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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与完善全文如下:
[摘要]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宫、外延广泛的范畴,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国际化进程缓慢,规范的协调性差等方面。应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强化约束和监督机制。
[关键词]会计制度;改革;不足;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1. 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账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与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
2. 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3. 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也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
2. 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与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不但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账目不清、数据不真。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国际化进程缓慢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其进展不尽人意。现行会计规范在许多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尚未协调,甚至差异较大。例如有关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等会计方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选择,而在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有关这些方法的选择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因此,一些在国外被广泛使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在我国尚未应用或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会计信息缺乏国际可比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性商业语言”的功能,这正如我国的涉外企业需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上市地或子公司所在地会计准则编制两套口径不同的会计报表,并分别由不同国别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这充分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差异,一方面使我国涉外企业的会计工作量增大,会计信息成本上升, 不利于这些企业的国际性竞争,另一方面有碍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拓展。
(四)现行会计规范的协调性差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斗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假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变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五)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损害
会计制度作为指导各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即各企业会计人员均应自觉地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和报告。但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监督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在会计处理上“各尽所需”,主要表现在一些企业的会计人员置会计制度规定于不顾,完全按厂长、经理的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或设置“两套账”以应付财政、税务等机关的审查。更为甚者,一些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执行业务时,为了不得罪客户,不顾执业规范而按客户意图进行审计,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不严,纵容了违规违纪行为,比如一些企业虽然在审计或财务检查中查出了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是“限期纠正”、“下不为例”,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这就纵容了会计上的违规违纪行为,致使一些企业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一)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
1. 建立能适应各个行业的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为适应这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改革以行业会计制度规范企业会计处理的状况,尽快制定和颁布能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具体会计准则》,以使企业能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简化企业的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2. 制定和完善各项资本经营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随着企业集团化经营战略的逐步实施,每个企业都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资本经营事项,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改革过去那种针对企业常规经营业务制定会计制度的状况,为各种形式下的资本经营事项制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规范,并纳入统一的准则体系。
(二)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
现代会计在构成上具有横向多元、纵向多层的特点。横向多元即指现代会计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会计、预算会计外,还包括人力资源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租赁会计、通货膨胀会计、破产清算会计等若干分支;纵向多层则指现代会计是由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企业(单位)会计、内部责任会计等若干层次构成。以上各个分支、各个层次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现代会计内容体系。与这一体系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应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予以构建和设置,这里的“横向到边”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广度上应具有全面性,既要包括对传统财务会计事项的规范,又要针对各现代会计分支,制定出相应的准则和制度,如通货膨胀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人力资源会计准则等。“纵向到底”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层次上应具有完整性。它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与会计构成的层次性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方面的准则或制度,又要包括企业(单位)的刽十准则与制度;其二,与会制胶制定主体的层次性相适应。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又要包括各企业(单位)根据统一会计准则或制度,结合企业(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
无论是“横向到边”还是“纵向到底”均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这里的“边”和“底”均是无止境的,理由在于:其一,随着我国会计改革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化,将会不断拓展新的会计领域,形成新的会计分支,进而需要有新的会计制度来规范这些会计领域的会计行为,这表明会计制度在“边”的扩展上具有无限性;其二,随着集团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进而使得企业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的层次不断增加,这表明会计制度在“底”的延伸上具有无限性。
(三)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
1. 按照国际会计规范的构成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的结构框架。包括:(1)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尽早实现从行业会计制度向具体会计准则的转变;(2)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补充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如物价变动会计准则、施工合同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外币汇率变动影响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等。
2. 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有关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的规定,修正和完善我国会计规范中有关会计程序与方法的选择范围和原则。如将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现值计量法等纳入会计准则,并允许企业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自行选择。
加快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这一命题并非否认会计规范的国家特色。不容质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特征决定了我国会计规范应在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体现国家化特色。具体说,其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应能体现会计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的要求,特别在目前我国财力尚十分薄弱的环境下,更要首先考虑所执行的会计制度对国家宏观利益的影响;其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因此,会计制度的制定不仅要满足会计主体核算与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四)强化会计制度执行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1. 各会计主体强化自我约束机制。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自我约束具有防范性和能动性的特点,因而是确保会计制度正常执行的主要措施。从目前情况看,强化会计主体的自我约束,主要是各会计主体应根据国家统一准则和制度的要求,制定出与本会计主体生产经营特点及管理要求相适应的内部会计制度,以规范内部会计行为。同时,各会计主体的管理当局应从增进局部利益、维护国家利益这一双重利益观念出发,督促会计人员严格执行制度规定,必要时应将会计人员对制度的执行和遵守情况纳入业绩考核,以促使会计人员自觉遵规守法。
2. 强化外部监督机制。主要是外在于会计主体的各有关部门,如财政、税收、银行等定期对各社会主体的会计核算情况实施跟踪检查和监督,经常性了解各会计主体对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于能严格执行会计制度的会计主体给予各种形式的嘉奖或信贷优惠,而对违反会计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会计主体则视情节轻重、违纪金额大小等给予相应的处罚(如通报、罚款等),以督促各会计主体从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利益出发,自觉遵规守法。同时强化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即审计部门应在对社会主体的审计业务中严格按照执业规范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对于审计中发现的有关制度执行方面的问题,应予以指出,并督促企业限期纠正,企业不予纠正的,则应在审计报告中如实披露,以促使会计主体从维护其社会形象出发,自觉执行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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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养老,许多地区没有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已建立的地区也存在很多缺陷,运行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体现出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存在不足的原因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对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别从传统思想经济发展、政策扶持和管理体制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原因分析
一、传统思想的原因
自建国以来,由于历史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国家一直在围绕着城市在考虑和发展社会保障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够发现和听到一些关于重工轻农的不好思想和言行。笔者这次在查询相关资料和收集信息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对于研究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的专家学者和政府职能部门绝大多数选择的是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注视度非常低,在1998年以前甚至根据就没有探讨,2005年以后才有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但是还是缺少专业、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养老方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自古就把土地看作安身立命之本,从内心深处认为土地就是自己生存生活的唯一依赖物。然而,耕田种地需要劳动力,为了能够更好的把土地经营好,增加田地的收成,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就必须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可是,怎么才能够让家庭增加劳动力呢?他们认为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通过增添人口。由此看来,我省广大农村地区的“养儿防老”的观念特别深厚,深入思想、深入骨子。而且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一直在延续和发展着,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的吹拂,我国进行了系列政策的改革。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全国范围,都开始大张旗鼓的实行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实行以各个家庭为基本元素的、对农田地进行生产的制度,农民不再以集体的名义去劳动生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执行计生国策,有效的降低了我国人口猛增的趋势。这些政策的实行和执行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一方面,由于土地现在不再是我省农村居民唯一的生存的生产资料,于是出现了大批的剩余劳动力,他们纷纷进城去打工创收。另一方面是我省的农村家庭规模已经呈现出逐步缩小趋势。但是,这两个方面的形势虽然改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可是对他们传统的养老观念并没在本质方面产生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湖北的经济情况取得了较好的进步和成效,城乡老百姓的收入状况也在逐年增加和好转。但是由于还是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多,而且革命老区、山区、林区、丘陵地带较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在部分落后地区还是很缓慢。尽管湖北省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最近时期表现出了增长态势,可是增长速度则还是比较很缓慢。2012年湖北省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7851.71元,要远低于全国的7917元,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表面上的纯增长幅度为13.8%,但是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10.5%。
由此看来,我省农民的生活状况大体上还是很比较低的,幸福指数不高。他们必须优先保证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子女和本人的教育培训费、医疗卫生费用的开支,再让农民从自己不多的结余款项中拿出部分来缴纳保险费感觉还是很难的。我们可以再来仔细分析下我省的经济情况,从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来看,2012年完成财政总收入为3115.63亿元,增长速度为18%,而同年财政支出为2711.64亿元,增长速度为31%,结余资金为403.99亿元。我省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见我省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也不可能有很充足的资金来促进和发展我省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现阶段,湖北省如果真的决定更好更快的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来促进我省经济的发展。
湖北省属于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在全国处于在中下游,财政收支情况只能够基本平衡,还有大悟、麻城等革命老区、山区、库区等地的经济情况就更加落后了。我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虽然起步有10多年,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曾经还受到上级表彰。但是由于受到国家大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影响和约束,加上省级财政承担能力有限,导致我省在推进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明显表现为后劲不足,发展比较缓慢,效果不理想,远远不及我国东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
而且,湖北省和各级地方政府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足够的财力和实力,无法来实现当初对农村养老保险进行财政兜底的承诺。我省的农村集体制早已基本瓦解,已经没有能力筹集经费来支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国家现在也基本上没有预备资金来补贴给农保工作。那么,农村养老保险主要是由农村居民自己筹钱来参保,这样就使我省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直接影响着我省农保工作的发展和推进,导致其覆盖面过小过窄,无法圆满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的农保制度。而且,有些地方的相关社保工作暂时被迫停滞,甚至停止了收取和缴纳农村养老保险费的反面现象。这些都对我省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让广大农村居民不愿意相信和再参加任何农村养老保险。
为了更好的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我省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于1995年 l0月在省民政厅内专门成立了农村社会保险管理处,承担着支持、协调和处理全省农保具体工作的职能。2005年上半年,湖北省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决定将省民政厅的农村社会保险处的机构编制和相关职责转交到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6年,根据省委省政府有关精神,经省编委的同意,我省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内专门增设了农村社会保险管理处,全面负责、指导、协调和管理全省的农村社保事务性的工作。可是下面的县市区的机构情况就五花八门了,有的农保机构合并了,有的被撤销了,还有的原地未变归属也没有作具体规定,有的也把它归到了劳动和社保部门。
湖北省截止到2010年底,农保机构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有12 个市州63个县市。到2013年10月,我省76个县市区的农保机构均已经转交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了。但是,有些虽然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但是下设机构又各有不同,例如孝感市孝南区等成立的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局,安陆市、孝昌等则成立的是农村社会养老管理局,还有的地方是直接由劳动保险管理局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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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财政法体系建设已经有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到我国现有财政法律体系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财政法制以及实现依法理财、依法治财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有一定的距离。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论我国财政立法的不足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论我国财政立法的不足
