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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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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建立及流转税政策发展
金融服务贸易是当今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WTO在服务贸易领域谈判中取得的重大成就,融资租赁是金融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我国承诺,自2006年12月11日起,外国银行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税法作为融资租赁行业法律支柱之一,对扶持融资租赁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建立制度体系角度,简要介绍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建立及其流转税政策发展。
一、融资租赁行业的建立依赖法律体系的支撑现代租赁理论认为,融资租赁具有四大功能,即融资、促销、促进投资和资产管理。融资租赁因其具有融资和融物相结合、金融和贸易相结合的特征,已成为市场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促进投资及推动出口的重要手段,是发达国家继银行信贷之后又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
1952年,现代融资租赁在美国出现。目前,发达国家融资租赁业的市场渗透率(融资租赁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已达到15%~30%;在我国,这个比例约为1.5%.1981年2月,我国最早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外合资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目前,纳入监管的融资租赁公司共有三类,一是由银监会监管的金融租赁公司,共12家;二是商务部监管的中外合资租赁公司,共36家;三是内资租赁公司,有1000多家,也由商务部监管。
在融资租赁行业发展历史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法律实践证明,融资租赁具有独特的法律关系,传统法律体系对其界定并不充分,为此,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单独设置融资租赁法律,协调融资租赁行为。支撑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法律体系,通常包括四个方面:民商法、会计法、金融监管法规和税法。我国这一法律体系建立健全的历程已超过10年。起初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发布融资租赁行业管理规定。到199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在司法解释中确立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地位。
1993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的通知》,明确了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中融资租赁行为适用流转税政策。199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界定了融资租赁合同及合同各方相关法律关系。1999年3月,我国《合同法》对融资租赁合同作出专门规定。200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确立融资租赁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融资租赁公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性质。2001年1月,财政部颁布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租赁》,规范融资租赁会计行为。2005年3月,商务部颁布实施《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租赁企业管理。我国现行融资租赁行业法律框架结构如下:
1.《合同法》关于融资租赁的界定。
《合同法》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2.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融资租赁的界定。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风险是指,由于经营情况变化造成相关收益的变动,以及由于资产闲置、技术陈旧等造成的损失等;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报酬是指,在资产可使用年限内直接使用资产而获得的经济利益、资产增值,以及处置资产所实现的收益等。
3.行业监管办法关于融资租赁的界定。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规定,金融租赁公司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租赁业务,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它以出租人保留租赁物的所有权和收取租金为条件,使承租人在租赁合同期内对租赁物取得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权利。该办法同时将回租、转租视为融资租赁的特殊形式进行了定义。商务部现在监管融资租赁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
4.税法关于融资租赁的界定。
流转税和所得税对于融资租赁的定义不同。营业税法采用形式主义界定,所得税法则采用实质主义界定。我国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的设备租赁业务。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型号,购入设备租赁给承租人,合同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承租人有权按残值购入设备,以拥有设备的所有权。现行所得税法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在实质上转移与一项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一种租赁。
可以看出,我国融资租赁行业正是在上述制度体系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民商法、会计法、金融监管法规和税法对融资租赁的界定有所不同。
1.关于融资租赁业务适用流转税税种和税目。
1993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的通知》将融资租赁界定为一种金融业务,因此,对融资租赁行为应按金融保险业税目中的金融项目征收营业税。
2.关于融资租赁业务主体资格与适用营业税政策。
199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融资租赁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其他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应按“服务业”税目中的“租赁业”项目征收营业税。上述规定从融资租赁业务的经营主体上区分出融资租赁行为适用不同营业税政策。
3.关于融资租赁业务营业税计税依据的确定。
1997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规定,纳税人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1999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营业税计税营业额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融资租赁业务营业额扣除标准。
2003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除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以上所称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物的购入价、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运杂费、安装费、保险费和贷款的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
4.关于对融资租赁业务征收营业税与征收增值税的划分。
2000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划分了融资租赁业务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的不同情况,还重新明确了流转税政策中确认为融资租赁行为的定义。该通知规定,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租方,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5.关于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流转税政策。
2004年10月,《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商务部对内资租赁企业开展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工作,并规定了融资租赁业务试点企业的条件和标准,以及试点企业适用营业税政策。
由上可见,目前,确定融资租赁业务适用流转税政策,主要依据两个方面要件,首先要看纳税主体是否为行业监管体制内公司,对监管体制内的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均征收营业税;对监管体制外的公司,即未经批准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按租赁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移分别适用增值税政策或营业税政策,且适用营业税政策时与体制内公司有所不同。业界反映,上述规定,在政策上显得不够完整且税负欠统一。
一是监管体制外与监管体制内公司税负不一致,监管体制外公司的税负明显高于监管体制内公司的税负。
二是体制外公司适用增值税时,税负往往高于征收营业税时的税负。三是监管体制外公司按照租赁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移确定征收流转税政策,不能够适应租赁经营方式的变化,会造成整个融资租赁过程中可能出现适用流转税政策不一致,导致企业实行税收筹划而扭曲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
笔者认为,应考察融资租赁行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采用税收手段以促进融资租赁行业的长足发展,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流转税政策的完善,应将融资租赁行为视为一种金融服务项目,积极发挥扶持融资租赁行业发展作用;同时,还应将完善经营租赁与融资租赁的流转税政策统筹考虑。
一要参考即将出台的《融资租赁法》和企业会计准则,修改现行流转税政策关于融资租赁的定义,确立融资租赁认定标准,对融资租赁业务,不考虑其主体资格和货物所有权是否转移,在货物租赁期内,均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二要缩小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流转税负担差异。完善经营租赁的营业税政策,降低经营租赁行为的流转税税负,调整经营租赁行为营业税税基,在计算营业额时,应允许扣除租入成本。
据统计,在美国,租赁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30%,成为继商业银行贷款的第二大融资方式。在我国,租赁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万分之三。
因此,降低租赁行业整体税负,促进整个租赁市场的繁荣,是优化资源配置亟待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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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这种类型的住房有别于完全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对保障房的融资实践及难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2年以前,中央政府为了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曾经密集出台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保障房。2014年随着房价增长的放缓甚至回落,保障房政策保持了平稳。但从长远来看,保障房的建设与融资问题仍将是未来行业发展的重中之中。
1.1银监会对保障房的支持
银监会对于保障房建设的支持集中于对地方政府负责保障房建设的平台公司贷款上。一方面支持银行向经营规范的保障房建设平台公司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允许银行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同时,为能够覆盖贷款本息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2011年8月,银监会联合央行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予以贷款支持,同时也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银团贷款形式发放公租房贷款。《通知》还允许商业银行向资本金充足、治理结构完善、运作规范、自身经营性收入能够覆盖贷款本息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对于地市级平台公司的贷款需求,可以由省级政府指定一家省级融资平台公司按规定统一借款。在放松对于平台公司贷款规定的同时,《通知》还明确了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须符合国家关于最低资本金比例的政策规定,贷款利率按央行利率政策执行,利率下浮时其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9倍。
1.2证监会对保障房的支持
证监会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利用金融创新为保障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早在若干年,探索通过REITs为房地产项目融资,至2014年,第一支交易所交易REITs终于成行。
2014年3月,证监会机构部巡视员欧阳昌提出推进REITs试点,保障房建设资金之渴。在其提交的《关于创新金融工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建议》中提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环境下,探索运用REITs这一创新金融工具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现实可行性,对于保障性住房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丰富投资品种、推动金融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5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研究建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制度体系及相应的产品运作模式和方案”。当月,国内首个交易所场内房地产投资基金产品中信证券“中信启航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成功募集设立,当日在深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转让,成为落实《意见》的重要举措。
2.1商业银行对保障房的支持
银行信贷资金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筹措中的一个重要来源。无论是棚户区改造还是开发商通过市场运作方式解决资金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银行贷款都是最重要的融资渠道。目前,支持保障房建设力度最大的是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贷款6215亿元。但商业银行普遍对保障房贷款缺乏热情且非常谨慎。
2011年,商业银行新增的保障房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并不高,原因显而易见。商业银行是最大限度追求盈利的金融企业,根据安全性和收益性原则发放贷款是其稳健经营的必要条件,而保障性住房由于实行政府定价、限价,其投资回报率低,信贷利润偏低甚至万损,而且资金回收周期长,贷款的抵押及贷款的还款来源等方面与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相比风险较大,收益与风险不匹配,无法形成建设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影响了商业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在当前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有限,又受存贷比等监管考核指标的制约,只能优先配置到收益相对高的项目上,很难向低收益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倾斜,低微的收益难以有效覆盖风险和成本,这是商业银行进军保障房建设项目的最大障碍。
2.2国开行对保障房的支持
从规模上看,国家开发银行是保障房开发领域的主力银行。资料显示,自2005年国开行发放首笔棚改贷款至2013年底,该行累计保障性安居工程发放贷款6235亿元,贷款余额4363亿元,同业占比近60%;业务覆盖30省(区、市),惠及835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截至2013年底,全国1.2万亿元保障房贷款,国开行承担了六成以上。
从结构上看,国开行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支持贷款以棚户区改造为主。根据2013年底的数据,国开行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中,棚户区改造贷款超过3423亿元,贷款规模已占同业的半壁江山。2014年4月8日,国家开发银行在京召开全行视频会,部署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工作。
自1991年上海首次试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来,我国住房公积金从“无”到“有”,从“有”到“多”,规模不断增加。截止2008年末,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约为2.07万亿元,缴存余额约为1.21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7.54%和26.14%。据住建部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已经缴存3.9万亿元,贷出1万多亿元,缴纳余额2.1万亿元。
在保证各地正常支取和贷款的前提下,全国可用于运营的公积金规模超过1万亿元。在满足正常提取、贷款并留足备付金的情况下,结余资金仍超过4000亿元,沉淀资金数额巨大。管理者注意到住房公积金庞大的闲余资金所存在的保值隐忧:公积金的存款利率不足以抵御通胀压力,缴存人的资产面临着贬值风险。“提高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率”的议题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也正是在对该问题的讨论中,结合我国大规模开展保障房建设的现状,各方开始探讨以闲置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房建设。
融资模式及实践从融资规模来看,保障房信托业务可以发挥信托公司募集大资金的优势,没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约束,类似发行债券,非常灵活。信托公司汇集社会闲置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一方面可减轻地方政府、银行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为投资者提供了适中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参与保障房项目的风险较小,符合当前房地产形势。
从产品结构上看,信托资金进入保障房项目的形式主要有贷款型信托、股权型信托、混合型信托、收益权型信托四种模式。从已发行的信托产品来看,贷款型信托占比较大。不同类型的信托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如下图所示)。其对于不同的保障房类型,信托资金所能起到的支持性作用也不一样。 REITs对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维持一个稳定的资金链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在海外已经盛行了半个世纪,但是在国内推行的过程却波折重重。
目前的REITs设计有央行版与证监会版两种,我们以央行版的融资结构进行说明。央行的REITs方案为债权版,委托方为房地产企业,受托方为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公司在银行问市场发行房地产信托受益券。受益券为固定收益产品,在收益权到期的时候,委托人或者第三方应该按照合同的要求收购受益券,作为结构性产品,可以按照资产证券化的原理,通过受益权分层安排,满足风险偏好不同的委托人与受益人。
总体而言,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在积极的制定政策,并参与保障房的融资建设。在创新方面也做了不少尝试。但由于保障房建设资金回收周期长、利润空间小等原因,社会资金参与融资的积极性不高。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以及银行贷款是目前保障房建设的主要融资渠道。但是,这些资金来源方式已经显现出资金规模不够、持续性不足的状况。如何通过金融手段创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保障房建设已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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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是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产生的实物信用与银行信用相结合的新型金融服务形式,是集金融、贸易、服务为一体的跨领域、跨部门的交叉行业。大力推进融资租赁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加快商品流通、扩大内需、促进技术更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发展融资租赁业,是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策套利与规则优化:外商融资租赁井喷增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政策套利与规则优化:外商融资租赁井喷增长》全文如下:
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受融资成本、财务条件、政策约束及经营方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外商融资租赁作为集融资与融物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相对银行信贷具有对承租方资质要求更宽松、办理程序更便捷、融资成本更低廉等的独特优势,成为境内企业更新设备的境外融资新平台。近几年,虽然我国的融资租赁业快速发展已初具规模,但与西方成熟国家的租赁渗透率相比,仍相去甚远。据商务部统计,我国租赁市场渗透率(年租赁交易量/年设备投资额)仅为4%左右,远低于欧美国家20%―30%的水平,存在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一)井喷式增长的表现
在外商投资中,融资租赁曾经盛兴一时,但后来被逐渐取代,一度被冷落了多年。但近两年在山东再度红火起来,呈现井喷式增长。
1. 新设企业数量激增。2011年底,山东省共有外商融资租赁公司9家,但2012年以来新设公司数量突然急剧增长,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季度,分别新设外商融资租赁公司16家、29家和6家,目前总数已达到60家,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数量翻了5番还多,已占据全省融资租赁公司85.7%的份额(如图1所示)。
2. 跨境资金流入呈爆发式增长趋势。2010―2011年外商融资租赁公司资本金和外债项下跨境流入金额较少,且速度缓慢。2012年外商融资租赁公司跨境资本流动呈现爆发式增长,实际流入金额2.76亿美元,同比增长762.5%,而同期全省资本金和外债项下跨境流入增速仅为3.16%;2013年增速有所放缓,实际流入金额2.06亿美元;2014年又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仅第一季度累计流入金额已达1.59亿美元,几乎达到2013年全年流入额的80%,而全省一季度资本金和外债项下流入额还未达到2013年的四分之一(如图2所示)。
(二)外商融资租赁业务井喷式增长背后的原因
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设立门槛相对较低。从资本金要求来看,目前外资融资租赁企业的注册资本金下限为1000万美元,而内资融资租赁公司的门槛却高达1.7亿元人民币。从办理程序来看,2009年以来总投资在3亿美元以下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审批权限下放,可直接在省级商务部门办理,而内资试点的融资租赁公司需要由各省级商务部门受理后转报商务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审批。二是地方政府优惠政策较多。为带动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水平,各地方政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将融资租赁公司明确为重点发展行业,在资金进入、公司登记等方面简化手续。以济南市高新区为例,高新区对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免租提供办公场所三年,并对其留存的税收进行一定返还。
外商融资租赁公司有着中资融资租赁公司不能比拟的融资优势:一是境外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当前境内外利差、汇差的存在使得企业境内外融资成本存在较大差异,目前辖内企业境外一年融资资金成本为LIBOR+200BP至LIBOR+300BP,而境内贷款成本一般在6%以上,因此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具有较大的融资成本优势。二是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外债额度较为宽松。这种独特优势使其成为境内中资企业境外筹集资金的重要桥梁,外商融资租赁公司每年的可借债额度为10倍的净资产减去上年度末风险资产总额,这使得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可利用10倍净资产的杠杆作用大量举借外债,并调回境内使用。境内中资企业可以其自身的信用额度向境内银行申请开具保函,由境外机构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贷款,融资租赁公司获取资金后可通过售后回租业务使境内中资企业达到境外融资目的。
目前外商融资租赁业务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企业: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大的制造类企业,比如石油设备制造、开采,高速公路投资等类型的企业,这类企业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较大,沉没成本较高,投入之后可反复使用,但在企业日后运营中仍需要大量资金维持运转,此时通过融资租赁形式获取融资较为方便;二是资产负债比高的中小企业,此类企业资产负债比较高,资金短缺但又难以达到银行的信贷标准,银行要求贷款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一般低于60%―75%,超过即不贷,而融资租赁由于租赁期内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对资产负债比要求更为宽松。同时对额小分散、风险大、管理成本高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银行一般不愿借贷,优质的租赁公司可将中小企业的需求集中,实现统贷分租。这些企业通过外商融资租赁,能够在银行信贷规模紧张的情况下获得融资,为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极大支持,并且可以享受增值税抵扣的优惠,综合融资成本大大降低。
总之,近年来受实体经济发展、境内外融资成本差异、地方政府推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快速发展。随之而来,借助于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的跨境资金流入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固定资产投入占比较高或者资产负债比例较高难以满足银行信贷标准的中小企业,外商融资租赁公司的快速发展契合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外商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发展,是各参与者利益共赢的结果,下面以银租合作中“售后回租+内保外贷”业务为例进行分析。
(一)交易结构稳定,满足多方需求
A公司为特大型制造业客户,因固定资产投资需要申请30亿元人民币基准利率贷款,中国银行决定与外商融资租赁公司携手合作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见图3)。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先向境内银行申请开立境外融资性保函,并以售后回租资产及应收租金收益权抵质押给境内银行,作为开立融资性保函的反担保,贷款资金的安全性有切实保障。境外中国银行收到保函后给予外商融资租赁公司跨境美元贷款4.9亿美元,结汇后向A公司购买租赁资产,并回租给A公司使用。
从外商融资租赁公司角度来讲,在租赁期内,租赁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也就是外商融资租赁公司所有,使用权归承租人A公司,这也是与设备抵押贷款最本质的区别。如果承租人A公司违约,出租人可以中止租赁关系,收回租赁标的物,这是所有融资方式中对所有权人和债权人利益保护最充分的。银租合作的融资租赁模式将银行渠道优势与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外债额度相结合,既支持了外资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发展,又满足了境内企业的境外融资需求。该项交易实现了多方共赢,银租合作具有现实需求。
(二)资金专户结算,确保交易风险安全可控
境内企业、外资租赁公司、境外银行及境内银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外资租赁公司须在境内银行开立相应的外债专户接收境外银行的跨境贷款,境内企业及外资租赁公司均要在境内银行开立相应的租金结算专户进行后续租金结算,上述账户均在境内银行进行封闭操作以确保资金安全。外资租赁公司的外债借款、外债结汇支付及后续每笔外债还本付息的操作均需要得到核准后,境内银行才能进行匹配操作,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租赁公司无权支配除自身收益以外的任何款项,从而保障了整个交易结构的资金安全。
(三)各方共赢实现稳定收益
1. 租赁公司:获得稳定租金收入。融资租赁业务中,融资租赁公司分期获得设备租赁收益,到期一次收回设备本金,并将设备产权转移给承租方。如案例中的租赁公司共分12期收取租金,每期收取租金及增值税合计53962500元,第十二期除收回当期租金外,一次性回收30亿设备本金。
