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

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杜甫“眼泪”诗作的情感意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杜甫是“诗圣”，也是“情圣”，其诗作总是饱含着自己浓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对国家社稷的关心，也有对百姓的忧虑，既有儿女情长的真性情，也有胸怀千古的英雄志。而这些意蕴在他所作有关眼泪的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拟从这个角度，以他的五首诗为例分析杜甫诗作的内在情怀。

关键词：社稷泪;黎元泪;儿女泪;英雄泪;

论文正文：

浅谈杜甫“眼泪”诗作的情感意蕴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歌是可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一文称杜甫为“情圣”①。因为他对国家、对民众、对亲人、对朋友之“情”，无往而不笃实淳厚，诚可谓千古一人。情至深处，泪水滂沱。面对战乱的国家，诗人洒下社稷之泪;感慨未酬的壮志，诗人洒下英雄之泪;思念离散的亲人，诗人洒下儿女之泪;叹息穷苦的百姓，诗人抛洒黎元之泪。伤心会“感时花见泪，恨别鸟惊心”(《春望》)②;高兴则“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泪水看似轻弹，但实则重似泰山。从其“泪”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窥见到伟大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性情，同时也能体会到他貌似柔弱的阳刚与坚韧，细腻中的宽容与豪情，平凡中的博爱与伟大。

社稷泪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西阁口号》),杜甫关注时局、关心社稷，念念不忘祖国兴亡，时时忧虑祖国前途命运，为救国家社稷而抛洒血泪。“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哭是无声的，因其无声，能哽咽在胸，痛苦更为难当。这既有对国破家亡的深切巨恸，也流露了对蒙难君王的伤悼，还含对世事沧桑变换的感慨。兵荒马乱之际，人心惶惶，自身安危难以担保，何况还被叛军俘虏过?逃命尚且来不及，诗人却仍然要去哭去行。这是怎样的一颗赤胆忠心?这是怎样一种心系国家关心社稷的赤子情怀?杜甫在心灵中就坚守着这样一份执着。情深情长，凄切哀悯，蕴涵无穷，令人肝肠寸断。《北征》不仅形象再现“乾坤疮演”的凋蔽景象、“呻吟更流血”的苦难现实，更是反映国家残破不堪、关心祖国命运的忧虑。

大历三年(768)，年已五十八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远眺，本应豪情壮志，意气风发，但一个人垂暮之年登楼，年轻时的抱负不仅没实现，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一个人背负那么多痛苦与不幸，哀怜自己，埋怨上天，痛恨统治者尚且怕来不及，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生活异常窘困的诗人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不幸遭遇上，孤零无助的衰翁关注的却不是他自己，放不下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关山北”，而是国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并为国家多难而叹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做到?“诗圣”并非虚名啊!

黎民泪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然自己尚在穷困中，却不忘关心别人，这就是杜甫的古道热肠。他不仅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其一)，“药许邻人斫”(《正月三日归溪上……》)，“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此外，他还劝告别人也如此：“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又呈吴郎》)。他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人之所想，忧人之所忧，倾注真情。由老妇人困苦不堪、一贫如洗，诗人放眼天下黎民百姓，他们都“已诉征求贫到骨”，更是杜甫关怀民生忧心如焚的悲悯情怀的流露。“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的伟大在于兵荒马乱年代，他连自身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还能由一个扑枣的穷寡妇，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百姓，以至流泪，正如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写的一样“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儿女泪诗人关心社稷，担忧民生疾苦。那对待妻儿，诗人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怀?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诗人虽然被俘长安，失掉自由、处境危险，然而他却仍记挂着妻子，想着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心焦。虽说夫妻情深，相互惦念，但更多的应该是诗人对家人的关爱，对妻子的怜惜。看月思人，想着妻子虽有儿女在旁，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小儿女世事未谙，他们以为母亲看月，是在欣赏自然风光，哪里懂得是在挂怀他们远在长安生死未卜的父亲啊!诗人可怜妻子的孤独、凄然，心中充满了辛酸，交织着忧虑与惊恐，对妻子的一片深情跃然纸上。

由“独看”，回想往日“同看”的美妙，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曾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羌村，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共“忆长安”，那时虽然百感交集、不胜辛酸，但尚有自己为妻子分忧;如今呢，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哪能为她分忧啊!诗人想象妻子独自看月，雾湿云鬟，月寒玉臂。望月愈久而忆念愈深，甚至会担心自己是否还活着，一定会泪流满面?其实这也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当他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也早已泪湿双颊。于是盼望将来能够早日“同看”：“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对妻子不尽的关心与爱怜怎不让人动容?“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意在言外了。儿女情长，夫妻情深。满怀爱国情，报国志的人，心中也有这么柔软的地方，实乃有情有义真英雄。

英雄泪

爱怜家人，关心邻人，心怀社稷，对自己呢?

上元元年(760)春，诗人由秦州漂泊到成都，城西北有诸葛亮庙，称武侯祠。诗人寻幽凭吊，追慕先贤。诸葛亮这样一位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英雄，曾使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为国呕心沥血、忠心耿耿，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踌躇满志却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人是在哭诸葛亮，更是哭自己。周汝昌先生说“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杜甫心怀英雄之志，然而一直无法施展。诸葛亮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毕竟曾经有人那么赏识他，刘备心甘情愿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统一国家之策，造成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然而诗人虽“许身稷契，志在匡国”，却“隔叶黄鹂空好音”，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至此依然未有建树。武侯祠内鸟鸣草绿，自然界的春天已然来临，可是，属于诗人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呢?此情此景，他怎能不伤心流泪?怀古正是因为伤今。

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诗人忧心如焚。诸葛亮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诗人也渴望能有他那样的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然而他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拥有的只是泪水，为国家，为自己，也为千古失意的英雄。这种一事无成的悲感时时困扰着诗人：“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秋雨叹三首》)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三载的夏秋之间，当时淫雨不止，“雨中百草秋烂死”，面对如此环境恶劣，诗人不禁为担忧决明花之命运而潸然泪下。其实诗人也为自己流泪：在恶浊的世风里，诗人空有满腹经纶，空怀济世之才，更空空愁白了满头的乌发。还有什么比才士坐老更让人伤心呢?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但是，这哭是发自内心的，泪是带血的。正是在“哭”中我们看到了杜甫丰富的情感意蕴，看到了他善良的天性，看到他对苍生万物满怀的深情，对社会不公充满的激愤，对国家安危的万分忧虑，将此汇于笔倾洒于天地，成就一代“诗圣”，更成就了一代“情圣”。

注释：

① 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M〕P42.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②文中所选杜甫诗歌，参见〔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参考文献:

〔1〕贺 严.论杜甫性格与其诗歌创作[J].杜甫研究学刊，2007(1).

