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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情况,当事者在那种情况下能作良好适应,具有生命的活力,而能充分发展其身心的潜能;这乃是一种积极的丰富情况。不仅是免于心理疾病而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全文如下:
职业中专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大量实践调查,笔者将影响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总结为两点。学习问题
1)学生所学的知识绝大多数和技能实践相脱节,相当一部分知识是为规定的就业而准备的。从职业中专学生就业的实际状况来看,所学理论知识和将来就业从事的工种相适应的只有35%左右,和学生自身的能力水平相适应的约占35%。所以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到学习无用、学不来、学不会,从而讨厌学习。
2)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高度统一,没有弹性。期中、期末测试是以理论课的成绩为主要依据,技能考核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方式方法,对学生学业的促进和学生技能的提高作用不大。这就造成一些学生的厌学情绪,若不能对其进行及时纠正,很快就会演变成各种品质道德问题。
3)学习成绩和学生将来的就业没有多大关系。职业中专最终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从业教育,对合格的学生发给资格证,进而安排就业;学得好的可以就业,学习不行的也可以就业。这样造成学多学少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教育方法不当。教师教学方法不灵活,不能因材施教,而是一把尺子量、一个水平过。学习好的觉得不过瘾,学习差的感到听不来,久而久之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人际关系问题
1)师生关系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教师作为一名教育者,其任务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多是对其心理健康的引导。尤其是职业中专学生,其年龄及知识能力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为人处事中的不足。因此,教师应走进学生生活,成为其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与心灵导师。在与成绩较差、表现较差的学生相处时,不能一味地指出其缺点,还要注意对其人格的尊重与心灵的感化,通过教师的关心与热情感化学生,避免学生逆反心理的增强。
2)学生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刚进入职业中专的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最重要、最关键是能够融入同学队伍当中。学生之间的和睦相处一方面有助于化解不同心理状态下的同学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然而由于一些职业中专不合理的年级分配及班级调换,造成学生孤独、焦虑等不良心理。
3)与父母所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个健康、和睦的家庭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温馨浪漫、和谐的成长环境,有利于学生形成开朗性格,富有朝气和进取精神。但这样的家庭只占极少数,更多的是专制式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父母与孩子之间是一种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孩子没有自主权,父母过度关注孩子的成绩,而不是心理健康,当孩子的成绩不能满足父母的期望时,甚至有些父母会对孩子实施暴力,导致孩子产生孤僻、专横和反社会的性格。
调查显示,现在中专生沉迷于网络的现象十分普遍。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网络远程在线教育的优势,以及中专生对网络的好奇心,开设网络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远程在线教育在信息化时代,为能够有效解决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要从他们关心和密切接触的事物入手,而上网是目前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最常见的事情。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利用远程在线教育系统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并增加在线解答等内容,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其所面临的心理问题,让学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及时获得相应的心理辅导。设计心理咨询系统,开通网络信箱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建立适合于中专低年级学生的网络心理咨询系统,并开通网络信箱,让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能够通过网络信箱来寻求解决办法。
实践表明,心理信箱可以让学生将平时难以表达的心理问题大胆地表达出来。同时,这种匿名而又不直接面对面的形式,能够掩盖学生内心的羞涩与焦虑,有利于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去引导学生树立健康心态。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学生与心理咨询师的直接接触,避免了他们在心理上的又一次创伤;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从网络中汲取更多有益的东西。增加网络心理辅导系统中青春期心理辅导内容根据职业中专学生年龄及思维特征去探究其心理与生理发育情况,通过计算机网络相关功能,建立学生心理辅导系统,切实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讲座、心理健康知识竞赛等,让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身心发育特征,建立正常的异性关系,有效地控制青春期学生不良心理健康的产生。
改革职业中专教育评价体系对于职业中专的教育评价来说,学生文化基础差,教学质量与学生职业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应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下仅通过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优劣及教学质量高低的情况,而是结合学生的日常表现及德、智、体、美、劳多方面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学生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避免学生因为成绩差而出现厌学、考试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使学生保持一个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
积极召开行之有效的家长会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到校时间短,环境的变化,对家乡及父母的思念与日俱增。即时召开家长会,让家长和教师沟通、家长和学生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了解学校及教师的教育行为和方法,对稳定学生的思想,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树立新型师生关系师德师风建设主要是通过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通过教师的言行来切实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在面对不同学习能力、家庭环境的学生时,教师不能通过体罚或人格歧视等方式伤害学生的尊严,加剧学生的逆反心理。教师要与学生之间建立和谐、平等的融洽关系,促使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总之,学习、人际关系是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从职业中专的实际出发,并结合当前先进的网络技术,为学生心理进行远程在线心理辅导,保障职业中专低年级学生健康成长,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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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即台湾海峡两岸,简称两岸,也有人以此指代整个中国。此一称谓系一个源于地域概念的政治名词,指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有时也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因为这个名称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认定的较为敏感的政治称谓或对岸的政治地位,所以常常被用作政治概念来指代台湾海峡两边的台湾当局政府(“中华民国”)与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全文如下:
“两岸对话”在我国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包含两岸因同根同源所带来的亲缘关系、民族观念认同、经济贸易往来、文化学术交流等因素在内的宽泛概念。它既是经济、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问题。简言之,所谓“两岸对话”是自1949年以来,针对两岸分裂的现实,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成两岸关系缓和,围绕中国统一大业所进行的各种交流与磋商活动。两岸对话的进行,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媒介,那么,两岸对话的媒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两岸对话,尽快促成两岸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今两岸对话的现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结构,把两岸对话的媒介分成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以及八个主要因素来描述,并具体剖析各个媒介因素的地位、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一)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最稳定成分——核心层:同种血缘的固定性与民族心理共振
两岸的血缘关系渊源于两岸的地缘关系。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远在两亿多年前,台湾就因造山运动的作用,由海底褶曲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后来,台湾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成为海岛,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和大陆分开;有时却是与大陆相联着,即台湾海峡的水全部退出去,海峡露出水面。地质学家们通过科学的推断证明,约在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的确是相连的。这就是说,台湾、澎湖与大陆曾经连成一片,台湾本来就是大陆的一部分。甚至有科学家预测,到地球上的第五次冰期来临,极地冰原扩大,海水量减少时,台湾和大陆就又会联系在一起。[1]正是由于两岸地缘关系上的切近性,才使得两岸早期的人种迁移成为可能,并直接导大致两岸人种的近似性的结果,以至延续至今。
两岸对话诸因素中最稳定的成分,即两岸因同种同源所带来的同种血缘的固定性,及两岸由相同历史渊源所导致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倾向。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90年代的统计,台湾共有人口约2100万,汉族占98.3%,其中大陆籍有400万。[2]从血统上看,他们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连横著《台湾通史》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一语点出了台湾与大陆在血缘上的密切联系。据史书记载,在荷兰、西班牙窃据台湾之前,汉人已经在台湾从事渔业、土产品交易,相当活跃。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当时台湾的汉族人为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到荷据末年已经达到二万五千壮丁。大陆汉族大规模地向台湾移民开始于明末清初。[3]
