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人文环境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消费者，成为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探讨了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认为，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推动低碳消费，文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关键词：人文环境;低碳消费;消费方式;消费经济。

1、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价值观念是人的大脑关于外界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它对人的行为导向起着重要的支配、调节与定向作用，规范着人的活动，指引着社会主体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Gutman(1982)提出了方法———目的链理论来探讨价值观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认为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重要性的判断，从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购买。Richins(1994)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价值观在个体消费者的行为、态度及其决策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政府的消费政策之中，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消费者的价值观之中 (傅正华，1999)。

1、科学素养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消费者科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消费的宽度和深度，影响着其对社会、自然生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深刻影响着低碳消费，较之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

摘 要：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人文环境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消费者，成为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探讨了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认为，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推动低碳消费，文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关键词：人文环境;低碳消费;消费方式;消费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气候变暖已经导致水资源失衡、农业减产、生态系统等严重损害，严重影响了人类环境和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份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主要是归因于人类活动，特别是与人类活动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从而，低碳消费的议题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有些国家甚至提出要推行“零碳消费”。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围绕低碳消费的命题已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探讨：①低碳消费的含义。陈晓春、谭娟(2009)等认为低碳消费包括五个层次，即“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可持续消费和新领域消费”。②低碳消费的意义。张一鹏(2009)认为，低碳消费的广泛实施，将从根本上扼制高碳经济的蔓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在实行低碳生产的同时，实行低碳消费，为保护世界气候和全球环境做出贡献。③低碳消费的影响因素。辛章平和张银太(2008)认为，低碳消费的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低碳消费则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发展阶段、发展方式、资源禀赋、贸易结构、锁定效应等。④推行低碳消费的对策建议。李胜、陈晓春(2009)分析认为，在形成低碳消费方式中，需要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分别发挥引领、主导、积极推进和广泛参与的具体作用。构建政府、市场与企业“三位一体”化的监管体制(刘敏，2009)。

本文试图通过对低碳消费及其人文环境的界定，分析、揭示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以期探索出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二、低碳消费及其人文环境的界定。

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学上讲，低碳消费包括低碳生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消费。

至于人文环境，“人文”是个不甚明确的观念符号，游离于许多概念的边缘，各学科对它的界定颇有歧义。从研究文献看，将人文因素引入经济史和消费史中的一个变数来考察尚不多见。在此，我们对人文环境作一简明的界定———人文，即有关人的文化和文明 (朱杏珍，2006)。人文环境可以理解为一定社会系统中各种能够反映文化价值内涵的事物的集合，它既表现为社会本体中某些有形环境，也表现为隐藏在社会本体中的某些无形环境，如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信念信仰等。人文环境有些可量化的指标，如人均受教育年数、人均文化设施面积、居民掌握科技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程度等，但人文环境中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等人性文明。

低碳消费的人文环境可理解为低碳消费生存的积淀在特定区域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的社会文化形态。低碳消费体现了消费主体的一种心境，其实质是消费者在消费品的选择过程中按照自己的心态，根据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在决策过程中把低碳消费的指标作为重要的考量依据和影响因子，在实际消费活动中青睐低碳产品和低碳服务。低碳消费是众多消费主体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人文环境是其发展深化的深层内因 (仇保兴，1999)。从广义上讲，任何经济现象和行为都可以认为是某种相对应的文化沉淀的结果。低碳消费的存在和发展受人文环境的约束，只是这个结论的一个新注解。

三、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价值观念是人的大脑关于外界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它对人的行为导向起着重要的支配、调节与定向作用，规范着人的活动，指引着社会主体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Gutman(1982)提出了方法———目的链理论来探讨价值观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认为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重要性的判断，从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购买。Richins(1994)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价值观在个体消费者的行为、态度及其决策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政府的消费政策之中，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消费者的价值观之中 (傅正华，1999)。

1.消费政策对低碳消费的宏观导向作用。

任何消费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依据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价值观念，唯此才能提出社会消费的目标和方向———抑制或鼓励消费。方向和目标明确，消费活动发展就快，反之，则慢。比如低碳消费，如果一段时期内政策的低碳性指向明确，则低碳消费就能快速实现，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消费的政策措施。英国在 2003 年发布了政府白皮书 《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德国政府先后出台了 5 期能源研究计划，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为“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欧盟在 2007 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新的低碳技术研究与开发，以达成欧盟确定的气候变化目标。澳大利亚在 2007 年批准了 《京都协定书》，在 2008 年又发布了酝酿已久的 《减少碳排放计划》 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日本历来重视节能减碳，在 2004 年日本环境省发起了“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其目标是为 2050 年实现低碳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对策。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研究部署应对工作，决定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胡鞍钢，2008)。我国制定的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低碳消费的责任担当与大国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作为低碳消费政策制定的主体，既是低碳消费的管理者，也是消费者。政府要在引导低碳消费的同时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即政府自身也要低碳化消费。目前政府部门也同样存在着消费的“高碳化”，如政府公务用的大排量轿车，“文山会海”带来的大量纸张浪费等。因此，政府部门自身要低碳化运作，减少公务用车数量，改大排量轿车为小排量轿车甚至采用环保清洁能源，减少纸张的使用率，实现“无纸化”、“网络化”办公，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

2.生产者、消费者的价值观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他们当前及将来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者、消费者个人树立低碳生产、低碳消费的理念对于我国实现低碳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生产者必须强化低碳生产意识。一是生产过程低碳化。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以及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的“低碳”化、“碳水”化和可循环。二是生产结果 (消费品) 低碳化。企业是低碳消费品的提供主体，是联系低碳生产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性消费的桥梁。只有企业提供了低碳节能的消费品，使公众在超市或商场购买产品时根据低碳化程度有所选择，才能有更广泛、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费方式的物质基础。其次，消费者必须强化低碳消费意识。在当今社会，个人的消费行为不同程度地对其他人以至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因而不能放纵和无度，要彻底戒除某些人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奢侈消费嗜好。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要兼顾当代人的当前消费和长远消费，而且要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消费需要的满足，当代人消费的增长要以不影响后代人消费的增长为前提。

四、传统文化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对低碳消费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源泉，是一个发源于远古、拥有几千年历史、延续至今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中国儒家、法家、道家等各学派学术观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消费观，进而影响着消费者行为。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可概括为节俭观和面子观，来源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消费经济思想，经由先秦、儒、道和墨家的提出和宣扬之后，已经成为传统消费观的核心内涵。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生产方式，因而促进了社会和谐及经济的繁荣。

1.传统文化下的节俭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儒家的个人消费观是“宁俭勿奢，惠而不费”，他们历来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认为“宁俭勿奢，惠而不费”是君子的美德。老子的“圣人为腹不为目”的主张，即建议人们生活简单，反对追求感官享乐。墨子的“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也反对“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目前，节俭的消费观在我国中老年人市场上尤为显现。我国中老年人中的大多数，一向重积聚轻消费，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勤劳、简朴终极一生。据重庆市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全市积极响应政府节约与环保号召的居民为 90.8%，其中：青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84.9%，青壮年人积极响应的为90.9%，中老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97.5%，显然，中老年人最为积极。

在现阶段，传统的节俭观对于发展低碳消费，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缓解人和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低碳消费的核心是节约，节约能源资源，自然就降低了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温家宝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因此，要大力提倡节俭，尤其应杜绝资源浪费型消费。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贵族学校、贵族住宅类的消费与广大居民的节俭乃至几千万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形成鲜明的反差，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所以，此类消费应加强关注、严加防范。

2.传统文化下的面子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人，总是处于为了他人的期望而生活以争得“面子”的压力之下。Ho(1977)指出，东方人很注重“面子”，“面子”在东方人的消费行为中起了很大的作业。Redding和 Ng(1983)也认为“面子”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人们消费行为的关键。通过奢侈品消费，人们维护自己的“面子”，强化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中国很多人购买和消费奢侈品是为了其外在可视的象征意义，这种购买是一种显示自我价值的极端形式(Dubois & Duquesne，1983)。面子消费观在我国青年人市场上可见一斑。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年轻人花在高档服装、手表、汽车消费上的钱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消费品最能够在公共场合突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而这些也往往成为区分阶层的标志性符号 (吴晓青，2008)。更有一些年轻人，为求面子，不知节制，经常出入歌舞厅、咖啡屋、酒吧，以牺牲环境、挥霍资源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

显然，面子消费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它与低碳消费的宗旨背道而驰。为此，首先必须在消费内容上合理引导，提高消费者在奢侈品消费上的低碳意识。

其次，要积极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促进消费结构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浪费型转变。低能耗要求消费者消费节能产品，如节能灯、节能空调等;低污染要求消费者使用消费品时减少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如多乘公交车，少用煤等;低浪费则主要针对奢侈消费行为以及不节约消费行为的消费者，倡导及时关灯，关紧水龙头，少去洗浴中心等。

五、科学素养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消费者科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消费的宽度和深度，影响着其对社会、自然生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深刻影响着低碳消费，较之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

1.较高的科学素养可以推动低碳消费。

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是通过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消费安全意识等几方面表现出来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低碳消费的能力也越强。王兆峰(2008)通过对武汉市民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平时非常关注商品的节能知识，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居民。他们分析认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强，平时越关注商品节能知识方面的状况。何志毅等(2004)研究也发现，绿色消费者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并会主动寻求有关绿色产品精确的信息。他们愿意尝试新产品，对价格敏感，且消费比较理性，愿意付出更多的价格进行绿色消费。国外学者 Balderjahn 认为，具有较佳内在意志控制力的消费者，能表现出具备环保意识的购买决策及消费行为。因而，依靠高学历者的力量传播低碳消费的有意信息，对于在群众中普及低碳消费知识，推广低碳消费行为是十分有效的。