2. 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融通,资金使用突破政策限制。一是拓展融资途径。境内企业利用售后回租融资的方式,以其自有的存量资产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获取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后,再向租赁公司租赁该资产继续经营使用,通过融物的手段、达到融资的目的。二是资金使用不受政策限制。在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的方式下,企业以外商融资租赁公司为媒介间接从境外融入资金,资产购买价款到客户账户后,企业可自主灵活安排资金使用方向和性质,在额度、用途等方面均不受外汇管理政策约束。三是租金成本远低于境内融资成本。A公司每季度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利息约5396.25万元,租赁公司当期为A公司开立增值税发票,A公司可凭借此发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约784万元,实际融资利率费用约4612.18万元,因此该笔融资实际利率仅为6.15%,相当于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远低于境内融资成本。
3. 银行: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提高经营业绩。一是增加银行中间业务收益。与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合作,银行通过为其开具跨境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能拓宽银行的中间业务增收渠道,分享到可观的综合收益。如案例中企业偿还租金的成本为年化7.195%,境内租金费率与境外融资成本差额(7.195%-3.618%=3.577%)为境内中国银行与租赁公司共同受益,双方按五五比例分享,即中国银行每年获得1.7%的中间业务收入。二是提高银行国际结算量。境外美元资金借取、还本付息等都需结汇、售汇,可有效提升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量。同时针对大型企业客户一次性沉淀数十亿元人民币存款,能够较大程度上解决分支行的存款压力。
融资租赁业务的产生适应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是对信贷融资的有效弥补和延伸,它使得境内融资企业、银行、外商融资租赁公司三方从中获益,有力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但其中也存在着微观主体与宏观经济的利益博弈,应予以关注。
(一)中资企业绕道借用外债,规避外债政策监管
当前中、外资企业在借用外债方面的政策差异较大,外资企业可在“投注差”范围内自主借用外债,而中资企业受限较多。中资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需国家发改委审批、借用短期外债受限于当地短期外债指标以及企业近几年盈利状况。在当前境外融资成本较低的背景下,较多中资企业选择绕道借用外债,先在境外成立关联壳公司,然后返程投资境内成立外资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借用外债后为境内关联企业融资,借用外商融资租赁公司这一“壳资源”实现境内、外资金“体内循环”,有效规避了外汇管理政策,产生的直接后果降低了监管有效性。
(二)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借用外债的便利易引发跨境资金大规模流入
目前,外商融资租赁公司享受较为宽松的外债管理政策,审批门槛较低,可借用外债额度大,促使外商融资租赁公司流入的外债迅速上升。以山东省为例,2012年以来,山东省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外债流入是资本金流入总额的2.22倍,仅2014年1季度外债流入总额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流入总额。因此,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凭借其宽松的外债额度易成为跨境资金大规模流入的新渠道,在当前国内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跨境净流入压力较大的客观形势下,会进一步恶化国际收支形势。
(三)资本金、外债结汇真实性审核难以把握
根据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办理资本金结汇时登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进行登记,可免于向银行提供相关发票,但应该在合同规定收取租金的期限内定期向银行提供每期租金所涉营业的发票。但调查发现,人民银行只负责公示系统准入审核,对于融资租赁企业是否登陆、是否在系统中录入租赁物权信息不作监管。公示系统融资租赁物权信息不全面,易导致同一物权重复融资,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另外,融资租赁公司可以采取先行收回或者其他方式将结汇资金回流、挪用等,免于向银行提交租金发票,以此实现外汇资金变相结汇,并将资金流入证券投资、房地产等限制领域,进一步推高境内资产价格,抵销宏观政策调控效果。
(四)外商融资租赁业务快速发展推高信贷风险
由于外商融资租赁业务中,银行承担的经营风险相对较小,而且对增加自身业务收入和提高业绩具有较大推动作用,因此银行多倾向于通过为融资租赁公司开具境外融资性保函谋取相关收益,从而推动内保外贷余额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但从业务实践来看,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借用的外债基本为一年期左右的短期外债,而其对于境内企业的设备融资基本为中长期,也就是说,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匹配的,这种潜在的风险可能使租赁公司到归还外债时陷入流动性不足的状态。
总之,从银租合作的运作模式看,尽管每一个环节都是真实的,过程也是合规的,但这种合作模式实质上是为境内企业融资,以弥补境内企业资金不足或降低融资成本。在当前严格控制中资机构借用外债的前提下,以租赁公司名义借用外债并结合一定的租赁结构,变相达到为境内中资企业借用外债的目的,如果不在政策法规层面予以规范,今后这一租赁结构很可能演变成为境内机构跨境套利和跨境资金流入的通道,进而对国际收支形势产生一定冲击。另外,外商融资租赁公司过于宽松的外债管理易诱发大规模借用外债的冲动,进而产生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五、政策改进方向
(一)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引导外资租赁业合规发展
在当前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背景下,境内外市场的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套利机会仍然存在。建议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租赁公司的外债额度计算方式,不再由风险资产和净资产推算相应外债额度,而是明确其借用外债规模为注册资本或净资产的倍数,在国际收支形势发生变化时可以灵活调整倍数。加强对借入外债金额大、频率高的外资租赁公司外债登记环节的审核,引导外商投资租赁公司按照实际需要合理借入外债。
(二)加强对资本金和外债资金结汇的审核力度
建议对外资租赁公司在资本金、外债结汇环节实行严格单证审核,尤其是金额大、频率高的结汇。同时,对于结汇后不能按时提供租金发票或发票虚假的,或更改合同提前收回租赁资产的情况,金融机构应及时向当地外汇局报告。
(三)统一中、外资企业境外融资外汇管理政策
实现平等的国民待遇,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境外融资上应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可依据产业政策,对需要重点扶持的中资企业,在融资规模、范围上给予其自主融资的权利,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可参照外资企业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消除套利空间,进一步完善中、外资融资租赁公司业务管理。
(四)建立对外资融资租赁公司专项、持续性核查
在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内对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加特别标识,对其开展专项非现场核查。同时,对有跨境资金流动和资金结汇的,对其实施持续性核查,对金额大、频率高的外债、资金结汇企业实施现场核查。要求企业提供相关财务报表并核查银行留存合同等材料,根据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和人民币资金流向核查其是否具有改变资金用途的违规情况。
在当前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银租合作融资交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境内企业融资难题,规避了境内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一合作模式也成为无外债指标的中资机构境外融资的方式,从而削弱现行外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进而可能异化为跨境资金流入的重要渠道,对国际收支产生一定冲击,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警惕。因此,在外汇管理政策上,既要支持其发展,又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尽快消除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监管套利的政策空间,防止其蜕变为境外异常资金流入的通道,提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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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用语。从字面上可以拆分为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可是实际上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财”和“税”并不属于一个层面的概念。财政政策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等多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上海市住房保障的财税配套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为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上海市在财政方面建立了一些支持机制,加大了财政的支持力度,还探索了一些有效的支持方式。在税收方面,从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筹措、运营管理和消费等环节都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上海市的房产税试点有助于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能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还能促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
关键词:住房保障;财税政策;房产税;上海。
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实践, 涉及到政府所履行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需要从财政和税收等方面予以重点安排,为住房保障工作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和政策支持。在对住房保障体系的探索过程中,上海一直高度重视财税配套问题。不仅严格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措施,而且注重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试点。
多年来,上海一直在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 形成了“三个聚焦”的思路,即聚焦惠民生、聚焦调结构、聚焦促和谐。其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投入就是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
1. 建立财政支持机制。着眼于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上海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财政政策,建立了一些有效的财政支持机制。首先,明确住房保障专项资金的来源渠道。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计提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全部余额以及中央划拨的专项补助资金。另外,还设立了动迁安置专项补助资金和公租房专项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地方财政预算和土地出让收入。其次,明确保障性住房免收的全国性及地方性非税收入项目。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动迁安置住房,一律免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其中,免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定额测定费、白蚁防治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费等项目;免收的政府性基金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项目。再次,探索财政支持机制的新思路。
上海计划启动实施一项新的政策,要求市与区县从区县商业性项目取得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各统筹15%,建立“上海市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 用于全市保障性住房的重点项目建设。
2. 增加财政支持力度。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大财政支持住房保障建设的力度。2008 年,上海市区两级安排廉租住房补贴资金21.3 亿元。2009 年,上海廉租住房市级补贴为1 亿元,区级补贴约23 亿元,另外在政府性基金中提供城镇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10.2 亿元。2010 年,根据财政部《201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的新增科目,上海住房保障市级支出为17.2 亿元,政府性基金中城镇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支出为16.5 亿元。从公开的信息看,多数区县的住房保障支出在2010 年有所增长, 不仅表现在相对年初的预算上,而且体现于同比指数上。比如,黄浦区在2010年的住房保障支出为1.48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105.5%,相比前一年增长了8.3%;卢湾区在2010 年的住房保障支出为0.63 亿元, 为年初预算的100.7%, 相比前一年增长了18.5%。
2011 年, 上海市本级财政预算的住房保障支出为22亿元。此外,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上海市在2011 年的政府性基金中,用于廉租住房补贴资金、旧区改造资金等保障性住房支出为30 亿元,将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政府性基金)中予以安排。多数区县在2011 年的财政预算中所安排的住房保障支出也都有所增长。
3.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住房保障建设任务繁重,资金需求巨大,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难以保证住房保障建设的可持续性。因而,上海还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引导带动作用, 放大财政政策效能,通过采取财政贴息、政府资本金注入、税费优惠等措施,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比如,针对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难题,上海探索建立一批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出资, 向这些机构提供一定规模的资本金,从而使这些机构成为负责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筹措、供应和租赁管理的主体,并引导各类社会投资主体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凭借公共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目标,国家会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对某些税收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以减轻特定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从而起到引导、规范和调控的作用。
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由于住房保障是一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从国民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因而与税收属于同一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住房保障一些环节实行税收优惠或予以免征,可以节省征税成本,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而且,住房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社会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因而应通过税收优惠或相关措施,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住房保障工作。另外,对住房保障工作给予税收配套,还体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导向。
基于不同标准,可以将税收分为若干种类。比如,按照课税对象的不同,与住房保障相关的税收可以分为流转税(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契税)、行为税(包括印花税)、资源税(包括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再比如,按照税收的计算依据为标准进行分类,又可以分为从量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从价税(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在此,为了全面描述上海围绕住房保障体系而提供的税收配套措施,拟从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筹措、运营管理和消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类。
1. 保障性住房房源筹措环节的税收配套。
(1) 城镇土地使用税。按照财税[2008]24 号、财税[2010]42 号、财税[2010]88 号等中央有关部门文件的规定,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以按这些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2)土地增值税。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余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3)印花税。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相应保障性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予以免征。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 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以按照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开发和建造单位的印花税。
(4)契税。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回购经济适用住房继续作为经济适用住房房源、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回购已分配的改造安置住房继续作为改造安置房源的,免征契税。
(5)所得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捐赠住房作为廉租住房和公租房, 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捐赠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的,捐赠额未超过其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 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环节的税收配套。
(1)营业税、房产税。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公共租赁住房经营管理单位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但是,公租房租金收入与其他住房经营收入应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2)印花税。对廉租住房、公租房租赁双方签订租赁协议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3. 保障性住房消费环节的税收配套。
(1)印花税。对廉租住房承租人、公租房承租人、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2)契税。对个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在上海市现行3%契税税率基础上减半征收。其中,首次购买90 平方米及以下经济适用住房的,凭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的首次购房证明,契税税率暂按1%征收。
(3)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按照法定途径获得的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但对于所在单位以廉租住房名义发放的不符合规定的补贴,则不能免征个人所得税。
4. 保障性住房税收配套的管理。
为了做好各类保障性住房的税收配套工作,上海市的相关部门建立了一种名单管理机制。对符合规定的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建设项目以及开发企业名单,由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通过书面形式定期向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提供。市地方税务局收到名单后,负责将名单转发给所属税务征收分局。各税务征收分局据以办理相关税收的减免。
2011 年1 月27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在部分城市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其中上海是试点城市之一。房产税改革,不仅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也有着重大的推动意义。
1. 上海试点房产税改革的政策内容。根据《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 上海试点的征收对象为自2011 年1 月28 日起在上海行政区域内居民家庭在上海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在上海新购的住房。在计税依据上,参照应税住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的评估值,评估值按规定周期进行重估。试点时期,暂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房产税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
上海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的适用税率暂定为0.6%。但对于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 倍(含2 倍)的,税率暂减为0.4%。比如,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0 年新建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14 213 元/平方米。
因而,在2011 年度,如果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不高于28 426 元/平方米的,则适用0.4%的税率,否则要适用0.6%的税率。
考虑到居民的合理居住需求以及其他情况,上海的试点方案规定了若干种税收减免的情形。
(1)上海的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指住房建筑面积)人均不超过60 平方米(即免税住房面积,含60 平方米)的,其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人均超过60 平方米的,对属新购住房超过部分的面积,要计算征收房产税。其中,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为居民家庭新购住房面积和其它住房面积的总和。
(2)上海居民家庭在新购一套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该居民家庭原有唯一住房的,其新购住房已按规定计算征收的房产税,可予退还。
(3)上海居民家庭中的子女成年后,因婚姻等需要而首次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成年子女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4)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并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其在上海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5)持有上海居住证满3 年并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购房人,其在上海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持有上海居住证但不满3 年的购房人,其上述住房先按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待持有上海居住证满3 年并在上海工作生活的, 其上述住房已征收的房产税,可予退还。
(6)其他需要减免或免税的住房,由上海市政府决定。
上海在试点方案中明确规定,对房产税试点征收的收入,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2. 上海试点房产税改革对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意义。
房产税不仅能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创造更加适宜的宏观环境,而且能正确引导住房消费,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更能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
(1)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上海的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房产税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这对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具有直接意义。尽管从目前的试点来看,房产税收入在数额上尚不够庞大,但从制度演进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房产税必将会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渠道。
(2)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房产税,既能抑制部分投机性的购房需求,又能引导部分投资者确立相对理性的购房需求,从而改善市场化商品住房的供求关系。由于市场化商品住房体系与保障性住房体系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一个体系出现较剧烈的波动,都势必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体系。同样,一个体系渐趋稳定,也会有助于另一个体系的平稳运行。因而,通过征收房产税,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减少住房保障体系所承受的压力,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
(3)促进府际关系的协调。任何一项制度的有序运行都有赖于不同层级的各类主体能够实现激励相容。通过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可以优化调整既有的税制结构,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房产税试点改革,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能实现激励相容,从而可以促进府际关系的协调。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住房保障的顺利推进无法离开协调的府际关系。因而,房产税改革是一个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
着眼于建立和完善分层次、多渠道、成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上海市有关住房保障的财税配套政策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
1. 优化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这是由住房保障的公共服务属性所决定的。不过,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投入结构,要更加聚焦基本公共服务,更加聚焦民生改善。比如,在不同的住房保障服务类型中,应将更多的财政投入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危房改造。另外,要逐步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有限的财政投入能尽可能地发挥保障效应。
2. 强化税收引导力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除了政府财政投入外,还应该通过相关政策的引导,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既能弥补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也能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还能提升住房保障的多元化。比如,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的社会主体能获得财政补贴,或享受税收优惠或减免,或获得贷款贴息。
3. 发挥财税综合效应,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对于上海等人口导入量较大的特大型城市,还需要发挥财税政策的综合效应,使各种社会主体能充分利用存量住房为众多工作关系不够稳定的流动人口提供宜居和实惠的租赁服务。
比如,合格主体能获得税收减免,或能获得低息贷款。
1.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葛爱玲。做到“三个聚焦”。 新理财(政府理财),2010,(Z1)。
2. 贺浪莎,李治国。拓宽投资渠道,解除融资难题。 经济日报,2011-05-27.
