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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新构想。大会分析了美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如何将人民运动引导成为革命的序幕,如何创造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如何组织劳工运动。在此基础上,三十大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将党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共产党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观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014年美国共产党的第3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主席、党的战略、党建基调等方面实现了新旧变奏。大会确定的新战略是以低薪运动为切入点,促进劳工运动的复兴与壮大。本次的新战略比较务实而又易取得成效。大会的基调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成熟的、有战斗力的群众性政党。总的来看,美共本次大会旨在摆脱当年苏共“革命党”的特征,力图向现代化政党转型,从而谋求自身政治地位从边缘向主流转变。
【关键词】美国共产党 30大 现代化政党
2014年6月13~15日,美国共产党第3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召开,美共的党团员代表、国内外嘉宾及其盟友共375人参加了本次大会。“民众和自然高于利润―助建一种变革美国的运动”是本次大会的宣言,“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成熟的、有战斗力的群众性政党”是大会基调。本次大会,美共在党主席、党的战略、党建基调等方面实现了新旧变奏。这三重变奏不仅反映了美共发展的最新变化,也反映出当今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
本次大会,前主席萨姆?韦伯(Sam Webb)卸任,约翰?巴切特尔(John Bachtell)当选为新主席。巴切特尔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其父母参加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他毕业于美国的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在大学时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197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此后他一直参加各类_运动。①当选党主席之前,巴切特尔曾担任美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美共纽约地区主席和伊利诺伊州主席。
巴切特尔最鲜明的政治主张是其生态政治的思想,该思想贯穿在他对政治选举、劳工运动、移民权利、社会主义等诸多阐述中。环境运动可以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美国共产党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们选出‘环保国会’和‘环保总统’,以及其他可以让广大底层民众通过选举产生的环保政府部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难在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中创造和谐。人们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让这种和谐成为现实。然而,我们不能等待全球生态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后才开始这种转变,我们必须现在就积极作出改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倒置。”②巴切特尔的新当选不仅实现了美共领导人的换届,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崭新意义:
一是终结了美共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做法。美共始建于1919年,96年来美共领导人历经了鲁登堡、洛夫斯东、白劳德、福斯特、霍尔、韦伯等人。二战后的70年里掌控美共的实际只有三人:福斯特、霍尔和韦伯。福斯特在任15年(1945~1959年),霍尔在任41年(1959~2000年),韦伯在任14年(2000~2014年)。福斯特78岁卸任,霍尔90岁卸任,两人都是在健康情况极糟糕的情况下,才指定下一任接班人,实际上都是终身制。韦伯相对于前两者是一个进步,尽管他卸任时年近70岁,但他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让党员选举出新一任党主席,没有临危指定后继领导人,这是美共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
二是生态社会主义将成为美共新的核心政治理念。二战后的70年中,美共核心政治理念也历经变化。福斯特时期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对抗阶级”成为美共20世纪60年代前的核心政治理念。霍尔接任美共领导人后,在长达40多年时间中,仍将阶级对抗作为其核心政治理念。苏联解体后,霍尔非但没有放弃阶级对抗的理念,反而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葬送了苏联。霍尔晚年推出“权利法案社会主义”思想,阶级对抗理念有所松动但没有根本改变,他提出:“美国存在着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也许可以通过选票。……而如果统治阶级不愿和平交出权力,革命就只能演化为暴力了。”③在指定接班人时,霍尔的要求之一就是党的新领导人必须要对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有充分认识。④韦伯上任后逐渐改变“阶级对抗”的传统认识,将“民主斗争,特色过渡”作为美共的核心政治理念。本着这种理念,韦伯时期的14年都是以反对极右翼的民主斗争作为美共的主要活动。如今巴切特尔上任,他在继承韦伯思想的基础上,将反极右翼斗争的主要内容定位在生态政治斗争上。可见,美共核心的政治理念从最初的阶级对抗到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到民主斗争,从民主斗争具体到反极右翼斗争,再到今天将生态政治斗争作为反极右翼斗争的主要形式,美共核心政治理念越来越贴近美国民众的实际利益,这为争取美国民众支持向前迈了一步。
本次大会上,美共提出了“以低薪运动为切入点,促进劳工运动的复兴与壮大”的新战略。相对于以往的美共战略,本次战略调整显得更加务实、更具操作性。2010年美共在29大上制订的战略是“努力帮助和平运动与争取经济正义和种族平等的劳工组织、民众组织和环保组织建立战略联盟,争取一个创造就业岗位的全面方案,推动非军事化的绿色经济,并促进美国人民的思想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⑤四年过去了,美共当年“组建战略联盟”的战略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美共的民众支持率仍然不高。随着形势的转变,美共认为自己的战略要更贴近劳工大众,要对美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有所改变,所以本次大会主张从低薪运动入手促进劳工运动的复兴及壮大。
从历史上看,美共本次的战略新调整还是比较符合美国实际的。美国建国近240年,从未发生过一次以“武装夺权”为特征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表明发动民众进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在美国走不通。既然武装夺权不可能,那么只能依靠和平过渡。然而,二战后美共的影响力一直微弱,美共领导人也曾在1968~1984年进行过5次美国总统竞选,最终都以得票率小于0.1%而惨败告终,现实表明和平过渡也遥遥无期。武装夺权夺不成,和平过渡渡不过,那么美共该怎样来争取民众以保证继续留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呢?现实表明,只有对改变美国民众生活起到实际作用的时候,才会进入到民众的视线中,才会被民众所支持。低薪运动对改变美国民众生活起到直接作用,并且低薪运动也已经初见成效。2014年美国西雅图市的最低工资提升到15美元/小时,大大高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定的7.25美元/小时的水平。⑥旧金山市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0.75美元/小时。联邦雇员的最低工资从2015年起由7.25美元/小时提高至10.1美元/小时,上浮40%。⑦可见,依靠低薪运动来争取民众、提升政治影响力是美共比较务实而又易得成效的一次战略变奏。 党建基调新旧转换
