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传统哲学主要包括本体论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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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Overall Productivity)从内涵上讲,是指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从外延上讲,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者合称“生产力三要素”。实现生产力的目标离不开四个领域:Land(土地)、Labor(劳动力)、Capital(资本)、Technology(技术)。因此,生产力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作为实体的“三要素”的总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根据这个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像竹子的生长,中间存在着若干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是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解体的时点,也是生产力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发展的极限。因此,要掌握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首先要清楚生产力发展的节点。生产力中的生产要素三分法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该原理适用于中国古代多数时期的生产力,如传统哲学思想中关于提高生产力的文献《易经•旅》就描述了生产力的三要素:“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资”即上文已讲过的资本,“次”与“僮仆贞”分别指土地和劳动力。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大学》一书的记载中看出生产力的三要素,如:“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在《大学》的生产力要素中:第一个要素是有德行的人,第二个要素是土地,第三个要素是资本,而这三个要素均属于现代企业的资源管理和生产力的范畴。
生产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因此,生产本身要得以持续不断地展开,就必须首先有一个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者之间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有生产才有生产力,有生产力才有企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学会正确地运用能产生价值的生产力资源,以满足顾客需求的目的。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讲到生产力目标时指出,生产力目标是让资源更具生产力:生产力是对管理能力的第一个检测,检验资源是否都利用了,它们的产出是多少,没有生产力目标的企业没有方向,也无法控制。生产力是一个企业内各部门的管理以及与其他企业的管理作比较的最佳标准。而衡量这个的关键因素就是生产力,即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他们的收益,不断提高生产力是企业管理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企业管理者负有对生产资源配置成生产性利用的责任,这也是企业管理者的行政功能之一,从经济角度而言,我们将其称之为生产力。美国的管理学大师泰勒在“科学管理理论”中就提醒管理者,人的能力各有差别,而每一个人在做适合他的工作和任务时,有资格要求自己能够得到一份好的收入和赢得尊严。而管理者有责任发现每个人最适合干的工作,并赋予他这份工作,通过分配任务,提供所需要的工具和知识以及足够的管理支持以及培训,帮助他提高绩效,让员工更具生产力。
春秋时期,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齐国的丞相管仲从财富生产靠分工的生产力理念出发,把国民分为四类(简称“四民”):士、农、工、商,并按照这个顺序对国民进行分别编制,使“四民”自身都进入职业化状态,并且世代相传,除农民中的杰出者可升入士外,其他人的职业基本实现“固定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利于人们积累各自的职业经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管子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实行分业定居后,士处“闲燕”,“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因而,“四民分业”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还对提高“士”的道德修养十分有利。具体来看,农民集中居住于乡村,“旦暮从事于田野”,与田地相结合,这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者集中定居在城镇,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专业化水平,更有利于他们选择精良的器材,从而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商人“就市井”,“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管子•小匡》),商人们熟知货源,掌握商品信息,就能够做到调济有无,活跃市场。总之,实行“分业定居”可以使士、农、工、商四民在其各自所居的地域中形成浓厚的专业氛围和广泛的技术交流,从而有利于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升社会组织的生产力。同时,管子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人被动地顺应自然的生产力,《管子•度地》篇中把天看作是自然之天,并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在此基础上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注意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自然相协调而提高生产力。因为在古代农业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产业,并得到统治阶级的一致重视,但当时的农业产业也是最依赖自然规律的,所以农业经济也主要是遵循自然规律。在生产力主要依靠自然条件,生产手段又十分原始和落后的情况下,一切行为方式均要顺乎自然规律和按季节行事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例如,齐国靠近大海,湖泊、河流很多,因此,齐国把水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重视对境内水文的开发利用:“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长有危殆矣。”而水的特性则包括:“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为了更好地控制河流,使河流资源能为所用,齐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构筑了许多堤防:“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上,小其下,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于柏杨,以备决水。”(《管子•度地》)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管子所强调的“人与天调”的思想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即自然界是人类获取生产资料和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之一,离开了自然界所提供给人类的各种生产资料,人类将无法生存和繁衍。而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首先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节奏和韵律行事,以利用好自然环境提高企业的生产力。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康熙皇帝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生产力的重要性:“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不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企业发展,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力量。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尊重人的劳动及其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以便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三个决定性力量就是合理的制度建构。对企业管理者来讲,注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生产力要素与生产力关系的辩证思维,对生产型企业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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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特质。虽然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的转向,本体论似乎失去了在哲学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然而细加推敲,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本体论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些哲学讨论的或隐或显的背景,对于本体论的兴趣一直贯穿于其中,只不过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在一种不同的层面、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图景中,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后,本体论问题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回潮。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就出现了诸如对于“存在”是否是一个真正谓词,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讨论。这种状况凸显出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本体论情结,而这种情结之所以在西方思想中挥之不去,究其根本,则在于本体论体现出来的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即逻辑的思维方法。因为,“本体论范畴的意义在于它的逻辑规定性”。本文即试图主要在现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对本体论问题的这一特征做初步探讨。
以上主要从对于“存在”的理解探讨了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但仍旧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难以释怀:为什么一定要从“存在”上升到“是”,也就是说,本体论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逻辑规定性?
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就表现出对于经验世界的不信任,认为世界的真理、世界的本质必定隐藏于经验现象之后,因此,不断地消除经验规定性是达到最终真理的途径。正如康德所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在西方传统中,哲学和科学是同源的,而两者的分野则在于,哲学是通过概念分析,在语言的层面上试图实现自己的真理诉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表述经验,从而给予我们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而“可理解”就意味着具有意义。正如迈克尔·奥克肖特所说,经验世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只要存在着经验,就存在着意义。“语词意义是从经验来的……这些语词是人类经验结晶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怀特海则更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
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
于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消除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就是消除语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意义的界限,也就是理解的界限,也即是说,对这一界限的否定就是无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想象界限的反面是个什么样子。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这就是逻辑不可能,也就到了一种逻辑规定性的境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格尔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还是实现了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的现代逻辑,实质上都是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产物。而形而上学家又把这一理解的界限当成了他们的阿基米德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反向的过程建构出他们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本体论中的概念脱离了现实的内容,只能凭这样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其意义,这就是概念的逻辑规定性。而正是获得了逻辑规定性,这些概念才能离开经验事实进行推论。”到此,在这种逻辑规定性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就能够对沃尔夫关于本体论的经典定义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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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哲学复兴的学术意义在于重建哲学与现实的公共生活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分析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实际上,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存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对非西方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义;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面世,哲学的主要潮流迅速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而美国政治风向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又使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走上前台。由此,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哲学的较量对决,占据了当代哲学的中心舞台;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流派也致力于开发和阐释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及内涵,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乃至于“第一哲学”。不过,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发现,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与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传统在当代的在场性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的发扬与阐释。
其实,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基于理念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敏感而又深刻的区分,哲学总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前苏格拉底向苏格拉底的转变,乃是从自然领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转变。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摆脱了早年那种不谙世事并且总是处于情绪化的心智状态,从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问题。柏拉图醉心于“理念”世界的建构,其实是为了解决一揽子纷扰繁杂的“意见”领域的事务——政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哲学家的理想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传统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宰制。亚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达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与其说是人的复杂性,不如说是政治的复杂性。近代哲学看起来是一个属于纯粹哲学的知识论时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近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近代知识论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等,他们的知识论建构与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把近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从其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只有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有了足够的把握,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关于知识可能的探索与建构的意义,否则就会矮化其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哲学观。比如,反思地看,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其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在人们的感觉中就相当地不对称。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是某种齐一性、还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维方式,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却是导向欧洲近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对这一思想及其巨大历史意义的解释与承接,实际上超过了所谓直观唯物主义。大体上说,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出发来解释的法国唯物主义,还不能直接深达其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因而也难以深达其思想精髓。
当然,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其政治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区分。休谟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谓“应该”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生活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其实只是出于对常识生活的直观而展开的对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们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试图以哲学理念来建构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至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知性方式就能够建构起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价值世界所规定的,而且主要说来还是被人们设定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所规定。康德哲学问题的起点之一就是如何摆脱经验主义,其归宿与其说是人类学,倒不如说是历史与政治哲学,是其历史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人是什么”固然是最后一问,这一问通常被看成是经验人类学问题,但对康德而言实际取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普遍国家”的问题。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学的归宿:人是什么并不只是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学框架内,这就是普遍国家及其历史的可能性问题。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框架内铺开政治哲学,但这样一来,政治本身变成了抽象问题。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验性的国家观念,从而给人及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国家观与政治观。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学,一方面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视域,另一方面,正如后面所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近代契机。
