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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够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获得了在世界传播的特性。中国现代性的传媒复兴之路,应当借助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等力量。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现代性;媒介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和数字传播技术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性应当寻求复兴和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均应承担起责任。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
从中国现代性对人类的意义来看,非但不落后,而且更具“现代性”,至少,应该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因素。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基本伦理的一部分。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一种不断更新的文化。艾恺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在儒家独尊以前,各种文化就以外表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型态共同存在。
儒家文化是在不断接受异质文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__等)的挑战并吸收其精华的过程中,丰富、完善自身体系的。也许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强大包容力.才使儒家文化显示出绵延韧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力涉及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论者认为,就人类发展的整体而言,“中国文明的连续模式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西方文明的断裂型发展才是人类历史的特殊现象。”亦即,以儒家文化为基本肌理的中国文化,因其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模式之一。而恢复该模式的活力,保持其延续性理应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互以对方为重”。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上:在自律个体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会规范向度上,是以“礼”为中心的协调方式;在与自然相处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非对抗方式;总体上。“儒教是一种关注人性和把正确的人际关系当做社会基础的哲学。”(尤姆)梁漱溟认为,“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他都不大谈。”这种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精神,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来说.体现出真正具有“现代”的面向。在哈佛学者艾恺看来,西方“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道德上的损失”。
正如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延续一样.中国现代性应当包括中国的现代经验。它是总体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复合体。埃斯勒认为,“20世纪的中国所用的管理方式同两三千年前就出现的思想高度地一致。”这种高度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体制的本土化改造上:“中共领导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下发展一种本土的意识形态,以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决定却为儒家价值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开放了文化的空间。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的种种动荡不安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反而从权力的陷阱、帝国政治体系以及压制性的权威主义这些冒犯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中解放了出来。”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重新释放了儒学的活力,使中国现代性获得了生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并试图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新的内容,在现代的意义上对它作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新诠释.重新认识到其自身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二、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
媒介日益加重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渗透,形成有别于传统地缘和血缘文化的新型文化类别。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这是一种置于启蒙主义理智与非理性对立之外的新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游离于现代/后现代范畴之外,却同样能够塑造人类生活的型态,制造某种新的认同。
这种新的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亲和性。它们同样以一种相似性结构将与自身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物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确立关联。“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传统不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定义人,也不从社会中心、人类中心来定义人。所以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永远要对其异质的东西保持亲和感。儒家传统的智慧就显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特殊命际交互影响中活动、存在而发展的人。”电视转播、数字化影像传播、虚拟社区等非领土化扩张式的传播形式,都可以将那些被人为的社会分类方式区隔开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将“他者”文化带人到家中,带人到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为非现代的,同时又可以被视为真正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以经验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属于人性的本真范畴。
其次,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礼,无以立”、“思无邪”、“兴观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后与统治阶层合流的教化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生体验的感悟,获得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同样.媒介文化在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电视研究时,即提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晚近的研究表明,“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现代化过程提出种种抽象的理性自律条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过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来确立行为标准。“开始时,媒体文化提供的是观众可以认同和效仿的图像和形象。接着。它又通过其角色模型、性别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体性立场等。对某些行为和时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对其他的类型进行贬低和丑化,从而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化和使人适应文化的效应。”只是,儒家教化是一个由“小人”到“圣人”的人格理想化过程;而媒介文化则通过对各种“名流”的推崇,来树立认同对象。
此外,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文化漠视空间,而将时间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历史的沧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国美学的重要质素。这一点同样与当今的非领土化扩张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体验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人与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那种以自然界限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属的方式,显得缺乏合理性,而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将变得更为现实。就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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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
在摆脱危机的历史使命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复杂的媒介文化下,仅仅看到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性复兴,还需要具备亨廷顿和伯杰所谓的“放射物”特性,需要政府与资本的干预,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需要中国大众的参与。
“放射物”是亨廷顿和伯杰分析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概念,指那些能够主导某个区域甚至全球的文化力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要成为文化的放射物,就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我觉悟。它必须了解自己作为传播文化的实体拥有多大的潜力,同时必须了解自己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事某种文化放射的活动或者从事某种文化放射活动的国家.也受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支配,其中如:文化放射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多少劳动力和技术,从美学意义上在当时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它具有多么丰厚的文化资源。”
按照该逻辑,中国现代性如果要成为一种文化放射物,首先应当有充分文化自觉性。它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然后,才是政治、经济、美学、资源等条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认同空间的位置不是财富的函数.甚至也不是所在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函数,而是位置中的变化方向的函数。”
中国现代性能否在未来文化格局中成为放射物,关键在于我们将其引向哪个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围绕大众传媒的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第一。由知识分子重新整理、开掘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性的一面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形式,使之形成符合媒介文化传播特性的文化形态。对内,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对外,使“他者”充分接触该文化。进而认同、接受。其中的关键是重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类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具体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则舍将人与人之关系,化为互为真实存在之伦理关系,亦无道路。而中国社会之重建,其中最重要之事,亦即在对此传统思想中之伦理关系之价值。重新自觉的认取,而加以扩大推广,以使一切人与人之根本关系,皆成一意义之伦理关系。”第二,保持中国强政府强社会的传统。一方面,组织建设政治、经济,使之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保护传媒产业的健康成长,并推动向国外输出产品。第三,传媒产业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将其美学理念融入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形式中。第四,由知识分子、政府和产业三种力量,共同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感。安托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感的刻意建构,必定寄生于更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这种认同感为居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了感情和价值观,这是就某种连续感、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而言的。”’而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借助一些特殊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全方位展现是整个方略的突破口。
四、文化复兴须文化以外之力
东亚国家政府和资本的独特形式及其巨大能量,使世界看到了儒家文化圈层的潜力。实际上。文化建设必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介入。才能真正达到其现实目标。“文化未必非是许多社会里的核心整合机制,‘肩负着将大众整合纳入现代国家重任的’恰恰是‘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而不是文化势力’,‘文化即便其自身是紧密统一的,也不足以完成社会层次行为的一体化’。”
民族认同不仅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家和资本的青睐。“因为它们在那些传统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而且还有一种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的混乱的影响之手段,而后一种方式根本不去怀疑资本主义本身。它们的取向与大部分人(例如在中国就是如此)所感受到的面临文化全球化时对某种民族认同意识的紧迫需要相吻合,这种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技术对本土文化的入侵。后者反过来更加强调作为全球市场策略之组成部分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从而甚至在把所有社会都引入看上去不可抵挡且无穷无尽的市场文化的漩涡时产生出一些种族的和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媒介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不仅需要干预媒介。而且与资本携手。推动媒介的非领土化扩张。
首先。在数字化媒介时代,影视产品的国际贸易和传播为政府干预带来合法性。影视能够产生外部利益,即收看某种类型的国产影视片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缺乏补贴的生产单位可能忽视对社会有益的制作。因此,政府对影视进行干预就取得了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可能由于政府行为的成本超过所获得的利益,导致政府干预的“失败”。使多数干预失去合理化。
在政府干预合法性理论支持下,国家对影视进行干预,促进影视外部利益(externalbenefits)的提升,同时影响利润最大化追求,削减了产业经济效益;当干预达到一定程度,外部利益也因整体产业效益减少;政府不得不减轻干预,重新平衡外部利益和经济效益。当政府对影视的干预行为进一步减轻,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时,经济效益将快速攀升,同时带动外部利益回升。然而,如果政府干预减轻过快。可能造成外部利益的大量损失,进而破坏整体效益。政府这种干预合法化同样适应于其它大众媒介。
互联网络对理性自律个体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颠覆性,同样赋予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互联网络从传播特质上,跨越了国家所设置的自然障碍,为不同国家的民众自由交流创造了可能性。然而。由于数字化媒介自身带有的颠覆质素,质疑一切既有的秩序。使整个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汪洋之中。这样后果有两种:一是媒介帝国主义趁机确立其统治地位,二是本国的民族一国家认同遭受侵蚀。因此。国家必须在媒介的场力中占有一定地位,通过制度化。引导媒介向聚拢认同感发展。
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法律来约束媒介。另一方面依靠媒介产业来实现干预。媒介资本渗透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动力。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为传媒产业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空间,大众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传媒产业提供了消费和人才市场空间。媒介资本的对外扩张是这种强势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然携带着文化的扩张。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向世界施加影响的时候了。”他所提倡的传播主体正是企业。
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推进,大众传媒产业的资本准入越来越高。面对国际传媒产业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而多的媒介组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跨国传媒企业的资本渗透和市场竞争力不仅威胁到产业,而且将携带着强势文化。侵蚀中国人的认同基础。对此,人类学家Marsha11Sahlins的话。颇具意味:“晚期资本主义的2O世纪末有一个最令人惊叹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柔弱的被改造对象。这表明,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找不到足够的金钱来维持传统生活的时候。才会出现大问题。”
传媒生产者应该在传统中寻找经济增长点,并反过来保护传统。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切入点。它不仅仅是民族精神,更是经营理念和民族才智的问题。能否认识到民族一国家统一体,以及如何维护和加强这个统一体的凝聚力,依靠这个统一体去实现经济目标?将是横亘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关隘。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符合媒介资本的利益,同样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人认同的源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中国人走向民族现代性的复兴之路,而且带来自身利益的无限扩张。
中国现代性的复兴还要依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回归与张扬。伯杰认为,“在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最重要使然因素则是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是“士志于道”的精神。余英时认为,这是一种“内向的超越”Onwardtranscendence),即用“道”来“改变世界”,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内向超越给中国知识人带来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两种特征使中国知识分子带有强烈的人世精神,永远不超脱于世俗事务。
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单一化精神,而是与中国文化一样,能够包容多种看似不容的思想。艾恺认为其精神源头在先秦:“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观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方向,是在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但是,一般大众却缺乏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引导。
在经过政治上的压抑、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定位,积极利用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自己的使命感。因为,他们理想在于改变世界。德里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有独立性并最具有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立法者。这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媒介文化日渐彰显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向超越”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力,必将使他们在价值场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像布尔迪厄那样,主动利用大众传媒的特性,将大众文化引导向一个有意义的轨道。在中国现代性复兴中,知识分子必须以其知识的“权力”,为政府的复兴政策提供指向。为产业的复兴发展提供谋略,为大众的复兴共感提供批判资源。
数字化媒介技术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质同构性,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传媒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中国知识分子全球化意识的凸显,
大众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等等都为中国现代性走向全世界,铺垫了一条光明之路11920年代中期,梁漱溟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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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社会整合成为转型社会的重要趋势,大众传播促进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形成,而大力拓展民生新闻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对于强化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促进社会融合和群体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生新闻 互动性 社会整合
随着民生新闻在各地电视台的热播,互动性在电视民生新闻上得到极大应用,确立了电视从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的转变,推动了电视从“我播你看”的单向传播模式向“全民参与”的互动传播模式变革。不过,历经多年发展,电视民生新闻在互动性方面仍有很大不足,缺乏通过节目来促进社会互动、推动社会认同、实现社会整合的能力,现代媒体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是电视民生新闻需要大力拓展的重要领域。
电视民生新闻缺乏深层次互动
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最典型和最频繁的传播格局是一种扩大了的双向关系。”①也就是说,实现传播的互动性,是媒体开展新闻传播活动的最佳状态,也是其努力的方向,因为受众兼具信息接收者、信息反馈者和媒介使用参与者三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效果和价值。
目前在很多地方热播的民生新闻栏目,一方面很重视与观众的互动,另一方面在互动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为增强节目的互动性,很多民生新闻栏目普遍采用各种方式来鼓励受众参与,如采用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网络留言等方式,为观众参与调查、发表观点、报料等提供方便快捷的渠道;举办各种形式的现场活动,接受观众的咨询、投诉,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互动交流;有的栏目还着力培养“群众记者”,征集受众身边的新闻,不断拓宽节目源;还有的栏目举办有奖收视活动,以丰厚的礼品回报锁定节目的观众等。可以说,互动性在电视民生新闻上的普遍应用,使电视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从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回归,即从过去的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交流,使受众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传播活动的主动参与者,使民生新闻栏目日益成为观众表达观点和意见的平台。
