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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现代化的历程所涵盖的时间跨度极大,从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开始,尤其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直到21世纪当前的梅普共治,展现了几百年来俄国向现代化转型的曲折历程。在很长的时期里,苏俄致力于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发展经济、走强国强军之路,却总是难免陷入穷途,其原因甚为复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根据大家普遍接受的现代化定义,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它从英国的工业化开始,然后向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工业化继续向波兰、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和日本扩散。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工业化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展开。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861~1917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1917~1991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现在俄罗斯正面临着艰难的第三次现代化转型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9%。1985年,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1](p249~250)俄国和苏联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旧俄国在1917年被革命推翻,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了。两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本文主要就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1861~1917年)的障碍机制谈些浅薄的看法。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则是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后通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的,沙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现代化带有国家行为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沙皇专制政权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顾贵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奴制始终是主要的障碍机制。当14~15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各国消失时,农奴制却悄悄地在中东欧国家兴起。俄国是农奴制延续时间最长、表现形式最为野蛮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公国(1815年后称波兰王国)颁布宪法,废除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鲁士政府废除农奴制。1848年,奥地利政府废除农奴制。唯独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民的份地不断减少,从1861年的4.8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农民缺乏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了他们与市场的结合,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土地的20%。[2](p49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欧俄43个省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省;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俄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它涵盖了19世纪50~90年代。改革后的20年是工业革命进程的扩展或粗放阶段。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然后扩散到食品业和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融于一体。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9%。从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俄国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为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所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3](p2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4](p7)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工业高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筑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持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施情况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 478 224户(占村社农户的22%)和15 919 208俄亩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脱离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万个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占全体农户的12.5%),拥有耕地1 510万俄亩(占全部份地的11%)。[5](p199,p250~251)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物的收获量从190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趋势。1913年达54亿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总产量为50亿普特,人均谷物产量500千克。地主和富农的谷物产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中农和贫农生产。谷物的商品率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自然经济还占优势。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目的没有达到,还有近90%的农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没有触动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继续为土地而斗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在展开。
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障碍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由专制国家来推动的。维特的工业化方针也是借助专制国家的作用来强制推行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资本主义企业自主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又使专制制度面临挑战。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于一身。13~15世纪,东北罗斯遭受鞑靼蒙古统治达240年。15世纪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深深打上了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称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权威。沙皇专制制度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属性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任何改变。沙皇俄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集权国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改革,把俄国引向西方,开始了俄国的西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开明专制”,大量引入法国启蒙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而是把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机制。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个障碍机制。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从拜占廷接受____时,罗斯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之中。1054年,基督____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明分为以使用拉丁字母为主的西方罗马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腊文字为主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两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渐取代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东正教文明从此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天主教—新教国家实行二元领导,教会和国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东正教国家则实行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陈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
当然,东正教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纪摆脱鞑靼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在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反对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在1941~1945年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中都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
[1]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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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的文学成就,主要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来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俄国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夫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的作品被苏联政府“默藏”多年,直到60年代才重获出版。之后,苏联乃至世界文坛掀起了“布尔加科夫热”,对他的研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更成为瞩目的焦点。这部小说被赋予了无以计数的封号:神话小说、情感小说、宗教教诲录、传奇小说,甚至是超小说,因其复杂性和多释性至今仍被认为是个难解的谜。本论文以《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主要分析文本,旨在探讨它的多重风格与文体杂糅现象,从叙述学的角度对这部20世纪俄国经典小说的特色及主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创作主题、艺术风格、人物特点
目 录
一、 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2
二、 《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3
三、 《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3
四、 《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3
五、 《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4
正 文
一、布尔加科夫生平简介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俄语: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May 151891, 基辅 – March 10, 1940, 莫斯科)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的一个俄罗斯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神学教授。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
1913年,布尔加科夫和Tatiana Lappa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1916年,他从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参加了白军。他还曾被短暂征入乌克兰民族军。1919年,他决定弃医从文,成为一个记者。他的兄弟们也都参加了白军,在内战结束后,除了米哈伊尔以外,都流落到巴黎。布尔加科夫从未被允许去西方探望他们。
1921年,布尔加科夫与第一个妻子离婚,与Lyubov' Belozerskaya结婚。在20年代早、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从1927年开始,他被批评为作品严重反对苏维埃。到1929年,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1931年,布尔加科夫与Elena Shilovskaya结婚。Elena即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玛格丽特的原型,本姓Sergeevna,Shilovsky是她前夫的姓。她和前夫离婚后,第二天就和布尔加科夫结婚。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继续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和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但无一得到发表。
布尔加科夫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30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请求说:如果苏联不能使用他的讽刺文学才能,请让他移民国外。斯大林本人给他回了电话,拒绝了他。但由于斯大林比较欣赏他的戏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根据《白军》改编),便给他在莫斯科一家小剧院找到了工作,后来又调到莫斯科艺术大剧院。然而他在剧院的工作并不成功。他还曾短暂地在Bolshoi歌剧院当词作者,但很快离开了。 1940年,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而去世。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内容简介
小说从表面上看就是讲了一个魔王撒旦访问莫斯科的魔幻故事:沃兰德(Warland,撒旦的化身)想了解莫斯科的世道人心,就带着几个随从去到那里,用的魔法设置了很多骗局,以检验世道人心的败坏,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这场游戏中丑态百出,展现了自己缺陷的人格。主人公大师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幸运地彩票中奖得到一笔巨款,便辞职开始写一本关于圣经中犹太总督彼拉多的小说,无奈小说不为人接受,心情郁闷,住进了精神病院。但很幸运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光里,大师遇到了美丽的玛格丽特,她理解他,欣赏他,支持他,与他一起完成心中的愿望。最终在沃兰德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超越现实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最后都死了)。
三、《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主题
《大师和玛格丽特》主题广博,线索纷繁,人物众多,小说故事时间延展两千多年,空间横跨天堂、地狱、人间、古代城邦和现代社会,人物囊括神、魔、妖、人、兽。与这种多重叙事线条交错、在不同时空穿行的复合型文体结构相适应,小说的叙事话语也不是单一的,包含着风格迥异的多重话语层次,它们彼此之间对立矛盾,仿佛每种风格层次均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又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如同各种风格的大聚会。
小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沉思索。作品采取怪诞的手法、非现实的人物,诠释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赞美了真诚的爱情,对善与恶,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进行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哲理探索,并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和未来的辩证思考,以及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深刻透视。
四、《大师与玛格丽特》艺术风格
1、幽默风趣
由沃兰德担当主角的讽刺寓言式小故事系列贯穿整部小说,这些故事里充满着“笑”的元素,随处可见极富喜剧性的细节。布尔加科夫施展让人惊叹的讽刺天赋,极尽嘲讽、夸张、逗乐之能事,用犀利的笔撕破腐朽虚伪的社会现实。
2、庄重肃穆
与沃兰德故事轻松幽默的风格相对立,在彼拉多故事叙事语言的运用上,布尔加科夫突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和灰暗的色调。在环境描写上他反复写到耶路撒冷正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灾难正向这座古老的城市袭来。在人物刻画方面,布尔加科夫将他的重点放在彼拉多的内心描写上,用了大量篇幅来刻画彼拉多的内心矛盾,洞悉他细微的情绪转变。
五、《大师与玛格丽特》人物特点
魔鬼沃兰德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鬼沃兰德不同于《失乐园》与《浮士德》中的魔鬼,他是属于布尔加科夫的。当布尔加科夫招来魔鬼打乱了整个莫斯科的生活秩序时,我们可以看见布尔加科夫躲在魔鬼背后对莫斯科小市民善意的嘲笑。
大师与玛格丽特
小说进行到一半,小说的主人公大师和玛格丽特才姗姗来迟。从一开始,布尔加科夫就不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处于现实之中。大师第一次遇见玛格丽特,“爱情就在他们面前蹦了出来,就好像小巷里的地底下蹦出来个凶手,一下子让他们惊呆了。”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具有某种纯粹性。它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宗教式的爱情,又或者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莫名的冲动,它只是爱情。布尔加科夫需要爱情,于是爱情出现了。在这里,布尔加科夫抛弃了之前他对细节谨慎的关注,他表现出来的自由让人着迷。
在布尔加科夫让魔鬼与现实开了一个玩笑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共同组成了布尔加科夫所需要的真实。作为主人公,大师只占去了全篇很少的几章篇幅。与大师相反,玛格丽特则统领了整个第2部。余华认为,大师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中伤痕累累的影子。事实上,在大师身上,布尔加科夫始终有着隐痛。大师传达了布尔加科夫与现实关系的暧昧。大师坚信自己的作品是有价值的,而在其作品被否定后,他一度陷入彷徨。大师始终在现实与内心之间若即若离。而最后,他在魔鬼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宁。与大师身上的暧昧不同,在玛格丽特身上,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不再受到任何束缚。强劲的想象力冲进每一条缝隙与现实拥抱。现实不再成其为现实,或者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玛格丽特是真正属于布尔加科夫内心的。当布尔加科夫寻找世界的真实时,她成了布尔加科夫的眼睛。可以说,是玛格丽特为布尔加科夫打开了那扇通向世界的门。
无论我们怎么样对待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们都应该向他鞠躬致敬,因为这是一名作家,一个以全部的思想和身心忠诚于祖国及其艺术事业的人,他真诚地、从不背叛自我地度过了自己并不轻松的一生。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传说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 《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骗子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读后感
我用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将这本小说读完,由于平时很少涉猎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长,不便于记住,加之我不太喜欢俄国小说里的情节与环境,一种阴森的潮湿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围。读这部小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去读的。总的来看,小说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运用了大量描写,并辅之以一定的夸张荒诞成分。通过对人物形象及环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国社会的千型百态,农奴制将要土崩瓦解的那段历史,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应运而生的社会转型形态。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都有一个成长发展与成熟衰退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抹杀某一段历史的积极存在性,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发展。沙皇的农奴制起初有它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被取代也将是一种不可挽转的趋势。 在这小说里,作者对沙皇俄国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大量描述,展现了他们贪图权势财富,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冷酷的丑露行径,透露了农奴制的行将末路,定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有所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写刻画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与此同时,作者还使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写法,来支配小说的情节故事发展,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来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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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我国 四个现代化 的内容之一,将各种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种植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将各种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种植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本文分别介绍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光技术、生物技术等多种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情况。
关键词:现代化技术;农业种植;应用;光技术;计算机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之一,因此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将现代化技术用于农业种植中可极大提升农业种植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国外在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种植结合方面已经非常成熟,我国与国外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使得各种现代化技术不断用于农业种植中,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支持。
随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国民生产中多个领域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农业种植中,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前景十分可观,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1.1数据库技术
运用计算机技术,建设农业信息系统是实现农业种植信息化的重要举措,而农业信息系统需要数据库的支撑,通过建立农业信息数据库,可以对农业种植过程做到信息化的管理,方便农业信息的查询和共享,并且基于数据库技术可以建立农业专家系统和种植模拟系统等,其中农业专家系统是将本行业众多专家的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等输入到数据库中,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之时即可通过专家系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必请专家本人到场即可完成,因此更为高效;农业种植模拟系统是通过将农业种植中各项参数输入到系统中,通过系统的分析和模拟可直观地看到按当前参数会出现的各类问题,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因此效率极高。
1.2无线传感器监控技术
农作物的生长对于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时间、土壤pH值等环境条件要求较为苛刻,尤其是在反季采用塑料大棚种植过程中,由于外界环境条件无法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必须通过人为营造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就需要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进行监测。如果是人工监测,不但会耗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还具有精度差的劣势,而采用无线传感器监控技术则可以在整个过程中实现无人值守,并且传感器可将农作物生长环境的实时数据第一时间反馈到处理器,通过预先设定好的条件控制动作器的动作,动作器负责控制灌溉、通风、供暖等系统的运行,使农业种植实现精细化管理。
1.3可视化技术
可视化技术就是应用监控摄像头采集到的实时图像通过传输系统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为工作人员的决策提供参考。通过可视化技术可以有效规范现场工作人员的行为,保证工作人员按规范操作,并且当发现病虫害或其他问题时,可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来找到发生问题的确切时间,便于对症下药,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性。
农作物的生长需要不断的光合作用,而光合作用效率的高低与光照情况有很大关系,在大棚等设施工业的实际生产中,自然光很难完全满足所有农作物光合作用的需要,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可充分利用人工光来改善农作物生长的光环境。当前常用的人工光源包括白炽灯、钠灯、日光灯以及其他特殊光源等。对于不同的农作物来说,其需要的光源种类和光强度也有很大区别,因此实际工作中在选择光源之前要首先对农作物的喜光性进行充分了解,科学选择光源,通过透光膜等技术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光投射,而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光进行过滤,同时根据农作物生长的需求随时调整光强度,一方面使光合作用的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节约能源。另外,通过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可利用光源吸引害虫,从而进行捕杀,可有效降低农药的施用量,为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持。
3.1组织培养技术
组织培养技术就是将农作物从种子到幼苗的生长阶段置于无菌环境下通过人工诱导的方式完成,可极大缩短这一阶段的生长周期,由于种子到幼苗阶段植株的抗病能力较差,而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可有效防止细菌、病毒等对幼苗的侵害,对于发展良种经济作物种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生物农药技术
由于传统化学农药的长期施用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的严重的威胁,因此发展绿色环保的杀虫技术成为必然趋势。生物农药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生物农药技术就是通过利用生物的新陈代谢产物作为农药的主要成分,因此不仅可以起到杀虫的作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农作物不受药害,对于人体健康几乎无危害。但由于生物农药技术成本较高,阻碍了其实际应用的大面积推广。
3.3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是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生物技术之一,是通过提取某些动植物的优良基因,将其转移到农作物中,完成对基因的重组和再造,因此可使农作物具备植入基因的某些特性,如提高农作物的抗冻性、抗虫性和抗倒伏性等,然而有关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问题还具有较大的争议,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因此这项技术的推广应当以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使其为人类服务的同时,避免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综上,各种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作为农业科研机构应当充分利用政策的引导,鼓励创造性劳动,使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技术不断与世界接轨。
论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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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即苏联共产党,在1922年-1991年8月是苏联的唯一的合法政党,也是苏联唯一的执政党、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共产党被普遍视为主要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独立后的前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所继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军事理论相关论文:从苏共兴亡看政党现代化问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政党现代化与苏联共产党兴亡的关系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采取二人问答对话的方式来进行递进剥笋式的剖析。▲号代表后者,●号代表前者。
▲俄国比之英、法、美等国,属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俄国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政党和政党活动、政党之间斗争的情况,没有专门学过俄国近现代历史的广大青年是不清楚的。你能否作个简要介绍呢?