本次大会上,美共提出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modern)、成熟的(mature)、有战斗力的(militant)、群众性的(mass)政党”,即“4M政党”。这次的党建基调是美共以往党建理论的更新升级。早在1996年美共在26大上就提出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口号。近20年过去了,美共在发展规模、发展空间、党群关系、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比以前好一点,但仍难以改变民众支持率低、党员人数少、政治地位边缘化的境况。这说明美共多年的群众性政党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在群众性政党建设上收效甚微,但美共并没有放弃“群众性”这一党建基调。过去美共长期得不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其原因除了美国的传统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共历史上跟随苏共给美国民众留下了不良印象。苏联存续期间,美共被国内民众称之为“苏联代理人”。对此美共一直否认。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档案得到解密,人们发现美共不仅接受来自“莫斯科的黄金”,进而听命于苏联,甚至培植其党员成为苏联的间谍。这就让美国民众对美共的印象雪上加霜。更为重要的是,美共在政党建设上照搬了苏共模式,如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党内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多次党内斗争甚至分裂等等。美共非但没有摒除苏共政党建设弊端,反而一再照搬致使该党群众基础薄弱。那么,如何才能在政党建设中去除“苏共模式”、提升自身的群众基础呢?美共在2010年终于找到了答案,即建设现代化政党。
2010年美共召开29大,其会前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共产党壮大的新机遇》。在讨论中,美共提出:“摆在党面前的一大挑战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革命性工人阶级政党。党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其阶级基础是多种族的工人阶级以及对美国民主传统和革命传统充分反思过的社会核心力量。党在建设的过程中要运用现代化的交流方式和组织方式。……对于我们而言,如何运用网络来发展党员、争取美国民众是一场党自身建设上的变革。”⑧此后,美共便加强了网络建党,不仅将其党报党刊全部实现网络化,而且在吸收新党员上也加大了网络招募的力度和速度。2008年8月,“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互联网上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竟然不到10天即获批准,并开始缴纳党费和参加党组织活动。”⑨但是现代化政党建设远不止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交流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使其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断制度化和民主化,进而适应社会发展进程和发展规律。在这方面,美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喜的是美共在本次大会上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强调要把自身建设成一个21世纪成熟的、现代化的转型性政党。在自身的结构、功能、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提出了制度化和民主化的想法。如在制度化建党方面,美共提出:“在党建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将关注制度建设。建党不是靠一两个党员意志就能完成的。”⑩这隐含着美共今后将通过制度建设逐渐摒弃党的领导人意志就是全党意志的旧传统。此外,在与工会合作以及发展新地区的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美共也提出了制度化建设的主张。可以说,本次大会所确定的“现代化政党建设”的党建基调对美共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新任党主席巴切特尔将其称之为美共的“转型性变化”(transformative changes),并指出:“现代化政党建设可以把美共变成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将美共从政治边缘转变成政治主流。”
相对于“群众性”、“现代化”的党建基调,“成熟”、“有战斗力”则是美共本次大会上的新提法。新就新在用“成熟、有战斗力”取代了以往的“革命性”字眼。二战后美共党建理论一直以“革命”为主调,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就多次出现了“革命”、“斗争”的字样,如1966年美共18大报告是《争取和平与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1969年美共19大报告是《革命进程》、1979年美共22大报告是《关于非洲裔美国人斗争的决议》、1991年美共25大报告是《危机的时代:通过斗争实现团结》。这种除了斗争就是革命的党建基调,使美共脱离美国社会发展现状,无法满足美国民众的现实要求,在实践中也很难争取到美国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种现状要求美共对自身历史要有所反思。只有对自身历史有冷静客观地评价,才会有今后党建的正确理论及其正确的斗争策略。美共前主席韦伯也认识到这一点,2011年他在《21世纪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理论及实践》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不能一直对老一代共产主义者和将来新的共产主义者隐瞒我们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如果我们能用魔法将已逝的同志唤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用一种批评和成熟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过去的历史。……一个21世纪的政党要从我们过去的历史中受到鼓舞,但是不应该被过去的历史所禁锢。过去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宏观指导,它不能成为我们党未来发展的蓝图。”可见本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建设“成熟性政党”实质上就是指美共要对自己的历史及其功过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知态度。此外,本次大会中美共提出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也并非是指暴力革命层面上的战斗力,而是指美共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是处在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的社会变革充满复杂性,在这种复杂局势面前美共要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热情。
2014年正值美共成立95年,30大召开也是庆祝美共成立95年的庆典,这不仅是美共党内的大事,也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在本次大会上,美共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终结、战略策略务实化、党建基调时代化这三重变奏反映了美共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理论的自觉,这不仅能使美共继续留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而且其会议精神也将对美共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今后,美共如若能继续冷静客观审视自身历史,在现代化政党建设方面加大实践力度,必然会提升其群众基础,其势力的壮大和影响的增强也有所希望。尽管美共短期内还不能做到政治地位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但是其战略策略和党建主张对遏制美国极右翼势力增长、让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继续存在和发展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作者为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DJC004)
①Hamilton Nolan: Gawker.com interviews CPUSA head, John Bachtell, August 21 2015
②骆小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双重危机的根源―访美国共产党主席约翰?巴切特尔”,《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
③黄宏志:“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期。
④聂云麟,孙大雄编写:“萨姆?韦布谈美共领导机构的换届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9期。