〔2〕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宪法还在第8条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全文如下：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宪法的四个修正案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进程中产生的，它通过对传统的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修改，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这四次宪法修改的显性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揭开经济制度的面纱，则会发现隐藏其中的主题乃是公民经济自由权在现行宪法中的扩充与完善。

(一)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中的人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因此，一个独立的人自然就会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从事某些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活动，以维持自己的生存。由是观之，个人自主地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活动的自由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不择手段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共同体需要制定规则来明确个人的权利义务并规定惩罚措施保证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遵循这些权利义务规则，以建立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维持社会合作的稳定性，从而促进劳动分工和增加物质财富。[2]这些有关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集合，便是经济制度。

而不同的经济制度，实质上反映的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如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作为以等级所有制为基础和以小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体系，反映的便是个人享有很大经济自由权的事实――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个人可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国家除了独占部分自然资源、垄断部分物资供给和征收赋税外，对经济活动并不存在多少干预;个人的经济义务，则主要是尊重国家专属经济权、他人财产所有权、市场交易规则和缴纳赋税等。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一方面保护个人的财产自由、营业自由、契约自由以及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等经济自由权;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出现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个人承担的经济义务也随之增多(如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必须遵守金融利率、最低工资标准等)。

根据马恩列斯的设想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有根本的不同。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物统治人的制度罪恶和实现每一个人的平等与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因不同的个人天赋而产生的“天然特权”，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公民个人都附属并听命于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丧失了自行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权。正因如此，自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建立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宪法均未以权利条款的明文方式或经济制度的隐性方式规定公民的经济自由权。

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规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总章程。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和走集体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1954年宪法将《共同纲领》保障公民有限经济自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转变为逐步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1956年底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废止。1975年宪法是一部体现极“左”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宪法，它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尽管这部宪法也允许个体劳动、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等“小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存在，但同时给予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并且还规定了“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的前途，因此这只是宪法基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为方便和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而不得已采取的短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基本权利。1978年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和对待“小生产”的态度与1975年宪法完全一致，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自不待言。

1982年宪法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此前长期的极“左”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短缺的经济危机，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指导下，1982年宪法矫正了过去将单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根本追求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正式承认了根据先前政策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体经济，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自古以来，个体经济就是以个人、家庭为主体而自由自主进行的维持自身生计的固有经济活动，1982年宪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将个体经济作为其“补充”予以纳入，并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无疑意味着对公民这一“最为原始”的经济自由权的总体承认。

宪法还在第8条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相对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1982年宪法对农民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不但没有予以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且还明确使用了“有权”的字眼，这表明过去作为“权宜之计”的“大集体”之下的“小自由”已经成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基本权利。由此可见，在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以个人、家庭的小生产为体现的公民的原始经济自由权已经重新得到确立。此外，宪法根据十二大报告的精神，将过去不愿承认的“市场调节”也作为“辅助作用”写入了宪法第15条，这是对契约自由的一种低限度的承认。

尽管1982年宪法打破了小生产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肯定了在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下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承认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从而初步承认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但由于1982年全面修改宪法时思想解放历时不长，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际国内环境也不具备，因此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承认现代公民经济自由权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即公民雇佣工人从事企业家活动的自由、竞争自由和完全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对这些方面的经济自由权，是由现行宪法的四个修正案逐步扩充和完善的。

(二)

1982年宪法对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初步承认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大发展。随着个体经济的大发展，不少个体户雇工人数超过了8人，有的甚至高达百人，这就突破了宪法所规定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的界线，而跨入了“私营经济”的行列。由于雇佣工人的私营经济存在“剥削”，具有“资本主义”的敏感属性，当时还无法从理论上予以回答，所以中央高层根据邓小平“看一看”的方针，实行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开始尝试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5]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从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国情出发，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报告指出：“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6]286以此为依据，十三大报告正式肯定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虽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6]298

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突破迅速凝聚了修宪的共识。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1982年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修正案第1条在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私营经济获得宪法的正式承认，意味着中国公民享有了雇佣工人从事企业家活动以追求财富的自由。同时，为了满足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进行厂房建设的用地需求，修正案第2条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在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下，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转让无疑是公民雇佣工人从事企业家活动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正式承认大大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到1988年底，我国私营企业登记总数已有9万余户，雇工人数约164万人。[7]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紧接着，东欧、苏联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经济改革随之停下了脚步，计划经济被重新强调，私营经济的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8]1992年初，年近九旬的邓小平为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而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南方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其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要求人们冲破姓“资”姓“社”的思想藩篱，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邓小平同时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全面贯彻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报告在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0]44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资源配置的平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自主经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它是对国家直接控制、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否定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但是在社会主义认识论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也为宪法确立竞争自由与完全意义上的契约自由提供了阿基米德支点。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中共十四大一系列新的决策通过了第二个宪法修正案，对1982年宪法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这次修宪的最大亮点，是根据十四大报告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将宪法原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宪法中的正式确立，以根本法的形式否弃了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国家定价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过度干预和国家对资源的大力垄断，因而意味着宪法肯定了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竞争自由与完全意义上的契约自由这对孪生的公民经济自由权。在经济制度方面，修正案还正式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农村人民公社”，将已推行十余年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写入了宪法，使农民选择职业的经济自由权得到了宪法保障。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公民经济自由权的相应扩大，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1995年6月底，仅私营企业数就达到了56.3万户，注册资本2460.2亿元，其资本总额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比重的13.71%。[11]至于整个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已经超过1/3，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更高。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现实中已经突破了宪法所规定的“拾遗补缺”意义上的“补充”地位，思想理论界此时出现了一场新的姓“公”姓“私”的争论，一些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正在走向私有化，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1997年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一些人对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否会继续走现有道路也存在疑虑。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大会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10]604报告还对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及其主体地位作出了新的解释。