谈到政治哲学的复兴,需要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一个评价。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是需要承认的事实。在既定的哲学传统中,有两种主要的哲学范式: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存在论乃是存在自我论证与阐释的哲学,其论域尚具有一种原初的丰富性,并且从形式上看也还是封闭的(自恋型)。认识论则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图式。它实际上意味着主体分裂出一种能够反映对象世界的客体性,客体其实是主体分化的结果(分裂型),但这种主体却仍然是自身同一的主体。在此,我们看到,认识论哲学实际上是存在论的进一步确证。但是,世界对于主体的差异以及世界本身的边界,却是传统哲学无法把握的。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也只是无差别的主体性,对于世界的边界,则是以一种知性的极限性替代了存在的无限性。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的认识如何可能,而是如何表达世界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意识,而是语言。哲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的分析与阐释。从弗雷格、胡塞尔开始,特别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这些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那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哲学的转向乃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情。但是,在当代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学理上的断裂。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这样一种分析:与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包括范式、对象、内容以及方法在内的全方位转化乃至转变,这些变化的不同侧面之间高度关联并且交互叠加,因此,从当代哲学关注的诸多维度、课题及要素,都可以透视出当代哲学的整体变化。事实上,今日学术界渲染的诸多“转向”,正是从不同角度透视整个当代哲学变革的结果,诸种“转向”之间其实乃是“家族相似”。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同样如此。语言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只具有实证性的或语义上的意义,语言学转向也并不只是为了语言学的问题,而在于提示人们关注人类、表达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关联的特殊存在方式。语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对语言的分析还是要服务于人的认识,服务于人的存在,把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的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转换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有着一定符号依赖性的新的表达方式,即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语言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探究语言本身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即语言的用法问题。语用不同于语义,它所关涉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具体关系,这一具体关系呈现的是语言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更直接地说就是权力关系,是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也延续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智慧及洞察力)。维特根斯坦早晚期哲学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氏早期的图像说,实际上是要求用对象性的语言替换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政治哲学上的要求则是拒绝政治理念即政治乌托邦对具体政治结构的直接侵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语言哲学其实是服务于一种结构化的政治体系的,但由此是否就可以保证人工语言完美无缺?就可以保证结构化的政治体系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相信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生活本身具有自洽性?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人工语言哲学相当自信,深信制度化的政治结构不会被形而上的政治理念侵入。但是,十多年以后,通过游戏理论以及生活形式的发现,维特根斯坦全面推翻了人工语言论,而相信日常语言的存在更具决定性。这里蕴涵的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维氏更愿意相信政治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相信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关联。决定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是当时生活世界观念的深入人心。而这一转变又是与在胡塞尔晚期以及海德格尔那里十分明确的对生活世界的高度关注与自觉分不开的。生活世界问题,更直接地是在一种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整个当代哲学生活世界转向的成果形式,而生活世界转向仍然是在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得到理解的。当代政治活动开始高度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从制度形式上界划不同的生活与文化类型。其实,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正是要服从于某种新的政治哲学意图——本质地说,他们都试图对人类生活作出可能的制度性的区分。这在福柯的谱系学努力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哲学家那里已变得十分清楚。后现代哲人们已不满意于在语言哲学这样一面旗帜下冒险,而希望直接从权力关系讨论语言。换言之,他们对语言的探讨,其实是直接服从于他们对权力的探讨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要求直接表达权力诉求。突破了语言哲学的壳,政治哲学终于冒出头来。
政治哲学的兴起的确是对语言哲学的反拨。当代语言哲学一度陷入过于烦琐的逻辑分析及概念游戏中,这种过于学院化的状况显然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不满。在这一背景下,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伦理学领域内,罗尔斯实现了从摩尔的元伦理学或分析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的转变(这也是人们认为从分析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一个理据)。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政治哲学其实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强音,前后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政治理论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洛克等,而且总体说来是自由主义传统。但此后,政治哲学的确相对沉寂。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政治以及道德问题完全从属于哲学逻辑学,并且对这类问题的解释通常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心理学等实证学科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是要进一步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延伸意识哲学,这就进一步约束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在美国的兴起,的确与美国国内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有关。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体系重组以及全球化时代政治、文化和环境问题的高度复杂严峻,各种现代性问题不断积累,不论是自由主义传统还是保守主义传统都显得特别有市场。
自由主义传统的近现代兴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是关联在一起的。#p#副标题#e#
从根源上看,自由主义关联于古希腊智者派、德谟克利特一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早期斯多葛学派,但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则是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从作为边缘的第三等级一跃而为社会的主流阶级之后。传统的自由主义主要强调基于经济层面的人的政治自由,它所对应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在那里,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多元性诉求其实是潜在的,并且直接服从于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政治结构向国家化、社会化以及组织化的盛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转变,也初步完成了从区域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因而自由主义更为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以及文化价值观上的多元主义。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批判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尖锐和激化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揭示,已经否定了传统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经济自由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抽象观念支撑体系的瓦解,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支撑传统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特别针对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正如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一定历史地导致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的诊断与断言是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成为现实。实际上,马克思的诊断是一帖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药方,并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以渡过马克思所预示的那种剧烈的、具有摧毁效能的社会革命及裂变。整个19世纪后期,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社会裂变的高风险期,资本主义渡过这一高风险期,更主要的是借助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危机转移方式。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的世界性扩散。在这里,马克思所揭示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不发达社会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对立,也常常是以剥夺、牺牲和消耗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通过货币力量实现的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但对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曾一度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其实,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种极端的革命形式并展示其世界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这样一种革命实际上是以综合性的样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从近代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向当代社会干预条件下强调文化价值多样性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运动以后自由主义之成果时代,在法国有孔多塞、托克维尔、贡斯当、基佐,在德国有歌德、洪堡和席勒,在英国则有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密尔,正是这些人物成就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辉煌。这一传统对马克思是有影响的。在马克思那里,表达其革命逻辑的切入点恰恰是自由主义传统,而马克思在青年学生时代以及《莱茵报》时期,主要的政治倾向即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从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消化与批判,至少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是掺进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因素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以及马克思对这一变化的敏锐洞察和批判、对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思潮的介入及主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衰微。马克思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在1844年至1845年,其代表作则是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宣布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破灭,并将整个社会思潮引向了一种更具社会心理与草根意识的社会主义运动。哈耶克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1848年之后,“法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像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地区一样,同民主运动结下了更加密切的同盟关系”,而且,“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运动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代”。此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自由主义已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大量知识分子的舆论中,它取代了自由主义作为进步运动的地位”。按照沃勒斯坦及阿布德尔·马莱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即所谓“三个大陆”中思考出来的,因而就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新自由派的、‘科学的’,因而是西方理论家的马克思”,另一个是作为“‘落后人类的’学生、历史主义者和学者马克思”,而第三世界产生出来的“将表达其自己的、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其实,区别出一个与时代无关的“学者马克思”,并使这一马克思近代化,恰恰也排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沃勒斯坦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本质的西方性,并且由此在价值上排斥了第三世界通过诉诸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的独立的民族与国家意义。其实,在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向第三世界开放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是基于其民族立场,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人类关怀以及政治理念并要求生成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属于新自由派的散在的思想,而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生长起来并形成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两个基点: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探讨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直接看成是整个欧洲乃至于人类的政治观。因而,古典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强化政治结构来巩固并享有经济自由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不断使问题理论化、抽象化乃至于神秘化(在神秘化的意义上再一次试图复活宗教传统)。马克思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他不仅要求从经济活动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要求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经济事实,而要考虑这种事实背后的政治关系背景。他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要求把握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进而推进实际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关联在一起的秘密是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合法性,但当时所处时代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高度分化与尖锐冲突,恰恰就在抽掉这一合法性,并抽掉古典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人文理想。因此,马克思要求通过实际的革命运动终结资本主义合法性;而且,马克思要求重新判定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本质上只是确定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必然为一种新的共同体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时也涉及价值观的革命。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基础),这一传统直接延伸到美国立国的文化传承,即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乃是美国缘之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文化基因)。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正是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初期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化原因。但是,这一时代同时又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破灭的时代。