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鉴定结论

(1)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中未标明物品的成新率，鉴定基准日常与案发时间不符。(2)法医学人体损伤鉴定结论书中有关受伤部位的描述与伤情照片不符。(3)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中反映在现场提取了指纹、脚印，却没有相应的痕迹鉴定，若不能鉴定，应出具书面说明。如，刘小杨盗窃案，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了脚印，但在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未将脚印作比对。(4)对复合型毒品未作毒品具体成分及含量的鉴定。(5)对现场遗留的或作案工具上的血迹及书证材料上的笔迹未作鉴定。(六)勘验、检查笔录

(1)没有制作检查、搜查笔录，或检查、搜查笔录制作不规范，不能清晰反映相关物证、书证的来源。(2)未及时制作勘验检查笔录，或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过于简单，未记录现场被破坏的具体情形及扣押的涉案物品等内容。如破坏电力设备案中，在未缴获赃物且犯罪嫌疑人对电线的长度存有辩解的情形下，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仍没有反映被盗剪电线的具体长度。

摘要：刑事拘留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公安机关滥用刑事拘留措施、任意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等问题。由于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加强对刑事拘留的检察监督，以更好地惩治法律和保障人权。

关键词：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法律监督

刑事拘留，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并短时间予以羁押，限制其人身自首的强制措施。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其对被拘留人的人身自由限制程度仅次于逮捕。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对包括监视居住在内的部分强制措施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本文在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修改内容和公安机关决定及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谈谈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对公安机关监视居住措施的监督。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监督

长期以来，学界对监视居住的存废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使得监视居住制度在我国现行强制措施体制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因此，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的监视居住做出了最大幅度的修改。本文将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对如何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监督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修改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对象规定不明确，选择执行监视居住的居所随意性较大，且囿于警力、财力等限制，使得我国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存在适用率不高、易异化为变相羁押等状况。鉴于适用监视居住的以上困境，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做出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改：

(一)将监视居住定位于羁押的替代措施，明确监视居住的独立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分开规定，即监视居住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

(二)明确规定了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原则上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处进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现行司法实践中，有些办案机关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固定住处，均在“指定的居所”进行监视居住，或把地点设在机关内部的办案场所，故新刑诉法的该规定有利于防止变相羁押现象的发生。

(三)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执行机关的告知义务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指定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的规定。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该规定体现了新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的进步。

(四)明确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

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更容易滋生问题，故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明确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与执行有权进行监督。

(五)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分子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但笔者认为该规定让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带有羁押性色彩，与将监视居住定位于羁押的替代措施的立法本意存在冲突。

(六)完善了被监视居住人监视居住期间应遵守的规定

首先，将“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改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其次，增加规定了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批准不得通信的义务。再次，增加了“将身份证件、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规定，进一步增加了监视居住的强制力度。最后，在对违法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被监视居住人可以予以逮捕的现有规定基础上，又增加了“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的规定。

(七)完善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控;在侦查期间，还可以对被监视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该规定以列举式规定实施监视的具体方法，有利于保证监视居住效果能够顺利实现。

二、公安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可能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规定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监视居住制度而作出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规定，但公安机关在执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的过程中，仍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或困难。

(一)对“无固定住处”的解释存在随意性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何为“无固定住处”?由谁对“无固定住处”进行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是由执行机关作出认定。而由公安机关自主解释“无固定住处”，易造成对暂住的流动人员、外来人员均认为系无固定住处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扩大指定居住监视居住范围的可能性。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可能会成为变相羁押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定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除了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外，仍有许多易由公安机关监控、私密性较强的场所，如招待所、宾馆等。在上述场所进行监视居住，同样可能会达到羁押的性质和效果，而可能会与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立法目的相背驰。

(三)监视手段仍较匮乏、薄弱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安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但电子监控由于成本较高，难以在可预见的期间内普遍推行。而不定期检查的监视力度较为薄弱，也并不能保证监视居住的实在效果。

(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能会较多适用于未达刑拘、逮捕条件的嫌疑人

尽管适用监视居住首先需符合逮捕条件，但公安机关长期存在的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对于未能突破口供而导致予以刑事拘留、逮捕的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继续羁押以突破口供的手段。在完全由公安机关监控环境下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使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三、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建议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主体，依法履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职责。在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监视居住制度并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监督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更应积极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力度。

(一)树立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意识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先天立法不足以及其他业务工作繁重的影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进行监督的意识相对薄弱，使得公安机关对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过程较少进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范畴。新刑事诉讼法正是看到了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不足以及强化检察监督的必要性，特别针对在决定和执行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偏差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提升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自觉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加强对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公安机关不当或违法执行监视居住的决定，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法律责任。

(二)拓宽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来源

检察机关之所以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方面的监督力度较弱、监督成效较小，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获取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措施的监督线索来源十分狭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监视居住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及同案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是否恰当合法，对于公安机关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案件就难以监督。检察机关应在原有监督途径的基础上，努力拓宽获取监督线索的渠道。一是可与公安机关通过沟通协调要求公安机关定期对被监视居住人员进行统计并送检察机关备案，使检察机关掌握被监视居住人员的案件进展及未报捕、起诉而转行政处罚或直接撤销等情况。并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及时掌握捕后变更为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情况。二是在对公安机关刑事案件进行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中通过审阅材料、参加讨论发现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存在的问题。三是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等对于违法强制措施的处理不服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可加强通过控申部门接收到的申诉、来信来访中发现监督线索。四是侦查监督部门可与公诉、监所部门加强联系，定期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数据核对，了解移送审查起诉的监视居住人员、出入所人员变更强制措施等情况，以及时发现问题。

(三)细化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内容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仅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监督权，但基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应对公安机关在住所和指定居所决定和执行的监视居住都进行监督。应对以下具体内容进行监督:一是被监视居住人员是否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着重审查适用条件中“严重疾病”、“案件的特殊情况”等任意性较大的用语，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对于适用条件的随意裁量;二是被监视居住人员是否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件，对三类犯罪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程序和依据是否合法，指定的居所是否非羁押场所或专门的办案场所，防止扩大指定居住监视居住范围及变相羁押;三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是否确实属于“无法通知”的情形;四是对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的，其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是否属实;五是对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是否依法解除、变更或作其他处理;六是在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违法行为。

(四)建立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与执行有权进行监督，但并未具体规定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方式、程序。检察机关应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建立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一系列程序。一是受理程序，应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在办案中发现或在公安机关备案材料中发现或控申部门、公诉部门、监所部门移送的线索统一受理，指派专人对线索进行梳理跟踪;二是审查核实程序，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监视居住监督线索后，以经办人采取查阅案卷、询问相关当事人及侦查人员、查看现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的相关情况进行审查核实，认为存在不当或违法行为的，提出审查意见，层报领导审批，根据审批意见作出处理;三是纠正程序，经审查核实后认定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措施有不当或违法行为的，应当发出《检察建议书》或《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纠正意见督促公安机关纠正，并要求公安机关及时书面落实检察建议或者回复纠正违法情况;四是答复程序，对属于不服违法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处理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由侦查监督部门对监督线索的审查和纠正情况函复控告申诉部门，再由控告申诉部门统一对申诉人进行答复;五是追责程序，在审查监视居住监督线索后，认为滥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相关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由侦查监督部门移送自侦部门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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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刑事拘留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公安机关滥用刑事拘留措施、任意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等问题。由于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加强对刑事拘留的检察监督，以更好地惩治法律和保障人权。

论文关键词：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法律监督

论文正文：

试析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法律监督问题

刑事拘留，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并短时间予以羁押，限制其人身自首的强制措施。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其对被拘留人的人身自由限制程度仅次于逮捕。

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更容易滋生问题，故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明确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与执行有权进行监督。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析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监督问题探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对包括监视居住在内的部分强制措施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本文在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修改内容和公安机关决定及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谈谈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对公安机关监视居住措施的监督。

论文关键词：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监督

论文正文：

试析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监督问题探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监视居住的存废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使得监视居住制度在我国现行强制措施体制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因此，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的监视居住做出了最大幅度的修改。本文将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对如何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监督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修改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对象规定不明确，选择执行监视居住的居所随意性较大，且囿于警力、财力等限制，使得我国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存在适用率不高、易异化为变相羁押等状况。鉴于适用监视居住的以上困境，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做出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改：

(一)将监视居住定位于羁押的替代措施，明确监视居住的独立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分开规定，即监视居住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

(二)明确规定了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原则上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处进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现行司法实践中，有些办案机关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固定住处，均在“指定的居所”进行监视居住，或把地点设在机关内部的办案场所，故新刑诉法的该规定有利于防止变相羁押现象的发生。

(三)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执行机关的告知义务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指定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的规定。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该规定体现了新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的进步。

(四)明确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

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更容易滋生问题，故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明确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与执行有权进行监督。

(五)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分子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但笔者认为该规定让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带有羁押性色彩，与将监视居住定位于羁押的替代措施的立法本意存在冲突。