根据十五大报告的精神，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现行宪法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宣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增加“邓小平理论”作为宪法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修改实际意味着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制度所容纳的公民经济自由真正成为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宪法基本权利。修正案在宪法第6条增加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道纳入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而且也使公民经济自由权获得了“内在的”基本权利的属性。

而宪法对按劳分配以外其他分配方式的肯认则使改革开放中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分配方式具有了合宪性，也使公民在经济活动中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得到了初步的宪法保障。考虑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了宪法的确认，同时为了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修正案将宪法原第11条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地位的规定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角度来看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明了宪法毫不动摇地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定立场，这实际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承认了公民经济自由权的不可剥夺性。

十五大以后，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飞速发展，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进一步提高。尽管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股民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经济自由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宪法的坚强保障，但是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未完全合宪化，他们的财产权利也未得到全面而有力的保障。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在这里，公民的“合法的收入”根据当时的立宪原意并不包括银行存款利息以外的非劳动所得的收入，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并不包括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

同时，宪法第13条也只规定了对公民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保护，而改革开放后经济活动中大量出现的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股票、期货、债券以及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并不在宪法所明确规定的“财产所有权”之列。

此外，1982年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与征用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对其财产是否会随今后政策改变而被“社会主义改造”或“国有化”还存在很大疑虑，一些人因此对扩大再生产持消极态度，有的大肆挥霍，有的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上述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是雇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股民等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的政治地位问题和如何对待他们的非劳动收入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劳动”是界定人们政治地位的标杆，也是确定人们收入正当性的标准。劳动者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除无劳动能力者外，不劳动者要么是阶级敌人(剥削阶级)，要么是社会渣滓(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者)。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劳动收入才是正当的，不劳而获可耻，甚至有罪(剥削者、投机倒把者)。而那些并非通过劳动而获取或占有大量财产者，则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此可见，要解决上述问题，亟需理论创新。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首次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还说，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他进一步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以上重要论述，既对私营企业主、股民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予以了正当化，又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理论根基。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确认了上述重要观点，同时明确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10]746

基于中国共产党以上新的重要认识，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的第四个修正案。修正案将承认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政治地位及其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在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群体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而使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在宪法上的政治地位得以正当化。同时，修正案还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在宪法第11条增加了“国家鼓励、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

以此为基础，修正案第22条将宪法原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一修改条文的前两款既肯定了公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承认了公民(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予以了全面的保护。第三款关于公民私有财产征收或者征用的规定则否定了对公民(包括私营企业主)私有财产任意的和无偿的强制剥夺。财产制度是经济制度的落脚点，财产制度的完善意味着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彻底保障，至此，在宪法所规定的经济制度中，中国公民的经济自由权得到了完全的确立。

(四)

在适合单一公有制的生产力和人性完善尚未具备之前，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发展生产，消灭贫穷，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这一经济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牢固的确立，而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亦随之得到扩充与完善。正是因为宪法对公民的经济自由权的不断扩充与完善，使得亿万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中国经济发展也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故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公民经济自由权在现行宪法中的扩充与完善，以及在经济生活中的真正实现，正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最大进展。但是，自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至今(2014年5月)，在35个中国政府人权白皮书(综合性人权白皮书11个，专项人权白皮书24个)中，竟然没有一个提到中国公民经济自由权的扩充与完善这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人权发展成就!究其原因，显然是由于中国学界与官方对现行宪法修改的隐性主题缺乏认知，这无疑是对我们自己人权成就的极大忽视。

为了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笔者认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很有必要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在经济自由权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发表一个专项的人权白皮书。

主题墙是指客厅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墙，一般是放置电视、音响的那面墙。在主题墙上，可以运用各种装饰材料做一些造型，以突出整个客厅的装饰风格。目前使用较多的如各种毛坯石板、木材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如何让幼儿成为主题墙创设的“艺术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如何让幼儿成为主题墙创设的“艺术家”全文如下：

对于幼儿教师来说，幼儿园里的大小环境将是我们和幼儿一起生活活动的地方，能吸引幼儿在幼儿园里快乐地活动，让孩子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中游戏、学习、成长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事实上，“一个好的幼儿园环境就应该是一本立体的、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无声教科书”。因此，创设良好的环境是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效且重要的手段。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怀特曾说：“在促进幼儿早期教育方面，最有效的做法是创造良好的环境。”由此可见，在幼儿园里环境创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无论是园内的大环境还是班级小环境，都需要我们精心设计和布置。

在环境创设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幼儿园主题墙的布置，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曾花费大量时间布置框架，并在主题墙的呈现方式上比较单一和平面，而且为了美观，往往是老师做得漂亮、完美的作品放上墙，孩子们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主题墙的创设当中。这是青年教师的通病，为了让我们能够创设立体、美观且以幼儿为主的主题墙，领导组织我们学习幼儿园新颖的做法，让我们能够创建更好的环境促进幼儿的发展。现在我谈谈关于创设主题墙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一、结合主题活动，给幼儿提供环境创设的机会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时候，我们会结合课程，通过谈话、提问、思考、操作等形式，让幼儿针对主题内容开展一系列活动，从而让幼儿通过与教师或者家长共同搜集材料;通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如绘画、手工等形式呈现自己的理解;通过语言表达见解……例如：在主题活动《新年到》中，我们会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谈谈在新年中会做什么事;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人们过新年时的风俗;思考新一年中有什么愿望，等等，并让幼儿将自己的想法、做法等用绘画、手工、照片等形式记录下来，然后将孩子的作品布置在主题墙上。正是我们给孩子提供了这种环境创造的机会，才使孩子们有了动手的动力和能力，真正使环境创设与幼儿的知识相结合，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让幼儿成为主题墙创设的“艺术家”