法学上体系的思考主要是为了理顺法律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处于同一指导思想之下,消除价值判断上的矛盾。我国法律体系建设正处于不断规范和完善的关键时期,其中与我国经济发展相关的财政法体系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行财政政策和规范我国财政行为的有效保证。我国财政体系的和财政法概念紧密联系,对财政法的概念理解不同,就有不尽相同的财政法体系划分方法。
财政法是调整国家在财政分配过程中与财政管理相对人所形成的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的对象是财政关系,是国家财政分配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种财政关系主要包括财政管理体制关系,财政管理关系,财政收入关系,财政支出关系,财政监督管理关系。按照此概念,可将我国财政立法体系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财政管理体制法、预算法、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
自新中国成立成立以来,尤其是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结束计划经济实现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一直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完善财政法体系的建设,有关财政法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除现有成果外,国家也逐步开展有计划,有规模的财政立法活动。我国的财政法体系建设已经有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到我国现有财政法律体系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财政法制以及实现依法理财、依法治财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财政法律体系进而发展市场经济,应当尽快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结合上文对财政法体系的分析,财政立法主要有以下缺陷。
(一) 财政管理体制法
财政管理体制法是财政管理体制的法律化,是指调整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之间在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权限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目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法立法方面的不足主要存在于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我国虽已实施分税制,但对分税制的立法较少,这也是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主要是事权划分不明确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分税制进行法律化规制,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预算法
预算法是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监督和管理等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财政预算法对于国家实现财政收支必不可少,它可以保证政府财政行为有序、规范、科学地进行。财政预算法主要包括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也包含财政的支出,收入和管理。
《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权上交、事权下放后,通过各种渠道融资,隐形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中央代地方政府发债券的方式维持不了太久。从近年来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显示的情况来看,预算违纪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致使预算权威性受到了很大损害。探究原因,与现行预算法存在的诸多缺陷关系密切。因此《预算法》应应时而变,与整个财政法体系相协调,与社会现实相适应。
(三) 财政收入法
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税法、公债法、费用征收法、彩票法,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有的财产收益法。财政收入法中最重要、最特殊的无疑是税法,这种特性不仅表现在规范数量多,覆盖面广,更主要的表现在它逐渐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内部体系。随着公共财政、依法治税和税制改革的发展,考虑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制定一部规范税收基本问题的税法通则已迫切地提上国家立法议程,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很多学者提出了税法通则的构想,可是相关立法却迟迟没有下来。除了税法通则的问题,我国还存在税收法律法规制定主体错位、地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税收立法权。
除了税收外,费用征收法也有其相应的不足之处。费用是政府基于一定的受益关系或行政管制目的而收取的代价的总称,它包括规费、收益费和特别公课三种形式。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对收费太不注意从法律的高度加以规范,政府行使费用权的随意性比较大,造成企业和个人的合理负担明显加重。虽然当前“费改税”工作重点在于规范费用征收,但具体的过程仍然停留在政府权力内部运行的阶段,费用的征收依据、征收标准、征收程序及权利救济都为进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所以,费用征收法在中国存在广泛的发展空间。
(四) 财政支出法
财政支出法主要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法、政府采购法、政府投资法和财政贷款法。对上述法律的立法重点在于其各自的标准、程序、管理和监督。目前除了《财政采购法》外,其余部分都明显缺少深度的法律干涉,使财政权力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尤其是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在此法律层面上,我国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会立法规划将《财政转移支付法》列入,但至今相关草案未见公布。
2007年,财政部表示《财政转移支付暂行条例》起草工作已完成,有望于2008年推出,但这部条例至今尚未公布。因此,至今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制度还散见于《民族区域自治法》、《预算法》中,且规定都很模糊。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强化财政支出法确有其必要性。
总结以上财政立法的缺陷,主要可归纳为一下几个方面:第一,财政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第二,财政立法相对滞后;第三,财政立法的统一性、协调性有待加强;第四,立法质量不高。
完善现有的财政法体系,对于促进财政事业发展,保证国家稳定财政秩序,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是我国在加入WTO之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因此,针对我国财政立法的不足与缺陷,提出相对应的完善建议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财政管理体制法
在财政管理体制法方面,最主要的是对我国先行财政体制管理制度即分税制进行法律规范化、明确化。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将其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具体规定,避免出现分权不清、分权不合理的情况。
(二) 预算法
对法律的完善首先要明确理念,预算法也是如此。通过预算实现对政府财政收支权的有效控制,就是预算法的首要理念,也称预算控权。其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1)贯彻“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支出”之预算法原则;
(2)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相分离的预算管理体制;
(3)建立临时预算制度;
(4)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的民主预算审查制度;
(5)建立并落实预算实质审查制度;
(6)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
(7)完善预算法律责任。
(三) 财政收入法
在财政收入法方面,主要是完善税收法和费用征收法。税法方面,首先,国外税收立法例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我国应认真总结税收立法经验,研究和着重解决建立税法通则过程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积极推进这一税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其次,纠正税收法律法规制定主体的错位,将税收法立法主体的权力真正收归人大。最后,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税收法能因时因地制宜。在费用征收法方面,费用的征收标准、征收依据、征收程序及被征收人的权利救济都应当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四) 财政支出法
对财政支出法的完善,主要在于制定完善《财政支付转移法》。首先,应明确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目的。我国在建立财政转移支付法的过程中应确立其基本目的,即促进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在实践中则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要求建立横纵向相结合的立体转移支付制度;
二是要求政府财政行为和此制度设计的重点都应由解决“行政管理服务的均等化”转化为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次,应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具体包括理顺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关系,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层次,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完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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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并且更多的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个案研究,并且较多地是从政治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分析研究上,尤其是国外汉学界。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综述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综述全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作为不同的两种思想和文化,必然离不开学界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段不同,学者们比较二者的视角和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详见下表:
时段 关系状态 研究内容 原因
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 侧重研究二者不同点,甚至是对立 主流意识形态(政治) 因国内外战争和“”等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 侧重相同点的研究,甚至是二者的结合或融合 文化、学理层面(学术)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环境放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讨论角度主要在对二者异同点的比较研究。他们多从时代、地域、阶级、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功能等方面分析二者不同,也有少数学者着眼于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方面分析二者相同之处。[1]还有学者认为,这方面的讨论大致分为三大类: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
近年,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而融合说渐渐在学者间达成共识。[2]有些学者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讨论分为三大类: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论儒学之是非,表现在对儒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和取舍上;二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通,表现在哲学领域,尤其是辩证法、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相通,同时还有人论的一致性,道德理想的一致;三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汇通互补,分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援儒入马三条路径来阐述。[3]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不同的研究状况
近20余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与儒学不同点的研究不在少数。刘宏章认为二者有着非常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文化背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4]张允熠则认为,在思维形式上,儒学包含丰富的直觉论,缺少明晰的逻辑论说工具和系统严谨的结构体系,马克思主义则具备镇密和恢宏的理论体系;在思想进路上,儒学倡导中庸和协调,马克思主义坚持原则和斗争;儒学主张改良与和平,马克思主义重视革命和暴力;儒学轻视体力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5]除此之外,张建新、刘天旭、蒋庆、范广伟、郭沂等,都阐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与儒学不同点或相异之处的论述。
(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的研究状况
近年学术界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共同点进而进一步讨论二者可融合的趋势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研究主要分三类:
1、只从二者的共同点、融合点去研究。
我国学界对于二者共同点的研究主要是在近20年中进行的,而海外这方面的研究则要更早一些。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经过深入细致比较,认为二者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人性论等方面存在许多类似和平行之处。[6]刘宏章根据张岱年先生的提示,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相通之处有七个方面: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
这七个方面又可归为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4]张允熠认为二者之间有“五个一致”,简单说来:其一,在宇宙观上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其二,在致思趋向上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三,在人的本质上都重视从现实物质生活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其四,在历史观上都重视从现实物质生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第五,在社会学说都向往“大同世界”。[5]
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警示与儒学对逐利的鄙视,[8]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儒家“知行”观,[9]也有相似。
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重要的是要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必须在同和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真谛。[10]至于两者如何融合,则见仁见智。
2、站在儒学的立场,认为儒学应合理吸收马克思主义以得到复兴和壮大。
这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应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从而使儒学再度复兴起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杜维明认为,儒学要得到大发展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____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主义对话。[11]汤一介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是“反本开新”,所谓的“本”,是指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新”,是指融合吸收西方文化包括激进主义(汤一介用激进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他认为我国目前的文化正处在“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开始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进入全面深入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时期。”[12]钱逊认为:“融合中西,发展儒学和中华文化的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以发展儒学,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13]另外,对于未来中国文化,林毓生提出的“转化创造”,李泽厚提出的“创造转化”,张立文提出的“和合转生”等等,也都包含着传统文化要吸收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含义。
3、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吸收儒学,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强调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运用它。”[14]邵汉明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有两层含义,
一是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相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和制定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方针政策。
二是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发掘并弘扬民族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由于受到提倡而活跃起来的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
在这方面,冯友兰、张岱年在20世纪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冯友兰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抽象继承”。张岱年指出:“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结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15]冯契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中央党校许全兴、侯才,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等都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案研究,并且较多地是从政治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分析研究上,尤其是国外汉学界。国外自由派学者把‘毛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否定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认为它一部分来自列宁,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关系的学者和著作有很多,香港学者金思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列主义为内容、以民族传统为形式相结合的一种意识形态。
[16]著作有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汪澎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儒学》、李锐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陈卫平的《从<实践论><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邓小平与儒学的关系,如裴传永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儒学》。
但是,纵观这些研究,都没有超越对于个案的研究。缺乏从某一具体角度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也有少数学者从人性论、民族精神、信仰等角度去研究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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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百年来,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前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引起学者广泛的参与。我们应当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关键词:儒学;未来命运;复兴
Abstract: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modern world,its present development and its future have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by scholars. 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be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fate of its core culture,Confucianism.