⑤杨成果:“美国共产党‘二’的政策主张”,《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⑥周乃?C:“西雅图大幅提升最低工资的一些启示”
⑦周佳:“难管温饱 美国争议声中大幅上调最低工资”
⑧Convention Discussion: New Opportunities to Grow the Communist Party
⑨“美国共产党网上招纳党员”,《共产党员》,2008年第9期(下),第44页。
⑩Sam webb: Convention Keynote: For a modern, mature, militant, and mass party,June 13 2014
Hamilton Nolan: Mistakes Were Made: A Talk With the Hea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August 17 2015
Sam webb: A Party of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It Looks Like, What It Says, and What It Does, olitical Affairs , February 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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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全文如下:
摘 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历史必然性、时代创新性、客观真理性和实践指导性,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一个新的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关键词: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从而以新的视角、新的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我们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吸取人类文明成果,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研究和回答新的课题,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不断开拓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纵观15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到《资本论》的发表,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实质上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探索史,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史。我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东方大国,在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时代,通过改革开放,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没有为我们留下现成答案。别国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具体经验。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既植根中华历史文明,总结自己实践经验,又借鉴世界先进成果,形成了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独立自主、社会和谐、和平发展这些新的社会理念。这种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观和新的思维方式,适应人类社会从机械化条件向信息化条件成功转变的需要,反映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继承、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探索现代中国发展道路和战略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进而科学地揭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提升发展经验,创新发展观念,解除发展难题,独创性地提出了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的又快又好发展的这样一套关于现代发展的系统的根本观点。
“三个代表”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前进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先进思想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理。
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强调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时代精神精华的突出表现;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质所在。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发展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先进文化引导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生产力、社会文化与人民群众是居于核心地位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基本范畴,三者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这也是社会主义执政党永立不败之地的秘诀所在,同时这也是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铁的规律。
“三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它强调先进政党最根本的体现和要求是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强调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它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党的建设和领导问题的认识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现实意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始终贯穿着创新这一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更是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继往开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既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了现(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实途径;它适应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发展变化,适应我国人民利益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了全面要求;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人民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突出强调了生产力的先进性和先进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要求,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高度论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创造性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既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是一种具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现实要求;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一种具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和理想,演化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发展历史,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视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总体劳动