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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也称“士大夫甲意画”、“士夫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画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就出现了,但是文人画作为正式的名称,是由元代画家赵孟頫提出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元代文人画的艺术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从北宋苏东坡开始推崇文人画以来,文人画到元代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主导了绘画的主流。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所谓文人画者,以气韵为主,以写意为法,以笔墨情趣为高逸,以简逸幽淡为神妙”。所以文人画重写意,重气韵,重视笔墨在画中的运用。
文人画自北宋以欧阳修、苏轼、文同、米芾等文人士大夫提倡以来,得到了后世文人的重视,并且亲身参与和体验。到元代时,文人画已经成为绘画的主流,文人画重意境轻形式,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趣味得到文人的倡导,确立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追求。水墨写意这一表现形式成为绘画的正宗,文人通过水墨写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自己的人生境界,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书画表现的不是客观物象,不是自然中的山水、花鸟,它表现的是作者主观的心境,是文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这一体验和感悟通过绘画,通过感性思维把自然物人格化,以达到与自然、精神、人格相契合的愿望。文人画的种种审美价值观到元代得到了普及,成为文人画的审美标准,使文人画大兴于后世。
元代文人画注重写意,文人画家提出把书法归结到画法上,元初画家赵孟?在享有极高的画名外,他的书法艺术亦为历代所重。他非常强调书画的相互关系,并明确提出“书画本来同”的说法,竭力主张把书法用到画法上。元代文人画家在重视绘画的同时也重视书法,往往文人画家在书法上也有一定的造诣,元代还流行着一种“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1]的说法。
像元初的赵孟?和元四大家不仅仅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明人王世贞曾说道:“文人画起至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他的这扇大门就是沟通书画的大门,以书入画,以书法的书写方式作画。元代画家在重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的同时也重视绘画与诗歌的结合,这种结合最普遍的就是在画面上直接题诗。在画上直接题诗可能在唐代就有了,在经过两宋的发展,到元代才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不仅仅表现在山水画上,其他如花鸟画、人物画等等画种上都有直接题诗。元代很注重诗与画的关系,元人杨维桢在《无声诗意序》中阐述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
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呼?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呼?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正是由于元代文人对诗画的重视,再加上书法和绘画的结合,从而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诗书画印同时融合在一个画面的特殊艺术追求。题画诗在元代也很盛行,有很多文人都作有题画诗。例如,杨维桢的《题苏武牧羊图》《题春江渔父图》、倪瓒的《题郑所南兰》、王冕的《墨梅》等等。
在画上直接题诗的普遍化也是元代文人画的表现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人画是由有很深厚文化修养,具备有一定的作诗能力的人所倡导的,所以说这一现象能够在元代广泛被人接纳和吸收绝不是偶然的。其次在画上直接题诗可以充分发挥诗的优势,弥补了绘画的不足,深化了绘画的主题。因为绘画只能表现某一瞬间和空间的各种物体的形态,它不能突破或者只能部分突破时间的局限。像元季四家之一的倪瓒,他的画中往往有很长的题跋以及诗,题跋和诗往往占据了整个画面大量的篇幅,但其本身已经和画构成了一个整体,即丰富了画面的内容,又加深了画的意境,在形式上形成了融合与统一。在画上题诗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有的是配合画来增强绘画的意境,有的则纯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不管怎样,他们都是通过诗歌和题跋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
例如,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题有作画的经过,作于至正五年,画幅中题有元黄公望、朽木居士、赵觐、钱云等诗。其中黄公望的题诗:“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此诗写出了此图的所写之景。远景的云山、中景的秋水、近景的树木和披陀的,把近景六棵小树比喻成六君子,使他人格化。这首诗抒发了黄公望对倪瓒《六君子图》的审美感受,同时也与画融合增加了画本身的意境和价值。至于表达自己的某种艺术见解的王冕在其《墨梅图》中的题诗就最能体现这点。
画中诗写道:“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华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见解和追求,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纯净内敛,柔韧素雅,不炫耀色彩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形式刚好符合了梅花本身的特质,纯净内敛但不娇弱,柔韧素雅但不过于朴素,色彩艳丽但不娇艳炫耀。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研究到画家的这一艺术追求。他写道:“‘个个华开淡墨痕’指的是自然与人为艺术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这是画家追求的目标,见于诗中,也现于画上”。[2]这种追求体现了元代文人画的共性,他们追求的是笔简而意足,平淡而幽远,借自然山水来建构体现道家和禅宗意识的超然境界。
在文人画占主导地位的元代,在画中题诗来直接配合画面,使两者相互补充和结合。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或者是少有的,唐人题款常藏于石隙树根处,宋人开始在画上写字题诗,但一般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但是到了元代则完全不同了,画面上的写字和题诗开始多了起来,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画面的很大部分,有意识地使之成为整个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元代这一转变的根据是什么呢?
