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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其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另外,文学杂志《当代文学》于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创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特征尤为突出,这是本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以及文学自身发展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试从这些方面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文学呈现出的新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多样性
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这30多年中,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国家的体制改革,伟大的中国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风口浪尖上走出了一条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历史以改革开放来命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而文学作为社会变革和思想激辩相碰撞的产物,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巨变时,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也必然地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和总特征。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全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在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中,不懈地探求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这就表明在当下,执行党中央的文艺路线仍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进入以多样分流为特征的转型阶段。文学的演进不再是以往那种走马灯式的思潮更替,而是在同一个时空里的多样分流、异质同构。在急遽的分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和互补。在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强势发展的同时,作家们仍在坚持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另外现实关注和历史眷恋一起成为9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脉。个人化叙事和女性文学成为90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提升。世俗文学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为目的,以市民大众的文化品位和语话方式观照市民社会的功利现实和凡俗的苦乐年华,创作和阅读共同追求世俗的快乐,其传达方式也带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也有一些作家无视其人文关怀和精神鼓励的职责,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和现实批判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严峻的现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
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周梅深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驻京办主任》等优秀作品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以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冷静思索描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和批判了在体制改革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当然还有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林斤澜小说中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中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载示着各种文学精神的小说文本纷纷闪亮登场,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不管它们是昙花一现、电石火光的瞬间,还是如恒星般灿烂于中国的文学史。
新的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赞美,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如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卧底》、张欣的《浮华背后》。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脱离了原来的“高大全”形象表现的更加有个性,血肉丰满。使得人物呈现出立体性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为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
这些文本最大限度的去还原记录历史的真相,谁又说这不是人性的回归呢?其次是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是温饱问题,而是从人本身出发关注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和不幸。如阎连科的《受活》、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手机》等。反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坛,会发现创作趋势大致呈三个倾向:一是走向市场操作和经济崇拜,几乎整个通俗文学、纪实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特征。如王朔、二月河、都梁、海岩的作品。二是走向个人创作立场和边缘化写作。如新生代诗人在90年代的创作;韩东、朱文等的都市小说;陈然、林白、海男等的女性文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即由社会责任感转向个人生活态度,对个体意识和自我生存状态的关注,创作也由文化中心位置转向了边缘立场。三是坚持精英文化立场和张扬理想主义。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山居笔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的裂变转型期,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加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一个参照。对中国文学势必产生强烈的冲击、渗透,这种冲击渗透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使新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从这一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文学,所谓商业化创作与个人写作,平民化的创作角度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以及对党的文艺路线的宣传和解释,其实都代表了某种社会心理和思潮的不同侧面。