然而,民生新闻栏目当前所开展的互动,仍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浅层次互动,在互动的内容、范围、层次上存在很多不足,与受众的期待和需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当下,受众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其心理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希望“通过电视能够满足更多的社会表达和社会参与”,“更愿意把电视看做是实现公民权利、参与社会建构的利器”。②而很多民生新闻栏目开展互动,着眼点仅放在提高收视率、拓宽节目源上,这是一种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功利性目的,并非从搭建各阶层沟通交流平台、提供利益的制度化表达的角度出发,其导致的后果是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在新闻媒体上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空间,传媒也没有能搭建起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精英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的利益表达的协调机制,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分化冲突与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低度分化高度整合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从社会分工、社会分层、系统功能分化三个维度展开,一方面促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过度的分化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隐忧。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在社会成员迅速分化的同时,人际关系日趋功利化,互助意识和情感联系淡化,孤独感和不信任感在普遍滋生,尤其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剧烈的社会分化削弱了他们对社会的认同与凝聚,最终导致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不认同,甚至产生抗拒和排斥,社会的分裂、冲突和矛盾显现,社会离心倾向增长,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整合难度加大。可以说,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行政和意识形态整合急剧弱化、多元化社会形成的形势下,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机制的出现。
当下的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以横向契约关系为主的社会,传播活动促进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形成。③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整合基本上是通过政治诉求与政治力量来实现的,社会整合的基本形式是外在的行政性整合与内在的意识形态诉求,纵向的组织信任和合作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不但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自主性社会,而且生成了基于人的能力和资源基础的多样性社会主体和差异性生活方式,生成了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人际关系模式和社会网络结构,行政的、组织的因素逐渐淡化,市场的、利益的因素不断生长。在这一网络中,社会信任和合作取代了纵向的组织信任与合作,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个体之间要形成社会联系,达成社会信任和合作,首先要依赖于传播活动,因为传播手段和沟通方式在调解社会关系中越来越重要。
传播的社会整合功能不仅依靠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来承担,更依靠由传媒所承载的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传媒在民意整合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比较充分地承担起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等功能。就大众传播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而言,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认为,“在分层化的现代社会中,不大可能出现整体性的社会聚会”,而媒体代表性的再现提供了“对具体的群体交流行为的功能性替代”。④而传媒要在社会分化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承载起社会整合的任务,需要建构大众公共领域,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在现代都市社会,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人们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必须靠社会的制度因素来保证,这其中就包括了通过建构起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使不同阶层的群体拥有表达自己利益的诉求平台,充分享有社会的信息资源。
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便负有两种职能:一是作为政权的“喉舌”,大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这仅仅是政府、政权政治的延伸;二是充当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回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⑤过去人们对媒介功能的认识比较僵化,大众传媒片面强调“喉舌论”和追求商业利益,而作为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功能却很少被提及,公共空间的作用被忽视,这种对传媒功能的片面认识,无疑使传媒为政治、文化、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功能不断强化,权力机构、广告商、强势阶层与媒体“合谋”制造出符合其利益的话语体系,而普通民众与媒体不能形成一种充分互动的关系,无法在媒体市场上建构“公共领域”。事实上,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提供者,可以各方搭建话语诉求的平台,达成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全方位交流和互动,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合作。
民生问题,包括民众基本的生活状态、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和权益保护状况,突出表现在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集中反映了民众的根本利益,也最容易产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媒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构建互动的议题,促使社会矛盾和分歧得到讨论、理解,以便达成共识,减少冲突、解决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在构建社会议题的同时,增加了社会认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整合,无疑能有效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电视民生新闻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以互动性强化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
拓展民生新闻的互动面,不但能进一步增强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参与性和权威性,提升栏目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且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更充分地发挥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为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电视民生新闻应该迅速转换角色,大力拓展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强化媒体与媒体、媒体与社会的多层次社会联系,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为各阶层的社会利益诉求提供互动交流的平台。
电视民生新闻应通过加强媒体与媒体的互动,吸取其他媒体的优势,挖掘和储备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和互动话题。网络的平等、开放、交互、超越地域空间等特征,为人们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充分展开的平台,意见的自由表达扩展到每一个接入互联网的主体,民众的话语权得到充分扩展。因此,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应该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关注,从网络中挖掘和储备有价值的线索和话题。
另外,网络不但在一些重大事件披露的时效性上占据优势,而且通过网民自发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与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通过权威发布和解读等方式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相比,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可。因此,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应该吸取互联网在内容、形式表达上的优点,以老百姓更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传播。
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应该搭建公共的话语平台,加强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为中下阶层提供利益充分表达的渠道,实现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争辩、对话和协商。一些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北京电视台《第七日》的“心疼老百姓,为老百姓说话”、安徽卫视《第一时间》的“寻常巷陌新闻,绘声绘色讲述”、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的“民生视角,本色表达”等新闻理念,表达出栏目的定位和宗旨在于传达民意,营造公共空间。当下中国的弱势群体需要这样的自主表达的渠道和与媒介互动的机会,对于利益的制度化表达,能通过有序化的方式控制利益冲突、消融利益冲突,这是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媒体应该在这方面赋予弱势群体和草根阶层更主动更积极的传播权利。
电视民生新闻栏目还应摆正自身的角色和位置,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这不仅能增强节目的参与性,还能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当前,很多民生新闻报道“破而不立”,对于负面事件的批评很多,却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与媒体在揭露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与政府部门缺少互动不无关系。民生新闻不能“越俎代庖”,在处理一些焦点热点问题时首先应考虑如何与政府联动,以政府或职能部门为主导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抱着锄强扶弱、包打天下的侠客心理亲自去做。2006年10月初,广州市数十亿元的专项维修资金被不良开发商侵吞的问题被曝光,广州有万余名业主拥向各小区开发商追讨专项维修基金,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栏目,在政府、民众、开发商之间搭起互动通道,一方面采访政府主管部门、发展商,如实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另一方面呼吁市民理性应对,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进行维权活动,促使矛盾顺利解决。
当然,电视民生新闻也应谨防为互动而互动,在一些民生节目中,“互动”往往仅被作为一种提高节目好看度的技巧来使用,传媒将焦点放在如何更好地使用技巧上,从表面上看收视率在攀升,受众的需要和趣味得到了满足,但客观上“这种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趣味,是由节目策划人和制作人制作出来的趣味”。⑥这些庸俗的互动话题占据着公共话语平台,损害的是绝大多数受众的利益。
注 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②王雄:《论电视民生新闻在新语境中的自我转型》,《视听界》,2009(4)。
③吕尚彬:《中国大陆报纸转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张福平:《公共空间: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6)。
⑥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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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师资结构问题,是当前制约中国传媒教育发展的重大瓶颈。要解除这一瓶颈,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改革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行灵活的用人制度,同时创新院系文化。与此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延揽业界精英,引进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博士,完善新闻传播院系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业界对于传媒教育的期待。
【关键词】传媒教育师资结构海外人才引进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在信息化时代,传播媒介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媒工作者作为社会的哨兵,不仅履行着报道消息、为民立言的职责,而且在传承文化、社会沟通方面的功能,也是其他社会职业无法替代的。但是随着网络传播的迅猛崛起,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表现与社会期待的落差日益显现,社会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且逐渐由针对媒介本身转向传媒教育界。应该说,舆论界针对传媒教育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传媒的表现最终取决于其从业者,而传媒从业者绝大多数来自于学校,来自于新闻传播院系。追根溯源,传媒业界的弊端与传媒教育的病根息息相关。在此检讨传媒教育,诊视其由来已久的病根,确有必要。愚意以为,当前中国传媒教育发展的病根在于师资结构。正是师资问题,成了制约传媒教育发展的重大瓶颈。
一、师资在传媒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教育之本在于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学生就是老师的复制品,教师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的水平,教师的品质决定了学生的规格,这是学界也是社会的一般常识。所以,作为新闻传媒人才的制造工厂,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建设与发展,首在师资。
建设一流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利于建构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健全完善的课程体系。在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合理的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才产品的品质,知名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区别就在于此。一般而言,一所大学一个院系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师队伍的教育理念直接相关。只有立足于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才有可能保证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的科学性;而先进的教育理念,只会掌握在立于时代潮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人类命运、社会发展和环境需求有着深切感受的教学科研工作者手中。一个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环境变化感应迟钝的人,一个对自己所属领域了解不透的人,即使占据着教师的岗位,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也不可能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
一流的教师队伍还可以通过教学过程,直接影响,进而提升、完善学生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其工作对象就是学生。一个真正的教师,其成就感应该主要来自于其学生的成功,而不是自己的研究发明。在人才养成过程中,学生正是按照老师的模型,亦步亦趋。老师的渊博知识与人格魅力,会吸引学生潜心向学,主动模仿;老师的价值观,会自然地影响到学生的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知与感悟;老师描绘的美好愿景,会成为学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老师在学业上提出的要求,会成为学生课内课外学习,进而完善自我的动力。一个优秀的导师与普通老师所能给予学生成长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优秀的老师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思维活跃,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不仅能够启人心智,点石成金,更能提升学生的道德力量与精神境界;而一个平庸的教师,由于其见识、能力的缺失及道德禀赋的不足,对学生成长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专业能力和道德境界是衡量一所大学、一个院系的办学水平、学生质量的重要指标。
二、国内大学新闻院系师资结构存在的问题
现代传媒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中国传媒教育的发展历史曲折蜿蜒,其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过近30年的发展,传媒教育在中国已经颇具规模,在国家教育部正式注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约九百多个,设立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有四五百所,在校新闻传播类各专业大学生近十五六万人。有十五所大学设有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博士生教育,开设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教育的学校有百所之多。但是,社会对传媒教育的评价并不高,其直接表现是作为其产品的学生,不是那么适销对路,即便是在业界就职学生的表现,也与业界及社会大众的期待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乃在于新闻传播院系根深蒂固的师资问题。
从总的情况看,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专职师资,除极少数“985”大学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国内大学培养的学术型师资为主。而这部分师资,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教师队伍中,绝大部分来自于新闻传播类各专业,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在媒体业界的从业经验,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一路走来,正所谓科班出身,根红苗正。他们受过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系统完整地掌握了新闻传播的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对于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和职业精神是相当有利的。二是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来自于非新闻传播类的其他专业,如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或自然科学相关专业,他们的第一专业虽然不是学习新闻传播学,但因工作需要,从他们独特的学科视角切入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并且运用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新闻传播学的方法相融合。这种队伍结构对于拓展新闻传播研究的新空间,对于打开学生的视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但正是因为上述的师资结构,导致了我国高校传媒教育的封闭性特征,这种封闭性首先表现为与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界的隔绝。国内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中,很少有来自国外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或者在教师队伍中,很少有具备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绝大多数教师为本土生产的清一色硕士、博士,这种学历构成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教师的知识体系、能力结构和思维模式。所以,我们国内的传媒教育视野比较狭窄,对国际传媒教育界的现状及其发展演变趋势的了解不够深入。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下,国内不少新闻传播院系正在逐步加大与国外知名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学术和师生交流力度,但总体而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基本上置身于国际传媒教育与新闻传播学术的主流之外,无法与传媒教育的国际常规接轨。这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质量,影响到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其次,是与新闻传播业界的疏离。传媒教育的基本特点,就是其鲜明的职业指向性。面向新闻传播院系,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信息传播行业,涉及新闻出版、通讯社、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它们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专业人才需求。在这一点上,新闻传播院系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院系是大不相同的。新闻传播院系必须为新闻传播业界度身定制其急需的专业人才,这种专业人才,不仅要有开阔的视野、合理的知识结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科学的理性思维品质,更要有驾驭传播技术、胜任新闻传播全流程各环节的业务能力。前者通过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过程,基本上可以达成,后者则不然。因为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队伍中,从学校到学校的纯学术型教师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兴趣在于对新闻传播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学理探讨,他们擅长的是理性思维而非操作经验,对于业界的最新发展及未来趋势,对于新闻传播的实际技能,却不甚了了。所以在大多数大学校园内,学生们在系统的知识学习之外,难以得到必要的技能训练,学生从校园走出去,面对媒体业界的选择,相对于其他专业毕业的学生,并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可见,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系专业师资结构的弊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社会对新闻教育的负面观感,业界对新闻传播院校的批评,都与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的结构有关。不解决师资队伍的问题,新闻传播院系发展的愿景就会难以实现,社会各界对于媒介及其从业者的期待也会落空。
三、遵循传播规律,建设一流师资
新闻传播院系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是面向业界,延揽一流的业界精英,充任传媒专业核心业务课程的主讲教师。第二是面向国际,引进外国知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优秀博士和教授,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从而实现与传媒教育国际常规的接轨。