魏晋玄学盛行引起了文的自觉,其中也包括了艺术精神的自觉,玄学中对自然的宁静和幽远的一种追求与尘世中的纷扰枯燥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文人士大夫开始把心境落向于自然之中,在自然中满足他们艺术性的生活情调。自此以后,山水画、山水诗被文人们所崇尚。而元代处于一个被外族所统治的特殊时代,大量的文人受到了政治和现实的压抑,传统的仕途之路被封闭,精神上失去了寄托。
所以文人士大夫只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上,参禅悟道在元代也广泛被文人所崇尚,当时很多文人都和禅宗、道教有密切关系。文人艺术上的创作是一种主观即兴情感的宣泄,也是一种内心心灵的一种寄托,试图通过自然中的清远和虚静来超脱世俗的烦扰。而魏晋玄学和禅宗对自然的新发现给画和诗提供了融合的连接点,这种融合在文人大量直接参与艺术创作的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从此以后,这一融合被普遍接受和倡导,再加上和绘画相通的书法,三者相互结合和补充,形成了以后中国画的一种审美意识,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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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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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的跨越性表现为跨越事物“可见度”的限制,能迅速完成“虚体”与“实体”之间的转化,加大思维前进的“转化跨度”。例如,毛泽东在1953年接见团代会的代表时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南下,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委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页)这里毛泽东的思维跨越古今,虚实转换,富有创造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特征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创新是毛泽东构建其思想理论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所以能不断创新,与其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创新思维具有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以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为基本方式,以调查研究为实践基础。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
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3]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4]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
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6]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
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7]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8]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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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全文如下:
【摘 要 题】哲学思想
【关 键 词】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 正 文】
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刘伯承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
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
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第177-178页)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正是他这种坚定的原则性,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高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情,就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他在讲到如何总结““””的问题时说:“关于“”,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149页)
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第217页)
凡是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凡是不能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
三是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以个人利益作为变通的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变,对我不利的就不变,而不管党的事业是否受损失。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它们不是认真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下功夫,而是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玩“政治魔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实际上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灵活性”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他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第112页)
各级领导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中间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忠于党的事业,坚定地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执行政策中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但变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那种以变通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所谓“对策”,与适度变通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
[1l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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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技术进步就业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新经济的雏形,目前它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关于科技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上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它对就业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也见仁见智。本文研究表明,就业问题实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在技术进步较快条件下,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新特点,一些知识密集行业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样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有机构成有提高的趋势,就可能将演变为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下降并存的态势。
