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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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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 ,到国家垄断( 20 世纪初至80 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 ,美国约占27%。[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
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 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
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 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 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 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 [ 4 ]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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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和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国家垄断(20世纪初至80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美国约占27%。[3]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4]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6]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经济全球化大潮与中国对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3]赵汇,吴涛.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学术界,2005(6):157~163
[4]郭伟伟.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研究述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2):42~47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8
[6]李其庆.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3(1):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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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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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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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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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震荡和危机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但不排除其本质上的腐朽,而且在更宽阔的背景上加深着这种腐朽。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甚至取得快速发展,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关键词: 资本主义;新变化;本质;腐朽; 垂死
论文正文:
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还在我们上中学时,就耳熟能详这样一个论断:资本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时的概念里,资本主义就像是一个恶魔,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没有多少年的活头了。
其实,不仅是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有过临近生命的终点的预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相反它却顽强地活在世间。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一个春风得意的时代。
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今资本主义依然健在,甚至出现了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政治表现呢? 这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革命导师的著名论断难道已经“过时”了? 那么,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究竟出现了那些新变化呢? 今天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 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在“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 /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四)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
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市场的“无形之手”能够对经济活动起调节作用,不需要外力干预就可以保持运转。然而, 1929年爆发的以股票市场大崩溃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亿万富翁们的美梦。从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有形之手”即政府调剂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就越来越大。随着国家的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五)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各种因素,或互为补充、或互相交叉、或互为因果,织成了一件新的资本主义的斑斓彩衣。应当说,它比以往的任何一件衣衫都要宽大一些,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某些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制度,有较强的调节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也是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推动者和历次科技革命的收益人;从生产关系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对生产关系进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由自由竞争到一般垄断再到国家垄断,加大了对经济调控的力度;从社会关系来看,特别是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对阶级关系的调整、化解阶级矛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二战以后,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劳资矛盾没有发生。这就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有较强的自我革新和调节的能力。
(二)新科技革命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因
20世纪中后期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始于40年代美国,随后扩展到英、法、德、日等国家,至今仍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世界,并正在向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进。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刺激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大增长,而且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出现了诸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变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从总体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面貌.
(三)不断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延缓危机的直接原因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缓,其原因是资本主义不断进行改革:
1、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改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社会管理职能。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将相当大的利润为政府所掌握,为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和稳定。
2、体制的调整和改革: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四)在两种制度的对抗和竞争中,注意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形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计划经济,福利措施,民主制度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注入到资本主义的肌体中,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席卷了全世界,但它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力量雄厚,高技术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各地生产和全球市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它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由它们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样,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两极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方,以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两极格局。在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得了巨额利润。正是凭借全球化条件下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得到巨大的利益,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势头。
追根溯源,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产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一个先天的病灶———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由此产生的危机只可缓解不可根治,而且“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付出比这种发展沉重得多的社会代价。
(一)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垄断,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垄断资本之为垄断资本,就是因为它在竞争中凭借实力称王称霸。贪婪和专制,决定了垄断资本对待技术进步的二重性:技术进步有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投资开发和利用;技术进步不利于它垄断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会毫不含糊地加以阻碍或扼杀。但是技术进步与利润收益往往存在着矛盾: 一方面,进行技术开发需要投资,而技术投资是存在风险的。垄断资本为了减少风险,常常推迟开发,让别人先走一步,然后或进行模仿,或以低价收购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必然要使部分现有设备失去使用价值甚至全部报废。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设备更新和产品更新投资的情况下,垄断资本才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否则,它就会弃之如敝屣。如果某项新的发明创造对垄断资本的利益构成威胁,其命运便更加悲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资本之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而阻碍作用将越来越大。
(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食利资本主义”的膨胀
当年列宁论证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战后,这个食利者阶层并未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所收敛,反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愈发膨胀。这批巨富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和企业管理交给雇佣的经理,自己则躲进豪宅,剪息票、收红利,从事商业金融投机,成为地地道道的“过剩人口”或“多余的人”一个社会要供养这样一批饕餮之徒,又是怎样的不幸和悲哀!
(三)财富的增长,导致贫穷、失业和无家可归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资本的积累,贫穷和失业也在发展、增加和积累,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增长所获得的成果并未在各个阶层中得到充分享受。尽管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届届都在高喊“充分就业”,但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失业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致命点。一位法国学者说得更为坦率:失业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不找到解决办法,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自行瓦解。这绝非危言耸听。