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诉求需要从欧洲的思想中找到一种将西方性与人类性区分开来的思想,并且这~区分从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弱势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资源。马克思关注欧洲的现代化,但他是将其纳入全球化亦即人类性的视野内考虑问题的。欧洲性在他那里既是肯定的对象,也是批判和扬弃的对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直接生成和转换为对弱势国家及民族之现代性诉求的积极支撑与回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深刻政治背景。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较古典自由主义更为现实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在社会底层的、已处于无产者处境的普通民众而言,自由首先是底限生存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连同经典自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制度体系,本身就需要加以彻底改变。因而,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观念,更为切中革命现实的理论需要。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影响与渗透作用。因而,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社会里,共同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比自由主义强得多的话语优势。而在当代社会,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人类解放论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整体性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有着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观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题》可以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解读,而《巴黎手稿》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也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归并到自由主义传统中。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其说是经历了一种哲学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形成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观过程中,吸收进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有益成分。这种想法甚至已经酝酿在其前两年的所谓早期著述中。我们知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本质,《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则是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关联,《巴黎手稿》中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契合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过度强调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断裂,看起来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掉人道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度式微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盛期态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也在努力追求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正是政治哲学统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种总体的对话平台。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回撤或“右”转,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主动”回应。但在一种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了过多的消极评价,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陷入所谓的终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盛转衰,竟然见证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恰恰是这种转变本身值得深入反思。#p#副标题#e#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然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义的评估还不能局限于此,对于其阶级斗争及革命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框架。通常认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随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基于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需要反思近一百年来人类出现的各种极权主义因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极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意见领域的哲学思考,政治哲学从来就不应该追求十全十美——那是理念世界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美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复兴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性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一开始是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但只是在非理性主义及大众思潮的意义上来定位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发”方式给人一种强烈印象,即挑战全部欧洲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并不属于西方主流的政治理念,因而在经历了结构调整及变革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已被选择掉了,好像历史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一番“折腾”,又回到了既有的轨道——这正是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主要基调。但即使这样假定,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就能成功“收回失地”,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劲敌——新保守主义。当代自由主义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在最近二十年来与保守主义的较量中,自由主义已逐渐失去了话语优势。
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差异原则,即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仍然需要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经济与分配正义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只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具体性问题,而是涉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第一,新自由主义总是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当作前提性条件,实际上,这种干预的直接目的乃是宏观控制,是资本扩张的需要,其次才是分配正义问题。如前所述,国家干预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确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回应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批判而作出的主动变革,新自由主义乃是这一变革的产物。而且,新自由主义更为现实地应对了现代性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复杂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仍然要求质疑国家干预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国家干预看来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市场控制乃至于世界控制的目标之上的,因此,所谓分配正义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体制外解决的。自由主义把一个既定的和人为的政治体系看成是其立论的本质性前提,显然忽视了“体制外”的力量。因而,一旦这一外部力量明确自身的政治使命与要求,它解决正义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被直接动摇了,而它所谓价值多样化的主张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其招牌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势力的动摇,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走下坡路的背景。而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正是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强权哲学。
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乃是古希腊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的古典传统,而其理想的实践样式则是古罗马帝国。当下时代的美国之所以重视新保守主义,与其对古罗马帝国的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保守主义复兴的文化背景,是主张拒绝和反抗现代性的各种文化思潮。施特劳斯强烈的反现代性立场,源于他早年现象学的训练,包括受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以及在思想传承上受尼采之反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他高度认可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观。在他看来,近代启蒙运动提出的古今之争,核心并不是进步/落后,而是好/坏,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并且古典的道德观并没有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得到基本贯彻。他关于现代性三个分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正是道德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离弃,乃至清除伦理学的过程。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性的政治观(进步逻辑);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历史逻辑);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历史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因而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兴起相关。但施特劳斯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在现代性过程中美德观念逐渐淡出的自由主义传统。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为第二期现代性的终结者,马克思同时也代表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维。自由主义必然包含着“追求完美社会”的形而上学追求,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是这样一种形而上追求的实践形式,而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则是表达这种实践诉求的极端形式。
施特劳斯彻底的反现代性立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过是施特劳斯反现代性立场的一个副产品)是十分显眼的,而且看来比尼采与海德格尔走得更远。在施特劳斯看来,与马基雅维利等前辈一样,尼采与海德格尔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共谋者”,都是在延续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十分盛行的“知性真诚”。在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分期批判中,马克思是第二个分期的最后一人,马克思意味着历史逻辑与历史观念的终结,意味着自卢梭以来尤其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强化的世界历史逻辑的终结。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看成是近代哲学的一种,这一通常只在知识论视域被考虑因而多少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显示出其历史与政治哲学背景,从而透出了其真实的谜底。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误解,恰恰也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的。
新保守主义显然是要彻底地告别自由主义。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乃至于人文主义,由此也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自由主义之一种。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后来麦金泰尔就把马克思主义(早年马克思)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辩护形式,并把马克思后来对实证方法的强调看成是他无法面对正义问题的一个证据。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不仅超出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且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完全可以倒过来提问:即使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是否有理由将经济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一旦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公正问题?当施特劳斯将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回溯到古希腊传统时,可以断定,在他看来,基于现实本身已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新保守主义的确给人们提供了一副逃避现实的迷幻剂,然而,它实际的文化目标乃是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与强权地位。施特劳斯对古典传统的强调,是要赋予古典时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作方式以合法性,但他同样反对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判断,转而推崇卢梭与霍布斯关于“意志决定人性”的观点。在施特劳斯看来,霍布斯对理性人的反叛,是主权国家理论的基石。“与理性主义的决裂,是主权这个概念的决定性前提,也是用‘权利’取代‘法’,用权利诉求的优先地位取代责任义务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前提。”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传统理性主义的延续,并且取得了一种近代式的普遍主义效应,但是,在这一逻辑中,主权是服从于理性的,而施特劳斯强调的则是国家意志。用国家意志取代普遍理性,这实际上为美国摆脱欧洲理性主义的政治链系并获得自身的主权地位提供了论证。
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强权哲学,虽然一直在谋求国家哲学的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突破。“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口实和机会。按照新保守主义者比尔·克里斯托的分析,“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发疯似地要寻找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而我们老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政策的原始教义”。另一位新保守主义者默拉齐克也承认:“如果没有‘9·11’,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考虑其实践后果的话,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在哲学水准、政治效能以及伦理学后果等层面,恰恰与它所反对的恐怖主义哲学同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界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追捧是值得反思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所强调的语境,恰恰是一种原始的和冲突型的政治关系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在以协调为主题的现代社会通常被忽略了,但经常也会有脱离常规的情形,这种情况就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市场。“在国家稳定性和国家权力的权威遭到危机时,在法律制度和主权者关系暧昧、法治和人治发生冲突时,在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政治控制受到动摇时,施米特的‘例外状态’、‘主权者’、‘决断’、‘敌我区分’等概念就时不时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青睐,在思想界也往往会引起一些有关的争论。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以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不同时期中会反复出现不同形式的国家一社会紧张关系,人们本不一定非要知道施米特才能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施米特,而又用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时,就一定会感觉到施米特的存在。”中国学术界的施米特一施特劳斯热,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美国政治哲学思潮的敏感与追逐——在这种政治观念认同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来自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对分析和解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问题本身也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视角,很多人也就此认定当下中国本身就适合于实践施米特一施特劳斯主义。但这显然忽视了捧热施米特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如果依据政治哲学本身的政治意向来考察政治哲学,人们或许就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许多诱人的主张了。
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由阶级分析理论支撑起来的政治解放。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强调基于经济政治关系展开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区分,包括个体、群际、区域、民族以及国家的区分。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区分的立场指向是弱势主体。并且,对于弱势主体的权力诉求,马克思不是诉诸道德伦理,而是强调奠定在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解放以及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结构的建立。在此,决定马克思政治哲学程序合法性的,并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不休的善与权利谁优先的问题,而是所有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限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二是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类解放。从形式上看,政治哲学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是服从于整个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的。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类解放才是目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服从于其总体的哲学人类学的(在马克思哲学中,政治哲学不可能是所谓“第一哲学”)。这也提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与唯物史观之上的基本的现代性及历史进步观念。