陈鹤琴先生曾说：“以儿童的作品来布置环境最适当，最有意义。”现在我们会注重创设“会说话，能互动”的主题环境。以往，主题墙的布置多是老师的事情，我们注重装饰美化教室，孩子很少参与墙面装饰，他们与墙面的互动较少。现在，我们的主题墙布置依旧是在主题背景下进行的，但是是老师和幼儿共同创设的，并且以幼儿参与为主，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让幼儿与环境产生互动，教师主要是把孩子们的作品以合理、美观的方式呈现在墙面上。

我们会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主题教育内容来帮助幼儿创作。例如：在主题活动《小鸟，你好!》中，组织幼儿通过绘画或折叠各种鸟类，如啄木鸟、孔雀巨嘴鸟，等等;在主题活动《金色的秋天》中，引导幼儿用各种折、剪、画的方式呈现水稻等农作物，以及秋天的水果;在主题活动《冬爷爷来了》中，组织幼儿收集、认识各种取暖工具，绘画冬天的雪花，等等。我们再通过幼儿的作品，合理摆放到主题墙上，使主题墙成为幼儿作品的展示场所，让幼儿真正成为主题墙创设的小主人。

幼儿整个参与到创作墙饰的过程时，兴趣始终是浓厚的，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很能干的。在布置好的主题墙上，孩子们都会找到自己的作品，我们时常听到孩子们说“这是我画的”、“那个是我做的”，从他们那坚定的眼神和自豪的语气中，我们看出了他们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孩子们会格外珍惜和爱护。在师幼共同创作主题墙的过程中，关系更进了一步，显得更融洽和密切。

三、将平面的主题墙变为立体的、富有具有生命力的

在以往的主题墙创设当中，老师往往会很随意地张贴几张有关主题活动内容的作品或者图片，而没有把教师的智慧和孩子的能力凸显。2014年我们通过参观了富士康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学会了要让主题墙具有生命力。在进行主题墙创设的时候，我们借鉴他们的方法，利用废旧的材料，如废旧蛋糕盒等做成立体的边框，在呈现孩子的作品时可以在后面用KT板将作品立体呈现。例如：在主题活动《小鸟，你好!》中，我用毛根绕圈，分别将两头贴在小鸟和墙上，这样小鸟就腾空了，用手轻轻一碰就像真的在飞一样;我们还用废旧报纸揉成大树、树枝的样子，将幼儿折的啄木鸟或站在“树枝”上，或停在“树干”上;在主题活动《我们居住的地方》中，我用牛奶盒子做了几个立体展示架，将“我们村的交通工具”一一展示在展示架上，还将家长和孩子做的各种立体的房子直接贴上墙，高高低低，前后错位，很有层次感……这些布置方法使主题墙一下子就有了生命力，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知识面，还很有意境。

四、适时结合传统节日丰富主题墙

创设主题墙的时候，不仅可以按照主题活动内容来创设，还可以根据传统节日、季节等特殊的时间适时丰富主题内容。好奇心、求知欲是孩子的天性，我们要时常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让主题墙给他们带来新鲜感。结合节日“三八妇女节”、“儿童节”、“国庆节”等节日来更换或者丰富主题墙，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参与更多地了解这些传统节日。例如：在“三八妇女节”的主题活动中，幼儿自己制作了贺卡，有的画了妈妈最爱的食物，有的画了想送给妈妈的礼物。主题墙上，充满了孩子们对妈妈表达的浓厚的情谊，我们看了感到无比温馨与甜蜜。我们还可以利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不同美景更换主题墙，整个过程要有可操作性，并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使孩子们在动手、动脑中使能力得到发展。

五、主题墙与区域活动联合起来，更具教育价值

在创设主题墙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将主题墙和各区域结合起来，使幼儿在创设主题墙时和区域相辅相成。比如：在主题活动《小鸟，你好!》时，我们可以将孩子带来的各种有关鸟类的书籍放在阅读区里，幼儿在画自己喜欢的小鸟时可以先观察鸟类的不同特征，同时要鼓励幼儿大胆地用语言进行表达，锻炼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在科学区，我们可以为幼儿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鸟，引导幼儿进行分类，这样既满足了幼儿的探索欲，又解决了他们创作的问题。在美工区，我们提供了一些常见鸟类手工制作的流程图，孩子们能够按照流程图一步步做出直接想要做的小鸟，做出来的作品不仅能够带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还能用于主题墙的布置。有了这种互动，幼儿在环境创设过程中有了良好的发展，还起到了教育价值。

主题墙的创设与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是相互作用的，它对幼儿的影响虽然是隐性的，但是让孩子得到收获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今后的主题墙创设时，我还将进一步贯彻《指南》精神，以幼儿的发展需要为中心，围绕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环境创设的积极性，共同创造幼儿喜爱的、并能与之产生互动的环境，发挥主题墙的教育价值，使环境对幼儿的认知、情感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让幼儿关注生活、适应生活、学会生活、享受生活。

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1902年)他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乡愁》及其传播中的多重民族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乡愁》及其传播中的多重民族主义全文如下：

余光中无疑是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也最广为人所熟知的台湾作家之一。一首《乡愁》，吟遍山河每一个角落，激荡起无数国族感怀。余光中也因此被称为“乡愁”诗人。不过，作为专业的文学阅读者，我们清楚的是，余光中自称是文学上的“多妻主义者”，他不仅“右手为诗，左手为文”[1]6，还精通评论和翻译，诗歌并不是其唯一擅长的文体。而且，在产量甚丰的诗歌创作中，创作于1972年的《乡愁》，并不是余光中最为得意的作品，严格说来也绝非他最好的作品。那么，何以是《乡愁》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认识余光中的标签呢?