3. 庞元。 创新公租房投融资制度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房地产,2011,(2)。
4. 谢庆奎。 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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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这种类型的住房有别于完全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全文如下:
2012年以前,中央政府为了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曾经密集出台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保障房。2014年随着房价增长的放缓甚至回落,保障房政策保持了平稳。但从长远来看,保障房的建设与融资问题仍将是未来行业发展的重中之中。
1.1银监会对保障房的支持
银监会对于保障房建设的支持集中于对地方政府负责保障房建设的平台公司贷款上。一方面支持银行向经营规范的保障房建设平台公司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允许银行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同时,为能够覆盖贷款本息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2011年8月,银监会联合央行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予以贷款支持,同时也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银团贷款形式发放公租房贷款。《通知》还允许商业银行向资本金充足、治理结构完善、运作规范、自身经营性收入能够覆盖贷款本息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对于地市级平台公司的贷款需求,可以由省级政府指定一家省级融资平台公司按规定统一借款。在放松对于平台公司贷款规定的同时,《通知》还明确了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须符合国家关于最低资本金比例的政策规定,贷款利率按央行利率政策执行,利率下浮时其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9倍。
1.2证监会对保障房的支持
证监会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利用金融创新为保障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早在若干年,探索通过REITs为房地产项目融资,至2014年,第一支交易所交易REITs终于成行。
2014年3月,证监会机构部巡视员欧阳昌提出推进REITs试点,保障房建设资金之渴。在其提交的《关于创新金融工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建议》中提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环境下,探索运用REITs这一创新金融工具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现实可行性,对于保障性住房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丰富投资品种、推动金融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5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研究建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制度体系及相应的产品运作模式和方案”。当月,国内首个交易所场内房地产投资基金产品中信证券“中信启航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成功募集设立,当日在深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转让,成为落实《意见》的重要举措。
2.1商业银行对保障房的支持
银行信贷资金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筹措中的一个重要来源。无论是棚户区改造还是开发商通过市场运作方式解决资金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银行贷款都是最重要的融资渠道。目前,支持保障房建设力度最大的是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贷款6215亿元。但商业银行普遍对保障房贷款缺乏热情且非常谨慎。
2011年,商业银行新增的保障房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并不高,原因显而易见。商业银行是最大限度追求盈利的金融企业,根据安全性和收益性原则发放贷款是其稳健经营的必要条件,而保障性住房由于实行政府定价、限价,其投资回报率低,信贷利润偏低甚至万损,而且资金回收周期长,贷款的抵押及贷款的还款来源等方面与普通商品房开发贷款相比风险较大,收益与风险不匹配,无法形成建设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影响了商业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在当前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有限,又受存贷比等监管考核指标的制约,只能优先配置到收益相对高的项目上,很难向低收益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倾斜,低微的收益难以有效覆盖风险和成本,这是商业银行进军保障房建设项目的最大障碍。
2.2国开行对保障房的支持
从规模上看,国家开发银行是保障房开发领域的主力银行。资料显示,自2005年国开行发放首笔棚改贷款至2013年底,该行累计保障性安居工程发放贷款6235亿元,贷款余额4363亿元,同业占比近60%;业务覆盖30省(区、市),惠及835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截至2013年底,全国1.2万亿元保障房贷款,国开行承担了六成以上。
从结构上看,国开行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支持贷款以棚户区改造为主。根据2013年底的数据,国开行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中,棚户区改造贷款超过3423亿元,贷款规模已占同业的半壁江山。2014年4月8日,国家开发银行在京召开全行视频会,部署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工作。
自1991年上海首次试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来,我国住房公积金从“无”到“有”,从“有”到“多”,规模不断增加。截止2008年末,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约为2.07万亿元,缴存余额约为1.21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7.54%和26.14%。据住建部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已经缴存3.9万亿元,贷出1万多亿元,缴纳余额2.1万亿元。
在保证各地正常支取和贷款的前提下,全国可用于运营的公积金规模超过1万亿元。在满足正常提取、贷款并留足备付金的情况下,结余资金仍超过4000亿元,沉淀资金数额巨大。管理者注意到住房公积金庞大的闲余资金所存在的保值隐忧:公积金的存款利率不足以抵御通胀压力,缴存人的资产面临着贬值风险。“提高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率”的议题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也正是在对该问题的讨论中,结合我国大规模开展保障房建设的现状,各方开始探讨以闲置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房建设。
融资模式及实践从融资规模来看,保障房信托业务可以发挥信托公司募集大资金的优势,没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约束,类似发行债券,非常灵活。信托公司汇集社会闲置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一方面可减轻地方政府、银行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为投资者提供了适中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参与保障房项目的风险较小,符合当前房地产形势。
从产品结构上看,信托资金进入保障房项目的形式主要有贷款型信托、股权型信托、混合型信托、收益权型信托四种模式。从已发行的信托产品来看,贷款型信托占比较大。不同类型的信托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如下图所示)。其对于不同的保障房类型,信托资金所能起到的支持性作用也不一样。 REITs对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维持一个稳定的资金链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在海外已经盛行了半个世纪,但是在国内推行的过程却波折重重。
目前的REITs设计有央行版与证监会版两种,我们以央行版的融资结构进行说明。央行的REITs方案为债权版,委托方为房地产企业,受托方为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公司在银行问市场发行房地产信托受益券。受益券为固定收益产品,在收益权到期的时候,委托人或者第三方应该按照合同的要求收购受益券,作为结构性产品,可以按照资产证券化的原理,通过受益权分层安排,满足风险偏好不同的委托人与受益人。
总体而言,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在积极的制定政策,并参与保障房的融资建设。在创新方面也做了不少尝试。但由于保障房建设资金回收周期长、利润空间小等原因,社会资金参与融资的积极性不高。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以及银行贷款是目前保障房建设的主要融资渠道。但是,这些资金来源方式已经显现出资金规模不够、持续性不足的状况。如何通过金融手段创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保障房建设已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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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这种类型的住房有别于完全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房。中国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保障房融资问题与解决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保障房融资问题与解决对策全文如下:
为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大规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并确定了在“十二五”时期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 600万套(户)的目标任务。根据统计,前3年全国已经开工建设2 490万套,累计建成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1 500万套,完成了目标任务的2/3。 2014年计划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上,计划年内基本建成保障房480万套。庞大的数字和庞大的需求背后,无法隐藏的是资金来源的匮乏,尤其是公租房建设资金的长期沉淀和运行资金的不断追加负担,成为全国的普遍性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保障房这一民生工程的健康有序前行。与资金需求高峰相伴的是很大的资金缺口。
当前,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来源渠道主要包括:政府融资与社会融资两个方面。其中,政府的筹资来源包括:
(1)政府财政预算;
(2)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地方债(国务院要求优先用于保障房建设);
(3)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益(要求不低于 10%,资金缺口大的地方还需增加比例);
(4)专门为支持保障房建设而保留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融资平台(平台公司可发行保障房建设企业债);
(5)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风险准备金后的剩余,以及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试点资金等。社会融资渠道来源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长期贷款、商业银行贷款、保险公司贷款、社保基金贷款和社会机构直接投资等。
1.政府直接投入十分有限
地方财政的投入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行政管理等事业,保障房投入资金有限,导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保障房建设投资难以为继,而中央财政不能增加转移性支出,保障房建设目标难以实现。在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地方财政的增收必然在短期内会受到影响房价的调整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对于土地收益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这一影响更加明显。房价的调整也会通过市场交易量及交易价格影响到建筑业及交易领域营业税金、契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使地方财力的增长面临更大的压力,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对保障房的投资。
2.民间资本介入动力不足
保障性住房项目投资既非竞争性项目,又非垄断性项目,其“福利性”决定了投资该领域的回报远远低于竞争性投资项目,保障性住房投资除了具有一般不动产项目投资的投资回收周期长、经营管理相对复杂的特点,还具有投资收益率明显偏低的特点,而民间资本的逐利性特点,会使其对几乎没有投资回报的保障房项目失去投资的原动力,因而对民间资金吸引力较弱。保障性住房投资的低回报性,使得保障房市场成为市场调节的盲区。要让民间资金顺利进入保障性住房领域,从根本上讲要使民间资本在保障性住房项目上有利可图,这取决于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设计的利益激励、风险分担机制以及合作模式是否符合社会资金的投资意愿。政府如何运用税收优惠、投资补贴等经济手段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向保障性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目前,中国住房市场中普通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结构比例失衡严重,改变这一局面,除了政府的直接投入外,还必须依赖市场力量。
3.保障房融资渠道单一
2009 年以来,地方政府保障房融资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的直接投入和银行体系内的商业贷款方式,很少利用债券、保险、银行间市场等多元融资渠道来筹措资金。保障房建设资金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贷款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投入,其问题显而易见。过于依赖银行贷款,一方面会增加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商业银行因行业信贷投放比例控制要求,难以获得充足的贷款支持,使保障房建设融资难以为继。
4.廉租房集资困难最大
一方面,2011 年起,从中央到地方,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公共租赁逐步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另一方面,廉租房的所有权为国有,由于租住对象是城市特困人口这一特殊群体,政府不可能按市场价格收取租金,往往只收取较低的租金,租金水平仅相当于当地市场租金水平 1/10,很难起到补偿投资的作用。政府除了在长时间内维持低水平的租金收益外,还必须放弃土地出让的收益,并且还承担建设成本。为保证廉租房的建设,地方政府在增支减收的双重压力下,面临更大的筹资困难。
1.创新保障房模式,发展共有产权,减少对政府的依赖
共有产权保障房是指保障对象根据自己的条件购买保障性住房一定比例的产权份额,地方政府持有保障性住房的另一部分产权。从上海、山东、甘肃、江苏淮安等地的实践来看,主要做法是地方政府让渡部分土地出让收益,有的还给予适当财政补助、税费减免,以降低住房的建设成本,然后以低于市场价格配售给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配售时,在合同中明确共有双方的产权份额及将来上市交易的条件和增值所得的分配比例。
共有产权保障房模式使保障房从“完全产权型”转向“共有产权型”,改变了当前的保障房建设模式,政府提供了财政补贴、出让金优惠等支持。而共有产权房实际上是把这些支持以共有产权的形式明确下来,使住房保障政策更加法治化。通过在市场上出售或由保障对象购买政府持有的部分产权,政府能够回收土地等各种增值收益,有利于地方政府积蓄财政实力,有利于后续保障房建设的投入,使更多的人得到住房保障,也有利于让市场介入、发挥市场作用。
2.拓展融资渠道,设立住房保障银行
住房保障银行,顾名思义,就是要利用其“政策性”优势,发挥其对于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住宅项目建设的贷款支持力度,发挥其对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作用,通过住房保障银行的资金进一步落实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保障性住房除了分配外,保障充足的资金支持来增加市场供应一直备受关注,设立住房保障政策性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吸储,为住房保障金放贷,甚至可以开发很多关于住房保障的理财产品和金融产品,这样将缓解保障房资金紧张状态,或将曲线完成政策性金融改革。
3.落实政策,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房建设
要大力增加保障房供应,就须改变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保障房建设和运营机制。目前,在债台普遍高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保障房的财政投入实际上已经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唯有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建立保障房开发、运营的市场化长效机制,才能大幅增加保障房供应。从2010年开始,保障性住房成为重点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包括万科、绿城等一线房地产开发企业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地方政府的保障房和棚改工程当中,但由于缺乏稳定的机制保障,其可持续性一直堪忧。
因此,当务之急是地方政府应针对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房建设可能涉及的领域,如“引导、鼓励、奖励和优惠政策”“配建、代建回购的制度性安排”、“工程质量保证机制”、“信贷、金融和财政扶持手段”、“民间资本的进入标准、方式”等,尽早制订相关政策方案。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将为确保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性安居工程拥有足够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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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住房问题都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住房保障管理办法及政策措施,但是我国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尚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其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偏差。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是一项根本性的工作,其运行效果直接影响着住房保障政策的完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研究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内涵的基础上,从3E的角度设计评价指标,构建了基于熵值赋权和综合指数评价法的综合评价模型。选取南京、无锡和扬州三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策评价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
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住房泡沫和市场失灵程度愈发严重,越来越多的城镇低收入家庭无力支付商品性住房,住房问题日益突出。住房保障政策作为保障中低收入阶层居住权利的一项社会保障政策不断发展完善,各地积极参与住房保障建设目标任务的实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然而,住房保障的预期目标却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很多城市住房市场仍然存在很严重的市场失灵,住房市场整体价格飙升,普通居民依然无力负担商品住房。一方面是住房保障建设大张旗鼓的推进,另一方面却是分配、退出等并不完善的政策体制和依然严峻的住房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地方政府住房保障政策进行客观有效的绩效评价,从而实现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反馈,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实现住房保障目标,体现政策价值[1]。
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就是评价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和程序,对住房保障政策制定、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做出评价,目的在于取得相关的信息,作为政策调整、改进的依据。本文试图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探索适宜的绩效评价方法,为住房保障政策的评价和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在借鉴政府绩效评价的3E原则以及住房保障政策目标的基础上,构建包括公平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维度的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1 公平性
公平性是指公众是否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可测度住房保障政策是否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安居的机会[2]。主要指无力负担商品房的人群均有同等的机会获得保障性住房,即被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可用覆盖度指标衡量,即住房保障政策涵盖的保障对象对应保人群的覆盖程度如何,即当地住房保障政策中规定的居民收入准入标准与理论值之间的比值。理论值的确定运用住房可支付能力的计算公式推算得出。由于租售情况的可支付能力计算方法不同,因此,把覆盖度指标分为配租型覆盖度和配售型覆盖度两个具体指标。
1.2 效率性
在政策评价领域,效率性主要指政策执行效率,由于住房保障的根本目标是弥补市场失灵,因而效率性指标可以由市场失灵的弥补效率来衡量。可测度政策调整是否具有效率。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商品房覆盖面与保障房覆盖面不能有效搭接,两者之间有夹心层的存在,因此,本文把市场失灵程度的大小界定为夹心层的人数。市场失灵修正度则指,当年度市场失灵程度较上一年的变化情况,即夹心层人数较上年一年的变化情况。包括配租型市场失灵修正度和配售型市场失修正度两个具体指标。
1.3 效果性
是指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或产生的社会影响。可测度住房保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住房保障政策可以调节收入分配、调节住房市场。因而,效果性指标可以用市场的变化情况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来衡量,具体来说包括房价收入比变化率、房价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基尼系数变化率三个指标。(表1)
本文选择南京、无锡、扬州三个城市对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从三个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的综合绩效评价值、各分项绩效评价值和单项绩效评价值的分析比较,得出政策实施的结论与建议。
2.1 评价指标原始值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各地统计公报、南京市住建委、无锡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扬州市住房保障网站公布的信息。(表2)
2.2 权重计算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采取熵值赋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熵权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到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3]。(表3)
2.3 评价值的计算
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对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综合指数评估法是根据指数分析的基本原理,在确定各指标权数后加权算指数公式,是对评价对象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A=■?姿i×Rj(x)
其中:A为指标的评价指数;
?姿i为各指标相对于总体目标的权重;
Rj为单项指标评价的标准值。
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可以计算出单项指标评价值和综合指数评价值,见表4、表5。
3 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结论与对策
3.1 综合绩效评价结论
三个城市的综合绩效指数中的三个分项绩效指数的贡献率各不相同。其中无锡市的综合绩效指数最高,所以分项绩效指数也较为明显,公平性绩效指数和效果性绩效指数齐头并驱,效率性绩效指数最高;扬州市的效果性绩效指数贡献值较高、公平性绩效指数次之,但是效率性绩效指数明显较低;南京市由于其综合绩效指数最低,所以分项绩效指数相对较低,但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效率性绩效指数,而公平性绩效指数比较低。(图1)
3.2 单项绩效评价结论
单位绩效评价是通过比较三个城市各个指标的评价值,来全面认识各个指标对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绩效作用的差异性,三个城市地方政府住房保障各单位指标绩效评价指数占比如图2所示。
3.3 公平性绩效评价指标的分析与对策
就三个城市的比较来看,扬州市最高、无锡次之、南京最低。无锡市配租配售保障房覆盖度均超过1,即实际配租配售线均超过了合理配租配售线,虽然无锡覆盖度指数最高,但也存在浪费资源的现象、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故无锡市应下调配租配售线;扬州市配租覆盖度较高,很接近于合理值1,但是配售覆盖度略低,故扬州市应扩大配售型保障房的覆盖对象,把更多买不起房的人纳入到住房保障政策对象体系中;南京覆盖度指数低主要是由于配售型保障房的覆盖度太低造成的,根据实证分析的测算,南京市2013年合理配售线为4823,而实际配售线为1513,存在很大的保障缺口。
3.4 效率性绩效评价指标的分析与对策
效率性绩效指数差异最为明显,其中无锡市最高、南京次之、扬州最低。无锡市住房市场比较健康,2012年、2013年的住房保障政策均把所有无法支付商品住房的人群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故无锡住房市场和保障房完美衔接,不存在夹心层,因而市场失灵的修正度最高。扬州和南京住房市场和保障房政策对象之间均存在夹心层,2013年的住房保障政策中,南京对市场失灵人群的弥补程度大于扬州市的政策,故扬州市的市场失灵修正度最低,即效率性指数最低。
3.5 效果性绩效评价指标的分析与对策
从图1中,可以看出扬州市最高、南京市略大于无锡市。在公平性与效率性绩效并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下,扬州市的效果性绩效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城市。说明住房保障政策效果并不是与公平性绩效、效率性绩效特别相关,这表明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为了提高住房保障政策的效果性,应该从保障对象入手,合理设计户型、面积、安排建设地段,有针对性的开发建设,提高政策效果。
为解决住房难题、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我国各地都在积极发展建设住房保障,然而政策目标却并未很好地实现,因而对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从3E的角度设置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赋权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值,通过不同城市评价值的对比分析,发现政策绩效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为地方政府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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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融资政策是财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采用了怎样的融资政策、采取了怎样的融资行为、形成了怎样的融资结构,通过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研究来了解这些信息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从研究结果来看,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政策正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
关键词:财务报表;融资结构;融资活动;融资政策
现代财务管理的研究分为4个层面:财务理论研究、理财规则研究、财务政策研究和理财行为研究。融资政策是财务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上市公司融资活动的指导和前提,2001年美国学者Graham和Harvey[1]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美国公司包括融资政策在内的财务政策,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这些结论有些是与理论相符的,有些是与理论相背离的。