Key words:Confucianism;future;restore
近百年来儒学生存土壤的逐渐蚀解,极大地增强了当今儒学研究者对儒学未来命运的恐惧。于是,一幅极富幽默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边是对儒学现代价值的肯定性的阐发和呼吁,另一边则是对儒学当代命运的担忧和对儒学新途的积极拓展。吴光先生提出了一个“变革型的后现代儒学”概念[1],成中英先生则提出了一个“新新儒学”的概念[2],蒋国保先生对于那种将儒学的危机归为制度解体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儒学之所以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而是因为它遭遇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3]。李承贵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认为当今儒学的开展走生活儒学的路子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4]。景海峰先生以刘述先、杜维明等学者为例,说明展开文明对话对儒学开拓新路的意义。他认为:“通过开展文明对话,不但能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儒学;而且也获得了本身自我反观、自我调整的机会,可以从对话中调整姿态、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对话,也让儒家的资源有了重新被排比和筛选的可能性,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出空间”[5]。李承贵还对儒学的当代开展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开拓儒学新的发展方向必须处理好3种关系:“第一是儒学和西学的关系,第二是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第三是学术儒学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之间的关系。儒学价值的落实当然欢迎政治政策的帮忙,但绝不以牺牲自身的独立性为代价,因为儒学只有坚持话语的自我性、只有关怀民众的利益、只有彰显其批判的品质,才能成为广大民众欢迎的学说,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学说”[6]。
近百年来,学者们都积极参与了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新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笔者来自西域,在学习儒学过程中,日渐对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这里,笔者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命运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所谓儒学的复活、复兴,绝不是说儒学在当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虽然其失去了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优越地位,但它永远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存在于中华民族灵魂的最深处。
第一,几千年来,儒学精神在中华民族、国家文化中的主干、主体地位基本上为学界所认同。无论在物质生活、教育体系、政治领域,还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儒学精神向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古代,由于与物质文化有关的科学技术原因(交通、信息的传递),中国大陆相对保持完全独立的个体,中华民族在长江、黄河领域一直按自己的精神生存,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长久以来,中华文化受到外来的各种文化体系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种种外来的文化很快遇到强大的儒文化的有力排斥或同化。外来的摩尼教、祆教、犹太教、婆罗门教传入中国后被儒家文化同化,佛教传入中国,虽盛极一时,影响深远,但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本土文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大的儒道文化同化,具有了浓厚的儒家精神。到了19世纪,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儒学精神面临了严重危机。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儒学带来如此致命的影响,1844年后的中国历史进入特殊的阶段。从此,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
第二,在我国,整体的文化氛围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古代先贤比较注重人生观、实践哲学,即伦理问题,而对世界观、事物本原、人类归宿等问题的讨论则很不充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文化作为精神引导的中国人在物质生存方面没有很大的进展。欧洲17世纪就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经过短暂的几个世纪的发展,物质生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渐变成一种强势文化。这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包括儒释道精神。西风吹进中国以前,从夏代到近代清朝,无论什么样的朝代、什么样的统治者都把中华自己特色的精神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形式不同,但还是儒释道精神,核心都是儒意识形态。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因素的公民这两个阶层之间有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儒学精神。但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强制性地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文化领域产生影响,中国原有的整体性即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统一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历来没有过的混乱状态。民国时期,中国内部的儒学精神也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并不是等于儒家已经没有了,而是儒学精神回到最早的起源地,儒学精神再也不是国家认同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这种失去自己本我的后果使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老百姓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分裂,这种分裂的状态是中国当代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
第三,外国闯入中国且给中国带来了混乱的形势,使中国人民的共同统一的意识形态有了裂痕。官方意识形态渐变成老百姓无法接受、也接受不了的外来精神。儒学精神要从现在的处境回到原来的优越地位,必须通过自我反思来重新调整,对核心内容的再建构——这样失去本我的民族精神也同时进入寻找自我的新阶段——这是儒,但却是新儒学。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宗教性因素,但不是上帝创造意义上的有神论,也有伦理道德观念,这些观点符合中国正在需要的对精神方面的混乱状态的“整理”、弥补之中的要求。为了找到一个合理的精神,中国的思想家、革命家们做了不少努力,最主要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精神作为弥补作用的工具,而没有用这种精神来替代中国原有的主根精神。外来精神最伟大的作用在于使已经混乱的国家意识不断地安宁化,使它具有适应于国际形势的特性。在这种努力之下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胜利,得到了重新的回归。
这种现象是由19世纪外国侵入中国的历史事件造成的,但对一个国家而言,直接的意识形态必须来自这个国家自己土生土长的精神。这种意识才是健康的、符合从公民到官方共同认同的意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阶层并没有放弃外来精神,但这在中国内部又产生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外来精神的运用是因为重新整理、修改、弥补在各种历史原因中进入混乱状态的,在民族精神之中已经存在的儒学精神。但是儒学精神已得到了复兴的机会,如果再勉强运用这种外来的精神,就不符合历史的发展需求。
随着外来精神功能的不断退化,在最基层的老百姓精神之中存在的儒学精神便开始复兴,并且具有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国领导阶层还把已经在中国失去功能的外来精神不断地强制性运用,在中国当代出现了另一种领导阶层和公民间的脱离关系。中国公民无法接受外来的精神,也没有接受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意识正被儒学精神所熏陶。虽然国家对外来精神的运用非常成功,但在很多方面却产生“空洞的状态”。在中国农村或城镇的公民,一听到外来精神就持一种排斥、无法接受的态度;相反,他们广泛地运用儒学的伦理道德精神。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那个时代用了外来精神而且用得非常完整,但是在当代中国领土上还继续用则不符合历史。通过对很多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外来精神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功能或者已经被儒家文化同化了,所以中国出现了另一种精神空虚。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存在的精神——儒学精神,几千年来在中国人血缘延续之中却非常完美地保存、运用着,而且很多现象证明它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意识形态中。
这种双重的淡化,可以让我们深深地觉悟:同化外来精神、回到儒学精神需要一段历史变迁过程,也需要一系列文化革命家在文化领域中不懈地努力和创新。这样,中国人民即将进入一种新的时代——健康的、和平的、强大的、和谐的——儒学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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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职称考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考试规模的不断扩大,职称考试报名和管理中计算机系统的应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职称考试是选拔和评价专业人才的标准之一,但每年的职称考试中都能发现相当数量的作弊人员,其技术、手段越发高明,规模也逐渐扩大,对职称考试的客观、公平、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职称考试存在的不足及改革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自实施职称考试制度以来调动了广大技术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职称考试的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本文结合职称评聘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介绍和分析,提出改进职称考试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促进我国职称考试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职称考试;不足;改革;策略
1.1 考试的标准对学历限制过于严格
目前,我国职称评审的依据条例在晋升时的学历要求很明确,但是对想要的工作能力、实践经验等的规定却比较模糊。因而,各省市制定的相关考试标准也只重视学历和资历,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了,那么就能得到晋升。例如,从事建筑的工程人员,不论其工作能力的高低,只要学历水平够了,并且通过了相关的考试,就能获得相应的职称。
1.2对发表论文的要求存在不合理性
目前在技术人员职称晋升条文中对发表的论文都有具体的规定,有的说明必需在核心期刊或者是省级期刊发表多少篇。这对一些人来说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因为发表在非核心期刊的文章质量不一定会低于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但是如果想得到晋升,论文却不得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执行就不会得到认可,这对很多技术人员来说是件很头疼的事。
1.3 职称考试考场作弊现象屡禁不止
近年来,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影响,一些考试人员向监考老师提前“打招呼”,希望予以照顾,导致一些地方的考场纪律松散。还有就是一些考生对这个职称考试的重视态度和努力程度不够,但是对自身的期望却很大,因此很容易产生作弊的念头。
1.3社会上的助考班泛滥
很多的在职人员平时工作繁忙,有时没有精力去复习考试知识,尤其是计算机知识和外语等科目,让多年没有接触的一些人感觉身心俱疲。因此,他们很多人都在考前参加一些社会上的助考班,通过所谓的押题来强化记忆,这对提高自身的能力毫无用处,而这些助考班借助职称考试的平台获取利益,严重的歪曲了职称考试的初衷。
1.4 职称考试的内容有待进步
“僵化”的考试模式让众多的考试难以理解。计算机考试中的一些题目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答,但是如果应试者只能按照出题者的做题思路进行回答。还有的抱怨计算机考试中的数据库Access 软件已经是被行业淘汰的工作软件,现实工作中也用不到,觉得很没有必要。
2.1考察重心从学历向能力转变
适当放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时对学历、发表的论文、外语水平、计算机等方面的限制,重点考核考生在工作时的表现以及对本专业技术的把握程度,将其创新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作为评定的重要参考。
2.2完善评审工作的公示制度
目前各省市都对职称考试前的资料审核阶段进行公示,有效的减少了一些技术人员弄虚作假的现象,确保了申报材料的可信性,但是对于没有通过职称平时呢的申报者却没有详细的告知未能通过的原因。因此,可以在评审工作结束后再网上对那些不能得到晋升人员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进行说明,这样不仅仅是对申报者的尊重和负责,而且也对未通过的申报者起到指导作用。这一方法还能增加职称评审工作的透明度,能有效地防止各种形式人为因素的干扰,使职称评审工作真正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2.3 加强考场纪律管理
1)各级职称考试部门树立良好形象,做好监考人员的自身建设,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自己,自觉抵制不良的社会风气;
2)加强考生的教育力度,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为考试树立正确的考试观,不能得过且过,抱着尝试的态度。对那些作弊的考生要严肃处理,起到警示的作用;
3)进一步完善考试内容。适当的增加题目的覆盖范围和灵活度,降低考试的押题现象,提高考生的学习兴趣。
2.4 构建完善的技术人员考核体系
对已经获得相应职称的技术人员要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考核,检查器在岗位职责、技术学习、科研探索以及成果创新等方面的情况,然后对不同层次的人进行记录。其结果可以作为下次晋升、职务或者是续聘的参考依据。打破目前专业职务聘任“终身制”的弊端。考核一定要坚持“科学、合理、公正”的原则,采取多种途径来对个人的能力进行考察,确保考核结果的可行性和真实性,严防弄虚作假的现象。要通过深化职称评聘制度改革,全面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的综合素质,在人才层次上实现突破,要通过优化人才资源,在人才结构上实现突破,要通过充分发挥人才在单位建设与管理中的关键作用,实现人才效能上的突破。
职称考试对广大从业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各部门应该及时对考试制度进行改进,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对从业者来说,要从根本上重视职称考试,把握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职称考试才能从根本上不断完善。(作者单位:宿迁市考试中心)
[1] 孔环,颜超,高慧.推行职称社会化评审的实践与思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05)
[2] 曹志云.工程技术人员职称社会化评价的实践与思考[D].上海交通大学 2008
[3] 亢海燕,杜丽娟,刘淑玲.当前职称评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职业时空.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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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晓艳,赵俊杰,卢萍.职称制度改革与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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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提高学术论文的撰写水平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和实践经验的指导。做好科学研究和文献搜集筛选是写好学术论文的“物质基础”。学术论文的题名、摘要、引言、正文和结论是学术论文的核心要素,对它们的撰写运用“画龙点睛”、“浓缩主旨”、“时空聚焦”、“严谨创新”、“总揽全文”方法,会有效地提高作者学术论文的撰写水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撰写存在的若干不足及调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学术论文撰写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如“原样搬运”“虚浮不实”“心浮气躁”“爱好用旧”“长于套用”“自我炒作”“以偏概全”“旁求博考”“宏大叙事”“方法薄弱”等。这实际也是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预防和消除这些失范性不足,需要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治理。
[关键词]学术刊物 学术论文 研究 失范性不足
笔者从事学术刊物编辑工作多年,在审阅过程中发现不少好稿件,也发现有相当部分的稿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些不足主要有以下十方面。
一是“原样搬运”。
主要表现是:论文引用他人的资料、观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甚至整篇文章基本是由“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拼凑出来的。撰写学术论文应严肃、认真、科学,尊重他人的著作权,引用或参考他人的观点、资料后应于文后列出引文或参考文献。论述性文章与综述性文章有显著区别,若是前者,就应以自己的“干货”为主,除非是为己文评论、探讨的对象,或为己论佐证以增强说服力可以适当引用外,其他情况如无必要,不宜引用。文献引用对于撰写学术论文意义重大,引用的合理、必要、准确及有效,对文章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撰写新论文时使用引文来佐证己论必须恰到好处方能起到正确引用的作用[1]。
二是“虚浮不实”。
主要表现是题目宏观而内容微观。有些学术论文探讨的仅是某个局部性、个体性的改革发展问题,涉及的仅仅是某个学科领域的横向子系统或纵向子系统下面的某个问题,却冠以仅适用于该学科领域整体改革发展的大题目,这就出现了题大文小的毛病。例如,题目为“论人才能力的培养”,但文章内容既不是某学科专业的整体人才培养,也不是所有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而只是某个学科专业的某一层次甚至是某企业某部门的人才能力培养、培训方法。这就导致题文不匹配,失去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是学术研究应该力戒的[2]。
三是“心浮气躁”。
主要表现是赶“时”赶“热”,在没有进行认真学习、深入理解和仔细研究的情况下,便对一些时髦的概念、观点、理论和热点问题匆匆发表见解,“书被催成墨未浓”,这对学术研究、学科发展是无益的。例如,高校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否应去除行政级别、取消内部层级的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什么是行政级别、高校行政如何运作及运行机制等,很多论者对这些问题的内涵和特点或不清楚,或一知半解,便去蹚所谓“热点”的浑水,匆忙草率地撰文发表见解,认为高校不可去除行政级别、不可取消内部层级或必须要有行政级别,不宜取消内部层级,有的则人云亦云,照搬“行政化”“层级化”等概念,把这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随便套用、粘贴,以致文稿内容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四是“爱好用旧”。
主要表现是喜好使用过时的论据、资料等。当今社会,因特网无处不在,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的发展十分迅速。因此,搞学术研究须有敏锐的目光和灵通的信息,要占有丰富的、新颖的和各种不同的资料,并寻找机会与国际学者交流,使学术研究避免“一叶障目”。这是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并能够得出正确结论的必备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学术研究就会少了科学的内涵,就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例如,有些论述当前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学术论文,引用的却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资料,时间这么久远的资料作为推动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论据实在是很难具有科学性。殊不知,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相比三四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的情况对于今日的高等教育实践而言已成“陈年皇历”,用它们代表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是不科学的。如此“爱好用旧”必然减弱研究成果的正确性、科学性[3]。
五是“长于套用”。
即在探讨某个学术领域的某个层次的子课题时,沿用母层次课题的既有观点,贴上子层次的“标题”了事,而没有对这个层次的特点作相应的揭示和论述,发掘其独特之处。例如,有的探讨如何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论文,论点往往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方针,因为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要注重调查研究,因为调查研究是探讨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要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这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认识与实践相一致的要求;要加强应用研究,因为社会对针对性、实用性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等。但实际上,把这些观点与高等教育学理论乃至与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相比较,几乎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标题不同罢了。有些文章尽管注意到了本层次课题的特点并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但由于无法避免对母层次课题已有共性思路或观点的大量复述,导致文章的新意和特色被遮蔽。