消费者的知识结构也将影响低碳消费。消费者拥有不同专业知识，其对于低碳消费的认知程度就不同。台湾学者黄乾全(1989)通过对台北市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后认为，垃圾分类收集知识越高，其垃圾分类表现行为越好。车参贤(1995)以高中生为样本，对其资源回收行为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资源回收知识能有效预测学生资源回收行为，资源回收知识越高，越会去从事资源回收行为。国外学者 Schlegelmilch(1996)对此也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普通公众群体中，环境知识对一般绿色购买行为和再生纸购买行为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对环保清洁剂、有机蔬菜和水果、无氟产品及非动物测试产品等 4 类产品的购买无影响;在学生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保清洁剂、有机水果和蔬菜的购买行为有直接影响，而对其他 3 类产品的购买和一般绿色购买行为无影响。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强弱也将影响低碳消费的程度。有学者研究 (沈建华，2009;黄铁苗、颜世辉，2009) 认为，消费安全意识越强的消费者，低碳消费的意愿越强烈，从而其低碳消费的需求与行为也越频繁。另外，消费者对政府在消费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越满意，他们对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安全形势的总体评价就越高，其低碳消费的行为就越强。立足当前，政府在消费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仍无可替代，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消费安全工作，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心理程度，以有效促进低碳消费。

2.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状况及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现状不能令人乐观，低碳消费更需时日。

一是消费者存在浓厚的等级意识。对大部分人来说，社会等级不仅意味着成就，而且是一个人及其家庭、亲属乃至宗族地位的确定标志(Hsu，1981)。Richins(1994)的调查发现，中国非常重视等级观念，以拥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志。通常，高等级观念者更易于重视昂贵的东西、可以代表特权身份的品牌、强化其所有人个人形象的商品。因而，低碳消费之于等级消费，处于从属的、次要的位置。

二是消费者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所谓消费效用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在支出相同情况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或在一定消费效用下的支出最小化。事实上，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很难放弃原有消费行为下的“好处”，如“省时”、“省力”、“省钱”，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因为自来水太廉价，造成白色污染现象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塑料袋、塑料快餐盒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成本低廉，废弃物不能有效回收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费时、费力去完成看似不“值得”的小事，在这些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低碳消费行为就显得动力不足。

三是愚昧性消费。有些人不是用积极的进取和奋斗去获取财富，而是寄希望于神灵的扶助。在我国，许多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办得非常火，为了盼发财、保平安、求升官，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抽签算卦，去烧香拜佛，做道场，请神汉巫婆。

尤其在农村，这样的愚昧型消费更为严重，它耗费了大量的生产资金，已经成为一些地区阻碍低碳消费的因素之一。愚昧性消费还包括吸烟、追逐低级趣味音乐、网瘾等，尽管它们还不是我国社会消费方式的主流，但其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和危害却不可低估。

六、结论。

综上所述，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如价值观、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对低碳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消费者产生消费需求、获取产品信息、选择评判，到做出购买决定以及售后评价，每一阶段无不体现了消费者的人文因素。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1) 确保消费对象的安全、可靠和节约。必须要组织和激励科技人员大力开发研制并在全社会推广节材、节能、节水型产品。

(2) 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各种消费都应合理、适度，逐步增加服务性消费比重和减少消耗资源的消费。

(3) 提高废弃物回收的积极性。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把垃圾生产、回收和处理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

(4) 营造消费文化氛围。要开展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低碳消费宣传活动，影响公众行为，促使他们接受新理念、新技术，沉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幻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陈晓春，谭娟，陈文婕。 论低碳消费方式 [J].新华文摘，2009(13)。

[2] 张一鹏。 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 [J].中外能源，2009(4)。

[3] 李胜，陈晓春。 低碳经济：内涵体系与政策创新 [J].科技管理研究，2009(10)。

[4] 付允，汪云林，李丁。 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 [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2)。

[5] 冯之浚，牛文元。 低碳经济与科学发展 [J].中国软科学，2009(8)。

[6] 朱杏珍。 人文环境对企业集群的作用机理分析 [J].经济管理，2006(2)。

[7] 仇保兴。 小企业集群研究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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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正华。 人文环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分析：兼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人文因素 [J].科学学研究，1999(1)。

[11] 胡鞍钢。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低碳经济论 [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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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晓青。 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若干建议 [J].环境保护，2008(3)。

[14] 王兆峰。 湘鄂渝黔边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互动研究 [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1)。

[15] 何志毅，杨少琼。 对绿色消费者生活方式特征的研究 [J].南开管理评论，2004(3)。

[16] 沈建华。 构建绿色消费安全网 [J].江苏农村经济，2009(4)。

[17] 黄铁苗，颜世辉。 消费安全：不可小视的大问题 [J].消费经济，2009(2)。

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人文环境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消费者，成为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探讨了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认为，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推动低碳消费，文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关键词：人文环境;低碳消费;消费方式;消费经济。

论文正文：

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气候变暖已经导致水资源失衡、农业减产、生态系统等严重损害，严重影响了人类环境和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份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主要是归因于人类活动，特别是与人类活动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从而，低碳消费的议题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有些国家甚至提出要推行“零碳消费”。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围绕低碳消费的命题已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探讨：①低碳消费的含义。陈晓春、谭娟(2009)等认为低碳消费包括五个层次，即“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可持续消费和新领域消费”。②低碳消费的意义。张一鹏(2009)认为，低碳消费的广泛实施，将从根本上扼制高碳经济的蔓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在实行低碳生产的同时，实行低碳消费，为保护世界气候和全球环境做出贡献。③低碳消费的影响因素。辛章平和张银太(2008)认为，低碳消费的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低碳消费则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发展阶段、发展方式、资源禀赋、贸易结构、锁定效应等。④推行低碳消费的对策建议。李胜、陈晓春(2009)分析认为，在形成低碳消费方式中，需要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分别发挥引领、主导、积极推进和广泛参与的具体作用。构建政府、市场与企业“三位一体”化的监管体制(刘敏，2009)。

本文试图通过对低碳消费及其人文环境的界定，分析、揭示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以期探索出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二、低碳消费及其人文环境的界定。

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学上讲，低碳消费包括低碳生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消费。

至于人文环境，“人文”是个不甚明确的观念符号，游离于许多概念的边缘，各学科对它的界定颇有歧义。从研究文献看，将人文因素引入经济史和消费史中的一个变数来考察尚不多见。在此，我们对人文环境作一简明的界定———人文，即有关人的文化和文明 (朱杏珍，2006)。人文环境可以理解为一定社会系统中各种能够反映文化价值内涵的事物的集合，它既表现为社会本体中某些有形环境，也表现为隐藏在社会本体中的某些无形环境，如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信念信仰等。人文环境有些可量化的指标，如人均受教育年数、人均文化设施面积、居民掌握科技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程度等，但人文环境中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等人性文明。

低碳消费的人文环境可理解为低碳消费生存的积淀在特定区域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的社会文化形态。低碳消费体现了消费主体的一种心境，其实质是消费者在消费品的选择过程中按照自己的心态，根据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在决策过程中把低碳消费的指标作为重要的考量依据和影响因子，在实际消费活动中青睐低碳产品和低碳服务。低碳消费是众多消费主体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人文环境是其发展深化的深层内因 (仇保兴，1999)。从广义上讲，任何经济现象和行为都可以认为是某种相对应的文化沉淀的结果。低碳消费的存在和发展受人文环境的约束，只是这个结论的一个新注解。

三、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价值观念是人的大脑关于外界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它对人的行为导向起着重要的支配、调节与定向作用，规范着人的活动，指引着社会主体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Gutman(1982)提出了方法———目的链理论来探讨价值观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认为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重要性的判断，从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购买。Richins(1994)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价值观在个体消费者的行为、态度及其决策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政府的消费政策之中，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消费者的价值观之中 (傅正华，1999)。

1.消费政策对低碳消费的宏观导向作用。

任何消费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依据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价值观念，唯此才能提出社会消费的目标和方向———抑制或鼓励消费。方向和目标明确，消费活动发展就快，反之，则慢。比如低碳消费，如果一段时期内政策的低碳性指向明确，则低碳消费就能快速实现，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消费的政策措施。英国在 2003 年发布了政府白皮书 《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德国政府先后出台了 5 期能源研究计划，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为“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欧盟在 2007 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新的低碳技术研究与开发，以达成欧盟确定的气候变化目标。澳大利亚在 2007 年批准了 《京都协定书》，在 2008 年又发布了酝酿已久的 《减少碳排放计划》 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日本历来重视节能减碳，在 2004 年日本环境省发起了“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其目标是为 2050 年实现低碳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对策。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研究部署应对工作，决定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胡鞍钢，2008)。我国制定的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低碳消费的责任担当与大国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作为低碳消费政策制定的主体，既是低碳消费的管理者，也是消费者。政府要在引导低碳消费的同时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即政府自身也要低碳化消费。目前政府部门也同样存在着消费的“高碳化”，如政府公务用的大排量轿车，“文山会海”带来的大量纸张浪费等。因此，政府部门自身要低碳化运作，减少公务用车数量，改大排量轿车为小排量轿车甚至采用环保清洁能源，减少纸张的使用率，实现“无纸化”、“网络化”办公，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