(六)完善了被监视居住人监视居住期间应遵守的规定

首先，将“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改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其次，增加规定了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批准不得通信的义务。再次，增加了“将身份证件、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规定，进一步增加了监视居住的强制力度。最后，在对违法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被监视居住人可以予以逮捕的现有规定基础上，又增加了“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的规定。

(七)完善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控;在侦查期间，还可以对被监视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该规定以列举式规定实施监视的具体方法，有利于保证监视居住效果能够顺利实现。

二、公安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可能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规定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监视居住制度而作出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规定，但公安机关在执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的过程中，仍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或困难。

(一)对“无固定住处”的解释存在随意性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何为“无固定住处”?由谁对“无固定住处”进行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是由执行机关作出认定。而由公安机关自主解释“无固定住处”，易造成对暂住的流动人员、外来人员均认为系无固定住处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扩大指定居住监视居住范围的可能性。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可能会成为变相羁押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定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除了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外，仍有许多易由公安机关监控、私密性较强的场所，如招待所、宾馆等。在上述场所进行监视居住，同样可能会达到羁押的性质和效果，而可能会与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立法目的相背驰。

(三)监视手段仍较匮乏、薄弱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安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但电子监控由于成本较高，难以在可预见的期间内普遍推行。而不定期检查的监视力度较为薄弱，也并不能保证监视居住的实在效果。

(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能会较多适用于未达刑拘、逮捕条件的嫌疑人

尽管适用监视居住首先需符合逮捕条件，但公安机关长期存在的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对于未能突破口供而导致予以刑事拘留、逮捕的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继续羁押以突破口供的手段。在完全由公安机关监控环境下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使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三、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建议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主体，依法履行对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侦查监督职责。在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监视居住制度并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监督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更应积极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力度。

(一)树立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意识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先天立法不足以及其他业务工作繁重的影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进行监督的意识相对薄弱，使得公安机关对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过程较少进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范畴。新刑事诉讼法正是看到了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不足以及强化检察监督的必要性，特别针对在决定和执行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偏差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提升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自觉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加强对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公安机关不当或违法执行监视居住的决定，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法律责任。

(二)拓宽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来源

检察机关之所以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方面的监督力度较弱、监督成效较小，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获取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措施的监督线索来源十分狭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监视居住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及同案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是否恰当合法，对于公安机关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案件就难以监督。检察机关应在原有监督途径的基础上，努力拓宽获取监督线索的渠道。

一是可与公安机关通过沟通协调要求公安机关定期对被监视居住人员进行统计并送检察机关备案，使检察机关掌握被监视居住人员的案件进展及未报捕、起诉而转行政处罚或直接撤销等情况。并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及时掌握捕后变更为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情况。

二是在对公安机关刑事案件进行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中通过审阅材料、参加讨论发现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存在的问题。

三是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等对于违法强制措施的处理不服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可加强通过控申部门接收到的申诉、来信来访中发现监督线索。

四是侦查监督部门可与公诉、监所部门加强联系，定期与公诉、监所部门进行数据核对，了解移送审查起诉的监视居住人员、出入所人员变更强制措施等情况，以及时发现问题。

(三)细化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内容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仅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监督权，但基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应对公安机关在住所和指定居所决定和执行的监视居住都进行监督。应对以下具体内容进行监督:

一是被监视居住人员是否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着重审查适用条件中“严重疾病”、“案件的特殊情况”等任意性较大的用语，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对于适用条件的随意裁量;

二是被监视居住人员是否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件，对三类犯罪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程序和依据是否合法，指定的居所是否非羁押场所或专门的办案场所，防止扩大指定居住监视居住范围及变相羁押;

三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是否确实属于“无法通知”的情形;四是对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的，其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是否属实;五是对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是否依法解除、变更或作其他处理;六是在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违法行为。

(四)建立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监督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与执行有权进行监督，但并未具体规定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方式、程序。检察机关应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建立对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一系列程序。

一是受理程序，应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在办案中发现或在公安机关备案材料中发现或控申部门、公诉部门、监所部门移送的线索统一受理，指派专人对线索进行梳理跟踪;

二是审查核实程序，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监视居住监督线索后，以经办人采取查阅案卷、询问相关当事人及侦查人员、查看现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的相关情况进行审查核实，认为存在不当或违法行为的，提出审查意见，层报领导审批，根据审批意见作出处理;

三是纠正程序，经审查核实后认定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措施有不当或违法行为的，应当发出《检察建议书》或《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纠正意见督促公安机关纠正，并要求公安机关及时书面落实检察建议或者回复纠正违法情况;

四是答复程序，对属于不服违法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处理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由侦查监督部门对监督线索的审查和纠正情况函复控告申诉部门，再由控告申诉部门统一对申诉人进行答复;五是追责程序，在审查监视居住监督线索后，认为滥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相关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由侦查监督部门移送自侦部门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诱惑侦查的本质决定了无论是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都具有诱发犯罪的作用。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制造犯罪”，以积极、主动的行为激发本不存在的犯意，从而使犯罪发生;后者是“促成犯罪”，为已有的主观犯罪倾向提供一个实施犯罪的机会，充其量也就是强化犯意，但不引诱犯罪。由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有政府制造犯罪之嫌，故为大多数国家所否定，而“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则获得了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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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又称诱饵侦查，指的是“侦查机关设置圈套，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方法。”①作为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其欺骗性、诱导性的特点虽有引诱犯罪、冲击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和道德风险，但在传统侦查方式应对日趋智能化、隐蔽化的刑事犯罪捉襟见肘时，诱惑侦查以高效的证据查取优势，赢得了各国侦查机关的青睐。同样在我国，这一新型的特殊侦查手段也被广泛应用于毒品犯罪、贿赂、伪造货币、组织卖淫、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侦破之中。

由于立法中欠缺对秘密侦查的规制，诱惑侦查长期处于法外运行的状态，作为一种日常实施的侦查手段，其合法性、正当性不断引发质疑。2012年的刑诉法对隐匿身份的秘密侦查手段进行了立法规范，诱惑侦查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对此类手段仅进行了概括性的授权，并未规定具体的实施程序与要求，对引诱犯罪的界限、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均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为此，本文将结合刑诉法修正案中的相关条文、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略作讨论。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方式的规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所谓“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是指“以人力为载体的、以欺骗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包括线人(在中国的语境中经常被称之为特情)、卧底、诱惑侦查，因为此类手段通常表现为改变身份进行侦查，学术界也将其称为乔装侦查。”②由此可见，“隐匿身份”的字样代表了各种乔装侦查手段，因此，刑诉法修正案对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法律规定，同样适用于诱惑侦查方式，具体而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适用原则。

诱惑侦查只能服务于查明案情的目的需要，基于必要性原则实施。也就是说，只有在其他侦查方法获取证据或侦破案件的希望渺茫或十分困难时，才能使用诱惑侦查的方式。诱惑侦查是利用人性弱点达到目的的侦查措施，有“肮脏手段”之称。其本身的构造方式决定了它有侵害人权，沦为犯罪制造工具的可能性。如果其他常规性侦查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应贸然采用诱惑侦查的方法。

2.适用主体。

新刑诉法仅将实施诱惑侦查的权利授予了公安机关，排除了检查机关进行诱惑侦查的可能性。虽然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已开始在自侦案件中使用诱惑侦查的方式，③但是此次立法并未对之加以确认。由于诱惑侦查是侦查主体有组织的行为，反映的是作为一级侦查部门的组织的意志④，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通常被限定在“警察、司法人员及其代理人”的范围之内。因此，第151条中规定的“相关人员”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即在公安机关从事侦查等活动的公安人员。当然，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在公安机关的组织和指导下，也可安排非公安人员实施侦查行为，但是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得自行进行诱惑侦查。

3.审批程序。

诱惑侦查的启动采取内部审批机制，经由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决定即可适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内部尚无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对乔装侦查使用的审批权作出明确规定，但从整体来看，是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修正案中的规定对现行做法给予了确认、肯定，与实践中的审批权设置保持一致。因此，当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采用诱惑侦查的方式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申请，说明根据、理由，由公安机关负责人进行审查、批准。

4.行为限制。

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是以人力欺骗为原理的秘密侦查方式，参与实施秘密侦查的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不当侦查行为诱发犯罪的可能性均是不容忽视的风险。为此，修正案对秘密侦查方式进行了限定。一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事实上，这是针对实施诱惑侦查行为作出的一个原则性规定。所谓“诱使他人犯罪”，通常是指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人加以引诱，使之产生犯罪意念，进而实施犯罪的行为，包括“渲染犯罪的益处、打消对方的顾虑、为对方提供犯罪条件等，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⑤。这是在侦查活动中所不允许的。国家的职责在于打击、控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因此必须将诱惑手段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坚持适度性、相应性原则，禁止过度诱惑。由此可见，“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同时是判断合法诱惑侦查与非法诱惑侦查的基本界限。二是“不得采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这里强调的是可能，也就是说，如果实施诱惑侦查存在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可能性，就不能采取此种方式。

