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相关的共11个结果:
摘要: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一种伦理原则,要求人们相爱相利,不要相恶交别,要利他人,利天下。兼爱出发点是兴利除害,兴利的具体途径是交相立。与儒家仁爱思想不同,墨家的兼爱思想主张无差别的爱,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探讨墨家兼爱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子;兼爱;和谐社会
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兼”有不分彼此之意。“爱”是关爱,相爱,行爱的意思。“兼爱”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兼爱”就是社会中的人要彼此相爱,相利。倡导无差别、无等级的爱。墨子认为,人人应该“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这就是说,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把别国,别人,别家当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身体来看待和爱护。从而人人相爱,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社会状况。墨子认为,兼爱就是社会和谐,民众融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墨子指出,天下之人应不分身份、地位、等级都要对他人施以爱。这表达了“爱无差等”的思想,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爱人”原则,否定了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同时,墨子认为人是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要以“兼以易别“来处理各种关系,他指出,“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因此,兼爱成了墨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次,墨子把“兼相爱”和“交相利”联系在一起,倡导舍小利取大利,以大多数人(广大小生产者)的利益和幸福为标准,指出其出发点就是兴利除害。爱人是以利人为目的的。交相利必须以兼相爱为前提,其中兴利是墨子的主旨,而兴利就要除害,害起主要是不相爱。利是由兼相爱生。“大夫各家爱而不爱易家,故乱易家以利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相反,如果兼相爱,大夫诸侯均从爱出发,通过爱的传递,“国都不想攻伐,人家不相乱贼。”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墨子认为,爱人就要关心他人利益的实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才者免一分人,又道者劝以教人。”在墨家看来,利人利天下就是义,主张牺牲小利去获取大利,“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只有“兼爱交利”才能消除社会的祸患,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墨子还主张舍小利取大利,在尊重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使得自身的利益得到满足。墨子并不反对爱自己,但反对只爱自己,反对只顾个人利益,倡导人们应把立足点放在他人利益和幸福上。其实反应的就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在当个人利益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做出自我牺牲,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应以集体利益为重。
墨家兼爱思想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但也有缺陷,总的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仁爱”。儒家的“仁爱”主要提倡的是有差别的爱,这种爱是根植于宗法血缘之上,是有着“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亲到疏的爱。因而,儒家“仁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贵族利益,维护着上下有别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而墨家的“兼爱”主张没有差别的爱,没有等级的爱,彼此爱,相互爱,由外及内,由人及己的爱。墨家兼爱思想意在通过宣扬无差别无等级的爱使不同等级的人都具有爱人之心,人人相爱相利,和谐相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因而,这种兼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谴责了等级歧视和等级压迫。所以,墨家提出“兴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的口号。墨家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说一种社会乌托邦,但反映出了一种道德期盼,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要求平等互爱的心声。
其次,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体现了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交相利是以利他为前提的利益的相互交换,注重了道德和利益的相互联系。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阐述过功利是墨子的社会生活原则,但墨子的功利思想有别于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现代功利主义的箴言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墨子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投桃者首先不是从利己出发的。”这说明了墨子的爱人不是从自爱出发;利人也不是从自利出发。因此,“墨子把功利原则作为评判人的道德行为的尺度,这为后来正确的理解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提供了前提,是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墨子的兼爱思想蕴含了丰富的和谐理念,对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墨子“兼爱”思想倡导人人彼此相爱相利,主张“兼以易别”利人、利己、利天下,这对处理和谐社会中的人我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体现了谐社会建设中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当前我国提出的和谐社会是覆盖社会各利益阶层和各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但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的不和谐因素,各种社会矛盾如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逐渐显露出来,人际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特别是网络的介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生僻。在墨子看来这些不和谐是源于人之间的不相爱,此时应以“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来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应互爱互利,和谐处理人际间利益关系,在充满爱意的氛围里考虑他人利益,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通过首先爱他人来创造一个处处充满爱的社会。墨子的这种思想同样对现阶段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借鉴意义。只有和平共处,才能稳定发展,才能和谐安康。但同时我们也因准确的理解和对待兼爱,这里的兼爱是积极的协调,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差异与矛盾。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要在坚持以人为本,兼爱原则的同时,要正视差异,以积极的态度求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