目前我国的很多公司并没有公开的、明确的财务政策,自然也就没有清晰的融资政策,所以学术界对于上市公司融资政策的研究多是从融资行为、资本结构的角度进行的。
从融资行为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阎达五、耿建新、刘文鹏(2001)[2]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陆正飞、高强(2003)[3]通过向在深交所上市交易的500家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胡奕明、曾庆生(2001)[4]以《财务与会计》杂志“理财广场”栏目中的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包括融资行为在内的企业财务管理实务。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围绕资本结构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并重点探讨了融资偏好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包括:黄少安、张岗(2001)[5]通过对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描述认定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刘星、魏锋 等(2004)[6]在对Myers优序融资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采用大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融资情况;刘力军(2005)[7]对1992-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多个方面的实证分析,我国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上市公司的确存在着融资偏好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上市公司融资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发展。考虑到融资政策是相对稳定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机械设备仪表、批发零售贸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3个行业典型指标的动态统计分析,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自2001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进而探究在实际理财行为中所采取的融资政策的现状及其演变发展。
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对具有针对性、代表性财务比率的分析,研究2001-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了解其融资活动,进而初步探讨其融资决策、融资政策。研究框架是在“优序融资”理论[8]的启发之下建立的,如图1所示。
针对不同的分析对象,分别选取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指标,具体的指标及其计算公式如表1所示。
以2001-2009年为研究窗口,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根据Wind数据库2010年3月22日提供的公司名单,选择2009年12月31日之前在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以下样本:①公开财务报告年数不足9年的公司;②ST类公司;③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司;④公司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司;⑤数据出现重大缺失或异常①的公司;⑥审计意见为无法出具意见、反对意见的公司。
最终,分别从197家机械设备仪表制造公司、90家批发零售贸易公司和64家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公司中得到有效样本111个、57个和36个,共204个样本。
此外,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和可比性,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均取自于未经过调整的合并报表。
应用Excel软件计算3个行业从2001-2009年各项代表性财务指标,并对3个行业的这些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公司的基本融资渠道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内部融资是依靠公司内部产生的现金流量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的新增资金需求,内部融资包括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留存的税后利润,二是计提折旧所形成的资金。由于内部融资的主要形式是税后利润的留存,且计提折旧所形成的资金不涉及复杂的管理问题[9],所以,主要分析的是内部融资中的留存收益。
采用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并使用存量指标——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得出如表2所示的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近几年3个行业的内部融资比重最高仅为20.70%,内部融资在整体的资金来源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从行业的角度分析,机械设备仪表与批发零售贸易两个行业的比重均低于15%,不过从2001-2009年,留存收益在总体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处于比较持续平稳的增长趋势之中: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从2001年的6.62%上升到2009年的14.03%;批发零售贸易行业从2001年的6.21%上升到2009年的12.15%,表明在这两个行业中,内部融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公司加大了从内部融资的力度。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留存收益在总资产的比重虽然整体上有所波动,但总体是下降的趋势,2001年其比重为16.69%,2009年已降低到10.39%,表明在该行业中内部融资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公司逐渐倾向于融入更多的外部资金。
外部融资是指公司通过一定方式向公司之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筹集资金的活动。外部融资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外部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开放和进一步发展,外部股权融资逐渐成为我国公司外部融资的一个重要方式。分析其存量指标,得出如表3所示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作为外部融资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外部股权融资在3个行业中的比重呈现比较一致的、持续下降的趋势:3个行业的外部股权融资比重均从2001年的40%左右下降到2009年的20%左右。从融资量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持续降低。
一直以来,债务融资都是公司资金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债务融资在公司融资结构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需要探讨的。根据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计算出3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来,3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均处于不断提高的趋势之中:机械设备仪表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从2001年的45.18%上升到2009年的61.36%,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负债水平由52.14%上升到63.74%,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上升幅度最大,由37.64%上升到66.60%。同时,2009年3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均处于60%~70%的区间之内。可见,自2001年以来,上市公司增加了外部债务融资的比重。
利用现金流量表从流量指标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表5所示的结果。
从表5中可见3个行业的流量指标均低于25%,且2002年之后,该指标均低于15%,说明外部股权融资在上市公司整体融资中的比重持续降低,融资规模小于外部债务融资。
此外,3个行业该项指标的波动都比较大,且变动趋势也比较一致:2005年该比重均为局部最低点,而2007年也差不多为局部最高点(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略有差异),这种走势与我国股市的整体走势很类似,因而可以推断,股票市场的行情对上市公司的外部股权融资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区分债务的期限,也就是将短期融资与长期融资视为无差异的,不过,严格地讲,融资决策中的所说的债务应为长期债务,因此,需要对债务融资的期限结构进行分析。
由于无法获得流量方面的数据,因此本文只进行存量分析,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展开。首先,从广义角度来分析,计算出非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的比重,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机械设备仪表与批发零售贸易行业中,非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的比重在10%左右,占比较低,表明在这两个行业中,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非流动负债的比重较高,从2003-2009年,其比重都达到50%以上,表明非流动负债的融资金额高于流动负债的融资金额。
从纵向的角度分析,非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的占比较为稳定,不过在稳定中也呈现出略有上升的态势,表明上市公司逐渐增加了非流动负债的融资。
其次,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将长期借款与总借款进行对比,得出如表7所示的结果。
数据显示,机械设备仪表与批发零售贸易行业的长期借款/总借款比值低于0.3,说明长期借款的比重依然较小,短期借款仍占据主体地位;不过,该比值有缓慢增长的趋势: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从2001年的0.27逐渐下降到2004年的0.17,随后又逐步增长到2009年的0.29;批发零售贸易行业从2001年的0.14增加到2009年的0.27,表明与短期借款相比,长期借款有了更快的增长。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该项比值高于0.6,体现了长期借款的主导地位;不过,该比例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从2001年的0.77降低到2009年的0.66,表明该行业中短期借款的份额正在不断增加。
直接融资是公司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如股票、债券等,以获得资金的一种融资途径。间接融资是公司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媒介完成融资行为的一种融资途径。这两种途径各有优劣,本部分旨在分析这两种途径在上市公司中的使用情况。计算出3个行业的间接直接融资比,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中可以看出,机械设备仪表和批发零售贸易行业的比值均小于1,表明这两个行业的间接融资规模均小于直接融资的规模,不过从动态变化的角度看,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比值呈现出小幅波动上升的趋势:前者由2001年的0.36上升到2009年的0.48,后者则由2001年的0.56增加到2009年的0.70,说明间接融资比重有所增加。相对于这两个行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此项比值上升幅度更大、趋势更为明显:从2001年的0.44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1.64,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该行业的间接融资规模已经超过直接融资规模。这表明上市公司正越来越多地通过间接渠道筹集资金。
通过上面的分析,虽然不能判断上市公司的融资政策是否合理,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2001-2009年,在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与批发零售贸易两个行业上市公司的融资来源中,虽然目前所占比重基本都低于20%,但内部留存收益的比重越来越高,表明这两个行业的上市公司逐渐更多地从公司内部融入资金;目前,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公司的内部融资所占比重也是基本低于20%,但内部融资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该行业的上市公司有加大外部融资的倾向。
(2)2001-2009年,3个行业的外部股权融资的比重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不断降低。至2009年,机械设备仪表行业的外部股权融资比重主要分布在15%~45%之间,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主要分布在15%~30%之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主要分布在15%~40%之间。
(3)2001-2009年,3个行业的外部债务融资的比重不断提高,上市公司对于债务的依赖越来越大,平均水平都超过了50%,一些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经接近90%,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个国家公司负债率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深度成正比[4]的观点。
(4)从流量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股权现金流入占比呈现波动向下的趋势,这一方面印证了结论3的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出外部股权融资与整体股票市场的走势和行情有一定的联系。
(5)2001-2009年,3个行业非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的比重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但从广义债务融资结构比的公司分布区间可以看出,目前非流动负债的规模还是小于流动负债的,流动负债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还是稳固的。同样,短期借款依然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债务资金来源。
(6)2001-2009年,3个行业上市公司的间接融资规模与直接融资规模的比值都在不断提高: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与批发零售贸易行业直接融资的规模更大,但间接融资规模的增长更为迅速;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从2006开始其间接融资的规模已经明显超过直接融资的规模。这表明上市公司对间接融资渠道的依赖增强了。
(7)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彼此之间的融资结构、融资行为存在着差异,表明融资政策具有一定的行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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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研数据表明集群企业存在资金短缺、融资难现象;税负重和税负不公、补助信贷缺失及集群企业间融资协作能力弱是集群企业资金不足的重要原因,为完善税制,须建立支助信贷机制及促进集群企业间实施步步为营融资法等相应对策。
关键词:产业集群;集群企业;融资机制
产业集群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性已为理论和实践所证实。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终究与其“细胞”成员——单体企业的竞争力紧密相关。然而,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是从乡镇、街道兴起,由中小民营企业结网成群而成。这些企业基础差、底子薄,在成长过程中普遍遇到资金短缺问题,并已经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王组强(2005)、李源新和许慧莹(2006)、杨汉波(2005)及王碧秀等人(2004)对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产业集群融资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集群企业普遍感到资金不足,外部融资难。
外部融资难导致集群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内源性融资,即通过增加留存盈余、追加业主投资等方式筹措资金。这种融资“偏好”的必然结果是集群企业资本结构中自有资金比重偏大。李源新和许慧莹(2006)、陈秀莉(2006)、魏守华和邵东涛(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集群企业的白有资金比重都超过60%。这种现实的资本结构强化了不少学者关于自主融资是集群民营企业主要融资方式的认识。但实际逻辑并非如此。正是由于集群企业难以从外部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只能靠内部积累来满足发展需求,但这种融资对策牺牲了企业应有的成长速度。因此,克服集群中小企业外部融资难是我国发展集群的现实命题。本文拟在剖析影响集群企业资金状况的外在因素基础上,探索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路径。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个全球性问题,理论界也给予了大量研究。但产业集群环境下的企业融资研究刚刚起步。综观已有的集群企业融资文献,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首先,许多学者剖析了产业集群给集群企业带来的融资优势,如魏守华、邵东涛(2002),张炳申、马建会(2003),赵秀芳、周利军(2003),郭席四(2006)等,这些研究主要认为相比较于单体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降低了集群企业融资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而减少了融资交易成本、提高了融资效率,研究视角偏重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与利益。其次,部分学者运用调查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的融资现状展开实证研究,如王组强(2005)、李源新和许慧莹(2006)、杨汉波(2005)及王碧秀(2004)、郭斌和刘曼路(2002)等,研究结论主要是集群企业获取外部融资难,内源融资是集群企业筹集发展所需资金的主要手段。最后,已有研究大多对如何解决集群企业融资难问题做了对策分析,如郭斌和刘曼路(2002)认为只有引导民间金融组织规范化运作,建立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杨汉波(2005)则从银行角度探讨如何与集群企业开展融资交易并合理控制交易风险等。显然,金融机构改革和信贷行为调整对改善集群企业债务融资具有重大意义,但不是唯一解。
西方的集群融资表现出了和国内不同的特征,研究方法上以案例研究为主。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Ja-runee Wonglimpiyarat(2006)在分析硅谷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动力过程中,发现风险资本和政府的融资创新项目是硅谷成功的催化剂。这主要是因为硅谷产业本身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能吸引全球各地的风险资本。而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是传统加工、制造产业,因此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难以应用硅谷的融资模式。英国学者Anna Spadavecchia(2005)通过对意大利南、北两个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支助(state subsidies)是集群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支助形式包括软贷款(soft loans)、补贴(grants)、财政补助(fiscal subsidies)等,并反驳了学术界关于集群企业融资完全依靠自主融资(relied entirely 0n self—financing)的主流观点。意大利的产业集群主要是制鞋、纺织及服装,技术要求和进入门槛较低,这和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产业集群相似。但我国集群企业融资中几乎看不到政府支助,因此对于起步更低的我国集群企业而言,实际上更渴望政府支助,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瑞典学者Joakim Winborg和Hans Land—strom(2000)从管理学角度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小企业在融资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步步为营融资法(fi—nancine bootstrapping),他们通过对瑞典900家中小企业进行访谈、问卷调查,总结了包括延迟法(dela—ylng bootstrappers)、关系导向法(relaionship—onen—ted bootstrappers)等六类的步步为营融资法。与集中于外部市场融资的已有财务经济学研究成果相比,Joakim Winborg和Hans Landstrom则着重从财务管理学角度分析此问题,这对我国集群企业融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可以说,相比较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政府支助薄弱是集群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及融资难的重要原因,并主要在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两方面存在不公平待遇。因此,本文一方面将沿着税收、信贷两条路线研究集群企业融资的政府支助机制;另一方面从集群企业加强协作角度探索如何建设步步为营融资机制。
融资是资金需求的行为反应。除企业的运营质量、管理水平等内部因素之外,集群企业所处的中观和宏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企业的资金流,如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及区域内的产业协作状况等。
税内及税外规费直接增加集群企业的财务负担,削弱企业现金流。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税收待遇不同,税负不均和税负过重大量分流了广大中小集群企业的资金。王组强(2005)对浙江省内500家集群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及福建省社科联王碧秀组织的对福建省106家集群内民营企业的调查研究表明,两省五成以上的民企觉得税收及税外规费负担重。相比较而言,福建省民企的税内外负担又比浙江省重,这也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更快更好的原因之一。
税收政策是个利益分配工具,直接反映民企所享受到的重视及支持程度。然而与国企、外企相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企税负偏重问题。王碧秀等人(2004)的调查研究发现,民企除了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国家对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抵扣所得税的政策优惠,往往将民企排除在外;所得税减免的起算时间,外企是从获利年度起算,民企则是从开办日期起算;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民企在增资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外企不仅不需交个人所得税,还返还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此外,各种达标费、赞助费、培训费、报刊费等税外规费很多。有的民企每年向政府各部门缴纳的费用多达几十种,有的上缴的税外规费甚至超过税收。在税收方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家底原本就薄弱的民营企业更加不堪重负,内部资金积累能力受挫。
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发展时间短及其他历史原因,证券市场种类少、进入门槛高,广大集群企业基本被堵在门外,难以从主板市场融通权益性资金。2004年5月深圳中小企业板开市,但除了对申请上市企业规模的要求有所降低外,其他与主板市场的要求几乎一致,绝大多数的中小集群企业仍被拒之门外。同时,设立风险资本市场的宏观条件、运行机制也不成熟,风险资本难以进入产业集群。可以预见的是,集群企业难以从权益市场上融通资金状况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难有太大改变。
信贷政策是集群企业重要的外源性融资机制之一,然而现行的信贷融资机制基本上是适应国有企业外源性融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信贷市场的垄断者,主要服务对象并非广大民企,因此集群企业贷款难就是一个合乎实际的顽疾。这种情况况下,本应有各种专门用于扶持中小集群企业创立、发展的支助性贷款,如软贷款、优惠贷款、财政补助等,我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更严峻的是,中小集群企业从银行贷款往往面临更苛刻的要求,以至于有的企业觉得银行歧视民企。如,有的银行向中小集群企业收取贷款差额补偿金或贷款滞付金以规避利率管制;中小集群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信用贷款、技改贷款,而且抵押贷款过程中费用高、期限短,贷款审批程序复杂。从贷款主体上看,我国货币市场缺乏面向民企的私营银行或中小银行,也缺乏面向中小集群企业的政策性银行,更未见为促进集群企业成长的各种扶持基金或基金会。因此,我国当前间接融资渠道对于广大集群企业而言,也是极其狭窄的。
现有融资中介服务不完善,加大了中小集群企业融资难度。各银行为了降低贷款风险往往要求中小集群企业提供贷款抵押或信用担保,由于集群民企普遍存在可供抵押的资产少,所以对第三方担保的需求和依赖性大。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中小集群企业担保机制。
民间融资成本过高,不利于集群企业积累资金,中小集群企业难以从外部权益资金市场和债务资金市场融通资金。为了解决企业设立、发展所需资金,许多中小企业往往被迫进行地下融资或民间高利贷融资。陈小红、刘剑(2003)、王碧秀(2004)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亲友借款”、“民间融资”是民企重要的融资方式,导致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下金融也越“繁荣”。然而,地下融资往往利率高、缺乏法律保护,有的企业因此背负承重财务压力,一旦遭遇产品价格下跌或材料价格上涨等经营风险,往往就会致企业于死地。
集群企业共处一条产业链上,生产具有要么上下游相互承接,要么是相互竞争,彼此间的采购、销售、设备租借及资金结算等业务频繁发生。如果企业间协作关系良好,那么可以使用延期付款或提前收款、共享设备或技术等方式缓解资金短缺而带来的资源不足问题。然而,我国产业集群协作关系普遍较差,削价竞争、信息或技术封锁、互相挖墙脚等现象毫不鲜见。更严峻的是,产业链不配套而使集群内企业无法进行交易性融资,进而限制了集群企业的融资弹性。集群企业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各个结点,一家企业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往往会波及链条上的其他结点企业,最终可能导致产业链断裂,引起集群经济的萎缩、崩溃。因此,建立健全适合集群企业实际情况的融资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税收政策调整应包括税负公平和减轻税负两方面内容。税负公平是指民营集群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应享有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同的税收待遇。目前我国民营集群企业还是“二等公民”,由于身份不同,使其在所得税减免、税率优惠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如,所得税率及所得税减免政策内外资企业差异大,是导致沿海许多民企业主通过投资移民改变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主要原因。因此统一税负是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减轻税负则是在税负公平的基础上优先支持集群企业,如在税基、税率、减免待遇等方面向集群企业倾斜,尤其是清理、整顿各种摊派、规费等税外负担。美国政府在推动硅谷信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就有针对性地免除了风险资本退出的资本利得税,这极大地增强了硅谷吸引风险资本的能力。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及固定性特征,减轻集群企业税负就能象增强企业造血功能一样直接增强企业内源性融资能力,长期改善企业的资金状况。
集群企业的信贷优势及如何改善国有银行面向集群企业信贷机制的研究已较丰富,不再赘述。但在我国当前扭曲的金融格局下,要让广大中小集群企业都能轻松通过正常的信贷融资通道获取资金绝非易事。首先应当借鉴意大利融资模式,大力发展支助信贷项目,设立各种全国性、区域性的信贷基金,有针对性地解决集群企业资金不足问题。如,设立扶持集群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研发信贷基金,或设立扶持集群企业技术改造的技改信贷基金,或专门用于支助集群企业将专利技术商业化的信贷基金。美国政府在扶持硅谷信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先后设立了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项目(STTR)、高端技术项目(ATP)、高端防御研究机构(DAR—PA),DuaI USe,合作研究与发展协定(CRADAs)、小企业管理(SBA)、制造和扩张项目(MEP)及人类技术(mantech)等八项创新融资项目,这些项目在不同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硅谷信息产业的升级发展。