二、诱惑侦查方式法律规制的不足

刑诉法的修订将诱惑侦查方式纳入法制轨道，使得实施诱惑侦查行为有法可依，是立法上的一个进步。但是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法律对权力的规制不应仅是“授权性规范”，更应是“限权性规范”。正如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⑥然而，目前的立法对诱惑侦查行为的限制过于概况化、原则化，尚不能对其形成切实有效的规制。

1.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将行使诱惑侦查方式的决定权赋予公安机关，依旧遵循我国自侦自监的审批程序。诱惑侦查合法地位的确立，本就是立法者在权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使用欺骗性侦查手段的负面价值后做出的政策选择，如果“从决定到具体实施诱惑侦查的整个过程都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中没有一个为法律认可的‘第三者’的介入和制约，其程序的公正性值得质疑”⑦。由于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不具备控、辩、审三方构造，对侦查权的制约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相应的司法控制机制，既没有中立的裁判者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也没有检察官对侦查进行全面的指挥和控制。检察权和审判权很难对侦查权形成实质的监督。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运用诱惑侦查手段时，基于案件顺利侦破和保障诱惑者安全的考虑，均会采用秘密进行以及事后保密的做法。由于诱惑侦查始终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不易了解到侦查过程以及相关行为，为此也就很难对其正当性作出判断，而诱惑侦查的存在与否很多时候会关系到证据采信，并最终影响定罪、量刑。因此，诱惑侦查的审查监督机制亟待完善。

2.“诱发犯罪”的判断标准不明。

诱惑侦查通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论文格式即侦查机关对原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二是“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即被诱惑者已有犯罪意图或倾向，诱惑侦查行为只是使这种主观意图及倾向暴露出来，或者只是强化其固有的犯罪倾向，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⑧。

诱惑侦查的本质决定了无论是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都具有诱发犯罪的作用。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制造犯罪”，以积极、主动的行为激发本不存在的犯意，从而使犯罪发生;后者是“促成犯罪”，为已有的主观犯罪倾向提供一个实施犯罪的机会，充其量也就是强化犯意，但不引诱犯罪。由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有政府制造犯罪之嫌，故为大多数国家所否定，而“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则获得了肯定和支持。因此，新刑诉法中规定的“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同样应当是指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发生，以此作为区分合法的诱惑侦查行为与非法的诱惑侦查行为的界限。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大连纪要”)已明确了对“犯意诱发性诱惑侦查”的态度，即认为“犯意诱惑”和“数量诱惑”⑨是非法的侦查方式，应当予以禁止。对存在这两种非法引诱情形的案件，量刑应当从轻，且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理论、概念上判别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并不困难，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以何种标准去区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与“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却并非易事。诱惑侦查中存在两个基本因素：政府的诱导行为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基于不同的审查侧重点，有主、客观判断标准之分。主观标准以犯罪嫌疑人的犯意有无为依据，客观标准则强调对政府行为的审查。二者各有利弊，各国并未达成统一的适用标准，而这也是我国在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应当明确的问题。

3.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不明。

违法诱惑侦查通常是指，侦查人员超越法律的界限实施诱惑侦查，包括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以及具有违法性因素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为保证诱惑侦查方式的依法实施，法律应当明确违法进行诱惑侦查的后果以及救济措施。只有建立相应的制裁措施，才能真正遏制实践中诱惑侦查权的滥用和不当的诱惑侦查行为。违法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被诱惑者的法律责任;二是证据采信;三是违法实施诱惑侦查者的责任。新刑诉法对此均未作出规定，而否定性评价的缺失无疑会使诱惑侦查行为的法律规制流于形式。

三、诱惑侦查方式法律规制之完善

与从既有犯罪结果出发，追溯原因的传统侦查方式不同，诱惑侦查是对尚未发生或正在进行的犯罪作出的积极防卫。就其本质而言，诱惑侦查有违反法治背景下司法权保守性之特征。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只能“制止和追究正在进行中或者已然的犯罪，而不能凭想象和猜测去侦破案件，追究犯罪。”⑩因此，诱惑侦查方式只能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辅助侦查方式存在。为避免纯属凭空启动诱惑侦查程序，逾越被普遍认可的国家机关道德责任界限，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规制诱惑侦查方式。

1.严格适用条件。

由于诱惑侦查方式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使用这种方法时应遵循严格的条件，禁止以普通公民为对象，随机考验其抵制犯罪诱惑的能力。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0条规定：“在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由团伙成员或者以其他方式有组织地实施了重大犯罪行为的时候，允许派遣秘密侦查员侦查犯罪行为。”因此，在诱惑侦查行动开始之前，必须存在基于“足够的事实根据”的合理怀疑，表明侦查对象意欲实施某种严重犯罪，不得仅凭主观好恶或者空想臆断启动诱惑侦查程序。所谓“足够的事实根据”，并非是指可供起诉、定罪之用的充分犯罪证据，而是指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情报信息，表明有重大犯罪行为的存在。

2.完善监督机制。

诱惑侦查具有隐蔽性，仅以内部监督规制侦查行为，其正当性难以令人信服。为此有必要尽快完善检察机关对诱惑侦查的监督职能。公安机关决定实施诱惑侦查后，应在法定期限内报检察机关备案，以便其对启动诱惑侦查的事实根据以及实施方案进行全面的审查。此外，检察机关有权对适用诱惑侦查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有权制止和纠正不当的诱惑侦查行为。

3.确立违法诱惑侦查的制裁措施。

为避免诱惑侦查权的滥用，法律应明确规定违法实施诱惑侦查者的法律责任以及相应的救济措施。通常来说，侦查人员经批准实施诱惑侦查行为，没有实际参与犯罪，且犯罪活动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时，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实施诱惑侦查，则应宣告侦查行为无效，排除证据适用。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情况下只追究责任者的行政责任。若基于非正当目的进行诱惑侦查，造成严重后果，则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对诱惑侦查这一特殊侦查方式的法律规制，应当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目标间寻求平衡。只有在法治化的背景下理性运用诱惑侦查，才能避免公权力扩张对公民私权的侵害。

人肉搜索”与传统电脑检索不同，它更注重参与其中的网民的作用。网民的主体范围十分广泛，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职业背景和地域的网民，根据现有知识和经验对提问者的问题进行充分思考并给出解答，使获取的信息尽可能全面。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人肉搜索”在侦查工作中的运用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内容摘要：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刑侦部门应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积极发挥网民作用来为侦查破案服务。将“人肉搜索”引入到侦查工作中，走网民路线，发动网民提供线索以拓宽破案渠道，必将推动侦查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人肉搜索;侦查工作;运用。

论文正文：

论“人肉搜索”在侦查工作中的运用

“人肉搜索”是近年来出现在网络上的新生事物，“陈自瑶事件”①、“华南虎事件”②、“辱骂灾区事件”等使“人肉搜索”一词频频进入百姓视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公民隐私权的关系上，从法律规制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侦查工作而言，其有无应用的必要和可能，应用的价值及如何规范运用等问题尚无研究，本文从侦查工作的角度出发对“人肉搜索”进行初步探讨。

一、“人肉搜索”概述。

(一)“人肉搜索”的含义。

“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单一的查询过程式为一人提问、多人响应的人性化搜索。它与传统网络搜索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突出人的作用，即依靠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采用人工参与的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最终实现寻找和筛选社会资源的目的。

(二)“人肉搜索”的特点。

1.参与主体的广泛性。首先，庞大的参与人数。据《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人，普及率达到31.8%，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19.8小时。庞大的网民群体为“人肉搜索”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其次，网民的层次范围(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业层次等)十分广泛。网民年龄结构继续向成熟化发展，30岁以上各年龄段网民所占比例有所上升，整体从2009年底的38.6%攀升到2010年中的41%;学历上，初中和小学以下分别占到27.5%和9.2%，大专及以上占到23.3%;职业结构上，学生、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农林牧副渔劳动者群体上升较快，无业、失业、产业工人比例下降，其中学生群体在网民中的比例最高，接近1/3。

2.主体身份的隐蔽性。网络上的提问者和回答者，一般都隐蔽其真实身份，而以网名的形式出现，即使有些网民会以真实姓名出现，所占比例也很小。基于网路安全的考虑，网民选择以虚拟化的网名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交流，隐蔽真实身份，可以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畅所欲言。

3.检索结果的智能性。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以关键字为检索对象，对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搜索和反馈，实现信息交换，搜索的速度虽然很快，但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人肉搜索”以人去找答案，在答案的选择上更多地体现检索者对该信息的理解，通过来自不同地域、阶层、知识背景。网民的共同搜寻，智能化程度更高，结果更加准确。

4.信息获取的全面性。“人肉搜索”与传统电脑检索不同，它更注重参与其中的网民的作用。网民的主体范围十分广泛，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职业背景和地域的网民，根据现有知识和经验对提问者的问题进行充分思考并给出解答，使获取的信息尽可能全面。

