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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香港女作家西西的成名之作,全文是一个女子的内心独白,以其自始至终的“我”的单一视角与意识流的叙事线索,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实,此前已有学者察觉到西西独特而细腻的叙事方式,但却未有人对《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做深入的叙事分析。因此,本文力图从叙事方面进行开拓,通过对《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人物形象展开细致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矛盾悖反,从而揭示“我”的不可靠叙事者身份,品味作者叙事手法的简洁与意味深长。
关键词: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西西 不可靠叙事者
香港女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以下简称《像》)是一部内心独白式小说。“我”是一名遗容化妆师,却从未向我的恋人“夏”明白告知。今天,他将要去“我”工作的地方参观,“我”的爱情在此时也被引向了一个未知点。整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全文充溢着“我”淡淡的忧伤,使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到“我”那可望不可即的爱情故事中去。然而,“我”的叙述者身份却是可疑的,我的叙述中处处潜藏着矛盾与空白。“我”企图交给读者一个爱情悲剧,而听者之意又是如何呢?
视角是“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视角的承担者通常有两类,一是叙述者,二是故事中的人物。而在《像》中,作者始终以“我”为叙述视角,由“我”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因此,在“我”身上,实现了叙述者与主人公的统一。我们知道,视角主要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外聚焦型与内聚焦型视角。非聚焦与外聚焦通常会呈现出叙述者与人物的分裂,而内聚焦则由于以某一人物的视角为出发点,叙述者与人物的界限通常难以分辨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像》就是这种典型的“我”的内聚焦。当然在内聚焦中,也可以进行视角的切换与转移,从而扩大叙述,但这篇小说却始终采用单一的“我”的视角,由此呈现出一种固定性内聚焦——即全文的叙述都是凭借“我”的感官去看、去观察、去呈现,自始至终浸润着“我”对事件的理解,使得被叙述的故事始终通过单一的“我”的意识现出。在这一视角的设定下,《像》在叙事上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1、主要叙述内容是“我”的意识流。因此所有的事件都经过“我”的视角的过滤,以“我”的意志为枢纽展开;2、“我”的视角主要是一个认知性视角,作者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知视角所能传达的对外部的感知,更多的是“我”对事件、对他人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
在把握了这篇文章的叙述视角后,我们来探究一下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声音与视角关联密切,却不能完全等同。比如在许多作品中,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却是叙述者的。所以,应该说“叙述声音来自叙述者,叙述者是陈述主体,它与视角一起构成叙述。”[1]这篇小说中,叙述声音来自“我”,“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成为了一个同叙述者;“我”同时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叙述者,虽然不同于某些外聚焦或者是不直接介入评论的全知视角那样地弱化叙述声音,“我”的叙述始终存在,但文本仍旧创造出了一种真实的幻觉——读者仿佛倾听一个女子内心的声音。因此,尽管“我”的自我意识很强,但这种自我意识并非是引导读者去揭示虚构,而是通过强化叙述创造一种“我”的意识流动的真实氛围。我们似乎面对着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与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弥漫着物质气息的当代都市,她的生活、经历是那么的真实。总之,《像》全篇采用“我”的第一人称的自知性视角,文中也不存在着一个高于“我”的叙述者,因此声音与视角基本吻合(尽管声音与视角的分裂在“我”的潜在意识中应该说是分裂的),从而创造了一种极强的真实性。但这看似和谐的叙述,实际上是通过强化“我”的主观性来引导读者用他者的眼光来探寻真相。
通过对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的分析,我们发现《像》是一篇很典型的意识流小说。那么,它是如何展开叙事的呢?首先,它采用的是心理空间的情节连接方式。小说以“我”的意识活动为支点,自由组接序列,因此在时间上跳跃错乱,由大量的闪回片段连接而成,这些零碎的情节是围绕人物意识不断地往复与拓展。其次,是情节冲突的内心化。不同于戏剧式情节从“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情节模式,在《像》中,冲突被淡化,由外部移至内心,大量的非动作式情节因素填充进来,正是这种内在冲突层层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最后,我们回到“作者的读者”的立场上,将自己从“我”的叙述中脱离出来,就会发现整篇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开放式情节结构。在其中,被叙述的事件并非一个整体或是真相,而是存在多重可能性。但如果你一味地沉溺于“我”的叙述,就可能被“我”的思绪所淹没。
同时,《像》作为一篇心理性小说,它所采用的“我”的视角不是单纯地用于通过人物内聚焦来展现事件,创造戏剧性感受,而是要表达“我”对事件的理解。因此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非叙事性话语。这些话语是公开的、直露的,但却不同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中叙述者的公开评论或是现代小说中叙述者跳出来揭露虚构的那种方式——其都旨在打破作品的真实性幻觉。在《像》中,这种公开的评论被隐蔽化了,它呈现出一种戏剧性评论——借“我”即主人公之口表述出来。主人公的认知性视角使“我”所叙述的话、表露的观点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真实,读者并不感到有叙述者的操控。总之,利用“我”的视角,将“我”的个人观念与事件相融合,从而实现了一种完全主观化的叙述。一方面,这种方式能使读者成为“我”的聆听者,他们相信“我”的存在,相信我的叙述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但作者的意图仅仅在此吗?只是想创造一个非常真实化的人物吗?或只是去讲述一个爱情悲剧吗?可以发现,在“我”的叙述中,其实蕴藏着相悖的种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我”所未察觉,并不经意间展示出来的。这个真实到偏执的“我”,其实在自己的叙述中潜藏了关于事件、关于真相、甚至是“我‘的内心深处的多可能的诠释。
以第一人称自知视点为叙述视角可以充分展现”我“的内心世界,创造出很强的真实性与模拟性。但作为一种固定性内聚焦,这个视角本身又具有很大的有限性。因为它只能展现“我”的内心却无法透视别人的情感活动。这种有限性限制了读者对小说世界的信息的获得。那种小说叙事的无所不知的优越性在这里失去了生命力。那么,是否不能洞悉一切对读者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小说叙事的独特魅力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缔结全文,且未进行视角切换,其意图就是利用单一人物视角的有限性凸显“我”的绝对化的主观意识。在《像》中,读者所能洞悉的只有“我”意识,所聆听的只有“我”的叙述,但对他人的内心却是一无所知。比如我认为“到了那个地方,一切就会明白了。夏就会知道他一直以为是我为他而洒的香水,其实不过是附在我身上的防腐剂的气味罢了;他也会知道,我常常穿素白的衣服,并不是因为我特意追求纯洁的表征,而是为了方便出入我工作的那个地方。附在我身上的一种奇异的药水气味,已经在我身上蚀骨了,我曾经用过种种方法都无法将它们祛除,直到后来,我终于放弃了努力,我甚至不再闻得到那股特殊的气息,夏对此却是一无所知的。”[2]这是来自“我”的主观化的灌输,甚至可能是“我”的纯粹的臆造,夏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呢?我们无从得知。同时,由于一切叙事都是在“我”的内心进行的,事件在连接上也是错杂跳跃的,许多事件,我们得知的只有那冰山一角,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空白。作者利用视角的有限性所创造出来的“我”与他人、“我”与夏、甚至“我”与自身的相悖将矛盾与未知的空白凸显出来,等待读者的发掘。
《像》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我”的叙述隐含着种种矛盾,读者完全可以在“我”的话语中读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事件。在“我”那悲观的、冷静的、自怨自艾的语气中,充满了对比与反讽的意味。这种对比与反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的悲观、冷静的语态就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在“我”的娓娓道来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悲哀却又冷静的感受,这使得“我”的叙述与“我”所谓的命运的悲剧完美地融合了。但其实这种语态最容易滋生反讽意味。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潜藏的种种矛盾——我对爱情的渴望与冷静的叙述;我对夏的期待与认命的悲观;我对自身的肯定与自卑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悲观的叙述语态仿佛成了一个面具,掩盖“我”充满渴望的内心世界,从而凸显出“我”的内心的强烈冲突。其次,我们从话语模式来探究。文中主要以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展开叙述,其中最多的是“我”的自白。自白是一种主观化倾向极强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加强叙述者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容易产生人物的自身的对立。而作者正是了利用了这点。此时,我们需要作为一个“作者的读者”而非“叙述读者”,才能发觉“我”的自身的对立。文中的另一种直接隐语是人物对话,对此,作者采用了一种戏剧式的还原。这对揭示反讽时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只能看到对话的内容,却无法探至人物内心。比方说在“我”与夏的对话中,存在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交流信息差。如
夏说: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答:替人化妆
夏说:啊,是化妆。但你的脸却是那么的朴素。[2]
可以说,在他们含混性的对话中处处都是能指与所指的不同,我与夏之间并非实现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我”与夏的交流所造成的,不容说是来自于“我”自身的矛盾。正因如此,“我”的叙述与事实真相在此处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最后,我们要通过非叙事性话语来发现歧义。我们知道,文中充斥着大量的“我”的主观评论,这些显在的评论具有特殊的分辨价值。第一,要分辨出修辞性评论的声音。这个角度要从作者来看。虽然“我”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但“我”仍旧是作者的产物,作者在对“我”的话语的编制上隐藏了某些倾向,在文中通过“我”的叙述以修辞性手法表现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比。例如,通过“我”口中的夏与“我”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处处是夏与“我”在能指与所指上的差异,使得故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潜在结局,而“我”与怡芬姑母的关系,则由于一种相似性被“我”以所谓的命运的方式连接起来,从而导致了“我”对自己爱情悲剧的认可。但对读者来说,这种现实与命运的相悖却产生了歧义。第二,则是含混性评论。体现在“我”在完成自我认知的过程中产生的反讽。“我”认为自己没有知识所以只能从事这一职业与“我”有很好的技能与收入的反讽,“我”认可的自卑、孤独、不会表达的自我与’我”所体现出的勇敢坚定的性格的反讽等。总之,通过这些潜在的矛盾与空白,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开放式情节,其中掩藏着主观与客观,叙述与现实,话语与潜意识的种种相悖。
我们之前已经探讨了《像》在叙述上的特点与其中隐藏的内在矛盾。那么要发觉“我”的不可靠叙述者的身份,还要在听完“我”的叙述后反推“我”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我”的形象具有两大特点:
1、心理性。在《像》中,西西透过一个单一的女性视角,始终用一种平静、细腻的笔触刻画着一个女子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展现出主人公“我”敏感、忧伤但又独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篇小说是一个女子的内心独白。全文以“我”的意识流构成全篇,重在透视、展现“我”的内心,而外在的形象描绘、情节冲突都被予以淡化。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像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一个形象生动,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我们也无法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她,因为小说展现的是“我”的内心,而无外人的渗入。总之,“我”是一个心理化的人物形象。作者希望读者探究的是在“我”边缘化的身份之下所隐藏的的坚强性格、女性意识与“我”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同时,由于他者眼光的零渗入,“我”这个人物也呈现出一种极强的主观性。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必须知道,主观性的人物形象不能依靠单纯的叙述去把握,必须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相对客观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阅读中,发现“我”的叙述与内心的渴望时常相悖。在这里,那些先在的关于人物的特性论、行动论、符号论仿佛都失效了,只有人物心理被抬升到至关注重要的位置。让我们感到,“我”不是一个可以被某些结构框架分解的人,而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身上充满着值得探寻的未知性。
2、人物是一个建构过程。我们之前已经说了这篇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无法被某些先在因素去概括、分析的人物,“我”是一个未定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我”被产生出来的那一刻,就在不断地进行着说话的“我”与话语中被表现的“我”的分裂。在《像》中,读者必须要从“我”的叙述与对“我”本身的分析这两方面去把握,在分裂中发现“我”的分歧,发觉“我”叙述中的不可靠因子,从而揭示出“我”的不可靠叙述者身份。其实,不光是“我”,小说中呈现出的其他人物也都具有这种不定性。比如夏和怡芬,因为“我”叙事视角的有限性,他们形象与性格,它们的真实内心都呈现出一种空白。可以说,正是这种模糊、暧昧的不确定意味,使故事衍生出多重发展的空间,也使小说的意味得以开拓。
有人说西西的小说荡涤了惯常思维定势所形成的谬见,让读者看到了“习见之权威话语的专断与独裁”,更让读者知悉了“那被惯势重压着的卑微角色为自己所进行的辩护,听闻了另一种声音对习见的冷峻棒喝。”[3]《像》这篇小说正是以一种看似简单却独特的方式——塑造“我”的不可靠叙述者身份来加深对生命的认识,强化对现代人的生存及其存在价值的追问。这种潜在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成了读者解读社会与自我,表象与真实的突破口。
总之,“我”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享受孤独,敏感哀怨,却又独立勇敢,坚持自我。在西西淡淡的忧愁中,在细腻的笔触下,却蕴含了对人生的无尽思考。而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尾,让读者在沉浸于文本的同时,不得不重新来审视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与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我想,作者我所想要给予我们的,也不是一个阐释的终点,而是对于文学、人生永恒的思考。
[1]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M],台湾,洪范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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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计算机在我国获得了广泛应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应用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计算机应用基础在现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本文深化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策略。
关键词:计算机应用;教学;改革
一、深化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计算机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工作的最基本的技能。但在高校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中学校、教师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不够重视,学时较少,教学模式和教学效果等方面都不尽如意,对于大学生计算机的应用能力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深化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对于推进高校发展,培养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重视度不高。学校、教师、学生普遍认为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一门公共课程,只要考试过关即可,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度不高。一方面教师认为对于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对于计算机的要求要求不高,只要上课随便讲讲就可以了,因此对学生的要求也不高,导致学生的学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积极性较低。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认为学习计算机只要学会上网聊天、浏览网页、看电视电影、玩游戏等娱乐活动,就是掌握了计算机的基本知识。也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在大学时已经掌握了计算机应用的基础知识,大学时没有必要再重复学习了,只要把自己的专业课学好就可以了。
(二)学生水平不一致,教学不能因材施教。在高校中,学生来自不同的地方,对于计算机基础的掌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反观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设置,还在使用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内容,这就导致了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对部分学生的吸引力不大。而基础较差的学生则无法掌握教师教授的内容。因此,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计划很难完成。
(三)讲授时间与实践操作时间分配不合理。随着信息网络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范围不断增加,知识点也越来越细,这就要求教师的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和扩充,计算机不断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要求我们不断的更新和扩充教学内容,但是高校中计算机应用基础的课时基本在50到70个之间,这样教师为了完成教学内容,会压缩学生的“上机”实践操作时间,这样就导致学生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点,但是无法“上机”练习,易造成“纸上谈兵”的现象。
(四)教学方式较为落后。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主要是采用教师操作计算机和投影仪的方式,教师将知识点一股脑的输入给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也较少,有的学生听的迷迷糊糊,但是又不敢打断老师。另外,教师先讲解知识点,等到下堂课才会组织学生“上机”操作,有时两堂课之间是一个星期有时甚至是两个星期,这样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已经很模糊了,这样就造成了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
(五)评价方式简单。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评价方式较为简单,大部分高校主要采用试卷和上机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计算机这种应用型的科目,试卷很难反应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上机考核系统存在一些局限性,也不能很好的评价学生的实际水平。
三、高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一)各方应加大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重视程度。目前,计算机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工作中最普遍的应用工具。高校作为系统教授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的单位,学校各方应当重视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一是合理安排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增加关于计算机应用的最基础、最先进、最实用的知识点,增加学生的“上机”时间。培养学生的实践按操作能力。二是作为教师,要对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做出合理的安排,保证学生既能掌握书本上的知识点,又具备熟练的操作能力。三是学生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重要性,保证出勤率,课下复习书本上的知识点,又注重去机房的实际操作。
(二)根据学生的层次,实施因材施教。高校中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对于计算机应用基础的掌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为了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学有所成”,高校应当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因材施教。一是在大学生入学时,组织关于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的考试,大概掌握学生对于计算机知识的了解情况。根据考核情况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班级,一个是拥有计算机基础的班级,另一个为较少具备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班级。学校根据不同的班级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实施因材施教,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到“新鲜、实用”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三)根据专业需求,安排教学内容。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的设计面十分广泛,教师不可能教授所有的知识点,学生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点,因此,为了保证学生掌握更多实用的内容,教师可以根据专业需求,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例如,土木建筑类专业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要设计施工方案,CAD软件的应用十分广泛,因此,在安排土木建筑专业学生的教学内容时,可以适当地偏重此方面的教学。而对于英语、法学等文科专业的学生,对于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具体要求可以适当降低。这样既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可以保证学生“学有所用”。
(四)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应当创新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高校可以将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搬到“机房”,采用“一堂课,一个案例”的方式,通过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讲解后,学生自己参见实践、研究案例的完成方案,这样可以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实践来带动整个教学内容,也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五)改革考核方式,采用无纸化考试。针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操作性强的特性,“纸质考试”无法体现学生学习的实际状况,为了保证考试能够真实地放映出教学的效果,高校在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中应采用“无纸化”考核方式,具体而言,高校研发专门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在线考试平台,实现在线考试和在线自测的功能,并附有题库。同时,为突出计算机应用基础的实践学习的重要,还要增加实验报告,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
四、结论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高校中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针对其存在的问题,高校应当高度重视,不断地改进教学理念、教学方式,重视计算机的应用性和实际操作性,保证学生能够学到更多、更实用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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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作为普及计算机应用技能的先决条件对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相较于计算机专业的教学,非专业计算机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正处于发展状态。本文将针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技能培养进行讨论,为非专业计算机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提出意见和建议,旨在为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人才贡献力量。
