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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开创了公共管理的新视角,该理论所倡导的管理主体多元化,把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等新观点对于我国公共管理有诸多借鉴意义。文章通过总结新公共管理理论,结合我国公共管理实际,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公共管理的一起启示。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管理;第三部门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对西方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不强调集权、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重新调整国家、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而关键也是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同志结构羁绊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腿功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根据西方行政学者们的论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区分"掌舵"与"划桨"职能,实现管理主体多元化。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是起到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可以形成小规模、成本低的有限政府。在公共管理事务中,除政府外,还有应有非政府组织、非盈利驻足、社区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等第三部门和私营机构。政府应该是多元管理主体的组织者、协调者,是多元管理主体的核心。
第二,政府应以顾客为导向。新公共管理提出顾客导向,要求政府在管理中把公民当作顾客,以顾客为中心,通过各种具体措施给公民提供"用脚投票"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并定期广泛征求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政府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
第三,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通过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管理方法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公民、组织及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四,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没有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缺乏竞争机制。因此它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进而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竞争,以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和政府的工作效率。
第五,政府职能的调整和优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政府职能不断扩张导致了政府面临机构臃肿、职能膨胀等困境。新公共管理对此作了反思,认为政府必须明确自身职能并调整和优化自身职能。即首先解决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的问题。
二、我国公共管理理念的实质
公共管理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即可以等同于政府进行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是指那些(追求)不以赢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的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陈庆云教授和他课题组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概念、视角与模式》一文中对其界定为:公共管理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组织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他们认为,从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这三大主体间关系以及主体所承担的角色、作用看,可以把公共管理分为以政府为本位,民众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依附于政府的三种政府管理模式。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主体区别于行政管理主体唯一性。公共管理的主体通常由政府和第三部门组成。第三部门是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产物,是指独立于第一部门(政府组织)和第二部门(市场组织)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志愿性很强的组织。这种组织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的代言人,但他又不能脱离政府的方针政策而独立行为,也不能同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而行为。
在我国,第三部门刚刚开始发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相比。政府一直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角,广泛地介入社会各类公共事务的管理,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不断进行改革以规范自身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部门迅速发展,但相对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成熟发展,第三部门发展仍相对滞后。第三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所占地位,发挥的作用仍旧十分有限。#p#副标题#e#
三、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我国公共管理实践
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国务院最新颁布的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关政策都指导我们,在公共管理领域,需要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到国家、社会管理的主体中。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这方面对我国的发展正好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立足自身国情,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探索和实践我国公共管理活动。
第一,规范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服务政府"
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职能的调整和优化,对我国的公共管理有启示意义。我国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政府是"全能政府"。在这种行政模式下,政府职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政府对社会和公民进行着无所不及的控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无所不及的管理遇到许多新问题,政府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状况。
规范政府职能,关键就是要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可见,政府并非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而应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 一方面,政府应避免"越位"、"错位"。对于不该由政府管的事务完全放手,交由市场组织和第三部门。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做好"补位"。对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中没有人管的事务做好补位。努力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第二,大力培育第三部门,打破公共物品供给垄断局面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无法包揽所有公共事务,某些公共事务需要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组织承担。在市场体制中,除了"政府失灵"即通常所指的政府杂提供私人物品上的功能失灵,人们又提出了"第二种市场失灵"和"第二种政府失灵"。所谓第二种市场失灵指的是:市场不经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存在着失灵,在提供私人物品时,市场也有一些功能缺陷。例如,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有效地识别商品品质,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成了仅靠市场交换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需要"消费者协会"这类组织存在。另一方面,政府不仅在从事竞争性私人物品的生产中存在着失灵,在公共事务方面,政府也有失灵之处。例如,民主政府的社会政策往往是一种"多数取向",他们往往体现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能很好的满足社会中那些诺是群体以及其它特殊群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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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的起点,决定了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态势。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共管理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上看,公共管理对我们还是一个新课题,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政府是国家为了保证国家人民与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经济财产安全为目标,保障人民民主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管理组织。政府的主要职能从四个方面而言,包括政治职能,对内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保护国家安全,经济职能,发展国家经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职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依法管理文化事业。它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职能,社会职能是指除政治、经济、文化职能以外的政府必须承担的其他职能。这类事务一般具有社会公共性,无法完全由市场解决,应当由政府从全社会的角度加以引导、调节和管理。
人类的发展,从穴居起就是群居状态时就有与政府管理相似的管理模式。我国从古代的君主专制到现代的人民民主,毫无疑问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政府如何有效的发挥出自身职能,是政府与人民共同关注的重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也有所提升,政府的管理模式也应当有所改善,这样才能更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政府的职能。
1.对政府管理模式的理论认识较浅。
对公共管理模式认识较浅薄以及对国家管理理论认识的深刻,主要体现在在政府在行使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依旧是以以往传统的统治型的政府的管理思想为中心。这就导致了一些政府的官员滥用职权而进行一些钻营经济利益的非法行为,对国家、社会以及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体系漏洞下苟延残喘的贪官污吏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是谋取利益的工具。狭隘的角度去认识公共管理理论存有错误理解,会对政府管理产生失误。
2政府公共管理体系存在不足。
当前情况下,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重要转型时期,但是显然易见的是经济建设和公共管理制度仍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改革不完善,不能对症下药,对社会经济干预的太多,部分官员的道德与政治素质不够高,觉悟低,政府监察机构的制度的存在缺失,政府部门的管理也存在问题,社会公共服务意识不高,政府管理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低下,存在部分管理人员滥用权力,贪赃枉法,对管理制度不管不顾。因此,深化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3.使用公共管理模式的方式不当。
公共管理模式使用方法的不恰当,体现在政府在对各项事务履行自身职能的时候,使用最多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而非依法行使的法律手段或是调节的经济手段。这导致了我国公共管理的空间严重不足,而正常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难以高效的,有序的的运行。
1.从理论高度提升对公共管理模式的认识。
正是由于对管理模式认识的浅薄和对管理理论认识的不深刻,才会致使部分素质和觉悟低下的政府官员利用自己职位的权利而做着贪污,受贿等诸多违法事情,这不仅是给我国政府形象产生了不良影响,更是对我国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这种违法的行径已经践踏了政府的公共管理理论,严重破话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使人民对政府公共管理失去信任。因此对公共管理理论做一个高层次得理论认识和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重点是先要要建立起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质就是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把人民最迫切的需要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最终目标,树立一套完整的公共管理服务理论体系;第二是要提升公共管理服务的质量,让人民能够享受更加优质的政府公共服务,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搞好经济建设,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国民经济发展的好,人民的物质生活才有了保障,人民才能过上真正的富足小康生活,安居乐业,共创和谐社会。进而得出,增强对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理论认识是政府做好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
2.强化对公共管理模式的改革。
由于对公共管理体制的轻视,造成了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甚至在某种相关程度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经济上的破坏。因此,不得不对公共管理模式加强重视,并且要对公共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并且建立和维护公共管理体系的正常化,这建立和维护的目的不是为了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顾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国家政府管理职能应该尽量较低对经济的过多行政干预,增强对政府官员的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的教育,完善政府的监察制度,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进行高效的管理,提升政府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增强社会的公共服务意识。对于部分政府管理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
1.扩大行政监察机构的职权。
应该以合理的方式增多行政监察机构的权力。这样对增加监察机构的工作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扩展监察机的职权第一步是要相应的扩展监察机构的权限处分。对于那些具有违法乱纪的政府公务员,监察机构有责任对其进行处理,必须依法进行警告、记过、降职等处罚。第二步是要提供给监察机构有关经济的处罚权力。针对某些由于没有提前预估或是主要领导由于主观臆断决策而形成的重大经济损失的失误行为,监察机构有权力要求有关承担责任的人赔偿公务的经济损失。
2.建立纵向领导形式的监察机制。
为了增强监察管理工作的成效,有效保障行政命令的畅通,西方发达国家的垂直独立领导模式的监察制度对于我国目前政府行政的监察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首先,垂直独立领导模式有利于提升行政监督的办事效率以及行政地位,促使监察机构的权力和责任能够对等,其次,垂直独立领导模式的监察能够促使监督权力组织性的形成,有利于监察权力的高度统一,监督权力的行使,有利于政府行政公务人员规范自身行为,遵纪守法,也保证了监察执法人员自己能安公守法,公正执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来,我国监察体系的在理论和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行政监察体系内外结合的状态已经在进展中,行政监察体系的理论也在不断完善。
【浅议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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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规定,政府会计是指用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政府和事业单位财务收支活动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的会计体系。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不同,政府会计的内涵也有一定差别。本文将政府会计界定为是一门用于确认、计量、记录政府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公共事务和国家资源、国有资产的情况,报告政府公共财务资源管理的业绩及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专门会计。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会计缺陷与改革路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会计缺陷与改革路径全文如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会计改革不仅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一国公共管理水平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全的政府会计改革框架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转变职能,增强财政活动的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水平,从而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相比,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财政改革的需要,无法准确、有效地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信息,因此,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与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人”和“私人管理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假设前提,对旧的管理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有利于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世代,兴盛于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场大范围且影响力很深远的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着眼于建立高效、优质的政府,倡导政府功能定位和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先进的管理理论,提出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服务理念应用到公共管理部门,这项运动促使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会计进行改革,能够有效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将政府的财务情况更全面地反映给公众,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政府财务风险,使得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监督国有财产。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效率、效益和质量结果,包括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相互竞争的环境、重新设定生产力目标;增强国家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及合理利用能力,有效使用社会公共资源;分权经营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分级制的组织机构,使得资源分配和服务提供决策更贴近基层,并为客户和其他利益机构的意见反馈提供更多的空间;通过灵活的分析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来反映政府管理的成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引导下,政府将能够更加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环境变化、利益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
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是官僚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对旧的管理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即“理性人”和“私人管理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假设前提。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所有活动于市场的人都是“理性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意味着政府放权给“无形的手”,政府的职能从“划桨”转变成“掌舵”,并将政府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新公共管理理论借鉴了许多先进私营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尽管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但是有些先进的管理方法是通用的。如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放、目标管理等好的管理方法都能完全应用到公共部门中。
新公共管理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遭遇到了质疑,但是它也在不断被证明将是行政管理发展改革的目标。它通过推进改革管理的多元化,为政府做出公共选择提供了向导。因此,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需要政府会计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政府职能需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市场化政府”“代理政府”,这就需要政府会计进行深入改革,把国有产权管理职能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分开,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大社会公众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提高和均衡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政府会计改革是政务公开的需要。随着国家出台各种政务公开政策,这就要求政府公开政务信息和公共部门账户,为了使公众得到重要的基础性数据,就要求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更加全面地核算和披露政府资产、负债资产等相关信息。
第三,提升政府绩效需要政府会计的支撑。政府绩效是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所体现的管理能力,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政府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但是政府绩效的评估是一件不易的事,目前的收付制核算基础很难对政府绩效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这就要求提升政府会计评估体系。
基于财政透明度的政府会计改革,Ferejohn(1999)构建了财政透明度分析框架。他认为政治家的徇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而减少。王满仓等(2005)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财政透明度的内涵,认为财政透明化是提高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改善有着积极性影响。程晓佳(2004)分析了IMF颁布的《财政透明度》的基本要求,并分析了它对我国政府会计范围、财务报告内容、政府会计基础、预算信息、会计要素、内部控制和审计的影响,得出建立政府会计准则体系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途径。B.J.Reed和John W.Swain(1996)指出,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政府会计、组织安排制是公共治理的根基。
基于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李建发(2001)指出,政府会计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权责发生制代替收付实现制,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可先实行修正的现金制度,待条件成熟后过渡到权责发生制。2010年12月31日财政部下发了《2010年度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办法》的通知,要求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区试编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报告,明确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要素以及各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编制披露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信息的综合政府财务报告。Anderw Likierman(1998)指出: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较之前会有更多的机会关注投入产出,这样可以提高政府绩效,优化政府服务质量。Tony Dale和Graham Scott、Ian Ball(1997)指出,政府会计改革需要在一个政府会计框架和积极健康的环境下进行,这样引入权责发生制才有可能是成功的。
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建立政府会计体系方面,陈继萍(2011)指出,我国的政府会计是“预算会计―财务会计”的双轨制系统,前者和后者的服务目标不同,应该各司其职,但在政府会计和公共管理的整个层面,需要协同发展,互为支持,将预算会计信息与财务会计信息有效整合,以满足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彭宇田(2012)指出,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政府会计改革,目前的会计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政府会计定位不准、财务报表体系落后等,所以,必须按新公共管理的要求,从政府会计目标、会计主体、会计核算基础和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对政府会计进行重新构建。
基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方面,Zimmerman,J.L(1977)指出政府会计采取基金会计的形式而不是进行改革是因为作为理性的最大化者,影响基金会计选择程序的利益集团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和供给取决于他们受到的激励因素,并提供了一个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理论模型。Ingram(1984)指出,英国州政府的财务信息披露的数量取决于利益集团受到监督激励的大小,选民与政府官员的信息需求情况对州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更强。
通过分析国内外政府会计改革的参考文献,最后决定从新公共管理视角进行研究。但总体上说,我国关于政府会计改革方面的文献数量不多,而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更是少之又少,且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平台。基于此,本文从新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建立相关可行的政府会计改革路径,为我国未来的政府会计改革的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虽然我国一直在不断完善政府会计体系,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政府会计管理系统,而且我国目前的政府会计体系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如果不加紧建立政府会计改革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将阻碍政府职能的发挥,使社会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目前本国政府会计存在的缺陷有:
首先,现行的政府会计体系缺乏统一标准。现行的政府会计包括预算会计、事业会计和行政会计,但是这三个会计体系是相对独立的,并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和会计科目且各自的监督范围也不同,这就造就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没有统一的标准。
其次,政府的财务报告重点强调预算,不能完整反映整个政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披露的信息不完整,无法给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也无法让公众了解政府绩效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再次,核算内容不够全面。政府接受公众所托,集中公众的资金,代表公众管理公共物品,分配公共资源,帮人民管理公共物品、国有资产、债务和所有权益。但是目前的政府会计核算的内容只能反映财政的收支情况,不能反映政府的负债情况,不利于公众对政府财政风险的了解和监督,这完全不能满足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开资金状况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最后,核算基础存在明显弊端。在政府现行的收付实现制下,政府会计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的负债状况,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由于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当期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在这种记账基础下,财政支出只包括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并不能反映那些当期虽已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部分,使政府的这部分债务成为“隐性债务”。而且传统的收付实现制无法反映存量资产、无法对政府绩效和财政风险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这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无形的隐患和危机。
(一)完善政府会计体系
由于我国的政府会计是预算与财务的双轨制系统,两者的服务目标不同,各司其职,但在公共管理的整个层面,需要协同发展,互为支持,需要将预算会计信息与财务会计信息有效整合,以满足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所以,必须按新公共管理的要求,从政府会计目标、会计主体、会计核算基础和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对政府会计进行重新构建。我们认为应该从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主体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这三方面入手来构建以绩效评价为向导的政府会计体系。具体如图1:
1.确定政府会计目标。