延揽业界精英担任传媒专业核心业务课程的主讲教师,事实上是国际传媒教育界的流行做法。在美国大学的传播学院,其核心业务课程大多是由来自业界的具有编辑、记者经历的教师担任,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一般都没有博士学位。这些来自业界的业务课程教师是美国新闻传播院系专业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传媒教育界,早期也十分重视业界精英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就聘请著名报人邵飘萍为高级讲师,担任业务课程的教学。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国内涌现出一批新闻院系,这些院系草创之初,就从业界延揽了一批骨干记者。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汪新源就来自湖北日报,副主任程道才来自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第二任系主任程世寿来自襄阳日报;武汉大学新闻系则从报界、广播电视界请来了罗以澄、胡武、单承芳、刘惠文,其中罗以澄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达十年之久。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是一个从延安走来的老报人,具有深厚的新闻情结。正是他创办的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后来演变成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他在当时做了一个死规定,没有从事新闻实际工作的人不能担任新闻业务课程的主讲教师,这一做法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一直坚持下来。实际上许多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一直保持着这一传统。本世纪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从业界引进高钢、马少华等,其中高钢一度担任该院的院长,后又担任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但是国内绝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在建设师资队伍时,往往忽略了新闻传播专业的特殊性,过于重视学历学位等统计指标,将学术研究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对于业务课程的建设和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师资队伍的来源基本上从学校到学校,博士硕士满座,其专业课程的教学基本上是从理论到理论。仅就知识摄取而言,或者说就学生的理论素养而言,新闻传播院系可以说是基本达标。但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能否适应业界的需求,能否胜任传媒所赋予的业务工作,恐怕还存在着诸多疑问。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融合媒体已成为传媒业界发展的基本趋势,新闻传播操作实务的复杂程度更是远非昔日所能比。在这种情况下,以现有的师资储备,新闻传播院系所能给予学生的技能训练与业界的人才需求相去甚远,这正是当前传媒教育为业界诟病之所在。要解决新闻传播院系师资瓶颈问题,当务之急便是从业界引进具有学术理想的媒体精英,改变目前新闻传播院系师资清一色学术人才的结构,在理论人才与业务精英之间达致一定的均衡,彼此互补。从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在建构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夯实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同时给予学生必要的技能训练,提高学生适应业界需求的能力。
另一方面,鉴于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相对封闭性的环境,其教学组织和学术运作昧于国际大势,教学内容与学术训练难以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接轨,目前新闻传播院系最紧要的就是从国外一流大学新闻传播院系引进教授和高水平的博士,来补充现有的师资队伍。固然新闻传播学,特别是新闻学,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国家不能完全地同日而语。但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新闻传媒作为一个社会职业,也有超越国家、民族乃至意识形态的共同价值和一般规范。也就是说,来自外国一流大学的教授和博士是可以与本土培养、生长起来的教师和谐共生的。在培养传媒所需要的一流人才的共同目标上,海外教授与博士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他们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打开国际视野,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能引导学生以新的视角理性地审视其面临的行业现实和社会环境。除此之外,借助这批海外教授和博士的人脉,还能够进一步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推进合作研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召开学术会议,从而拓展中国当代传媒教育和传播学术的思维空间。
教师是教育之本,传媒教育的发展也依赖于这个根本。当前国内的新闻传播院系,师资之本并不稳固,从而威胁到传媒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固本乃是当务之急。新闻传播院系一方面要延揽业界精英,另一方面则要从国外一流大学传播学院引进教授和优秀博士,改善师资结构,使学术型师资与专业型师资,本土成长的师资与来自海外的师资,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建构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确保传媒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
四、推进配套改革,完善管理机制
如前所述,师资是制约当前中国传媒教育的瓶颈。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是传媒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但是师资队伍建设,本身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是一个引进来的问题,还有一个留不留得下,干得好不好的问题。围绕师资队伍建设,需要对现有的制度体系和院系文化进行大幅度的革新。不然,即使引进了大量的顶尖人才,也难以留下,难以融进既有的院系文化,其结果可想而知。
首先,要改革现有的师资评价体系,对于不同类型的师资,应该实行不同的考核方式。在现有的师资队伍中,既有学术型的,又有专业型的;既有来自业界的业务课程教师,又有来自学界的研究型教师。这不同的师资,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履行着不同的职能,对于其绩效考评理应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自业界的业务课程教师,其职责在于提升、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在课堂内外,围绕着传播过程中不同环节的专业技能的培养,耗费大量的精力,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理论方面的探索;而学术型的教师,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功底,使得他们在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能力,建构学生完善的知识体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果一定要安排他们指导学生的业务实践,那也有强人所难之嫌。不论是哪一类型的教师,在新闻传播院系,只要能够履行岗位职责,都应有发展晋升的空间,其业绩也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分类考核。对业务课程教师,重在考核其专业实践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而学术型教师,则要以其在学术探索方面的贡献作为核心指标。当然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师资,也并非两条互不交叉的平行线,业务课程的教师也要注重自身的理论素养,要致力于传播现象的理性思考;而学术型教师,在学术探索的同时,也要了解媒体运作的实际业务,也要掌握起码的专业技能。这样的要求,对于两类不同来源的师资自身的全面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要实行灵活的人事制度,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传媒院系与其他院系一样,承袭了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在师资建设方面的弊端,师资队伍小而全,而且都是全职正规在册的性质,只进不出,生老病死全包,基本上没有灵活用工,社会上的教学资源无法利用,院系自身也因此背上了巨大的包袱。由于每个新闻传播院系都有固定的编制,如果编制满了,即使是紧缺的岗位、尖端的人才也无法引进。有不少新闻传播院系在业界聘请了一些兼职教授,但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很少有兼职教授担任实际的教学任务。相邻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即便有充沛的师资,限于人事制度的原因,也无法为其他院系所用,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用人制度显然不合理。在这个媒介化社会,在传播技术狂飙突进的时代,传媒教育界应该打破师资管理上的藩篱,摒弃小而全的单一人才所有制,实行灵活的用工制度,在主体是全职正规在编师资的前提下,可以向业界、兄弟院系聘请一批急需的兼职教师,担任特定课程的教学,或者担任学生专业实习的指导老师,其薪酬可以按其付出的劳动量计算。这样既能促进教学资源的有序流动,实现人尽其才,又能提高新闻传播院系的生产效益,保证传媒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再次,要营造进取、创新、和谐的院系文化。新闻传播院系不仅是一个培养传媒专业人才的工厂,更是创新与传承文化的精神共同体。要促进传媒教育的永续发展,保持与发展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传媒人才,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建设院系文化时,有三个关键因素应予注意,那就是进取、创新、和谐。要摒弃保守、因循的心态,弘扬进取、创新的精神,要清除冲突的隐患,营造和谐的氛围。只有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来自不同单位、具有不同背景的多元教师队伍才能和谐共生、与时俱进,从而保证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有序推进。
总之,师资瓶颈是制约当前中国传媒教育的关键。要解除这一瓶颈,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改革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行灵活的用人制度,同时创新院系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延揽业界精英,引进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博士,完善新闻传播院系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从而满足业界对于传媒教育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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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现代企业要较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必须要充分重视传媒在其中的作用。而作为企业的秘书人员,就更加需要了解与利用传媒来为企业盈利。
对于传媒效应,相信无论是企业还是公众都深有体会。市场上的传媒方式有很多种,类似于报纸、杂志、电视、广告、网络、广播等等,我们每天都能从这些传媒中获取很多信息,这些实质上是一种物化了的传媒工具,可以简称为传播活动中的“硬中介”。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交往的密切,传播工具的发明与使用越来越频繁,人类活动的领域得到扩展,社会视野也进一步扩大,交往水平逐渐提高。可以说,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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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环境以及文化传承。
文化也和其他的物质一样,具有向四周扩散的特性。只有被传播的文化才能称为有生命的文化,这是由文化的社会性决定的。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文化的传播必须有载体。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最重要、最高效的载体,能够较为完整的承担文化的主要功能。
新词语以其快速反映社会现实变化的特性,适合了大众传媒及时传递社会信息和反映时代特色的需求,从而成为传媒广为选用的语言成分。传媒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大力推广了其语言载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新词语,使新词语的流传得以加速,变化发展的进程也随之缩短。因此,新词语从诞生到流行折射出了大众传播文化传承功能的得与失。
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媒介强有力的渗透与覆盖,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让语言的创造越来越快。在上述例子中,一个新词的产生与传播几乎是同时的,较之以前的口耳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快速地满足了受众情感表达的需求。
其次,新词的形象与便利性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使语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受众在表达情感时,可以选择简单而形象的词汇。比如上文中的“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网友从这个词的构造出发,赋予了这个词新鲜的含义,随之受到年轻前卫的网民们的追捧。这些为数众多的网民们不仅活跃在网络上,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这样一来,网络语言就可以很轻易地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几乎是“零距离”贴近。所以,不多时“囧”便风行于现实生活,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再次,正是有了大众传播,人们才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其它的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改进并完善自己的文化。比如一些由外文音译来得词汇,晒客(share)指在网上分享信息的人,踹客(try)专指为一些商家试用产品的人,粉丝(fans)即崇拜偶像的群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7年的年度新词呈现出这些特点:一是多字词语占优势,其中三字词语36.61%,四字词语28.35%;二是大量使用词语模类推构词,词族化表现明显,运用较多的类后缀有“族”、“客”、“奴”、“友”、“门”、“吧”、“日”等;三是名词性词语最多,占91.33%;四是构成材料以汉字为主,兼有别样,254个新词语中有13个字母词;五是新词语来源于多个渠道,分布在不同领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生活、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产生的新词语较多,占67.32%。
从以上第四和第五特点可以看到,新词汇覆盖的领域和表现的形式已不局限在本土,大众传播作为文化的载体正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将人类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加快,产生的碰撞也会愈加强烈。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在语言的传播上其所表现出来的失误值得我们去分析改正。
首先,信息传播中有的信息携带着错误的符号,当这些错误符号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受众的行为,使受众的行为标准发生偏离,做出错误的行为。因为网络追求实效快捷,拼音输入法的使用使错别字的流行不可避免,诸如“斑竹(版主)”、“瘟都死(windows)”、“酱紫(这样子)”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网络书写助长了这种错误之风,然后因为某些错词流行面的广泛,就逐步发展为新词汇。
这些因网络产生的大众文化,以快餐的形式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而传统的经典的词汇受众却无暇顾及或者说在逐渐忘却。特别是针对这一代伴随着网络长大的受众,他们对于经典的认识恐怕将大打折扣。
其次,细观新词语,我们发现,大量的词汇来自网络。而最新调查报道,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可以算是大众的精英阶层,但是相较于近10亿其他民众,比重不大。这样问题就来了,由2.53亿网民认可的新词,10亿民众买账吗?不可否认,自从有了网络,各种流行文化以及政策方针能够及时传递到文化精英的视野之中,多少影响到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但是如何对待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除了在媒介中传播外,绝大部分新词在生活中人们同样普遍使用吗?
小编认为,新词语的定型需要传媒的检验,更需要普通大众的检验,毕竟传媒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在现今的中国,网络的普及远不及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因为时尚或者新鲜而流行的词汇要想立足,还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因为,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承方面有导向功能,而没有决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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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20世纪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国际共运也因此跌入谷底。这一事件,使西方主流理论家获得了重述历史的可乘之机,弗郎西斯·福山幸灾乐祸地断言:“我们所正在经历的一切,或许不仅仅是冷战或是一个战后历史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束,而根本上就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处在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已经开始适用于全世界。”①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在美国肤浅的记者那里被成倍地放大为“我们能够回答柏拉图的提问”。这位名叫查尔斯·克劳特哈摩尔的人声称:“自柏拉图时代就困扰着所有研究政治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问题,即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他自己回答说:“几千年来,人们实验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结束这一千年了,因为我们可以确信已经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②但是,福山和这位记者对社会主义的判词显然宣布得太早了。他们不仅遭到了仍处于社会主义政体的中国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同样的怀疑。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理智地回应说:“实际上人们心中仍然忐忑不安。人们自问,是否我们的现在就是历史老人脑中下一个荒谬的念头呢?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拯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完全不可想象。”玛利昂接着指出:“确实,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古老的人类理想的集合体:社会公正,团结与共,解放被压迫者,帮助弱小者,社会主义是不会消失的。”③这样的声音,与西方主流的“历史的终结”或者西方不战自胜的神话,以及在这样的叙事中建构起的趾高气扬的新意识形态相比,显然要冷静和理智得多。
玛利昂对西方主流理论家的回应以及她对社会主义的想象,虽然不能替代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不能因此遮蔽了社会主义已经出现的失误和闻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对人类社会理想的描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怀忧虑和深刻的不信任,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激情时代的回顾和检讨,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
一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国民党政府已经形存实亡;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统一认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对新中国未来的构想,事实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蓝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主要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新中国条件下各阶级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要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属于人民的范畴。第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他根据中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出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接受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精神为建国纲领的政策基础,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同时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纲领还规定了建设新的思想文化的目标,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它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时允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存在。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只有“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胜利,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④这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路线阐释,基本上确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对于刚刚迈入共和国的民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民族和阶级的斗争中,民众理解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是切近并且切实的目标,革命就是翻身解放。但是,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并不熟悉的生活秩序中,社会上的人与事还未形成一个明晰的“分类目录”。因为“政体的分化也意味着一个独特而鲜明的政治行为文化模式的分化,因为旧有的、非专门化的模式要么太含混,要么太具体,不能提出一个政治体系所要求的那类指导。它们或是用先验的意义来束缚政治行为,或者用习惯判断的空洞现实主义压抑它的政治想象。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最普遍的文化导向和最切实可行的‘实用’导向都不足为政治进程提供一个恰当的形象时,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及态度来源的意识形态才开始变得分外重要。”⑤民众作为一个散乱的群体,他们传统秉性是选择自己利益的“代言者”和保护者,并以无言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统治者“代行”。在他们尚不明确如何迈向未来时,普遍的“迷失”就会发生。“面对这种迷失,原来接受的权威、责任及民权目标似乎极为乏力。寻求一个借此对政治难题作出分析,思考及反应的新的符号框架,无论其形式是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君主专制主义、折衷主义,或是各种重建的传统主义(或者更普遍的是,以上几种的混合物),因此就变得极为迫切。”⑥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社会的文化紧张,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地图的同时,也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适应的符号框架,因此也就成为产生新道德和集体主义文化的母体。
这个新的道德首先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平等,而且这一平等的解释始终是面对工农大众的。平等的观念和社会主义对未来的许诺,使初建的共和国如千年盛世般地充溢着社会主义的激情。它也因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时说:“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进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在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比较工业化的国家。”⑦这种巨大的成就不仅为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力量,提高了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个民族带来了自信力和自豪感。社会主义道路的效率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显示了它无可限量的光明未来。因此,有了民族向心力和平等感的广大民众,就不能不认同共产党为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和巩固的根本原因。
经济上的成就,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极为现实的一面,“五年计划”的不断制定,标示了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但毛泽东同时还有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强烈期待,这一期待不仅难以制定像经济现代化的“五年计划”一样的时间表,同时它也是一个不断被修订中的想象。这就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工程一再延宕以至遥遥无期。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总是以“运动”的方式出现的。而每一次运动又总要以“淘汰”部分人作为代价。但是,无论涉及那一领域的运动,民众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运动的对象。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党内官僚、腐化分子、右倾分子、知识权威等,都是在号召者有目的的引导和民众呐喊声中灭亡的。不断的运动不仅实现着“社会主义新人”的进程,同时也不断地刺激、激发了社会主义激情的高涨。民众在高昂的参与情绪中找到了“当家做主”的体验。因此,普通民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与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比较起来,即使到了90年代仍然要强烈得多。当然,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民众那里的认同,不止是对经济平均主义的怀恋,也不止是对虚幻的“当家做主”的怀念,那里既有他们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最初印象和集体记忆,同时也隐含着对已逝岁月远为复杂的想象性建构。在90年代,与迎合怀旧思潮相关的大量“红色文化”印刷读物的出现及影视节目的重放,虽然具有明确无误的商业诉求,但同时也是消费和需求的社会心理基础呼唤出来的。?