关键词: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
前言
互联网以飞快的速度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因此社会发展对计算机使用技能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因此,非计算机专业开始加强对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对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人才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国内高校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措施还不够完善,所以,广大计算机教育者必须对新时期赋予的对计算机教学的要求重新审视,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进行培养,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全面到来,适应现代化建设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一、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重要性分析
(一)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需要
20世纪中期以来,网络时代的全面到来,互联网经济的大幅度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全面渗透,对世界各国的人才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人才不仅要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必须将计算机应用于工作当中,将计算机应用技能作为一项工作基本技能存在于人才的知识储备库当中,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肩负经济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使命。数字化时代的全面到来结束了单纯性要求人才“术业有专攻”的时代,开始对人才的综合应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社会分工的各个角色都能够将计算机应用能力,市场应变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全方位能力系统有机整合,形成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综合型、应用型人才。所以高职教育中注重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是适应人类文明全面进步的要求,是适应网络时代全面发展的要求,是适应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前进的重要举措[1]。
(二)适应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进入数字化时,这次全球性的社会信息化改革浪潮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发起了挑战,要求教育事业应向新的高度迈进,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人才体系。社会信息化改革的人类文明发展现状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更加注重对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加大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全面落实素质教育方针[2]。因此,加强对非计算机大学生的计算机能应用能力的培养是适应人类文明发展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根据互联网经济时代对计算机应用提出的全新要求,我国高职教育在对高等人才的培养模式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对高等人才的培养已经开始注重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加大了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根据教学必须遵循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型现代化”的基本教育理念要求,就业市场竞争日新月异的发展,必须注重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以适应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
二、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现状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职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已经落实到高职教育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各高校已经把对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提到教学日程的高度加以重视,就目前状况分析,高职教育对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培养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但是,针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的能力培养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基于高职教育对非计算机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在认识上存在一定模糊性这一基本原因,各高校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的定位普遍较低,从而导致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系列问题,非专业计算机教育虽然已经成为高职教学的基础课程,但是课程体系以计算机理论、数据库相关知识、程序设计语言基础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为主,针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方面的课程体系不足,使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不能直接形成熟练的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使计算机成为研究本专业的重要工具,从而导致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不足,严重阻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进程[3]。
第二,由于在非专业计算机大学生的计算机教学课程上的缺陷,导致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在接受计算机教育过程中,理论学习比重过高,实际应用课程甚少,、不能够满足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对实践教学课程的需求,从而导致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对计算机的认识只停留在计算机基础的层面,不利于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形成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因此,目前对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上存在教学环境缺失的问题[4]。
第三,在高职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价,对受教者的学习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中,对非专业计算机学生针对计算机课程的评价体系依然处于初级的考核状态,此类低水平的评价机制直接导致非计算机大学生对计算机课程的学习处于被动的状态,从而导致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对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学习没有足够的思想保障和学习兴趣保证。所以,针对非专业计算机教育缺乏行之有效有效的评价体系。
三、加强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的策略
加强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水平是世界性、现代化建设、未来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所以高职教育必须针对如何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这一问题,以实际教育背景为出发点,根据目前实际教育情况做出对策,满足社会进步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一)教学内容科学化
课程设置是一切教育实施的出发点,是理论能力向实践能力转化的核心环节,所以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化,对教学实施的顺利进行、教学目的的顺利达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5]。若想高职教育能够为社会发展培养出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极强的人才,必须在针对非计算机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实现科学化,以计算机基础理论为理论基础,从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实际教学背景和学习情况出发,将系统性突出、专业性突出、实践性突出三者有机结合,形成重点合理,能够激发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计算机专业水平和应用能力的课程体系,实现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教学课程设置科学化,从根本上保证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
(二)实践性教学环境的构建
教学环境的构建对教学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性的教学环境能够为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因此,在注重对大学生计算机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要注意对实践性教学环境的构建,进而对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提供强有力的环境层面支持。构建实践性的教学环境要实现对课内实践环境构建和对课外引导实践环境构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课内、课外两个实践性教学环境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从而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的计算机实践应用能力。
(三)加强评价体系整改措施
评价体系是对教学过程的有力反馈。构建科学性高、激励性强的评价体系能够强有力的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实施,保证教学目的的顺利完成,所以,在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对评价体系的整改措施。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必须使评价体系实现权威性、层次性、动态性的有机结合,构建科学化的教育评价体系,激发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对计算机应用的学习兴趣,提高高职教育计算机教学效率,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实践应用能力。
四、结语
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育事业的使命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就业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就业中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加强对高等人才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能够满足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推动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为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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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增长水平日益提高,我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急速的增长,随着信息化社会的进步,我国计算机应用技术也日趋完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教学方式,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在教学中,教学技术的运用更加突出。任务教学法主张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教师指导学生,解决在教学任务中的问题,并实现学习目标。在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让学生在实际任务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让学生能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
关键词:任务驱动教学法;教育技术;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是一门既注重知识,又注重技能的课程,要求学生对计算机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有所了解,掌握常用的操作方法,以及软件的实用。现代教育非常注重学习者的中心地位,以及教师指导,与学生自我学习相结合。任务驱动不想传统的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实际相互隔离,它要求在学生实际操作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让学生能够主动学习,自我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学习兴趣,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学习效果。
1概念和理论基础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让一切为学生服务,以学生为中心。其方法是将一门课程就是在本文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看作一项大课题,然后再将大课题分割成几个小课题。每个小课题在整个教学任务中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模块,目标性的对学生进行培养。让学生对每个小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当每个任务课题都完成时,学生便已经系统性的将这门课消化理解了,并且这种教学法极具实践性,对于计算机应用基础这门课非常适用。教育技术就是为学习服务,经过深刻的分析对教育的过程,以及资源整合,适当的引导,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最终达到教学目的。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教学所具有的特别适合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环境,因此计算机基础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和生命力,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场教学改革的热潮。驱动教学法认为,知识真正获得,并不在于老师的传授,学生才是主体。驱动教学法主要用于学习者的学习,而并不是通过外部的刺激而唤起学习者的兴趣。因此,学生在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意义在于对学习者的学习进行引导,和提供帮助。而不是对学习者进行知识灌输。因此,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模式中采用新的教学思想,要求教师对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新的设计,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在新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真正的体现驾驭的本质要求。
2任务驱动教学法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的应用
在计算机基础教学过程中,在进行任务分配时,一定要确保每一个任务的质量,做到少而精,让每一个任务都具备一定的实际意义,并且能够启发学生进行和思考和学习,让学生能够从何处做起,以及在哪些方面能做出变化。在当前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常用的办公软件系列都是教学的重点内容。1)任务布置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首先要明确教学目的,然后在教学指导和教学方法上进行设计,在引导的时候要做到引而不发,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增加学习兴趣。在布置任务时,一定要将所有要求掌握的知识点涵盖全面。2)在学生实际操作和老师指导阶段,一定要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学习、操作、思考、和大胆尝试,使他们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领悟到知识的作用。在这一段时间,老师也要善于总结,学生在某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共性的问题,老师要善于总结这秀儿共性的问题,并考虑问题的根源,对其进行统一的讲解。3)在交流阶段中,要将一些共性的、极具研究使用价值的问题组织进行交流与讨论,以让学生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组织学生进行相互交流,让学生从同学之间回想学习各自的心得,集思广益,让思想在问题的集中解决中得到启发。力争做到开拓创新。学生在交流之后对于其他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帮助,在进行对比之后得出新的解决方法,并且学生有兴趣进行进一步的问题探究,进而有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4)总结阶段,在总结阶段中,同学们相继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展示说明,找出自身的不足,学习他人的长处,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又拉近了学生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团结。在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对学生进行方法上的提示,帮助学生解决问题,鼓励学生进行自己亲自操作,以免出现理论和实际的分化的情况。
3设计任务时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任务中,教师分配给每个学习小组的课题,都对于整个教学任务的完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教师对任务进行合理划分,以及确保任务的完成质量。在任务设置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实用性,设计的学习课题一定要与当前学生的学习内容相关,课题尽量要与联系与实际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在学习中研究、讨论与自身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问题,这样才能让学生的更加直观的深刻的理解自己当前正在面对的问题。在学生拿到课题后,首先要理解课题,然后思考从何入手,其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过程中会遇到哪些自身难以应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欠缺点、漏洞。此时,教师将这些欠缺的知识教授给他们,会让学生记忆犹新,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由于一些部分的计算机知识,相对来说理论性较强,难以与实际任务相联系。教师针对此种情况,可以直接安排计算机操作练习任务,注重理论与基础操作的联系。
2)可操作性原则,教师一定要重视学生所做课题的可操作性,在设计课题时,要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利用现实条件,给学生以学习机会。例如:在进行计算机硬件的学习时,先让学生了解计算机的各组成部分,以及作用。因为冒然的让学生去组装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脑,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而且不切实际。因此,计算机教学任务可以改为让学生们去动手拆解一台电脑,在拆解的过程中,逐渐的认清电脑的构造,以及内部原理,进而在将任务进一步提升到装配电脑的难度。这时学生的计算机学习就会实现循序渐进,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3)因材施教,作为教师要明白,每个学生都有其不同,而且在每个方面的优势、领悟程度都所差别。因此,老师应该对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解,因材施教,并且设计教学任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各个学生的理解能力,根据实际情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候尽管教师对于某个问题解释地很清楚,但是学生在做任务的时候同样会提出很多问题,作为教师一定清楚耐心的解答。
4)发散性思维。在实际任务时,要考虑任务实施过程中的多变性,并在驱动是任务教学中要鼓励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对于同一个问题,要鼓励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入手,用不同的方法能将其解决,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并从中得出大量的思路。因此,计算机老师鼓励学生大胆实施操作,勇于尝试,不受固定模式约束。事实证明,教师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勇于尝试,对于逻辑思维开发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一项重要手段。大胆猜想克服传统思维定式,让学生能够开阔思维,举一反三,夸大自己的学习面。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仅仅是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想象力,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因此,在进行课题任务设计时一定要注意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空间,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比如,在进行版面的美化设计时,要学生探索多种方法开拓想象力,一些图画除了剪切的方法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方法,要给学生自己探索的空间,有的学生就会开始尝试研究是否图画能自己绘制,或者是否能将网上的一些美图放到版面中,甚至按有同学想子将将图片输进电脑,更有学生提出用其他美化工具来组合为做更具特色的版面样式。
4结束语
计算机基础的学习是每个在校生的重要学习部分,也是在学学生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计算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随之提高。由于计算机学习比较枯燥,需要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来提高教学水平。任务驱动教学法作为一种以学生为对象的学习方法,在计算机教学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其能够让广大学生更加清楚、明白,以及系统地了解计算机这门学科。同时,任务驱动教学法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后的计算机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任务驱动教学法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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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系列政策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职校与联想集团共同探索和推进“校企融合、教产一体”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联想专班”建设,建立IT人才培养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从而探索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及职教改革路径。
关键词:现代职教模式;校企合作化;联想专班
1实施背景
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校在改革学生培养模式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如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如何建立?如何使学生成为掌握最新知识技能的人?如何让学生成为企业欢迎的人?为此,只有积极主动引进“外脑”才能找到正确答案。在2015年年初,学校引入的联想集团校企合作项目正式实施,联想集团是IT行业的世界第一,并一直致力于“产业报国”。该集团从2003年起就开始涉及教育领域,不断与全国各职业院校共同打造适合于中国的职业教育模式。2014年年底,学校与中国联想集团教育与培训事业部就全方位战略合作签约,启动联想校企“一体化”项目,从创新型IT人才培养、双师型教师(企业讲师、企业工程师)培养模式创新、企业管理实践进校园、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目的:一方面大力发展我校职业教育,增强学生技术能力、实战能力,真正做到“学校、企业、师生、资源一体化”;另一方面,计划到2018年,必须建成具有示范、带动和辐射东北三省作用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心和职业教育项目。2015年3月,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校开设的“首届联想专班”顺利组建完成,并正式开课,这标志着东北三省第一家联想一体化项目已经顺利“扬帆起航”!
