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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是指信贷资金的投放与运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期限上的配置与配比信贷结构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运作的重要内容,其合理与否既关系到银行的资产安全、营运效益,也关系到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国家信贷政策的贯彻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银行信贷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选取河北省2005年—2013年银行中长期信贷、短期信贷和总产出的季度数据作为变量,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别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河北省银行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表明,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的贡献度(0.5974>0.2851)。
关键词:银行信贷;区域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VEC模型;
国外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巴杰特(Bagehot,1873)最早发现,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大型工业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伯南克(Bernanke,1992)和布兰德(Blinde,1992)对传统IS―LM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信贷市场替代货币市场的CC―LM模型。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通过信贷调节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推导出货币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结论。这些研究均认为,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信贷规模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在国外研究影响下,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性。林毅夫认为,金融结构及信贷结构对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赵兴波以深圳市1979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短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长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互为因果关系。崔小涛利用2000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银行中长期信贷相对其他类型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唐涓涓、尹燕海和郑兰祥、涂苗苗通过分析青海省、大连市、安徽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信贷扩张则区域经济繁荣,信贷紧缩则区域经济萎缩。郭为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银行信贷并不总是指向经济增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可获得一些其他东西,比如,政治稳定等。尽管已有研究存在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之争,经济增长还是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
目前,大部分研究以国家作为整体研究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方产业政策不同背景下,按期限分类的不同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研究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对银行信贷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根据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变量
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银行短期贷款(ACRS)、中长期贷款(ACRL)说明银行信贷。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符号如下:LGDP、LACRS、LACRL。
2.数据
以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为基础,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2013)》。
3.基本模型设定
经济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序列,为更好地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析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并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检验模型采用具有如下形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1.平稳性检验
首先应用ADF方法对变量LGDP、LACRS、LACRL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的ADF检验结果可知,LGDP、LACRS、LACRL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表明这三个序列均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表1)
2.滞后阶数检验
将LGDP、LACRS、LACRL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根据LR、FPE、AIC、SC、HQ等各检验准则综合判断,我们选择滞后4期。
3.Johansen协整检验
由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得知,模型涉及三个变量均为I(1),对这三个序列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基于对应滞后1阶的VAR作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与短期银行信贷、中长期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模型。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变量是由作为原因的变量决定的,原因变量的变化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Granger从预测的角度给出因果关系的一种定义,结果如下:
河北省短期银行信贷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银行信贷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并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且短期信贷与中长期信贷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综合检验结果得出结论,河北省银行信贷的增长并不因GDP增长而增长,相反银行信贷的增长却在推动GDP的增长。
5.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1)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中长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5974个百分点;短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2851个百分点。
(2)不同期限的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信贷资金对河北省产值的贡献度来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短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0.5974>0.2851)。
6.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情况,我们应用前面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观察银行信贷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影响。信贷扰动对GDP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一、图二。 GDP对来自短期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较强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了4.28%,随后影响急剧减弱,到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015。后期影响有一个缓慢的上升,但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到第20期(即第五年底)影响基本消除。GDP对来自中长期信贷一个标准差新息也有较强的正向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2.99%,随后影响稍有减弱,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123后,正向影响一路高升,最终长期保持约2.8%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时间也很长。综合两图得出结论:两个季度内短期信贷对GDP有较强影响,但随后中长期信贷影响作用凸显。整体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贡献度。冲击图所反映的现实与VEC模型的结论基本吻合。
通过分析,银行信贷结构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长期银行信贷贡献度远大于短期信贷的贡献度(0.5974>0.2851)。原因如下:
1.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
信贷结构上,短期信贷基本稳定略有小幅增长,而中长期信贷增长率从2006年的16.67%高速增长到2009年的39.98%,随后出现急剧下降,2012年增长率仅为8.84%,形成不合理的信贷结构。
2.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由于中长期信贷一般投向工业等实体经济,短期信贷一般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2013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12.2:53.4: 34.4,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1: 45.3: 44.6,说明河北省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仍处在较低水平,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的较高投入带来GDP总量的提升,表现为中长期银行信贷的高贡献度。
3.银行中长期信贷投放不合理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长期银行信贷投放存在潜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数据显示,银行中长期信贷大部分投向了六大高耗能行业。2012年中长期银行信贷投向中,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8%;而食品制造业仅占1%、医药制造业占2%、通讯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共占6%。鲜明的投向反差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使得环境污染PM2.5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对此,银行应积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秉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 合理制定中长期信贷投放领域,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在保证信贷效率的前提下确保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实施区域化信贷管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区域信贷政策,在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业务授权和产品准入条件,关注重点去产能区域及行业的信贷投放,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链之间的梯度分工;
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社区信用协会和社区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加入协会为前提。并建立一项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现金流无法偿债成本的统筹资金池――发展风险准备金,由国家、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风险,采取发行优先股的形式,实行有偿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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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也沉淀了诸多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的内容,分别从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与林业要素投入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林业经济增长分析的有效方法,以及要素投入对其产生的促进作用。将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结果准确度会有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要素投入;林业经济增长;增长效应
林业经济增长情况在研究分析阶段,需要选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要素投入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明确林业管理的重点内容。经济增长状况分析离不开数据收集与处理,下面文章将针对工作各流程的技术要点展开探讨,帮助选择有效的分析方法。
1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1.1数据收集和处理。
分析林业经济增长情况时,现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据整理分析来得到准确的结果。要素投入方法对经济情况分析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仍然需要完善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将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此来提升结果的可靠性。林业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净化环境的同时,还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全面因素,因此数据分析也比较复杂,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与额定指标做出比较,再结合投入自己数额来分析,方便判断经营管理期间是否出现亏损现象。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数据收集工作需要由基层员工完成,在任务开展阶段,要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学习任务流程,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来完成任务,确保数据来源可靠,分析任务才能够高效进行。
1.2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
黑龙江地区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在对产值进行计算时也发现正在呈逐年上涨趋势。林业发展虽然属于环保公益类项目,但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总产值上涨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会逐渐增高。林业产值受环境因素影响严重,同时也与管理情况存在必然连续,加强管理并采用科学的虫害预防方法,能够增大树木的生长效率,死亡数量也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长期以来,林业经济过于依赖国民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正在向独立发展方向转型,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1.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1.3.1劳动力数量变化。
要素投入需要明确管理任务中的要点内容,并结合林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使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初期林业工程建设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随着林业逐渐发展进步,管理技术也有所进步,广泛应用信息设备,减少数据传递阶段的误差。人力资源的使用量逐渐焦减少,这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还存在林业单位大量辞退工人,采用买断的方式减少劳动力数量的方法。
1.3.2资本数量和结构变化。
为提升经济增长速率,林业管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涝灾害对林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林业经济损失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经济管理在主要体系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工作开展流程的创新。引入资本理念后,虽然在经济体系上仍然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并不会发生严重的连带影响。林业工程建设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制定科学的目前,这样各个阶段所完成的工作任务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这也是要素投入带来的积极促进作用。
1.3.3造林面积变化。
林业发展需要植树造林,确保林业种植的数量,这样才能够形成森林系统,管理任务开展所面对的主体也更加明确。将要素投入方式应用在林业数据采集分析中,能够帮助管理人员确定造林面积,最大程度的发挥森林对生态环境乃至经济体系的促进作用。开展要素投入后,植树造林的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荒废的土地也得到了重新利用,这种造林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优势。
2模型估计与分析
林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会产生大量数据,数据整理与保存也成为了难题。通过建设完善的施工制度体系。借助计算机设备对数据进行分析,更加简单高效,将数据输入到其中后,可以建立出统一的模型,与额定的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趋势,是否存在严重的下滑情况。如果发现经济收益下滑,也要对引发的原因进行分析,避免类此问题再次发生在林区中。数据分析也需要公式的参与,这些公式都是固定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临时更改,分析处理所用时间有明显的减少。要素投入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因此能够帮助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建立模型概况,再逐渐对其内容进行完善,实现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目标。其结果可以作为林业发展情况判断的依据,应用在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上也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较低的A值还存在另外一种合理解释:即林业是一个正外部性较强的产业,林业要素投入中以国家为主的部分大多用于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多转化为林业生态效益和资源储备,并没有计入林业经济产值核算。国家林业投资所占比重的参数估计值β4=0.837,说明国家投资占全部林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这一指标是弱显著性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虽然林业具有正外部性,增加公共投资能够促进林业发展;由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多用来进行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结果说明林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具有特殊性,需要实行国家投资为主的形式。
3对策与建议
在对林业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收益进行研究时,可以将日常维护中遇到的问题引入其中,促进森林资源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收益增长与森林资源的产值具有很大联系,因此要协调好成本投入与资金收回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应当加强林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林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还需要大力提高;林业投入要素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生态资产,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没有计入经济效益,造成了林业产出被低估的现象;国家投资对林业的支撑十分重要,应不断加强。结合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努力。
3.1增加对林业的资本投入。继续坚持生态林业的建设方针,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对林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开拓林业投融资渠道,对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给予政策优惠,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参与林业发展,提高林业投资的整体水平。
3.2要提高林业系统工作人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充分保障基层林业工作人员的各项权益,免除基层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加强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的工作环境,丰富林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林业建设的工作。
3.3继续扩大造林面积,做好森林生态价值核算。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积极借鉴林业发达国家的评价制度,评估我国林业的生态价值。建立合理的换算体系,将造林的生态收益转换成经济收益,更全面的反应林业的产出。
4结论
加强林业领域的科研投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财政对农林院校和林业科研机构的资助力度,建立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强化基层林业科技工作站和推广站的建设,提高林业经营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高岚,张自强.产权管制、要素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李冰.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J].环球人文地理,2014(8).