其次,墨子兼爱思想主张“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倡导舍小利取大利,这种大利和小利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这对于和谐社会建构中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有着借鉴意义。如何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以墨子兼爱思想为借鉴应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又不排斥个人合理利益,努力使二者有机结合。必要时要舍得牺牲小利换取大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舍小利取大利并不是绝对的取舍,履行社会责任与尊重个人正当利益是辩证统一的,既要避免个人利益中心化,又要避免集体利益绝对化。同时墨子还主张以“兴利除害”作为“兼爱”的出发点,主张要兴利就要除害,指出当今害之起的主要原因就是不相爱。怎样相爱?就是要交相利,这就是倡导做事情要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本,这与和谐社会建设中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谋而合。这就对为政者和作为个体的人民提出了要求,因此,墨子的兼爱思想对良好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墨家的兼爱思想具有积极的内涵和价值,兼爱思想内含了丰富的和谐理念,对现今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兼爱交利”说是墨家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墨家一直倡导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为此他反对功伐和杀戮,并且期待着统治者能听从自己的主张,为天下百姓创造一种安居乐业的社会政治局面。“尚贤尚同”说是墨家为了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设定的基本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国家混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墨子·鲁问》)显然,墨子认为“尚贤尚同”是实现国家政治清明和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条件。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并把尚贤提升至为政之本,要求君主“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劈颜色。贤者举而上之,福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墨家倡导贤人政治,非常重视执政伦理建设,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所谓执政伦理,主要指的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是政府工作过程中的伦理,也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墨家的执政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针对执政主体;即在权力运行和行使过程中,统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要求。对墨家和谐社会执政伦理的研究,可以为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借鉴。
在墨子的十大主张中,“尚同”就是墨家为了实现自己和谐社会主张而提出的政治手段。“尚同”的意思是一切有关善恶、是非的意见都必须统一、服从于上级,下级臣民对天子惟令是听。总的来说,“尚同”大体上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思想的统一;二是政治的统一。思想统一要求人们在思想上采纳同一标准,不能一人一义。政治集中则要求人们在行动上和上级保持完全一致,不准自行其是。
由于思想的统一是政治集中的前提,所以墨子特别强调要“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据《墨子·尚同中》记载,墨子认为远古原初状态,人们都以自己为标准,一人一义,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原初形态的“义”,不是天下公义,而属于私义。人越多,义就越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义是正确的,别人的义是错误的。于是,人们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怨恨、互相损害,致使人与人不能和睦相处。这正是天下祸乱之源。因此,墨子提出,只有统一是非观念、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确立同一之义,一切祸乱才会消弭,才能最终实现政治的和谐。
墨子的“尚同”思想主张下级服从上级,同时,下级也可以“规谏”上级的过错。另外,下级服从上级的前提是上级是贤者,如果是不贤、不仁者,可以由上级把他们撤职或惩处。在墨子的“尚同”过程中,除天子由上天监督外,下级政长都是由上一级的政长所任命。而上级政长之所以任命下一级政长,是因为自己的智慧和精力不足以独自统治,需要有贤能的人来帮助治理,统一人们的思想。因而,墨子认为选拔各级政长的标准是他们的才能,一同天下之义的天子应该是天下最大的贤人。
墨子主张“尚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使上下通情国家和谐、百姓得利。对此,詹剑峰认为,“墨子的‘尚同’原则开商鞅、韩非等法制的先路。其提出尚同一义的政治,目的是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统一中国。”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关键词:礼道德属性儒家思想准则作用
论文摘要:礼被先秦儒家奉为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先秦儒家将礼视为人禽之别的主要标志,视为决定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标准,是只发现了群体的人而忽视了个体的人;将礼视为人的行为为思想的准则,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及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将礼视为治国之本,而仁则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是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儒家最重视的就是礼,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礼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从生到死,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形成民族的心理、性格、思想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儒家所谓礼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春秋战国是人们常说的理性时代,当时的杰出思想家不仅对构成人类生活环境的宇宙的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认识,而且能站在理性的高度,把现实的人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认识。在寻找人类自我的本质、人的价值和意义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人还给了社会,认为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这种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就是礼。在他们看来,礼是人区别于禽兽及世间任何其他动物的标志。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亦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里所说的“敬”就是礼的主要内容之一。“孝”、“悌”作为礼的重要内容,是通过血缘从纵横两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的,也被孔子视为人的本质:“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君臣父子、等级尊卑是礼所规定的,不守礼,无君无父,则和禽兽无异。如孟子所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饱食烂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如果不懂得或不遵守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种关系,人便是禽兽或近于禽兽。