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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学西化本土化
【论文摘要】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本文试图归纳分析存在的问题的表象及成因,做一番梳理。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p#分页标题#e#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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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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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愈显突出,而这些“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对外宣传活动无法离开翻译这一媒介。因此,“翻译工作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沈苏儒,1992)
外宣翻译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
为了更好地发挥对外宣传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际交流有效的开展,本文浅析了外宣翻译的特点,并结合外宣翻译的受众效果,提出了相关建设性的翻译策略和要求。
在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的前提下(所有翻译工作都需要遵循 “信、达、雅” 的标准),外宣翻译工作者还要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的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
对外宣传的任务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外宣翻译要最大程度地保证其交际功能。交际翻译要求译者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和特点,时刻不忘要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在充分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进行跨文化意识转化,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取舍,调整文体,满足受众的接受心理,选择通顺易懂的语言,以保证交际目的的实现。(于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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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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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相比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现象有很重要的帮助,本文简要论述一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1.产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于19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产生。
2.初步发展:19世纪末,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向全球的侵略扩张。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它们纷纷争做中国的债主,抢夺筑路权,开采矿山和竞相建厂。列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商品输出仍在扩大。
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支付巨额赔款,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于是民间出现了办厂的热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初步发展。
3.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政策,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暂时放宽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他们的工业也因战争需要而转为战争服务,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不仅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让出了部分中国国内市场,也为中国民族工业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4.曲折发展: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推出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民族工业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努力,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民族工业出现较快发展。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国民政府即官僚资本的压制,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
5.日趋萎缩: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加紧对华侵略,国民政府出卖国家利益。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这些因素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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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代理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宪政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宪政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宪政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宪政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宪政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主权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宪政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宪政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宪政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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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宣翻译是为了传递信息和促进交流,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对外宣传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际交流有效的开展,本文浅析了外宣翻译的特点,并结合外宣翻译的受众效果,提出了相关建设性的翻译策略和要求。
关键词:外宣翻译;文化;翻译策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愈显突出,而这些“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对外宣传活动无法离开翻译这一媒介。因此,“翻译工作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沈苏儒,1992)
外宣翻译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
为了更好地发挥对外宣传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际交流有效的开展,本文浅析了外宣翻译的特点,并结合外宣翻译的受众效果,提出了相关建设性的翻译策略和要求。
外宣翻译(C-E translation of Publicity Materials)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
广义的外宣翻译包罗万象,几乎涵盖所有的翻译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对外宣传有关的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的翻译概念。
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治、文献、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
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
外宣翻译,顾名思义,是要完成那些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任务,所以“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翻译成外文,并通过各种媒介,对外发表和传播,让外国读者准确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从而更好的了解中国。
在我国,外宣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中文译成英文,或者是其他外文,向世界传播来自中国的声音。凡是同外国人有来往、有接触,影响到外国人在中国的吃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翻译都可称为外宣翻译。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Culture specific)交际现象,译者在翻译外宣材料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工作。
外宣翻译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外宣翻译的目标读者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外宣翻译工作者只有充分认识和牢记其目标读者的不同,才能很好地完成“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任务。
翟树耀曾说“把外国人当作对中国的知识一无所知准没错。”赵浩生先生也曾说过“美国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中国所知有限。”(赵浩生,2001)
关联理论的创始人Gutt指出,不考虑背景知识,而想把同样的思想传达给任何人,这是办不到的。面对不同的受众,我们往往不仅要改变说话方式,还要改变我们想表达的内容。所以,中国外宣翻译同其他类型的翻译不同的是,一定要首先采用读者易于接受的策略,以确保在宣传内容方面获得认同。
在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的前提下(所有翻译工作都需要遵循 “信、达、雅” 的标准),外宣翻译工作者还要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的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
对外宣传的任务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外宣翻译要最大程度地保证其交际功能。交际翻译要求译者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和特点,时刻不忘要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在充分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进行跨文化意识转化,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取舍,调整文体,满足受众的接受心理,选择通顺易懂的语言,以保证交际目的的实现。(于杰,2010)
英汉两种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规范,在词法、句法和修辞等方面差异较大。从用词方面看,汉语表达趋于雅,英文趋于白;从句式结构方面看,英语注重形合(hypotaxis),汉语侧重于意合(parataxis);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风格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汉语的宣传材料相对来说通常含有过多的华丽辞藻和修饰语,而英语比较注重客观事实,平铺直叙。外宣翻译时,译者要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修饰词,以保持外宣译文简洁直观的特点。
(祁世明, 2009)
例如,每场会议召开时总会出现“胜利召开”的说法,若直译成“ the meeting is now successfully convened”,而外国读者则会以为会议之前有许多阻碍。又如,“不切实际的幻想”若直译为“impractical illusion”就不是很恰当,因为幻想本来就不切实际。再如,“不幸的悲剧”若直译成“unfortunate tragedy”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悲剧本身就是不幸的。(林本椿,2004)
因此,汉语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富有文采的表达在英语中都变成了非常客观简洁的表达“smash”(彻底粉碎)、“Travel a lot”(走南闯北)、“overjoyed”(欢天喜地)、“spotless/pure white”(洁白无暇)、“featureless/ordinary”(平淡无奇)。
一些拼写正确、语法也看似通顺、十分“忠实”原文的译文,因为其话语构建方式没有考虑译文语读者的接受心理,违背西方受众的习惯传统,同样在英语语境中格格不入,难以得到英语受众的认同,从而无法取得译文的预期效果。
例如:创造绿色饭店,倡导绿色消费(莆田东方国际大酒店)译文为: Establishing Green Hotel Initiating Green Consumption。
上述翻译改为Green Hotel Green Consumption足矣。
