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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新经济新规则建设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本文从介绍新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则入手。阐述了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最后结合企业的内、外部环境,提出了建设适应新经济发展法则的企业文化十点策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决定企业的未来。
一、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
(一)推动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企业文化的内容简单明确,价值观得到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企业实践活动中,企业的主要成员会产生使命感,员工对企业及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形象将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是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内在动力的基础。优秀的企业文化向社会大众展示着企业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经营状况和高尚的精神风貌,从而为企业塑造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信誉,扩大影响,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
(二)促使企业可持续成长
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现在其核心价值观上,企业成长的可持续关键是它追求长治久安的核心价值观要被接班人确认,接班人叉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这样就能使核心价值观在适应技术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前提下得以继承和延续。近年来,众多企业所提倡的第二次创业,其主要特点是要淡化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强化职业化管理,把人格魅力、个人推动力变成一种氛围,形成合力,以推动和引导企业的正确发展。
虽说没有好的企业文化的企业也可以成长,但它却难以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好像没有灵魂,没有指引企业长期发展的明灯,因而无法获得牵引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文化不解决企业赢利不赢利的问题,只解决企业成长持续不持续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能否不断成为世界级企业。成为长寿公司,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有着密切关系。
(三)帮助企业网罗人才留住人才的制胜法宝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人才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取得大量的优秀人才。并留住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是能够推动企业实现升值的人力资本。对这些人才的争夺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在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争夺资源和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优秀人才也成为国内外企业竞相争夺的目标。这就使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然而在这个人才争夺战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企业文化。”
一项全球性的人力资源统计数字表明,在跨国公司中,89%的辞职人员说。他们不是因为报酬太低而提交辞呈的。企业的人才争夺战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文化。企业对人才的争夺真正体现在不同企业文化的竞争上。各种人才通过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的了解、认识,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公司。很多人才都是因为青睐—个公司的企业文化而选择进人该公司的。
自20世纪9o年代以来,文化对于员工行为的影响作用似乎越来越重要。现代组织渐渐拓宽了控制跨度,使组织趋于扁平,引人了工作团队,降低了正规化程度,授予员工更大的权力。这些都要求企业文化提供共同的价值观体系,从而保证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企业文化对组织有效性的负面作用。第一,影响企业的变革。当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与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要求不相符合时,它就成了企业的束缚,使组织难以应付变化莫测的环境。过去能导致成功的措施,如果与环境变化的要求不一致,就可能导致失败。第二,影响企业多样化发展。企业文化较大的压力,使新成员服从企业文化,并限定了企业可以接受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范围。这样就大大削减了不同背景的人带到企业中的独特优势,它就成了企业的一个束缚第三,影响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效果。如果在收购时,收购对象在财务和生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而不同的企业文化就会使双方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影响最终的效果,甚至使兼并和收购以失败告终。
企业文化既是一种现代管理理论和方式,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是袖珍式的社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各种实践活动的投射、凝结和反映,其内容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首先是作为其最高层次文化的企业哲学,然后是在总的方法论指导下的目标文化(企业目标)、政治文化(企业民主)、规范文化(企业道德)、制度文化(企业制度)、团体文化(企业群体意识)、功能文化(为发挥文化教化功能而展开的各种活动)和实体文化(企业的生产资料、产品和保健卫生设施及文化教育和娱乐设施等)。这些内容的文化层次由高向低逐渐拓展,性质由软向硬逐次增强,因而其功能和作用也各不相同。而这一切的集中体现,即企业的主导文化,是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随着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文化也要发生变化。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企业文化符合新经济的特点和法则。
二、新经济时代的挑战
在信息时代,知识包括概念、创意、专利、许可证等将变得比成熟的技术更为重要,所以企业家能力的分布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知本家”比资本家更容易成为企业家。风险投资风行,能承担更高风险的直接融资或以追求高风险高回报为目的的民间资本,比银行的间接融资更为有效,新创企业的成长,主要依赖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而不是靠利润来实现;企业家的报酬也主要依靠“股票期权”而不是传统的工资奖金。新经济条件下,价格被“净化”,所有的产品一问世就处于最低的价格水平。
新经济孕育新规则。在新经济环境中,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旧的市场得到完善,传统产业不断蜕变并获得新生。同时新经济也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那些竞争力差的厂商再也无法回避原有的弊病,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第一,企业将通过刨造和生产知识而盈利。现代公司盈利的主要途,而新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企业的营运规则。新经济中的霸主将是那些建立在新知识基础上的公司。第二,企业必须不断发明和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公司推出一种新的知识型产品,该公司对它的垄断只能是短暂的,因为这类新发明会很快被大量、迅速的新产品所淹没,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第三,未来的企业必须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盈利水平,但新型的公司在全球化和因特网的作用下,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中间环节,从而以难以想象的程度实现大规模削减成本。第四,网络经济将彻底消除传统市场的效率低下。《商业周刊》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网络经济将彻底摧毁公司用价格作为超值盈利的手段。因为信息传递的高效率,网络以最快的速度使新的发明创造商品化。网络使得顾客、批发商及贸易伙伴可用最快的速度,在100家的货源中,比较一种产品的价格,而传统的比较往往只局限于两、三个厂家。第五,明天的市况,非通货膨胀将成为最主要的威胁:一是如何应付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二是网络经济下的新型市场竞争带来的价格萎缩压力。三是高新技术带来的商品周期急剧缩短。第六,人才将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因特网将使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找出最合适、最出色的人才。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如何发掘、培养人们发明创造新思维的能力。
新经济的核心是网络经济。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补充和发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新经济战略包括i部分:第一,“新思想”,即网络经济是新经济的核心,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的化身。企业必须具备网络经济的头脑,这是中国的网络公司乃至世界网络公司生存的法则。中国有些网络经济经营家们之所以仍在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盈利的正确方向,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网络经济的理论武器。第二,“新技术”,是在新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以sPP(网络服务+网络产品+网络门户)为代表的技术和产品。目前有实力的网络公司纷纷推出了为传统企业提供从构建网上平台、经营电子商务到管理企业资源的系统化全套解决方案的3e企业商务平台。第三,“新经营”,即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国际上先进的营销方式,被许多发达国家所应用。
三、建设适应新经济的企业文化
企业要保证新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首先必须建立适应新经济发展法则的企业文化。结合新经济和企业文化的特点,其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创新,竞争,学习,国际化,全球化,客户需求,民主,自由等等。
建设适应新经济发展法则的企业文化,总结起来有以下l0点策略:第一,明确录用标准。通过企业招聘过程的甄选,识别并聘用那些有知识、有技巧、有能力来做好企业工作的人。招聘过程是一个双向选择,保证所聘员工的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相一致,同时让应征者既了解企业的实力,又告诉他们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的要求,让他们在思想上作好充分的准备。第二,新员工从最低层开始,改变他们旧有的观念和习惯,适应企业文化。管理水平高的公司总是压给新手们不胜负担的工作,使他们筋疲力尽,目的是打消他们自鸣得意的心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从而能够自觉地向他人求助,掌握企业所需的技能,成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并调整自己,适应企业的价值观和规范。第三,让未来的领导者负责具体的工作。这是一个永恒的公式。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核心义务,并从最低层的工作做起,让他们熟悉企业的一系列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工作程序等等。第四,制定明确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机制。根据企业文化的内容,结合具体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制度,做到权责明确、赏罚分明,维护企业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信任度。第五,加强企业最高层次文化教育。在保证满足员工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通过企业哲学、企业目标的教育,使员工具有更高的境界。在一个非常重视自我实现价值的公司,员工们一定会衷心耿耿地为公司工作。第六,建立公司传统。所有的公司都有自己战胜困难、冲出劣境的回忆。这些故事能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人们不断重复这些故事,直到他们被笼罩上神秘的光环。第七,树立榜样,忠实企业文化。为年轻的员工树立榜样非常重要。强烈的公司文化能够寻找出这样的先进分子,并起到示范作用,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忠诚度。这样做才能使公司文化继续发展。第八,建立人才市场。这样一来,高级副总裁们只能与新业务部门的经理们同场竞争最优秀的人才。过去被禁锢在死水一潭的企业里的人才,也能在诱人的工资和业务荣衰挂钩的股份的吸引下,加入到士气高昂的新队伍中去了。雇员必须认识到,干大事的最佳途径是参与创新。第九,设计一个开放型点子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提建议者和寻求新见解者处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之上,能够实现充分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它能将社会、企业、个人连接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但在大多数公司里,只有一条能发布新见解的途径:层层上报,而且只需一个“不”字便可扼杀它。第十,企业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领导者要作为设计、推行企业文化的第一人,并言传身教。企业最高层领导的言行举止对组织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高层领导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把行为准则渗透到企业中去。例如,企业是否鼓励冒险;管理者应该给下属多大的自由什么样的着装是得体的;企业鼓励什么样的行为等等。
企业要保持稳定和持续地发展,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有些企业对企业文化认识上存在片面、机械、僵化的现象。第一,企业文化政治化。认为企业文化单纯就是在新时期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完全以贯彻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指示精神为主,不考虑实际工作的效果。企业的政治就是管好企业,创造效益;企业员工要讲奉献、讲艰苦奋斗但更要讲价值的回报,要讲激励机制,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企业文化口号化。有的企业,你走进大门,就会发现从走廊、办公室到各车间的墙上四处可见形形色色、措辞铿锵的标语口号。这本无可非议,但它能否真实地反映本企业的价值取向、经营哲学、行为方式、管理风格;能否在全体员工中产生共鸣能否真正地起到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是否有本企业的特色,恐怕连企业的决策者本身都说不清楚。有人张口就讲“以人为本”,却不知它的真实含义,更不提有什么具体措施。这是把企业文化空泛化、形式化、口号化的典型现象。第三,企业文化的文体化。有的企业把企业文化看成是唱歌、跳舞、打球。于是纷纷建立舞厅,成立音乐队、球队,并规定每月活动的次数,作为企业文化的硬性指标来完成,这是对企业文化的浅化。第四,企业文化的表象化、僵化。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创造优美的企业环境注重企业外观色彩的统一协调,花草树木的整齐茂盛,衣冠服饰的整洁大方,设备摆放的流线优美。有人认为,企业文化一旦指定就长此以往,百年不变等等。殊不知企业文化也需要创新。除此之外,还有人错误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企业员工的文明礼貌,道德风尚,企业的知名度等,这些都是不全面不科学、不深刻的,是非常有害的。
正如人之所以为人,其属性是一样的,企业之所以为企业其属性也是一样的。既然属性一样,则企业经营的总体原则也样的,不论此企业在何方,更何况现在“企业是世界的企业”。企业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实现企业成员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及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共性,即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给企业提供实现其目标的土壤,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侧重在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行为方式等方面。同时,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企业文化的特征又不相同。如有的企业重市场开拓,有的重产品的创新,有的重售后服务,有的重经营绩效,有的重竞争意识,有的重团结合作,有的重稳定。不同的经营理念,产生不同的行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不能“千篇一律”,应该根据自己企业的特点、自己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行具体的设计定位。企业文化的建设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一批批、一代代的企业家和员工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去营造、培养和发展。文化是要有底蕴的、有根基的。一个企业的优秀与否,不仅要看昌盛期,更要看困难期;不仅要看创业期,还要看发展期。如果企业在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全体员工还能保持同一的思想,同舟共济,知难而进,百折不挠,这个企业的优秀文化就真正形成了。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有些物质资源也许会枯竭,惟有文化生生:不息。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是无形的资产和财富。企业文化会极大的促进企业的发展,所以只要做到企业和企业文化的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使两者同步运行,建设出一套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一定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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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煤炭企业企业文化再造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理念的竞争。煤炭企业作为传统型企业要想更好的取得竞争优势、战胜竞争对手,必须对其企业文化实施再造。论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