2主要目标:引入企业标准培养技能人才
(1)达成职业教育核心的培养目标。以学生的就业为优先目标,教会学生生存本领和感恩的心态,教会他们获取幸福生活的能力,让每一位学生都有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升学前景,让每一位学生都有“责任、团队、诚信和积极的心态”。
(2)引入企业的人才培养标准。以行业标准的联想IT服务人才培养能力模型和认证体系为标准(LCSE,联想认证服务工程师),培养符合IT服务行业最新需求的学生和教师。
(3)培养社会需要型学员。联想与学校共同选拔优秀的学生参加LCSE专班和联想讲师培训班。联想安排企业认证讲师到学校在两个学期内为80名学生授课及为教师培训。安排联想高级工程师在实训中心指导实训,并安排优秀学员与我校教师在服务中心进行岗位实践,目标是将第一批8名学校教师培养为联想认证的“双师型”讲师。
3校企“一体化”项目建设管理措施
(1)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校与联想集团在项目起动前经过五次研讨和大量的数据调研工作,从企业和职业学校共优选10名成员,组成了联想校园“一体化”项目建设小组,对整个项目建设的推进做详细的规划和设计。
(2)明确项目目标。精确的日程安排与工作目标细化,每项动作都会有明确和具体的交付物。大量一手素材可为项目本身质量负责,并可用于“复盘”工作。
(3)明确具体的人员分工。做到权责明确、职能清晰。校方负责协调相关资源。联想负责项目实施。做到项目小组内“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的人员分工模式。
(4)多建立种沟通机制。建立校企双周例会制度,并制定了相关汇报模板,做到例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汇报结果明确、精确。另外,在沟通方式上,增加了QQ群、微信等方式,大大提高了项目的沟通效率,减少了时效沟通成本。
(5)明确保障措施。①成立项目建设工作小组,由联想企业4人、学校2人组成。②校企例会对项目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工作进程、具体问题定期布置和检查。③建立网络汇报制度,对项目中涉及到各部门的问题及时通过QQ、微信汇报,小问题当天解决,大问题在一周内必须解决。④经费保障,本项目拟投入资金594万元,其中联想集团投入385万,学校投入209万元。由项目小组在校方监控下,对经费进行管理和使用。
4联想专班课程安排及学生管理模式
(1)联想专班学生课程安排。具体操作为三个阶段的课程:①职业素养课(2个月):通过职业素养课,使学生感性地认知本专业的相关情况,增强专业认同感,规划职业生涯,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通过每天的晨会,强化学生的行为习惯。②专业技术课(2个月):学生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掌握岗位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职业意识和技术操作熟练程度,引入企业真实项目进入课堂开展校内实训,并严格按照企业的工作制度进行工作和学习,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使学生提前了解企业和社会,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零距离”上岗打下良好的基础。③实施“顶岗实习”(2个月):通过到联想集团顶岗实习强化学生岗位能力的培养,提升职业能力。以“做中学,学中做”的方式完成中等职业教育与企业上岗培训的最终叠合,实现“毕业即就业、上岗即能用”的教学目的。学校与联想集团共同管理联想专班,共同培育学生。采用“项目制”,分组学习,各小组之间又有竞争,又有合作,在课堂上就能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将联想专班的建设和管理划分为“筹备、启动、磨合、规范、发展”五个阶段。
(2)筹备阶段(培训开始前4周)。本阶段工作目标是为保证教学做充分完善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教师人员准备及物资准备。联想专班班主任选拔标准:①工作态度积极主动,有爱心,责任心强。②认同联想企业文化与教育理念。③工作经验,有丰富的班主任工作经验、骨干教师、优秀教师者优先。④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注重自我学习,善于总结与应用。环境设置标准:教室面积及桌椅摆放根据参加培训的人数,分为四到五组,每组人数6~8人为佳。教室配备投影仪、幕布、无线麦克风等电子设备。
(3)启动阶段(专班成立2周内)。本阶段目标是初建积极正向的班级氛围,让学生快速适应新的集体与教学环境。阶段工作内容包括:①开展拓展活动(1周左右);②第一次班会(破冰分组);③在班会中通过组织游戏、活动等让陌生的学员迅速熟悉,让学员间迅速建立连接,游戏帮助人们放松,乐于交往,建立学习型团队,即“半军事化管理+半公司化管理”的学习型团队;④讲师1对1沟通,深入了解学员状况,进行学生情况分析,通过对学生的兴趣的了解,对学生态度的初步分类:积极、一般、不积极,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⑤树立正面氛围,通过记名字、搭对子、日表扬、今日之星评选等方法树立正面氛围;⑥营造学习氛围;⑦组织启动阶段的团队活动(桃花朵朵开、萝卜蹲、大风吹、叠报纸等)。
(4)磨合阶段(专班成立4周内)。本阶段目标是使学生们喜欢班级、有集体荣誉感、积极配合老师的工作与任务安排、懂得关心关怀老师与同学,本阶段主要工作内容:①坚持双周总结例会与下阶段安排,双周总结的内容包括小组成绩汇总、小组发奖、星星大使评选(选前三名)、阶段考试成绩分析、评比最佳搭档(每组一对)、最佳学习周志评选。②启动阿拉丁神灯活动。③开展大型团队活动(与讲师配合),变形虫寻宝(至少做三遍,每人换不同角色)、负责任的传递、挑战60秒。④礼仪活动训练,校门迎宾、食堂迎宾、见老师同学主动打招呼。
(5)规范阶段(专班成立五周内)。本阶段目标是使专班学生有大局观、正确对待竞争与协作;班主任可初步授权、班委能够主动分担工作,学生初步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不迟到、上课不看手机)、提升学生的自信与表达能力。阶段工作内容:①上一阶段总结班会;②团队活动,爱的传递、盲人方阵、挑战60秒———详细方法见附件;③创造精心时刻(为同学过生日、给妈妈突然打电话);④启动我爱我家活动(教室与宿舍);⑤才艺展示晚会;⑥演讲训练与比赛。
(6)发展阶段(专班成立5周后)。本阶段目标是让专班学生学会思考、反思自我,初步建立自我认知;具备基本的职业素质,包含有责任感、有大局观、有主人翁意识、有抗压耐挫能力、沟通能力较好;建立公民意识。阶段工作内容:①组织一次感恩活动(让学生们自己表达,给父母写封信);②社会实践活动(为全校师生清洁、调试电脑);③做义工;④20km的定向越野;⑤组织一次技能大赛;⑥组织学生参加一次非本校内比赛;⑦毕业典礼(邀请家长参加)。
5主要成果与成效
(1)培养80名联想LCSE认证工程师。学校与联想集团共同设计学员培训方案,更新了教师教学理念,创新教师授课方式,同时安排学生到联想服务站顶岗实践,使学员完全成为社会需要型人才。更重要的是,学员通过联想专班的课程,学会了“感恩”和“作人”,这才是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2)实现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联想专班采用“教练式”教育模式,学生就开始向真正的职场人迈进,他们不迟到,穿正装,佩戴工牌,开企业的晨会,做企业实训。通过一系列实训活动铸造了自信、乐观的职业心态。联想实训中心完全模拟营造了企业环境,学生轮流扮演服务场景中的各类角色,并按照企业内同岗位的职业要求考核学员实训成绩,真正实现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
(3)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引领和示范。本项目是联想集团第一次与中职学校开展的大型校企合作项目,我校作为东北三省首个合作的中职学校,在校企合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对周边省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在教育改革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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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面对企业管理这一永恒的主题,我国企业集团管理明显滞后于其组建速度,并且财务管理又是它们的重要基础工作和突出的薄弱环节的话,那么,加强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财务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会计核算也称会计反映,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尺度,对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进行的反映,也就是会计工作中记账、算账、报账的总称。会计核算功能的强弱对企业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的财务管理又决定了企业的兴衰,因此会计核算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有力保障。本文就如何强化会计核算功能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此来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关键词】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策略;分析
会计人员作为会计核算的主要载体,对会计核算起着重要影响,这就要求会计核算人员的专业水平必须过硬,对会计专业的兴趣浓厚,才能更好的进行会计核算工作。会计核算作为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其核算功能的强化已经成为当下各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1]。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企业财务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会计核算中我们要不断加强其功能的提升,以确保企业健康、科学的发展。
一、企业财务管理中为何加强会计核算功能
(一)成本问题意识低
现如今,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但是目前各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企业对成本的控制就没有具体概念。有的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大规模的进行资金投入,一味的扩大经营,这对企业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非常不利。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各种企业生产材料等资源都在不断的提升价格,企业这样大规模的进行资金投入,不仅违背了企业生产的最终目的,而且造成社会资源大量浪费、企业入不敷出。因此企业对成本控制的意识较低,导致企业财务管理困难。
(二)管理机制不健全
在企业财务管理中,企业预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各个企业对于预算管理仍然跟随着国家的指挥,没有自己的完善的预算管理制度,常常出现财务状况模糊、预算管理欠缺的现象。在企业内部没有做到资金、生产、销售的合理分配也是由于企业财务管理中没有具体的管理机制作为指导,因此企业财务管理在企业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会计核算不科学
会计核算是企业财务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目前有的企业对于会计核算的功能并不重视,对于会计核算的管理也不灵活、死板、循规蹈矩,加之现如今会计核算没有明确的管理机制,在没有规范的制度管理下,在进行会计核算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反向作用,使企业财务管理出现异常。
二、企业财务管理中如何加强会计核算功能
(一)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是成本管理的一部分,目的就是防止资源的浪费,使成本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并保持已降低的成本水平。对于企业来说,对成本的控制就是对企业长久发展的保障,而会计核算功能正是对成本资金的核算,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要对会计、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培训,使其重视企业成本的重要性[2]。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企业财务管理中会计核算的科学性、成本控制的合理性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在以往的企业成本管理中,大规模的投入使企业成本过高,因此加强对企业成本的控制已经成为各个企业为寻求长久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规范机制
由于目前各个企业的财务管理没有具体的制度进行规范,所以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对会计核算建立健全的规范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在会计核算过程中,要加强对成本的监管,树立良好的企业竞争理念,根据完善的机制,及时的预测并控制企业成本,利用健全的机制进行会计核算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而且对企业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保障。
(三)保障质量
会计核算是以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为目的的活动,因此保障会计核算工作的质量是会计核算的基础,也是使命,更是对财务管理的有效保障。会计在企业中是必不可少也是最基础的环节工作,也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会计工作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从我国周代就有了专设的会计官职,掌管赋税收入、钱银支出。所以会计无论何时都扮演者对国家、对企业资金流动的核算管理的重要职责,保障会计核算的工作质量不容忽视,如果在会计核算过程中,不能准确进行记录、分析、整合和存档,那么会计核算对于企业的经济发展,甚至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阻碍作用。
(四)人员素质
会计核算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由于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对于企业来说就犹如人的心脏一样,是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因此,对于会计核算人员和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就必须严格要求。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潮流中,会计核算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不但要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要不断的强化自身综合素质,才能不被企业和社会淘汰。同时,会计核算人员还要时刻保持着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贯彻“主人翁”意识,不断地提升自己,寻求更大的发展[3]。
(五)提升效率
如何把握好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之间的关系,是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基础。随着当代信息化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在企业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中要不断地提升信息化水平,以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把两者进行融合。在企业核算和财务管理过程中,由于两者都是以企业资金作为载体而运行的部门,所以对于核算内容和管理内容的保密性要做到实处,不能泄露企业机密。
三、企业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功能
现如今,有的企业公司把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分为两个部分,这样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会计核算作为财务管理的基础和保障,对财务管理是否能顺利、有效地进行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会计核算人员来说,企业的整个运营情况都是很了解的,而企业财务人员只是对企业的财务方面有了解,当企业资金出现问题时,需要会计人员把相关的资料与财务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接,双方制定出新的方案时再报告给领导,所以,会计核算不仅是财务管理的保障,同时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企业服务。
四、结束语
综上所诉,在企业财务管理中,会计核算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加强会计核算功能是当前各个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财务管理(FinancialManagement)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所涉及到的都是企业的资金动态,所以财务管理在企业中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就要求企业会计核算也要做到精准、明确,科学、高效、规范的会计核算功能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而且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保障,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提供了有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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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业研究园区在产业园区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整个产业园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产业研究园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园区内良好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文章主要立足当前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呈现的问题,对研究园区的参悟管理运行机制改进对策进行探讨,以推动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研究园区;财务管理机制;问题;对策
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整体目标下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组织,对财务管理进行处理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则是一种制衡系统,主要作用于企业财务管理运作机能和自我调节。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有赖于企业管理运行机制的高效与否。从理论上来说,财务管理体制的存在及发挥作用是以财务运行机制为依据的。在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对园区经济发展及财务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研究园区人才、资本和技术对接的重要基础。但从当前研究园区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来说,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组织工作不够到位,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研究园区通常远离市区,在劳务纠纷,水电、防盗安全等方面政府会提供多方的支持,但整体来说研究园区的财务管理主要由管委会负责。管委会成员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基本都是国家在编的事业干部,不少管理人员并非财务管理专业出身,在财务管理的组织工作方面有时候考虑不够全面和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园区财务管理效率。另外,目前园区对财务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够重视的问题,对财务管理的投入不多,对监督机制的建设不够看重,导致研究园区监督机制不够完善,财务管理工作中提出的一些意见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和整改对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质量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
(二)财务风险意识较低,内部控制制度仍需完善
研究园区通常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体量,在园区经济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园区财务部门抗风险能力较低将会很容易给企业经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但从现在的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来看,对财务风险的认识还不够,财务风险意识较低。另外,在研究园区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中,不少财务管理人员身兼会计和财务工作双重任务或者多个职务;在信息化管理系统中,一些人员同时兼任操作员与审核员身份,内部控制制度的混乱容易导致职权超出控制范围,难以有效监督和审核财务信息与工作,导致做出错误的财务决策。
(三)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程度不高,运行效率较低
随着研究园区建设不断现代化,对财务管理的要求也随时提高,这种要求主要表现在财务管理应紧跟现代信息化发展需求,提升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程度。但在园区发展中,园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依然属于薄弱环节,传统的人工统计和人工查询在现阶段的园区财务管理及档案管理中还在继续沿袭,导致无法及时和到位地处理一些复杂繁琐的园区财务信息,对园区中各项财务信息及重要资料的记录不够准确,无法满足财务管理信息数据及园区项目资料种类不断增加的需求,促使园区建设和财务管理运行效率较低,对园区的顺利发展产生严重阻碍。
二、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改进建议