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明确表述的历史进步思想,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是作为典型的“进步逻辑”与“历史逻辑”而加以批判的。在强化自身的保守主义思想方面,施特劳斯的确恶意地利用了柯耶夫的思想。柯耶夫依据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想,提出被剥夺者应当起来抗争,颠覆社会结构,并且建立一种“普遍且均质的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的极致类型,因而必然是自身否定的类型。对柯耶夫思想的反讽似乎直接得出了施特劳斯自身政治理论的“绝对正确”。实际上,借对柯耶夫的否定,施特劳斯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历史成果(从这里人们看到了20世纪福山之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脉络)。但这不仅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简单化了,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阶级分析理论及政治解放必然是其人类解放论的具体化,而人类解放将始终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本身不可能终结。就这一意义而言,关键在于是否对历史以及现代性社会持有一种基本的信念与信任。
施特劳斯全盘否定现代性是基于他对现代性的根本诊断:现代性的病根就是虚无主义。在他看来,现代性从进步观到历史观再到历史主义的演进,最终必然导致极端的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曾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代理论“将虚无主义推向了极限”;施特劳斯则认为,人的世界对神的世界的彻底取代必然导致“极端的虚无主义”(radical nihilism)。施特劳斯的这一批评显然是针对马克思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在于,施特劳斯彻底的反现代性立场本身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吗?历史的起点是过去,其目标则是未来,这是通过对现在的肯定达到的,因此,启蒙理性的基本立场需要得到确证。如果直接否定现在,而把历史的全部基础确定为过去,这样一种复古主义只能意味着理性的失败;如果一个时代都接受了复古主义,则是这一时代的失败。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蕴涵的视域,其实超出了这一仍处于过渡性并呈现出各种疲态与病态的现时代。
由此,根本性的问题呈现出来了。新保守主义所谓的“古今之争”的确重要,但出路并不在于全盘复古,更不是朝向古希腊并且只允许某些民族朝向古希腊传统,而在于促进古典传统、包括古典政治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这不仅是西方,也是全人类各民族共同面临的历史课题。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自由固然重要,并且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形而上维度,但如果不能确立一种公共性,不能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导向所有人的自由发展,那么,这种自由主义仍然是有待克服和完成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也需要结合这一时代发生的重大变化,发挥其传统优势,总结并反思自身的历史经验及教训,积极展开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对话,汲取其合理的理论成果,开掘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性。而且,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中国化从而完成中国政治传统的当代转化,本身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面临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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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的实践根源于物质,又推动物质世界的发展,物质、意识、时间、空间、实践等等都对立统一于物质这一根本的“存在”。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不是旧唯物主义所指的某些具体物质形态和物质结构,而是各种具体事物抽象出来的共同本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列宁从物质与意识对立统一的关系角度,对物质下了科学的定义,即“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并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世界本原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相对于意识、精神、思想等主观性的东西具有第一性、先在性、根源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第二,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和规律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发展思想,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客观世界,物质的变化发展是有规律的,人们可以认识、遵循和利用其规律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第三,在世界的可知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和意识、精神等具有同一性,人们的意识可以正确反映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虽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的意识具有可以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特定功能,就整个人类而言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无穷的,人们最终会最大限度地把握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实践对象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将得到深化,将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无限接近正确的认识。世界就其本性而言是可知的,但就现实性而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只能是接近正确的,人们永远无法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因为一方面客观世界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主观要达到和客观的统一,就必须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际调整自己的认识甚至对客观对象进行重新认识、反复认识。因此,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处于一个不断接近正确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的角度去分析、认识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旧唯物主义哲学不理解“实践”的重要意义,不理解“实践”对于解开客观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迷误的极端重要性。“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范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是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人们的思想动机背后深刻的物质根源。这就把唯物主义贯彻到了人类社会领域,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统一,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真正变革。可以这么说,没有确立“实践”的观点,人们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陷入“思想历史理论”和“精神历史理论”等唯心史观的泥潭中。
“实践本体论”既是人们在深化对实践活动重要意义的理解中产生的,又是把实践地位片面化、扩大化、绝对化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实践的革命性与批判性的歪曲和误解。一些“实践本体论”者片面地超越了在认识论范围内理解实践的界限,将实践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试图用实践取代物质而作为世界的本原。他们主张存在的本质是实践本体,只有实践中的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这种理论和主张,试图从根本上颠覆、歪曲和抹杀“物质本体论”的真理性,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科学的、不成立的。
第一,从实践的含义看,实践不是世界的本原。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了实践的科学含义: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探索和改造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第二,“实践本体论”颠倒和混淆了物质与实践的关系,曲解了实践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意义。第三,“实践本体论”误解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实践本体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由人的实践创造的,都根源于实践。诚然,在“属人世界”和“人化自然”里,实践具有本体的意义,没有人的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不是“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物质本体论”,而且通过阐述实践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意义,找到了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将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形成了彻底的“物质本体论”。我们要防止“实践本体论”的错误,正确认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和总体性作用,正确处理物质与实践的关系,坚持“物质本体论”的理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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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全文如下: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 Linguistic Prison Cell:
A Clarific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Tradition of West Philosophy
Key words:West philosophy, Beings, thoughts, language, home
Abstract: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 philosophy could be summed up as such a standard syllogism of relation inference: because thoughts is Beings’ hom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is thoughts’ home (modern philosophy), so language is Beings’ home (the present philosophy). Now the puzzle of West philosophy is what language’s home 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____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代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
[11]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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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是指:在各种特殊科学认识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能够发现和解释其它同类或更多事物的合理观念和推断法则,它对进一步的、更广泛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具有导向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相关科技哲学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析我国传统科学思想全文如下:
摘 要: 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 元气 阴阳五行
论文正文: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
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
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1 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 侯样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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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亦称“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学说。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西方价值哲学的历史沿革和主要派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价值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构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生活中的美丑与好坏问题就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视野下,哲学家多在美学和伦理学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与分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这种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相对模糊,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不高。随着近代伦理学和美学的不断发展成熟,价值论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更为先进,研究过程更为严密,研究思路更为清晰明确,价值论已经初现端倪。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经验论知识为基础,就事实与价值的标准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区分,他认为“是”与“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概念,其本质风格也存在差异,同时在进行认知研究时,研究者无法根据前者的合理性去推导后者。休谟的这种价值区分标准得到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的一致肯定。同时,康德在进行价值研究时,立足于二元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具体理论,提出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事实”两个概念。在他看来,事实的知识属于经验世界范畴,而价值的知识则属于先验世界的范畴,同时价值的知识是出于先验的理性领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知识。而德国哲学家洛采继承了这种划分理论,并将其扩展至世界的划分当中,划分了世界的具体领域。他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的领域、普遍规律的领域以及价值的领域组成。
其中,普遍规律的领域又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即一些规律都是因果作用的产物;价值的领域包括善、美、神圣思想以及其各自体现的意义。在这三个构成领域当中,价值的领域居于首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其他两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其他两个领域所包含的内容是价值领域实现其最终发展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洛采首次将价值论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首位,这是价值论发展的一次里程碑,具有标志性意义,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洛采在西方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他直接影响了西方价值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价值哲学作为一种全新哲学被人们认识和了解则起源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新价值哲学。文德尔班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立足具体的研究实际,逐步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论框架。它将传统伦理学、美学、哲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出了具有包含性的统一范畴,有利于价值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同时,价值哲学的产生也是哲学在面对危机所采取的自救行动。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其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视角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过渡期的不稳定性和冲突性。在这一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已经逐渐解体,传统的启蒙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被人们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在这一阶段大行其道,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推崇。
同时,伴随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瓦解,哲学研究变得杂乱无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无法有效明确。文德尔班认为哲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需要优秀的哲学家去拯救。此外,哲学家在研究时,忽略了哲学本身的中心任务,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有效整顿哲学研究,保证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文德尔班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归类,它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其中,事实世界是科学研究和其他门类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而价值世界则是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焕发出其生机和活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学生李凯尔德在继承其哲学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将价值范畴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范畴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标志着价值哲学的创立与形成。