●可以。沙皇俄国自1861年自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度后,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形成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俄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很大程度上依附沙皇专制制度,迟迟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党。倒是无产阶级茁壮成长,捷足先登,紧跟西欧先进国家,于1898年率先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当即遭到沙皇政府取缔。到1903年重新建党后,因政见不同,党内出现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与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两派。1902年成立主要代表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1906年其右翼又从中分出另立人民社会党。1905年形成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十月党。
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各政党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公开亮出自己的政纲,各自开展政治活动,争取群众的支持,初次出现政治竞争的局面。到1907年革命失败后,各政党还继续在沙皇专制政府被迫虚设的国家杜马(意即议会)中进行政治角逐。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1906年4月至7月)的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到第二届国家杜马时(1907年2月至6月),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这时革命已转入低潮,于是改变抵制杜马的策略,决定参加到杜马中去揭露沙皇专制政府,用自己的革命纲领努力争取群众。
第一、二届国家杜马都犹如昙花一现,只露头几个月就被沙皇专制政府借故解散了。然而俄国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都存在五年之久,即1907~1912年和1912~1917年。布尔什维克都继续推出代表参加竞选,并在杜马中成立独立的党团,利用公开的合法斗争,坚持不懈地唤起民众。到1917年2月,俄国爆发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民大众终于奋起斗争,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然而却由第四届国家杜马于3月间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时临时政府大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手中。该党宣布准备召开立宪会议,正式成立民主共和国,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立宪民主的道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原本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然而他们都认为俄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因此决定支持立宪民主党的临时政府走资本主义之路。
二月革命后俄国曾经出现过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由二月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广大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组织(苏维埃意为代表会议)。临时政府是全国性的正式的中央政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是全国性的非正式的民间政权。这两个实际存在的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来说本来是完全对立的。可是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和领导地位,推行与临时政府妥协的路线,因此这两个政权和平并存,临时政府因得到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而显出暂时的稳固。然而由于临时政府拒不退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不满足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食难果腹的现象日益严重,引起广大人民严重不满,连续不断纷纷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造成临时政府三次危机,逼使它进行三次改组。
5月间第一次改组为第一届联合政府,其成员除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外还吸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入阁。7月间第二次改组为第二届联合政府,9月间第三次改组为第三届联合政府,这两届联合政府都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担任。但是三变不离其宗,临时政府始终推行战争政策,使人民愈益陷入苦难深渊。看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样才能解救人民疾苦。当时最大的难点在于临时政府受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大力支持,甚至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挂帅。为此,布尔什维克党就要善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党究竟是怎样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特性、通过政党现代化之路取得了政权、变成为执政党呢?
●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于4月初从西欧赶回俄国亲自领导党开展政治斗争。4月底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又称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前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所提出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现在俄国的政权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手中,这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下一步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把政权交给在苏维埃中联合起来的工人和贫农。列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四月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强调:“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进行全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目,加强苏维埃的力量,在苏维埃内部团结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分子。”(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6页。)
会后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报刊、集会等各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6月上旬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首都彼得格勒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822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布尔什维克只占105名,其余代表属其他小派别。列宁虽然出席发表揭露临时政府本质的演说,但是由于妥协党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被否决。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妥协党正是反映了这个阶级的目前状况。因此只有耐心地继续争取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与觉悟。这只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和耐心的教育。果然7月间临时政府因在前线进攻失败,恼羞成怒,疯狂镇压了举行反战示威游行的人民大众,严厉取缔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活动,封闭党的报刊,逮捕党的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决定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间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调兵遣将,举行叛乱,妄图彻底消灭苏维埃。结果遭到工人和士兵奋起反击。于是苏维埃又重新复苏。布尔什维克鲜明地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来争取群众,这是当时俄国最广大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于是参加各地苏维埃组织的工、兵、农群众开始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这时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尽管仍然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居多数,终于被迫定于10月下旬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于9月底在《工人之路报》发表的《革命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即是说,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力争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各党之间的竞争,争取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来实现政党的轮换更替执政。这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等。后来尽管布尔什维党抓紧时机于10月25日凌晨在首都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立宪民主党头目,但是在起义胜利的当天晚上立即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全部政权已经归苏维埃。出席大会的代表645名,代表全国各地400多个苏维埃组织。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占60%多,社会革命党人153名,孟什维克72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4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7名,还有一些是更小党派的代表。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26日晚选出了由15个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工农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家最高立法、号令和监督机关。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0名,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统一派6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3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到1917年12月初,布尔什维克党进而吸收7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中央工农政府,分别担任司法、农业、城市、邮政、国有资产、城市自治等部人民委员(即部长),实现了两党联合执政,即建立了共产党领导执政、左派社会革命党参与执政的联合政府。1918年1月中旬召开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起初有70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441名,占62%多。大会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是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同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同意苏俄政府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而退出政府。然而该党一部分左翼革命者于9月间又另建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继续参加政府,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实现俄共(布)领导的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
从上述可见,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遵循政党政治所具有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的原则,以公开的政纲和政治活动,争取到广大工兵农群众的拥护,在竞争中打倒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击败了并且取代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而且成为执政党后还注意联合同盟者,实现共产党领导的两党或三党联合执政,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进行了必要的扬弃,实现了政治体制转轨,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雏形。
列宁在1918年1月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公开的争夺群众的竞争而取代妥协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经验时,还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苏维埃在1905年诞生,而在1917年成长起来,建立了新型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在各个国家取得胜利”。
苏维埃政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注:《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可见列宁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仍然承认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存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仍然强调苏维埃政权是高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群众性政权组织。可以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正是俄国共产党现代化斗争的政治成果。可惜此后列宁的思想和苏共的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苏共兴亡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它同政党的现代化、同政党政治的特性是紧密相关的。最后能否请你再谈一谈苏共的兴亡给我们提供的最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
●苏共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20世纪的第一个共产党,又是在20世纪第一个执政长达74年之久的最强大的共产党。20世纪有10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能否正确吸取苏共失败和灭亡的经验教训,能否真正改革掉苏共的种种弊端,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是涉及各国共产党命运和前途的头等重要大事,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认为苏共兴亡的最基本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共产党要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首先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样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全面成功,逐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从前面所讲可以看出,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共产党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你为什么又提出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最前列实现自身彻底现代化的问题?
●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历史进程,其内容是不断创新、更新的;第二,苏联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到组织制度、工作作风,有好多是背离共产主义理论、背离政党现代化轨道的。
▲怎样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实现自身的彻底现代化呢?
●世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从古代以个体分散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改变为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至少包括十个“化”的内容,即劳动社会化、国家工业化、生产机械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文化多元化、乡村城市化、大众知识化和思想自由化。其中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由现代化的民主政党来领导国家政权。现代化起源于英国。英文“现代化”一词作为动词(modernize)出现于1748年,作为名词(modernization)产生于1770年。二百多年来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约三十个,即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余约一百五十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正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世界现代化经历了18世纪末的蒸汽化、19世纪末的电气化和20世纪末的信息化三次大浪潮。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政党形成于蒸汽化的年代,也就是资产阶级刚取得革命胜利不久的年代,如英国保守党建于1833年(其前身为1679年出现的托利党),它代表新贵族阶级;英国自由党建于1839年(其前身的1679年成立的辉格党),代表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党都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政纲,较长期轮流执政。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及时调整政策,这两党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作出决策建议,供党的领袖参考,党的领袖掌握最高决策权与领导权。
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来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来的。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了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明确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规定党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执行机关。吸取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盟章明文规定每年8月举行党代表大会。当然在党尚未夺取政权前很难做到年会制。到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即电气化阶段,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几乎已遍布资本主义各国。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在列宁领导的头六年,每年都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领导人。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一票表决权,他多次处于孤立少数地位,也无法改变多数人的决定,而只能耐心地反复地说服别人。1922年4月俄共(布)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才开始设立一职,选举斯大林为。这是书记处首脑的称呼,中文也可译为秘书处的秘书长。并非党的领袖的职称,苏共中央从未设过主席一职,党的领袖列宁也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共产党设政治局也始于俄共(布)。它成为大国执政党后肩负重担,从1919年起党中央才设立三个机构,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工作。政治局与组织局各设几名委员,书记处设几名书记。这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各国共产党大体上是模仿苏共模式建立的。这些是共产党现代化和现代化共产党的主要体现。
到当代,迎来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浪潮之后,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现代化已推进到空前未有高水平、新阶段。共产党理应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自觉改革,进一步彻底现代化。信息化使脑力劳动者的比重愈益增多,作用越来越大,传统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愈益减少,白领、灰领、金领、粉领、绿领(环保工作者)等五颜六色衣领的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因此共产党应该转向大量吸收脑力劳动者入党,还要接纳中间阶级和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队伍,主要依靠脑力劳动者为主力军去进行掌握政权的斗争和开展现代化建设。当今现代化社会涌现了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不少国家有好几个共产党,而且除共产党以外还有社会党、绿党、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等等。共产党要善于求同存异,通过多党竞争与合作,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在多党制条件下致力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事业。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难以激化到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同时议会民主、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又有所发展。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善于探索一条比较和平地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新路。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由年会制的代表大会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主要领导人;党的领导人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通过电视与网络定期同党员和群众对话并解答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
▲现代化的新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来临,的确给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那么,从吸取苏共灭亡教训、克服苏共弊病这个角度,共产党应该怎样加快自身的改革呢?
●苏共是深受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实用主义三害而亡党亡国亡制的。因此从党的指导思想到组织结构和思想作风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能使共产党彻底现代化。共产党,顾名思义应该以共产主义科学为指导,关键是各国共产党要彻底现代化就要善于把共产主义科学同当今信息时代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各国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路,而不要停留在蒸汽时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电气时代出现的列宁主义之上,更不能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是‘公共’的意思。”⑦中文“共产党”、“共产主义”都是从日文移植照搬过来的。这种译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把私人财产共有化。
如果改译为公共党、公共主义,这样就更准确、更符合原意。公共党,以公共主义为指导思想,立党为公,旨在建立公共权力,发展公共生产,增加公共设施,弘扬公共精神,推行公共道德,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成就公共事业,这样必定会受到公众拥戴,共同实现共有共享理想。当然公共与私人并非截然对立,公共要组织私人合作,涵盖私人权益,协调公私关系,化解公私矛盾。既然信息化的浪潮已经使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现代化的共产党就要改变传统苏联模式对待世界资本主义的那种错误路线方针:即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封闭,同资本主义国家对立、对峙、对抗,推动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既然还能带头掀起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化浪潮,足见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对外开放中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既交往、合作,又竞争、斗争,善于借鉴、吸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文明成果,逐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到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荣共赢。各国的革命留待各国的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去探索。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更要着力清除渗透到苏联模式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影响,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首先,要杜绝个人崇拜、个人集权,限制领导人年龄与任期,切实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促进领导人年轻化。其次,自下而上民主选举各级党委领导人,并且随时可以罢免,铲除等级制、特权制,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真正实现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的两大原则(选举制与低薪制)。要牢记苏联因采取干部任命制和高薪特权制而培植了一个官僚集团而遭致覆灭的深切教训。再次,要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转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确认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与年会制,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及其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而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把“全党服从中央”的传统提法改变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和部门服从中央”。要由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各级党委平行并且专门监督各级党委成员的监察委员会。
最后,要实现党政分开。党的和各级书记要集中精力管好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抓党员的培训和考察工作,不断大力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使每个党员在各个岗位不仅起螺丝钉作用,而且起发动机作用。这样就会极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竞争力、领导力和执政力。在政权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独立自主地管好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样党政在职务、职权、职责、职能四个方面都分开,岂不是对党和政双方都大有好处吗?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还要在思想作风方面克服苏共长期难改的实用主义痼疾。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能以保密为借口对党员和人民群众隐瞒真相,或者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
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首先是知情权。不全面知晓真实情况,就难以正确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质询、民主建议等权利。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作风。可是在苏共历史上,时常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庸俗地从苏联一国和俄罗斯狭隘民族利益实际出发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横行,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愚弄群众、欺压群众;以领袖至高无上原则,随意批评下级和群众,从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立场,随意批判别国别党。这些恶劣思想作风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自从1923年斯大林在苏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起,只讲中央的成绩与正确,不讲或者极少讲中央的缺点和错误,这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传统。
共产党中央所犯的错误大多是由下一任中央甚至下一代中央领导人来加以揭发和纠正。这样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造成重大损失,也有损党的声誉。要实现共产党的现代化就应该由党中央带头善于作自我批评。在党代表大会年会上既讲成绩与正确,又讲缺点与错误。如果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未讲到缺点和错误,就应该由代表们畅所欲言。有不同看法就要展开争鸣,这样党代表大会才能开得生动活泼,做到激浊扬清,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循序渐进。现代化的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尽头使“自由人联合体”遍布全球,像《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你对共产党的现代化看来是费尽心思,颇有研究。不过可能一时很难做到,甚至还有些想法别人未必同意。
●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只是管窥蠡测,难免有偏颇之处。不同看法欢迎展开争鸣。我的某些设想虽然一时很难做到,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唤起民众、唤起青年、唤起党员、唤起领导,我想是能够促进共产党彻底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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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宪是一种主权行为,所以制宪主体应该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近代以来的宪法历史表明:人民是制宪主体,但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制宪权,而是通过或主要通过间接民主的形式制定宪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保证国家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宪法中的依法治国理念从多个方面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行进,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
“任何称为民主的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该社会成员,即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把权力赋予国家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机关进行立法,用法律确定国家机关的职权,使国家权力取得合法性。据此,可以得出确立国家权力限度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1]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宪法既起着授权作用,也就包括限制权力的作用在内了。”[2]34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7条则对立法权的行使进行了细化。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中对立法权的设定和规范,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司法和执法方面,鉴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在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各项事务,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对此宪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设置和职能作了规定。这些都为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保障。行政执法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的肯綮所在。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大量的行政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现形式。宪法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监督等根本性问题都做了规定。宪法中关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体制,行政机关的设立、权限和职责,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都是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规定。
“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2]129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我国宪法不但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理念入宪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人权保障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国家治理”区别于以前经常提到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所以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一些基本政治权利都属于人权范畴,只有通过宪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才能真正有效实现这些权利。
将人权保障理念引入宪法会促进国家治理的治理主体和对象更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参与各项治理活动,并会让治理的内容更为清晰。从而更好地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消除不同阶层的隔阂与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国家治理必须秉持公共理性,人权的公平正义性是保持治理公共理性的基础。保障人权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和最终追求的价值。“以人权作为社会政治原则,也就意味着采取以法律设立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来建立社会政治秩序并促进其有序与和谐。这种治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