苟子也认为人禽之别就在于人是血缘人伦关系中的一员,能遵守礼所规定的尊卑等级,远近亲疏。“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苟子·非相》)和动物相比,人具有礼的规定性,这确实是人高贵的一面,但礼强调等级尊卑,所以对人又具有强制性和束缚力,而先秦儒家把这种具有较大强制性和束缚力的礼看成是人的本质,是人禽之别的标志,说明他们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也暴露出他们对个体的人的认识上的弊端。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人,是社会人群中的一员,个人完全被限制在血缘人伦关系的网络中,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只存在于这种礼所规定的血缘人伦关系中。所以,在先秦儒家文化中独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在人伦关系网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人只能向社会人群认同和皈依,脱离社会人群便没有意义和价值。但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向我们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化和个体化,即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既不能与人类人群分离,又是一个与任何其他个体不相重复的完整而独立的世界,他有着独特的思想感情和创造性的才能。能够把人我区别开来,才是人的个体意识自觉的标志。
先秦儒家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看成人的本质属性,使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是处在礼所规定的人伦关系网络中,处在一个固定的等级位置上;使人们从言谈举止、思想感情、衣着服饰各方面都必须以礼的规定为标志,严格恪守礼的规定,这无疑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等等。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来,人对富贵的追求,人的进退出处,都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以礼为标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道”就是礼所规定的一种和谐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人不能突破这种秩序率性而为。君子就职与离职也必须看国君是否以礼相待而定。孟子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君子务仕,思播其道,达义行仁,须待礼而后动。非礼勿动,动则非。此言虽有局限之处,亦足体现出礼在先秦儒家心目中是高于一切的。
先秦儒家认为人的言行违背了礼,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正当的。所以孔子说:“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人的言行应该“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孟子说:“非礼,无行也。”(《孟子·离娄下》)苟子说:“礼者,人也所履也,失所履,必颠厥陷溺。”(《苟子·大略》)所以礼是人们行为的尺度,是人的立身之本,人若不依礼而行,就元以在社会上立身成名。孔子在《论语》中的好几处都强调礼与“立”的关系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日》)“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苟子也说:“人无礼不生。”(《苟子·大略》)
在孔孟的思想中,即便是“仁”、“爱”之类的思想行为也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他们所谓仁爱都有等级性的。他们反对那种没有等差的,不符合礼的规定和仁爱。很明显,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孟子认为墨子不顾亲疏等级,一律兼而爱之的行为同于禽兽;孔子则认为违背等级的爱是一种不正当的“侵”的行为,①(《韩非子·外储说上》这种行为不仅无助而且有罪。
先秦儒家只允许人们在礼所规定的范围里思想和活动。他们希望通过礼对人的束缚来求得家庭关系的和谐,进而求得社会群体的稳定。但是这种和谐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恪守等级秩序的。所以孔子强调“克已复礼”,即尽量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定。因为先秦儒家认为不对人的原始欲望加以约束和控制,天下就会纷争不已。如苟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苟子·礼论》)要消除社会人群的纷争,改变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使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就必须用强制性的礼来约束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感情,使其符合礼的规定。在先秦儒家看来,不合礼的思想言行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按照当代的哲学观点来看,人的行为不仅包括道德价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审美、创造、奉献等多种价值。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层次和领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人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产活动。而先秦儒家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应符合礼的规定,应符合道德,而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先秦儒家只强调人的行为价值作为社会群体关系调节手段的意义,而忽视了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语)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
秦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最发达、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天下大乱,各家思想却蓬蓬勃勃,如雨后春笋,但各家思想的主旨都是为了寻找治国安民之道。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儒家虽然不完全反对法治,但认为礼治比法治更理想,主张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将礼视为治国安民的根本大纲。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出现以前的西周社会是以“周礼”来治理国家的,而“周礼”又是周代统治者损益夏商的礼发展而来的,周朝统治者通过“周礼”那种宗教性的约束力,将其社会群体组织起来,按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生产和生活,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承继和恢复周礼为已任,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要改变当时天下“礼崩乐坏”的局面,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使上下都按周礼行动,使具有不同等级名分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对于一个以伦理等级为基础维系着的封建国家来说,规定君臣上下的等级尊卑,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是必要的,丧失了这些区别,破坏了等级和尊卑秩序,就会出现各种犯上作乱的僭越行为,国家便会大乱而不治。所以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礼让为国”,(《论语·先进》)“齐之以礼”。(《论语·里仁》)孔子对不以礼治国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是国将亡的征兆。