这和余光中及其诗作在内地的传播过程不无关联：作为介绍余光中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人，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在向内地读者介绍余光中时，选择的就是其以“乡愁”为主题的系列诗作;1989年，《乡愁》和《乡愁四韵》入选初中语文教材，成为每一个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孩子的必读课文;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朗诵《乡愁》，随后一场场冠名“乡愁”的诗歌朗诵会在电视荧屏上大行其道; 2003年时任国务院的温家宝访问美国，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谈到台湾问题时，转引“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直至最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诗丛》，仍然是以“乡愁”为主打内容。

可见，是基础教育、大众媒体、政府行为、民间活动、严肃文刊、流行文化一起选择了余光中，选择了他的《乡愁》，它们以各自广泛的受众面，交织成一张“天罗地网”，使各个年龄阶段、各自社会阶层的人都自觉地将余光中和一首叫做《乡愁》的小诗连结在了一起，和一个“乡愁诗人”的称号连结在了一起。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一起作出这个选择、这种联结呢?

1.国族认同：《乡愁》受欢迎的政治因素

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乡愁》中，“一湾浅浅的海峡”以文学的方式恰当再现了那种两岸分离的现状，并传达出来了面对此现状的“愁”绪――《乡愁》大受欢迎、被反复吟诵，与内地上下广为弥漫的国族认同期待相勾联。

国族认同期待常常外在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形式。安德森说，有两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一种是人民的自发的，“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另一种是国家体制的，“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2]109《乡愁》在中国内地的广泛传播，与其说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的结盟，不如说是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结盟。其间既有“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的巨大推动，更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把舵。事实上，余光中的每一次被浓墨重提，都和两岸局势不无关联。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教育和大众媒体等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与梳理，以及政治民族主义的不断重新阐释，与其说《乡愁》被解读成的是一种思乡之愁，不如说是一种分裂之痛。普通大众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虽是稍有不同，但从对诗歌的解读来说，也不外如此。正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合流，共同制造了一个“余光中神话”。

然而，2004年，一篇《视野之外的余光中》，却让这锣鼓喧天的“余光中神话”有些尴尬起来。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作者赵稀方直指当前中国大陆对余光中的去历史化、去脉络化追捧：“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3]紧接着，文章追叙“乡土文学之争”与“陈映真事件”中余光中的“公开告密”、“私下告密”行为，揭露其_立场和道德缺陷，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台湾文学史与政治史中的余光中。

文章内容的真实与否尚在其次，但它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在与大陆官方完全相反的台湾官方意识形态下，写下《乡愁》的余光中确然是台湾官方的亲密战友，受到台湾当局的宠幸。“乡愁”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居然同受到了两岸官方的青睐呢?

1998年，在台湾中山大学召开的两岸学术研讨会上，余光中介绍自己的“乡愁”：“乡愁诗是时代的产物，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我过去所以会写出这许许多多情感饱和的乡愁诗来，是因为战争动乱，国家分裂，骨肉离散，令人心痛如焚。”[4]72这是一个高明的回答，一个无论出于何种立场都一定乐于听闻的答案。当然，这或许并非虚言。

1971年对台湾来说应该是一个令人相当记忆深刻的年份：这一年，联合国通过阿尔巴尼亚提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案》，台湾退出了联合国;同时，因为美国将琉球群岛交还日本，竟也把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台列屿一并奉送，台湾发生了大规模的“保钓运动”，这是台湾戒严20年来学生大规模爱国游行的肇始。方由美国归来的余光中，时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使命，或者仅仅是出于他一贯的信仰，对此是不可能没有反应的。从这个背景再去重读创作于第二年(1972)初的《乡愁》，我们可以猜测，诗中弥漫着的对大陆的浓浓思念，是不是和这样一个对台湾局势的忧虑与无望相关呢?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使台湾成为孤悬海外的“流浪岛”，“反攻”已然成为神话，剩下的只是久久的漂泊意识和生命虚飘无着感，那种需要故乡和一个强盛的国家的感觉一定分外浓烈，对华夏文化之根的渴望一定更加急迫吧。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面对国际形势和本地状况而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从地域的角度来说，大陆官方也好，台湾当局也罢，对“乡愁”共同推崇的背后，其实都是对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渴望。

2.“传统”共享：《乡愁》受欢迎的文化因素

然而，即使到这里，我们还是只能解释何以“乡愁”受到了两岸官方的青睐。但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乡愁”的读者远不止此，事实上，在整个华人界，余光中和他的“乡愁”一直是备受欢迎的对象。

也许必须回到余光中的诗作本身才能得到回答。一如大多数评论所共同承认的，余光中的诗作兼具现代特色和传统意味。关于“传统”，余光中有自己的看法：“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不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名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尤其有限……”而仅仅从创作来说，从西方现代回归传统后，余光中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确多有承继，仅就他和《诗经》乐府的关系而言，他的《月光光》《摇摇民谣》《乡愁四韵》《民歌》《民歌手》《踢踢踏》《公无渡河》等诗，就都是采用《诗经》、乐府复沓回环的语言、结构形式。

他的作品敏于对文字的感受、注重意象的采颉，擅长用典化典，结构完整，音韵和谐、节奏感强、富于音乐性，对《离骚》、唐诗、宋词、南唐小令等某些形式和技巧以及传统民谣多有吸收，在吸取西方现代派技巧的同时，的确更多的流露出古典中华文化即他所谓的大传统的影子。同时，在选材上，他的注意给作品注入历史感，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李广、王昭君、屈原、李白、荆轲刺秦、夸父逐日、长江、黄河……都是他反复吟咏的对象。

而从《乡愁》来说，这种对大传统的追寻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安土重迁，古代诗歌中“乡愁”是一个常见主题，历代诗人都留下了不少名篇：中年的苏轼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之感叹，17岁的王维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之遥想，豪气万千的李白会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忧国忧民的杜甫也会吟“今夜辘州月，闺中只独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是惆怅，“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是断肠，当然，“人生天地长如客，何独相关定是家”的负气有之，“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痛楚亦有之，但是，无论怎样的怀乡愁感、思乡愁绪，仔细地看，其实都常常是借助某些具体的意象如“明月”、“登高”来表达出来，他们情感指向往往是具体的：亲人、旧知、往事，在他们那里，故乡是灯火、爱、亲情、温暖……，思乡与思亲，乡情与亲情，牵连一处，并不可分。这一主题到了五四新文学那里，开始有了变更，从空间上确立起了具体地域的“乡愁”，牢牢的和带有着批判性的“乡土文学”、和对故乡陋习的洞悉锁牢在了一起。鲁迅的故乡是如此，萧红的呼兰河城是如此，沈从文的边城也不是如此……而且，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的乡愁遥指的对象，都是那代表着自然、素朴、然而也愚昧、落后的乡村。