共同民族心理则是一个人出生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逐渐形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有的向心力和心理共振,它往往在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正如台湾亲民党领袖林洋港所说:“除了百分之二台湾原住民外,其他都是汉族,论起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同源同根。不同的只是来台时间的早晚而已。”[4]民族血缘联系和共同心理倾向两个因素处于两岸对话的内层,我们把它称为两岸对话的核心层因素。
(二)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的既成事实——中间层:历史法定事实与传统文化联结
历史是一连串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而塑造出来的事实,历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过去,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正如南民所说:“台湾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必须和中国栓联在一起的问题。”[5]两岸对话的中间媒介则是由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成法定事实。依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230年,当时的吴王就亲自派卫温到达台湾,开始经营台湾事务。在元代还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开始管理台湾。到了清朝,1685年设立台湾府,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可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密切,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但1945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都曾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这些法定事实在客观上把大陆和台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证实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
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台湾的文明史总计300年,即南方荒岛之先史时代;颜(思齐)郑(成功)开拓时代;荷(荷兰)西(西班牙)窃据时代:[西班牙占领台湾16年(1626—1642年),荷兰占领台湾38年(1624—1661年)];明郑统治时代,历时22年(1661—1683年);满清统治时代,凡212年(1683—189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1895—1945);台湾光复时代57年(1945年至今)。[6]由台湾自1626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虽然曾经历多个异族的统治,但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中国人在统治(占67%),而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时间在台湾历史上所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只占33%),因为满清、明郑、台湾光复的时间里,尽管台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中国人在治理台湾。
文化是与历史相伴相随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两岸传统文化的通融之处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法古思想和恒久意识,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等等,这“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之中”,[7]并且这表现为两岸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审美对象等。这种文化的通融是两岸得以进行对话的重要媒介。历史事实和文化纽结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在两岸对话诸因素中处于中间层。
(三)作为两岸对话的现实表象——外围层: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
作为两岸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活动是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普遍的因素。可以说,两岸对话的外在形式既是两岸对话的主要方式,又是两岸对话的主要目标。之所以要进行两岸对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两岸的经贸繁荣、政治和谐、文化交融和探亲自由;反过来,经贸、政治、文化、探亲等活动的深度发展又可有效地推动两岸交流深入开展。但是,经贸、政治和文化交流也是容易变化的因素,他们可能因某些情况的变化而中断,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如两岸在敌对状态时,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就几乎中断。外围层诸因素还受着国际势力的制约,有时国际势力起推动两岸对话的作用,有时又起阻碍对话的作用,这也是致使外围层诸因素具有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两岸的经贸交流对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1978—1999年底,到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胞有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议资金额以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8]另外,大陆一直是台湾获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如1994到1996年的三年中,台湾分别从大陆获得118.4、116.86、113.8亿美元的巨额顺差。[9]
在两岸交流的上述三个层次中,核心层处于最稳定的地位,中间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外围层则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地位。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越稳定,越能为两岸外围层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反之,如果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趋于弱化,则势必会给外围层交流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外围层交流越发达越深入,就越能稳固核心层和中间层诸因素的地位;反之,外围层交流越欠缺越肤浅,时间一长,就势必会影响到核心层、中间层的稳定性。这就是两岸对话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基本规律。
从1949年至今,海峡两岸已有50多年处于分裂状态中,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可观的进展,但也出现不少令人忧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上述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来解读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
(一)从核心层、中间层来说:台独势力竭力“模糊”或“淡化”核心层对话,阻挠中间层对话
李登辉当政以来,台湾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力主统一并主政的国民党日渐衰微,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民进党”。由于民进党1986年以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非法政党,且当政后仍然没有放弃“台独”主张,所以,当前的两岸对话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两岸对话原来固有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模式现在受到严峻挑战:岛内的分裂势力正掀起一股“文化台独”的暗流,给两岸对话蒙上一层浓重阴影。所谓文化台独,就是分裂势力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进而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影响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的选择心态。其表现形式有:“企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为此他们重新解释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虚构出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
“为了减少中国历史、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岛内分裂势力还企图通过修改考试科目的方式降低祖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他们甚至企图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企图造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假象。[10]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台独”削弱岛内民众文化认同,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对统一、独立进行选择时的心态。此外,在台湾民众中也存在一些因与大陆多年隔膜而产生的认识误区。据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这一普遍心理也给祖国统一带来不利影响。张广敏先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意识迷失,价值观念变异,自我感觉良好,倚美心理严重。[11]可见,台湾民众对两岸对话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二)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外围层对话空前活跃,但也有不少矛盾
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对话的进行非常活跃。两岸的经济贸易、政治对话、学术交流以及探亲活动等蓬勃发展。台湾的林洋港指出,“从经济方面来讲,台湾现在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一年比一年提高,目前岛内对大陆有二百亿美元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在大陆以外,包括美、日其他国家却是一百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没有对大陆的顺差,那我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就赤字了。所以,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是很高的。”[12]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台湾官方也给予“乐观其成”的态度,台湾民间更是直接支持大陆举办奥运会。大陆也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可以考虑两岸合办部分奥运项目。[10]种种迹象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两岸对话大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这一历史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之后,两岸的经济、文化、人员往来将更加活跃。
但我们也看得出,两岸关系微妙且有潜在危机。90年代后期,双方似乎处于一种暗潮汹涌的宁静,不时有小事件发生。从1995年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后,两岸关系骤然遇冷,陈水扁主政又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再加上美国时不时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两岸关系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状。
两岸对话的现状很复杂,无论是核心层、中间层对话,还是外围层对话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以往两岸对话的政策做一些重新调整。
