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元代最优秀的杂剧作家是谁其代表作是什么相关的共7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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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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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历史上较为特殊时期的作品研究也成为当前学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以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为代表,其体现的思想内涵及创作风格对当前许多学者及作家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的基本概况以及汉魏六朝女性作品所彰显的思想内涵进行探析。
关键词:汉魏六朝;女性作家;女性作品
作为女性创作的高峰阶段,魏晋六朝时期留下许多女性的优秀诗文作品。尽管过去很多文学史对其作家生平以及作品内容都有涉及,但却没有实现整体深入的分析,使其在女性文学史中的重要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对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对汉魏六朝各时期的女性作家及作品大致分为汉魏、两晋、南朝与北朝等阶段。西汉时期的女性及其做平较多,如被称为汉乐府歌辞鼻祖的高帝姬唐山夫人,其代表作品《安世坊中歌》;首开怨歌诗篇的班婕著有《捣素赋》、《怨歌行》等;和亲政策下出现的刘细君《悲愁歌》作品;华容夫人为夫殉葬所谱写的《舞歌》等。东汉时期的女作家主要有徐淑、蔡琰、班昭等。其中以儒林圣女著称的班昭,不仅对《汉书》进行修补,而且著有经典儒家教科书《女戒》。另一位女作家徐淑作品中所展现的主要为婚姻爱情生活,但留存至今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而蔡琰的《悲愤诗》也成为诗歌史中的典型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频繁的战乱及动荡的社会影响,女性创作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东晋被称为“林下之风”的谢道韫以《登山》为典型代表作,再如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以及苏蕙的《织棉回文璇玑图》等[1]。
在形式技巧方面,汉魏六朝女性作家所应用的艺术技巧是后世文学创作中借鉴的经典内容。其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女性往往无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能够体现在作品中的内容过于狭窄,加上女性自身细腻丰富的情感要求汉魏六朝女性创作过程中利用新的方式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以晋代子夜《子夜歌》为典型代表,其形式技巧运用了谐音双关的方式,赋予诗歌中独特的生活风味。再如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以及苏蕙的《回文诗》中利用反复吟咏的艺术手法,将自己的情感体现出来。另外,汉魏六朝时期的女性作品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创作,其在骈体文、赋体或其他三言、五言以及七言中情感的表达多采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在语言的御用方面显得极为多样灵活。以戚夫人《怨歌》以及刘妙容的《婉转歌》为典型代表。在创作题材方面,多集中在闺阁、个人际遇方面,大多女性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多为自身遭遇的不行,如刘细君的《悲愁歌》、王昭君的《怨诗》等[2]。
两汉时期的女性身处盛世气象,所以在作品中可分析其主要以恋爱为主流,尤其中下层女性所表现的爱恨情仇极为明显,在面对不公待遇时,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反抗,由此所展示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如《汉书・外戚传上》中所所记载,戚夫人在高祖驾崩之后,遭到吕后的报复,这时在悲惨的命运下利用诗歌自我安慰如《怨歌》等。同一时期的虞姬《和项王歌》也是对女性生命意识反应的典型作品。除生命意识外,这一时期的女性从作品中也展现出了一定的自救意识,如卓文君为其自身爱情命运所做的《白头吟》,诗中通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在一夫多妻制的汉朝时代,这种转移的爱情观念也隐约的体现了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
魏晋时期的女性经历了文化裂变的过程,大多女性作家摆脱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观念,其作品体现的多为战乱时代下女性的遭遇。以苏伯玉妻为典型代表,尽管才华横溢,却仍遭到被遗弃与被冷落的命运,尤其面对迷途不返的丈夫,通过《盘中诗》的创作以获取丈夫的良心发现。另外,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其他饱读诗书的才女如左�保�尽管满腹经纶,作为封建妃嫔却未得到晋武帝的恋爱,难免面对孤独终老的结局。
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极为重视,许多名门贵族的女性在教育方面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在女性作品中所展现的也多为对生命的热情以及对爱情的渴望等。以乐府诗歌造诣极深的才女王金珠,著有《子夜四十歌》,诠释了自身对生命的热爱。在如王淑英旗子李氏所著的《暮寒诗》,将女人爱美之心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有沈满愿的《挟琴歌》以及刘令娴的《听百舌诗》等。另外,在对爱情的渴望方面,这一时期女性所表现出对爱情的追求也令现代大多女性自愧不如,如包明月的《前溪歌》、王金珠的《欢闻歌》以及桃叶的《答田团扇歌三首》等,将女性内心复杂的心理以灵活生动的诗词展现出来。
这一时期的女性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在作品中展现的更多为直率豪迈的特征。在表达七情方面,如北朝诗歌《折杨柳》以及《地驱乐歌》为代表。在表达英雄气质方面,女性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尚武的精神,如大义公主的《书屏风诗》以及著名的《木兰诗》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
对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研究既可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也能通过作品体会当时女性的价值观。在实际解读过程中,应充分了解该时期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并对不同时期下女性的心灵做出阐述,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其真正价值,进而发挥其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参考价值。
[1]杨溢. 汉魏六朝女性诗歌研究[D].宁夏大学,2013.