其次,在集群所在地设立区域性银行,直接为集群内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结算、理财、咨询等金融服务。如1983年,美国政府在硅谷设立了硅谷银行,为硅谷信息产业集群内的各个企业提供信贷和与金融服务,充分发挥了产业集群信贷融资优势。我国政府也可以在发展较成熟、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所在地,设立专门服务于产业集群企业的区域性银行。这一方面可以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局面,另一方面,促进金融领域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秩序。
第三,条件成熟的区域,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门为集群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使那些发展潜力大的集群不至于夭折在初始阶段。
最后,针对集群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是地下金融发达地区现象,政府可以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将地下资金阳光化,逐渐引入民营银行或民营金融机构机制,这样减少集群企业地下融资的成本和风险。
我国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还处于起步期,其运作机制、法律规范都不成熟,需要各相关部门积极引导。近年来,尽管有的地方政府针对中小企业成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但由于担保公司数量少、注册资本偏低、申请门槛过高等原因也未取得预期效果。如,晋江是福建省产业集群最发达的地区,2000年成立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但直到2004年的四年里,累计为企业担保贷款只有22笔,2003年只为一家企业担保。因此,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需要积极探索、不断完善。
(四)推动步步为营融资法的广泛实施
步步为营融资法(financine bootstrapping)是指不以在外部长期市场上举债或增加新股东的方式来满足资金需求。实际上,大多数的小企业经营者都在用各种各样步步为营法,而不是外部融资。JoakimWinborg和Hans Landstrom归纳了六类常见的方法,不同方法体现了不同的资源需求导向或是内部需求的不同情况。第一类是业主融资法(owner financingmethod),指直接或间接地从业主或管理人员(own-er/manager)及其亲戚处获得资源,如支付亲戚职员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使用经营者私人信用卡支付公司费用,推迟支付经营者工资等。第二类是最小化应收账款(minimizaiton of accounts receivable),通过加速收款或延迟付款等方式尽量减少应收款占用额。第三类方法是联合使用法(joint utilization),如通过和其他企业共享资源或租赁设备来缓解资源不足问题。第四类方法是延迟支付(delay payments),通过延迟支付货款或设备款尽可能地延长资金使用时间。第五类是最小化股票投资(minimization 0f capital investedin stock),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股票投资,避免资金被套劳,也避免从事高风险投资挤占企业正常运作所需资金(王碧秀的研究现实我国民企基本避免股票投资)。第六类为津贴融资(subsidy finance),企业通过向公共组织申请补助,获取所需资源。Harrisonand Mason(1997)发现95%以上的企业或多或少地应用了步步为营融资法。我国中小集群企业在实务中广泛应用了以上大多数方法,特别是业主融资法、最小化应收账款法及延迟支付法和最小化股票投资法,但联合使用法和津贴融资应用面应较小。应鼓励联合使用法在产业集群内的推广使用,充分发挥产业相同或相近所带来的设备、技术、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在集群内的使用效率,通过联合使用契约解决企业资源短缺问题。
集群企业的这些政策需求,需要有相应的主体代表他们与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沟通、交流协商甚至讨价还价。所以,产业集群内应设立代表产业集群利益的集群委员会来履行这一职责,以便产业集群融资机制尽快建立并完善起来。
①王碧秀2004的调查显示43.3%的民企觉得银行歧视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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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尤其在目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尤为突出。本文从探寻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支持途径出发,创新性地提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具体政策支持策略。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难;政策支持
融资难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在目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情形中,中小企业融资难更显突出,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从全世界中小企业成功发展的经验来看,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多方面到位的政策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支撑。本文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创新性的提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政策支持途径。
一、提前做好我国优秀中小企业的筛选、培育与推介工作
政府要对中小企业融资进行政策支持,第一步应该做好优秀中小企业的筛选、培育与推介工作,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值得进行培育。我国各地的中小企业局应该联系相关部门,首先做好中小企业的摸底登记工作,政府具体负责部门要排除干扰,公开、公正、公平地按照规范标准从中选取优秀的中小企业,并对其进行重点培养,扶植其品牌建设、经营建设、财务建设等,为这些筛选出来的优秀中小企业提供雪中送炭的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小企业的筛选、培育与推介工作应该长期坚持,每年选出一批优秀的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养。同时,由于涉及到企业自身的利益关系,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这些中小企业的筛选时,应该事先设立一些科学规范的指标体系,并按照这些指标体系实施专家评审,以保证优秀中小企业公开、公正、公平地被选拔出来。
二、推进我国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离不开“信用”二字,应该逐步建立内、外部相结合的配套的信用管理体系,通过增强借款人的信用意识,采取有效的贷款担保方式来提高信贷资金的安全保障程度。同时银行应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调整对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方法和信贷掌握标准。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基本上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制度体系,同时,信用制度体系的构建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这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局、各级政府联手合作,共同协作。可仿照美国的做法,建立中小企业信用咨询系统,利用网络技术通过一定方法搜集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并公开,以随时供商业银行进行查询,一旦中小企业有欺诈、瞒骗等行为,就将其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使其不仅得不到融资服务还得不到商业银行的其他服务,使其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这样才能很好地杜绝中小企业的不诚实行为。
三、考虑采取风险准备金补偿政策
2003年7月财政部颁布的文件规定,政府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生的代偿损失,在年末担保责任余额5%以内,担保机构提取的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弥补的,主管财政部门审核后可给予一定补偿,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偿比率。可见这些政策出台的导向是支持担保机构的发展。
值得注重的是,在担保体系建设的初期阶段,地方政府往往直接出资组建担保机构并给予税收减免等支持。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将直接操作转为间接引导。如上海市政府2002年3月出台了《上海市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损账补贴暂行办法》,由市财政拨款,给各区互助型担保机构的担保损失予以一定比例的补贴。从2004年到2006年,南京市政府每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2000万元,对纳入市重点扶持的担保机构给予补贴和补偿。据测算,此项政策可以引导20亿元的中小企业担保贷款。按平均担保额度100万元、担保期为6个月计,每年可满足2000家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需求。
受经济水平限制,目前我国还没有构建风险准备金补偿政策。但鉴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在经济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构建并采取风险准备金政策,以达到更好的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目的。在我国构建风险准备金的初期阶段,风险准备金可以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进行,因为任何成熟的风险准备金都有一个从弱小到逐渐壮大的过程。
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设立财政专项基金
在研究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政策支持的方面,我国还应该放宽视野,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这方面,美国财政专项基金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财政专项基金是美国政府为使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而给予的财政援助。在美国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政府财政针对专项科技成果的研究与开发基金、产品采购基金、中小企业的创业基金、失业人口就业基金等可以鼓励中小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和吸纳就业的基金;二是风险补偿基金、财政专项基金(不同于财政直接补贴,它有严格的管理要求,需要在基金设立之前就必须明确资金的数量、用途、对象、支付方式和补贴方式)、特殊行业的再保险基金等帮助中小企业降低市场风险的基金。同时,美国还建立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及援助。美国对中小企业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小企业管理局(SBA),并在各州设有派出机构,其作用是为中小企业争取平等的竞争条件,服务于中小企业这一经济群体。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数量很少,政府主要通过联邦小企业管理局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投资。在近45年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隶属于联邦小企业管理局)通过14万个投资项目向大约9万家小企业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资金,创造了大约1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是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担保方式如下:以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的信誉为小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担保,一般情况下,联邦小企业管理局提供贷款总额75%~80%的担保,其余部分由商业银行承担。联邦小企业管理局担保贷款最高限额为75万美元。担保贷款的风险损失由政府预算列为风险处理。联邦小企业管理局根据金融机构的小企业贷款经验和业绩,对参与担保贷款计划的贷款机构进行分类,并据此采取不同的审批程序。
尽管我国目前可能不存在构建财政专项资金的条件,但我国相关部门可以先了解财政专项资金设立的背景、目的和方法,以便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能有更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财政专项基金这一已经取得巨大效果的措施。
五、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各级法律法规
与设立财政专项基金类似,在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各级法律法规方面,我国也应该放宽眼界,积极借鉴国内外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由于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成份,因而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及融资问题非常重视,美国也不例外。美国联邦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了法规,用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包括:《中小企业法》、《中小企业投资法》、《中小企业经济政策法》、《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小企业投资奖励法》、《小企业开发中心法》等。
我国在1999年4月成立中小企业促进法起草小组,直到2003年《中小企业促进法》才开始实施,但该法仅仅构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基本框架,缺乏配套的法律如《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投资法》等,因此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极不成熟。另外由于转轨时期其它各项配套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了市场维护制度不力的现象。尽管我国还没有完善的针对有关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法规,但我国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融资法规,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融资。
六、推动我国建立良好的金融环境
良好的金融环境是构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必备条件。良好的金融环境主要包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水平,涵盖国资银行、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和信用合作机构等在内的立体化、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与地方具体经济情况相结合的金融法律法规及优惠政策等等。
良好的金融环境将给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大的方便。但比较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在金融服务水平的质量尤其在审批贷款的效率方面、外资银行的引入方面、与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金融优惠政策方面都比较欠缺,即使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环境也并非乐观。我国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确实做好我国金融环境的良性构建工作。
中小企业是活跃我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是解决就业人口、提升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国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这一重要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要积极解决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的问题,只有这样,我国中小企业才能真正获得长远高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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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导大学生了解形势,认识社会,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文明的重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形式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门课程突出将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着重培养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灌输式”、“说教式”的传统教学方法显然已不能满足这门课程的教学要求。本文将针对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参考成人学习理论,对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设计与实施进行探讨。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成人学习理论;教学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是国家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门十分注重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课程,对于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是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纳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004年和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在课程规范化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尤为受到关注,但对于课程教学方面的讨论稍显不足,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根据一些研究者开展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对教学效果表示满意,目前课程教学依然以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为主,教学效果甚微。[2]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2015]2号),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师生教学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发挥实践环节的育人功能,创新推动学生实践教学;坚持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创新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等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主动性,提高其学习效率及对理论的运用能力是符合当下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要求的重要议题。
一、成人学习理论
成人学习是一种改变由经验形成知识和行为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组织与再组织。成人比儿童具有更多的经验,对理解新鲜事物并掌握其认知结构具有更强的能力。成人学习有四个法则。第一,效果法则:成人在愉快的环境和氛围中学习,效果最佳;第二,联想法则:成人更愿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强化对认知对象的掌握;第三,有备法则:成人往往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选择学习,强调学习的目的性;第四,练习法则:成人需要通过大量实践练习来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成人在学习过程中更愿意接受指导性学习,更愿望交流、反馈,主动性和参与性突出。当成人的兴趣和经验得到满足时,其学习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大学生已属于成人的范畴,成人学习理论可以适用于“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根据成人学习的法则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满足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教学实效性。此外,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模型也能给予“形式与政策”课教学设计很好的启发。按照运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所学内容的比例(详见图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效率。他指出,学习效率在30%以下的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包括“听讲”“阅读”“视听”“演示”,而学习效率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包括“参与讨论”“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向别人讲授”或“立即在实际中使用”。由此可见,学习方法不同,学习效果大不一样,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就是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3]紧接着,“教社政[2005]5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4门必修课承担着基本理论的教学任务,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承担着将理论与现实对接的重要任务,着重培养大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学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通过最新国内外热点难点焦点事件的解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将知识内化成为思想,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学生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不仅在传授知识,更在传授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学会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方法观察形势,用因果联系挖掘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握形势发展与政策制定的必然趋势,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做到真与善的统一。[2]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更加需要重视学习者的主体性,更加需要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强化其对方法的应用体验,帮助其实现知识的内化,并获得审视判断形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说教式”“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是很难有效达成本门课程教学目的的,而成人学习理论的观点与实现“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目的的要求较为吻合,增强课程的参与性、实践性、互动性,改变学生原来由经验形成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全面提升“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组织
在成人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求,明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可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一)教学内容的组织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多而广,时效性强,课程时间跨度大,但每个学期安排的课时却很有限。因此,精选教学内容是上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核心环节。根据成人学习法则中的联想法则和有备法则,大学生学习更愿意接受与他们现实生活贴近,特别是与他们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要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与大学生切身相关的问题引导到当前社会、国家发展形势,从分析形势具体到解读政策,最后教育落脚点仍然要落回到大学生摸得着、够得到的实际生活中。授课教师要善于选取现实中的案例,尤其是大学生身边人身边事,以小见大,增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政策解读不接地气,不但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甚至会遭到大学生的抵触。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从选定主题开始,即确定具体的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然后以此作为内容主线,筛选各类翔实的支撑论证素材。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学习金字塔中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效率排序,“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尤其是要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因此,教学素材的数量要丰富,形式要多样,如图表、视频、翔实的数据和完整的案例,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教学方法对素材使用的要求。此外,“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政性,教学素材必须来源于正规的官方媒体和渠道,是国家和社会对外正式公布的数据和事件,能够正确代表国家和社会主流的观点,切不可随意在网络中搜索、下载未经证实的素材内容。
(二)教学活动的组织
教学活动组织实质上是指教师组织引导学生主动作用教学内容的过程及其方式。时间和空间都极为有限的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已不能满足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求。学习金字塔中更为高效的团队学习、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方式需要不断拓展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现有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体,辅以网络课堂、实践课堂,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课程的教学实效性。利用互联网延伸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微话题讨论、优秀视频和读物推荐、学习成果分享、教学答疑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教育还要与校园文化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中,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实践中增强对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应着重发挥主导教学的作用,以教学主题引导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形成层次丰富,内容联系紧密的教育活动链。同时,还要注意及时收集学生在参与各个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和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充分的分析与评述,倡导、鼓励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价值取向,及时指出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升华教学成果。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符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标的要求,也符合具备成人学习特点的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提高本门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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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钻辉.成人学习理论视角下大学生创业课教学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5):128-130.