二、“人肉搜索”在侦查工作中的运用。

(一)典型案例。

江西宜春市城关公安分局应用“人肉搜索”

结果破获“敲头案”。2008年以来，江西宜春市多地出现敲人案件，市民人心惶惶，女性不敢独自外出，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8月12日，有网友发表一篇题为《人肉搜索城区敲头男子》

的帖子，发起“人肉搜索”，经过10多天的努力，历经2000余次浏览量及近百条回复，最终锁定作案者的一些基本资料。作案者为男性，40岁左右，身高1.75米，皮肤黑，特瘦，经常骑自行车，喜着红衣，戴茶色眼镜及棒球帽;作案时间在17时至21时;作案对象主要为单人散步女性;不劫财、不劫色，疑为感情受挫者变态报复。9月1日，警方根据此信息，迅速锁定作案男子，并将其一举抓获。

2007年“钱军打人”案件。2007年4月13日，钱军酒后驾驶一辆轿车在深圳某路边倒车时撞到了年过六旬的欧阳某某，老人提出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并想拉开车门上车，钱军拒绝并对老人进行殴打，要求老人下跪。该事件经网络曝光，随即展开“人肉搜索”，几小时内，钱军及其妻子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全部曝光，钱军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批准逮捕。

总之，“敲头案”、“钱军打人”以及“华南虎”事件的迅速侦破，得益于“人肉搜索”

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线索，推动了侦查工作的开展。这些案件具有以下共同点：一是案件本身具有轰动性，刺激公众神经，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二是众多的网民参与到案件调查中来，献计献策，知情群众积极留言，提供线索，推动调查的深入;三是具有搜索对象的一些基本信息，如视频照片，姓名，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等，提供的信息越多，搜索目标的特征就越明确，“人肉搜索”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二)“人肉搜索”在侦查应用中的可行性。

1.必要性。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突发，治安形势严峻。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着警力不足、装备落后、工作任务重且破案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和丰富打击犯罪的新机制，提高刑侦部门的办案效能。

将“人肉搜索”与侦查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利用网络的迅捷性、网民的广泛参与性，增强信息获取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破案效率。因此，将“人肉搜索”引入到侦查工作中，是侦查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侦查工作机制的必然选择。

2.可行性。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的覆盖面日益扩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据《报告》，我国网民人数由1997年的62万人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4.2亿，短短14年间增长了六百多倍，这为“人肉搜索”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网民的范围也日益多元化，不同年龄段、社会背景、教育程度的网民丰富了网民的群体范围;3G网络的应用和推广，以及4G网络技术的研发，为“人肉搜索”在侦查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3.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创新和发展。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公安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在公安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能否坚持群众路线，决定着公安工作的成败。随着网络的普及，上网成为现代人生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网民数量的迅猛发展对公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民警应关注网络热点，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交流，积极发挥网民作用以提高公安工作的效率。

(三)“人肉搜索”对于侦查工作的价值。

1.有利于寻找确定犯罪嫌疑人。对于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或落脚点不明，而通过传统的调查走访工作收效甚微的案件，可以通过在合适的网站上公布获取的相片、视频片段或其他信息，发动网民进行“人肉搜索”，以确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或确定其活动范围，实施抓捕。

2.有利于扩大线索来源。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着知情群众或目击证人因害怕打击报复，以及系列案件中的被害人出于个人隐私等方面的考虑不愿向公安机关提供相关线索、指认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这往往会使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局面，不利于案件的侦破。而开展“人肉搜索”，网民可以采用匿名的形式向侦查部门举报犯罪事实或提供破案线索，这样既可以保证自身安全，消除网民的后顾之忧，也有利于丰富线索的来源渠道，改变工作的被动局面。

3.有利于查找涉案物品。在侵财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销赃渠道日益丰富，通过网络购物的形式进行销赃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针对此类犯罪行为，可以通过公布涉案物品的一些信息，提醒网民在网购的过程中注意甄别，同时号召网民进行查找，根据获取的线索确定涉案物品的下落，认定案件。

4.有利于降低侦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人肉搜索”以网民为主体，以网络为媒介，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相关信息来号召网民参与其中，能够以极小的代价换来大量的情报信息。一方面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缓解了警力资源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节约了时间，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三、“人肉搜索”在侦查应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一)实施主体。

“人肉搜索”中案情的发布主体和发布者的身份应当明确。发布主体既可以是公安机关，也可以是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或知情群众。鉴于当前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对于公安机关有抵触情绪的不乏其人，为了促进搜索工作的顺利开展，发布信息时应该尽量避免以公安机关的身份直接出现，尽量采用与案件有关联的角色，如目击者、受害人或利害关系人等，以减少阻力。对于发布的信息要进行一定的说明，尤其是以图片、视频形式出现时要进行解释，避免引起公众的无端猜疑而使工作陷入被动。

(二)实施对象。

对于需要“人肉搜索”的案件要严格把关，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合采取这种形式。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条件：一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如“陈自瑶事件”、“华南虎事件”、“钱军打人案”，这些案件要么是由于违反社会公德引起公众的极大愤怒，要么是事件本身具有轰动性，引起网民的极大兴趣进而得到广泛地关注。

二是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重特大案件需要迅速侦破以减少影响，或案件陷入侦查僵局，传统手段难以奏效，具有进行“人肉搜索”获取信息的必要性。三是其他有必要启动的案件，侦查机关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社会关注程度、人身危险性、工作难度等情况来综合考虑。

(三)实施原则。

1.必要性原则。

首先，要限定“人肉搜索”案件的适用范围，对于绝大多数的案件仍然需要依靠传统的手段进行侦查，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人肉搜索”。若过多地使用，会造成公众的疲劳感，网民参与的热情会降低，不能得到足够多的网民支持。其次，要确定适用的条件，必须是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适用。如案件陷入侦查僵局，工作难以开展;案件的社会危险性大，不及时侦破会造成更大的损害等，具有实施的必要性。

2.适当性原则。

侦查是与各种犯罪嫌疑人进行尖锐而复杂斗争的活动过程，始终存在着侦查与反侦查的矛盾。侦查工作的特殊性，要求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要严格保密。而“人肉搜索”以网民或公众对案件信息有一定的了解为适用前提，“人肉搜索”的公开性与侦查工作的保密性看似一对矛盾体，两者之间存在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人肉搜索”的公开性与侦查工作的保密性两者也存在统一性，可以相互协调、共同促进。这个协调点就是信息公布内容、时机的适当性。在案件侦查中，对于确有必要进行“人肉搜索”的案件，在信息的发布上，要遵循适当性原则，既要有明确的信息，使搜索成为可能;也要遵循侦查的保密性原则，注意信息公布的范围和公布的时机。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侦查工作的开展。

3.合法性原则。

“人肉搜索”有其自身的优点，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上。首先，“人肉搜索”在很多情况下会泄露公民的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途径或方式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侵害公民的隐私权。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因此，要不断完善立法，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其次，公安机关在适用“人肉搜索”进行侦查时，要有专门人员进行负责，明确责任，对于需要公布的案情要进行审批，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操作，避免因滥用“人肉搜索”而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当今社会人财物的流动性加强，犯罪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面对跨区域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时，传统侦查措施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打击效果不明显。“人肉搜索”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较多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网民巨大的人力资源确实值得公安机关，特别是刑事侦查部门予以重视和挖掘。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刑侦部门应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积极发挥网民作用来为侦查破案服务。将“人肉搜索”

引入到侦查工作中，走网民路线，发动网民提供线索以拓宽破案渠道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必将推动侦查工作的发展。

所谓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使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等手段，扰乱、破坏或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处置的群体性事件。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全文如下：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谈起

(一)案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6、28”群体性事件，原本就是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件，因为公安机关的死亡鉴定结果得不到家属认可，加之被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演变为公然向党和政府挑衅的对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打砸抢烧的严重群体性事件。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损失。如今，该事件已平息，相关责任人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反思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处置方式的欠妥当，也是致使谣言越来越多，最终被一些黑恶势力利用，一发而不可收拾，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引发案情发展的原因分析

上述案例中由于未能尽快将信息公开，充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致使民间关于“当地政府部门纵容包庇、销毁证据”等流言才能够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意传播之下迅速升温，从而点燃本就失去理性的情绪。但凡流言，都是见光死的。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不透明引发的谣言必然导致胡乱的揣测和极度的不信任，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沟通机制，不仅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本来对于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件，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置此类案件时，不能一律以保密为名对民众封锁消息。尽管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受害人家属进展情况及解释相关误解的义务，但从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这种及时诚恳的沟通会打消老百姓的疑虑和担心，消除不安定因素的隐患。社会的负面情绪会及时得到释放，揣测会及时得到合理解释，流言也会不攻自破。