目前本国政府会计的目标被定义得很明确,主要是提供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来源,并精确反映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为社会公众评估政府绩效提供依据。但目前政府会计信息的对象只有政府内部的管理人员,完全不满足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要求,即政府市场化。这就要求政府会计信息既要满足内部政府人员的决策需求还要满足外部相关利益者的需求。通过扩大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可以提高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监督力度。政府会计的目标可以结合我国具体的政府会计环境,分为两方面:行为受托责任和报告受托责任,这样可以让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加客观地评估政府绩效和政府的执行效率。
2.确定政府会计主体。
目前政府会计主体模糊不清,为了让政府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急需明确政府会计主体。本文将政府会计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其中记账主体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官员的信息需求,报告主体是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本文将记账主体分为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部门、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将报告主体分为单个报告主体和合并报告主体,这样可以明确政府责任和义务。
3.制定符合要求的政府会计准则。
为了保证政府会计改革的顺利实施,就需要制定贴近我国具体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然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所以需要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基础上考虑公共财政等因素。我认为首先应该将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分为政府财务会计准则体系和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且财务会计体系对外公开信息的工具是财务报表和合并报表,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对外公开信息的工具是财务预算报告和汇总报表。但财务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之间如何钩稽,合并报表和汇总报告应该如何编制,数据应该如何计算,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才能建立符合标准的政府会计准则,并以准则为引导改革政府会计。具体如图2:
(二)引入权责发生制
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是国际趋同的要求。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主要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与事业单位会计三个子系统组成,其主要目标是反映政府及其部门的预算收支情况,会计基础以收付实现制为主。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主要采用收付实现制,事业单位会计总体上实行收付实现制,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我
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缺乏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营业绩与成本、支出效率与效果等方面的财务会计信息,且从我国目前的国情看,要在政府会计核算、合并财务报表和预算编制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入权责发生制为时尚早,但是通过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可有选择、有步骤地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结合的形式。
为了稳步推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除了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会计体系,还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如研发相关软件系统、加强预算监督、加强政府行政管理,还要培养相关的高级管理人才以保障权责发生制能顺利引入。
(三)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会计的最终产出,也是披露政府会计综合信息的载体。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环境的变化,我国现有的政府预、决算报告制度将难以满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要,建立更加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将是大势所趋。但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不能全面反映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政府的运行业绩、政府财务状况,所以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整体财务报告体系,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至关重要。
(1)引入资本市场的第三方审计。为了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和有效监督、规范政府活动,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方面考虑应该引入资本市场的第三方审计。审计的种类可以包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其中要求外部审计对政府会计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这样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内部审计则起到自我约束的作用,可以提高政府的职能执行效率。
(2)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令人担忧,无法反映政府的或有负债,而且最重要的是会导致利润虚增或虚减,无法防范财政风险。所以,必须重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具体的做法是:
第一,建议我国将财务报表改为财务报告。我国政府会计财务报告,一般称为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而财务报告主要由会计报表、附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
第二,增加政府审计报告,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
综上所述,现行的政府会计无论是核算基础、政府报告制度、会计主体还是政府会计体系都存在很多缺陷,在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不能满足政府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政府职能转化的需要,所以必须进行政府会计改革。具体的途径是:第一步,完善政府会计体系;第二步,引入权责发生制;第三步,提高政府财政报告的信息质量。这三个步骤应该循序渐进,具体关系如图3:
本文主要从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出发,对我国目前政府会计的现状、缺陷以及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的必要性进行全方位分析,提出了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路径选择:
第一,完善我国政府会计体系。从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主体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三方面入手来构建以绩效评价为向导的政府会计体系。其中政府会计目标可分为行为受托责任和报告受托责任,这样可以让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加客观地评估政府绩效和政府执行效率;政府会计主体可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记账主体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官员的信息需求,报告主体是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这样可以明确政府责任和义务;制定政府会计准则需要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基础上考虑公共财政等因素,应将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分为政府财务会计准则体系和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并以准则为引导改革政府会计。
第二,循序渐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是国际大趋势,但从我国目前的国情看,要在政府会计核算、合并财务报表和预算编制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入权责发生制为时尚早,但在一定范围内,可有选择、有步骤地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结合的形式。第三,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提高财政透明度。我国现有的政府预、决算报告体系难以满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求,所以为了提高财政透明度应该引入资本市场第三方审计,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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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如何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及拓宽社会服务领域对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和维护社会稳定运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过程中,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社会控制,但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变化做出重大管理布局,这使得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些新问题仍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进行处理。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在于:联合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来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社会能够进行自我管理与自我治理,培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最终实现社会系统良序运行与协调发展。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社会网络理论将组织的结构理解为由其中的行动者通过某一特殊类型的纽带联系起来的一张网,并主张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类型、范围、强度以及网络位势能对组织效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网络理论从经验层面论证了所有行为都是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组织也是嵌入到具体的关系网络中的。嵌入之所以能对组织效能产生影响,是因为它能提供信任、传递有效的信息以及促进问题的解决三个方面的独特功能。因此,嵌入监管能使社会管理主体培育良好的认同权威,这种权威不同于刚性化的权力运作,它来自于社会管理主体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与社会管理客体互动的产物。一方面嵌入监管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整合实现过程也是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层面汲取资源和权威不断拓展的双向互动与彼此支持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外在于社会的“类别化”管理特性。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单位认同式微,新的集体认同缺位,民众的社会预期处于不稳定与质疑的状态,民众的社会互信度呈现出较低的水平已经成为常见现象,这些因素势必会影响这种“类别化”社会管理效能的有效发挥。别外,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过于注重“硬”体制机制整合,在挖掘新集体认同的“软”文化层面却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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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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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管理是高职院校管理中“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的现实体现,学生管理工作直接关系着高职院校的招生、就业和教育质量的状况如何,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范式,许多理论成果对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在高职学生管理中的一些做法,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一种新途径和新模式。
关键词:公共管理 学生管理 启示
把公共管理理论运用到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里,就是要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观念。所谓顾客,是指公共部门运作时所需回应的对象。公共部门在市场运作下必须随时保持竞争姿态,对顾客需求的回应成为必要的工作。教育的顾客即学生。但是,教育市场毕竟不是一般的市场,这里的顾客也不是一般的顾客。只有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育观念,才能切实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由于有完整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坚强支撑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成为近年来西方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模式的有益尝试,既符合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需要,也满足了信息时代学习化社会人们对知识的需求。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应主要发挥学生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教师的责任减少了,负担变轻了。相反,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更大了。从对社会负责、对学校声誉负责、对学生负责的角度出发,从学校管理者到每一位教师都不应该产生“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与学校、教师无关,甚至放松管理的错误观念。“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师必须从传统的只注重教材、教法向注重学习者的需要转变。
公共管理思想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实际体现就是“以生为本”,把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作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价值目标,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人的作用的重视。其丰富内涵在于:以人为本是一种执政理念。为谁掌权、为谁执政、怎样执政,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基本内容。以人为本是一种衡量标准。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这是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以人为本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实践中,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结合起来,关注人的生活世界。
首先,培养人才以学生为本,学生是主体。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学生服务的。把培养学生、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作为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其次,学校办学以人才为本,教师为主体。要把教师的主体精神发挥出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教师办学。最后,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关心人、尊重人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来营造学校师生身心愉悦的、亲和的良好氛围。
第一,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的实质是尊重教育规律,尊重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人格。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落到实处,必须做到:以尊重学生为基础,关心学生为关键,服务学生为方式,发展学生为目的,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作为重点和关键。尊重学生,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构筑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管理工作者放下架子、抛弃权威,将自己与学生置于“人与人”的生活关系上来,建立师生平等的人际情感关系。关心学生,即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实施个性化管理。这就要求学生工作者主动去研究、去理解学生,及时地在生活上、学习上、心理上等方面关心和爱护学生,尊重并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了解并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服务学生,即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变管教为服务,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开展学生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学生工作者从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真正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并以服务的方式做好对学生的成才服务、就业服务、生活服务等。发展学生,即学生工作要以学生实实在在的发展为终极目的,是“以人为本”管理的最终归宿。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都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管理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的培养目标。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作为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在一些决策机构可以邀请学生会的代表参加,保证学生在学生管理的决策中发挥作用,这是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形式,即从制度上保证学生的利益得到重视。
第二,以学生工作者为本,发挥学生工作者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首先,明确学生工作者地位,激发工作热情,学生工作者是学生管理的核心力量,他们深入学生工作第一线,最了解学生实际,同时要积极做好学生工作者的后勤保障工作,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合理需要。
第三,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必须结合高职院校实际情况。首先,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要适应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备突出的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因而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中就应该突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其次,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要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高职院校学生生源多样化,学生的身心发展极不均匀,总体看身心发展不成熟,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稳定。因此,应该将学生的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方面要作为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管理中要注重人际的和谐。首先,管理措施要科学、合理、突出服务性。学校要按照以学生为本的要求,一切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一切都要为学生着想,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根据学生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与法律法规相协调、与和谐校园建设相衔接、与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相适应的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制度体系。组织学生参与有关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和有效监督,使学生管理工作尽快驶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其次,管理内容要更加人性化、宽泛化,突出个性发展。对高职学生来说,发挥个性,就是在学习上发扬自觉性、积极主动性,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学习内容和方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准确的选择,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当然,对学生的个性发展既不能硬管,也不能管死,更不能不管和放任自流。既要给学生更多自由的空间,又要严格要求、坚持原则。走尊重学生权利、科学管理之路,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最后,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要体现“以生为本”的理念和原则,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作为学生管理工作者要树立“以生为本”的思想,首先要做好服务者。只有这样,才会在管理机制、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上真正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在管理和服务中因材施教,春风化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在管理活动中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被管理的客体,也是管理的主体。只有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靠他们、尊重他们、服务他们,才能真正让学生感到主人翁的地位,主动地以参与者、建设者、创造者的角色管理好自身,推动学校培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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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畅.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大学治理结构研究[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08.(5).
[4] 张海霞.我国高职教育管理现状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23).
[5] 钟铁铮.新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农业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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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对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所衍生的“刚性稳定”思维、嵌入监管效果弱、非正式制度运用匮乏、社工队伍建设系统提升以及社会组织的限制性困境与适应性创新等问题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应寻求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化,探索从分类控制向嵌入监管的转化,发挥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协同效能,强化制度系统功能耦合及后续发展能力,以社会政策来夯实社会管理创新基础以及培育公共精神来缝合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
关键词:刚性稳定;内卷化;非正式制度;公共精神。
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如何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及拓宽社会服务领域对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和维护社会稳定运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过程中,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社会控制,但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变化做出重大管理布局,这使得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些新问题仍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进行处理。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在于:联合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来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社会能够进行自我管理与自我治理,培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最终实现社会系统良序运行与协调发展。
一、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偏差的剖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实现社会管理制度、体制、结构、运行、过程与方略的多元性、公共性、动态性、科学性、艺术性、创造性以及经济性等特性。关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总结,学界已有一定数量的归纳与分析。本文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偏差剖析,并提出相宜的“纠偏”之道。
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从古至今的共同愿望。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的最终效果就是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原动力,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在解决社会矛盾之中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虽然我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此种稳定却是一种静态的“刚性稳定”。“刚性稳定”是指单纯地以僵硬的方式压制矛盾,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使得管理者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所谓的“理想稳定”,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不断递增的巨大社会政治成本而导致政治统治的断裂与社会管治秩序的失范。“刚性稳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体表征为:组织的“内卷化”,它是指一个组织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内卷、自我复制与精细化的状态。“内卷化”其实是简单复制旧有机制,营造出社会管理表面稳定的假象,致使社会管理创新停滞不前,且更进一步积聚社会风险。虽然“内卷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社会管理不可回避的一个发展阶段,但是政府可以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基础上,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降低通过管、控、压、罚等行政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程度,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以及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与协调等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实现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的转变,这样才能使社会的“刚性稳定”转变为开放的、动态的、和平有序的以及具有强大自我修复功能的“韧性稳定”。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社会网络理论将组织的结构理解为由其中的行动者通过某一特殊类型的纽带联系起来的一张网,并主张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类型、范围、强度以及网络位势能对组织效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网络理论从经验层面论证了所有行为都是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组织也是嵌入到具体的关系网络中的。嵌入之所以能对组织效能产生影响,是因为它能提供信任、传递有效的信息以及促进问题的解决三个方面的独特功能。因此,嵌入监管能使社会管理主体培育良好的认同权威,这种权威不同于刚性化的权力运作,它来自于社会管理主体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与社会管理客体互动的产物。一方面嵌入监管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整合实现过程也是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层面汲取资源和权威不断拓展的双向互动与彼此支持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外在于社会的“类别化”管理特性。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单位认同式微,新的集体认同缺位,民众的社会预期处于不稳定与质疑的状态,民众的社会互信度呈现出较低的水平已经成为常见现象,这些因素势必会影响这种“类别化”社会管理效能的有效发挥。别外,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过于注重“硬”体制机制整合,在挖掘新集体认同的“软”文化层面却动力不足。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制度其实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对社会行为确定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价值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内在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非正式制度不可缺失,即使在正式制度非常完备的现代国家,也不可能把人们行为的一切都置于正式制度控制之下,仍然存在由非正式制度进行调整的空间或领域。一些转型国家的制度化过程经验也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均衡和不相容,整体制度变迁则不可能成功。如果说正式制度供给是社会演进“函数关系式”的一个常量,那么非正式制度影响则是此函数式的一个重要变量。两种制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的效能和作用的力度可能存在差异,但有效的整合可使社会管理效能更为显著。我国地方政府往往重视正式制度对行为的规约而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对行为的影响。现实也表明,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两者都可以影响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及效能。社会管理创新应更加注意区域治理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社会管理依赖于区域精神、参与精神以及治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社会管理正式制度的创设要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这样才能将正式制度内化为非正式制度,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