[摘要]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课程建设方面,有一系列关系亟待理顺。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自身独特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需要组合多种教学方法。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学问逻辑教学逻辑教学方法
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为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作出的重要决策。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了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构想。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逻辑基础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高校已经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并规定了学时、学分,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或学工部、宣传部)组成一支基本的教师队伍,每学期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下发的“教学要点”为教学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好的,但在课程建设方面也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课程管理不规范、教学工作不适应、课程教学效果有待增强等问题,[1]尤其表现在“教学内容流动变化大”“教师队伍建设不适应”“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等方面。[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准确把握师生思想状况,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何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已经提上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14年冬季学期,上海大学开设了“大国方略”选修课,由10余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教学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视角向学生深入解读党的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学生讲授世界变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进一步理解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开拓了当代大学生视野,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增强青年学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大国方略”课程开设以来,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社会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学生的课后随堂反馈中,我们感受到“大国方略”是有益的尝试。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与教学逻辑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一门课程涉及教学什么、何时教学、如何教学等问题。其中,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编制必须考虑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学问的知识结构、系统、逻辑”;二是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认知方式、结构、过程不同。[3]有学者把前者称为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后者称为“教学逻辑”。本文中的“学问逻辑”包括“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教学逻辑”内含“学习者经验”。[4]“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通知》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等。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时效性强,需要紧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全国统编教材不同的是,它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各高校基本上是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每年两次下发的“教学要点”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有的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只局限于每年“两会”、党的重要会议召开和重要文件颁布时,主要是向学生解读会议和政策的重要精神。从课程编制的逻辑来看,“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学科的教学内容,应该以科学、学问为依据引申出来,并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经验”。但是,“教学内容动态变化”,“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不利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发展。事实上,“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并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
2015年8月,教育部发布了《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要求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重大活动和热点难点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深入阐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主线、改革任务,深刻认识大国关系演变态势,宣讲“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重点,关注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等等。上述内容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高校学科分类目录中的大部分学科,属于多学科、跨专业的范畴。那么,如果我们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不是可以解决其“学问逻辑”的问题呢?即使这样,照搬“学问逻辑”作为“教学逻辑”来应用,也未必妥当。要使学问的知识逻辑“加工”成“学科构成”的逻辑,就必须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心理成长的阶段性特点。认知发展阶段、“学习者经验”不同,人们的“心智运算”的结构在质上就不相同,于是出现了具备其固有特点的掌握知识的“认识逻辑”。[5]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如何厘清“学问逻辑”,并实现“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进行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上海大学讲授“大国方略”课程的10多位教师中,有学科专业背景深厚的校领导,有主管学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有教学名师,也有在学界颇具名望的专家教授。授课成员的学科背景各异,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他们从聚焦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开展集体备课,针对当今大学生的认知方式、特点及“学习者经验”,进行团队教学。“大国方略”教学内容贴近社会现实,内含“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如“中国梦,谁的梦”“中美真的能坐在一张椅子上吗”“中国高铁驶向何方”“中国能第一口咬到‘苹果’吗”“我们会被全球化淹没吗”等,引领学生熟悉本课程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大国方略”讲授时注重从问题切入,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教学采取课前网络采集问题、课中讲解并现场提问、课后深度评析的方式进行,全程以问题作为线索统领框架,按照问题的不同领域分类,依据问题的深入程度分层,讲授时如层层剥笋,展现出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教学魅力。“大国方略”课程通过教学过程中“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这些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中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法的运用策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恰恰是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在高校课堂上,填鸭式、灌输式的讲课方式依然存在,而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尚未全面推广。尤其是广大教师对于教育资源有限,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在当前乃至今后仍将是高校教学的重要教学环境等因素缺乏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的研究。上述现象也同样存在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领域。《通知》要求广大教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然而,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大多以大班授课为主,并以在大礼堂组织报告会、录像教学转播或班团组织活动等形式作为辅助形式。一个教师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课堂活动,面对100多名学生,教学内容缺乏活泼新颖的宣讲材料,甚至采用照本宣科式“一言堂”的授课方式。如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接受信息的多维化、接受手段的多样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增强教师教学方式的适用性,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等,已成为广大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课程与教学论的一般意义上讲,教学方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师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专门内容的学习活动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程序的综合。[6]
教学方法除了要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即指向实现特定的课程与教学目标)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方法受特定课程内容的约束。“我们并不否认‘一般教学方法’的存在,但是,这些教学方法的一般要素与规范要真正对教学过程起作用,还必须与特定的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反映了特定课程内容的内在要求,这是一般教学方法的具体化过程,这种具体化是深刻的质变过程,而不是在各种具体课程内容中简单地对一般教学方法进行‘贴标签’的过程。”[7]二是教学方法还受到教学组织形式的影响。教学组织形式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策略。显然,班级授课和个别化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班级学生人数的多少,也会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如果某一课程的实践性要求很高的话,其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会有别于课堂理论教育的组织方式,教学方法也会因此有所不同。上海大学开设的“大国方略”课程,每星期1次,每次3个课时,其中,2个课时采用“项链模式”讲授,1个课时进行现场答疑,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项链模式”授课方式的特点在于,由1位教师作为课堂主持人,另外1-2名教师作为嘉宾,联袂授课。课堂上,主持人把握课程与教学内容的主题、控制教学节奏,构成“项链”的基座;嘉宾教师根据所讲授的内容,应用其特有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演示法、提示法等),像“钻石”一样镶嵌在“项链”上,通过深入阐释课程内容,并根据学生课堂反应,回应学生的问题。不同的教师承担不同的功能,有各自的教学任务,彼此配合,相得益彰。课外学生通过登陆Blackboard网络教育平台、上海大学BBS论坛及微信等进行学习反馈。考核以学生即时表达感受、撰写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等确证理解和阐述观点,教师分析点评,用循环式随堂反馈取代一卷式期末考试。“大国方略”课程把教学形式与考核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是一个整体,教师是一个团队。“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表明,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个人讲授,而应该是一个团队的集体行为。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采用的“一人一班一学期”教学模式是建立在每位教师都是百科全书式人才的假设基础上的。如何建立专兼职教师共同参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长效机制,以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综合性强与教师专业背景相对单一的矛盾,提升为学生解疑释惑的能力,更有效地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2015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做到理念手段先进、方式方法多样,为此要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艺术,倡导集体备课和名师引领,强化问题意识和团队攻关,这为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把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制,努力建设一支专职为骨干、兼职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8]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不是以独立于教师之外的实体形态存在的,而是教师内在素质在教学活动中的一种外化。[9]教学方法的文化制约性,是教学方法个体性的自然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一种教学方法为追求,排斥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教学内容有机地组合起来,效果必然不会很好。因此,“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还应当注意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运用和整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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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战争中,军事后勤的保障也是极其重要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军事后勤保障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是对军事斗争后勤准备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是后勤准备活动的指南和依据。其正确与否,决定着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方向和成效,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战争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军队建设正处于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后勤体制又面临深化大联勤改革的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从全局上进行宏观统筹,从更高的起点上加强整体谋划,对战略指导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理论价值。
一、研究思路
本文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比较研究、预测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按照战略预测--战略分析--战略判断--战略指导—实践筹划这一主线,对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论文主体部分包括机遇挑战、矛盾分析、轨迹透析、理性思考、顶层设计和实践筹划六章。
二、主要内容
(一)机遇挑战: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面临的形势任务
国家安全形势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战略指导要服务和服从于战略全局,做好反台独,抗强敌和全方位、多方向的后勤准备。经济全球化在给后勤准备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忽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减弱,后勤准备的战略
指导既不能按照经济发展的高潮去准备,也不能立足经济建设的低谷去准备。既要顺应国际化潮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又要树立安全观念,提高后勤准备抗风险的能力。信息化战争更加强调体系的对抗和快速精确打击,后勤准备战略指导把实现军事需求与国民经济供给的有效衔接作为重点,着力提升快速精确的保障水平,提升后勤自身的防护能力。新的使命任务对后勤准备提出了新的要求,战略指导要从拓展战略空间和战略能力的角度,明确准备的方向、能力的标准和建设重心。
(二)矛盾剖析: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确立的现实基础
自1993年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基点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勤准备的方向和重点随之发生了战略性转变。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军后勤已经构成了战略、战役、战术相衔接的保障力量和物资储备体系,战场保障设施进一步配套完善,形成了以分部力量为骨干, 以场站、港口为依托,划区保障和建制保障相结合,伴随保障和机动支援相补充的保障格局。初步建立了应急机动保障的体系和机制,后勤的反应速度和保障强度数倍提高,军事经济效益和后勤管理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与保障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在后勤准备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后勤保障能力全面提高的矛盾、问题。我们必须对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中存在的战略矛盾进行认真客观地分析,找到问题的根源,从宏观上抓住主要矛盾,为解决问题,制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提供现实依据。
(三)轨迹透析:现代战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历史回顾与经验借鉴
战略指导要随着形势、国情、军情的变化而变化,要因时间、任务、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建国后,我军后勤准备战略指导随着国家安全形式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经历了由准备保障全面战争到准备保障局部战争,由准备保障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到重点准备高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发展过程。本文把后勤准备大体分为六个阶段,用大量详实的史料对六阶段的战略指导进行了客观地分析和归纳。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虽有所不同,后勤准备的具体目标不同,做法各异,然而以国家经济作为后勤准备的基础,注重后勤质量建设,注重科学管理和训练却是共同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是确立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的基础;后勤准备的战略指导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战略文化是孕育战略指导的源泉;后勤准备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处理是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的关键环节。
(四)理性思考:对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的规律性认识
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与战略指导,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互动过程,
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正确的战略指导就是要在全面分析、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后勤准备现状及发展趋势基础上,准确把握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在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中,战略指导必须最大程度的符合客观实际,有效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才能确保投入少,效率高,应变快,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本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军事斗争后勤准备及其指导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六点规律性认识。指出后勤准备的战略指导要始终把握战争演变的脉搏,始终着眼军事战略的需要,始终把后勤准备植根于国家经济的沃土,始终与作战保障需求相适应,始终把科技进步作为后勤准备的动力。
(五)科学统筹:新世纪新阶段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的顶层设计
随着战争形态转变,军事斗争准备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特征,以往分别准备、逐级战备,战术行动、局部应对的状况,开始被总体统筹、一体准备,战役战术行动、战略指挥控制的特点所取代,军事斗争后勤准备进入一个从数量规模制胜到质量速度制胜的跃升阶段,进入一个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的转型时期。本章从研究新世纪新阶段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立足点开始,研究了战略指导的要旨、基本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及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推进路线四部分内容,是研究战略指导的核心。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战争为牵引,以国家准备为依托,以提高后勤综合保障能力为核心,立足现有基础,立足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把后勤准备的基点放在保障打赢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全局谋划,整体运作,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地抓紧后勤力量、装备、物资和战场准备,着力提高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质量、水平和效益。
(六)确保打赢: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的实践筹划
主要从夯实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物质基础、选好推进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突破口、聚焦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着力点,整合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组织体系,狠抓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关键环节五个方面研究了战略指导的实践筹划问题。提出了优化物资储备体系,加快后勤装备更新,加强战略投送力量建设与战略腹地后方基地建设,加强后方安全防卫建设等战略措施。
三、主要创新点
论文从分析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战略环境入手,着眼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的发展历程及外军后勤准备战略指导的不同特色,立足军事斗争后勤准备的现状,就新世纪新阶段后勤准备的立足点以及准备什么和怎么准备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思路和对策。
(一)论文对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拓宽了战略理论和后勤理论的研究视角。特别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中存在的五对战略矛盾:战略目标大,战略能力小;战略方向多,战略资源少;战略任务重,战略力量弱;战略规划明晰,战略管理粗放;战略形势发展快,战略部署调整慢。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深刻地分析,找出了成因。
(二)论文尝试运用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博弈论、预测理论、系统论、运筹学等现代宏观经济和管理学理论,对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与指导的运动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形成了六点认识:一是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是有风险的,战略指导要注意利弊调控,规避风险,掌握主动。二是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有波峰有波谷,战略指导要注意周期调控,避免大起大落,使后勤准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三是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是敌我双方对抗博弈的互动过程,战略指导要注意动态调控,先敌而变,领先一步。四是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战略指导要注意把握趋势,超前筹划,威加于敌。五是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是涉及众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战略指导要注意整体运作,全局谋划,综合集成。六是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是以军事经济为基础的活动,战略指导要注重效益,加强统筹,建管结合。
(三)论文指出新时期新阶段军事斗争后勤准备战略指导要立足信息主导,基于能力和大后勤准备,这是与以往战略指导区别的要旨所在。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坚持科学发展观、一体化准备、精确保障、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进行后勤准备的四个指导思想以及慑战一体,军民兼容;作战牵引,突出重点;一体联动,快速转换;动静并重,攻防兼备四个指导原则。
[摘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在组织的人、财、物、信息四种资源中,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人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渐渐深入人心,人力资源是一支军队发展和创新的核心资源。本文通过对军事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含义及其意义的阐述,在对军事后勤开发的基本内容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下,军队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目标,分析了部队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关键词]人力资源 军事后勤 开发现状
一、军事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含义及其意义
1.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内涵
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后勤队伍建设的新课题,迫切需要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军事技能的高素质后勤人才。对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内涵上,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开发后勤管理者的工作能力,即将后勤战线上的每位管理人员的能量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圆满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二是在整体人力资源中发掘、培养和使用后勤专业人才,激励后勤管理人员开拓进取、改革创新,适应部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2.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客观必然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它的意义:
其一,后勤人力资源开发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工作规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管理的迫切需要。我国管理科学已进入高度发展阶段,部队后勤管理也进入科学化、电子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后勤工作作为部队整体工作的一部分,强化部队后勤管理的改革创新,寻求部队后勤工作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必须有新的突破,这将迫使后勤人员拓宽视野,增长才干,成为懂业务、会管理的专业人才。因此,人力资源开发势在必行。
其二,后勤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三基”工程建设目标,培养高素质人才,保障“打得赢,不变质”的必然选择。后勤部门担负着部队官兵的军需、卫生、器材等物资保障各类任务,上对机关,下对基层,位置突出,责任重大。因此抓住新时期部队“三基”工程建设的实践,着力抓好人才培养,把保障打赢作为当前人力资源开发最紧迫的课题,按照“建为战,训为保,战为胜”的要求,时刻为保障打赢做好准备,切实做到需要什么,就建什么;仗怎么打,后勤保障就怎么练,确保实现“三基”工程建设和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双赢目标。
二、军事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目标
军事后勤保障要实现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目标,必须将传统的机械化观念向信息化观念转变,确定军事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努力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后勤军事人才。
1.着眼于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特点,明确后勤人才建设的新要求
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全新的战争形态,全新的后勤保障模式,对在信息化战争后勤保障中具有关健作用的后勤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积极调整后勤人才培养战略,加快建设与现代战争需求相适应的后勤人才队伍。军事后勤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的重点领域是:后勤指挥人才、后勤理论创新人才、后勤装备技术人才、后勤网络管理人才、后勤专业应用人才等。
2.着眼于现代后勤建设跨越发展,确立后勤人才建设的新观念
培养保障打赢现代战争的后勤人才队伍,推进现代后勤建设跨越发展,是新形势下后勤全面建设的主题,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迫切需要我们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一是确立超前培养观念。前瞻设计,超前培养,使后勤人才培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二是确立跨越培养观念。积极吸纳和借鉴世界先进成果,缩短人才培养过程,跨越知识结构,实现以跨越缩短差距,尽快完成后勤人才建设的跨越发展;三是确立整体培养观念。要根据现代后勤建设的发展要求,既培养顶尖有才,又注重整体提高,把人才培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体筹划,实施群体规模建设。
3.着眼保障打赢高技术战争需要,谋求后勤人才建设的新发展
在未来战争过程中,知识将成为战斗力的主导因素。因此,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后勤人才,必须把思想素质、科技素质和专业素质,作为新型后勤人才培养的关健环节来抓。首先,积极创新培训内容。从构建新理论体系,增加岗位培训强度方面,紧紧围绕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后勤保障,提高后勤人才群体的组织指挥与现代技术装备的实际和运用管理能力。其次,走开放式培养路子。坚持面向世界、面向社会培养后勤人才。充分借助国民教育的主渠道,借助地方高校、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有计划地安排部份后勤人员进修深造;从地方院校和科研院所引进后勤方面的专业人才。第三,构筑完善持续的教育体制。加强后勤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完善具有我军特色的持续教育体制。在时间上,教育要贯穿于全过程;在空间上,正规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把持续教育纳入正常工作,使其规范化。
三、部队后勤人力资源开发现状的分析
当前,部队在后勤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上,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况,与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保障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新时期部队后勤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与外军相比有差距。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培养与使用相脱节