摘要: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关系到整个河南经济的发展的大事。而加快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又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虽然目前金融行业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模式建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走的更加长远。
关键词:河南;农村经济增长;金融支持;模式建构
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河南不仅是人口大省,更是农业大省,因此河南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关系到整个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大事,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而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不仅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据统计,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银行也金融机构网点达到14.5万家,占银行金融机构网点数的69%,资产总额41.3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了177.8%,可见农村金融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015年4月河南省正式印发了《河南省推进中原经济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旨在全面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持续探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可持续、可复制、普惠型农村金融发展之路。方案的发布是基于金融支持概念下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科学的建构和合理的完善。虽然河南省加大力度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加快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建构步伐,但是就目前而言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式建构有所帮助。
一、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式建构现状
目前河南农村的金融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银行类金融组织,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非银行类金融组织,包裹农村信用社、农村信托组织、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民间金融组织,包括农村扶贫机构、储金会、基金会、民间信贷组织等。三者在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农村银行金融组织的发展现状
据统计,2012-2014年间,河南省涉农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新增116.2亿元、1644.0亿元、1733.7亿元,同比分别实现多增108.7亿元、481.8亿元、89.7亿元,在此期间,全省人民银行累积发放支农再贷款685亿元,有效促进了支农信贷投放。银行类农村金融组织作为河南农村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河南农村提供信贷支持的主体,也是河南农村经济发展最坚实的后盾,肩负着农村金融骨干的重任。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河南省内唯一的政策性银行,是政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2014年,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累积投放各项支农贷款1055.8亿元,比上年增加265.8亿元,创历史新高。2015年,河南省内农发行分支行紧抓新常态下农村金融“蓝海”新机遇,加大支农力度,将新增农业农村政策性中长期贷款100亿元以上,确保支持河南粮棉油收储稳定,优先支持中央、省级财政投资的重大水利建设项目和贫困地区农村路网项目;支持土地收储配套基础设施、大中城市周边土地整治、农民集中住房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河南省内提供涉农贷款投放量最大、农村服务面最广、农村客户最多的商业性银行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不仅是河南省农村金融组织的中坚力量,更是唯一拥有专业化的农业信贷经营管理体系。农业银行为农村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包括专项农业贷款如专项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一般性农业贷款如常规农林牧副渔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户小额贷款,农民合作社流动资金贷款,农村基础设施贷款等。作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的大型商业类银行,农业银行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包括河南省在内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农业银行被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地区,旨在推动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通知指出试点地区提供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和农村各类组织贷款取得的离析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这就为农业银行扩大农村金融支持业务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农业银行河南分行为了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支持作用,积极探索信贷资金、金融产品、电子渠道等不同的金融手段,大力开展全方位的“立体式”金融帮扶。据统计,截至2014年10月底投放金融扶贫贷款达279.7亿元;支持企业65户,投放贷款10.5亿元;发放“公司+农户”贷款3100多户,金额1.1亿元。此外,为了方便农民的业务办理,农行还在河南农村地区设置ATM、POS机、智付通等自助工具7.3万台,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5.85万个,并代理106个县新农保、44个县新农合、21个涉农财政资金及2个农村公用事业等项目,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除了农业银行以外,河南邮政储蓄也是农村金融支持的重要力量。邮储银行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有近4万个网点遍布全国,其中有71%分布于县域地区,实现了“延伸城乡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河南省内邮政储蓄有网点2269个,ATM机500余台,并且与全国邮政储蓄网点实现了通存通兑,是河南省农村地区率先实现全国联网的金融机构。此外,近些年来逐渐兴起的农村商业银行也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生力军。农村商业银行是由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合作的形式入股建立股份制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2008年新郑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之日起,至今已经发展了近十余家农村商业银行。农商银行的出现不仅壮大了农村金融体系,也丰富了农村金融服务形式,有效的弥补了其他商业性银行在农村信贷服务中存在的不足。
(二)非银行类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现状
非银行类金融组织是构成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河南省主要的非银行类金融组织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信托机构以及农业保险机构。河南农村信用社成立于1951年,目前在省内共有142家县级法人机构,5264个营业网点,是河南省存贷款规模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不断加大支农力度,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4429.01亿元,较年初增加了597.56亿元,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1.91%。为河南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农村土地信托日渐成为农村金融支持中的重要角色。目前河南农村信托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2014年成立了3家涉农担保公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省内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发展慢的问题,推动河南省涉农担保体系的建立。2015年2月,河南省发布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组建省市县三级农训土地信托中心新载体,赋予其土地收储、供应、交易、低压担保功能等”,这就为河南农村信托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河南农村报保险业务的发展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发展程度和水平偏低,环境依赖度高,管理不完善等,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现状
不同于上述两类金融组织,民间金融组织具有自发性,因此地域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并且容易出现管理不完善和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河南农村扶贫社、互助储金会、基金会普遍存在规模小,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民间私人信贷作为民间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融资渠道。一方面,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和信用社的信贷压力,另一方面民间信贷能够加快民间资金的合理流动,使民间剩余资本得到有效利用。但是,当前自发的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以来为社会所诟病,价值民间信贷机构规模小,信贷能力有限等都使其在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时显得力量不足。
二、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首先,当前河南省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网点分布不均的现象。大部分的国有银行,其他商业性银行的分行或支行都设立在城镇地区,几乎很少在农村设立营业网点。这样就减少了银行与农村资金直接对接的机会,与此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具有趋利性特点,它们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投资回报率快的城市地区。大量资金向城市流动削弱了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从而影响整个农村地区的发展步伐。其次,河南农村金融支持内容单一,缺乏创新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经济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过于单一,很难满足农村日益多样的金融需求。一是,农村信用社规定在对农贷款时必须有抵押担保,而农民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很难提供合格的抵押品,过高的信贷门槛致使资金需求者难以获取正规的资金支持,只能寻求民间利率高昂的非正规融资渠道,为非法集资组织提供了温床。二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针对农村投放的小额贷款缺乏详细的差别利率,且贷款期限通常规定在一年以内,这种贷款还款方式是基于传统农业种植周期的考量,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冲突。三是当前的农村金融产品缺乏创新,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提供信贷服务,对于农村理财、网上银行等服务涉及较少,不利于农村闲散资金的整合与利用。
(二)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完善,制约金融支持发挥功效
首先,农村信贷业务缺乏有效的保险机制。目前,河南农村经济结构仍旧较为单一,农民收入渠道狭窄,资金有限,而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就导致农村信贷可做抵押担保的财产十分有限。针对农村抵押项目少的情况,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会采取多户联保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出现“联而不保”的情况,即许多农户拒绝为其他农户进行担保,在缺乏健全的担保机制的情况下,银行等其他信贷机构只能选择压缩贷款额度,控制贷款对象来降低信贷风险,这就造成许多急需资金的农户借贷无门。其次,缺少有效的信用评价和信贷监督机制。农村金融组织的服务对象具有数量大、分布广的、金额小的特点,这就给金融机构掌握客户信用情况,追踪客户动态带来了难度,从而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对信贷用户进行及时监督和评价。此外,对于一些到期没有还款的客户,缺少跟踪调查和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导致许多坏账的产生,同时也影响了金融组织对贷款农户的信心。第三,迟滞的风险补偿机制。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并且很容易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这就使得农业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支农贷款的风险,尤其是河南欠发达农村地区,迟滞的风险补偿机制更加影响农村金融组织的信贷投放量,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是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目前河南省内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地区性的农村保险又不甚规范,导致农业信贷风险系数大,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服务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河南农村的经济发展。
三、金融支持下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建构的对策
河南是农业大省,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以农村金融需求为导向来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质量,优化组织结构,构建一个覆盖面广、层次多样、科学发展的农村金融组织网络。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思路为:充分把握中部崛起的有利时机,优化河南农村金融外部环境,扩大农村金融规模,增加农村金融总量,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为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持久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塑造农村金融体系外部环境
首先,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土地产权改革。土地是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与土地相结合。当前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河南农村土地还不能进行有效流转,限制了农户申请贷款的条件,从而影响了外来资金的流入。因此,要进行河南农村金融体系的合理构建,必须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优化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要加快完善河南农村保险体系。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不仅要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改进,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支持,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转提供风险保障。如,可以建立专业的农业保险机构,通过丰富农业保险险种,扩大农户担保品范围的方式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信贷保障,降低信贷风险,从而促进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首先,要明确政策性金融功能,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一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二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证金融资金的稳定性;三是增加服务内容,适当采用商业化经营模式;四是提高对农村扶持力度,强化对农村的反哺功能。其次,要创新河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多样化发展。在河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上,要充分考虑各个农村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格局,发展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将商业性金融服务和政策性金融服务有机结合。一方面,要重视对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离不开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的发展,打破过去主要依靠民间融资为资金来源的单一模式,鼓励发展小额贷款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体系是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贷保证。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而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必然会成为农村金融的信贷主要对象。因此,加强金融组织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可以有效推动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此外,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理财服务。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商业理财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城市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也要不断完善理财服务,有效吸收农村闲散资金的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三)为农村金融组织平稳运行提供政策保障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关系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政策制度是保证农村金融组织平稳发展的基础。农村金融组织的平稳运行需要以健全的金融制度为保障,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河南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实行以省级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加以辅助的监管体系。即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要开放权限,加大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力,充分发挥地方对农村的金融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效率。第二,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相对于银监会等外部监控机制,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能够更加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比如建立管理层的自我监督管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规范金融业务的操作程序等内部控制制度。第三,健全河南农村金融法律法规,必须加快制定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保证监管权力在完善的制度中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朱远思.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以广东阳江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4,(01).
[2]王景利,张冰.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3,(05).
[3]牛磊,王岩.论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J].对外经贸,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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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也沉淀了诸多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增长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农业信贷界定。
农业信贷是指在农业经济活动中,贷款者向借款者供应货币或商品并收取相应利息的行为。其中既包括了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吸收存款的行为,又包括了农村村民向金融机构贷款的信用行为。而本文所说的农业信贷主要是指正规的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的行为,信贷的对象主要是指在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以及流通等领域的经济实体。
1.2经济增长理论。
金融机构通过吸收社会上大量的存款,再将存款作为贷款贷给有需要的人,这些钱款作为一种投资间接的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贷款实际上是通过投资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哈罗德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只有当投资等于储蓄的时候,经济才能够实现均衡增长,其中还根据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资本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V是资本/产出比)我们可以知道,充足的资本物质投资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1]。只有足够的农业投资,才能够满足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料以及劳动力等,才能够使农业充分的发挥其发展潜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2、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2.1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发展现状。
陕西省是我国的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全省共有耕地接近300万公顷,同时陕西还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壤,极易适合农业生产,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和黄豆等主要作物之外还种植有大量的棉花以及各种果类。同时随着农村信贷市场化的进程,陕北地区农业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07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20.4亿元,2008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71.69亿元,2009年7月末的时候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613.59,而在2010年末的时候,短期农业贷款余额达到了78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达到23%左右。同时从2007年到2009年陕西农业贷款数额来看,可以看出陕西农业信贷总量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尤其是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增长,这和我国在农业信贷方面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市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农业信贷的市场化程度不断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村信贷市场的控制也逐渐的减弱,从事农业信贷的商业银行数量增多,农民信贷的条件减弱,对信贷规模以及信贷结构等的控制也有放松。同时法制环境对农业信贷的影响力不断的加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步的提高,利用法律解决纠纷的事件在迅速的提高,农户恶意拖欠贷款的现象也在逐步的减少,信用机制逐步的得到了健全,农户和贷款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在逐步的加强。
2.2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首先粮食生产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在2007年总产量达到了1195万吨,粮食种植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其次农业种植业产量提高,2011年陕北水果产量为1333万吨,较2007年增长41.9%。同时肉蛋奶以及蔬菜也得到了稳定的增长,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供应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在全省大力的推行新机具,农业机械化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011年底,全省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8.9万台,联合收割机接近3万台,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发展,土地利用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但是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陕西农业基础设施依旧很薄弱,水利条件差,机械化水平相比于全国机械化程度依旧很低;其次该地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较为落后,缺少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的人才,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该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当地财政困难等原因,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2.3影响该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虽然当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方法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中主要有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素质的高低等,但是归根到底最主要的是农业资金投入的大小,只有有了充足的资金投入才能够提高机械化水平,才能够对农民进行培训,促进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等,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
(1)农业贷款投入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虽然陕北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农业信贷在财政中的支持力度,各金融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一些政策,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量也呈现上升趋势,现有的信贷供给不能够满足该地区巨大的信贷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由于信贷机构为了转移信贷风险,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实现限贷或是不贷的政策,这就使得真正对贷款有需要的农户不能够获得资金来源,而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不是很缺乏资金的农户则可以获取较多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贷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2)农业贷款结构不合理。陕北地区农业信贷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信贷对象结构的不合理,由于信贷机构信贷存在着一定的信贷风险,这就使得信贷机构在信贷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信贷的对象是否拥有偿还信贷的能力,因此许多较为大额的农业信贷多贷给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信贷偿还能力较强的农户,而对于那些极缺乏信贷资金的农户则实行限贷少贷的政策,这就使得一些真正缺乏资金的农户贷不到款项,而对于那些原本就较富裕,在资金上并不是很缺乏的农户则占用了一些多余的资金。其次农业信贷用途的结构不是很合理,在农村信贷中贷款主要用于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比如贷款给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农业器具等传统农业的生产,而对于一些见效慢的高新现代农业则投入少,投入结构的不合理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2]。
(3)农业贷款管理体制和风险转移机制不够健全。由于农业生产属于较为弱质的产业,极易受到各种自然风险的损害,给农户收入带来损失,使得农民在还款方面造成一定的困难,同时一些农户还款信用意识不够强烈,不及时按约定还款或是出现不还款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使得信贷机构不愿意将贷款借给农户,同时为了规避风险,信贷机构一般只实行小额贷款,这样就难以发挥资金的真正效用,同时也会造成农村信贷资金的闲置,不能够很好的发挥资金的作用[3]。
2.4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研究。