《乡愁》显然和前者也就是余光中自己所说的“大传统”更接近。他怀念的对象显而易见不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乡村，而是如游子背井所离之乡;他的诗里，前三节分别吟唱的母子别、新婚别和生死别，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身逢国破家离之世，目睹满目疮痍困苦，写下的《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只不过凄惨减却，而更加古烛黄昏，一片古意潺潺而已;在意象的选择上，“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等，都是以小见大，也和古典诗词的写作手法暗合;而从形式上说，四节诗均采用三、十、四、五字数均衡对称的句式，工整划一，富于古典格律美;“乡愁”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四个叠词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四个数量词在同一位置的重复置换，使全诗音韵谐婉顺畅，朗朗上口，而这和《诗经》、乐府民歌的复沓章法，使一首诗的几个章节大致相同，只在相应的位置有规律地变换几个字词，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

这样，《乡愁》一方面以其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把个人的和包孕着无数有家归不得的海外游子的不尽的乡国之思传达了出来，另一方面，它在创作路径上暗慕明习古典诗词，将个人的记忆和一个庞大的中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这使得《乡愁》既是一篇易得共鸣之作，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华文化的载体，在带领游子们畅想地域的家国的同时，也一起追忆五千年文化、历史所给予的乡愁。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此带来的个人的失落很容易导向对本民族文化的追寻。而余光中文化乡愁，无疑是为这一追寻注入的一丝清凉剂，它投合也唤醒着个人关于文化的想象与记忆，也正因为此，它很容易的得到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

因此，虽然在大陆官方、台湾官方之间，在余光中自己、大陆读者、台湾读者、其他华人之间，对于《乡愁》的解读各有不同。但是，他们仍然从地域上或文化上共同分享了“大中华”的前提，而这，正是余光中和他的《乡愁》能在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官方的民族主义和人民的民族主义的重重帘幕中，一样“左右逢源”的原因。

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中 ,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不断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加强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随着当前高校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各大高校也越来越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开展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能够让大学生更好地去学习相关时期的一些主要讲话与重要文件的相关精神。但由于高校大学生的专业性质、性格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以下就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进行探究。

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工作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工作。作为高校教师，要从主观上意识到思想政治的重要性，切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做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全面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对于工科院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工作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通过让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与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结合，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新思维和新想法，从而促进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

(二)融洽师生关系。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融洽师生关系。高校教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互相沟通的过程。在教育和沟通的过程中，教师会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通过提出建议不断改善学生的缺点，在整个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让师生关系更为融洽。

(三)提高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就是让大学生通过组织与参与活动，从而更为了解并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可以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可以树立正确的人格，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四)提高高等院校整体水平的发展。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高等院校整体水平的发展。高校重视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那么会在高校整个群体中做出榜样，高校都看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普遍都会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结合相关时期的主要讲话和重要文件精神的主题，可以通过不同模式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来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二、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现状

(一)高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热情不高。高校大学生一般比较专注于专业课的学习，但是对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视程度却不够高。大部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可有可无，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在引领大学生思想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高校大学生更为关注的则是对自己的专业课学习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的讲座、相关学术性论坛和专业类比赛，亦或是与自己兴趣爱好相关的文体活动。

(二)组织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类型较为单一。部分高校大学生认为组织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意义在于提升班级整体综合素养和同学们的团结性，而部分学生认为这个是遵从学校指示，完成任务，许多学生并没有完全了解其中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多数均以开班会这种单一的形式去开展。部分高校大学生并不能体会到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分多个阶段，一个优秀的班集体能够深刻挖掘主题教育活动的主题内涵，从前期策划到活动开展再到后期总结都能做到条理清晰，主题深刻突出。主题教育活动需要继承与发扬，需要创新与发展。

(三)宣传力度不够。当前许多高等院校在宣传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制约，对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宣传一般只是通过海报、横幅或网络宣传，不注重对其内在思想的深度挖掘。往往只是结合相关重要文件精神进行教条式说教，简单号召学生学习，也不注意在活动的不同阶段进行相应的宣传。而学生主要是通过校园宣传栏、相关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校园新闻网、论坛、QQ群或者微博等来接收信息，这些途径都较为分散，从效果来看，说教味、灌输味太浓，深度不够，没有形成强大、持久而深入的宣传力度，跟不上当代高校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收效未如理想。

三、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对策

(一)结合高校大学生所学专业开展活动，以赛促学。高校大学生一般比较专注于专业课的学习，其更为关注的则是对自己的专业课学习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的讲座、相关学术性论坛和专业类比赛。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教育活动是结合一定阶段相关重要文件精神，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不同学生专业开展结合其专业知识的相关比赛，以赛促学。如与思想政治相关的主题漫画比赛，通过一定的专业类比赛，引起学生的关注，引导学生的学习，比赛结束后引导学生对其思考，达到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这样既让学生不脱离专业知识，又可以更好地组织与参与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

(二)按照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开展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以年级为单位更细化分工，充分结合各年级学生相关特点分阶段开展不同类型的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来进行：

1.大一新生。要重点让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结合入学适应教育、规章制度的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加强新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主要帮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新环境，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培养大学生自我设计和立志成才的勇气，开始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和行为习惯。

2.大二学生。这一阶段的学生对学校的规章制度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主要是专业课的学习。要让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其学习的一部分，主要结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真正运用在一年级培养起来的自主学习方法，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能够有效通过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学习相关重要文件的精神。

3.大三学生。这一阶段的学生主抓素质拓展、社会礼仪、就业创业教育和考研，故我们需要让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与这些活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业”和“考研”成为学生关系最多、谈论最多的话题，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引导。同时考研录取率也是高校的重要指标，可以通过相关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引起学生关注考研。