(一)对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进行建立,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研究园区财务管理系统是由多方面组成的,应对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进行建立。在财务预算方面,可对零基准的预算方法加以采用,应合理公开园区各项财政支出的预算,且在落实整个预算的过程中要对其加以监督。在分配制度上应保证其财务分配的科学与合理性,将收入能力较低部门与收入能力较高部门的财务支持有轻重地给予,并针对部门收入能力高低给予不同程度的奖惩。在财政拨款的运用上,研究园区财务管理部门也应合理运用,在财务管理运行机制中将款项用于真正需要投入的地方,提高其运营效率。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研究园区财务部门还必须对相关财务管理办法尽快完善,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财务管理部门应明确财务管理工作思路,使每个参与财务管理运行机制的人员都能够在工作中有章、有据可依。财务管理部门还需对财务管理人员定期进行岗位培训,在促进财务人员专业素质与职业道德不断增强的同时,还应将管理人员向管理、经营型人才转变,使财务管理部门发挥更多作用。
(二)对财务管理监督制度进行完善,规范园区财务行为
为了使财务管理机制真正落实,研究园区应对财务管理监督制度进行完善,规范园区财务行为。完善财务管理监督制度,不能仅仅依靠硬性规定,还应依靠监督制度来监督执行。研究园区的财务管理人员首先应对其自我规范意识进行提高,在工作的过程中财务人员需对自身工作的工作职责有所明确,在促进自身专业知识及计算机应用水平提升的同时,应加强与财务部门有关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工作,使园区财务管理工作流畅性得到保证。研究园区财务管理可采用经济责任制度,给予财务管理人员明确的经济责任和目标,使每个财务管理人员都能明确自己在任期需要担负哪些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将财务监督落实在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中,使研究园区财务管理各项财务行为得以规范执行,促进财务管理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为财务制度的正确执行提供保障。
(三)明确财务管理风险,提高风险防控意识
构建健康的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明确财务管理风险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研究园区的财务管理必须具备预算控制意识,需对研究园区财务预算进行制定,规范研究园区开始预算,保证其都在预算范围内,将财务预算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硬性指标。研究园区财务预算计划必须以国家颁布的《预算法》为基准严格制定和执行,为研究院区财务预算的科学、公正提供保证。在预算编制的方法上,可对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加以采用,通过详细调查研究园区历来的资金来源和流向进行编制。其次,研究园区的财务管理需具备风险控制意识和内部报告控制意识。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者在明确单位财务管理整体和层级目标基础上,应对园区财务风险所在正确分析,将阻碍财务管理目标实现的风险列入防控风险清单中,通过对这些风险产生原因的分析对应措施加以实施。内部报告控制意识,指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者应对完整的内部报告体系加以建立,将所有员工纳入这一内部报告体系之中,要求所有人员对财务管理部门的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对每一环节进行控制,从而能够真正落实研究园区财务管理制度。
(四)优化园区财务管理机制,对园区财务管理信息化加强建设
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地优化和创新,对财务管理新办法进行探索,促进园区人、财、物最佳组合的实现,确保园区经济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面对已经全面到来的信息化时代,研究园区财务管理也应对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加以利用建设园区财务管理信息化平台。研究园区可对信息化建设的财务管理和档案管理加以应用,从而减轻财务管理人员工作量,使工作人员应该摆脱繁杂的纸质信息统计,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财务管理其他方面。在检索财务信息和档案资料的过程中,研究园区财务管理人员可通过计算机对各种资料进行搜集与统计,这样不仅有利于工作完成的顺利性,而且能够促进财务管理效果的提高与资金流动信息的及时性。在园区财务管理中采用信息化档案管理,一方面能够促进研究园区财务管理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则可对园区各部门资料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提供保证。财务管理在研究园区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要位置,面对当前研究园区财务管理运行中呈现出来的一些问题,研究园区必须积极应对,构建更加完善、合理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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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税收筹划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由于入世后纳税人的迫切需要,加之市场经济环境的日益成熟,投资者将会进一步意识到税收筹划在筹资、投资、经营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财务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是其生产经营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应当予以重视。本文主要分析了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的概念、意义以及工业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此外,文中还对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合笔者工作实践,最终提出了一些有关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目标的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实现工业企业更好地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工业企业;成本控制;财务管理;目标
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主要运用各种以成本会计为主的手段或方法来对成本限额进行预定,然后依据限额开支费用与成本,通过对预定成本和实际成本以及对经营活动的效果与成本进行衡量,最终能够实现甚至超出预期成本限额筹集、分配以及投放有关资金。财务管理的主要工作包括财务管理负责股利分配与筹资投资,职能为计划、决策与控制[1]。因而,研究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目标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一、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的概念及意义
(一)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的概念
所谓成本控制,就是指企业依据规定的时间(通常以年为时间单位)内所制定的成本管理目标,对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以及条件加以预防或调节的措施,以确保企业成本管理目标能够实现的管理行为。
(二)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的意义
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的意义,首先在于可以促进其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对工业企业而言,其得以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就是企业能够盈利。争取效益最大化是企业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其追求的目标。而工业企业加强成本控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成本支出,有助于控制和节省成本,从而促进工业企业实现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其次,这也有助于提升工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也是如此,工业企业只有控制好其成本,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工业企业进行成本控制,还有助于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二、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目标的关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管理的核心逐渐转移到了财务管理上,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也是如此。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是通过价值形态对其资金运动进行综合性较强的管理,它渗透和贯穿于工业企业所有的经济活动之中。对于工业企业而言,其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工业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活动过程,其涉及的范围较广,此外,其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以及较高的灵敏度。因而,为实现工业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有必要将财务管理中的成本核算以及控制系统全面地引入到其财务管理中去[1]。
三、加强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管理目标的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管理
强化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对于工业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资费用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与划拨。举例来说,在工业企业中,与生产相关的辅助材料、原材料以及燃料等费用,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与划拨。其次,对于工业企业相关物资回收、发放、领取、退回等一系列环节要严格规范,对于相关的检验与计量制度也要严格、规范和健全。再次,在工业企业中,不仅要增加其产品的种类,使产品种类更加齐全,而且还有对其产品、质量、产量、设备使用情况以及工时考勤状况等进行必要的记录,此外还要对不同费用的界限作必要的划分,需满足正确和规范这两个原则。此外,还必须制定严格、规范的成本开支标准以及相应的范围。最后,在工业企业内部应建立一套结算价格体系,按照合理、准确的计划价格,来结算企业内部各部门所使用的产品和材料以及相互提供的各种劳务等[2]。
(二)准确认识和贯彻落实工业企业成本控制战略
工业企业必须不断强化其成本控制管理,准确认识以及贯彻执行工业企业成本控制战略。此外,在一定的财务管理目标预算约束下,工业企业应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动态的进行成本控制[3]。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的作用,促进工业企业实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以往对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成本控制的概念上,对于成本控制的认识仅限于减少或降低成本支出、节省生产、管理等成本,这些认识比较浅显,缺乏长远的战略意识。尽管工业企业可以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赚取利润,也可以通过节省支出、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但增加工业企业成本不一定会减少利润。从财务角度考虑,其成本管理实际上就是成本效益管理,要相应降低那些不能产生良好效益的成本,缩减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并根据实际需要调增一些必要的费用。举例来说,在工业企业中,对于那些有助于加速其企业结构升级的支出可以适当增加,并且,对可以提升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以及提升其产品质量的支出可以适当增加。此外,对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支出也可以适当增加。上述这些支出是确保从工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能够促进工业企业实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三)在工业企业中实施科学全面的预算管理
对于工业企业而言,实施科学全面的预算管理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其成本控制,同时,也是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重要保障。编制工业企业预算,要在对市场进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以目标利润为前提,全而编制销售预算、采购预算、费用预算、成本预算、现金收支预算和利润预算,促使其生产、经营与管理等各项活动都能沿着预算管理轨道科学合理地进行[4]。
(四)在工业企业中运用成本作业核算方法
以往的工业企业常用比较传统、比较原始的成本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它通常把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产品生产支出。该支出在工业企业产品成本中占据着较大比重。其二,人工支出。一般来说,人工支出虽然也是工业企业产品成本一项必要支出,但该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或缩减。其三,生产物料支出。该支出也是一项必要支出。其中,必须强调的是,产品生产支出以及生产物料支出由于成本性质大致相同,所以被归类于相关产品成本;而人工支出则因没有办法直接判断其应当属于哪一种成本对象,所以被归类为间接支出;另外,产品生产支出没有办法直接算进产品价值中,需要先对总数进行计算,待月底再根据工业企业制定及实行的分配标准以及相关的运用分配法将其分摊到产品成本当中[5]。通过这样的方法计算所得出的工业企业成本核算数据可能失真,不够准确。而在工业企业中运用成本作业核算方法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就作业成本法而言,其是将作业作为工业企业成本分配的对象,监督和产生与工业企业生产相关的作业所有的活动,然后再将每项作业的数量和各自确立的分配率作为计算的根据,分配归集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共同成本,通过这种计算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相关计算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综上所述,工业企业要想实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加强成本控,与此同时还要加强财务管理。笔者针对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目标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建议:首先,进一步强化工业企业成本控制管理。其次,准确认识和贯彻落实工业企业成本控制战略。再次,在工业企业实施科学全面的预算管理。最后,在工业企业中运用成本作业核算方法。笔者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能够投身到探索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目标这个课题的研究之中,指出笔者在文中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可以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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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勇华.探讨工业企业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问题[J].中国外资.2013.(18):106-107.
【摘要】本文主要从最新会计制度出发,对比探讨医院新旧会计制度对财务相关事务的管理,发现在新旧不同会计制度的使用过度期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从医院的长期发展出发,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医院财务管理;相关探讨
由于医院财务管理最新会计制度的出台,各大公立医院均处于新旧会计制度的过渡期,为了医院的长期发展,院内财务部门对新会计制度进行各项财务复核等工作,从而确保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后能更加适应医院的财务系统。通过各个方面的转变进而更好的推动医院财务整体运作,如院内财务管理、系统运行管理、财务核算整理等等。本文旨在运用新会计制度干预医院财务管理,在确保医院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医院的持续运行。
1概念
1.1医院财务管理系统
财务管理在各大单位都是主要管理部门之一,就医院而言,一个高效率的财务运作系统会促进医院持续健康发展。医院的财务系统主要可分为:财务预算,资金收入、支出,各项物资的管理及整个财务系统的监测等,负责解决医院所有与财务有关的事项,如院内资金流通、医院与外部银行之间的资金流通、各个医院部门科室间的财务流通等[1]。
1.2会计制度
在商业交易及各项财务流通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归纳整理,最后进行上报工作的一种财务制度。
2最新会计制度出台的必要性
近年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医疗行业的不断改进,旧会计制度支撑下的财务管理工作也随之面临许多问题。为了适应医院行业的发展,完善院内财务工作,如医保的落实等,提高医院财务的流通效益,国家在结合医院实际及市场状况,出台了新会计制度,完善医院财务管理,实现科学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3旧会计制度在实际中的有关问题
3.1固定资产未能完整反馈
固定资产在完整流通中存在虚拟增值或者减值,从购入到其报废整个阶段,固定资产存在折旧使用,不能完整的对其进行资金估值,导致与其相关的项目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资金增值或者减值,然而这所有的改变未能完整的反馈,进而致使固定资产及相关资产出现虚拟化,即虚拟的增减幅度,不利于资金的管理。
3.2内部财务监控有待提高
内部控制是财务管理重要程序,在旧制度使用中,内部控制成为一大问题,医院缺少财务内审专项人员,加上其内审监督制度缺乏,使得财务管理工作缺少监测监管。大部分监控仅仅存在于形式表面,未能完全深入。
3.3财务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升
随着各大医疗经济体系的出台,如医保的改革等,需要从事医院财务工作人员能及时更新相关理念,不断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实际工作中,少数人员缺乏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仅仅会单纯进行资金输入输出的管理,不会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对比等[2]。
4新旧制度更替时注意问题
在进行新旧制度的更替时应做好医院资金的整体清算,包括固定资产和流通资产。落实资产清理工作:在旧制度对资产的整理基础上,依照新制度中对资产清算标准的变化进行全面清算。完善落实新旧制度更替时的资产清算。财务会计专业人员预先进行医院账目的整理,为资产的全面清算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同时注意安排专业人员对其进行严格监管,确保各项资金所有事项有依有据。完善药品的成本对接:旧制度规定中,医院药品使用,包括库存药品、待检测药品、各个科室临床使用药品及患者购买药品等,均按照药品售价进行成本计算,最新制度则进行规定,不以药物售价计算而以药物的进价进行成本计算。医院财务管理层的人员配置:新制度的落实应用基础是医院有与其相符合的财务管理人才,旧制度与新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旧制度下的财务人员需要通过自身素质提升,以便适应新制度下的财务工作。
5新制度下医院的应对建议
5.1完善医院内部财务审查监督体系
首先应加强医院管理者对财务监控的理念,从根本上即思想层次提高财务监督体系。完善财务系统的整体运行制度,明确各个部门的工作任务,落实院内各个与财务相关的部门与操作系统之间的联系,加强会计人员的相互督查,加强监察人员队伍建设。监督审查人员直接由医院领导负责,及时向上级汇报医院的财务状况。
5.2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
新制度要求更高的专业素质会计人员,在实行新制度时,应落实会计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可以招收高水平的财务人员,同时对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工作,定期进行相关技能的培训及考核,同时还应与社会整体进行对接,让财务人员具有科学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对财务人员进行全方面的综合提升,以适应新制度下的财务工作[3]。
5.3提高财务部门执行力度
对于财务内部应提高其执行力,尤其是在成本核算及预警能力,新会计制度要求在医院的综合管理中应加强财务成本核算及预警的执行力度[4-5]。医院应结合自身及实际状况,制定出适合医院自身的成本核算具体方法,包括固定资产的核算及药品的成本核算等。落实财务预警制度,降低财务医院风险,提高工作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改革完善预警制度,实现在各种风险状况下的资金最优化。
6结论
医院财务管理的优劣对医院的整体持续性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也逐步成为医院的重点管理部门,随着新会计制度的出台,医院应依据最新制度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相应改变以适应制度的改革,加强财务管理体系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制定合适的财务资金核对机制,落实审查监督制度,同时还应提高工作人员管理思想的改变,在落实新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全方位对医院财务管理体系进行调整,使其能更好的适应医院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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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鹏华盈合伙人:如何组建一个强大的董事会?