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对于劳动和劳动价值,应该有新的认识和理论阐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价值取向,强调只要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进行的一切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社会创造价值的一切劳动,只要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值的源泉,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发展,还突出表现在它强调建立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其次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这一新的思路,从深层次上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规律,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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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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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略论“三个代表”载入我国宪法的意义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略论“三个代表”载入我国宪法的意义全文如下:
2000年春,江泽民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他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具体内容是: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一)宪政的概念
要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宪政,我们必须首先对宪政进行阐释。宪政发源于西方,是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积累和成长的结果。
宪法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宪法这一法律形式在实际生活中的展开和实现,只有在宪法规定了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权力运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民主和法治才能得以体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才有可能。宪政是以宪法作为起点的,是宪法内容的实现。没有宪法,便不存在宪政。当然,作为宪政前提的宪法,还应当是一部正当合理的宪法,其必然以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为基础,以公平、正义、自由等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以保障人民利益为目标。“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宪法自身存在严重的正当性逻辑缺陷的往往也无法导致宪政的出现。只有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才能真正地与宪政价值产生具有逻辑上固定性的线性因果关系”。
(二)从历史角度来看:党建是宪政建设的关键
“一个国家实行宪政的历史,浓缩着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融聚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党领导制宪及行宪经验对于今后中国宪政发展而言是极其宝贵的财富。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开始的。自1949年9月颁布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来,中国的宪政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几十年的历史,再回顾中国共产党50多年执政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一个事实:每当党的建设处于健康发展之时,我国的宪政建设就能顺利推进;一旦党的建设偏离健康的轨道,宪政的实施就要遭受挫折。
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身体力行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有关规定,对刚刚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各项建设亦非常重视,因而《共同纲领》得以较好地遵守和有效施行,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得到健康发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在我国确立了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大大推进了我国宪政建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稳步前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宪法和法律可以说是高度重视,是他把宪法称之为“总章程”“根本大法”,他亲任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是他亲口讲过“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总之,这一时期党的建设和国家宪政均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
然而,自1957年6月开始反右派运动后,极左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逐步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逐步被破坏,个人集权不断发展,论文格式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法制建设开始停顿下来,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日趋削弱,及至““””爆发,党的基层组织完全瘫痪,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党的各项制度遭受严重破坏,党员和公民权利毫无保障,整个国家处于“无法无天”的动乱之中,第一部宪法已被束之高阁而名存实亡。此时我国的党建和宪政都处于不正常的态势,脱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党、国家和人民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以1975年宪法为例,这部宪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张春桥于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所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说的:“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说:“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1975年宪法既然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那么,这部宪法的素质如何,也就可想而知的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三次对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二十多年来,这部宪法既保持了稳定,又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可见,在中国,宪政的实施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关系极为密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党建是宪政建设的关键,是宪政建设顺利进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脱离党建来谈宪政、谈论宪法监督与宪法保障的做法,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缺乏现实意义和建设意义的。