首先,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当前要以举办奥运会和加入WTO为契机,继续扩大两岸外围层对话,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针对台湾当局在台湾民众中“淡化”、“弱化”或者“虚化”祖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除了公开予以揭露外,还要大力宣传祖国传统文化,和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优秀的近代文化,让台湾同胞牢记祖国的历史,弘扬近代以来革命志士为争取国家民主、祖国统一而前赴后继的优秀历史传统。只有在心理上有了理性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才会在行动上支持祖国统一。祖国大陆一定要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为契机,努力推动两岸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的持续进行。
其次,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统一中国。我们以往习惯用“一国两制”来讨论台湾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台湾当局的误导,导致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不仅不甚了解,反而曲解甚至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恐惧的东西。在新时期里加强两岸对话,我们要有新的提法。对此,李家泉先生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来统一中国”的口号,这个更加明确具体的提法值得提倡。他认为:“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有‘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体现在《澳门基本法》中,未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也必然体现在两岸共同制定的《台湾基本法》中。”其原则是: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中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两岸各界人士意见;不是中央对地方,而是两岸代表的平等协商。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更尊重台湾的现实,更能推动两岸对话的有力工具,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认真宣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当前推进两岸对话发展切用的策略.
[1][3]陈三井.国民革命与台湾[M].台北: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4.
[2]刘家荣.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J],台湾研究集刊,1993,(2).
[4][12]林洋港.我为什么主张统一[J].统一论坛,2001,(5).
[5]南民.国民党无望论[M].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124.
[6]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M].台北: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78,5.
[7]台湾民众对统一的心态[J].台湾研究集刊,1994,(4).
[8]李家泉.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J].统一论坛,2000,(1)
[9]李建敏.加入WTO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J].海峡两岸,2001,(10)
[10]刘必松.文化台独及其危害[J].台声,2001,(4)
[11]张光敏.“维持现状”的心理分析[J].统一论坛,2000,(5)
[13][14]李家泉.北京主办奥运与两岸关系[J].论一个中国的“台湾模式”[J].统一论坛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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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儒林传下·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现在说的文论不是古代的文论。现代说的文论,狭义上是指文学研究的理论,广义的泛指文化研究的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并简要评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主题词:后经典叙事学跨学科新发展多层次对话
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叙述学)(1)已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有关论著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2)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就法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确实走向了衰落。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曲线相救”,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并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3)
究竟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北美的叙事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拯救的功劳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主义叙事学”。(4)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她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她摆脱了传统叙事学批评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兰瑟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5)该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6)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知道,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坛风行了数十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
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主义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其与政治文化批评相结合,也就成了“曲线拯救”叙事学的一个途径。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了美国叙事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有关论著纷纷问世;在《叙事》、《文体》、《PMLA》等杂志上可不断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在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女性主义叙事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加拿大的女性主义文评杂志《特塞拉》(Tessera)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刊,与美国学者的号召相呼应。1994年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和美国学者联手举办了一个专场“为什么要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相互交流了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经验。《特塞拉》杂志的创建者之一凯西·梅齐主编了《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这一论文集,并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论文集的作者以加拿大学者为主,同时也有苏珊·兰瑟、罗宾·沃霍尔等几位美国学者加盟。
就英国而言,虽然注重阶级分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势头强劲,但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却一直较弱。英国的诗学和语言学协会是国际文体学研究的大本营,该协会近年来较为重视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7)出现了一些兼搞叙事分析的文体学家,但在英国却难以找到真正的叙事学家。法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祥地,女性主义文评在法国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却未成气候。这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与叙事学在哲学立场上互不相容。(2)法国女性主义注重哲学思考,而叙事学注重文本结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两个目的:(1)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模式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2)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来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诗学性别化和语境化。纵观女性主义叙事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第一个目的大获成功,但第二个目的却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旨在改造脱离语境、男性化(研究对象主要为男作家的作品)的叙事诗学(或叙事语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聚焦于女作家作品中的叙事结构,以为可以借此考虑源于性别的结构差异,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局面。但叙事诗学(叙事语法)涉及的是叙事作品共有的结构特征,这跟通常的语法十分相似。
就拿大家熟悉的主语、谓语、宾语之分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写的句子,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都是无需考虑语境和性别差异的结构位置。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也是如此,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区分,“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的区分等等都是对叙事作品共有结构的区分,这些结构与语境和性别无关。为了将叙事诗学性别化,兰瑟于1995年在美国《叙事》杂志上发表了《将叙事性别化》一文,该文对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在身上书写》进行了分析,分析聚焦于叙述者的性别与主题意义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兰瑟建议将“性别”作为一个结构成分收入叙事诗学。她认为“我们可以对任何叙事作品的性别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形式描述”:
叙述者的性别可以是有标记的(marked)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倘若是有标记的,就可以标记为男性或是女性,或在两者之间游移……虽然在异故事叙述[即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通常没有标记,然而在大多数长篇同故事叙述[即第一人称叙述]和几乎所有的长篇自我故事叙述[即“我”为故事的主人公]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标记和标记性别的方式(究竟是明确表达出性别还是用一些规约性的方式来暗示性别)来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8)