许多初创公司只有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才想起来要成立一个高效的董事会。凯鹏华盈合伙人朱丽叶•德拜尔尼为许多初创公司提供多董事会管理建议,她指出,组建一个好的董事会,创业者需要:清楚公司的愿景;寻找正确的技能;确定董事会成员的职责与责任;创建鼓励辩论的文化;突破舒适区。
每一位出色的CEO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董事会。但我注意到,对于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董事会这项任务,许多初创公司创始人往往是一拖再拖。亚马逊和谷歌等成功的科技公司,在很早便成立了董事会。当然,这两家公司都是特例;通常情况下,公司很少会预想到没有董事会的后果,直至他们遇到麻烦。
许多董事会认为他们只需要向CEO负责,结果却陷入困境。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初创公司提供董事会管理与高管招聘方面的咨询,我认为董事会真正的职责是聘用和解雇CEO。毕竟,好的董事会清楚他们要对彼此负责,对公司股东负责。此外,好的董事会在想法、背景和观点方面是多元化的。下面的统计数据值得反复思考:硅谷董事中仅有10%为女性,风投投资的初创公司中,女性创始人或CEO的百分比更低。
如何组建一个好的董事会?下面是一些实用的建议。
清楚公司的愿景。你希望公司实现什么目标?明确你需要董事会做些什么来实现这些目标。在考虑和确定你需要董事会成员具备的特性、技能与经验时,要牢记公司的目标。
寻找正确的技能。制作一个简单的表格,将市场中现有的特性综合在一起。将你期望的“最终”董事会的所有方面在表格中列出。在表格中填写每一位董事的潜在想法,根据这些想法的深度或契合度以及成功聘用的可能性进行排名。对这个清单及时更新,将其作为董事会议上一个积极的讨论项目。
确定董事会成员的职责与责任。正如吉姆•柯林斯所说:“你是否为合适的人准备了合适的位置?”成立委员会或划定关键责任范围永远不会过早。你是否有最优秀的审计主管或薪酬主管?谁是你在关键领域可以依靠的首席董事?
创建一种文化,鼓励辩论。培养一种广纳谏言和独立的文化。你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帮助你思考各种选择。考虑你希望董事会带来的文化与互动:是富有激情的激烈辩论,还是头脑清醒、慎重的讨论?你希望董事会能够推动你前进,让你感觉不舒服,挑战传统思维。与此同时,你想要的是一个董事会,而不是运营委员会,所以设定界限很重要。
突破舒适区。董事会往往倾向于实现熟悉的和舒服的目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同质化。因此,你应该努力实现意见的多样化,不必担心违背他人的想法做事。牢记这一点,可以帮助你保持开放心态,考虑一些你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替补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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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由经济社会引起的官员在职位上作风不正,行为不正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有遗传倾向,历来就有。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破坏党的名誉·、影响社会稳定、百姓利益。包括经济犯罪、政治犯罪、作风犯罪三个主要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腐败: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腐败: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全文如下:
腐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时代的恶瘤,但腐败绝不是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而是历史的沉疴。因此,腐败也是一个传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腐败文化”。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腐败文化的主体几乎都是朝廷命官,他们无人不读圣贤之书,无官不讲修齐治平,却又几乎是无官不招权纳贿,无官不贪赃枉法;从横向方面考察,除官吏阶层的腐败外,富人有富人的“腐败”,穷人也有穷人的“腐败”;对于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回顾历史,涛声依旧,尽管腐败之恶罄竹难书,而作为一种行为文化,它又是一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文化,这是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一个显著特征。腐败文化的这种相悖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是一种事实上难判是非、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
“你腐败,我放心”虽是个不恭的话题,但它确实是个无奈的客观存在。
作为封建帝王无不有猜忌之心,臣下阴蓄异志、非分僭越常常是他们的心病。精明的大臣尤其是洞悉帝王心理的权臣们知道,欲释君臣之嫌,要么“渔隐”于江湖之远而忧乐天下,或者“朝隐”于庙堂之高而避祸司马门;要么玩权丧志专事声色犬马,享尽人欲,努力做到“我腐败,你放心”。由于专制主义之网愈编愈密,渔隐或者朝隐在历史上已属鲜见,而后者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亻叔 ,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上笑曰:“但取之,无疑。”
赵普是北宋开国元勋,权倾朝野,却贪婪好利。这十瓶“海物”被他全部用来在东京兴建府第。钱 是宋朝要消灭的吴越末代国君,一个交战国送来大量“礼金”,赵普接受敌国的行贿,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然而宋太祖对不期而遇的人赃俱获,不过一笑了之。这一对“明君贤相”的相安无事,全在“无疑”二字上。“无疑”就是放心,其所以放心,是因为你在经济上越贪婪、越腐败,我在政治上就越放心了。
如果说赵普之行事还不足以说明“你腐败,我放心”的话,那么《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载萧何之事则是十分合榫的。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推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豸希 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上所以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货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贱强买民田宅千万,上乃大悦。
当刘邦凯旋归来时,关中百姓纷纷投诉萧何的腐败,刘邦此时却在暗自高兴。
这两则史事是颇耐玩味的。赵普是主动腐败者,在他看来,只有我腐败你才会放心;萧何是被动腐败者,在刘邦看来,只有你腐败我才放心!试想,如果萧何不是被逼着腐败,可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可能就会没有后来的“萧归曹随”的无为而治,西汉王朝的历史是否会有另一种写法了呢?如果赵普不主动腐败,可能难释赵匡胤的猜疑,这位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开国丞相能否助北宋王朝完成统一大业,实在是难以逆料的。腐败文化的这种难以评说的的善善恶恶,正是灰色文化的重要特点。然而,“你腐败,我放心”也不是普遍规律,象朱元璋这样的帝王就是个反例,他的眼里几乎不能掺半粒砂子,谁敢腐败他就严惩不贷,甚至剥皮实草。
“你腐败,我放心”并不一定全表现在君臣之间。官吏上下之间、同僚之间也有这种现象,其形式多为群体腐败。实现群体腐败的要件正是“你腐败,我放心”。如果你不腐败呢?请看下例。清代同光年间人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述:苏廷魁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适值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便与河南巡抚奏请100万两治河。苏廷魁“亲督工。买料俱亲经手”,完工后结余30万两。巡抚主张瓜分,苏是位正直的官员,坚持将余款奏缴国库。巡抚因为“未遂其欲,恨甚……弹奏之”,户部因“向来河工告成,无不浮冒虚报者,利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部,遂不驳。今苏公缴还余银,除此陋规,部中亦恨。”于是,部里想方设法在苏的奏折里挑出“不合例数条”,与河南巡抚同参苏廷魁,这位不愿腐败的官员竟被革职。后来有一位叫任道镕的河南巡抚,在任时正值黄河决口,他堵住决口后与苏廷魁一样“请缴余银”,其结果亦是“被弹劾,革职去。”
欧阳昱无不感慨的说“二公于污秽之中,独欲显其清廉,宜乎犯众忌而不得安于其位也。”试想,如果苏、任二公甘于自污呢,岂不既可保住官位俸禄,也不致引来同僚的忌恨;正因为他们“欲显其清廉”,而违背了这个圈子内的“游戏规则”,怎能放心他们“安于其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有这个特定的群体都腐败,腐败者才有可能在心里上获得安全感,他们营造的“堡垒”就不易攻破。因此群体腐败又很强的技巧性和操作性,一般是很难被揭露曝光的。例如治理黄河河患的官员,明清两朝有几个是因为腐败被参劾的?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举措都将黯然失色!
“你腐败,我放心”,一个多么沉重的历史话题!
尽管时下有人说穷人有穷人的“腐败”,但腐败毕竟是有权者经营的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民谚,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经验判断。
权力是以最小成本获取财富的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颇为杂滥的。一般来说,有读书做官、军功授官、捐纳买官、举荐封官等多种形式。读书做官和军功授官多被人视为正途,这是因为读书人经常年青灯豆火的煎熬,以青春甚至生命为赌注,参加那个“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竞争。为侥幸于万一进入仕途的机会,多少人不惜熬到皓首穷年!至于一介武夫,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实在也来之不易。这两类人虽侥幸得官,支付的成本却相对较高,受到人们的敬重当属自然。捐纳和荐举或者考核,总有“黑箱”操作之嫌,人们常讥之为“左道斜封”。得官的路径不同,需支付一定的成本则是共同的。
按人所共知的经济学原理,支付了成本(或曰“投资”),必然要获取高于成本千百倍的回报。如果把成本和利润抽象出来,做官和做生意既是相同又是相通的,运作模式亦大体相仿。《战国策·秦策》载吕不韦与乃父谈“生意经”的一段绝妙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兹录如后。
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曰:“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曰:“立国家之主几倍?”曰:“无数!”
吕不韦发现,只要象垄断市场一样垄断皇帝(国家)的全部或部分权力,就会获利无数!这位阳翟大贾颇精此道,他不仅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秦始皇,一部《吕氏春秋》,而且成功地操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寻租创租工程。他食禄十万户,爵封文信侯,真谓是获利无数!自此以后,中国的官场就变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从第一个封建王朝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间跨度不过二千余年,在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中,以不变应万变的惟有象做生意般的做官,这不能不称之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们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小说从第一回写坐馆塾师王仁开导他的学生说:“做了官就有钱赚” ,到最后一回黄二麻子“苦辣酸甜遍尝滋味”之后,终于悟到“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细心的读者如将小说和廿五史对读,定会感到从吕不韦到黄二麻子,设租寻租创租的激情像“原始冲动”一样潮涌古今、涛声依旧,这个甜蜜的事业前“腐”后继,绝无乏人之患。
凡做官生意者,官(权)越大利也越大,我们从卖官的标价就可看得出来。如《曲洧旧闻》称,宋代王黼当国时开市卖官,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之说;清初顺治朝,山西口北道副使王化淳,在更换防守仓官时标价“上缺要银四十两,中下缺要十两”(《明清档案》32册),仅此一项他就获银150余两。又据史载:捐一个县官,乾隆时要银4620两,嘉庆时4000两至5000两,道光时3700两,咸丰时2000至2600两,到光绪时跌至不足千两。官职的买卖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人们可以像买卖牲口一样按肥瘦或行情论价。
是否有成本低的官生意运作呢?当然是有的。如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为文帝嗽吮毒疮,而官至上大夫,并许其铸钱, 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书·邓通传》),陈万年向儿子传授谄媚术,果然青胜于蓝;陈咸通过谄媚贿赂权臣陈汤,仕途通达,官至少府(《汉书·陈万年传》)。又如明代权珰魏忠贤擅国时,朝中文武官员纷纷投其门下,时有“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这些“狗儿”、“孩儿”们虽然卑鄙下流,然好官我自为之。人格是不可论价的,为苟且于荣华富贵,在他们看来,贱卖人格又何乐不为之呢!