再如翻译“地大物博”、“团结与进取”时,译为“vast territory”和“unity”, 采用了舍形保义的方法,使用简练的语言有效地传递了信息。以上翻译都遵循了英语的表达习惯,避免了文字的堆砌,因此符合了读者的接受心理。
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许多中文里约定俗成的词句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文后,不但难以达到忠实地传达中文原意的目的,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著名对外传播专家段连城先生也曾指出:“我们不可低估外国读者或听众的能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水平。”(段连城,1992:123)因此,对于汉语外宣稿件中的历史事件、地理名称、专门机构、政治术语和口号、行话和俚语、传统节日、特有的饮食文化等等,必须加予注释说明,这样外国受众看了才不会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才能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如:“五·四”运动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against foreign imperialism and domestic feudalism; 西安 Xi’an, the place of the world-renowned Terracotta Warriors;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top legislature;希望工程 Project Hope, a program to collect money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support education in poor areas ; 春节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Chinese New Year’s Day等等。
在外宣英译中,有时可借用国外熟知的典故、人物或地名等来比喻汉语中出现的相似属性的典故,即采用归化的方法。归化是指以原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读者靠拢,用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内容。如我们常将中国古代的凄婉爱情故事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比作莎士比亚笔下的“Romeo”和“Juliet”。
张健教授在《新闻翻译教程》一书中指出:“归化是文化特性的诠释,而异化则是文化特性的保留,即译文不仅要忠实地传达原文‘说了什么’,而且要尽可能展示原文是‘怎么说’的,以便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在语言文化上的特有风味。外宣就是要向国外宣传中国、介绍中国,为此,异化翻译和直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综上所述,根据外宣翻译的特点,要求译者应具备“外国人不是中国人”的意识,注意内外有别,注重中外读者的思维和心理差别,根据英文表达方式及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对中文原文进行适当的加工,即通过删减、增添、编译或重组等方法策略,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从而达到对外宣传与交流的目的,真正使中国走向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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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案件,是指以故意地,非法地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为目标进行侦察和调查的刑事案件。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现代各国刑事法律一般都把杀人列为最严重、最危险的恶性案件,施以重刑惩罚。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特点及其预防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特点及其预防对策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性变态杀人案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犯罪案件形式,有着特殊的犯罪特点。即选择侵害对象的相对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连续性; 作案手法的相似性、习惯性和犯罪手段的残忍性等特点。因此,不仅要打破常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侦破案件; 完善相关立法,消除各种影响变态心理的诱因; 加强社区建设,对特殊人群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治,多角度、多层次进行防范疏导。
关键词:性变态杀人案件; 特点; 预防对策。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多起性变态杀人案件,如内蒙古乌兰察布赵志红系列强奸杀人案、广州罗树标系列强奸杀人案、甘肃省白银市系列变态杀人案、辽宁杨洪军系列强奸杀人案等等。这些案件的犯罪行为人以其魔鬼般的连环强奸杀人行为,不仅仅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稍纵即逝,同时也让公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血色记忆。犯罪行为人在侵害被害人生命和尊严的同时,还对其身体器官进行肆意摧残,犯罪场面血腥残暴,这给人们心理造成极大的恐慌,一定程度引起了社会恐慌和法律秩序的震动,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一般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性变态杀人案件是杀人犯罪案件的一种犯罪形式,是指犯罪行为人在性变态心理的驱使下实施的一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它属于一种严重暴力犯罪,这类案件的犯罪行为人俗称为“色情杀人狂”或 “变态色情狂”。[1]在性变态杀人犯罪案件中,犯罪行为人不是通过一般正常人的性行为方式或性行为对象满足自身欲望,而正是通过强奸、杀人、残害被害人尸体或性征部位的器官等虐杀被害人的方式激起性兴奋、满足性欲望。
由于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的心理和行为既不同于正常人,也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犯罪行为人,他们有着特殊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同时也有着特殊的成长经历,有着双重人格和心理障碍,所以性变态杀人案件相对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而言有特殊的犯罪特点,这需要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采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去侦破和防范。
( 一) 杀人动机具有模糊性,因果关系不明显。
一般而言,普通的杀人案件犯罪动机比较明显,因果关系比较清楚,杀人行为有清晰的内在逻辑联系,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因经济利益、感情纠葛或者个人仇恨等原因,会出现常见的财杀、情杀、仇杀等犯罪行为,虽然有些场面残暴血腥,甚至也有杀人碎尸等行为发生,但侦查人员可以根据现场痕迹和调查访问情况获取犯罪嫌疑人相关信息。而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在选择作案对象时往往没有明确固定目标,[2]被害人往往为某一类人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二者之间有可能从来没有谋面,也不曾相识,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也没有明显的犯罪动机,只要被害人属于犯罪行为人喜欢的类型,在恰当的时间、场所、地点就会实施犯罪。
从这点来看,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因果关系不那么明显。
( 二) 选择侵害对象具有相对性。
虽然性变态案件的犯罪行为人杀人动机具有模糊性,在作案前选择作案对象不明确,使得他们作案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冲动性和偶然性,他们常常选择某一类人,或者具有某一特征的人群。有些犯罪行为人会以对方某些长相特征、衣着特征、语言特征等选择被害人,这恰恰说明了他们选择对象具有相对性。如杨洪军所选择的作案对象,都是他自认为长得漂亮的成年女性; 北京张双立主要针对工地收购工程扣件的单身女性实施杀人奸尸行为。
( 三) 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连续性。
在作案过程中,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常常是神出鬼没,没有具体的地点和被害对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随意性,人们往往害怕自己会成为犯罪行为人下一个选取的目标。犯罪行为人作案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一是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作案具有随意性和作案对象的不特定性。在作案时间上间隔不一,没有规律可循; 在作案过程中随时发现,临时起意,随时动手杀人,随意性强。二是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绝大多数性格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不善于与他人交往,喜欢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经常出没于他们偏好的各种地点和场所。而且这类犯罪行为人具有双重人格,善于伪装,给人印象好,为人和善,在家是好老公、好爸爸,在单位也是骨干力量,隐藏能力强,不易被发现。如跨度 10 余年作案 15 起的赵志红性格内向,为人和善,从来不与其他人发生纠纷,即使对方有过错,他也让着别人,哄其他人开心;某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外表斯文,胆子特别小的男人,在前期侦破过程中,因有人举报被列为侦查范围之内,后就因其村长给公安机关担保的话 “一个鸡都不敢杀的人,怎么可能去杀人”而轻易排出。
尽管犯罪行为人在作案时间间隔不一,但此类犯罪案件都具有连续性的特点。[3]他们通过初次作案的尝试,充分体验到这种犯罪的快感,虽然犯罪后产生了自责,害怕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但随着公安机关没能及时侦破该案后,他们的犯罪心理会因犯罪得逞和警方侦办无力而得到巩固强化。他们会回忆当时作案过程,迷恋杀人后得到刺激快感,更会回味那种操纵、支配和控制他人的感觉。当特定情境和特定人群出现时,犯罪行为人就会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无法控制自己的犯罪情绪,伺机作案,所以变态杀手往往容易成为连环变态杀手。赵志红在审讯中说到: “我像着了魔上瘾似的,如果不继续作案,浑身就不舒服。”
( 四) 作案手法具有相似性、习惯性。
每一个犯罪行为人经过多次的犯罪行为后,他所选择作案对象、作案方式方法、现场处理的方式、尸体侵害程度、选择作案环境、现场带走被害人身体器官等等都具有一定相似性。[4]尽管犯罪行为人在每次作案方式方法上都不会重复和叠加,都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但从总体来说,犯罪行为呈现出习惯性和稳定性。如赵志红对搭乘出租车的被害人先进行威胁,然后进行捆绑、强奸、杀害、抛尸,从现场捆绑被害人的手法上看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又如甘肃白银市性变态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除了对被害人制造了几十处刀伤外还割切被害人胸部和阴部。
( 五) 犯罪行为具有残忍性、社会危害性极大。
普通强奸杀人案件虽然有时现场凌乱、残忍,甚至还出现碎尸抛尸行为,但是整个命案现场不会出现多余的、过剩的行为。但性变态杀人案件的杀人方式却有所不同,犯罪行为人由于心理严重失调 ( 变态心理) ,在作案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手段残忍、手法异常,现场血腥残暴,毫无意义的行为繁多。在很多情况下,犯罪行为人在强奸杀人过程往往不是追求性的快感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而是享受被害人死亡过程、现场环境、现场氛围给他带来的感官刺激,有些犯罪行为人虽患有性功能障碍没有对被害人进行性接触,但却大肆对被害人进行猥亵、伤害,他们享受被害人因被刺带来的叫喊声。有些犯罪行为人用刀或者木棒插入被害人的阴道或腔体中。[5]有些犯罪行为人杀人后进行虐尸、奸尸、碎尸、挖心、掏肠、摘肝; 有些犯罪行为人逃离现场时破坏并带走被害人人体器官,回家后喝人血、吃食人体内脏; 有些犯罪行为人还会剥离尸皮、人体器官带回家泡酒珍藏或者做成手鼓之类器物。
如辽宁鞍山张青香杀人奸尸 7 人; 辽宁的杨洪军用刀剖开死者的腹部,残害女性性器官,割走被害人的乳房; 广州的罗树标作案时割去被害人乳房和外阴,有时也用乳罩或袜子塞住被害人的嘴或阴部; 甘肃白银市的性变态狂虐杀 9 名女性,多名被害人性特征部位有几十处刀创,身体不同部位的器官或者组织也被带走。
性变态杀人案件之所以与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有所不同,关键在于犯罪行为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异,产生了一种变态心理,它深受现实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除了遗传等生物学因素外,[6]犯罪行为人还因灰色童年、青春发育期心理障碍、婚姻感情挫折、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性功能障碍以及黄色文化、舆论媒介的影响和政治生活上的打击所产生的人格障碍等等原因而产生变态心理。有些犯罪行为人儿童时期性变态心理的倾向就有所表现,在成年或者成家之后性变态杀人意识越来越明显,并开始大胆实施。有些犯罪行为人因在成家之后夫妻性生活不和谐产生外出寻找满足性欲的对象进行变态性行为的想法; 有些犯罪行为人成年后因受到某种打击产生仇恨畸形性变态心理。
性变态杀人案件相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具有特殊性和针对性,虽然一般的犯罪预防措施同样适用于此类犯罪,但因这类犯罪有着其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方式,需要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采用特殊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去侦破案件。同时也要加大法制宣传,消除不良社会因素,广泛进行社会综合治理和防范,对特殊人群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治。
( 一) 打破常规,多角度、多层次地采取侦查措施,及时侦破性变态杀人案件。