根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讲“仁”的次数比讲“礼”的次数还多,所以学术家一直存在孔子恩想是以礼为中心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争论。孟子主张仁政,对仁的强调与孔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是先秦儒家极力推崇的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它是先秦儒家在新形势下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总结当时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而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孟子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其实是先秦儒家以礼治国主张的一种具体作法。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粱惠王上》)要使国家治而不乱,实行仁政是必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如“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粱惠王上》)劝家蚕桑,薄其税敛,施教于民,任用贤者等等。如果统治者不行仁政,违背礼的规定,不爱其民,肆意残暴百姓,那么百姓也将背礼而不忠不敬,犯上作乱,使社会秩序混乱,国家不能治理。
为使民不僭越礼的规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以礼治国,必须行仁政。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因为经界既正,从上而下,从尊到卑都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生活,各爱其所爱,互不侵越,社会秩序自然稳定和谐,国家自然治而不乱。
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他对礼治的强调比孔孟更甚。他认为君臣上下不好礼,国家就会衰弱,以至于危亡;以礼治国则“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辄有功”,“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亍: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苟子·王霸》)又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损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孟子·议兵》)认为任何坚利的武器,高深的城池,任何严刑酷法都不如礼更有利于治理国家。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坚利的武器也没有今天的武器如此巨大的功能和杀伤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以及人的多寡便成为决定国家稳定、强盛与否的关键。
先秦儒家主张礼为治国之本,是就其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条件而言,更有从统治阶层利益出发,为其服务的目的。尽管它的客观作用很难作绝对的评判,但从当今法制的时代来看,礼治更多的是一种人治,某种程度上它的出发点是某些社会成员的主观需要,而非科学的社会法则。
总之,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礼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人的一切言谈举止、思想感情的准则,是人修身齐家之道,又是使民治国之本,不可否认,它也曾是统治阶层统治社会下层成员的思想工具。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其正反两方面作用共存并行,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一味地继承或一味地抛弃均不可取,正确的态度应是客观、辩证地对待。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思修论文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论文的简称。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是在高校德育工作经验总结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大学生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修养和心理行为训练的系统理论和知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修论文相关范文: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全文如下:
摘 要:出世和入世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面对的一个艰难抉择,吴敬梓也无法避免。《儒林外史》享有“思想家的小说”的美誉,而吴敬梓作为《儒林外史》的作者,他的思想是复杂的,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继承,使他具有无法避免的社会使命感,又有对个人理想的追求,向往归隐于山林的避世生活。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充分的表现在了吴敬梓的文学作品—《儒林外史》当中,使其思想复杂性得到具体的体现。
关键词:复杂性; 理想追求; 儒学思想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经常要面临出世与入世的艰难抉择,吴敬梓也无法避免。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吴敬梓身上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但对个人理想的追求,造成他对封建科举制度和统治阶级的腐败感到深恶痛绝,这使他的思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无法融和,所以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在吴敬梓的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这种矛盾性在《儒林外史》的写作和思想主旨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归隐于山林的隐逸思想从来都没有断绝过。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道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都是在对归隐于世的渴望,而吴敬梓对于这样的生活也是极其的向往的并把这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而吴敬梓之所以把出世作为自己的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吴敬梓的家世、个性及其所遭遇的人生磨难有重要的关系。
吴敬梓出生于科举世家,曾祖父一辈共有五个兄弟,就有四人考取到进士,在其后的吴氏子孙中考取进士和举人者不乏少数,在先祖吴晟考中进士、吴昺考中一甲二名及第后,吴氏家族达到鼎盛,但鼎盛也意味着衰落的开始,吴敬梓出生之际,正处在其家族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而在衰败的封建家族内部,必然矛盾重重,一触即发。因为家族中的功名大有差异,所以极易彼此妒忌,相互欺凌,在族人和邻里之间,自然形成了趋炎附势的风气,而且先人家大业大,自然就有了遗产分配的问题。吴敬梓在家族中具有“宗子”的身份,在分配财产的时候可以多得一份,族人窥觊其遗产者不计其数。吴敬梓生性高傲,不屑与族人周旋,不善理财,所以一旦爆发遗产之争,就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父祖的遗产被人给夺走。在这过程中他看清了隐藏在仁义道德面具下的族人的贪婪嘴脸。
家财的散尽造成吴敬梓穷困潦倒,因此经常外出,投亲靠友,看尽世人的嘴脸,吴敬梓渴望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现状, 但是科举取士的制度在清朝时期已经千疮百孔,八股取士造成广大知识分子大都沉溺于其中,穷毕生精力以求一第,而且又大兴文字狱、科场案以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本文在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等概念梳理基础上,找到其和西方社会学概念共同体精神的共通之处,浅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共同体;共同体精神
儒家思想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节、和、勇、让等。本文主要从仁、礼、和几方面举例浅析儒家思想的共同体精神之所在。