2.生产者、消费者的价值观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他们当前及将来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者、消费者个人树立低碳生产、低碳消费的理念对于我国实现低碳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生产者必须强化低碳生产意识。一是生产过程低碳化。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以及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的“低碳”化、“碳水”化和可循环。二是生产结果 (消费品) 低碳化。企业是低碳消费品的提供主体，是联系低碳生产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性消费的桥梁。只有企业提供了低碳节能的消费品，使公众在超市或商场购买产品时根据低碳化程度有所选择，才能有更广泛、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费方式的物质基础。其次，消费者必须强化低碳消费意识。在当今社会，个人的消费行为不同程度地对其他人以至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因而不能放纵和无度，要彻底戒除某些人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奢侈消费嗜好。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要兼顾当代人的当前消费和长远消费，而且要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消费需要的满足，当代人消费的增长要以不影响后代人消费的增长为前提。

四、传统文化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对低碳消费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源泉，是一个发源于远古、拥有几千年历史、延续至今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中国儒家、法家、道家等各学派学术观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消费观，进而影响着消费者行为。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可概括为节俭观和面子观，来源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消费经济思想，经由先秦、儒、道和墨家的提出和宣扬之后，已经成为传统消费观的核心内涵。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生产方式，因而促进了社会和谐及经济的繁荣。

1.传统文化下的节俭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儒家的个人消费观是“宁俭勿奢，惠而不费”，他们历来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认为“宁俭勿奢，惠而不费”是君子的美德。老子的“圣人为腹不为目”的主张，即建议人们生活简单，反对追求感官享乐。墨子的“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也反对“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目前，节俭的消费观在我国中老年人市场上尤为显现。我国中老年人中的大多数，一向重积聚轻消费，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勤劳、简朴终极一生。据重庆市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全市积极响应政府节约与环保号召的居民为 90.8%，其中：青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84.9%，青壮年人积极响应的为90.9%，中老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97.5%，显然，中老年人最为积极。

在现阶段，传统的节俭观对于发展低碳消费，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缓解人和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低碳消费的核心是节约，节约能源资源，自然就降低了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温家宝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因此，要大力提倡节俭，尤其应杜绝资源浪费型消费。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贵族学校、贵族住宅类的消费与广大居民的节俭乃至几千万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形成鲜明的反差，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所以，此类消费应加强关注、严加防范。

2.传统文化下的面子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人，总是处于为了他人的期望而生活以争得“面子”的压力之下。Ho(1977)指出，东方人很注重“面子”，“面子”在东方人的消费行为中起了很大的作业。Redding和 Ng(1983)也认为“面子”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人们消费行为的关键。通过奢侈品消费，人们维护自己的“面子”，强化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中国很多人购买和消费奢侈品是为了其外在可视的象征意义，这种购买是一种显示自我价值的极端形式(Dubois & Duquesne，1983)。面子消费观在我国青年人市场上可见一斑。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年轻人花在高档服装、手表、汽车消费上的钱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消费品最能够在公共场合突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而这些也往往成为区分阶层的标志性符号 (吴晓青，2008)。更有一些年轻人，为求面子，不知节制，经常出入歌舞厅、咖啡屋、酒吧，以牺牲环境、挥霍资源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

显然，面子消费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它与低碳消费的宗旨背道而驰。为此，首先必须在消费内容上合理引导，提高消费者在奢侈品消费上的低碳意识。

其次，要积极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促进消费结构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浪费型转变。低能耗要求消费者消费节能产品，如节能灯、节能空调等;低污染要求消费者使用消费品时减少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如多乘公交车，少用煤等;低浪费则主要针对奢侈消费行为以及不节约消费行为的消费者，倡导及时关灯，关紧水龙头，少去洗浴中心等。

五、科学素养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消费者科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消费的宽度和深度，影响着其对社会、自然生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深刻影响着低碳消费，较之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

1.较高的科学素养可以推动低碳消费。

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是通过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消费安全意识等几方面表现出来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低碳消费的能力也越强。王兆峰(2008)通过对武汉市民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平时非常关注商品的节能知识，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居民。他们分析认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强，平时越关注商品节能知识方面的状况。何志毅等(2004)研究也发现，绿色消费者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并会主动寻求有关绿色产品精确的信息。他们愿意尝试新产品，对价格敏感，且消费比较理性，愿意付出更多的价格进行绿色消费。国外学者 Balderjahn 认为，具有较佳内在意志控制力的消费者，能表现出具备环保意识的购买决策及消费行为。因而，依靠高学历者的力量传播低碳消费的有意信息，对于在群众中普及低碳消费知识，推广低碳消费行为是十分有效的。

消费者的知识结构也将影响低碳消费。消费者拥有不同专业知识，其对于低碳消费的认知程度就不同。台湾学者黄乾全(1989)通过对台北市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后认为，垃圾分类收集知识越高，其垃圾分类表现行为越好。车参贤(1995)以高中生为样本，对其资源回收行为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资源回收知识能有效预测学生资源回收行为，资源回收知识越高，越会去从事资源回收行为。国外学者 Schlegelmilch(1996)对此也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普通公众群体中，环境知识对一般绿色购买行为和再生纸购买行为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对环保清洁剂、有机蔬菜和水果、无氟产品及非动物测试产品等 4 类产品的购买无影响;在学生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保清洁剂、有机水果和蔬菜的购买行为有直接影响，而对其他 3 类产品的购买和一般绿色购买行为无影响。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强弱也将影响低碳消费的程度。有学者研究 (沈建华，2009;黄铁苗、颜世辉，2009) 认为，消费安全意识越强的消费者，低碳消费的意愿越强烈，从而其低碳消费的需求与行为也越频繁。另外，消费者对政府在消费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越满意，他们对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安全形势的总体评价就越高，其低碳消费的行为就越强。立足当前，政府在消费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仍无可替代，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消费安全工作，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心理程度，以有效促进低碳消费。

2.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状况及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现状不能令人乐观，低碳消费更需时日。

一是消费者存在浓厚的等级意识。对大部分人来说，社会等级不仅意味着成就，而且是一个人及其家庭、亲属乃至宗族地位的确定标志(Hsu，1981)。Richins(1994)的调查发现，中国非常重视等级观念，以拥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志。通常，高等级观念者更易于重视昂贵的东西、可以代表特权身份的品牌、强化其所有人个人形象的商品。因而，低碳消费之于等级消费，处于从属的、次要的位置。

二是消费者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所谓消费效用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在支出相同情况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或在一定消费效用下的支出最小化。事实上，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很难放弃原有消费行为下的“好处”，如“省时”、“省力”、“省钱”，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因为自来水太廉价，造成白色污染现象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塑料袋、塑料快餐盒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成本低廉，废弃物不能有效回收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费时、费力去完成看似不“值得”的小事，在这些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低碳消费行为就显得动力不足。

三是愚昧性消费。有些人不是用积极的进取和奋斗去获取财富，而是寄希望于神灵的扶助。在我国，许多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办得非常火，为了盼发财、保平安、求升官，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抽签算卦，去烧香拜佛，做道场，请神汉巫婆。

尤其在农村，这样的愚昧型消费更为严重，它耗费了大量的生产资金，已经成为一些地区阻碍低碳消费的因素之一。愚昧性消费还包括吸烟、追逐低级趣味音乐、网瘾等，尽管它们还不是我国社会消费方式的主流，但其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和危害却不可低估。

六、结论。

综上所述，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如价值观、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对低碳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消费者产生消费需求、获取产品信息、选择评判，到做出购买决定以及售后评价，每一阶段无不体现了消费者的人文因素。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1) 确保消费对象的安全、可靠和节约。必须要组织和激励科技人员大力开发研制并在全社会推广节材、节能、节水型产品。

(2) 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各种消费都应合理、适度，逐步增加服务性消费比重和减少消耗资源的消费。

(3) 提高废弃物回收的积极性。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把垃圾生产、回收和处理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

(4) 营造消费文化氛围。要开展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低碳消费宣传活动，影响公众行为，促使他们接受新理念、新技术，沉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幻的挑战。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论文正文]

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一、国债销售的基本情况

1.国债销售规模快速扩大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3.国债销售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二、国债销售额逐年下滑的原因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1.国债销售总量与销售主体手续费收入不相匹配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国债销售与个人酬金间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3.国债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三、国债发行规避非市场性因素影响的措施或建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1.建立国债发行手续费浮动匹配机制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2.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4.允许地方国库尝试现金管理操作，吸引国债持有银行竞标国库现金存款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审计是由国家授权或接受委托的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国家法规、审计准则和会计理论，运用专门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经营管理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和监督，评价经济责任，鉴证经济业务，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全文如下：

审计定价，也可称为审计费用，因为主体不同给出的定义也不同，针对于事务所来讲，是审计定价，而对于被审计单位或者客户来讲，作为审计服务的客体，成为审计费用。本文主要采用审计定价的说法。审计定价作为客户与注册会计师直接重要的经济联系，是审计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中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是审计定价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Simunic(1980)是最早对审计定价做研究的学者，确定了显著影响审计定价的因素，公司资产规模、子公司数目、事务所特征等等。此话题一经被提出便成为社会各方关系的话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是影响审计定价的模型始终是以Simunic模型为中心，没有实质性变化。该模型被广泛应用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细分市场，涉及众多部门。2002年，王振林开启了我国审计定价研究的大门，十几年时间，研究成果众多，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所以适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模型在我国并不是非常合适，所以找到更适用于我国现况的审计定价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被审计单位方面，外部治理环境。相关研究众多，本文作者只对近几年发表在《审计研究》、《会计研究》等我国核心期刊上的一些文章做列示。

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方面相关状况

首先，从事务所的角度考察审计定价。已有的研究都已证明了事务所的规模、行业专长、规模效应、审计任期和审计意见和事务所独立性、名誉、行业专长等本身特征都对审计定价产生一定影响。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为了更加规范，制定了严格内部复核制度，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增加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从而加大了事务所审计成本，提升了审计费用(DeFond和Jiambalvo1991，Teoh Wang1993，DeFond和Jiambalvo1993，Beck1998)。漆江娜(2004)，吕兆德、宋常(2007)研究发四大与非四大相比，审计费用明显高于当地的小事务所，而且不论对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会收取规模溢价，抬高审计费用。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实现规模扩大的重要途径，事务所合并扩张之后，会对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姜红新2012)。