做官确实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原因在于权力可以转化为财富,无怪王亚南先生说:换一视角来看,廿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然而,并不是每个做官的人都愿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富。如宋太宗时的名臣查道,常“与妻采野蔬杂为薄粥以疗饥”,“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如陆游任夔州通判期间,“一日禄不至,则无策矣,”届满离任时,“行李萧然,固不能归。”(《渭南文集·上虞丞相书》)又如包拯、海瑞、于成龙、郑板桥等等,这些清介廉洁之士虽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寥若晨星,却给整个官吏阶层抹上了些许亮色,至今令人景仰不已,也令我们翻读那部贪污史时,不致汗颜得无地自容。
要说中国历史上无法制,那是无知;
要说中国历史上有法治,那是无识。
中国是创立和执行官吏惩处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尚书·舜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左传·昭公六年》也载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些“刑”基本可认定是惩处官员(当然主要是镇压百姓)的条款。这些条款对以后的立法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从秦开始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几乎都想通过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来约束官吏,从而实现廉洁政治,主观上绝不希望腐败到皇冠落地。因此,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无不引前朝之颠覆以为戒鉴;于是,以史为鉴就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司马迁作《史记》,往往以暴秦为例儆戒当代统治者,故对秦史记事尤详。唐初君臣,无不以隋亡为训诫,魏征曾说:“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旧唐书·魏征传》)李百药修《北齐书》,李世明指示其编修宗旨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册府元龟·恩奖》)宋神宗认为司马光修撰史鉴书应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赐该书名为《资治通鉴》)。尤其是朱元璋,先后敕编《辨奸录》、《永戒录》、《醒贪简要录》等鉴戒书十数种,为反腐倡廉而编书之多,为历代王朝所罕见。他们曾制定了一部又一部法典律例,一条又一条官箴官诫,用心何其良苦。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官箴法典都是摆设,连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微宗也曾标榜过惩治腐败就是证明。
据《宋会要》载,他也真格贬黜过一批贪官污吏,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滁州知州唐恪、河北监司贺希仲等。然而,一面是惩治腐败,一面是“六贼”崛起!再如明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制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然一桩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22万;一桩盗军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株连官吏系狱至数万人。这仅是发生在洪武朝的腐败大要案之一斑。大案连发,朱元璋竟越杀越困惑,何以“杀者自杀,贪者自贪”?重刑治贪毕竟还是有效的,如《明史·循吏传》所纪125人,洪武至正德的153年中有120人,从嘉靖至明亡的123年间只有5人!纵观历史,一面是法网恢恢,一面是网漏吞舟之鱼,没有清查惩处的大贪比比皆是。如素有贪名的严嵩,籍没时登记的田地2.7万余亩,而素有廉名的徐阶,田产多达40余万亩,是严家的15倍。
又据《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刘宗敏追赃时,追出外戚周奎银53万两;大学士陈演,追赃献银4万两,仆人举发,又挖出埋银书玩、黄金360两;户部侍郎吴履中,到任仅17日,抄出赃银400两、黄金80两(高出他的俸薪多少倍?);锦衣卫大堂骆养性,被追出赃银3万两;司礼监宦官王之心,被追出赃银15万两……。如果不是刘宗敏追赃,谁能知晓崇祯朝有多少贪官!一部廿五史所载的贪官污吏,仅仅是沧海之一粟,是被历史曝光的极小一部分,而像徐阶这样享有“廉名”的贪官又何止万千!翻开每一部中国通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无不“鉴于往事”,而每一个王朝又蹈前朝覆辙,无不亡于腐败,甚至连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也未能幸免。中国历史形成了一个怪圈,或曰社会腐败的周期律。腐败增加了国家的行政成本,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的腐败甚至能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对腐败的社会危害性,统治者并非没有一定的认识,能想出来的招数也都用尽,最终还是未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原因何在?是法网不密,还是教化不彰?是中国人没有创造廉政的智慧,还是体制上有致命的问题?面对腐败,一方面是杀者自杀,一方面是贪者自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说不尽的灰色文化,何时能将你说清白?前面谈到如果没有腐败,萧何、赵普辈将难以在汉、宋两朝建功立业,甚至历史将有可能是另一种写法。
腐败之恶果真罄竹难书,而无一善可举么?先贤有言:存在就是合理的。基于这一命题的指引,总算找到了例证,此处稍作援引,当令拙文“蓬壁生辉”。数年前读到社会学家郑也夫的“社会生态学的腐败与社会转轨期的腐败”(载《战略与管理》1994.3.)。这篇文章,着实让人大开眼界。郑先生说:“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当年的知青们还会记得办返城手续时如何行贿,又如何在过后大骂受贿官员。如果政策不变,官员都廉洁奉公、毫不通融,恐怕知青们一定会更加失望。因此可以说最坏的不是腐败,最坏的是不得人心、又僵化刻板毫不变通的政策。腐败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它有时可以腐蚀掉这种政策。”
经郑先生一番点拨,我们这些过来人终于明白,我们是用我们自己都羞于言及的“腐败”手段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举一反三,有多少不享有权力资源的人们,如民间企业家、工人、农民、学生等等,竟是以腐蚀那僵化刻板、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命运!感谢“腐败”!郑先生又说道:“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很多行贿的举动带有消极反抗的意味。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社会冲突会更尖锐,当年知青的情况可算一个例证。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群体可能走向公然背离现行政策、现行体制的道路。……我们可以说,腐败与改良一样,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其手段是,腐败与改良共同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
腐败对维持社会的稳定、祥和与发展功莫大焉,我们不由得在心底喊一声:“腐败万岁!”腐败问题的善善恶恶,不用说是三七开、哪怕是一九开,依古训总不能因善小而不为吧!更何况腐败之善莫大焉。由此我便想到,当前的反腐,我们应该是用缚鸡之力还是用缚牛之力?我还想从郑先生的话题说开去。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蹲大狱期间曾说过,他在广西任职期间的腐败,至少有部分是为了广西的发展。我敢断言成克杰以及他的辩护律师没有拜读郑先生的文章,如果对簿公堂时引用郑先生的“(腐败)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腐败是维持社会机器运转的润滑机等等”这类辩辞,说不定会有个“刀下留人”的转机。由此反推历史,许多不甚了了的事情也会令人豁然开朗。
如康熙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东华录》康熙34年)按“新思维”解读,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取一分火耗的好官是作小贡献,取十分火耗的贪官则是作了大贡献;因此康熙又说:“今年所拟秋决,贪官甚多,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清圣祖圣训》卷28)这难道不是很合逻辑的吗?郑也夫先生说,在腐败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社会学家可能与伦理学、法学家不尽相同,他们的否定可能更多,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
社会学家我所崇敬也,伦理学家、法学家亦我所崇敬也。他们各说各话,却又句句在理;假若他们意见相左,不知该听谁的?如果兼听,势必尴尬。遥想当年贾政放了江西粮道的外任,一心想做好官,严禁折收粮米、勒索乡民。弄得长随聚齐告假、跟班也不听话;乡民亦不信任,却说道:“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厉害,越是想钱的法儿!”(《红楼梦》第99回)这种心理逆反、这种尴尬难堪,当今恐怕也为数不少。腐败啊腐败,这个说不尽的话题,何时能将你说“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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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市场(Growth Enterprise Market,GEM) 是指专门协助高成长的新兴创新公司特别是高科技公司筹资并进行资本运作的市场,有的也称为二板市场、另类股票市场、增长型股票市场等。创业板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因此更加注重公司的信息披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二板市场:一个基于战略框架的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属于政府主导的模式,其功能定位及服务对象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因而在国内二板市场的建立过程中既要借鉴资本市场发达国际的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设立多功能多选择具有很强流动性的二板市场。为防范风险,二板市场应采用分步骤分层次的发展战略。在中小企业板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再推出完全的二板市场。在区域选择问题上,由深圳向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发展,逐步向中西部科技、风险投资较发达的地区推进。
关键词:二板市场 中小企业板 风险投资
1998年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推出之后,全国掀起了建立二板市场的呼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二板市场迟迟没有推出j,主要在于以风险投资为载体的二板市场周期性波动。从2000年3月起,全球风险投资业一度陷入萧条,NASDAQ综合指数接近1000点,2001年随着国际经济的下滑,全球二板市场一度陷入萧条局面。2003年以来,国际主要二板市场各项指标陆续好转表明风险投资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4年风险投资业逐步回升。据最新公布的年底数据显示,2004年风险资本获得的资金在继续增长,大学、捐赠基金和养老基金去年向17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投入了176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67%。据Thomson Venture Economics和美国风险资本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风险资本额比前两年的总和还要多。在2003年,135家风险投资基金共筹资106亿美元;2002年,165家基金筹到36亿美元。相比之下,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时期,635家风险投资基金筹到1061亿美元。含高科技类企业在内的全美风险企业投资调查MoneyTree Survey的数据显示,2004年对风险企业的投资金额为209.4亿美元,比2003年的189.5亿美元增加了10.5%。就我国而言,2004年创业投资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中外创投机构在2004年共对25家大陆及大陆相关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其中投资案例数量较2003年增加43%,投资金额上升28%。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的同时,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国务院2004年初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在统筹考虑资本市场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2004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我国分步设立二板市场的构想已经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尽管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功能定位、发展步骤、区域选择等,如果处理不好,将陷入与主板市场雷同的境地。
结构决定功能,单一的主板市场结构决定了我国资本市场只能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资金与不断攀升的12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由于缺乏投资渠道而得不到保值增值的矛盾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经济转型中的深层次矛盾需要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才能解决。建立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是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二板市场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结果。
国际上成熟的证券市场都设有二板市场,只是名称因国家定位不同而各异,诸如自动报价系统、小盘股市场、创业板市场、小型资本市场等,在美国称NASDAQ(1971),英国称另类投资市场(AIM,1995),德国称新市场(1996)、欧洲称EASDAQ(1995),香港则称创业板(GEM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1999)等。尽管名称各异,但是其功能却基本相同或相似。根据二板市场的功能定位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种:
(1)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科技板”或“高新技术企业板”;
(2)为高成长性、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创业板”,
(3)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中小企业板”[2]。
高新技术企业板、创业板与中小企业板这三个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表现在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上:三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服务对象的不同,高新技术企业板主要是针对高新企业而言的,其核心技术必须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确保其国内外的领先性,并且有足够的投入确保企业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且还需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创业板主要针对初创企业而言的,一般要求主营业务明确、成立时间大约在3-5年,具有良好成长潜力的企业。普遍观点认为创业板主要是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的;中小企业板主要是针对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而言的k,对其技术含量没有要求但必须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无论属于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均可。
三者的联系也是很明显的,三者之间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界定,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R&D投入比例相对较大,因而其一般也是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也往往是中小企业,当然某一个企业也可能是初创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只要具备良好的成长性就能够得到二板市场的青睐。但实际运行往往与理论有很大差距l,某些国家的二板市场并非只吸纳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对于传统企业和大型企业也是开放的,只要它们具备良好的成长性。
事实上,各国政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区分这几种市场,大多数二板市场的服务对象都涵盖了中小企业、高新企业、初创的成长性企业,甚至有的还吸纳了传统行业的企业,其目的在于缓冲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周期性波动对市场的影响。如香港创业板的服务对象为具有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欧洲EASDAQ的服务对象是高成长性的小型企业。英国称另类投资市场是向新创建的成长型小公司提供服务,无论是高科技公司,还是传统的制造企业,或是第三产业的服务公司,均可在该市场上市。而美国NASDAQ的服务对象是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或新兴公司,其上市公司包含了信息技术、电讯、医药生物技术、金融、保险等领域。
我国二板市场的功能定位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9年,我国准备将二板市场定位为“高新技术企业板”。2000年,政府决定将二板市场改为“第二交易系统”,把其功能定位于为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服务。2004年设立的中小企业板是以后推出创业板的试验田。与主板市场不同,二板市场主要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处于幼稚阶段中后期和产业化阶段初期的中小企业在筹集资本性资金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些企业的资产价值(包括知识产权)评价、风险分散和风险投资的股权交易问题[3]。
因此,我国二板市场的上市对象应包括三类企业:一类是成长型中小企业,即在3-5年内,具有持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能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整体扩张的态势、未来发展预期良好的中小企业。2003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在六成左右,上缴的税收已占全部税收的40%以上。最新调查表明,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中小企业贷款被拒率近60%,从全国范围来看,80%的中小企业不同程度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因此,二板市场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第二类是主业突出的创业型企业,即在产业生命周期中处于创业初期或种子阶段的中小企业。尽管我国风险投资额已达到400亿元,但由于缺乏二板市场,大多数风险投资退出只能进行股权转让而无法获取高额的回报。第三类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具有经营历史很短、市场需求不确定、盈利能力不稳定、破产风险较大的特点j。我国每年大约有十多万件专利授权,但由于科技转化渠道不畅、转化率低,相当多一部分高科技含量的技术得不到转化而淘汰。
鉴于国际一些二板市场运作失败的经验k,在我国二板市场上市的企业除了高科技企业外,还应包括其他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抑制高科技企业明显的生命周期特性产生周期性波动的风险,这样可以形成多功能多选择的资本市场,增强二板市场的流动性,可以避免随着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以及陷入英国、欧洲等二板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困境。但实际上,我国的中小企业板主要安排了制造业行业的企业上市,并不能降低由于行业过于集中带来的市场风险(见表一)。
表一 中小企业板公司行业分布表
行业 制造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信息技术业 社会服务业 农林牧渔业 合计
家数 43 2 1 1 1 1 1 50
资料来源:中小企业板一周年全记录,《中国证券报》,2005年5月27日。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它应该包括有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和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等,比如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主要有:(1)全国性集中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NASDAQ;(2)区域性市场:太平洋交易所、中西交易所、波士顿交易所、费城交易所等;(3)未经注册的交易所;(4)场外交易市场:OTCBB和 Pink Sheets[3]。 二板市场只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从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来看,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上市条件依次递减,对应不同企业各有一个筛选机制,使企业有可能递进上市或递退下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结构体系。
众多学者提出了发展我国二板市场的思路,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有刘纪鹏(2003)提出了规则与主板直接对接的“中小企业板”概念,建议创业板推出应贯彻从紧到松和从高到低逐步调整的指导思想,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在提高创业板门槛的前提下,尽快推出“改良”后的创业板,也就是门槛不低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第二步,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的加深、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加大,再调低上市标准,推出门槛较低的创业板j。成思危(2003)提出“三步走”思想:第一步,现在搞科技板块,先不降低门槛,在已经发审委通过的几十家小盘股中挑一些,组成科技板块,到深交所上市;第二步,逐步研究,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中小型创新企业通过科技板来融资;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创业板k。
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我国可以首先活跃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场外交易(OTC)即三板市场,恢复NET和STAQ交易,辅导培养一大批未上市企业,形成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后备企业。这类企业至少要形成大约8000-15000家的队伍。其次,在这些上市后备企业中筛选一些具有良好成长前景的企业进入“中小企业板”,这类似于NASDAQ的小型资本市场,这类企业大约要达到1000-1500家。最后,在“中小企业板”精选一些规模较大、需要更多发展资金的企业转入创业板市场,这类企业大约要达到200-500家。深交所通过对中小企业上市资源调查,掌握了3328家重点中小企业的基本情况,其中,辅导企业634家,占950家辅导备案企业的66%;后备企业2694家,占81%。在3328家辅导企业及后备企业中,880家具有完整的信息资料,明确表示有上市意向。对照目前的发行上市标准和主要财务条件,408家大体符合中小企业板发行上市条件,属于后备上市资源,占880家的46.4%l。我国有充足的上市企业资源,经认定的高技术企业有上万家,而且90%以上为中小企业,为二板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见表二)。
表二
1998-2003年我国高技术企业数量分布表
单位:家
类型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大型企业数 825 878 935 1111 1170 266
中型企业数 1241 1140 1077 1314 1445 2296
小型企业数 7289 7474 7746 8054 8718 9760
合 计 9348 9492 9758 10479 11333 12322
注:2003年数据的变化主要是因为采用了新的企业统计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建立一种“接力棒模式”而不是“终身制”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不同层次上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各个不同层次的市场对进入企业在注册资本、盈利能力、成立年限应有所不同,以满足不同、规模、风险度的企业都能以合适的方式实现产权交易。值得一提的是,不能为了急于扩充上市公司数量而降低上市标准和忽视公司治理,降低标准虽然有可能促使部分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但是也很有可能让一些质量不高的企业混入二板市场,使得二板市场成为垃圾市场,海外相继关闭的二板市场就是很好的案例[7]。
资本市场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产物,所以我国二板市场发展还面临着区域选择问题。二板市场应该选择金融、投资意识较强的地区。尽管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十多年,但投资者多数属于短线投资,还没有上升到价值理念投资的高度,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而且二板市场也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因此,在金融、投资相对发达的地区推行二板市场,容易被人们接受,成本也较低,而且也容易找到更有价值的上市企业。再者,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发展迅速,其投资风险也逐渐被人们接受。根据以上原则,我国地区性二板市场应选择以下三个地区:
一是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二是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三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投资意识强,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中小企业发展成熟,也比较容易接受国外先进的观念和事物,而且也是中国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密集、技术研发实力雄厚、社会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具备发展二板市场的外界环境。
以深圳为例,截止2004年底,深圳共有注册登记的创业投资公司197家,比2000年增长了410%;深圳地区实收创业资本总额125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223%。深圳的创投机构数量和创投资本双双居全国第一,成为国内创业投资资本聚集力最强的地区。尽管从短期看,我国还不需要这么多的区域性二板市场,但从长远看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个国家也可能有多个二板市场,如日本东京的Mothers和JASDAQ二板市场[8]。从目前二板市场准备的成熟度来看,在深圳运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再在上述其他地区推出区域性二板市场,甚至必要时在中西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发展,如武汉、西安、成都等。
[1] “创业板理论与实务”课题组.中国创业板:迟设的风险比就设的风险更大[J].财贸经济.2001(7):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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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东方文明体系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相关论文: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表现是:有等级,无平等;有强势,无弱势;有传统,无创新;有人治,无法治;有礼节,无理性。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催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文化 分析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论文正文: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有等级,无平等。
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
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
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
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
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一、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
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二、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
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三、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
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
四、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
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
五、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
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文化总的价值趋向是: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逻辑。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的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
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种是与专制统治合流,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内圣与外王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是:社会需要个人以内圣为主导,以外王为逻辑结果;个人需要以外王为主导,以内圣为逻辑结果。这种情况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内圣与外王双重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文化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强势和等级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文化的不均衡性和强势性?专制制度是根本原因。