正是这样,新时期文学才会以蓬勃的活力呈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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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我国青少年网民人数持续增长。据CNNIC在2012年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和《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2]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32亿,占整体网民的45.1%,同比增长9.0%。12岁以上的青少年网民最集中,占青少年整体网民的92.8%;学生仍然是全体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占比为30.2%,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占青少年网民的44.7%;其次是非学生群体,占到33.5%。可见作为“科技哺育的一代”,青少年群体年龄虽小,但对网络却有着强烈的敏感与好奇。青少年群体积极通过跟帖、投票、搜索和博客等方式,参与到网络新闻活动中来,把网络变为日益重要、最具活力的信息发布场所。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网络谣言滋生蔓延,严重扰乱了互联网的正常传播秩序,直接对现实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本文拟对青少年网民在网络“谣言惑众”现象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提升青少年网民媒介素养方面提出思路。
提升青少年网民媒介素养的紧迫性我国网络“谣言惑众”事件频繁发生,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矛盾在网络集中爆发、互联网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舆论引导滞后以及网民媒介素养欠缺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网民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主体,人为因素是谣言传播的根本原因,网民媒介素养的培养不容忽视。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和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简言之,是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技术、信息为个人工作、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3]与西方一些国家及港台等地相比,我国大陆对媒介素养教育关注得较晚,造成不少网民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未能学会建立对网络信息的批判接受模式,青少年网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局限,又有较强的表现欲和好奇心,更容易轻信谣言,甚至传谣。2011年10月20日,重庆某大学学生皮某传递“针刺”谣言,本想提醒同学们注意安全,保持警惕,没想到引起许多网友关注并导致社会上不稳定情绪的产生。此类非恶意传播谣言的网民常常追求新鲜有趣,或是为了在社交网站吸引关注,并不明白自己发布的信息经过网络强力传播后,会引发恶果,甚至直到被拘留还茫然不知,反映出部分青少年网民网络伦理道德的缺失以及法律意识的欠缺。另据2011年10月3日新华网报道《孩子节日偷传”黄图”手机色情Wap网站泛滥》的新闻,指出邪教组织和淫秽色情网站正通过手机网络传播不良信息并进行反动宣传,为国家网络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中科院网络信息安全课题组的调查也发现有76个传播淫秽色情等内容的违法网站,每天的独立用户访问量竟然达到1251.4万人次,页面访问量高达6408.5万页。[4]由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成型,行为也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网络媒介对于他们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确立人生观价值观,进而自我定向、自我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大。江泽民同志曾在2000年6月28日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因此,应当把青少年群体作为信息时代网络媒介素养培育的重要对象。
青少年网民媒介素养培育路径塑造青少年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对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判断、评价和选择依据。网络“谣言惑众”现象纷繁复杂,其背后反映的是网民的价值观问题。从网络谣言的制造来看,造谣可视为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包含着心灵与世界(社会)间双向话语投射的过程,是造谣者获得心灵和世界(社会)间相互适应的手段之一[5],如果心灵和世界(社会)间存在着失衡,谣言就会产生;从网络谣言的解释来看,青少年由于性别、家庭和文化背景、需要和情感、立场等有差别,在解释网络信息的意义和蕴含时往往依据的是自己久已形成的价值取向,因而不同的网民对同一事件的解释会有所不同,有人还会曲解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导致谣言的产生;从网络谣言的传播来看,传播者个人的爱憎和希冀常常存在于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实际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他们的价值选择表达。网络的便捷性、隐匿性、开放性和独立性使人们可以匿名发布信息,价值错位在虚拟空间的表现非常明显,有些青少年在网上随意发表不满言论,未经查实就散布谣言的行为就是典型表现,因而青少年网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不仅要有关于谣言的知识性内容,以及识别谣言的方法和技巧,更要有相应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内容。为引导青少年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联系实际向青少年网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从品德教育、人生观、劳动观、金钱观、国情观方面深入开展教育,引导青少年意识到作为一名网民,在享受网络传播的快捷便利和网络言论自由的同时,切不可忘记公民责任,应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和社会公德,自觉规范网络传播行为。
运用传统文化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短,网络道德建设的时间还不长,它的发展需要依托成熟的道德规范。青少年正处于特殊的生理、心理成长期,由于年龄、教育程度、经验和认识水平方面的原因,不少青少年并未养成社会规范意识,更不能用它来自觉规范言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的积淀逐步形成的,其特征是重视道德自律和自我修养。发掘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源,对于培育青少年网民的道德自觉,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一,在网络环境中,身份虚拟、资源共享以及平等互动的特点,使得诚信显得尤为重要。而诚信是儒家的重要伦理道德范畴,孔子把“信”与“恭”“宽”“敏”“惠”并列为“五德”。孟子认为“朋友有信”是朋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儒家诚信思想有助于建立“言而有信”的网络诚信,帮助青少年履行维护网络信用的义务,面对自己不能准确分析判定的社会现象,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做到既不传谣,又不造谣。其二,面对新鲜、刺激的网络信息的诱惑,青少年容易以娱乐、猎奇的心态浏览信息,或是以随意、宣泄的心态发布信息。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要求,即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语言行动符合礼,这有利于教育青少年在网络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场域中保持良好的心态,时刻告诫自己自尊自重,遵守网络纪律。其三,在网络虚拟环境中,人的道德境界最受考验。“慎独”作为儒家对人的内心、情绪进行管理和自律的修养方法,也有利于青少年个体媒介素养的养成,自觉抵御网络谣言的传播。