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不断发展成熟,各派哲学家立足于其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并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各派别虽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价值论,即主观价值论、客观价值论、过程价值论。
其中,主观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文德尔班、美国的培里、奥地利的迈农、实用主义理论的先驱詹姆斯等。他们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以主体需求为出发点,要求其研究必须符合主体的情感意志和道德追求,并根据其兴趣所在去理解和阐释价值的本质构成。
美国的培里是新实在哲学的代表者,他同样认可主观价值论观点,要求将价值或善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研究。他还认为价值是欲望依附性的一种本质表现与外在特征。在他看来,价值是兴趣的集中反映,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只要看它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即可。一般地,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就越能引起人的兴趣,而无法引起人兴趣的事物自然也就不具有价值。
杜威是实用主义价值论的代表,他认为价值是必然存在的,但要想对其直接定义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价值定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反省就必然会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经验的研究者常常会将评价与定义混为一谈,从而无法准确定义价值。因此,为进一步明确价值的基本内涵,做到科学准确地定义,研究者必须根据事情的最终结果和内在性质进行定义和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实际效果,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体现。 萨特是存在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要求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应该将价值与存在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性研究,深入研究和把握价值与存在的内在关系,认识即存在。他认为自我存在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必须不断完善和整合,更好地追求其意识存在。他的存在主义价值论是由人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在价值发展中的作用。
现象学的价值论是由胡塞尔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追求哲学科学性和绝对性的唯心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的大陆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要求采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将更好地解决价值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舍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象学的价值论,他承认价值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将这种客观性提升到超验性层面上来,学说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痕迹。
西方价值论虽然就价值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科学详尽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价值论哲学的方方面面,但其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价值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价值研究就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发展,后代研究者的研究也只是在先人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改造。对西方价值论研究而言,主观价值论一直是其主流发展趋势,他更强调对主体情感、兴趣、欲望的分析与研究。在王玉教授看来,西方的价值论实质上是对价值问题的自发性看法,缺乏有效整理和科学引导,他在其《百年价值哲学的反思》中提出“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崇拜自发性。
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在理论上陷于混乱,缺乏远大的价值追求。”西方这种研究的自发性来源于其哲学研究的传统,它过分强调人在研究中的作用,而忽略了研究实际的重要性,没有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被人为地放大了,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进行价值观研究时,人的主体作用固然可以有效地推动研究活动的发展,但绝不是决定其研究结果的主因。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客观研究实际出发,严格遵守研究规则,减少人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我国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可以借鉴和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研究成果,同时也必须坚持实证主义研究原则,保证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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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到1949年取消教育哲学学科设置,再到1979年重开教育哲学一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政府论·下篇》问世以来,学界对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理论一直保持着独有的浓厚的兴趣。《政府论·下篇》中所具有的吸引力部分是源自于该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极其真实的意义上说,这种独特魅力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所赋予的。对于那些渴望挣脱暴政奴役——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洛克那看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在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发挥的威力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从一些社会尝试移植洛克式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的结局来看,这种看似美好的制度似乎并不是在任何土壤都会开花结果。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宗教、哲学以及他的法权、人权、民权思想真正的根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洛克的教育思想上时,才能明确给出。洛克的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出版于1706年,也就是洛克去世两年后,洛克曾打算将其作为《人类理解论》的序言,该作曾被罗德·金(LordKing)认为是洛克所有的著作中“最有用的,最具有可践行性的著作”,赫尔姆(Hallam)也曾这样说过:“我真的不能想象在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发展的年代,竟然会有父母会没想到要把这本小册子放到小男孩的手中。”[1](PP5~6)洛克成人教育的主旨是通过揭示偏见的形成过程来引导成人进行自我启蒙,摆脱无知和偏见的束缚,获得人格的自主和独立,这种自主、独立、理性的品格正是洛克的自由政治、宽容宗教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一、洛克的“成人无知论”
从古至今,人们总会抱怨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好像社会是独立于我们而自在的一个他者,事实上,社会不过是由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社会已变得罪恶和堕落,那么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成人对这种堕落和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洛克将成人无知的社会危害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抛弃理性而陷入的无知:这主要是针对大学教授以及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层知识分子”,从古至今,这些人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和阐释者,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这些人一旦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谄媚于自己和暴君的野心和虚荣,那么对社会的危险性将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洛克并不指望唤醒这些人的良知,而是希望通过拆穿这种“无知”的实质,让人们“自知自己的无知”,即:发现自己当初所坚信的某些信条,只不过就是这些野心家灌输给他们的某些偏见,其实,当初霍布斯提出要“净化大学”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第二种是针对社会普通公众由于陷入自己的偏见而导致的“无知”而言的。在洛克看来,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习得的偏见和自我的偏见,”[2](P27)引导人们摆脱这自我偏见,通达“不偏不倚”的中立状态,并自觉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原则进行自我启蒙,是洛克成人教育的关键部分。
二、有知者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惊讶于博学的费尔默对绝对主义暴政表现出的那种狂热的“忠诚和谄媚”,[3](PP1~2)也感慨于那些无知而狂热的众人自愿地为暴政“慷慨赴死”的可悲可笑,洛克用整个《政府论•上篇》来揭穿费尔默文过饰非背后的“野心和贪欲”。[4](P2)其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就瞥见了隐藏在诡辩家言辞中的残暴和贪婪,他的“灵魂助产术”针对的正是一个“具有暴虐灵魂组成的阶层,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小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潜入人们的公共生活世界的”。[5](PP153~154)洛克在费尔默《先祖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些暴虐灵魂的影子,当然,洛克并不认为费尔默是孤军奋战的,早在1660年,洛克就开始揭露费尔默之流,亦即那些自称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暴虐之徒们如何利用所谓的“天赋观念”“天赋原则”“天赋倾向”“普遍同意”等谬论来控制俗人的灵魂,为暴政和宗教迫害者辩护。洛克深刻地意识到,一百年的战争就是这些居心叵测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挑起的,他们反复灌输给无知的信徒们所谓的天赋倾向、观念和原则,从而挑起战乱和纷争:“有的人既然装作是教师和宗匠,因此,如果他们以‘原则是不可追问的’这个原则作为一切原则的原则,那对于他们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他们既然确立了天赋原则这样一个教条,他们的门徒一定不能不把一些原则当作天赋的而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门徒废弃了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并且不经考察就轻易信仰那些原则了。在这种盲目信仰的情形下,他们的门徒就更易于受他们的控制,更易于受他们的利用,因为他们正是专以教训人、指导人为能事,为职司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有权威来发布各种原则、来教授不可反驳的真理,并且使他人把他别有用心教人的原则认为是天赋的,那他在别人身上所有的权力亦是不小了”。[6](P65)洛克对“有学问的无知”状态之原因的揭示与培根在《新工具》中对陷入“四假象”[7](P21)迷雾的成人的无知的阐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相对而言,洛克的分析更加精细,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所提出的“不偏不倚”和“审查原则”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进步意义。洛克希望能够用理性教育的手段来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让他们能够学会独立判断,学会不偏不倚地思考问题,学会辨别出潜藏在一切著作中的真正意图和价值。这就是他之所以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摆脱偏见所造成的无知,是洛克对所有自认为自己“发明”了真理,并宣称他人思想为谬误和偏见的所有知识分子提出的忠告。
三、公众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这里所说的公众用洛克的话说就是那些“十有八九的常人”,[8](P1)这些人在精英主义教育家比如卢梭那里,被当作是“人类畜群”,在尼采那里,被看作是“末人”,但是在洛克看来,这些人并不是不可教的,他们并不因为处在社会分工的底层,就必然处于道德的低端,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这些人依旧可以过一种现世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帮助这些人摆脱无知是洛克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洛克揭露了这些成人陷入无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第一,他们根本就很少推理,而是按照他人的例子行动和思考:“他们得出结论依据的只不过是一些未经反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法则,这些法则无论对错,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心智,如果没有这些法则,他们就会完全迷惑不清,如果让它反思或者放弃这些法则,改用自己的理性,他们就会把这些格言和所有一切的真理都统统放弃,宣称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件事。如果你要试图扩大他们的思想,并尝试着教会他们一些更加理性和确定的法则,他们不仅不会理解这些法则,更不知道这些法则究竟有何用途”。[2](P21);[9](P43)第二,“用热情代替理智,让热情支配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他们“不用自己的理智,也不倾听他人的理智,仅满足于适合他人兴致、兴趣或者政党”,“他们假设如果某个首领是好人,所以,他们的信条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个宗派的意见被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宗派所有的信条都是谬误;如果某个信条久已被人们接受,他们就会断定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如果某个观念是新的,他们就假设这个观念一定是谬误”。[2](P17)第三,懒惰:由于天性的“懒惰”,很多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却缺乏这个意志“循规蹈矩地按照理性的原则,考察各种意见,直到他们作出具有最充分的证据所支撑的决定为止”。[2](P72)第四,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得势的情感”的控制。[6](P397)通过揭露产生无知的原因,来寻找摆脱无知的方法是洛克成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当将偏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出去后,人们通过一种“不偏不倚”[2](P29)的方法,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进行思考和行事,就能成为一个理性而自由的公民。洛克乐观地论述道:“每个人都带着一块理性的试金石,如果他善于利用,就能把货真价实的黄金和表面发光的东西分辨开来,把真实和表象区别出来。这种试金石的用途和利益也就是每个人天生理性的用途和利益,是那些想当然的偏见、傲慢和臆断和心智的狭隘,才使得这种高贵才能损坏和散失”,“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本身的事,而且他还知道别人对他寄予了什么期望……如果他肯反思自己的狭隘并充分利用自己周围可以帮助的力量,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实自己……他的心智就会得到加强,他的官能就会得到改进。”[2](P12)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这些官能和能力能带给我们的利益比想象的还要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发挥这种能力,“一旦这些能力经过练习,它能给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并将我们引向完美”。[2](P14)当狂热的民众为了各自所谓的“真理和真正的信仰”而相互厮杀时,洛克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民众愚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他看来,公众的无知需要的是哲学家的帮助而不是诅咒。洛克在其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挑战了潜藏在成人心智中的所有先在权威,包括理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将人心还原为一块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白板”,试图重新构建新的理性秩序。尽管在洛克看来,成人的无知比儿童的无知更难以教导,[2](P70)但他相信对于成人的教育可以将他们从盲从和迷信的无知深渊中解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是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现代教育之父”。[10](P403)
四、结语
洛克的成人教育理论中隐含着一套对社会思想进行重新整体控制的控制论体系,这是他的社会控制论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进一步说,他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成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的过程,与成人学会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行事的过程,以及父母学会按照《教育漫话》中所提供的教育方法教育子女的过程,三者本质上就是洛克按照理性法则重新控制人的“同意”[3](PP169~170)的过程。而人的“同意权”正是他在《政府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政治的“合法性来源”。[3](P74)显然易见的是,洛克的这套全新的社会控制论能否奏效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将现实中无知的成人教育为按照理性法则行事的自由人。与那些将民众宣布为无知的,把自己当“神人”或者呼唤“超人”来拯救世界的精英主义教育家相比,洛克无疑是真诚而平和的。尽管洛克也真实地感受到了无知成人引发的种种暴力和迫害,但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去除人间的暴君,也能够去除心灵中的暴虐和野蛮。总之,洛克对成人无知及其危害性的揭示,不仅具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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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素质与文化力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阶段高校哲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学习哲学的热情不高