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曾经说过,在侦办刑事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就是排除变态杀人案件或性变态杀人案件的可能,这是因其案件的特殊性,采用一般的侦查措施有时是无法侦破此类案件的。
性变态杀人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根据犯罪现场情况、犯罪现场留下痕迹物证、被害人损害程度以及罪犯留下的特殊信息,[7]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心理画像,勾画出犯罪行为人的体貌特征、作案方式方法、生理缺陷、性格特质、居住环境、家庭情况、暴力倾向等特征,以此划定侦查范围,从而对该地区的重点人员进行广泛摸排。如果某地发生多起性变态杀人案件的,侦查人员要根据案件情况大胆进行串联并案,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如技术侦查手段、视频监控技术、网络安全监察技术、DNA鉴定技术等等,集合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侦破案件。快速侦破案件不仅可以让犯罪行为人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可以让犯罪行为人产生作案恐惧感,钝化犯罪动机,防止其再次连续作案,所以主动出击、快速侦破案件也是最好的预防措施。
( 二)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女性防范意识和应变能力。
公安机关以及其他社会法律机构要加强法制知识的宣传教育,特别要提高女性的法制观念,增强女性 “防色抗魔”的能力和识别犯罪行为人的能力,掌握一定的反被害常识。单身女性不要独自去偏僻场所,更不要独自夜里外行,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得单独与不熟悉的人相处,晚上要关闭好门窗,单独出行时要家人陪伴,平时不捡小便宜,不搭顺路车,不给犯罪行为人乘虚而入的机会。即使遭遇“变态色魔”,头脑要冷静,思维要清晰,以保护自身生命安全为前提,机智灵活应对犯罪行为人,如谎称自己有性病、家人马上就要回来或者假装配合到洗澡间拨打电话报警求救等等; 犯罪过程中要记住其体貌特征以及其他犯罪信息,案发后要及时报警,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让犯罪行为人绳之以法,彻底消除犯罪隐患。
( 三) 消除不良社会因素,加强社区对性变态者的影响力。
探究各种性变态杀人案件,犯罪行为人之所以发生性变态心理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社会交际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犯罪行为人因接受教育低下,儿童时期遭受父母的虐待、毒打,成年后因社会竞争压力加大产生就业困难,生活贫困,收入差距加大,婚姻生活不幸福,遭遇社会不公等因素影响,逐渐产生性变态犯罪意识,铸就了犯罪行为人的变态人格。所以国家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层次,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努力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美满、社会安定的良好格局。
犯罪行为人因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区域,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的生活社区,时时与社区的人、事、物接触,这些区域又反过来对犯罪行为人的个体心理发展和人格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同时,要加强社区建设,提高对犯罪行为人心理干预的能力。[8]充分发挥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社区群众的作用,建立完善 “警民共建”、 “群防群治”、“治安联防”、“人民调解”等社会防御机制,建立一支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机构,对性变态心理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尽力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早康复。
( 四) 关注特殊人群,适时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
除了对性变态杀人案件的犯罪行为人进行防范以外,还应该密切关注有人格缺陷和恢复自由的 “两劳”人员等个体人群,对出现人格缺陷的、有性变态迹象的或者已经性变态的人群适时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治。
1. 对出现有人格缺陷倾向的人群,社会要通过家庭、学校、单位、社区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分析其产生人格缺陷的诱因,了解其内心真实想法,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合理发泄内心的不快,共同培育良好的心理,使其回到正常工作生活当中去。“两劳”人员因长时间被羁押,恢复自由回归社会后,因就业困难、生活贫困以及社会不公等因素,心理很容易发生变异,变态心理就会显现。据不完全统计,“两劳”人员重新犯罪的概率达 70% 以上,一旦他们再次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性变态杀人案件也会增加,所以公安机关要密切关注 “两劳”人员这样的特殊人群。[8]定期对刑满释放和解教人员进行回访,一方面真正关心其家庭生活和帮扶他们再就业,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另一方面可以借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掌握其行为动态,一旦发现有任何违法动向,坚决予以打击处理。
2. 对于已经有性心理变态迹象的人群,[9]除了进行批评教育和违法惩戒外,社会应该组织变态心理专家、犯罪心理学家进行心理疗法、行为疗法、经验疗法等心理治疗措施,矫治其变态心理,使其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做一个社会有益的人。
3. 对于患有性变态心理的人群,家庭和社会应严加监护或监管。性变态患者的监护人应及时送其到相关的心理矫治机构或者相关医疗机构救治,直至恢复心理健康。如果家庭无力监护或者救治的,应将其送到国家指定的专门监管机构或者国家强制执行监管行为,防止性变态者实施危害社会的事件发生,同时法制部门应不断完善性变态心理犯罪相关立法,加大惩戒力度,对性变态杀人的犯罪行为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力,使其犯罪动机钝化,回到正常的心理状态。
( 五) 加强对心理矫治人员的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心理矫治专业队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开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变革,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加大以及社会种种不公等因素日益凸显,打破了人们的心理平衡,引发出各种变态心理。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性变态者会愈来愈多,心理矫治工作就显得愈加重要。[10]针对我国心理矫治专业人员不多,层次不高的现状,国家应加强政府投入,不断提高心理矫治人员的待遇,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心理矫治队伍,最终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性变态杀人案件不仅手段残忍,影响极坏,而且此类案件因果关系不明显,犯罪行为人行踪不定,作案没有规律可循,公安机关侦破难度极大,所以性变态杀人案件应重在预防,其次才是打击。在预防过程中要依靠社会、社区、家庭等各方面力量,从犯罪主体和犯罪诱因着手进行全方位预防,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公、改善社会结构、减少收入差距、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加强社区建设,对性变态心理的人群适时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治,使其具有正常的心理和良好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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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政策分析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广为关注的活动之后,研究其实质、特点和内容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公共政策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将分析的观念和方法运用于政策活动。它是分析人员以政策问题为中心,以政策过程为线索,以民主为依归,以倡导、交流为目的的质疑性的、能动性的、政策知识和主张的创造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共政策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公共政策是实现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有效和重要的手段,而在整个的政策制定和运作过程中存在其本属的特点,本文将重点论述公共政策的特点和存在某些的不合理或者不公正的因素。
[关键词]公共政策 公共性 主体
公共政策的决定以及政策制定的合法化的基础和前提,必须是理性和科学的思维和决策。一般来讲,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作中涉及的主体为国家公共的法权主体。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主体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及参与主体,具有广泛的涉及和影响范围,具有严格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主要是公治性、公有性以及公享性。
公共政策公有性是指为每一个公民的权益以及意愿设立,是政府为了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方式,并非某些精英或者某一个精英集团所独有。
公共政策的公治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是需要每个公民的力量和智慧,也就是说是依靠公众共同来治理,并不是说公共权力机关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每一位公民或者政策的权益涉及者都是公共政策制定实现过程的主体,每一位公民和政策权益涉及方对公共政策实现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共政策的公享性是对于公共政策的效果来说的。社会的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和效益,所以说,公共政策所带来的效益是被全体社会公众和利益涉及方所共享,惠及了全体公民,体现社会公会的意愿。
另外,无论是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运作的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权力者,主要包括国家法定的公共权力者、政治权力者和非法律权力者。公共法权者指那些具有一定的法律认可的权力机构或者获得法律的承认、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威影响力的精英或者精英团体,他们是公共机关和具有官方性质的决策者,可以称为公共政策的直接制定的主体。社会政治法权主体和社会非法权主体被称为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可以称为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可以体现在以下的三个层面意义上:
首先,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必须具有合法地位,因为公共政策是要求获得公众全体同意或者支持的,这就是说公共政策涉及的是全体公众的利益以及权利。其中,公共权力机构是用来维护我国社会公正同时弥补市场经济造成的制度缺陷。与此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全程都要求公众来一起参与其中,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体现在除了传统意义的公共权力组织外,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的主体是每一位公民。
其次,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公共性有别于市场机制追求的效率优先,公共政策是一种用来弥补市场不足造成的缺陷的制度,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主并且承担社会责任。其中,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公共性表现在社会公共利益上,它关系的是全体公众的利益,是公众的选择,而不是个别的团体或者组织的谋私工具。
再次,公共政策手段的公共性,公共政策的实施和公共政策的执行都依靠的是公众的权力,并且通过国家强制性来实施与执行。它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公共意识的力量和体现出公共意志的力量,是“公意”的表现,而不是个别人或者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或者手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精英运用的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严重地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特征。