关于新经济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有些学者指出,“新经济”存在“宽”、“窄”两种含义,“宽”的含义是指起源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窄”的含义只是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①。目前较多的观点属于前一种,即从知识经济角度来对新经济进行定义,认为新经济是以知识为载体,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主要手段,以技术创新为动力,面向全球化竞争的新经济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技术为当代世界经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新经济的雏形,目前它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知识、技术因素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及使用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如分散生产使企业走向小型化、扁平化,企业对“知识工人”的需求激增等等,经济运行中的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新的就业理论来予以解释。
1早期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观点
关于科技以及知识因素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看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劳动者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用较小。机器是作为劳动力的替代物出现的,因此当时的技术进步是偏向物质资本型的。对于知识、技术因素在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构增长理论等早就有所研究。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资本、劳动、技术等不同生产要素之间比例关系的研究,来推断技术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该理论把技术进步视作独立于劳动、资本等常规要素之外的一个单独要素。在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技术进步会引起总产量的增长。如果总产量增长了,技术进步就不一定使得就业人数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长期积极效应会抵消其短期负面效应。这是新古典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对于技术因素在劳动力就业中所起的作用间题,结构增长理论则仅限于从生产函数角度来分析,它更加侧重于从产业结构角度进行分析,即通过对若干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来说明技术进步的种种效应。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库兹涅茨认为,技术进步从两个方面对产业比例产生影响:一是技术进步导致产品需求的变化。就是说,技术进步使得某些产品的需求增加,某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二是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已有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开发出全新的产品,使经济中出现了新的产业部门。由这两方面因素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影响到就业结构。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构增长理论的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技术进步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未必是消极的。
1965年D.J.罗伯逊在《技术变革的经济影响》中阐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作用,川他分析道,采用新技术,只要它意味着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通常只指节约劳动成本而言,而对于资本的节约却被忽视。假定单就劳动成本来说,技术的进步会引起失业,而且这是从企业角度来考察的。从节约资本来说,技术进步就不一定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很可能会增加就业机会。这是因为:第一,技术进步需要采用机器,也就是要生产机器、操作机器、维修机器,这都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技术进步中,所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需求人数则是增加的。第三,如果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总产量的增长大于社会人口的增长,那么实际收人会增加,而且工时亦会缩短,从而导致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罗伯逊的上述分析价值体现在,考察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不能只就个别企业而言,而应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哈维·布鲁克斯对技术进步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指出,在考察技术进步的效果时,不能只看到或者夸大其短期效应,从而忽视其长期的积极效应。在论述技术进步有利于增加就业时,他写道:“如果投人物中劳动成本的节约会在产品的消费者价格中反映出来,此种节约就会导致购买力的解放,这反过来将对需求,由此对就业,以致对经济发生作用。
与就业有关的问题不在于提高了生产率的公司或产业会失去多少工作岗位,而在于由此解放出来的购买力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多还是更少,在于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好还是更坏。”f21布鲁克斯的分析创新之处在于,他是从技术进步释放出的购买力,即增加社会总需求的角度对技术进步的客观效应作出解释。
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也存在着一些悲观的观点,例如将机器人摆在与工人对立的位置,认为机器人夺走了工人的工作,工人只得接受低的工资。对此,理查德·维德予以驳斥[[3],他指出:机器人所替代的工作通常是那些“从事单调劳动的工人,这些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多与对智力的要求”。机器人有时所做的工作还是对人们有危险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被替换下来的工人最后会把机器人作为一种解放自己而去做高报酬工作的手段予以欢迎的。可见,机器人的使用实际是对人力资源配置方向的调整。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体现技术进步的机器人的使用,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其初次的就业效应,而是表现于二次就业效应,他对此做了举例说明:当一个企业增加一名工人时,每天增加2个产品。如果每个产品价格为30元,那么,该工人一天为企业增加60元收人。但是,如果企业增加一个机器人,每天可以增加5个产品,因此一个机器人每天为企业可增加150元收人。同时,由于企业使用了机器人,就需相应增加修理工。机器人与修理工的产值必然大于原来工人的产值,企业与工人的收人都会增加。这一例子说明了技术因素的二次就业效应,只是理查德·维德在此是就企业内部的岗位而言的。如果推而广之,从全社会众多产业来讲,技术进步、知识作用加大将会拉动一系列生产行业及服务行业,从而使社会的就业人数维持在较高水平。
2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的特征