六是“自我炒作”。
作者对自己已经发表的文章情有独钟,撰写新的文章时喜欢自引,或列为参考文献。当然,有时确实需要引用自己已经发表的文章的观点,但只有在自己所著新文的论述与已发文章的观点有着内在联系的情形下才可以这样做。然而,有的学人在并不存在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动辄引用自己已发文章,或一一罗列为参考文献。这样的自引情况,其动机大概或是借机自我“显摆”“炫才”,或是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4]。
七是“以偏概全”。
主要表现是把个别当作普遍并依此得出规律性的结论。这种求证方法既不科学也不严谨,很容易犯下以偏概全的毛病。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是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立论的主要依据,而这需要以大量的调查、统计数据和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作为模型,从大量事物中抽象出共性的、本质的东西方可达到。但是,有些学人视野狭窄,或只关注那种没有代表性的孤例,或只看到一个角落,或从媒体上看到或听到某个事情的介绍就匆匆从其中引申出结论或将之当作某个观点的论据。另外,有的学人把自己所专长或喜欢的,实际上是比较狭窄的领域、专业、体系中的临时性、单一性或特指性术语概念当作普遍通用的术语加以利用,这就有意无意地产生了很多歧义,从而减弱了论文的科学性。
八是“旁求博考”。
第一,热衷于无谓的大量考证。有些研究者喜欢在谈自己对问题的研究心得前,对文章中某个已经有了定论的一般概念作无谓的大段考证。例如,有些论述高等教育改革的文章,在转到正题即“高等教育改革”上来前,对“改革”一词的词义、由来、变化作了长篇“考证”。事实上,对那些已经没有任何歧义的常用词语进行的反复“考据”,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手法去照抄照搬文献或辞典工具书,而且与全文主题的论述不存在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实系“迂夫子”气造成的。
第二,离题万里的空谈。有些文稿尽管与论题有一定联系,有的甚至还联系得比较紧密,但大谈特谈那些人尽皆知、不需要证明就能够明白的寻常道理和现象实在是显得多余。例如,有些探讨借鉴美国发展高等教育经验的文章,字数大约七八千字,但文中对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发达的介绍往往占去三四千字,列表格、做模型、摆数据,再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多番折腾后,还要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发达。实际上,对大家都知晓的现象、观点、道理,尽管其与主题论述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只需用少量的文字点明即可。
第三,庞大的堆砌罗列。在解释或解决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时,需要运用某一相关学科理论,但却没有紧扣主题做深入的探讨,而是离题万里地去重复铺陈和述评该学科理论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又是如何变化的,其前景如何等。例如,有些文章在运用高等教育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探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时,总是先对这些理论的形成情况、发展进程、如何演变甚至创始人的生平经历等做详细的罗列。这就变成了生硬的理论资料堆砌,成了《庄子》所谓“文灭质,博弱心”,即花样名堂过多,反而会掩盖事物的本质,事物过于驳杂,会让人糊里糊涂[5]。
九是“宏大叙事”。
主要表现是研究题目偏好于那些有关整体、全局性的宏观问题。有些学人比较轻视具体问题,不愿把问题细分后再做深入详细的考察分析,而是惯于大而化之,把具体问题等同于枝节问题。他们以为,“宏大叙事”分量重、影响大,开展“宏大叙事”研究可以全面展现自己的学术水平。的确,研究工作的推进需要突破宏观问题,但是,开展宏观研究的前提必须是能够全面透彻地了解问题及客观准确地把握事物,同时要具备丰富的阅历、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理论知识、很强的统领宏观问题能力、准确的文字表述能力、良好的抽象思维能力及长期的思考和积淀。从实际情况看,很多作者撰写的宏观问题研究论文,大多思想平淡,内容空洞,挖掘不深,远离日常生活体验,没有抓住复杂问题的本质要害,更不要说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了。“宏大叙事”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推进,逐层深入。若是本末倒置,只会适得其反[6]。
十是“方法薄弱”。
研究方法单一,很多研究者习惯于定性研究,实证研究少且形式与方法尚需改善,更不用说引进质的研究了。研究方法单一会导致研究视角单一,从而制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研究方法运用不规范。如思辨研究多半是基于未经证明的个别经验、感觉和未经确证的某些观念、说法,而没有依据充分、可靠的事实和理论,并且概念含糊、内涵矛盾、漏洞百出、逻辑混乱,甚至“不讲道理”就直接端出观点和结论了事。定量研究规范、深入的很少,如很多问卷调查的问题设计没有深度、表述含糊,样本数量少且无代表性,得出的结论简单粗糙,没有实质内容。这都会影响研究质量甚至使研究工作失去意义[7]。
学术研究论文撰写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寻求解决路线图,做好调适工作。
一是要树立真正关心学术的理念。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搞学术研究已成一种获得名利的途径,在这条途径上奔走的人越来越多。目前的状况是,似乎学术研究已经是人人都可为之事,人人都可以建立一门学科,杜撰一本专著,撰写几篇论文。事实上,学术研究的艰深性决定并非那么容易就能够谈出实质性的东西。只有对学术发展怀有虔诚之心的人,才会摈弃一切私心杂念,专心致志地开展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是一门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而不是抱着名利之心就可为之的。
二是要重视科学研究的严肃性。探求普遍存在的真理,揭示未知领域,探寻事物规律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科学性是学术论文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性是学术论文的精髓和灵魂,而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与科学性、创新性同等重要。因此,要想获得丰硕的成果就必须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在科学的园地中孜孜不倦地播种、耕耘。要树立良好的学风、文风,反对急功近利、浮躁草率的文风。在学术研究或论文撰写中,要强化认真、细致、踏实、负责的态度及科学、求实、严谨、创新的意识[8]。
三是搞学术研究必须排除非学术目的的诱惑,耐得住寂寞。中外一流的学者都有甘于坐冷板凳的坚毅意志。不论外部的世界多么精彩,不论远处的山水多么诱人,都无法吸引他们离开自己的书斋。如此,才使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者。“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正是这种超凡脱俗、疏远功利的恬淡心境,才更有可能开阔学者的视野,活跃学术研究的生命活力,为人类文化库存增添意想不到的财富。
四是要开展公开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以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风气。要提倡争论和批评,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有利于思想解放,有利于净化学术空气,有利于铲除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者生存的土壤。要提倡就热点课题或争议性较大的问题展开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交锋,也要提倡对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提出质疑、商榷,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9]。
[1] GB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国家标准[S].北京:中国标准化出版社,2005
[2][6]别敦荣,彭阳红.近10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以《高等教育研究》刊发论文为样本[J].高等教育研究,2008(4)
[3][7]钟秉林,赵应生,洪煜.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基于近三年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量化分析的研究[J].教育研究,2009(7)
[4][美]伯顿·克拉克著;郑继伟,张维平,张民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2
[5]冯向东.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方法辨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
[8]龚放,叶波.2000—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热点与关键词: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9)
[9]李兴昌.科技论文写作讲义[OL].[201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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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儒学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土家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仍然在缓缓渗透着。儒学思想影响着土家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的土家族的婚丧嫁娶。
关键词:婚丧嫁娶;伦理道德;土家文化
在湘、鄂、黔、渝交界的一块土地上,逶迤的崇山峻岭之间,世世代代生活着一个智慧、勇敢、朴实的民族,他们就是土家族。这些辛勤的男男女女往返于潺潺的山涧溪谷与玲珑秀丽的吊角楼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经受了一定的时代洗礼,创造了堪为瑰丽的民族文化。这些深厚的人文意蕴与武陵山区绝妙的自然风光浑然一体,就如同陶翁笔下那令人神往的桃花源,散发着不可抗拒的的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他们曾像深谷幽兰一样自开自败,不为外人知。
然而,当历史的河流在交汇处掀起重重波浪的时候,这个古老封闭的民族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扑面而来的新空气。民族的融合使新的思想融入到它的四肢百骸,并不露痕迹地合为一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首的儒家思想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入到土家文化的河流之中。
自从秦王朝席卷天下,四海归一之后,这块土地便被纳入到统一的封建王朝的政治版图之中。而当秦亡汉立之后,作为汉代文化核心的儒学就开始传入到封闭的土家山区。尽管儒学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土家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仍然在缓缓渗透着。从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后,儒学便以其巨大的文化势能全面影响土家地区.而传播的途径首推学校教育。
土家族地区在秦汉以后逐渐有了学校教育,特别是西汉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族统治者不断以儒学影响土家族地区。土家族的学校教育从东汉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其教学内容基本上以儒学为主。封建时代,土家族教育的基本思想有两方面:科举取士,立德立言,培养统治人才;道德教化,奴役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儒学在土家族地区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到土家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家族教育的基本思想对当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代土家族大都以学校输送多少人才走出山门为主要目标,长期应试教育,实际上是受到传统科举取士的影响;长期儒家道德教化的灌输,加上小农经济伴随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也会使土家族人民形成一些如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等落后的心理积淀。
儒学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所形成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范畴。“仁”即如何处理和调适人际关系,而“礼”是“仁”的具体表现。清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地区的一些封建官僚纷纷以儒学伦理规范建章立制来规范土家人的言行和思想。曾经一位土家地区的知府下文告示:“人秉五常,一举一动皆有规矩”。经过较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及地方官员的主导,土家人的婚丧嫁娶等礼仪等被深深打上了儒学伦理道德的烙印。
土家族的婚姻在“改土归流”之前是比较自由的。未婚男女只要相亲相爱,经过土司作证即可成亲。不受任何礼仪限制,也不要男女任何钱财,婚礼程序也很朴实。有载道:“至于婚丧,亦俭约不奢”。那时侯,土家青年男女的交往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可以通过“女儿会”以歌传情、私定终身。“土司地处万山中,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路相遇,以歌为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但改土归流之后,土家地区受儒学礼教的影响,不仅限制男女交往,同时以包办婚姻代替了土家旧俗。有记载“男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入中门。女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出中门,载在典礼,所以严内外之别也。”又令“凡一切不经之言,对女无轻出诸口,女子说不应该之话,即戒息之,毋令与男子同坐,以礼约其身,久久习惯,自尔端庄矣。”可见当时礼教已经比较森严。
而古朴纯真的婚姻习俗、礼仪方式受到冲击和影响,自由婚姻也受到封建礼教的桎梏,染上“周公六礼”的痕迹,男婚女嫁需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求“门当户对”。“篾门对篾门,板门对板门”在官宦,土司、士绅人家便成了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似乎成为勿庸置疑的信条。所以即使是平民百姓中的自由恋爱联姻,表面上的“媒妁之言”也是少不了的。官府曾下令:“男女人道之始,不娶同姓……然后请凭媒约,两家通知明白,依礼聘家……此定礼也”。“至于选婿,祖父母、父母主持之,不必问女子之愿否。或女子无耻,口称不愿,不妨依法决罚。一与聘定,终身莫改”。总之“婚姻为人之首”,土家人对于“事宗庙,继后世”的婚姻大事,十分慎重,相当认真。其基本礼仪深深表现出儒家文化“礼”的传统,儒家以婚嫁作为“礼之本”,从议婚到完婚过程中必须遵循“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程序不能混淆,也不能减免。土家族的婚嫁程序基本上遵循了儒家的礼仪制度。但是,经过长期积淀的一个民族的习俗,仍然顽强地展示出自己独有的特征。土家族青年男女,始终把自由相爱而结合,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的婚姻,作为他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土家族大量的情歌,都洋溢着对这种自由婚姻执着追求的精神,迸发出强烈的呼声。有歌为证:“十八姑娘三岁郎,天天洗脚抱上床。要是不怕公婆骂,一脚把你蹬下床。”“十七八岁正当春,妻大夫小配不成,媒婆起了害人心,喊声地来喊声天”这些歌曲都表达了他们的反抗意识,倾诉了他们渴望自由的心声。
儒家一贯重视丧礼、葬礼。特别是父母的丧事,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以丧礼哀死亡”形成了一套严格、完整的礼制。土家人的丧事虽然没有那么繁复,但也有许多讲究,其基本内容仍是儒家礼制。改土归流之前,土家地区有火葬习俗,丧葬仪式由老土司主持,且极为简朴。改土归流后,火葬习俗被废止,普遍推行土葬,同时严格限制土司职权,办丧事由道士取代土司。
湘西土家族的丧葬,对老人和长辈比较讲究,青年人则随便些。人死后,由死者的长子或长女(无儿无女者派其他晚辈),到水井取一茶罐或一竹筒新鲜水,烧热后给死者洗澡,然后穿上寿衣和大红寿鞋,腰上要捆一支白纱(按死者享年,一岁一根),用门板放在火炕的房中,脸上盖张白纸,胸口压一个鼎罐盖,脚边点上清油灯。这时,把死者病中睡过的床铺草在屋外十字路口烧掉。死者病中睡过的被盖,穿过的衣服都要洗晒。将棺材放在堂屋正中,从七至九户邻居家中取来火坑灰撒在棺材内,铺上皮纸,就入殓,待亲人看过后再密封。死者的孝男孝女, 孝子孝孙,都要戴孝,近亲属要戴白麻布者白布头巾,要穿不钉扣子,以布条相结的白长衫,叫孝衣。孝帕要连续戴满三年。死者的亲生儿子在死者安葬后三个月内不剃头发,以表哀思。在“改土归流”前,由土司举行葬礼。这些无疑都渗透着儒家最重要的“孝”的观念。“改土归流”后改为道士开路和举行葬礼。死者一般要停柩三至七天才上山,在堂屋中设灵堂。这几天内选择一吉日为“火葬日”举行葬礼,给死者杀猪宰牛作祭奠。白天要道士或土老司“解结”和“超度亡魂”。出丧时,邻寨青壮年男子,自愿抬灵柩上山。开吊期间,每晚所唱的孝歌歌词内容大部分为死者的生平待人处事,唱词多取自儒学历史故事。如《徐母骂曹》《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孟仲哭竹》《王祥卧冰》等。整个唱词突出了忠信仁义的主题。不仅赞扬亡者,而且也是用儒教忠孝考节义观念教育诱导生者。
除了婚丧嫁娶之外,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例如人际交往中,儒学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天条。而且,随着儒学对土家地区的全面侵染,土家族社会中,忠孝、行善、正义、勇敢、勤劳、助人为乐等都贯穿于青少年教育的始终,并逐渐成为传统沉淀于土家族心理意识之中,成为浓厚的家风、寨风和社会风气。
当然,在众多方面中,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学对土家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最为主要的。事物往往是两面性的,在儒家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积极的、进步影响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土家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认真理清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家文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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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一贯重视丧礼、葬礼。特别是父母的丧事,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以丧礼哀死亡”形成了一套严格、完整的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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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儒学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土家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仍然在缓缓渗透着。儒学思想影响着土家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的土家族的婚丧嫁娶。
关键词:婚丧嫁娶;伦理道德;土家文化
论文正文:
从婚丧嫁娶看儒学对土家伦理道德的渗透
在湘、鄂、黔、渝交界的一块土地上,逶迤的崇山峻岭之间,世世代代生活着一个智慧、勇敢、朴实的民族,他们就是土家族。这些辛勤的男男女女往返于潺潺的山涧溪谷与玲珑秀丽的吊角楼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经受了一定的时代洗礼,创造了堪为瑰丽的民族文化。这些深厚的人文意蕴与武陵山区绝妙的自然风光浑然一体,就如同陶翁笔下那令人神往的桃花源,散发着不可抗拒的的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他们曾像深谷幽兰一样自开自败,不为外人知。
然而,当历史的河流在交汇处掀起重重波浪的时候,这个古老封闭的民族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扑面而来的新空气。民族的融合使新的思想融入到它的四肢百骸,并不露痕迹地合为一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首的儒家思想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入到土家文化的河流之中。
自从秦王朝席卷天下,四海归一之后,这块土地便被纳入到统一的封建王朝的政治版图之中。而当秦亡汉立之后,作为汉代文化核心的儒学就开始传入到封闭的土家山区。尽管儒学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土家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仍然在缓缓渗透着。从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后,儒学便以其巨大的文化势能全面影响土家地区.而传播的途径首推学校教育。
土家族地区在秦汉以后逐渐有了学校教育,特别是西汉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族统治者不断以儒学影响土家族地区。土家族的学校教育从东汉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其教学内容基本上以儒学为主。封建时代,土家族教育的基本思想有两方面:科举取士,立德立言,培养统治人才;道德教化,奴役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儒学在土家族地区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到土家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家族教育的基本思想对当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代土家族大都以学校输送多少人才走出山门为主要目标,长期应试教育,实际上是受到传统科举取士的影响;长期儒家道德教化的灌输,加上小农经济伴随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也会使土家族人民形成一些如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等落后的心理积淀。
儒学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所形成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范畴。“仁”即如何处理和调适人际关系,而“礼”是“仁”的具体表现。清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地区的一些封建官僚纷纷以儒学伦理规范建章立制来规范土家人的言行和思想。曾经一位土家地区的知府下文告示:“人秉五常,一举一动皆有规矩”。经过较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及地方官员的主导,土家人的婚丧嫁娶等礼仪等被深深打上了儒学伦理道德的烙印。