在具体文本、具体语境中,“性别”可谓充满了意识形态内涵。但在兰瑟的这种区分中,“性别”却成了一种抽象的结构特征,既脱离了语境,也与意识形态无关,只是成了一种“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的“形式”特征。这毫不奇怪,因为只有脱离千变万化的语境,才有可能建构叙事作品共享的叙事诗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发现了一些女作家常用的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若这些成分已进入叙事诗学,那么这些研究对叙事诗学就不会产生影响。只是在作品阐释中,我们可以追问究竟出于何种政治文化原因,(特定时期的)女作家更为常用某一结构或手法。但倘若这些成分在以往的叙事诗学中被忽略,那么就可以将其收入叙事诗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对现有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
实际上,绝大多数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都是男女作家的作品所共享的。尽管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强烈批判经典叙事学无视性别,脱离语境,但他们在分析中却大量采用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叙事结构具有双重意义:(1)脱离语境的结构意义(就像“主语”总是具有不同于“谓语”的结构意义一样,“异故事叙述”也总是具有不同于“同故事叙述”的结构意义);(2)叙事结构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语境意义(不同句子中的主语或不同作品中的“异故事叙述”都会在交流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叙事诗学关注的是第一种意义,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是第二种意义,但第二种意义是一种语境中的附加意义,要了解它首先需要了解第一种意义。正因为如此,叙事诗学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提供了技术支撑。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叙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展示了脱离语境的叙事诗学如何可以成为政治文化批评的有力工具。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多种跨学科派别之一。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派别是修辞性叙事学。(9)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叙事形式分析有两条主要发展轨迹,一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叙事研究,二是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10)但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并非像80年代中期之前的女性主义文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样构成平行发展的两条轨道,而是出现了多方面的交融:(1)叙事学界将关注情节结构的亚里士多德视为叙事学的鼻祖。(2)叙事学家对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的探讨总是回溯到柏拉图、亨利·詹姆斯、珀西·卢伯克和韦恩·布斯等属于另一条线的学者。(11)(3)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叙述规约的研究上继承和发展了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等概念也被叙事学家广为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这两条线倾向于交融为一体,形成“修辞性叙事学”。
在《叙事/理论》一书中,戴维·里克特提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的对照和互补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关注“叙事是什么”;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叙事做什么或者如何运作”。(12)在提到“修辞性叙事学”时,里克特是在广义上采用“叙事学”这一名称,泛指对叙事结构的系统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而里克特的“修辞性叙事学”始于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R·S·克莱恩有关叙事的“修辞诗学”。这种用法恐怕过于宽泛。然而,我们不妨借用里克特的措辞来界定我们所说的“修辞性叙事学”: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运作”。
1990年,具有叙事学家和修辞学教授双重身份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一书面世,(13)其最后一章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铺垫。1996年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出版,(14)该书发展了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成为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1999年,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问世,(15)该书很有特色,但同时也不乏混乱。笔者对这些著作均已另文详述,(16)在此不赘。总的来说,修辞性叙事学具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如费伦的“主题性、模仿性、虚构性”三维度故事分析模式、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分析模式(见下文)。(17)(3)可能是受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影响,修辞性叙事学很少关注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与十分关注真实作者之意识形态创作动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对照。但修辞性叙事学家一般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
另一个关注作品接受过程的跨学科派别为认知叙事学。(18)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认知叙事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固然与其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颖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语境的强调顺应了西方的语境化潮流。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笔者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
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言语行为理论所涉及的语境:教室、教堂、法庭、新闻报道、小说、先锋派小说、日常对话等等。(19)这些语境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均为类型化的社会角色:老师、学生、牧师、法官,先锋派小说家等等。这样的语境堪称“非性别化”、“非历史化”的语境。诚然,“先锋派小说”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并非该时期的社会政治关系,而是该文类本身的创作和阐释规约。
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scripts)或认知框架(frames, schemata)。另一种读者则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包括拉比诺维茨率先提出来的四维度读者:(a)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b)作者的读者,即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作品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c)叙述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d)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在解读作品时,这几种阅读位置同时作用。不难看出,我们所区分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独特性,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有的认知规约和认知框架,因此在关注点上也不同于拉比诺维茨所区分的其他几种阅读位置。绝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聚焦于“文类认知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
在探讨认知叙事学时,切忌望文生义,一看到“语境”、“读解”等词语,就联想到有血有肉的读者之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认知叙事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一般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弗卢德尼克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参数》中的一段话:
此外,读者的个人背景、文学熟悉程度、美学喜恶也会对文本的叙事化产生影响。譬如,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的读者也许难以对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加以叙事化。这就像20世纪的读者觉得有的15或17世纪的作品无法阅读,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论证连贯性和目的论式的结构。(20)
从表面上看,弗卢德尼克既考虑了读者的个人特点,又考虑了历史语境,实际上她关注的仅仅是不同文类的不同叙事规约对“叙事化”这一认知过程的影响:是否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直接左右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这种由“(文类)叙事规约”构成的所谓“历史语境”与由社会权力关系构成的历史语境有本质区别。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就创作而言,认知叙事学关注的也是“叙事”这一大文类或“不同类型的叙事”这些次文类的创作规约。当认知叙事学家探讨狄更斯和乔伊斯的作品时,会将他们分别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关注其作品如何体现了这两个次文类不同的创作规约,而不会关注两位作家的个体差异。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十分关注个体作者之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如何导致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性别政治。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的分支,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尤为关注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认知叙事学关注的则是文类规约语境,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
认知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了多种叙事认知研究模式,对此笔者已另文详述,(21)在此不赘。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
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大多数辞条为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可以说,编撰这些辞条的学者是在继续进行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学者以美国人居多,但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2)
经典叙事学主要致力于建构叙事诗学,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批评实践。如前所述,叙事诗学必须脱离语境来建构,而对作品进行的叙事批评则应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当学术大氛围要求考虑语境时,向批评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叙事批评而言,确实出现了从脱离语境的经典批评到考虑语境的后经典批评的演变进化。但就叙事诗学而言,则可以说后经典叙事学是换汤不换药。上文探讨了兰瑟力图将“性别”收入叙事诗学的努力。若想进入叙事诗学,像“性别”这样的因素都难以逃脱抽象化、形式化和超出语境的命运。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叙事诗学模式都是脱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模式,从实质上说只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通观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主要的对话关系:
(1)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模式之间的互惠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对“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的区分就构成了兰瑟之“性别”模式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
(2)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他们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得以拓展(通过批评实践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形式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模式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这一关系也可视为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
(3)当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展开批评时,也就出现了更为直接的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在当前的应用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后经典叙事批评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大量应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不难看出,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既然存在这样多层次的对话,应该说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而是互补共存。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简要探讨一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1. 关注文字以外的叙事
经典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文字、电影、戏剧、舞蹈、绘画、照相等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但实际上聚焦于文字叙事,不大关注其他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媒介的叙事,转向了文字叙事与电影等非文字叙事之间的比较,转向了同一作品中文字叙事与绘画、摄影叙事的交互作用。美国《叙事》杂志2003年第2期登载了斯图尔特写的一篇专门评论“画中读者”的论文,(23)该文对西方绘画史上各种有关阅读的绘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不少表面上静止的绘画暗示着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叙事。
2. 关注(经典)文学之外的叙事
受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的影响,不少后经典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妇女、黑人、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转向了传记文学叙事和大众文学叙事。此外,在西方当代叙事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倾向: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关注非文学叙事,如日常口头叙事、新闻叙事、法律叙事、心理咨询叙事、生物进化中的叙事,如此等等。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领域,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然而,这种泛叙事研究往往流于浅显,真正取得了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仍然当首推小说叙事研究。
3. 对经典概念的重新审视
后经典叙事学家倾向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情节”、“叙事时间的本质”、“叙述声音”、“叙述过程”,如此等等。这些探讨有利于澄清概念,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和混乱。(24)
4. 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学术探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网上对话成了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者日益喜爱的学术交流手段。(25)在NARRATIVE@ctrvax.Vanderbilt.Edu网站上,只要一位学者发表一点看法,提出一个问题,一般马上会得到多位学者的回应,而且往往一个话题会引向另一个话题,不断激活思维,拓宽视野,使讨论持续向前发展。在讨论中出现的偏误,也能在众多眼睛的监督下,及时得到纠正。网上对话是信息时代特有的交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研究在故纸堆里爬梳到后现代时期的网上无纸笔作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叙事进程。不过,互联网上的探讨难以替代书面论著,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是构成了对书面论著的一种补充。
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paradigm)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26)理查森所说的“叙事理论”主要指涉后经典叙事学,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理查森的预言很有道理。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后经典叙事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当今更是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值得国内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1)国内将“narratology”(法文的“narratologie”)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曾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01,2004),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
(2)国内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不少与西方叙事(述)学相关的著作,但一般均聚焦于经典叙事学,未关注后经典叙事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依然如此。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与人合著的一部新作中(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集中对90年代以来北美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了探讨。
(3)正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势,纽约和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将于2005年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由美国学者David Her-man, Marie-Laure Ryan和德国学者ManfredJahn主编);牛津的Blackwell出版社也将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由美国学者James Phelan和Peter Rabinowitz主编)。两本书的撰稿人员均以北美学者为主。
(4)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差异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批评的偏误,参见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话语分析模式,参见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5)Susan S.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 20 (1986): pp.341-363, reprinted in Feminism:An Anthology,edited by Robyn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pp.610-629(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
(6)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为Robyn R. Warhol,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the Victorian Novel,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7)参见申丹:《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8)Susan S. Lanser,“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 (1995), p.87.
(9)“修辞”一词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在解构主义学者的手中,“修辞”几乎成了“解构”或“颠覆”的替代词;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修辞”又转而指涉权力或意识形态关系的运作。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语境下的“修辞”一词十分强调语境对话题(内容)之选择的决定作用。但修辞性叙事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修辞”内涵,主要指涉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或技巧。
(10)(12)参见David H. Richter,“Preface,”in David H. Richter ed.,Narrative/Theory,New York:Longman, 1996, p.IX。
(11)参见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13)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Michael Kearns,Rhetorical Narratolog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16)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7)Peter J. Rabinowitz,Before Read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1; 215-218.
(18)(20)详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19)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0.
(21)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 David Herman,Stanford: CSLI, 2003, p. 262.
(22)参见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对将解构主义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我们不能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但在叙事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和叙事学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互补关系,参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及《〈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3)Garrett Stewart,“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Narrative 11 (2003), pp. 125-176.