2l世纪人类经济形态已经进入了以知识、速度、创新、文化理念为根本特征的新经济模式。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能力,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途径,是一种为企业生成价值的重要来源。一个企业要打造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就必须要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着手,培养具有个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是新世纪重要的企业管理模式。煤炭行业作为能源基础性行业,其作用和地位不容质疑。不久前国家为了力促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历史和现时的一些因素积淀,煤炭企业发展遇到许多困难与挑战。煤炭企业正经过着历史性转化过程:即从“制度+控制”型转变成为“学习+激励”型。最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国际原油等替代性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煤炭行业的形势开始出现好转。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煤炭企业必须牢牢抓住时机、适时掀起企业变革、塑造新型企业文化,推动整个煤炭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化发展。
l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与实质
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源自美日两国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较。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并在各个领域与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美国学界在惊呼“狼来了”的同时,分析思考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管理软件——文化因素”的成功。从1981年到1982年间美国管理学界连续推出了四部重要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战略家的头脑——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系统精辟的分析构成了企业文化这一新的理论系统,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一般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是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唯一源动力。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为企业职工提供了一种共同意识,以及日常行为的指导方针。企业文化通过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观念,说服、感染、诱导、约束企业成员,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把全体职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煤炭企业文化以往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文化观念陈旧、思维模式定化
由于地理条件和作业环境限制等原因,煤炭企业矿区一般都远在与城市市区相隔较远的郊区或野外。因此煤炭企业难以接受到外部最新的信息,思维模式容易固化。而思想的僵化又往往就是企业文化再造最大的敌人: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安于现状,害怕变革、不愿变革,使得企业的改革发展创新的尝试只是“换汤不换药”,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引领企业发展思路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2.2企业领导层不理解或企业文化意识淡薄
众所周知,目前煤炭企业占相对多数的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很多的领导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选择产生,而是直接由上级安排任命。这其中虽然有很多有志于改变企业落后面貌的领导者,但苦于对企业文化理念的不理解和认识不足。造成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不开阔,企业文化建设停留于表面。更有甚者,一些领导者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只投入,不产出的“买卖”,搞不搞对企业效益都无所助益。
2.3企业文化建设政工化、部门化
在煤炭企业调研的时候经常发现在许多企业中,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等同或混淆两者之间的异同。实质上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炭企业建设中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通过两者有机的融合和协作,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中所潜在和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有的煤炭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职能安加在工会、宣传部等部门,实际上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个企业都必须共同承担的职能,而不是哪一个具体部门自己的事情,企业文化细化在企业运作流程的每一个阶段之中。
2.4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
以往煤炭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由于思想保守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煤炭企业内部对企业建设的效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经常是“热热闹闹开场,冷冷清清收场”,没有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的嵌入到企业的灵魂之中,企业文化留于表面。因此我们走进矿区经常发现是口号、标语很多;今天号召这个,明天要求哪个。没有一个有序、继承性的企业文化发展建设思路。
3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路
3.1以“客户服务至上”为导向
由于多年来传统体制的影响,使不少煤矿至今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确立“服务至上”的思想,煤炭产品同其它产品相比虽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作为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上有共同之处,如认真履行合同、定期走访用户、提高质量、扩大产品品种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等。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预测客户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提前准备,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客户,从而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客户节省时间、为客户节省成本、为客户提供方便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3.2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企业有价,人才无价。新经济时代中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生产力要素。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从过去只注重物转到重视人的基点上来,把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培养人、重视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如何有效的引人、留人、用人、培育人已经成为煤炭企业文化管理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企业必须充分调动资源,做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这篇大文章。
3.3以构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支撑
煤炭企业文化重塑要以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有序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的促进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制度化、明确化。为企业下一步将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各个角落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3.4落实沟通培训和激励机制
由于煤炭企业内部传统势力强大,抗拒文化革新和消极对待文化革新的现象普遍,而且广大员工素质参差不齐、认识不一。要想在煤炭企业内部顺利开展企业文化理念革新,首先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有效沟通。解除员工对于企业文化再造的疑虑和不解,并通过具体培训的方式,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企业文化再造的效用与意义所在。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广大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中来,实现由“企业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3.5以绩效考核机制为约束
有时候企业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企业文化变革在企业内部寸步难行。此时为破除阻力、引进新思路,就必须果断借助绩效考核机制等强制手段,引导员工个人行为向企业希望的方向转变;新文化的引入要想真正“生根”必须有一定的强化过程,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使得员工逐渐生成“习惯反射”,使得企业文化最终能够在企业内“生根发芽”。
3.6以企业与员工“双赢”为诉求
强制并不等于强迫。虽然要员工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自觉做到相统一,但不能抹杀员工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需要。长久以来,煤炭企业以“牺牲、奉献”精神为感召,而忽视了员工作为个人有自身多元化、多层次需要的现实。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是双赢的世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双赢”的文化理念,只有企业和员工都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4煤炭企业文化再造的具体内容
4.1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新型企业精神
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灵魂,要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中外企业无不把培育企业精神当作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根本任务,把企业精神当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视之为企业之魂。煤炭企业要精心提炼出最适合本行业发展、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加以确立和塑造。将长期经营活动中培育的能反映企业精神风貌、激励职工奋发向上和规范企业行为的群体意识,能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相融合,树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树立企业精神要注重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同时要突出时代性和个性化。
4.2加强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由于煤矿生产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煤矿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干扰正常的生产经营。事故高发及难以遏制的趋势,不单源自科技管理水平低下,更在于员工对安全的认识水平不高和企业整体安全文化理念不强。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先”,实现文明生产,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珍惜、爱护和尊重员工的生命,从安全的意识、思维、观点、行动、态度、方法上使员工形成深层次的安全文化素质,并付诸于完善和维护企业安全文明生产上,认真将安全文化细化到现场生产管理之中。
4.3重新塑造煤炭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是指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印象和评价。一个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是否有高度的信任感,关系到这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一方面,传统上社会意识中煤炭企业的形象就是“苦、脏、累、险、黑、大、笨、粗”;另一方面由于只注重效益,缺乏环保意识。导致企业环境恶化:煤尘飞扬、地表塌陷、酸雨、温室效应、固体废弃物、光化学烟雾等敏感环境问题既危害了企业,更危害了社会。因此煤炭企业要建立新型企业文化,首先就要重新塑造自身企业形象。对内要提高环保意识,提升员工素质。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秩序井然、环境整洁优美的现代新型矿区。对外要通过cI形象设计塑造个性鲜明、全面完整的企业形象。注重企业声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帮助企业树立讲文明、负责任的光明形象。
4.4通过质量文化树立强势企业品牌
高质量的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根基。它既反映了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企业吸引客户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赢得更多的客户,也只有树立质量第一的文化理念,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产品质量实际上是企业质量文化、伦理观念在实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有什么样的质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质量。良好的技术、设备固然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但非决定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还必须以人为本,从指导人们实践的观念形态着手寻求解决途径。从煤炭企业长远发展、从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域经营的大视角出发,重视企业形象、商标形象、产品形象的策划、宣传、投入,把品牌意识和策略引入企业营销机制中,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塑造强势企业品牌才是煤炭企业在21世纪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
4.5科技文化兴煤,创新文化富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在今天的煤炭企业改革中意义犹为重大。今后我国煤炭企业的改造目标重点是要应用高新技术:比如遥控与自动化技术、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推进洁净技术的产业化。煤炭企业的发展正朝向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迅猛发展。毫无疑问,科技文化将给煤炭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场新的革命。能源有限、创新无限。煤炭企业不可能永远靠煤吃饭,大力推进企业创新文化理念的形成是企业可持续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创新生产工艺、创新管理理念、创新发展思路为核心的创新文化体系,为煤炭企业不断飞跃,添砖加瓦。