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制度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发挥效能的基础性架构和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制度体系。国家治理靠的是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尊严,就是维持国家范围内各种利益的总体平衡,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低要求。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说明了“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律、法规、规章和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4]同时,也确立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作为其它法律立法的依据和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中有些可能和旧有的法律制度相抵触,或是偏离社会发展的应有轨道。这两方面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设带来危害。有关旧制度对创新的抵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对于法律修改和废除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法定程序,便可以改废旧法,从而将有益国家治理的创新内容确立为法律制度。宪法及其下位法能通过各类预防和救济规定来解决探索过程中出现中的这类问题,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唯此,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所有行为才会具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法律依据。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这一体系将分散化、非系统、无体系、缺制度的传统治理模式改变为具有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特征的治国理政的总体系,并作为治理指南对国家各方面事务进行具体规制。可以说,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纲领,领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建设法治中国作为核心内容,摒弃了以前运动式、会议式的治理方式,用完整的体系将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纳入法治轨道上推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治理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是保证中国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5]这些治理领域所构筑的“五位一体”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中,宪法从本源角度为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治理道路做了导向性注解,确保了法治中国建设正确的航道,从而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经济层面,宪法第6条到13条确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表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善用权力保障经济体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规定表明,我们的生活资料分配原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合理的分配。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宪法确认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度、自然资源及公共财产的国家保障制度、国家调控下的市场配置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影响,宪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恰是保证这种转变处于一种理性的进路,使其在轨道上运行。宪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规定,能确保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避免因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经济萧条导致部分制度失灵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稳定的基础。
在政治建设层面,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及领导力量,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外部错误思潮难免涌进,出现腐蚀和企图瓦解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萌芽。宪法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地位,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向。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规定体现了国体和政体的政治属性和政权的阶级属性,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和组织形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国家权力属性特点。
在文化建设方面,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应该看到,多年来我国缺乏对宪法文化权利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法对文化权利的忽视。公民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定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缺陷,保障机制及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文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还无法完全实现。但是宪法的宏观规定是充分保障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活动等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是促进文化体制建设的根基。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为我国具有最高效力位阶的规范体系,现行宪法对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会建设平稳有序地进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法律所调整的则只是一般社会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尚未规定的社会权利还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不断加深,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全球化、整体化的特点,并演变为生态危机。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自然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将生态保护纳入宪法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国家先后制定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
为禁止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违反水资源法规,非法猎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6]《宪法》第26条也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这些规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宪法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中的生态治理定下了基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注国家治理各项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制度和方向的保障,以此积极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治理、科学治理和有效治理。这种保障的意义从静态角度而言,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动态方面,宪法为国家治理的细则化规定提供了空间弹性,使得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项具体工作可以稳中求新,达到阶段性的最优状态。
从宏观角度而言,宪法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高屋建瓴且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使得国家治理有规可循、有据可依。从微观角度而言,依据宪法制定的各类下位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为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细节保障。因此,通过宪法的保障必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裨益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当然,现行宪法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宪法中的这些规定或许有失细致,但是毕竟为下位法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定直接体现了相关事务在宪法中的地位,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宪法如何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体系的开放性与适用性,从而与国家发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宪法规范,使其最大程度地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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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之一,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能给人以视觉上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剪纸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现代化设计理念完美演绎传统剪纸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剪纸是以纸张、树叶、金银箔纸、树皮、布、革为载体,以剪刀或刻刀为工具而形成的一种镂空艺术。剪纸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是作为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形式,其跨越民族跨越区域的广泛流传特性,也成为我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也成为世界的艺术宝库中一种珍藏。同时,也反映出这种简单的艺术形式的良好群众基础,剪纸利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表现出了美丽和吉祥的寓意,以自己的特殊形式传达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剪纸艺术两千年的发展史,使的它浓缩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世世代代的传递着这个中华古老民族的审美情趣、人文精神和思想感情。随着中西方艺术理念和艺术价值的融合过程中,以现代化的设计理念来诠释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不仅有利于剪纸艺术的发掘,而且可以使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剪纸艺术作为一种镂空艺术,主要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表现方式,但是无论那种表现方式,任何一个剪纸所呈现出来的画面都必须连续在载体上出现,以纸张为载体来说,所有作者想要借用的事物之间必须相互联系的在一起,整体完整的出现在同一张纸上。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剪纸的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构思,借用线条将各个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对作者的版面布置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各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太过于生硬,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利用点线面将各个事物之间极富艺术感的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以整体性为主要的指导思想,采用其他的表现手法将各事物之间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艺术来源于现实,但是又不拘泥于现实,有着超越自然法则的空间形式,剪纸作为构建特定的层次性方面,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有着更明显的层次性特征。剪纸艺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艺术形式,就是因为剪纸艺术表现的是一种充满空间层次感的世界,剪纸中所表现出的事物之间并没有因为剪纸载体的限制而出现跳跃,各事物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排列组合,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在剪纸艺术中无论是在构图、还是对于具体构图的表达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体现出现代设计理念中秩序重构以及多样性统一的法则。在构图的过程中,或者按照某一具体的逻辑顺序,如由远及近,或者利用构图的对称,或者利用构图事物的具体细节表达,将这一镂空艺术的美感发挥到极致。
浪漫在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线,无论是作者在创意构图到具体表现,从具体事物的表现手法,从剪纸的效果还是欣赏着的角度,浪漫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在传统的剪纸艺术中,尤其在北方,剪纸艺术多用来作为出嫁或者是春节等喜庆的节日出现。剪纸的能工巧匠们多利用一些动物的憨态可掬的形象来表现出喜庆吉祥的寓意,他们在表现手法中多用夸张、拟人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这种浪漫主义非纪实手法,作者利用富有想象力的形式来对剪纸内容进行重构,在剪纸的整个画面中,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可以逃脱自然法则,添加作者的想象和升华,是整个画面具有诗情画意和想象的趣味在里面,让整个画面呈现在欣赏者面前时,获得一种愉悦的心情。
“一把剪刀多有用,能剪龙、能剪凤,能剪老鼠会打洞;能剪鸡,能剪鹅,能剪鲤鱼戏天河。”在这句赞美我国剪纸艺术的歌谣中,不仅展现了我国传统剪纸艺术的风采,同时也不难发展,即使现在还看现代剪纸,所借用的事物也无出其右,我国在剪纸艺术中的继承性是非常之强的。在我国传统的剪纸艺术中,不难发现通常借用一些具体的动物或者花卉来代表吉祥的寓意,这与我国古典诗词歌赋的借代手法是相同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方式。例如,牡丹意味着富贵;鲤鱼意味着富足和连连高升;龙凤者主要在婚庆时使用,意味着夫妻二人举案齐眉、幸福美满。在现代剪纸的设计手法上面继承以上各种深入民心的借代事物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增加了很多现代元素,让整个画面在呈现出中国古典特色的同时,也不失现代的美感。
在图5-1中,作者继承了传统的一些表现事物的手法,如剪纸中的龙凤图案、着装古典服饰的男女,当然作为婚庆窗花必不可少的繁体“?”字;同时增加现代元素,最主要的“心形”图案,和 “我们结婚啦”充满现代气息的独白。在画面上,借用传统和现代元素最明显的对比则是繁体“?”字和“心形”图案,繁体“?”字代表中国古典剪纸在用于婚庆时必不可少的表现元素,和现代人在婚庆时必不可少“心形”图案同时出现在同一张剪纸艺术品中,让欣赏着在驻足观看时,既有中国古典的吸收,又有现代元素的借鉴,老少皆宜,美不胜收。
一张张剪纸窗花,贴出的不仅仅是对来年幸福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对一对新人祝福的地久天长,更贴出的是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延续,贴出的是中华儿女的精气神。小小的剪纸,剪刀与纸的艺术,体现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我国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创作智慧。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文艺复兴,他们甚至说不上什么叫做艺术,然而他们却是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艺术家的作为,他们才是我们看的见、摸得着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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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严整的体系:思想现代化是其灵魂,管理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是其双轮和两翼,而政经现代化则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众长之和的集成有高低之分,从而使现代化具有多种层次。一般地说,“集大成”可称之为专业现代化。相应地,“集小成”可称之为基础现代化。而介于二者之间的“集中成”,可称之为专业基础现代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全文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认识的问题。
自从中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这个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意见纷呈,争论不休,不时掀起波澜。
阵阵喧闹已渐远去,唯有问题兀自留下。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国人若不对这个关系到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交上自己的答卷,将何以向祖先交待、向历史交待、向世界交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因此之故,在历次文化讨论(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化讨论)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最近杜维明教授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已将讨论推进了一步,很有启发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这个命题入手,对有关问题略加省察,庶几可为引玉之砖乎?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只是对现代化概念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发生于西方,蔓延于全球,目前仍在进行的现代化。
现代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所属于的那个时代称作现代。所以,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文化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化的过程,都是现代化过程。
如果可以把人类文化分为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不管那一方面的更新,只要发展到足以促成新旧范式的转化,都可看作现代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即知识系统的现代化往往引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同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也往往引起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也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造成的。由于世界是异常复杂的,加之每个个体和社会的经验、知识构成、环境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个体和社会也不可能揭开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体会世界的不同方面。当它们的认识和体会所得社会化,并足以改变某一文化范式时,现代化就发生了。
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当然不是说用新的因素去完全代替和更换旧的因素,而是用新的因素去补充和更新旧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
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从发生机制看,学者们一般把现代化分为自发型(indigenous)外源型(exogenous)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在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新质,并且新质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范式的转化。后者指当另一社会将这种新质引入本社会,并导致本社会范式的转化。
就狭义的现代化而言,的确可分为这两种类型。但如果考虑到广义的现代化,我想应该再加上第三种类型,即文化融合型。
有时,虽然从总体上看,文化并没有产生新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的文化发生融合,从而导致相关社会范式的更新,这也是一种现代化。所谓文化融合,意味着某一社会吸收了其他社会的文化,而所吸收的文化对于本社会来说是新的,足以改变本社会范式的更新。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文化融合型现代化。在历史上这种例证不胜枚举,而各种由民族融合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外源型现代化也是一种文化融合,只不过它所引入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文化而已。
从范围和规模看,现代化可分为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
地区性现代化指发生在世界某一地区的现代化,如上文提到的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华夏文化对四夷文化的渗透、同化也是一种地区性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始于西周初年的分封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才算大致完成。当时华夏文化较为发达,四夷文化相对落后,因而对于四夷地区来说,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可把这一时期称为华夏化时代。
在历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第二次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时代。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过去的看法是,它是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不过,最近犹太思想家鄂尔堪纳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他认为,第二序思想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所谓反思能力,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1]。第三次就是下文将专门讨论的狭义现代化[2]。
从涉及的领域看,现代化可分为全方位的和局部的两种形态。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三次世界性现代化就属这种情况。后者只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如古代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主要是思想领域的事情。
所有广义的现代化都可以为狭义的现代化提供借鉴。这正是我们探讨广义现代化的原因。
最近一个时期,现代性这个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似乎在寻找现代性的确切含义。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文化特征或特性,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形成与实现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现代性也不断实现、不断变化。而某种典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便呈现为现代化的某个阶段。
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是在不断更新的,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因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当新的现代性形成以后,以往的现代性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逐渐进入传统领域,逐渐转变为新传统,尽管这种新传统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旧传统。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二者固然有所不同。然而,现代性与传统性是完全对立的吗?
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人们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现代性当然不同于传统性,因而二者当然是对立的。
这是一种错觉。
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就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而言,一方面,新的知识系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要以传统知识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已有的知识被以不同方式运用到新的知识系统中,在新的知识系统中复活了。因而,在现代性中我们总可发现传统的影子。
就价值系统而言,我以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基本价值就已经确立。在其后各个时期的价值系统的转型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但是,传统的价值观被运用到新的价值体系中,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是经常注意到这种现象吗?许多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东西,一查古典,原来早已有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总要回过头来从轴心文明中汲收智慧,就是这个缘故。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把人类那个辉煌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统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现代化中,它们往往要改头换面,采用现代的形式,即所谓新瓶装旧酒。有些传统,还需要加以改造,才能重新被运用到传统中。
就这样,传统性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为现代性。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即化传统为现代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我们毋宁说,现代性就是传统性。人们之所以将二者对立起来,主要由于这种传统性被遮上了一层现代的面纱。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这种关系,我们从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新质的产生或引进。这些新质好象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就传统而言,有些方面被摒弃,也有些方面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令新质相形见绌。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现代性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那些因素。准此,那些引起现代化的新质固然是现代性,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因素同样是现代性。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现代性中包含着传统性,而传统性中亦孕含着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关系。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在文化各个层面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又导致各个文化层面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知识系统产生了更多的新质,所以它的发展模式是多变的、跳跃的;相反,价值系统,特别是其实质内容,则继承了更多的旧有因素,所以它的发展表现出更明显的恒常性和稳定性。
如果按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分类法,也许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轴心时代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此后,它的发展虽然时有起伏,但一直没有达到轴心时代的高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繁荣程度是绝后的。相反,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更新的,高潮迭起,且一浪高过一浪,当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后,又会被另一个高度所取代。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现代的物质文化繁荣的程度是空前的,但不可以说它是绝后的。至于制度文化的发展,则介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
对于外源型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知识本身就具有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知识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所以,价值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一件相当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同理,物质文化之间的引进与融合最为容易,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难。
从现代化的结果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如何呢?
自发型现代化,其新旧因素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新质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面,在新的社会范式中,许多传统的东西以种种方式被保存下来。
在外源型现代化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所铸造的新的社会范式中,新旧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千差万别的。旧文化被完全同化者有之。如先秦鲁国本属东夷故地,后成为周公的封地。周公之子在鲁国推行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世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从而使这一地区全盘华夏化了。新旧因素平分秋色者有之,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始于亚历山大时代持续到____时代之初的希腊化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混血儿。当时希腊文明是一种较发达的文明,上述地区将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融合起来,改变了其文明范式,形成一种希腊化文明。对于当地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化过程。已有文化对新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同化,然后纳入自己体系者有之,如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吸收。如此等等。
当然,在这千差万别中,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越是深厚、强壮、发达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其在新的文化范式中就占越大的比例,并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至于若干种文化势均力敌,那么它们之间的引进与融合,将立足于本社会的文化去吸收、引进其他文化。也就是说,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本社会的文化,仍为主导性文化。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弱小、落后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将被较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同化掉。也就是说,那种弱小、落后的文化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境地。反之,一种较为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则会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落后的或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文化的价值系统。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新旧文化的因素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中与自己秉性发生冲突的部分进行同化。
那么,如何理解狭义现代化即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它是如何演变的?又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而言,我们仍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由新质的产生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
在三次世界性现代化中,前两次是各个文明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性的,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世界意义。但是这第三次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是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这场现代化事实上是和世界秩序的变动、调整交织在一起的。
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主要由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3]。尽管如此划分世界文明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我也不同意将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但是亨廷顿教授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基本单位的见解,的确是极有眼力的。
我想,文明也正是我们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单位。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
由于这场现代化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等原因,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是交叉进行的。
西方是这场现代化的发源地,并且现在仍处在现代化的最前沿(对于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自发型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最早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些学者主张现代化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持后一种观点学者的头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已经进入传统领域。
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则西方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即文艺复兴时代,其现代性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风格与精神,而人文主义是其基本特征[4]。第二期为工业化时代,其现代性当然是工业文明。第三期即当代,或可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理解其现代性? 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三项内容。我想,工业文明仍应为现代性之一,只是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已。
这三个时期的现代性同西方传统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使这一古老传统“再生”。工业文明虽然起初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更新与创造,但仍离不开已往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于西方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我们仍可从西方传统中找到其根源。
亨廷顿教授曾把现代化之前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八条: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5]。看来,在三项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遗产。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遗产。正如亨氏所说,西方传统文明中的各种代议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6]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斯·韦伯早已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作过精彩论述。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市场经济与西方传统中的商业文明恐怕也不无关系。
可见,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的传统性;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传统的现代化。
不过,西方现阶段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有人说,世界(主要指西方)将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我不赞成这个提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含若干发展阶段。当这整个变革过程结束以后,即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持续稳定的态式以后,现代化才算完成,才会出现后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现代化过程即将结束,或现代化即将完成。因此,所谓“后现代化”,那不过是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是新的现代性实现的过程。
那么,新的现代化阶段和新的现代性将是什么呢?