(24)参见申丹:《“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5)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6)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Style 34 (2000),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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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学生能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小学低年级是形成口语交际基本能力的初始阶段,因而可以在课堂上利用教材、多媒体创设一些情境,积极鼓励学生说话,使低年级学生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从而激发说话兴趣,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情境中提高低年级学生的说话能力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说习惯,加强口语交际训练,是低年级学生学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据新课程标准及多年的教学经验,我们是这样训练孩子们的。
低年级儿童的兴趣主要不是来自活动结果或事物意义(即间接兴趣),而是来自活动本身(即直接兴趣)。“乐说”即学生对说话内容感兴趣,不吐不快。我们充分利用晨读课,创设语境,激发学生说话的积极性。
例如“学会赞美”,教师可以围绕“赞美”这一话题,充分联系学生实际进行适当拓展,选取学习和生活中丰富的话题资源,让学生学会如何由衷地赞美他人。为丰富话题资源,可以把平时学生大扫除拍下的录像播放出来,让学生夸夸谁在大扫除中表现突出;或欣赏班级里字写得漂亮的作业,请学生来夸夸;或者夸夸妈妈哪一样拿手菜做得好;赞一赞白己学校的优美环境,其中最喜欢的某一个景或地方;还可以夸一夸自己的特长、优点,让学生找出他人的优点之外还能知道自己的长处,了解自己,相信白己,找到自信。
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也可以作为说话的素材。我们太华小学有竹文化特色教育,依托竹文化开展各类活动,如“竹娃看家乡”“竹文化艺术节”“科技节”……让学生能够把自己所见、所想、所做的事情说出来与他人分享;每周五班级进行“七德(七德是以竹子的七种品性来定的)卡”的发放,让获得的孩子在台上说出自己当时的感受,也可以让没得到的孩子说说自己的打算。这样既树立了榜样,又激起了孩子们的竞争意识,还锻炼了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一举多得。
如《三个小伙伴》一课,教师让学生分组扮演角色。“小熊”看到伙伴们带来自己最喜欢的礼物探望自己,激动万分,感谢的话语脱口而出。“小伙伴们”也人情入境,七嘴八舌地安慰着“小熊”。从具体的对话中,学生领悟到对话的应答性,体验到人物对话由于情境、身份、说话内容的不同,需要变换语气、语调。
二年级《狐狸和乌鸦》这课,让学生也来想一想:当乌鸦第二天又找到一片肉,狐狸再次骗它,乌鸦会怎样呢?孩子们各抒己见,上台表演,把狐狸的狡猾、乌鸦的笨拙都从对话中体现出来。《狼和小羊》一课中课文结尾是狼向小羊身上扑去,此刻小羊到底有没有被狼吃掉呢?学生充分地展开想象,从而在创造性的想象中不断地提高对话能力。
1.看看说说
利用具体的实物创设实物情境,对学生进行说话训练,主要形式有:看实物说话、看图片说话、看场景说话和看大自然说话等。如教师把装满苹果、梨、葡萄、香蕉、西瓜的大玻璃盘出示在学生面前,让他们仔细观察各种水果的形态、色泽,品尝各种水果的味道。又如带来一只小兔子、小刺猬等小动物,让孩子们先观察后说说它们是什么样的,学生不仅仅能把颜色、样子说出来,还能用上拟人、打比方的方法把小兔子的可爱、小刺猬的外形特点,淋漓尽致地用自己稚嫩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趣味盎然,发言欲极强。
2.听听说说
我们常组织学生开展听故事、听电话、听谈话等活动,创设情境让学生说话。如我设计了以下形式的活动。你是班长,老师打电话到你家通知星期日下午2点到电影院看电影,请帮助转告其他同学;小康打电话询问妈妈病好了没有;爸爸远在他乡你打电话问候他等等。这种训练带有很强的游戏性,符合低年级小朋友的心理特征,学生能很快进入角色,乐说,抢着说。
3.做做说说
即让学生动手操作,根据操作过程和结果说话。比如手影游戏“翻出一个聪明来”,学生用双手翻出各种动物姿态,随后说上一句话或一段话。折纸飞机、纸青蛙、蝴蝶结等,说出自己是怎么折的,让学生既动手,又动脑动口。学生想说,爱说,常常是一发而不可收。
4.演演说说
让学生担任生活中的实际角色,围绕某一主题进行对话。如图书管理员与借书人、营业员与顾客、病人与医生、爸爸妈妈与孩子、老师与学生等,要求学生在适当的场合说出最恰当的话,体现对话语言的应用性,让学生知道什么才是文明、礼貌的语言。
5.游游说说
大自然是艺术语言的发源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学生会看到很多美妙而奇异的现象:春天,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到处是一片生机蓬勃的新绿;夏天,轰隆隆的雷声震动大地,耀眼的闪电划破灰蒙蒙的天空;秋天,丹桂飘香,红通通的柿子挂满枝头,令人馋涎欲滴;冬天,下雪了,粉妆玉砌的世界呈现在学生面前……这一切,都是大自然早已准备好的说话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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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式教学是对话这一时代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在新课程背景下,对话式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对话,作为这种新的教学原则的核心,其由意识上升到行为的心理过程包括激活、维持与实现这三个心理机制。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特质及实施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前关于对话式思想政治课在实践层面尚处探索阶段。文章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一些启示,力图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主要特质做粗浅的分析,并提出实施过程中的可行性策略,积极为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清新的空气做出努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对话式教学;实践形式
回顾教学的历史,以对话为教学手段的自觉行动早已出现。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孔子首倡“私学”,聚众讲学,从孔子的《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向弟子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不以师者之尊硬性地向他们灌输自己的主张,而是以公开讨论的方式就相关问题面对面地与弟子们展开对话。苏格拉底的教学更是充盈着对话的精神,他主张教育不是知者随便带动无知者,而是师生共同寻求真理。改革中学思想政治课的要求是让其成为没咒的一门新课程,怎样才能教好这门课,这是政治教师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一个对话的时代,教学必然和对话再次联姻。可见,对话既可以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方法,又可以是一种教学的精神,
(一)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以生成“完整的人”为目的的教学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努力生成“完整的人”。要求对话双方将对方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你”,而不是可以控制、利用、占有的对象化的“它”,真正做到了以人的方式看待人,而不是以物的方式看待人。在思想政治课中他们以“人”的身份进行着情感的沟通和知识的交流,其目的是“完整的人”的生成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知识成为“话题”、手段,知识的掌握只是教学的一种副产品。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努生成“完整的人”的目的并不仅仅指向全体的学生,同时也指向教师。
(二)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平等、民主的教学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教学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的性质自然也制约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话式教学需要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师生才可能向对方敞开精神、彼此接纳,无拘无束地互动交流。这样的师生关系,自身就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同时,学生与学生之间也是自立又相互依存的平等的合作关系。
(三)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关注生活世界的教学