4.6危机永存,学无止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竞争是成为企业面对的常态、危机是企业生存必须面对的挑战,优胜劣汰是企业难以抗拒的自然法则。煤炭企业从领导层到员工,每一个人都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觉悟。世界著名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问一问自己的企业,离破产还有多久?面对危机,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快速的学习、更好的学习、超越竞争对手的学习,才能在未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构建学习型组织、树立学习型文化再也不是停留在企业老总听课记录上的一句口号,它是关系到我们企业未来发展命运的关键战略决策。如果你的企业还没有开始理解为什么、如何来持续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从你开始,不断学习。学习型文化自此开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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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经济企业文化竞争力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具有信息共享、知识爆炸、技术革新等鲜明的特征,日益竞争的新经济环境要求现代企业必须更新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竞争力。文章分析了新经济时代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并针对现代企业如何建立企业文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的几何膨胀,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正在给我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当地理和空间不再是障碍,当地球越来越象个地球村,我们已全面进人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源于美国,但新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着全球。
关于新经济的界定,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新经济时代主要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以网络发展和信息共享为主的信息时代、以传统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向新型管理模式转变的革新时代和以知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知识时代。
一、新经济时代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引起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管理理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企业管理理论逐渐出现了企业管理层次的扁平化,企业组织形式的虚拟化,企业组织结构的非线性化、企业文化多元化等特征。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它是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新兴的管理理念,是在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基础上逐步演变产生的一种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文化的目的,就是以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的手段,满足员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以提高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在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企业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文化,才能具有生命力,具有获得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能力以及为全社会服务的基础。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
早期的企业文化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企业管理者文化”,其主要功能是为企业管理者服务,从而更好的实现企业管理、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虽然后期企业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同,但是许多企业对企业文化内涵的理解仍比较片面,企业文化往往只是停留在“制服文化”、“墙上文化”、“口号文化”的层次,许多企业在确定企业文化时也只是一味的模仿和追随一些知名企业,企业文化真正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信息共享、技术创新、知识爆炸的新经济时代,使得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管理模式要求企业文化必须赋予新的内涵,才可能发挥其推动企业发展的作用。
1.企业文化要具有“包容”性
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共享成为可能。传统的企业文化往往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由企业管理者们提炼而成,但是新时代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要主动地确定企业文化,并以此引导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借鉴先进企业的文化精髓并结合其自身的特点,确定既具经典又有新意的“包容性”企业文化。
2.企业文化要具有“学习”性
在新经济时代到来之前,企业已经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因此许多企业会定期为员工开展培训和再教育,以此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发展。但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决定了仅仅靠企业提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远远不够,大量的知识需要企业员工们主动地、持续地去吸收消化。因此企业文化要引导企业成为“学习型”团队,引导员工成为“学习型”人才,变企业被动培训为主动学习。
3.企业文化要具有“人本”性
由于早期的企业文化主要服从于企业管理者,它具有典型的“经济”性,并以企业发展速度和获取利润量作为衡量其好坏的标准,这样的企业文化往往会导致员工产生人是“赚钱工具”的想法。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的重要性日显突出,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必须正确理解人的重要性,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才能确定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推动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孟要性更为突出
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论、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经营业绩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企业文化是在企业追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企业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某种被大多数员工所接受并且具有传承性和生命力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许多跨国大公司外,众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也开始日益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5年4月公布的对2881位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优秀的企业文化作支撑已成为大多数企业经营者的共识。
1.先进的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同类型的竞争企业面临的社会消费环境相同、竞争压力相同,而企业的科技发展力也极易被竞争者仿制甚至升级,可以说信息时代使得企业在外部竞争力相似的情况下必须发展内部驱动力,而先进的企业文化正是提升企业内部竞争力的核心。依靠先进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当企业员工以企业文化作为其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么员工便会把企业的发展作为其个人的事业,从而摒弃那些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的行为方式,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增强企业的免疫功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2.先进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现代企业的管理能力
首先,先进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人才成为企业争夺的焦点。单纯地以物质金钱作为回报已经难以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硬件,企业要吸引并且留住优秀的人力资本就必须依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企业在用人的同时,要注重对人才知识的更新培训,同时要给其员工以人性化的管理,使得员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从而把其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有机融合。其次,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其信息沟通、人际关系和管理方法,从而与企业内员工达成和谐共处的氛围、建立良好的客户服务体系、树立健康向上的企业形象。
3.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在知识和技术更新迅速的新经济时代,企业经营范围可能变化、企业员工会更新、企业的物质资源可能枯竭、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可能会离开团队,但是企业文化却是生生不息的,它是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优秀的企业文化体现着一个企业的人格魅力,它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业务范围或者企业主管的变更而消失,优秀的企业文化会被企业管理者一代一代的继续和发扬,并引导着企业健康成长。企业文化是指引企业长远发展的灯塔,没有优秀文化的企业可以成长,但是要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就必须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二、现代企业如何建立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
(一)现代企业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文化
制度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缺乏合理的制度支持,就难以把企业的精神文化和价值理念转化为企业员工的共同自觉行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信息量的迅速爆炸、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企业管理难度增大,传统的“以人管人”的管理制度难以保证企业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在知识型和学习型的现代企业中,必须加强企业制度文化建设,建立完善的信息处理系统、决策系统和人事管理制度,使企业管理者可以及时掌握内外部有效信息并与内部员工及时沟通,增强企业运作的速度和灵敏性,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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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也必然出现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领域的影响,即我们的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进程。当今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回避全球化的浪潮。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到申奥成功,再到加入WTO等,都是争取或者自觉地融入全球化过程的反映。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文化领域同样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下,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使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由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各民族打破了原来的那种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L1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全球化”、“世界文化”等概念,但这里“世界文学”中的“文学”指的是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事实上是世界的文化。从马克思、思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世界文化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因素(人类的共性)相结合的产物,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文化世界性寓于民族个性之中,并通过民族个性得到体现,文化的民族个性则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人类共性(世界性)。这是民族文化能够为其他民族所认同和接受并成为人类共同财产的根本原因。二是从文化本身的外部关系看,世界文化是指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本体通过相互交流、对话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世界性的文化关系。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按照上述辩证的观点去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上,就要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又反对盲目排外主义;既反对民族保守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向世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首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西强东弱”的格局在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强。西方敌对势力自恃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加紧对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能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这将是个严峻的挑战。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复杂的思想文化环境。一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普及,使得各种信息大量涌入,鉴别和筛选信息的难度增大;二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小生产的意识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对文化发展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在清醒地看到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的同时,也要充满信心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机遇。第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超级大国妄图建立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图谋难以得逞。世界各国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维护民族独立与文化特性,反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呼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民族所认同。第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前,我们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利用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的广泛的交流和接触,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好地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可以通过合理的交往与斗争,变被动为主动,打破西方的舆论强势,向世界发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声音。只要我们善于抓住机遇,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就一定能够应对挑战,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身份,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具体体现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具体概念所涵盖的主要内容上。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全球化时代下,文化的多元化与文化全球化这一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已经决定了固步自封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我们必须正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动地“融入”这一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中去。我们以前的人为的封闭国门,使我们的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受压、政治上受辱,更是在文化上处于受屈辱的地位。要建设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必须树立全球化、大开放的观念,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开阔的视野,开往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待一切人类文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川在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审视下,一切优秀文化,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对于西方文化,我们更要做到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大胆地“拿来”,加以批判地汲取,致力于本士化,这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很有益处的事。不仅中国传统文化要在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转型,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着眼于新的发展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焕发出更新更持久的活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
