%以上的学生表示在微博上的言论没有被管理员删除过,仅不到4%的学生表示“曾经有过”。
(三)从政治情感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群体微博问政的心态呈现出复杂性与易变性并存的特点,总体上是积极的。
调查显示,在遇到社会不公现象时,选择使用微博曝光的学生占到35.8%,42.6%学生表示由具体情况而定,其余的选择不会。
在问及通过微博参与时政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与他人观点发生冲突时,50%以上的学生选择会通过理性的言论与他人讨论,不会做出过激行为;30%左右的学生表示不会做过多的讨论,只表达自己的观点;少部分学生选择可能会有情绪化的言辞。
通过在调查中与部分学生进行交流可以发现,90后大学生依然是富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群体,他们对于当前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虽然总体来说心态是平和的,但其中的复杂性、摇摆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以上调查数据不难看出,微博问政对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微博问政已经成为自媒体时代深受大学生喜爱的政治参与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
调查显示,在“使用微博问政是否使你对时政参与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回答中,46.78%的90后大学生选择了“有所改变,更加关注”,30.46%选择了“无明显变化”,其余的则表示不清楚。
可以看出,虽然当前我国高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对政治参与保持相对“冷漠”的态度,当然,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微博问政的形式却可以借助微博这一自媒体时代备受欢迎的媒介来激发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他们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机会,而微博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参与的路径,且这样的一种路径可能比现实中政治参与的路径更受他们所喜爱。
(二)微博问政在激起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大学生在多元化信息中迷失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念。
由于微博在信息发布与信息互动性上较于以往的网络媒介更胜一筹。更为重要的是,在微博的语境下,话语权的掌控是由人气高低,声音强弱所决定的,及我们通常所说的大“V”,而这些观点并不往往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很多人与亦云的观点往往却成为了决定性的言论。而90后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尚处于形成的碰撞与矛盾中,一些缺失理性判断能力与筛选能力的大学生容易被一些激进的不良言论所迷惑,导致政治认知的片面化、模式化与功利化,甚至形成极端的政治观念。
通过以上对南京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调查结果分析,微博问政这一形式的政治参与路径对于90后大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微博问政这种独特形式的政治参与路径也成为我们研究大学生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政治参与与微博相结合符合90后大学生的时代特质,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热情,最终形成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由虚拟向现实的转变,提高大学生现实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同样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与缺陷。笔者及课题组成员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将尽可能的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完善大学生微博问政这一政治参与路径的相关措施。
(一)从大学生自身来看,微博问政具有一定的非理性行为特征。由于微博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微博问政往往带来一些非理性的政治言论表达,甚至是非法的政治表达行为。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微博问政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相关机制还并不完善,这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微博来控制舆论导向的可乘之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90后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及外界影响的综合原因,或多或少的也曾存在着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小部分大学生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越是激进的言论越是能提高政治参与的效果,越是能推进政治生活得发展。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即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路径下所形成的过激的政治倾不仅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也会妨害整个微博问政和谐有序的大环境的形成。
(二)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在校的90后大学生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缺乏有益的引导。从90后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来说,绝大多数学生活动的范围还是在学校内的,他们对于外部社会的真实接触相对较少,他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行为都需要高校教育加以正确引导,否则很多学生都会迷失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信息社会里。然而根据笔者及课题组成员搜集的一些资料及在调查中与学生交谈的情况来看,目前几乎没有高校会对大学生的微博言行进行相关的理论教育与规范约束,或许高校还未做好如何应对的准备,但是在微博时代的大潮里,走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最前沿的高校应该予以关注,并建立健全相应地教育措施与制度规范。
(三)从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微博问政尚缺乏相对的回应制度与措施。由于缺乏规范体系的微博回应制度,许多政府机构未能在内部明确哪些言论需要及时回答,哪些言论需要及时过滤以免引起错误的社会回应,更重要的是如何对一些言论做出清晰明确的解释。由于90后大学生对这个时代具有特殊的敏感性,他们在微博问政中群体意见应当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应当给予这些年轻人政治参与的热情及正确的言论引导。不及时的回应、冠冕堂皇的套话、官话甚至选择忽视的行为,不仅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会挫伤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随着微博时代的快速发展,大学生微博参与政治热情也日益高涨,对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以及政府机构的微博政务回应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促进微博问政形成和谐有序的政治参与氛围,可以从多方面采取完善措施。
首先,政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针对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回应制度。从当前政务微博的现状来看,尽管许多政府机构已经开通微博,有些政务微博也在网络舆情的引导方面初显成效,但是针对回应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制度建设几乎空白。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的政务微博在建立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当代大学生虽然可以看作为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具有一定非理性倾向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观念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他们在微博中的言行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地关注。大多数政务微博官腔式针对整个社会的回应往往难以获得大学生群体的认可,甚至会引发该群体对于政府微博回应的集体反感,更有甚者,这种反感被带进现实生活中形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使得90后大学生对于现实政治参与更加冷漠。因此,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大学生微博问政回应制度值得我国政府机构予以关注。