学界对社会组织的理论渊源、定义、功能、其与国家的关系、自身能力的建设以及成长的动力困境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也论证了其具有紧密联系民众、维护民众利益、整合民间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提升管理效能等积极特性,因此社会组织被赋予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发挥“准”主体性作用。我们在肯定社会组织的积极特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由于文化氛围的缺失、资源汲取的困境以及制度认同的处境,社会组织的积极特性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一种“应然”状态。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所培育的社会组织的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是有疑问的。这种社会组织所履行的职能其实是属于传统的社区服务,其对社会管理客体的服务属于政府规定的程序性任务。由于受到权力资源依赖、自身能力建设以及公众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协同和培育自我发展的社区组织等方面的功能必定是较弱的。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摆脱社会组织这种限制性困境以达到适应性创新,笔者认为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是:①社会组织的他律,涉及到法律环境、政府监管以及社会监督等,为社会组织的创设、发展与运作提供良好的环境;②社会组织的自律,由部门、联盟或组织内部的成员共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内部的自我监管,保护自身的利益;③提升社会组织的责信度,包括强化自主性、增强公信力、弱化行政性、提升运作能力以及内化组织集体认同等。
随着对我国当前社会问题的性质、结构与原因认识的加深以及对人本理念的认同内化,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越来越强调平等协同式管理。平等协同式管理认为要想使民众真正地认同,就要尊重民众,讲道理释规范。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与功能两个维度对社会管理发挥协同作用。与其他工作方法相比,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其他专业人才和专业机构相比,社会工作人才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传统社工相比,专业社工是专业人员的行为活动,其任务都具有特定的诸如社会公平、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分配、社会福利、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以及社会秩序等社会性目标,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是通过帮助弱势人群、劣势人群与灾民等“有需要”的人群来“解决问题和需求满足”以发挥社会公平、社会团结及社会福利等作用。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工队伍建设问题在于:社工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低;社工人才的教育、使用、评价、激励等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社区社工社会认可支持程度弱;社工运作独立自主性低等。各地社会管理创新中需要大力发展的不是以往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而是以专业为基础、以助人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是以民间组织与职业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社会工作。这种专业化的社工模式既要适应本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又要对开展社会工作所在社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制进行嵌入,更要主动与所在地行政机关协调与沟通,最终实现其社会服务、社会支持以及助人自助的目标和功能。
通过对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文献搜集、实地调研、经验总结以及模式对比,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今后深化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切入。
“刚性化”稳定思维必定会产生“刚性社会管理”。刚性社会管理奉行以规章制度为本,以一种机械的非人性化的凭借体制约束、奖惩规则等手段进行的社会管理,它无法发挥社会管理实施主体的能动性。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不管是“大综管模式”、“网格化管理模式”、“大调解机制”还是“精细化管理模式”等,其实都呈现出一种刚性化特征。而柔性化社会管理则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管理客体的心性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管理方式。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如果适用恰当,既可以激发社会管理实施主体的效能感并引发其对管理目标的内化,也可以增强社会管理客体对社会管理主体行为的信任度并提升其权威。因此,地方政府在寻求社会管理创新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转变的过程中,除了继续创新社会管理理念与整合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以外,还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社会融合以及加强文化建设等,真正地形成“安全、稳定、有序、活力”的社会氛围。
社会管理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固化的结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演化的开放性系统,它会依据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作出调整。学界在理解我国当代国家-社会关系上所运用的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以及总体制度等理论范式,由于其浓厚的欧美色彩而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康晓光等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而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理论范式,并通过与其他范式的比照,认为它是理解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分类控制体系”是指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1]。在“分类控制体系”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康晓光等又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论范式,其核心机制是控制与功能替代[2]。在上述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唐文玉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理论范式,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主要价值目标是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3]。事实上,我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社会管理模式已呈现出“体制吸纳”的鲜明特征:第一阶段表现为组织吸纳(单位制);第二阶段表现为政策吸纳(社会精英介入公共权力领域);第三阶段表现为体制吸纳的扩展与转向[4]。我国地方政府可在“行政吸纳服务”基础上引入“嵌入监管”的社会管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等强调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理论范式相比,“行政吸纳+嵌入监管”的社会管理模式更适宜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因为政府的职能改革、执政成本与社会风险控制、社会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组织的自利逻辑等因素为社会管理客体适应与接受这种模式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虽说“非正式制度”在概念上是个“泊来品”,但在我国社会管理实践史中却早已成为一种实效的管理理念。民众所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社会管理的体制构成、效能以及创新。我国体制改革以及“单位制”解体后,从政府分化出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以及社会保障实际上部分是由具有非正式制度特性的社区来承担的。大量的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也表明,社区治理的实现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的介入,更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支撑。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为例,地方政府在推行实有人口信息系统建设、类别化监管以及组团式走访机制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应在区域内厘清流动人口与城市安全的复杂关系,包括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异质性、社会排斥与社区区隔、社区参与与社区治安以及社区支持与社区融合等问题,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在制度供给方面,逐渐打破各种身份区隔,树立个体及群体间的理性沟通行为;在文化氛围方面大力倡导民众的宽容度,增强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感;在社会协同方面,结合社会组织的力量,政府制定协助流动人口更顺利地适应城市生活的各种免费项目,等等。只有通过正式制度的嵌入与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达成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制度协同的“累积效应”。
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及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整体。社会管理制度也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系统,它绝不仅仅是一些规则的集成与组合。制度的经验研究表明,基础制度越高的制度稳定性越强,因为它能使社会管理处于合理有效的信息调节之下。社会管理的有效性是由该项制度系统的耦合性质与程度、耦合方式与层次、外部环境以及信息沟通等相关的自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决定的。从功能上看,社会管理制度系统应包含强制机制、汲取机制、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以及再分配机制等八大机制。我国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中制度系统各功能机制的耦合度,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管理的效能。因为社会管理制度系统这八大机制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表达机制能保证获取社会信息的真实性而有利于社会管理决策;共识机制能保证信息的有效性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协调机制能保证社会管理决策的执行力度;监管机制能影响从行动到反馈再到协调的社会管理执行过程;再分配机制能为社会管理奠定合法性基础;汲取机制能为社会管理增添多元力量;整合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管理从条块分割到整体协调管理;强制机制能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执行。因此,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可以这八大机制为切入点,统筹兼顾,逐渐从局部到整体强化社会管理中制度系统的功能耦合以提高其后续发展能力。
现代社会中对公民福祉和社会正义的关注使社会政策不仅成为政府实施社会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也成为构建社会关系与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机制。社会政策清晰地表明了政府透过制度化行动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以及管理社会风险的策略。作为现代社会权利结构与功能实施的部分要素,社会政策就是要针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有显著影响的社会问题,通过策略性的行动实现既定的价值观,从而建立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政策通过一系列行动者(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及民众等)、资源(物质、经费及人力等)、技术与信息等构成的有机体系,在微观(个人与家庭)与宏观(社区、组织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实施社会控制、社会变革以及社会发展的策略和目标[5]。
地方政府应加强探索如何融合传统福利理念、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政策推行原则三者形成可操作的政策原则与实践伦理。在社会政策制定与推行中应遵循秩序与稳定、民生与权利、民主与参与以及正义与团结等价值观。针对社会问题与目标群体,地方政府应着力倡导“发展型社会政策”。
因为传统社会政策的受益者或对象可能会产生被动性与依赖性,但发展型社会政策却认为,福利接受者或参与者都有自身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调动政策受益对象或政策参与者的就业积极性。由于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社会福利服务的全面性与持久性,它促使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由注重剩余性的和治疗性的服务取向转向制度性的和发展性的服务取向。作为一种专业的社会管理方式,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不再是简单地回应和解决受助对象的物质匮乏等基本问题,而是要通过专业方法帮助受助者改善社会适应和生存发展的知识与技巧,并满足与受助者物质需求相关的情感及社会需求。总之,社会政策作为调节社会关系、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设置,是保证社会稳定与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和谐社会是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调动的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不是哪一群人、哪一部分人的事,它涉及全体社会成员,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因此,倡导“公共精神”将有助于营造社会管理创新的公共话语氛围。现代公共精神源于社会公共领域的道德和理想。公共精神不仅包括社会公德意识、自制自律的行为与善待生命社会的胸怀,而且体现于规则制定与执行的公正性以及自觉性,更是以一定形式的行为为媒介来传达公共社会领域活动中的各种意向、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规范等。
和谐社会所强调的公共精神的基本向度是民众在公共生活中对彰显和谐社会基本理念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与执行,是力求在具有社会理性与道德理想的民众之间、部门之间以及民众与部门之间,彰显民众与组织所应持有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对公平的承诺,对宽容的尊重,对正义的信仰。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从两个层面着力培育公共精神:一是进一步弘扬政府公共精神。政府的公共精神表现为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对公众利益的关注,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服务认同角色意识,超越个人视野对公共行政过程的深刻理解,在公共事务活动中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公共规范的维护。它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以公共精神为主导,密切关注并回应民众需求,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扩大民主参与的渠道,形成民主参与机制。二是增强民众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也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物,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与社会制度。公共精神更是指在公共善治的共识基础上所产生的自尊、互惠、信任等基本伦理规范,体现为社会交往中在自尊的基础上赢得他尊,以互惠作为根本的交往准则,在不断的博弈中积累彼此的信任资本,并遵循于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基础。
引导和鼓励民众参与公共生活,通过这样一种平台的催生与搭建为民众交流倾诉提供一种解决的话语机制,使民众都能意识到自我角色的存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自我权利的赋予,也使民众认识到自己与社会各群体的彼此共融与平等,让他们既感觉不到特权等级又意识到走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既意识到个体利益的尊贵又感受到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既意识到社会秩序感又使得其主客观需求得以回应。构筑主流公共文化价值观,以利益为基本动力,以权利为基本支撑,以新伦理精神为软驱,以创新精神为基本景观来确立对于民众公共行为和思想的疏导以及公共精神的生成。
公共精神不是抽象的修辞,它是一种微观的、鲜活的、流动的、可识别的生活内容和底层修辞。在城市底层话语视野里,培育公共精神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完成精英话语与底层话语的积极对接,完成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的有效“缝合”,也就是要将抽象宏大的话语信息转化为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表述方式,使其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进而在日常生活领域完成对公共精神内涵的识别与认同[6]。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既有的社会情境与制度环境中,以决策精英和普通民众这两种基本角色来重构政治社会公共领域,塑造公民共同体。变维稳思维为创稳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层面推进公民资格权利结构的完善,使公民权利内容与保护落到实处;推进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开放制度和精英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信息充分交流的社会公共领域并以显著的互惠和利益妥协增进社会合作,存量社会资本,涵养丰厚的公共精神;探索国家-民众之间协商合作的模式,使利益相关的民众或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到真实的协商程序中;通过社会组织、社区以及网络来设置公共议题,使民众在对相关公共事务的探讨中辨清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及其关系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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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历史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会出现。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公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行政效率、经济人假设、私人部门管理等效率优先理论,也提出了政治价值、人性与公共服务等公平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强对话,消减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论一味强调的竞争化、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恶果。其实,效率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来谋稳定。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在社会的天平中寻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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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是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由国家、团体或个人向社会单独或混合提供,为全社会成员分享并服务于社会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教育则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教育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实践价值
1.课程资源开发可以促进教师专业知识的积累与丰富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要求教师必须对课程资源不断地进行探寻、思考、筛选和反思。教师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与背景,才能够筛选出优质的课程资源。同时,“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学生是向教师提取知识,而非教师给予知识,教师要作为知识资源而受到检索”。因此,教师必须重新检视自我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师取得良好教育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当教师发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不能够满足学生检索的需求时,便要迫使自己不断汲取知识,丰富与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逐渐构建合理、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2.教师进行课程资源开发有利于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课程意识是教师专业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教师的专业成长离不开教师课程意识的觉醒。进行课程资源开发,将会不断提高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同时,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际需求、教学的条件、目标、内容、方法、手段以及教学效果等进行统筹考虑,促进教师对自己的教学不断地思考、创造、总结,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3.课程资源开发有助于培养教师的专业情感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情感能激发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作用。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是培养情感的基本途径。教师通过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不仅能提高对教育的理解,而且能够超越课堂甚至学校的局限去思考教育问题和行动,还能增进教师对课程和学校的归属感,可以提高教师的士气、工作满足感和责任感,使教师对教育工作有更多的投入”。逐渐消解自身对教育学的困惑,培养教师的专业情感。
二、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
教育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一门学科。努力挖掘,我们会发现公共教育学的课程资源相当丰富,但课程资源开发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地方师范院校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在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陷入了一些困境。
(一)学校对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建设重视不够
公共教育学虽然是师范院校的标志性学科,是师范生的必修课程,但在地方师范院校的现实教学实践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它应有的地位,学校并没有真正地重视公共教育学的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教育学教学时空资源严重不足教学时间和空间是实施教学的最基本的条件性资源,时空资源的丰富程度严重影响课程实施的效果。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多高校的教室资源、教师资源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地方师范院校更是如此。在教学时空资源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公共教育学的时空资源更是捉襟见肘。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时间和空间是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好的,教师无权进行选定。学校分配给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时间是每周2节或3节,每节课40~50分钟,每学期按18个教学周来算,一学期最多54个学时,遇到短的学期还达不到这么多学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教师把宏大的教育理论、庞杂的教育学内容解释清楚,并让学生学懂会用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从空间资源上来看,许多高校的公共课最常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合班教学。由于教师资源、教室资源都不足,公共教育学难以实行小班化教学。为了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增加容量,一般由相同专业的多个班级或不同学科的不同专业班学生结合在一起,组成上百人的特大型教学集体。这种大型秧田式的教学组织形式,使教师和学生从空间上隔离开来,师生之间难以进行对话、交流与合作,这种单向的信息通道使本应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变成了教师个人的“独角戏”。结果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辛苦地讲,学生毫无反应地听(有时根本就没听,而是自行其是),师生之间没有真实地交流、理解与共鸣,也就失去了课堂教学应有的教育价值。
2.公共教育学教师数量有限,教学任务繁重由于地方师范院校的办学条件、薪金待遇等各方面的限制,很难引进优秀的博士、教授等高级人才。由于公共教育学教师数量有限,他们的教学任务相当繁重。他们不仅承担着全校师范生的教育学教学任务,同时每个教师还承担着不同门类的专业课教学。笔者曾经在一学期就承担过3门课程,共19节课的教学工作量,还有的老师出现过一学期承担5门课的教学。承担的门数越多,备课的任务就越繁重,教师每天都处于紧张地备课、上课状态,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3.投入不足,忽视公共教育学教师队伍建设在地方师范院校,学校更愿意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专业课程的建设之中,很少有资金投入到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建设中去。当教育改革出现新的动向时,公共教育学教师理应第一时间从官方获知信息,但现实却是要想获得这些信息,大部分是靠教师个人自觉去网上搜寻,或者是从别处道听途说得来只言片语。学校很少给一线的公共教育学教师提供外出培训与考察的机会。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教育学教师很少有机会到中小学进行实地体验与观察。因此,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然用传统的思想指导自己新时期的教学,用老方法讲着旧内容。教师就像井底之蛙一样沉浸在自己的那片小小的天空。虽然现在实行高师院校与中小学对接,但是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学校还是局限于学科教学法教师。
(二)教师缺乏主动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
教师是课程的实施者,从理论上讲,教师应该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应该有很强的课程资源开发意识。但长期以来,由于受科层制管理思想的影响,地方师范院校“科层模式的学校课程管理强调上层管理者的权力和责任,把学校课程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完全寄托于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和命令,教师仅仅是命令的执行者”。科层管理的标准化导致教师只能完全执行上层的决策和命令。学校对教师实行严格控制,教师只能按部就班。标准作业扼制了教师创造性的发挥,教师对课程的独立判断能力和开发的积极性逐渐消弭。这种“训练出来的消极与惰性”逐渐让教师边缘化,时间久了,教师也就失去了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另外,传统的课程资源观念以及对课程资源开发的误解也是导致教师缺乏课程资源开发意识的重要原因。基于传统的“课程就是教材”的理念,很多教师形成了“教材即课程资源的唯一内容”的观念,对课程资源的理解止于教材。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变成了教材的“忠实执行者”,课程实施变成了机械的技术性行为。一部分教师认为开发课程资源是专家的事,和重点师范大学的教师相比,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认为自己的水平很有限,就把知名教授主编的教材视为金科玉律,过分依赖教材。还有的教师干脆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学生无思,学生资源被荒废
大教育家孔子早就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道理,但是,在地方师范院校,学生在学习公共教育学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无思倾向。笔者在每次开课之前都要对学生选择师范院校的原因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0%的学生表示从未想过要当老师,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报考师范院校实乃无奈之举。《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可以持毕业证书,向任教学校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申请直接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因此,很多本身没有当教师意愿的学生学习教育学只是为了期末的一个成绩,为了能够拿到教师资格证。学生更多关注的是期末考试考什么,而不是课堂上老师讲什么、怎么讲,他们能够获得什么。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的需要,而非未来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讲,思考已经成为次要的需求。教师提问,吾不言亦不思;教师成了“知识的公报者”,学生成了“在场的缺席者”。教师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学生就开始上网百度。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人们的大脑变得更加懒惰。笔者曾给学生留了这样的作业:自主选择你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运用自己所学过的教育教学理论进行分析。结果是80%的学生不加思索地从网上复制、粘贴后就交上去。学生不愿意思考,也不会思考。另外,传统的教育观念、长期对学生存在的忽视,也是造成学生无思倾向的重要原因。一些教师认为自己就是知识的占有者,要严格按照自己的教学计划把知识传输给学生,课堂上无暇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学生成了知识接收的容器。这种长期的高压罐装式学习方式把学生训练成了不会思考也不能思考的学习机器。由于学校教育体系的封闭性,以及教师对学生的低估,很少有人意识到学生的课程资源价值,甚至对学生资源持一种拒斥和漠视的态度,导致学生资源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制约了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
三、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的解困之策
(一)学校要重视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1.加大对公共教育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整体提升教师质量教师不仅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教师本身还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他们是素材性课程资源的重要载体。因此,开发课程资源,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学校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大力吸引优秀的高级人才充实公共教育学教师队伍,增强教育学教师队伍的软实力,减轻现有教师的教学工作负担。另一方面,提供专项经费,鼓励本校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进行学习与交流,扩大教师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同时学校还要营造有利于教师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环境与氛围,鼓励教师之间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开展研究与合作。教师之间成为合作者与促进者,在交流经验与共享课程资源的过程中,积累与开发更多的课程资源。