我以为,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这个问题,只有置之于更广泛的现代化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当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问题要复杂得多。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属外源型现代化。
当现代化的浪潮无情地冲击着这些古老的土地的时候,人们往往为两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困扰着,一个是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思考着,争辩着,甚至斗争着,由此形成了种种观点。
关于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普遍的看法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到晚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二者区分开来。例如亨廷顿教授在阐述了古典遗产、个人主义等八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后指出:“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至于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他总结出三个模式:“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7]亨氏尽管把西化和现代化毫不含糊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提供出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的意见是,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不赞成西方文明的那些主要特征“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的观点。如上文所述,西方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现代性就是其传统性。换言之,一些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既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也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西方现代化之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全部过滤掉,仅就其现代性中的纯粹新质而言,在发生学上,它仍然是西方的。因此,西方以外社会的现代化,只要是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化过程。
不过,尽管这种西化就是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其他文明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即西化过程,仅仅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
当这个阶段结束以后,甚至在这个阶段进行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实质上说,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那便将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传统。事实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成立,那就是一些弱小文化完全为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实行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我。对于一种较为强壮的文化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以至亨廷顿教授说:“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8]因此,任何一种大的文明都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完全同化或吞并(我以为在亨氏所列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四个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个都可并入这四个文明中)。
由于各个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各个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的根据,也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由于各文明都有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所以,各个文明对其他文明文化的吸收,是立足于本文明的。它吸收其他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不是认同其他文明,取消自我。这就是说,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价值系统仍然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
然而,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吸收其他文化,进行现代化,这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吸收西方的知识系统,并不困难,因为那些东西拿来可用,一般不需刻意改造。
价值系统和引进和吸收要复杂得多。价值系统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排他性,同样具有互补性。所以,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同样是必要的。
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行。一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相容的部分可直接拿来,不相容而有必要吸收的部分,则需要一番改造功夫。二是,对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现代相容的部分,可直接继承,虽有冲突但有必要继承的部分,则需加以整理,使之适合现代的形式。由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故传统价值系统的基本内容会保留下来的。
事实上,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如上所述,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来说,这一工作早已进行。而其他文明似乎刚从欧风美雨中觉醒,对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
照理说,世界现代化进程由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即西方以外的社会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转入各自传统的现代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一转折被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一开始西方就是用船坚炮利打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大门的,后来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这严重阻碍了各文明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次迟到的转折。
对于各文明的现代化来说,第一阶段,即吸收西方现代化阶段或西化阶段,是一种外部引进型现代化过程;而第二阶段,即传统的现代化阶段,则是一种自发型现代化过程。当然,后一过程是由前一过程引起的。
当各大文明的传统充分现代化以后,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引进、相互吸收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望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这种普世的现代性,是由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构成的。这便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四阶段。
尽管西方文明最早进行现代化,其知识系统也明显比其他文明发达,但这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比其他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存在吸收其他文明文化的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他文明尤其中华文明正可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
向其他文明学习,从中吸取新的智慧,是西方文明健康发展之道。很有可能,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的正确方向。这个转折,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由自发型转向外源型(对于引进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而言)或文化融合型(对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古老文化而言)。
这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将把目标转向其他文明中那些古老的、尚未经受现代化洗礼的传统。
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不过,当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都进入公共领域并形成普世的现代性以后,各个文明仍会保持各自的地方色彩,其情形类似于儒道之于中国文化。儒道分别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本属地方文化,但随着文化的融合,它们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至今仍保持着各自的地方色彩。
以上所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入侵其他文明之前,各个文明之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西方的入侵,标志着各个文明现代化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一体化的开始。在世界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其最早现代化的优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当时的现代化,便意味着西化。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现象就是亨廷顿教授无可奈何地发出的“西方的衰落”的悲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转折吻合了。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是,不管是世界现代化,还是世界新秩序,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奈何不得。
可见,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秩序在一体化中调整的过程。
学者们业已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潮流,这就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实际的情况是,经济的和科技的全球化与价值理念的地方化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是西方的现代化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综合反映。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了。
如所周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西、体、用四个范畴而展开的,并形成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和全盘西化派等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为洋务派所倡导,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9]。所以,不必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需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补己之不足。在中西或新旧关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种现代化是十分有限的和片面的,只适合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其是其非,且留下文分解。
全盘西化是五四时期一批热血青年提出的。此派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主张在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豪言壮语大家耳熟能详,兹不赘述。
西体中用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用以概括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李先生本人力主此说,并为之“新释”[10],成为此派在新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西体中用派是作为中体西用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针对后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拒斥,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其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11]这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即“立宪法、开国会”、“三权鼎立”是本,其他都是末。
对于中西体用的关系,严复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2]严复进一步指出,如果“西艺”是指科学技术,“则西艺实西政之本。”[13]
李泽厚先生自称,他的中体西用论,“从历史说,则可看作是对康有为改良思想更为明确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更为明确’,是对‘西体中用’中的‘体’,我作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解释。”
我体会,李先生的“体”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把‘体’说成社会存在”:“‘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他的一个小标题“‘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对此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确。
第二层含义是导致这个“体”发生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大工业:“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为由它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整个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因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规定这个‘体’。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们属于‘体’的范畴。”“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化。我提出的‘西体’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层含义是西学:“如果承认根本的‘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如果承认现代大工业和科技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本体’和实质”;那么,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即产生、维系、推动这个‘体’的存在的‘学’,它就应该为‘主’,为‘本’,为‘体’。这当然是近代的‘西学’,而非传统的‘中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李先生一方面说包括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学”“不能够作为‘体’”,另一方面又把显然属于“学”的范畴的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似乎有一点逻辑混乱。
李先生对“中用”的解释也是全新的:“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看来,“用”即西学之“用”或中学之被“用”。
在这种西体中用的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有什么地位呢?严复从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主张从“体”到“用”都学习西方,用西学代替中学。康有为虽然没有从正面否定传统,甚至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但其实质与严氏无异。
在这一点上,李先生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用”是关键。“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
可想而知,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如果“中学”被“西学”所“改换”,那等于说,中国传统只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完全失去了主体性。
这等于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消解了。对于这一点,李先生也没有掩饰:“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一个庞然大物,首先必需分析它、解构它,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继承和建设”。然而,依这种西体中用的模式去解构,中国传统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想,不过几块残砖断瓦而已,谈何继承与建设!
因此,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说而提出的,但其实质,与全盘西化派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露骨的方式推翻传统,一个以温和的手段消解传统;一个欲将传统杀得片甲不留,一个欲在被解构的传统废墟中捡得几块残砖断瓦;一个激进,一个渐进。如此而已。因此,所谓西体中用派,确切地说,就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存在一个西化阶段,所以在特定时期,西化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确会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象西化派,包括激进的西化派和温和的西化派所坚持的那样,把全盘西化当作现代化的总方针,那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谈语词问题。李先生对“体”、“用”的新解,新则新矣,义则未达。
在汉语语汇中,尽管人们对“体”、“用”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体”、“用”都是名词,前者为事物根源性的、主要的部分,后者为事物派生性的、次要的部分;二者相对而立,相互依存。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而李先生只把“体”当作名词,把“用”释作动词“运用”、“应用”,这就完取消了“体”、“用”的对应性,完全消解了二者作为一对范畴的意义。
所以,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说而提出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针对”性。洋务派的“体”、“用”是从汉语语汇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参见下文),而李先生的“体”、“用”是他自己生硬制造出来的,和汉语语汇中的“体”、“用”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一心想“改换”传统文化“遗传基因”的李先生,连“体”、“用”这对传统范畴的基本意义也“改换”了,其“改换”不可谓不彻底。
除了语词问题外,在思想上李先生的第一个失误是他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是衣食住行、经济形式、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前者。在这一点上,李先生更接近于严复而与康有为有异(康氏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本,严氏主张“西艺实西政之本”)。他说:“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
所谓社会存在,说到底,是人的存在。这也正是李先生讨论社会存在问题的出发点。
李先生把社会存在、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这也就是‘西体’。”
由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到底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答复。或许这种分界线本来就有若干种,而不是唯一的。我想,如果依此来界定“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那就一定要抓住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样,问题非得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才可以讨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确是由猿过渡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人性论的范畴,那显然是过于肤浅了;而如果因之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则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导致本末倒置、混淆是非。
我很赞赏根据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来推究人类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思路。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孟子的论述最精彩、最有代表性。李先生说:“我以为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这还是张之洞那一套,我是极不赞成的。······我认为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李先生不赞成此种看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但如说“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作为一种知识,不可不辨。
衣食住行归根结蒂属于生理本能的范畴,李泽厚先生以之为“体”的“根本”。孟子是怎么看生理本能的呢?针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论断,孟子连续反问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如果只把生理本能当作人性,那么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针对告子的“食色性也”之论,孟子也作出了同样的反驳(《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意思是说,生理本能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不能据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就象不能根据白色把白羽、白雪和白玉三种事物区别开来一样。所以,生理本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不能把它当作人性。
那么,什么是足以判别人禽的人的根本特性即人性呢?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性;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即仁义礼智,即人的精神生活。
然而,人毕竟也是一种动物,毕竟也有生理本能。精神生活和生理本能在人这种存在中的地位各是如何呢?孟子提出了其著名的“大体”、“小全”之说。赵岐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孟子章句》)朱子曰:“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孟子章句集注》)综之,“大体”即心,即精神生活;“小体”即感官,即生理本能。
孟子认为,“大体”和“小体”的功能是不同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等感官不会“思”,故为物所蒙蔽,并会被物引向歧途。心是会“思”的。心之“思”的对象是什么?即“思则得之”的“之”字指什么?“思”是孟子的一个特殊的哲学概念,其对象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人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应该如何处理“大体”和“小体”的关系呢?既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所以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孟子·告子上》)
孟子进一步认为,对“大体”、“小体”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层次:“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这些见解都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时下那些腰缠万贯而心灵空虚的人们,不就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吗?不就是“养小以失大”吗?
因此,“四端”、仁义礼智、精神生活,就是人之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就是“体”。这表明,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正是原始儒学的精髓。
不过,李泽厚先生声称,他对“体”的新解已经在孔孟原典中找到了根据:“孔子很注意发展经济,讲‘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宋明理学所特别推祟的孟子,也讲‘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即第一位的问题是吃饭。孟子说‘盍反其本’,这个‘本’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等。”李先生不要忘了,孔孟的这些话都是关于政治的(孔子回答“子贡问政”、孟子回答齐宣王的政策咨询),其“本”为政事之“本”,而非人之为人的“本”,亦非“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孟子的学说,把衣食住行作为“体”、“本”,不但没有抓住人的根本特征,反而泯灭了人禽之别。这大概是以人禽之别为出发点的李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所以,在各种社会存在中,衣食住行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根本的,更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由这种对“体”、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李先生作出的第二个错误判断是: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长在其上的观念形态、政治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西方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全面实行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并以之“改换”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西化派的基本立场,不管激进的全盘西化派,还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严复体用一如,以西学代替中学的主张不正是如此吗?其他如陈序经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14],“中国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15]。胡适也说:“一方面学习科学,一方面恢复我国固有文化,……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6]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特别引用了李大钊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根据:“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7]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产生的过程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来。
世界本来就孕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由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只能发现这个潜在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部分,并由此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
诚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经济形式呢?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们总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自然环境就是一种必然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潜在世界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的哪一侧面或哪一部分又往往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各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形式,而一定的经济形式又决定了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发生过程看,一定的经济形式同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潜在世界也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只是由于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才使某些社会发现了它的某些侧面或某些部分,而另一些社会发现了它的另一些侧面或另一些部分。所以,各个社会所发现的知识与价值,本来就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它们也必然潜在地适用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既是民族的、时代的,又是超民族、超时代的。时下人们常常重复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真理:越是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其奥妙就在这里。
所谓“潜在地”是说各种已被发现的知识与价值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各个社会在采用其他社会的文化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各取所需。
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那些已经形成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完全可以分离的;人们在引进某一文化体系的某一部分时,完全不必连同其整个体系一起引进。这就是说,当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不但适应其所由来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可适应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们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地看待。如果可以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若干由浅入深的层面的话,愈往深层,所受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就会愈小。这个道理已在上文强调过了。
其实,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时,也是如此。有人说,由于儒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其不合理因素。诚然,就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看,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个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例如,仁和礼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在孔子思想中,仁学和礼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就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又是可以分开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尚可分开,何况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
这种论断并非象牙塔里的抽象演绎,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例证!当年我们在引进印度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连同引进它所由生的印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东亚四小龙在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根除反而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的传统;……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亨廷顿教授在经过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程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8]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接着,李先生自然地得出了第三个错误判断,即存在着“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现代化与传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尖锐的冲突和不断的交锋,真是千头万绪。”这也是所有西化论者的一个基本立场。
关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相互包容、难舍难分的关系,上文已有所讨论,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先生由“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推导出前现代与所谓“后现代”的对立。李先生说:“例如,对待自然,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或重视人回到自然怀抱,现代化则重点致力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前者重视精神的自由享受,后者首先着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对待社会,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重视财富平均,社会福利,而现代则主要是个人竞争、优胜劣败。对待人际关系,前后现代都追求心理温暖,现代则基本是原子式的异化的个人。对待人生,在前后现代,伦理和审美占重要地位,人本身即目的、超功利、轻理性,否认科学能解决人生问题;现代则突出工具理性,关注于目的、功利、前景和合理主义,人自身常常成了手段。在思维方式上,前后现代均重直觉、顿悟和个体经验,现代则重逻辑、理智。在前后现代,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几乎无分轩轾。现代则是明星、天才、领袖、名家、奇理斯玛(Charisma)的世界。”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前现代和“后现代”都强调精神生活,更具有人文色彩;而现代更重视物质生活,更具有功利色彩。李先生是怎样看待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这种相似性的呢?他说:“所有这些描述,是非常粗陋和简单化了的。之所以作这种描述是想指出,尽管前现代与后现代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根本实质上是不相同、不相通的。现代与后现代尽管在表面上有些不同,在实质上却更为相通和接近。”为什么?李先生答道:“因为现代和后现代基本上建筑在同一类型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之上,即大工业生产之上,与前现代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自然经济基地的‘本体’上根本不同。”
原来还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作祟!上文我们已经说明衣食住行之类包括大工业生产和农业小生产不是“本体”,所以李先生在这里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本文的观点,衣食住行之类固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后,人的精神生活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子不云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贤我,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一个遥远岁月,物质生活极为贫乏,而哲人庄子却在那里“逍遥游”;两千多年以后,美国已“走向后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异常丰富,而哲人李泽厚也时常在那里享受“后现代”的恩惠。两者有什么“根本不同”呢?至少我绝不认为前者的精神生活质量比后者有丝毫逊色!