土家族的婚姻在“改土归流”之前是比较自由的。未婚男女只要相亲相爱,经过土司作证即可成亲。不受任何礼仪限制,也不要男女任何钱财,婚礼程序也很朴实。有载道:“至于婚丧,亦俭约不奢”。那时侯,土家青年男女的交往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可以通过“女儿会”以歌传情、私定终身。“土司地处万山中,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路相遇,以歌为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但改土归流之后,土家地区受儒学礼教的影响,不仅限制男女交往,同时以包办婚姻代替了土家旧俗。有记载“男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入中门。女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出中门,载在典礼,所以严内外之别也。”又令“凡一切不经之言,对女无轻出诸口,女子说不应该之话,即戒息之,毋令与男子同坐,以礼约其身,久久习惯,自尔端庄矣。”可见当时礼教已经比较森严。
而古朴纯真的婚姻习俗、礼仪方式受到冲击和影响,自由婚姻也受到封建礼教的桎梏,染上“周公六礼”的痕迹,男婚女嫁需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求“门当户对”。“篾门对篾门,板门对板门”在官宦,土司、士绅人家便成了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似乎成为勿庸置疑的信条。所以即使是平民百姓中的自由恋爱联姻,表面上的“媒妁之言”也是少不了的。官府曾下令:“男女人道之始,不娶同姓……然后请凭媒约,两家通知明白,依礼聘家……此定礼也”。
“至于选婿,祖父母、父母主持之,不必问女子之愿否。或女子无耻,口称不愿,不妨依法决罚。一与聘定,终身莫改”。总之“婚姻为人之首”,土家人对于“事宗庙,继后世”的婚姻大事,十分慎重,相当认真。其基本礼仪深深表现出儒家文化“礼”的传统,儒家以婚嫁作为“礼之本”,从议婚到完婚过程中必须遵循“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程序不能混淆,也不能减免。土家族的婚嫁程序基本上遵循了儒家的礼仪制度。但是,经过长期积淀的一个民族的习俗,仍然顽强地展示出自己独有的特征。土家族青年男女,始终把自由相爱而结合,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的婚姻,作为他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土家族大量的情歌,都洋溢着对这种自由婚姻执着追求的精神,迸发出强烈的呼声。有歌为证:“十八姑娘三岁郎,天天洗脚抱上床。要是不怕公婆骂,一脚把你蹬下床。”“十七八岁正当春,妻大夫小配不成,媒婆起了害人心,喊声地来喊声天”这些歌曲都表达了他们的反抗意识,倾诉了他们渴望自由的心声。
儒家一贯重视丧礼、葬礼。特别是父母的丧事,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以丧礼哀死亡”形成了一套严格、完整的礼制。土家人的丧事虽然没有那么繁复,但也有许多讲究,其基本内容仍是儒家礼制。改土归流之前,土家地区有火葬习俗,丧葬仪式由老土司主持,且极为简朴。改土归流后,火葬习俗被废止,普遍推行土葬,同时严格限制土司职权,办丧事由道士取代土司。
湘西土家族的丧葬,对老人和长辈比较讲究,青年人则随便些。人死后,由死者的长子或长女(无儿无女者派其他晚辈),到水井取一茶罐或一竹筒新鲜水,烧热后给死者洗澡,然后穿上寿衣和大红寿鞋,腰上要捆一支白纱(按死者享年,一岁一根),用门板放在火炕的房中,脸上盖张白纸,胸口压一个鼎罐盖,脚边点上清油灯。这时,把死者病中睡过的床铺草在屋外十字路口烧掉。死者病中睡过的被盖,穿过的衣服都要洗晒。将棺材放在堂屋正中,从七至九户邻居家中取来火坑灰撒在棺材内,铺上皮纸,就入殓,待亲人看过后再密封。死者的孝男孝女, 孝子孝孙,都要戴孝,近亲属要戴白麻布者白布头巾,要穿不钉扣子,以布条相结的白长衫,叫孝衣。孝帕要连续戴满三年。死者的亲生儿子在死者安葬后三个月内不剃头发,以表哀思。
在“改土归流”前,由土司举行葬礼。这些无疑都渗透着儒家最重要的“孝”的观念。“改土归流”后改为道士开路和举行葬礼。死者一般要停柩三至七天才上山,在堂屋中设灵堂。这几天内选择一吉日为“火葬日”举行葬礼,给死者杀猪宰牛作祭奠。白天要道士或土老司“解结”和“超度亡魂”。出丧时,邻寨青壮年男子,自愿抬灵柩上山。开吊期间,每晚所唱的孝歌歌词内容大部分为死者的生平待人处事,唱词多取自儒学历史故事。如《徐母骂曹》《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孟仲哭竹》《王祥卧冰》等。整个唱词突出了忠信仁义的主题。不仅赞扬亡者,而且也是用儒教忠孝考节义观念教育诱导生者。
除了婚丧嫁娶之外,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例如人际交往中,儒学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天条。而且,随着儒学对土家地区的全面侵染,土家族社会中,忠孝、行善、正义、勇敢、勤劳、助人为乐等都贯穿于青少年教育的始终,并逐渐成为传统沉淀于土家族心理意识之中,成为浓厚的家风、寨风和社会风气。
当然,在众多方面中,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学对土家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最为主要的。事物往往是两面性的,在儒家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积极的、进步影响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土家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认真理清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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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制度是指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或在某些规定情况下,遭遇意外事故,造成伤残、职业病、死亡等伤害,为劳动者提供医疗救治和康复服务,保证劳动者及其家属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工伤保险制度的不足及完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在工业生产社会化的背景下,工伤问题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用制度设计来充分保护工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关乎着一个国家对人权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关于工伤的法律制度设计是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形成了对工伤的预防、补偿、康复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无论是立法规定,还是法律实施的具体效果都不尽完善,本文对此提出一些建议及思考。
关键词:工伤事故 工伤保险 康复
工伤,又称职业伤害,是指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或者在法定的情形下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或因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导致劳动者暂时或长期丧失劳动能力、死亡。而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或者在法定的情形下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或因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导致劳动者暂时或长期丧失劳动能力、死亡时,对劳动者本人或其近亲属提供医疗救治、职业康复、经济补偿等必要物质帮助的一个项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分散了用人单位的风险,也为劳动者的权益提供了保障,但该项制度仍有待完善。
(一)工伤赔偿从自己责任到雇主责任到社会责任
最初,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往往由自己承担责任。后来,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从英国的纺织业开始,机器化大生产以后,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经济生产逐渐社会化。生产力的提高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的工伤,仍然由劳动者自己承担责任,就超出了劳动者能够承受的范围,因此产生了工伤事故纠纷。十九世纪末,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无产阶级(劳方)在与资产阶级(资方)斗争过程中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根据契约决定工伤赔偿的归属,变成了根据过错原则决定工伤赔偿的归属,即雇主对劳动者的工伤有过错,则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劳动者想要证明雇主对工伤有过错非常困难,使得劳动者的权益,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随后,侵权责任法出现了新的归责原则,即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劳动者,在工作过程当中受到伤害,即发生了工伤,雇主就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而无论雇主对工伤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如此,则将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发生伤害的风险转嫁给了雇主,由雇主对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到的伤害负责,这对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对雇主是非常不利的,这无疑增加了雇主的用人成本和经济开支,且不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对于雇主是规模比较小的小工厂时,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其来讲更是一种灾难,如果雇主没有能力对劳动者进行赔偿,即便劳动者有向雇主索赔的权利,劳动者的利益也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工伤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一定程度上会保护能动者的权益,同时也会加重雇主的责任,这种不平衡最终将影响,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所以,侵权责任法律不能很好的解决工伤事故。工伤赔偿必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在这种背景之下,工伤赔偿引入了责任保险制度。雇主将对劳动者的工伤赔偿责任进行商业投保,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即发生了工伤,将由保险公司对劳动者进行赔偿。如此雇主将发生工伤的风险与保险公司进行了分担,降低了风险,而又没有侵犯劳动者的利益。但是由于商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性,商业保险公司不可能对所有的工伤投保都进行承保,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雇主都会对工伤赔偿责任进行投保,加之商业保险公司也会存在破产的可能,所以社会保险进入了工伤赔偿领域。
(二)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历程
我国第一部关于工伤保险的法律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政务院第七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务院公布),该部法律确立了工伤保险制度,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在经济建设上,法制建设也遭到了破坏,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并不能真正得以实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法制建设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处,各地先后出台了地方性工伤保险法规。1996年8月,劳动部在总结各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布了《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3年4月27日,国务院颁布了效力等级更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75号国务院令,《工伤保险条例》已经2003年4月16日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86号国务院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已经2010年12月8日国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一) 工伤预防功能发挥不足
虽然我国一直很重视工伤事故的预防工作,分别于1992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199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制定了《重大事故隐患管理规定》、2001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2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上述法律文件规定了用人单位所负有的工伤预防义务,但是我国的工伤事故数量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高,即使变化的趋势是越来越少。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工伤预防的资金来源保障措施,也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工伤预防的资金保障,使得我国各用人单位缺少采取工伤预防措施的资金投入,工伤预防效果当然不理想。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某些法律条款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也是工伤保险制度预防功能发挥不足的原因之一。
(二) 工伤补偿不能有效治愈工伤劳动者的精神损害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利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乃工伤保险制度目的之一,也是历来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三大功能中最受重视的一种。工伤保险制度中的经济补偿是通过物质补偿的方式弥补工伤劳动者因为身体伤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而不包括单纯的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经济补偿对于弥补物质损失可谓是相当得当,但面对工伤劳动者的精神伤害往往无能无力。但是用物质补偿来弥补精神伤害好像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能对弥补工伤劳动者身心损害起到一定作用。很明显,工伤劳动者因为身体受到伤害,不仅会带来医疗费、误工费等财产损失,同时也会带来精神损害,但工伤保险经济补偿功能显然不包括该类损害的补偿,这对更为充分保护工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不利的。
(三)工伤康复功能缺位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可见,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还有工伤康复的功能。事实上,工伤事故发生以后,减轻工伤劳动者的身心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最大限度恢复身体机能、恢复健康,能够如工伤事故发生之前一样从事劳动,而非其他各种补偿。但是,我国工伤康复情况不甚理想。要想实现工伤劳动者恢复健康,需要配套的医疗服务跟进。据2010年国家卫生部门对我国康复机构的评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工伤康复资源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工伤病人的需求,我国工伤康复服务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工伤康复服务供需严重不平衡。而且,在某些地区,还存在工伤康复服务结构性失衡的现象。一般而言,绝大部分的工伤劳动者都可以通过医疗康复服务恢复劳动能力并返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工作。但是,由于对医疗康复的不了解及担心负担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等各种原因,很多有希望治愈的工伤劳动者放弃了治疗的机会,使得康复功能不能实现。
工伤保险制度的上述不足不利于更充分的保护工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笔者认为可以创新思路寻求有效措施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的上述不足。
(一)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工伤预防
工伤预防是工伤保险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解决劳动者因公伤害或患职业病的治本之策。要解决工伤预防功能发挥不足的问题,首先得引起用人单位对工伤预防的重视,对用人单位而言,重视工伤预防意味着需要加大对此的投入,如此会增加用人单位的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法律赋予其强制履行工伤预防方面的义务外,更好的办法是建立激励机制,真正激发用人单位重视工伤预防的积极性。工伤保险制度是将用人单位的风险转移给了社会,由工伤保险机构以工伤保险基金保障工伤劳动者享受工伤待遇。而工伤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用人单位所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笔者认为可以进步一细化现有的工伤保险费缴费费率,实行浮动费率制,将费率与用人单位的工伤发生情况挂钩,工伤发生次数,程度等作为确定费率大小的评判依据,用经济杠杆原理提高用人单位预防工伤的积极性。同时,国家也要加大对工伤预防的资金投入。
(二)工伤补偿应重视、关注工伤劳动者的精神损害
对于已经发生的工伤损害,如若不能有效实现工伤康复,则工伤补偿是最直接的补偿工伤劳动者的方式。针对工伤补偿项目没有包含工伤劳动者的精神损害问题,笔者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经济补偿功能本就不能恢复劳动者重新以劳动力融入社会的能力,其根本目的是针对既定的无法改变的损害事实,给予承受者另外方式的补偿,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在现有的工伤补偿项目里增加规定针对精神损害的补偿内容。即使如此,也不会导致工伤劳动者多获利益,因为人身损害的不可逆性,物质补偿也无法改变。
(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工伤康复功能发挥作用
首先,加大国家宣传力度,使人们正确认识工伤法律制度,改变人们“先评残补偿后工伤康复”的认识,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使自己恢复健康比拿到一定的经济补偿重要很多,改变人们不积极进行康复治疗以获得高补偿的短视行为。 其次,进一步规范康复服务市场,建立专业的康复医疗机构,培养专业的康复人才,加快工伤康复的介入阶段,尽早介入。介入越早,康复治疗效果越好。国家立法机关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可以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明确一个基本原则“康复优于补偿”,从制度设计到落实层面都严格坚持实施工伤康复,使工伤康复功能真正能够实现。
综上所述,工伤保险制度是解决工商业生产社会化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工伤的法律制度,能从源头――工伤预防、救济――工伤补偿、恢复――工伤康复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规制,以保护人权,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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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剖析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应用类专业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探讨计算机应用类专业建设的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而的构想
关键词: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技术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教学也应随之不断地改革。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的早期,为满足计算机人才的需要,人才的培养是以全面型和一专多能型为主,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的全面扩张和人数的增加,以及邓小平的“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和教育部制定的“三步走”战略:中国要在21世纪前十年在全国开展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教育(2001年前,全国高中开设信息技术课;2005年前,全国初中普及计算机课:2010年前,全国小学普及计算机课)的实施,近二十多年来,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己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的层次己有所提高。同时,随着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广泛普及,社会对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要求越来越高,虽也给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随着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大量毕业生进入社会,当前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类专业教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相关的职业岗位多,侮个职业岗位在知识水平和能力结构上各有侧重,计算机知识、技能体系较庞大,学生在三年时间内不太可能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学生毕业后似乎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样样可做,但一涉及到具体岗位时却似曾相识,很难较快进入角色。
高职高专院校的计算机应用类专业培养的目标是应用型人刁一,由于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课程设置乃至课程内容大多参照本科院校的教学模式,因此在课程设置中过多地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理沦性强,甚至课程内容更新跟不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急需的,应用前沿所需的课程没能及时地融入到课程体系中,造成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理沦知识的传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过大,学生动手机会较少,而且这种“动手”多为一种模拟的或是辅助理沦学习的过程,真正的动手或实践教学占的比重就更少了。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是高职高专院校的办学方针当前,计算机应用类专业教学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学生所学的知识和能力与实际工作环境、工作内容脱节,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实习的内容往往没有与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完全对口,甚至存在着学生到工厂车间的流水线实习或顶岗实习的现象,这就导致大多数毕业生的知识能力等难以较快适应行业的工作要求和技术环境