全球化不可能淹没民族文化,而是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走向世界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愈强,文化的民族性愈突显,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和多元及其相互交融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它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s]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未来文化之根,在对外交流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民族主体意识,把握文化交流的主动权,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s〕要知道,浮躁地移植、翻版西方五花八门的学说,很容易损伤本土文化的元气,造成我们的“文化贫血”。要保证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中不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当务之急是对全体公民尤其是对青年学生加强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铸造民族魂,确立“历史意识”。要把中华民族的千年灿烂文明用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融入公民和青年学生的心灵和血液中,使’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由此产生中国人在走向世界中特有的自尊、自信和自强意识。在严峻的国际竞争和挑战面前,我们“重在建设”一道民族的文化长城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文化。
文化的科学性包括文化内容的科学性和文化精神的科学性。文化内容的科学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区别于封建主义文化,又区别于当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它是以观念的形态反映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基本要求的文化,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科学的文化形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它的方法。只有把我们的头脑用这种科学文化武装起来,我们才能有效地防止唯心主义思想、封建迷信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文化精神的科学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崇尚科学的精神,就是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尊重真理,努力用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及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建立崇尚科学的文化,对引导国民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我们正在实践的科教兴国战略,正是要发挥教育和科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综合国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建立崇尚科学的文化,引导人们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在要求。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这里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建设大众化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更要求满足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应当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为他们所喜闻乐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人们市民意识的逐步觉醒,一个市民社会正在出现,以家庭文化、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生气勃勃的市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活水。我们应该尽力引导和培植市民文化的发展,因为思想文化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就一定会去占领。那种以为只要物质文明建设好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难以、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唯心主义宗教势力猖撅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说明,用健康、科学、文明的大众文化去占领思想阵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坚定的政治方向。为此,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三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的繁荣是文化产业化的前提条件,而文化产业化也为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基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与日俱增。它为各种异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更对文化发展提出了产业化的要求。没有产业化作支撑,中国文化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终究会被逼到边缘地带,充当旁观者;没有产业化的支持,中国文化最终难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可能会出现“众声喧哗独无我”的尴尬境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保证。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相信,经过碰撞和磨合,中国文化一定能在未来的多元世界文化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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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了21世纪的主要趋势及时代特征,而英语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英语全球化趋势的愈发明显,其与汉语言文化也逐渐出现了融合的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英语全球化的发展,汉语也逐渐融入了英语中。英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两者的融合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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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是现代社会标志性的革命成果,是通过当下的科技手段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不仅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更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观。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内容正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而创新,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网络文化凭借着丰富而又全面快速的文化信息影响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网络文化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衍生并传播着一些负面的信息,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诱导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网络文化的发展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网络文化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也有着很高的覆盖面,让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获得大量信息,了解最新的时事新闻,最前卫的文化思想,也可以对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进行改良变迁,从而使大学生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的提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转变为互补与补充的作用。
(一)网络文化为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素养提供了动力。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更新与发展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其通过多媒体技术让单纯的图片、声音完美的结合,构造出一幅幅形象的画面,让高校学生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精彩而完美的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大学生群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主体。与此同时,网络文化凭借着多种多样的传播渠道引导着高校学生,这让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无可比拟。
(二)网络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它不但为高校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信息,同时也为高校学生带来了沟通上的方便,由此出发,介于网络文化的交互性、隐蔽性和开放性,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有利于高校师生之间进行双向交流。网络文化的隐蔽性和开放性往往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坦率的去吐露真心,将自己的见解、情感以及诉求真实而有力的吐槽出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及了解学生的这些诉求,借助网络工具进行交流引导,在沟通中鼓励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有针对性的对那些消极而悲观的思想状况进行疏导,及时了解与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关心的问题,从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联系的实时性和高效性。
(一)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丰富了高校学生与外界联系沟通的路径,是校园文化变得更加有趣充实,而网络世界的绚烂多彩极大地诱惑着高校学子的好奇心,这种无拘无束的网络文化满足着高校学子的各种兴趣和爱好。从而导致传统校园主流文化的内容和传承的载体受到极大地冲击,加之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掺合,使得东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高校校园主流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受到从未有过的威胁。因此,高校学子对网络文化的支持与参与同网络文化对高校学子思想政治状况形成冲突,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二)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观念、行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时空概念,让传统意义中空间和时间所涵盖的文化、经济、政治概念发生转变与偏移。西方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价值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极大地冲击,同时也对我国高校社会主义德育观念产生极大地影响。导致高校学子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懈怠,以及在道德观念上和行为规范上产生懈怠。同时,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的差别,让高校学子沉溺于网络文化,而网络文化中不健康思想的趁机而入,让缺乏自律性的学子对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冲击,从而导致高校学子的社会意识、集体意识下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极大的挑战。
(一)从思想上疏导大学生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当代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思想活跃,有着较强接受力的群体,对社会新事物、新思想充满着好奇心。随着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凭借着各种媒介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要从根源上认识到新时代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信息化与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领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让高校学子从思想上去认识区分网络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学会如何汲取网络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也要学会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中探索和学习。
(二)借助网络文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同网络文化有效的结合起来,探索发现适合现代教育模式的授课方式方法,让高校学子在不排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很好的汲取现代网络文化,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把新时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网络文化推广到高校学生群体中去,从而有效的减少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被网络文化阵地侵占或者取代的危险。