2.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教师自主拓展教学时空从学校现有的教学时空资源来看,短时间内难以增加公共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课时。学校要鼓励教师另辟蹊径,自主增加公共教育学的教学时空,并根据实际情况为拓展教学时空的教师核算工作量。拓展教学时空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公共教育学教师可以定期举办教育沙龙,以开放的形式让学生自主参加。另外,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信息时代的教学活动不能仅局限于教室内与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网络与学生进行实时在线交流,还可以建立QQ交流群、微信交流群等,让学生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教育学,探讨教育问题。学校要有相应的制度、政策,以保障、支持教师自主拓展教学时空。
3.改变课程评价方式,赋予教师课程资源的决策权力课程评价方式影响着课程的实施过程,同时也影响着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实行的是期末全校统一考试。期末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考核是否及格主要还是看期末考试成绩。这种只重数量和结果而忽视质量和过程的评价方式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以及记忆的精确程度,造成的结果是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而不是学生学什么就考什么,“学生的目标就是堆积知识,需要时炫耀一番”。学生考前突击复习,考后只留下卷面上的成绩,其余的知识又全部还给了老师。教师为了避免背上不讲教材的骂名,为了学生所谓的学业成绩,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与数量,最终变成了书本知识的复制者、知识的传声筒。因此,要解决地方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开发之困境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必须改变课程评价的方式,实施数量与质量并重、结果与过程相结合的课程评价,增加教师实施课程评价的弹性空间,赋予教师课程资源的决策权力,允许教师把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其他更多的课程资源融入课堂。而不是把忠实于原有的课程内容、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进行、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认知性知识的传承任务作为对公共教育学课程评价的标准。大学课堂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它应有的学术性。科研成果向课程资源的转化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因为“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到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精神。只有他才是活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通过他的循循善诱,在学生心中引发出同样的动机。只有自己从事研究的人才有东西教别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的东西”。只有改变课程评价方式,赋予教师课程资源的决策权力,才能激发教师开发课程资源的热情,提升教师开发课程资源的能力,开发出更多优质的课程资源。
(二)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课程资源观,增强课程资源意识
课程资源观就是人们对课程资源的态度和看法,课程资源观对教师开发课程资源起着导向作用。传统的课程资源观认为资源就是现成的和静态的,因此,教师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只是注重文字和实物资源,而淡化了活动资源和信息化资源;只看到显性的资源,却忽视了隐性的资源;过分强调条件性资源,却遮蔽了素材性资源。信息化社会的教学要求教师必须有开放的意识,树立“为课堂教学所用,皆为资源”的课程资源观。开放的课程资源观将会使公共教育学的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给现实的课堂教学带来活力。公共教育学的课程资源可谓丰富,它弥散于学校内外的方方面面。学生的兴趣、经验、问题、困惑,教师的智慧、经历、教学风格,家长的特长与成就,校内、校外活动及校园文化,还有每天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教育问题与教育现象等,都可以成为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是如何挖掘其课程资源的价值。课程资源相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对象性的,它不会自觉地进入课程领域,需要主体发挥意识活动的能动性去认识和开发。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最高形式,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反映。意识影响着人的行动。具有课程资源意识的教师会在不经意间敏锐地觉察到课程资源的存在并积极主动地去开发利用它。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课程资源意识,才会开发出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教育学课程资源。
(三)充分挖掘学生资源,激发学生的能动性
现代课程资源观认为,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者,是教育的对象,同时他们还是一个个亟待开发的课程资源宝库。学生掌握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每一位学生都可以为集体提供不同的信息,经过教师的挖掘可以转化为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资源。另外,学生教育经历、生活体验、学习困惑与感受等也都是宝贵的课程资源。当然,资源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教师的开发与培育。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与获得,只有当知识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内化为个体经验才是最有价值的,学生才能体会到学习的意义,才会主动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去。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是无效的教学,真正的学习过程是学生主动地对知识进行有意义的建构过程。学生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可待点燃的火把。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个充满活力、具有思维和判断能力、处于不断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鲜活生命。每个学生都有潜在的学习基因与学好的愿望,教师就是要努力激活学生心中想学的意愿,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摆脱原有的功利性学习。“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的是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的是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四)注重课程资源的动态生成,不断创生新的课程资源
动态生成课程资源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超出教师预设方案之外的对教育教学具有帮助作用的教学问题或教育事件。课程资源与其他资源不同,它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过程。课程的实施过程并非总是线性的,而是在动态的环境中实现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环境(尤指心理环境)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场域。“当教师面临具有流动性特征的课程情景时,总会在不断生成的课程中进行价值性选择。选择使人具有偶在性,教师个体也因此要承担教育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是因为判断的不可重复性。当我们把课程当作一种教学资源,而不是强制性的负担时,我们就赋予了课程巨大的弹性空间,这一空间也就可以催生一系列精彩的‘细枝末节’并提供课程生成的机会。”动态生成课程资源没有既定的目标,也没有固定的模式。教学过程的偶发事件,教师的教育机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思想的碰撞,学生的提问,学生对问题的不同见解等都可以成为动态生成的课程资源。它具有即时性、偶在性、情境性、创造性以及不可预知性,随着教学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稍瞬即逝。因此,创生新的课程资源需要教师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教师要善于观察和捕捉教学过程中的有用信息。同时教师还应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判断与选择能力,因为并不是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转化为课程资源,需要教师不断思考并加以判断和选择。在动态生成新的课程资源过程中,教师不仅是课程资源的利用者,更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创造者。教师只有注重课程资源的动态生成,不断创生新的课程资源,公共教育学课程才会呈现出应有的活力,回归原有的意义。
师范教育将进入调整阶段。控制规模,提升人才培养层次将是师范教育的长期发展趋势。地方师范院校由于师范生比重大,生源质量不高,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设施不完善等,在调整过程中将面临严峻考验。只有加强师范生教师素质培养,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因此,改革教育学课程教学,提高教育学教学效果,对教师培养、师范院校生存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现状
公共教育学是师范生的基础必修课,在学生现代教育理念形成、基本教育教学能力和态度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教学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公共教育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体现其应有地位
作为专业基础课的公共教育学课程课时偏少,时间缺乏弹性,且教育学和心理学、学科教育学、教育实见习等教育课程之间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缺乏必要的科学分工和协作,课程设置逻辑顺序颠倒,教学内容重复,不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教育科学知识。更为严重的是,公共教育学课程本身的知识技能部分和实践能力培养部分设置不合理,要么脱离,要么仅取其一[1]。
(二)公共教育学教材内容陈旧,无法适应教学实践
现有公共教育学教材体系大多沿用前苏联教育学模式,内容单调、抽象、空泛,缺乏吸引力,很难激发学生的求知兴趣。这些教材过于强调学科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而覆盖面过宽,针对性不强,导致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复,给人以庞杂之感。而且教材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感,即脱离中小学教育实际,不能反映当代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成果。
(三)公共教育学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效率低
多数学校开设的教育学采用大班授课教学形式,几个班一起上课,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教师多运用讲授式教学法,课堂上多半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较少运用教学互动、讨论、科学研究、课堂辩论等方法,课堂教学气氛沉闷,导致学生厌学,教学效果差。
二、公共教育学教学困境的原因
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产生上述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学校方面
教育理论知识体现了师范院校的专业特性。然而,长期以来,各师范院校往往更重视学科专业知识,普遍存在对教育理论知识重视不够的现象。教育学课程一直被列在公共必修课程系列中,与体育、哲学等都被视为非专业课程。在“公共课程”的统称下,教育学与其他公共课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被掩盖,这也使师范院校的本质特色被淡化。这种“轻师范性、重学术性”的倾向在师范院校的转型过程中更加严重,导致学校在教育学课程建设中的投入严重不足,学科发展停滞不前,不仅降低了该课程在师范生心中的地位,削弱了师范生对其的重视程度,也影响了教师对该课程的教学积极性。加之师生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消极态势日益增强[2](P73)。
(二)学生方面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有知识、高学历就能当教师”的观念,导致高师院校忽视教育类课程建设。许多师范生也对教师职业专业性认知不足,缺乏以专业人员标准要求自己的意识,缺乏学习教育学科的热情与紧迫感[2](P77)。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大学教育是专业对口教育,专业课学好了自然会成为一名好教师,因而,轻视公共教育学等教师教育类课程,导致自身教育类知识不足,就业能力差。
(三)教师方面
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主要有教育学专业教师任教,其知识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对其他系科的知识缺乏了解,教学时无法联系学生的学科专业进行讲解,使学生感到生疏、空洞;另一方面,对有关基础理论学科如哲学、文学等知之甚少,理论修养较差,理论思维层次不高,从而制约其对教育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深入浅出的讲解,导致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的现象屡屡发生。更为严重的是,教师欠缺实践经验,大部分公共教育学教师都是从高校到高校,缺乏中小学基层工作经验。加上平时不善于吸收、积累基层的先进工作经验,导致他们授课时无法举出生动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无法结合基础教育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阐述,最终给学生留下“泛泛而谈”“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印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三、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一)提高对教师职业专门化的认识
我国教师职业专门化进程缓慢,是影响包括公共教育学在内的高师整个教育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深层原因[3]。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转变高师学生对教育学科的看法,提高教育学科的教学质量。首先,需要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引导人们认识到教师职业专门化的重要性,切实推行教职专门化。例如,借鉴发达国家教育教育课程的成功经验,把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程纳入统一管理轨道,建立统一课程标准,在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实行教师教育课程证书制度,力戒形式主义,严格要求;建立师范院校学生的教师教育课程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者由国家教育部统一颁发教育科学证书,作为教师资格认定的依据之一。其次,师范院校应将以公共教育学为核心的教育课程教学效果和师范教育发展相联系,同时,将各院校教师教育课程证书获得率作为衡量师范院校办学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作用,以此推动师范院校包括公共教育学在内的教师教育课程发展。
(二)加强公共教育学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薄弱是导致高师公共教育学教学质量不高的直接原因。为改变教育学教材杂、乱、旧的状况,可由国家教育部牵头建立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委员会,集中优秀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教学第一线的优秀中小学教师,共同编写公共教育学课程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多个权威版本的教育学教材供各师范院校选择。各版本的教材应综合相关教育学科精华,充分考虑内容的逻辑顺序、结构和层次合理性,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教育教学改革或实验成果,符合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同时,考虑公共课的特点,教材不仅要有理论深度还要有丰富的实际材料及大量生动形象的插图,增加教材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激发学生兴趣[4]。
(三)提高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师的素质
“教师素质乃教育之本,任何一门课程的授课效应和教育教学质量在其现实意义上都是由教师的素质决定的”[5]。教师素质不高是影响公共教育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原因。提高公共教育学教学效果,应组织优秀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师范院校可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挑选具有丰富中小学教学实践经验、精通教育理论、懂得教育规律的教师担任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对缺乏中小学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课措施,提供条件安排他们到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第一线体验教学。同时,设法扭转对待专业课和公共课厚此薄彼的倾向。每个教师既要上专业课,也要承担一定量的公共教育学教学任务,将待遇、职称评定和职务晋级与公共课教学挂钩,并定期评估其教学效果。通过完善制度使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才智,变消极应付为积极进取,不仅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努力探索师范学生教育学教学的新方法,开创教育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
(四)加强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
良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能力与素质。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多数教师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学生能力培养,只注重知识记忆而忽略知识理解、运用。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实行讲、练、用结合的方法。
1.在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
教育学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目的是让学生经历研究过程,掌握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研究态度和研究能力。教师可以围绕基础教育的新一轮改革要求设计一些研究主题,或由学生提出相关问题,利用课外时间或见习机会开展课题研究。通过研究进一步了解中小学的课程改革,接触中小学教师,并学习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和经验。因此,专题研究性学习能够使学生由课内走向课外,由书本走向实践,发展思维,锻炼与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5]。
2.采用问题教学法,注重课堂讨论
问题教学,即“通过引导学生研究实际问题进行教学”。实际问题既可以来自教材,也可以来自教改实践。课堂讨论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学中的某一中心问题,在独立钻研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相互启发,互相学习。在问题教学中,学生以质疑的批判精神探究问题,审视教材内容和改革实践,可以培养自身的问题意识,勇于突破权威、经验和常规,树立“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
3.运用案例教学法,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需要以案例教学为切入点,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观看、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使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公共教育学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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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公共管理需求的推动使得城市公共管理理念、运作机制、方式手段得以创新,城市公共管理的实践探索及理论发展也随城市化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城市公共管理理论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城市公共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提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必须转变理念,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大公民的知情权,调整治理结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基本体系建设,实现城市管理方式的突破。
关键词:城市;公共管理;管理模式;管理方式
城市公共管理是指主要由城市政府提供城市公共产品的活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在城市中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从而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带动周围区域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加之地震、洪灾等突发性事件频发,城市公共管理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加强城市公共管理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一、城市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管理职能“越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集公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为一体,否定企业经营自主权,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失去应有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实质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确立过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即政府把经营权还给企业,自己主要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实证明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于我国城市公共管理来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造就了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利益集团,由于利益的原因,总是习惯于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而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减少甚至丧失,意味着掌握权力时拥有的租金的丧失,意味着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重新学习的痛苦过程。无论哪一方面的变革都会使其既得利益减少,成本增加。因而总是倾向于加强或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使传统的城市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阻力,管理方式的转变显然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政府的“越位”行为还会造成另一种后果:如果政府在经营领域过多地插手,必然引发城市公共管理的“缺位”,在公共管理领域必然会缺乏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管收费不管治理,担心加强治理会影响地方税费收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倒退,足以从反面证明城市经营导致政府职能“越位”产生的弊端。
(二)城市建设规模失控 积极推进城市建设是解决城市诸多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资金短缺和建设任务繁重,是政府管理城市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倡城市经营多半是想突破财政收支的约束,利用政府信用负债开发,加快城市建设进程。应当承认,在经营领域完全依靠自身积累扩大规模很难有大的作为,因此,负债经营是经营者抢抓机遇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城市建设以经营方式大举负债,其可行性值得探讨。因为城市公共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城市建设形成的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很难以经营方式回收资金。即使设法回收,周期也很长。其次,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普遍有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偏好。虽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但银行受其控制,考虑到政府的权力和信用,银行很少会限制政府借贷。由此极易推动城市建设负债经营超出适度范围,引发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债务无法按时归还(不少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就是在城市经营中接连推出的)。表面上看,是银行经营不善导致不良资产增多,实质是政府主导信贷经营,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造成的。如果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建设企业垫付资金就会被长期套牢。与此同时,上游的建筑材料供应商也难于收回款项,由此产生债务连锁反应,大批企业可能被拖垮。因此,在政府作用较强的条件下必须谨慎对待城市经营,这是防止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预防债务危机,降低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保护广大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城市管理中政府官员的能力不足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城市政府管理模式未能进行及时和全面地转变。究其原因,除了诸多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还受到政府自身能力不足的制约。城市公共政策过程是社会价值分配的过程,要求综合平衡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这就对城市政府人员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从目前看来,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诸如失业、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能力的虚弱。由于自身素质较低,对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知识的掌握不系统、不完全,无法深刻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及其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提出的挑战,仍然因循过去的管理理念、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尽管城市政府有时也会意识到转变公共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但对于转变什么、怎样转变及具体的操作都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管理模式的切实转变。
二、转变管理理念,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
(一)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公民知情权 由于我国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城市社会网络的普及以及迅速涌起的各种利益群体,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城市社会。在社会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城市里,城市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模式。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必须处处以城市内部居民生活质量的保证,城市公共事务的处理与城市公共问题的解决为重心,推动城市整体福利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从城市动态发展的角度,随时关注社会的变迁带给城市的种种改变,顺应潮流,做出适时的调整,以保证城市在未来发展中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需要具备长久的战略眼光,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经营与管理中,适应当前公共管理变革的趋势,不断提供城市公民参与执政的空间,增强城市的民主氛围。目前迫切而又可行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增强与此直接相关的公民知情权。目前我国行政部门的透明度很低。据估计,有80%的社会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中又有80%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一些地方出现问题尤其是重大事故总是“捂盖子”,对上汇报总是“报喜不报忧”,对下则“私吞”政策和法规的现象,根本在于信息不透明,使得原本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沟通中介,成为欺上瞒下的信息阻塞者。故而城市管理及公共治理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透明度。“非典”危机使中国政府信息公布方式受到严峻挑战,造成极大的社会混乱。不仅严重损害了城市及管理者的形象,而且加大了应对危机的难度和管理的成本。近年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建立电子政府等,具有明显的成效。
(二)转换城市治理结构,转变城市政府职能 从公共管理的职能来看,公共管理不仅包括了对自身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同时还将管理的焦点由传统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政府机构过程和程序转到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公共管理的对象“外化”必然要求政府的职能作出新的定位,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再注重对具体过程的管理,而要注重发挥政府宏观决策的作用。使政府对整个经济、文化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起催化作用,政府是城市发展的“掌舵人”而不是“划桨人”。城市政府应集中精力做好决策、监督、协调和指导工作。把公共物品生产的具体职能让渡给企业和半行政的机构去做。
三、完善体系建设,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 ⑶