(三)“三个代表”成为我国宪政指导思想是现实急切的需求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十六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指导。宪政理论的“主权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权”等原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解决了世界各国执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治国理政都必须面对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有利于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民族文化的继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意义在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扩大执政党的执政根基,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执政党执政基础的广泛性。“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现代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政党政治,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责任组织政权,而且有责任领导国家政权,责任政治说到底就是政党要对国家政权的组织和领导负责”。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发展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我国宪政的指导思想。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要求,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宪治国的实践,也就是国家依据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精神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充分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以科学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保障,以宪法精神的充分贯彻为标志,努力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宪法的形式转化为国家的宪政原则,体现了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当代中国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崭新的科学论断,对我国宪政理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而且,许多入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和身份经常变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党的十六大正式认定其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也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内容[Buhui.Com]。
总而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民主推进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将以“执政为民”为本质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从指导思想上强化了宪法的民主精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奠定了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经济基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明确了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价值追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昭示了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价值依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确定的价值取向确保了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和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2004年3月14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宪政建设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紧密结合,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宪政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我国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才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1995年2月,江泽民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中首次提出了“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的战略口号。其后,这一口号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中,报告对“依法治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形式到内容的正式确立。2004年3月14日,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又一次飞跃。因为,宪法是最高法、根本法、母法,是法律的法律,是根本的行为准则。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不依宪治国,就谈不上依法治国。可以说,在中国,无数的经验教训证明:不依法治国不行,依法治国不首先依宪治国也不行。
(二)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宪政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建设政治文明,关键就是要进行宪政建设,因为从政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宪法的出现、宪政的问世是政治文明从低级步入高级发展阶段的标志;从宪法、宪政与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来看,宪法是政治文明的最高框架,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载体。无论你怎样理解政治文明,现代意义的政治文明总是包括政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的公开化和大众化、政治的理性化和责任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宪法里面找到起点,都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宪政才能实现。
(三)是强国、兴国的必由之路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宪政是强国、兴国的必由之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建设政治文明,关键就是要进行宪政建设,因为从政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宪法的出现、宪政的问世是政治文明从低级步入高级发展阶段的标志;从宪法、宪政与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来看,宪法是政治文明的最高框架,宪政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载体。无论你怎样理解政治文明,现代意义的政治文明总是包括政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的公开化和大众化、政治的理性化和责任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宪法里面找到起点,都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宪政才能实现。
从宪法学的角度看,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除了资源、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外,宪法制度的供给严重不足亦是十分关键的因素。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许多落后国家贫困的经济与落后的政治模式是一对孪生子。相反,有些人口密度、自然资源和能源储量等许多方面条件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建立了民主宪政,经济上也能创造奇迹。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现代经济的起飞,必须有一个表达大众意志和利益的宪政政治结构来承载,并通过它源源不断地进行制度供给或制度创新。