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网络文化的丰富性与实时性对于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网络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加强对大学生正面思想的引导与构建新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既有着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许多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引导的同时也要加强学习,主动的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开展富有成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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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讲仁爱,即待人要讲爱人之心。儒家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说“爱利人之亲”。“仁”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忠人之事、宽恕为怀等,充满人文主义情怀。二是“重民本”,即执政要重视“以民为本”,因为“民为邦本”。“民本”的理念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民为君之本。所谓“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的相背决定执政者的宝座。二是民为官之本。所谓“吏”者,“民之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就是官员是人民雇来为其服务的公仆,你拿人民的薪水,怎能不思报答,好好为人民服务?三是民为国之本。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重社稷必爱百姓也”。三是“守诚信”,是讲做人要恪守诚信的底线。诚信是为人之本、立国之本。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守之以信,守之以礼”。四是“崇正义”,要求社会主持公平正义,照顾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周武王曾向殷朝老臣箕子讨教治国大法,箕子的建议是推行中正公平之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就是天下长治久安的“王道”。五是“尚和合”,就是在正视事物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尊重差异、协调矛盾。《周易•系辞》中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论语》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合思想为保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六是“求大同”,即追求“天下为公”、“民胞吾与”的“大同”社会理想。《礼记》描述这种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党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倡导”“,三个倡导”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借鉴了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民本”、“以和为贵”等思想。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借鉴了儒家“天人合一”、“崇正义”、“隆礼重法”思想。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了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方面的品质,中心重在人的品格的培养、精神的塑造。这些无疑是我国古代关于人自身发展方面的精髓,至今也具有积极的教育和指导意义。在当今社会,一些不良社会现象有悖于优秀传统文化。如:古语讲,“俭以养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奢侈浪费、奢靡之风还屡禁不止。又如: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应该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根本,但毒奶粉、地沟油、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一些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仍然存在。再如: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但重利忘义、金钱至上、不尽孝道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当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儒家的人文情怀对于消融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无疑是一剂良药。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同时也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之中。“小康”一词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形容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的社会状态。正如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所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在《周易•系辞下》有这样一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吕氏春秋》中有“时移世易,变法宜矣”,意思是在面临不能发展的局面时,必须改变现状,进行变革,事物才能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出现的一系列瓶颈和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以传统文化中“变”的精神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维,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因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法治”观念存在,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便十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认为“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他认为治国之道重在用法律来禁止作恶,因此要重视执法用法。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相关的论述,为执政党建设提供滋养。《大学》云,“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型政党建设对应着“格物致知”的过程“;正心诚意”则对应着党面向人民的逐步民主化进程;而“修身齐家”更对应着“严于律己”的德政措施。《论语》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优秀的为政者无不重视自身道德修养和品质历练,好的德政会让更多人才自发地支持党的事业发展,起到凝聚党心民心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只有大力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夯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和睦的精神纽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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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黄帝时代与河洛文化
摘要:黄帝及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点明黄帝及其时代的实质和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并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通过对黄帝活动范围、文化创造的排比指出黄帝时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头。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论文正文: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
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
《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
《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⑥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妯娌与寨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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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企业文化建设涌现出许多创新方法,表现出企业文化实践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上海大众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融合中德合资双方文化传统,创造性地将党组织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以党组织作为企业文化工程的第一推动力。以至于大众的德国人员经常说,在上海大众,有问题就找党委。上海大众秉承上汽集团的价值观内涵,逐渐形成了“追求卓越,永争第一”的核心价值观和独特的企业文化体系,并将企业文化融入组织变革、制度创新、管理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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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是个大的系统工程,把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相结合,让企业文化体系与整体战略和管理系统相匹配。这就把制度刚性化与管理人性化相结合,将企业精神、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动,渗透到管理过程的细节之中,有效规范了管理,增强了战略执行力。辽河油田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职工素质为企业文化建设目标,文化理念受到职工高度认同,成为企业的共同愿景,使企业文化完全融入管理方式之中,使企业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当前,企业的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式外延增长为主向集约式内涵增长为主转换,管理方式也由粗放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从偏重实物资产走向重视文化和精神资产转变,实现了中国企业发展理念的新跨越。
企业文化战略的持续性
曾经有人认为:小型企业靠营销,中型企业靠管 理,大型企业靠企业文化。似乎只有大企业才能理解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企业家最清楚:那种自然萌发的文化发育和长久酝酿的文化攻略有时候会取得相似的效果,但正像打仗一样,一个没有长期发展战略的企业就像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役,最后注定要失败。所以,像柳传志当年不做汉卡做“贸工技”,像张瑞敏20世纪90年代做“海尔工业园”,现在看来无疑都是联想和海尔能走到今天关键的一步。企业的行为来自于企业愿景、使命和价值取向。
很多企业家不担心没钱,也不担心没人,更不担心业务,却为他离开一段时间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稳定运转而担忧,为企业成长后的持续发展而发愁,这是国内很多企业非常典型的困惑。倪润峰几进几退,科龙频繁换帅,甚至褚时健“能否复出“成为人们争议的话题。中国企业“缺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反思。
诚然有多种原因,但不能否认文化战略的缺失。公司缺了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念,内部也就缺乏基本一致的思维方式,缺乏规范的自觉行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之所以在全世界倍受推崇,其关键就在于”以人取胜”,在世界500强企业里,就有170多位CEO是从通用出来的。外界评价它有用不完的CEO和备用CEO,是CEO摇篮。其前任CEO韦尔奇在被问及为何六十岁就要退休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已经在公司干了20年,我的成就取决于继任者在未来20年发展的如何,我有很好的团队,把我这样的老头踢出去,他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
从根本上说,如果公司的控制和驱动力仍然以利益为主,员工、公司和社会在对立中互动。这样的公司,是很难持久发展的。公司一旦遇到冲击,如市场巨变,或利润下降或劳资纠纷……发展就会停止,甚至可能倒闭。
有一个普遍现象,国内几乎所有的好企业都把主要精力放到做外部市场上。做市场是好事,但如果没有内部支撑是靠不住的。国内市场非理性的成分多一些,这就使一些中国企业热衷于刺激人们的非理性需求。
不少企业要么是将老板“神化”,要么做一些外在的文化活动。这两种做法都可能背离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公司愿景与核心价值观会构成企业持续的重要源泉?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学习型组织提出者彼德森有过一句话:许多企业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愿景,但是这些个人愿景却从来没有转化为大家共同的愿景进入组织的血液。也许企业家会经常为员工大讲“公司的伟大远景”,但问题是,企业家没有致力于去建立去实施这些愿景战略的业务管理系统,结果是企业的经营成了一场大家跟着他跑的马拉松。
近年来,多种机构和组织都在探讨企业文化理论和战略。一些大规模,竞争型的公司还应用企业文化战略理论。但是大多数公司没有充分地把握文化战略及其作用,甚至对文化与战略的内在脉络的认识不充分。在有些人看来,文化知识是公司高水平管理的一种标识,或是公司的一种氛围或宣传,不少人将文化误解为文娱活动。
企业要获得持续发展,其战略基础必须是员工,公司和社会三者的需要趋向高度一致。譬如一家保险公司,化险为夷是该公司最重要的文化核心。员工,公司和社会成员都会在化险为夷上聚焦并演化成文化,然后,员工自觉认同这一文化,成为自己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企业以此为指南,规范公司的经营和服务,并完善和推动这一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报酬,使员工,公司和社会的需要从根本上统一起来,并互相推动。由于文化是普遍自觉的观念系统,一旦形成认同,就会有压倒优势,文化推导的结果,会使公司的战略目标成为员工、公司和社会的共识,公司持续发展自然而然。
花旗银行1915年树立愿景:“成为并永远是世界最强大,服务最好,地域最广的金融机构”。花旗银行目前的行业地位和运行机制,会使人想起福尔摩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不是我们站在那里,而是我们要朝哪个方向走”。
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长期激励的动力,原因在于只有价值观才能提供超越时空的力量。我们可以去品味摩托罗拉的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尚的操守,对人永远的尊重。
企业文化战略与企业战略的一致性
不同的战略会要求不同的企业文化,不同的企业文化模式会对同一战略提供不同的支持。所以,选择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文化模式是企业文化战略的基本思想。从这一意义出发,企业文化战略目标可以界定为:建立与企业战略相匹配,并能支持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文化。
英国有家公司曾用100万英镑修改其标志,该公司的负责人认为,标志必须表现企业的理念,标志必须体现企业富于进取的理念以及富有凝聚力的理念。他说:“这个建设系统是为了将新收购到的公司融入原来的公司结构中。这是一种新的建设类型,一项要在150个国家内执行的战略。”这个历史的转折,是公司发展壮大、呈现集团化,国际化的重要时期。这就说明,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是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要随企业战略的变化而变化。
2001年,美国Enron(安然)公司因做假账,被迫宣布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丑闻,Enron公司股东和员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被送进监狱。管理学家再次在企业文化上寻找到了Enron公司破产的原因。90年代末期,业务上的成功和华尔街的吹捧,使Enron公司开始变得自高自大。Enron公司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其充满竞争、强调个人业绩的企业文化战略曾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随着环境的变化,Enron公司没有及时发现竞争压力导致的造假问题,没有采取适当的约束机制,没有有效地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式,最终导致了企业的破产。
一旦企业文化出现了病态,企业必须及时加以改进,以防这种不良的企业文化侵蚀到企业的方方面面。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约翰科特指出,病态企业文化现象有:
经理们的自命不凡,夸夸其谈;
长期受传统企业文化的影响,回避外界的抗议和反对;
缺乏突出的领导才能,偏重稳定;
企业价值观定位失误;
组织内部缺少沟通;
企业内部激励机制落后;
企业经营战略已经调整,但企业文化并未进行变革等。
企业文化战略的类型很多,但企业究竟选择哪一种战略合适,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对企业内外部因素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再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当前,国际著名的企业普遍采用的企业形象战略和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都是以“文化力”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尝试。这些尝试已经给企业带来了有形的无形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成为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之源和智慧之源,充分显示了“文化力”对企业成长的巨大作用。当代企业文化战略的建设构筑的目的就在于为企业发展塑造强有力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优势,开发企业的“文化力”。
实施企业文化战略的关键脉络
企业文化战略必须站得高,看得远,能够为企业找出路、出奇招,使其具有更深邃的目光,更长远的考虑,而不仅仅盯着眼前利益。要帮助企业从生产、 销售到管理赢得全面的胜利,要服务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也要回应更深层次的文化竞争的挑战。因此,企业文化必须是高屋建瓴的——
再造灵魂工程。这是企业文化战略的核心战略之一;这也是企业文化战略中最为困难的战略之一。“灵魂工程”是居于企业文化核心位置的“企业价值观”。观念支配和驾驭着人的行动,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体系,就好比在企业大脑里存放了一张地图,可以出行不迷,方向正确,并牵动企业全身,迅速产生效用。同时,在企业内确立新型的社会导向经营理念和顾客导向经营理念,以顾客驱动为经营原则,以“环保——绿色——公益”为特色,企业才能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昌盛。
加强人本管理。人本管理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当人的管理,是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管理。在企业文化系统中,人本管理贯穿里外,表现于各个层面。它的形成与深化,不仅关系到“企业文化肌体“的强健,而且也是企业工作的根本。摩托罗拉把人本主义作为全球文化战略的基点,摩托罗拉作为跨国公司,面对多元的文化,在制定自己的战略时既不固执于自己的文化,也不盲从他国的文化,公司始终认为,多元化是一种积极的工具,将企业伦理的见解应用于国际商务管理,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妥善处理文化的多样性。
培养接班人。对企业文化追求的动力,与企业财力增长成正比。企业文化战略是个系统工程,是长期培养的结果。它不是工具,拿来就能用。延续企业文化挑选相近的接班人,才能与时俱进。所有知名企业家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考察其继任者的做事方式,人格力量、思想体系,以便企业文化能够得到保持和发展。企业文化是企业里管理成本最低。效用最持久,而又最难发挥效益的东西!