“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言“仁”从“爱人”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恕、孝、悌等内容,而以“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行的方法。所谓仁爱就是:要想自己立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实行仁爱的方法。“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从“孝悌”到“泛爱”的人类之爱。“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尊敬和服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儒家提倡的“仁”出于血亲之爱的博爱思想。且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讨厌那种无原则的爱,称左右逢源毫无原则的人为“乡愿”。当然,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情感具有阶级性的体现。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在汉朝之后,特别主张以“礼”教化异族,提倡和睦共处。孟子提出的“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其中就包含着以礼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即反对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际关系;主张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孔子以和作为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核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而强求简单的同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为其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一,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而不能不顾原则、标准地盲目随从及人为附和。其二,儒家认为和而不同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相互利用和勾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普遍地团结人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不能普遍地团结人。其三就“和”的重要性,儒家也作出了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
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进程中,共同体一直是其存在的主要形态。但是,从学术上专门对共同体进行探讨却是社会学产生以后的事情。从“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滕尼斯以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共同体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它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结合方式和一种特定的精神实质。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这个概念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使得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并最终形成一种与这种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文化特征——共同体精神。从滕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所谓共同体精神,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内涵:
(一)共同体精神表现为一种彼此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造成了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同,难分彼此,对自己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形成了共同体中无形的凝聚力,以至彼此的依赖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最终使得共同体几乎成为一个个凝固的整体。
(二)共同体精神主要包含了“共同”和“共有”的内容。由于有了“共同”,才有可能对所有物的“共有”。就像在家庭生活中,由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才会不分彼此,共同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三)共同体精神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是共同生活的结果,也是共同体精神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孔子的“仁爱”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防止和纠正人的异化,提升个人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具有现实意义,孔子告诫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论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都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爱”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也正是共同体精神的实质所在。“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人间一切问题,莫不起自后者——为我而不顾人;而前者——因情而有义——实为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为什么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可以为了对方而忘了自己,有的却会不顾对方的人格而随意践踏?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彼此非常熟悉的共同体内部,而后者则发生在彼此陌生的社会。而儒家“以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道德践行方法与共同体精神实有异曲同工之功效。
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时,整个社会结构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与人之间将从熟悉走向陌生,财产关系将从“共有”走向“自我占有”,异质性将代替同质性,法制将代替人治。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后果是把人的原始欲望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当人性的欲望被撬动以后,人的欲望也就随之急剧膨胀起来,每个人都更多地想着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取而不是如何给予,其结果是“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其他一切人的紧张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狼与狼的关系”。于是人们之间便不再有“熟人”之间的亲密和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拥有。由于“陌生”,因而彼此之间可以不讲情义,竞争、冲突也可以毫不留情。
这种同自私自利、缺乏感情和关怀照顾联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与“礼”相融,也不可能培植出一个共同体内部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以礼敬宾”,提倡追求人际间的和谐。孔子主张“中庸”“仁爱”,提倡“和”与“礼”,强调通过礼度的教化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善对待。
近年来,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意欲把“低素质”的外来“闲杂人员”排除在城市之外,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根据一系列调查结果,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白领,普遍支持设立这样的制度。诚然,准入制度的提出有其现实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不断恶化。但是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村落的共同体和面对面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城市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堵而是疏,让城市的社区接纳他们,“使他们把城市看做自己的家,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也就是这个道理。”