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倡导的立宪实践和宪政运动,无非是企图通过宪政的制度供给来摒弃导致贫弱、经济落后的旧制。振兴中华一直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有不少有识之士设计了很多强国之策、强国之路,如“军事强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等,我们还有必要高度重视“宪政强国或制度强国”的理念,并切切实实地付诸实践。惟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走上健康、稳定、长期的发展轨道。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才能并驾齐驱、良性循环。
(四)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由之路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宪政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由之路。在迈入新世纪的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内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给我们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同时,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仍然有很大差距,而权大于法的观念却根深蒂固,加之各项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是我国宪法权威无法树立的根本症结。如果不能约束住权力,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宪法至上的关系,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将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宪法的每一个进步都与新时期理论创新不可分割。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然对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我国宪法发展发生全方位的重要影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宪法领域,就是要坚决贯彻“主权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宪法原则。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党和政府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如何预防和制止在运用权力上发生“异化”,或腐败的发生?最终一句话就是人们最关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会不会变成一个漂亮的政治口号,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看我国宪政建设是否真正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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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历史上较为特殊时期的作品研究也成为当前学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以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为代表,其体现的思想内涵及创作风格对当前许多学者及作家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的基本概况以及汉魏六朝女性作品所彰显的思想内涵进行探析。
关键词:汉魏六朝;女性作家;女性作品
作为女性创作的高峰阶段,魏晋六朝时期留下许多女性的优秀诗文作品。尽管过去很多文学史对其作家生平以及作品内容都有涉及,但却没有实现整体深入的分析,使其在女性文学史中的重要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对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对汉魏六朝各时期的女性作家及作品大致分为汉魏、两晋、南朝与北朝等阶段。西汉时期的女性及其做平较多,如被称为汉乐府歌辞鼻祖的高帝姬唐山夫人,其代表作品《安世坊中歌》;首开怨歌诗篇的班婕著有《捣素赋》、《怨歌行》等;和亲政策下出现的刘细君《悲愁歌》作品;华容夫人为夫殉葬所谱写的《舞歌》等。东汉时期的女作家主要有徐淑、蔡琰、班昭等。其中以儒林圣女著称的班昭,不仅对《汉书》进行修补,而且著有经典儒家教科书《女戒》。另一位女作家徐淑作品中所展现的主要为婚姻爱情生活,但留存至今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而蔡琰的《悲愤诗》也成为诗歌史中的典型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频繁的战乱及动荡的社会影响,女性创作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东晋被称为“林下之风”的谢道韫以《登山》为典型代表作,再如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以及苏蕙的《织棉回文璇玑图》等[1]。
在形式技巧方面,汉魏六朝女性作家所应用的艺术技巧是后世文学创作中借鉴的经典内容。其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女性往往无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能够体现在作品中的内容过于狭窄,加上女性自身细腻丰富的情感要求汉魏六朝女性创作过程中利用新的方式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以晋代子夜《子夜歌》为典型代表,其形式技巧运用了谐音双关的方式,赋予诗歌中独特的生活风味。再如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以及苏蕙的《回文诗》中利用反复吟咏的艺术手法,将自己的情感体现出来。另外,汉魏六朝时期的女性作品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创作,其在骈体文、赋体或其他三言、五言以及七言中情感的表达多采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在语言的御用方面显得极为多样灵活。以戚夫人《怨歌》以及刘妙容的《婉转歌》为典型代表。在创作题材方面,多集中在闺阁、个人际遇方面,大多女性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多为自身遭遇的不行,如刘细君的《悲愁歌》、王昭君的《怨诗》等[2]。
两汉时期的女性身处盛世气象,所以在作品中可分析其主要以恋爱为主流,尤其中下层女性所表现的爱恨情仇极为明显,在面对不公待遇时,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反抗,由此所展示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如《汉书・外戚传上》中所所记载,戚夫人在高祖驾崩之后,遭到吕后的报复,这时在悲惨的命运下利用诗歌自我安慰如《怨歌》等。同一时期的虞姬《和项王歌》也是对女性生命意识反应的典型作品。除生命意识外,这一时期的女性从作品中也展现出了一定的自救意识,如卓文君为其自身爱情命运所做的《白头吟》,诗中通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在一夫多妻制的汉朝时代,这种转移的爱情观念也隐约的体现了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
魏晋时期的女性经历了文化裂变的过程,大多女性作家摆脱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观念,其作品体现的多为战乱时代下女性的遭遇。以苏伯玉妻为典型代表,尽管才华横溢,却仍遭到被遗弃与被冷落的命运,尤其面对迷途不返的丈夫,通过《盘中诗》的创作以获取丈夫的良心发现。另外,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其他饱读诗书的才女如左�保�尽管满腹经纶,作为封建妃嫔却未得到晋武帝的恋爱,难免面对孤独终老的结局。
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极为重视,许多名门贵族的女性在教育方面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在女性作品中所展现的也多为对生命的热情以及对爱情的渴望等。以乐府诗歌造诣极深的才女王金珠,著有《子夜四十歌》,诠释了自身对生命的热爱。在如王淑英旗子李氏所著的《暮寒诗》,将女人爱美之心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有沈满愿的《挟琴歌》以及刘令娴的《听百舌诗》等。另外,在对爱情的渴望方面,这一时期女性所表现出对爱情的追求也令现代大多女性自愧不如,如包明月的《前溪歌》、王金珠的《欢闻歌》以及桃叶的《答田团扇歌三首》等,将女性内心复杂的心理以灵活生动的诗词展现出来。