考察当代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就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以生产为核心,以均衡为目标,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假定基础上。它采用生产函数这一基本分析工具,来描述和研究经济增长。该理论把劳动、资本、土地等视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把知识或技术进步视作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这说明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研究和讨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就业问题存在着先天不足。以罗默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改变了新古典理论的传统,把增长理论建立在了知识内生的基础上。以该理论的观点看,知识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知识是一种特定商品。它既不同于公共物品,带有私有物品的性质,但是又与一般私有品有着区别,即它具有与人共享的性质。因此,知识可以在低成本条件下进行扩散,具有无界增长性,这使得知识具有良好的外部性。由于知识的这一属性,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报酬递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变的情况,而且经济系统也具有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证明,一个长期的、均衡增长是存在的,其增长的发动机是知识的不断积累。从实际的情况看,根据有关资料[,」,从1970-1994年间,在OECD所有国家的整个制造业中,熟练工人的就业数量增加了10%,而不熟练工人的就业数量则下降了70%;与高技术相关的高工资就业增加了20%,中等工资就业下降了20%;按受教育程度分,中学毕业以下的人员失业率为10.5%,而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员失业率则仅为3.8%。这种情况说明,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劳动力知识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程度的问题。象美、日等经济与科技发达的国家,同样面临着失业的困绕,其原因就在于结构调整。例如在现代计算机、电子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情况下,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相适应的劳动力出现大量过剩。这些简单劳动力在机器大工业条件下容易实现互换,而在新经济环境下,知识本身发展迅速,劳动者技能变化较快,劳动力就业岗位就难于象传统工业经济中那样进行替换。这是由知识本身的特征决定的,是人类跨人新经济时代初期不可避免的结构失业难题。
2.1就业问题实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
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者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农产品生产,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或庄园,生产成果是在家庭以及庄园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劳动者实际上获得的是“制度工资”而非“劳动或就业报酬”,因此农业经济时代不存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就业问题。人类进人工业化时代后,大量采用机器进行生产,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典型形式,大批劳动者进人工厂从事规模化生产活动,并且逐渐形成了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依附。由此出现了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决定劳动力就业以及相应的收人分配问题。
进人工业化后期,尤其是新经济时代以后,人力资本要素逐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其就业模式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对创新劳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者与资本两要素的相对价格已因供求状况的改变而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创新性劳动在与资本的结合过程中获得了更加主动的地位,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局面。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就业增加的速度与规模,一般须依赖于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情况。这也就是为何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率仍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原因。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尤其是创新型劳动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工业化就业模式的束缚,反而物质资本在与这一要素的结合中居于从属地位,这些特征在知识创新集中行业已非常显著。
2.2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中的作用凸显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主要从事体力或以体力为主的集体活动,此时劳动力在对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中,只要能恢复必要的体力与脑力就可以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居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在新经济条件下情况则大不相同,整个劳动力群体就业的规模、劳动力个体对就业的依赖程度、甚至宏观经济的增长都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投资。可见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以人力资本为源泉的增长,而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消费与投资是经济系统运行以及经济总量扩张的重要方面,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的个人私事,而是与投资有了相同含义。广义上讲,劳动者的消费与投资是等价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在W.舒尔茨之前,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关注人力资本,一位是亚当·斯密,他在当时大胆地把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能力视作资本的一部分;另一位是H.冯·屠,他进一步主张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欧文·费雪则“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W.舒尔茨充分地研究了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界定了人力投资的范围和内容,他指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类资本(指物质资本一一引者注)与收人相对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了。……然而,人力资本则无疑是在按照一个比再生产性(非人)资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断地增长着。”tz}。经济学家的上述研究思路说明,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是一个历史趋势。