[2]段凌颖.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3]崔宏艳.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命运探析[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04: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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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动漫,是日本动画(ANIME)和日本漫画(Manga)的合称,日本动漫凭着剧情的创新和趣味性在全球占有着重要地位。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日本动漫对中国 80 后作家的小说整体风格和小说主题的影响和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动漫 ;80 后作家 ;风格 ;主题。
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作家的影响及启示——以郭敬明、张悦然为例
80 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彰显出一种新颖锐利的文学气质,以其不俗的创作实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而浓郁的青春气息。中国 80 后文学与动漫存在着交集与融合,日本动漫对 80 后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日本动漫倾向于菊花式风格,倾向于以简约的画风,朴实的色彩来展现故事中人物细腻、温馨的情感。如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在《龙猫》里面以其惯有的手法描绘澄澈的蓝天、浓厚的白云和绿茵的乡村,将大自然难以言说的美丽切入到动画形象桔月和小米生活背景之中,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热情洋溢地为动漫迷们编织温情梦想,引导观众静心触摸自然气象和人间亲情,引发观者内心最真切的共鸣。
这些优质的日本动漫作品引入中国,在网络还未达到今日繁荣的 80 年代深深地影响了这一代 80 后作家的成长。郭敬明的《幻城》着墨最多的感情便是卡索与樱空释浓烈而炽热的手足情,随风起舞的银白色长发、巨大而且张扬的霰雪鸟、白色的樱花、洋洋洒洒、神奇浪漫的幻术点缀其间,这种氛围的渲染像极了《龙猫》。
“在黑色的风吹起的日子 , 在看到霰雪鸟破空悲鸣的日子 , 在红莲绽放樱花伤逝的日子里 , 在你抬头低头的笑容间 , 在千年万年时光的裂缝与罅隙中 , 我总是泪流满面 . 因为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 . 这是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囚禁吗 ?”(摘自郭敬明《幻城》)小说中的场景,风格唯美、色彩柔和而不失光彩,而樱花这些清新美好之物更是在场景的写作中频繁出现,这是典型的日本动漫风格。郭敬明在此后的小说写作中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一种漫画风。
另外莫言在给张悦然的《樱桃之远》写的序中曾评论说“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动漫的清俊脱俗、简约纯粹。”
“初夏时节,樱桃树上已经结满了一串一串殷红的樱桃。风吹起来的时候,像风铃一般地摇摆,波浪般的阵阵香气被推到更远的地方去。”(摘自张悦然《樱桃之远》)80 后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作品语言华丽顺畅、流光溢彩,如同呈现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官刺激。色彩也是日本动漫给予 80 后作家一个丰富的创作源泉,很多小说中也运用了很多色彩词汇,比如空旷寒冷的白色、夕阳般的暖色光芒、碧绿色的琴弦、冰蓝色的杀气等等。作者似乎通过图像化写作进行情绪的宣泄,文本以一种清淡的语调和缓慢的节奏在倾诉,犹如行云流水般的钢琴曲,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日本的动漫将开放性、教育性、普世性凝于一身,将普世价值与审美情趣融合,受众观念与市场观念结合,地域特色与先进技术并用,题材多样,贴近各个层次的受众。
在日本文化中,其作品以“皆大欢喜”为结局是很少见的,日本人更喜欢描写悲剧的作品,并喜欢谈论这一主题这样独特的苦难、死亡文化在漫画中也大量出现。日本著名动漫《叛逆的鲁鲁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苦难悲情的主题对 80 后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小说中没有展现爱与温情,却争相的在书中刻意的渲染一种悲凉的气氛,抒写一种病态的悲苦。正如莫言的评价 :“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
还是要说《幻城》,这就是一部关于青春、爱情、背叛、友谊不断缠绕、颠覆、掩盖的情感悲剧,纠结着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否定,消解深度模式、否定规则、取消中心、摧毁传统、蔑视经典,表现出对意义的抵制和销蚀。
另外郭敬明的另一部小说小说《悲伤逆流成河》是不良少女易遥受伤、出轨、报复到自杀的一幕爱情悲剧。这其中爱情的无果、友谊的破灭、背叛的痛楚交织在一起,构筑成一个悲情颓废的世界。