力推创新观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企业又是创新的主体。因此,企业应该广泛开展创新,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及生产方式创新、市场创新、资源供给创新、组织与管理创新:企业更要全力支持创新,实现以机制促创新,以科技托创新、以气氛生创新、以学习援创新。在“创新非常感”的带动下,通过丰富的创新实践创造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创新文化。
创建学习型企业。彼得·圣吉有一句话:“企业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好更快。”未来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把企业变成学习性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更适合人性的组织模式,由学习型团队形成社群,有着崇高而正确的核心价值、信念与使命,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实现梦想的共同力量,不断创新,持续蜕变。
上述六大企业文化战略的脉络,符合时代的人文要求和国家战略,符合“创新文化”、“发展文化”的要求,并连接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众所向往的新文化。只要善于构造,特有的企业文化就可以成为一种无人能够取代的,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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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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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它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对于形成正确的理论是十分珍贵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全球化视角看邓小平文化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以全球化视角看邓小平文化观全文如下:
【摘 要 题】文化建设
【关 键 词】全球化/邓小平/文化观
【 论文正文】
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直面时代发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
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
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
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正因为世界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开放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在开放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的同时,也呼唤着人们拥有包容的心态与开放的气度。
其实,开放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由微弱到强化、由局部到广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靠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靠自己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与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磨擦、搏击、竞争、交流、融合中发展壮大自己。后者往往是民族文化加速进步的重要途径。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廷帝国。”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一种互为接纳的过程。反观中国的情形亦然,尽管由于地理的和政治的原因给吸收异域文明带来诸多障碍,但仍然能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倦的寻求与吸纳的足迹,中华灿烂文化有谁能断言没有异域文化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开放性是个时代概念,是因为现代社会赋予了开放性更丰富的内涵。地球村时代是各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跟上时代节拍,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人们将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开放观,积极地营造开放的氛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拥有引以为豪的传统同时也固执地保有某种封闭心态的国家,培育开放心态更是一个重要话题。解放后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在抵触与吸纳的交织中演绎着相互间的关系,但毋庸讳言,由于受传统思维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仍以“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从而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邓小平果断地选择了以打破经济封闭为突破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谱写中国发展新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邓小平强调了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的重要性,每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P91)只有这样,社会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第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看,邓小平深刻反省了由封闭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限制。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P78)“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P274)
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邓小平曾不下几十次地谈到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用心可谓良苦。第三,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出发,邓小平大胆地提出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体现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第一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的信息资本主义,推动这一发展的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这也说明,资本主义通过内在的改革与调整,仍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虽然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
正视这一现实,并利用这一现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创造良机,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他所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P27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P292)第四,从时代变迁带来的紧迫感考虑,邓小平以其对外部世界敏锐的观察力与感悟力,呼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不我待。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要不掉队,不落伍,甚至要争取走在潮流前面,只有时刻关注并努力介入科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主流。“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P299)奋起直追要有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摒弃自守心态,接纳当代社会一切最新的文明成果。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
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古人所云“和而不同”,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不矛盾的,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这种从“不同”到“认同”的过程,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求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的发展。人类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多样多元是物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承认多元与差异,无疑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话题。江泽民同志前些年在许多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如西雅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伯利亚,都对世界的现状和发展从世界的多样性角度加以阐述,展示了中国人关注全球化的新视角和价值取向。
如果说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化的内涵之一,那么,如何保持和维护多样性就不是简单的“民族部落主义”之争了。换言之,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全球化观照下的民族化才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化,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化将推动全球化的精彩纷呈和公正合理发展,于是,自觉审视和发扬民族精神,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
有一首歌的歌词脍炙人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以此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化,恐过于表象,但却十分现实,这是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采取的态度。如何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价值定位,倘若没有一种民族大气,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大气?这就是理性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在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人格风范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民族大气。
——赤子之心是民族精神的根源。
邓小平以其求索、奉献的一生注释了他在为美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序言中所写到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当他成为祖国母亲的优秀儿子,也被世界所敬仰时,使我们真正感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尊自信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刚健有为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并在多方面作了展开。在现代化认识上,邓小平反对“全盘西化”。20世纪现代化进程已证实,现代化虽发源发展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和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内容,而非盲目地“拿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P2)“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
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P265)在现代化运作上,邓小平强调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P3)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对待外来压力上,邓小平从不屈服,从“不信邪”,“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但“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P376)。中国人正是以这样一种民族气概,气宇轩昂地站在了世界大舞台上。
——理性自觉是民族精神的升华。
邓小平从来就认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今天所倡导的民族自尊与自信,绝非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前者侧重于静态的、封闭的,而后者是动态的、开放的,从而使得民族精神散发出时代魅力。同时,邓小平也以冷静的思考告诉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培养理性的批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并非只是盛宴,它在给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隐含着危险,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融合与冲突互为交织的进程,其冲突的程度往往取决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取决于各自文化价值的力量权重。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其各自的特性将受到威胁,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已日益觉察这一危机,“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一旦全球化磨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P62)因此,邓小平主张以科学态度对待外面世界,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批判,汲取有益的,抵制腐朽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与文化渗透中,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推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最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阐释,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理性的桥梁,无论从理论意义或者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着超时空的价值。就中国来说,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提升看问题的境界,登高才能望远。我们既要保持民族自尊,也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既要把握民族腾飞的机遇,也要厚德载物,不愧为地球村一员。这是邓小平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展望二十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03.
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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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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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所谓“生态艺术”的概念性定义,应该包涵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三组相关的内容和探讨话语。自然生态,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物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资源;社会生态,即人类现存的法学意义上的外在制度系统;而文化生态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依据,它包括人文传统及其对传统所加入的共时性创造意识。在此三组逻辑关系中,社会生态受文化生态的意识制约,进而影响并改变自然生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生态的再审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在宣告文化工业时代正式来临的同时,对我国原有的艺术生态包括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等各环节均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只有认清当下我国艺术生态环境内各个层面的变化,准确把握其内在的本质特征,才能够在当前媒介传播语境下构建更为和谐的艺术生态,从而促进我国艺术生态和艺术传播的良性发展。
伴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所向披靡的蔓延趋势,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规模扩张之中,“文化工业”这个率先被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并加以批判的字眼已经演变成为现代社会无法拒绝的真实存在,并且引领着一个崭新艺术传播时代的来临。面对文化工业大规模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面对艺术作品原有观照灵韵与魅力的日趋丧失,面对逐渐漫漶开来的商品化和全球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关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生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便崇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美学观,将这种物我和谐的艺术观念投射和贯彻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理论之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艺术生态与浑然一体的自然生态一样,也是一个囊括多种因素,各生态因素之间休戚相关、彼此依赖、互相制衡的有机整体。因此,关注艺术整体生态当中的局部生态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的局部艺术生态可以从外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的对话和内部不同艺术形态的多元共生两个层面去研究:
首先是外部生态。艺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继承和创新的基本规律,而其中的继承性,不但表现在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也表现在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和艺术成果的吸纳和借鉴。我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文化艺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随着外来思想文化、艺术作品的大量传入,对我国原有艺术传统、艺术风格和艺术内容等各个层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改变着我国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方法以及艺术接受的趋向和态度。
我国艺术领域内中西艺术的碰撞从近代以来就从未停止,在不断的交融和磨合中已变得水乳交融,呈现出融合和趋同的趋势。当然,在艺术交融的洪流之中,我国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文化成果也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色、融会民族艺术元素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和独具魅力。因此,面对中西文化艺术不断碰撞和交流融合的外部生态环境,我国艺术更应该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本着适应我国本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本土化原则,保持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艺术“对话生态”重心上的不偏不倚,为我国艺术的健康发展拓展更为广阔和平衡的生态空间。
其次是内部生态。我国的文化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见证历史时代变迁的各种艺术形式此消彼长,在艺术不断繁荣壮大的今天已经融合交流成具有无限潜能的传统艺术宝藏。古老和新兴的艺术形式并存,彼此吸纳和影响,新旧艺术之间遵循着因袭相承的和谐关系。悠久的历史积淀留给了我们丰富的艺术形式,而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对文化艺术的丰富性有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和艺术风格,我国艺术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完美结合正符合了生态学多元共生的发展观点。
此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很多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甚至堪称见证文化历史发展的“活化石”,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多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和挽救,这些五彩斑斓、各具魅力的民族艺术形式,恰如朵朵奇葩共同装点着我国的艺术宝库,为建构健康、良性的艺术生态添砖加瓦。当然,外部开放的文化氛围自然会带来崭新的思想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为内部生态注入新鲜活力,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西方艺术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性阶段的艺术趋向和艺术风格的流变,在我国的艺术环境里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时性存在状态。西方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演进和发展在我国变成了凝结时间、汇聚历史的盛会,面对目不暇接的各种艺术形式共存的艺术环境,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敏锐的判断力,避免随波逐流的盲目效仿或跟从。
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大众文化的大门,艺术生产在现代科技和大工业模式的运作之下,变成了类似于工业产品制造的机械复制,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制度的联合作用之下,艺术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商品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转向。面对文化工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转变,及时了解艺术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够确保我们对于时代艺术脉搏的准确把握和掌控。当下艺术生态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艺术生产环境。