其次,当前高校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对大学生微博问政予以正确的引导。高校对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引导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方面是内在引导,即通过相关的理论教育培养大学生积极的政治价值观,只有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观念才能尽可能的减少大学生在微博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这种内在引导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举办相关学术讲座以及组建相关学生团体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另一个方面是外在引导,即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校纪校规等外在规范的形式对大学生微博问政加以引导。但是这种方式不应过多过繁,否则会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起到引导作用,反而打消了90后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大学生自身也应当提高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政治心态,在微博问政中做到先思考后言论。微博时代的到来虽然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也让新生代的大学生群体找到了符合自身特质的政治参与路径,这不应当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绊脚石,而应当成为推动政治社会生活发展的时代推动器。90后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扮演者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自媒体应接不暇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群体更要自觉规范自身在微博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言行。做到辩证对待,理性发言,争取做一名有素质,有理性的现代公民,以实现大学生微博问政的有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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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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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人们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要求在逐渐提高,上市公司应该提供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报表,从而使得投资者及其他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到真实的会计信息。应收账款与利润质量联系密切,应收账款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辽宁省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三角债问题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上市公司也不例外,我们一般把企业因销售产品、商品或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债权称为应收账款,本文只研究上市公司由于赊销而产生的赊销――应收账款,而不讨论因短、长期融资等产生的债权。
关键词:上市公司;特点分析;应收账款
本文仅以2014年度辽宁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包括的共56家,可准确收集到数据的有55家,本钢板材除外),研究结果分述于下文。
从股市公布的辽宁省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可收集到数据的有53家,即除去亿城股份和大连亚圣两家没公布的)上市公司来看,超过11亿元(锌业股份),占样本总数的11.04%,超过亿元有25家占样本总个数的45.45%,与2001年比应收账款增幅超过100%的有7家占样本总个数的13.21%,其中超过200%的有3家占样本总个数的5.66%,这些惊人的数字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1应收账款大幅增长,超过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
2014年辽宁省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平均增幅达16.82%,而同期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幅仅为8.16%。从分行业情况来看,应收账款增长最多的是服务业类上市公司,平均增长52.39%,这恐怕是由于服务行业内竞争激烈,国际竞争国内化,行业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服务类企业为了增大账面利润不惜大幅赊销的缘故。仅次的是造纸业50.20%,因仅此金城股份一家不能代表此行业。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应收账款都在增长,相反化工业、金融业、建筑业在下降,分别平均下降为26.01%,9.77%,9.507%,这说明个别行业在资金周转方面还比较正常,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1.2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过大
55家上市公司中有3家其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100%,环保股份达到2162.70%,其他2家为鞍山信托(651.50%)和ST鞍合成(102.38%),这些惊人的数字表明这些公司的账面利润是靠赊销而来的,这也说明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是比较差的。从总体上看,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平均高达78.63%,即每销售1元的产品就有约79元是赊销的,这无疑是很可怕的,长此以往,公司的资金周转势必呆滞,不利于整个公司的运转,形成恶性循环。从行业来看,建筑业的平均值最大为1112.34%,这可能是由该类行业的经营周期比较长所致。
1.3其他非统计性特点分析
应收账款存在账龄老化问题比较严重,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大;坏账准备提取的比率适中,说明审慎性原则有所加强;关联交易中应收账款发生额较大,利润操纵迹象比较显著。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为了用来反映出企业在指定的一个周期内收回赊销款项能力的指标,它指某一会计期间的赊销净额与应收账款的全年平均余额的比率关系。本文试图对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及反映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2.1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为2013年(对比样本)和2014年(所选样本)的53家公司,选择的指标为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增长率这三项重要指标。但需要说明的是:
(1)由于从公开的信息我们无法得到上市公司的年度赊销净额 ,因此用年度销售净额代替赊销净额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
(2)由于数据收集与计算工作量繁重 ,我们仅根据 2013年度、
2014年度第三季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查此资料时,由于大部分的年报并未报出,所以采用了最近一期的数据用来分析,但这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影响不大,即所有数据都采用第三季度的,体现了可比性)
2.2实证检验结果
数据处理结果见表 1和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 ,应收账款周转率与流动比率 2013年与 2014年相关系数的 t值检验都很显著 ,这说明应收账款周转率能有效地解释流动比率的变化,但回归方程的测定系数 R2仅为 0. 017和 0. 00,这表明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是很低的。从完全 F-检验来看 , 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为 0.347和 0.932,这表明回归模型的总体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说 ,仅从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大小来判断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高低是不确切的 ,要准确说明一家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还须结合其他指标综合解释。
3.1结论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在应收账款的管理工作上做得不到位,应收账款在不断增加,账龄有老龄化的趋势。
第二,我国上市公司有着利用应收账款进行利润操作、掩饰表面盈利的情况。
第三,我国上市公司在整体的盈利质量上还比较低,难以将盈利保持长久,产生利润较高的业务占比较少。
第四,我们难以充分利用应收账款周期率的大小衡量出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管理者能力的好坏。
3.2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对“具体会计准则――应收款项”进行加强和完善,引导和鼓励各个企业采用账龄分析的办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允许其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并对坏账损失的界定进行完善和修改。
第二,对发展健康、信用较良好的企业,商业银行应对其应收账款予以贴现或抵押。建立和完善应收账款的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应收账款让受和应收账款担保借款。
第三,证券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力度,与此同时,财政部门需要结合实际出台与之相关的准则和规范,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的特点,进而建立和完善出一套操作性较强、与我国上市公司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同时还需要充分重视重大关联交易审计工作,加强审计力度,以提升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让关联交易的披露能够步入正确的轨道。
第四,对上市公司申请配股的相关条件作出适当的修改,对不合理之处作出相应改革,避免部分上市公司配股圈钱,为投资者的利益提供更多的保障。
[1] 孙启慧.供应链金融下我国应收账款融资风险及防范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5(7).
[2] 许浒.浅析民营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J]经营管理者,2015(6).
辽宁省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特点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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