(1)相关基本数据的选择。为了对该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笔者主要选取了该地区的农业贷款、农业人均贷款、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业总产值等指标。其中农业贷款以及农业人均贷款反映出该地区农业信贷的规模大小,而农业总产值、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化可以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变化以及对农业经济未来的一个预测。其中,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数据分析。从以上数据表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信息,首先陕北地区人均贷款额在2004年到2013年之间有了极大的增长,从2004年的1718元到2013年的9290元,增长了近5倍多,这就体现了该地区农业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当地政府对农业信贷的重视。其次该地区农业家庭人均纯收入在这几年中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最后该地区农业总产值在这几年中也有了较快的提高,从2004年到2013年之间增长了近3倍。
2.5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作用分析。
(1)农业信贷对农业科技的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提高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农业信贷在推动科学技术在当地农业中的应用上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资金,该地区才有能力去推广农业机械化操作,同样正是因为农业信贷在当地的发展,农户才有资金去提高自身素质,将科技应用于生产中,提高了防范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大对农业良种的培育,提高农业单产。
(2)农业信贷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作用。单一的产业机构既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抵御市场风险,同时也不能够很好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以前该地区大多数实现单一的种植结构,主要以种植小麦以及玉米等,而其他作物则十分的稀少,单一的作物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由于这些作物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不是很高,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就需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实行多元化的结构战略。[5]但是农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农户自身也需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农业信贷作为农户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促进农业产业机构调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近几年来该地区的农业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逐步呈现出多元的现象,该地区除了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之外,还种植了油料、烤烟、茶叶等作物,同时该地区还大力的发展养殖业,多元化的农业结构对促进农业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
(3)农业信贷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需要完善好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的生产环境。农业信贷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投入,近年来,当地大力的加强水利建设,提高了灌溉能力,同时还大力的加大农业基地的建设等,这些因素都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增强农业信贷在陕北农业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建议
3.1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
商业银行其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影响[6]。为了提高自身的利益,其在贷款的时候会着重考虑到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而不是这这笔农业信贷对贷款人所产生的效益;同时商业银行为了减少资金损失,在银行制度上实行贷款业务经办人员对于没有收回贷款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打击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贷款积极性,总之过度的追求自身利益减少了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力度,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民的信贷,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陕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财政支持,扩大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农业信贷的利息进行补贴,减少商业银行因为农业信贷利息低的损失等。
3.2完善农业贷款管理机制,优化贷款投入结构。
在陕北农业信贷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改善。首先当地政府要给农村信贷提供必要的支持,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7],其次金融机构应该要建立健全经营管理体制,提高资金运营的质量,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农户的信用档案,对无信用的农民予以一定的惩罚。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还要不断的优化信贷投入结构,加大对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3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当前陕北地区农业信贷主要是以政策性的银行为主,比如农村合作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几家独大的场面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民可贷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贷款渠道较为单一,缺少足够的竞争力度,导致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恶意提高贷款利率,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政府要对当地的民间借贷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加大当地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度,给农民带来实惠。
3.4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陕北地区许多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信用意识不强,往往出现不及时还款或恶意拖欠的现象,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信贷机构贷款积极性。因此当地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信用意识的教育,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同时建立相关的信用机制,对恶意拖欠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惩罚,不断的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保护信贷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4、结语
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地的农业信贷依旧存在着信贷管理机制不完善、信贷投入结构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农业信贷在当地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相关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目前农业信贷存在的问题,包括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等,只有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措施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农业信贷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促进陕北地区农业经济的飞跃发展。
目前,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随着碳排放数量的增多,使得国家成为了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大国。在这种的情况下,相关工作人员该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的数量呢?以下就是对该问题的分析:
一、碳排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碳排放量主要是根据二氧化碳产生的化学原理,制定出最优化的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工作人员应该分析当前中国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并由此确定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还可以通过抽样调查,从中探究碳排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1]。碳排放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
1碳排放测算方法
碳排放量可以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进行计算,计算的公式为: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
2弹性分析法
在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弹性分析法对CO2排放量的GDP弹性进行计算,该公式为: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中国碳排放的现状
要知道,只有消耗能源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在消耗能源的背后就是对环境的危害,尤其是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近几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2],总结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在逐年增长。由此可见,碳排放在促进增长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况
近20年来,中国的碳排放量和GDP增长的脱钩状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呈现弱脱钩的状态;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扩张性负脱钩;第三阶段又回到了弱脱钩的状态,这三个阶段呈现的是低-高-低的趋势,由此可见,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也就是说,碳排放量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多少决定的。
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宏观背景
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环境,实际上,这不仅破坏了环境还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现今,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变成了事实,为了控制这一情况的继续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态应运而生。那么,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呢?首先,要确定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其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碳经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实际上,它也包含很多内容[3],它不仅是企业发展的主体,还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实行低碳经济模式,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节能减排,要知道,节能减排是构建低碳文明的基础,它可以促使环境和经济增长同时发展,所以,低碳经济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低碳经济也成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指南,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主要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系统、低碳技术系统等。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低碳经济发展持续的关键之处,只有处理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才可以顺利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五、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要想让中国的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就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问题?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相同吗?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碳排放的?这些问题都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众多的专家研究,可以得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规模、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管理水平等。通过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4],可以得出: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的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可得出,在能源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数量是随着煤炭的碳排量系数升高而增大的,为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大,要做到以下几点: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时期,二氧化碳的排放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完成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碳排放。
2加快技术创新
无论是任何一项工作都应该要求有技术上的创新,所以,在控制碳排放上也要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先进的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3增加洁净能源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所以,大量的碳排放都是因为煤炭的燃烧而产生的,为控制碳排放,应加大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此来改变能源结构,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总之,中国要减少碳排放,就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提升清洁生产水平,这对控制碳排放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协调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产业规模、结构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着手,要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提升清洁技术水平和效率,以此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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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潮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增长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支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超过13亿人口中有2/3是农民,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和农村经济可否保持快速和稳定的发展,不仅对9亿农民改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农业是低利润,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国家财政支持是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对农业的财政支持的增加,正确认识和评估财政支农政策及影响的贡献对农业经济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纵观我国出台的农业政策,可以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农业政策的整个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困难,副业增长放慢,农村诸多事业停滞等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聚焦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就更加突出其重要性。然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存有总支出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且财政农业投资从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的效益方面看并不高。
1.1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规模支出总额不足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总体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在1978~2014年间,除了1978年,1979年,1980年,1991年,1992年和1998年财政农业投入占总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外,剩下的年份都是不高;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大多数年份都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有空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是低于农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比例。
1.2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面收益不高
研究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农业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尽管他们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长期来看,财政农业投入和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稳定有一定的协同平衡关系的互动,财政农业资金投入每有1%的增长,农业生产总值就有0.12%的增长,农民收入就将有0.45%增长。总体而言,农业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从农业增长、农民增收方面看效益并不高。
1.3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林业、水利气象部门等费用不合理。在支持农村生产支出里面,虽然有较高的占有率支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增加非农业投入支持乡镇企业所造成的。在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部门的运营费用中,一方面事业性支出严重挤占了生产性支出,从而影响资本的实际效率;另一方面,工资和有关福利性花费迅速崛起,而业务基金和其他基金缓慢增长,这样的结构直接削弱财政支持农业。农业基础设施支出的份额较低,并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农业的物质基础保持了较低水平,这限制了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严重不足。研究资料表明,1978~1984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总支出比重由0.70%~1.54%;以后波动在0.5~0.7%之间,幅度不大,并且徘徊在低位的范围,这就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的需要。
2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建议
2.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的规模
增强其贡献的农、林、牧、副、渔业的附加值。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涉农责任,确保支农资金的有序发展,提高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的总体水平,保证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应该是创新的方式,使用补贴,贴息,担保,项目申报,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农业金融的指导作用,杠杆效应和放大。
2.2优化改善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支出作用。研究表明,事业费支出对农业产出和效果并没有显著作用,对增加农民收入可能有作用,但效果远远超过生产性支出。因此,各地区应大幅削减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更高的产出和生产性支出上。如农业相关的机构可以简化,合并重复设置部门,人员分流,减少行政开支,提高管理效率,使支农资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得以改观。
2.3财政支农政策加快转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财政资金有了质的飞跃,因而财政资金支农的投入要着眼于投入直接关系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充分发挥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性作用。
2.4加强资金管理监督,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要规范支农项目立项程序。申请支农项目立项的基层政府部门应当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书面申请材料,按级上报审批;有关部门要建立对支农项目的绩效评价科学体系,通过财政部门和业务部门项目评估中心,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真实性进行专家审定,为确定预算和项目评审提出科学的决策参考意见,以避免项目审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应当予以改进。应全面推行报账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支农资金管理制度相结合。报销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相结合,能够做到直接由财政部门专门机构根据项目的进展支付实际的款项,凭报账依据,逐笔直接或授权支付给各地区农业项目的直接实施者或承建者。与此同时,各地区应积极加强支农的监督机制,一方面是要建立监测系统,包括财政监管、人大监督和公众的监督,使支农资金使用透明,建设“阳光财政”;另一方面,在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单位里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使支农支出预算编制、执行和制约监督分开,由此加强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以确保安全有效地使用支农资金。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农业信贷界定。
农业信贷是指在农业经济活动中,贷款者向借款者供应货币或商品并收取相应利息的行为。其中既包括了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吸收存款的行为,又包括了农村村民向金融机构贷款的信用行为。而本文所说的农业信贷主要是指正规的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的行为,信贷的对象主要是指在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以及流通等领域的经济实体。
1.2经济增长理论。
金融机构通过吸收社会上大量的存款,再将存款作为贷款贷给有需要的人,这些钱款作为一种投资间接的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贷款实际上是通过投资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哈罗德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只有当投资等于储蓄的时候,经济才能够实现均衡增长,其中还根据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资本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V是资本/产出比)我们可以知道,充足的资本物质投资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1]。只有足够的农业投资,才能够满足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料以及劳动力等,才能够使农业充分的发挥其发展潜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2、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2.1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发展现状。
陕西省是我国的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全省共有耕地接近300万公顷,同时陕西还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壤,极易适合农业生产,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和黄豆等主要作物之外还种植有大量的棉花以及各种果类。同时随着农村信贷市场化的进程,陕北地区农业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07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20.4亿元,2008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71.69亿元,2009年7月末的时候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613.59,而在2010年末的时候,短期农业贷款余额达到了78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达到23%左右。同时从2007年到2009年陕西农业贷款数额来看,可以看出陕西农业信贷总量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尤其是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增长,这和我国在农业信贷方面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市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农业信贷的市场化程度不断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村信贷市场的控制也逐渐的减弱,从事农业信贷的商业银行数量增多,农民信贷的条件减弱,对信贷规模以及信贷结构等的控制也有放松。同时法制环境对农业信贷的影响力不断的加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步的提高,利用法律解决纠纷的事件在迅速的提高,农户恶意拖欠贷款的现象也在逐步的减少,信用机制逐步的得到了健全,农户和贷款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在逐步的加强。
2.2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首先粮食生产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在2007年总产量达到了1195万吨,粮食种植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其次农业种植业产量提高,2011年陕北水果产量为1333万吨,较2007年增长41.9%。同时肉蛋奶以及蔬菜也得到了稳定的增长,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供应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在全省大力的推行新机具,农业机械化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011年底,全省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8.9万台,联合收割机接近3万台,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发展,土地利用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但是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陕西农业基础设施依旧很薄弱,水利条件差,机械化水平相比于全国机械化程度依旧很低;其次该地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较为落后,缺少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的人才,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该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当地财政困难等原因,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2.3影响该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虽然当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方法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中主要有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素质的高低等,但是归根到底最主要的是农业资金投入的大小,只有有了充足的资金投入才能够提高机械化水平,才能够对农民进行培训,促进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等,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