如此看来,历史就不需发展、社会就不必现代化吗?非也!非也!李先生说:“我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人们在这不同文化里的生活和幸福也是不能区分高下优劣的。这样,就甚至可以推论根本不必现代化。”对此,我深表赞同。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的发展呢?按照本文的看法,由于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模式不同,所以至少从轴心期以后,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最后才是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个规律仍然适应于我们时代的现代化。所以,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物质文化,其次在于制度文化,而不在于精神文化。
当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有助于精神生活。但是,由于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物质生活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这正如李先生所说:“除了物质生活,人各有其不同的精神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也推动、影响、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着物质文明所采取的具体途径。”这种“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的“精神需要”之实现,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这正是我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分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是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他“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认为“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但是西体中用说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其他西化派的思想根源。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并且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把它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或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了。
在以上诸说之外,傅伟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解释道:“此辞的真意是,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炉。”[19]
傅先生大概混淆了中西文化的体用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诚然,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中西文化融合,并不是两种文化系统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并不是中体与西体相加,中用与西用相加。实际情况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体用关系,它必然会打破和取代过去的体用关系。文化融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则的。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体,相对而言,其他东西,不管本来是体还是用,统统都属于用的范畴。
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体,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融合和现代化的立足点。既然是立足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要么立足于中国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要么立足于西方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而不可能既立足于前者,又立足于后者。因而,“中西互为体用论”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所谓“本位”,也就是立足点,也就是体。傅先生一面讲“中本互为体用”,一面又强调“中国本位”,却没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如此看来,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设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入歧途。
迷途知反。
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实质上是由吸收西方现代化引起的一次文化整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从全球现代化的趋势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引进西方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的阶段。二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由一种地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全世界广泛认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吸收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一切优秀成分,以完善自己的现代化。
依此,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远未完成,第二阶段亦未真正开始。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现代化,二是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同时进行。
方针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体”、“用”这对范畴是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连提出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先生也说自己是不得已而用之。他“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理论、主张、看法以及语词,我也就不会提出和使用‘西体中用’。”
但愚见以为,“体”、“用”虽然古老,但不陈旧,更谈不上过时,它们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以之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允当的。我甚至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针和宗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套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关键在于解释”。所以,我也想尝试着对“中体西用”作一番新解。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体用这对概念“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严北溟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体用”条下有三条义项,我觉得归纳的很好。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20]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之体用即属体用第三义。严复批评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1]这是以体用的第一义攻第三义,不足为据。
且严氏有所不知。洋务派的体用,非指西学之体用,亦非中学之体用,而是中国现代化之体用、中国新文化之体用。也就是说,其体用实“即一物而言之也”,此“一物”就是中国现代化或中国新文化,因而洋务派本来没有违背体用一如的原则。严复此误,或为一时疏忽,但后世学者不假思索便随声附和,以至谬种流传,不亦悲夫!
我仍然沿用洋务派对体用的用法。
事实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相对的。我以为,根据上文对人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理解,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体用可作三层解释。其一,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文化为体,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存在为用;其二,在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为体,知识系统为用;其三,在价值系统中,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质为体,其具体内容或构成为用。
不幸得很,按照这种解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所谓社会存在,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也不能当作“体”。看来,是李泽厚先生把事情搞颠倒了。
按照这种解释,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之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根源也显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对体用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二层面,即以价值系统为体,以知识系统为用。体作为根本原则当然是不能变的,故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可变;而知识系统作为具体方法是可变的,故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知识可以吸收。这就是洋务派的逻辑。
应该如何用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呢?由于知识系统的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易于实行的。关键在于价值系统。所以必须超越以上对体用解释的第二层面,超越洋务派,而将问题深入到第三层面,深入到价值系统内部。
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不能变;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具体内容为用,是可变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人文精神。说详本书《绪论》第一部分《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和第×部分《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只有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其它都是用,都是可以改造的。
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中国文化最高层面的体仍为体,这是立足点。用包括两类,一是中国文化的其他部分,二是被引进的西方文化。就后一类而言,不管它在西方文化中本来是用的部分,还是体的部分,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之用。换言之,中学有体的部分,有用的部分,而西学只能是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正是中学中之用的部分与作为用的西学之间的融合。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现代化中,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印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何尝不是印体西用?同样,西方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吸收又何尝不是西体中用(当然不同于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西体印用?
其实,对于文化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古人早有明察。尽管当时还没有运用体用范畴进行分析,但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其核心部分是永恒不变的,其边缘部分是可变的。
先来看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家孔子的意见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不仅仅指礼仪制度,而是泛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孔子认为,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因”即不变的部分,也有“损益”即可变的部分。正因为“礼”中有永恒不变的部分,所以,就这部分而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哪是“因”的部分、哪是“损益”的部分呢?《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看来,关键在于内在精神。这就是“礼之本”,这就是人文精神,也就是“因”的部分。自然,那些“玉帛”、“钟鼓”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是非本质的部分,是可以“损益”的部分。孔子还进一步认为,对于礼仪制度的“损益”也要根据“礼”的内在精神:“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由麻改纯,不违背礼的内在精神,且较节省,故孔子接受这种改革;但由“拜下”改为“拜上”,则“泰也”,违背礼的内在精神,故孔子反对这种改造,坚持传统。
对于这种历史观,《礼记·大传》表述得更加清楚:“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亲亲”等是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本,是体,故“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而“立权、度、量”等属制度文化,“异器械”等属物质文化层面,这些都是末、是用,故“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古人常常将人文精神归结为“道”。尽管人们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道”是不可以改变的,以至董仲舒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论断。唐代韩愈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其“道统”之“道”,非客观之“道”,而是关于“道”的思想学说。所以他说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不是说孟子死后就不存在道了,而是指关于“道”的思想学说中绝了。
遗憾的是,这些深邃的思想被洋务派的政治家们忽视了,否则他们不会把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排除在改革方案之外的。至于今人一方面把这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东西当作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毒素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一方面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尤其可悲。呜乎哀哉!
所以,我主张不仅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而且也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所谓全方位,并不是说要将传统文化抛弃,全部换上西方文化,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个过程,是用西方文化“充实”、“改进”中国文化,而不是象李先生说的那样“改换”中国文化。所谓全方位,也不是说引进全部西方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引进,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西方价值被引进中国以后,会逐渐地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同化,这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会被西方文化所渗透。不过,不同的文化层面所受渗透程度是不同的,愈往深层,所受渗透的程度就越轻。至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特征,是体中之体。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中国对佛教的引进和吸收,这件事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刻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首先归根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具体地讲,就是儒学的缺陷和危机。余敦康教授曾经指出,从汉代开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以致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也失传了。但是,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追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儒学这才真正显露危机。同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相开见绌[22]。
佛教之在中国兴起,还要归因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23]
这个中国化过程,意味着民族本位是万万不可丢掉的。陈先生接着说:“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当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包括对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吸收,当以此为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发出上述精辟见解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提醒世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应该如何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呢?
固然,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趋势而言,目前的主流仍然是西化,而其他各大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刚刚揭开序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所讨论的现代性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例如,为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即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无一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形成的。然而,按照笔者的看法,西方以外的各大文明传统也必将象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完成现代化,并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也必象西方的现代性那样,由一种地方知识转化为普世知识。
无疑,基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但我想,首先应该搞清我们的传统是什么,祖先留下来哪些遗产。亨廷顿教授曾经把西方文化的传统(当然是优秀传统)列了一个清单,我们也可以这样作。
我尝试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遗产列了十七条,不一定恰当。它们是:
1,人文精神。说详上文。
2,德性学说。本书绪论指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形成于殷周之际。正是由于殷周之际的宗教批判运动,导致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巨大差异。就道德观念而言,中国人认为道德的根据是人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德性。而西方人却认为,道德的根据是外在的上帝或外在的理念。这也是中西人性论的差别。
3,自由观念。现在人们一谈起自由,便想到西方,殊不知中国早就有别具一格的自由观念。说详第三卷第五篇第一章。
4,哲学人生。西方的人生价值主要寄托于上帝,寄托于宗教。自从周初的宗教批判以后,中国的人生价值,就主要寄托于自性、寄托于哲学。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人生观,即对人生抱着哲学的态度。过去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而四书是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典籍,它们必对中国人的人生观发生深刻影响。
5,实用理性。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很妙。
6,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极高的审美气质,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
7,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个人主义,主要就人与人之间、就社会立论。与此不同,中国的个人主义就人的内在心性立论。它充分地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心性,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
8,集体主义。
9,伦理情怀。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决定了血缘的稳定性,而这又最导致了传统的价值系统弥漫着伦理气息,使中国文化很有人情味。
10,民族意识。统一的汉民族意识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它不仅促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帝国最终保持统一。而且也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直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因素。
11,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向自觉而觉人,以自己的良知去唤醒社会的良知。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2,学术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昌盛,高潮迭起,辉煌灿烂。不管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都可以这样说。其中最突出者有二,即人文领域的哲学和科技领域的中医学。它们必将在现代社会重放光彩。
13,文学艺术。这也是中国古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毕加索曾经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艺术是最杰出的,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辞。
14,古代汉语。主要指它的书面语。不掌握这种书面语,就休想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真正进入传统。方块汉字不但是汉族各方言共同的书写形式,而且为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运用,甚至被引进到其他国家。这种文字与直觉思维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15,德治思想。
16,民本思想。
17,文官政治。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管理系统的先进性和民主性。看来,这个传统目前在逐渐恢复。
凡此种种,都应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应该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它们大抵是中华文明中永恒的、不可革除的部分,大抵是具有普遍意义并可以转化为普世的现代性的部分。
传统的现代化大概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我注六经,即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二是六经注我,即将传统纳入新的思想体系。
按照这种中体西用模式所形成的文化会不会是一种大杂烩、大拼盘呢?这种顾虑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如果认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的主要遗产,就不难发现,其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新的文化范式中和谐共处,并逐渐互相同化。
中西文明固然有很大不同。但是,不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冲突,它还意味着互补。过去的研究者往往片面地夸大冲突而忽视互补,并导致一系列的误解。这种偏差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了。马克斯·韦伯说从儒教和道教中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他进一步推论儒道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过于武断了,现有东亚的经济奇迹为证。韦伯的败笔就在于错把互补当冲突。
其次,中体西用不是将两种事物简单地相加,而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们引进佛学,并发展出理学这种新范式,仍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启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已隐隐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与调整,就要以新的风姿展现它的价值、它的博大与精深!
我在重新解释中体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我的新释尚可备一说的话,那么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关于中、西、体、用问题讨论的轨迹,正好构成一个马鞍形。
这就是说,一个本来正确的方针,由于提出者的片面理解和时人的情绪化等因素,被一步步地偏离了;而当事情发展到极端,又开始一步一步地回归。真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原路返回,而是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唯其如此,这个轨迹才是马鞍形的。
这个马鞍形的意蕴何止于此!它不正是中国国际地位失落而后提高的过程吗?不正是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而后恢复的经历吗?……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能孤立地看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李泽厚先生奉为“西体中用”派之典范的康有为,最终归于“中体西用”。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推崇:“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24]他甚至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认为“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25]在他看来,“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所以“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26]于是,他对自己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27]这些观念与洋务派并无二致。
如何看待康有为由改良主张向“中体西用”回归呢?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倒退、这是随落。这种评价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化了。君不见,康氏的结论是他在游历欧洲各国达十一年之久,并对中西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鄙人于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辩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28]所以,这种回归固然不完全正确,但必有其深层的、理性的根据。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向传统回归的,何止康氏一人、又何止改良派!毋庸讳言,有些鼎鼎大名的激进派人物不是也和康有为一样最终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吗?这个奇妙的现象恰与上述那个马鞍形不谋而合,怎能不令人反省、发人深思呢?