这是从教学内容角度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界定。意义源于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生活世界成为学生建构教育意义的场所。所以,关注生活世界是奠定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基础。
(四)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互动、合作的教学
这是从教学方式角度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界定。这种互动不是表面的你一言我一语,而是真正的智慧交锋,思想碰撞。这种合作也不是貌合神离或纯粹依赖而是既自立自主又相互依存。所以,对话式思想政治课需要有理性的人,培养人的理性也是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当然目标。
(五)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是生成的、创造的教学
这是从教学过程的角度对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界定。对话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所具有的开放性使对话式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成为生成的过程而不是预设的过程,对话式思想政治课也有计划,但教学计划、教学方案只是为课堂上的创造性的教学提供支撑,不是课堂上教学活动的“紧箍咒”,课堂体现对话时代精神的对话教学,不只是教学的又一新策略,而是充满了把学生从被动世界中解放出来的情怀。它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动的、创造的、富有对话理性和健康心理的现代人。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建构必须在师生关系、课程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等诸多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善。
(一)构建“我―你”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向来被认为是支撑教育大厦的基石,任何教学都是在一定的师生关系中展开、完成的,师生关系能够决定师生基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因此,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就成为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付诸实践的突破口,也是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得以实现的保证。
以对话精神观照思想政治课教学,师生关系就被理解为一种“我―你”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平等性和互惠性。在这个关系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作为真实的完整的人在交谈、相遇,各自的情感与理性、直觉与感觉、思想与行动、经验和知识等都时时展现在对方面前,都参与到“我”与“你”的对话中。通过对话获得沟通和共享。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是把学生作为整体的精神来接纳他,从而感染他、育化他,使他获得精神的完整性。
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在教育目的的确定、教育内容的安排、教育手段的运用以及教育方法的选择等方面,教师要坚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熟悉和掌握学生的认知特点和个性差异,对他们的年龄特点、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等各方面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同他们建立一种对话伙伴关系。
当然,“我―你”关系并没有取消教师在教学中的独特地位和主导作用,因为没有教师的参与、引导、提升,对话将不真正存在,教育的功能也无法发挥。
(二)树立文本式的课程观念
课程是教学理念走向教学实践的中介。“文本”式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应具有多样性、疑问性和启发性,并且需要达成能促进探索的课堂气氛,这样能诱发、鼓励师生去阐释并与文本进行真正的对话。
(三)设计联系生活的教学内容
在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育内容成为对话的话题,能引起对话,话题必须源自生活。这里所说的生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上学生的日常生活,主要指日常直接接触到的家庭、学校、社会生活;二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实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二者密不可分。
从现实情况看,《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等课程因为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较容易做到以学生所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和个体成长发展方面的需要相关的内容作为教学的话题。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有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有利于教学为学生的生活服务,但仅仅联系学生有限的日常生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往往会陷入学生当下的、偶然的、琐碎的生活,从而丧失教育引导学生走向新的生活的意蕴。因此,在强调教学设计联系生活的内容,并不是要求思想政治课放弃理论,忽视其思想性和学术性,以媚俗的方式迎合学生,而是提醒思想政治课应该如何“讲理”。事实上,学生也并不是不重视理论,只是空洞的说教容易弄坏学生的理论胃口,丧失求知的欲望。
(四)选择理性化的教学方法
理性的教学方法暗含一种假设――把教育对象视为有理性的人。理性化,从其过程发展看,一般都经历下列前后相承的思维过程:悬置、理解、质疑、批判与重构。教学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示范作用并不亚于教育教学的内容对学生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不能再使用简单的灌输、宣传等方法,而应广泛采用分析、论证、讨论、辩论、启发、双向交流、平等对话、互教互学、自我教育等方式方法。用理性的方法培养有理性的人。
(五)形成“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作为对教学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价值判断,对教学具有导向、激励、调控、反馈等功能。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要求形成“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它是以全体学生的整体的、充分的、有差异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以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价值理解与交换、价值对话及其自我反思和自我建构为主线的互动过程。
具体来看,“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有以下特点:第一,评价功能的发展性。“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将教学评价看作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通过教学事实认识、体验和教学价值的判断活动,进行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启发、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的学习过程、对话过程和双向建构过程。第二,评价内容的整体性。对话式思想政治课教学致力于“完整的人”的生成,教学评价不仅要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等认知方面的发展,还要评价情感、人格等非认知领域的发展。第三,评价主体的平等性。“对话―发展性”教学评价的评价主体即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之间是平等的。第四,评价过程的动态开放性。由于思想政治课教学活动是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因此教学评价的内容、目标和方法等也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从而表现出动态流变的特点。