另外，贵州“瓮安事件”中，民众质疑当地警方与事件有内在关联，警方未能及时做出回应，也没有让相关人员回避，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质疑情绪。公安机关在事件的处置中，程序上既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用程序正义避免民众的质疑，从而增强处置结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对于引发民众质疑的鉴定程序这一关键环节，是否允许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鉴定过程进行现场见证，是否能够尊重受害人家属的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求，则将直接决定鉴定结果的可接受度。“瓮安事件”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第三次鉴定，同时也允许家人在场、部分群众现场见证，如果这一事后的鉴定处理方式能够提前一些也许谣言也就不攻自破，这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点：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二是政府和公安机关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若对事情有足够的敏感度，收集相关信息，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决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同时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许消息外传，这样也会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反感，从而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纵观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时时把握住民法、民生、民权这条线，也许这种带有偶发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减少许多。

总之，群体性事件作为公共安全危机之一，从社会学角度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维护;从法学的角度说是一种权益保障;从行政学的角度说是一种国家职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评论道：“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二、从上述案例看公安机关依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分析

上述案例中，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对于所收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公安机关的情报部门并没有综合整理，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规模等，不能为公安机关和党政部门做出有效的决策和制定行动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有效的情报信息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详细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到底是政治性群体性事件还是非政拍性群体性事件;能够评估事件的危害，了解现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等直接危害，引起国内外社会舆论在公众中产生消极影响等间接危害;能够推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事件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能提供具体的对策方案，为决策部门处置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突发性、紧迫性，公安机关执法也往往呈现出执法权力范围的扩张性、权力行使的自决性、处置措施的不断性等特点。

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消除矛盾的工作机制。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性，没有研究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对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摸不关心，缺乏了解，或者说有的虽然对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能拖延就拖延，能回避就回避，不愿或者不敢面对群众做工作，从而导致矛盾激化，错过了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也有的党委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一旦发现群体性事件就不分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把公安机关推到最前面，强行下令公安机关抓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增加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矛盾的激化，使事情的解决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有的责任主体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对于群众的要求当面答应，事后变卦;还有的平时不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发生了事情才想起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给群众造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导致集体上访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立法缺失

法律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南针，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才能更好的对这些事件进行明确而公正的处理。可有可无，模棱两可的处理只能最终是对群众不利。当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理有些群体性事件时缺乏法律依据，有的表现为使用警械、武器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时，有的表现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方面。《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坚持理性、规范、适时、有效的处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和水平。

但这一规定对主要任务的规定比较宽泛，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上级部门的授权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对公安机关处理不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是笼统的规定了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实践中不易操作，很难把握标准，具体的责任也不好落实。基层公安机关在具体的处置工作中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导致对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

(二)预警机制不完善

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不完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最明显：首先预警工作没有形成权责一致分工明确的良好局面，信息来源渠道依然比较单一，覆盖面过于狭隘，信息的准确度不够，时效性、全面性、真实性都达不到防控标准，重点事件和重点人群的掌控工作还存盲区;其次，在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构没有独立出来，公安机关处于实战的主导地位，但是公安机关过分依赖行政协调，使防范和处置工作，形成了条块分割不清、层次架构不明的松散局面，而且设备资源，信息资源，指挥资源，都不能形成“高效、连贯、科学”的具有专业性的统一指挥和咨询系统，也建立不起“全社会共建，多部门联动”的职责明确的运行机制，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只能被动出击、疲于应对;第三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各部门和各单位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作用，工作衔接、权责分担等方面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运行机制，不能够实现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另外对一些群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反映其合理诉求的请愿活动，没有真正按照《游行示威法》的要求，进行批准和引导，使得一些合法途径手段，无法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三)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不得力

1.处置手段简单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手段过于单一粗陋，主要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往往不区分情况，统一按照一个模式处理。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事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必须以最迅捷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息事宁人”,履行职责。但是快速平息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有些公安机关在处置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公安机关在抓捕犯罪嫌疑人、调处纠纷、专项整治治安等警务行动不当，不但无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不当干预事件，或干预时机错误，或处置手段不利，不但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转化形成新的冲突，引发事件升级;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以消极态度应对群体性事件，退为应付上行下不达，片面强调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矛盾与公安机关没有关系，对事件现场治安态势的变化视而不见，不主动实施其职责内的干预和控制，事态因此得以蔓延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此两种处置方式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被动。

有的警员平时缺乏应急事件的处置的理论培训，缺乏事件处理的“现场感”,只是领命行事，一旦赶赴现场却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多重困境：一是到达现场前任务不明，只能以“随大流”的态度，盲目参照其他人的做法;二是缺乏妥善处置现场警情的经验，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作出正确反应，很多警员不知道针对事件现场群众作出的过激行为，例如推操、指骂、打架、破坏车辆和设备等违法行为，是应该依法及时制止、查处，现场抓捕并扣留违法犯罪嫌疑人，还是应该先设法取证，等到事态平息后再去处理。论文格式而这些现场情况的处理不能够采取如同一般治安事件的简单模式，只能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措施，如果警员把握不了现场处置的尺度，只是按操作程序上报情况，被动等待指令，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三是因为平时缺乏对事件处置的实战演练，警员缺乏对有效处置事件所必需具备的技能和战法，接到上级指令后，不知用什么战术、什么手段去实现上级意图，实践中贻误战机，处置不力。

2.协作能力不强

一些公安机关在处置现场的各联动单位，不能实现联动，既不知道如何取得其他处置单位警员的行动支持，也不会适时回应其他处置单位及其人员发出的协助请求。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往往会集中本地区甚至是周边地区多单位警力，并根据现场情况或是分小组合成作战或是分区域分散作战，警队单位及其人员之间多处于相互陌生的关系状态，由于缺乏合作默契，协同支持配合很少，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所以在一些事件个案的处置现场彼此之间，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警务支持与协助，形成了周边其他小组的警员观望，个别受到闹事者攻击的警员或小组孤军奋战的散乱状态。这种散乱的处置情形容易助长闹事者的哄闹气焰，削弱警队在处置现场的威慑气势，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当然，出现事件现场警力充足，却大多处于被动待命状态，不能及时对有关情况进行相应处置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与通信技术不足，一些单位接令赶往群体性事件现场后，对在事件处置中的工作任务、目的、权限和警力调度区域、协同单位等不清楚。

(四)在处理的过程中信息的严重滞后与信息的不当处理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上反映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越来越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对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缺乏敏感性，从来不积极主动地了解当地的不安定因素，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并没有建立起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导致情报收集和控制工作不完善。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无法做到速报(群体性事件随时发生随时报送)、续报(及时将群体性事件发展事态、现场处置情况等上报有关部门)和专报(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幕后操纵指挥者、聚众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在打击后专案专报)。公安机关缺少一个权威、统一、高效的情报机构来负责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管理，造成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多头管理而造成情报延误或渠道不畅。此外，公安机关并没有有效地控制信息传播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说明事件真相，解释政府己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等。

三、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

(一)加强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工作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关乎整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一旦把握不好很有可能侵犯公民利益，甚至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目前，对群体性事件工作处置的法律法规有：《人民警察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但是以上规定还不够完善，过于原则，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范围、处置主体、处置的工作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目标任务、善后工作等规定不够明确，“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发生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我国应加快对群体性事件有关问题的立法工作。

(二)完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1.进行信息预报

健全分析研判制度：

一是防患于未然，及时综合、分析由国保、治安、技侦、网监等部门提供的信息，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超前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为防范与处置赢得时间和空间，开展危机风险判断，分析各种危机的规律和特点，综合设计应对策略;

三是进行网上分析和比对，为预防和处置危机提供支持，并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公安机关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和己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情况，在及时报告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同时，还报送上级公安机关。

建立数据库：

一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激进教派等情况，和国内高危群体、极端分子相关情况，作为人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二是以剧毒、核生化、爆炸等高危物品、的分布、储藏情况作为物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三是要全面掌握，政治敏感期、节假日，气象、地质骤变期等高危时间数据，作为时间方面的数据基础;四是空间方面，本地的党政机关、标志性建筑、公共场所，易于地质变化的地段、河流等要害部位。

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系统，一是信息要准确和及时;二是信息要左右相联、公秘结合、上下相通;三是要建立人机相结合的信息平台，形成人联络，机联网的互动状态。要保障决策的有效实施和指挥有力，需要做到：党委、政府、公安、安全、气象、军分区等重点单位实施联网;政情、敌情、社情、民情进行综合收集研判：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点单位、重点地区、重点时期实施监控。广泛收集重点时期的各种信息，争取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超前性。对发现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纠纷，都应该公正、合法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小问题要做到事前的及时处置，预防事件的扩大化。同时，发挥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正面作用，设立具有信任感和亲和力的新闻发言人及专家评论员，及时向公众发布危机事态、处置情况和公众应尽的社会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发布“交通管制”、“局部地区戒严”公告。严厉打击制造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的应急处置环境。