[1]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36页。
[2]由猿到人的进化或许也可看作一次世界性现代化过程,其特征有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但这一过程只具有生物学和文化发生学的意义,而不具有文明性质。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3页。
[4]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文艺复兴精神”不仅改变了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改变了包括政治、经济、教等各方面。现在多数学者不再认同这一看法。参阅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09—810页。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63页。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2页。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页。
[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页。
[9] 张之洞:《劝学篇·自序》。
[10]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原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再说“西体中用”》,原载《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引李说,皆见二文。
[11]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1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3]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4] 陈序经:《再谈“全盘西化”》。
[15]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
[16]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
[1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页。
[19]傅伟勋:《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后记》,见刘志琴编《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20] 严北溟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49-350页。
[2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22] 余敦康:《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2页。
[2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24]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25]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26]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27] 康有为:《国会叹》。
[28]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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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人口管理是实施各项行政职能的基础。目前我国人口的管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通过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类人口,依托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对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监测、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务的事项进行管理。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治理现代化浅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治理现代化浅析
治理理论应用于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部门,表明我国政府的管理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迈进。在充分探讨治理理论的前提下,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人口管理问题,治理理论为当前我国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对于打破我国人口管理各部门相互孤立状况,实现部门协同工作,统筹全局解决人口管理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我国当前由“小人口”管理向“大人口”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形势不谋而合,有助于精简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地解决“信息孤岛、应用孤岛、资源孤岛”三大问题。
应当来说,人口治理是综合人口管理的升华和深化,其突出表现在多中心、多主体合作共治,倡导其他社会主体和公民社会平等积极参与人口治理过程,是一种统筹和协作的机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格局,再造新时期、符合现代化的人口治理新模式。
因此,人口治理同人口管理的基础地位一样,是国家在新时期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另外,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口治理,同时,治理理论是适合时代特征的理论,它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我国人口管理活动出现的新问题,使传统的人口管理向现代化的人口治理平稳过渡,科学规划和构建人口治理体系,显得迫切而且必要。总的来看,人口治理的基础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础子系统。人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基础性子系统,人口的行为活动渗透到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文化制度等等各个领域。最基础、最普遍的管理活动是对人口的管理,那么,在新时期,要做好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治理,则首先需要从人口治理角度入手,厘清人口与其他社会系统、制度、文化方面的关系,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事实清晰地表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指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正在部分甚至全部重塑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环境。正因为如此,人口治理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从整体上统筹协调解决人口管理活动中产生的问题。
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人口管理是实施各项行政职能的基础。目前我国人口的管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通过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类人口,依托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对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监测、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务的事项进行管理。
从中央政府层面看,在国务院的各个组成部门中,直接参与人口管理的部门有13个,可以看出,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劳保制度、分配制度、扶贫制度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搭建在人口工作的机制和体制之上。应用现代化的治理理论,做好人口治理工作,有助于合理构建和实施政府的各项行政职能。
人口治理是统筹解决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人口调控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是经济转型时期制定宏观调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人口治理又是国家实现人口调控的基础。人口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是人口管理应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从传统的“管控型”人口管理模式现代化的人口治理转变,统筹把握,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发展战略。
在这种局面下,治理理论在人口管理工作中彰显出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治理理论提倡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应通力合作,人口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形成互动关系,通过对相关人口发展事项进行参与、合作、互动,最终实现人口发展目标的人口管理模式。可见,人口治理工作的科学开展是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发展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重要的依据。
总之,人口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做好人口治理,就要从全局出发,顶层设计人口治理体系。
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综合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科学先进的管理理论为指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人口综合、全面的标准规范化管理,并与其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良性衔接和互联互动、多中心多主体共管共治的“大人口”管理体系;其包含了传统的基本人口内容和职能,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升级,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当前人口管理工作;
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人口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应当能够进行人口的宏观调控;应当包含基本人口管理系统、人口战略管理系统、人口监测和决策支持系统、人口管理工作评价系统,是能够进行人口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动态监测和及时预警的智慧化决策支持系统;人口治理体系同时也应当是部门协同的伙伴关系。人口治理体系必须符合市场化、法制化、智慧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能够做到信息共享、部门互动、管理协同、智慧决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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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界接连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地位、培养目标、教育内法学教育内容、教育改革、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大讨论。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以改善和提升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现状和质量,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全文如下: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
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
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
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
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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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是借助以微电子学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技术的结合而形成的手段,对声音的、图像的、文字的、数字的和各种传感信号的信息进行获取、加工、处理、储存、传播和使用的能动技术。它的核心是信息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论文范文: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学现代化。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使教育观念与手段的更新成为可能。本文就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学现代化进行了说明,并通过学校信息化建设实践详细阐述了具体实施方案。从智能性资源、知识性资源、技术性资源、环境性资源等各种教育资源方面具体的分析,从教育者的角度分析,并针对学生特点及现有条件就如何促进现代教育的现代化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就现存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信息技术 教育环境 目标和原则 研究 策略 教育的可用资源教师培训 计算机 互联网。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先进的教学技术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从而使人们对学习的意义、目标、内容、过程和方式的认识,发生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变化。未来的社会是学习化的社会,未来社会中的人们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而且必须学会自主地学习。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先进的教学技术和丰富的学习资源构成的学习环境,为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提供了实现技术和实现方法。研究"在信息化社会中的学校如何教学生学会学习"的问题就很有意义。创设"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让学生在没有任何畏惧心理的环境下参与学习,让学生在有足够大的自由度的情况下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既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生人性的尊重。
在当今班级教学制度下,构建一个有现代信息技术学习环境支持的、以“以学生为本”为基本原则的,“平等、民主、合作”的班级。在这个环境中,有可能促成教师和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共同实现教与学过程的改善。从而让传统教育向信息化的教育一点点的靠拢。逐步寻找到一条通往现代教育的较好路径,力争尽量早一点地、多一些地培养出在信息化社会能走在人类社会前列的人才,应该成为当前中小学推进信息化的主要目标;对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科课堂教学策略加以研究,以实现教学过程的优化是中小学推进信息化的主要任务。
在推进教学信息化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人本性原则 从学生的实际学习基础出发,以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为本,以帮助学生获取终身的学习经验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教师的持续发展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开放性原则 教学的目标开放:教学的内容开放:面向学生的经验世界,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面向浩瀚无边的网络资源;教育信息开放:教育空间和信息沟通渠道多元化:课堂内外结合、学校内外互补、互联网局域网沟通,鼓励学生走进生活,走进社会,走进自然,走进网络;评价标准开放:多角度评价,多标准判断,允许幼稚,宽容错误,鼓励标新立异。
主体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给学生自主的空间、选择的机会、体验的环境和表达展现的舞台。
整合性原则 坚持以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目标,在适宜的时空下 ,把方方面面的可用教育资源加以合理的组合,不断完善教学系统,形成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
3.1 建设技术性资源。
在信息社会中,智能性资源(教育者、被教育者、家长)、知识性资源(教科书、图书馆与影视库、各类知识数据库)、技术性资源(仪器、设备与教学工具、传播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教室、因特网、数据处理及其它工具软件包.....)、环境性资源(政策性、人际性资源、校舍与设施周边环境和社会状况、地域文化和观念......)等是教育的可用资源。而技术性资源是促进教育发展和教学改善的最基础的物质条件。
以我校为例:我校的信息技术资源开发的基本路径是以建设带动应用,以应用促进开发。
2002年,学校的技术资源开发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努力提高教学效益”的目标服务,学校建了两间共100台的计算机教室;安装了多媒体的双向控制教学系统;为初一教师配置了工作计算机;进行了全员培训计算机操作技能和CAI课件的制作培训。学校开发研制了一批用Powerpoint制作的演示课件和用Authorware集成的知识素材。这些课件和教学素材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习习惯,有助于学生的思维训练,对优化课堂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作了有益有效的工作。然而,这一阶段的技术资源基本上是为方便教师的“教”而设计开发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信息技术的开发建设不仅为教师的“教”服务,更应该为学生的学服务”的观念逐渐强化。学校增建了计算机教室、课件制作室、电子阅览室,一批骨干教师开始在“主题”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开发了能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的交互式教学软件,制作了可以鼓励学生多动手,多动脑的复合型的课件。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实现的师生交互,同学间合作,使学生的感觉逐渐从“被牵着鼻子走”变成“张开思维的翅膀”,逐渐从被动的思考转化为主动的思考。但是,就这时学校的技术环境来说,还无法满足部分学生快速增长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也难以实现的较高教学期望值。我们显然需要一种更新的、更能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于是,建设与lnternet相连的校园网成为深化研究的突破口。
2003年8月,我校的校园网初步建成。校园网的WWW服务器与Internet相通,师生随时可以自由上网浏览查询。四通八达的“信息信道”为创设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为实现教学过程的优化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学校使用的“科利华”校园管理软件,覆盖了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学籍管理、人事管理、财产管理、图书管理……
3.2 开发知识性资源
建构平等、民主、合作的学习环境,仅有先进的技术物质环境的支撑是不够的。还需要丰富的知识性资源。学校还应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研究创新,例如:对构建学科教学主题知识库(主题网页群)和应用知识库(主题网页群)进行教学做出尝试。
(1) 确定学习主题。把学生当前需要学的知识与“以学生获取终身学习的经验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在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分析学科教学目标以至对与其相关联的其它学科的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后,确定学生学习的某个主题,围绕学习主题进行阶段(单元)教学设计。这种主题可大可小。有时是学科教材上的某个单元,有时是某册教材中的同类课文,有时是某学科几册教材中的关联部分……。从学生的学习需求出发,不拘一格。
(2) 组建主题知识库。以“有利于学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意义建构”为目的,创设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情景。在制作主题网页时,既注意知识内在结构的关联性,又注意知识内容的广博和精深;既收集与本校教学任务相关的知识信息,又重视最新科学发现和最新科技成果的方面的信息。同时制作时还注意学生的年龄特点,追求网页设计的高品位,制作技术的高质量,表现手法的艺术性等,尽可能地使主题知识网页的每一个接口都很美,都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美的熏陶。
(3) 建设班级、个人网页。班级和师生的个人网页是团队智能的集合,是个人的思想、能力、兴趣、品味的充分展现。也是十分丰富的教学资源。
3.3 优化智能性资源。
在各类资源中,唯有智能性资源---人,是唯一必要资源。
(1) 教师培训—- 智能性资源开发的重要方面。
① 教师要率先成为会最学习的人。人,尤其是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重要资源,比任何人都更需要紧跟时代,更新观念。因为我们在昨日受教育,却在今日教育明日社会的主人。之中观念滞后的必然,应该唤起教师更加执着地学习。信息化的教育环境(首先应包括学习环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将校长、教师、学生在知识面前置于平等的地位。教师要成为信息时代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帮助者,必然需要更加关注学习,更加会学习。
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教师的素质水平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最起码的是:需要教师带头学会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帮助自己学习,体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环境的学习过程,然后才能带领学生去学习。在推进学校信息化的过程中,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组织,让教师率先成为最会学习的人。支持鼓励教师博览群书,吸取新知识,涉足新领域,增强文化底蕴,提高人文素养。鼓励教师们要充分利用网络获取更多的知识以便应用于教学过程中。
② 给教师插上“信息技术”的翅膀
分阶段分层次进行计算机操作技能的强化培训。 第一个层次:全体教师的培训。第一阶段:掌握Windows基本操作和用Word进行文字处理。第二阶段:用PowerPoind制作演示文稿或简单课件,用Excel管理学生学籍和成绩,掌握互联网上的常用操作技能。第三阶段:用Frontpage和更多的工具制作交互式课件、网页、进行图片处理……。第二个层次是对计算机学科教师和骨干教师的培训。对这个层次培训要求更高:了解IT行业的最新成果,掌握计算机市场的行情信息,超前1—2步掌握目前最先进的各种制作平台工具,对校园网进行常规的管理、维护,还能设计开发部分操作平台,移植、改造部分操作平台。一句话,计算机学科教师不仅要承担学校常规的信息技术开发、建设、维护工作,还要承担师资的校本培训任务,定期培养出信息技术教育的骨干教师,保证骨干教师队伍象滚雪球一样逐年扩大。
③ 给教师一个自主探索的空间
在推进信息化教学的全过程中,都应该十分在意用新的教育价值观来评价教师的教学。对“主题(单元)教学的评价,应该说,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艺术价值,阶段性的教学过程的质量被主要地表现在“指导几乎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路径”方面的谋略艺术上,而不在于教师的表演艺术如何。“几乎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才是教师教学水平的写真”。在评价的过程中,尤其不去计较教师在传播中的一时的缺憾,让教师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自主空间。同时,还应该在意让教师自己评价自己。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校领导更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因为教师的自主能力和自主意识,是在其自主行为的过程与后来的体味中逐步实现的,是在自己越来越重视自己对自己的价值判断的的过程中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自主意识较强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自主意识的学生。
④ 给教师一个既有压力又充满温馨的氛围 信息技术环境下自由开放的言论空间,多条信息沟通渠道,为建立平等、民主、合作的人际关系、为教学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学生、家长、教师的网上求助、青年教师对老教师的期望、教职工对学校的建议、各类人员的留言,有鼓励赞赏,有批评责问……,网络不仅密切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干群关系,还拉近了家长和家校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学校和教师都多了一份监督,工作多了一份压力,人际间多了一份沟通,同时也多了一份温馨。面对一个全新的信息化的环境,学生、家长、教师、校长都在学习,都在适应,都在养成。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校是没有“栅栏”的,平等的人际关系、民主的学校管理,开放的信息信道,教师们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学习、学习、再学习,少了些盲从,多了些思考;少了些琐碎,多了些大气,一次次实现自我超越。
(2) 教学生学会学习,开发智能性资源的核心
① 分析学生学习需求。 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学生所拥有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在自己教学的全过程中,(包括备课、上课、课余辅导……)都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状况、了解个人的学习风格和期望、个人的学习兴趣和特长;了解学生周边有哪些促其发展的资源;只有在充分分析学习需求的情况下确定的学习主题和按照主题作出的教学设计,才能够“通教知学”,具有最实用的价值。创设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在校园网上开辟的师生信道,有助于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老师的水平显现就在于科学地确定学习主题和合理地进行教学设计。很显然,对教师来说,这就是一个研究过程。
② 让学生学会使用计算机和网络。 在信息技术课和其它一些学科的教学中,尽量早地使学生学会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帮助自己学习。计算机和汉字的录入速度,网上查询、获取、整理、处理、储存及表达信息的能力,都是教学中首先解决的问题。无论什么形式的教学,学生只要是在网络环境中学习,就必须首先掌握上述技能。而学生,也只有在轻松自如地运用计算机网络学习技术的状态下,才能真正走进计算机,走进网络文化圈,从而真正感知计算机的神奇和奥妙,感知网络文化新颖和灵动。过去,教师习惯把语文、数学称为工具学科,在研究中教师们越来越感到:计算机学科是“工具的工具”学科。为了适应非计算机学科教学改革的需要,首先需要改革计算机学科的教学,首先教给学生在网上学习所必备的计算机操作技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内容应该没有严格的结构顺序,教学方法应该不拘一格,现行的信息技术学科教材很难完全适应各个学校的教学。取多种教材的适用部分进行重新组合后用于教学,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另一方面,学生在使用现代信息工,应该得到的服务包括:网上丰富的学习资源,方便快捷的检索、各部分资源之间畅通无阻的链接等等。
③ 提倡“独立探索”和合作式的学习 在网络环境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改善教学过程,提倡“独立探索”和合作式的学习的目的意义,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生而言,并不在于探索到什么成果,而在与养成好的习惯。提倡“合作研究”以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的品质,懂得平等协作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人在人间生存和参与构筑未来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教学中,教师不仅领着学生一步步走向知识,而且引导学生一步步去发现探索知识。
3.4拓宽环境性资源。
在研究过程中,还必须十分重视环境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争取领导的重视、争取政策的倾斜、赢得社会的信任、得到家长的支持,才能使信息化教学的研究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