为确保公共政策的真正公共性,应当有效地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保证。第一,要加大公众的参与机制,主要解决政策公共性“弱化”的问题,打破精英的主体控制能力,分化限制他们通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谋私行为,加大公众的知情权,使政策制定的过程更为完善。第二,完善政策的评估机制。实际情况下,由于人为因素,政策会沦为某些团体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从而使公共政策丧失了公共性,这就是所谓的政策的公共性“异化”。如果在政策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在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前提下,完善政策的效果评估,打破精英迷信的行为,建立健全政策负责的制度,对于非法、失误的政策制定者追究其责任,以期加大精英的责任意识,减少政策运作过程中的政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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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须培育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时代大学生。但是,高校德育实效性低,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德育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因此,研究我国当代大学生思想品德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掌握我国当代大学生思想品德存在的问题,同时深刻认识当代大学生思想品德培育的重要性,是增强我国高校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促进我国当代大学生思想品德全面、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其教育管理模式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当代大学生接触都更多的新鲜事物,对于世界的变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受到环境极大的影响。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学生的思维判断能力,高校教育需要通过科学的教育引导和教学管理实现对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行为价值引导。本文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进行分析,以西藏大学教育管理模式创新为例,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提出了有效的建议。
(一)大学生思想行为主要特征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较为的活跃,行为表现受到思想意识的影响会呈现着不同的形态。从时代发展的特点来看,大学生思想行为的民族性表现最为明显。以西藏大学为例,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布非常广泛,受到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学生的民族情感较为的强烈。尤其是随着我国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学生们感受到国家发展,形成了高度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非常的强烈。开放性是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另一特点,学生们面对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和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对于新事物的掌握程度之快,行为选择也更加的大胆,学生们敢于突破传统,寻求创新,张扬个性,充分的展示自我。同时大学生追求自由平等,渴望获得社会的肯定,想要较快的投身到社会实践当中,在思想行为活动上表现的较为的灵活,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内。而这些特征如果能够实现科学的引导,能够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将会持续一生。
(二)大学生思想行为主要表现
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表现非常的丰富,想要表现自我的愿望非常的强烈。在校园实践中,学生们在学科学习的过程中,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现实事件有自我的认知和判断。追求平等和自由,希望能够尽早的走出家庭和社会,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但是对于未来生活的计划和目标趋向于理想化,很容易受到现实困境的打击。在人际关系处理问题上,大学生更倾向于随性自由,不愿意受到束缚,在集体环境中很想要获得大家的关注和认可,想要表现自己。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大学生很容易对错误的信息产生盲目的跟风,受到错误讯息的影响,失去理性的思考,从而做出错误的行为表现。当代大学生是思想意识活跃开放的群体,关注现实、关注生活,能够将自我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在总体上还是处在良性的发展阶段。
(三)大学生思想行为影响因素
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主要分为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内在影响是指作用于大学生内心情感认知体现的思想意识,大学生通过多年的学习积累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而这些内容都能够形成强大的精神内化作用,帮助学生形成对于外界世界的一个感受。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特点较为的明显,内在的影响直接推动大学生形成个体的行为方式。外在的影响因素来自于家庭、社会和学校,大学生实现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一个行为过程,家庭的影响是最基础的影响,家长的思想和行为在日常的生活交往中很容易对大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学校环境是在集体范围内的学习和生活实践,学生们接触到更多的知识内容,接触到更多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学会了知识获取的方法,有了自己的主观认知。在社会范围内,大学生还没有直接的社会接触,但是通过多渠道的了解,有一个对社会整体的认知,加之自身价值目标的设定,对于社会实践有主观的选择。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影响因素够是可以实现良性转化的,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引导因为现实因素的丰富面临了更多的挑战。
(一)注重大学生民族性思想政治教育引导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应该尤其重视大学生民族性的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应该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以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为己任,在群体的交往互动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西藏大学是西藏自治区的综合性大学,重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引导,重视对于学生的民族性的教育,在学科教学中重视对于西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培养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兴趣,提升学生的文化视野,鼓励学生去主动的接触民族文化内容。增强对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自觉的承担民族团结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坚决捍卫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做出重要的努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参与能力,以促进民族发展为己任,努力学习,不断的完善自我,为投身到民族建设发展中做出积极的努力。
(二)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行动指引
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教育管理上应该充分的考虑到社会性的发展因素,对于客观的现实环境做出清晰的判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让大学生能够关注现实、从多个角度去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大学生在看待社会发展取得的阶段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社会发展存在的困难。西藏地区地域位置较为的特殊,民族文化种类繁多,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西藏大学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中应该多鼓励大学生投身到本地区的发展建设中,看到民族发展存在的不足,通过自己的学习成果的实践应用,为自己的家乡,为西藏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当代大学生的应该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思想行为为民族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在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三)注重大学生思想行为个性化把握
大学生思想行为表现体现了时代性的特点,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中应该为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学生的个性发展是未来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需求,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较为的活跃,接触新鲜事物的速度非常快,融会贯通的能力非常的强。学校应该鼓励大学生勇敢的展示自我,表现自我,大胆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大学生通过创新动力实现对民族发展的推动力,大学生个性化的把握应该讲求原则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上,学校应该帮助学生制定长远的职业规划,将个性化的发展和职业规划联系起来,制定近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目标,通过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将个性化的思想行为的优势性发挥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的教育管理需要实现刚柔并济的教育对策,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注重科学的教育手段和教学引导,重视对大学生教育管理的长效影响力。针对高校发展的现实情况,顺应社会发展的整体方向,为当代大学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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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最后阶段。在这里,他们不仅要学习专业文化知识,更要形成自己的健康人格。思想教育工作针对性、实践性和发展性的特征如何体现等,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予以充分认识和认真思考并应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当代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特点及其教育针对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前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多年的时间,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社会各个领域正出现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想不断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人们,作为曾经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亦不能例外。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当代90后大学生作为特定的一个人群其思想也呈现出多样性。大学生作为优秀青年的代表,是当代社会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大学生的意识形态与当代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影响有关。新的社会环境使当代90后大学生思想产生了新的变化和特点。我国当代大学生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思想政治状况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受到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90后大学生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具有更多、更显著的特点。
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特点,认真分析其原因,是做好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基础。
(一)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在政治上不够成熟。
爱国主义是当代大学生思想的主旋律。当前,我国经济经过长期持续快速发展、GDP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使得当代大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对国家和民族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绝大多数学生都立志努力学习,刻苦专研,愿意为祖国的强盛、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一部分人对政治原则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不够清楚、透彻,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不清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不能把爱国热情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这部分人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容易冲动,导致行动失控,走上极端主义。