2.制订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预案的科学合理离不开对群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调查，以及总结归纳经验教训。针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发生的具体设施、场所和环境，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为降低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损失，预测事故发生后的态势和多种情形，组织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培训人员，制定行动的步骤和纲领，以及控制事故发展的方法和程序等，预先做出的科学而有效的计划和安排。对群体性事件这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应该重点建设如下子系统：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程序;后期处置体系等。

“911”事件后，许多国家建立了用绿、蓝、黄、橙、红5种颜色代表的5种危险等级，根据恐怖威胁情报向国民发布预警信息，我国也应建立预警等级制度。对危险的群体和个人、对危险的事、对危险的时间、对危险的空间和不良天候，根据情报信息及时预警，向公众发出预警信息，力争在防范和先期应对上收到双赢的效果。

三、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公安机关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缺点暴漏了出来，因此，提高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将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笔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进行探讨：

1.加强特警队伍建设

公安机关担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其训练强度和方法也是不同于一般的训练。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当把平时的训练工作制度化，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针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制度，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特警队伍建设，组建一支政治过硬、训练有术的队伍，这一点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目前有33个省份建立了快反警队，没有组建快反警队的省份发生社会事件时由邻省已组建的派员干预，避免了其他警员因未受过专门培训而干预失当、激化矛盾。快反警队人员主要来自警察学校，警察局新招收的警察首先要满足快反警队的需要，剩余部分才分配到其他警种，警员年龄不超过35岁，警官年龄不超过45岁，警员最长服役期3年，骨干服役期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6年。这些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队伍更新问题，使快反警队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2.及时化解矛盾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很小，但由于反应迟缓，使事态升级为“事件”,形成“小的事件—下级忽视—小事升级一一下级失控—触动上级—快速解决—事态平息”怪圈，暴露出处置能力不强的弱点。

应当及时化解群体性事件中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本着积极预防、全力控制、依法处置的原则，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按照既定方案，快速反应，动员组织优势警力，整体联动，协同作战，采取果断措施，运用综合手段，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迅速有效地控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努力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3.提高执法者素质

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法者的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求做到：

(1)促进执法者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树立“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深入思考“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维护和树立法律权威;

(2)完善执法者的入门考试制度，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为公安队伍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执法者的业务素质，提高执法者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通过制度约束，建立学习型队伍，使执法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注意维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益;

(4)从优待警，在财政支出许可的情况下合理提高警察待遇，提高其生活水平，要关注警察职业的心理健康，建设公安民警活动中心，多开展体育运动和体质能力训练，进行压力疏导，提高职业素质，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经费支持，更新装备，并尽量保证他们工作中的人身安全。让警察无后顾之忧，公正无私地投入工作。

(四)建立正当、合法的公民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各级公安机关往往会采取相应的现场管制措施、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能使用警械和武器。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对经强行驱散仍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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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析技术就是使用计算机图像视觉分析技术，通过将场景中背景和目标分离进而分析并追踪在摄像机场景内目标。用户可以根据的分析模块，通过在不同摄像机的场景中预设不同的非法规则，一旦目标在场景中出现了违反预定义规则的行为，系统会自动发出告警信息，监控指挥平台会自动弹出报警信息并发出警示音，并触发联动相关的设备，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报警信息，实现报警的场景重组并采取相关预防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视频分析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阅读与参考!

视频分析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全文如下：

摘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对重点区域和场所进行全天候监控。随着信息存储技术的进步，监控所获得的视频资料保存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犯罪分子的行动逃不过这张密布的大网，对视频监控所得的材料进行深度应用是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之一。

论文关键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视频监控,视频分析,刑事侦查,应用

随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该体系当中的视频监控日益成为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新手段。视频监控在犯罪人员实施犯罪行为的初期具有发现犯罪功能，随着视频监控被犯罪分子人所了解和重视，更具有预防犯罪的功能。犯罪行为实施完毕后，视频监控还具有锁定犯罪目标、提供侦查线索的功能。视频监控重在建设，更在应用。洛阳市老城派出所在视频监控系统初步建成后，共查破各类案件1100余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980名，2008年至2010年，他们通过视频监控抓获并拘留的人员数，分别占当年拘留总数的17.9%、27.2%、33.2%。显示了视频监控技术在侦查当中的强大战斗力。

刑事侦查工作的主要是围绕着犯罪行为的查证和犯罪行为人的缉捕开展的。视频监控技术主要是通过对安装的监控探头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利用，主要包括图像调取、图像处理、情报研判、回看查证等工作来查证犯罪过程、锁定犯罪嫌疑人。

一、视频信息调集的来源

视频信息调集的来源是视频侦查技术应用的基础和关键。视频信息的调集首先应该从案件的中心现场附近的视频监控探头当中调取。中心现场犯罪行为人的活动相对集中，监控探头可以记录下详细的犯罪过程。其次是根据案件情况，中心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根据犯罪行为的活动区域大小和犯罪的性质分析调取大范围的监控信息。

(一)视频监控网络的建设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技防体系的中心环节，应该说监控探头已经基本覆盖了城市的各个中心地段，服务实战的效能正稳步提升。这个监控网络的建设主体是公安机关，监控探头主要分布于车站、交通要道、高速公路和出城卡口和治安卡点，城市内重要的商业街区，这些地方相对来讲案件发生的密度较大，属于城市当中刑事和治安案件的高发区域。可以视为潜在的案发现场。

(二)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区内的监控信息。工矿企事业单位为了维持本单位的治安，更好的管理生产，居民区内的物业部门为了更好的掌握小区内的人员流动情况，自主的安装了一些视频录制设备。在这些区域内发生刑事或治安案件以及一些偶发性事件时，对相应区域内的视频信息调取无疑会对相关事件的处置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和线索依据。

(三)金融机构、宾馆和交通部门的视频监控

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运营安全，设置了较为完善的视频监控体系。这些视频监控的设备先进，图像采集质量高。尤其是银行的ATM自动提款机上的监控探头更是分布于市区的大小街道，受环境和时间限制少，是视频调取是的重点考虑对象。从上海一起涉外的抢劫杀人案以后，在宾馆设置视频监控成为硬性规定，这是旅店业在特种行业管理当中的重要性所致。交通行业的监控信息主要分布在收费站、超限治理站点和车载的GPS视频监控系统。作案人的活动必定会与交通部门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可做补充的视频监控信息的来源

博物院和仓库等馆藏场所为了保证所藏物品的安全往往装有完善的视频监控系统。歌舞厅等犯罪分子经常出没的特殊场所为保证自身的消防和正常营业装有视频监控系统。网络聊天视频也是视频监控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视频监控信息的采集要求

(一)必须保证视频信息的原始性

保证视频信息的原始性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从法律性质上来讲视频信息是视听资料的一种，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2]，必须保证视听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完整性。这些必须建立在视频信息原始性的基础之上。第二，为了保证采集到的视频信息在使用过程当中满足侦查工作的需要，符合后期处理的要求，达到侦查目标，原始的视频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必须保证视频信息的调取数量和范围

采集视频信息的探头分布科学，不留死角是探头分布的最佳效果。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视频探头的分布可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死角，弥补这个缺陷只有扩大视频信息的采集数量，采用不同地段、不同方位的探头采集的视频信息相补充。视频信息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易损坏、易丢失，损坏或丢失后无法在进行修补，替代性差。这就要求在采集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扩大案发时间的时段进行调取，宁大勿小，给案件侦查留有余地。否则，就会给侦查工作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三)视频信息的调控要求

现在视频监控信息的格式有很多种,为了确保调取到的视频信息可以被正确的识别和读取,必须对应用系统的计算机情况有准确的了解。避免因为监控设备之间的制式差异影响到侦查工作的开展。视频信息的调控时间必须及时，虽然存贮技术的发展使视频监控信息的存贮变得越来越方便，存贮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但是及时调取视频信息可以避免侦查工作所需的视频信息丢失，同时还可以保证冗余视频信息的不当干扰。

三、视频监控信息的在侦查工作当中的使用

视频监控信息最大的特点是对犯罪涉及到的人和物直接的反应，通过视频监控信息实时的掌握犯罪涉及到的嫌疑人、涉案物品和作案时间，可以对犯罪过程和犯罪嫌疑人的轨迹进行直接跟踪。

(一)视频监控反映出来的直接信息

侦查当中的直接信息是可以直接应用不需要加工即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身认定、对犯罪行为进行描述的信息成为直接信息。比如通过视频监控采集到的案件相关的图片、嫌疑人的个体特征如身高、胖瘦、穿着衣物，涉及到多个嫌疑人的人数、人员构成和现场录音等。

(二)视频监控反映出来的间接信息

间接信息的是指视频信息当中提取出来的经过相关的加工工作以后可以对侦查工作提供旁证的信息。比如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案发现场的旁观者等。在传统的刑事侦查工作当中对案发现场的旁观者和目击者进行的调查询问工作是最长用的侦查措施。视频监控工作使调查询问对象的查找变得更加直接和方便。是案发现场周围相关证人的真实客观再现。