(四)垄断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经济上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随着垄断资本向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张,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华丽外衣纷纷落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彻底暴露了它作为垄断资本贴身婢女的本来面目。垄断资本用金钱操纵选举,进而控制政府及其决策,已是路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一百年来,美国的这一“传统”非但未见消磨,反而愈益发扬光大。20世纪末的美国总统选举,公民投票率不足一半。为了表达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沮丧,有人甚至在互联网上出售他们的选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官场,更是一团糟糕:政治丑闻司空见惯,贪污贿赂是家常便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几乎个个涉嫌腐败。有西方记者形容说:“不要看表面现象,那是爬满蛀虫的烂苹果! ”
(五)繁荣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
以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为物质基础,以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为驱力,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弥漫着疯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越来越多的寄生性、腐朽性行业,如侦探业、保镖业、大赌场、贩卖枪支毒品、黄色出版物、诲淫诲盗的“娱乐业”和货真价实的卖淫业等等,遍布欧美大陆,成为西方一道极为浓重的风景线。这种腐败的风气不仅盛行于中上层社会,而且腐蚀到底层的广大劳动者。与此同时,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就业竞争又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
(六)帝国主义进行资本扩张的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灾难
在帝国主义那里,扩张资本是目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手段。雄厚的资本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了强大后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为资本扩张开辟了道路。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构成了荼毒、宰割和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它们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地位,主导经济全球化,通过造市、撤资、引发抛售等手段,以“自由经济”和“公平交易”为掩护,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战以来,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它们一天也不曾安分过。挑动宗教纠纷、民族矛盾,支持民族分裂,制造地区冲突,发动局部战争,整个世界到处都有这只罪恶的黑手。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后,它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给垄断资本集团带来了滚滚财源,却把被侵略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了火海和苦海———百业凋零、万家离散、民不聊生、环境破坏
帝国主义就是陷阱。近年来,金融风暴以其巨大的破坏力横扫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亚洲大陆。风暴过处,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失业人群猛增,第三世界的经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罪魁祸首就是帝国主义。战后50多年来,它们一直以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平演变、文化殖民、政治颠覆、军事威胁为手段,诱迫发展中国家落入它们的陷阱。
(七)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穷奢极欲,严重破坏
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 ,消耗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 ,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每年却消耗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 ,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消费,整个地球将不堪重负,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被消耗殆尽。
资本主义于上,败坏人类祖先遗泽;于今,殃及百姓生灵;于后,贻害万代无穷,资本主义的罪孽罄竹难书! 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新变化的资本主义,就是以“人性”、“人道”、“人权”自诩的资本主义。
毋庸置疑的结论就是:不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的新变化,都终究不能阻挡它日益腐朽的趋势。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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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沃尔特·李普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舆论悬于虚空大地的图景,认为公众舆论是不可能的。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传播环境的变化,公众舆论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可能,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公众舆论;互联网;刻板成见;拟态环境;
1922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写下了《公众舆论》一书,被列为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开启了舆论学的大门。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面的描述,分析了阻碍公众接近真相的种种因素,首次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概念,也引发了后来人对议程设置这一理论的研究。如今,虽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但此书影响未消,我国的许多传播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解读,如黄旦在《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一文中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整本书进行了评述,而姜红在《舆论如何是可能的?》阐述了李普曼所认为的舆论发生机制,还有一些学者就书中的关键概念“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外还有对书中所蕴含的议程设置思想和报刊的运行过程进行了解读。
但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在网络广泛普及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公众舆论进行更多的思考,找寻其存在的特征和意义。
“公众舆论”一词最早出现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认为,“公众舆论是理性公正的,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因此理性的公众舆论最终可以主导政府决策。[1]”但李普曼对此却进行了反思并持有相反的意见,他用了整整一本书的内容来讨论这一概念,虽没有下任何明确的定义,但却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公众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他看来,当下的公众并不能自发的形成真正的舆论。
就舆论的主体而言,其应是公众,“公众是由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组成的。[2]”但在李普曼看来,人们除了具有一定的独立思想之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刻板成见。对此他有着非常的经典的描述:“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3]”这表明公众并非是理性的个人,他们会受到所处社交圈子内文化的影响,也会受到先入为主的成见的影响。另外李普曼也明确的说道:“其特点是先于理性被投入应用。这是一种感知方式,它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3]”这指出了一个事实,公众习惯于带着成见去看待任何事物,如果看到的完全合乎他们的预想,成见就会进一步加强。因而,固有成见保护着公众,在它们的防卫下,公众能够很轻松地融入所在的社交圈子,也能让他们继续感受到所处的地位是安全的。
在描述公众舆论的客体时,李普曼引入了“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3]”真正的现实环境太庞大、太复杂,人们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对它进行重构,但“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的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3]”使得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因而即使重构得再精确,也不等于是真正的现实。
至于舆论本身,由于舆论面对的是一些迂回曲折、看不见摸不着而又令人困惑的事实,而且根本不可能一目了然,因此,不同见解组成的公众舆论变得模糊不清。在李普曼看来,那些带有刻板成见的人在面对拟态环境中的事物所做出来的反映,也是那么的不真实,所以,公众给舆论只能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3]”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人数的迅速增多,网络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发表意见的平台,由于网络媒体本身其传播方式的复杂性和交互性,使得网络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陈力丹曾将舆论定义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4]”据此,如果要给网络舆论下一个定义,我们暂且可将它定义为:网络舆论就是公众在基于网络这个平台上所表达的对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它的主体是所有能够接触到网络的公众,客体依然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
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使公众舆论成为了可能。这具体表现在:
目前,我国的网民人数已经超过四亿,网民们公开发表意见的各种论坛、博客、微博、轻博等也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而得以产生,正是这种新的技术,“把人类社会及其多样复杂的各个部分连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使人类的连接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5]”由此,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网民们呈现出新的特征:
互联网传播的自由性使得网民们几乎可以就任何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发表或交流意见,所发表的意见属“阳春白雪”也罢,属“下里巴人”也罢,只要他有意见表达意愿,都可以表达出来进入到网络空间。这使得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找到了表达的渠道,有可能变成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地球村”这一构想成为可能,这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传统媒体时代的人们很难走出固有的社交范围,也很难直接接触到地球另一端的事件,但互联网扩大了人们的交际圈子,它可以让人们接触到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可以直接了解到其它地区发生的事件,它消弭了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地域界限,也让更多的人获得了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同的文化之间开始有了交集,一些旧有的成见因为有了新的思想的影响而逐渐消逝,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使得固有的成见正在减少,作用也在慢慢减弱。
在传统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多为记者、名人等拥有大众媒体话语权的人,普通人很难在大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尤其是在微博上,平民草根的声音借助这一平台得以迅速扩散。以新浪微博的“作业本”为例,他只是一位普通的青岛市民,但他目前的微博粉丝数量已达到377万,其言论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知名人士。此外,公共知识分子借助微博也放大了自己的声音,获得了一大批粉丝的追捧,使得意见领袖的组成更加多元化。
所以说,做为舆论主体的公众,已逐渐走向清醒,虽然离理性与自觉尚还有一段距离,但更应该欣喜地认识到,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环境和途径,少了些许的干扰,公众更容易发出属于自己的呼声。
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它的出现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影响了事件的传播方式,但这还不足为奇,“新新媒介”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的媒介格局。新新媒介是指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于21世纪被普遍应用,如博客网、维基网、脸谱网、推特网等。对于这类媒介,保罗?莱文森给出了十分具体的界定:“第一,消费者即生产者;第二,其生产者多半是非专业人士;第三,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去表达和出版……[6]”现在,大众对这类媒介的使用已驾轻就熟,他们也逐渐从信息的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改变了自己的被动局面。