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排斥和勾心斗角。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加速城市化进程,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外来人员或者我们所谓的“农民工”。城市化会把更多外来人员吸引到城市中来。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家园感,帮助他们在城市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这样共同体精神才能真正形成和成熟起来了,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关爱、彼此信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生活中享受和谐的快乐。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墨家兼爱思想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但也有缺陷,总的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同于儒家的“仁爱”。儒家的“仁爱”主要提倡的是有差别的爱,这种爱是根植于宗法血缘之上,是有着“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亲到疏的爱。因而,儒家“仁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贵族利益,维护着上下有别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而墨家的“兼爱”主张没有差别的爱,没有等级的爱,彼此爱,相互爱,由外及内,由人及己的爱。墨家兼爱思想意在通过宣扬无差别无等级的爱使不同等级的人都具有爱人之心,人人相爱相利,和谐相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因而,这种兼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谴责了等级歧视和等级压迫。所以,墨家提出“兴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的口号。墨家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说一种社会乌托邦,但反映出了一种道德期盼,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要求平等互爱的心声。
其次,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体现了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交相利是以利他为前提的利益的相互交换,注重了道德和利益的相互联系。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阐述过功利是墨子的社会生活原则,但墨子的功利思想有别于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现代功利主义的箴言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墨子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投桃者首先不是从利己出发的。”这说明了墨子的爱人不是从自爱出发;利人也不是从自利出发。因此,“墨子把功利原则作为评判人的道德行为的尺度,这为后来正确的理解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提供了前提,是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大贡献。”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近年来,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意欲把“低素质”的外来“闲杂人员”排除在城市之外,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根据一系列调查结果,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白领,普遍支持设立这样的制度。诚然,准入制度的提出有其现实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不断恶化。但是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村落的共同体和面对面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城市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堵而是疏,让城市的社区接纳他们,“使他们把城市看做自己的家,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也就是这个道理。”
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排斥和勾心斗角。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加速城市化进程,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外来人员或者我们所谓的“农民工”。城市化会把更多外来人员吸引到城市中来。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家园感,帮助他们在城市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这样共同体精神才能真正形成和成熟起来了,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关爱、彼此信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生活中享受和谐的快乐。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是我国哲学的一块瑰宝。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儒家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儒家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具有丰富的养生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儒家;养生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生存方式。儒家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对有关人的生活与活动给予高度重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以注重现实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
一、儒家养生观
养生,古代中国人称为“摄生”、“保生”、“卫生”等,其含义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摄养身心、增强体质、防病祛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终其天年的理论和方法。 儒家养生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阴阳和谐。阴阳和谐是中国养生理论的精髓,儒家经典《周易》最早运用阴阳学说,系统地解释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与变化,该书曰:“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又具体描绘了宇宙万物的产生过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太极”,又称“大一”,指宇宙本体。所谓“两仪”,即指阴阳,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阳生阴,阴生阳,变化无穷。 该书运用阴阳学说来阐述养生之道,提出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只有掌握了阴阳辨证的原则,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内经》与《周易》,虽分属医学与哲学不同学科,但两者共同以阴阳变化理论为基础,终于殊途同归,留下了“医易相通”的佳话,说明中国哲学本身具有与医学融会贯通的传统。