二
民众普遍高涨的社会主义激情,不仅与蓬勃发展的现实中国有关,同时也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背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也成功地示范了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可能性。它不仅在欧洲、亚洲引起了争相学习的冲动,而且也同样引起了远在加勒比海的古巴的景仰和热爱。以至于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于1960年12月访苏期间,发表了如下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的言论:“我们在这个国家渡过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个国家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没有一天不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已经胜利了43年以后,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们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苏联的公民,竟没有一个例外,都深刻地了解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有高度的政治修养。这是我们在各地切身体会到的。”在格瓦拉的心目中,“苏联……。使得拉丁美洲各国,即使不是它们的政府,至少是它们的人民,更加明白,真正的新生活正是苏联这个国家才有,并且是从这个国家传播开去的。”⑧格瓦拉6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与10年前中国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如出一辙。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情,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不仅是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同时,苏联文学艺术所建构的苏联形象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称苏联为“老大哥”,年轻人崇拜左姬、舒拉、保尔,以及托尔斯泰以降的所有俄罗斯/苏联的文学艺术巨匠,而且,女青年穿“布拉吉”,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羡慕“集体农庄”和“喝牛奶吃面包”,《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北京美专的学生们在北京街头悬挂起巨大的招贴画,上面写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北海溜冰场上,青年们欢乐地打闹并用俄语大声地交谈。苏联是那一时代无可替代的榜样,以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制定的。但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不为民众所知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的趋势,反而导致了公开的决裂,中苏蜜月终于结束。
社会主义帝国主义阵营的划分,以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对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使不同角落的人民相信苏联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性。两个阵营的划分,不止是社会道路,意识形态的明晰界限,它同时还隐含着具有民族独立屏障的巨大功能。事实上,维护民族的独立性,一直是社会主义激情最具活力的泉源。这不仅是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民众动员的可靠情感话语资源,同时也是在国际共运内部斗争中,在国内获得文化领导权的最具号召力和点燃激情的口号。事实上中共同苏共的分歧早已存在。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着重强调了苏联的教训,并重述了苏共留给中共的不快记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⑨苏共对中共历史上的轻慢以及在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要求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权,在确定双方货币比价时,强行压低人民币比值提高卢布的比价的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国际关系的问题:“苏美1955年在日内瓦和1959年在戴维营的最高级会谈,与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缺乏外交承认形成对照。伴随苏联强调‘和平共处’而来的,是对核时代的战争冒险的警告。这以为着苏联默认美国对台湾的防务义务,它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同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免于最后失败。在南亚,正当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争端爆发为与西藏叛乱相连系的武装冲突时,莫斯科却向新德里求爱。更远一点说,中国自命亚非会议的领导,而苏联则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怀有野心。甚至苏联花相当大的代价获得的缓冲地带东欧,也不是北京不可及的,特别是在1956—1957年,有的东欧国家领导把寻求中国的帮助作为向莫斯科讨价还价的手段。到60年代初,这导致北京公开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对克里姆林宫。”⑩意识形态裂的同时,苏联撤回了全部专家,停止了对华的一切援助,在中国惨遭自然灾害的时候,苏联的这一手段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也同样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反对“修正主义”是那一时代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它从反面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强大的人民共和国的空前热情。
当然,社会主义激情和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普遍存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主义在共和国童年时代的胜利。无论对社会主义中国有多少不同的评价,很少有人对1949—1978年间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发展提出有力的批评。即便有人认为这一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损害或起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数字表明,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1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段取得的成就,是在没有多少外援和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力更生实现的。莫里斯·梅斯纳引用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功能的巨大成就。”莫里斯接着指出:“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杀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12莫里斯的这一劝导,对于我们重新评价曾经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三
社会主义激情,在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这是因为历史的图像没有人能够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时代出版发行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初期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和语言,这些经典的画面和语言用另一种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后中国官方传媒的宣传报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记者李普的电讯稿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参加这个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共30万人。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列满群众和飘扬着红旗的人民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14
1951年10月3日,新华社记者从朝鲜前线发回了一则报道,他报告说:“我国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阵地欢度祖国的国庆节。10月1日,天还没有亮,前线阵地上就沸腾起来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战士,一起床就欢乐地说:‘这时候我的妈妈该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门前去看毛主席了!’许多掩蔽部里,战士们在壁上挂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点多钟,有些单位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便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祝典礼的实况。他们的心情像亲临天安门广场一样的愉快。15
这些报道,都有热烈的场景描写和情绪渲染,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新国家都怀有无比热爱的激情。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人民和“大救星”的关系、战士和祖国的关系,其水乳交融,不能分离,在这样的报道中都给人以出自内心的迸发感。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传播过程中的感染,它所叙述的场景不能说不是客观和真实的,但一经语言的渲染,它便具有了真实场景所不具有的诱惑,它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并在传说中演变为神话。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象征的场所,人们一想起它,就联想到庆典、狂欢、红旗招展、人潮如涌,领袖虽然远在城楼云端,俯瞰着人群招手致意,但人民并不觉得这是距离和等级,仍然会感到幸福,感到领袖和自己在一起并向他发出狂热的欢呼。这就是“广场文化”的魅力所在。“广场文化”不只是对亲临者产生魅力,对不能亲临的人来说,因传说而产生的魅力更会成倍地被放大。在朝鲜战场上,对天安门广场的想念由那位北京籍的志愿军战士说出,就更具有了不同语义:一方面,他的“出身”使他具有了话语的优先权,他的出生地就是天安门的所在地,他言说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一方面,“倾听者”在言说者并非刻意的表达中,调动了更多的想象,而想象的模糊进而演化为神秘和崇拜。因此,话语权利的拥有者和倾听者之间——传播和接受之间,是存在着心理学意义上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
天安门的欢乐场景、翻身农奴欢迎解放军、远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怀念,就是传媒中的社会主义的经典形象。但是,如果说这些形象因其政治意义还多少具有“象征性”的话,那么,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形象,则以更感性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实施。《土地改革法》从颁布实施到1952年,除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部完成。农民参加了斗争地主分田到户的运动。他们焚烧了租约、地契、高利贷,拔掉了地主界碑,丈量的是分给自己的土地。他们领到了土地证,领到了耕牛和农具的同时,也领到了对社会主义无比感戴的心情。8月26日,新华社特派记者报道说,“在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山西太行山区,经过了土地改革和初步的建设工作,广大乡村改变了过去的贫苦面貌,千万个富裕的家庭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报道进一步叙述说:“记者进入山区正值春末夏初的时候,一个农民指着村边的树木说:要是在土地改革以前,现在这时节树上的叶子早被吃光了。但现在在这个所谓青黄不接的季节吃糠咽菜的已经没有。平顺县川底村去年是个歉收的村庄,村上保存着八石义仓粮,准备接济缺粮户,但粮食一直保存到新麦登场,一升粮食都没有借出去。许多农民用下面的谚语来赞美他们今天的伙食:‘早晨金皇后’(一种新推广起来的玉蜀黍),晌午169(一种品种优良的小麦),晚上玻璃秀(一种小米)。这样一个食谱,在过去,在土地改革以前只有占乡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可以享受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简直是不敢想象的。”16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到处是一片升平美好的田园风光,在传媒中得到了突出的表达。
1951年2月,政府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工人开始享受劳动保险。上海国棉12厂的一位62岁的老工人领到保险金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今年62岁了,已经做了50年工,本厂也做了30年。从前工人像当牛马,解放后,样样事情都好了。工人生活也好了。老工人有养老金。这是毛主席领导得来的。我一定在生产上加劲。打倒美帝国主义,保住我们的好日子。”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城里的工人开始用“铁饭碗”吃起并不丰盛的“大锅饭”。17
这些报道并不是个别的。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变革的弥漫性展开,新生事物和新的景象被不断播散开来:“全国日用品价格降低”、“陇海铁路全线修通”、“玉门原油开始东行”、“鄂伦春人第一次看电影”、“我国自制飞机成功”、“上海市最后两辆人力车送交博物馆”、‘解放’牌汽车试制出来”、“向秀丽舍身救工厂”、“西藏木犁即将绝迹”等等。这些消息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带来的都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消息:工业战线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社会主义将以神奇的创造力改变中国的面貌;人力车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等级和身份在新社会的消失;西藏木犁的绝迹所要诉说的是,即便在遥远的边疆,陈旧的生产方式也即将成为过去;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英雄可以以身许国。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消息,不仅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形象,同时,它在不断传播中演变为“人民记忆”。他为人们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才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欢乐。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比现实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激进理想和改变现实的急切诉求。
我们还发现,传媒在塑造社会主义形象的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这种新的言说方式集中地体现在它的修辞方式上。现代修辞学特别注意研究倾听者和读者,它关注语言创作或发生的过程,也关注话语分析或解释过程。它要求通过语境来考察话语,把话语内容看作时间、地点、动机、反映诸要素的综合。按照修辞学派的观点,修辞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言语说服对象并激发或增强人们对某些论点的同意。社会主义的传媒并不回避自己的功利诉求,在实现这些诉求的过程中,包括文学艺术、新闻报道、会议报告、社论等不同文体形式的主流,事实上都在没有宣告的规约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修辞方式。这一方式的来源于中国说来,就是毛泽东文体。但是,毛泽东文体中存在的象征、对比、承诺以及对未来事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和鼓动性,我们在无产阶级导师的经典作品中同样可以读到。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列宁《纪念赫尔岑》)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欧仁·鲍狄埃》)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只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中,类似的表达随处可见。他们的文章充满了澎湃的激情,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现实的肯定和自信,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喜悦。这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也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写作”。这一文体对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无产者和农民阶级来说,无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被这种激情所点燃和激励,于是,他们不仅纷纷参加、追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就随之产生了对革命的认同和献身的冲动。后来,我们在许多不同文体的写作中,特别是在社论、通讯、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新事物、新人物的热情的倡导或诗性的礼赞,这些人与事都被赋予了极其壮丽的情感色彩和崇高意义,它们在传播中又感染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敌对势力的腐朽、堕落、绝望,在对比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1955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记者这样描述了岛上的情形:“我们走进了一个像披瘟疫劫掠过的世界。一只惊慌的猫,突然从我们面前跳过。裸体女人的照片和光头的蒋介石的画像,出现在塌了顶的阴暗的屋角处。在一个拐弯处,我猛然看见在一块白屋墙上画着一个被头散发的女人,她手里捧着一个大酒瓶子。我们从飘飘的白纸堆里,看到有的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残酷的光阴哪,度过了我青春的光阴!’‘是为了实现远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何等的渺茫、苦闷、忧伤、孤岛飘零……到死,可怕,太可怕了!”18?这一景象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传媒受众选择什么,就已经不是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体策略和修辞风格深刻影响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传媒中不断地普泛化。因此社会主义的进步、美好,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前途充满希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形象,就在传媒中被塑造出来。
①②③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4-5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82-83页。
⑤⑥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262页,264页。
⑦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482-483页。
⑧约·拉弗列茨基著《格瓦拉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48-249页。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41页。
⑩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革命的中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507页。
11?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数字,他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国民收入在1958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见该书486页。
12?同上,489页。
13?14?15?16?郭超人《国内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1页,20-21页,22页,6页。
17?《读图时代》第三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6页。
18?同注1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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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的公共性建立在社会的公共性之上,这种公共性不在于媒介传播的广泛性和受众的聚合性,而在于对媒介利用的程度和方式,民主表达是社会民主的第一步。媒介功能与社会公共意志是一个共存体,表现为相互支撑、相互利用、取得共同发展的目的关系。传媒不仅仅单向推动了社会意志表达,社会公共空间结构的转变对传媒也有间接的影响关系。
【关键词】传媒利用;公共空间;社会意志;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健康的民主体系当中,公众所关注的事物是由公民社会的边缘传递到政治的中心地带,以便在此进行审议和讨论,采取合适的行动”。按照这个观点,传媒在这个过程中肩负着这一职责,因为媒介的功能就在于将边缘化的信息引入集中化的通道,或者说是加快信息边缘化向集中化转变的一种催化剂。媒介的公共性建立在社会的公共性之上,这种公共性不在于媒介传播的广泛性和受众的聚合性,而在于对媒介利用的程度和方式。媒介可以被个体利用,这种利用是个体对信息的索取与接受;媒介可以被社会利用,这种利用构建出媒体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呈现着媒介的社会属性。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要想获得自身的权益就意味着要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表达意志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意志汇集的过程。表达分为多个方式和层级,个人人际表达和人群聚合表达的社会信息集中度显然远远低于对媒介的利用,媒介是现代社会将意志集中化表达出来的最有利的实现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传媒技术的不断成熟,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这些传媒不但延伸了人们本身的视觉、听觉等功能,同时也扩大了人们表达的范围,放大了参与社会表达的群体。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感受到传媒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实现社会意志的表达和呈现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意愿。于是,社会意志表达被赋予了更高的期望值,媒介对于社会构建的功能性获得提升。
社会意志表达有多种方式和众多的路径,媒介的社会意志表达是其中的一种。但媒介与其他表达方式的根本区别是非常显著的,媒介使人们更加容易地接触并参与到了社会公共活动之中,不同程度地表达着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态度。对于现代媒介来说,大众传播时代的开始就是从原本只有社会精英阶层表达向社会民众表达的演进过程。媒介被社会精英阶层所利用的比重显然一直高于社会民众对其的利用,社会精英阶层表达的含义大部分在社会意志表达的范畴中。尽管如此,媒介被社会民众更广泛地利用,社会意志表达的结果要优于阶层表达的结果。普利策用“瞭望哨”来比喻媒介对于防范社会风险的社会责任,但“瞭望哨”的建立者不应该只是社会的某个群体,而应是整个社会群体,或是能够代表整体社会意志表达的那些精英阶层。
今天,网络媒介的利用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利用方式,我们将此定义为话语权的转变,其本质是对于媒介利用方式的转变,媒介作为公共品在表达社会意志时从精英阶层扩延到了草根社会。网络之所以成为社会舆论监督的利器,首先得益于民众利用媒介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意志表达,并上升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的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不断完善,人们观念的更新与思想的解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在网络媒介利用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利用传媒进行的民主监督与国家监察部门进行的监督是截然不同的,它是社会民众通过新闻传媒实现的社会监督的有效方式,也是社会意志表达的路径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网络媒介带来的新闻舆论监督推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给予媒介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意志表达更大的自由度。
媒介功能与社会公共意志是一个共存体,表现为相互支撑、相互利用、取得共同发展的目的关系。传媒不仅仅是单向推动了社会意志表达,社会公共空间结构的转变对传媒也有间接的影响关系。传媒要想获得自身的发展,制造传媒自身的影响力,就要争取的受众更多,即提高自己的关注度和社会地位。因为传媒拥有的受众越多,就意味着它的认可度越高,它的社会地位也越高,传媒进而就能够吸引更多的适合自身发展的条件来维持并壮大自己。
传媒的社会功能和传播内在动力决定了媒体在公共关系中对构建社会关系的意义,另外,中国媒体的发展变化中最为明显的是对社会关系构建的重新思考。近十年来,媒体管理理论终于认真地从只研究媒体的社会性转入研究它的经济属性,而在研究它的经济属性时又反过来对公共空间进行再认识。因此,媒介在公共空间中的表达倾向,以社会价值为参照,其根本是社会意志的表达。
传媒只有满足受众的需求才能吸引受众、才能达到扩大自身影响力等目的。在这一动因的推动下,其实传媒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了一种满足社会表达进程需求的公共领域。实际上,这个由传媒制造出来的领域给民众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场所。那么这个场所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早就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个理论,他认为在这个公共领域内,不受种族、民族、文化层次、社会背景的限制,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虽然这一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领域,但是人们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共领域力量的波及。
传媒一直有意识地让自己成为公共领域的“操纵者”,利用对传媒的可操纵性来建立一个看似社会意志表达的公共领域,来吸引更多的受众。传媒尽可能地为每一类读者群体提供相应的内容,不论其阶层、性别、政治、宗教背景如何。它们的报道往往倾向于揭露违反公共利益的事件,尤其是滥用国家权力,犯罪行为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侵权事件,进而把传媒塑造成了为人民利益而无畏的战士和公民利益的捍卫者之类的英雄形象。如此一来,人们更加相信传媒就是能够实现自己意志表达的代理者,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对传媒产生了一种“英雄式崇拜”。传媒的认同感越是强烈,对传媒本身的发展就越有利。传媒也正是通过这种被利用的关系,来提高受众对自己的认同并壮大自己。可以说,这个进程推动了媒体、壮大了媒体,传媒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对社会意志表达的追求。