英国传播学者麦奎尔在关于媒介权力的讨论中,认为“通常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一种是主导媒介模式,另一种是多元媒介模式”[7]。主导媒介模式传播由统治集团决定的关于世界的有限的、统一的观点,受众被迫要接受所提供的对世界的看法,而没有太多批判反应的余地;而多元媒介模式允许差异和不可预知性的存在。当下的传播环境正是一个趋向于多元媒介模式的环境,广播、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齐头并进,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思想、理念也在不断地输入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因而,人们在认识这个世界时,有了更多的方式,也有了更多不同的角度,这对于他们认识真实世界是非常必要的。
互联网宽松的准入条件,迅捷的传播速度,广泛的覆盖范围和它的匿名性、交互性、自由性等特征,使得公众能够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李普曼曾这样比喻新闻机构:“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它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3]”或许我们也可以将互联网比作是一道光束,与传统的新闻机构相比起来,它具有更自觉和更深入的特征,比如近年来流行的“人肉搜索”。或许网络不足以向我们展现事实的全部真相,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所挖掘的深度和广度都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另外,由于互联网的弥散性特征,使得要想在网络上控制住某一信息不被扩散是十分困难的,虽然互联网面对的审查力量依然十分强大,但在这种博弈当中,我们看到公众的需求总是占据上风,所以网络中凝聚的巨大的民众力量一起把互联网培养成了最敢于也是最能够与以政府为主导的审查力量相抗衡的媒体。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互联网使得公众更加接近事件真相,也更能帮助人们认清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作为意见本身的网络舆论,因为有了逐渐觉醒的公众和一个更能接触真相的途径,因而逐渐从虚空走向实处。近年来,无论是网络舆论发生的数量还是质量较之以前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公众致力于寻找真相。
从“邓玉娇案”到“周老虎”、“欺实马”,再到“李刚门”和“药家鑫案”,可以看到在互联网上公众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并将这些意见汇聚成一种公意,一种力量,从而对事件本身产生影响。如果说上述事件还有传统媒体在推波助澜,指引公众前进的方向,那么随着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热点事件呈现出先是在微博上走红,再由传统媒体加以跟进的局面。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微博中发布的事故信息的内容和传播速度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的报道,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传统媒体的缺位。所以说,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互联网尤其是一些新新媒体充当了舆论的风向标,引领着舆论的潮流。
曾经,报纸电视做为大众获知信息的主要来源,牢牢地控制着大众媒体,影响着人们的所思所想。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也更易发表自己的见解,所受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度也越来越小,甚至在有些时候,在对待某一件事情上,传统媒体的立场与互联网上的论调形成对立的两面,如学者张颐武在谈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这样说道:“在本届伦敦奥运的全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还是相当公道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舆论的方向,使得舆论的主流趋于中道和理性。对开幕式的评价如此,而当羽毛球女双的问题被激烈抨击,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抨击时,网民觉得她们却有不当,却惩罚过度,这也矫正了主流媒体的选择,公道自在人心。”这一评论反映了在某些问题上网络舆论与传统媒体的对立,沉默的大多数人有了自己的主见。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互联网上的声音并不全是理性而客观的,有的偏激刺耳,有的以偏概全,尤其是微博等新新媒体,由于发布信息的便捷性和言语的碎片化,导致它们成为了语言暴力、非理性化情绪和谣言滋生的土壤,这就需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舆论的进步。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使得公众舆论已渐渐地走向了可能,但互联网作为新兴传播媒介的弊端也在日益暴露中,如何使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走向正途,除了如李普曼所说,需将希望寄托与于社会精英阶层外,更多的是需要每一位网民能够剔除内心的成见,以理性和自觉去了解事实的真相,然后再依据理性和真相表达出公正的意见。这样形成的公众舆论的质量才会逐渐提高,也才会构建出更加明晰而和谐的社会。
[1] 冯希莹.简析卢梭与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J].天津社会科学,2011(3).
[2] 姜红.舆论是如何可能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笔记[J].新闻记者,2006(2).
[3]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5]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6] (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7] (英)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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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6]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2).
[7]庞仁芝.在斗争、合作、竞争中把握好二者关系[N].解放军报,2000-8-16.
[8]肖一然.福利制度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N].解放军报,2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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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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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乃基于其侵略剥削的本质,同时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利用在发展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霸权和国际政治经济的旧秩序,继续力图在变化中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主导地位。并且旧秩序在当代仍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发生遗传因素的作用。
美国的繁荣就是债务支持下的繁荣,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之一,就是用国债来支持繁荣。美国的经济管理考虑的前景很短,人们提到季度报告、经常关注这些报告中的业绩和各种夸大其词[1]。资本主义制度和理论不是万能钥匙,对美国好的事情,对欧洲、日本或者第三世界国家也并不一定是绝对好的事情。学科本土化的唯一路径,是将学科理论体系与民族的相关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适合(契合)民族的解释力、分析力[2]。
同样,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首要是需要清楚了解什么是自己民族的利益,此外,还必须对同伴、朋友、盟友的民族利益作出让步和协调。新的形式只是给在动荡空间里造成的空白的一个华而不实的壳子。就像近代中国精英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移植来的西方人本主义简单移植到中国社会之中,填补混乱之中的价值真空一样,华而不实甚至贻害无穷。
哈拉尔认为“旧资本主义”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企业主说了算的“独裁主义”。“新资本主义”则以服务社会为目的,雇员、工会、甚至顾客和客户参与决策和管理。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彼此取长补短,可使各自的经济顺利发展[3]。高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熊彼特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价值结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文明―不平等和家庭财产的文明”[4]。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价值结构,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个关键程序、一个价格和分配体系。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领袖都认为,经济和大规模生产是建设美好未来的关键。当时的中产阶级,也许会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和维尔纳?冯?西门子一起打下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基础,并把通用公司打造成庞大的公司帝国的拉特瑙等资本家只是拒绝接受它的某些纲领[5]。 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大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在米歇尔?阿尔贝尔看来,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他们能融合在一起,必将成为二十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6]。
宣称资本主义“无可替代”(TINA)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资本主义现有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创新增长是有活力的;自由和民主是和谐的[7]。但事实并非如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效率问题是任何社会的首要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他就不可能期待有多大的创新性增长。理所当然,如果有人还在挨饿,那么自由、平等和民主就只是些空洞的概念[8]。事实证明,当前资本主义没有解决好上面三个无可替代中的方面。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资本主义目前没有解决自身任务的条件,因而它所提出的秩序,只是一个努力改观过程中的形式;又由于其自身的巨大矛盾性,达不到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必定需要一个替代的产物。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种种严重危机和异化现象,深刻的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断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其真理性和有效性。并且强调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思维定势,去设想人类的未来[10]。
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心论题是,尽管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瓦解和崩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伦理的基础上也得不到辩护,但实际上,资本主义还存在这某种替代的方案,他们可以承诺更高的效率、更合理的增长以及更多的平等、民主和富有意义的工作。即“经济民主”。它是一种带有非集中化投资计划和车间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11]。
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目前所享有的霸权地位,或者更准确地说,垄断地位,与它的本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是绝对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太强大了,以至于竞争已不复存在[12]。资本主义本身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削弱。政府课采取干预措施,实现收入的平等化,并采取措施以确保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毁灭资本主义正是这些政策本身。因此,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13]。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E?威斯考伯特认为,施韦卡特在《超越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到处导致道德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灾难进行了分析,同时描述出一个现实的、合理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经济民主――给人以鼓舞和希望。“是卡尔?马克思著作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后继者”。(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F蒙利)[14]。资本主义具有变动性,其消极因素是难以克服的,因而也是可以替代的和可超越的。
马克思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批判,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没有提供“未来的菜谱”[15]。因此要靠自己找到本国发展的办法,发展中国家并不会在一朝一夕立刻变成发达国家。
任何社会的现代化都只能是其本身的现代化,即在其传统社会之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化[16]。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培养了人们贪婪的动机和政府的手段,已经危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的困境。