4.大四毕业生。主抓就业指导、培养学生的时代紧迫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于此阶段的学生，需要通过让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结合就业技能培训和指导、校园招聘会等一系列专门的工作，广泛动员毕业生，把活动开展到每一位学生，让毕业生都能够积极参与活动，学习到更多对就业有用的知识。

(三)加大宣传力度，注意持续性。在宣传媒体上，主要依赖学生干部的通知、教师说教和海报宣传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通过多种风格，多种方式手段进行多层次的宣传。

四、结语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接受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结合大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结合不同时期学生的特点，加大高校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的宣传力度和持续性，打破传统的简单灌输和说教，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参与思想政治主题教育活动。

相关文章：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发展迅速,尤其是教育手段和途径越来越丰富。因此,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安全教育,就要在充分把握新时期学生特点和安全需求的同时,积极完善安全教育的渠道,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成效。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安全教育主题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安全教育主题论文全文如下：

学生伤害事故的分类与责任分析

[论文摘要]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小学校的人身伤害事故时有发生，要求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受害者家长提出的索赔数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一方面使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权甚至生命权遭受侵害;另一方面，伤害事故发生后，家长提出的巨额索赔要求，又使学校面临巨大的压力。现在的问题是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应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应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本文在对学生伤害事故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伤害事故，结合2002年9月1日实施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具体分析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

学生伤害事故是指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其中“在校”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

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看，可分为：

1、因学校的教育、教学及生活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的伤害事故;

2、因学生之间的嬉戏、玩耍造成的伤害事故;

3、因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伤害事故;

4、因突发性疾病、严重疾病及猝死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

5、因意外事件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6、因学生自杀引发的伤害事故;

7、校外人员在校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8、在校外发生的伤害事故。

下面根据各类伤害事故中的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

一、 学校的教学及生活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的伤害事故

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包括学校的楼房、墙体、运动器械、实验器材、道路、场地、电力、消防设备设施等。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质量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人身伤害事故。例如，2003年1月21日下午，四川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玉村小学发生校舍垮塌事件，在教室内玩耍的小学生被垮塌下来的房顶砸伤，1名学生当场死亡，另有18人受伤。

根据《办法》第四条规定：“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给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生活场所，并且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进行经常性地维护和管理是学校的职责和义务。如果因为学校的教育教学、生活设施质量不合格，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设备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未及时修复或拆除等原因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 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学校安排学生参加活动，因提供场地、设备、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学校因教育教学、生活设施质量不合格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后，学校可向建筑施工者、设备的生产或销售者进行追偿。

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虽然给学生造成了人身伤害，但学校的教 学、生活设施符合安全要求，不存在安全隐患，并且学校在管理上并无不当的，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周某是某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天下午放学后，他躲藏在学校洗手间里，随后就到学校操场擅自爬到单杠上，不慎摔下，造成脾脏破裂，动手术切除了脾脏，花去各项医疗费用二万多元。经伤残鉴定，确定为六级伤残。后经检查，学校的单杠质量合格，不存在事故隐患。法院审理认为，周某放学后滞留校园，擅自玩有危险性的体育活动器械，学校提供的体育活动器械没有质量问题，活动场地也不存在事故隐患，学校在管理上没有不当之处，对此，其本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在放学后、节假日或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

二、学生之间互相嬉戏、玩耍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这类事故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从事故发生的时间看，又可分为在上课期间发生的和课余时间发生的。如果学生在上课期间因互相打闹而受伤，学校和教师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在上课期间，教师应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学生在上课时相互打闹，导致一方受伤害，致害人要负主要责任，但教师管理不严，也是事故原因之一，同样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例如，徐某与蔡某是浙江温州市双屿镇双岙小学同班同学，1998年12月17日下午第2节课上，徐某与蔡某互做小动作，正在上课的校长潘某未予制止;蔡某不慎，戳到了徐某的眼睛，潘某在询问情况后仅要求双方遵守课堂纪律，却不去了解徐某受伤的情况。课后，在该校代课的徐某母亲将徐某送医院治疗。经鉴定，徐某右眼穿孔伤，视力下降为0.3，属10级伤残。法院认为学校在课堂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并且未及时采取适当的救治措施，遂判决学校承担30%(即16930元)的损害责任。根据《办法》第九条第十款规定：“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如果学生在课余时间互相嬉戏、打闹造成的伤害事故，学校是否要承担责任，则要看学校在这一事故中是否存在管理上的不当等过错。如果学校在管理上存在过错，则要为伤害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因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例如，辽宁省黑山县西关小学体育教师董某在上体育课时，学生李某没有听到老师口令，体育教师董某踢了学生李某，并打他耳光，造成该学生阴茎海绵体挫伤。为治病，该生到沈阳、北京几次手术，为此体育教师董某因涉嫌伤害罪被逮捕。

教师或学校的其他工作人员在教学或管理过程中，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责任，应由学校负责赔偿。因为学校的职责和任务是由教师和管理人员去履行和实现的。教师或管理人员在从事教学活动或管理活动中，他们所代表的是学校而不是自己，他们的行为也是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因职务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应由职务行为人所在的单位承担。体罚显然是一种违法的职务行为，因教师体罚造成的人身伤害，应由体罚人所在的机构(学校或幼儿园)承担。

根据《办法》第九条规定，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学校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根据教师或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经济状况，向体罚行为人进行追偿，责令他承担部分或全部的损失。同时，学校还可根据《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对体罚行为人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如果教师或者其他学校工作人员在教学或管理工作以外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直接实施侵害行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此时，教师或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由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造成的伤害事故，应按照民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由实施侵害的行为人承担责任，学校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因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因突发性疾病、严重疾病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