第二,修身养性。古代中国人认为:养生的首要在于养性,其次才是养形。这里的“性”,可理解为性情、性格、品格、素质等精神方面的概念,区别于形体、营养、环境等物质方面的概念。所谓养性,就是顺从自然法则、调摄精神、培养美德、保持心理的平衡,从而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第三,道德养生。儒家养生的核心是“仁者寿”。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要比《黄帝内经》早几百年。孔子认为,养生要从养德开始,要修身以发扬人的善性,清除心理上的障碍,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颜子向孔子请教:“何为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子又问“仁”的纲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里,以“礼”作为准绳,克己制欲,杜绝妄念,追求道德健康。
二、儒家养生术
儒家养生的主要特色与实质,是注重一个人精神层面的“修身养性”,高度重视精神修养在养生活动中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实为中国养生保健理论之精髓。儒家养生思想不仅论述精辟、深刻,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养生术,使养生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与中国养生历史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以下几种养生术:
第一,心理养生。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这是告诉人们,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历代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孔颜乐处”,就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赞美。颜回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精神上很富有,能在穷困中领悟到人生的乐趣。 孔子还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仁德的人,无非份的妄想,所以心地平坦、宽广、豁达;而无仁德的小人,只考虑个人的私利,患得患失,心中充满了忧愁。
第二,读书养生。孔子认为:“知者乐”,他一生编述“六经”,开创“六艺”,以读书为乐,晚年读《易经》曾“韦编三绝”,既从书中体味到人生的价值,又省悟到《易经》中“盈虚损益”的养生道理。孔子常教育弟子读书学习要“发愤忘食”,自己读书也达到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三、修身养生
儒家养生重在修身,其修身思想是同其入世精神紧密相结合的。《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儒家实践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又多吸收医学养生法,使儒医兼通,逐步形成了儒家系统的养生流派。儒家养生主要在于修身,其修身方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内省正心法。内省正心法是儒家修身的首要方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强调在“内省”上下功夫。《中庸》和《大学》里提出的“慎独”就是内向的思想修养功夫,意思是说,时时、处处、事事检点自己的思想、情绪、行为是否合于“正心”、“诚意”的要求。不仅无事时要内省,做事时也要如此。通过自省“不忘其仁”,而达到忠恕、执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达到“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立命的一整套修身方法。就实质而言,和佛家的戒、定颇有相似之处。佛家以戒律来定心,儒家的“慎独”是按儒家准则来进行内省的清心方式,可谓异曲同工。
其二,止定清静法。儒家主张“以礼制心”,要做到“常应清静”的高级境界。欲达此境界需加止念功夫。《大学》指出:“止于至善”。并进一步论述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儒家通过止而达到“定”和“静”。儒家的止,不同于佛、道。佛家止于境(心住一境),道家止于身,而儒家止于“仁”,止于“礼”,即要以礼制心。《大学》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
其三,平平常常静坐法。儒学自孔子传至宋代周敦颐时,吸收了佛道两家思想,开创了理学一派,并根据太极图、《易经》之理,提出了主静的思想,至程颢、程颐继承并发展了周的学说,至朱熹而大成,由理论上的主静而发展到行动上的静坐,并提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治学、修养方法。直至明代高攀龙根据朱熹理论,并参考佛道两家之长,总结出了一套儒家静坐方法,即:“平平常常静坐法”。此静坐方法如高攀龙所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默静坐,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乃天理自然,须在人各自体贴出,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直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 儒家静坐法,虽不如佛、道两家专门静坐修持的法门博大精深,但不失其纯正、不易出偏,可无师自通,便于修持,见效明显,可称之为“大众静坐法”。
当然,从当代科学角度来看,儒家养生思想具有诸如不严密、不科学等缺点,但从人类养生的基本方向和当代世界保健事业的发展来看,它毕竟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和趋势,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和人类保健事业的发展已经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儒家哲学仍然会一如过去几千年之悠久历史,向每一个注重养生、渴望健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愉快的微笑。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史 [M],人民出版社, 1979(1).31-32.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5).23-31.
[3]杨伯俊:论语集注 [M],中华书局,1980(6).25-26.
[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 [M],中华书局. 1982(9).55-56.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重视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说明了儒家进行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对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不为各种私欲邪念所动摇(诚意、正心),从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齐家)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作出贡献(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循序渐进”“举一反三”“性相近,习相远”等诸多教育理念从古至今对人类的影响、教育都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该企业创造了完善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制度,遵循着循序渐进、不断更新岗位的原则让每个担任不同职务从事不同工作的员工都受到相应的阶梯式的教育培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重视“资本知识化”,把培养人才比做“缝鞋垫”与“做西装”,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培养出很多复合型高层管理人才,不仅使企业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而且对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中,教育培训是基础的、根本的环节,培训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对企业的影响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见到的,但却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依靠各领域的人才而跻身与尖端企业中,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通过学习—探索—创新就长久不衰的,并且企业中每个个体素质的提高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教育培训人才应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