四、视频侦查应用

视频侦查是公安工作新的基础之一，在侦查当中常用到的有：

(一)截取视频监控信息进行图像识别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视频探头可以对三百六十度范围的情况进行监控，并可以对监控现场进行直接的抓拍。这些图像的清晰度足以对被拍摄的人或者物体进行直接的认定。

二)视频信息当中目标特征的提取

视频监控受设备技术条件的限制或者是由于天气等不良因素，在监控当中监控对象的个体特征无法辨别，就需要使用photoshop等图像处理技术，对眼睛直接观察无法辨别的图像和目标进行清晰化处理：如强光照射下反光的车牌、目标任务的辨别依据和随身携带物品的辨别或识别。

(三)部门配合抓捕犯罪嫌疑人

视频监控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探头站岗，通过鼠标巡逻实现社会的管理控制。在监控当中，通过录像实时的发现正在实施的犯罪或可疑人员，通过探头掌握嫌疑人行进的方向或路线。指挥引导侦查人员实施抓捕。视频监控中心应当和110同样具有调配机动警力的权力。利用先进的通信设备进行警情的上传下达，通过改革后的警务机制流程迅速的调配警力。

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工作是视频监控的重点，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通过视频监控对复杂的公共场所如游乐场、车站和商场实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及时发现犯罪苗头及时控制。对于一些群体性事件，还可以在事后的处置过程中准确的分析原因，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在当前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灵活的招录具有一定计算机使用能力的文职人员进行监控。将节约出来的警力开展街面巡逻和治安防控。

2.健全和完善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各种技术手段实施大范围的防控。在视频监控系统的基础之上，利用大情报系统和警务综合平台。及时对涉案车辆和人员及其关联信息的查询，结合传统的侦查方法快速的对案事件做出反应。实现传统侦查方法和视频侦查的有机结合。

五、视频信息采集过程中的人员要求和提取方法

视频信息的调取方法可以参考计算机犯罪现场勘查的相关规定，在提取的过程中注重提取程序的合法性，注重提取视频的完整性。在提取范围上要考虑案件侦查的需要，还要考虑工作量的大小。视频监控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计算机基础扎实。最少具备熟练掌握一种图像处理软件或程序的能力。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应该有全面的了解，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及时选取侦查措施。

在提取过程当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够提取原始的视频信息存储介质，最大限度的保证有关信息的完整性和原始性，保证不会在提取的过程当中造成信息的数据衰减或丢失，最大限度的保证后期的加工。如果无法提取原始存储介质，就要采取拷贝的方法把相关的视频信息拷贝到自身携带的存储介质当中。拷贝时首先要注意制作视频信息的设备具备什么样的技术参数，侦查过程当中对视频信息的处理情况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对视频信息有没有特殊要求。保证提取到的视频信息可以在侦查当中得到应用。

侦查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检察院、公安等机关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用有关强制性措施的活动。一般从立案开始，到案件作出是否移送起诉的决定时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息化背景下传统侦查方法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阅读与参考!

信息化背景下传统侦查方法的应用全文如下：

主题：公安机关金盾工程是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的开端，随着金盾工程的深入实施，公安机关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系统建设和信息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成为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重大变革。给公安工作的既有模式带来巨大变化，也给传统的侦查方法带来了新的活力。

论文关键词：信息化,背景,传统,侦查方法

一、公安机关的组成结构向扁平化发展

传统的公安结构是从公安部到各省厅局再到各个地市公安局，各个地市公安局下设公安分县局，以下是派出所。组成结构是条块分割，以块为主，架构是金字塔型的。公安部和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厅局以宏观指导为主，不开展具体的公安业务。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借助于信息化的网络使公安机关的组织指挥可以直接下达到办案民警本人。在这些变化下，河南公安机关的警务机制改革实质是减少了公安机关的层级，在城市取消了分局，由市局直接指挥派出所。这种扁平化的结构建立的条件是市区派出所管辖的区域较小，并且相对于县里的派出所来说，市区的警力相对充裕。派出所还有地理上的优势，市区的治安、交通、刑事和保卫等工作在派出所解决，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力和资源的耗费。

二、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

随着金盾工程一期项目的基本完成，公安机关已经初步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化网络。各个机关部门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初步的应用系统，初步制定了信息采集的标准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八个基础系统的建设使公安机关的侦查破案和日常管理基本实现了网上操作，广大民警信息化应用的基本水平和思想意识普遍得到提高。行政办公基本实现了网络化，极大的节约了办公成本。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建设实施，网络办案、视频侦查和网上办案等新的侦查措施已经出现，经过初步的应用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战斗力。

信息化背景下传统侦查方法的应用核心是涉案信息的共享。使用信息化手段全程跟进办案过程，调动公安机关各层级和各警种，依托网络化的警务信息系统，充分发挥战斗合力。一是侦查手段的综合性。强调传统侦查模式和信息化技术的综合应用。在案件发案初期，使用网络、技术和视频等手段全方位的搜集线索和材料，增加案件侦查初期的工作广度和工作种类。二是重视传统侦查模式和信息化技术的结合。传统的串并案、对人和物的认定、排查和比对等侦查措施与信息化技术结合后出现了新的应用。三信息化技术把传统的涉案信息拓展到了立体空间，重点是电子信息的采集和利用。视频监控信息、通信基站的信息碰撞、网络信息的收集和利用既是传统侦查方法的实施，更是信息技术的开拓利用。

(一)信息化的并案侦查

并案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将判断为同一犯罪主体所为的系列性案件联结起来，实行合并侦查的一种侦查措施。[1]并案侦查的优势在于突破了个案当中线索、物证等侦查要素的不足，将多起案件当中的线索、物证加以综合利用推动案件的侦查。在流窜作案、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已经建成的公安信息化网络中的案事件系统是立足于刑事侦查工作重要系统。其中在登记案件时要求登记案件的性质、作案人特征、侵害对象、选择的作案目标、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侵害的手段和工具等案件要素，通过这些要素的分析，在具体要素分析的基础之上抽象出案件的特点和犯罪嫌疑人作案的轨迹，对犯罪嫌疑人“定性质、定范围、定脸谱”[2]从而刻画犯罪嫌疑人的职业、住址和作案动机等要素，为侦查破案指明方向。在刑侦案事件系统当中进行的网上并案不仅可以对本地发生的案件进行并案，还可以对全国范围内对曾经发生的刑事案件进行并案。掌握案件发生的规律后，可以防范在先，有针对性的做好犯罪预警。甚至可以结合视频监控系统和卡口系统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伏击守候抓获犯罪分子。

刑事案件系统是公安信息化系统建设基础数据的重要来源，重点人口、特业管理、赃物控制等都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体现。网上并案以后，根据其他地区发生的同类型的案件，对重大嫌疑人员进行管理，进而开展由案到人的侦查思路，

(二)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转变

视频监控系统的投入使用依靠信息化的网络传输，开拓了由监控图像到嫌疑人的侦查新模式。从而成为继刑事技术、行动技术、网监技术之后的第四大技术撑。通过视频技术获取犯罪分子作案的图像记录后，对图像进行相应的处理。使其达到可以辨认的程度，通过信息化的人口管理系统对嫌疑人进行控制。控制嫌疑人以后，通过讯问迅速查明和掌握其犯罪的基本事实，准确掌握涉案性质、作案手段、形象特征和作案时间等案件要素，通过刑事案件信息系统进行案件的倒查。即加强了对以往积案的侦破，同时根据系统当中已有的案件还可以加强对案件侦破细节的掌握。

视频监控侦查方法的使用第一要点在于视频监控内容的采集，除了利用公安机关的监控设备外，银行、商场、医院和企事业单位等设备的监控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采集对象，采集必须及时，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采集。对于采集到的录像还作为证据使用。

这种侦查模式的要点在于前期讯问工作必须深入细致，十分到位。对通过视频监控掌握的案件相关情况务必掌握其要素。后期的网络查询关键在于对刑侦案事件系统的使用分析，期间还包含有对现场涉及作案工具、作案的目标财物等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对刑侦案事件系统要求信息采集科学、细致，必须按照有关的信息化建设有关细则处理刑侦信息。同时要求信息的录入必须及时，否则案事件系统的利用就失去比对对象。

(三)针对涉案人员和物品的精确打击

侦查工作最终体现为人员的抓获归案和涉案物品的查缉。随着信息化的深度应用，社会化信息资源和公安内部信息资源支撑了传统侦查方法开展嫌疑人和涉案物品的准确发现、定位，并且固定转化为刑事诉讼的证据。

1.利用通讯设备开展的精确打击。通讯设备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必须品，这里的通讯设备既包括移动通讯设备也包括了固定电话。在案件发生后，尤其是命案、绑架案件、抢劫案件、其他案件当中涉及通讯工具的案件和重特大案件侦破过程中。使用相关设备和技术及时对侦查对象开展工作，完成对人员的准确掌握。