由于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教育的地位将在新经济条件下日益突出。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而是指现代整个教育制度,其中包括正规学校教育、网络教育、在职培训等等。从前面关于创新劳动无限需求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在新经济条件下实现以人力资本为源泉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具有完善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它保证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剩余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扩张,呈现出递增趋势。由此可见,教育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作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通过经济总量增长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就业率。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项产业,发展教育本身亦将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这表明在新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直接,并且教育通过就业进一步影响不同劳动力群体的收人水平。
2.3劳动力转移有了新特点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各国劳动力流动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大量的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作“配第一克拉克命题”。然而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一方面仍保持这一基本流动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一些代表新经济特点的行业象信息技术、计算机、高新技术等领域,其劳动力需求尽管也需要从第二产业转移一部分,然而更多的却是依靠新增劳动力群体中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填充,而不是象过去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那样,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主要由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来实现〔3;。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将充分享受到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如果劳动者更换就业岗位,不一定严格依赖于就业场所的改变,他甚至完全可以在家里受雇于千里之外的一个厂商,因此劳动力在就业空间上将呈现出分散化趋势。
3结论
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特点。从根本上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资本有机构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与工业化时期有机构成对就业的影响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人口相对过剩规律与产业后备军理论曾描述了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降低了投资于劳动的份额,进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结果提高了失业率。然而,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方向出现了新的特点。在知识生产密集的行业,由于创新劳动作用的日益加强,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样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就演变为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下降并存的态势。其中前一种趋势出现在非创新劳动密集的部门;后一种趋势发生在创新劳动密集的部门。
这一基本规律的变动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流动转移以及未来失业率的走势将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使新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就业模式与传统工业经济有着本质不同。新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电子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网络的运用一方面带来了企业的技术变革,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也导致了企业组织制度的革命。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和社会环境的新变化,经济中必然要出现新的组织。传统工业经济与新经济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依靠现代信息通讯、计算机技术作为支撑的经济形态。由于现代企业对创新型劳动力需求大量增加,客观上导致了一些行业或领域资本有机构成下降(即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要素尤其是高技能劳动的需求相对增加)。而且,与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相比,新经济中的企业组织中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层次大大减少,劳动力的就业模式也与工业时代明显不同。例如,一些企业中劳动力不再对工厂、企业过分依赖;同时,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出现混化,部分劳动者脱离“八点到十八点”的上班模式,更多的劳动者可以在家中通过传真、电话、E-mail等现代方式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可见,新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及组织模式,也将改变人们的就业方式。由此观之,21世纪初期影响中国劳动力失业的因素主要来自新经济因素,它将改变劳动力就业的总格局,即一方面会产生出部分结构失业,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新兴产业的扩张增加一些就业岗位,因此信息、网络技术对我国今后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充分利用新经济带来的机遇,趋利避害,它对我国未来就业形势的冲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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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含义理论一直是语用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该理论的研究为确立语用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牛保义,2002:6),标志着“对人类应用语言的研究从专注语言符号本身引入了意识参与的成分”(程雨民,2009:53)。
在其经典之作Logic and Conversation (1975) 中,Grice 从自然语言和哲学逻辑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会话含义的概念及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区分了规约性意义和非规约性意义、特殊会话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并在结尾处总结概括了会话含义的五大基本特征,并由此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会话含义特征的探讨。本文试从会话含义的产生及推导机制出发,对会话含义的基本特征做进一步解释说明。
即除了背景知识外,说话人所说的话的内容而非它的句法形式在产生会话含义中起作用。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改变同一内容的不同讲法来改变会话含义。例如,第一次约会后,介绍人问女方是否喜欢男方:
A:你觉得对方怎么样?
B:他穿衣打扮还挺有水准的。①
B:他说话做事还挺有水准的。②
B:他说话做事挺风趣幽默的。③
B:他眼光还不错。④
无论B在实际的会话中采用了①~④中哪句,B 想传达的会话含义都是一致的:对方还不错,很有好感。可见,一句话所具有的含义是以这句话的整体语义内容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剧中的某一个单词或语言形式为基础的(何兆熊,1999:163)。这也强调了话语内容在推导话语含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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