此类案件的发生是由于学生自身的健康原因造成的，往往是因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等健康方面的特殊情况，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一般情况下，对这类事故，学校不承担责任。但是，也有两种特殊情况。根据《办法》第九条第七、八款规定：“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重的。”“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在这两种特殊情况下，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办法》第十条第三、四款规定：“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未告知学校的”;“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监护人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监护职责”，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这类事故，实践中面临最大问题是如何确定学校“知道”、“应当知道”以及“不知道”。如果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已经告知学校的，应当视为学校“知道”。而如果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已经表现出异常情况，但并未引起学校必要注意的，应视为学校“应当知道”。

另外，无论学校知道不知道，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对于学生在校出现的突发性疾病、严重疾病、学校都负有及时救治的责任，应及时采取救治措施。如果事故发生后，学校没有及时采取救治措施，使不良后果加重的，学校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五、因意外事件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

例如，某山村小学某日放学后，几名学生在回家的路上，在通过一条小溪时，突遇山洪暴发， 5名学生被冲走。这起事故带有突发性，学校无法律责任。

意外事件，主要是指“不可抗力”造成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根据《民法通则》第1 5 3条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地震、洪水、泥石流、山体塌方、台风、海啸、冰雹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也包括其他不含人为因素的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一般具有外来、突然、偶然三个特点。所谓外来是当事人以外的因素引起的;所谓突然，是指事故突然发生，事故原因与伤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瞬间的关系;所谓偶然，是指不能预见的偶然发生的事故。偶然有三种形态：一是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二是事故的结果是偶然的，三是原因与结果均是偶然的。如果造成的后果，当事人可以预料，完全可以防止，则不能称为偶然事故。意外事故是无法预见、无法克服和不可避免的，教师对事件的发生无任何过错，学校不负任何责任。但如果事故发生之后，学校没有在现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救险措施，延误了抢救和治疗，造成伤害者伤情加重，就应负一定的责任，这是一种事后责任。

《办法》第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因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伤害事故;”“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意外事件虽然是无法预见、无法克服，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规律可循的，因此，可以通过加强灾情科学预报、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事故损害程度甚至防范事故的发生。

六、因学生自杀、自残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

自杀按心理因素可分为情绪性自杀和理智自杀。情绪性自杀是指由于爆发性情绪引起的自杀行为，往往是在激烈的委屈、悔恨、内疚、羞愧、激愤、烦躁或赌气等情绪状况下产生的，进程比较迅速，甚至呈现出即时的冲动性或突发性，难以防范。理智自杀是指个人经过长期的评价和体验，进行充分的判断和推理以后，逐渐萌发自杀的意向，并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自杀措施的自杀，如孤独者自杀、精神空虚者自杀、厌世者自杀等。

学生自杀，按原因不同，可分为学生个人原因或其家庭原因引发的自杀和与学校有关联的自杀。对于不同原因引发的自杀，处理的结果自然不同。如果是由于学生个人原因或其家庭原因引发的自杀，后果应由学生个人和其家庭自己负责，学校不负责任。而如果是由于与学校有关联的原因，如教师或工作人员侮辱、体罚学生，对学生进行搜身、处罚不当等，导致学生自杀，则由于学校存在过错，学校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生的自杀与教师的行为有无关系，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学生自杀与教师的行为有无一定的因果关系;二是教师的行为是否违法。如果教师毫无根据地怀疑学生有偷盗行为，任意停止学生上课，把学生关在小房子里，强迫其交待甚至拳脚相加，学生不堪受辱，愤而自杀，教师的行为是学生自杀因，学生自杀是教师行为的果，而且教师的行为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利，构成非法拘禁罪。由于教师的违法行为造成学生自杀，学校要为自杀事件承担相应的后果，相关教师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教师的行为是合法的，例如一女生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老师即按规定在其试卷上写下“作弊”二字。该女生见状哭着跑出教室，跑回宿舍后在一张纸上写下“再见了，同学们，我无脸见人了”，然后，爬到四楼楼顶跳楼身亡。此案中，学生考试作弊，被监考教师当场抓住，并按考场规定进行了处理，学生因羞愧而跳楼自杀，尽管教师的行为与学生自杀有因果关系，但教师的行为是合法的，因此，教师和学校都不承担责任。

《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学生自杀、自伤造成的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学校无法律责任。”

七、校外人员在校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例如，1998年10月24日中午，四川省彭州市蒙阳中学三(四)班教室里突然冲进14名歹徒，对正在上课的男生用刀捅、凳砸，5名学生被打成重伤，其中1名学生受伤后生命垂危，2名教师受伤。在本案中，应由14名歹徒承担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不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对于这类案件，一般情况下，学校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事故责任应当由造成这一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承担。但学校在这类案件中可不承担法律责任必须有一个前提，“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即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不存在任何过失，而且在事故发生后，学校必须及时采取积极的救护措施，只有在此前提下，学校对此类案件才可免责。

八、在校外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

学生每天上学、放学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一般来说，应由事故的加害者承担责任。学校一般不承担责任。但如果在学校对学生上学、放学采取集体措施，集体接送学生上学、放学时发生事故，或者如果教育行政主管机关颁布学生集体上学、放学实施办法，而学校未依该办法组织学生上学、放学时发生事故，或有任何怠于执行办法而致学生发生事故，如果有因果关系存在，学校就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学生在节假日包括寒暑假期间发生的事故，一般来说，由于事故不是发生在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时间内，原则上，学校对事故可不承担责任。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学生受伤害是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社会调查、出外考察、实习、实践等任务，而且，教师在布置这些任务时没有选择恰当的内容，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作业内容可能对学生造成人身伤害。在这些前提下，学生在节假日期间受到的损害，学校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根据《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校外”可理解为以下四种情形：1、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 2、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 3、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 4、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的。在这四种情形下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

综上所述,学生在学校发生伤害事故,应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责任，不能一概由学校或家长承担。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学校和家庭都应该积极地承担责任。特别是学校，更应该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杜绝不当行为，尽力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胡爱平，中小学生在校伤害事故处理之我见[J]，青少年与法，2001(6)

[2]王新，未成年学生的人身伤害与学校的法律责任[U]，河北法学，2000(3)

[3]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小学生伤亡事故、事件典型案例选析[M]，和平出版社，1999

[4]曾宪义，以案说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