(二)价值取向多元化。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种思潮文化相互激荡,必然通过社会、学校、家庭等多种渠道向大学生辐射;面对这种“冲击波”的振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而且充满了困惑、苦恼和迷茫。这是整个社会价值观裂变在大学校园里的典型反映。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集中体现在对个人事业的追求上,即除以满足社会客观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自身价值取向外,多数学生还将自身需求能否满足以及满足的
程度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他们都选择更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奋斗目标,更注重寻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更多的是显示自己以求社会的承认,来体现自身价值的存在。
(三)个体意识较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认可个体意识多样化的存在,这为大学生个体意识的强化提供了社会基础。突出个体意识,反映了大学生不愿被淹没在群体中而成为无个性的人的一种心态。他们在认知、意志、情感等方面更注重自己的独立意识,更强调个性化,主要表现为不趋同,更注重个性的独立。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学习等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的个性。他们不再局限于老师的教导,不再满足于书本的条条框框,敢于质疑,用自己的视野观察世界。他们有较强的表现欲。他们在各种活动中要显示自身价值的存在,敢于开拓创新,敢说敢干。他们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当代大学生个体意识强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强烈的参与意识上,他们对事物的评价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一有机会就身体力行。学校开展的青年志愿者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活动以及开展的辩论赛、演讲赛等,他们都踊跃参加,这些都体现了大学生强烈的参与意识。
(四)危机感强烈,自主学习意识淡薄。
大学生的危机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首先,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也是空前的。当前的社会是异常激烈的,生存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个人能力再强,也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此外由于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自身期望值的过高使得他们不能理性的看待当前形势。在这种对立的局面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便日益突出,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寒窗苦读十多载,谁也不愿落得这样的结果。其次,独生子女心里负担重的压力。
当前大部分大学生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从小就得到了父母的溺爱,他们是父母唯一的希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都把对子女的教育放在了首要位置,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教育方法和相应的知识,对子女的教育上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突出一点就是对孩子寄予太高的期望,其结果给孩子造成了沉重的心里负担。再次,大学生心里危机。目前大学生身负各种压力,而大部分的心里承受能力有限,在各种压力交织的情况下,找不到释放压力的出口,极易造成各种心里矛盾和困惑。最后,在各种危机交织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学习危机也越来越突出,他们不像在高中时那样为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废寝忘食,以为进了大学就高枕无忧,渐渐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自主学习的意识愈来愈淡薄。最终其结果便是专业知识的基础不扎实,与社会要求相距甚远。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三观”教育应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因此,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所在。应该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他们道德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觉将个人学业与国家大业紧密结合起来,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同甘共苦,自觉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必须做到“四个到位”、树立“四个意识”、依靠“四个力量”。
所谓做到“四个到位”即一要认识到位。要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要制度到位。要在高校建立协调配套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办法,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有效、规范运作。三是要覆盖到位。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面要更宽,渠道要更多,手段要更先进,教育要实现网络化,工作中不留盲点。四是要工作到位。要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反映迅速、富有敬业精神的、熟悉并掌握心理学知识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在工作中能迅速出击,解决问题。
所谓树立“四个意识”即一是要树立质量意识。高校要注重和加强人才能力、素质、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不断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二要树立超前意识。高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重培养大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要着眼于未来,不断更新观念、更新思维。三是要树立平等意识。高校思政教育要牢牢把握大学生的心里特点,把大学生当成可以信赖的朋友和必须尊重的亲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沟通。四是要树立服务意识。高校在学生思政教育中,要充分发挥三位一体的整体功能和潜移默化作用,树立全心全意为大学生服务的意识。
所谓依靠“四个力量”:一是要依靠组织力量。要依靠党团组织和学生会,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党组织活动、社团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之中,使之既生动活泼,又扎实有效。二是要依靠知识力量。高校的思政教育者,作为学生思政教育的主力军,要具备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要掌握必要的科技知识及其发展动向,具备较深的人文知识底蕴。三是要依靠主体力量。在高校学生思政教育中,大学生是主体。要依靠大学生的能动力量,充分发挥大学生之间便于沟通,易于交流的优势,促成大学生的思想朝着预期的方向转化,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四是要依靠人格力量。作为一名高校的思政工作者,人格魅力尤其重要,要让学生从心里佩服你,支持配合你的工作。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坚强自身修养,完善自身的人格,要尽量在学生面前树立知识渊博、待人真诚、为人师表的良好形象,做大学生的表率,才能对大学生的教育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3、加强大学生心里辅导与就业指导。
学校心里健康工作者应给予大学生心里辅导,端正他们的就业态度,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让他们在心里上接受就业难这个现实。同时,还应该加强就业指导,将所学知识能够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且开设相应的就业指导课程,增加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总而言之,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当代大学生的思政工作,为此高校思政工作应不断发掘各种问题,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努力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远大理想,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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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民众也不再是简单的 人民 ,而是具有公共参与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一)新公共管理的内涵
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内涵,胡德从管理过程的角度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
(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
(2)明确的绩效标准和测量。
(3)格外重视产出和控制。
(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
(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
(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
(7)强调资源利用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我国学者张成福和党秀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人为假设,基于公共选择代理人理论及其交易成本理论,以传统的管理主义和新泰罗主义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点在于:强调经济价值的优先性、强调市场机能、强调大规模使用企业管理的哲学与技术、强调顾客导向的行政风格。”这种观点简洁而又抓住了重点,概括了新公共管理的实质内涵。
(二)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是重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即是通过绩效评估和绩效衡量,推动绩效持续改进的活动。通过绩效指标的设计,对政府的活动和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估,从而追求政府管理的经济、效率和效能,落实政府责任。二是主张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由于政府机制存在本质上的缺失,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即政府失灵。而新公共管理主张引入市场机制,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弥补政府治理的弊端。竞争机制的应用还可以打破政府的自然垄断现象,促使其提升效率。三是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传统的行政模式主要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不同,排斥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应用于公共部门中。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比如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效率导向等等四是强调顾客导向。顾客导向的理念主张将企业管理中顾客至上的精神应用于政府管理,以顾客需要为施政方向,以顾客的满意为目标。政府以顾客为导向,改变了传统上政府的权威心态,重新定位了政府职能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一)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必要性
1.对改革开放来中国历次行政改革的回顾和问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推行了很多轮机构改革。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行政改革是在1982年,主要是针对机构臃肿、部门职责不清、工作效率低下等方面。故这次改革以“适应工作重点转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核心。第二次改革开始于1988年,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等。第三次改革发生于1992年,为了适应党的十四大上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政企分开、精简机构编制等几个方面。第四次改革是在1998年,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等。第五次改革是在2003年,主要是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等,以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政府机构改革伴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虽然中国的行政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的几次改革作用明显,但仍没有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依然存在政府职能配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另外,这些改革缺乏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指导,也没有很好的运用新公共管理。我国一直未能走出行政改革中存在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所以合理运用新公共管理推动我国行政改革势在必行。