(1)农业贷款投入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虽然陕北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农业信贷在财政中的支持力度,各金融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一些政策,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量也呈现上升趋势,现有的信贷供给不能够满足该地区巨大的信贷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由于信贷机构为了转移信贷风险,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实现限贷或是不贷的政策,这就使得真正对贷款有需要的农户不能够获得资金来源,而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不是很缺乏资金的农户则可以获取较多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贷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2)农业贷款结构不合理。陕北地区农业信贷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信贷对象结构的不合理,由于信贷机构信贷存在着一定的信贷风险,这就使得信贷机构在信贷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信贷的对象是否拥有偿还信贷的能力,因此许多较为大额的农业信贷多贷给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信贷偿还能力较强的农户,而对于那些极缺乏信贷资金的农户则实行限贷少贷的政策,这就使得一些真正缺乏资金的农户贷不到款项,而对于那些原本就较富裕,在资金上并不是很缺乏的农户则占用了一些多余的资金。其次农业信贷用途的结构不是很合理,在农村信贷中贷款主要用于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比如贷款给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农业器具等传统农业的生产,而对于一些见效慢的高新现代农业则投入少,投入结构的不合理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2]。
(3)农业贷款管理体制和风险转移机制不够健全。由于农业生产属于较为弱质的产业,极易受到各种自然风险的损害,给农户收入带来损失,使得农民在还款方面造成一定的困难,同时一些农户还款信用意识不够强烈,不及时按约定还款或是出现不还款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使得信贷机构不愿意将贷款借给农户,同时为了规避风险,信贷机构一般只实行小额贷款,这样就难以发挥资金的真正效用,同时也会造成农村信贷资金的闲置,不能够很好的发挥资金的作用[3]。
2.4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研究。
(1)相关基本数据的选择。为了对该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笔者主要选取了该地区的农业贷款、农业人均贷款、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业总产值等指标。其中农业贷款以及农业人均贷款反映出该地区农业信贷的规模大小,而农业总产值、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化可以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变化以及对农业经济未来的一个预测。其中,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数据分析。从以上数据表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信息,首先陕北地区人均贷款额在2004年到2013年之间有了极大的增长,从2004年的1718元到2013年的9290元,增长了近5倍多,这就体现了该地区农业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当地政府对农业信贷的重视。其次该地区农业家庭人均纯收入在这几年中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最后该地区农业总产值在这几年中也有了较快的提高,从2004年到2013年之间增长了近3倍。
2.5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作用分析。
(1)农业信贷对农业科技的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提高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农业信贷在推动科学技术在当地农业中的应用上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资金,该地区才有能力去推广农业机械化操作,同样正是因为农业信贷在当地的发展,农户才有资金去提高自身素质,将科技应用于生产中,提高了防范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大对农业良种的培育,提高农业单产。
(2)农业信贷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作用。单一的产业机构既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抵御市场风险,同时也不能够很好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以前该地区大多数实现单一的种植结构,主要以种植小麦以及玉米等,而其他作物则十分的稀少,单一的作物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由于这些作物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不是很高,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就需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实行多元化的结构战略。[5]但是农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农户自身也需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农业信贷作为农户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促进农业产业机构调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近几年来该地区的农业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逐步呈现出多元的现象,该地区除了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之外,还种植了油料、烤烟、茶叶等作物,同时该地区还大力的发展养殖业,多元化的农业结构对促进农业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
(3)农业信贷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需要完善好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的生产环境。农业信贷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投入,近年来,当地大力的加强水利建设,提高了灌溉能力,同时还大力的加大农业基地的建设等,这些因素都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增强农业信贷在陕北农业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建议
3.1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
商业银行其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影响[6]。为了提高自身的利益,其在贷款的时候会着重考虑到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而不是这这笔农业信贷对贷款人所产生的效益;同时商业银行为了减少资金损失,在银行制度上实行贷款业务经办人员对于没有收回贷款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打击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贷款积极性,总之过度的追求自身利益减少了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力度,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民的信贷,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陕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财政支持,扩大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农业信贷的利息进行补贴,减少商业银行因为农业信贷利息低的损失等。
3.2完善农业贷款管理机制,优化贷款投入结构。
在陕北农业信贷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改善。首先当地政府要给农村信贷提供必要的支持,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7],其次金融机构应该要建立健全经营管理体制,提高资金运营的质量,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农户的信用档案,对无信用的农民予以一定的惩罚。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还要不断的优化信贷投入结构,加大对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3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当前陕北地区农业信贷主要是以政策性的银行为主,比如农村合作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几家独大的场面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民可贷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贷款渠道较为单一,缺少足够的竞争力度,导致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恶意提高贷款利率,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政府要对当地的民间借贷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加大当地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度,给农民带来实惠。
3.4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陕北地区许多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信用意识不强,往往出现不及时还款或恶意拖欠的现象,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信贷机构贷款积极性。因此当地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信用意识的教育,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同时建立相关的信用机制,对恶意拖欠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惩罚,不断的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保护信贷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4、结语
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地的农业信贷依旧存在着信贷管理机制不完善、信贷投入结构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农业信贷在当地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相关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目前农业信贷存在的问题,包括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等,只有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措施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农业信贷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促进陕北地区农业经济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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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前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增长论文,供大家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从当前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虽然在持续发挥着有效地作用,但是部分重要的动力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衰减趋势,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下基于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
1.物质资本积累
物质资本积累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对于经济总产出的促进性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各要素的总合。同时在利率放大机制作用下,会造成资金缺口的不断增大,该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济的持续滑坡,由此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以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必要动力选择。
2.人力资本
在内生长的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之前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对于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比传统要素的同时略低,但是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潜力。在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过程中,教育质量的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源泉。
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当前市场的竞争性与国有产权结构的不相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造成不良的影响和效果,在近些年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过程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高效匹配,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
4.制度改革和创新
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虽然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率,但是在增长过程中存在着重重矛盾,主要是由于投融资主体的缺位以及制度扭曲而造成了投融资效率的低下。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会使得资本持续供应和使用效率得到提升,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分析
在当前的深化改革以及能源资源约束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众多国际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存在着较多的机遇。以下采用情景分析法对我国未来阶段的经济增长前景进行模拟分析。
1.分析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主要是通过相应的静态均衡模型的求解来进行经济发展的动态特性分析,模拟时间段为2008年~2030年。该模型主要是由42个生产部门所组成的,其中有农业部门1个、工业部门24个、建筑业部门1个、服务业部门16个、5组农村居民和7组城镇居民(主要是按照居民收入的不同进行分组)以及生产工人、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工人等5项生产要素所组成的。
2.情景设计的主要考虑因素
首先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在对照情景中进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快的情景分析,从而便于对快速发展方式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影响的观察。其次,出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和挑战因素考虑,进行了相应的风险情境设计,从而进行各种风险因素作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随后对以上两个情景进行模拟对比分析。
3.情景假设
(1)发展方式快速转变情景在各项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过程中,市场会充分发挥出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取得较大的转变和增长。该情景的具体设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且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价格稳定、能源及资源利用效率得到较为稳定的提升。其次,政府在医疗、教育、科研以及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有所调整和增加。第三,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转移壁垒得到了有效地消除,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第四,企业分配体系得到了有效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及垄断企业。同时,企业储蓄比重有所降低,政府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加加大。
(2)风险情景风险情景的设计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城市化进程及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次在世界经济的缓慢恢复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造成了出口增长相对缓慢,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也造成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第三,在国际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能源进口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约束。
4.结果分析
首先,同当前经济发展的基准情景来看,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下,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方面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该种经济情景下我国经济仍然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且2015-203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明显的高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基准情景。同时,从GDP增加的角度来看,会逐步实现原有的靠投资拉动向技术与效率并行的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技术改进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其从,从风险情景的角度来看,该种情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有所降低,其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投资率同当前的基准情景相比会有所下降。同时,在风险情景分析中,由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即使是在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情况下,能源强度也会有所增加。
三、结论及建议
为了实现我国未来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加强对于需求和供给政策方面的重视,同时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下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应进一步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提供经济增长的体制保障。特别是在当前各项经济增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应加强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项风险问题的防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金融风险问题以及政府债务可能引发的危机问题,同时在立足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基础上,加强能源安全体系的建设,最终的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进行抑制。
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支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超过13亿人口中有2/3是农民,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和农村经济可否保持快速和稳定的发展,不仅对9亿农民改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农业是低利润,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国家财政支持是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对农业的财政支持的增加,正确认识和评估财政支农政策及影响的贡献对农业经济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纵观我国出台的农业政策,可以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农业政策的整个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困难,副业增长放慢,农村诸多事业停滞等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聚焦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就更加突出其重要性。然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存有总支出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且财政农业投资从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的效益方面看并不高。
1.1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规模支出总额不足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总体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在1978~2014年间,除了1978年,1979年,1980年,1991年,1992年和1998年财政农业投入占总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外,剩下的年份都是不高;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大多数年份都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有空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是低于农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比例。
1.2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面收益不高
研究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农业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尽管他们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长期来看,财政农业投入和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稳定有一定的协同平衡关系的互动,财政农业资金投入每有1%的增长,农业生产总值就有0.12%的增长,农民收入就将有0.45%增长。总体而言,农业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从农业增长、农民增收方面看效益并不高。
1.3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林业、水利气象部门等费用不合理。在支持农村生产支出里面,虽然有较高的占有率支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增加非农业投入支持乡镇企业所造成的。在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部门的运营费用中,一方面事业性支出严重挤占了生产性支出,从而影响资本的实际效率;另一方面,工资和有关福利性花费迅速崛起,而业务基金和其他基金缓慢增长,这样的结构直接削弱财政支持农业。农业基础设施支出的份额较低,并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农业的物质基础保持了较低水平,这限制了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严重不足。研究资料表明,1978~1984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总支出比重由0.70%~1.54%;以后波动在0.5~0.7%之间,幅度不大,并且徘徊在低位的范围,这就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的需要。
2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建议
2.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的规模
增强其贡献的农、林、牧、副、渔业的附加值。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涉农责任,确保支农资金的有序发展,提高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的总体水平,保证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应该是创新的方式,使用补贴,贴息,担保,项目申报,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农业金融的指导作用,杠杆效应和放大。
2.2优化改善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支出作用。研究表明,事业费支出对农业产出和效果并没有显著作用,对增加农民收入可能有作用,但效果远远超过生产性支出。因此,各地区应大幅削减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更高的产出和生产性支出上。如农业相关的机构可以简化,合并重复设置部门,人员分流,减少行政开支,提高管理效率,使支农资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得以改观。
2.3财政支农政策加快转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财政资金有了质的飞跃,因而财政资金支农的投入要着眼于投入直接关系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充分发挥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性作用。
2.4加强资金管理监督,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要规范支农项目立项程序。申请支农项目立项的基层政府部门应当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书面申请材料,按级上报审批;有关部门要建立对支农项目的绩效评价科学体系,通过财政部门和业务部门项目评估中心,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真实性进行专家审定,为确定预算和项目评审提出科学的决策参考意见,以避免项目审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应当予以改进。应全面推行报账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支农资金管理制度相结合。报销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相结合,能够做到直接由财政部门专门机构根据项目的进展支付实际的款项,凭报账依据,逐笔直接或授权支付给各地区农业项目的直接实施者或承建者。与此同时,各地区应积极加强支农的监督机制,一方面是要建立监测系统,包括财政监管、人大监督和公众的监督,使支农资金使用透明,建设“阳光财政”;另一方面,在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单位里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使支农支出预算编制、执行和制约监督分开,由此加强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以确保安全有效地使用支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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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增长由外转内,形成了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拉动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消费经济的引导作用,二是消费需求的动力因素,消费经济引导消费需求的增加,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消费经济增长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以我国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结构等方面,论述了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消费需求;边际消费;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6)20182203
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
一、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又可以把总消费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有数据表明,最近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在不断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其实还远不如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事实上,人民的消费水平实际上并没有想像中提升得那么快。
随着经济的增长,便会出现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出现一种明显的不同消费层次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层次,他们既有基本消费需求和补充需求(可称为第一类消费需求),也有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和边际需求(可称为第二类消费需求)。第一类消费需求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想继续在某一个水平上工作和生活所必须满足的需求。它们是客观的数据,它们的些微变化也不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第二类消费需求可以归入大多数较高级食品、饮料、衣服和居住设备,“闲暇”和服务,私人汽车及其它一些消费品和服务。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不均衡及其复杂发展,它们常以异步方式出现。第一类消费需求和第二类消费需求的区别所表现的是一种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选择,而不仅仅是大众化现象。消费者的需求是由消费者自身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通过消费者自发或半自发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某一层次的消费者,其喜好、需求与期望都是相对稳定的,其中的些微变化不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由第一类消费需求上升到第二类消费需求有一个量变中的量的积累过程(当然不排除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它不可能无限制的持续增涨。这些都决定了消费本身就是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