媒体是在主动与被动中实现社会意志表达的。传媒与社会表达的这种良性互动(互相利用)使得一些重要的民主形式得以实现,同样使得一些传媒得以生存并发展。传媒可能是追逐利益的,但如果失去了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表达,它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将无法立足,其存在的理由也就会消失。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原因导致了传媒不能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推进社会进程。从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逐渐形成起,就已经打破了原始部落时代那种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造成了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平等,致使所有的社会人群不可能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麦克卢汉看来,人类社会将会经历三个阶段:部落时代、非部落化时代和重回部落化时代。这里所提的重回部落化时代是传媒技术在起作用,是发达的传媒技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而不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从表面上看,网络的表达方式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但是人们能否真正回到最初部落时代的那种民主还是一个未知数。原因很简单,就是传媒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个制约即如何表达社会意志,媒介公共空间该如何构建是关键因素之一。
人们认为,由于传媒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使得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全景监狱”式转变成了“共景监狱”式。与“全景监狱”相对,“共景监狱”表现了一种反向的效果,人们不再受到来自“高塔”的监视,而是对其展开凝视。其实不然,福柯所提到的“高塔”是社会管理者,媒介技术的变革削弱了社会管理者的优势。不幸的是,“高塔”的主人却正在变为传媒的管理者,由于传媒与人们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致使传媒仍然处于主动地位。卢因的“把关人”(gatekeeper又称“守门人”)理论认为,传媒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功能。传媒受到高位主体、本位主体和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影响了传媒把关决策的最后结果。因此,传媒要想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递的不对称现象,就要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社会意志。媒体应该尽最大可能去摆脱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尽可能保持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动力。
传媒功能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学界持续不断的话题。传媒有着培养受众的功能,传媒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增强人们对社会的态度,提高人们的社会意识。从积极的角度看,追求社会平衡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传媒作为有力的沟通和信息传播渠道,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为社会意志的表达担负起天赋的使命,必然会在建立平衡、和谐的社会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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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和管理上,打造学生品牌和社会服务品牌,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激励机制,以学生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现代化手段及实践情境创设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学习内容内化为学生自身潜在的内在需求,以实现小潜力的大爆发,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职业教育论文:打造高职传媒品牌。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打造高职传媒品牌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传媒类高职学校面临着重大的教育结构升级,而且,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下,各传媒院校纷纷通过打造品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媒类高职学校的发展。
1.传媒类院校在品牌发展战略上的特性
(1)灵活性。传媒类院校在品牌发展战略上具有灵活性,主要表现在教学模式上,品牌建设要突出教学模式与手段的灵活性,通过个性化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打造学生品牌。
(2)实践性。传媒类院校在品牌发展战略上突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强调与企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就业效率,打造社会服务品牌。
(3)双重性。传媒类院校在品牌发展战略上具有双重性,主要体现在师资建设上,引入“双师”概念,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学历,同时还要具备一定企业一线的工作经历,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打造师资品牌。
(4)能力本位。传媒类院校在品牌发展战略上重视“能力本位”,注重学术能力及实践性,打造学术品牌。
2.传媒类院校在品牌发展战略上的成效
笔者对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浙江横店影视职院等院校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高职院校在品牌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其中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建立了特色学院品牌机制,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上了创建特色,打造品牌的道路。山东传媒职业学院以先进的办学理念实施“立足孝感、引领山东、辐射全国、面向基层、开放办学”的特色品牌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积极实践,进行专业结构调整,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实用人才,社会反响积极。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建设了以“管理参与、教学合作、文化融入”为依托的“融入式”品牌战略。浙江横店影视职院实施了“以育人为本,强化专业技能”的品牌战略,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及社会活动,其在打造品牌方面,获得了社会较高的声誉,在省内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招生形势良好。
1.品牌意识淡薄、品牌效应低
当前,我国传媒类高职学校普遍品牌意识淡薄,认为品牌与院校建设不相干,有的院校虽然具有一定的品牌意识,但是在品牌建设上没有科学的理论及实践基础,往往缺少一定的品牌效应,没有形成社会、市场、学校的联合互动,缺少实效性与科学性。
2.忽视品牌质量,管理不合理
很多传媒类高职学校对品牌概念认识不清,认为学院的品牌就是招生多、办学规模大,只是一味地扩大招生和院区,忽视办学质量的提高。在管理上缺少科学性,教学“软件”资源缺失,缺少品牌的核心价值。
1.打造师资品牌、学生品牌、学术品牌、社会服务品牌
在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高职院校特别是传媒院校应变革办学、教育、管理办法,引入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理念,最终夺得传媒教育市场的制高点,提高品牌意识,打造师资品牌、学生品牌、学术品牌、社会服务品牌。
在办学上突出师资品牌、学术品牌建设,注重对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学生打造传媒之家的校园环境,创设实践情境,使学生置身其中,并充分体验到传媒实践的魅力。强化教师准入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吸引专业教师人才,如有可能将教师准入“门槛”提高,实行具有一定学历而且拥有一至两年传媒行业就业经验的教师准入原则,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与实践能力,将实践与教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提高教学质量,打造本院校强大的师资团队。
在教育和管理上,打造学生品牌和社会服务品牌,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激励机制,以学生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现代化手段及实践情境创设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学习内容内化为学生自身潜在的内在需求,以实现小潜力的大爆发,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管理上采取现代化的管理办法,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实行绩效考核等现代管理模式,注重教师的全方位考核。在考核过程中,不仅要考查教师的专业能力,还要考核其在实践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对于学生管理方面,不仅要对其进行行为约束,更多应给予其温暖与关怀,以学生本位为原则进行管理,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非强制性管理,使学生从内心对学校产生亲近之感及认同。
2.实施品牌化战略,提高社会效益
品牌化战略的实施,一方面,要求院校能够有效利用品牌全面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公信力,形成强大的发展后备力量,为院校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扩大招生通路,提高院校的整体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也能够促使院校提高自己的师资、学术及社会服务能力与水平,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同时,高等院校通过品牌效应获得社会的认可,促进其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市场化而导致盲目经营而产生的一定风险,从而使高职院校在品牌化战略经营的过程得到巨大的收益。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高职传媒院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打造传媒品牌,提高社会公信力与知名度,促进其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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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之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舆论监督是一定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普遍的、共同的意见,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许霆”案和“平顶山天价逃费”案的发生可以说是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典型案例。如广州“许霆案”,从初审被判无期到重审改判五年,两次判决的天壤之别,不能不说是在网络舆论巨大压力下的结果。舆论正左右着司法机关的审判结果,这对司法公正而言,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从分析两者的关系及具体表现入手,从而为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做出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近年来,司法改革是个热点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司法独立更是备受关注。本人认为,尽管司法独立议题较多,方案也很多,但理论界的呼声并未在实务届产生多大的影响。颇受争议的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独立,进而影响到了司法公正,包括正面与负面。下面本人就“许霆案”与“平顶山天价逃费案”引起的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问题,试做浅论。
2010年年底,河南农民时建锋被指控伪造军牌骗免368万多元高速通行费,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处其无期徒刑,引发舆论大哗。随后,平顶山中院启动再审程序,河南省高院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有关人士曾多次公开提及此案是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对再审开庭进行现场直播,体现了司法工作和舆论监督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前几年发生的“许霆案”我们又可以看到,许霆的刑期,从无期到5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历一审,重审程序,完成了两者之间距离的跨越。同样的事实与证据,同一案件,同一法院,一审与重审的结果可谓大相径庭。一种观点以百姓的声音为主,他们认为,许霆刑期的变化,是媒体监督对司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种观点以法学家为主,他们以捍卫司法的独立性为己任,认为媒体干预了司法了,左右了法官的审判,导致了司法的不公正。本人认为,在这一期间,媒体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正当性,又不免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我们司法独立的路途还很遥远。那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且,我国司法机关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开明。2009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法院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确立或肯定了司法报道、评论乃至一般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的基本标准,在观念和制度上都体现了一种进步。
另外,舆论监督在扩大办案效果,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司法人员的廉洁自律,文明办案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媒体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下,司法机关会在每个案件上更加慎重,以引人注目的湖北邓玉娇案为例,正是由于广大媒体及无数网民的持续关注,我们才看到正义的曙光。如果没有媒体对这一个案的监督,“主人公”邓玉娇面临的可能就是另一番不同的境遇。因此,舆论监督确实是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强大的助推器。
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舆论可以扭曲司法,使其改变程序,偏离合法的轨道。如杭州“胡斌案”,胡斌闹市飙车酿成血案的行为引起网民极大公愤,早在法院判决前,舆论已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对其了作了宣判,以至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出来时,网络舆论再次掀起大波,抨击法院量刑过轻、罪名不当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无疑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很多案件的当事人,为了使案件得到更快,更准确的处理,防止暗箱操作,往往会借助媒体舆论去造势,特别是网络。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借助舆论使案件得到关注重视并迅速成功解决的屡见不鲜。一旦新闻媒体介入司法,势必对执法者造成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到法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
首先,现实中司法的不独立。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法院、检察院的级别要低于同级政府,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都是由地方政府供给的。这就注定了司法受制于行政的命运,而我国目前的新闻媒体无不隶属于各级政府,这种与权力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新闻机构很难真正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代表公意对国家和社会生活进行客观公允的监督。某些新闻媒体往往以某一级政府的“喉舌”身份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级政府的意见和看法。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很容易被扭曲,新闻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股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以舆论的压力来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对于某一案件,新闻媒体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处理之前,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定罪和量刑,便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媒体舆论对独立审判的影响进行冷静的反思。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最好在现场报道,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的本质特征则是滞后的、被动的,是在对既存的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对过去所发生事实的一种法律上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程序性、极高的确定性与权威性,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变更。有的媒体对尚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抢先作出定性报道,或发表有明显倾向性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的疑虑甚至谴责。
另外,司法人员与媒体记者素质高低不同。毋庸讳言,当前无论司法人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在政治素质、职业操守、法律知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司法人员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不强。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某些司法人员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之探析论文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而实际也表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两者的关系,不仅仅是各自为政或者非此即彼,而是共同推进法治进程不可或缺且相互支撑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通过立法规范新闻监督,使新闻监督法治化。
首先,维护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坚持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从客观的角度,以还原事实真相的方式来进行报道,仅对事实上的客观性的事件本身经过进行描述,对其是非曲直不进行任何评判。
其次,要完善相关制度。对立法者而言,由于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逐渐形成,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是顺应社会发展状况、适应国际评价的当务之急。对执法者来说,要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理念和作风。对公众和媒体来说,要在强化监督意识的同时,注意行使舆论监督权也要受到限制。
再次,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除了新闻立法,还应从外部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活动的监督和制约。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监管,实现对网络舆论的动态实时监控和对现实媒体报道的定期抽查体系,通过“他律”方式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
(二)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排除立法、行政对司法的干扰,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我国的司法独立也正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司法独立运作行政化,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干预司法现象严重。同时我国的司法独立还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完善司法独立,使司法独立真正的远离立法与行政的干涉,才能使公众更加信任司法,更加相信司法的公正性,从而保持司法的权威,减轻舆论对司法独立不利的一面,保证舆论对司法独立的干扰较小到最少的地步。
(三)提高全民素质,尤其是记者的法律意识舆论是大众立场的评论,因此公民的素质,尤其是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以何种方式来宣泄其对于当前事件的看法。因此加大法务宣传,提高全民的法律知识,扩大司法独立的民意基础,清晰司法独立的专业要求是完全应该实行的一种方式。
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新闻舆论监督干扰司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专门负责法制新闻的记者都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有时记者为了追逐新闻不顾司法活动的规律,或者单纯以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这些都可能引导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最终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是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重要的措施之一。只有新闻工作者有了专业的法学知识,才能了解司法的规律与程序,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四)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
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来说,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制度用来规制舆论监督,因而适当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比方说,1994年8月,国际法学家协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研讨了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系统规范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并最终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准则对审前程序、庭审过程、审判后各个阶段媒体介入司法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总的来看,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在博弈的过程中,规范其行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需要遵循司法规律,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完善的预防、惩罚制度,并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性,建立相应的预防性和惩罚性制度,注意媒体监督介入司法的时间、方式,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对不良后果的救济。
[1]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2.
[2]谭世贵。司法独立问题研究[M].律出版社,2004,3.
[3]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法公正与权利保障[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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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鲜鹏。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监督形态探析[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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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传媒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经营管理意识和人才的缺乏已成为了当前制约传媒机构发展的短板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传媒经营与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各种新型媒介相继出现,媒介竞争日益加剧。从媒介经营管理的角度看,品牌是增加媒介产品附加值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媒介的生存与发展要树立品牌意识,实行媒介品牌战略。只有这样媒介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媒介 经营管理 品牌战略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各种新型媒介相继出现。然而新媒体却不会取代旧媒体而独占市场,因此,各种媒介之间的竞争便日趋激烈而至于白热化。对于每一种媒介而言,如何吸引受众的眼球、如何在日趋激烈的竞争市场上分得一杯羹才是生存的关键所在。那么,一个媒介如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呢?我以为,应该实行“媒介品牌战略”。品牌,才是王牌。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剖析开来认真研究。
首先,何为“媒介品牌战略”? 媒介是否适合实行“品牌战略”呢? 中国著名品牌专家余明阳在他的品牌论里面这样说,“所谓媒介品牌战略就是媒介为了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围绕产品的品牌所制定的一系列长期性、带有根本性的总体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
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知识、信息、技术、品牌、设计等的竞争。技术、品牌、设计等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管理的重点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由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转向知识产权或无形资产———包括技术、品牌和企业形象,管理的主要环节则是物质生产的技术创新和形象设计。对于媒介而言,它不同于普通的企业,在寻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它还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娱乐、教育等等一系列的责任,这就是社会效益。但是无论它的功能如何定位,其生存之道也是要遵循社会生产的竞争规律的,由此看来,“品牌战略”同样适用于媒介。
然而,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企业的经营管理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生产制作经营和市场营销,而是全方位的对媒介资源的有效组合。从媒介产品经营到资本经营,从有形资产经营发展为无形资产的经营。媒介无形资产经营主要包括媒介品牌、媒介形象、传播设计等知识产权的经营,并促使它们转化为现实的可以用货币符号衡量的财富。简而言之,要生存就需要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就是生命。
第二,主打“品牌”的经营管理模式有何特征?它又包涵那些具体内容呢?