2.中国现阶段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行政部门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弊端。第一,行政部门缺乏绩效管理。比如政府不以绩效为导向,导致政府事务庞杂、效率低下、机构臃肿等。由于预算约束不足和缺乏成本与收益的考核,很多地方政府变成了纯粹的“吃饭财政”,造成人员膨胀和预算支出过多。第二,政府管制太多,市场发展不充分。政府职能范围过于宽广,包办所有事务,成了竞技场上的“运动员”而非“裁判员”,限制了自由市场的发展,政府失灵严重。再加上政企不分,使得市场自由发挥的空间受限、市场参与不足。政府的自然垄断排斥了市场的竞争,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比如国企的问题。另外,很多可以民营化的产品和服务却被政府牢牢控制。第三,政府的官僚体制问题严重,导致管理的恶性循环。政府的决策权威集中化,使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权较少,不能适应环境的需要。讲究层级节制,束缚了行政人员的个性发展,从而影响行政效率。总体来说,中国行政部门的问题集中在低效率和低效益。这些问题都与行政部门缺乏管理理念密切相关,亟须政府运用新公共管理加以解决。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改革中的普遍应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效益,增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也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所以,这些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行政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行绩效管理。在行政管理中引入了绩效管理中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有利于减少政府部门的资源浪费现象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并落实行政人员的责任。同时,绩效管理提供了一个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平台。政府把绩效的信息公开,便于公众了解和监督,并反映自己的意见。二是借鉴市场的力量,推动公共服务民营化。市场机制是改善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借用市场的力量改造政府,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效益。由于政府机制存在本质上的缺失,难免出现政府失灵,比如成本与收益的隔离、内部性问题等等。而市场机制的应用可以改进政府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状况,减少政府的失灵。三是合理运用企业的管理技术,建设企业型政府。大规模的借鉴企业的管理技术和哲学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实际中,政府中的很多公务人员办事拖拉、敷衍塞责,导致效率低下和民众的不满。所以,可以利用企业管理中的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等先进的管理经验来促使行政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和效益,建设企业型政府,以实现高绩效的政府。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即服务于人民的政府,以人民的满意为政府的施政目标。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看,也就是把民众视做顾客对待,政府人员应全心全意为其服务。而当前,我国官员腐败现象频发,部分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不是为造福社会,造成了官员的信任危机。所以,必须严惩腐败,规范官员的公共行为,提高其公共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新公共管理在中国行政改革中运用的原则
新公共管理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国政府的行政改革应该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的国情,对新公共管理有选择性地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运用新公共管理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看到新公共管理中所蕴含的西方特殊性,必须根据中国的现实借鉴西方经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行政法治化传统,这些国家的公共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行政的过度法治化,主要集中于低劣的管理绩效。与此不同,中国的公共管理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政府行为法治化不足,行政权力缺乏制约,非法行政的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是政府管理能力不足及由此带来的管理绩效问题。”所以,我国不能盲目照搬兴起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必须立足于实际国情而推行新公共管理。二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发挥应以发达的市场机制为基础。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市场经济都十分发达。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的发展还不健全。虽然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运用还不完善。发达的市场机制是运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不仅是物质的基础,更是体制的基础。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假思索推行新公共管理,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三是不能完全借助于市场。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存在着失灵。正如理查德•布隆克的担心:“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尽管有它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扯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应用市场机制的实践过程中,应认识到市场的运作是有缺陷的,并意识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应把政府和市场的手段结合起来推行新公共管理。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不尽相同。由于政府的公共性、政治性和多元性,使得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学者张成福教授也认为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平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所以,行政管理改革不能完全借助于市场,必须认识到市场的缺点和公私管理的巨大差异,进而综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四是新公共管理缺乏对公平正义、公民参与等民主和宪政价值的关注。“广义的公共行政,除了重视管理的价值之外,还强调公民精神、公正、公平、正义、伦理、回应性和爱国主义等的价值。”而新公共管理以市场机制的运用为核心,追求的是“三E”(经济、效率和效益),极有可能忽视政府的公共责任和腐蚀民主政治的根基。所以,有学者建议,应把公平与公正也纳入新公共管理的政策目标,进而形成“四E”的目标。五是新公共管理是发展中的管理模式,需要不断改进。在现实中,市场和政府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政府。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所以,新公共管理不是万能的,一个政府的改革不能完全的信奉和依托新公共管理,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际的情况提出相应和适宜的公共管理模式。当前兴起的很多理论就对新公共管理有很多启发,比如公共治理理论倡导多部门合作。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等的梳理,并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改革的问题,可以发现新公共管理对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应充分的认识到我国与新公共管理兴起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制度、法治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新公共管理的很多观点还值得探讨。所以,我国的行政改革应该将新公共管理与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合理的借鉴新公共管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道路。
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现状分析
公共管理这门学科为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同时,由于短时间内发展过于迅猛,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师资队伍建设不能满足高等院校办学规模的增长速度。有的高校发现公共管理学科火热,便盲目地在本校设置公馆管理学科,然而,这些高校的自身条件达不到公共管理学科设置的客观需求,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相对薄弱,这就造成队伍建设与高等院校办学规模的增长速度的不对等。二是公共管理学科教材建设不满足专业建设要求。一些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未采用教育部组织编印的教材,而是自主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的质量不是很高,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三是教学模式发展相对滞后,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跟不上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步伐。四是理论与实践存在着脱节。理论比较空泛,缺乏实践指导针对性,难以实现学用的有机结合。五是现阶段我国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由于事业单位改革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聘制度的改革,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不能再向事业单位直接输送,“逢进必考”的人才招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管理学科人才走向公共管理岗位。加之近年来毕业生人数的剧增,使得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承受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二、公共管理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和学科发展任务
公共管理学科要想适应当前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担负起解决公共管理领域相关问题的职责,必须准确对公共管理学科进行定位,注重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析研究,不断增强这一学科的教学质量,注重对学科的规划和统筹,强化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师德的塑树和学风的培养才能使公共管理学科建成培养21世纪高素质公共管理人才的“加工厂”。一是对公共管理学科进行准确定位。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与其他公共组织一起,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从学术角度看,公共管理是研究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的价值定位和实践活动规律的一门实践性和综合性较强的学科。二是加强对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我国已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体系,为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了有力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注重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理顺研究思路,用于指导教学实践,从而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三是注重对学科的规划和统筹。在现有发展规模的基础上,不应再扩大专业规模建设,可否要根据市场需求、根据教育发展规律办学,保持教育的协调发展,尽量不要造成专业规模的失衡,以致产生就业及社会稳定问题,给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规划和统筹,确保其师资队伍建设满足学科增长速度,教材选用、教学模式符合我国当前公共管理发展的现实要求。四是强化学科师资队伍建设。高校一方面要不断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教师任教,一方面要对现有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为其创造进修、学术交流研讨的机会,使其增长见识、积淀更多的专业知识,增长专业水平,从而以更高的素质和水平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满足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的需要。五是注重师德的塑树和学风的培养。良好的学风,浓厚的学习氛围才能为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外表环境。而高尚的师德是让学生崇尚教师、尊重教师的基础。因此,为了全面提高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高校应注重师德的塑树和良好学风的培养,努力为公共管理学科营造积极向上、求真务实、勤勉严谨的学术氛围,使这一学科的学生同时牢固树立解决社会发展中公共领域各种问题的责任意识,潜心学习,扎实进取,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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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从根本上决定了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学博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进竞争机制,摆脱行政管理的惰性