因此,确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当前发展研究的核心[17]。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 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变化,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在全球的推行以及它最近爆发的经济危机,论证着它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命运。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变化调整,总是在维护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它的侵略性本质注定了其危机的存在。发展中国家要警惕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渗透、演变和入侵,区别对待,有借鉴的吸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搞好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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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回报不丰。至少可以说它不会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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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新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角:跨国公司,参与者,与作为旁观者、伙伴和人质的国家。这里主要讲跨国公司、参与者这两个角色,国家这一主角就自然明了了。
我们注意到跨国公司的几个要点: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它到世界各地寻求市场份额取得市场地位;它收购兼并企业。但是收购和兼并的目的不在于获利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是为了增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2)跨国公司不是自然而然产品的社会化。80年代跨国公司主要是扩大生产领域,铺开经营阵线。现在则是想搞专业化生产,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扬长避短。这就意味着风险也增大了。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就面临一对矛盾的两个诱惑:获利的专业化和减少风险的多样化。
(3)跨国公司也会涉足到金融业务。生产性跨国公司也拥有自己的金融部门,它们就在做着股票买进卖出的工作。
主要的参与者有如下几类:
一是国际投资者。他们占有世界58%的金融资本,控制了按世界平均人数计算每人四千美金的财力。其主要分布于保险、退休养老基金、互冲基金等领域。
二是家庭式资本主义。
三是二战后繁荣过30年的资本主义。如福特公司的流水作业线、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等。这类公司的管理人员其理念是,利润不是唯一目的,目的是把业绩做上去,扩大量。
四是我们指称的新资本主义。这类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信贷基础上而不是直接把钱投进去。新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直接金融。据资本市场的直接需求而决定策略。新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是资本股权的高度分散。所以公司的精力放在股票价值上而不是公司的眼前利润上,通过发行股票而占有资本,获利更大。投资人关心股价升涨。因此,体制性投资人想取得最大的收益。
新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大众化。即搞人民资本主义。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不可能,反对意见如下:
金融市场制造了不平等。大投资者制造市场;大投资者投资引导大家的投资;因此我们面临的是垄断而非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
反对对企业认知的肤浅,及对整个经济认知的肤浅。这种肤浅导致他们对经济的评估是从外部去看经济的运作。金融资本的银行评估企业则是从资金进出账情况来评估。这样,作为体制性投资者的银行往往就大错特错。另外也存在一些金融委员会,只是听企业领导的话,他们对子公司的内幕也是不了解的,知之甚少。第二种就是经济审计部门。搞审计可能对公司的状况也知之不多。审计师对跨国公司的作弊防不胜防。第三种就是金融顾问(分析师),如会计事务所。可分析师对于企业资产的评估也是没有太大客观依据的。
直接金融投资总的来讲成本要贵得多。因为在金融市场中需要中介人。而中介人的收费是令人咋舌的。他们需要的报酬比公司上层所要花的费用还大。因此,金融市场实际上是高风险的市场。投资人有风险,企业也有风险。为了保护自己,就需要一个衍生产品。问题是,当今世界上衍生产品市场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只要把金融市场参与者加起来,他们每一环节都要捞一把。有一个提法是,这种金融投资的回报达20%-50%。但买股票的人可能只能拿到5%,甚至5%都拿不到,所以直接投资方法要比信贷的成本大得多。
现在的金融市场助长了腐败。投资人买不买股票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是对股票的预期。生活中有一个现象,因特网上股票还很热门,而企业实际已经开始亏本了。往往在买股票时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买股票的人是指望将来升值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腐败和贿赂就不可避免了。企业的领导人对公司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们越做假对他们的好处越大。只要他们股票市值很高,他们就可以去买新的公司。他们通过纳斯达克为自己创造很大的剩余价值。
公司上层可以先表示要买股票,定好价钱(这是他的权力),等股票涨的时候才用,一旦涨上去了,他马上就卖出去了。公司经理层也有好处,因为他们的报酬与股票价格相联系。这样,公司的股东与经理层形成同谋。银行不希望失去客户也要作同谋。审计师不希望丢失客户对这些骗局也会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可能事先会知道一些情况,他们也会从中获利。而作为金融警察性质的委员会(如证监会)可能会查处,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金融市场不稳定性造成。在买股票过程中,如果你的意见与众人不合,你就会采取与他们一致的行动。因为你不可能去买人家认为不好的股票。所以企业金融评估是由自己主观决定的,而不是由客观情况来决定。因此,金融市场起伏不定。由此可以断言,这就是金融市场固有的经济泡沫。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泡沫中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们已经形成了群体性信仰,没有个人的看法,"从众心理"严重。
我个人认为,从长期来讲,金融资本主义即新资本主义寿命长不了。
1.从经济角度来看,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回报不丰。至少可以说它不会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因一,制造不断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它只能去刺激社会上层奢侈性的消费。少数人的奢侈消费绝不可能和老百姓大众消费相提并论。二,这种投资往往不会做长期投资,它希望捞现钞。所以直接金融投资方式成本很高。三,金融投资人眼睛就盯着股票升值,他绝对对环境成本不感兴趣。四是,从劳工的成本来讲,环境往往要增加他的成本。由此可以说明生产力的回报是不高的。从最近二十年来看,除了美国的高新技术之外,很清楚一点是回报率是不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很快取得高的速度。
2.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新资本主义支撑不了很久。有三个理由:
一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是,评估企业出现新的标准,即企业管理的"经济增值标准"。只有所有的持股人钱增加了,才能说明它增值了。很简单的理由,你投资,就相当于你把钱借出去,你就是公司的债权人,相应的就要承担风险,要有回报。你拿到的收入就是超额利润。这样就有两种态度:一是风险不能承担太大,但还要保证收入;二是风险越大赚得越多。但是现在的投资则二者都要达到,既要有稳定的进账,又要有高额的利润。金融投资人指望的就是这个。回过来,金融投资人有这样的要求,那就要求企业、企业职工创造这样的价值和业绩出来。作为企业领导,你要保证你的收入稳定,那你企业职工的收入就不稳定,那么劳工关系如何达到妥协呢?这就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
二是收入对投资的胜利。即要使买的股票升值。只能根据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账目来判断,这就是短期行为对长期行为的专政。由此可见,这样的收入绝不能比长期收入要高。
第三个胜利就是金融市场对民主的胜利。西方经济当中,每个企业可以看作是一个小的共和国。股东不仅要求经济回报率高,还会提出社会福利的、政治的和其它的要求。企业能够自己调节,而不需要民主政治的调节。这个美好的社会自我调节愿望使国家渐渐消亡了。民主政治成为多余的东西,有公司的调节,政府成为不需要的了。也可以看出,经济的游戏规则由三大角色来调节。现在出现的矛盾是,表面上相安无事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敌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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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使得公众舆论已渐渐地走向了可能,但互联网作为新兴传播媒介的弊端也在日益暴露中,如何使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走向正途,除了如李普曼所说,需将希望寄托与于社会精英阶层外,更多的是需要每一位网民能够剔除内心的成见,以理性和自觉去了解事实的真相,然后再依据理性和真相表达出公正的意见。这样形成的公众舆论的质量才会逐渐提高,也才会构建出更加明晰而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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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对资本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这导致食利资本家阶层迅速发展,这些食利资本家主要靠“剪息票”为生,他们与生产相脱节,不劳而获,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据统计,“在美国,食利资本家中的百万富翁的人数,1948年为113万人,1980年为5 714万人,32年间增加了4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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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状况及劳资关系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资关系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过程始终的社会关系,劳资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先后经历了从协调到离斥的变化过程,无论怎样变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无法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局面,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劳资之间的对抗,工人阶级仍然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肩负着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内部构成
1.中等资本家阶层
中等资本家阶层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中等资本家阶层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合一的职能资本家阶级,它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在现代化大生产中通过专业化分工而产生的企业;二是因大公司调整而放弃或尚未顾及的领域;三是从事传统小生产的领域。”中等资本家阶层在阶级利益上同雇佣劳动者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资本和经济实力的薄弱性,它也有受到大型垄断资产阶级剥削的一面,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中等资本家阶层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2.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数量不断攀升,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掌握和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命脉,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领域处于统治地位,大型垄断集团通过创办资本主义大企业,将势力触伸到工业、农业、商业以及保险、军事等多行业,它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培植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达到控制整个国家的目的,因此,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3.食利者阶层和企业管理者阶层
二战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对资本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这导致食利资本家阶层迅速发展,这些食利资本家主要靠“剪息票”为生,他们与生产相脱节,不劳而获,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据统计,“在美国,食利资本家中的百万富翁的人数,1948年为113万人,1980年为5 714万人,32年间增加了40多倍。”在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断分离的同时,还造就了一个不断庞大的企业管理者阶层,他们在企业中担任着代理人、总经理、董事长等高级职务,作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掌握着整个企业的生产、运营以及人事调动等,实际控制着企业的发展,他们的利益与企业所有者利益一致,但由于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只是参加生产资料的管理,因此他们并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行使着“职能资本家”的职能。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
作为劳资关系天平上重要一极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既包括传统的体力劳动者阶级,也包括知识型的脑力劳动者阶级,有西方学者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仅仅理解为体力劳动者阶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1.传统的体力工作者
传统的体力工作者,也就是蓝领工人,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工人,二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自动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体力工作者比重日益下降,并且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消耗体力维持生活的劳动者,而是扩展到了在自动化生产线上从事单调生产作业的新型体力劳动者,从产业分布来看,体力工作者也不再局限于农业、钢铁、煤炭、电力等传统第一、第二产业,而是扩展到了第三产业中的家政、清洁、餐饮等行业。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从1900年到1997年近百年间,从事运输、邮电、贸易、金融、教育等各类服务业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在总就业量中的比重,由37.9%上升到81.12%。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合计所占比例则从1900年的62%下降到1990年的31%。