首先,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实质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形式,而制度的演进又总是具有利益取向和强势主导的特点。马克思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主体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制度变迁,核心是主体自身利益需求。任何自然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只有社会主体才有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大量社会主体为什么有积极性去推动制度变迁,前提条件就是利益。另外,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当某一主体处于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时,该主体就具有了强势地位。所谓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一般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的一个集合。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官僚集团是封建社会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维持文化为强势服务的特性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求和需要。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持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断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其为统治者服务的特性。
再次,能否说小农经济是产生专制文化的根本?答案是:经济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条件。说经济决定一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说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应当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历史的发展作用是不同的,问题取决于谁是瓶颈因素。谁是瓶颈因素,谁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变量。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小农经济也并非一定导致专制文化。
第四,中国的专制文化是与专制制度相始终的。专制制度需要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又依赖专制制度而存在。
所以,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促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民主、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但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中国要取得长期发展,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这里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创新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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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是个体道德的两个基本方面。道德品质是表征个人道德的总体特点的范畴,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观念和行为中的体现。道德行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行为,是经过自主意志抉择并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道德品质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和积累,道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德性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书的核心概念,并贯穿于本书的始终“它是一种能够实现人类最终目的(幸福)的品质”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理智德性是灵魂中理性部分对自身发挥沉思功能时表现出来的德性;伦理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欲望和激情在理性的指导下的德性。系统地学习德性伦理学,不仅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道德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培育出真正的有德之人。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方而的经典著作“文章从对幸福的分析入手指出幸福是至善,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幸福是什么的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质出发,得出了“幸福是符合德性的现实活动”的结论,那么什么是德性呢?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哪些道德品质呢?下而我将从德性的含义、德性的类型两方而来进行论述。
德性一词是古希腊伦理学体系中根本性词汇,其原义是“德性是使一个事物状态好并是其实现活动完成的好的品质。”究竟什么是人的德性呢?亚里士多德说的德性意味着如下两点:首先,德性使人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其次,德性是让人把人的功能发挥得好的品质。所以,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某些特定的道德品质。因为品质是德性的种,品质是一种事物所具有的只要遇到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会显露出来的内在倾向或势态。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理性的灵魂和非理性的灵魂。非理性的灵魂就是欲望。而理性灵魂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的理性关注可以变动的东西,这部分的理性是算计的理性,也就是实践理性。另一部分的理性专注不变的、必然的东西,是理论理性或科学理性。亚里士多德说,理性的各部分的划分和德性是一致的。德性分为两类,伦理德性(亦叫道德德性,或者品德德性)和理智德性。
(一)伦理德性
下而我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涉及的几种具体德性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涉及情感的德性主要有勇敢和节制。勇敢,主要是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在战争中的死亡威胁。勇敢的人总是以境况所能允许的最恰当的方式,以理性所要求的来感受和行动。节制,意为自我控制。它是关于触觉与味觉快乐的正确品质,尤其是诸如吃、喝和性这类特殊快乐的白我控制。它们是必要的,但应限定在必要的程度上。第二,涉及外在善的德性主要有慷慨。慷慨,特别是财产方而的自由支配。慷慨者乐善好施,但不是不加区分的给予。慷慨的人以正当的方式给予:给该给的人,给以应当的量并在适当的时机给,通常这就是正当的给予。
(二)理智德性
第一,技艺。技艺(实践能力)是一种与正确的理智相联系的制作的品质。它的始点是在制造者的思考中而不是在被制造的事物之中。我们在讨论中庸学说时,也看到亚里士多德从箭手在箭术中的技能推导到德性的性质。德性的修炼也是如此。如果反复的,不断的练习和实践,最终就会像掌握一门技术那样的拥有德性。第二,科学。科学是一种求证的品质。凡是在有某种特定的确信存在的地方,而且人们认识到了普遍原理,这里就有科学了。其次,科学是一种知识,科学知识的对象是出于必然性的。因此它是永恒的,因为所有出白必然性的东西都是永恒的。而永恒的东西既不生成也不消逝。
第二,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决定人如何过好的、正确的生活的那种实践理性的德性。也可以说一个在总体上能够做出正确权谋的人是有实践智慧的。所以,实践智慧被看作一种知识与德性相关联的知识。同时,实践智慧被看作一种慎思明辨的能力。亚里士多德提出,“实践智慧能明察什么是对自己和人们是善的,它使人们在实际中慎思明辨、聪明能干”。
第四,灵智(努斯)。首先它可以指一般的理性状态。亚里士多德说灵魂中有二种能力可以控制人的行为,一是知觉,二是欲望,二是nous。在这里nous是指理性本身。此外,nous也是实践智慧的一个部分,是实践智慧经过慎思后达到的实践推论的终点。涉及的是对不可进一步定义的那些最高原理的领悟。
第五,智慧。智慧是科学知识和以灵智来把握那些就其本性而言最为高贵的存在者。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那些技艺娴熟高超的人也被称为有智慧,如菲迪亚斯作为雕刻家,波吕克莱托作为雕像家均被称为有智慧的人。但并不认为这种技艺特长就是智慧,因为并不是在某一特殊领域,在有限的方而的知识都可称为智慧,只有全而的最完全的知识才能称为智慧。
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多的追求金钱、权利、物质、地位,而忽视了自身德性的培养。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告诉我们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如果一个人终归变得卓越,就是说他实现或完成了他所固有的人的使命。人的善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如果有许多德性,那么就是灵魂合乎最杰出、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这是贯穿在一个人完整一生中的。对于人生来说,如果我们能努力培养这些德性,在生活中实现这些德性,同时能把握做人的最高目的,就更有可能把人生过得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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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激发每一个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展现自己,把学习变成一个积极参与、实现自我的过程,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到快乐,体验到成功,形成一个民主、开放、互动、活跃的学习场,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展示,并逐渐成为课堂的主角,投入到学习的情境中去,有效教学的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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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是民主制度的目标。要实现民主政治,需要先有民主入主议会、组阁,而后才有民主政治,即先有民主而后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在少数派监督下民主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部门和服务公众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论文范文:宗族势力--当前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成效。本文从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现阶段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仍然存在的原因,指出了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了消除乡村宗族势力、加强乡村民主政治的路径: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关键词】宗族势力/民主政治/制约
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采取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形式,建立了适合农村的选举和自治制度。但是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许多与民主政治要求相悖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法制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等。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一些乡村社会中宗族势力的活动。宗族势力已成为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中国宗族现象的历史源远流长。宗族势力在现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具有历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根源。
第一,从历史上看,宗族现象在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是特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专制王权控制力量难以企及的广大乡村,普遍存在着适应小生产方式的以宗族为核心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分散性单元。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对种族地域化的宗族解决其内部成员间矛盾的方式予以认同,不鼓励地方官卷入宗族事务的处理,于是宗族势力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充分发展,形成了按血缘辈分划分等级,由族长、家长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家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控制的较为有效的方式。由于宗族本身固有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不利于农村政治建设的民主化、法制化,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势力与活动受到抑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宗族力量始终未能彻底根除,并且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中通过适应和自我更新继续延续着它在中国乡村地区的存在。
第二,从经济上来看,小农经济是宗族势力赖以存在的基础。由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社会化程度低下。乡村地区作为国家行政区划的末梢,极容易使宗族组织这种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并保持了一定延续性的组织形式获得生存空间。1978年以来,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我国乡村广为推行。家庭承包制推动了农村经济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但在这种体制中,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在农村行政体制改革中,某些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与管理体制尚未完善,职能尚未充分发挥。这便为残存的家族势力承担应由基层行政组织承担的职能提供了可能。
第三,从文化传统上来看,我国周朝初期,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便开始确立,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宗法文化。这种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特别是其心理层面即宗法文化心理往往深深扎根于人们头脑之中,并通过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进行社会遗传,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广泛而又内在地、隐蔽地、自发地起作用。宗法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成为一种适应小农经济形态的较为完善的文化传统。它内蕴的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等基质[1]上千年来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完美契合,满足了中国乡村地区社会关系调整及社会秩序稳定的要求。
自现代社会以来,虽然宗法文化存在的经济、政治基础屡受冲击,其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在外力作用下受到抑制,但是宗法文化心理由于其已根植于我们民族心理而得以延续。比如中国人仍普遍具有的“圈子意识”、讲人缘、讲交情、讲关系、讲面子等习俗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较为封闭的乡村地区,宗法文化心理更是得到了较为完好的保存。这样,若外部控制一但放松,人们在宗法文化心理的驱使下就会迅速地恢复宗法文化的物质和制度形态,使宗族势力重新活跃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启动了以乡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其主要形式是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乡村民主自治要求以较为完善的制度、较为健全的法律和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意识的公民为依托。但目前部分乡村地区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于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却起着阻碍作用。具体表现为:
第一,宗族势力的活动不利于乡村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制度发挥作用。
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也就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当前,部分乡村在宗族力量的影响下,民主制度在实践中往往发生某种变形,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聚族而居的地区,在宗法观念作用下,村民们未能或难以实现自身角色意识的转换。村民们的“族民”意识重于“公民”意识,在行为中注重的是自己与本宗族、家族的关系而对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意识淡薄。在狭隘、封闭的意识作用下,强调家族、家庭的整体利益,家族内成员以服从宗族的规范和需要为目标。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往往成为家族间争夺领导权的竞争,部分地区出现了为家族利益买卖选票、贿选、控选等现象;村民自治组织的运作笼罩着浓重的宗族色彩,决策、管理过程中家长制更多地取代了民主制,民主监督则变形为宗族内部的监督缺失和宗族之间为狭隘利益进行的互相倾轧。
如河南省的赵孟庄主要由赵孟两姓构成,共约800口人。1994年5月,村委会选举,村委会主任及会计等三个重要职位均被孟姓占有。于是赵姓村民砸烂票箱,导致选举失败,而不得不由赵孟两姓分掌权力。[2]这是宗族势力角逐的充分反映。又如江西省三江村,村的宗族机构分为五级,即族—堂—房—家—户,比行政村(村—小组两级)还复杂严密。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两套班子,相互交叉。村长要向族长汇报工作,并接受族长的批评和要求。[3]虽然以上是两个较典型的例子,但是在很多乡村中家族、宗族组织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控制乡村自治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宗族势力的存在不利于乡村法治社会的形成。
宗族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构成的亲缘组织。宗族组织权力运作的理念依托便是宗族成员依血缘辈分形成的等级次序,以及族长、家长在宗族中的天然权威。这就使“人治”方式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有所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由纯粹宗族状态下的血缘型转变为血缘型、地缘型、业缘型交互相联的状态。单纯的宗族群体观念被打破。但源于“人缘”、“地缘”、“业缘”等形成的“圈子意识”作为宗法观念的延伸广为存在。在“圈子意识”下,人们在处理问题时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亲戚、邻里、朋友等“圈内人”,奉行与“圈外人”不同的原则,理性意识、公正意识、规范意识较为缺乏,“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淡薄。一些严格依照规章制度办事者被斥责为“不通人情世故”、“六亲不认”、“没人情味”。
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使下,“关系学”盛行,“后门风”难止。这与法治社会是不兼容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推动下,农民法制意识有所提高。但是在宗法传统浓厚的乡村地区,大量与现代法制原则相左的传统和习惯,诸如权大于法、情大于法、耻于诉讼等仍深深地影响着乡村的干部和群众。一些干部尚未摆脱权力本位意识和人治传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家长制作风和以权代法的现象。在广大普通农民中间,不懂法、轻视法和以俗代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宗族势力的存在无疑更强化了人治观念,抑制法治观念的生成。
第三,宗族势力的发展不利于乡村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
民主政治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得以平等而自由地实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主张。[4]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是民主政治运行的基础和动力,直接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在农村,宗族势力的存在及宗法传统观念的蔓延不利于乡村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发展。传统宗法社会中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庭血缘为本位、处于家族网络之中的农民,在强大的家族权威面前往往感到主体性能力的缺乏。在家庭中,强调家族的整体利益,个体丧失了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从而形成了“无我”和“非主体性意识”。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使农民个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大大增强,参政议政的自觉性开始提高,民主意识有所发展,并创造出“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海选”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作为文化传统的承载者,在传统色彩较为浓厚的部分乡村,农民又往往表现出宗法性,无法摆脱作为权势力量的从属者地位的自我心理定位,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农民只要可能就消极地顺从,而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主动地影响或控制社会制度。20世纪无论哪个阶段,中国农民的大部分都处于这种被动的政治地位,表现出了很强的从属性。”[5]当前中国农民主体性意识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法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而宗族势力的存在无疑会阻碍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主体性自我,抑制乡村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
目前农村宗族势力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直接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退出后,农村在适合现代政治的组织资源缺失状态下传统势力的回复。宗族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落中集体组织的不足,但是宗族文化与民主政治毕竟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清除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建立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组织形式。从中国农村目前现有情况出发,逐步清除宗族势力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对宗族势力采取一些针对性遏制措施。
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历史文化积淀不同,宗族势力在各地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大部分乡村宗族势力已近消除。而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乡村宗法组织则特别发达,宗族势力的活动十分活跃。因此,应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利用同姓聚居的自然条件进行的修族谱、建祠堂等宗族活动要予以明令禁止;对于利用宗族组织操纵选举、破坏民主、目无法纪的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直至法律制裁;对于恶劣分子要坚决加以打击。当然,应当注意的是,宗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群众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以教育为主。对于某些宗族因素也应因势利导。比如,宗族的“族长”、“房头”等头面人物,一般都在族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号召力,若能将这种家族内的狭隘权威转化为村民自治所需要的权威,将其对狭隘家族利益的关注引导向村落整体的责任感,无疑将成为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二,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既然宗族势力的兴起与农村经济改革后集体力量的缺乏有关,那幺,消除宗族力量就不仅仅要着眼于宗族组织本身,还应建立和完善一种比宗族具有更大整合力量、更多优势、能为广大村民普遍认同的合法性组织。就目前而言,这种组织无疑就是村民自治组织。目前,我国广大乡村已普遍确立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些地区,基层政府往往要依赖家族力量来完成某些工作,如进行社会教育、维护社会治安等。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正式组织权力流于形式而家族非正式组织权力膨胀,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交叉运作,由宗族组织权威起主导作用等现象亟待改变。要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现存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加强研究、探索实现乡村实际权力由家族组织向村民自治组织转移的有效途径。
第三,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要以乡村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为前提。实现村民由传统的狭隘的“族人”观念向现代政治人、国家公民观念的转变是对目前部分乡村宗族势力消极作用的一项根本要求。制度与法律固然重要,但文化的力量却可以更深入有效地规定人们的政治倾向,成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影响和支配人们政治行为的选择,深刻、稳定、持久地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起到行政制度难以起到的作用。实现公民意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要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为根本途径。民主文化的普及和民主意识的提高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需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有组织地进行。对目前中国乡村来说,需要乡村教育机构、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包括乡村党组织在内的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宗法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样也会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消失。要重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主精神的更为有效的途径。
第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宗族组织是适应传统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宗族组织在现阶段乡村社会的存在,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与乡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清除宗族势力的最起码和最根本措施是打破它存在的经济基础。就目前中国农村来说,紧要的是发展经济,以便在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方式的顺利转换。彻底打破农村相对封闭的分散经营格局,发展乡村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并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逐步实现农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6],使群体本位趋向个体自立、角色他赋趋向角色自致,使宗族势力的存在因缺乏现实的经济和文化心理的基础而逐渐萎缩以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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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特质。虽然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的转向,本体论似乎失去了在哲学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然而细加推敲,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本体论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些哲学讨论的或隐或显的背景,对于本体论的兴趣一直贯穿于其中,只不过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在一种不同的层面、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图景中,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后,本体论问题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回潮。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就出现了诸如对于“存在”是否是一个真正谓词,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讨论。这种状况凸显出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本体论情结,而这种情结之所以在西方思想中挥之不去,究其根本,则在于本体论体现出来的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即逻辑的思维方法。因为,“本体论范畴的意义在于它的逻辑规定性”。本文即试图主要在现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对本体论问题的这一特征做初步探讨。
以上主要从对于“存在”的理解探讨了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但仍旧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难以释怀:为什么一定要从“存在”上升到“是”,也就是说,本体论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逻辑规定性?