人类创造了互联网,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类的一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又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学校提供了各种机遇,给优化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持,但同时也给学校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教学的全过程中,都必须认真思考和提前准备,如何在教学生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教学生在网络化的环境中学习做人。一些有识之士说,如果仅就传授知识而言,计算机、互联网几乎可以取代现行的学校的功能。然而,在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方面,在对学生进行情感培养和熏陶方面,现行学校的功能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对中小学生而言,最重要的还不是掌握多少计算机的操作技术及网络的应用知识,而是培养他们正确的的网络法纪观念,网络道德观念,网络责任意识等等一系列信息化社会所必需的非智力的素质。因此,无论信息技术发展到多么先进程度,无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有多么广泛,教学生学习做人依然是学校教育的灵魂,教学生学习做人始终是教学的第一任务。
黎加厚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1999.7
乌美娜 《教学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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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的结果,是横跨信息科学、材料科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计算机已经成为人类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以计算机研究应用为中心的一系列科学技术受到人们的广泛且高度的重视。世界各国都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我国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部分领域的成就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就整体而言,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高,距离国外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加强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充分开发计算机技术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提高计算机技术发展利用效率,是当前我国计算机科技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现代社会,计算机以其超高速度的运算效率、方便快捷的操作方式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数据处理的速度,降低了工作难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在海量数据运算处理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将工作人员从繁琐的数据处理中解脱出来。此外,以数字形式保存的数据和信息,更加方便读取和保存。和传统的纸质载体相比,数字形式的信息储存方式容量更大,体积更小,更加方便储存和使用。在数据传输方面也远远超过传统纸质形式。另外,纸质材料随着时间延长会逐渐老化、破损,从而造成信息的丢失。使用计算机技术的数字信息以磁盘和光盘为载体,保存时效极为久远,更加有利于信息的管理。使用。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各种应用技术,极大地拓宽了计算机的使用范围,人类社会的多数任务,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的方式进行。甚至可以说,现代人类文明与计算机技术已经以一种极为紧密的形式结合到一起,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时至今日,计算机科学技术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计算机科学起步时间较晚,至今不足百年,和现代社会丰富的社会活动类型、复杂的工作条件、庞大的数据处理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在许多方面还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下面就当前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进行讨论。
计算机科学及应用技术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计算机工作人员虽然在学校中接受过一定程度的计算机知识技术教育培训,但由于计算机科学及应用技术发展太快,每隔几年就会有大的发展。计算机工作人员如果不能一直保持学习状态,很容易和计算机发展水平相脱节,知识技能老化、陈旧。虽然有的企业会给本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计算机业务知识技能培训,但数量少、规模小、深度和系统性不足,无法满足计算机工作人员再学习的要求。总体来说,我国计算机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水平普遍不高,影响了工作的高效高质开展。
计算机在信息处理、储存和传递方面具有其他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特别是与网络技术相结合以后,更是成为深入社会各方面的“信息神经”。人们在享受到计算机技术带来的便利条件的同时,也面临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信息风险。计算机技术是柄双刃剑,通过计算机技术,不法分子可以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计算机信息进行非法窃取乃至更改、损毁。每年因为计算机安全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除了经济损失外,在特定环境下,比如电力系统、交通指挥系统等,计算机能否正常安全运转,对于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有着巨大影响。
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应用领域的引导。不同领域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该领域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由于人们对于计算机应用的不同要求,使得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过于集中,整体发展缺乏系统性,从而制约了计算机学科的健康发展。
计算机能否充分发挥出应有功能,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操作水平影响很大。面对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计算机使用者必须想法设法紧跟计算机发展步伐,不断提高自身操作和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计算机技术的设计效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解决问题。
面对无孔不入的黑客,计算机使用单位和个人,要时刻保持警惕,严格遵守计算机安全使用规范。就个人来说,要养成良好的计算机和网络使用习惯,避免不必要的信息风险。对于企业来说,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并不断加大计算机安全防护投入,从人员、技术、设备、资金等方面予以加强,制定信息安全措施,确保企业信息安全。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行政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能,加大对计算机网络安全破坏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窃取、破坏计算机数据的行为严惩不贷,确保我国计算机网络事业的健康发展。
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是计算机信息安全的第一重要因素。网络监管部门、网络使用单位,必须下大力气做好计算机安全教育宣传工作。要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情况,制定、并不断完善科学、安全的计算机网络使用规范,要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一个使用者心中,永葆警惕之心,落实好计算机网络使用安全防范措施。
计算机是现代社会重要的辅助工具。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计算机技术势必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当前来看,计算机技术未来发展方向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计算机的优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非同一般的数据处理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计算机性能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更高性能的计算机的研究开发工作势在必行。量子计算机和纳米技术作为计算机发展中的主流趋势,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计算机的智能化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计算机科学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实现计算机智能化,不仅可以提高计算机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智能化的计算机将摆脱原有的辅助地位,“主动”开展工作,为人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理想的服务。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人们在看待计算机时,既要看到计算机及其配套应用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要注意在使用计算机时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要用科学、全面的眼光去看待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使用。要学会利用其优点、长处,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不断地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科研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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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民族国家起源之标准理论颇受争议。其中之一在于南美洲人的独立奋斗,以及美国独立革命先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有些国家,如荷兰与英国,似于19世纪之前即有清楚之民族认同。而意大利之统一,为基于人种/语言之民族主义运动范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主义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内容。其开始年代大致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考察一下世界现代化进程和民族主义的历程就会发现,二者的产生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想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世界现代化进程
我们考察现代化的内容时,按社会形态的领域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而每一个方面又包含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其中观念层面是最根本的、最可靠的〔1〕。我们这样认识现代化的话,其开始年代就不应简单地认为是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而应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正是此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和观念基础,如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等都源于此。
文艺复兴之后的16世纪,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西欧出现了一批民族君主国家,如英、法等国。这些民族君主国的诞生与文艺复兴有什么关联呢?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它刺激了人们追求现世幸福,打破了基督教对物欲的禁锢,商业活动因此在西欧活跃起来。从事商业的市民阶层由此兴起后,开始反对大封建主对他们的束缚和压榨,于是他们和企图扩大自己权力、削弱封建主的国王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民族君主国。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在1505年授权组成“贸易商行”及1600年伊利莎白女王授权组成“东印度公司”。国王依靠商人获得财政上的支持,而商人则攀附国王,获得商业特权,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君主国建立初期,国王依靠的并不一定是本国商人。英国国王直到贸易商行建立,仍依靠汉撒同盟,汉撒同盟几乎控制着英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而这一点与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民族君主国,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是少数商人垄断贸易,整个社会的本质是官商勾结的“国王家天下”,还不存在“民族主义”。
垄断贸易虽使少数商人暴富,国王财政有所保证,但却并未提高普通人的收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依赖外国商人,还是依靠本国商人,垄断贸易总会限制更大规模和更有利可图贸易的展开,而这对国王的收入也是个损失。因此,关注普通人利益的反垄断的自由贸易成为时代的要求,也得到国王的同意。
自由贸易兴起后,国王从本国商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它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保护本国商人们的利益,协调其间的关系。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由来。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是矛盾的,而在民族君主国时期却是一致的:自由贸易是国内政策,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重商主义则主要是指对外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防止黄金外流,也对增加国民财富起了重要作用。英国正是率先实行这种双重政策,才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这样,国王和本国普通商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不仅是国王的国家,也是普通商人及其与他们有联系的广大阶层的国家。至此,民族君主国才有“民族主义”的内涵。
民族君主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内涵,即是个政治共同体,而少有种族和文化认同的涵义。福特雷认为,外国人定居于英国并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特权,英国将受益无穷,而外国人很想成为英国人,因为英格兰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比任何共同体更加美好。〔2〕由此可见,外国人无论何种族、何文化,只要加入英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就可成为此民族平等一员。
民族主义最早应该出现在英国,它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可以从英、荷兰一兴一衰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荷兰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大半个世纪执世界贸易牛耳,其后走向衰落,除了战争失败的因素外,我们还要挖掘深层因素。荷兰摆脱西班牙独立后就成立了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是一盘散沙。它是由各个独立的城镇的商人们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其中央会议很少开会,而且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有效和连贯的政策。荷兰共和国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和民众在行动和观念上都没有多少联系。这样的政府难道能在战争中获得彻底的胜利吗?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吗?它与民众和国家紧密结合的英国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句话,那就是荷兰还没有民族主义,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17世纪和18世纪末的荷兰人没有选择现代化道路。他们没有迷恋于持续的增长,也没有注重定向问题──即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专有的’标记的精神问题。他们却保持着┉┉经纪人的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个民族。”〔3〕
民族君主国诞生后,它们为领土、霸权、经济利益、王位继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此,各国政府都鼓励科技创新、海外探险、发展工业、重商主义等,这些政策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民族君主国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在渊源上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循着人本主义→市民阶层兴起→民族君主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前进。这条路线是一条现代化的路线,即为观念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物质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出现的。但是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有质的差别,为了与其后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我就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
在革命中,人们推翻了以前效忠的对象──君主。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中,法国人产生了新的效忠对象──祖国。这个祖国在人们眼中已不是以前君主的国家,而是每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即公民)的国家,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认同。因此我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民族主义只有政治内涵,与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关系不大。国外也有些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跟民族感情或民族原则并无多大关系,甚至是相冲突的。”〔4〕
由上可看出,这种政治认同感实质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主权在民”。它当然是源于卢梭的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有两条路线,一是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它强调的是“贤者政治”,另一条就是源于法国卢梭的“民族主义”,即主权在民思想,它强调的是全民参政。这两种思想体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观念的核心。前者侧重于机会平等,后者侧重于绝对平等。虽有差异,但都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在政治实践中两者往往是互补的。如英国19世纪的几次议会改革,实际上就是“主权在民”对“贤者政治”的补充和修改。1871年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则是“贤者政治”对“主权在民”的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英国的民族主义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有近似的地方,也有所区别。英国民族主义崛起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让自负的法国人感受到英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七年战争的前夕,即1750年前后,在英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开始在法国崛起。“英格兰是法国引进民族观念的源头,即新的──民族的法国意识形态。”〔5〕
英国的商业兴国对法国人影响很大。法国是一个贵族的国家,贵族们一般来说都鄙视商业,崇尚高贵,即保卫国家才是他们的天职,是最高尚的职业。然而面对英国这个商业帝国,问题不是有没有保卫国家的热情,而是怎样保卫国家。英国的经验就是要他们从事商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不可阻挡,国家的财富已经与从事商业的大众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只有国富才能提供保卫国家的必需手段。这样贵族们的传统价值便遇到了挑战,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关于贵族参与商业的争论。
当然,大部分贵族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认为商业和贵族并不相容,商业和贵族的关系只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目的就是尽快离开商业界。他们还认为从事商业虽然可以使国家更富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来保卫国家免遭侵略,商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些贵族们无视商业给英国带来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只是陶醉在贵族们以前的荣耀中,顽守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阿贝?夸耶则代表了那些识时务者的看法,“商业已经成为国王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商业已成为“政治利益和均势的真谛。商业不再是个私人问题,而是为国家效忠服务”〔6〕受其思想影响的一批贵族投身于商业,成为后来的“新贵族”。
处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虽然在经济上很富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还要承担国家大量的赋税义务;而那些没落的旧贵族却享有特权,虽然没落却居高位,也不用纳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掀起了打倒旧贵族的法国大革命。在革命进程中,虽然一派比一派更激进,但其打倒旧贵族的宗旨没有改变。
可见,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在革命受到列强武装干涉后,其民族主义倾向就爆发了。
这样,英、法在19世纪都建立了近代政治制度,而法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
然而,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却轻易地被转换成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如前文所述,“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7〕。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种族认同、语言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8〕。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于法国革命和德国统一这段时间里,其内容为1821年希腊起义,1830年比利时摆脱荷兰统治,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其高潮就是德国统一。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俾斯麦用“铁血”手段统一了德国,这在民族主义的内涵转换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民族主义便彻底转向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德国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受法国影响而产生,“一个外部事件,即法国军队的长驱直入,将浪漫主义精神转变为德国民族主义,并最终将其变成了德国精神。”〔9〕
1806年法国入侵德国之前,一批出身下层社会的有才华的青年,希望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来进入上层社会。但是他们被贵族们拒之门外,穷困潦倒。他们将其困境归咎于启蒙的理性,因为理性扼杀了个性即人的个体价值,阻塞了他们通向上层社会的道路。于是他们反其道而鼓吹反理性和个性,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精神。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所鼓吹的个性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的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当法国侵入德国时,他们就号召平民支持他们驱逐侵略者,这只不过是利用平民获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即利用民族主义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他们构筑的国家理想里,他们应该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因此也应是位居社会上层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浪漫主义虽然转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正因为从浪漫主义转变而来,德国的民族主义才与极权主义融为一体。
在德国民族主义对经济腾飞的贡献中,费里德里希?李斯特功不可没。他的理论“重新确定了经济向国际竞争和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其理论影响下,德国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兴办现代企业。而经济的发展又使民族主义在各阶层蔓延,“长久以来局限于大学和知识分子之中及官僚政治内外的民族主义,象野火般传播蔓延,把德国资产阶级传统的谦卑燃烧成灰,并以经济抱负点燃了它的精神”,“海洋不再仅仅是我们商业的公路和国民经济的哺乳母亲,而且还是我们同各民族角斗的战场和新自由的摇篮”。〔11〕
当然,狭隘民族主义除了受到法国民族主义和本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外,它还有其他原因,如“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富有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及生物学上的族群性理论的影响等。〔10〕
这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种族和文化认同及经济腾飞融为一体,使其极具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英、法的民族主义。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在其1870年战胜法国后的大陆霸权和19世纪末咄咄逼人的经济扩张,改变了英法的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他们也开始向德国的民族主义靠拢。而欧洲的民族主义又刺激了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就是日本。
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说18世纪是英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 19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那么20世纪则是德国的狭隘民族主义领导的世界。
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能否认为是现代化的内容呢?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问题。
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应为许多灾难负责,但是不应因此而无视它的积极意义。狭隘民族主义在推动种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没,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就是极好一例。此种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化的民族主义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各国政府关注与扶持规模庞大的民族企业,以便于与他国竞争,这使垄断成为可能,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狭隘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推动了科技的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看来,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带来过不幸。从价值理性来说,我们不能苟同,它不是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从工具理性来讲,我们又不能否认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1〕尹保云:《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载《现代化研究》(138─147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同上,第115页。
〔4〕Maurice Block,‘Nationalities, principle of’in J, Lalor(ed.),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Ⅱ, p.939.