2.新型的知识型工人
随着资本主义自动化、专业化、信息化进程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型工人阶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脑力劳动工作者,并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美国,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从1950年的36.7%上升到了1996年的58%,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扩大。新型工人阶级大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了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不再是单纯地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以监工、调度、工程师、技术员、普通管理员的身份参与生产劳动,是新型的知识型脑力劳动工作者。在脑力劳动者中,也有一部分人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被称为脑体双重劳动者,诸如维修员、测试员、画图员等。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间阶级”的内部构成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它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游离于二者之间,这个阶级包括农村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自由职业者,他们少量地占有生产资料但又自食其力,虽然使用现代化生产设备,但很少雇佣工人生产劳动,“中间阶级”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旧中间阶层,一部分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新中间阶层,由于“中间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地位比较特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独立的阶级。 1.旧中间阶层
旧中间阶层是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会阶层,它主要包括小农场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以及城市手工业者,他们占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一般不雇佣或者很少雇佣工人,独立生产,自主经营,自食其力。在旧中间阶层中,还有部分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医生、会计师、作家以及记者等等,他们主要从事精神文化方面的生产和劳动,但又有别于一般的脑力劳动者。
2.新中间阶层
新中间阶层是相对于旧中间阶层来说的,它是在旧中间阶层逐步衰落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生阶层,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分工逐渐细化,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诞生了一批中级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在企业生产管理中并不拥有决策权,不与经营管理者分享剩余价值,但是他们又对生产资料有一定的控制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和总体工人的双重职能。
“中间阶级”成分相当复杂,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它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是对立阶级之间冲突、积累过程中劳资对抗以及国家机器中政治力量增大的产物。”[3]它处于不断分化中,因此,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有西方学者将知识型的脑力劳动者归入到“中间阶级”的范围,并提出了“知识阶级”的概念,笔者认为,撇开“中间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说,知识虽然能够创造价值,但它并不是生产资料,它只有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并为劳动者所使用才能够创造价值,因此,“知识阶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型的脑力劳动者也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只是新型的工人,依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战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企业制度、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劳资根本对立的现象有所缓解,战后劳资关系出现了由对立走向缓和进而劳资合作的倾向。
(一)“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
“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是指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对资本运行和劳资关系建立一套规范和制衡机制,将劳资冲突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政府不再是一味地顺从资方的要求,而是竭力平衡劳资双方的实力,缓和劳资冲突,使劳资双方达到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
在“三方体制”的框架下,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双方开始展开不同程度的合作,劳资双方达成各种和平协议,从法律层面确认工会的权利和地位,不断吸纳工人加入工会、依靠工会,提高工会工人的工资,并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这一系列措施都促进了劳资关系的相对稳定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集体谈判和工会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劳资纠纷的主要依靠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谈判过程基本上是由工人和工会、雇主和雇主协会、政府三方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的过程,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是三方共同意志的体现。
“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机制的优势在于,采取协商和谈判的管理模式解决劳资冲突,为劳资利益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集体谈判和工会制度不仅有利于协调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规范劳资双方行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劳资矛盾的激化。但应当明确的是,“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机制,是工人阶级力量增强使得劳资双方势力均衡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威胁做出的一种妥协,它并不是资本家的慈善活动,而是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结局。
(二)政府干预的“资强劳弱”的劳资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也越来越激烈,自1968年法国开始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反战游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在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危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资本主义国家各行各业,由于“黄金时代”引起的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上涨的情况严重剥夺着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再加上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发展导致的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本主义利润率持续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资产阶级开始采取种种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开支,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二战以来劳资双方达成的各种和平协议逐渐被破坏,劳资之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机制逐步解体,“‘黄金时代’期间,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制度――美国的劳资协定、日本的就业体制、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等等,现在到处都面临着挑战”。[4]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和扭转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发起了一场被成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复兴”[5]的阶级战争,这场战争是由资产阶级单方面发动的一场针对劳工的战争,劳资双方针锋相对,劳资平衡被打破,劳资关系运行中“离斥”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三)“劳方抬头”的劳资关系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退让之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始复苏,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重新觉醒,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开始同资产阶级做斗争,这段时期出现了“劳方抬头”的劳资关系,工人阶级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主要形式表现为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和群体性事件,“如法国1995年的运输、邮政及电信员工罢工、2005年岁末的骚乱和2006年年初的‘学潮’;美国1997年的邮政快递工人罢工、2005年岁末的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2006年3月的百万市政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11月的200多万公务员大罢工;欧盟(德国)2013年5月底‘占领法兰克福(欧盟央行所在地)等等”。
其他罢工事件还有诸如2010年6月美国低成本航空公司Spirit Airlines百名飞行员罢工、2010年2月希腊全国大罢工以及2011年11月英国公营部门大罢工等等,这些罢工运动和群体性事件都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满足于自身的弱势地位,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做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劳资关系,资产阶级开始积极谋求同工会的磋商,形成一股“新合作主义”的趋势。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和过程是曲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想实现其历史使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积极寻求同全社会、全球进步力量的合作,加强同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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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跨国公司,利用三大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开展“国家瘦身运动”,推行媒体帝国主义,借重美国的军事霸权,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精巧布局,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下降、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增加、资财被西方劫掠等严重后果。对此,发展中国家要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逐步改变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全面推动南南合作,努力实现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困境;出路。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界众说纷纭。发展中国家又称第三世界国家,两者在外延上大体一致,涵盖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个国际政治概念,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个国际经济概念。现在通行一种划分国家的方法,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变化中的世界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本文使用“发展中国家”
概念主要是从世界经济层面分析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也是当代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现实状况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日益边缘化了。发展中国家要力争让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变得符合自身利益,促进全球化朝着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行反思。只有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程,才能找到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