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就表现出对于经验世界的不信任,认为世界的真理、世界的本质必定隐藏于经验现象之后,因此,不断地消除经验规定性是达到最终真理的途径。正如康德所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在西方传统中,哲学和科学是同源的,而两者的分野则在于,哲学是通过概念分析,在语言的层面上试图实现自己的真理诉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表述经验,从而给予我们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而“可理解”就意味着具有意义。正如迈克尔·奥克肖特所说,经验世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只要存在着经验,就存在着意义。“语词意义是从经验来的……这些语词是人类经验结晶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怀特海则更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
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
于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消除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就是消除语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意义的界限,也就是理解的界限,也即是说,对这一界限的否定就是无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想象界限的反面是个什么样子。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这就是逻辑不可能,也就到了一种逻辑规定性的境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格尔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还是实现了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的现代逻辑,实质上都是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产物。而形而上学家又把这一理解的界限当成了他们的阿基米德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反向的过程建构出他们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本体论中的概念脱离了现实的内容,只能凭这样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其意义,这就是概念的逻辑规定性。而正是获得了逻辑规定性,这些概念才能离开经验事实进行推论。”到此,在这种逻辑规定性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就能够对沃尔夫关于本体论的经典定义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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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民主与批判民主,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条并行的主线。然而这些站在不同阵营的学者、思想家,在反思西方民主之时,往往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所享有的至关重要的权力,即货币当局的货币权力。尤其是对于宪法学的研究而言,这种忽略导致了理论上的致命缺陷——使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得以存在。在现当代社会,而货币权力的不受控制已经成为侵蚀民主根基的毒素。不过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剖析货币权力的潜在统治力,并逐渐影响到宪法学的研究,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货币宪法学。货币宪法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货币当局的宪法地位,货币发行权的宪法属性,货币权力的配置与规范,货币权力与人民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货币权力与通胀、赤字以及公债之间的张力,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等等。
部门宪法理论受到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等人的关注,并认为部门宪法乃是“从社会部门的认知,去探求宪法的规范。从部门的宪法规范,再回头去整合宪法的价值秩序,确认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p1-16)至于划分部门宪法的标准,则在于一个承担着某种必不可少的主要功能的社会或政府部门的存在,或者存在某种客观需求及利益事实。[2](p23-32)湾学者对财政宪法、教育宪法、军事宪法等部门宪法所展开的研究,以及货币宪法概念在西方的提出,基本上沿循了这一理路。
货币宪法最早是由布坎南(Geoffrey Brennan)、耶格尔(L.B. Yeag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提出[3],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两个客观的政治金融命题:一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国家干预无孔不入,财政重负亦日积月累,而政府则积极的通过超发货币的方式获取收入,以缓解财政压力,结果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一是随着金银本位的废止,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摆脱了外在的纪律约束,化为吞噬人民财产的利维坦。面对这一历史事实,货币宪法担负起了规范法秩序,“规划国家的组织体系,实践人民基本权的保障”[4](p2)之目的的任务,其途径则是对金融怪兽的行为施以宪法性约束。
货币宪法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所以没有为经济宪法或者财政宪法所吸收,而是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货币宪法既有别于市场的调控与管理,与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也不完全重合。经济宪法概念最早由“弗莱堡学派”的欧肯(Walter Eucken)、伯姆(Franz B?hms)等人引入,用以检讨德国社会从魏玛到纳粹时期的整体失败。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法律对市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如同政府的行为应当遵守政治宪法一样,经济体系也应受到一部经济宪法的规范,所有会对市场法律环境产生影响的决定,都应遵从经济宪法。[5](p4-5)立宪主义层面上的“财政宪法”一词同样由布坎南等人提出,源于他所使用的“财政-货币宪法(fiscal-monetary constitution)”一词,[6](p234)并试图通过“财政宪法”来规范政府的公共收支,尤其是规范政府通过公债获取的收入。[7]在财政宪法学的研究中,税收、财政、预算等成为了研究的重心。而货币宪法所关心的主要是货币权力与货币权利之间的宪法关系,探讨发生于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货币发行行为的宪法规制,探讨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的宪法意义,显然不同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
人民主权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它被看作最能保证政治平等、保护自由、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民的需要以及促进道德的自我发展并做出顾及到每个人的利益的有效决策的政治制度。对这些不同目标的重视可能会影响民主制是否主要被看作是一种公众权力(自治与自我管理)的形式,或者它是否可以被看作是有其他人(比如选出的代表)支持决策的一种结构。[8](p404)在民主政体下,人民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只有由人民委托、认可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如果政府滥用权力,侵害人民的权利,人民便可收回政府权力,重新建立代表他们意志的新政府。而宪法的一项基本职能就是确保人民主权得以落实。
正如史提芬·霍维茨教授所说,货币堪称市场的血液,而拥有货币发行权的当局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具统治力的部门,弗里德曼更是把中央银行看作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9](p155-183)。货币权力作为一项事关全体人民的权力,其获得与行使自然应当以人民的同意为前提,而且这项权力只能由国家来行使并收到宪法的纪律性约束,从而使其受到民主与法治原则的约束。然而在人民是否将货币权力交给了国家这一问题上,至少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如哈耶克(Friedfrich A. Hayek)[10]、史提芬·霍维茨(Steven Horwitz)[11]等人就反对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而是建议将这项权力交给市场。即便在事实上,货币权力也并未完全由国家所垄断,在很多国家,这项权力都游离于宪法的规制之外。在美国,宪法将铸造货币的权力交给了国会(第1条第8款),然而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却把这一权力交给了私人银行;[1]在南非等国,中央银行同样是作为私人部门存在的;[12]在西非货币联盟,西非中央银行是西非八国[2]共同的中央银行,很显然,该行不易受到国内法的调控,其在货币政策制定和货币发行方面的权力同样不易受到规范。
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受国务院的领导,但我国宪法文本中却没有关于中央银行的任何规定,宪法第86条更是把央行行长置于国务院组成人员之外。至于《立法法》第8条所确立的立法保留条款,有关金融的基本制度应当制定法律,但现有法律对中央银行的职责权限所作的规定极为有限,即便是《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也甚粗疏,从而使得中央银行成为一个相对超脱的部门,对中央银行权力进行规范也就缺少了现行法依据。因此,如何完善《宪法》、《立法法》、《人民银行法》以及相关金融立法,就成为了货币宪法学的理论任务。
虽然货币问题一直被讨论,但是直至目前,从宪法学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却是寥寥无几。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西蒙斯(Henry Simons)、弗里德曼、布坎南、哈耶克(Friedfrich A. Hayek)和彼得•波恩霍尔兹(Peter Bernholz)等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关于货币权力以及货币宪法的认识。
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认为无节制的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因此应当制定一部货币宪法,以约束货币供应当局,防止其滥用货币发行权。[13](p23)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布伦南(James M. Buchanan)等人,更加重视规则的作用。他们认为授予政府发行不兑换货币(fiat money,即法定货币)的垄断权,它便能够以接近于零的成本创造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面对利维坦政府对纳税人财产权所造成的威胁,仅仅依靠外在的货币规则并不能改变货币发行的性质,不如剥夺政府的货币发行权,或者是以“宪法性质的征税规则”取代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14](p133-159)作为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极力反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他认为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政府就是不稳定的根源。所以应当废除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实现货币的私有化。[15](p32-36,114,135-136)此外,波恩霍尔兹、史提芬·霍维茨(Steven Horwitz)、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马可·怀恩(Mark Wynne)和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Tommaso Padoa-Schioppa)等宪法学者和经济学家,也对货币宪法以及货币权力行使问题展开了研究。
就可见的关于货币宪法的论述而言,往往都是作为立宪经济学的一部分提出的,并未将其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虽然存在专门探讨货币宪法的著作,但多是针对一时一事所展开的研究,立足点也更侧重于财政经济领域。对于政府和人民在货币领域内的相互关系、政府在货币过程中的地位和权力等宪法上的核心问题,缺乏更深入系统的分析。如弗里德曼虽然重视宪法规则的作用,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数量、货币供给、价格稳定、货币政策等领域。至于哈耶克和霍维茨等人,更加希望实现货币供应体系的完全公开和自由竞争,进而认为一部独立的货币宪法并无必要,所以对货币权力的宪法规范问题并不关心。不过人类当前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引发了宪法学家对货币问题的更多争论,尤其是波恩霍尔兹和史提芬·霍维茨等学者,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的切入点,对货币权力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论述。
在国内,经济学家们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张维迎教授所作的《理解经济危机》、《危机中的选择》等文章,对货币发行与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关系有着较为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货币政策的不当运用才是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宋鸿兵所作的《货币战争》三部曲,作为通俗读物,也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目前国内,从宪法学角度对货币权力和货币宪法所作的专门研究,还极为少见。而《货币宪法、政治经济体制与长期通货膨胀》一文在国内的翻译,算得上是一次尝试。不过鉴于货币权力自身的独特意义,以及我国当前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宪法学者似乎有必要对货币宪法学的相关命题进行更多的探讨。
2008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每项挑战都同一个基本的因素发生关联——货币,而以下几种表现极为突出:其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连锁反应,中国深受其害,股市暴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不适当以及货币发行的无节制。宽松的货币政策吹大了市场泡沫,加剧了金融风险,而后由于某些令人措手不及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剧减,市场资金链断裂,危机由此发生。[16]中国此前也一直推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被高高吹起,因此难以抵御次贷危机的冲击。
其二,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9年4万亿的中央投资以及地方配套资金,带来货币的喷发,导致流动性过剩,物价持续上涨。虽然至今仍未见到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但是物价上涨对群众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2011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单就猪肉价格来看,仅2010年一年的时间,价格就飙升了57%[17],2011上半年又上升了19.2%,[18]在经历了7月份的假摔之后继续上升。几年来,决策层多次强调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物价,也说明了通胀的严重性。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民主体制之下,政府巨额财政支出的法律依据难寻,而由此引发的货币喷发及通货膨胀对人民的宪法财产权造成的影响,也难以获得宪法上的论证。
其三,国家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显示,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在导致地方债务膨胀的多种原因中,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无法被忽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迫使商业银行不断扩大信贷规模,与此同时,政府一直有着借债的冲动,二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然而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举债导致经济风险不断向银行集中,威胁到金融安全。就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不论政府以何种方式偿债,长期的债务积累都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造成人民财富的流失,并最终影响到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以上现实问题都要求我们从宪法学角度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进行重新思考与审视,并说明一部严格的货币宪法的必要性。而货币宪法的目标则是在确保货币权力的运行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其侵益性降到最低,使人民的财产权更有保障。当然,货币宪法首先不是在文本上表现为一部宪法典,而应当是在现有法律文本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套规范货币权力运行的法律规则,这也是我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
[1]为了使央行摆脱国会和政府的控制,1913年的《联邦储备银行法》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即首先美联储不需国会拨款,而由私人出资组建,且美联储主要依靠证券利息收益来保证自给自足,从而无法避免它的自利性。事实上,美联储通过证券投资获取的收入通常是其开支的数倍。(William B. Harrison., Mone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y,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Plano, Texas 75075,1985, P.299.)
[2]它们分别是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共和国、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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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6}张维迎.理解经济危机{J].读书,2009,(5).
{17}何丽.猪肉推高中国通胀[EB/OL].何黎,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604,2011-10-2.
{18}见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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