“黑暗中慢慢流淌着悲伤的河流。淹没了所有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青春和时间。 你们本来可以逃得很远的。 但你们一直都停留在这里,任河水翻涌高涨,直到从头顶倾覆下来。 连同声音和光线,都没有来得及逃脱这条悲伤的巨大长河。”(摘自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同样饱含着孤独与忧伤。在她的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孤独而敏感,他们对于感情的渴求是偏执甚至扭曲的。
在长篇小说《誓鸟》中,张悦然笔下的人物再一次在极端的感情间游走。小说中的盲女春迟通过自残的方式来使自己获得思想上的平静。张悦然也通过苍白的文字展现孤独、渲染忧伤。
“她被记忆携满,欲生存而不能。于是她放出汹涌的腥血,那些储存记忆的苍白贝壳就变得瑰丽明艳。回忆是血液一般贯穿全身的寄虫,它在我们胸腔中,大脑中不断回荡,洒下种子,拔节,成长,一世一世纠缠下去。让你缅怀,痛苦,臆想,卑微又执拗。唯有放弃,放弃曾经,放弃回忆,放弃缅怀,放弃那些似有若无的生猛的挣扎,我们才能得以安然生长。”(摘自张悦然《誓鸟》)这些带有青春色彩的悲剧性作品充斥了对生活的不信任感和荒诞感,穿梭其中不难发现,不管是对爱情的描写还是对生活的写真,都透露出反叛和冷漠为特质的象征性姿态,游荡着边缘与颠覆的因子,充斥着迷茫和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和不知所措,而这种精神状态正是通过与日本漫画相似的思维表现出来的。
在我国现今,广大青少年是动漫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动漫深刻影响着正在成长中的这一代人。中国 80 后文学与动漫存在着交集与融合,从小说整体风格到主题,日本动漫对 80 后作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当然,80 后作家不应该只学习日本动漫唯美的风格与悲情的主题,应该多学习一些优秀日本动漫的思想内涵与它所传递的坚韧的民族情结。在文学创作中,不要只注重于青春的颓废与情爱的纠结,可以将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当代小说相结合,使得作品更加的成熟,并且传达出振奋人心的积极力量。
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中国本土动漫学习,我国应更多的将原创动漫与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仅可以与古典名著相结合,可以更多的将选材目光投向现当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通过两者融合与改编,开创中国动漫和文学的新局面,真正实现双赢。
[1] 马芸。日本动漫中的文化印象分析 [D].上海:同济大学 ,2008.
[2]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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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也称“士大夫甲意画”、“士夫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画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就出现了,但是文人画作为正式的名称,是由元代画家赵孟頫提出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元代文人画的艺术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从北宋苏东坡开始推崇文人画以来,文人画到元代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主导了绘画的主流。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所谓文人画者,以气韵为主,以写意为法,以笔墨情趣为高逸,以简逸幽淡为神妙”。所以文人画重写意,重气韵,重视笔墨在画中的运用。
文人画自北宋以欧阳修、苏轼、文同、米芾等文人士大夫提倡以来,得到了后世文人的重视,并且亲身参与和体验。到元代时,文人画已经成为绘画的主流,文人画重意境轻形式,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趣味得到文人的倡导,确立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追求。水墨写意这一表现形式成为绘画的正宗,文人通过水墨写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自己的人生境界,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书画表现的不是客观物象,不是自然中的山水、花鸟,它表现的是作者主观的心境,是文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这一体验和感悟通过绘画,通过感性思维把自然物人格化,以达到与自然、精神、人格相契合的愿望。文人画的种种审美价值观到元代得到了普及,成为文人画的审美标准,使文人画大兴于后世。
元代文人画注重写意,文人画家提出把书法归结到画法上,元初画家赵孟?在享有极高的画名外,他的书法艺术亦为历代所重。他非常强调书画的相互关系,并明确提出“书画本来同”的说法,竭力主张把书法用到画法上。元代文人画家在重视绘画的同时也重视书法,往往文人画家在书法上也有一定的造诣,元代还流行着一种“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1]的说法。
像元初的赵孟?和元四大家不仅仅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明人王世贞曾说道:“文人画起至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他的这扇大门就是沟通书画的大门,以书入画,以书法的书写方式作画。元代画家在重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的同时也重视绘画与诗歌的结合,这种结合最普遍的就是在画面上直接题诗。在画上直接题诗可能在唐代就有了,在经过两宋的发展,到元代才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不仅仅表现在山水画上,其他如花鸟画、人物画等等画种上都有直接题诗。元代很注重诗与画的关系,元人杨维桢在《无声诗意序》中阐述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