事务所规模扩张的同时，行业的扩大和分所的持续增多，也成为研究热点。王兵、辛清泉(2010)认为事务所分所的规模越大，收取的审计费用就会越高，另外分所的审计质量和费用会比总所低。宋衍蘅(2011)发现审计风险大大提升了审计定价，但是如果审计风险一定，审计师谈判能力强审计定价就会高。规模效应近期被学者提出并做了相关研究。Simon，Ferdinand(2012)以美国的前N大事务所的客户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市级审计师行业专长与规模经济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事务所产生规模经济能力取决于其行业专长，并且规模经济与行业专长是审计费用的影响时高度交互的。文章同时提出当被审计单位的谈判能力强，审计事务所不得不把规模经济盈余传递给客户，让渡规模经济，以争取更多的客户。

二、被审计单位方面相关状况

之前的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规模、审计业务复杂程度、企业财务风险、盈余管理、内部治理、高管审计背景、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地区经济则被认为影响审计收费。(刘斌、叶建中、廖莹毅2003)。韩晓梅(2011)发现事务所在做审计的时候，如果因为客户规模较大，审计业务较复杂，就会投入更多工作时间做审计，加大了审计成本，从而提高审计收费。伍利娜、王春飞(2012)认为选择大所做集团统一审计的费用会比小所低，因为小的事务所可能会以牺牲独立性为筹码增加审计费用。若以强制审计客户保持一定的会计稳健性降低审计风险作为一种风险控制策略，事务所就会收取更低费用，但是这样的策略只对交叉上市企业有作用(朱松，陈关亭2012)。

内部控制已经受到企业重视，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获得更高利润开始逐步采取内部控制来治理公司。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了企业内控质量，降低了审计风险和成本，抬高审计质量，最终降低了审计费用(张旺峰、张兆国2011，陈丽蓉2012)。刘明辉， 胡波(2006)研究发现通过给高管分派股权的薪酬激励政策，能够使高管更加为公司利益着想，降低代理成本，内控机制得到更好完善，从而降低审计费用。

另外，若是令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不同的人员担任，也能够减少高管职权滥用，改善了内部治理，也能够降低审计费用。而如果上市公司高管具有审计背景，那么该类客户很可能具有高审计风险，从而事务所会对其收取更高费用。但是如果高管与事务所存在关联关系，“校友效应”可能发挥作用，降低审计费用。Simon，Ferdinand(2012)对美国市场研究发现当被审计单位的谈判能力强，审计事务所不得不把规模经济盈余传递给客户，让渡规模经济，以争取更多的客户。

三、外部治理环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情下，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很多企业钻法律的空子，严重影响着正常的经济秩序。因为制度环境的薄弱，对审计质量的要求相对较低，使得事务所的审计工作比在严格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审计工作简单，付出的审计成本偏低，审计费用也就较低。与此同时，我国“暗箱操作”，收贿授贿现象严重，在审计服务上也存在很多灰色交易。所以提出更加完善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规范审计服务，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审计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上市公司的地域位置会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

曹国华(2012)认为物价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工资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另外，李训(2013)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上存在普遍的低价揽客现象，很多公司为了支付更少的审计费用，更愿意跨地域聘用外地事务所。同时，上市公司具有选择事务所的自主性，这就可能会导致自选择的问题，从而自选择问题是否对审计定价中的地域关系问题产生更深入的影响，也将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四、结语

内部控制近几年受到国家的重视，出台了政策鼓励企业执行内部控制，并对自身内控的有效性进行审计。所以，今后有关内控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也会有很多可应用的数据被披露。内部控制在我国的发展还刚刚起步，所以从内部控制角度考察审计定价也是很有前景的。

因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很多适用于国外的优秀的审计费用理论不能适用于我国的企业。发掘我国特有的资本市场特点和规律，寻找能够针对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的解决方案和完善措施，是当前我国各界都需要努力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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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是运动、变化着的心理过程，包括人的感觉、知觉和情绪等，往往被称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事物发展变化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内因和外因。而内因一向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则是第二位的原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心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以胡凯为例--浅析心理因素对初级选材的影响。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以胡凯为例--浅析心理因素对初级选材的影响全文如下：

出色的运动员成功的因素有许多，不仅仅要求运动员具有超高的身体素质、完美的遗传优势和巨大的生理潜能。还需要运动员具有发挥运用这些优越的心理潜力。著名心理学家潘菽说过：人体有生理和心理两种机能，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运动员进行运动活动时，是心理活动和身体运动共同作用的，而心理活动起着调节、支配、主导和控制的作用，心理因素在竞技运动中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非常重要了，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运动训练科研人员对这些也越来越感兴趣，并且进行了积极深入地进行研究。比赛成绩的发挥、运动技能的形成，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素质是密不可分的。

胡凯，中国田径男子短跑运动员，1982年8月4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胡凯上高三那年，参加学校运动会的跳高比赛，跳出了1米88的成绩，破了青岛市第三中学当时的校纪录。也是那一次，张衡善教练发现了胡凯，他认为胡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只要悉心打磨便会大放异彩。从此，胡凯的生活中，除了模拟试卷又增加了跑道。每天下午下了第二节课，胡凯就去参加训练，常常是练到精疲力尽再赶回教室上自习。18岁时正式开始练习短跑，仅3个月就跑出10秒7的好成绩。8个月后他被特招到清华大学，百米手计时已经达到10秒3的健将级标准。

曾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招生，2008年为清华大学研究生，是中国百米短跑的健将和黑马，曾在国际国内百米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有“眼镜侠”、“眼镜飞人”等美称。2005年8月16日，他在伊兹密尔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夺得男子100米金牌，在国内众多运动员当中，胡凯无疑是知识型运动员、学习型运动员的典型代表，训练中他善于动脑，也善于对自己的心态进行自我调节。当然胡凯在学业上也丝毫不敢怠慢。胡凯表示：平时训练可能会耽误学习，但是学习是长期的事情，只要分配好精力就不会有冲突。从长远的角度看，学习和训练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一、运动员心理选材的科学理论依据

年龄心理规律、遗传机制和心理发展的稳定性和可变性。遗传因素为后期的心理能力的预计提供了可靠地选材依据。遗传因素是人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点，运动员也是不例外的

二、运动员心理特点的评定

《发展心理学》《儿童少年年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不仅在机能、形态、素质等方面有其年龄发展的心理规律――如感知觉、记忆、注意、思维、自我意识等心理品质的发展都具有年龄心理特点，如时间知觉(视觉、听觉、动觉的时间差)、空间知觉(时间判断)、反应时、操作思维、深度及远度知觉、综合反应等，而且儿童、少年的年龄心理特点，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为运动员心理选材特点评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对初级科学选材的启示

为了培养高水平的优秀运动员，遗传因素的优势性再加上优越的早期训练，这就表明高起点和科学训练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心理选材则是从高起点和遗传优势进行工作的。运动员心理选材的基本内容包括心理发生、发展过程和个性的心理特征等主要方面。

心理过程可认为意志过程和情感过程，简称为情、意。而认识过程则是最基础的心理过程。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体验。人不仅仅认识事物，产生情感，还有达到一定的目的，因而自觉地采取行动作用于现实，这种行动就称为意志行动。在意志行动中，确定行为目的，下定行动决心，选择行动的方法，为克服困难制定计划等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就叫做意志过程。

1、个性心理特征

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心理活动的特点，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活动特质有利于训练的进行和比赛的心态。人的实践活动不仅需要很多心理过程的参与，而且还能表现出每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运动员的个性特征所表现出来的在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方面。根据运动员成长过程的不同时期，还可把运动员心理选材分为：初选、复选、精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注重专项心理特征指标的评定，以及测试结果的综合评定，以便选拔人材。

2、心理诊断

运动员的心理诊断是用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对运动员在竞赛和运动训练等活动中的心理学行为进行比较和研究，从而评定出运动员的心理特点、心理状态与发展水平，并确保其正常和异常的程度和性质。这样有助于对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身体状况、竞赛状态与训练状态进行全面的诊断和分析。同时，心理诊断也是运动员各种状态诊断中重要的且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3、对运动选材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心理特性的了解我们知道心理特征对运动训练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初级选材的时候一定要把心理因素作为选材的一项重要的指标，这样有利于教练员的运动计划的实施，良好的心态可以保证运动员有积极的心态从而保证运动员的训练状况，让运动员做到“我要练，而不是要我练”，而胡凯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他成绩优异训练积极，从而保证他在各项任务的实行和学习都能做的很好，运动员的心理选材是现代训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心理现象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目前的测试的方法、手段还很难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进行非常准确和全面的诊断，因此，对运动员心理诊断一定要慎重。对诊断结果要经较长时间的认证，不能轻率定论。对运动员的心理诊断是为教练和运动员所服务的，要把诊断与心理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教练员的教育工作和训练相结合，以增加其获得成功的心理优势。

1944年8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爆发的。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有力支援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成立了民族军，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指战员，为新疆的解放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 “苏联与三区革命”是近50年来中苏关系史中的研究热门。由于档案文件的禁锢，许多疑团没有解开。例如，苏联为什么调停三区与国民政府和解，就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苏联在三区革命的全过程中，采取了全面支持军事进攻，力主和平谈判和指挥战略撤退三个步骤。从外在的现象，亦即国际外交的角度看，很好解释，那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导致的合理结果。但同样，为什么就在签订同一个条约时，苏联却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而对新疆却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当时民族军拿下乌鲁木齐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了。本文仅就中亚的民族因素对苏联的对新疆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做粗略的分析，认定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为将上述苏联务实政策讲情楚，对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的对新疆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文章所使用的核心资料主要是已解密的前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__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上层很快的结合到一起，占据要津。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三种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其三是封建阶层的，主要以艾力汗吐烈、艾肯木拜克和加为代表。”4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5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7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 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 。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__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