很多高职高专的计算机应用类专业多选用通用的相关教材,甚至选用本科院校的教材。由于通用教材考虑的是理沦的系统性和知识的完整性,而缺少与行业的关联性,没有考虑侧重点,缺乏职业行业针对性
由于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尽管一些院校对课程的考核方式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课程考试方式仍然较为传统,考核内容更注重考查学生对理沦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涉及的较少。上述考核方式和社会对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技术人才的需求不相吻合,目前社会急需的是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计算机应用型人才,而我们培养的学生弱的就是动手能力,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困难。
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快,知识更新换代迅速,高职高专院校的计算机应用类专业教师既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但目前很多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应用类专业中高职称和双师型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教师缺乏或无行业从业经验,动手能力欠缺,难以满足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教学需要。
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偏差,一边是用人单位或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另一边是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其原因是大多数毕业生不能较快适应单位或企业的工作要求和技术环境,快则需要两三个月,慢则需要半年到一年的培训或适应期,而单位或企业一般又不乐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经费来培训。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近几年计算机应用类专业毕业生大巾副曾加:其次,学生就业的心理预期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偏差:再次,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学生在校期间所学技能与行业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制约了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发展,既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又满足不了社会的人才需求。要改变这种现状,应从课程设置、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实践。
课程体系是专业建设的核心,高职高专的课程体系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突出应用特色,开设应用性强、实用价值高、就业去向明确的实用课程:要以职业岗位需求为依据,深入了解计算机应用类专业适应的职业岗位群,研究岗位所需的基本理沦、基本技术和工作规范,明确各岗位所需的岗位能力,根据岗位能力和院校自身目前的师资和设施优势确定课程结构,选定合适的岗位群,确定几个职业方向,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
当然,课程体系设置也要跟进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建立动态课程体系,适时更新和调整课程体系及课程内容
计算机应用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其实践环节的设置和实施是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实践教学环节是实现高职高专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各职业方向所需人才培养的需要,构建与理沦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做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
计算机应用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六个阶段:课堂上机练习或实验、课程综合实训、实习、毕业设计(或毕业沦文)、社会实践和顶岗实习在这六个阶段中,都要进行精心规划和安排,构建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高职高专院校应造就一支实践能力强、具有行业企业经历的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并形成相应的专兼职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性人才。一方面,聘请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企业技术骨干,承担教学实习或生产实习的指导和考核工作,以实现学校教育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与合作;另一方面,面向社会招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同时,送培现有教师,选送具有某个主攻职业方向的教师进行培训,侮位专任教师至少主攻一个职业方向,精通该方向的主要技术、发展方向和应用情况,努力成为计算机应用技术某一职业方向的行家、专家或能手。加强校企合作,接收企业“订单”式联合培养计算机应用类专业人才。通过合作,也能更好地了解各行业对计算机应用类专业人才的需求。
根据行业特点,结合行业要求或行业实际工作流程、工作项目编写适合职业特点的特色教材和实验手册。教师在教学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教学特色,编写自己的特色讲义或教材。
考核方式可采取多种形式,突出针对性和应用性特点,不只限于笔试,可采取机试、设计、参与科研等多种形式另外,课堂评价也是重要方式之一,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观察和记录学生的表现,或通过面试、作业、项目调查、上机实验和课程设计等方式考察和评价学生考试形式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
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专业建设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提升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现状,给出了一些专业改革的粗浅看法和建议,以期促进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建设和改革、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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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理会计在企业应用中存在着理论体系不完善、信息利用不充分、核算手段滞后、管理人员不够重视、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应该加快理论体系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强化企业领导的管理会计意识、鼓励中小企业利用网络收集管理会计所需的信息、通过网络大力推进大型企业管理会计的国际化进程等措施加以解决。
关键词:管理会计企业应用不足策略
0引言
管理会计在我国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它在我国形成和发展的时间不长,理论体系不健全和我国的财务人员素质比较低等原因,使它在企业中的应用还是不尽人意,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会计在企业应用中的不足
1.1理论体系不完善理论上尚未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管理会计体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的理论创新未能跟上经济环境发展的步伐。我国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联系我国实际的系统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首先,有关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专著较少,而且研究领域狭隘、信息滞后;管理会计理论研究队伍薄弱,缺乏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人员。其次,现有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操作性差,没有创新能力;对我国已有的管理会计应用的经验也未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进行案例总结。这使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际脱节,应用不广泛、不深入。我国虽引进了一些新的管理会计内容,但在我国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却很少应用到这些内容。即便一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的个别环节应用了管理会计,其运用的知识也流于表面。从而导致我国的管理会计体系不健全。
1.2信息利用不充分企业未能利用管理会计向管理部门提供的有价值的财务信息,没有利用管理会计向管理当局提供的用于企业内部计划、评价、控制以及确保企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经营责任的履行所需的财务信息,而只是对财务信息的深加工和再利用。
1.3核算手段滞后我国一部分企业至今仍用手工记账,虽然大型企业和部分合资企业以及金融系统引用了电算化软件。但多处于事后记账的初级水平,没有事前预测、事中控制的能力。而且现阶段企业引用的电算化软件大多是适用于财务会计体系的,而用于管理会计的软件系统目前还很少见。
1.4管理人员不够重视我国企业的决策者一般对管理会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管理会计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企业财会人员观念陈旧,管理会计知识浅薄、应用水平不高。有资料表明,即便是大中型企业,有大专文化水平以上的会计人员仅有20%左右。多数企业的财会人员对日常财务资料的处理仅限于事后记账,且分析能力差,很难将有效信息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去。
1.5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缺少健全的规章制度和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并且把精力主要集中在财务会计日常工作的简单循环上,很少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高度去研究和重用管理会计,未能将管理会计的职能和工作内容独立于财务会计,从而影响了管理会计工作的开展。
2影响管理会计在企业中应用的原因
2.1体制因素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仍然有一部分企业没有完整的、独立的投资决策权,很容易使管理会计给企业经营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的作用大打折扣,致使经营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更重视行政因素和社会影响因素而忽略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造成了管理会计在企业中不能普遍应用。
2.2会计人员因素我国现阶段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比较低,使得他们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实践管理会计。同时,由于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水准不高,在会计披露上弄虚作假,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严重。这些因素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普遍应用。
2.3理论因素传统的管理会计只注重对大批量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成本都趋于稳定的产品的研究,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管理会计不仅要重视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和业务信息,还应重视企业外部的市场信息,否则企业很难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做出正确的评价与决策。
2.4管理会计电算化因素首先,现阶段我国管理会计的应用软件开发相对滞后,使得企业对财务会计等信息的分析处理和再利用程度降低,这就阻碍了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和推广。其次,会计电算化人员素质偏低。我国企事业单位会计电算化人员素质偏低,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主要表现:一方面是会计人员的会计、财务知识不系统、不深厚、更新慢,只能对日常的会计核算进行处理,但对如何提高会计管理水平则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会计人员的计算机知识十分薄弱,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财会人员接受电子计算机培训,但只懂得怎样去使用计算机,谈不上对计算机进行维护、开发和利用。
3应用策略
要加强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推动管理会计的发展,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3.1加快理论体系建设必须处理好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健全和完善管理会计理论的重要前提。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两者研究的领域都是企业的价值流向,显然,两者的价值流向是不一样的,财务会计的对象是以前的价值流动,而管理会计的对象是未来的价值流动。管理会计来源于财务会计,两者相互支持、协调工作,各自发挥自身不同的功能,共同为企业决策部门服务。但是从工作分工上讲,财务会计通过信息系统将相关财务会计信息提供给企业外部的信息使用者,服务于社会各相关方面;而管理会计则通过信息系统所产生的相关管理信息,提供给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者、执行者,在企业经营决策与经营管理中发挥着直接重要的作用。因此,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由于管理会计是从企业本身管理的需要出发,为企业管理者正确地进行最优管理决策提供主要依据,所以管理会计必须有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大量补充微积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技术方法,不断融合到管理会计的概念体系中去,不断使之完善;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管理会计研究组织,使之规范化;还可以大量出版发行管理会计书刊,在高等院校扩大管理会计教学领域,组织面向全社会的管理会计资格考试认证等等,使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需要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一个由理论研究者、实务应用者、企业决策者、高等教育人士和研究人员共同推进和发展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潮流,营造出中国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3.2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会计教育发展迅速,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现有会计人员中非会计专业转行的以及没有接受过会计专业教育的人员仍有相当多,并且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会计专业毕业生所学的管理会计内容也比较简单。另外,管理会计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更新,应该继续加强管理会计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继续严格坚持会计职称考试制度,切实抓好会计人员的后续职业教育,有必要在条件成熟时推行管理会计证书制度,这将有助于管理会计应用范围的扩大和应用水平的提高。
3.3强化企业领导的管理会计意识培养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管理会计知识和素质更为重要,否则他们将不会全面考虑会计人员在预测、决策、规划、控制中的作用。因此,培养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管理会计意识已经成为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当务之急。
3.4鼓励中小企业利用网络收集管理会计所需的信息目前,我国有中小型企业800万家左右,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多数中小企业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手段落后,难以开展管理会计工作。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经济的信息化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新经济的形成。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蒙代尔教授说:“由于以信息平等共享为特征的新经济的出现,给那些贫困、偏远、被抛弃在高速经济增长之外的国家带来飞越的机会”。在新经济下,网络系统以低廉成本提供了市场的、经济的、科技的、管理的各类信息,这对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相对偏远、后进地区的企业的管理者与财会人员来说是绝对需要的。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鼓励和推动中小企业利用计算机网络收集信息,督促企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逐步把管理会计工作开展起来。
3.5通过网络大力推进大型企业管理会计的国际化进程管理国际化使企业结构处于分布化与网络状态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能调动各类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成为自主创新主体。企业可以建立内联网和大型数据库系统,使母公司和子公司、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分享信息,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企业管理决策的效率。由于企业决策是由各部门如管理会计、设计、制造等部门的人员参与制定,因而可以充分调动企业各层次、各类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水平。在企业内部,网络成了企业生产、营销、服务、购物、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及企业内部人事、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物资、档案、资料管理等各环节,以及与子公司、合作伙伴、代理商等联系的主要媒体与实施场所,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实行企业管理一体化。例如,企业的产品设计,不但有管理会计师、设计者、制造者参与,各地的顾客也可通过网络参与,设计出自己所需的功能、结构、外型的产品,这就是所谓的一对一营销和定制营销。在产品销售中,企业通过网络可与供销商保持实时的密切联系,不仅能实现成品的零库存、原材料接近于零库存,增加时效性,而且降低库存成本。在产品运输中,对数码产品如音乐信息等,可在网上直接完成运输,从而降低运输成本。在网上还可以实现国际电子商务,即无纸贸易。它具有迅速、高效、精确、低成本等特点,有改善企业管理、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提高国内外竞争力的作用。贸易方式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管理会计人员可以通过网络收集到国内外有关市场的、经济的、金融的、技术的、管理的、物流的、人才的各类信息,并将整理分析过的信息供企业领导与管理人员以及本人工作使用;还可以在网上了解企业各部门(包括子公司)、各岗位的人员或单位实施、完成企业有关生产、库存、销售的数量指标与各项技术指标情况,并进行实时监督,以保障企业规则、任务、指标的完成。从而,促进管理会计国际化的发展。
4结论
在我国,要促进管理会计的快速发展,必须营造良好的环境,要在一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里推行先进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并且加以应用。企业在实施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时,应该与我国的国情相符合,并融合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另外,会计工作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脚踏实地的工作,这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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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关键词】儒学/教化/文化意识/现实载体/民间儒学/文脉/血脉/顺取逆守
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都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反传统的状况中。余英时先生在一篇题为《现代儒学的困境》(1988年)的文章里,对现代儒学的境况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儒学在现代已经魂不附体,失去其寄身之所而成了一个“游魂”。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也提出他的“博物馆说”,认为儒学已经进入历史,仅仅是一种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正因为它已成为陈列品,才能保存下来。这两个说法,当时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学者都对儒学的现代命运持一种悲观的态度。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了解这一点。第一个例子,北大的张颐武教授提出一个说法:对传播中国文化来讲,一万个孔子比不上一个章子怡。此话一出,立即引发了激烈的网络争论,而绝大多数人对之持批评态度。当然,张教授的说法有其自身的语境,我们不去评说。但这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样一个形象或人格标志,开始表示认同。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代表其文化价值的标志。但是,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却把两千多年自身文化的这一人格标志打倒并踩在脚下。这一争论表明,中国人已开始回归对孔子这一文化人格标志的认同。另一个例子是“于丹热”。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近几年,包括儒学在内的古典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术明星。不同类型的明星,代表不同时代的精神取向。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明星。比如,抗战时期的明星就是抗日民族英雄。“”时期的明星,是像王洪文一类的造反派。在我们这个人欲横流、物质享受至上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明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现象。它说明,经过一百年的思考,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已经开始觉醒。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过去有关儒学在现代命运的定位,比如“游魂”说、“博物馆”说这样的结论作一种新的反省。