现阶段,很多高校的多媒体教学条件有限,开展多媒体教学的环境受到限制。即使有的学校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也不重视利用多媒体对于实例的分析,往往偏重于哲学理论的讲解上。这样,学生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哲学的理论知识,但是不通过实例的运用分析,很难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与掌握,加上哲学理论讲解的枯燥性,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有的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解时也不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性,还是采取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这样不仅不利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同时教师也不能随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不能及时调整课程安排以适应学生对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使得学生越来越觉得学习难度加大,失去对哲学课程学习的热情。
2.课程与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
高校哲学课程对于其他的课程教学来说,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地都会接触到所学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而很多的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将实际生活和哲学教学工作有机结合,将现实生活隔离于哲学课堂教学之外。大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很多事物都有自身的认知,但是通常都没有办法用正确的哲学理论去分析与判断事物的本质,容易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而使自身价值观、人生观朝不良的方向发展。另外,如果课堂上所讲授的哲学知识和学生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体验有所出入的话,极易导致学生在思想认知方面出现认知分裂情况,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康成长。
3.对学生考核形式过于单一
通常高校对于哲学课程学习的考核包含两个部分,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平时成绩通常占有较小的比例,在30%左右,主要针对学生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课堂纪律性等表现进行评价。考试成绩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考察,很少出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因此,学生大多数都对学习哲学课程缺乏热情,学习中出现问题也很少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仅仅是在书上寻找出答案就可以了,考前进行临时性突击,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临时记忆一些知识点以帮助自己通过考试。
二、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哲学教育工作是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大学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发展与转变的重要时期,所以此阶段对学生的哲学教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所有的课程中,哲学课程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性最为明显。不过,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高校哲学课程在教学工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很多的教师还是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抱有应试教育的教学心态,急功近利,希望能让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取得较好的成绩,一些教师仅仅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而进行教学工作。这种现象虽然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也要求我们深入问题、寻找原因、制定措施,切实提高高校哲学教学工作的水平。在高校哲学教育教学中,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不仅不能结合时代发展,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过于程式化。很多高校所用的哲学教材虽然经过多次改版,但是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缺乏对教材内容的创新设计。高校对于哲学教育教学的课程教学时长又多有限制,致使很难充分扩展课堂内容,教学创造性发挥不出来。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几乎都是采取考试制度,试题的类型也千篇一律,都是强调对哲学概念以及知识的背诵程度,对于学生运用哲学思维的能力测试很少,很难让教育功能有效的发挥,也达不到培养学生哲学素养的目的。因此,高校进行哲学教育改革是必然的。
三、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高校哲学的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关键还是要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采取创新的教学方法与措施,以实现高校哲学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及实践都已经表明,哲学自身所蕴含的批判内涵与理论融合能力可以有效的强化我们的思想意识水平,增强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宽我们对人文认知的范围。此外,哲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体现出了哲学的社会作用,而社会效用发挥的关键不是从事与哲学相关工作人员数量的多寡,主要是看社会中其他行业的人员是否拥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在社会中,哲学功能的发挥不但要求哲学专业人员找出哲学思想和实践效用的联系方法,还要求其他领域的人员将自身的哲学思维与方法应用到实践中来。
1.明确哲学教育的重点方向
对于高校学生哲学方面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知识的教育以及纯形而上学的方式,在高校进行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哲学思想意识以及思维方式的培养,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的培养力度。在高校哲学教育改革中一定要重视哲学的人文效用以及社会效用,将哲学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精神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特色来抓。
2.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作为新时期的教师,尤其是对于哲学教育这种比较抽象的学科,教师必须要能够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师要通过多媒体手段让学生对于哲学课程所要学习的知识有个系统、整体的了解,让学生更加明了哲学学习的目标以及所要掌握的重点。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利用多媒体手段多穿插于实例教学的内容中,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还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掌握与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哲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3.改进哲学教育教学形式
在进行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防止教条主义,对学生的教学过程中也不能一味采取传统灌输的形式。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授的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看作真理的布道师,而应该将自己看作和学生一样,都是哲学真理的探索者。我们只有将批判与扬弃融入到哲学教学中才能让学生创新思想、跨越束缚,这样才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
4.考核形式要多样化
由于高校哲学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工作,在进行学生考核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多种考核机制。教师可以采用网络的形式,通过对话、博客以及论坛等形式,按照学生的参与程度以及发表内容质量进行评价。也可以就近期所出现的社会热点现象,让学生就其中的哲学问题及自己的观点写一篇论文作为考核的一部分,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的哲学知识对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可以通过社会调研以哲学的观点分析、讨论社会中的某种现象,依据学生的表现进行考核评价。
5.强化与哲学教学相关的各个环节
对于哲学教育过程来说不仅要从教学的重点与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还要重视其他与哲学教育相关环节的改革。对于所使用的教科书要加入更多能够让学生分析与讨论的历史事件,不能仅是介绍哲学知识的宣示样本。没有充分的分析与批判,学生就无法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慢慢的使自己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降低,也大大减弱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哲学作为批判性的一个学科,必须结合实践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与哲学创新能力,这样才能使哲学教育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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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有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中国哲学的主题是 究天人之际 ,故 推天道以明人事 是中国哲学的普遍架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虚拟经济
马克思以其极其敏锐而深刻的哲学判断力,从认识论悖论入手指出了这种“客体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是人类直接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类只能通过实践活动中确证世界的存在。由此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唯客体”的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人以生产劳动的方式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过程。而生产劳动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之上,人与客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人需要依据自身的生命需求用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即生产劳动创造出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是自然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是事物客体在人生命中的体现,表现为人维持生命的物质与意识的反映。因此,人以实践的方式与客观事物并存,也因为实践与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并通过对方来表现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得出结论:事物是普遍、内在联系的,客体就是凝固了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事物的本源是过程,主客体联系的过程,也就是矛盾的过程。一切矛盾就是过去一切联系结果与现在一切联系结果斗争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为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1、全球经济处于普遍联系中,中国经济只有在不断的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催生新的经济能量,经济才能充满活力。而真正能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便是虚拟经济。换言之,虚拟经济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钥匙,是中国不断获得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超越在于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虽然凯恩斯未能解释货币———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但毕竟已经认识到流动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存量”没有“流量”的经济是一潭死水,虚拟经济在促进流动性方面则有着巨大的优势。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相当强烈。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易创造出双重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误导,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不能因为惧怕虚拟经济带来的风险性和负能量就割裂了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割裂了联系就等于割裂了中国经济发展发动机上的纽带。能量有正负之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后必然波及到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能在实践中勇敢的面对并加以解决。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害怕和回避矛盾的后果是陷入更大的矛盾。观察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经济发展就是在正负能量不断对冲的矛盾中螺旋式的前进,每次大的波动后正能量都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带动世界经济螺旋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虚拟经济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矛盾是动力的源泉。
2、虚拟经济非常灵活,把全社会的资金都吸纳进来,事实上,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被编织到金融网络中,即使没有投资股票证券,也难以逃脱,如社保金、医保金等,都与虚拟经济有联系。虚拟资本是系统性权力,弥漫于整个社会,形成支配全社会的金融权力,既不定型又弥漫在每个人身上。
3、应正确看待经济稳定性。经济的稳定性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通常根据一些经济指标来衡量,例如通货膨胀率,存贷款利率差、实际汇率波动指标、政府财政赤字等等。另外,人们的心理预期也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稳定是相对的,事物的稳定性恰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稳定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对事物的稳定无影响,不确定的范围确定确定性,这是辩证法认识对深层世界的认识,与旧唯物主义追求绝对的精确性相对立。把辩证法用于经济发展中我们就能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即风险性,应当允许并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波动,波动带来了风险性,但波动正是稳定的载体,波动代表机体内部新生力量的动力在突破旧势力的桎梏,是矛盾运动的表现。辩证法认为,每个层次要引起下个层次的变化,能量是不同的,所以每个层次的变化只能引起一个层次的变化,对其他层次无影响,各层次是相互绝缘的。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海啸,其破坏范围广,穿透力强让人们难以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下文将做专门阐述,总而言之,是由于没能正确对待虚拟经济造成的。
4、经济发展是个综合性过程,是在物质化社会系统整体性推进发展中同时发展的。无论是研究实体经济还虚拟经济,都不能只从经济学科角度去观察,应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三种学科综合思索。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强调人民性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不是人民,是判断某个经济政策的重要评判标准。所以,在制定某项经济政策时,首先应把人民的利益考虑进去,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20多年,虽然问题和矛盾频现,但总体上国家和广大人民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国家资本不断增值,这是符合辩证法事物发展规律的。
5、提倡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忽略和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物质生产和交换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虚拟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辩证的看待两个问题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三、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虚拟经济的性质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元再一次被抽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行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用虚拟经济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急速增殖和财富的大量累积,发达者愈达,贫困者愈贫困,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抽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变的越来越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一个交织联接的网络中,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难以置身其外……各个领域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瞬息万变’通常只是一种形容,如今许多已经成为了现实。在这种形式下,任何闭关自守、试图封闭起来求发展,任何为我独尊、企图称霸天下,任何固步自封、陶醉于以往成绩,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必将被时代潮流做淘汰”。对于虚拟经济性质批判的观点,笔者对其本身并不否认。但马基雅维里早就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应当怎样,而是实际是怎样,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哲学高度的深刻思考,是马克思对自身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某些固守在观念中的不适时宜结论必定会被历史所淘汰,与其义愤填膺的坚守马克思所做的某些结论,不如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现实的问题,以此获得自身的利益,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谈论人性一样,任何人性的都要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考量,我们在评判一种经济形式时,也应放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国际环境中考察,是拒绝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失去话语权,用一种阿Q精神的批判来自我安慰还是接受这种新兴事物主动与世界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接,赢得话语权,参与世界资本市场蛋糕的分配,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08年的金融危机虽未大规模波及中国,但直到现在中国也不得不为发达国家“埋单”,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克罗齐指出,历史就是在善与恶之间不同转换,进化并非由恶而善的转变,而是由善而更善的转变,在这转变中,从更善那个阶段看去,恶也就是善。这里的善恶不是伦理道德维度的善恶,而是历史哲学维度的善恶。新兴的事物在起初总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冲击着人类的活动和思维方式。当今世界,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所生成的虚拟生产力和虚拟生产关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们获得财富的观念,对于虚拟经济的“善”和“恶”,即虚拟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有待人们重新认知。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虚拟经济在带来重重危机的同时,也酝酿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其洪水猛兽般的“恶”带来了世界性的灾难,但是,就是在这种“恶”中,“善”的萌芽开始发育,人们更加理性的思索虚拟经济的未来,当这匹脱缰的野马被重新拉回正确的轨道,能否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空间,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和批判,“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能不能既立足本国、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又具有世界眼光、加强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能不能既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有效抵御各种外来冲击,又趋利避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能不能既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事情、不急于求成,又高瞻远瞩、准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能不能既保持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前任留下的好东西,又与时俱进、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这才是当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真正思考并加以实践的责任。