2.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通讯设备和基站信息的提取必须及时，分析一定要到位。既要看到表面的信息内容，更要重视与传统侦查方法的配合使用。传统侦查方法可以为通讯信息的提取范围提供支撑，并为细致分析提供依据。通讯信息的分析为传统侦查方法的采取提供了精确布控、抓捕和审讯的依据。河南省信阳市的一起命案的侦破过程为通讯信息分析和传统侦查方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3.通讯信息的提取必须准确、细致和及时。信息化社会通讯信息的产生量非常大，及时提取可以保证重要信息不会被更新消失。提取时的关键要素一定要齐备，例如通话起止、通话主叫或者被叫通话时的地点等。有时还要逆向思维，在一起案件当中作案人关闭手机，查不到相关的通讯信息，在案件侦查初期没有注意到。侦查工作走入死胡同后仔细分析，认为这个反常现象反倒是犯罪嫌疑人嫌疑上升的重大疑点。

(四)利用互联网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侦查措施

经过传统侦查方法的工作，对犯罪嫌疑人的互联网虚拟身份进行调查。查实如QQ、博客和其他互联网涉案信息，配合有关技术部门开展工作，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设立报警程序，可以对犯罪人员进行及时发现和精确监控。

使用这种措施的要点一是通过传统的侦查方法调查出嫌疑人的网络虚拟身份，二是技术部门必须和侦查部门做好及时沟通，发现嫌疑对象后能够及时进行抓捕。三是要注意网上线索的固定以及网上线索和诉讼证据之间的转化。

(五)车辆GPS和警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3]

河南公安机关重点推广和应用的系统之一就是电子警察卡口系统，这个系统要配合热点信息采集系统和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发挥作用。电子警察卡口系统同时具备交通管理执法和治安卡口两个方面的作用。在情报中心的指挥下，可以实现全省范围内的车辆轨迹分析、布控，做到对嫌疑车辆的技术报警。通过科学的设计卡口系统的布点，加上电子地图的配合，可以实现对有关的涉案人员信息跟踪。成都的“摸奶门”事件就是该系统不当使用的反面例子。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了解所需的各种信息，电子地图的产生使人们可以对从未到过的地方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在一起案件当中，犯罪人远在东北生活，作案地点在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农村，就是通过谷歌地图查找当地的电子地图，长途奔袭。从坐车到作案及作案后逃离现场，中间时间安排之紧密，策划之精细。传统的通过作案时间排查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方法受到了信息化手段的冲击。

(六)信息化背景下的刑事技术应用

刑事技术是传统的刑事侦查工作的三个支柱之一。在侦查当中提供侦查的线索和方向，并为刑事诉讼提供证据。现场勘查信息系统整合了现场勘查过程当中的所有痕迹和物证。通过对现场痕迹录入后进行的比对分析，使刑事技术的分析范围从个案直接扩展到所有在现场勘查系统当中的案件。这些案件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也可能是全国范围的。犯罪嫌疑人的综合分析和刻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信息化背景下的刑事技术应用要求案件现场信息的录入必须准确、全面、细致。对刑事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的机构非常了解，并且对各个时期的刑事案件特点有所掌握，对一些疑难的重特大案件当中的疑点和难点都有全面的了解。

(七)银行账户信息的查证

社会的发展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随着法律的健全和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完善，在银行从事各种业务首先必须经过严格的身份验证。银行的身份资格验证依据是公安机关的人口管理系统，随着第二代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的投入使用，内置芯片当中所含的信息可以被专门的设备读取。在涉及银行账户的案件发生后，需要对该账户开户后到案发时的所有交易记录进行查询，由账户对开户人员的身份进行查证，或者通过银行的监控系统录像直接进行人身的认定。

互联网的发展使网银的应用更加普遍，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交易越来越深入各种经济活动。涉及网银的案件，可以查询开户后到发案时网银的交易记录，查询涉案人员。或者分析登陆网银的IP地址查找作案的地理轨迹，进而分析涉案人员的身份情况。也是传统由案到人侦查方法的应用。

【参考文献】

1.《侦查措施与策略教程》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编，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3月第一版，215页。

2.《三定工作法—犯罪心理画像实证研究》，杨玉章著，群众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2页。

3. 秦玉海同志在全省公安机关深度应用“整体作战法”登封现场会暨2010年度“中原卫士杯”竞赛总结表彰会议上的讲话(2011年3月1日)

程序正义是行政法的标志性原则。该原则是在行政权急剧扩张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普通法院将起初用以规范司法权的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控制行政权，并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加以调整。避免偏私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而公平听证则构成了程序正义原则的核心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程序正义理念在侦查讯问制度中的要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程序正义理念在侦查讯问制度中的要求全文如下：

程序正义理念作为指导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性原则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机理，在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与优化提出了诸多的要求，包括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应得到尊重与保障、侦查权力应当受到严格制约与监督、经由程序正义产生的结果应当具有广泛可接受性，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完善与优化应符合程序正义理念的基本原理，这也是侦查讯问程序实践程序正义理念的必由之路。

一、权利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障

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权利”，“权利”这一概念将随着具体的场合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程序正义可认定为权利的代名词，是一系列基本权利的集合性称谓。因此，权利得到尊重与保障是实现侦查讯问程序中程序正义理念的核心所在。权利作为一种本源存在，表现在侦查讯问程序中则是一种脆弱的存在，个人面临着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追诉，其权利受限的状态已然形成，其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便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按照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结合国际的刑事司法观念共识，犯罪嫌疑人被暂时性剥夺人身自由之后，仍然享有以下基本的最低限度保护:

第一，酷刑以及残忍、侮辱性的待遇不应加诸犯罪嫌疑人; 第二，犯罪嫌疑人不应被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第三，应获得律师的帮助; 第四，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刑诉法修正案在侦查讯问领域的变革，进一步落实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够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与沟通，帮助犯罪嫌疑人做出理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以物化或者人力的手段等监督方式防止犯罪嫌疑人遭到不人道的待遇，使其能够保证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

二、权力应受到严厉的制约与监督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公权力的确认，而公权力的运行本身将对个人权利构成威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共生、龃龉的关系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法理基础。但是从程序正义的“权利”本源出发，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与监督是其必然衍生之物。权力受到制约监督的背面是权利得以伸张与实现。按照西方的法学思想，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天赋”之权利的实现有所需求之时，权力才得以产生。权利的需要正是权力的边界。权利授权之外的空间仍属于权利的领地。

因此，根据权利属性的深刻认识，制约与监督权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在刑事诉讼当中，侦查讯问隶属于侦查权之中，由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讯问的权力行使更多地被赋予了强制性的色彩，使之变成了一种危险的权力。同时应注意的是，侦查讯问与其他诉讼活动相比具有封闭性的特点，侦查讯问权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应当引入更多的监督力量来强化制约机制。引入律师在场制度显然十分必要，同时引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也可以借助这一双特殊的“眼睛”时刻关注着侦查讯问的过程，记录下侦查讯问参与者的全部言行，从而使侦查讯问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常态化。

三、程序本身应当符合人性的要求

非法讯问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人性功利倾向动力源泉，从刑诉法条文可以看到，非法讯问手段被严厉禁止，违反之后要承担相应的道德风险和法律责任，但并未规定完整的程序性制裁机制，人们对于讯问“非法”的判断更多地基于一种逻辑上的推理，而很少能够被证实，因此对非法讯问的道德职责更多处于宏观层面，无特定的指向。反观非法讯问的收益却十分丰厚，非正规手段的采取节省了时间，同时由此获取的口供有利于更进一步侦破案件，从而使其个人和团队获取利益。因此可以得知，非法讯问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结果。

由此观之，制度设计中的限制将成为“堵住”使用非法方式进行讯问的有效手段，在制度上使得非法讯问获取“功利”可能性降低，严格规范讯问程序，当讯问程序越来越严格之时，非法讯问手段的负面效益和成本就越高，侦讯人员将避免使用非法讯问手段。引入律师在场制度、严格执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将极大地增加违法行为的追诉风险和获得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风险，减耗侦讯人员由使用非法讯问手段获得的“功利”，从而实现侦查讯问程序中的程序正义。

四、程序正义理念产生的结果应当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

在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就是结果。侦讯程序获得的结果可接受性表现为，第一，犯罪嫌疑人是否认可其陈述; 第二，侦讯人员是否认可其供述与辩解; 第三，刑事诉讼接续程序中，被追诉人的该程序是否能够被认定; 第四，社会公众对于被追诉人的陈述是否能够认可。其中犯罪嫌疑人不认可其供述的重要表现就是“翻供”现象，相当多的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推翻侦查阶段的供述，翻供的理由基本可归结为侦讯人员的违法讯问上，甚至指明自己曾遭到刑讯逼供。

引入律师在场制度、执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等将使犯罪嫌疑人认为自身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由此保证了犯罪嫌疑人陈述的真实性和自愿性。将侦讯程序置于阳光之下，将有效地防止非法讯问包括刑讯逼供，消除怀疑、误导，还不给恶意中伤提供可乘之机。提高了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所做陈述真实性、自愿性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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