物竞天择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这一规律同样也应该适用于行政管理,原因很简单,就是人都是有惰性的,没有外来的压力就没有提升自己能力的动力,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公务员都是十分令人向往的职业,不是因为工资高,也不是因为社会地位有多高,而是这是一个铁饭碗的职业,只要在编制内,就不愁没饭吃了,就这两年来,国家改变了公务员法任用制度,采用聘用制度。也就是说公务员职业不是铁饭碗,也同样要经过考核,这便鞭策行政人员不断地使自己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好逸恶劳的思想。整个社会将会重现生机活力的一面,整个行政管理体系没有了惰性,能够更积极地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另一方面的竞争是针对行业来说的,像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企业,在市场和领导权上也是垄断的,同样需要去改革使垄断走向健康竞争。一些市政工程的的竞标上也已经体现了竞争性,只需要再加以发展和传播,足以达到竞争机制的效果。
二、企业化管理,引进企业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但是我们国家现行的管理效率比较低下,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地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也管了许多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新公共管理模式就要求行政管理需要像企业管理那样,注重效益的产生。把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成本预算考虑在内,取消冗余的职位,精简制度的宽度和长度,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管理的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始终有不合之处,这便需要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市场考核,对行政管理有需要的就加以利用,不适当的制度坚决抵制,否则会适得其反。所以引进需要智慧,不要盲目随从。
三、制度的重心由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转移到实际工作绩效和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上来
法律法规只是约束人行为有力的一种方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注重实际的工作绩效和优质的服务,工作绩效是需要考核的,如果没有合格的话会被解聘。这个和现有行政管理的聘用制度相结合,足以让行政人员为之奋斗。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制定法律法规会显得有点多余,在繁琐的法律法规约束下不见得有很大的作用,精简冗余,在保证根本法律原则的基础上,把工作重心进行转移也是很有必要的。
四、重视政治对行政、公务员的影响
政治是一国根本,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等等都是为政治所服务的。行政管理制度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行政管理制度有悖于政治制度,那么行政管理有会有政治失控的危险,因此,行政管理制度应该基于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针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指导公务员应该恪尽值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服务群众。
五、总结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受到的熏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大环境下,新公共管理模式不会同时完全适用于两个社会形态的,这便要求使用者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自身的社会形态和体制,联系国家现在面临的社会现状,有选择地接收和利用新型模式。凡事都有两面性,在使用并不断向前推进时也不要忘了时时回头总结和瞻仰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好衔接,使得好的体制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被我们所吸收,加快步伐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
一、政府组织在具体的公共管理中的挑战
(一)组织封闭与社会开放的冲突。
总体来讲,政府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着整个公共社会的权力,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并且更加强调官僚等级,对于相关权利有着盘根错节的分配以及制约关系,这一系统的每一名成员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同时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权力限制。一般意义上讲,政府组织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其中的成员或者部门不能够脱离组织来行使相关权力,区别于社会的公共性,政府组织更加独立、更加封闭,并且有着严格一致的整体要求。但是时至今日,社会已经在经济条件回升的状况下,变得更加多元化,同时也变得更加开放,社会的组成成员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权力,能够行使很多自由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也对政府组织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需要政府能够进行应对,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组织需要面对的社会状况也更加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开放性趋势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冲击到了政府组织的封闭性以及权威性,从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和矛盾,没有及时有效沟通,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误读,从而使两者之间产生隔阂,发生脱节和分离的现象,这样一来政府组织将逐渐丧失公共管理方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总体来讲,在僵化刻板的官僚体制中,相关人员总是高高在上,不认为有与民众沟通的必要,从而缺失相关的机制体制,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严重的沟通不畅,相关信息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遗失或者失真,甚至出现错位误读,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状态。
(二)政府集权和信息高速流通的冲突。
在社会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展现了开放性的大势所趋,在自动化层级越来越高的信息技术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网络化的信息共享,整个社会通过信息的高速传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相关信息更加关注,并且要求更高,整个网络组织也在随着人们的具体要求在不断进行着一定程度上的重组和变迁。但是在政府组织系统中,整体的管理架构还处于上下级之间直属管理的状态,只能够通过单元化的信息控制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信息共享,这存在着很大局限性,限制了工作效率和及时有效沟通。但是在当下高端发达的信息网络环境下,信息已经能够突破重重障碍,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交流和共享,这样一来单元化的集权控制已经逐渐丧失效果,政府组织开始在公共管理中失去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公共管理进行针对性的系统改革,强化政府组织的的作用和功能。
二、社会组织促进公共管理变革
相对于政府组织来讲,社会组织属于弱势群体,没有法律所赋予的相关行政权力,并且基于社会成员的主观意愿团结到一起共同完成一项目标。这种形式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独立,并且完全能够凭借自律性进行组织管理,在此基础上强化相关的监督以及服务能力。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以及民众联系在一起,通过中间纽带或者桥梁的作用,使得民众的意见能够形成一定的声势,并传达到政府组织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政府难以完成的工作,并且能够使政府的相关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这样一来就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避免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正面冲突,使得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成员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表率的作用,通过成员的自律行为,将会对社会的整体风气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良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民将能够明确了解各方面的素质以及标准,在相互效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素质。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将会兴起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水平。
三、结语
社会组织从一定程度上讲,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工作,并能够有力推动公共管理的全面改良和变革。在日显僵化的政府组织已经不能够完成相关工作的时候,能够为政府组织留出一定的缓冲空间,实现有效的变革,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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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实验教学是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过程中实践性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培养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政府组织在具体的公共管理中的挑战
(一)组织封闭与社会开放的冲突。
总体来讲,政府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着整个公共社会的权力,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并且更加强调官僚等级,对于相关权利有着盘根错节的分配以及制约关系,这一系统的每一名成员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同时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权力限制。一般意义上讲,政府组织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其中的成员或者部门不能够脱离组织来行使相关权力,区别于社会的公共性,政府组织更加独立、更加封闭,并且有着严格一致的整体要求。但是时至今日,社会已经在经济条件回升的状况下,变得更加多元化,同时也变得更加开放,社会的组成成员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权力,能够行使很多自由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也对政府组织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需要政府能够进行应对,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组织需要面对的社会状况也更加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开放性趋势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冲击到了政府组织的封闭性以及权威性,从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和矛盾,没有及时有效沟通,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误读,从而使两者之间产生隔阂,发生脱节和分离的现象,这样一来政府组织将逐渐丧失公共管理方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总体来讲,在僵化刻板的官僚体制中,相关人员总是高高在上,不认为有与民众沟通的必要,从而缺失相关的机制体制,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严重的沟通不畅,相关信息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遗失或者失真,甚至出现错位误读,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状态。
(二)政府集权和信息高速流通的冲突。