一、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巧妙地进行了全球布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准确论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推动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P388)。全球化绝非自然产生,“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P28)。因而,经济全球化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3](578-579)这种被西方发达国家建构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按照如下方式展开。
(一)借重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维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跨国公司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有祖国,它们在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一般都得到母国的资金支持以及商业的、政治的甚至军事政策的庇护。它们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携手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最新的形式连接起来,以达到通过塑造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和欲望来影响全球市场和鱼肉全球百姓的目的。例如,在农业领域,它们窃取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种子资源,控制粮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种子产业,操控全球的谷物贸易,利用转基因食品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市场。在工业领域,它们牢牢控制了全球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或部门,同时利用国际金融炒家操控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市场,打压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民族产业;利用“转移生产线战略”,有意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它们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沆瀣一气,压制人民追求民主权利和要求改善民生的各种努力;有意将母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输入到发展中国家以进行文化渗透,等等。总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利润回流西方的单行道,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
(二)利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
迄今为止的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处在被动接受的处境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着不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为发达国家搜刮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打压发展中国家某些产业提供了极大便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世界贸易组织干预美国的立法程序,WTO成了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大的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美国等西方七国垄断了几乎一半的投票权,根据成员国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的机制意味着富国在投票权上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4](P45)IMF的领导人通常由美国指定一个代表担任,所有IMF的执行主管都是欧洲人,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管理层之外。世界银行(WB)成立以来的九任行长都是与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与美国的几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5](P169-170)WB和IMF都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相互协调、保护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奉行唯金融寡头利益是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6](P169)而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在这些组织中的话语权。
(三)通过“国家瘦身运动”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自主权。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鼓噪“民族国家过时论”和国家主权“弱化论”,建立起服务于资本全球化利润至上逻辑的政治战略。为此,它们在国内取消西欧式福利国家制度,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精简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有意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在国际上取消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政策,将资金主要不是投向生产领域,而是投向信贷和金融领域。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本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难度,而且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这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保障资本的跨国流动畅行无阻,因为追逐资本利益要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7](PXIV)西方发达国家还依靠国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经济发展不易受到来自弱势力量的竞争对手的挑战。
例如,在长达200多页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中,只有一页谈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谈特谈美国资本主义不容许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欧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的工业品,而它们自己却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并不断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征收重税。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动辄指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8](P29)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民主和****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它们还通过“颜色革命”培植对国际垄断资本言听计从的政府。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战略的背后,暗含着发达国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国垄断资本的铁蹄下,假借他国政府之手豪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
(四)推行“媒体帝国主义”,构筑阻隔发展中国家的屏障。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蚕食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阵地,试图从根基上销蚀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手段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发展中国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文化消费倾向。同时,锻造隐形的信息交互网络,向发展中国家“倾销”信息,如数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把持这些信息交互网路的主要端口;西方的商业公司是主要的新闻提供者和购买者;传媒产品的趋同化和数字化又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强势地位。这种信息交互的“单行道”协助西方搞“图像外交”,结果使新闻报道过程出现失衡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还有意塑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美国媒体对穆斯林世界的报道向来有失公正,这使得美国64。9%的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9](P369)“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媒体竞相炒作;“种族清洗”
被西方媒体用来描绘波黑的种族冲突;中国的台湾地区被西方媒体定格为“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常常被西方媒体进行妖魔化报道,等等,都达到了扭曲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掩盖西方国家的政治图谋的目的。总之,西方媒体动用一切手段有意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的舆论氛围,同时消解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抵制情绪,以达到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目的。
(五)利用美国的军事机器维系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存在,绝非只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在不发达地区的表现就像是个战争罪犯。资本主义使用驱逐、大屠杀、强迫劳动和贩卖奴隶等方法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如果说跨国公司打开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门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话,那么美国动用军队开拓全球市场,其战略意图就图穷匕见了。美国军队在维护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威慑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屡次采取“杀鸡儆猴”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将一些地区强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通过代理人深化对这些地区的剥削。在中东,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心脏地带建立的一个资本主义飞地。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将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马”[10](P90-93)。美国的军队征服行动是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动荡、贫困的根源之一。
总之,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精巧布局经济全球化,在事实上造成了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境遇。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我们发现,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下降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着名的“从属于”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P277)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让资本主义世界感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寻求多种发展道路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联合自强,改变了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维护发展中国家集体权益的77国集团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国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抗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舞台。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回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增加了,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联合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联合国要产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发展的每一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区的9亿人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86%,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79%,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58%,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7%,拥有的电话总量占世界电话总量的74%。相比之下,世界最穷的12亿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费总额的1。3%、世界能源消费总额的4%、世界鱼和肉消费总额的5%和世界电话拥有总量的1。5%。[12](P77)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结果造成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全球资本流动显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多,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则少很多。实施贸易开放政策的结果差异很大: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而在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稳定性。