二、边际消费倾向的内在特性
消费的倾向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问题。根据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富裕阶层存在明显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虽具有高消费倾向,但缺乏购买力。
当前社会收入差距总是呈扩大的趋势,表现为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整个社会的不均衡消费也就越大。有钱的人越发有钱之后,边际消费就会越来越少,有时候边际消费甚至为零,而低收入阶层恰恰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当他们越发没钱的时候边际消费也会下降。收入差别的扩大必然带来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摘要]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扩大消费,特别增加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泰州三大需求之一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泰州居民消费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与需求,进而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推动泰州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 贡献率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扩大消费,特别增加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泰州三大需求之一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推动泰州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泰州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
1.居民消费水平随经济增长呈现较大幅度提升。从表1看,2001年至2010年,泰州全市生产总值由449.97亿元增加到2048.7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5倍,年均递增16.4%;同期居民消费由184.61亿元增加到595.6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3.23倍,年均递增12.4%。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市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居民消费水平获得巨大提高,消费总量实现了年均两位数增长。但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2.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扩大明显。从表2看,2010年泰州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人均为13445元,农村居民人均为5964元;与2001年比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了2.7倍,而农村居民增长了2.5倍;200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为2.1:1,2009年扩大到2.3: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绝对差额则由2001年相差2601元扩大到2010年相差7481元,绝对差额扩大了2.9倍。
3.泰州消费率处于全省较低水平。按最终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泰州市2010年最终消费率为36.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1.6%)5.4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扬州(37.6%)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为60%,发达国家达70%左右,“金砖国家”中高者巴西为83.6%,印度为69.6%。
二、居民消费对泰州区域经济的效应
1.从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来看,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大。从表1来看,2001年至20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率逐年上升,其中,2005年达22.35%;第二阶段是2006年-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在20%左右浮动,其中,2007年和2009年在20%以下。而农村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由24.70%下降至8.76%。政府消费率除2004年和2008年在7%以下外,其余年份均在7%-8%之间波动。低居民消费率表明了居民消费的数量较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
2.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看,居民消费的贡献率有限
注:根据《泰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从表3来看,投资对泰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50.44%猛增至2004年的75.02%,贡献率提高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4。而最终消费从25.04%上升至34.79%。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消费一直低于投资,尤其是近两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占投资的一半左右。
三、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1.努力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消费预期。近年来泰州制订了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政策,下一步要继续加强分类指导,加大督促检查,同时充实细化政策项目,完善操作方法,落实各项就业政策。一是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借助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将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相结合,在打造“1+3+N”产业体系中努力扩大就业,探索建立投资带动就业的长效机制,实现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二是引导和促进服务业特别是家庭服务业加快发展,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借助新能源产业园、出口加工区、中国医药城等园区平台兴办高水平的经济和科技研究机构,创造更多智力密集型就业机会。三是完善创业工作推动体系、创业政策扶持体系和创业服务体系,加强创业培训、孵化基地、小额担保贷款工作,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走上创业之路。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消费增长提供保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一是完善并推进失业保险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失业动态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失业预警机制和失业调控体系。建立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二是稳步推进工伤保险制度建设。实施并落实好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做好“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抓紧解决“老工伤”问题;三是积极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做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各项工作,研究扩大试点方案。四是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3.大力发展旅游业,培育居民消费新的增长点。旅游涉及交通、住宿、餐饮、购物、观光、娱乐等,它使一系列的居民消费活动集中发生,因此,旅游对居民消费有很大的拉动作用。2000年以来的“黄金周”假期,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出现的旅游“井喷”现象,也说明了目前居民具备较强旅游消费的能力。扩大居民旅游消费,一是改善旅游环境,提高服务质量。规范对景点景区和周边的管理,合理疏导交通运输,加强旅行社自身的规范经营。二是打造泰州旅游品牌,吸引外地游客。泰州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加强会议和展览设施建设,创造富有特色、参与性强、开放性突出的综合旅游产品,推动旅游消费。
4.优化消费环境,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信心,需要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法规,改善市场运营环境,打破地区封锁,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商品自由流通,引导零售企业规范促销行为,完善流通领域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给消费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交易环境,从而提振消费信心,促进安全消费。其次是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违法经营行为,提高消费领域信用水平,构建诚信市场,健全完善商品检测、售后服务等安全质量保证体系。第三是稳定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价格,规范收费,加大监督力度,杜绝乱收费,给消费者一个规范、良好的市场环境,使消费者放心购买、安心消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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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促使整个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个时期优化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一般而论,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需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其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整个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伴随着经济发展,在人们物质水平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旅游行业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开始成长为一项经济产业,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针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展开了探讨,并且分析了相关数据的研究方式,同时针对旅游产业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旅游行业;产业优化;经济增长
前言:通过系统分析能够得知,旅游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不仅影响着旅游行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变化,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将会对经济效果产生制约作用,不仅会制约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还会影响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针对产业结构中的各项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以及整体变化的规律,做出详细明确的了解。
通过研究调查相关数据能够明确了解到,我国在2013年的整体国内旅游状况以及国外的整体旅游状况呈现出了持续增长势头,由旅游所拉动的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形成了1.45亿元的经济增长,相较于往年的平均增长增加了10%。在这种盛况下,旅游行业已经开始受到各个行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内容,但是受到地域性差异的影响,旅游行业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措施以及旅游资源方面的不同程度差异,除此之外,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机遇也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区域在旅游行业中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就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旅游行业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很多时候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使得旅游行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反差,具体来讲,我国的东部地区在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方面并不十分丰富,可是却呈现出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旅游资源,但是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却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了疲软乏力的状态。从现有的旅游业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行业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旅游行业从整体上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
2.1数据来源以及具体处理措施
在继往开来的改革开放措施带动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进行市场化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旅游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这时政府也不失时机的针对旅游行业进行了大力的政策扶植,推动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的具体状况出台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并且强化了针对旅游行业的投资,这一系列的举措在稳定住了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发展速度逐渐提升。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了解,时至今日,在我国境内进行旅游的游客,已经在数量上累计达到1.56亿人次,由此产生的国际性经济收益已经累计达到529.59亿美元,相较于往年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提升趋势。在我国境内所产生的旅游人数流动量以及远远超出了32亿人次,由此产生的总经济收益累计达到2.63亿元,同比例情况下所产生的增长率已经达到15.7%。我国国内进行国际旅游的总人数已经累计达到9800万人次,同比例的增长概率已经增长了18.9%。与此同时,旅游行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也呈现出了全面增长的趋势,并且在生产要素方面在持续性扩大着总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全面优化的效果。
2.2测度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能够对区域旅游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方面内容进行测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以生产函数为基本角度进行测算、以产业结构的相关具体统计数据作为依据进行测算、以投入和产出作为基本角度进行具体测算。生产函数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将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大概反映出来,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具体的测算很难找到拥有较强可比性的样本数据。
除此之外,尽管利用收入产出的方式进行具体测算,能够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但是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需要做好详细的产出分析工作,否则将不能够进行具体测算,这样看来这两种测算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产业结构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进行具体的测算,能够将以上两种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有效弥补,不仅能够得到客观准确的计算结果,还能够很容易得到相关统计数据。
3.1计算结果
通过具体的测算公式能够针对2005~2013年之间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旅游区域经济的具体增长状况,如图1示。从图中的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到,旅游业已经对我国的区域旅游经济的具体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明显的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所产生的推动效果以及贡献程度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以经济周期为基本角度进行问题分析,能够将图中的曲线以2009年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
3.2旅游产业地位处于提升阶段的具体贡献
通过上一节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在前一个阶段中,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地位正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被逐渐认可。特别在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正式举办的期间,外国人口入境旅游的人数总流量出现激增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整个旅游业,使得整个行业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整个旅游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性鼓励,使得整个行业得到扶植,同时也强化了整个旅游系统的各地管理机构的具体建设,使得整个管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备和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旅游已经成为各地区进行具体经济建设的支柱性产业,而且还在针对旅游的相关资源进行持续性的深度开发,在旅游产品的类型上推陈出新,具体来讲,如工业园区,还有农家乐,甚至是邮轮游等,这些新型的旅游产业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3.3发展阶段的具体贡献
在后一个阶段,整个产业已经基本上趋于成熟和稳定,呈现出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流通,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国民消费,使得区域经济在旅游带动下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
结语:针对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所能够形成的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增长进行具体研究,需要通过科学的测算方式,并能够依照测算的结果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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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十二五”开局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未来五年经济改革的主线。笔者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角度看要素投入方式的变革,分析单纯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为主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论文正文】
“十二五”开局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思考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项)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包括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技术演进,规模经济等等。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这里指物质资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测算结果,1978到1990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2008)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1978到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高水平的资本投入,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首先,是造成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高水平,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力度逐渐减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仅次于资本要素,是第二大贡献主体。 当然,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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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科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在时代进步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年来,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社会中反响很大。互联网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让经济之间的交流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断扩大范围,减少成本。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生活信息化的载体,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为此,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开始分析。
关键词:互联网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前言: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结构带来变革,也对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带来重大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需要对互联网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进行定量的分析,以此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趋势。
1.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机理
1.1壮大新兴互联网产业
1.1.1互联网产业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对于互联网依然没有权威的界定。原因有两点:第一,互联网产业普及范围比较广,在诸多领域中不能对其进行清晰的辨别;第二,对于传统产业而言,互联网产业模式转变速度快,新兴产业不断衍生,因此在互联网产业处于动态的状态下对其发展的趋势难以下固定定义。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的产业,在生活中常见的有互联网基础服务、内容服务以及电子商务服务等。互联网产业发展到现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1]。
1.1.2互联网产业类别
(1)基础服务
互联网的基础服务,是指互联网参与主体、互联网与其他高级应用服务相互结合,并提供基础服务与支持的基础性服务。按照各个服务层次的不同,主要划分为三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互联网应用服务提供商以及接入服务商。
(2)内容服务
网络上的内容服务商为用户提供诸多不同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在形式上较为复杂。按照性质的不同,互联网的内容提供商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信息获取、安全服务、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以及通信等。其中,通信交流类中主要包括QQ、邮箱、微博、微信等。而安全服务主要包括杀毒软件、网络防火墙等等服务[2]。
(3)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服务指的是为个人与相关企业提供各种互联网服务,其中,包括平台服务、工具软件服务、数据服务以及营销服务等。在电子商务服务中,如果没有平台,那么电子商务服务将不能发展。因此,可以说电子商务是指平台服务。典型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有B-B交易、B-C交易、O-O交易以及拍卖中介服务等。
1.2推动传统产业发展
1.2.1传统产业发展的契机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基础资源的大力支持,基础资源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动力,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例如,互联网在人群中的覆盖,不断加大互联网光纤、电缆等设备的需求;第二,互联网作为新的信息平台,让传统产业容易发现发展的机会。不仅方便了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还增加信息获取的便捷度[3]。
1.2.2转变传统经济方式
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将人们的带到了网络经济时代中,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中资源相比,网络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各类知识与信息的总和。在网络经济时代中,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与产业合作尤为重要。此外,互联网具有较高的外部特征,决定着互联网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不同传统产业之间形成相互学习、竞争的氛围,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将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高层次迈进。
2.“互联网+”与经济增长
2.1“互联网+”内涵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是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让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相互融合,谋求新的行业发展生态形势。“互联网+”的出现相当于为传统行业发展加上羽翼,在互联网的助力下获得新的发展平台。例如,互联网金融中,基于“互联网+”背景下诞生很多理财产品,如金额宝、理财通以及P2P线上投资产品等。
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议案,明确表达了对经济创新的看法。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惠及社会民生。“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信息技术,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相结合,诞生新的经济发展形势[4]。
2.2“互联网+医疗”经济发展实例
“互联网+”在医疗上的应用就是移动医疗,移动医疗有效缓解了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具体来说,互联网将传统医疗模式进行优化,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医疗管理服务。互联网医疗的使用,患者可以对自己健康数据进行检测,在诊疗服务中,全面实现了网上挂号、购买药品、支付以及与医生进行病情沟通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发展互联网医疗产业,形成了产业布局网络,他们通过互联网的先进性不断在实现医疗行业发展的梦想。
2.2.1百度“健康云”
百度推出“健康云”,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对用户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此外,百度利用搜索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平台,并与健康网合作领域广阔。
2.2.2阿里“未来医院”
阿里巴巴在移动医疗中主要是“未来医院”+“医药O2O”,前者以诊疗服务为核心,后者以药品销售为主。阿里健康云平台-数据服务平台发布实施,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中,医疗服务日新月异。
2.2.3腾讯“药急送”
腾讯以微信+QQ两大社交软件为依托,巨资收购挂号网和丁香园,在QQ第一时间推出“健康版”,在微信平台中,打造医疗服务互联网整合入口,“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战略更加鲜明。从企业资本运作中可以看出,从微信服务到智慧医疗,“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位置非常重要。2014年,腾讯携手九州通开发微信上的O2O“药急送”功能,同时开发好药师微信服务号。
结论:综上所述,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拓宽了市场企业的发展道路,开发行业发展新形势。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发展不仅能够壮大新兴产业发展,还能在传统经济发展形势下,转变其经营模式。“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助力,与各行各业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春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及实证分析[D].北京邮电大学,2010.