这一时期的女性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在作品中展现的更多为直率豪迈的特征。在表达七情方面,如北朝诗歌《折杨柳》以及《地驱乐歌》为代表。在表达英雄气质方面,女性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尚武的精神,如大义公主的《书屏风诗》以及著名的《木兰诗》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
对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研究既可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也能通过作品体会当时女性的价值观。在实际解读过程中,应充分了解该时期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并对不同时期下女性的心灵做出阐述,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其真正价值,进而发挥其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参考价值。
[1]杨溢. 汉魏六朝女性诗歌研究[D].宁夏大学,2013.
[2]段凌颖.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3]崔宏艳.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命运探析[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04: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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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动漫,是日本动画(ANIME)和日本漫画(Manga)的合称,日本动漫凭着剧情的创新和趣味性在全球占有着重要地位。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日本动漫对中国 80 后作家的小说整体风格和小说主题的影响和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 ;80 后作家 ;风格 ;主题。
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以郭敬明、张悦然为例
80 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彰显出一种新颖锐利的文学气质,以其不俗的创作实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而浓郁的青春气息。中国 80 后文学与动漫存在着交集与融合,日本动漫对 80 后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日本动漫倾向于菊花式风格,倾向于以简约的画风,朴实的色彩来展现故事中人物细腻、温馨的情感。如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在《龙猫》里面以其惯有的手法描绘澄澈的蓝天、浓厚的白云和绿茵的乡村,将大自然难以言说的美丽切入到动画形象桔月和小米生活背景之中,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热情洋溢地为动漫迷们编织温情梦想,引导观众静心触摸自然气象和人间亲情,引发观者内心最真切的共鸣。
这些优质的日本动漫作品引入中国,在网络还未达到今日繁荣的 80 年代深深地影响了这一代 80 后作家的成长。郭敬明的《幻城》着墨最多的感情便是卡索与樱空释浓烈而炽热的手足情,随风起舞的银白色长发、巨大而且张扬的霰雪鸟、白色的樱花、洋洋洒洒、神奇浪漫的幻术点缀其间,这种氛围的渲染像极了《龙猫》。
“在黑色的风吹起的日子 , 在看到霰雪鸟破空悲鸣的日子 , 在红莲绽放樱花伤逝的日子里 , 在你抬头低头的笑容间 , 在千年万年时光的裂缝与罅隙中 , 我总是泪流满面 . 因为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 . 这是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囚禁吗 ?”(摘自郭敬明《幻城》)小说中的场景,风格唯美、色彩柔和而不失光彩,而樱花这些清新美好之物更是在场景的写作中频繁出现,这是典型的日本动漫风格。郭敬明在此后的小说写作中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一种漫画风。
另外莫言在给张悦然的《樱桃之远》写的序中曾评论说“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动漫的清俊脱俗、简约纯粹。”
“初夏时节,樱桃树上已经结满了一串一串殷红的樱桃。风吹起来的时候,像风铃一般地摇摆,波浪般的阵阵香气被推到更远的地方去。”(摘自张悦然《樱桃之远》)80 后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作品语言华丽顺畅、流光溢彩,如同呈现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官刺激。色彩也是日本动漫给予 80 后作家一个丰富的创作源泉,很多小说中也运用了很多色彩词汇,比如空旷寒冷的白色、夕阳般的暖色光芒、碧绿色的琴弦、冰蓝色的杀气等等。作者似乎通过图像化写作进行情绪的宣泄,文本以一种清淡的语调和缓慢的节奏在倾诉,犹如行云流水般的钢琴曲,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日本的动漫将开放性、教育性、普世性凝于一身,将普世价值与审美情趣融合,受众观念与市场观念结合,地域特色与先进技术并用,题材多样,贴近各个层次的受众。
在日本文化中,其作品以“皆大欢喜”为结局是很少见的,日本人更喜欢描写悲剧的作品,并喜欢谈论这一主题这样独特的苦难、死亡文化在漫画中也大量出现。日本著名动漫《叛逆的鲁鲁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苦难悲情的主题对 80 后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小说中没有展现爱与温情,却争相的在书中刻意的渲染一种悲凉的气氛,抒写一种病态的悲苦。正如莫言的评价 :“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
还是要说《幻城》,这就是一部关于青春、爱情、背叛、友谊不断缠绕、颠覆、掩盖的情感悲剧,纠结着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否定,消解深度模式、否定规则、取消中心、摧毁传统、蔑视经典,表现出对意义的抵制和销蚀。
另外郭敬明的另一部小说小说《悲伤逆流成河》是不良少女易遥受伤、出轨、报复到自杀的一幕爱情悲剧。这其中爱情的无果、友谊的破灭、背叛的痛楚交织在一起,构筑成一个悲情颓废的世界。
“黑暗中慢慢流淌着悲伤的河流。淹没了所有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青春和时间。 你们本来可以逃得很远的。 但你们一直都停留在这里,任河水翻涌高涨,直到从头顶倾覆下来。 连同声音和光线,都没有来得及逃脱这条悲伤的巨大长河。”(摘自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同样饱含着孤独与忧伤。在她的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孤独而敏感,他们对于感情的渴求是偏执甚至扭曲的。
在长篇小说《誓鸟》中,张悦然笔下的人物再一次在极端的感情间游走。小说中的盲女春迟通过自残的方式来使自己获得思想上的平静。张悦然也通过苍白的文字展现孤独、渲染忧伤。
“她被记忆携满,欲生存而不能。于是她放出汹涌的腥血,那些储存记忆的苍白贝壳就变得瑰丽明艳。回忆是血液一般贯穿全身的寄虫,它在我们胸腔中,大脑中不断回荡,洒下种子,拔节,成长,一世一世纠缠下去。让你缅怀,痛苦,臆想,卑微又执拗。唯有放弃,放弃曾经,放弃回忆,放弃缅怀,放弃那些似有若无的生猛的挣扎,我们才能得以安然生长。”(摘自张悦然《誓鸟》)这些带有青春色彩的悲剧性作品充斥了对生活的不信任感和荒诞感,穿梭其中不难发现,不管是对爱情的描写还是对生活的写真,都透露出反叛和冷漠为特质的象征性姿态,游荡着边缘与颠覆的因子,充斥着迷茫和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和不知所措,而这种精神状态正是通过与日本漫画相似的思维表现出来的。
在我国现今,广大青少年是动漫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动漫深刻影响着正在成长中的这一代人。中国 80 后文学与动漫存在着交集与融合,从小说整体风格到主题,日本动漫对 80 后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当然,80 后作家不应该只学习日本动漫唯美的风格与悲情的主题,应该多学习一些优秀日本动漫的思想内涵与它所传递的坚韧的民族情结。在文学创作中,不要只注重于青春的颓废与情爱的纠结,可以将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当代小说相结合,使得作品更加的成熟,并且传达出振奋人心的积极力量。
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中国本土动漫学习,我国应更多的将原创动漫与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仅可以与古典名著相结合,可以更多的将选材目光投向现当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通过两者融合与改编,开创中国动漫和文学的新局面,真正实现双赢。
[1] 马芸。日本动漫中的文化印象分析 [D].上海:同济大学 ,2008.