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呼?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呼?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正是由于元代文人对诗画的重视,再加上书法和绘画的结合,从而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诗书画印同时融合在一个画面的特殊艺术追求。题画诗在元代也很盛行,有很多文人都作有题画诗。例如,杨维桢的《题苏武牧羊图》《题春江渔父图》、倪瓒的《题郑所南兰》、王冕的《墨梅》等等。
在画上直接题诗的普遍化也是元代文人画的表现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人画是由有很深厚文化修养,具备有一定的作诗能力的人所倡导的,所以说这一现象能够在元代广泛被人接纳和吸收绝不是偶然的。其次在画上直接题诗可以充分发挥诗的优势,弥补了绘画的不足,深化了绘画的主题。因为绘画只能表现某一瞬间和空间的各种物体的形态,它不能突破或者只能部分突破时间的局限。像元季四家之一的倪瓒,他的画中往往有很长的题跋以及诗,题跋和诗往往占据了整个画面大量的篇幅,但其本身已经和画构成了一个整体,即丰富了画面的内容,又加深了画的意境,在形式上形成了融合与统一。在画上题诗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有的是配合画来增强绘画的意境,有的则纯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不管怎样,他们都是通过诗歌和题跋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
例如,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题有作画的经过,作于至正五年,画幅中题有元黄公望、朽木居士、赵觐、钱云等诗。其中黄公望的题诗:“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此诗写出了此图的所写之景。远景的云山、中景的秋水、近景的树木和披陀的,把近景六棵小树比喻成六君子,使他人格化。这首诗抒发了黄公望对倪瓒《六君子图》的审美感受,同时也与画融合增加了画本身的意境和价值。至于表达自己的某种艺术见解的王冕在其《墨梅图》中的题诗就最能体现这点。
画中诗写道:“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华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见解和追求,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纯净内敛,柔韧素雅,不炫耀色彩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形式刚好符合了梅花本身的特质,纯净内敛但不娇弱,柔韧素雅但不过于朴素,色彩艳丽但不娇艳炫耀。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研究到画家的这一艺术追求。他写道:“‘个个华开淡墨痕’指的是自然与人为艺术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这是画家追求的目标,见于诗中,也现于画上”。[2]这种追求体现了元代文人画的共性,他们追求的是笔简而意足,平淡而幽远,借自然山水来建构体现道家和禅宗意识的超然境界。
在文人画占主导地位的元代,在画中题诗来直接配合画面,使两者相互补充和结合。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或者是少有的,唐人题款常藏于石隙树根处,宋人开始在画上写字题诗,但一般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但是到了元代则完全不同了,画面上的写字和题诗开始多了起来,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画面的很大部分,有意识地使之成为整个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元代这一转变的根据是什么呢?
魏晋玄学盛行引起了文的自觉,其中也包括了艺术精神的自觉,玄学中对自然的宁静和幽远的一种追求与尘世中的纷扰枯燥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文人士大夫开始把心境落向于自然之中,在自然中满足他们艺术性的生活情调。自此以后,山水画、山水诗被文人们所崇尚。而元代处于一个被外族所统治的特殊时代,大量的文人受到了政治和现实的压抑,传统的仕途之路被封闭,精神上失去了寄托。
所以文人士大夫只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上,参禅悟道在元代也广泛被文人所崇尚,当时很多文人都和禅宗、道教有密切关系。文人艺术上的创作是一种主观即兴情感的宣泄,也是一种内心心灵的一种寄托,试图通过自然中的清远和虚静来超脱世俗的烦扰。而魏晋玄学和禅宗对自然的新发现给画和诗提供了融合的连接点,这种融合在文人大量直接参与艺术创作的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从此以后,这一融合被普遍接受和倡导,再加上和绘画相通的书法,三者相互结合和补充,形成了以后中国画的一种审美意识,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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