[2]邵骏.服务业市场结构与制度环境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研究[D].暨南大学,2014.
[3]何仲.我国电信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可持续性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
[4]郑丽.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
摘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互联网+”的概念,然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与不同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并阐述“互联网+”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作简要总结。
关键词:“互联网+”;现状;影响;创新
近20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已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移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互联网+”作为新时期多种信息技术的集成与整合被推出并得到广泛认可。“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新的业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一、“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农业”:推动中国农业信息化、品牌化、现代化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源于1999年北大荒集团投资农博网,但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互联网+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目前,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技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土壤、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通过对收集的农业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得到某特定农业生产区域的播种、施肥、收割等相关的解决方案,其次,农业咨询服务类、信息门户网站的建设。信息时代,涉农企业与农民对相关资讯的需求更加强烈,农业信息与咨询网站能为它们提供政策、市场、价格趋势等全方位的信息。艾格农业、天下粮仓等咨询网站能够对农业数据进行专业分析,为涉农企业、农民等提供所需的查询、咨询等服务;农博网、安徽农网等商业类或政府类信息门户网能够为政府、企业和农民提供各种农业信息,并实时互动交流。最后,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农产品销售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电商平台为农产品的营销提供了广阔市场,蔬菜、水果等借助网络可以直接从原产地到达消费者手中,消除了以往多层中间环节,减少了损耗。例如,沱沱工社、菜管家等垂直类生鲜电商平台整合了农产品生产、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使农产品销售环节简单化、信息透明化,为生产者、消费者带来便利。
(二)“互联网+工业”:推动中国工业数字化、智能化
2015年德国汉诺威IT展览(CeBIT2015)上,德国“工业4.0”与中国元素的碰撞成为最大看点,参会的中国企业达760家,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中国企业充分展示了中国创造的最新水平。“互联网+”与“工业4.0”,变革传统的制造方式,重新建立“互联网+工业”的行业规则,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模式创新,将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水平,不但节约时间与成本,还将充分挖掘和培育新兴市场的潜力与机会。
目前,“互联网+工业”的发展现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相互渗透,传统制造业企业借助互联网实现智能化,新兴互联网企业则依托技术优势,不断瓜分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以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企业,顺势推出互联网工厂计划,新创的无人工厂、交互式生产等模式已获得业界认可。目前海尔新的生产模式已经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自动化,并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推进,而且海尔积极探索个性化定制,以满足用户“任性要求,个性设计”的诉求。以小米、乐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则积极抢占电视等传统制造业市场,利用企业早先搭建技术体系、营销模式,并通过价值链重构、扁平化、快速响应市场等方式来创造新的消费模式,并逐步形成产业化趋势。
(三)“互联网+服务业”: 创新服务、消费方式与体验
1. “互联网+生活服务、零售业”:O2O的兴起
生活服务业范围广泛,给“互联网+”的渗透与发展带来广阔的空间与市场。目前,“互联网+生活服务业”融合的最典型表即为O2O。O2O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通过线上虚拟数字世界和线下现实物理世界互动协作的一种新商务模式。传统的餐饮、娱乐、家居、家装、洗衣洗车等行业的相关经营活动都在线下实体店完成,而如今O2O模式的引入,诞生了诸如大众点评、美团外卖、饿了么、龙居网、爱洗车等的网络平台及移动客户端。O2O模式下,传统的中介被剔除,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用户在客户端以时间、地点、价格等为条件寻找最合适的服务提供方,线上预订、线下体验,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需求。而对传统的实体店来说,借助O2O平台,节省了人力与店面成本,并借助网络平台带来更多流量及利润。传统零售业也在积极探索O2O,京东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等企业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活动,未来线上支付线下体验将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方式。
2. “互联网+交通、旅游业”:推动资源共享
现有的人口、道路、车辆等条件下,拥堵现象时有发生,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困扰,“互联网+”的出现及时有效的缓解了这一问题。“互联网+”应用于交通业,推出诸多基于GPS的交通应用APP。实时公交APP,可以帮助实时查询公交汽车的到站情况,防止长时间等待与误点现象的发生;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APP,实现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次双赢,既减短了乘客等车时间,又降低了出租车空车率;易到用车、嘀嘀和PP租车等专车服务APP的推出,掀起了互联网时代交通领域的大革命,有效推动了汽车资源的共享,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在旅游服务行业,携程、途牛旅游网、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企业以不同的模式将旅游服务推向网络化、无中介化,引入的评分、分享等机制,也使得在线旅游的体验更加完善。
3. 互联网+医疗行业”:移动医疗垂直化发展
现有的医疗环境下,“看病难”已成为普遍现象。“互联网+”与医疗行业融合,推出多种网络平台与移动应用,有效缓和了这一矛盾。当前,挂号、看病甚至结算都需要长时间等待,挂号网等服务平台将挂号由线下转到线上,大大缩短了看病预约时间;而丁香园、春雨医生等轻问诊型应用消除了部分用户就诊难的困扰。专业化的移动医疗垂直化产品将成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方向,可穿戴监测设备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代表性的iHealth Align血糖仪、Withings Activite Pop智能手表等都是健康数据管理融合移动互联网的成功典范。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健康实时管理的兴起,传统的医疗模式将迎来深刻变革,以医患实时问诊、互动为代表的新医疗社群模式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以医院为中心的就诊模式。“互联网+医疗”将打通医药产业服务链,促进医疗移动平台化、信息透明化,为政府解决“看病难”问题助力。
4. “互联网+教育行业”:量身打造的个人教育方案
传统的教育教学面向整体、面向大众,不能充分考虑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难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互联网+”为教育人性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为每位学生量身打造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充分尊重每位学生,赋予每位学生自主选择权、决定权。2014年,K12在线教育、在线外语培训等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化增长。掌握着大量高粘性、高价值人群的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网易旗下的有道词典,因受互联网冲击,也开始向在线教育转型,推出诸如口语大师等产品和服务,并通数据挖掘技术,将用户需要进行多层次深入分析,从而实现差别化、个性化服务与推荐。在线教育企业不断推出风格迥异的移动终端,方便用户在各种环境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沉浸式学习,从而提高时间利用率,打破传统教育对环境、时间要求高的瓶颈。
二、“互联网+”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互联网+”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已不能适应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急需注入“互联网+”的新鲜“血液”。从目前“互联网+”与各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来看,“互联网+不同产业”已产生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创新模式,并快速推动行业变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农业”将多样化的互联网相关技术融入农业全程生产活动,积极推动农产品电商营销平台建设,为涉农企业或农民提供全方位咨询服务与解决方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互联网+工业”则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并在未来提供规模化的个性化产品定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制造业借助互联网技术转型升级,而且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营销也将给制造业产品推广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互联网+服务业”更是以愈加成熟的商业模式、更低的成本及更及时高效的时间概念不断提高该行业的服务水平与能力。“互联网+”将作为新的引擎推动各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二)“互联网+”有助于变革服务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互联网+”将互联网的技术成果大规模的应用于传统服务业,不断创新消费、支付等服务方式,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优势将传统服务业带入新的高度。传统服务业市场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环节,诸多互联网企业不断推出基于个人PC、手机等的客户端,将用户的需求集成于便捷的应用软件,从时间、成本等多角度为用户提供最适合地便捷服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更深层次融合。从目前的“互联网+服务业”创新成果来看,金融、教育、零售、广告、媒体等领域的“互联网+”已卓有成效,不仅整合了交通、旅游等行业资源,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服务业”因便捷与高效吸引了众多用户群体。人是消费的主体,随着“互联网+”的日趋成熟,消费人群、消费规模也将日趋扩大,无疑将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生产,促进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三)“互联网+”有助于激活创新市场,营造创新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出给了亿万创业者以极大的信心,同时也给万千创客提供了市场环境,指明了创新方向。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而“互联网+”也扮演重要角色――将先进的技术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将创新贯穿于技术进步与技术运用的各个环节。“互联网+”计划的推出,将高效推动各地区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流动,汇聚亿万民众的创新激情,营造浓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创新征程。
三、小结
“互联网+”不是否定和颠覆传统发展方式,而是将互联网融进传统产业的发展进程,找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入口,促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走出一条互联网创新驱动高效发展的新路子。中国经济业已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有序进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及时推出将助力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推动“中国梦”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慧.基于O2O模式下的中小企业移动商务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商贸,2012(23).
[2]马红春.O2O电子商务模式在我国的应用现状分析[J].科技视界,2012(09).