一、哲学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被称为“爱智”。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智慧”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哲学这一“爱智”并不等同于人们制造或生产出某个产品。它不是某种具体知识,而是人们对于人本身、人的活动以及人所生活的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哲学倡导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向善的心理、高尚的情怀对待这些事物。哲学本身就是目的,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二、以人为本,提高哲学素养
众所周知,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在关注自然、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追问。因而,哲学教育应当从这个角度出发,培养受教者的哲学素养,锻炼受教者的哲学技能。
1、培养哲学精神
哲学教育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就像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从哲学的本性出发,这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理论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唯有通过这种理性思维活动,才能不断激起我们对真理的积极探索,从而推动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
2、锻炼哲学技能
哲学的学科特点与其他不同,“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句话,在哲学这里最合适不过。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可以让学习者从中体会到哲学的有用之处。再者,哲学为人们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它需要通过职业化实现其专业化。有了专门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才,才能纠正哲学非专业化的弊端,才能培养哲学的学术品位,才能推动哲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从事哲学教育的工作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应该善于研究教学的艺术,因此,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地接受再教育。
3、创设哲学教育情境
哲学教育不应当只局限于一种职业教育,而更应当是一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如果把哲学当作每个人的“终生大事”,从事哲学教育工作成为从教者的一种需要,他便会充满激情的去演绎这给他带来莫大幸福的事业,而不再是千篇一律地把哲学教材当作一般性的知识来讲授。“生活哲学化”和“哲学生活化”,将会使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在真正的哲学的殿堂里,尽情享受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感悟更多关于宇宙、关于人生及其意义的启发。
三、结束语
哲学的用处就在于它是一门改变人自身、而不是改变人的客观环境的学问。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深厚的哲学教养,他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他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转向”或者“回头”,从而逐渐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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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雕刻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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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历了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通过学习学校开设的《中华传统文化讲坛》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的意识。中华文化讲坛是在著名学者乾泉及其负责的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专家团队倡导下,由国家级文化教育学术团队发起,以普及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以开展中华文化学术研究、专家公益巡讲、系列国学讲座、中华文化产业整合和项目产品开发的公益性文化交流项目和资源平台。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特别是蕴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的名言警句是古代闲人的人生智慧总结,这些有助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识更广阔的天地。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的都是很短期,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说起。但是,如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与我们大社会,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
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弘扬中华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之根干和精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强国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体系,正本清源、扬清激浊、革故鼎新,积极探索现代国学教育、研究和普及新模式,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国学智慧,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历史自觉意识,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积极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为此,在国家有关部委会、国家智库的大力支持下,由(教育部)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人社部)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项目组、CEIC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人文中国网、北京市劳动 人民文化宫、乾泉文化发展机构、西岳书院等,在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基础上,联合发起举办“中华文化讲坛大师公益巡讲暨西岳书院计划”,成立大师公益巡讲团和相关专家课题组,按计划深入全国各地市开展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国学志愿者行动。
云“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文化讲坛,秉承礼乐之文明,凝聚人文之力量,铸就中国之精神,举擎民族复兴之大业,携手缔造我中国梦。
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是故“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夫子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颠沛潦倒,知其不可而为之,躬行克己复礼之仁,周成和乐里仁之美,叹望大同小康之愿„„后世欷歔景仰不已矣。综观世事沧桑,礼之兴废,乐之和同,风云变幻,损益失序,得失无度。于今,亟待礼闻之于天下,乐行之于天下,文化之于天下,近以资践和谐之理想,远以继创大同之中国。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嗟夫,借太庙之胜地,开中华国学教育之工程,筑中华文化公益之讲坛,以引锵锵凤凰之鸣,以承皓皓礼乐之志,以固泱泱华夏之本,以启淳淳国民之风,以养凛凛大义之气,以明煌煌乾坤之德。
我想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那么心胸会开阔很多。文化是一个太深厚的主题,我无力探讨什么。但是以一个虚心学习者的身份,我觉得,将自己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或是说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身后那么博大的文化,我们个人的恩怨情仇,大喜或大悲已是不值得一提了。人生无喜亦无悲,无欲亦无求,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呢?
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我的心开朗了许多,就像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水平。
传统文化讲坛的定位
1.学习:学以致用,系统研修,终身学习;
2.生活:返璞归真,休闲养生,绿色身心;
3.顾问:择吉避凶,预知未来,调理运程;
4.情感:情感交友,婚姻家庭,心理咨询;
5.工作:职业能力,团队角色,择业定位; 6.事业:创业规划、管理咨询、投资顾问。
传统文化讲坛的核心价值
至尊——五岳独尊,我们的学术追求;执位至尊,君临天下;
奇绝——奇丽绝伦,我们的管理智慧;正合奇胜,醍醐灌顶;
秀美——秀色美仑,我们的价值理念,魅惑秀色,美轮美奂;
卓异——卓尔不群,我们的人格理想;苍凉伟岸,雄健大雅;
克峻——知难而进,我们的职业精神;冒险励志,克明峻德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么首要的是修身-----修身养性! 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懂的也不很多。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一个品德低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劳。这样的人于社会于他人也将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习。
特别喜欢《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自己,交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一个强者、智者。我经常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是一个圣人,又想起温在上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摸索”。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深的文化随便精研点就受用终生了。
现代的人多是浮躁的,甚至是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也是如此,多想所有的人都去真的专心的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让旷久的时间静默的历史浩瀚无声的文化来安静。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明天的太阳,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必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不忘记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地位
正文:
近日,我们通过对大中小学课本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后发现:现在大中小学课本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是开拓创新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淘漉和历史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记录风雨,贮藏丰碑,凝结精魂,激励后辈自从盘古开天地后,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句句箴言,滋润心田,教我做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果,闪烁聪慧,展示魅力,开启脑力,启迪子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陈酿,历经沧桑,遗存华章,哺育华夏,福及人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增值的民族资本,璀璨夺目,点墨是金,亘古常青,价值永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育气度,激励自信,陶冶人格,塑造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精深厚重,传承文明,营养无限,永屹世林。
2、当今的大中小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格状况需要国学
八十后九十后的特点就是张扬个性,创新而丰富的文化底蕴是才培植个性培养创新不竭的源泉创新可以说是悟性和灵性的结晶,而悟性和灵性的根系却深植于丰厚的文化底蕴里因此,语文教育应充分重视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文化底蕴的沉积,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具有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1)积累文化底蕴,培植创新的悟性和灵性语文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情趣,在丰富生活阅历中不断积累文化底蕴;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抓住有一定内涵的词句去感悟课文的整体美;要注意抓住课文耐人寻味处、意义深远点,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去感悟课文的意境美、内涵美,体验文化美感;要引导学生涵咏富有人情味和浪漫情调、诗情画意的优美词句,领悟课文的艺术美、情感美,体验文化情趣,使学生的灵性和悟性如枝头上的嫩芽在春雨沐浴中焕发生命活力。
4、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其文化品位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功利主义思想泛滥,高职教育也难免受其影响,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能轻人文,以致于不少学生对传统的记忆日渐淡漠,人文知识几乎一片空白“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的开设,为学生学习本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人文知识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典雅高贵,意境深远自然与社会,形式与内容,往往表现为高度、美妙的统一„„不只是具有映入眼帘的外在形式上的艺术之美,更可贵的是格调高雅、陶冶情操的主导精神闪烁其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提高个人的文化品味大有裨益。
5、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内容。
大学生具有许多的优点和特点,如敢于挑战传统,乐于接受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关注时势,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注重实践,动手能力强,等等但是,在社会不良思潮的冲击下,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缺少对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态度,缺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爱因此,大学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儒家注重涵养“君子”品格,倡导“仁爱”精神;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强调“无欲”、“无为”、“无争”这些思想主张,提倡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爱互助,蕴涵了无尽的人文关怀,是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塑造健全人格的珍贵资源。
思考:
我想必须经过一番寒彻骨,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要发展成一个主流趋势,在将来的发展中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在这股趋势中更好的发展自我?《中华文化概论》中说到:诵读国学文化经典应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必修课。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培养良好品德,塑造健康人格国学经典中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做人、做事、从政的道理,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理想、志向、气概、胸襟、正气、情操、奉献、修身等哲理真理,只要少年儿童坚持从小诵读国学经典,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慢慢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就会逐渐变成知书达礼,积极向上,行为规范,品德良好,人格健康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好人才。
总结:
总之,通过学习国学文化经典,让学生切实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不再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现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龚红月等,《智圆行方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新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文明逐渐演变而成的。它是可以显现民族精神和风貌的民族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各种道理、思想、观念和文化的总体表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就要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
高校学生思政教育旨在帮助在校生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其正确的为人处世,协助高校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纵观我们的优秀文化,会发现其与高等院校学生思政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点。在201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也指出:构建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加强文化教育能够帮助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这段话很明显对高校在校生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具有高人文素质的人才。[2]因此,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以培养更加优秀的高素质、高科技人才是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