(一)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运营系统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这个系统出了故障必然打乱城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因暴雨多次引起交通大拥堵,表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紧迫性。这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一定要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更加重视埋在地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需求预测和管理。同时要注重管理体系的理顺和管理办法的健全。上海将供水、排水、河道、桥梁、公共交通和出租车管理等六个行业管理法规一起“打包”修订,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系统化的层面上加以把握,将城市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值得我们借鉴;广州和北京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的建设对我们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全覆盖体系 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全覆盖的核心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要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指政府优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旨在为社会公众生活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
(三)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城市公共管理的基础环节是社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也是社区,这就决定了城市公共管理体系构建的落脚点必然在社区。社区在城市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又使社区组织在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维护社会稳定中处于“节点”地位。只有努力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才能不断满足居民的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才能承接城市公共服务,造福社区居民。强化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需要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事”和“政社”分开,坚持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把街道本不应该承担的各项带有行政审批和执法的职能,经梳理后归位于政府,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新型“条块”关系,构建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同时,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归位,把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有关社会事务归还给社会,逐步交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团组织承担,实现党和政府及群众自治组织对社区的有序和高效管理。
参考文献:
⑴: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⑵: 吴琳,论新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历史嬗变[J],学习与实践,2009.11
⑶: 申钧 薛凯,“不法行政”十大怪现状[J],半月谈,2005.03.09
⑷: 李晓东, 建立和健全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J],中国政务信息网,2007.5.19 ⑸: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M ],国发〔2006〕14号
摘要:基础设施系统是指维持文明社会生存和繁荣、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所必不可少的各种基本设施、装备和结构物。因此,也被称为城市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一般包括:城市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系统。许多现代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系统形成了覆盖全市的、高密度的、层次分明的网络:有些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用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条件、文化与情报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与高度发展,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需求与依赖性也越来越高,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系统供需的一致性。然而,由于过去基础薄弱和历史欠账多,中国基础设施的某些瓶颈制约因素仍未消除。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新跨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更加紧迫。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管理;建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无疑成了公共品需求最多的领域。城市公共品是否能妥善提供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市公共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保障民权民生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现今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还不完善,存在着很多问题,与发展的节奏不相调。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如何跟上城市发展的脚步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
(一)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
虽然近年来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历史欠账多,投资不足和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仍然突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对污水、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建设资金紧张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由于对环境保护的紧迫性认识不到位,对推进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体制改革及产业化经营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政企不分,权利、义务、责任界定不清,效率低下,加之污水处理费征收不足或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造成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不能正常发挥效益,有的停停开开,有的甚至长时间闲置。这些极度浪费了资源和资金,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的交通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集聚的人口也快速膨胀,一些特大城市的常规公共交通方式难已满足客运需求,市内交通日趋紧张,加之近年来私家车的迅速增加,城区车流不畅、交通堵塞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城市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建设与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一样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初始投资大、投资回收慢、直接经济效益低等特点,所以在规划、建设、管理上一直落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当前,如何缓解大城市尤其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日趋严重的交通紧张状况,已成为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三)重复性建设问题严重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设计、规划、布局普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基础设施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对城市基础建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起步较晚,相当多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才组建规划管理部门,城市规划水平较低,规划管理体制尚不完善。没有好好地去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建设方案,滞后不前。
由此导致了许多城市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制约了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的发挥。
(四)有些项目建设周期过长
许多政府由于基金计划和时间计划考虑的不周全,而造成盲目投资。一个项目很可能只进行到一半就没有资金了,这个项目只好停止下来,要么等待新的资金拨入,要么等待下届政府来解决。还有很多项目效率低下,不能够按期完成,或者施工时间太长,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不便,使居民对建设项目的热情大大减退。所以提高建设的效率是很必要的。
(五)政府机构不合理,效率低下
我国政府垄断经营是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效率低下、公用产业资不抵债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改革中的顽症。长期垄断经营的结果是,经营单位缺乏生存忧患意识和竞争压力,生产、运营效率低下,技术、管理创新乏力,人员大量冗余,政府财政负担过大,企业经营包袱沉重,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经营企业凭借垄断优势,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此外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设置众多,机构重叠、业务交叉,而各部门之间权责划分又不够明晰,造成政出多门、管理分散、政令不一的现象。对于政府机构关于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分配还很不完善,已经好好地合理分配,以免出现效率低下,浪费时间,浪费资源的现象。
二﹑国外典型国家做法及借鉴
(一)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资金
美国各级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视。重点主要集中在改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方面的项目上。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涉及国家全局或需投巨资的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并据此向地方政府提供拨款、贷款和税收补贴。美国州一级政府,尤其是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角。其资金来源包括税收、基础设施企业的收入、市政债券、赞助捐赠等。但地方政府财力同样是有限的。为此,美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代理机构均通过组织发行市政债券募集了大量低成本社会资金,不仅对推动美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还解决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代际公平负担问题。美国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较为典型的模式有BOT和TOT两种。
(二)积极吸引社会资本
埃及现有的铁路全部由国家经营,连年出现亏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开罗等大中型城市居民住宅区不断扩大,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还需要兴建连接这些城区的轻轨铁路。这些将大大超出了政府的预算能力。因此,埃及政府制定了新法案引进私人资本的投资。埃及政府向人民议会提交了关于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城市轻轨铁路建设的新法案。由于新法案的通过,埃及出现了新一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潮。
(三)规划谨慎细致
巴黎启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达73项,小项目预算为几百万欧元,最大的项目高达30亿欧元。作为巴黎市政府的项目,由城市规划局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确定原则与目标,同时听取周围居民的意见,再报市政府批准。如果出现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难分优劣的情况,规划局则将两种不同意见提交政府,并说明各自的理由,由市政府组织公开的听证会,吸引各方代表参加,最终由巴黎城建委员会决定取舍。涉及与巴黎大区有关的项目时,市政府要与有关省政府磋商,达成共识。
三﹑解决我国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城市道路规划与公共交通建设
首先,由经验丰富,素质齐备的城市道路规划师进行细致科学的道路规划,使交通网便于通行。对私人车辆进行严格控制,可以通过增加养路费,或者通过发行"交通高峰通行证"的方法来限制私人车辆。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内部提倡办事少用公车,使用公车必须有相关部门的签字,从而减少公车上路车辆。其次,完善公共交通建设,提倡乘坐公交出行。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公交部门的补贴,加强对公交路网的规划和完善,使公交成为方便实惠的交通工具。开通快速公交,并提高快速公交的效率。根据"公交优先"的原则,构筑现代化的城市公共客运体系。
(二)加强规划,避免重复性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其长期有效的执行有赖于合理的长期总体规划,以最大限度地防范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的产生,提高建设的整体效率。同时,城市总体规划应该实现公共决策从封闭和半封闭向公开透明的状态转变。政府应该广泛听取城市居民的意见,并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规划修编的有关专题研究要在政府组织下,由相关领域的资源专家担任专题负责人。
(三)寻找多元化投资主体,引入竞争机制
首先,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有限,基础设施产业自身又缺乏积累机制。因此,必须以多种融资渠道方式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除了政府出资外,还可以利用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方式来参与基础设施的建立,用多元化投资方略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对一个项目的规划以及建设要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项目的办事效率。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承包单位。推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建立投资责任约束机制,实行全过程负责并承担投资风险。
(四)加强公众监督,抵制腐败现象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加强公众的监督。政府部门应该广泛听取城市居民的意见,建立专门机构收集公众建议,通过投票和听证会制度来解决信息失灵的问题。全面评价政府官员的政绩
随着城市发展脚步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不容忽视,如果处理不好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和发展的关系,那么将大大制约城市发展,甚至出现滞后现象。好好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创造一个美好而理想的城市作出更大的努力。重视城市建设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策略,结合实际运用到我们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中去。
参考文献:
[1]娄成武,郑文范。公共事业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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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是公共管理质的规定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相对于私人管理活动的独特性。只有把握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才能保证公共管理实践正确的发展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本科公共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传统高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契约管理比制度管理更加符合高校管理的服务宗旨,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意识,并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关键词]公共管理;契约管理;高校管理
新公共管理运动最初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由胡德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该理论着重强调了公民为本、结果导向、民户参与、分权协作等理念和指导原则。在高等教育改革转型时期,改进高校管理模式,积极落实高校自主办学主权等策略对当前高校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多样化管理模式中,可以选取契约管理、董事会管理、政府购买管理、中介管理等模式进一步深化我国政校分开的高校管理改革,其中契约管理模式是当前最受公众青睐的管理模式之一。
一、基于高校契约管理模式的探究
(一)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管理
契约在法律上通常是指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但是随着法律不断完善,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差别也逐渐明显。一般来说,民事合同是指处于平等主体之间设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相同,并自愿遵从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义务和权利。而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以行政职能为目标,与公民和法人代表共同协商的权利义务协议。由此可见,为了进一步深化政府对高校管理改革的整体规划、推动高校自主办学权的实现,高校契约管理模式应运而生。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与责任关系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并由政府实施宏观指导和经济支撑,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也就是说,在契约性质上,政府与高校的契约关系属于行政契约关系,包含着行政的公务性和契约的履行性。政府与高校之间制定契约的程序:首先,高校初步制定自身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目标、项目建设等,政府根据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性质对其办学章程及发展规划进行指标要求;其次,高校与政府双方项目确认各自的责任和权利,并经双方确认后签署;最后,政府对高校的发展规划提供政策、财政支持,高校在契约框架下可以实行自主办学。总之,从政校关系、评估认证、拨款扶持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政府与高校之间实施契约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契约管理模式对双方的互助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心理契约”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契约管理模式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要方式之一。心理契约最初源自社会心理学,用来描述社会组织中雇佣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互助关系,该契约管理形式代表了一种非正式的隐性契约关系。高校管理中的心理契约在最初形式的时候,受到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引导,公众通常将高校视为强势群体,而将学生视为弱势群体,建立在不对等条件下的契约模式是不符合心理契约的构建标准的。但是如果心理契约受到违反,将极大挫伤契约组织成员的认同感和积极性,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首先,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在无形中也逐渐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同时互联网也为高校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手段,也是传统制度契约管理模式所无法满足的。其次,当前的高校学生中90后占多数,新时代的大学生具有思维独特、主体意识强等特点,他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较强,但是多数学生的成长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的差异性和功利性较强,给高校学生管理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契约管理模式符合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要。
二、“心理契约”管理模式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一)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文化
新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从以往的制度管理逐渐过渡到了文化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中坚持以学生为服务主体,创建以学生为本的校园文化主导理念是心理契约管理模式的改革重点。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能够培养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同时有助于校园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高校应在满足学校与职工之间的良好心理预期下建设以学生为本的校园文化,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宽松的学习氛围。这就需要学校充分考虑当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学生确定合理规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标准,注重给予学生较大的发挥空间,充分实现学生管理工作与学生价值观念的吻合,提高学生对学校相关管理条例的认同度,为深入巩固学生与高校管理工作之间的心理契约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高校在制定和实施相关规章条例的同时,应充分收集学生的意见,并尊重学生对高校管理建设的相关建议,可见,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是确保契约平等原则的关键环节。为了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消除其心理顾虑,高校必须在管理层面建立全方位的沟通体系,以便学生和教职工能够及时向学校反映其思想动态,良好的沟通机制也有利于学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尽可能减少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心理契约的基点需要契约双方互相了解,并随时保持互动联系,及时有效的沟通交流可以缓解不利因素对现有心理契约产生的消极影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心理契约越明确,它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就越强大,很难被外界环境引起的干扰因素所破环。
(三)契约双方对心理契约的有效维护
心理契约的双方必须积极并认真履行彼此的职责和义务,并在明确各自的心理期望和心理需求以后,以实际的行动对心理契约进行有效维护。制度契约是实施心理契约的基础,心理契约是完善制度契约的关键,如果契约主体中的任何一方出现了不认真履行自身职责的行为,那将无法继续延续心理契约模式的长久发展,心理契约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也就无从谈起。首先,学生和高校双方必须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并彼此对照双方的心理期望。学生的契约职责就是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思想素质和道德意志;高校的契约职责就是为学生创建优美的学习环境,为高校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确保教学设施的完善和充分的后勤保障。其次,契约双方需要对各自的职责履行情况以及履行满意度进行适当评价,特别是作为契约的主要调控者,高校应时常检查自身的管理工作,以学校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客观判断学校的各项管理措施是否符合学生的价值期望和现实能力。只有确保心理契约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构建质量,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以心理契约补充完善制度契约
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对高校现有的制度契约管理模式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的同时,应坚持自由、平等、诚信、救济等原则,在心理契约的精神指导下,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契约形式也逐渐规范化,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高校学校管理工作的基本需要。学生作为高等院校中最为重要的智力资源,在传统制度契约管理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忽视的位置,学生常被看成主要的管理对象,心理契约式的高校管理模式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一方面,学校应对学生的创造能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在学生管理中投入一定的人文关怀,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在学校中充分发展才能。另一方面,学校应深入观察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增强学生、教师、学校之间的信任程度。当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学校应体现其人文关怀的本质特征,给予学生较多的实际帮助,增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心理契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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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钟摆原本是物理学的一个现象,后被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以描述某些政治现象。然而,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同样存在“效率”与“公平”钟摆效应。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从理论上实现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转换。
【关键词】
公共管理;钟摆效应;公平;效率
公共管理,译自英文“PublicAdministration”,因而,有的学者也将其译为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等。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文章《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以来,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快速而长远的发展。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1991年在美国举行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是其产生的标志。自此之后,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分析其同组成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三大方向。王乐夫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是研究以政府行政组织为核心的各种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问。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可以互相替代,但公共管理并不能替代公共行政的全部[1]。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关系主要有三对: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其中,公平与效率是政府处理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三对关系的核心。
一、相关概念
(一)钟摆效应钟摆,原指时钟机械的一个部分,通过左右摇摆产生动力以转动齿轮,进而使指针匀速转动以指示时间。后来,学者将这种现象运用到政治学研究领域,用以解释某一阵营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后,会因为选民不想一党独大的心理,而使得该阵营在下次选举中容易失败的政治现象,即钟摆效应(PendulumEffect)。在公共管理学中,同样存在以“公平”与“效率”为两端的钟摆效应,“公平至上”还是“效率至上”的问题总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反复讨论,并各占上风。
(二)公平与效率对于公平,较一致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一种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在这种价值判断及行为规范下,公民基本上能够实现权利、义务、经济、机会等各方面的一个相对均衡。因此,公平不是绝对的平均、平等,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某些方面公平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感知,很难被量化。效率,属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效率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方面去理解。宏观的效率是指整个社会的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配置、有效利用,社会财富是否因此而得到增加;微观的效率则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效率是可以被量化的。公平与效率,二者相辅相承,既对立又统一。公平需要效率来保障,而效率则需要公平来体现。但同时,公平与效率又难以共存在。就公共管理而言,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效率。因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总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徘徊。也因此,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成为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核心关系。
二、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钟摆效应
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文章《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以来,公共管理理论对于公平或效率至上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阶段。这个阶段主张政府工作的科学管理,提倡效率;第二个阶段为新公共行政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主张政府的职能在于社会职能,强调公平;第三个阶段为新公共管理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及政府优化,强调效率;第四个阶段则是新公共服务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张再次回到公平。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理论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大致经历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过程,并将公平这一主张延续至今。