应该说,余英时和列文森的说法,描述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但是,其对此现实所以产生之因缘的分析却未见正确。为什么把儒学比作“游魂”?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分析: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其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儒学。传统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政教合一、政教不分的状况,这样,儒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制度因此成为儒学在现实中的载体。儒学不是宗教。传统政治制度的解体,使儒学失去了它的寄身之所而成为一种无体的“游魂”。西方宗教的状况便与此不同。西方中世纪也有过宗教干预现实、政教不分的情况。近代以来,政教逐渐分离,宗教回归社会,成为一种社会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事务。政教分离以后,宗教保有教会的系统作为自身运行的体制,所以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但我们从近年来儒学研究状况的发展变化,可以对儒学的现实意义有新的认识。近年来,民间儒学有兴起的趋势,比如各地书院、精舍、讲堂、义塾、会讲、读经等民间学术组织和活动逐渐兴起,大学里的一些儒学研究也逐渐具有了民间的性质。这样民间性质的儒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可见,儒学精神并没有完全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影响力!为什么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在短期内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儒学活动一呼百应,在民间会这么快兴起?我的理解是,儒学的根源在民间,核心在教化,它的载体不仅是制度。教化的实行,使儒学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
从历史上讲,文化生命的存在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创造。这个创造,我概括为两条线:第一条线是“文脉”,每个时代,人们都在不断进行学术、理论的创造。例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儒学,都在创造性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按现代新儒家的说法,叫做“返本开新”。另一条线是“血脉”。血脉表现为社会生活、个体精神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表现在社会中“以身体道”的阶层或群体的存在及其教化的作用。传统就是一个活的不断创造的过程。有了这样一个创造的过程,儒学才能真正契合于世道人心从而引领社会生活的方向。
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历史上儒家很重视礼乐的系统和教化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礼乐系统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样式”。任何教化的理念本身都不仅是一种理论,而是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把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实际活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命成就。比如西方人结婚去教堂,与中国人传统家族性的婚礼,拜天地,拜高堂等,其中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再比如过去在农村,堂屋里要供上天地君亲师一类牌位。这种文化意义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礼仪形式汇入我们的精神生命中的。但是,孝道和这些仪式““””以后都被当作“封建”的东西连根挖掉。中国原有的生活样式在上个世纪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样传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和生命连续性。中国文化在这个层面上发生了断裂,以至于儒学在当代被定位为无体的“游魂”和“博物馆的陈列品”。我们不否认制度作为儒学载体的意义,但儒学的载体不仅仅是制度。西方在近代政教分离后,宗教作为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事务,有独立的空间,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关键是因为它有许多信众,可以影响到民众生活。如果信众少,即使有宗教的组织在,也不会成为文化的载体。所以宗教也好,学术也好,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民心,影响生活。所以一种文化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
中国传统的教化是政教合一的,但这政教合一的基础也是在民间。在先秦,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传统,其影响开始当然是在民间。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逐渐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学始由私学转变为官学。此后的儒学,成为靠意识形态强力推行的东西,逐渐趋于形式化、固定化、教条化,其教化的作用由此亦被弱化了。不过,儒学在成为官方学术后并没有失去其民间性的基础,民间学术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成为消解官方学术意识形态化之僵硬性的一种力量。胡瑗是宋初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民间讲学,学生数千人,后来在朝做官的有几十人,这使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当时的学风产生很大影响。朱子的《四书集注》元代以后成了官方的教典,统治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六百年之久。但开始时他的学术也不是官方学说,甚至一度被打成“伪学”,但他自信其学说的正确性,冒着杀头的危险,照样讲学。当时的学者就有这种自由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在民间,民间学术的特点就是“自由”:自由的讲学,自由的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的选择。一种学术和文化,只有具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教化的作用。
以前国内哲学界流行一个很不好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说。“内化”的意思,就是把外面的东西“化”到个体生命里面来。这个观念大概来源于列宁。列宁有两句著名的话:“先进的思想只能靠灌输”;“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就会变成逻辑的格”。从哲学上说,人的价值观念的挺立要靠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外面强加进来的东西。教化的根据在人性。外在的灌输可能使人形成一种习惯,但不合乎人性的单纯外在的灌输,会造成人格的两面化或多面化。“”时有两句话很流行:“把最高指示落实到行动上,融化在血液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这种方式,不可能挺立起内在的价值信念,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合理的价值秩序。我们现在强调建立正确的荣辱观,这很必要。人要知荣辱,有羞耻心。孔子讲“知耻而后勇”,孟子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孔孟讲“知耻”,却并不教人什么是“耻”。人都有羞恶之心,羞于做坏事,这是“四端”之一,它根源于人的本性。人反躬内求,良知发现,把这良知本心挺立起来,由它来做决断,无须外在的权威告诉什么是“耻”。人内在的良知显现并挺立起来,自己一念发动处,自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凡事便能“是而是之,非而非之”,随感而应,恰到好处。这是听凭良知、良心的一种自由选择和决断,不是由外面“化”进来的东西。我们多年来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失误,就根源于这种哲学上的“内化”观念。不是让人反躬内求,依据自己的良知、理性自作抉择,而是根据外在的标准去做判断。民间学术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通过这种自由的讲学、讨论、思考和价值上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把价值基础挺立起来。这种思想、学术和价值才具有教化的作用。把内在的价值基础挺立起来,人整个的存在,由内到外都会发生一种转变或变化,这就是教化。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没有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这个判断。儒学在历史上有过对制度的依存关系,但儒学教化的根本不在制度。现在看来,传统的断裂和儒学的花果飘零,原因在于我们长时期的反传统,以及社会生活、文化学术长期彻底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一方面造成文化“血脉”断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脉”的枯竭,文化缺失了它的原创力,而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并且缺乏真实性的历史“知识”。我们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我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坚持的东西”。很多美国人都反对打伊拉克,但一旦决定下来要打,大家都支持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要坚持。但关键是必须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学术分开。文化、学术的建设,重在自由的选择和文化生命的历史连续,而不能靠强力的推行和外在的灌输。一个民族要把它内在的价值挺立起来,真正建立起至善的超越基础,就须把两者区分开来。二者的关系是分则两立,合则两伤。
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就表明了这一点。儒学本来没有死,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把儒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建起来,儒学之“魂”乃能附其“体”;同时,中国文化亦才能有其“魂”,从而真正实现它的现代转化。
二、儒学的教化观念
现代中国大学是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来划分学科的。上世纪初以来,我们基本上把儒学纳入到哲学的框架中来研究。其实,儒学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
什么是教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人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自然状态,要从中走出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人的自然的方面,“文”则是其文化、文明的方面。文质彬彬,即自然和文明两方面要结合得很好。质的方面偏胜,就过于朴野;文的方面偏胜,则会琐屑空疏。一定要文质彬彬,把自然的状态加以升华,在文明的层面复返归于自然,才能达到人格的完成(君子)。这就是一种教化。孟子则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也讲复归于自然,复归于婴儿,但这复归,不是“回到”自然状态,而是把婴儿的状态在文明的层面加以敞开,并保持住这份婴儿般的纯真。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这样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这就是教化。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涵义。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提出两个概念:“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从主流来讲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其关注点是基于认知的建构活动,通过认知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普遍的公度性”。“教化的哲学”在西方是非主流的,它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罗蒂所谓“教化”,强调了一种“转变”的观念。
把黑格尔和罗蒂这两种“教化”的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儒学教化观念的内涵。罗蒂强调“教化”之引发人的精神生活变化和转变的意义;但其所谓教化的旨趣,则着重在通过继续不断的谈话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而非“发现客观真理”。他所倡导的,是一种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黑格尔承认有一个普遍性的本体,他的教化观念,着重于人的存在的普遍化。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儒家的教化思想,但却往往仅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因而主张把儒家建设为一种现代宗教乃至国教。我认为这有失偏颇。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可以说概括了儒家整个教化思想的系统:“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我们就用这六句话做纲维来讨论儒家的教化观念。“可欲之谓善”,讲善的根源之所在。后面五句,实质都与这一句相关,都是讲“化”的过程和结构,也就是内和外统一的问题。
第一句“可欲之谓善”,讲善的根源问题。善的根源、本体在哪里?西方人讲善的本原在上帝,而“凡有血气之属”,不能靠自己的行义而使其行为有肯定性的价值。儒学的观念与此不同。在儒家看来,善固然出自于天,但同时亦内在于人。
讲“可欲之谓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欲”两字。今人望文生义,认为这句是讲可欲望的东西就是善。食色名利皆可欲望,但这显然不是儒家所讲的“善”。
在夏商周三代的观念中,善的本原是在上帝。《尚书》有两句话,一句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人要行德以求天降下大命;一句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只降福给有德的人。人行德,目的是求功利。就是说,善原白天或上帝,人则是一种功利性的存在。这是孔子以前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在孔子这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他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这几句话,表现了孔子对人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在这里孔子指出,行仁,是人唯一可凭自己的意志决断和力量,而非借助于外力所能决定的事情。借用今日哲学家的话说,这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而“命”,或人的功利性的结果,其实现,却受制于种种外在的条件,而不能由人来决定。由此,行仁行义,乃是人的天职。以后,孟子对这一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得出了“性善”的结论。
孟子用“性、命”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道理。《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一般说来,人的耳目口腹之欲和仁义礼智圣诸德,都是“性”,同时亦是“命”。但为什么君子只把仁义礼智圣称为“性”,而不称它为“命”;只把口腹耳目之欲的满足称为“命”,而不称它为性?孟子区分“性、命”的标准,与孔子是完全一致的。《孟子·尽心上》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仁义礼智圣,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求在我者”,即主动权、选择权、决定权在我。所以称之为“性”,而不称之为“命”。而耳目口腹之欲的满足等功利性要求,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其决定权不在我,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者”。所以称之为“命”,而不称之为“性”。
这和孔子对人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内涵,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本性。用今天哲学的话语讲,仁义礼智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康德讲人有自由意志,使人能够打破自然律的链条。举例来说,你踢狗一脚,它跑了,但给它根骨头它还会回来。但人不食嗟来之食,一个乞丐为了尊严宁肯饿死。《孟子·告子上》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饿了必须吃,这是自然律。狗所遵从的就是自然律。人有能力打破自然律的链条,这就是人的自由决断。这个自由决断是人唯一可以不靠外在力量而自身具备的,这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自由意志在康德是理论上的假设,但在儒家是存在性的事实。仁义是人凭自力可求或可欲的东西,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这个“可欲之谓善”当然来源于天,但同时亦内在于人,为人性所本有。
“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下面五句讲的就是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内和外两个方面。“有诸己”,指善的本体的实有诸己。人要返归本心,发现良知。但这还不够,还要有一种保任的工夫。这个保任的工夫,就是通过实践的活动推动人的内在精神和肉体实存的转变,使之达于精纯。孟子论性之实现,提出“践形”之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践形”是由内到外,包括情感、气质在内的一系列的实存的转化。孟子又讲:“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瞭”就是清澈透明,“眊”就是不明,糊里巴涂。内在的德性,会表现在形体面貌上,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其表现尤为清楚明白。“践”是实现的意思。本体挺立起来,会引起和推动人的情感和肉身实存产生转变,使之不断地趋于精纯。这也就是古人所说学问之道在于“变化气质”。做学问不仅是知识的问题,一定要有工夫。儒家讲心性论,它的本体是对应工夫来讲的,这与西方哲学以实体对应属性(或本体对现象)那种认知论的讲法完全不同。通过工夫来实现、拥有和显现本体;本体推动人的存在发生转化,然后在这转化了的存在上把自身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教化。
人格的完成不仅是一种内在性,“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其外显的一面。《孟子·尽心上》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都是讲这个“化”最终要落实为一种移风易俗,德风德草的社会教化。比如,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温马上到灾区,慰问灾民,指挥救灾,一下把整个国家的人气都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唯至诚为能化”,或“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大而化之之谓圣”。
什么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能够形成良性社会氛围的一种感化感通的作用。孔子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又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过去我们认为这个讲法是愚民政策,其实不是。“由”是自由,老子也讲:“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意思是,最好的治道,是顺乎人性人情之自然,由此形成良性的社会氛围,如春风化雨,百姓自然向善,用不着每天谆谆教导。所以儒家讲“由之”。孟子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已没有外在的必须服从规矩的痕迹,完全是自由的行为,这才是“化”。
儒家的这个“化”,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样式,择其大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是经典的传习。孔子讲:“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六艺之教,着重的都不是知识,而是身心的教养。任何一个社会、文化都有它的经典,经典要经常诵读,而不光是研究,我们过去就有诵读经典的传统。近年民间出现少儿读经的活动,有人对此产生疑虑,担心少儿诵读经典,老早就背诵那些“教条”,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我曾用“开窍”这个词来概括经典诵读的作用。孩子从小诵习经典,或到教堂里唱圣诗,听布道,在他的生命里会有一种东西种下来,等他后来遇到现实的问题,经历具体的事情时,就可能会突然明白,啊,原来人生的道理是这样!经典就起到这样一种“开窍”的作用。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行,从小没有经受传统的熏陶。我现在研究儒家,是到了大学以后才开始读书,自己体悟一点东西,但根基不行,缺乏传统的教养和文化的氛围,这就不行。老一辈的人就不是这样,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很多经典都能成诵。他讲他的老师,当代大儒马一浮先生,通读《四库全书》,诗词、书法等方面都自成一家,甚至能诊病开药方,不仅如此,还通七门外国语,更是很了不起。他们是从小就读、背诵这些经典。从《三松堂自序》里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有家学,父亲是前清进士,当过知县,爷爷是诗人,出过诗集。冯先生说自己小时就会背四书五经,但是当时并不懂,等到了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才开始去理解。这就像牛吃草一样,先吃进去,然后慢慢反刍。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他们是被中华传统的文化所化之人,从里到外都已经熟透了。就像我们吃烤鸡,速成的就不好吃,因为它皮焦里生。老一辈学人是从文化传统里面熏陶出来的,里外都透了,这才香啊!