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

三区革命旧址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22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__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__省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25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这就是苏联为什么调停伊宁事件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注释：

1 1945年8月14日中苏互换照会(一)称：“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1982，第1329页。

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目录32-a, 第299箧，案卷11，第1---18张。

3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5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6 A.A.哈吉姆巴耶夫：《1931---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第2卷，莫斯科，1974年，第19页。

7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82页。

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3，第53张。

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张。

1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27 ，第3---4张。

11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56 ，第2张。

1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174 ，第4张。

13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张。

14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案卷48 ，第123---124张。

1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下册，莫斯科，1996，第619页。

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08(卡拉汉档)，目录12，总卷88，案卷254，第9张。

17 哈密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__省政府应哈密农民的请求，对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宣布结束王府统治制度，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宜禾三个县，废除徭役，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引起农民的不满。王府封建主乘机加以利用，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一开始就被封建上层抓去领导权，并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所以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哈密事变”。新疆其他地区的起义，大抵与哈密事变类似。帝国主义势力又乘机插手，造成了30年代新疆的民族大动乱。其性质与40年代的三区革命迥然不同。

1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0张。

1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2209，第9---10张。

2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9张。

2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08，目录16，总卷162，案卷117，第9张

2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8张。

23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12，第195张。转引自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29---30张。

26 M.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Vol l, p.237-238. 转引自：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94页。

随着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迫切希望能够随时随地乃至在移动过程中都能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服务，移动互联网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然而，移动互联网在移动终端、接入网络、应用服务、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对于国家信息产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问题的影响因素及措施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问题的影响因素及措施分析全文如下：

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通信、存储等能力飞速提高，网络使用覆盖率的增加也为移动互联网融入人们的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冲击了传统行业领域的工作方式，推动了互联网格局的进一步完善，带动了与互联网行业相关联的行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刺激了科学技术的水平的提高。

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具体内涵

移动互联网是建立在基本互联网技术上诞生的，主要是采用移动终端技术。现阶段，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移动终端。在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业务操作平台移动终端平台交融合作成为了重中之重，为相关业务的拓展创造了机会。第二，移动网络。移动互联网中主要采用3G 技术作为主导接入技术，互联网的核心系统正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整体朝着IP 化演进。第三，移动业务。移动互联网涉及到了基本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两部分，在业务推出中逐渐将“移动”优势放在重要位置，令人耳目一新的应用方式层出不穷，如移动位置类业务。

二、影响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的因素及诱因分析

1、因素分析。

第一，移动网络中的不安全因素。网络使用中存在一些不正当的连接方式，对于非法连接的移动网络，一旦开始使用就会受到各类网络攻击，使网络超负荷运行，发生系统和程序方面的漏洞，完成网络数据的丢失、紊乱。

第二，移动终端中的不安全因素。通信技术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内存与芯片处理方式的改进。当网络终端应用系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逐渐提高，智能化的终端应用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现象对网络数据操作能力进行提升的同时，也给移动网络带来了诸如非法访问、强行控制之类的隐患问题。

第三，移动业务中的不安全因素。移动业务主要是在网络运行中实施的数据信息和业务往来，在这个层面中的威胁性因素就是对此类工作进行的非法操作和强行抵制等一系列内容。第四，网络用户隐私保护中的不安全因素。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很多私人信息也暴露在大众视野中，个人用户信息的泄露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困扰。

2、诱因分析。

第一，网络管理政策不健全。任何新的技术应用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相关政策的保障，政策的完善是提高技术应用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设立了很多专门的机构来支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但总体来看，系统完整的管理政策的缺失仍是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的硬伤，现存制度规定也因为不能及时更新而与实际情况相差较远，可行性较低。

第二，网络技术存在缺陷。当互联网技术被非法使用，不良信息就会随之产生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为互联网信息传播具有高速性，并且网络操作越来越简单化，技术层面没有严格把关，使得任何一个网络用户的不正当操作都有机会对移动网络使用造成威胁。

第三，社会层面的影响。移动互联网中对于使用者信息的保护使得一些有不正当举动的网络用户网络受到隐藏，用户接收到来自互联网中的欺骗信息也无法得知对方的信息内容，因而用户在这种虚幻世界中面临着比现实生活更大的危险。

三、解决互联网安全性问题的措施

1、完善政策保障，加强监管力度。国家在制定移动互联网管理的相关政策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在了解我国移动互联网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完善和丰富制度内容。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大惩罚力度，制定相关软件的审核力度，避免非法软件的就出给社会发现带来不利影响。

2、完善移动业务流程，强化安全保障工作。在移动业务操作中，应当采取措施对非法操作实现及时监管，利用DPI 系统来屏蔽不恰当的网络操作行为，提高网络监管的可视化程度及时清楚垃圾信息和病毒软件，对网络中的相关内容适应定期审核，减少网络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3、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整体强化安全保障。移动互联网并不是以单独形式存在的，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构成，因此在在提高安全性时，要确保设备供应来源可靠，软件的性能效果良好，能及时更新，不被社会所淘汰，加大操作平台的开发力度，建立起运营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全方位地提高移动网络的安全性。

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工作，在具体实施中，不仅要在软件、硬件等方面进行完善，还要关注与技术有关的其他环节，加快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用制度来约束认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强化监管力度和技术革新，使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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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是运动、变化着的心理过程，包括人的感觉、知觉和情绪等，往往被称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事物发展变化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内因和外因。而内因一向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则是第二位的原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因素对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大学生心理因素对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探讨全文如下：

摘 要 ：影响学生学习能力的心理因素主要有动机、兴趣、意志、性格、情感等，这些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方面论述了心理因素对大学生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的影响 学习能力

Abstract：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psychological factors mainly motivation， interest， will， character， emotion， etc. These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growth. This article from the motivation， interest， will， character， etc.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Key words：psychological factors;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learning ability

教育有多重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开发学生的动机、兴趣、意志、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教育不但要注重学生的智力开发，更要注意学生心理因素的开发，因为这些心理因素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影响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有重要影响。学习动机就是激励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大学生活是那么的惬意：没有题山题海，没有老师、家长催促勤奋学习的喋喋不休，没有一天一小考、一星期一大考的考试后排名的压力，大把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大一新生会在懵懵懂懵中走完自己大学的第一年：高考的压力没有了，缺少对自己人生规划的能力和动力。大二时大学生活带来的新奇感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脑子里充满了幻想，幻想自己毕业后的前程似锦以及自己的种种宏伟抱负。

等到了大三则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就业还是考研。无论是哪种选择，努力都是必须的，于是，翘课的少了，上课玩手机的少了，专心听课的多了。上课时开始抢占前面的位置，上午八点的课六点就有学生去教室占位置，大一大二时校园常见的课堂上前面位置空两排的现象再也找不到了。有了自主学习动力，学习热情就变得空前高涨，每天的自习室都是人满为患，每天的教学楼里都有学生四处找自习室的身影。大四时考研的学生继续努力为考研做准备，准备就业的学生则忙着为就业夯实基础，准备就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如果每一位大学新生在刚入校时就思考自己的大学四年怎样度过?怎样度过丰富而充实的大学生活?面对未来自己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怎样去合理的利用时间?如果大学生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并付诸行动，大学生活就会丰富多彩，学习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规划，从而度过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否则大学四年就会在迷茫和困惑中度过。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处?磐?。”

性格和学习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在学习中比较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从而学习效率就会比较高，学习效率高了成绩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性格比较活泼的人则相反，在学习中表现出有选择性的特点，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会比较快的进入状态，对自己不喜欢的课程则很难做下来，比较容易偏科。性格决定命运，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发展，性格不同的人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时做出的判断和行为也会不同，判断和行为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成功不能复制，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会有许多经历、经验和教训，拥有良好性格的人会不断的总结，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成功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天才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生的智力水平都差不多，但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不同，他们长大后的心理因素往往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而心理因素对他们的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烈，学习目的不明确，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是对学习采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相反，如果学习动机强烈，学习目的明确，就会自觉地去学习，不用家长、老师去督促，这样学习就会变得轻松且充满乐趣。学习兴趣是学习的最佳动力，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有的学生目标很明确，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四年后的考研，所以大一时，当别的学生在忙着放松自己时，目标明确的学生继续延续高中的学习习惯，每天三点一线的往返于宿舍、餐厅、教室，当别的学生还在梦游周公时，他已经悄悄起床开始了晨读。当别的学生在宿舍看韩剧看得泪眼婆娑、打游戏打得废寝忘食时，这些目标明确的学生正在自习室潜心钻研。在忙着找各种机会放松自己的学生看来，这些目标明确的学生生活像个苦行僧，可对目标明确的学生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奔波在为理想而奋斗的道路上，辛苦而快乐!