选择人性化关怀路径。人性化关怀有利于加强青少年网民的传播主体意识和网络道德自律意识。所谓人性化关怀,即认识到人的价值和能力,尊重、关心人,着力创造温馨、和谐、舒适的环境,从而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目前开放的网络已成为对青少年产生持久而深远影响的教育手段和环境,强制性、封闭性的教育方式和过于绝对化、权威化的教育内容,越来越受到青少年的质疑和否定,青少年日益成为道德自主构建的主体性存在。如果简单化地禁止青少年“触网”,反而会增加谣言的神秘性,而且不少青少年网民的反叛心理比较强,对生硬的说教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所以选择人性化关怀路径开展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是当今网络环境下从事教育工作的必然。况且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人,人的发展应是全面、生动、自由的,在青少年网民媒介素养教育中注入人文关怀内涵,是人的本性的内在需求,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诉求,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另外,对于青少年网民而言,由于年龄偏小、社会经验不足,缺乏对网络谣言正确评判的能力,容易被谣言误导。因而对他们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时,在教育的价值定位、目标制定、内容设计和方法实施上更应倾注人性化关怀。应理解并尊重他们,适当满足其网络参与的热情,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适当放手,让青少年在网络参与的实践中逐渐提高识别谣言的意识和能力。与此同时要及时关注并总结青少年上网的兴趣点,多跟他们谈心沟通,适时耐心细致地对青少年网民进行教育引导。
合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开展青少年网民媒介素养培育作为一项综合性素质教育内容,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三者合力的教育链条,发挥教育的整体效应,才能保证教育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首先,学校应当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学校教育具有制度化和持续性的特征,能够使教育理念和内容得到较为稳定的贯彻执行。学校应开设专门课程,或是有意识地将媒介素养教育与其他课程教学以及德育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老师要充分掌握网络知识,主动关注网络发展的新趋势和产生的新事物,多多依托网络平台与学生平等地讨论网络谣言,借以传授辨识谣言的知识。还可以外聘谙熟网络媒介传播规律的媒介专业人员,学校与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帮助青少年增强辨别网络谣言的能力。其次,家庭是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二课堂。据《2011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2011年,中国青少年网民在家里接入互联网的比例为85.8%,在网吧上网的比例下降8.8%至39.3%,家庭已经成为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场所。家长在关注子女学业状况的同时,还要关注其网络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把握其思想动态。要与孩子共同查证及评析网络传言以明辨真伪。最后,社会应配合学校和家庭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媒介机构应做好“把关人”和“社会守望者”,提高谣言评析、舆论引导的能力,及时过滤清理误导和伤害青少年的谣言。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坚决惩治网络传播违规行为,以政策或资金扶持等方式,鼓励、扶持能够为学校和社会大众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机构。通过联合并组织较大的民间社会群体等各方面力量,促进并加强社会协同,形成阻断网络谣言的良性循环局面。
总之,网络“谣言惑众”现象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言,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长期、浩大且复杂的工程,需要以学校为首的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投入。着眼于青少年内在自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着力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培养更具自由、独立思想的现代社会公民必不可少的举措,也是净化网络环境,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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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的途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作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不同的保护哲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以物种为核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另一种是以景观元素为核心和出发点的规划途径。前者首先确定物种,然后根据物种的生态特性来设计景观格局,后者则以各种尺度的景观元素作为保护对象,根据其空间位置和关系设计景观格局。五种空间战略被认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保护核心栖息地、建立缓冲区、构筑廊道、增加景观异质性和引入或恢复栖息地。落实这些空间战略必须首先回答选择什么和在什么地方设计上述景元素的问题。对此,目前尚没有很好的答案。
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 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 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 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 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 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 1991)。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 and 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 1984, Noss and Harris 1986; 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 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 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 Bioge
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 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 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 and Harris 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 of Landscape Compensative 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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