第二点就是礼乐教化。礼是社会生活的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同时,它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能够对人的教养和良性社会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是“民可使由之”的道理。孔子很注重礼乐文化的重建及其历史连续性。他所生活的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曾到夏、商之后的封国杞国和宋国去考察礼制。考察的内容包括“文”和“献”两方面。文就是现在讲的文献或经典,献者,贤也,指那些前朝的遗老,作为那个文化载体的贤人。文化不仅是一种抽象理论性的东西,而是通过一定的生活样式渗透在人的行为里,体现在一定的以身体道的群体中,它才具有活的生命意义,具有教化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儒家的礼乐教化和一般的宗教仪轨的作用不同。宗教的仪轨一方面具有某种排他性,同时它在信众群体上亦有局限性。但是儒家所据以行其教化的礼乐系统,是社会本来就有,并且普泛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的东西。《仪礼》中讲到八种礼: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古人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以说,在孔子之前,这个礼的系统,已普泛地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学因任这些本有的社会生活样式,既强调礼制的历史连续性,又主张因应社会的发展,对这些礼仪加以适当变通和重建,以切合特定时代的要求。儒家也并不否定巫史之事等民间信仰对民众生活的作用,它用“神道设教”的方法来升华和调适民众生活。孔子“百占而七十当”,可见他也精通卜筮之事,但他说,我与“巫史同途而殊归”,他所追求的是“德义”而不是巫蛊小道。民间信仰多有功利的性质,也有迁善改过的影响,但须引导和升华。要引导民间信仰、民众生活,就要有一套与之相契合的教化的理念,这样才能提升点化它,使之不至于陷入巫蛊小道。如果完全把民间的生活样式和信仰都打成封建迷信,打击它,它反倒会转入地下,变成一种黑暗和惰性的力量。儒家的“神道设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方式。
第三个方面就是重视家庭教育,女性妇德。儒家文化就特别强调孝道。比如《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戴札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孝是人最自然真挚的情感。当然不是局限在孝,而要推广开来,所以孟子讲“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孝能够推扩到天下,有一种普遍的价值。儒家主张,通过敬天法祖的路径建立起人我、人物、天人一体之超越的基础。过去儒家道德教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教育。所以要特别重视妇德。妇女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任,相夫教子,对社会教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三、儒学的未来发展
儒学未来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文化的发展常常受到功利因素的制约,这与文化的存在方式有关。文化普遍渗透在社会人生方方面面,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而非独立存在的刚性的实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做出划分,比如可以从地域性角度,说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欧洲文化、美洲文化;从民族来区分,说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可以从行业上分,说有大学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等。所以文化是渗透在各方面,无处不在。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说法,文化是一种“添加价值”,其本身没有独立的领域,但却渗透在人类各个实存的领域,构成为一种“软性的力量”。这样,人们在看文化时,往往是见物不见人,只看到实际的功效,从功效上评价文化的好坏。比如,西方社会近三百多年来发展得很好,于是大家就找原因说,是不是清教在起作用?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大家又说是“儒教文化圈”在起作用。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濒临危亡,所以大家就认为是儒家文化罪该万死。其实,文化与现实、与经济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按这种因果性追问的方式来判断一种文化的价值,是一个理论的误区,但它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思考的定势。
一种文化的命运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也可以说有一种“天命”在。黑格尔讲,世界的精神总要由某个特定的民族来承担。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占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总是由某种地方性和民族性价值的普遍化而来。既然如此,它也就必然地带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特定指向,因此亦不免带有某种偏向。当这种特殊的偏向被推致极端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文化价值的根本转向。现在世界的精神方向是由美国来承担和带领的,这个方向已经显出了一些弊端。最根本的弊端就是其文化观念上的极端消费性,它带给我们一种穷奢极欲、消费至上的生活理念。现在我们评判社会发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经济指标。而经济要发展,就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也就是要刺激、开发人的欲望。人的生命由我们这个五尺之躯来承载,欲望的开发,需求的开发有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不但在寅吃卯粮,预支周围的资源,而且在透支我们的生命。人类已经乘上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死亡列车”。这死亡列车不会自动停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文化价值的转向,需要有另外一个文化去调节这个世界的价值方向。我觉得,这个文化价值观念的调节,中国儒家“中和”观念最好。但是现在还不行。从我们前述文化发展的功利性因素制约这个道理来看,这个价值的转向不可能自然发生。汉代人讲政治,提出一个“逆取而顺守之”的途径,就是靠武力打下天下,然后靠仁义来治理。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说法,但对文化的发展而言,这个命题要反过来讲,就是要“顺取而逆守之”。就是先顺着现有的方向走,经济要先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会按照前述因果追问的定势,感到儒家很了不起,有好的东西,逐渐发生价值观念逆转。这就叫“顺取而逆守之”。
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以为其中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或“天命”在。首先,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由封建帝国转变到现代国家的过程,并未出现这一过程通常所伴随的民族分裂。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蒋介石维持了二十多年,然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人说没有站起来,但我认为毛泽东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不容小视。在那个时代,只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不世出的铁腕人物才能将中国统一起来。蒋介石那个时代也没有真正达到统一。中国由封建帝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能够保持了统一,很不简单。孙中山、毛泽东都功不可没。但是到了“”时期,强力的手段被推到极端,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又有邓小平出来。他的年龄比毛泽东小十一岁,寿命又比毛泽东长十年,有整整二十一年的时间来开辟一番新天地,使中国在经济和国力上强大起来。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邓小平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我想恐怕这一点很难实现。所以邓小平出来,开出一个新方向,这也有它的某种必然性,或者叫做“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了不起!从这几步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国家的统一是前提,经济的复兴是基础,现在中国人主体文化意识苏醒,中国文化的发展在逐渐端正自己的方向。这之中,我觉得有一个必然性或“天命”在。
我说“顺取而逆守之”,还要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儒学的主体性重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方面,是理论形态的重建。历史上每个时代儒学的发展,都要有理论系统的重建。现在我们这一套研究方式恐怕还要有所改变。我们现在的研究方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知识,把儒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识,于是考证之风大行。每个时代儒学的发展当然要有考据,有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每个时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比如董仲舒的学术,要回答汉武帝提出的,像三代受命、灾异之变、性命之情的形上根据这些天人之际的问题,注重的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现在我们比较注重清人讲的一套汉学,把汉学理解成只是考据、名物训诂之类的“饾饤之学”。当然,清代把学术完全变成考据之学有历史的原因。从学术分工上讲,要有人搞考据,儒学学者也不能完全脱离考据。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方面。现在,做学术论文,好像只有考证的才是学问,这就有偏颇,一定要有思想理论的创造意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批学者,在思想理论上很有创造力。后来,长时期只有领袖人物才能创造理论,研究哲学的只能叫哲学工作者。可以有法学家、经济学家,但是不敢提哲学家。这是不行的。但是思想理论的创造要与社会生活相关联,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重建儒学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我以为,当前研究方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脱离了联系,过去儒学长时间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事情,与社会生活没有关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化的观念,就和这一点有关。第三个方面,是要培养“以身体道”的群体。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这样一个群体,其职责就是使一民族的教化之道有一个实存性或现实化的显现。如国王、贵族、神职人员、民族英雄等,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肉身性表现。中国过去体道的责任在士大夫阶层。黑格尔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国王是理念的实体化、肉身化表现。他甚至曾把拿破仑看做是“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骑在马上的是一个实存的肉体,但所显现的则是精神。现在的中国社会,就缺乏这样一个体道的群体。这个道,这个民族的精神,没有一种活生生的实存的体现,这就是文化“血脉”的断裂。现在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很多设想。比如,杜维明教授提出,要培养一大批公众知识分子。张祥龙教授主张建立传统文化的生态保护区。我曾经设想把孔德成请回孔府,让“衍圣公”继续“衍”下去,当然他不能参政,只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存在。“以身体道”这个阶层未来是什么状况,我们不可预期,但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把它培养起来。
这样,我们把儒学当代形态的重建,即理论上、社会生活上的,也就是“文脉”和“血脉”这两个层面融汇起来,我想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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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财政政策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国家就开始推行农业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发展。虽然当时农业财政投入较少,但对于薄弱的农业经济还是起到了恢复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国家对农业采取了统购制度,所以农业财政投入也就相对减少。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的农村得到了国家较多的农业财政支持。现行的农业财政政策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财政政策涉及到农村农业生产的许多方面,覆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众多领域。随后,我国又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了促进农村改革的进程,农业财政政策也做出了适当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虽然对于农业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但农业农村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城市,为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2004年党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将农民增收作为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来抓。针对党中央的要求,我国农业财政政策重新做出有利于直接促进农民增收的调整。
几十年间,我国的农业财政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革,每一次的调整都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然,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农业财政政策的不断尝试已经在努力使这个问题尽量缩小。
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只有不断发现政策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和调整,才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的农业财政政策就是在不断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虽然目前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但它服务农业的宗旨几十年来一成不变。
虽然建国以来,我国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保持了总体不断提高的趋势,但和农业的贡献相比、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根据1950年到2000年的农业税收数据可知,50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贡献最大的区域是农村、贡献最大的产业是农业、贡献最大的群体是农民。然而农业财政的支持力度却相对小得多,综合支持量仅为2%。跟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1996年至1998年这三年的数据看,美国的对农业给予了9.5%的支持量,日本的农业综合支持量更是高达41%,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高达34%。同时,农业财政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也较低,并且还出现了下降趋势,1978年农业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43%,2000年又降到7.75%。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虽然在总量上有所提升,但不论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横向对比,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对比,所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都较低。我国的农业财政政策已经出现了不能适应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缺陷。
我国的农业财政政策中,关于农业财政支出的结构设置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合理性,致使农业财政投入的收益率不高。在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中,大约有60%的资金用于农口机关事业单位的日常运作及人员工资,只有不到40%用于了农业生产,但这40%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不够密切。由于对农业科技进步及教育的投资不够,农民的素质得不到及时提高,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农村的推广受到限制,就会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农业发展。
在我国现行的农业财政政策下,对农业的补贴主要集中在流通环节,实行农产品价格干预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对于农业生产者即农民来说实惠并不多,受益较多的反而是消费者。现在我国农业财政支出的30%左右用于粮价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其中的大部分直接补贴到流通环节,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还不到一半。因此,农业财政补贴方式存在不合理性,直接限制了农民增收。
根据我国农业财政政策存在的不足,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弥补,以保障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首先,应该提高农业财政投入资金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使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改善农业贡献率高而投入不足的现状。其次,压缩不必要的农业财政支出,比如将投向农口机关事业单位的费用转投到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农业技术培训与推广方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再次,改善农业补贴政策,将对农业的补贴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环节,或者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
正视农业财政政策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坚持农业财政政策直接服务农业发展的原则,将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增收作为政策的目标来对待,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当措施调整农业财政政策中不合理的成分,我国的农业财政政策很快就会将农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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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儒学人文思想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儒学人文思想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特点,更多地看到其强调人的群体性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面,却忽略了它维护和发展个体的理性及人格尊严的一面。实际上,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而今,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对于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此,本文试从政治哲学的视阈对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进行解读,并请教于方家。
如上所述,儒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自觉精神的强调,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其独到之处。固然,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并不断得到政治上的强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内容被异化为强制人们接受与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儒学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自由选择,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扭曲了儒学注重人文的哲学形象。但是,由于儒学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礼”、“孝悌”。更何况,儒学士大夫们不惜经受风险与磨难,在千锤百炼中极力寻求适合现世的儒学本身的发展途径与形式,这一过程实际又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解体。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传统儒学赖以存在与生长的社会土壤,其存在形态与社会地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此后,儒学则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改造与利用。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是为了从传统儒学遗产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资料,以重建人类新的精神文明。
特别应当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质,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蹈袭西方产业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质利益,因之导致了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个体原则空前突出。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动空间,但由此而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线,并以无情的竞争作为实现个体权力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联系纽带,其结果即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代欧洲“十分之六的人认为,就他们所经历的十多年的经验而言,人们很少愿意彼此帮助。这是人们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当他们同他人打交道时,从来都相当谨慎。”[2]125这种心态,正是植根于冷淡、紧张的现实人伦。相对于此,中国传统儒学偏重于道德人伦范围,即使是作为政治化儒学所倡导的带有封建性的“三纲五常”,也多少体现出对道德作用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视。儒学这种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导人体认自身的内在价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进而拒斥人的商品化。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毁俱毁。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小集团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个体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满足,那么,人类将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毁灭。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儒学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弘扬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积极有效地防止异化,克服异化,使人们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闭的樊篱,走向宽容、和谐,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现在乃至未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并不容乐观。现代文明的基本进路是征服与利用自然,它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这种原则虽然拒斥了对自然的宿命态度,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它同时也引发了对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间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种的灭绝等等。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使人类面临严重困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一种不停顿的杀戮生机勃勃事物的行为最终将导致全面性的破坏。”[3]121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天人之间的失衡,在今天确实使人类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为此,人类必须以理性的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做到既合理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又能够积极地保护和建设人类生存环境。
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觉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满为归宿,这种道德理性主义无疑有助于抑制对自然对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识,特别是宋明理学那种万物一体的天人观,确乎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超越了实际造成现代生存危机的狭隘的人类中心论。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区分与对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和佛教“一切皆空”、“无我”出世的虚幻主张,它坚持“尽性知天”、“生物成物”、“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强烈的宇宙意识、生态情感、人类责任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于合理地调整天人之间的平衡,同时又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人类文明是全人类自古以来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当今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仍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各异的多种宗教等等都会在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既表现出惊人相似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应该创造条件使不同文化展开对话,相互协调,以讨论发展一种“普世伦理”, “这种伦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种西方人的共同伦理,或非洲人的共同伦理,或亚洲人的共同伦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够的”[4]141-142。这是全人类的创新性文化活动,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是人类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生命呼唤,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所凸显出来的历史重任。历史在革新中运动,文化在创造中发展。中国儒学的优秀文化遗产,必然在参与解决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上,在人类智慧的创造与积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扬,因为它有浓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鲜明的道德伦理价值,易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将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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