近年来,部队各单位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还是很重视的,表现在舍得智力投资,在后勤人员培养上狠下功夫,使后勤人员的学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专业不对口、发展不平衡和学非所用的现象,就后勤队伍整体来讲存在着重培养、轻使用的问题。
2.使用与开发相脱节
有的单位的领导对工作得心应手的人员不能忍痛割爱,以致不能“人尽其才”。国内外的管理研究和实践证明,世上少有无才之人,只有用非其才的混乱管理。世人皆知:“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我们用人不能求全,而要用其所长。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是人力资源开发中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3.知识结构不尽合理
培养专业人才的路子不宽、层次不高,后勤管理理论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只注重当前任职需要,忽视了人才潜力的挖掘、培养,导致后勤管理人才培养的滞后。
4.人力资源潜力发挥不够
由于后勤工作相对较有专业性,而且大部分是幕后工作,往往导致领导对后勤人员重视不足。个别领导依然认为,后勤工作只是经费、物资的简单分配,忙时少、闭时多,在评功评奖、个人进步等方面把后勤人员放在最后考虑。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后勤人员的热情和积极性,阻碍了后勤人力资源的充发挥。因此,我们在人力开发方面必须根据钱少人多的特点,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坚持挖掘潜力与培训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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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军队的建设也不单单体现在军事人才培养、武器装备建设、体制编制建设、军事理论研究军事训练等方面,军队的后勤建设的地位也日见增高。要想打赢现代化军事战争,就必须不断加强并完善军事后勤建设,而且军队后勤建设也是整体素质的一种体现,因此只有牢牢把握住军队后勤建设,才能保证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良好的优势。
正文:
高科技条件下的军队后勤建设,是指在高科技条件下军队后勤保障能力的兴建、聚积以及后勤关系的调整、改革等一系列工作的统称。而军队后勤建设是一种战争准备活动,一个国家为了是自己的军队保持一定的战斗力,就必须向军队提供经济力。但这种经济力是源源不断提供的,并通过有目的的转化活动,为战时需要做好准备。军队后勤建设就是将国家提供的经济力接收过来,
除保障军队平时的消耗外,主要用来发展和聚积进行战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通过科学地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其发挥最大能效,保障军队建设和战争需要。江泽民曾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全军后勤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紧围绕保障‘打得赢’这个目标,把我军后勤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因此,搞好军队后勤建设,对于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二.军队后勤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高科技对他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
1.受经济实力的约制
因为经济师后勤建设的物质基础,制约着军队后勤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未来战争向高技术化发展,军队后勤建设受经济实力的制约更加明显。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后勤装备建设费用日益昂贵;后勤设施建设费用高;物资储备机构的变化,对经济的依赖性增大。
2.促进后勤理论的重大发展
后勤理论是后勤实践的先导。后勤理论必须把握后勤实践及其发展趋势,不断提高,才能适应后勤实践的需要。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作战后勤保障的客观现实,无疑将促进后勤理论实行重大转变。
⑴后勤理论进一步分化和综合,产生了许多新的科学。
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是现代化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军队后勤理论也不例外,军队后勤理论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军事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它们之间的交叉点和结合部就会产生许多新的学科。这主要表现在纵向分化和横向综合。总想分化即后勤理论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横向综合即后勤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上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
⑵后勤理论建设的重点向深层次研究、预测研究的方向转变
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后勤理论建设,其研究被融十分广泛,已超出纯军事的范畴,其触角已同时伸向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自然、地理等各个领域,正向着深层次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向发展。各主要国家后勤研究人员普遍将目光盯向未来,认为预测未来是和平时期军队后勤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此外,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对包括后勤理论和后勤建设在内的后勤改革的积极探索,也是当前世界军队后勤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
⑶后勤理论向“大后勤科学”发展
未来战争的巨大财力物力消耗,决定了单靠军队后勤本身的力量是根本不行的,必须依靠国家的整体力量,建立以军队后勤为核心,以综合国立为基础的大后勤体系。大后勤体系的理论,首先表现在采取以科技为龙头,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增强综合国力。从而带动军事后勤力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次表现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社会化程度,加强后勤的战备力量建设。在此表现在注重对世界军事后勤理论的充分运用。
3.促使后勤发展的重大转变
⑴后勤战备从侧重于保障大规模全面战争转向随时应付有高科技特点的中小规模的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
尤其是一些拥有高技术优势的国家,更加重视以大量高技术常规兵器,采取突然袭击和速战速决的战法,把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规模、有限的局部地区、有限的时间,以较小的带价达成战略目的。
⑵后勤建设从大规模后勤力量的维持型模式向缩减规模、优化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化
由于世界性军备竞赛的模式已由数量竞争为主转向以质量竞争为主,大幅度削弱军事力量规模,改组军队结构,走精兵之路已成为当今军事战略调整的基本特征。因此要求后勤建设必须从维持型的模式迅速转向质量建设的发展模型上来,
⑶后勤建设从侧重实力建设转向实力与潜力建设相结合
由于世界各国都力图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运用高技术来迅速发展综合国力,通过综合国力的增强,来争夺军事优势。爆发现实战争的可能性相对减少,对作战后勤保障实力的要求相对缓和,这就定了后勤建设也由过去的实力建设为主,转线实力与潜力建设相结合。
⑷后勤力量从区域性大规模建设转向区域性适度规模建设与跨区域的机动力量相结合
由于受高技术的影响,作战从强调本站区内的大兵团作战,转向注重应急反应和远距离跨区作战。因此,
后勤力量的分布结构也将由较大规模的区域性建设转向区域性后勤建设力量存在与战争爆发时的快速机动部署相结合,后勤力量的建设也将是区域性相对固定力量的建设与跨区域的快速应急机动保障力量建设相结合,特别注重应急机动保障的建设等等。
4.促使后勤装备相机动化、多功能方向发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深入,极大地影响这合租昂倍的发展。现代战争是高速度、大纵深、全方位、全时空的战争,为了能在战争中快速跟进作战部队和对部队实施及时有效的后勤保障,客观要求后勤装备必须具有机动化和多功能化。后勤装备的机动化主要表现在:
⑴提高后勤装备的机动速度
主要是突出“快”的特点,具有快速反应和快速机动能力、快速保障能力。未来后勤装备趋向与车载化、船载化、机械化。地面的后勤装备可全部安装在越野卡车和挂车底盘上。海上的后勤合租昂被可与舰船成为一体,以及空中装备速度快、续航高的新型救生直升机和大型运输机等。
⑵发展履带式庄家后勤车辆,提高越野性能和防护能力
越野性能越好,适应性就越强,机动范围就越广。后勤装备的多功能化主要表现在:对作用相同、尺寸接近的装备或部件进行优化书筛选、归并、,实现通用、多能、互换;在设计新装备时尽量选用已通用的部件。
⑶发展多功能后勤装备
以民用产品为基础,发展通用、多能装备。
三.军队后勤建设若要发展起来,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则。
1.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
军队后勤建设与国家经验及建设相适应,就是要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定后勤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水平,使后勤建设规划与国家队军队的可能投入相吻合,后勤发展目标与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同步,后勤改革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后勤建设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协调。
2.必须与军队建设相协调
军队后勤建设与军队建设相协调,就是要根据军队总定额和整体结构,合理确定后勤人力、物力、财力的
投入和投量;根据军队发展战略,确定后勤建设的方向、速度和重点,争得二者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根据后勤与作战一体化建设的思路,将军队建设对后勤建设的单向制约变为二者之间的双向约束调控,是军队整体建设效益最高。
3.后勤建设各部分必须按比例发展
军队后勤建设各部分按比例发展,就是军队后勤各组成部分的建设规模、结构和速度必须保持科学的比例关系,使后勤各层次、各军种和各类型部队后勤以及保障要素间的排列组合、适应程度与相互关系协调匹配,以最佳的结构方式形成最大的整体保障功能。结合我军后勤实际,应正确处理战略、战役、战术后勤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强空海军和特种兵部队后勤建设,实施联勤保障,力避重覆建设;正确处理各种类型作战部队后勤之间的比例关系,突出重点,分档建设,重点加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特种警戒部队、战略预备队、战备值班部队和热点地区还边防部队的后勤战备建设;正确处理后勤各专业勤务之间,指挥、保障、防卫力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构成后勤保障能力的各要素结构合理,匹配协调。
4.平战结合,军民兼容
平战结合,就是后勤建设既要适应平时的要求,又要适应战时的需要。军民兼容,就是把后勤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寓后勤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之中,把军用与民用、战场建设与经济建设、边防建设与边疆建设结合起来,平时是生产力,战时能迅速地变成现实的后勤保障能力。
5.讲求效益
讲求效益,就是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获取最佳的后勤建设成效,他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同事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时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在后勤建设中,比哦需树立全局的、整体的、 长远的观念,在宏观效益最佳的前提下,力求在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时拿出多种方案,进行对照、比较、论证,择优选用。而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不是单纯的数量增加,必须把建设项目与提高建设质量统一起来。后勤建设必须克服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转向掌握数量、注重质量、讲求效益。三是勤俭与实效的统一。勤俭办事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后勤建设中,要养成人人办实事,事事讲勤俭的良好风气,保证和促进后勤建设高效发展。
四.军队后勤保障就必须要不断发展后勤装备
1.后勤装备建设的特点
后勤装备是军队实施后勤保障的工具,它同军队一样是战争现象的共生物,有着与军队同等悠久的历史。纵观装备的发展历史,我们可清楚的看到他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繁多的运动轨迹,他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高科技条件下,装备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特征:
⑴更新换代快
后勤装备同武器装备一样,都是科学技术物化的结晶。因此,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后勤装备更新换代的加快。
⑵费用日益昂贵
主要表现在一下俩个方面:一时现代后勤装备的研制过程中,由于大量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使得研制、生产和维持费用迅猛增长,单件装备造价日见高涨。而是后勤装备的品种、数量不断增多,也使后勤
装备的建设费用逐步增大。
⑶技术门类涉及面广
现代后勤装备性能愈先进,他所涉及的学科门类就愈多,技术范围就愈广。因此,现代后勤装备的发展水平,是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综合反映。
⑷集多种功能为一体
集多种功能为一体,即使后勤装备的发展趋势,也是后勤装备发展的明显特点。他所意味着的就是一台装备多种用途,简单地说就是“一装多用”。
⑸综合配套,整体发展
随着后勤装备种类和数量的增多,结构层次也是日渐复杂,后勤装备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提高后勤装备综合保障能力,节省经费和方便使用,人们在研制后勤装备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发展综合配套的犀利花后勤装备,从整体上谋求最佳的后勤转给发展效益。
2.后勤装备建设的主要环节
⑴后勤装备建设的决策与规划
后勤装备建设的决策与规划,是后勤装备发展战略
的具体体现,是在科学预测和综合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选定发展道路,区分发展阶段,制定实施方案的工作。决策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广泛收集军事科技情报,预测后勤装备的发展方向;确定后勤装备的总体结构和具体发展型号,组织战术⒉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论证,提出论证报告;明确后勤装备的发展目标、研制指标和方法步骤;区分任务并下达后勤转给的发展目标和经费指标。
⑵后勤装备的研制生产
研制与生产是为军队提供新型后勤装备的直接活
动,是后勤建设规划的具体落实过程。它的主要工作包括研制、实验、定型和生产。
⑶后勤装备的购置、补充与调整
⑷后勤装备的使用
正确的使用装备是装备管理的基础,是延长装备使用寿命的主要手段。它不进是后勤有关业务部门的一项重要人物,也是后勤广大干部战士的一项重要任务。后勤装备的使用要求,主要是按编配用途使用、按技术性能使用和根据需要有计划地科学使用。
⑸后勤装备的维修
后勤装备维修是为了保持和恢复后勤装备良好的技术性能而进行保养、检查和修理活动。他是提高后勤装备完好率,延长期使用寿命的基本措施。后勤装备的使用与维修十亿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正确使用,可以减少维修工作量,而及时维修。又能够为正确使用提供技术上的保证。因此,应把后勤装备维修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
⑹后勤装备的封存
后勤装备封存,是对停用后勤装备进行的密封保管和保养。他是保持后勤装备完好,提高后勤装备战备程度的有效措施。封存的基本要求是数量准、质量好、配套全、经济、安全,既要利于长期存放,确保质量,又要便于紧急启封,适应战备需要。因此,要把武器装备封存和后勤装备封存结合起来,一并抓。
⑺后勤装备的更新与改造
后勤装备的更新,就是用现金、高效和经济的装备取代落后、低效和高耗的装备的活动。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装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昨天的先进
装备就有可能变为今天的落后装备,所以更新后勤装备建设也是经常性的工作。
后勤装备的改造,就是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改变现有装备的结构,或者添加部件和新装置,以改善现有装备的技术性能,使其局部达到或全部达到同类最新装备水平的活动。从本质上看改造也是一种更新,是对现有装备的局部更新,以保持技术性能的先进性。改造同更新比较,具有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的优越性。因此,后勤装备的改造是改善后勤装备落后状态的重要手段。
⑻后勤装备的转级、退役与报废
后勤装备的转级,就是一句装备有幸磨损和技术性能下降的程度,按照装备技术状况的分级标准而进行的降低装备等级的工作
后勤装备的退役就是对在编后勤装备的淘汰。
后勤装备的报废,是对在编后勤装备中已损坏得不能修复或无修复价值的装备的一种处理形式。
3.后勤装备管理
为了提高后勤装备的管理水平,保证各种后勤装备
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必须应用全役期管理、全系统管理、全员管理和分期管理等科学地管理方法,加强后勤装备的管理。
后勤装备的全役期管理,是指后勤装备从列装部队开始,到退役或报废为止全过程的管理。这种管理方法,就是要从后勤装备列装部队开始直至退役的整个过程中,根据各个时期装备的变化规律,正确的实施检查、使用、维护、保养和修理。
后勤装备的全系统管理是从后勤装备真他以保障功能出发,对后勤装备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这里的全系统包括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俩层含义。宏观系统是把部队编配的所有后勤装备看成一个严密配套的有机群体,看成一个互为联系的大系统。微观系统是把由若干个零部件组成的单件后勤装备堪称一个小系统,其中一个零部件失灵,就会影响该装备整体功能的发挥。
后勤装备的全员管理,是指后勤领导、机关人员和部队广大指挥战员都可以按照相应的职责参与后勤装备管理,使每个指挥战员都以管好后勤装备管理的局面。
参考文献:
1.《高科技与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
2.《高技术与现代战争》,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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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是企业会计信息生成的基础,是会计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会产生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会计政策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包括会计方法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个体变更等方面的内容,对企业当前损益以及后期各阶段的损益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世界各国和地区不同企业虽然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财务处理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均要求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企业能够全面揭示会计政策变更的理由和内容,以方便报表使用者细致了解,增加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理解性。
一、铁路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与特点
鉴于铁路企业的规模较大,企业发展涉及到的资金一般都较多,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工作需要制定严格、合理的变更制度,采取积极的资金管理手段,保证铁路企业的资金能够实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率。就目前来看,我国铁路企业在会计政策变更工作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严格的调控。
(一)会计计量属性
会计计量是根据一定的计量标准和计量方法,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最终金额的过程。从企业会计的角度看,计量属性主要反映的是会计要素金额的确定基础,在铁路企业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包含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值和公允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在新的会计政策变更过程中,铁路明确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摆脱了传统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计量模式,使企业的会计政策管理目的更加明确。
(二)存货的计价方法
在传统的会计政策影响下,铁路企业的存货计价方法主要遵循后进先出的原则,然而在新政策的影响下,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加权平均以及特殊计价的方式对企业的存货成本进行确定,使计价方式更加趋于科学化、合理化。
(三)无形资产开发费用的资本化
铁路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进行统一的管理。以无形财产为例,在传统的会计政策中,为简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一般都将其全部计入企业的当期损益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新的会计政策中将无形财产的研发分为两个阶段,研究阶段的支出,发生时记入当期损益,而开发阶段的支出,可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
(四)企业合并区分合并类型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不少铁路企业为寻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与业内其他企业组成合作伙伴,将各自企业进行统一的合并,旨在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传统的会计政策是不区分企业合并类型的,导致对合并后的企业定位存在较大的偏差,不利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企业合并的类型进行区分,区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并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
二、会计政策变化对盈余管理的有效控制
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最终形成会计报表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会计政策进行调整,为企业管理当局提供操控利润的空间。新准则下的会计政策较多地压缩了可选择项目,一般表现在存货计价后进先出法的取消、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以及企业的合并原则重新规范三个方面,这些内容在上节的概述中已经给予讨论,有效限定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有助于实现了对盈余管理的有效控制,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三、会计政策变更引发新的盈余管理手段
从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来看,新准则下在减少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权,达到缩小企业盈余管理空间方面做出的努力。企业会计政策的制定是在会计信息可靠性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单单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遏制。
(一)公允价值适用范围的扩大
企业公允价值的运用体现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助于提供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的会计信息。公允价值的使用需要活跃的市场作为前提,同时必须取得可靠计量,现阶段我国企业处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允价值的全面引入,势必会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新的可操作空间。
(二)无形资产研发费用资本化
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重要内容就是无形资产的改革,由于企业对于研发阶段和开发阶段的界限划定不是很清晰,需要企业管理部门增加必要的主观判断,在区分两个阶段时也不会以企业无形资产的真实情况作为依据,而是利用将会计政策服务于企业业绩,根据企业利润最终实现两个阶段的划分,达到为企业盈余服务的目的。
(三)债务重组准则
新的会计政策中规定,债务重组交易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允许债务人对重组收益进行确认,这就意味着对企业的利润带来了新的保障,而且这种变化往往带来的是高利润,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
四、总结
在新的社会背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铁路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需要各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和需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科学、合理的变更,注意会计政策变更下各项内容的调整和改善,全面分析其对盈余管理工作的影响,将企业的盈余管理工作做好。
一、会计政策选择及概念分析
会计政策就是企业在进行会计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中所遵循的原则、依据以及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则是指企业在外部宏观的会计政策规定下,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实际需要,对会计政策的确定行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会计核算以及处理会计业务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经济以及分配关系等进行处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可以确保会计工作的合法合规性
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其前提就是以会计法规作为依据,重视会计政策的选择,势必会要求会计政策选择应严格遵守会计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并在其范围内合理确定符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因而可以确保企业会计工作的合法合规。
(二)会计政策选择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主要是企业在经济业务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数据,就企业而言,在会计核算中做出不同的会计政策二是新会计准则推动会计科目的规范化。会计科目是根据经济内容而设置的,要求呈现出客观存在着的会计要素。对比新旧会计准则,你会发现新会计准则中增添了许多内容。例如,金融工具的使用和投资性地产的新业务。为了推动会计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在原有的会计科目上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来适应会计行业和时代的发展,使会计科目更加地全面和具体。与此同时,这样的做法也避免了一些单位、公司、企业因为特殊因素而不顾忌财务制度规定的会计科目胡乱记账的行为。第三是新会计准则推动记账结账的规范化。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单位、公司、企业记账不规范,结账不及时的情况。有些单位、公司、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或者为了应付某些考核指标,记账不按时进行来更换一些会计凭证,这样的行为严重与会计基础工作制度相违背,还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会计信息不真实。新会计准则推动了会计报告的规范化发展,因为新会计准则对会计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新会计准则不仅与国际财务报告制度相趋同,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更加全面、可观、科学。
二、新会计准则推动会计规范的完善
会计规范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特色,为满足会计目标外部和内部要求所建立、形成的,对会计工作具有深刻而又意义的影响。任何一种结果的产生都有它存在的缘由。各单位、公司、企业中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的素质、水平高低不平,这是会计制度没有对会计人员素质做出明确的规定的结果。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中根据从事会计行业不同的职位,具体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思想道德修养、综合素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新会计准则的实行有利于推动会计规范的完善与发展,为会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结语
新会计准则的发布施行,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推动市场合理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顺应全球化的战略,使单位、公司、企业顺利且有秩序地引进来、走出去,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同时推动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使会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有序化,推动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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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传统计划调控手段功能作用的削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两者的协调配合与灵活运用,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稳定的必要条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简称“两大政策”)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工具,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经济运行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控,从而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
一般来说,两大政策配合有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大致可总结为六个阶段。一是1979年至1992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两大政策是以“松”为主的协调搭配;二是1993年至1996年,两大政策从“双松”到“双紧”,对于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三是1997年至2004年,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四是2005年至2007年,我国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五是2008年至2010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六是2011年至今,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一)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
2004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2012年至2014分别回落到7.8%、7.7%、7.4%的年增长率,2015年一季度,增速回落至7%,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二)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
我国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2015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创造就业和稳定就业的主渠道,需求结构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趋于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出现了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分配改善的新趋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均衡性和包容性明显增强。
(三)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2015年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4%,比工业平均增速高5个百分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型业态继续高速扩张,网上零售额增长41%,快递业务量增长46.8%;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正加快孕育。
(四)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5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行政审批事项再下放或取消,提升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发展活力,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
三、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
(一)传统调控经验失灵
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刺激手段因快速的结构调整而出现效率下降。如何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如何选择政策搭配,成为摆在两大政策面前的重大问题。
(二)政策空间受到挤压
在新常态下,两大政策空间被大大压缩。财政政策方面,在7%左右的经济增长状态下,税源收缩,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至个位数,尽管在预算安排中已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降低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预期,但实际增长有可能仍然低于预期,而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公共支出的刚性增长,财政支出增长随之呈现出越来越刚性化的特征,财政收支缺口形成的赤字增加。货币政策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以及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等的出现都对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影响。