(一)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强调行政的独立性,追求行政的有效性。其代表人物为威尔逊、韦伯和泰勒。威尔逊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他将政治与行政割裂开来,认为政治的重点在决策,而行政则是执行,行政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一主张为公共行政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性。韦伯的学说为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框架。他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且其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下级服从上级的合法性。因而,官僚制是实施统治是合理的形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则为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三人的理论学说共同推动着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并使得公共行政开始着力于专业化、普遍化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的研究,且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些研究或主张最终都使得公共行政往效率的目标前进。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虽然在推动管理科学化、权力合法化方面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但在老问题还未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的社会局面下,则显得无能为力。在民众对政府的质疑声中,新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政府应承担社会责任,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目标应是公平。
(二)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人物以美国行政学家沃多克、弗雷德里克森等人为主。1968年9月,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的以寻求公共行政发展方向为主题的研讨会,标志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开端。弗雷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及其著作《新公共行政学》,以及新公共行政理论代表著作《公共行政的精神》等,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新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过多地强调权威与效率,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也没有对公民需求加以考虑,于是造成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立。鉴于此,新公共行政理论强调公平与民主,认为政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对公众负责,应考虑公民的需要,并以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公平为最终目标。基于此,新公共行政理论主张行政机构应进行相应的变革,建立一种有回应性、参与性的民主行政机构。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新公共行政理论更注重“公共”二字,其对社会公平、政府社会责任、民主行政等价值的追求,使得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内容增多,极大地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遗憾的是,新公共行政学并没有在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进程中成为主导范式。一是由于其自身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二是由于其倡导的社会公平、社会责任等,过于理想化。但在后续的研究中,其对“公平”的追求仍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管理至上的“新公共管理”学说是近现代以来指导欧、美地区政府改革的重要思想。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奥斯本、盖布勒等人为代表,在其著作《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书中,详细的阐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与主张。新公共管理理论,常与“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词、句紧密相联,可见其主张、学说与市场紧密相联。但与公共选择理论关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主张以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作用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不同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关注的重点仍是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该理论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公共组织部门的管理。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是新公共管理蕴涵的两大基本理念。管理的自由化要求公共组织减少烦琐、不必要的规定、约束和制约,让管理者来管理;管理的市场化要求公共组织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并借鉴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优化公共组织的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张,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第一,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第二,社会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第三,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第四,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第五,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第六,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第七,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第八,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第九,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第十,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学者们根据欧、美等地进行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而形成的思想。它将政府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转而担任公共服务促进者、购买者、参与者或监督者等多种角色,在大大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的同时,对缓解政府财政危机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欧、美等地的政府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仍遭到较多的争议,尤其是其引入竞争机制的观念使得较多的学者认为这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等带来损伤。而在众多的批评声中,主张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重新定义政府角色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开始占据有利地位。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代表人物以罗伯特•登哈特夫妇等人为主。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及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职责既非划桨也非掌舵,而是建立一些具有整合力、回应力的机构,以向公民提供服务及放权为主要工作职责。其主要观点集中在七个方面:第一,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第二,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第三,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第四,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第五,责任并不简单;第六,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第七,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它虽然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进行了批评,但同时也保留了其优秀的部分。新公共服务理论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方面所存在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它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补充、修正。新公共服务将公民参与、公共利益等纳入公共管理的范围,并对政府的角色给予了重新的定义,将政府定位于战略管理的地位,从而拓宽了公共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并将政府从细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对公共管理进行宏观规划,使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具合理性、有效性,更贴近公民的需求,更接近“公平”这一最终目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考虑公平的同时,对于效率同样给予的重视。
三、结论
关于“效率至上”还是“公平至上”,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个理论,均给出了相应的答案。我们也可以看出,不论是“效率至上”还是“公平至上”,总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义而有所改变,就如同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但与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理论的学者们虽然在公平与效率的重视程度上有所侧重,但如何兼顾两者则是学者们更加热衷的话题。如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不赞成新公共管理理论注重效率的观点,但它在自己的理论观点中,仍肯定了效率的作用,并考虑将效率与公平结合,以实现公共管理的最佳状态。相信在今后的讨论,是“效率至上”还是“公平至上”仍将是公共管理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如何将二者结合、兼顾,想必是公共管理学更加热门的话题。就如同钟摆一样,在来回摆动之后,终会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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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这就要求政府管理模式必然要进行适当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政府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提要】西方管理学中“新公共管理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管理效率,这一“运动”的核心就是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日益庞大,公共事务日趋复杂,传统的以人事管理为核心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已无法应对政府行政管理业务的专业化和复杂化,而我国现阶段进行的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还没有形成有效的体系。本文重点以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入手.借鉴国外的政府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我国政府行政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思想、组织结构、配置模式及管理方法,以期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率。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变革模式
自1998年我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来。一直在探索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公共行政管理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种以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务员制度实施为特征的改革,至今已有了较为完善的框架与体系。虽然这种框架和体系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人事管理体系相比较,已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与社会整体发展相配套。政府行政管理的复杂性、专业性及高效率都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嘲。因此,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已成为现阶段政府改革最重要的课题。本文在研究我国现有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系及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对比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模式。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面临的挑战建国初期,我国政府仿照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管理对象包括党、政、军、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有制企业、青、妇、教、科、文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面对如此庞杂的管理对象,根本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化管理。更谈不上专业决策,只能采取以政治需求为主导,将政府行政权力与之匹配的管理方式,造成管理权限集中、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参与者众多、权力分配不科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进程。进而使政府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改变这种局面.经过长期酝酿、探索,1993年8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形成。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在先后经历了“探索期”、“贯彻期”、“整顿期”、“调整期”四个阶段之后;我国公务员制度逐步推行和完善。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科学化、高效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新问题的出现,如何实现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成为公务员制度急需解决的新问题。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初的目的:
纪90年代才建立起来。十年来尽管经过了大量的补充和完善,但是架构、模式、制度设计、操作方法、管理理念等仍不能达到科学性、专业性要求.导致政府仍然按照原有的一套逻辑体系和方法进行公务员管理,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没有像-K商管理那样。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完成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也没有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要求在管理中全面引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尤其从管理思想、组织架构、配置模式及管理方法上一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此造成的负面效应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行政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我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对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效的、科学的管理体系。专业的公务员队伍成了我国政府改革的重点,借鉴西方的政府改革思想。在行政管理中引ik,新方法、新观念,成为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新课题。 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实践
1.构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模式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基石。“新公共管理运动”可以划分为“维斯特敏斯特”和“重塑政府”两个阶段。前者指1991年到2000年以英国为代表的眄方国家政府主要围绕经济自由化和公营部门私有化而进行的改革。而后者是指在随后的十年里,以美国为代表的围绕政府核心服务职能的有效性而进行的改革嘲。这一新的行政管理革命,提出行政管理应从“保姆政府”、“最低纲领政府”发展到“有效政府”嘲。“有效政府”是《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的最新政府理念,该份报告明确提出:政府的最高使命是建立法律基础,维持有效的宏观环境。投资于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并保护社会自然、经济诸环境的正常有序发展门。政府的行政管理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即效率、收益、及时反应能力三个方面。而人力资源管理是公共行政管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公共管理虽是对政府发展的管理研究,但是几乎所有的这种改革。都将核心放在人力资源管理上。
构建现代:的人力资源模式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基石。是建立效能政府的根本所在。
2.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人力资源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外最新公共行政管理思想最显着的特点是公共行政管理向工商管理靠拢。政府行政管理向企业管理学习。虽然公共行政管理与工商管理着眼点不同。
公共行政管理着眼于整体社会或国家。而工商管理体现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一个强调政府管理。一个根植于企业管理,但是比较二者的发展现状。工商管理的理论更加完善。效率明显较高。而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发展相对滞后.其有效管理较之工商管理差距巨大。
从工商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中探索行政管理的改革之路不仅是我国政府也是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的尝试,所谓“新公共管理学理论”就是这一尝试带来的成果.它将政府行政管理的最终评价设定了三项基本指标:效率、收益、及时反应能力删。按照这一指标体系。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人力资源应该解决如下问题: ①确定政府目标,并将整体目标在各政府层级之内进行分解,使各部门形成明确的目标体系;
②设计政府架构。原有的以权力分配为方案的政府职能设计。更多体现了监督功能,而忽视了责任体系。使政府对其应负责任不能形成快速反应机制; ③人力资本是基本的资本项目,资本是投入。更强调这一投入所带来的收益.人力资源管理转向人力资本管理就体现了收益性原则;
④形成领导变革及领导开发体系;
⑤强调管理手段和方法创新。方法创新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方向;
三、公共行政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变革模式
正是基于上述政府的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借鉴国外政府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本文尝试提出我国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创新模式。
1.变革指导思想:形成以目标分解为核心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随着行政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从政治恩赐制度、公务员制度、集体评判制度到弱势群体保护制度的发展,政府体系也从“保姆政府”向“有效政府过渡”唧,不难看出,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核心价值的变化会带来政’冶制度变革的压力,并形成对应的人力资源配置模式。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人力资源管理也表现小明显的政治需求配置特征。政府部门及相关职能的设定是按照政治需求进行划分的。
按照有效政府的管理思想。我国的政治体系应向支持性政府政务管理过渡。政府的宗旨不再是政治权力分配,而应体现社会(国家)整体发展思想。政府人力资源配置也应体现社会整体发展导向。政府将整体发展目标逐层分解.逐级确定政府各部门的职能目标。并以此目标体系所形成的政府决策反应流程来进行人力资源配置。
2.组织结构变革:构建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强调及时反应、有效提高效率、减少政府层级、缩短政府与公众的距离。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反应,有效地降低内部流程过长所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构架以权力分配为依据,每一个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配,这种分配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权力部门较多,监督部门较多。而相应的责任部门较少。这样的权力分配方式,极大地拉长了决策者与社会及大众的距离,使得政府不能体现服务功能。而过多的职位设置又极大地影响了决策效率。按照工商管理的思想,这一时期,我国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则更应强调从事务性政府向企业性政府的转变,强调政府决策的经济性原则,应按照扁平化结构,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下放权力,强调增加一线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改变控制幅度,缩短决策时间。
3.变革路径:从规章管理转向专业化管理,从简单的制定规章转向建立决策管理系统。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由于行政领导缺乏相关的专业化背景,更多的还停留在规章管理阶段,按文件办事,以法规文件为依据。
突发事件经逐级上报请示。这样的工作流程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快速反应能力。这种模式强调上级对下级组织的绝对控制,强调监管。却使手段变成了目的。导致“一个基于规则的体制中,问题总是要靠制定更多的规则去解决。规则自然带有更多的应用条件和例外,直到我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政府组织被迫集中精力发现和追随这些规则而不是忙于工作”。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就要求我们改变原来那种规章管理的方法,使政府管理方法转向专业化管理。这就要求政府从业人员要具有专业知识及技能。
由原来的政治权力分配转向专业化管理。并形成与之配套的决策体系。
4.变革核心:从人事管理转向人力资源管理。在政府管理中注重效率,引入成本与收益的管理思想。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包含人事管理的内容,而且更强调其本身的作用。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人力资源需求预测、规划、开发、配置、培训、绩效考核的现代管理体系.更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评价其投资与收益。传统人事管理将人力看成是一种成本,认为它是一种单纯的消费。 从而导致其管理过程将人力工具化。
人力的存在价值是满足组织发展要求,所以在传统行政管理中更强调管制、监督。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认为人力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价值,是资本。组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都将获取更高的目标,因此人力资源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对人力资源进行的激励、保障、培训、引导都会为组织发展带来收益。
5.变革中应注意的其他问题:①强调绩效、允许流动。由于我国的政府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管制、监督。就使得不犯错误成为对从业者最大的要求,于是官僚主义横行。实行绩效考核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从业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与个人能动性。同时与之相对应。应根据绩效考核形成全体公务员流动的制度与体系.从而解决公务员责权不协调问题;②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决策效率。虽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政府行政人力资源管理从技术上有了保障,但由于社会发展带来部门越来越分散。而扁平化又使得管理宽度大大加强。由此先进的政务管理-T-段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同时各种网络技术的运用也将使得社会大众更容易与政府职能部门沟通。从而政府部门的弹性工作制、绩效工作制在新技术条件下得以实现旧。
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对我国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新公共管理学思想的研究。参照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结合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现状。我们提出了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基本设想,并以此为尝试,拟对我国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探索提供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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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原有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亟待创新,然而缺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经验,地方政府在管理创新过程上常常出现误差,因此如何推进地方政府科学高效的展开管理创新,成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地方政府;管理;创新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GDP平均保持在9%的增长水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也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内各级政府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改革创新的理念在地方政府管理中纷纷被提及,然而缺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的经验,地方政府在创新方向常常陷入误区,导致创新举措的后果和最初的政策目标背离,最终管理创新行为失败。如何推进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采取新方式、新手段、新理念,使地方政府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是我国地方政府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当前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在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修订了《国务院工作规则》,提出加强行政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政府依法管理的目标和要求;采取各项措施积极推进《公务员法》的贯彻实施,大力推进公务员制度的创新。中央政府在自身管理和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也为地方政府在加强自身和积极创新管理方式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方向。温家宝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也提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在管理创新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讨,如珠海的“万人评政府”、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重庆市城口县镇长直选等案例。另外,理论界在围绕政府管理创新方面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李习斌(2002)的《政府管理创新与系统思维》,谢庆奎(2003)的《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论政府创新》,王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综述》,贾凌民(2004)的《21世纪的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理念转变与创新》,郭小聪(2005)的《制度转型与创新过程中的三大约束》,刘靖华、蒋宪利(2004)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权奇哲(2003)的《WTO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创新》,姚惠(2006)的《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探讨》等等,这些理论研究从各方面对政府管理创新的时代意义、理论依据和深刻内涵进行了探讨,对以后的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二、当前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一)主要问题
地方政府是直接治理一个区域和管理该区域内居民最直接的政府,是基层的政府,也就是指除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以外的所有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在我国政府组织管理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和改革对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地在实际情况存在这许多不同的地方,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管理创新的道路上势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目前情况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地方政府在管理创新方面缺乏动力,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其重要性。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项政治改革的重要措施,将会涉及到各方面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的调整,也牵扯到广大群众权利和价值以及文化观念的调整。近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出台了一些管理制度创新的方案,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任何管理制度创新的驱动力都来自各方面利益的博弈,地方政府领导者缺乏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而非深入民众采纳民意,这决定了其对管理创新的认识不足。其次,由于对重要性认识不够,地方政府经常把握不住合理的变革时机并不能构建创新制度的多元分布,在创新过程中经常出现主观随意性或者只顾眼前利益。另外,创新也意味着存在这一定的风险,对于以求稳的当代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往往只局限于按照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共决策执行,却缺乏对自己地区特色的融入,为了规避风险,常以观望态度对待,从而错过了制度创新的最佳时机。