摘 要:今年以来,社会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互联网金融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务院于8月14日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这也表明国家决策层和智囊团对这一事物的重视。那么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利弊呢?本文对此做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发展;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
我国民间借贷资本数额庞大,长期以来缺乏合理、高效的投资方式和渠道,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一定程度上需要阳光化、规范化运作。通过规范发展P2P网贷、众筹融资等方面,遏制高利贷,盘活民间资金存量,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国家鼓励的领域或项目,使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众筹股权融资也体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资金的要求。
2.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小微”层面,具有"海量交易笔数,小微单笔金额”的特点,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并且具有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覆盖面的空白也就是小微金融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因此,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同促进、共发展,竞争中有合作,两者都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满足电子商务需求,扩大社会消费。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要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要突破3万亿元。电子商务对支付的客观要求,推动了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所需的周转融资、客户的消费融资需求和创业融资需求,促进了众筹融资、P2P网贷和网络小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催生了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4.有助于促进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和改变服务方式,也契合了与传统金融之间的鸿沟。互联网金融企业依靠庞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更快了解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助于改善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量客户的资信状况,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
5.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互联网金融利用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形成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明显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企业不需要设立众多分支机构、雇佣大量人员,大幅降低了经营成本。互联网金融提供的全天候、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明显有别于传统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新融资渠,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互联网金融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我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同时金融体系还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有有利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1.推升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成本。
互联网金融产品更高的利率,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竞争,而商业银行为保存款,纷纷开始通过理财产品等应对竞争,从而推高自身的融资成本。当前我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处于投资高峰期,需要大量低成本资金的支撑,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区建设资金的筹集形成更大的压力。
2.造成本地资金外流。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筹集和运用存在不对称性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在资金筹集端,资金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在资金运用端,资金主要投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在地及其熟悉的领域或项目。资金流出方式可能通过三个渠道:一是资金进入众筹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发起众筹项目,;二是资金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再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购买基金进入全国性货币市场;三是资金进入P2P网络借贷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在地的项目。
3.一些网络小额贷款正在变相发展成为单纯的高利贷公司。
一些网络小额贷款利率极高,至少达到利率年化20%以上,若加手续费用,更是高达25%-28%。让人感到更为离谱的是,有些网络小额贷款企业大胆违规操作,在放款时先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也就是变相的折价放款,不是百分之百标准放贷。实际上,这些网络小额贷款已经沦落为临时性拆借、过桥融资以及生意三角债贷款。为何有人还要向这类网络小额贷款企业贷呢无非是自身资金紧张,周转困难,被逼无奈之下的做法。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要么还房贷,要么还车贷。由此可知,有相当部分互联网金融贷款难以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那么大。
总之,根据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银行应该及时深入调查研究,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把这类银行贷款性质的企业纳入监管业务范围之内,使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真正规范化。央行尤其要制止这类变相高利贷、违规拆解及过高的手续费用现象。甚至有些人在银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在利用他人信用或者通过透支个人信用在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大搞圈钱、套钱,这是极其危险的。
因而,银行正确引导互联网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对那些违规行为真正加强监管,真正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宫晓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J].南方金融,2013(05).
[2]王国梁.互联网金融P2P网络借贷模式的风险和监管路径探析[J].科技视界,2013(25).
[3]刘亮.互联网金融现状及趋势研究[J].时代金融,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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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__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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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广受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情况已经持续多年,这种情况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湘西州财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以湘西州为切入点,从湘西州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现状及其与湖南省内其他城市以及周边城市的对比,分析了湘西州目前的收入负担现状;论述了湘西州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数据之间的计量分析得出了湘西州财政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湘西州;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税收负担
财政收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财政收入过少,会影响政府的各项公共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财政收入过多,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研究比较多,中国学者对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然而,作为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湘西州的财政收入目前是否过高、湘西州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回答。本文将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来进行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湘西州税收收入现状
湘西州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从总量上来分析,湘西税收收入总量非常低,但是增长速度快,增长速度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这一情况与湘西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率相吻合。从表1可以看出,湘西税收收入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纵向来看,税收增长速度快。从表1税收增长率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2003―2012年10年间,湘西州的税收收入增长了5倍多,总体上每4年就能翻一番。2003―2012年,除2008年和2010年之外,税收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其中有6年的增长率在20%以上,增长最快的2006年和2007年甚至达到30%以上。从这些数据来看,湘西州税收收入的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增长速度快。
二是横向来看,税收规模总量小,税收的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从表1可以看出,湘西州的税收总量从2003年的2.57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底的13.56亿元,10年间增长了5倍以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吉首市、花垣县,税收收入都达到了2亿元以上,分别达到了3.2亿元和2.2亿元,而最差的古丈县和保靖县2012年的税收收入只有0.77亿元和0.99亿元,不足吉首市的1/4,整体与湘西州各个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
(二)湘西州与省内各地区的税负①比较
湘西州2012年的财政收入总额为47.9亿元,在湖南省内排倒数第二位,只比张家界市的30.2亿元稍多。从绝对值上来看,湘西州的税收总额与经济发达地区相差较大,比长沙市少775亿元,比岳阳市少182.75亿元,比株洲市少165.9亿元。财政收入绝对值的差距也说明了湘西州和湖南省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差距正是由湘西州的GDP总额决定的,湘西州经济发展落后,GDP也是排在倒数第二位,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税收水平。
另外,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具体见图1),长沙市为12.86%>株洲市12.15%>湘西州12.04%>郴州市11.99%>岳阳市10.48%>怀化市10.02%>湘潭市9.54%>湘潭市9.47%>张家界市8.91%>娄底市8.84%>永州市8.27%>益阳市7.35%>常德市7.29%。湘西州虽然财政收入的总量小,但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排在第三位,说明湘西地区的税收负担较重。这也与湘西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湘西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工业增加值比重较小,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大。
(三)湘西州与周边地区税收负担比较
这里选择与湘西周边的地级市怀化、张家界、贵州铜仁和湖北恩施的税收负担进行比较分析,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湘西地区相差不大。2012年湘西地区的GDP是379.7亿元,比怀化市少603.4亿元,比张家界市多58.7亿元,比恩施市少52.3亿元,比铜仁市少49.3亿元(具体见表3)。
表3 湘西与周边地区的税负比较
资料来源:网上搜集
由表3可知,湘西州的财政收入为47.9亿元,在5个地区中,规模比较小,只比张家界市的30.2亿元多17.7亿元。但是比周边的恩施市、怀化市和铜仁市的财政收入分别少66.1亿元、52.3亿元和15.4亿元。从与周边地区的比较来看,湘西州的财政收入规模比较小,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规模,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湘西是12.04%,比湖北恩施少13.29%,比贵州铜仁少2.08%,但是比省内的怀化高2.02%,比张家界高3.13%。可以看出,虽然湘西财政收入占GDP的占比在湖南省内较高,但是和湖北恩施和贵州铜仁比起来还是比较低的(具体见图2)。整体来说,湘西周边几个地区除了恩施比较高,其他几个地区都处在相当的水平。
(一)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
一般情况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税负水平也较高,如长沙市在全省经济最发达,其税负水平也最高;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经济相对不发达,其税负也就较低。湘西地区的地税收入从2000年的2.4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16.7亿元,除了2002年和2007年的经济危机,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6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47.9亿元,除了2000―2002年外的年份外,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GDP从2000年的69.5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97.5亿元,每年的增长速度也都接近或者超过10%。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2003年以后,湘西地区的地税收入、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率都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而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相一致,也都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二)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
湘西州的税收收入总量很小,从图3可以看出,湘西州的税收收入从2003年的2.4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16.7亿元,12年间增长了近7倍,增长的速度十分迅速。通过数据还可以得知,湘西州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吉首市、花垣县等县市,湘西州的各县市税收负担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征管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不同,各地区间的税收负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湘西州的GDP从2000年的69.5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97.5亿元,12年间增长了5倍多。总体来说,湘西州税收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
(三)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
图4反映的是2000―2012年湘西州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趋势。从图4中可以看出,湘西州的财政收入和GDP呈现稳步的上升趋势,说明了湘西州经济总体上是持续增长的。湘西州的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6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47.9亿元,12年间增长了近8倍;湘西州的GDP从2000年的69.5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97.5亿元,增长了5倍多。这说明湘西州的财政收入增长要比经济增长快。这种增长趋势也说明,湘西州的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呈现互相促进的关系,即湘西州的GDP增长能够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一)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湘西州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其经济意义,在本文中,选择了湘西州从2000―2012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所用到的2000―2012年湘西州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GDP 数据来源于湘西州2000―2012年统计年鉴。
(二)计量模型
本文计量分析模型采用的是线性回归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不需考虑变量内、外生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也不需有先验的经济理论基础,而是将各变量直接视为外生变量,以该变量及其他变量滞后项为解释变量,对数据的长度要求也不是很高。湘西州进行统计的时间比较晚,加上时间有限,数据跨度只有13年时间,非常有限,所以选定用线性回归模型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放了来进行实证。本文构建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gdp=α0+α1tb+α2tz+ε (1)
其中,αi(i=0,1,2)为系数,系数表明财税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程度,ε为常数,tb为税收增长率,tz为财政增长率。
(三)计量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当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不平稳性质时,如果直接用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统计检验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首先对各个变量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采用EVIEWS 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5。
从表5的分析结果可见,对于两个主要变量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的关系,在0阶检验结果下,经济增长的P值为-1.59,税收增长的P值为-1.87,都大于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这两组原始数据都是非平稳的。继续对这两组数据进行1阶充分检验发现,经济增长的P值为-8.81,税收增长的P值为-7.03,都小于1阶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在1阶时两组数据都是稳定的,所以,继续对这两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反映税收增长率和财政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对这两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反映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引导关系,即湘西州地区税收收入增长和财政收入是否能够引起经济增长,还是二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检验。由于用ADF平稳性检验发现0阶差分是非平稳性的,因此用EVIEWS6.0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两组平稳数据。从表6中可以看出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两组差分后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为1、2、3、4、5阶,由于1―5阶P值都接近0,所以拒绝原假设,但是在5阶条件下,P值分别为0.5719和0.7837,都远大于0.1的临界值,所以统计结果接受原检验。以上结果表明,湘西州税收增长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财政增长和税收增长的格兰杰检验。用EVIEWS6.0对财政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两组数据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两组平稳数据。从表7中可以看出,财政增长和经济增长两组差分后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滞后期为1、2、3、4阶,由于1―3阶P值都接近0,拒绝原假设,在4阶条件下,P值分别为0.279 15和0.384 52,大于0.1,接受原检验。以上结果表明,湘西州财政收入增长也会阻碍经济增长,即湘西州财政收入增长快会导致经济增长变缓。
3.线性回归结果
考虑到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取逐步增加变量的方法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本文选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6.0。湘西州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结果:(1)在引入控制变量后,税收增长率的系数为-0.754,表明税收收入增长率增长1个单位,GDP的增长率会下降0.754个单位,税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负相关的关系;(2)财政收入增长率的系数为-0.298,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gdp增长率会下降0.298个单位,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也呈负相关关系。系数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分析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湘西州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湘西州经济的增长对税收的增长起负相关的作用,即湘西州经济的增长会促进税收的增长。
(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升经济总量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提升湘西州经济总量。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是财政收入之本。经济发展带来潜在税源的增长,财政收入才能随之增长。因此,依靠经济的发展、效益的提高,着眼于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做大,才是振兴财税的必经之路。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战略调整,降低经济增长的能耗、物耗水平,提高技术含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大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财政收入主体
税收的增长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目前湘西州的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一是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提升农业质量,建立和培育完整的产业链,鼓励农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农民收入。二是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加快改造提高传统产业步伐,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工业布局。要依托白酒、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优势,培育一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巩固传统税源。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旅游产业是湘西州地方财力的重要基础,2012年湘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72.3%。因此,充分发挥湘西州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加快增长税收的重要手段。
(三)推进和完善相关税收制度