(三)对政策搭配要求更高
新常态下既要使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又要保持财政赤字规模适当,既要使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又要使货币政策调控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这是两大政策面临的又一挑战。
四、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优化路径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两大政策要适应新常态,不断做出优化与调整:
(一)两大政策协调配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下,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要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管理
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需把现阶段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的宽松政策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从而在稳定经济总量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三)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必须服务于推进财税、金融等深化改革
2015年是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年。财税改革将在预算管理、转移支付、地方债务置换等诸多方面出台的新政策。金融方面将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改革、大额存单、清算市场开放等改革,都需要两大政策协调配合。
(四)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必须要提高财政预算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水平
提高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效应,必须要按照新的《预算法》加快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积极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逐步使财政性资金收付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统一管理,强化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同时本着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科学有效的国库现金管理,这样既能减少财政资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又能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五)两大政策协调配合需要进一步强化财政和央行的协调机制
应加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整合财政、央行的信息优势,从而强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力度。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二)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协调金融部门优化金融产品,增加放贷额度,简化放贷程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在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从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扶持其健康成长,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培植良好的客户群体。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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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银行的政策指令是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经济过程中各中介变量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引起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从紧货币政策的实行将会提高银行贷款的标准,增加企业贷款的难度。新余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大都需要银行的贷款业务作为支持,但是从紧政策的提出将会对企业的贷款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企业的贷款标准有所提高。为了更好地保障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银行会提高企业贷款的标准,一些企业由于缺少相关的条件,不能及时得到银行的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新余市的银行主要是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标准,减少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各个行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大部分银行实行了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适度从紧的贷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商业银行制订了相关的贷款标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的贷款客户和贷款项目。
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应该如何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管理者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
当前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新余市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新余市政府需要做出合理的政策调整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增强金融资源的吸引力。政府应该采取适当地措施积极鼓励商业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还可以采取有效地措施引进外地的资金,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贷款担保。政府对于新余市的经济发展需要做出相应的项目规划,选择发展前景比较好的企业重点负责项目的建设。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要为企业的贷款提供一定的担保,扩大企业的担保规模,可以适当地建立一些担保机构加强民间资金的支持力度。
商业银行承担着主要的企业贷款业务,商业银行的发展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采取有效地措施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当前新余市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不同的企业对于商业银行的需要是不同的,商业银行需要增加服务的种类积极满足众多企业发展的需要。商业银行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推出各种理财业务,比如投资银行业务或者是房贷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得到上级银行的支持。上级商业银行的支持可以有效地保障商业银行的运行,同时也可以加强商业银行对于一些项目的资金支持。比如新余市一些教育贷款项目的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同时商业银行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资金保障。除了以上的措施外还需要提高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这对于增加金融行业的效率和活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银行监管机构需要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政府需要支持新余市的金融机构改革,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促进新余市农村合作银行的改革,尽量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一定的保障。促进新余市金融机构的改革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避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金融行业也有所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贷款数量。新余市近年来发展速度比较快,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也影响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影响了金融行业的发展,当前新余市政府和银行机构需要做出适当地调整,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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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富活力以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30年,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并日臻成熟。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7论中美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中国与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交,建交后冷战的来临使中美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冷淡,而且冷战时期美对华进行所谓经济制栽,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对美略有回温,两国的外交只限于经济之间交之后我国同美国产生多次的摩擦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在曲折中发展
关键词:经济封锁 曲折中发展 互利互惠 世界格局 多极化
我国自建国以来国力在不断加强,然饿而一国家综合实力的家强比顶会触及到其他大国的利益,而我国强大的人民力量粉碎了资本主义大国要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的企图,于是合理的搞好和我国的外交,便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的途径而中美的外交历史便是有个很好的例证
我国从建国开始便开始了漫长的外交之路,1953年中国在朝鲜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战斗最后以我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而告终。这次战争彻底粉碎了美国等国家妄图以朝鲜为跳台侵略中国的意图。但在以后的几年里美国依靠起强大的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频频施加压力,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好转,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乒乓球对使说如果尼克松来中国我还是愿意和他谈的,次年尼克松访华,双方一在表示想要建交的意向。1973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中美的建交,而此时的建交是迫于国际的新形式和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两国的建交仅仅限于领导人的互访和经济之间的往来,中美的建交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同美国之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美国对华进行经济封锁,给两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打击,对当时我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利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形成,中美外交再度恢复对我国引进来的政策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按照这些原则,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不断得到新改善和发展。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11月中美双方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01年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长期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问题宣告解决。2002年10月江泽民成功访美,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科技,文化人员等其他各方面联系不断发展。
在努力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我国对美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行为作出了坚决回应。建国初期,美对我国领空多次侵犯,我国军队共击落u2侦察机达4架之多。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伤亡。2001年4月,战机在我国领空与我国战机相撞,造成我方机毁人亡。2006年4月7日,吴仪与美国高层商务部长埃文思和贸易代表佐立克共同主持第15届中美商贸联合会议,共同商议中国对美倾销事件等其他对华商贸政策。
谈到中美关系就不得不谈到当今的热门台湾问题。美国曾一度重审一个中国政策,但却多次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私自对台出售武器,美国再三的阻挠台湾的和平统一,而对大陆却一度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意图很明显是想保持这一状况从向台湾进口武器上谋取经济利益,和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美国这一做法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外交是不利的,紧接着在2007年11月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向香港提出靠岸请求,美国航空母舰群有史以来在太平洋上的最大规模的集结,在台湾问题日益紧张化的今天,未曾不是一种挑衅,和威胁面对如此的行为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抵触情绪是美国的不当外交
我国现阶段同美国的外交仅仅保持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至今并没有战略问题上的合作这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是不利的,总之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发展在曲折中发展,这同美国和我国不同时期的当局领导人,当时的国际形式是分不开的,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努力建设战略伙伴关系是我国同美国外交的努力点,中美关系回朝着更友好,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相关信息来源:
中国对外关系论文网
《党的十六大对外关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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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既定的可选择范围内,根据企业的目标或管理当局的目标,对可供选用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会计政策选择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
(一)税收筹划
纳税是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企业的纳税支出不仅是单方向的经济利益流出,而且还体现现金支出的刚性特点。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往往通过有利的会计政策进行税收筹划,从而达到少交税或不交税的目的。会计政策与税法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政府为了节约企业的纳税申报成本,给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留有一定的空间,即税法有规定的,按税法规定处理,税法没有规定的,按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处理。由于会计政策存在可供选择性,这就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机遇,企业管理当局会通过合适的会计政策竭力降低相关税负的税基和税率。
(二)融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贷款的安全性放在首位。金融机构在决定贷款的额度和期限时,必然会考虑企业的偿债能力,并提出一些限制性条件。偿债能力是指企业能否及时偿还到期债务,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好坏的重要标志。企业要想扩大经营规模离不开资金,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判断企业的偿债能力的途径就是通过企业财务报告,因而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能融资的需要去选择能够提高企业资信能力的会计政策。
(三)规避市场管制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受政府管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放权。政府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指标对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考核和管制。比如,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亏损,其股票将被终止在证券市场挂牌交易。为避免被摘牌,管理层往往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如利用资产重组或债务重组转移不良资产增加收入、冲销资产的减值准备增加公司的利润。
二、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的影响
(一)对企业的损益产生影响
由于企业的会计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记账基础,收入确认于某一会计期间,就会直接增加该期间的会计收益;费用确认于某一会计期间,就会直接减少该期间的会计收益。因此,为了盈利的稳定性和可扩展,企业往往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影响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例如,企业可以通过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影响收入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
(二)对企业的股东产生影响
企业股东的目标是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在现代化的企业里,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相互分离的。这样,企业管理者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会首先考虑股东的利益。因为当企业满足了股东的相应偏好(比如派发现金股利),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股东往往会愿意为所“喜爱”的企业支付较高的股票价格,从而实现企业资本效益的最大化。
(三)对企业的债权人产生影响
债权人主要关心其债权的安全,即贷款本金和利息是否能够按时足额收回;而管理者往往较多考虑股东和自己的偏好,思考如何运用负债的杠杆为股东和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债权人为了降低风险,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出借资金的时候会在债务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条款。当企业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时,管理者可能会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来的会计政策。
(四)对企业的市场价值产生影响
当会计政策选择的效应传导至资本市场时,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股价,而企业管理者的报酬可能是与股票的价格挂钩,而股票的价格又受管理者的选择行为的影响,管理者的报酬又是来源于股价的。所以,管理者往往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这种特殊的手段来进行操纵收益。
三、完善会计政策选择的思路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体系
在制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规范时,要适当缩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操作空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给予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健全,会计信息可靠性不高,企业的信任度严重不足,现阶段应适当收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这样才可以有效遏制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和随意变更以粉饰财务报告的蔓延趋势,努力降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性,增进相关利益人对会计信息的理解和运用。
(二)完善公司治理机构
会计政策选择动机与公司治理机构具有内在重要联系,合理的内部结构是达到会计政策目标的一份保证。公司具有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才会更加合理化。因而要积极完善公司的治理机构,如推行累积投票制、建立股东诉讼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等,来防范经理人以权谋私。
(三)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
证券监管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工商部门等政府机构应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认真研究,努力完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加大监督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明确界定。要加大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将行动落实到实处,不能只是形式上的监督。
(四)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贯穿于会计程序的全过程,其实施过程需要会计人员来完成。因此,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是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关键。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比如加强企业会计人员后续教育过程监督和考核,不仅可以让其理解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可以纠正其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的认识误区,不断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应用能力。
(五)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
注册会计师是企业合理运用会计政策选择的“把关者”。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注册会计师的诚信教育,努力构建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增强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法律效用,积极完善企业的外部约束机制,这样企业才能健康发展,社会才能和谐进步。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
为了深入分析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从公司特征、国家的财经法规和经济政策及外部宏观环境三个角度对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公司特征
1.企业的组织形式与资本结构。在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外乎有三种形式:公司制企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它们对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其中公司制的上市公司对于会计信息要求充分披露;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的要求则比较低,这说明它们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不同。有的企业负债比率高,有的则低,负债高的企业风险大,负债低的企业风险小,所以,二者对会计政策的要求也就不一样,前者考虑债权人的权益,使会计政策倾向于稳健;后者则使会计政策倾向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企业的经营特点的发展状况。企业的经营特点会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些特点像经营范围、规模、方式服务对象、产品结构等都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企业必须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而且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发展阶段的会计政策也不同。如果一个企业正处于成长期,就不能用稳定期或衰退期的会计政策。
3.企业为调节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基于现代企业里相关的各方关系对象,企业选择的会计立场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从不同角度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从而产生不同的会计观点,并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也由此产生了会计政策。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就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这样将会影响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群体。企业为了照顾这些群体,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这些利益群体的会计政策,才能为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4.企业管理层对会计活动的实际控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层在激烈竞争中要处于不败之地,对会计活动的控制必须落到实处,尽量提供有利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反映企业管理经营的好坏,所以企业管理当局就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左右会计信息,进而获取自身的利益。由于会计方法选择的多样性,企业在选择会计准则时,企业管理层为了平衡利益相关方就放宽了对一些会计事项的处理权限。这种会计处理权限也为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提供了选择权,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从不同角度出发,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诸多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这个会计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二)国家的财经法规和经济政策
1.国家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必须贯彻国家会计准则的要求,在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允许范围内选择,一切都要遵循会计法规和会计准则。企业就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与国家法规保持一致,体现出它的合法性。同时,一个新的会计政策的研究和开发,虽然会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但必须确保在新的环境下有新的适用性。
2.企业选择会计政策通行惯例与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一般情况下,企业选择会计政策,首先,从会计理论入手,看它是否合理。其次,看它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进而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和以往的一些经验总结,以及最新的会计理论研究。它们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
(三)外部宏观环境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从而进一步选择采用新的会计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变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带来一系列变化,一是宏观会计政策从强制型向指导型逐步转化。二是企业会计活动的范围日益拓展,业务内容不断充实。三是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并且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发展目标,即使同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又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企业所处的当前环境,企业有时需要稳健经营,有时也需要锐意开拓。这在一定程度上则需要借助会计政策选择,使之变得不仅必要而且必然。对外贸易往来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在外币业务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点。
二、完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一)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参与程度。可以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参与程度,使管理者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选择最有利企业发展的会计政策。因为企业会计政策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而其他相关者参与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约束管理者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确保管理者做出理智的决策。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法律约束来优化管理者的行为,一旦管理者违法乱纪,应进行罚款和降级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注重管理层及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及会计专业素质。提高管理层财务人员专业素养从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从法律实务、会计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对已工作的会计人员,向其提供多种渠道来学习巩固会计理论知识,并定期进行考核与激励,使其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掌握会计知识体系,能够结合企业的实际经济业务在会计、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做出正确的会计政策选择。
(三)同时加强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监督。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会计责任。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有效实施对会计政策起到约束作用。外部审计对管理层起到了制约作用。加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力度,增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行业中的地位,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有利于加强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外部监督。
(四)深化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会计理论的研究,对企业会计实务的操作具有指导意义。根据会计大环境的变化,深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有效实施,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信息使用者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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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二)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协调金融部门优化金融产品,增加放贷额度,简化放贷程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在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从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扶持其健康成长,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培植良好的客户群体。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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