2、地方政府管理在技术创新层面存在缺陷。在现阶段,地方政府管理技术创新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将现代通信和电子信息技术运用到实际政务中来,即所谓的电子政务。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的电子政务处理政府管理工作,是以用户为中心、以便民为目的的政务形式,可以使公众能快捷方便地了解政府管理和运作并参与其中,而有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各方面的顾虑和利益,把所掌握的公共信息视为其保护其利益的法宝,千方百计地阻挠电子政务的正常展开。另外,许多地方政府对管理技术创新存在认知性偏差,导致在实际投入中出现硬件建设强大,但软件建设明显薄弱的现象,现有的软件作者和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沟通,不能真正理解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开发出的软件不能紧跟地方政府需求的变化,软件设计与地方政府先进的硬件不配套。其次,地方政府管理技术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调均衡发展来实现,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下面的各行政职能部门在建立网络系统的过程中缺少部门之间的资源信息整合,无法形成部门之间协同办公的环境,不同部门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因此目前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还停留在低水平重复浪费的基础之上。
3、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从观念上讲还处于落后的阶段。管理观念是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是最重要的因素,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成果和意义。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离不开先进的管理思想,但现实情况却不尽人意。如依法行政观念淡漠,人治氛围浓厚,政务公开的透明度不高,公开性不够,各地方政府执行标准及程序不一,政府公信度差;缺乏相应的责任意识,在管理过程中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涉及到利益就一哄而上,涉及到责任就相互推诿;缺乏科学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约束,在行政过程中工作人员以强政府姿态来处理问题较多,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政府工作效率较低,角色定位过于复杂。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包办式管理痕迹较重,虽然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但依然未能达到市场行业主体有效管理运行的目标。此外,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不强,深受传统官场文化的影响,地方政府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现象,在管理中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成了特权,这些都造成了地方政府管理理念的落后。
(二)原因分析
对于以上地方政府存在的如多问题,可以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原因分析,以此来发掘阻挠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因素。
1、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推缺乏动力的原因。叶富春在《利益结构、行政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中指出“政府管理的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单纯地根源于政府自身的觉悟,而必须有来自公民和社会的推动力。”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往往缺乏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因此不能对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形成外在的推动力。另外,地方政府作为地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管理者,在改革创新中难免把自身利益放到首位,在改变原有的管理方式过程中必然会对地方政府官员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因此会不同程度上对地方政府各方利益的分配方式和协调产生影响,甚至会直接损害某些要害部门及其人员的利益。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项体制内的改革创新都难以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政府在制度管理创新方面的动力不足。
2、地方政府管理在技术创新层面存在缺陷的原因。政府管理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而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财政拨款的限制,加之地方政府本身财政收入有限,因此在面对需要高投入的技术创新层面明显呈现出投入不足的态势。另外,各地方政府、各行政机关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层次高低不同,对其产生的目标和价值定位也比较模糊。而大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只局限于自身的技术创新缺乏相互之间的沟通和资源共享,建设过程中重复和浪费现象严重。
3、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从观念上落后的原因。几千年积淀的封建官僚思想和传统陈旧的思想观念阻碍了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前进步伐,某些行政主官固步自封,怀抱封建思想和强权思想,一旦管理创新触动到他们的利益,行政命令就会下达,甚至严重干扰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进程。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思想的存在将非常不利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
三、地方政府如何进行管理创新
(一)加强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创新建设,确保制度创新是一切管理创新的前提条件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建设是任何一项改革开展的前提。良好规范的制度创新体制有利于将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引入一条正确明晰的发展道路,通过对现有制度的修改、补充、完善和废弃,从而建立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效廉洁的制度体系,确保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创新有章可循。地方政府在制定制度的时候要遵照中央政府文件精神要求,引入民众参与、专家听证的机制,最大程度发挥专家的作用,确保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出现重大失误。同时民众参与,有利于制度直面人民群众的利益,减少制度创新的阻力。
(二)利用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引入电子政务管理系统作为地方政府创新的技术保障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任何一项创新活动都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地方政府管理创新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是现代化的、高效能的、高科技的政府,在此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其实就是电子政务的广泛开展。电子政务中政府部门或机构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和网络技术,实现高效、透明、规范的电子化内部办公。电子政务的开展首先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通过公开招考录用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其次加大资金投入,软硬件齐抓共管,提升电子政务的软硬件实力,搞好后勤物质保障。
(三)转变思想观念,将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摆到一切创新的首位 树立法制观念,效率理念,建设法治性政府,需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这也是推动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完善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将地方政务置于阳光之下,提高地方政府工作效能。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设管理型服务型地方政府,真正做到政府为人民服务,官员是人民的公仆。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是当前全球各国范围内行政改革的趋势,地方政府必须适应新形势下的环境要求,吸收先进管理理念,将地方政府打造成富于时代气息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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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管理中,公共利益是比较核心的内容,对于公共利益进行分析,是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改革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无主导范式
21世纪的公共管理改革进入了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是没有范式的,理论多样化多元化的繁盛时期。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些要素包括:治理、协作、整体、网络化、多元、开放、伙伴关系、参与、协商、集体偏好、透明、绩效、信任、期望、满意和结果等。狭义上的后新公共管理仅是指整体性政府(Whole-of-Government,Joined-upGovernment),本文使用的后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不仅包含了整体政府,还包括协作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简称NPG)、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元治理(Meta-governance)、新韦伯主义国家(Neo-WeberianState,缩写成NWS)、公共价值(PublicValue)、新公共服务(NewPublicService)等。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NPM)从一个主导范式变成了一种普通的模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没有主导范式,正如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主席鲍科特所言“在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期间没有形成主导型模式,一些主要的概念包括:治理、网络化、全球化、伙伴关系、整体、透明、信任等。”[1](P11)后新公共管理“在时间段上界定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真正取代新公共管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取百家之长,兼并其它而形成新的范式。”[2](P6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阶段似乎都处于转型时期,新韦伯主义国家、善治、新公共治理、发展型国家等新式改革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出现。在21世纪,NPM不再是单一的主导范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
2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出现了三重局面和十五种变化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呈现出三大现状:首先,一些国家仍在推进新公共管理改革,新公共管理不同程度地和部分地被许多政府接受,而且NPM的主要工具仍在被公共部门广泛使用;其次,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进行了加强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再次,同时出现了自称替代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四大模式:新公共治理、数字时代治理、公共价值管理和新韦伯主义国家。以上三种现状构成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时代的三重局面。“到了1990年代后期,NPM改革遭受的批判不断增多,即使是在最先进行NPM改革的国家。其实这些现象绝不是意味着NPM突然停止了,在不少国家NPM改革还在不断推进。”“即使是那里有一种新模式被采用了,新模式简单地取代旧模式也是不可能的。”[3](P11)在公共管理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是旧的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存在一些不足,新生的理论不断壮大,这些新旧模式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与其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些综合性的模式。NPM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向非英语母语国家扩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NPM改革。一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已经终止了,但是更多的学者认同NPM虽然度过了黄金时期,但是许多NPM的工具都仍在被政府部门使用,比如,绩效管理,战略管理,民营化和签约外包,竞争,对审计、监控和结果的重视(NPM更重视短期结果,后NPM更强调中长期期望的结果),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因素的人事制度,推行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分权化和专业化等。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公共部门最突出的现象是破碎。破碎的公共政策和服务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共结果的不满,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和有价值的结果就需要跨部门的协作,因此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就需要加强以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4]
整体政府在水平方向上强调跨部门合作,在纵向上则强调控制和中央集权,以解决NPM改革导致的部门碎片化、政治控制弱化和组织增殖现象。ChristensenandL?greid认为以整体政府为特征的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已经取代了新公共管理。[5]“NPM改革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水平的和垂直的专业化导致了公共组织的增殖和破碎。导致了中央政治和行政控制、协作和能力的许多问题。结构性分权破坏控制,同时水平方向的碎片破坏协作,导致了高层能力的许多问题。”[6]整体政府既强调公共部门间跨部门的合作又强调政治控制,通过纵向的权力整合实现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整体政府要实现的结构性变革主要包括:“对改革过程更多控制,目标在于垂直整合和层级控制;强化对下级单位的控制;增加中央政治和行政的资源和能力。更加关注其他的改革和监督措施,例如绩效审计、管制和控制。”[7](P15)Dunleavy宣传NPM已经死亡,他认为在那个改革先锋的国家大部分NPM改革已经停止了或朝向反向发展,数字时代治理来了,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三大要素将是未来改革的主要驱动力。[8]奥斯本等学者认为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已经形成了新的范式,其价值基础是分散和竞争,强调的是多中心和多元共治的网络式的复杂局面,[9](P377)“治理强调网络、伙伴关系、协商和最终的自愿合作。”[10](P23)一些学者认同“公共价值”将成为新的范式。作为前沿理论的公共价值理论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创造公共价值需要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和达到公民期望的结果,公共价值的认定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公民参与和公民协商等,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让人民满意,同时也要维持人民的信任。公民满意是生产结果的主要手段,是衡量公共价值的主要标准。公共价值是更加广泛的一套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公共部门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和提炼大众偏好。公共部门应抛弃仅仅关注绩效管理或经济评估的狭隘概念,政府同时要兼顾以“结果”(outcomes)导向的绩效治理、公众参与、责任、信任和社会公平等,才能创造出更多货真价实的人民期待的“公共价值”。还有学者相信“新韦伯主义国家”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新范式。Olsen撰文指出现在是重新发现官僚制的时候了。[11](P1)Drechsler认为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在进行行政现代化改革,推进改进官僚制的新韦伯主义国家改革,NPM仅是辅助性的手段。
新韦伯主义国家中的“新”元素:(1)从官僚规则的内部导向向满足公民需求和愿望的外部导向转变。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不是市场机制(尽管它们可能会偶尔派上用场),而是质量和服务的职业文化创造。(2)通过一系列能够直接代表公民意见的协商工具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3)在对政府内部资源进行管理时,通过对相关法律进行现代化鼓励更加关注结果达成,而不是仅仅注重对程序的正确遵守,达到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的平衡,并不是放弃事前控制。采取一定形式的绩效管理。(4)公共服务的职业化,官僚不仅仅是他活动领域的法律专家,而且还是专业的管理专家,善于满足公民或用户的需求。[12](P118-119)这样多元化改革模式竞争、混杂和共存的三重局面就形成了。由以上三重局面衍生出了至少十五种变化:(1)从关注专业化的改革到强化跨部门协作和整合;(2)从重视分权和自治到加强政治控制;(3)从重视产出(output)到重视结果(outcomes);从管理主义、短期的产生和狭窄的结果到中、长期的人民期待的结果(NPM对于结果和效益的关注是理论上的或抽象的,并没有在实践中落实,后NPM时期才真正开始关注和运行“outcome”结果);(4)从单纯的关注经济效率到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5)从基于市场的治理到关注网络治理和协作治理,再从网络治理到元治理和混合治理;(6)从摒弃官僚制到重视改进官僚制;(7)从把公民当作消费者到把公民当作合作生产者、合作创新者和共同创造者;(8)从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建设到电子治理和数字时代治理;(9)从关注经济效率的挑战到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的、跨部门的和全球化的挑战;(10)政府和公共管理者从中立的角色到规范的行动者、协作过程的促进者;(11)从单纯的范式到复杂、混杂和多样化的模式共存的现状;(12)从竞争、效率、质量和外包的管理主义到协作、协商、公众参与、透明与责任等宪政民主;(13)公私之间从顾客和商家的商业关系到伙伴关系;(14)从关注绩效到更广泛的结果取向的绩效;从传统的绩效管理将到民主化的绩效治理;从关注市场和经济到关注体制、制度和规则建设的新官僚制构建,从传统官僚制到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相结合的新韦伯主义国家;(15)另外,NPM改革先锋的国家进行了从私营化到逆私营化,从单纯私营化到公私混合提供方式增长的转变;从放松管制到重新管制;等等。
3理论间边界模糊且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
不同理论之间具有兼容性和一些共性。多种理论都强调公众参与、公众期望的结果和民主价值。新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的影响。协作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石就是直接民主,在协作治理中,公民个人能直接参与协作治理的过程,公共价值更是特别重视公民参与在确认和选择核心价值中的作用,新韦伯主义国家将协商和参与等方式当作是补充性的力量,但是将代议制和官僚制作为主要形式。整体型政府强化的是政治控制力和领导力,可以被理解成中央集权的过程。数字时代治理可以被看作是整体政府、信息技术和治理的结合,电子治理即是利用通信技术强化治理的过程。协作治理是通过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协作而调动更广大的力量创造更多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一个广义的事物,公共价值可以包含新公共行政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公平,但是公共价值还包括责任、连续、稳定、透明、法治、协作、友好、伦理、民主、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和合法性等非常广的含义。新韦伯主义国家重在改进官僚制,不言而喻提高政府的效率和自身的廉洁也是在创造公共价值,结果取向、协商民主和公民参与是多种理论共同依赖的,由此可见,多种理论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理论之间的兼容性增强。多种理论之间具有互补的特性。新公共服务、新公共行政和公共价值偏重宪政民主和价值理性,新公共管理偏重效率和工具理性,公共治理和协作治理强调包括非政府的力量,社会组织甚至公民个人的作用。“在NPG,NWS和NPM这些大的模式中,有些工具不仅属于其中的一种,例如绩效管理是NPM的特征,但也是NWS的元素。公私伙伴关系是NPM和NPG共有的工具。签约外包在NPM菜单中,但同时也在NPG和NWS的副菜单上。”[13](P24)新韦伯主义国家其实就是经典韦伯式的原则与以公民为中心、协商、结果取向、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等新元素相结合。
NWS新元素中第一条的“满足公民的需求和愿望”是借鉴了“公共价值”、“新公共服务”和“社会选择”理论。第二条中“通过一系列能够直接代表公民意见的协商工具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借鉴了协商民主理论和公民参与理论,NWS新元素里的“更加重视结果和事后控制”是借鉴了新公共管理和管理主义的理论。NWS新元素中的最后一个“公共服务的职业化,官僚不仅仅是他活动领域的法律专家,而且还是专业的管理专家,善于满足公民或用户的需求”,这一条是借鉴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对官僚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都认同公共参与和协商民主,满足人民的需求,对人民友好等共同点,但是各种模式还有自有侧重,从而实现模式间的互补性。协作治理强调权力分散化、多中心协作,多元主体参与的共识型决策;公共价值强调人民满意,人民的偏好和公民参与,以及实现公共期望的好结果;新韦伯主义国家强调国家和公共部门为核心,认同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绩效管理和竞争等NPM技术手段,但是将代议制和官僚制当作核心,强调改进官僚制,实现政府现代化,从公共部门内部实现改革突破。NWS需要政府自己革新,实现透明、参与,取得公共期望的结果。治理理论是向政府的外部寻找改革的突破点;公共价值是政府的内外同时突破,既要重视成本效率,又要让公民或顾客满意、重视公民的偏好;新韦伯主义国家则是从政府的内部寻找改革的突破口,重点放在改进韦伯主义官僚制,即是实现政府体系的现代化、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在治理理论中,社会、国家和市场三足鼎立,社会力量强大,国家较弱;在公共价值体系中,不在于国家或社会是否强大,而在与民主行政,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共利益,人民满意和期望的良好结果是检验公共价值的重要标准。在新韦伯主义国家中,尽管强调对人民友好,但国家强大,国家有足够强大的权威调动社会资源应对各种挑战和复杂问题。
协作治理最激进,公共价值次之,整体政府较保守,新韦伯主义最保守。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是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而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也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治理意味着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协作治理意味着权力分散、分享,主体多元,跨多组织或部门,还可能包含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公民授权、多元互动、地位平等、信息分享、责任分担和共识建立等等。治理理论自身也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治理失灵,因此对治理的治理产生了,这也叫做元治理(Metagovernance),因此,元治理的出现是对过于激进治理理论的一种抑制。目前公共部门改革进行更多的是整体政府或协同政府改革,而不是协作治理。协作治理是整体政府的补充形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率先进行NPM改革的国家,在新千年前后都推行了整体政府式的改革。公共价值并不排斥NPM,效率和效益也是重要的公共价值,但是强调公民满意、公民参与,集体偏好的满足。虽然公共价值强调可以被测量,但公共价值具有主观性。公共价值强调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公民期望的、愿望的、满意的。公共价值更强调一项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和质量,强调公共服务过程中赢取人民的信任等,所以公共价值理论相比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是更加“民主”的和激进的,与协作治理相比,是属于中右派,是中等激进的理论。相比而论,新韦伯主义国家却十分保守。而新韦伯主义国家重点在于推进政府体系的现代化,强调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中心地位,尽管强调对人民友好,允许公民参与和协商,但是解决问题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或国家。新韦伯主义国家强调政府与私人部门不同,要保持其自身特有属性,由此可见,新韦伯主义国家最依靠科层制进行层级控制,保持国家的强大,最强调国家和政府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新韦伯主义国家是保守派理论。由此可见,多种模式之间各有侧重从而构成了互补关系。
4改革是多维的、混合和复杂的
“目前的公共改革的特征是结合、复杂、分层、共存和混合的、而不是支配、取代和钟摆。”[14]上文已经提出了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论间边界模糊和具有兼容性,这些特性强化了混合和复杂的多维现象。整体政府和协同政府是NPM的补充或补救措施,所以两者是可以共存的。治理强调的是多中心、多主体的参与,这样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控制,治理也会失灵,所以在各种治理理论流行的时候,元治理就相伴产生了。“元治理是为了克服治理失灵而进行的对自我管理的管理或自我组织的组织,追求科层制、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的协调。”[15]元治理是控制权力下放的治理过程,换句话说是“治理的治理”。在公共部门内的许多组织和过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种情况被称之为治理———这里可能就是需要对这些治理元素强加一些控制。治理经常包括公共组织的自治和控制的平衡。元治理的战略选择是尝试在公共部门的决策系统内重新强调一些权力的平衡,同时在治理过程中继续包含非国家的主体,但是要认识到政治的首要性。[16]公共行政面临的是日益复杂的和多功能的组织形式。穆尔曼认为:“虽然科层式治理仍然是治理的主要形式,但是当前的公共部门组织是科层、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公共管理者需要同时应对三种竞争性的势力。”[17](P86)后新公共管理时代需要更加复杂的管理,有效的治理不能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应该是多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和结合。
5公共行政在发生了增进式或沉积式变化,公共行政走向包容、平衡和健全
公共行政进行了渐进的和缓慢的增进式变化。后新公共管理是补充和发展了新公共管理,而不是取代了新公共管理。后新公共管理并不否定3E(经济、效率和效益)、激励和竞争等,但是强调更加重视协作、价值、美德、道义、民主和合法性等;我们并没有见到经济和效率不被关注,但是看到了透明、责任、信任、满意、公平、参与和协商等宪政民主价值越来越被重视;绩效管理和外包并没有停止,但是发现了以结果取向的绩效治理出现和治理过程通过信息技术得到了强化;专业化虽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见到了为了应对更加复杂的挑战而出现的跨部门协作;我们没有见到私营化和签约外包的消亡(在早进行NPM的国家虽然经历过放缓甚至倒退),但我们发现了对于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生产的兴趣日益浓厚;市场和政府虽然不可或缺,但社会组织在壮大,公民参与的影响力在扩大;我们没有看到官僚制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我们见到了官僚制的复兴和新的官僚制诞生;代议制民主没有被抛弃,但是已经见到了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补充;我们没有看到公共部门不再重要,但是人们可以看到公众的角色会变得更加重要,协作治理更加需要,协商民主得到更多认同;等等。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从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新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治理、协作治理、新韦伯主义国家等,可以观察出公共行政总体上进行了渐进的增量变化;后者不是完全取代了前者,更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发展。公共部门的治理工具经历一个不断增加的增进式的变化。“尽管新旧模式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原则,但新旧机制是共同存在和共同进化的。NPM并不是衰亡了和被后NPM替代了,而是NPM被后NPM改革的一些新的或不同的措施修改和改进了,这个过程增加公共组织的复杂性和混杂状态,也增加了动荡。”[18]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显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行政改革是基于许多不同驱动力量的组合。公共行政面临的是日益复杂的和多功能的组织形式。多元理论模式混杂、竞争和并存的局面基本浮现,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行政,无论是新公共治理还是新公共服务,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社会选择理论,无论是整体政府还是解制型政府,无论是民营化还是重新政府化,无论是全球化公共管理还是地方治理,无论是公共价值理论还是新韦伯主义政府理论,等等,都不能一枝独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到来了。就像是健康的人体有许多种元素构成,而且体质要达到酸碱中和平衡,同样的道理,健全的公共管理也需要包容多种理论。既要有重视市场作用的新公共管理,也需要重视国家作用和改进传统官僚制的新韦伯主义政府理论,也需要强调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治理理论,又需要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精神和公共利益,还有新公共行政强调的社会公平,也需要公共伦理道德等等。健全的人格需要多种不同的优点,需要人的生理、心理、道德、社会各要素完美地统一、平衡和协调,既要谨慎又要勇敢,既要稳重又要激情,既要自信又要自谦,既要身体健壮又要心灵健康,既要形貌之美更要内在的美德,既要严于律己又要宽于待人,既要仁慈又要坚决果断,既要知足又要进取,既能独立自主又要有合作精神,既要诚实守信又要有随机应变,既要是好父母又要是好儿子、好妻子好丈夫,等等。完善人格是对个人的最佳管理,同样道理,公共管理是对众人的管理,公共管理若要达到最好的治理,也要走向健全和完善,也需要包容许许多多的公共价值元素。公共行政正在迈进平衡、健全、包容开放的“后新公共行政”新时代,未来完善的公共行政包含着许多对立的元素,并且要兼顾和平衡这些竞争性的价值,例如,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精英与大众、强制与协商合作、多数原则与共识、权威与民主、专业化与整体和协作等。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基础和核心,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路径的协同模式。在公共治理的非平衡系统中,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掌握决策权,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享有参与权、管理权,双方在各自的子系统中协同所产生的行为效应超越了单独要素所发挥的影响力,从而形成执政党和参政党在功能展现过程中所起到的联合作用与统一作用。通过不断地信息交流、开拓发展思路实现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路径的多元化良性发展。党的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本文运用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模型研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区别于以政治学、历史学为手段的创新思维。亨利•法约尔提出:“统一领导,即为达到同一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应由一位领导根据一项计划开展,这是统一行动、协调配合、集中力量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是一个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要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存在的,要实现统一的目标就必须有具备影响力的领导带领执行者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的制定决定着是否可以动员一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执政党为管理核心,以多元化为主体的公共管理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有效应用。
一、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主体性”特征