[13](P41)可见,同在“地球村”,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成了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和实现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了。20世纪中叶以来,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高科技发展时期,为了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跨国采购和生产以获取巨大收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商品的生产链。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产全球化的逻辑里,利润至上才是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例如,一双耐克鞋的生产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大约是12美元,公司支付的劳动工资是每双12美分,而经过公司倒手后的销售价是每双130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2。26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抱怨工作条件差或者没有完成定额就可能挨骂或被克扣工资。[14](P158)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东欧地区劳工,已成普遍现象。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公司的深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以及随后引发暴乱,2005年以来因粮食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依赖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20世纪中叶,金融资本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了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60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因各种原因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发展型对外援助最终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制定,这种机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得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982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75%。[15](P41-44)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9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4倍。[16](P23)8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手段。
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借助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果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30年前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p#副标题#e#
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标。
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社会主义这一生产方式变革带给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前景,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除困局提供了经验。中国从被动拖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正是因为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近30年分阶段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正是错过了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最佳时机,这导致后来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生产关系的掣肘,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转型国家由于错误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蜕变到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带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发展愿景。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虽然主张通过推动国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但对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再加上缺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措施,这使得拉丁美洲的发展既受到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掣肘,又受到具体发展体制的羁绊。
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是发展中国家努力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全面应对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生存。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警惕和抵制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经济上,要坚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特别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文化上,要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发展文化生产力,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不断积累参与、制定和修改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打破西方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的实际本领,学会利用制度保护自身利益。在国际贸易领域,走出WTO框架内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困境,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完善WTO的现行机制,做世贸组织的推进者;强化WTO争端解决机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完善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机制;改进并加强网络在线活动,特别是促进WTO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协商与对话,同时把一部分议事程序对公众开放,接受成员国共同监督;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的局面。在国际货币领域,反对美元在该体系中的霸权,继续反对石油美元;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投票权民主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基金组织的管理层结构、大幅度增加IMF的基本投票权并建立使基本投票权保持在合理水平的机制);继续反对IMF为成员国提供贷款时要附加条件等做法;在国际金融领域,敦促世界银行将贷款计划与其发展目标吻合起来[17](P3);继续推进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反对世界银行议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独断专行的行为[18](P45),特别是反对世界银行要求受援国减少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等做法。总之,只有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逐步改变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这是冲除发展中国家发展障碍的关键之举。发展中国家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内在动力,因而始终存在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积极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9](P617-618)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还是国际投资领域,有利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的存在,不仅为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危机的后果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也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当今世界三大主要国际性金融和经济组织操控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之手,现行的游戏规则维系着西方跨国公司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各种花样翻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明目张胆的经济霸权主义、遍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实用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交往方式的落后使得人道的、民主的、平等的全球化对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仍然是梦想。因此,唯有循序渐进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探求能够融合多国国内规则的国际新规则,才能改变国际经济交往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南北差距。
全面推动南南合作,这是发展中国家解除发展困境的务实之策。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它们进行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合作”[20](P817)。
只有进行广泛全面的合作,在生产、贸易、资本、市场、科技、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进行合作,抓住南南经济合作这一关键,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逐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能力和实力,才能实质性地重新启动南北谈判和推动南北合作早日走向正轨。为此,要夯实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经济合作;要利用发展中国家首脑会议(如“77国集团”、“24国集团”、“21国集团”、亚非峰会)这些平台强化“各种文明的对话”这一世界重大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要利用“G20”这个现今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切实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方面的合作,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敦促联合国及其常设机构(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目前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要举集体之力,争取让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债务问题、发展援助、环境保护等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上做更大让步。
总之,需要全球社会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公平、正义、合作与和平的全球秩序,最终实现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愿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8]HarrisonGraham.TheWorldBankandAfrica:TheConstructionofGovernanceStates.Londonand
NewYork:Routledge,2004.
[5]HanahoeTom.AmericaRules:USForeignPolicy,GlobalizationandCorporateUSA.Iceland:
Branden,2003.
[6]RapiniRoberto.etal(eds.).LivingintheGlobalSociety.England:AshgatePublishingLtd.,1997.
[7]Mész?rosIstv?n.ThePowerofIdeology.LondonandNewYork:ZEDBooksLtd.,2005.
[8]NielsenKai.GlobalizationandJustice.NewYork:HumanityBooks,2003.
[9]HaddadYvonne.Yazbeck.andEsposito,John.L.(eds.).MuslimsontheAmericanizationPath?Atlanta,Georgia:ScholarsPress,1998.
[10]Esposito,JohnL.UnholyWar:TerrorintheNameofIsla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HeldDavidandMcGrewAnthony.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Malden:BlackwellPublishers Inc.,2002.
[13]SoYoungKim.“GlobalizationandPerceptionsofEconomicInsecur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AreaStudies,Vol.13,No.2,Dec.2006.
[14]FlustySteven.De-Coca-Colonization.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2004.
[15]RamaaVasudevan.“Finance,Imperialism,andtheHegemonyoftheDollar”.MonthlyReview,Vol.59,11Apr.2008.
[16]DanaherKevin.ReasonstoAbolishtheIMF&WorldBank.NewYork:SevenStoriesPress,2001.