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具有民族自信心才能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并且坚定的屹立在世界之林中。人民建立起了民族自信就会自觉地信赖、崇尚自己的文化。当自己民族的文化面临威胁时,人民会不约而同的、自觉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也曾指出:“必须正确理解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3]也就是说,充分学习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多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汇聚融合,自古诸子百家争鸣其思想不断传承,祖先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到保存至今的万里长城,从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到“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高校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让其对我国文化产生敬佩之情,从而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爱国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古代到现在,中华儿女一直崇尚并且追求爱国精神。党的十八大也再次强调了爱国精神的重要性,高校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为我们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提供了教学内容。从古至今,无数爱国之士为了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这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在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人尽忠。我们民族的品质与风貌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所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爱国人士,如团结民族、远去西洋的郑和、为国英勇舍己的戚继光、虎门销烟而勇赴国难的林则徐、变法献身的谭嗣同等。近现代的历史也孕育、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爱国精神,比如五四爱国精神、反侵略反压迫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精神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高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能够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3、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大学生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正值发展期,其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高校在校生的思想政治学习对其树立人生观影响极大。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道德思想,哲学道理、价值体现和人生信仰,这些文化思想能对大学生的生活给予帮助,并且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追求高尚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重视个人刚正不阿的气节。如“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见沧海”,“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利与义的问题上,古代贤者并不排斥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认为仁义与道德应在物质利益之上。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学生会接触到全国不同地方的思想,其中的不良思想与诱惑对其影响很大。我们更应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让其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有助于大学生人格魅力的塑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现实人生的意义,提高自我修养,注重精神世界。[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都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提升自我。这都能帮助大学生加强修养,塑造人格,完善自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所推崇理想人格是积极上进、重义轻利、修身治国、韬光养晦、刚正不阿的。这些内涵既能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同时还能帮助其领悟人生真谛。因此,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助于在校生修身养性,提升内在人格魅力。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目前大部分高校及学生不够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
随着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等院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运用越显不足。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在校学生关注更多的是实际技能的学习与实践,从而忽视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文化的特点就决定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文化修养是需要时间熏陶的,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学习。而这一点常常被大学生与学校忽视,大多数都不接受学习,从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高校局限性很大。 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也使得学校忽视了在校生的思政教育。从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被专业化、技术化的课程所取代,很少有把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在学生的教育中,甚者还对传统文保持漠视的态度。当然,目前部分高校有在进行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课,但其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太过陈旧,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运用不足的原因之一。
2、大量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大量西方文化侵入我国,而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威胁。学校与社会联系密切,则在校大学生的思想也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这常常表现为大学生对西方节日、风俗了如指掌,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全然不知。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发挥其主体作用
人的主体意识对其行为的支配影响极大。对于高校在校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要发展主体作用。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可以调动大学生对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才能使其学习效果教较好。高校思教教育者应引导其开展自我教育,发挥主体作用以影响学习效果。与此同时,要注意其学习的方向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公正的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学习与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通过自我教育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感染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氛围作为一种学习环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潜在教育作用,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氛围的校园。潜移默化的激励其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约束其不良行为。这也会使在校生自觉地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产生共鸣。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改善相关课程设置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作为思政教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主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即要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打造出一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骨干队伍。这就对高校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老师的知识与能力有了提升,学生的教育工作将发展的更快。
高校思政教育者要不断研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进行创新,从而更加有效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不仅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课中,也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在校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开展理论学习研讨、社会实践、专家讲座、文艺活动、参观博物馆等活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拓展大学生素质与修养的重要内容。
4、加强大众传媒作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正以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对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在校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6]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媒体方法开展工作,比如组织学生观看与中国传统文化影视作品,这样能够直观的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可以开设思想教育网站,借助网络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在大学生常用的软件,比如微博、微信、QQ中建立公众账号,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传递给学生,让在校生用简便、贴近生活的方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提高在校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自觉地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巨大。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建立正确的道德思想观念。作为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对我国的当代大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健康成长,更好的发展,也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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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以人为本、贵和尚中、诚实守信、义利并重的思想,是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借签和宏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实现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传统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文化彰显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国古典艺术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现代艺术文化发展的基底。在中专美术教学中学习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不仅是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途径,亦是实现中专美术特色化教学的重要保障。本文主要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学融合重要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艺术;美术教学;融合;运用
发展以“中国元素”为核心的创新型美术教育是我国中专美术教育实现自身创新及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史,优秀文化艺术灿若星辰,并随着我国历史的不断发展,其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育融合在一起,使其相互渗透,是发展“中国元素”创新型美术教育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学融合的重要性分析
传承、发扬和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及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各种西方艺术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我国民众的价值观以及文化观,以中专生为代表的青年主体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很容易受到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对其进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更需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育的融合,在与时俱进中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中专美术教学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如下:
(一)对学生独特美术风格形成的促进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水墨画、木版画等不仅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亦是世界文化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占据着独特的地位。美术教学不仅是绘画理论、绘画技能的教学,更重要的是美术精神以及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教学,而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合进中专美术教学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更好的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魅力,更能引导其在美术基础理论和绘画技能知识学习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美、创造中国美,并深入体会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美术风格。
(二)对现代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发展既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基底,又吸收了其它因素,形成了具有现代化风格的文化艺术,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则需要吸收现代文化艺术中的一些精华因素以保持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增添美术教学亮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具有音乐、美术等多种形式,但无论是哪种艺术形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有着其独特的艺术精华。我国古人在艺术上一直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反应在文化艺术中即为意境表现,如中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松”意味着坚韧不拔、“梅”意味着品节高尚、“荷”意味着出淤泥而不染等。
(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美术教学“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彰显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既包含有古人的艺术精神追求,亦包含着许多与生活、风俗习惯等有关的文化艺术,如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中国结、剪纸等,都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因此,在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入中专美术教学过程时,既要注重与美术本身相关的知识教学,亦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延伸,将美术教学与实践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可以融合中国结欣赏及编织、剪纸以及插花等实践性艺术教学方式,即通过开展美术手工课,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内涵,以更好的将“中国元素”融入自身美术学习中。
(三)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拓展美术教学空间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集中表现。因此,在中专美术教学过程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时,要通过多媒体展示、艺术博物馆实地考察等形式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如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传统写意画中的“神似而非形”、工笔画中勾勒出的细腻线条、建筑艺术中的“天然去雕刻”等,以不断丰富美术教学的艺术表现形式,拓展美术教学空间,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从多层次、多领域以及多样化的艺术表现空间内丰富自身美术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具有明显的民族审美特征,将其适当的运用在中专美术教学中,不仅可以有利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扬,亦有利于帮助学生在美术作品创作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往后的美术创作及就业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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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中专美术教学中的渗透与运用[J].美术教育研究,2014,14:140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国画、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对联、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典故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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