管理的主体回答由谁来进行管理的问题,管理的主体性则阐释了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是执政党,是多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无从谈起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从这个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在管理的主体性中,起主导作用,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政策,在决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主导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主导中国的内政外交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者,在政治上保持相对自由,在机构组织上享有相对独立的设置,但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这方面讲,在管理的主体性中是从属的、服务型的,因而是补充性作用。
1.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
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也可以称为非排斥性,是指执政者在对国家进行政治管理时,不排除其他政党或者政治组织也同时参与其中,享有一定的管理权力,执政者不会排斥不同的意见。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唯一的参与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核心地位的动摇,其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为公共服务提供政策性保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各民主党派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和群众基础逐渐发生本质性变化,政治目标由建立资产阶级政府转变为拥护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由以阶级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目标立场更加一致、关系更加牢固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权体系构建和社会管理中具有基础话语权,在政治利益格局的分配中执政党和参政党协商共识,使民主价值得以彰显。
2.管理主体的服务性
在公共管理的范式下,政党的服务在价值体系中由边缘位移至中心,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管理主体的服务理念统摄下,传统政党政治管理中的一切服从“统治秩序”的理念开始动摇,价值实现中的理论与实践、手段与目的冲突和矛盾得到化解,协调意识、合作意识得到提升。中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机制体现了在此种模式下管理主体的服务性,服务作为核心价值通过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法律途径和政策途径来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建立双边合作伙伴关系,统一领导,多党配合协调,达成统一的目标,不仅要在观念、结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突破创新,还要在政党互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执政党和参政党与公民所保持的直接、密切的关系,遵循着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和以人为本的原则,为公民参与政治治理提供机会,满足不同群体的高层次要求,“满足社会在转型期对公共权威的需求,避免了由于政治异见相互牵制而造成的内耗,又能扩大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人民民主权利”[1]。
3.监督主体的共治性
现代社会日益朝着一个权利的多中心社会发展,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元化系统,因此,社会治理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中政党合作也就具有了共治性。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监督主体的共治性集中地表现为执政党、参政党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以相互监督为条件,共同分享权利,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但是在权利分享和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是不同的。执政党与参政党互相监督是政党之间高层次的非权力性政治监督,管理学中认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执政情况和社会管理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产生相互协作的关系,是一种高度的社会性交换,打破了片面强调执政党单一责任的态势,转向一种所有参与监督主体的公共责任。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会议、人大会议以及民主恳谈会等多种途径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上提出建议,客观上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监督。从公共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管理主体的服务性、监督主体的共治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主体性”特征的表现,体现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同时表明政权体系中权力运作的多向度,不仅是执政党行使权责,也需要参政党加入和责任的行使,更需要参与主体之间有紧密互动、沟通与协作,一方面通过公民的需求进行合理施政,另一方面通过具体制度的建立来保障公民的权益。
二、中国政党制度蕴涵公共管理学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很深刻的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同时,这也是先进公共管理思想的表达,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相互的信任,规避了某些社会风险,推动着合理公共政策的产生。
1.公共管理主体相互信任的体现
信任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原始性和历史性的道德规范,是调节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合作和共治为基本方式,相互信任作为必备资源,又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衡量机制,可以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关系。不同于以往单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公共利益和价值认同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建立的信任合作关系,是多党合作的精髓。非排斥性、共治性和服务性作为公共管理领域中多党合作体制的基本属性促成参与、管理主体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相互协商的合作关系取代了官僚化社会中“命令—服从—执行”关系,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不断地被增强和扩展,进而成为推进和谐有序社会的情感保证。
2.有效规避社会风险
全球化不断地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益的失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分化加剧,“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的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的独立性、从利益的稳定性到利益的多变性”[2],累积了一定的社会风险,如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政治冲突。中国参政党可以从多角度向执政党建言献策,“有效地避免了各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所引起的社会风险”[3]。面对社会风险,要求执政党强化多元化公共责任,从宏观角度来考虑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平衡各参政党的利益诉求,相对平稳地实现利益均衡化,规避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于政治构想制定、国家职能显现、政策思维创新等各个领域,将规避社会风险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民主协商和社会治理整个过程。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推进中还要树立社会风险的常态预防和非常态应急意识,构筑社会风险应对机制,可以迅速发现政治治理中潜在的社会风险,从而改变协商策略和方式,达到政治协商效能的最大化。
3.公共政策合理化的动力
公共政策是指一定的社会公权力为实现公共目标所产生的方案,以求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观点出发,公共政策是由政治系统的权力机构制定的,对社会价值输出权威性的分配。政治系统的权力机构的建立和社会价值的分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则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原则性和普遍性。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执政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而采取的政治行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可以弥补制度短缺和思维单一所引发的问题,推动公共政策合理化决策,巩固政权,维持政治稳定。传统政治弊端就在于其趋于神秘性,现代政治突出标志在于透明度,公民享有政策的知情权,我国这样一种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使各政党所代表阶层充分了解公共政策出台的全过程,对在认识上产生的偏差、体制的不完善、法制化的不标准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借助于相互信任的正确价值导向,统一各政党政策理念,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合理有效地抑制了外来干扰,规避社会风险,将执政党和参政党公共政策的思维有机融合,保证了合理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三、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公共管理学理论模型分析
以SWOT模型、创新动力模型分析研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可以充分展示其优势所在,显示了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完善协商机制中的不足之处,积极应对政治变革的挑战,改善治理能力,提升施政品质,提供制度层面的价值思考与启示。
1.SWOT分析模型———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优势的客观认识
在现在的战略规划报告里,SWOT分析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工具,分析群体组织优势(S)、不足(W)、机会(O)和威胁(T)。因此,SWOT分析实际上也可以运用对中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运作方式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进而分析这样的政党制度的优势、不足、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等(见图1)。通过对优势、机会和威胁排列组合分析可以看出:可以避免泛政治化所带来复杂化,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本身运行的优势从战略角度有客观的认识,既描述其现状,又与西方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用简洁化方式说明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公共管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然而政府还是处于中心地位,行使具体的执行权。对于执政党与参政党进行民主协商或者参政党本身所提议案最终形成的公共政策,由于各部门可能存在的利益不均等、部门协调不畅、领导的政治偏好、执行机构的职能不健全等原因可能使得政策执行无效率,甚至导致公共政策失效。这是一定要避免发生的。同时,也要防止西方“宪政”和多党制对现行合理制度的干扰。
2.创新动力模型———创新政党制度的新典范
制度创新能使政治、经济、文化超越目前边界和能力,是新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也为政党提供了在竞争中领先的条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新带来比以往更突出的优越性,一是政党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由朝野对抗、竞争转为合作、协商;二是执政党、参政党整体竞争优势明显,催生公共管理的合力;三是制度运行的效果超越西方多党制,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创新提供借鉴。但是,政党制度创新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既要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又要超越现行制度优势。如果运行取得了成功,社会公共管理和建设就会有巨大的驱动力。中国政党制度的创新是以理念的进步为动力,以实践为基础,逐步形成社会管理与建设的合力。然而,理念的进步又源于不停地学习,获取不断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均是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就是不断突破自己能力的上限,掌握社会的动态变化,通过系统思维的方法提升组织的学习能力,以期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推进了执政党和参政党派社会主体意识,使得多党合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体现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管理主体的服务性和监督主体的共治性特征。在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在建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形成高度的政治信任与认同,促进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了社会内部能量的损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各阶层利益需求,推动了合理化公共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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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是处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 ,它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宗旨、公民权利主体成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新阶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关系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区域公共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文章就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就当前社会发展形势而言,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加强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更好发展。然而,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受利益的诱惑,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效率低,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区域政府就必须重视区域公共管理工作,在政策以及制度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加强区域公共管理,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保障。
一、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概述
区域经济合作指的就是多个区域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开展合作,使多个区域组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越来越严重,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着重大意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有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然而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不相同,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有着重大作用。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保障,只有做好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才能更好地保障各区域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制度的缺失
制度作为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和依据,就当前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来看,政府制度存在严重的不足。首先,不同区域的管理方式、理念不同,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很容易造成冲突,难以达成利益的平衡性;其次,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管理观念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现象,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区域管理的主体一直是政府,进而容易造成政府专权的现象,影响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二)缺乏法律保障
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加大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难度。而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健全的法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公共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存在很大的不足,区域之间的不正当经济行为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
(三)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
在区域经济管理中,管理主体由一变多,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很容易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政府作为行政管理的主体,有着的区域政府贡献力度大,有的则稍微不足,当出现利益分配不均衡时,区域经济合作就难以持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政府制度
制度是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管理效率和水平。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想确保区域公共管理水平,就必须完善政府管理制度。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政府就必须响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用发展的眼观看待问题,及时的更新观点,加快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其次,政府要拓宽管理视野,适当下放权力,大力发展非官方组织,形成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进而更好地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质量,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保障。
(二)完善法律建设
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依靠法律来为其提供保障,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法律法规具有法律效率,在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可以更好地约束管理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为此,政府就必须加强和完善有关区域公共管理法制建设,利用法律效力来约束行为,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在经济领域中,要完善经济法,对区域产业发展方面的规则进行调整,确保区域产业的稳定发展;在社会领域中,要加强制度改善,加强医疗、社保、教育、就业等制度的改革,进而实现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三)加强区域经济联系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一种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也越来越重要。而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区域公共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涉及到区域双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方面的,而要想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水平,就必须加强区域联系。首先,区域合作双方必须建立统一的平台,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管理网络,实现区域公共管理信息的贡献。其次,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各区域要深入到对方区域中去,全面了解市场信息,进而为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提供保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更好发展。另外,在区域公共管理中,要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就区域合作内容进行明确,当利益分配出现矛盾时,要明确补偿方式,进而确保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
(四)建立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建立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对区域经济行为进行管理,而政府管理活动的效益的好坏需要一定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评估。就目前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难满足区域公共管理的需求。为了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就必须建立健全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就区域经济发展各项内容进行明确,对各项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在政府绩效评价主题上实现多元化发展。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四、结语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汇总,区域公共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区域经济合作双发的利益,如果不能处理好,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就必须加强区域公共管理。在区域公共管理中,不断完善公共管理体制,加强公共管理法律建设,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进而推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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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公共管理是新型公共行政理论与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政府等公共部门需要重视公共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因此,我们要分析当前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并根据产生的原因,制定解决的对策,构建新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更好地适应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新的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进一步改变传统公共管理理念,其中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管理是关键,这一转变标志着政府的职能与角色将进一步转型,政府提供服务,也意味政府即向服务者的方向转变。因此,要想改革与创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必须要构建新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更好地适应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思路
1.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第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行政,在“服务行政”中,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最大限度地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第二,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因此,公民的需求是政府提供服务的导向与出发点。
2.政府等公共部门具有“掌舵”职责。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共部门的管理与具体操作分开,认为政府是制定政策,而不是去执行政策,政府的角色是“掌舵”,即政府变革的职责。而不是“划桨”。当前,我国政府完全忙于“划桨”而忽略了“掌舵”的职责。传统政府低效,做了许多做不了的事情,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
3.政府等公共部门应引入竞争机制并追求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公共管理部门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让大量非政府或非公共部门参与,来增加政府部门的压力,进一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规避政治风险。此外,公共管理部门应该追求效率,通过制定的成功管理手段来实现对效率的追求。
二、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滞后。首先,竞争观念不足。当前,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中缺乏竞争观念和竞争机制,在选人用人观念上,组织服从观念很重,组织安排阻碍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法制观念薄弱。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观念相对薄弱,长期受人治干扰比较严重。在人事管理体制下,任人唯亲难以避免。法制观念薄弱,从事政府的官员腐败,以权谋私,为自己谋取私利,造成腐败。
2.人力资源管理中晋升制度不完善。首先,上升通道较为单一。公共管理部门人资源管理活力缺乏、管理效率低下。“职务本位”是当前公共部门人力晋升的主要障碍。其次,轮换岗位制度执行不到位。采用岗位轮换制可以防止腐败,激励人员工作积极性。当前岗位轮转中制度执行不到位,容易流于形式,在实际操作中主观性与随意性过强。再次,论资排辈现象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潜规则成为晋升中具有影响的因素,没有资历就难以上升。这给年轻有见识的人员影响很大。
3.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制度僵化。首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乱象。我国公共管理部门补贴不均、津贴随意发放、隐形福利仍然存在,不利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健康发展。在一些公共管理部门中,很多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很多人是另寻“体制外”途径来增收。其次,薪酬调整有失规范。公共部门人员的调薪与市场供求等之间存在差距,不利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持续积极性的保持。再次,薪酬分配不公现象存在。当前,我国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薪酬水平普遍较低,不同地域薪酬差别现象也较为严重,进一步拉大了公共部门内部薪酬之间的差别。
4.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培训体系不完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培训教育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第一,对个人需求的忽视。当员工有培训的需求,期望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得到管理者的赞赏,寻求最大限度的自我满足。所以说,公共管理部门要帮助员工满足个人需要,注重培训规划,重视个人对培训需求的考虑。但是,我国公职人员培训大多都流于形式,联系实际不够,直接导致培训针对性差,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第二,缺乏系统性的培训评估。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评估不足,缺乏对培训需求分析科学性的评估,培训评估体系缺乏系统性,使很多培训形式化,致使培训效果不佳。第三,培训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公职人员培训的制度不健全,关于培训的专门法律保障还很少,缺少详细的、具体的配套法规和细则。所以,要尽快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以满足公共部门发展的需要。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提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1.更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要引进市场化的理念,以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首先,市场化的理念。引入市场化的理念,有利于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使公务员队伍精干化和高效化。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共管理的效率,要引入竞争机制。公共部门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合理利用资源,提供既有效率又有责任的公共服务。其次,重塑以人为本的新的管理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人为本的“服务行政”,在提升管理时,需要改变传统的“管治行政”,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重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公共部门人才创造性和潜能的发掘。再次,法制化的理念。在公共部门管理中树立法制化的理念,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保障其具有法律效力,使其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关系,才能保证公职人员行使权力有法律的规定,依法进行管理,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在要求。
2.完善激励机制并提升管理手段的科学性。首先,需要完善现有的激励机制。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上,公共部门形成合理的评价机制,改变现有的薪酬机制,提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管理。同时,建立有效的评估手段,完善激励机制,从而使得绩效评估能够具有激励员工向上。其次,还要采用当前较为先进的科学管理机制。随着网络化的普及,我国公共部门管理中,要积极学习与解决外国的先进管理手段,实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效率。最后,还需要增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培训机制。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要重视职业生涯的规划,促进公职人员思考个体与组织要求之间的差距,解决了个人参与培训的动力源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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