我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是密切相关的，这项研究说明学习兴趣是学习活动的推动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取得好的成绩，而好的成绩的取得又反过来会强化学习兴趣，二者形成良性循环。对学习有兴趣了就会努力去学习，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浓厚的兴趣是创造性学习的重要条件。没有动力、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去学习，就不可能有效地掌握知识，成绩就不可能有效提高。意志力强的学生，面对挫折时是愈挫愈勇，学习成绩会不断提高。就比如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于智博留过级，在班里考过倒数，上的高中和大学都名不见经传，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智博的人生不会太出彩。但于智博靠自己从小培养的不服输等软实力精神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谱写了自己多彩的人生：转入名牌大学，进入500强企业，考上哈佛商学院MBA。27岁毕业后成为花旗银行“全球领袖计划”成员，28岁担任联想集团总裁助理。现在很多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就有意识去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抗挫力等软实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这个马拉松长跑中能脱颖而出，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度过健康快乐的人生。

兴趣和爱好会促使人们去探索去实践，进而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当人们迷恋于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时，人的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例如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孔祥瑞。虽然他只有初中学历，但是就是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天津港码头工人，由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从而迸发出了无限的学习潜力，在不断的学习工作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创造了150项革新，给国家带来8000万元的效益。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敬业与乐业”，敬业，也就是责任心，也就是要热爱自己的学业或工作;乐业，即趣味，指一个人不仅乐意去做某件事，而且从中领略出趣味来。梁启超先生围绕“敬业”和“乐业”展开论述：在敬业的基础上乐业，乐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2 注重大学生心理因素的开发

一些学生或由于考试的压力，或出于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或因教师几句赞赏的话语等，一时学习动力十足，步入勤奋学习学生的行列。但这种动力是不大可能持久的，因为刺激产生学习动力的那些因素只是外因，要使学生形成长远的学习动力，就必须靠学生的内因起作用。我们都知道，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只有学生从内心认识到学习的意义、体会到学习带来的乐趣，从内心愿意去努力学习，这样有动力的学习才会长久保持下去。

学习目的和动机正确了，如果教师授课方式和内容枯燥无味，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动机慢慢就会消失，所以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研究怎样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长久保持下去。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兴趣对学习的重大作用。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就是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之上，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不同的方式施以教育，保护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如果不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照本宣科，一本教案包打天下，不考虑学生个体的差异，要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有时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起点是个性，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个性向多方面、多角度发展，并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有效教学。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教育对象的不同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寻找能够促进激发学生充分发展的教学手段、方法，增强教学的个性化色彩，使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得以显现。现在的课堂由于多媒体的应用而变得丰富多彩，知识的拓展和深化增加了学生求知的欲望，填鸭式的教学让位于合作、自主学习，体现了课堂以学生为主的思想。

学习没有动力不行，有了动力还必须善于学习。也就是学习要注意学习方法，不能死学。法国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在总结读书的经验与教训时深有体会地说：“方法的得当与否往往会主宰整个读书过程，它能将你托到成功的彼岸，也能将你拉入失败的深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学习方法是多么的重要。有的学生每天很忙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可考试结果一出来，成绩并不理想。原因就是学习时不善于思考，不善于归纳总结，总是学一道题会一道题，一旦这道题改头换面就不会做了。每位学生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样学习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良好的心理因素能促进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和课下辅导中必须重视学生优秀心理因素的培养，以期学生能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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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创造力对一个人的脑力影响

消费者购买行为是指消费者为满足其个人或家庭生活而发生的购买商品的决策过程。消费者购买行为是复杂的，其购买行为的产生是受到其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相互促进交互影响的。企业营销通过对消费者购买的研究，来掌握其购买行为的规律，从而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实现企业营销目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不安全心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及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不安全心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及对策探讨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对人的行为发生有着重要影响。当前,在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诸多因素中,作为基本需要的消费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本文通过对造成消费者不安全心理成因的研究,探讨消费决策过程中不安全心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为消费者规避消费风险,以及为企业消除消费者心理不安全的顾虑、赢得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和信任提供对策。

关键词:安全需要 不安全心理 购买行为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不安全心理因素分析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包括认知需要、搜集信息、选择评价方案、做出购买决策、购后评价等几个环节。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都会因购买行为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从而产生不安全心理,不安全心理就成为制约其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当前消费品市场中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不安全心理因素主要表现在:

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不安全感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交易活动中,交易双方中有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所掌握的与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可分为公开信息与隐蔽信息两种。所谓公开信息是指参与交易的双方都能拥有和掌握的信息,它具有对称分布的特征;而隐蔽信息是一方拥有而另一方无法拥有的信息,它是以分散、不对称的形式存在的。企业生产商品的生产环境、操作规程、所用原料、技术含量、定价依据等,对于消费者而言都是一种隐蔽信息。消费者靠已有的知识水平、购买经验对此类不透明的信息无法准确把握,故在决策时容易犹豫不决。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厂商为了获得交易中的主动地位,具有强烈的“说假话”动机,即隐瞒自己的真实信息,向消费者传递对自己最有利的信息,以此提高消费者对自己的信任程度。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安全风险就难以防范。一般来说,某种商品和服务信息透明度越高,消费者知觉到的安全风险越小,不安全心理程度也就越低,反之则反。

因商业信用缺失而引发的不安全感

近几年来,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市场经营者不良行为进行必要的法律与道德的约束,致使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商业欺诈行为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商品与服务,都与虚假分不开。商业信用的缺失,引起了严重的商业信任危机,造成消费者对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产生极度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进而形成消费者的不安全心理。

有关测算表明,每年我国假冒伪劣商品总值高达1300多亿元,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一些疯狂的造假者甚至不顾基本的人伦道德,所制售的伪劣商品对消费者人身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和伤害,假药、瘦肉精、注水肉、毒大米四处流动,特别是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消费者对国产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消费品市场中的不安全心理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而不断被强化。

因名牌产品频曝安全事件而引发的不安全感

名牌产品在消费者心目当中是质量和信誉的象征。近年来,从媒体曝出南京冠生园用陈馅做月饼导致全国冠生园品牌的损毁开始,光明加工回收奶再销售、雀巢碘超标、高露洁牙膏和强生婴儿化妆品致癌、肯德基和亨氏涉“红”、联合利华公司的立顿速溶茶中所含氟化物超标等等诸多知名品牌集中爆发一系列的产品安全事件,强烈冲击着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连知名品牌的产品都不可信,那么还有哪些产品可让人放心呢?

据最新消费安全调查显示:有超过九成的消费者将因为产品安全危机而改变消费习惯,在经历过多的产品安全事件后,68%的消费者对当前的消费环境没有安全感而缺乏信心。当国内媒体“高露洁牙膏可能含致癌成份”的报道公开后,高露洁在中国消费者中的品牌信任度来了一个大转弯,据新浪网2005年4月19日的网上调查表明,产品危机事件后,选择继续使用该品牌牙膏的消费者不到10%。

为什么消费安全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会如此突出?经研究发现,造成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的不安全心理加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缺失,造成不诚信行为所付出的成本过低而收益过高,致使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二是由于随着生活由温饱转向富足,安全和健康因素正在人们消费观念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在解决基本生理需要之后,在消费者心中将生命安全看的更加重要,消费安全无小事;三是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厂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促使消费者的主权意识增强,他们不断争取在交易活动中至少与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平等的、能够讨价还价的地位;四是传媒报道大众化,对造成消费者权益损害的产品和企业的曝光影响越来越大;五是反映了管理上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如我国在产品检测方面的漏洞、消费安全法律法规和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滞后、体制上监管不到位和企业缺乏公众安全意识等,都是安全隐患产品得以上市流通的主要原因。

不安全心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不安全的消费心理对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信心造成严重的打击,对其购买行为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安全危机事件将使消费者消费行为更加慎重。

调查显示,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产品安全危机事件以后,只有6%的消费者表示“不会改变消费习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四成消费者明确表示“今后会慎重选择”,另有接近四成的消费者表示“越来越失去安全感和信任感”。消费者在对某些产品失去安全感以后,最基本的反映是持币观望、或拒绝消费该产品、或选择竞争对手的产品。消费者为确保在消费过程中各方面利益不受损害,就要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少这种安全风险,保障安全消费。可以通过以下办法:

广泛收集信息,增加知识。消费者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越多,掌握的知识越多,消费者判断能力越强,选择决策方案的自信心就越强,知觉到的安全风险就越低,安全心理也就越强。因此消费者在安全心理驱使下会通过多渠道来收集信息,尤其是个人信息,以便对产品内在的质量、价格与功能做出识别与区分,以便做出正确的购买决策,降低安全风险。当消费者知觉到的安全风险高且难以获得准确的外部信息来源或是信息搜寻的成本过高时,消费者就往往会选择多数人购买的牌子商品。

寻求较高价格商品。在消费品市场上,许多消费者都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缺乏对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了解,便倾向于用价格高低来衡量产品质量的好坏和服务的优劣,尤其对某些产品或服务知觉的安全风险较高而又无法消除时,消费者便容易采用高价格这一简便易行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要谨防有人利用这一点对消费者实施新的侵害。

选择良好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场所。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和服务尤其是与自身健康和安全紧密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时,往往会通过安全度高、有信誉的销售渠道购买以寻求安全保证,如企业提供的退货制度、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保险公司的质量保险或免费试用等。大部分消费者宁愿花更多的钱从一家值得信任的商家购买商品,也不愿从一家不了解的商家购买便宜货。

增强消费者权益的维权意识。消费者的利益要靠自己来保护,维权意识觉醒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迫使企业自律,推动政府有所作为。健全的法制将逼着企业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而挑剔的消费者主张自身的权利也将使消费环境更加安全,使企业更加重视社会的公众形象。

企业构建消费者心理安全的对策

消费者在消费中感知到的安全风险是购买商品或服务能否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由于消费者知觉的安全风险直接关系到他们对商品的接受程度,因此,企业应该采取多种策略降低消费者所感知到的安全风险,满足他们安全心理的需求。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来构建消费者的心理安全:

使消费者建立对品牌的信赖

对于构建消费者的心理安全,品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品牌最根本的作用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搜索信息的成本并降低感知风险,而消费者对任何一个品牌的信赖都是建立在良好体验基础上的。当消费者购买了某种商品或享受了某种服务后,如果他感到满意,就不仅可以产生重复购买的行为,还可以把这种满意感传给他人,这样就可能建立对品牌的信赖。一旦消费者信赖或忠实于某一品牌时,他们的安全心理就会大大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对其购买的服务或产品存在不安全心理时,往往依据对品牌的声誉和对名牌产品的认可做出购买决策,而不轻易购买不熟悉或是从没听说过的产品,以此来规避安全风险,满足其安全心理的需要。因此,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良好的形象,是打消其顾虑的根本办法。

只有使消费者建立对品牌的信赖,才能够获得消费者的高度认同、信赖和忠诚,让消费者感觉到安全。为此,一是要采取多种渠道和形式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选择与产品特点相适应的多种媒体进行全方位的广告投放,如电视、路牌、网络等,不但可以展示品牌形象,还可以扩大与潜在消费者的接触,但企业要注意各种渠道广告传递信息的一致性;二是注重诚信营销,有些企业为达到促销的目的,在广告宣传方面播放欺骗性广告推销产品,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购买决策,或为了诱惑消费者购买自己产品而制作夸大其词或隐瞒缺陷的广告,或是采用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语言和文字作广告宣传,从而引起消费者对广告内容真实含义的误解,或是广告宣传的欺诈性承诺,这都是违背诚信营销的原则,并会损害企业的品牌形象。

在宣传产品信息方面突出安全性

由于消费者收集信息阶段是其决策的基础,因此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应注重安全性的诉求,达到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认知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在营销中适当运用实像传播。对于消费者心存安全疑虑的产品,适当的实像传播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消除消费者的安全风险。实像传播引导消费者通过自己的感知去了解商品的安全性,比平面广告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二是产品的试用和权威机构的鉴定。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亲身体验是其收集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企业可通过试用产品的方式来帮助消费者收集最直观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认同。

对许多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并不能直观地对质量和安全性做出正确的判断,消费者往往依靠外部因素来评价产品质量,如通过权威机构的质量认证、专家推荐等来介绍产品的优良性能来弱化消费者的不安全心理。企业在产品的广告宣传中也应突出产品的品质、卫生、环保等方面所获得的机构认证,强调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并提供详尽的商品说明书,以较高的可信度来赢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以消除消费者的安全风险。

选择有信誉的渠道来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对于企业来讲,产品的质量再好,没有通畅的销售渠道必然会影响到产品的销量。企业在设计销售渠道和选择具体的销售场所等方面要考虑消费者安全心理的特点。选择有信誉的销售渠道和良好的销售场所来销售产品和服务,使消费者买得放心。销售渠道因消费品的种类而异,如对于服装和家电可以采用设立专柜或专卖店的方式。销售人员的态度和专业知识水平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安全心理,如果销售人员的态度不当,不能有效传递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信息,消费者便很难放心购买;销售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越高,越能有效强化消费者决策时的安全心理。因此,企业营销过程中同时要注重销售人员素质的提高。

积极应对危机事件

虽然企业并不希望危害事件的发生,但即使是信誉卓著的企业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件。危害事件发生后,企业如何应对,直接影响到品牌资产和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事态发展的企业采取明确承担责任的做法,不一定造成品牌资产的损失,但采用模棱两可或明确推卸责任的做法,则会损害品牌资产。

企业有很高预期的情况下,出现产品危害时不一定必然带来品牌资产的损失,如果反应得当,还可能将危机变契机,提升品牌资产。事前的严格检测和事后的主动召回应是企业处理隐患产品的根本措施。

20世纪70年代雀巢公司的奶粉安全事件中,雀巢公司采取“死不认罪”的态度,导致美国对雀巢产品的抵制达10年之久,仅婴儿乳制品损失就达4000万美元,颠覆了雀巢公司花费重金在消费者心里树立的“可靠、亲情”形象,品牌损失难以估算。反观雀巢的中国奶粉“碘超标”危机,似乎雀巢并没有吸取教训。

而肯德基应对“苏丹红”事件则是积极完成“苏丹红事件”的所有检测、处理工作,并负责任地向全国消费者保证:肯德基所有产品都不含苏丹红成份,完全可以放心食用 。百胜集团还表示将成立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安全检测研究中心,对所有产品及使用原料进行安全抽检。这些积极措施的采取并没有损害肯德基的品牌形象,产品的危机事件也没有影响到消费者对它的品牌信任。

事实说明,积极地应对危机事件能进一步培育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提升品牌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官诚.消费心理学[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2.龚振.消费者行为学[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刘学,靳炎.基于消费者需求与信息搜寻过程的二维营销战略模型及验证[J].南开管理评论,2002(5)

4.崔金欢,符国群.产品危害事件对品牌资产的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2002(5)

5.王德胜.消费者减少风险理论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J].商业研究,2001(10)

绝缘电线是指包覆绝缘层的电线。包括电磁线和通用绝缘电线(见电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航空绝缘电线耐动态切通试验影响因素的讨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航空绝缘电线耐动态切通试验影响因素的讨论全文如下：

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持续快速发展，航空用电线电缆的研发和生产也得到长足的进步。目前航空工业中的两大高端线种为辐照交联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绝缘电线和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绝缘电线，特别是后者，除了具有优异的电气、机械、耐化学性能外，更以外径小、质量轻等优点而受到市场的青睐。

SAE AS22759 系列产品标准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航空用电线产品标准，在其规定的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绝缘电线的鉴定试验中包含一些特殊试验项目，其中一项为耐动态切通试验。该试验能模拟室温及工作温度下电线在机械挤压下的受损情况，以此评估电线的安全性能。

本文将描述航空绝缘电线动态切通试验，并就绝缘电线的导体、绝缘以及试验温度等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进行分析。

1 试验介绍

1. 1 试验方法

动态切通试验应按照ASTM D 3032 中第22 章的规定进行，但是切刀端部钢针的直径改为( 0. 254 ± 0. 050 ) mm。

( 1) 试验设备。拉力试验机，上夹具固定标准切刀，下夹具安装一个样品支架，该支架包含一个水平的金属台面用以支撑试样。拉力机配备一个高温箱，高温箱的尺寸能够满足试验过程中拉力机的夹具在箱内正常移动，并将箱内温度控制在标准规定的范围内。此外，拉力机还应配备一个12 V( 直流或交流) 的检验电路，该检验电路两端分别连接试样的导体和标准切刀。试验过程中，当切刀将电线的绝缘切破并与电线的导体导通时，检验电路反馈至拉力机，使其自动停止试验并记录试验过程中的最大应力。

( 2) 试验步骤。将一端除去足够长度的绝缘电线放在样品支架上，切刀垂直于电线。导体和切刀与检测电路连接。启动拉力机，以5 mm/min 的速度向下移动切刀对试样进行挤压。当切刀切破绝缘并与导体导通时，停止试验并记录试验过程中的最大应力。每测完一个点，将试样向同一个方向旋转90°并向前移动25 mm，测试下一个点。每个试样需要测试8 个点，8 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为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如果需要进行高温下试验，应在试验前将高温箱升至规定的温度并将试样和试验装置预热一段时间以达到热平衡。

1. 2 技术要求

SAE AS22759 系列产品标准规定了三个典型线规( 26 AWG、20 AWG 和16 AWG) 绝缘电线需要测试动态切通试验。根据导体种类的不同，最高试验温度可为( 260 ± 5) ℃( 最高试验温度为电线的额定工作温度) ，8个温度点下测量结果的算数平均值应不低于产品标准的规定。

2 机理分析

试验初期，受到切刀的挤压之后，绞合导体的单线之间产生位移变化甚至变形，为绝缘层提供缓冲，即挤压产生的应力被导体形变吸收。此过程中，虽然电线承受的应力逐渐增加，但是绝缘层并未受到明显的破坏。随着切刀的持续挤压，绞合导体的单线变形达到终点，无法再为绝缘提供缓冲，此时绝缘完全承受切刀施加的应力，迅速破裂从而失效。可以认为，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由两个分量组成，一个分量为绞合导体形变提供的缓冲应力; 另一个分量则是绝缘层自身承受的挤压应力。

对M22759 /87-20-9 电线( 20 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镍铜导体) 进行动态切通试验，原始试样的绝缘厚度约为0. 2 mm，外径为1. 3 ～ 1. 4 mm。试验后，受挤压处电线被压扁至0. 4 ～ 0. 5 mm。可见在试验过程中，导体的变形是非常明显的，能够提供较大的缓冲应力。

试验初期，应力缓慢增长，绞合导体的单丝由于压力产生相互之间的位移变化。随着切刀的向下挤压程度的加深，曲线上出现一个波动，此时导体的绞合结构产生崩塌，单丝之间的变形基本结束，切刀挤压产生的应力急剧增加。导体形变结束之后，绝缘直接承受切刀的挤压，短时间内即被切破，从而试验终止。

3 影响因素

导体、绝缘( 包括绝缘的结构以及绝缘薄膜的厚度) 以及试验温度等因素均会对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产生影响。

3. 1 导体

导体形变提供的缓冲应力是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导体形变的影响因素包括导体结构、镀层厚度以及导体的材质。由于相同规格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绝缘电线所用的导体结构基本一致，且过薄的镀层厚度对导体的机械性能影响较小，故导体结构和镀层厚度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对试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为导体材质。

航空绝缘电线的导体可以是有镀层的铜导体和有镀层的铜合金导体。铜导体材质较软，在挤压情况下形变的程度更高，所能提供的缓冲分量也就越大，故铜导体电线耐动态切通的能力明显高于铜合金导体电线。对同一厂家生产的M22759 /86-20-9 电线( 20 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银铜导体) 和M22759 /89-20-9 电线( 20 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银铜合金导体) 进行动态切通试验，测试结果可知，相同的温度点下，镀银铜导体电线耐动态切通的能力明显高于镀银铜合金导体电线。随着温度的升高，二者之间的差异有被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3. 2 绝缘