目前,对思想政治课学习成效的评价一般还是以测验、考试为手段。这种评价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现行的测试性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刻板,难以全面、准确地衡量复杂的思想道德素质,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往往不是通过考试就能完全反映出来的,所以评价时要注意尽可能地收集学生多方面的资料。构建起对学生在第一课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第二课堂(党团、社团)、第三课堂(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知、情、意、信、行”相互渗透融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越来越人性化,互动性强了,生活的意蕴浓了,师生的关系拉近了,研究型,参与型,体验型,谈话型,案例型……新的课型不断出现,“主体性”、“参与”、“探究”、“回归生活”……逐渐成为课堂上的关键词,对话式思想政治课型也正在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者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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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语言艺术的良好发挥不仅是教材的要求,也是课堂氛围营造、教学效果提高的需求,同时对于学风传承大有帮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小学中低年级语文教学对教师语言的要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小学中低年级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语言将影响着小学生语言发展与语文能力的培养。针对农村小学严重存在的缺乏语言活力的小学语文教学现状,必须抓住语文学科的特性,深入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语言的特点,逐步提高小学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把握和运用能力,引领小学生走进语文,应用语文教学焕发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语言修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在小学中低年级语文中,由于学生的年龄和启蒙教育的特点,教师的教学语言尤其具有示范和影响学生语言发展与语文能力的作用。汉语是历史悠久、内涵深刻的语种。但现在多数国人的母语达不到要求,语文高考成绩不理想,关键是从小就没打好基础,这与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水平息息相关。因此,抓住语文学科的特性,研究语文教学的特点,对于提升语文教学语言的质量,发展小学生语文能力,提升成人语文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怎样把握小学中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对教师语言的要求?笔者认为要把握“三性”。
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其一言一行都可以效法。故教师语言必须具有准确性、规范性。才具有正面示范的效应。越是面对小学生,语言越要规范。小学中低年级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处在很强的语言模仿阶段。语文教师的语言质量不仅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学生的语言发展水平。因此,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教师要规范,为儿童的语言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有的老师把“政治”读成“诊治”、“这个”念成“里格”、“棘手”读成“刺手”、“数学”说成“兽合”等等。有的教师对语言的科学含义把握不准,如把名词“落花生”理解成动宾词组“种花生”,把“分薯秧”(栽薯秧)理解成“分配薯秧”等等。
防止教学语言不准确现象,一要认真备课。对把握不准的字的读音或词的含义,要事先查字典或参考资料;二要用普通话与学生交流。教师必须按宪法规定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来教学,不用方言讲课,这样既避免教学语言出现南腔北调,又使学生的语言得到正确的发展。如果教师不会用普通话教学,那么他的语言即使妙语连珠也是不规范的。
小学语文教学口语应贴近儿童生活,能被儿童理解和掌握,乐于接受、易于接受。从具体的表现手法来看,多用生动活泼的表达形式,多用儿童习惯的、熟悉的方法手段。如,小学生习惯形象思维,教学口语要注意词语的通俗易懂,语速缓慢、语句短小、语法浅显简易、表达生动有趣等,同时要有意识地逐步发展他们的抽象思维。
江西的小学语文特级教师高宪娥老师长期致力于情境教学的探索实践,请看她对四年级《桂林山水》的教学导入设计:
我们家乡有水塘,有饶河,有鄱阳湖。不管是水塘的水,饶河的水,还是鄱阳湖的水,都是普通的水,浑浊的水,没有什么特别景色的水。然而有一种水,缺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被誉为“甲天下”的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学生很快想到桂林山水,情绪也随之兴奋起来。)
桂林山水为什么会被誉为“天下第一”呢?它又是什么特点呢?这一课我们就来学习第2课《桂林山水》。
受经验限制,学生可能都没有见过桂林山水,教师首先利用彩色挂图或幻灯片,让学生欣赏桂林山水美景,从而导入课题,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之后,教师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漓江的水有什么不同?桂林的上有什么特色?这两个问题未必真是学生想到的,而这实际上就是对学生思维活动超前一步进行导向。这段导入语既考虑了儿童的可接受性,对孩子们已有的经验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激发了学生兴趣,又为进入课文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生动性是指教学语言要形象、生动、充满活力。小学中低年级语言教学的语言更要形象生动,这既符合教材的特点,也符合学生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的特点。
语文教材中形象生动的作品比比皆是,教师要善于用最生动的语言把学生带入作品的艺术境界中,让学生在意境中切身感受体会,解其惑。尤其是讲到典型人物、生动事例、感人情节,要绘声绘色使得听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语言生动形象,就能将抽象化具体,深奥变浅显,枯燥成风趣。生动的语言抓住了学生的心,从而激起他们的学习欲望。
怎样使课堂语言生动形象?要练就三个基本功。
1、讲课要有趣味。
语文教师要善于从中低年级小学生的心理出发,在恰当的场合和时机,巧妙地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引导学生,使整个教学妙趣横生。有的特级教师主张“要努力把课上得情趣横溢”,“每堂课都要有学生的笑声”。这样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激发学习兴趣,启迪学生智慧,加深对事物的理解感受,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笑声的课堂中学到知识、受到教育,感受到精神上的享受和充实。如有位老师在讲《人类的老师》,问学生:“人与动物谁更聪明?”学生自然会回答“人聪明”,接着老师言归正传:“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篇课文,你们就会知道蠢猪也有比人聪明的时候。”学生会发出会心的笑声。这种幽默语言使学生入题轻松,又调节了课堂气氛。
2、讲课要动真情。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在知识的活的身体里要有情感的血液在畅流,这就是教学语言的生命、灵魂。”面对一篇篇感怀抒情的文学作品,处处流动着丰富的情感。这要教师在深刻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将蕴含的思想感情化为自己的真情实感,做到声发于情、理融于情,通过自己的教学语言,把课文的喜怒哀乐传达给学生,拨动学生的心弦、触动他们的情思、引发学生心灵的震撼。
例如,我在公开教学中讲《永生的眼睛》时,把自己融合在主人公琳达的感情中,数次泪水夺眶而出,学生也大多热泪盈眶。这节课我是用泪水倾诉的。正因有此深情感召,才进入到一种师生心心相印的境界,使学生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人格,获得一种心灵的震撼。
3、讲课要像表演。
教学口语运用的最高境界是口语的艺术性,它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各种语言表达技巧,创造性地使用美的语言,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价值,体现在:能写能画、能唱能跳;创设语境美;沟通融洽畅达,导入新鲜有趣,衔接天衣无缝,节奏抑扬顿挫,结语耐人寻味,构成流程美;以态势助说话,表情丰富,“演”、“讲”结合,形成仪态美。只有这样,才能既给学生以知识,又给学生以审美感受。许多有艺术魅力的教师语言范例,都是富于审美性的。
再如,江西特级教师高宪娥在讲《小英雄雨来》时,就分别用雨来的童声,乡亲们的语言,鬼子的狠话等语气讲演,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她的学生说,“听高老师的课是种艺术享受,我们和她一接触,便感到一种吸引力,她的和颜悦色的教态,条理清晰的思路,妙趣横生的谈吐,一下抓住你的心,不用管纪律,都会自觉听讲。”所以,完善的语文教学应该有诗歌语言的精炼,小说语言的生动,散文语言的优美,口技语言的传神,小品语言的风趣,演讲语言的雄辩。让每位小学语文教师,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执着地追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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