媒介品牌战略是针对媒介发展提出来的管理理念,媒介管理者必须掌握媒介品牌战略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的实施品牌战略。寻找新客户、维持老客户,这是品牌战略的任务,也是品牌战略成功的关键,即维持消费者的核心价值地位,提高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具体来说,媒体品牌战略具有以下特点:
(1)整体性。品牌战略是媒介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而采取的一种竞争手段。这种竞争手段不是解决片面的、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性问题,是媒介公司的系统问题。品牌战略的制定要从长远角度看问题,把各方面的因素制和关系加以综合考虑,注重总体的协调和控制,将整体功能发挥最大。
(2)长期性。品牌战略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媒介公司在树立品牌时,注重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近期的利益,而是品牌的长期生存大计。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媒介需要发掘、培育、宣传、树立和扩大品牌的价值及最终维持品牌价值。
(3)系统性。品牌战略的长期性决定了它具有系统性。只有对品牌进行系统的操作,才能使其走的更远。品牌战略的系统性包括了品牌的创造、宣传、发展、维护、消退等一系列环节。而系统内的各个环节与过程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并可以转化和连接。
(4)指向性。由于品牌战略是站在全局高度制定宏观总体规划,从而决定了其对下属的各种具体措施和活动计划具有指向作用。在规划实施期内,所有的具体行动均要与品牌战略的总体要求一致,如有背离,须及时调整。
(5)创新性。制定品牌战略是一个创新过程,每一个媒介自身条件都不同。媒介树立品牌时,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准确无误地选择和确定自己的经营目标。创造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出奇制胜,才能起到引领作用。一个媒介如果采取简单模仿竞争对手的做法,跟着竞争对手行动,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就会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可能赢得市场竞争的最终胜利。
(6)社会性。媒介具有传播信息、宣传文化知识等功能,而品牌媒介更具有广泛和深入的社会传播效果,能够影响和左右社会舆论,引领社会思潮。品牌媒介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在制定媒介品牌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到品牌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媒介品牌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创立和发展媒介品牌。品牌往往是媒介实力和竞争力的象征。一个媒介品牌栏目、品牌节目、品牌专栏等的多少、强弱,往往反映该媒介实力和竞争力的强弱和大小。因此,媒介品牌战略归根到底,必然要形成品牌战略。媒介实施品牌战略主要包括这么几点:质量战略、创新战略、广告战略、市场战略、人才战略。
品牌在媒介运营中的意义和价值非同寻常,每个媒体都需要强化品牌意识,重视品牌的建构和经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媒介应当如何建立、经营管理自己的品牌呢?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凌昊莹总结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媒介品牌的核心价值;第二,规划品牌媒介管理系统;第三,提高市场渗透度,吸引潜在顾客,赢得有价值的消费者;第四,维护品牌忠诚度。
了解了这些,前文所提到的观点便具有了一定的实际意义,而“媒介品牌战略”也显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了。
总结来看,媒介市场经济的发展好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媒介品牌战略的成熟,品牌竞争将市场经济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未来的媒介市场必将是名牌的天下。品牌不仅是媒介市场营销的锐利武器,是一个媒介经营管理实力的代表,也是媒介市场经济成熟度的一项指标,是一项具有战略价值的经济资源。
[参考文献]
[1]薛可,余明阳主编《媒体品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凌昊莹《媒介经营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5月
[3]支庭荣《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于此同时,多种多媒体如手机、宽带迅速发展,使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基本进入了,信息极度丰富,渠道极为多元的“丰饶经济”时代。以“丰饶经济”为基础,中国的市场将进入“长尾经济”的时代,当然也包括中国电影市场。
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有卖,都会有人买。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 相比,甚至更大。
“长尾市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非热卖品,即在这个市场上经营的产品都属非热卖品,它不是以满足大众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个性为目的。2、单一特征的商品市场窄。在这个市场上,任何单一商品的市场都很窄,因为它只用来满足某种个性化偏好的小部分消费者,但许多不同单一特征的商品却汇聚成一个大市场。3、品种繁多,即处于(1)“丰饶经济”状态,各种特征的商品数量繁多。在过去,企业都是集中全部资源开发“大头市场”,那是因为过去行业供给未达到饱和。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的生产能力开始过剩,于是在这个“大头市场”上开始出现了过度竞争,“大头”市场价值潜力渐失,相反,“长尾市场”在新的商业运营环境中的潜力日益明显,因此开发“长尾市场”是互联网商业运营模式的必然。
分析长尾市场的特征并将其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实际相联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影产业其实存在巨大的长尾市场。首先是非热卖品。中国每年的电影产量超过500部,其中只有很少的十几部热门的大片,剩下的则大多票房惨淡。这些票房稀少的小制作电影正属于非热卖品这一类。第二,单一特征的商品市场窄。中国的一些小制作、低成本电影,难以博得大众的认可,但是足以满足一小部分消费者的个性化偏好。而且,这些各种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电影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一个很大的市场。第三,品种繁多。中国已经进入“丰饶经济”时代,人民的文化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消费能力得到提升,更多不同类型的电影也被生产出来,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由此看来,中国的电影市场完全符长尾市场的特征。对长尾市场的开拓将会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关键,也是决定电影公司商业化运营的成败的关键。
欧美的一些电影公司已经认识到了长尾市场的重要性,并将这部分市场作为公司的重要盈利手段。加拿大狮门电影公司就很好的把握住了长尾市场,在电影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狮门公司取得成功的要诀有两个方面——偏门加长尾。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长尾理论”的成功应用。
首先是“偏门”,顾名思义,就是拍一些非主流的,禁忌话题的电影。比如《电锯惊魂》、《撞车》、《华氏911》之类电影就涉及恐怖、种族歧视、政治调侃等话题。之所以称这类电影为偏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能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但是这些电影却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个性化需求,占领着部分市场,同样可以为公司带来不菲的票房收入。
再者是“长尾”。美国电影市场一项充斥着大制作电影,宏大的场面,完美的特技效果,令人赏心悦目的演员。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当然,很多的大片都取得了成功,拿下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但是再减去所有的成本,利润似乎也寥寥无几。无数大片充斥荧屏,给观众带来了审美疲劳,一些大片的票房依然惨淡。大片制作的高成本也带来了高风险,一些实力不强的电影公司。
(2)只要有一部大片失败,就要关门大吉了。狮门电影独具慧眼,发现了小制作电影的市场。狮门通过自制小成本电影,收购小电影公司,进军家庭影碟业务等手段,建立了自己影片储存库。这个仓库相当于是将一众长尾市场结合起来的平台,无数的小市场在这里连结成为了一个相当大的市场,这一市场完全可以与主流电影市场相抗衡,同时也为狮门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总结狮门电影的经验,小制作、小成本的电影,虽然单个的票房难以与大片相提并论,但是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将这一部分市场加以联合,就可以形成一个可以与主流市场相匹敌的大市场。
在“丰饶经济”时代,“分众传播”的发展日新月异,“分众传播”更加注重差异和尊重个体的喜好,受众的个人偏好和对自我个性的展现更加受到重视。过去我们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少数“热门”大片上,但是现在,一枝独秀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电影的储存成本越发低廉,传输渠道更加方便快捷的情况下,数量巨大、内容多元的“冷门”电影终于有了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成为我们的消费选择。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迅速的发展,一大批新锐导演迅速涌现,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构思奇特、思想先进的小制作电影,这些电影形成了中国电影的长尾市场。这些市场的整合需要一个平台,互联网、手机媒体等等都可以作为这样一个平台,将无数的小市场整合成为一个大市场。
中国电影的发展肯定不能仅仅靠那么几部大片,毕竟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小制作电影组成的长尾。中国的大电影制作和营销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但是小制作电影的长尾市场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长尾理论”为开发这几百部电影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但是如何转化为现实中的真正商机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除了受到自身艺术质量制约之外,盗版和非法网络下载成为开发长尾的最大障碍。如何利用新媒体所搭建的平台,加强对长尾电影的营销,是中国电影面临的问题。
一、 广建数字院线,开发潜在市场
数字电影相对于胶片拷贝来说成本较低,数字院线的广泛推广有利于降低票价,吸引更多的观众。中国院线数量偏少,加上几部大片所占用的放映时间,小制作电影的放映时间受到挤压。增设院线,可以给小成本电影更多的机会。
对于小成本电影其实还有很多未被开发的潜在市场,比如说大学生的市场。相对于其他观影群体,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有较为充沛的观影时间。这些特质决定了大学生不仅会对主流大片感兴趣,也会对一些小成本影片感兴趣。针对大学生群体,可以使用优惠票价、月票、季票、年票等方式进行销售,或是提供捆绑的套餐服务,将热门影片与小制作电影捆绑销售。
二、 电视平台的营销推广
在众多的电视频道中,一些频道主要向受众播放电影,如央视的CCTV-6。这类频道为观众提供免费的电影播放服务,深受大众欢迎。在我国,电视的普及率极高,如今数字电视的普及更为多个电影播放类频道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对于小制作电影,与这些频道合作是绝好的扩展价值链的机会,数以亿计的观众的消费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三、 开展网络在线点播服务
随着IPTV的发展,网络点播服务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在IPTV所能提供的点播节目中,电影类最受欢迎。但是目前这个庞大的市场对于这个电影行业的贡献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能对电影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管理,网络点播服务也必将成为低成本电影的重要盈利手段之一。
四、 手机媒体营销
手机已经在中国普及,而且现在的手机功能也愈加丰富,视频播放已经成为一部手机的必备功能之一。小制作电影可以尝试与电信营销商合作,向他们提供视频,由他们向用户推广,获取利益。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接收到这些影片,方便了人们随时随地进行观赏。电影公司和电信营销商也可实现双赢。
五、 多样化的宣传方式
小制作电影没有实力去进行打规模的广告轰炸,定时、定点、定向的广告投放才是明智的。其实广告宣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没有必要局限在一个范围内。比如存在于楼宇、电梯、公交、火车、机场等地点的视频播放装置,就是小成本电影投放广告的好地方。而且,这些地点的受众,除了这些视频外没有别的娱乐方式,宣传效果可以得到保证。此外,网络也是一个廉价的宣传平台。网络具有传播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等特点。同时网络也是年轻一代比较喜欢的传播方式。因此一些拥有先锋创意的影片在网络上宣传,往往可以得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电影产业从整体看来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在民众文化需求不断上升的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前景是一片光明的。作为行业的一条长尾的无数低成本、小制作影片,更加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希望。如今,这条长尾还没有的到完全的开发,但是我相信,在媒体传播分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电影产业的长尾化发展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趋势,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必然。
参考文献
(1)丰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bundance)。或叫富足经济学,是《连线》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挂在嘴边的词汇。自从他写了《长尾理论》之后,更把丰饶经济学当作发现长尾的基础。在他看来,从传统意义上去理解经济,是对生产资料和稀缺资源的整合分配。谁能捕捉到匮乏资源便成为赢家。现在,在互联网上当我们能够通过一个成本几乎不计的工具来创造价值时,这无以数计的生产者们的劳动成果——数字"物资'造就了一个"丰饶经济"。数字时代的“丰饶经济学”。当用户/消费者面对无限的选择时,真正想要的东西和想要取得的管道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套崭新的商业模式也跟着崛起.在数字化世界里,匮乏是不存在的。
(2)《狮门电影——偏门加长尾的胜利》 陈璧欣, 陈纬豪, 陈从愿, 关礼健, 马敏成, 麦俊康 《深圳特区科技》200(1)
(3)《新媒体开启电影市场的"长尾"时代》 司若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当代电影》2008(2)
(4)《长尾市场商业运营模式》卜华白衡阳师范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 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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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行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新媒体行业发展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新的市场形势下要求新媒体行业的财务管理活动日趋科学规范,财务风险作为财务管理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愈发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光线传媒财务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公司背景
光线传媒(ENLIGHT MEDIA)成立于1998年,经过十年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传媒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和电视剧公司之一。光线(控股)由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线传媒)、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简称光线影业)两个独立运营的公司组成。光线传媒的定位是中国最大的多媒体视频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
光线是国内最大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涵盖娱乐资讯、综艺节目和生活类节目;拥有全国最大的地面电视节目联播网,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级以上城市,更有上百个城市频道每日在黄金时间连续播出;他是国内最大的演艺活动公司之一;中国娱乐整合营销的先行者。 光线聚焦娱乐领域,见证了中国娱乐界的变幻风云,成为影视音乐作品、明星和娱乐事件首选的信息传播平台和对中国娱乐界影响最大的民营公司。
光线也是国内重要的电视剧制作和营销公司,未来将向全新的电视剧发行平台发展。公司正在打造新型艺人经纪公司,在主持人领域首屈一指。
光线的娱乐内容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和经营,内容的策划、制作、包装、发行、广告和增值业务等各个环节,专业分工、环环相扣,加上强势的品牌影响力和资源共享的内容协同效应,使光线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保持稳定的质量。而发行网络的不断扩大和整合营销手段的不断丰富,使节目内容价值实现最大化。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视节目和影视剧的投资制作和发行业务。电视节目包括常规电视栏目和在电视台播出的演艺活动。演艺活动一般在电视台播出,属于特殊类型的电视节目。电视栏目、演艺活动和影视剧是公司的三大传媒内容产品。电视栏目和演艺活动是自主制作发行,通过节目版权销售或广告营销的方式实现收入;影视剧主要是投资和发行,少量参与制作,其中,又以电影的投资发行为主,收入主要包括电影票房分账收入、电视剧播映权收入、音像版权等非影院渠道收入和衍生产品(贴片广告等)收入。
二、案例内容 公司是由北京光线传媒有限公司(原名北京光线广告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4月24日,北京光线广告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2001年5月18日,光线广告的注册资本由50 万元增至100万元。2003年2月17日,光线广告的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至300万元。2003年4月10日,公司名称由“北京光线广告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光线传媒有限公司”。
2003年10月20日,光线传媒吸收合并北京光线电视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增至500万元。2009年8月7日,光线传媒依法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截至2009年6月30日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84,729,141.62元按照1.0756:1的比例折成78,772,5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注册资本为78,772,500元,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2009 年9 月1 日,公司注册资本由78,772,500 元增至82,200,000 元。
从2006年起,在制作电视节目的同时,光线传媒就开始初涉活动业务,并在 2008 年实 现了利润率 200%的提升。据了解,光线传媒的电视业务让其拥有明星资源、媒体资源和客户资源。而就活动而言,全国每年将有 50 亿元的市场总额。
(一)光线传媒盈利情况分析
(二)光线传媒财务管理情况
(1)光线通过华友借壳上市
光线传媒一直谨慎的寻求上市机会,2007年11月19日,经过了多方权衡,选择了与华友世纪的合作,采用以股价为依托的新型合作模式。2008年3月华友世纪与光线传媒都同意,终止双方在07年11月19日宣布的商业合并。中止合并的原因是双方商业战略存在分歧,合并不符合双方各自的利益。光线的借壳上市就此失败。
(2)独立上市
借壳上市失败后,光线开始了独立上市的道路。2008年,王长田称:“公司计划通过私人配售方式售出10%的股权,融资规模为一亿元人民币,此外,公司还寻求在未来两年中在国内上市。他还称,公司还将通过国内首次公开募股(IPO)筹资至少人民币4亿—5亿元,以发展公司核心的电视节目制作业务。光线决定A股上市到目前为止,距离光线上市已经越来越近了。