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艺术生产的独特性和自由的创造性,艺术家们运用个人化的艺术灵感、情感体验和艺术技巧凝结在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当中,这些独具魅力的艺术产品为营建和构造我们的精神世界、陶冶和荡涤大众的内心道德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艺术生产的传统模式决定了其高山仰止的精英化道路,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最终使得传统艺术生产模式远离大众,变得遥不可及。而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使这一局面彻底改观,艺术家们原本的精英地位在市场效益面前丧失殆尽,艺术的自由和个性也望而却步,艺术家不但要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还要面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艺术生产环境的彻底改变,使得艺术家们不得不暂时抛弃自己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对于纯艺术的向往,向大众消费品位和市场的实际效益靠拢,文化工业生产的模式使得艺术产品成为具有标准化、同一化和模式化的消费商品。加上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的有效介入,艺术形式、艺术种类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换,艺术生产者们单打独斗的创作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大众消费的审美需求。随着艺术创作分工的渐趋细化,艺术早已不再是由单个艺术家能够耗费时间和精力独立完成的产品,而是由多部门、多分工联合完成的作品,艺术家们联合作业的生产模式已成为文化工业时代的公认的标准化模式。
第二,艺术传播环境。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艺术以大众传播媒介技术为依托,拥有着最为便捷广泛的传播环境。大众传媒在传统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依赖于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拓展了艺术产品的传播范围,随着视听读图时代的来临,尤其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更是改变了人际交往和文化运作的方式以及生产、传播过程,类似“地球村”的一种全新的全球文化正在逐步形成。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瞬时性等特点,文化艺术的传播在互联网上变得畅通无阻,古人原本凭借思绪的神游才能实现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在网络中都能够瞬间实现。此外,艺术产品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是文化工业时代艺术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传播媒介在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之下,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改为自主经营模式,加上多种性质的资本积极参与和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大众传媒都在利用多渠道、多元化途径进行文化艺术产品的全方位传播。传统传播媒介在技术的带动下积极寻求改进创新的出路,借助电子媒介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经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逐渐消失,呈现出趋向融合的一体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当然,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由于其开放性和虚拟性特点,传播过程自然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非约束性,加之我国对于新兴媒介的管理制度依然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网络传播还存在着很多弊端和问题,这对文化艺术的传播势必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存在障碍和危害。例如,网络文化中的道德低下现象,文化艺术产品的篡改、复制、侵权等问题,以及充斥网络文化的暴力、色情内容对于社会的公害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积极面对和改变的现状,对于网络传播的规范化、合理化管理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艺术接受环境。
大众文化的核心观念就是消费,文化工业时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向商品化和消费性转变,在商业利益和市场机制驱动之下的艺术流程中间,大众作为消费者的地位便毫无争议的成为核心。面对消费者的不同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以及受众群体内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层次差别,不同的市场定位就成为决定艺术产品命运的风向标,对受众和消费者的关注成为艺术产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国受众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从社会阶层的划分来看,受众由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事业阶层、企业阶层、个体劳动阶层等共同组成的社会层次构成,不同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地位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大众文化面对受众的本土复杂性。
其次,从我国地域、民族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地域差异决定的南北方、内地和沿海的不同,多民族意识决定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还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现代化都市与内地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差别,都使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处在一种多元混杂的并存局面之中。所以,我国文化工业时代面对的受众的复杂程度,远非西方大众文化的受众所能够比拟的,必须正视复杂的受众和接受环境,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够使我国文化艺术协调整体的长足发展。
同时,受众内部还存在着相对复杂的接受态度。一方面,面对大众传媒的强势传播和信息充斥的接受环境,受众必然会应接不暇,出现被动接受的局面,在图像传输和视觉文化的信息包围之中,受众会失去自身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受众或消费者面对机械复制的同类艺术产品,久而久之自然会对产品的模式化、同一化产生抵触心理,受众的主体性和主观判断能力在信息和产品泛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发挥出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遵从个体的主观意志和审美趣味对艺术产品和信息进行批评判断和重新选择。此外,随着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市场机制和商业利润对文化艺术主导作用的加强,接受环境内的艺术批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面对艺术的商品化趋向和商业利益的诱惑,原本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的艺术批评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文化艺术产品实施市场宣传策略的最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借助权威和专家的品评,对文化艺术产品进行炒作,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宣传手段,甚至出现了艺术家与批评家联合作业的模式。艺术批评家作为社会的良心,应该秉承尊重事实的原则进行公正平等的评论,如果艺术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准则和尺度,社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和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发生偏离和错位,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和艺术发展将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值得警醒。
面对文化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人们对于文化艺术通俗化消费的产业化模式已经变成一种显性的趋势和潮流,面对文化工业时代推动之下空前繁荣的大众文化,我们无法否认也无法抗拒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只有及时掌握文化工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化,深入分析和总结艺术生态在时下的内在本质,才能够促使我国文化艺术的良性发展。我国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时代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本质特征:
第一,生产模式的工业化。当下的艺术生产已经具备了大工业生产的显著特征,艺术作品的创作已全然脱离了以往艺术家个体创作的独立性、自由性和个性化,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创作是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作用下,与现代科技和工商业生产紧密结合,在工业化的流水线上,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模式对艺术产品进行机械复制和加工的过程。
第二,艺术产品的商品化。
在文化工业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下,艺术品已经成为承载商业价值、市场效益和物质利益的文化产品和消费产品。艺术生产者关注的是市场需求和获得的商品利润,消费者则更注重产品的价格和个人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当中,艺术产品从构思、创作、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艺术已经蜕变为能够与市场相互兑换的资本,消费决定生产,艺术产品必须能够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品位与消费需求,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产品除了具有一般产品的属性之外还有特殊的精神价值,艺术消费也是特殊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这是由文化艺术产品的双重属性决定的,文化艺术产品不但具有普通商品的消费性,还具有精神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说文化艺术品的消费“具有一般商品消费与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二重性质”。
当我们在文化工业时代,在现代传媒便捷的流通渠道里,在大众文化的通俗化氛围中关注艺术的商业利润和消费群体的同时,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被娱乐和消费不断消解颠覆的残酷现实,认识到艺术产品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不容忽略的重要性,艺术产品在文化工业时代除去其本身作为文化资本所凝结的商业利益之外,更为神圣的使命担当依然是带给大众和消费者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净化我们的内心世界。
第三,艺术品位的通俗化和娱乐化。
文化工业时代,如何迎合和满足广大受众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成为艺术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面对文化层次参差不齐、艺术修养各不相同的大众群体,要克服众口难调的困难,打破地位和身份的界限和壁垒,只有力求艺术品的通俗化大众化,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雷同或类似的消费愿望,从而保证市场利润的占有和获得。通俗化品位的出发点是将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结合起来,使艺术消费在满足受众审美需求的基础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在通俗化和日常生活层面达成高度默契,从而使得艺术市场的供需双赢关系更加强化和巩固。
另外,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的另一主要特征是娱乐化,随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交融合流,伴随着大众媒介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艺术产品的传输渠道和途径已经变得广泛便捷,从文字时代向视听和读图时代的转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太多既定和现成的图像以及视觉艺术的冲击,裹挟着来自生存现实的压力,驱使人们主动放弃文字背后的深刻思索,转而选择更为轻松的视听享受和消遣方式,而这一放弃和选择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艺术的娱乐化转向。为了迎合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更多没有内在实质和深刻内涵的所谓艺术产品,陪伴着现代大众一起“游戏人生”,甚至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和文化艺术媚俗化倾向得愈演愈烈,大众在对这些纯粹商业化的文化艺术产品娱乐消遣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反向“愚乐”的危机。
第四,传播渠道的广泛化。
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兴媒介在文化工业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在文化工业时代,大众文化以传统媒介为依托,凭借融合现代技术的现代传播媒介,在传播空间和速度、影响范围、艺术产品的流通渠道以及受众群体的数量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文化艺术产品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和通讯网络的整合传播,迅速快捷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其广泛影响已经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大众传媒强大效果的带动下,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构成要件。因此,借助大众传媒的威力,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毫无疑问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形式。
当然,在大众传媒强大传播威力和广泛传播效果的背后,也存在着传播媒介的霸权和暴力隐患。有学者将葛兰西提出的媒介霸权理论阐释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控制、帮助那个阶级控制社会其他人的工具。”[2]其实,这种媒介霸权在现代社会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和各种观念的单向灌输。媒介暴力问题,一方面是指大众传媒传播暴力、色情等内容,用强烈的感官冲击刺激和引导受众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指媒介本身的暴力,现代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大众媒介所包围和控制,在媒介信息泛滥和充斥的环境中,“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在凭借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3]大众已然遭受着丧失个体主观判断力和辨别能力的威胁。
第五,艺术环境的多元化。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分分合合的发展历程,随着文化工业时代艺术产品的通俗化转向,对于艺术和艺术门类的界定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不断涌现出新兴的艺术种类,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网络艺术等已经完全打破了艺术门类原有的界限逐步走向整合化、多元化和交融化,艺术呈现出泛化的空前繁荣的景象。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国民族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界限被全球化所向披靡的势头所打破,具有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从创作、技巧、理论批评、风格、流派等各方面都沾染了西方的气息,中西方文化艺术增进了交流和对话,力求向世界靠拢、与国际接轨。但是,在看似融洽的对话局面中,我们必须警惕的事实是,全球化趋势存在着文化殖民的潜在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一次新的文化艺术范围内的“殖民运动”,从风靡全球的摇滚乐、牛仔裤、可口可乐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品牌就足以见出,全球化的背后,部分发达国家作为文化输出国占据着不可逆转的绝对优势,而其他国家仅仅只是招架和被动地全盘接受。因此,对于借助各种媒介渠道一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加以清醒地鉴别和取舍,在尊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有效地沟通和存留,这样才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从而避免被完全淹没的危险。
只有在保持清醒和独立的前提之下来反观文化工业时代之下的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内外部特征,动态地把握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背景之下产生的变化,准确认识到特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呈现出的本质特征,合理把握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便捷渠道和广泛影响,才能够真正保证我国文化艺术步入长足发展的良性轨道,并对今后艺术生态领域内的新问题和新变化的研究产生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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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越来越高,群众文化活动属于精神文明需求中的一种,指的是人们在工作闲暇之余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开展的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其功能较多,可以通过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自我教育、学习,其具有明显的时代价值特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群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将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加强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将有助于建立社会文化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文通过介绍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对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进行分析,并且探讨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创新途径,从而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群众文化活动 时代价值 管理创新
我国的社会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的密切,文化实力的提升关系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群众文化活动是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群众文化活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群众文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其活动有着时代价值,因此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将其文化管理不断的创新,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文化的重要作用,有效的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群众文化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民间文化,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群众文化事业中最重要的表现行为就是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是人民群众,可以说人民群众是群众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很多文化类型相比较,群众文化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性非常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范围非常广泛,不受很多条件的约束,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开展非常的顺利、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范围广,因此,群众文化活动对于群众文化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公共文化的建设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群众文化是将人民大众和社会文化进行有效地结合,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融入到活动中,大力倡导我国的群众文化,发展群众文化事业,进而大力发展社会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群众文化活动的展现形式有很多种,比如文化演出、大合唱等,从多元化角度展现出群众文化活动的魅力。群众文化活动的大力开展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同时也能够很好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1.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经济水平快速的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在我国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前提下,人员流动性非常的大,对其管理难度也相对的加大了。群众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它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人民群众根据自身的特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的选择参加活动的方式,融入到其中。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也变得非常大,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而群众文化活动的举办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增进人们之间交流的机会,增加人们之间的感情,同时帮助人们缓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同时,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和热情度,充分的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教育的脚步。
2.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提升社会管理工作
社会管理工作和群众文化活动之间有共同点,就是它们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都是依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开展一系列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加大了社会管理工作的强度。社会管理工作的范围变大,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工作需要承受巨大的挑战,因此,可以将群众文化融入到管理当中,全面提高社会管理工作。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提高群众的凝聚力,提升爱党的意识,充分的调动人们的热情,全方面的提高社会的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积极的参加到群众文化活动中,在群众文化活动中,人民群众展现出自我的价值,更加体现出群众文化活动的社会价值。
3.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有助于传承历史文化