〔5〕同〔2〕,第182页。
〔6〕同上,第178页。
〔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9〕同〔2〕,第217页。
〔10〕同〔7〕,第123—125页。
〔11〕同〔2〕,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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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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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运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将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使农业的发展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具备当代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生态农业。实现了这个转化过程的农业就叫做农业现代化的农业。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农业大市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路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农业大市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路径研究全文如下: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坚持城镇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城镇化质量;建设新型城镇化更是“十八”大报告的鲜明主题之一,也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重点话题。报告中共计6次提及“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城乡”等概念。由于湖南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特征,因此湖南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两化”)方面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对于解决好我国的“两化”问题具有普遍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为了探索出一条在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农业现代化有序推进的基础上“两化”科学协调发展的路径,2011年中央提出以衡阳为主体,建设大湘南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中部堀起和湖南振兴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衡阳经济建设已纳入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为湖南第一农业大市的衡阳“两化”要取得较快进展,首先要解决农业大市的发展问题。而众多农业大市“两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需要通过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城镇化水平。农民工市民化是农业大市实现“两化”的必然选择与特有途径,但现存的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农业大市实现“两化”。然而,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衡阳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
1.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区域不平衡,特别是村级集体没有稳定的收入。经济薄弱村和富裕村之间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衡阳村集体经济收入成分分析上看,集体业务收入相对稳定(指的是集体统一的营业收入,合同和工资收入和投资收入)并不多,很多村庄的收入来源都依靠供给非常不稳定的生活补贴,土地补贴等。
2.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中土地经济的红利不断减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渠道萎缩、集体负担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土地经济”,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许多村庄获得了与土地资源相应的级差地租。然而,这一优势现在已经基本丧失。在收入萎缩的同事,村级集体的刚性支出确在不断增加,村级公用事业的负担日益增加。
3.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总的来说,村集体经济发展内在动机不足,乡村干部的热情不高。同时,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力量不够大,集体资产价值和规范的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与村级集体经济相关的权益纠纷时常出现。
4.公共财政资源相对分散,投资业绩需要改善。近年来,各级金融资本有效地支持新农村建设,但在实践中,公共财政覆盖面在农村仍然较小,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尚未建立,公共财政不平衡,政府支持基金绩效低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
5.紧缩政策因素制约发展的空间发展困难。土地宏观调控的加强使得一些区位优势明显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更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当前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极大的限制了村级集体经济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能力的发挥。与此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压力,集体经济发展不得不为环境保护让步。
6.资本积累相对薄弱,发展力量削弱。由于收入渠道逐渐萎缩,村级刚性支出逐年增加,削弱了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也减缓了村集体经济发展速度,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一般没有银行信贷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个人或民间高息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能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7.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体系的缺陷。虽然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均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但是,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人格、组织机构、权利义务及责任形式等重大问题均未有相应规定,这无疑将严重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作用的发挥。正如张红宇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相反,集体统一管理的功能正在进一步削弱,相关政策在与农民的关系处理上存在“越位”和“缺位”两种状态,当前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关系亟需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农村生产要素向县城、乡镇和农村社区集中,以此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生产要素集聚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带动城乡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改善。因此,应从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四个方面加快农村生产要素集聚。
第一,在劳动力要素集聚方面,应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农村社区集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乡一体化关键是要实现城乡劳动者素质的一体化。高素质的人才是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城乡之间在思想意识、文化交流、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双向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同时,积极设立各类科普教育培训班,加强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使之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产业化生产技能,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二,在资本要素集聚方面,应盘活农村分散的富余资金,完善城乡金融机构布局,可以使城乡资金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集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衡阳又出现了新的工农金融存贷“剪刀差”,在农村吸收资金的正规金融机构很少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农村资金大部分流向城市。因此需要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使农村金融真正成为为“三农”服务的金融体系。银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切实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供信贷支持,解决它们融资难的问题。还要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满足农户种养及加工等方面贷款需求。
第三,在土地要素集聚方面,应逐步实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城市和乡村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最重要特征,城乡间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社会服务网络等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衡阳市实施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
一是要实施中心城区的带动战略。在区域布局上,优先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区和城市群、城市郊区及辐射区;在规模体系上,县城要发展为50万人的中等城市,使之成为县域经济、文化中心,每个县、建制镇也应优先发展1-2个中心镇,使其规模达到10万人左右的小城市,成为区域产业集聚重要基地和专业市场的重要载体。
二是大力推进城乡征地制度建设一体化。目前衡阳还存在严重的征地价格“剪刀差”。按照土地政策规定,建设开发区和房地产用地必须先由政府征用,然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目前,征地价格低,出售开发价格高。为此要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征用补偿办法。
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交易的全过程,改变原有的行政征地方式。另一方面,防止和纠正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的土地侵权行为,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和收益。此外,国家还应尽快出台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优惠政策,推进土地换社保的办法,将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
第四,在技术要素集聚方面,应集中配置农村科技资源,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人力资源是城乡一体化中最重要资源。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信息、交通和通讯等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加强了空间联系,使产业在空间上的“分散化”布局成为可能。科学技术扩散和传播具有成本较低,速度快,约束条件少等特点。科学技术扩散和传播能优化城市和乡村的产业结构,能较好地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应深入实施科教兴豫和人才强省战略,切实把科技、教育发展放在优先位置,促进科技创新,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2.努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工业和农村服务业来促进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
发展农村现代产业既是农村生产要素集中的落脚点,又是农村城镇化的载体,对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目标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岗位的关键是发展现代产业,由此可见发展现代产业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意义。衡阳市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围绕实施“建设小城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培育龙头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四位一体的战略,以小城镇为载体,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街镇企业为核心,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资产集聚、产业集聚的作用,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和街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实现连片发展。
在交通便捷的城镇,加快开发适合于本地区企业发展的工业小区,迅速扩大城镇规模,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公司化的农业企业、大城市的工商企业到小城镇建立配套生产加工基地,对其从事的产品开发、商业连锁、物资配送、旧货调剂、农副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予以鼓励。瞄准全国500强企业和大公司、大财团,选择一批大项目,深入做好前期工作,组织高层次的招商活动,吸引更多的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投资公司落户衡阳市、落户到城镇和各类开发区。积极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外商推介,力争并购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
3.建立健全农村城镇化体系,从而有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农村城镇化为农村生产要素集聚和现代产业发展提供空间支持,是农村生产要素集聚和现代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目前衡阳市农村城乡一体化水平尚不高,城镇体系发育不很健全,城镇规模序列结构明显不平衡,这决定了衡阳市不宜简单模仿那种“遍地开花”式的小城镇发展道路,而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寻求小城镇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
市一级应从制定全市的发展目标、政策、规划、平衡发展的条件和加大扶持力度入手,选择市内的重点地区和乡镇作为重点,予以重点支持,进而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全市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区县也应在协调好土地、资金、人员安置等问题的前提下,按照市、区两级规划的总体要求,着重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实现突破,并以此带动城镇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促进小城镇的发育和成长,形成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城乡一体化格局。
衡阳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应采取“大县城―大镇―农村社区”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路径。通过“大县城―大镇―农村社区”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体系建设,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管理和城乡公共资源能够均衡配置。农村发展离不开城镇体系,要从全局的高度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发展,将二者实现有机结合,按照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原则,认真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协调性,不断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发展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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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也是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约束的弱质产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专项人才的需求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农业院校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根据现代农业对人才的需求,农业院校要面向农业市场,面向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培养创新人才。本文阐述了农业现代化的特点、现代农业专项人才的特点,简要分析了农业专项人才职业教育的现状,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农业专项人才职业教育的变革举措。
现代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农业机械、原材料及农业生产资料等大多来自农业外部,且农产品主要是供应给城市居民,形成一种外部循环。所以,我们要大力增加农业以外的能源和物资的投入,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农业商品率不断提高。但农业现代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全面的渐进式的过程。
一是内容的动态性。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变迁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与二十世纪所谓的农业现代化相比,其内涵不仅包括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等,还包括农业标准化、质量化与信息化等,内容具有动态性特征。二是内容的包容性。现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还涉及经济关系、农业政策、环境影响等。三是地域性和阶段性。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因经济、技术、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的差异而制定的农业现代化的标准也是不同的。美国因农业技术水平高,所以它的农业现代化是通过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来衡量的。而日本由于人多地少,其必须通过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种植高产的经济作物品种来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和产值,从而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国人口众多,而耕地面积相对不足,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推进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四是历史承继性。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在因循的基础上推进与实现,将传统农业中合理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等继承下来,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科学化发展。
从农业现代化的特点不难发现,要想实现现代化,农业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是关键因素。
一是懂科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满足高质量、高数量的市场需求,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迫在眉睫,而这需要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农业研发队伍。因而,在人才培养中我们要以此为导向,针对社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选课与实践指导,以培养尖端技术人才为主,兼顾对农民进行科技知识普及,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二是有技能――农业技术推广现今已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科研成果要尽快尽早地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努力,这就需要我们在农业人才培养时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一支技能精干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
三是善经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技术人才的培养也要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着眼全球视野,培养一支擅长经营管理,能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农业经济型人才队伍。
除此之外,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还需要培养乐于服务农村,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才。培养农业产业化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农业产业化是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措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人才是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得到社会认可的优秀劳动者,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农业产业化整体发展水平。目前,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人才资源匮乏,结构分布不合理,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在农业产业化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还比较弱,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充分认识加强培养农业产业化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农业产业化人才培养,作为实施人才战略,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总之,发展现代农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兼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培养一支既懂科技又有技能和善经营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 农业专业人才职业教育的现状
一是办学经费紧张。虽然中央不断强调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力度和增加资金投入,但由于具体指导政策不明朗,导致执行力度不够,转移支付不足,而职业技术教育机构本身由于各种客观条件又缺乏相应的筹资渠道,最终使得维持其正常运行的经费捉襟见肘。由于办学经费不足,使得对学生进行基础培训的设施和设备都很缺乏,扩大教育规模成为空谈。同时,教师没有经费出去进修,很难把先进的科技成果引入教学中,限制了学术视野,严重阻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了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和职业学校自身办学的吸引力。
二是师资数量严重不足且知识水平偏低。如前所述,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我们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高技能的面向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复合型人才,这需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高水平的教师与足够的师资数量作为保障。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办学经费、人才待遇及重视程度等条件制约,师资数量严重不足且现有师资水平整体不高。
三是就业前景严峻。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扩招严重,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大众化教育趋势,精英教育褪色,且师资数量与学生数量不匹配,教育细分化不能得以实现,导致教育水平不同程度下降,培养的学生质量严重下滑,很难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能找到适应的工作岗位。加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向社会释放了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就业变得越来越难。麦可思-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发现,近年来,农学类本科专业学生就业率总体水平偏低,农业院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只在30%~70%之间,明显低于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情况。
四是教育教学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一些农业职业院校不顾自己的办学宗旨和师资条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迎合社会“热点”需求,盲目上一些专业,比如开设二、三产业的专业,这很难保证学生学习质量。再者,即使本着自己的办学宗旨,一些农业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也存在短期行为,不能与时俱进地及时完善培养目标和及时调整相应专业设置,导致专业结构设置不尽合理,对市场的适应性较差。同时,课程教学内容陈旧,一些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内容并未走进教学视野,导致岗位能力需求与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之间出现脱节,所学与岗位契合度低,学生不能适应岗位需求,影响了学校声誉。另外,农业职业教育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教育现象,重知识、轻能力,学生动手能力不足,只会“纸上谈兵”,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一是加快转变观念,重新树立人才观。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多层次、不同类型的多样化人才,不仅需要既懂理论又有实践能力的科学家和掌握精尖技术的科技工作者以及各层次高级专业人才,还需要各层次的初、中级层次的专门人才和掌握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因此,职业教育工作者要树立一种新的人才观,根据社会差异化需求,培养大量的既懂理论又有应用、操作技能的职业技术人才,以满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农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近些年,随着不断深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日益关注,我国农业企业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我国农业职业技术院校应该以日益丰富的市场需求为导向,适时地进行专业调整,明确农业职业教育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做到“按体裁衣”,加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与专业性。
三是改革教学设置,优化培养模式。农业职业教育要牢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发展现代科技农业服务和为农民致富奔小康服务的宗旨,面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1)周期性地对现有农业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以更新其农业知识,培养新技能;(2)要根据农村与农业发展现状,不断开发新专业,设置新课程,在理论教学的同时以培养应用型技能为主线来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使学生和受训人员具有知识够用和技术一流的特点;(3)要采取贴近农村实际的培养模式,灵活办学。一方面职业院校可以与相关联的高等学校合作办学,以共享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专家下乡的方式,深入到乡村亲自指导农业从业人员学习。
四是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之路。职业院校农业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农业现代化的特征之一便是“产学研”相结合。农业职业教育应以科技成果的高转化率为导向,面向农业市场、面向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重视人才科技研发能力的培养。
五是立足地域特点,有效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农业具有季节性和区域性特点,农业职业院校要根据地域特点及当地涉农产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与专业设置,因地制宜地培养人才,以免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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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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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管理现代化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一些企业都配备了必要的工作人员和设备。但是该项工作毕竟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解决,将给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极大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近年来,随着各级管理部门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性的加深认识和了解,档案部门在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方面也做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虽然档案管理已取得明显的成绩和相应的效果,但是这方面工作仍然不平衡,存在着一些问题严重影响到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这些问题受到我们高度重视的同事,我们针对具体的问题分析,并通过相应的对策来解决,促进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顺利建设。
(一)对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缺乏深刻认识。
在一些单位中,领导的档案管理意识较为薄弱,工作中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他们尚未意识到档案管理属于一项硬性的工作任务,从而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更缺乏深刻性的认识。他们认为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只是一个服务和辅助的工作。正因为对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重要性的缺乏认识,才导致在今后管理中该工作一直没有落实到实处。特别是关于人力、财务及物质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档案管理中工作人员甚至产生误区,认为档案工作就是简单的抄写和保管工作,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与现代管理发展已经不相适应。
(二)档案管理的基础工作不规范,亟待完善。
不规范、不标准等问题,在一些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案卷整理的质量不高;关于案卷的目录或者文件目录的命名较为简单和概括的笼统不细致;档案内容不科学,出现重复、错误以及漏掉等问题;档案管理中使用的检索工具与格式不统一;一些档案内容的字迹模糊,而且尚未进行修复,也未进行技术处理;一些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在工作中投入的精力不足,严重影响到档案管理的水平。
(三)档案室中硬件等环境设施建设不齐全。
当前,档案管理工作中的条件较为落后,在某些单位中甚至没有专用的档案室,而且出现档案多、档案室狭窄潮湿的现状。因为投入经费不足,管理设备不齐全,很容易导致档案材料在储藏过程中出现霉变、蛀虫等现象,严重影响到档案的美观性、整洁性以及完整性,环境设施的落后成为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瓶颈问题。
(四)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亟待提升。
当前,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来看,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过于保守、墨守成规,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特别表现为不了解和不善于使用现代化设备与技术。在管理工作中,既具备专业知识,又熟练的掌握现代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
(一)大力宣传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各级领导的认识。
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要大力宣传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及优势,以让各级领导提高认识,并高度重视档案现代化的建设。只有领导对档案管理现代化重要性加强,才能自觉引导和组织加强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建设。增强责任感,更积极主动的投入精力和经费,加强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建设。
(二)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统一规划,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关于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主要内容包括思想观念、管理手段、硬件配套、服务方式以及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建设过程中,要统一规划,实现这些方面的协调发展。此外,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仅需要各级单位领导的支持与重视,内部各个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密配合,而且还要以来同级党委与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这项工作属于一个复杂和系统的大工程。因此,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以本地区、本行业以及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全局现状统一规划制定发展战略,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三)强调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中的标准与规范。
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规范化、标准化是实现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条件。如果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缺少统一的标准,那么工作就缺少依据,从而导致工作中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那么最终出现结果不统一,缺少协调性和衔接性等现象。因此,要加大力度建设基础工作,解决基础薄弱的问题,促使基础工作建设尽快适合和满足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需求。
(四)加强对管理队伍的培养,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
强化对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这是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我们可以根据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有目的的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在思想观念和业务水平方面的素质能力,培养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现代化技术,培养这些复合型人才成为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主干力量,最终实现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强化他们的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在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中,为他们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标准,以便发挥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作用,并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本篇论文通过对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探析,并从硬件设备、思想观念、人才建设等多个方面寻找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行研究。总之,在新时期新阶段背景下,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需要与时代紧密结合,关于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在观念上改变创新,而且要采取有效的举措,积极探索和研究,在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浅谈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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