(3)多元化的资本经营
2005年以前,电视内容收入几乎相当于光线的全部收入,据光线提供的数据,2008年光线全年收入为4个亿,其中电视内容制作占40%,影业、活动的收入均上升到20%左右,剩下的收入来自新媒体、艺人经纪等较小的业务模块。现在光线的产业收入更趋合理。
(4)光线传媒的盈利模式
将它制作的节目提供给各个城市的主要电视台播放,换取相应的广告时间。光线传媒有自己的一套流水线作业模式,从节目策划,到制作,到包装、发行、广告,以及后节目产品开发,一共六大环节。王长田曾这样回答光线盈利问题:以生产工业产品的态度来对待娱乐节目产品,以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来保证创意从产生到执行到收益的全过程。
(5)加强资本经营
资本经营是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手段。资金的匮乏严重影响了民营公司的业务扩展和竞争实力的提升,与国外资本联合或者上市融资成为未来民营电视公司发展的一大趋势。光线传媒采用保守稳健的财务制度并且进行经常性的外部审计,企业上市。
三、思路分析
(一)光线传媒进行资本运营的必要性
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营,它对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经济规模、降低风险、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光线传媒应该为公司将来长远发展考虑,进行资本运营。
1、光线传媒进行资本运营是做大做强,实现快速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光线传媒资本运营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光线要想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超常规发展,突破传统的内涵式经营圈子,进行外延式经营,以寻求更大的产品市场空间,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就需要筹集大量的优质资本,进行资本运营正是光线筹集资金,实现资本增值,达到规模经营的最有效的途径。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为企业资本运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光线传媒进行资本运营是实现多元化经营,降低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传统的企业生产经营一般都是进行单一产业运作。经营的风险具有单向性,不利于企业风险的分散。而资本运营通过资本化资产的转让、出售、对不同有价证券的投资等各种方式,实现企业资本的多样化投资组合,将企业的非系统风险全部分散,只留下企业的系统风险。所以,光线传媒通过进行资本运营,可以降低非系统风险,降低公司风险,达到盈利的目的。
3、光线传媒进行资本运营是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资本运营是通过资本不断的流向报酬率高的部门、企业和产品上,而获得资本的不断增值契机。如果企业生产的某种产品不能够适应市场需求,不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那么企业就要将投资到该产品的资本与这种产品载体相分离,而裂变到其他名优和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载体上,使产品结构改进和优化。只有通过对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才能使企业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配置,提升核心竞争力。
4、光线传媒进行资本运营是盘活存量资本,增强资本流动性的重要举措
光线传媒资本的流动与周转是增值的必要条件,存量资是企业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本,不会给企业带来增值,是企业最大的资产流失。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后优势企业通过并购一些劣势企业而得到发展,而劣势企业的闲置设备、厂房、土地等资源又能得到充分利用,使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合理优化与配置。因此企业应减少资本在生产流通领域里各个环节的停顿时间与数量,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
5、光线传媒进行资本运营会引起企业的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光线内部的重组整合与外部的收购兼并必然产生新的企业管理层、管理理念及新的管理
模式。这种新的管理体系必须要与企业的运作相结合,才能进企业向前发展。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形成的新管理水平而不是原来管理水平的简单叠加。新产生的管理水平更符合整合后企业的生产运转,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光线传媒资本运作的特点
1、把握时机,先人一步全国乃至世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之际,光线传媒应运而生,不仅凭借对电影市场敏锐的嗅觉,对借力资本市场的探索也是光线传媒成功的关键。纵观光线传媒的融资之路,其采用的融资方法多数为股权融资,即以出让公司股份来换取资金用以发展。当国有电影制品厂还在拿着国家财政补贴制作电影,民营影视公司总是为资金犯愁时,光线采用了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了资金瓶颈问题,公司业务蓬勃发展。从2003年光线传媒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开始,光线便走上了一条融资发展的光明大道。
2、国外电影公司的经验与帮助光线传媒与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合作,不仅使光线对于影片的制作技术有了提高,还让光线传媒意识到融资发展的重要作用,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成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思想。
3、股权回购,掌控公司发展
从光线传媒的融资历程来看,不难发现王长田对于公司的股权把握相当谨慎,只要有新的投资人进来,他们都会回购之前投资方的股份,所以表面上看光线传媒融资金额大幅增加,理应被稀释的股权在王长田兄弟的把控下自然会增加。这样一来,公司的发展才会按照王长田的意愿走下去,否则,光线传媒很有可能在融资的过程中由于股权比例问题而导致公司发展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破产。
4、融资资金用途明确
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虽然是扮演主动角色,但实际上还是有投资人决定融资是否成功,所以公司每次融资的资金用途和规划非常重要,这也是光线传媒能够多次成功融资的原因:公司发展目标明确,前景良好,等于潜在承诺投入一定会大于回报,光线传媒向投资方逐渐证明这一点,继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融资信誉品牌。 (三)光线传媒财务分析
1、企业营运能力分析 指标 存货周转率 固定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股东权益周转率
2013年 0.1859 1.447 0.113 0.0871 0.1386
2012年 0.6133 5.6909 0.314 0.2419 0.3066
差异 -0.4274 -4.2439 -0.201 -0.1548 -0.168
由表可知,光线传媒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流动资产周转速度下降的影响。流动资产周转率下降,是由流动资产垫支周转速度下降和成本收入率下降导致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下降,主要是产销率提高的原因。企业的营运能力分析有利于评价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利用价值和潜力。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指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产权比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资产负债率
2013年 1.8769 1.374 0.7106 0.5339 0.4128
2012年 3.988 2.703 0.2217 1.3191 0.1798
差异 -2.1111 -1.329 0.4889 -0.7852 0.233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从短期上看,光线公司2013年的流动比率<2,企业的偿付能力低,企业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大,安全程度低。与2012年的3.988相比下降2.1111,下降非常明显,应引起企业的注意。速动比率的一般标准是1:1,2012年的速动比率是2.703,2013年是1.374,相比较2013年较好。从长期上看,资产负债率越大,说明企业的债务负担越重。2013年资产负债率为0.4128,2012年增强0.233,公司的偿债能力下降了,但未超过100%,表明企业还未达到资产警戒线。产权比率2013年为0.7106,较2012年高0.4889。总之,以上各种指标都说明企业的偿债能力下降,值得企业注意。
3、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固定资产增长率 股东权益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
2013年 40.9167 -19.4057 49.0581 156.2156 8.0123 -29.4373
2012年 -10.7374 26.537 6.6458 94.0922 6.6424 21.594
从表可以看出,光线公司股东权益增长率不断增加,说明公司近几年净资产规模不断增长,而且其增长幅度也不断加大。公司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为负数,但是固定资产增长率明显偏高,可见,2013年公司主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较大。
4、现金流量表分析
现金流量水平分析表
指标(万元)
2013-3-3
1
2012-9-30
增减额
增减度
经营现金流入小计 20749.27 78753.69
-58004.4
2
-62559.3
5 4554.94 -0.01 -19507.0
2
19507.01
-6585.47 50821.47
-0.73653
经营现金流出小计 34798.67 -14049.3
9 0.06 7078.36 -7078.3 44236 134.53 44101.47
22973.78
97358.02 -0.64257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现金流入小计 投资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现金流入小计 筹资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现金流量净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由上表可以看出:
-18604.33
0.07 26585.38 -26585.31 ——
6720 -6720
-0.24483 -0.14286 -0.73375 -0.73375
-0.97998 -7.56272
-1.44257
-51909.65 74883.43
(1)2013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现金流出14,049.39万元,比半年前下降64.25%,究其原因主要是本季度公司收到的电影片的分账款较半年前减少;根据公司2013年业务计划对影视剧投入增加;支付的各项税费,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增加;投入运营的影院数量增加。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额:2013年一季度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 101.47万元,比半年前下降756.27%,主要是因为公司报告期内新增贷款14,356万元;发行2013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30,000万元;支付贷款利息所致。
为挽救2013年现金流量严重下降的状况,光线传媒公司要加强影视剧及艺人经纪服务业务的开发和管理,加深业务领域的扩展,持续巩固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具体举措主要有:
公司主要通过提高优秀影视剧作品产量和增加知名签约艺人数量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影视剧业务和艺人经纪业务上的优势。充分发挥电影,电视和艺人经纪之间的业务协同效应,以资本运作为支撑,加快多层次,跨媒体,跨地区方向的扩张。
凭借雄厚的品牌优势, 管理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积极延伸产业价值链,拓展包括影院放映业务,影院广告业务,品牌授权业务等影视娱乐相关业务。
公司将通过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提高员工素质,改善人才结构组建一支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梯队人才队伍。 四、案例启示
光线传媒在资本市场上并非只有发行股票筹资这一个渠道,若符合一定条件还可以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吸纳公众资金,有利于合理并及时地调整公司资本结构。另外,目前的光线传媒依然在开拓新的业务版图,仍处于成长期,资本市场能够为光线传媒评估自身价值和资本市场上其他企业的价值提供参考数据,便于公司未来的兼并重组等事宜。最后,由于国内股市并非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资本市场,从光线传媒上市前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盛况空前的现场推介会来看,本来就带有浓厚“娱乐”色彩,极善于制造新闻点、吸引公众眼球的光线传媒,应该会将公司信息透明化的压力转换为提高公司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动力,实现公司股价和品牌的共赢。
推此及彼,由于资本市场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会有更多像光线传媒这样的传媒公司加入进来,这样行业的市场份额就会不断扩大,产业链也会更加完整,随着兼并重组的深入,肯定会形成若干个大型传媒集团,集中优势力量,使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
公司规模迅速地扩大主要是通过股权融资和股权回购的资本运营方式实现的,光线传媒通过私募资金来扩大企业的经济基础,又利用雄厚资金进行并购,使得其产业链条越发完善和坚实。
针对电影电视行业资金回笼周期较长弹性较大等特点,光线传媒建立了国内领先的“影视娱乐业工业化运作体系”,包括“收益评估+预算控制+资金回笼”为主线的综合性财务管理模块,强调专业分工的“事业部+工作室”的弹性运营管理模块以及强调“营销与创作紧密结合”的创作与营销管理模块,也正是运用了这种比较先进的市场化管理方式,使得光线从2007年开始经营业绩大幅度提高。
它的成长路径和运营模式反映出了影视传媒企业从小到大, 不断做强的发展轨迹。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娴熟的人才运用、完整的产业链构成使得光线传媒在国内影视传媒业纵横捭阖、名震四方,在公司业绩上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娱乐圈的焦点、业界的宠儿、民营影视娱乐公司中的典范和领跑者。
(一)光线传媒资本运营的成功的三要素
1、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将资本驯服为企业的工具。无论是首次引入太合集团,还是最后引入分众,光线都巧妙地选择和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始终控股50%以上,充分保证了对企业的主动权,避免了王志东式的悲剧结局。
2、将引入的资本额始终控制在企业发展的预期之中,既保持充足的来源,又不至于使企业最后被资本拖累,无退出的能力。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在于能进不能退,最典型的就是德隆,其引入的资本,远远大于其企业的"本金".最后,资本如泰山压顶,企业无法抗击重压,逐步走向灭亡。
3、其本身的业绩良好。资本之于投资机构与企业,意义是不同的,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永远只是一个助推器,而非企业根本,任何企业,都必须立足实业,不能为资本而资本,更不能把资本当作救命稻草。天助者,人助之,这句话更像是说明资本与实业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光线的几次引入资本的过程中,都是企业迅猛发展,出现了资金需求,而不是企业遭遇危机,需要资本救急,资本是从来不会江湖救急的,纵使真有救急,也需要"把灵魂典当给魔鬼",以失去企业控制权而告终。 (二)光线传媒成功的资本运作原因
1、光线在运用资本的过程中,手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将资本驯服为企业的工具。光线巧妙地选择和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始终控股50%以上,充分保证了对企业的主动权。
2、光线成功运作资本的另外一个策略,是将引入的资本额始终控制在企业发展的预期之中,既保持充足的来源,又不至于使企业最后被资本拖累,无退出的能力。
3、光线成功的第三个因素,在于其本身的业绩良好。资本之于投资机构与企业,意义是不同的,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永远只是一个助推器,而非企业根本。在光线的几次引入资本的过程中,都是企业迅猛发展,出现了资金需求,而不是企业遭遇危机,需要资本救急。将自身从单纯的制片商转型为资金管理和版权管理的平台,从而以5%的投资额撬动了净利润20%以上的电影制作“大雪球”,并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撬动了“更大的雪球”。通过不断的融资扩张,光线传媒占有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
(三)光线传媒成功的资本运作方式选择及结论持续并购——从获取战略机会角度来看,光线传媒购买了未来的发展机会,持续并购不仅可以使光线传媒获得正在经营的公司,获得时间优势,避免了从零开始;而且又减少了一个竞争者,间接获得其在行业中的位置。从光线传媒的发展历史来看,光线传媒的成长史也是其并购的历史。
分散风险——电影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光线传媒不仅通过持续融资支持公司的扩张,在电影拍摄上也采用了多种融资手段,不仅减少了拍片时的自有资金投入,加快了资金周转率,也分散了影片票房的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与外部金融机构的合作,光线传媒也将严格的财务制度引入了制片资金的管理上,从而降低了制片成本,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启示:
中国的传媒产业并不强大,如果我们不积极介入资本运营,传媒产业很难做强做大。 一方面,现代传媒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要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从规模经济来看,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使利润水平等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强、更持久。传媒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固定投入占的比重很大,大量的采编、经营人员以及设备、技术的投入。
传媒行业筹措资金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依靠自身经营积聚利,二是引入资本运营,千方百计扩充资金渠道。目前我国新闻媒体除少数外已基本脱离了政府拨款,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身积累资金不够时,再从银行临时性贷一些款。自身经营则以相对单一的广告为主,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都市类媒体营业收入中广告占了80%。由于竞争对手的不断增多,竞争程度的不断加剧,加上国际金融风暴对广告业造成的影响,中国传媒业尤其是传统媒体目前只能处在“微利”水平。传媒的低盈利额相对于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发展资金需求,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想要依靠自身积累建立起能与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这样的国际传媒巨头抗衡的传媒企业,更是不可设想的。
传媒产业要想迅速地做强做大,必须借助于资本运营。传媒资本运营的方式主要有债务性融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上市、引入战略投资等多种方式。现在许多传媒尤其是传统媒体习惯于银行贷款这种传统的融资方式,方法简单,便于操作,但贷款的“还本付息”压力很大,一旦出现经营滑坡不仅难以“还本付息”,还会被限制继续贷款。大多数媒体的固定资产、净资产的量不大,贷款过多,这会加大资产负债率,增加经营风险。事实上银行对此也有限制条款,媒体完全依赖银行贷款来加快传媒企业发展的速度不现实。我国媒体多年来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如何根据传媒的属性和特点,打造出一套既能充分发挥传媒舆论引导作用又能适应市场经济规律,既经得起国家政策的检验和确保舆论阵地的稳固,又能顺利实施资本运营的模式,是中国传媒业面临的新课题。
因此,在具体实施传媒资本运营的过程中,应该以这一特殊性为前提,区分不同媒体的意识形态强弱程度,推行不同的运作模式。为了给传媒企业搭建一个能够”大步走”的平台,为了给传媒资本运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能再墨守成规,而应该通过创新体制和机制来增强传媒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一、公司简介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Enlight Media Co., Ltd.