在社会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展现了开放性的大势所趋,在自动化层级越来越高的信息技术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网络化的信息共享,整个社会通过信息的高速传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相关信息更加关注,并且要求更高,整个网络组织也在随着人们的具体要求在不断进行着一定程度上的重组和变迁。但是在政府组织系统中,整体的管理架构还处于上下级之间直属管理的状态,只能够通过单元化的信息控制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信息共享,这存在着很大局限性,限制了工作效率和及时有效沟通。但是在当下高端发达的信息网络环境下,信息已经能够突破重重障碍,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交流和共享,这样一来单元化的集权控制已经逐渐丧失效果,政府组织开始在公共管理中失去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公共管理进行针对性的系统改革,强化政府组织的的作用和功能。
二、社会组织促进公共管理变革
相对于政府组织来讲,社会组织属于弱势群体,没有法律所赋予的相关行政权力,并且基于社会成员的主观意愿团结到一起共同完成一项目标。这种形式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独立,并且完全能够凭借自律性进行组织管理,在此基础上强化相关的监督以及服务能力。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以及民众联系在一起,通过中间纽带或者桥梁的作用,使得民众的意见能够形成一定的声势,并传达到政府组织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政府难以完成的工作,并且能够使政府的相关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这样一来就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避免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正面冲突,使得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成员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表率的作用,通过成员的自律行为,将会对社会的整体风气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良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民将能够明确了解各方面的素质以及标准,在相互效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素质。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将会兴起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水平。
三、结语
社会组织从一定程度上讲,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工作,并能够有力推动公共管理的全面改良和变革。在日显僵化的政府组织已经不能够完成相关工作的时候,能够为政府组织留出一定的缓冲空间,实现有效的变革,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共管理。
一、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讲授式教学唱主角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利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来看,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依然唱主角,这其中既有教师观念的因素,也有教师能力的因素。首先在观念上,很多教师仍然坚持传统的以讲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手段的知识单向流动,认为教学活动就是要对学生加以严格地控制和监督,让学生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和练习技能。这种观念上的落后使得教师认识不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性,甚至设置各种障碍逃避案例教学。其次,教师能力的不足也使得案例教学往往以讲授为主。目前,我国高校公共管理类的教师绝大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案例教学训练,部分教师把案例教学视为“举例子”,这是对案例教学的一种简单化理解,没有认识到案例教学的深刻变革。实际上,案例教学和事例教学有本质的区别。案例教学的核心就是让学生参与其中,展开互动,教师并不简单地评定学生答案的正确或错误,仅仅是对判断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论,这也是案例教学与事例教学的主要区别所在。在案例教学中,案例是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学生是案例教学的中心,而在事例教学中,事例仅仅是支撑教师观点的一种辅助手段,教师往往是通过一定的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方式。
(二)案例教学的绝对化和片面化
案例教学和授课教学是公共管理教学活动中两种最基本的教学方式,但是在进行案例教学时,部分教师往往不顾学生的实际情况,片面强调案例教学,盲目地压低甚至排斥授课教学,唯“案例”是从,这就造成了案例教学的绝对化和片面化。实际上,案例教学并不排斥授课教学,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都有其各自适用的情境。讲授教学主要关注的是基本理论知识的生产,因此基础知识的掌握往往以讲授教学效果较好,而案例教学往往是对基本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只有学生在掌握较为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同时案例教学的绝对化和片面化也表现为不分教学对象盲目地采用案例教学。相对于研究生来说,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主要学习的是基础知识,应以授课教学为宜,适当地施以案例教学,“对本科生采用案例教学的课时应保持在10%至15%,最多不超过20%;对研究生,由于通常已具备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案例教学的分量可以重一些;至于以管理实践为主要目的MBA教学中,更应该以案例教学为主。国外的MBA教学中,案例教学的比重已占到70%至80%”,因此,不同教学对象采用案例教学的比重也是不同。在案例教学阶段,不能唯“案例”是从,盲目地排斥授课教学以及降低授课教学的比重。
(三)案例质量不高
目前,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存在着“三多三少”,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三多三少”主要是指“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首先,公共管理案例陈旧。从目前教学案例的编写来看,很多案例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案例,案例陈旧,缺乏生活气息和可读性。其次,公共管理案例照搬其他学科案例现象严重。公共管理的很多教学案例往往都是直接从工商管理和企业管理案例直接搬运过来,但是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和企业管理具有明显不同的学科特点,这种案例很难满足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需要。再次,公共管理案例的本土化严重不足。由于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起步较晚,往往采取引进西方国家案例的方式来弥补本土化案例的不足。但是,由于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些引进的案例往往“水土不服”,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现象,脱离了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这种外来案例的适用性较差。
二、提高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效果的对策
教师、学生和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三个核心要素,其中学生是核心、教师是引导者、案例是手段,因此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提高公共管理案例的教学效果。
(一)加强对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教师的培训
这种培训首先要使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教师明确案例教学的地位,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公共管理是典型的以实践教学为主要手段的学科,因此,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方法对于达到教学目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而案例教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利器”。教师要明确案例教学意味着知识的流动、教学的中心以及学习的责任承担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手段的知识单向流动过程,学生往往处于消极和受支配的地位,而案例教学意味着理念的更新,它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双向流动过程,允许学生进行自由的讨论,知识和思想能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在案例教学中,老师要从主角转变为配角,理顺教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同时,案例教学并不排斥授课教学,它和授课教学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同的教学对象需要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此,只有明确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教学中的地位,才能提高教师对案例教学的积极性,提高案例教学的效果。这种培训还要着重提升教师案例教学的技能。师资是教学案例的关键环节,师资力量的强弱决定着案例教学的成效。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的自由讨论和沟通,貌似对教师的要求降低了,恰恰相反,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只有经过精心的准备以及具备渊博的知识才能够有效地组织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必须经过良好的训练,在实际教学中,如果教师综合素质不高,没有经过严格的案例教学训练,会使理论和实践形成‘两张皮’,要么陷入狭隘经验主义,就案例谈案例,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要么牵强附会成为理论注释,只不过起到活跃课堂气氛的效果,必然会影响到预期教学效果的实现。”对教师案例教学技能的培训既可以考虑引进案例教学的上岗制度,凡是从事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老师,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未经培训的不准从事案例教学,也可以考虑建立案例教学教师的交流制度,通过不同学校案例教师的交流和观摩,提高案例教学效果。
(二)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学生是案例教学的主体和核心,只有学生的积极参与,案例教学才能取得成效。案例教学的过程一般包括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撰写案例报告三个环节,这都要求学生能够全方位地进行参与。案例教学不仅对老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学生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在正式上课之前,学生要首先进行预习,了解和巩固基本的理论知识,反复阅读教师提供的案例,并查阅相关的资料。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重中之重,它要求学生能够广泛地参与并自由地开展讨论,而不能只听不说,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目前,案例教学的难点主要在于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热情不足,部分学生习惯了填鸭式的讲授教学,而不愿意进行课堂讨论,或者怕错误的发言会引起同学的嘲笑,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老师应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同学的课堂讨论,让他们明白案例教学的核心就是同学之间的平等互动,案例的答案也不是唯一和绝对的,以此打消同学们不愿参与讨论的各种顾虑。在案例报告的撰写过程中,学生要学会总结和思考,从而逐渐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能力。为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可以通过评分制度对其进行激励,但是这种评分制度只是外在激励的一种,更主要的激励手段是老师的鼓励和表扬,激发学生主体性,让学生自发地、积极地而不是被动地参与到案例教学中去。
(三)强化案例的搜集、编写和整理
案例教学的基本材料是案例,案例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基本手段。因此,为了提升案例教学的效果,就要强化案例的搜集、编写和整理工作,建立案例教学的数据库。针对我国案例教学中的“三多三少”现象,首先要注重案例编写和搜集的时效性,即案例的编写和搜集要与时代同步,这种案例的取材要基于公共管理的实践,能反映最新的公共管理成果;其次要加大编写第一手案例资料的力度,这种案例的选择可以采用微型案例的方式,既降低了案例编写的成本,又拉近了学生和案例的亲近感,增强了案例的生命力;最后要慎重选择国外案例,虽然在我国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初期,国外案例的引进对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教学的发展意义非凡,但是当今中国的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时光,案例教学的本土化迫在眉睫。因此,今后案例的编写、搜集和整理工作要加强案例的本土化,编写能够反映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中国文化背景的案例,提高本土化案例在案例教学中的比重,充实和丰富公共管理的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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