( 1) 结构

产品标准规定三个规格电线的绝缘绕包搭盖率在50. 5% ～ 54. 0% 之间，即电线的绝缘层大部分区域为2 层聚酰亚胺薄膜和2 层聚四氟乙烯薄膜组成，但是部分区域会存在3 层搭盖的现象。如果切刀与电线的接触点恰好为3 层搭盖区域，则该点测得的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将明显高于2 层搭盖区域。虽然标准规定测完一个点之后，将试样向同一个方向旋转90°，并向前移动至少25 mm，但是该操作无法保证每个测试点绝缘薄膜厚度的均一性，进而导致不同点所测的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具有较大的分散性。表2 列出了典型的M22759 /87-20-9 电线( 20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镍铜导体) 的测试结果。从表2 可以看出，单个点的测试结果分散性较大，甚至可能出现两倍以上的差别。因此，标准规定每个电线均需测试8 个点，并取算数平均值，以此来降低数据偏差过大可能导致的试验误差。

( 2) 薄膜厚度

聚酰亚胺复合薄膜/聚四氟乙烯组合绝缘电线有轻型重量和普通重量两种类型，轻型重量电线所用的聚酰亚胺复合薄膜标称厚度为30 μm，而普通重量电线所用的聚酰亚胺复合薄膜标称厚度为50μm。聚酰亚胺复合薄膜越厚，能承受的机械应力越大，为耐动态切通试验提供的分量也更大。表3 列出了同一厂家生产的M22759 /86-20-9 电线和M22759 /91-20-9 电线( 20 AWG 线规，轻型重量的镀银铜导体) 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较厚的聚酰亚胺复合薄膜可以提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

3. 3 温度

航空绝缘电线需要测试高温下的耐动态切通试验。一般认为，随着温度升高，绝缘材料的强度下降，故随着温度的增加，产品标准规定的指标逐级降低。但对不同的电线，试验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

( 1) 绝缘材料抗切刀切割的能力变弱，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随之下降;

( 2) 绝缘材料强度下降，对导体的束缚能力也有所降低。随切刀挤压，导体位移变化更加容易，导体形变终止之前可以提供更多的缓冲应力。在此情况下，随着温度升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反而会提高。

温度对电线耐动态切通能力的影响可以通过试验结果得到验证。铜合金导体电线，因为导体的刚性过强，形变能力较小，故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主要由绝缘的机械强度提供。在高温的动态切通过程中，虽然绝缘的束缚力降低，但是导体形变所提供的缓冲分量并无明显提高，而绝缘材料的机械强度则明显下降，导致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随温度升高而显著降低。铜合金导体电线，因为导体形变能力较大，随着绝缘的束缚力下降，导体形变更加容易，提供的缓冲分量更高，所以高温下测得的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反而明显高于常温。

4 结束语

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是电线电缆企业开发产品以及进行生产的重要依据。耐动态切通是考核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组合绝缘电线性能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指标。

除了本文所讨论的导体材料、绝缘材料和结构、温度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到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例如: 适当减少绕包过程中的绝缘薄膜张力可以降低其对导体的束缚能力，可以使得导体在试验过程中的变形更加容易，进而有效提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 但是过低的薄膜张力可能会损伤电线的其他性能，如绝缘剥离力、强迫水解、耐电弧等。因此，企业应通过大量的验证工作以确定合适的生产工艺，在不损伤其他性能的基础上，有效提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

中国正在面临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流动人口约2.36亿，其中75%由农村流向城市，在工程建设中，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约2700万人。移民问题正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工程移民的安置，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大规模移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公共服务供需变化，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的改变等亟需解决，所以，移民研究势在必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全文如下：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显得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国际移民的数量持续增长。 从联合国 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数据来看，2013 年全世界共有 2.32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 3.2%,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 69%,发达国家占 31%. 这一数据表明世界移民的规模日益庞大起来， 移民问题体现着全球化的特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Howard F.Chang(2007)在研究国际人口自由化迁移的过程中 ,发现 国际人口自由迁移不仅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得到增长，缩小了国际收入差距，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普遍上升。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技术移民的净效应表现为积极的，它能促进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Mark C. Regets,2001)。

移民问题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关系着一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政策制定者逐渐重视移民政策对国家人口迁移的影响，看到了国家这一主体在人口迁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最大限度地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决定移民的发展、规模与迁移方向。 移民政策开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并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当下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新的议题。

二、迁移的动机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针对移民是如何发生的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比较着名的有 E.Ravenstien 的推拉理论、OdedStark 的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以及刘易斯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纷纷以具体的国家为例对迁移的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Thomas K. Bauer 和 Magnus Lofstrom等(2001)对 12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移民的跨国迁移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最大化收入总量。 迁移过程中的难民则是由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导致的，社会动荡、战乱等因素迫使人们背井离乡。 另外，影响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地区工资差异、移民的成本、连锁迁移以及政府的经济激励 (Barry R.Chiswick,Timothy J. Hatton,2002)。 Mathias Czaika 和 Marc Vothknecht(2012)还认为移民相比非移民来说具有更远大的目标，他们进行迁移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收获未来的幸福生活。 除了政治、经济的影响，迁移行为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EmekBasker(2002)认为教育因素对迁移有着重要影响 ,他讨 论了美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和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 把教育作为自变量研究迁移的变化，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人们迁移的倾向也增加。

三、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

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是决定移民迁移、 以何种形式迁移的重要因素。 个人的迁移愿望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家庭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国家的移民政策最终决定人们的迁移行为能否实现，移民政策的制定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

移民政策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政府以及各种政党势力由 于 政 治 原 因 , 对 人 口 迁 移 进 行 规 范 和 强 制 . CarineGuerassimoff(2003)对法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了研 究 ,他认为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因素， 指出法国的不同政党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右翼党派极力排斥外来移民，左翼势力则坚决支持外国移民的进入。 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政党政治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颇为显着的。极右派具有强大的民族正义感和排外心理，为了迎合本国公民，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禁止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

利益集团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 传统的移民国存在着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由于种族主义的盛行，白人与黑人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黑人通过成立协会组织来反抗白人的歧视与压迫，保障自身的利益。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持反对移民的态度，原因是外来移民的流入，使当地人的就业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这些工会、教会等组织对政府提倡的鼓励技术性移民持反对态度。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各国制定移民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国在考虑移民政策的过程中， 往往结合当前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以及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通过政策来删选所需人才，确保所需的人力资源。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老龄化问题尤其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影响较为突出。 因此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劳动力需求这一现实因素。 法国最初对移民实行无限制政策，就与法国的人口数量密切相关，需要大量的外来青年以满足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此外，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加拿大长短期目标有关， 加拿大的长期目标是实现经济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短期目标是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移民对接收国的就业和福利有很大影响， 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 Tim Krieger 和Steffen Minter(2007)发现有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中强调限制非技术移民的进入，原因是一方面他们认为移民是净福利接受者，担心移民对本国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本地人有严重的排外情绪，政府担心移民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

(三)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

不同国家因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信仰，对移民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差异，这其中涉及到了移民的同化问题、民众的态度等。 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也是自由、不加干预的。 种族主义盛行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移民的流入。

Carine Guerassimoff(2003)在分析法国移民政策时指出 ,在文化这一层面上，法国对移民政策有很大争议，实质上是法国存在的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是对民族融合理念的严峻考验。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学者就移民数量增长这一现状，对群众进行了民意测评。 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公民认为当前法国的外来人口过多，他们无法顺利融入法国社会中，若政府不能很好地对移民进行控制，社会各不同种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会造成紧张，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着移民政策的制定。 民众普遍认为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他们往往采取行动抵制外来者的进入，并对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对移民进行限制以保护他们原有的权益。Timothy J. Hatton,Jeffrey G.Williamson(2009)发现发达国家的公民比较敌视外来人口，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都促使公民在选举中对限制移民的政策进行投票。 此外，接收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群体---移民群体，事实证明大批的国际移民对接收国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接收国的说客、国家议员，在该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大批的移民还可能影响一国的文化认同、选票结构以及政治势力分布。 这类群体则坚持支持外来移民进入，反对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个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制定都是为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所服务的，移民政策也毫不例外。 移民政策是否合理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社会能否稳定，民族能否和谐。 如果说个人的迁移意愿受个人思想和家庭成员所支配，那么他能否顺利迁移、以何种方向迁移、迁移到何处去都取决于国家的移民政策。 从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化来看，每一时期移民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当局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所采取的最有效手段。 国家的劳动力短缺时，就会打开国门，鼓励外籍劳工进入;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排外主义情绪又使得接收国关起大门，多次限制移民。

总之，移民问题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各国政府应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根据本国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形势，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更好地引导和规范国家人口的迁移行为，发挥移民政策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应尤其注重对高科技人才争夺，采取吸引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对于促进各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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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omas K. Bauer ,Magnus Lofstrom, Klaus F. Zimmermann.Immigration Policy,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and Natives'Sentiments towards Immigrants: Evidence from 12 OECD-Coun-tries[R].IZA Discussion,2001.33

[3] Barry R. Chiswick, Timothy J. Hatt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nd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Markets [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03.

[4] Mathias Czaika, Marc Vothknecht. Migration as cause and con-sequence of aspirations [R].University of Oxford IMI Working,2012.57.

[5] Emek Basker . Education, Job Search and Migration[R].2002.

[6] Timothy J. Hatton, Jeffrey G. Williamson, Vanishing Third WorldEmigrants[R].NBER Working Paper No. 1478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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