人民群众积极的参加到群众文化活动当中,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还能开阔人们的视野,全方面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群众文化活动有助于传承历史文化,对社会文化的传递和推广有着很积极的作用。群众文化有着很显著的地域性质,通过群众文化活动可以展现出每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面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人们通过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展现出了当地的文化,很好的传播了当地的地域特色,这些非物质财富是非常宝贵的。因此,人民群众在参加群众文化活动时,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传承历史的文化。
1.创新群众文化的组织形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快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的组织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目前,人们的生活环境各有所不同,他们对于群众文化活动的认知程度也有所不同。要想满足不同人群对于文化的需求,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群众文化的宣传。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特色来创新组织形式,吸引人民群众的眼光,充分的调动人们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热情,使群众文化活动可以走进不同的人群。
2.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
要想使群众文化活动可以起到好的效果,必须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使群众文化活动的内涵可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中,要在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融入民族特色,充分的调动人们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
3.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体制
目前,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体制相对比较落后,使得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要想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体制,需要对其管理理念进行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文化管理理念,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的特点,将二者有效的进行融合。同时,还要对群众文化活动中的管理进行分析,将其缺点进行完善,逐步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体制,全方面的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进步。政府相关部门也要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完善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制度,使群众文化活动在社会中起到很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活动对于推进群众文化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大的帮助。因此,完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能够有效的缓解人们的压力,还能够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更加能够展现出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1]韩永斌.浅谈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创新管理,2014(12)
[2]王芳.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鸭绿江,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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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经验性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迈进的文化转型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过程,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即文化危机、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同步的演进过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意蕴在于透过对文化危机现象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对当代多元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以文化(整合)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推进民族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双重使命。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试论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依托这一时代背景,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文化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价值以及文化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路径三个方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文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到关乎国家民族兴亡的战略高度,提出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自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概念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有了众说纷纭的认识。笔者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为背景,从文化视角中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特征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1]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概念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以下三种观点,曹泳鑫从领导者的角度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时代气息,不因时代的发展而丧失生命力。[2]同时,袁银传从发展的层面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而不是说“旧话”、“老话”、“假话”、“大话”、“空话”,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3]最后,刘新如从时代的角度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引领时代潮流。[4]
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我认为从文化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的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带有民族特色。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5]94时代化是一个普遍的、全球的概念,它是超越国家地域的。但是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在发展进程中又存在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化的过程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时代的潮流中向前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二是用时代文化、时代精神指导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精神财富,它是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更新。用时代精神指导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更加紧密,与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环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文化相互融合,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先进的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使社会发展的底蕴增强,发展的环境优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不可动摇的根基,也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的价值更为重要。
(一)适应全球化发展,在文化视野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 [6]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而时代化就“要对世界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解释,并揭示发展的大趋势和规律,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强大生命。” [7]但是,时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国家民族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有所差异,因而不可避免的会与其它民族的文化产生冲突或受到不同国家民族的影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化中受到层次不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国情。对于一些超越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科学技术以及先进社会管理制度等,如果贸然加快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必然脱离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反,对于那些滞后与我国发展进程的技术、方法及管理制度,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放慢自己的步伐来适应其发展,也必然会阻碍我国的发展进程。这些都是导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和谐发展。
(二)强化主流价值观,在文化视野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长远发展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理论,它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是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当前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功力主义等社会思潮,直接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使主流社会形态边缘化。实际上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危机。据2009年12月,《人民论坛》“千人调查组”特别策划的题为“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大型社会调查,经过对8128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列为中国未来10年的10大严峻挑战之一。[8]
按照调查策划者的意图,主流价值观边缘化是指由党和国家倡导和执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及多元价值观的冲击,而使其丧失主流地位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已经有160多年了,虽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一直存在,但至今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与时代紧密结合,实现时代化。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赋予民族文化科学内涵,也使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使整个民族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永续发展。
(三)深化以人为本,在文化视野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平衡发展
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日起就以以人本思想为其奋斗目标,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也曾出现过以物为本,比如近代中国长期的战争使经济建设成为仅次与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但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并且为我国取得战争胜利、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一直保持着以物为本,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转为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思潮不断泛滥,与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产生冲突。在目前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许多人盲目的崇尚金钱以物为本,以自我价值实现为目标,把以人为本视为无法实现的理想世界。这些是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没有透彻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优秀的传统的文化相融合,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坚实基础,从而给那些以物为本的拜金主义可乘之机。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深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必须要强化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人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充当着不同历史角色,但是随着马克思诞生及其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人本思想以共同的契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软实力”,它以坚实的基础、不竭的动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并不断丰富、完善其内涵。
(一)秉承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基础
任何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的文明成果,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强化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更要秉承民族文化。要把民族文化贯穿到当代生活中,使广大人民把对传统文化感性的认知上升为理性的认同。十七届五中全会更是把文化发展提上日程,而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传统文化的发展最为主要的就是通过多渠道弘扬传统文化,通过文化认同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奠定好基础。
一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要有一套完整的机制;因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会有面临各种挑战,而传统文化自身具有历史性,所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筛选机制,要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优秀文化,以规范的方式传承,增强认同感,提高凝聚力,巩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基础。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要有延续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必须是一个过程,这样可以保持传统文化的有序发展,在无形中形成强大的思想基础,也将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当前多远化思想的影响中,以牢固的基础保持正确的方向。三是要积极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浮躁已成为当代人民的典型心理特征,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邃的文化积淀,其理解和运用难度大,因而经常被人们所忽视或遗忘,或是被人们所误解其现实价值,但是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巨大的,所以要准确宣传传统文化价值和品位传统文化的方式。
(二)创新先进时代文化,增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动力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是党不断完善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而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为了满足时代发展对人提出的新要求,必须丰富和发展文化。徐宗华在《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中指出文化的意义与目的是“化人”,即是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5]104在时代文化的视域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一是拓宽文化内涵。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仅仅局限与精神层面,其实物质财富也是文化。物质财富可以之间或间接的丰富文化和反应文化。只有正确认识文化内涵,才能博采众长,并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以创新文化、发展文化,促进社会发展;二是发挥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文化思想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定会在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三是要过大文化投入。国家的支持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定会激起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创新的热潮。我认为在文化的投入中尤其要增加教育的拖入,因为教育既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文化的创新者,而受教育者将是时代的引领者,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拖入定能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文化的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迎着文化发展的春风驶向未来。
(三)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完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内涵
全球化把世界紧密联系到一起,而各民族文化也相互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全球化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各民族具有特殊性,但是只要把握我们发展的主流,对世界文化择其善者而用之,定能丰富我们民族文化主体,拓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内涵。对世界文化的兼容,一是要秉持张弛有度、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要抛开意识形态差异的偏见,理性的对待世界优秀文化,把文化吸收上升到一定高度,只要能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丰富人民生活的都可以为我所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急功近利、盲目的照搬其他民族的文化。二是要寻求联系、把握不同文化的结合点。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多样文化中我们要善于发掘不同文化的精髓,把握他们的联系,寻求适合本民族发展的文化两点。并要把握时机推动世界优秀文化转化为适合本民族发展的优秀文化。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要始终保持动态的过程,把完善文化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不变的主题。三是要创造环境、共创繁荣。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既可以“走出去”,在世界开创一个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环境,比如今年来中国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先后成功举办了文化年;也可以“引进来”,在国内为世界文化开创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舞台,比如2011年2月10日在中国驻澳使馆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等等,这些文化的交流虽然有差异,但是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而言,为吸收、学习了世界优秀文化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不断演化、不断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发展都是对当时的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深化。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价值以及其发展路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充分利用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的作用将会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开创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4.
[2] 曹泳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J].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2010,(1).
[3] 袁银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解析[J].思想理论研究,2010,(11).
[4] 刘新如: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札记[N].解放军报, 2010-11-10.
[5] 徐宗华:现代化的马克思文化维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7] 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
[8] 李德顺: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J].人民论坛,201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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