湘西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但有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扶持,首先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应该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湘西州工作创业,更好地推进湘西州经济发展和企业的转型。其次可以针对不同的纳税人,考虑其婚姻状况、赡养系数、年龄等因素确定不同的税收标准。再次是加强税收管理,提供征管效率。税务部门加强管理,建立税源监控机制,提高征管水平,健全高效制约机制,堵塞征管工作漏洞,改革现行流转税制度,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降低一般流转税的比重,逐步提高特种流转税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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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时通常有两个角度,一是选取不同主体,如格默尔1983年选择27个较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其政府支出增长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分析后,得出其内部关系无法确定的结论。二是选取财政支出中部分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如泰勒兰斯等1984年根据69个国家数据得出国防支出增加会使经济增长下降,2008年戈德史密斯认为生产性投资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综述
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使得财政学正式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1954年萨缪尔森《公共支出的纯理论》的发表,通过其对公共产品的分析使得财政支出的研究成为财政学领域的主要枝干。这期间有很多学者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提出有意义的理论,如瓦格纳提出了“政府活动扩张理论”,认为一国政府的支出与其经济成长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政府的财政支出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政府支出的增长会快于经济增长。
在形成财政支出分支后,近二十年时间里对财政支出的研究仍属于附属性的,如1961年《联合王国公共支出的增长》中皮考克和威斯曼提出梯度渐进增长理论,认为在正常时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逐渐扩大,因为在既定税率水平下,随着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同步。1970年阿罗和喀西在《公共投资、报酬率与最优财政政策》中,指出在最优增长条件下,加入财政支出的居民消费函数经济增长路径发生改变,得出社会集中经济决策将优于私人分散经济决策,即政府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与集中经济决策效果一致,实现经济最优状态。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严格意义的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才多起来。如1986年拉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中建立计量模型,对115个国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得出财政支出与GDP 应保持合理比例,当支出小于这一比例时,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超过这一比例,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发生挤出效应,导致负面结果;1990年巴罗在《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政府花费》中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了以政府支出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得出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
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时通常有两个角度,一是选取不同主体,如格默尔1983年选择27个较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其政府支出增长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分析后,得出其内部关系无法确定的结论。二是选取财政支出中部分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如泰勒兰斯等1984年根据69个国家数据得出国防支出增加会使经济增长下降,2008年戈德史密斯认为生产性投资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二、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研究现状梳理
以1979―2013年发表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并从时间、数量、研究内容和作者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发展过程及现状。
1.以时间和数量为变量
在知网下,以检索项目为“篇名”,检索词为“财政支出”并含“经济增长”,匹配模糊,检索方式为跨库,对1979―2013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论文统计数据如下:
从下页表1可知,从1979―2013年总共有378篇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文章,除了一篇文章以外,其余全部是2000年财政支出体系建立后发表的。且从1998年以来文献总量整体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至2006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然而核心期刊文献总量虽然也是逐渐增加的趋势,但相对于文献总量是逐渐递减的。
2.以研究内容、作者为变量
2000年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研究极少,2000年以后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但2001―2003年期间的文章只是大多提到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如郭福春的实际利率、货币供应、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等;2003年以前有关文章全部没有实证分析,2003年以后,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实证分析文章;2006年起,有部分文章研究单个支出,以地方和各省为研究对象的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到2010年达到80%以上;2008年及2009年,随着国家关于农业的重视,关于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文章相对较多;许多学者对相关问题都进行了多次研究,如郭庆旺等2003年《财政支出结构域经济增长》、2009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
(二)各省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汤瑞丰通过分析1994―2010年云南省财政支出和GDP总量建立模型,得出云南省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短期来讲,财政支出能推动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带来财政支出的增长,长期来讲,相互推动关系不明确。刘林等2011年得出新疆经济增长促使政府支出规模扩张,同时又可以用财政支出手段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引导经济发展。邹原2012年对广西壮族自治区1978―2010年相关数据分析,得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相关作用,且不同部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同。
(三)各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011年张颖通过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得出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公共管理支出与之成负相关。王媛通过分析武汉市1994―2009年数据,得出基础建设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科教文卫事业费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多年始终没有定论,如1983年朗道以96个国家建立版面数据模型得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1988年康特和达伦认为财政支出的增加或减少对经济增长不存在任何影响,2003年马栓友认为财政支出与社会总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
其原因主要有:各国国情不同,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出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运用模型不同,如“AK”模型、巴罗的内生增长模型等;研究角度不同,如研究地区层级不同、财政支出分类方法不同等。但是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梳理得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为主流观点。因此,中国应有必要加对大财政支出的关注力度,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明确适当的财政支出规模和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以此与经济增长产生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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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对新兴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兴产业发展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兴产业由于其有较强的创新性,且处于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容易产生比较旺盛的产品需求,对经济增长有不竭的推动力。因此对扩大就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提高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切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长久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全球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大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其自身的重要使命,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与前沿科技的运用上,更重要的是它要运用产业自身的优势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积极扩大内需,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2009年 12月,江西省率先在全国发布了第一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对江西省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高位运行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着不少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江西省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对江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2012 年江西省全年实现地区产值 11583.8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占比重仅为 13.54%,还不到 15%。在《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要力争达到 1.5 万亿元,经济总量占江西省的比重要提高到 60%。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大力发展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扩大产业发展规模。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生产能力迅速扩张。2012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从 1 月到 12 月,累计同比增长幅度在 21.6%到 23.4%之间稳定波动,其中有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增速高于江西省平均水平,这五个产业分别是: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光伏,文化及创意,绿色食品。2012 年实现利润增长的产业是:风能核能,非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半导体照明,绿色食品制造,生物及新医药,金属新材料产业。利润出现下降的产业是:光伏产业、航空制造产业和文化及创意制造产业。金属新材料产业的利润是 163.99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8.4%。虽然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但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应采取措施防止产业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
江西省注重发挥资源优势,夯实产业基础,引导企业集聚,不断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布局,产业集聚格局初步形成。金属新材料产业大力打造“世界铜都”-鹰潭,加快建设南昌铜精品产业,同时把上饶、抚州、赣州发展为铜加工聚集区。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围绕南昌、景德镇、上饶、宜春、赣州来重点布局。半导体照明产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收入鹰潭、新余、南昌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774.08亿元、1385.04 亿元、1232.25 亿元,合计为 4391.37 亿元,占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 51.43%;而其它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为:4146.83 亿元,占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 48.57%。鹰潭、新余、南昌三地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收益较多,而其它地区从中收益相对少,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合理引导规划,发展本地区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省内现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选拔具有较强优势的产业进行优先布局,从全省的高度对这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进行总体规划,制定长期有效的发展规划,为属于同一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横向的竞争与合作平台,发挥产业内部互促力量,为实现并加强全省范围内的产业综合实力奠定基础。建立全省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各市区初具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以大带小,大型产业重拳出击、深入拓展自身优势,小型产业稳步前进、逐步占领市场的省内战略发展格局。
(二)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战略与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其带有新兴产业的色彩,并且大多数依靠先进科技作为企业发展的支撑,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具有投资额大,实现经济效益回报时间长的特点。又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还不成熟,因此对该类产业的投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但是风险与机遇并存,要想实现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跨越,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必要的,大量资金支持是产生重大科技成果的必要条件。
(三)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具有高新技术产业所要求的科技含量,又包含新兴产业所代表的前沿性,因此科技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最重视的因素江西省依据本省具体情况,对本省未来的技术发展战略准确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此基础上,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从财政、金融、法律等方面对积极创新的企业给予优惠,对先进技术成果给予产权保护,充分调动省内各方积极性,同时为省内各种知识、技术交流创造机会,多管齐下,齐抓共管,大力推进江西省技术创新、技术研发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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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还存在着问题。为了促进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就新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1996-2008年,伴随着GDP的增长,新疆能源消费总量也在逐年增加。1996年,新疆GDP为900.93亿元,能源消费总量为3045.16万吨标准煤:2008年。新疆GDP为4203.41亿元。能源消费总量为71023.35万吨标准煤。可见,13年来新疆GDP增长了4.67倍,而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2.33倍:新疆亿元GDP能源消费量在1.69-3.38万吨标准煤之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6---2008年,新疆GDP占全国的比重增加了47.4%,而新疆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却增加了90.81%。这反映出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能源的高消耗并存,甚至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已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能源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新能源开发的速度,导致新疆经济增长面临能源强制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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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从财政理论层面上说明如何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是分析税收收入与GDP二者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对税收这个经济变量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税收及税收结构是通过哪些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适合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和财政体制要求的最优税收结构是什么样的研究则很少。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述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负担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又是我们进行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选择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实现公平分配、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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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有大量的学者从定量、定性各方面对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如佟家栋(1995)指出在不同时期里,进口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是不同的,但总体上进口增长与经济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张亚斌、易红星等(2002)证明了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进口增长变化的幅度较进来贸易的变化幅度更大。从数据来看,我国进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着紧密的联系,“六五”时期(1980-1985),GDP增长率平均为10.8%,进口增长率平均为18.7%;“七五”时期(1986-1990)GDP增长率下降为7.9%,同期的进口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降至5.5%;“八五”时期(1991-1995),GDP增长率与进口增长率同时上升,分别升至11.6%和20.1%。“九五”时期(1991-1995),GDP增长率与进口增长率同时上升,分别升至11.6%和20.1%。同时进口额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进口依存度从1995年的18.2%一直上升到2011年的23.9%。
我们把经济增长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由此设定它们关系的经济模型为:
Yi=β1+β2X1i+β3X2i+ui
其中,Yi:商品进口额X1i:国内生产总值x2i:国民消费价格指数。
采用OLS估计法得到回归结果模型估计结果为:
Y^i=-32588.64+0254144X1i+279.3373X2i+ui
(-0.751898)(17.05755)(0.667599)
R2=0.954109 F=145.5348 DW=0.590482 df=14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0.954109,模型拟合较好。F=145.5348,表明模型从整体上看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指数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检验显著。
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异方差检验后先后,剔除了,对原模型进行广义差分、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了异方差性后得到:
Y^i=-3740.441+0253948X1i+ui
(-2.713384)(16.65270)
R2=0.948685 F=277.3124 DW=0.554655
此时参数的t检验均显著,可决系数大幅提高,F检验也显著。
通过以上实证检验,得到实际GDP每增加1元,实际进口额增加亿元。
从一般的经济学逻辑认知上,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增长是互动的,即经济增长促进进口贸易的同时,进口贸易在增加市场供给、扩大消费渠道、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增加制造业增加值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从而也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所以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实现经济稳步增长。一般采取以下两方面的措施:
1.逐步扩大进口。多年的贸易顺差使得我国现在已经拥有扩大进口所需的各种条件,首先,在消费行业,扩大进口商品的数量和种量,进口产品的增加,使得国民的消费选择逐渐增多,扩大消费总量,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在制造业方面,鼓励进口拥有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引进具有高技术、高知识、高附加值的产品,并且尽早掌握核心技术,实现技术再创新,逐步缩短与技术先进国家、地区、企业之间的差距。最后,服务业各行业也逐渐扩大进口规模,引进、应用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通过学习、应用先进管理、服务技术,培养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适应本土市场需求的服务业企业,打造服务业龙头企业、形成集聚发展模式,逐渐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2.完善进口价格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在资源、原材料等、农业等行业实行全球采购战略,并且是这些行业是世界最大买主之一,以铁矿石为例,由于缺乏对商品定价权、话语权,我国在这些大宗商品的买卖交易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应不断完善进口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规避进口价格风险,实现进口成本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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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
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
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人口的大量迁移,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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