[17]Pincus,JonathanR.andWinters,JeffreyA.(eds.).ReinventingtheWorldBank.New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200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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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和全球化是一种伴生的关系,主要由于资本主义非理性和非道德性所滋生的反全球化,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动摇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冷战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给人以资本主义似乎还有强大生命力的假象。但反全球化的繁荣,特别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兴起,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的边缘。
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代表着等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挑战下,不断汲取着社会主义的长处。有人说罗斯福的“新政”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凯恩斯模式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实际上这些不过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结果。而且,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使得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统制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资本主义依靠殖民化在全球拓展势力的努力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在国内推行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凯恩斯主义,以及在国际上推行新殖民主义实现了脱胎换骨。1950~1970年代,多数资本主义大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4%,失业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更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更达一半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70%,显示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而与此同时,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的弊端却逐渐显现,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入了死胡同。东德柏林墙的竖起,既是东西方隔绝的表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西方竞争中走向失败的表现。
借助于生产关系一定程度的变革,借助于资本竞争性对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新资本全球化得以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新的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似乎也成了另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到1990年代初,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90%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78年中国放弃““””式的社会主义可能还不至于使资本主义大国感到多大的喜悦,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却让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高兴地欢呼“历史的终结”。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心腹大患的左派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和““””式的社会主义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模式面前彻底失败。
其他各式反全球化,不管是小国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形式下的无力抵抗,还是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国家”的与世隔绝,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愤世嫉俗的“恐怖主义”,都已被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意识所边缘化。剩下的主流只是西方左、中、右翼共同参与的大杂烩式的西方的反全球化,还是一种“小骂大帮忙”式的、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中国学者所说:“在西方,反全球化或对全球化心存疑虑的人,无论在表面上说什么,潜意识里都是为了维护西方人优越的生活条件。”
新的全球化仍然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其主要内容,尽管其载体由旧殖民主义者的枪炮变成了新殖民主义者的跨国公司。为了西方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普及以及经济利益的维护,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的强势,打着自由市场自然拓展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切可能的剥削机会。实际上,现在的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也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神话之下,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的公平贸易、战略贸易,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主权弱化的谎言和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等华丽词藻掩盖的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颐指气使和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践踏。
当代全球化尽管实现了对旧全球化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当代全球化依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疯狂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的给人类带来种种危害。关于西方主导的新全球化模式弊端的描述,如同全球化的描述一样浩若烟海。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公司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公正的加剧,国家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泛滥等。总的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对无国界的新全球化的憧憬。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始终,无论在体系结构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仍会有新的高潮出现。
实际上,主要由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推动的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从没有停止过全球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抵抗。如世界体系论者所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和地缘文化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个世界体系为维持民族一国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调节已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已经用尽了它所能使用的所有手段。“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多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一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指述的正确方向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的调节已接近极限。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减慢某些使其精力耗尽的活动以延长其寿命,但是,其死亡的阴影却总在地平线的某处出现,而各个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者。
在反全球化的结构或体系层面,愤世嫉俗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型的反全球化虽然表面看来毫无希望,但其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却引人深思。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试图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全球文化”仍然只是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厢情愿。
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抵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统制的呼吁,也在反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呼吁甚至在那些希望弘扬自身民族主义和族裔认同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吸引力,而对那些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可抗拒,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用来发泄与革命的失败相伴随的沮丧感”。
在国家层面,虽然自绝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政策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摒弃,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神话也很少有人相信。区域主义、地方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发展路线也和全球化的发展一样引人注目。在当前全球化的大势下,国家决策者考虑得最多的不是如何建构和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而是如何在此大势之下趋利避害,保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
东亚的经济奇迹让民族主义式的反全球化力量找到了希望。亚洲模式和亚洲价值观不仅成为亚洲国家的热门话题,也成了世界上不想走西方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争相模仿的对象,给西方所宣扬的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兜头浇了冷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虚假性。
在个人层面,西方国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主要是为了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并最终可能导致西方各种利己主义政策的出台,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进一步巩固,但环保运动等还是有助于全球化向着理性方向发展的。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包括环保、劳工和反盲目的自由贸易等,也可以推动全球化向更公正、理性、多元和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
总之,反全球化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将会使全球化更加富于人性、更加充满理性,也会使这个世界更具公正性和多样性。反全球化实践在各个层次的依然话跃表明:“为了弱者和边缘者利益而抵制富有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依然有力,并且已卷土重来。”仅就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而言,它们同民族国家一道,促进和维持全球体系基本性质的延续。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终结期,遍及全球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这个危机的主要症候,也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一个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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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间的交流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总体特征和主要趋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全球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2.国家及社会相关机构应当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出口交易基金以及对外投资基金,从而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现状,国家要放宽相应的融资政策,放宽中小企业的上市条件。国家要制定关于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从而对中小企业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然后,积极动员进出口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关于国际贸易的相关讯息,并积极开展一些展览会和商品推介会。
结语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中,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虽然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不少的机遇。但是随着各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贸易规则的改变,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我们要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提出科学可行的发展策略,不断改革企业中不适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从国家和自身角度积极努力,从而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在受国际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随后对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深入,这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抓紧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规避风险,从而使中国经济成为更重要的经济体。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经济活动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提供服务、技术转移、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超越国界的全球范围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跨越各国、各地区的界限,相互融合成整体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与各地区的经济互相交织、影响以及融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的经济行为规则,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并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适应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目前已经成为生产社会化与经济关系发展国际化的客观趋势。其最根本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成果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飞速转化为生产力,跨国公司发展的蓬勃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力日益加强,涌现了大量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纵观世界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主流的经济政策,大量的区域经济合作更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吸引外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发展无疑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在新兴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外资接收国,这与跨国公司对我国增速快的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大量引入外资,有利于满足国内资本需求,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是对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生产力的促进。外商进行投资的同时,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被引进,推动着我国企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2.对贸易的影响
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顺差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中国加工业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2009年后我国许多企业的出口量仍达高位,率先使中国经济复苏,在经历了全球性的打击后,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推陈出新,升级换代,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3.有利于劳动力分配
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始终是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对外贸易加工等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利用起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才的有效利用受到重视,新型的技术工人以及服务人才充实到企业中,为我国经济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力。
(二)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单单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我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1.受发达国家的制约
目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仍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当世界市场接收他们的巨额投资之后,他们可以通过贸易自由的口号,对我国贸易堡垒发起攻势,来保证他们获得超额经济利润。而当他们的国内市场受到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本国一些产业的行业利润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们就以贸易保护为借口,或者通过环保壁垒、技术壁垒阻挠中国产品的进人,根本不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2.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将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滥用资源,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经济全球化下,发生产业转移现象不可避免,但为了参与更多的国际竟争,我国只能接受发达国家传导过来的高能源消耗与高污染耗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输送给发达国家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的有形物质产品的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必须勇于接受挑战。我们要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更要警惕并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影响。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努力,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仍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规则,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为了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应注意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本质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使经营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科学、规范并且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而使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得到提高。我们还要创造开放、竞争、公平、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对市场体系进行完善。
(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更是经济大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注重吸引外商资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投资的质量。通过引进竞争的办法,燃起我国民族工业的竞争意识。国家应该引导有条件的产业和部门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从而使相应的企业追求新技术具有更大的动力,积极完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利润。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获取原料、制成品以及半制成品,使我国经济运行成本降低,在吸收技术与经验的同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自力更生,提高我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层次,提升品牌影响。我们要在能够保证立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向国外发展,争取走向国际产业链的更高端。
(三)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可能对我国环境、资源以及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一直处于低端的位置。在开放规模被扩大的同时,应密切注意国际游资的动向并加强经济监管,避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从而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目前,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非常高,这与经济大国应有的本范并不相符。我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国的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都得到提升。就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来看,我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势必会受到国外经济势力的打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抢占和坚守住本土市场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实行“走出去”的战略。
(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的进步与不断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中国应加速科技的创新,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战略,大力发展科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创新,提高科技含量,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上更具国际竞争能力。我们应运用先进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使传统产业技术含量得到提升,从而促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
四、总结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吸引,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还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分配,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受发达国家的制约,还要承担产业转移带来的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避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并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使我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念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内蒙古金融研究.2010(3):3-5.
[2]吕延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07):10-14.
[3]刘树本.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分析.科技向导.2011(12):60.
[4]庞乔舒.浅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北方经济.2011(02):26-27.?
[5]梁夫利,孙希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策略.经济与科技.2007(11):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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