[2]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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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也称“士大夫甲意画”、“士夫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画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就出现了,但是文人画作为正式的名称,是由元代画家赵孟頫提出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元代文人画的艺术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从北宋苏东坡开始推崇文人画以来,文人画到元代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主导了绘画的主流。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所谓文人画者,以气韵为主,以写意为法,以笔墨情趣为高逸,以简逸幽淡为神妙”。所以文人画重写意,重气韵,重视笔墨在画中的运用。
文人画自北宋以欧阳修、苏轼、文同、米芾等文人士大夫提倡以来,得到了后世文人的重视,并且亲身参与和体验。到元代时,文人画已经成为绘画的主流,文人画重意境轻形式,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趣味得到文人的倡导,确立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追求。水墨写意这一表现形式成为绘画的正宗,文人通过水墨写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自己的人生境界,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书画表现的不是客观物象,不是自然中的山水、花鸟,它表现的是作者主观的心境,是文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这一体验和感悟通过绘画,通过感性思维把自然物人格化,以达到与自然、精神、人格相契合的愿望。文人画的种种审美价值观到元代得到了普及,成为文人画的审美标准,使文人画大兴于后世。
元代文人画注重写意,文人画家提出把书法归结到画法上,元初画家赵孟?在享有极高的画名外,他的书法艺术亦为历代所重。他非常强调书画的相互关系,并明确提出“书画本来同”的说法,竭力主张把书法用到画法上。元代文人画家在重视绘画的同时也重视书法,往往文人画家在书法上也有一定的造诣,元代还流行着一种“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1]的说法。
像元初的赵孟?和元四大家不仅仅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明人王世贞曾说道:“文人画起至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他的这扇大门就是沟通书画的大门,以书入画,以书法的书写方式作画。元代画家在重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的同时也重视绘画与诗歌的结合,这种结合最普遍的就是在画面上直接题诗。在画上直接题诗可能在唐代就有了,在经过两宋的发展,到元代才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不仅仅表现在山水画上,其他如花鸟画、人物画等等画种上都有直接题诗。元代很注重诗与画的关系,元人杨维桢在《无声诗意序》中阐述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
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呼?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呼?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正是由于元代文人对诗画的重视,再加上书法和绘画的结合,从而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诗书画印同时融合在一个画面的特殊艺术追求。题画诗在元代也很盛行,有很多文人都作有题画诗。例如,杨维桢的《题苏武牧羊图》《题春江渔父图》、倪瓒的《题郑所南兰》、王冕的《墨梅》等等。
在画上直接题诗的普遍化也是元代文人画的表现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人画是由有很深厚文化修养,具备有一定的作诗能力的人所倡导的,所以说这一现象能够在元代广泛被人接纳和吸收绝不是偶然的。其次在画上直接题诗可以充分发挥诗的优势,弥补了绘画的不足,深化了绘画的主题。因为绘画只能表现某一瞬间和空间的各种物体的形态,它不能突破或者只能部分突破时间的局限。像元季四家之一的倪瓒,他的画中往往有很长的题跋以及诗,题跋和诗往往占据了整个画面大量的篇幅,但其本身已经和画构成了一个整体,即丰富了画面的内容,又加深了画的意境,在形式上形成了融合与统一。在画上题诗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有的是配合画来增强绘画的意境,有的则纯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不管怎样,他们都是通过诗歌和题跋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
例如,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题有作画的经过,作于至正五年,画幅中题有元黄公望、朽木居士、赵觐、钱云等诗。其中黄公望的题诗:“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此诗写出了此图的所写之景。远景的云山、中景的秋水、近景的树木和披陀的,把近景六棵小树比喻成六君子,使他人格化。这首诗抒发了黄公望对倪瓒《六君子图》的审美感受,同时也与画融合增加了画本身的意境和价值。至于表达自己的某种艺术见解的王冕在其《墨梅图》中的题诗就最能体现这点。
画中诗写道:“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华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见解和追求,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纯净内敛,柔韧素雅,不炫耀色彩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形式刚好符合了梅花本身的特质,纯净内敛但不娇弱,柔韧素雅但不过于朴素,色彩艳丽但不娇艳炫耀。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研究到画家的这一艺术追求。他写道:“‘个个华开淡墨痕’指的是自然与人为艺术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这是画家追求的目标,见于诗中,也现于画上”。[2]这种追求体现了元代文人画的共性,他们追求的是笔简而意足,平淡而幽远,借自然山水来建构体现道家和禅宗意识的超然境界。
在文人画占主导地位的元代,在画中题诗来直接配合画面,使两者相互补充和结合。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或者是少有的,唐人题款常藏于石隙树根处,宋人开始在画上写字题诗,但一般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但是到了元代则完全不同了,画面上的写字和题诗开始多了起来,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画面的很大部分,有意识地使之成为整个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元代这一转变的根据是什么呢?
魏晋玄学盛行引起了文的自觉,其中也包括了艺术精神的自觉,玄学中对自然的宁静和幽远的一种追求与尘世中的纷扰枯燥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文人士大夫开始把心境落向于自然之中,在自然中满足他们艺术性的生活情调。自此以后,山水画、山水诗被文人们所崇尚。而元代处于一个被外族所统治的特殊时代,大量的文人受到了政治和现实的压抑,传统的仕途之路被封闭,精神上失去了寄托。
所以文人士大夫只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上,参禅悟道在元代也广泛被文人所崇尚,当时很多文人都和禅宗、道教有密切关系。文人艺术上的创作是一种主观即兴情感的宣泄,也是一种内心心灵的一种寄托,试图通过自然中的清远和虚静来超脱世俗的烦扰。而魏晋玄学和禅宗对自然的新发现给画和诗提供了融合的连接点,这种融合在文人大量直接参与艺术创作的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从此以后,这一融合被普遍接受和倡导,再加上和绘画相通的书法,三者相互结合和补充,形成了以后中国画的一种审美意识,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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