中文名称缩写:光线传媒
光线传媒是国内最大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每天制作6小时精彩电视节目,涵盖娱乐资讯、综艺节目和生活类节目。光线的日播娱乐资讯节目《娱乐现场》、《音乐风云榜》、《影视纪》、《最佳现场》,均已连续播出10年以上。通过持续的改进和创新,始终领导电视潮流,成为同类节目的榜样。在综艺节目和生活类节目领域,光线后来居上,成为卫视及各级电视台首选的合作伙伴。光线引人注目的E标已经成为电视界著名标志之一,被观众和广告商视为收视率的保证。光线是中国娱乐整合营销的先行者。光线专注于15到40岁这一最有商业价值的观众群体,为了服务客户,光线经常集各种身份于一身:作为节目制作公司,为客户量身定做高品质节目和活动;作为广告公司,为客户打造独特营销方案并提供自有投放平台;作为公关公司,光线超越电视,为客户进行多媒体宣传推广。作为活动公司,为客户创意和执行高难度的娱乐营销活动。光线的整合营销模式吸引了超过500名广告客户,这些响亮的品牌和光线传媒交相辉映,共同分享市场的成长。
二、会计报表分析
1.资产分析
(1)资产规模及资产变动分析
2010~2012年,光线传媒公司总资产在数量和幅度上均有增长,2010~2012
年的总资产增长率分别为17.68% 、364.56% 、13.93% 。资产规模增加的主要是由于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同时增加引起的。2010~2012年流动资产增长率分别为20.51% 、449.98% 、3.16% ,而非流动资产2010~2012年增长率分别为7.56% 、22.21% 、208.09% 。可以看出,流动资产在2011年增长最快,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也是导致总资产在2011年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之一;同时非流动资产的增幅虽不及流动资产,但它在2012年也是大规模增加的。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2011年光线传媒公司的流动资产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因为该公司在2011年8月在创业板挂牌上市,这是继华谊兄弟和华策影视之后,第三家在内地上市的影视娱乐公司,本次上市为它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使得公司总资产和流动资产大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光线传媒的非流动资产在前几年时的增长都较平稳,而在2012年迅速增长,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大幅增加。2012年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增加15227万,增幅为38067.5%,这是因为在2011年上市后光线传媒开始拥有了较多的流动资产,在2012年就开始增加长期股权投资,这是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合理举措。
光线传媒2010~2012年的利润表如下: 报告日期 营业总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利息收入(万元) 营业总成本(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万元) 销售费用(万元) 管理费用(万元) 财务费用(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万元) 投资收益(万元)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万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103386 103386 -- 66381 58293 2146 1713 4951 -1993 1270 -- 127 127
69793 69793 -- 48699 41244 2621 1303 3625 -696 602 -- -- --
47960 47960 0 36047 29071 1859 1240 3245 397 234 0 0 0元)
营业利润(万元) 营业外收入(万元) 营业外支出(万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所得税费用(万元) 未确认投资损失(万元) 净利润(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净利润(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2010~2012年光线传媒实现了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双增加,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48.13% 、76.47%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光线传媒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在这三年内都是呈上升趋势的,而且上升幅度一直在加大,成长趋势非常强劲,2010~2012年营业收入增幅分别为24.5% 、45.5% 、48.1% ;营业成本增幅分别为 20.5% 、41.9% 、41.3% ,主要是由于2011年8月3日在深交所高调上市,大幅投资于电视节目制作、电视剧购买和数字演播中心扩建项目等,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6.98亿元,同时由于部分业务重心转移,为保持竞争优势和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着眼于提升未来竞争力,加强资源优化配置,加大了电视节目、大型活动、电影电视剧等各方面的投入,营业成本达到4.12亿元。但是营业收入的增幅越来越比营业成本的增幅要大,说明光线传媒是真正在发展,而不是单纯地扩大规模,以提高成本来增加收入。 (二)现金流量表分析
光线传媒2010~2012年现金流量表如下所示: 报告日期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万元)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72997
59438
48552
37132 2121 11 1 39242 8220 -- 31022 31022 -- -- 1.29 1.29
21093 400 4 1 21489 3909 -- 17580 17580 -- -- 1.88 1.88
11914 1643 61 3 13496 2214 0 11282 11282 0 0 1.37 1.3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万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83867 -10869 6 21299 -21294 0 10960 -10960
78181 -18742 4 2887 -2883 144603 18626 125977 -54 104297 3998 108295
45040 3511 1202 6523 -5321 11600 10334 1266 -55 -599 4597 399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万元)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万元)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万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万元)
-43119 108295 65177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2010-2012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和流出都在增加,但经营性现金流出的增幅要大于经营性现金流入的增幅。在经营性现金流入中,销售商品和提高劳务所占比重最大,增加也是最多的。主要还是因为它上市,大幅投资于电视节目制作、电视剧购买和数字演播中心扩建项目等,营业收入不断增加。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从2010~2012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降,主要是由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减少,而现金流出大额增加,其中投资所支付的现金从在2010年到2012年的增加额分别为40万元、20060万元,可见增幅巨大,通过相关资料我们发现,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电视剧行业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是“限广令”等政策的出台,使得电视台的电视剧广告收益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转变了投资方向,在2012年,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光线传媒影业以投资影片,同时认购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份,还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获得天神互动10%的股权,通过这些股权投资,来完善其产业链。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在2010年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最多,主要来源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其2011年的上市做准备,筹集大量资金,在2011年,公司上市,这时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靠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时要开始偿还债务。而上市后该公司即开始大量分发现金股利,也是造成其筹资性现金流为负的原因。
4、总体来,该公司除开上市融入大量资金的原因之外,期末的现金等价物均小于期初的现金等价物,也就是公司在吃老本。特别是经营性现金流为负让人对于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怀疑。一方面公司在发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公司缺乏现金的增长能力。这又会迫使其配股融资(2014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又屡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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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媒行业经过了经济危机与国内政策的剧烈影响之后,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行业,其盈利能力逐年提升,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闻传媒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多媒体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为了使新闻获得高效和优质的传播,在多媒体时代就要不断地对新闻传播模式进行创新,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多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特征,主要探讨多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模式的创新,希望能够为新闻及时有效地传播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多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模式创新
21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媒体时代中,通过多媒体,人们越来越对新闻内容具有了深入的了解和传播机会,新闻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多媒体时代中,新闻信息传播具有五大传播特点,如以视频为引领的多媒体网络化、以融合为中心的多媒体系统化、以定制为特点的多媒体融合化等。多媒体时代中,新闻传播更为便捷。本文通过分析多媒体时代中新闻传播的特征,主要探讨了多媒体时代中新闻传播模式的创新,希望能够为新闻及时有效地传播提供一些帮助。
一、多媒体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主要特征
(一)多媒体时代下,新闻的互动性更强
传统的媒体传播时代下,新闻的消费者只局限于新闻的受众,是单向传播,并且受众不能对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严重地制约了公民权利的发挥,进而阻碍了一个强社会型国家的形成。而多媒体时代中,新闻的互动性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可以通过读者简单地投票以及相应的评论区来测试读者对于新闻事实的态度,为读者自由发表意见提供了平台,增强了编辑、读者之间的互动。这样一来,不但能促进社会中正确观点的传播,还能在一个相对广泛的范围中阻碍社会戾气的产生,使社会对新闻中的事实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多媒体时代新闻时效性更强
在以传统媒体为传播形式的时代下,报纸和电视新闻是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由于报纸还要通过印刷、编辑、送达等才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因此,人们看到的新闻经常是一天前发生的事情,甚至新闻事件已经被解决、处理了,人们才看到这则新闻。电视新闻也是这样,时效性很差。但是在多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得各种实时发布的信息,各种移动终端设备、互联网等网络工具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人们获得新闻与新闻事实发展之间的差距被无限缩小。新闻时效性的提高能够使人们及时根据新闻作出相关决策,能够使人们同步关注事态的发展,提高了决策的正确性和价值。
(三)多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具有了全媒体化特征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中,文字、图片和声音是传播的主要方式,报纸和电视则是新闻传播的主要介质。而在多媒体时代中,新闻传播方式逐渐开始具有了全媒体化特征。首先是新闻传播介质的全媒体化。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闻传播介质与传统的电视和报纸一起进行新闻传播,如手机、电脑、移动阅读设备等。这种传播方式能够随时随地使人们获得各种形式的新闻资讯,各种新闻获取渠道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新闻阅读量,契合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其次,新闻传播方式的全媒体化。新闻传播形成了对人们多种感官的刺激,使新闻传播具有了深度,增加了新闻的趣味性和人们关注新闻的注意力,新闻传播呈现出全方位特征,即从传统的文字和图片转变为文字、图片、动画影像等。
二、多媒体时代中新闻传播创新模式
(一)坚持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避免新闻内容同质化
多媒体时代下,新闻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为了避免同质化,一些新闻机构开始采用一些哗众取宠、措辞浮夸等手段来刺激读者,但这样会严重影响新闻的健康发展,导致新闻内容严重失真、观点偏激。因此,在多媒体时代下,要坚持报道具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并非只报道一些言论偏激的新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读者独立思考。首先,要避免一味地通过各种奇闻轶事来刺激观众的好奇心,要坚持对人们生活有切实影响、对国家发展有作用的新闻,编辑要具有发现有价值新闻的能力。其次,记者要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坚持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如通过挖掘新闻的深度启发人们进行思考,使人们感受到社会的真实性。要做到报道新闻事实、了解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新闻事实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报道。
(二)将自媒体纳入新闻报道中,不断适应时代潮流
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在新闻报道中,要将自媒体纳入进来,专门开设自媒体办款,用来作为网友发布新闻的阵地,如“亲历者”。同时,为了核实和追踪有价值、重大意义的新闻,要设置相应的负责该板块的新闻编辑,以供对严肃的新闻有阅读需求的读者进行阅读,并予以发布到其他相应板块。另外,核实之后,为了鼓励更多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新闻报道,可以对新闻的第一发布者进行适当的奖励,促进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三)要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发布新闻,有效节省阅读时间
目前,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量庞大,人们找到所需要的新闻越来越困难,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阅读负担。因此,为了提高读者的忠诚度,在发布新闻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缩短读者对新闻进行筛选的时间,新闻与读者的阅读习惯要相互契合。首先,按照新闻事件的种类和发生时间,对要发布的新闻进行分类,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阅读,供读者进行分类订阅。其次,在新闻发布的页面上,要尽量清晰简洁,采用罗列标题的方式将新闻展示给读者,有效地节省阅读时间,使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点击标题。另外,为了供有阅读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度阅读和扩展阅读,要附上新闻专题链接,方便读者按照个人的阅读习惯进行阅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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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东伶,徐文静.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J].新闻战线,2015(10):27-28.
[3]袁敬舒.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创新模式[J].新闻研究导刊,2015(05):62.
[摘要]本文通过对民办工科高职院校办学主体、教师队伍、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调查分析,探讨新兴的网络新闻与传播专业的课程建设机制和专业发展模式,以“特殊性”为抓手,凭借学校的优势资源,挖掘学生的优良潜质,推动教学相长,为建设高职特色专业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民办高职;工科院校;特殊性;新闻传播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民办高校728所,比上年增加10所;在校生587.15万人,其中高职(专科)在校生212.28万人。民办高职院校已初具规模,开设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专业成大势所趋,具有广泛就业前景的网络新闻与传播专业成为热门。科学认识民办高职工科院校的特殊性,探讨课程建设机制和专业发展模式,对于打造网络新闻与传播特色专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民办高职工科院校建设新闻传播专业的特殊性
(一)办学主体特殊性
1.工科优势明显,对人文学科相对重视不够民办高职工科院校偏重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过于强调学生专业学习和技能训练。人文课程学时少、规模小,加上缺乏文、史、哲、经、法等文科专业的依托,使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堪忧。然而只有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的学生,才有望成长为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
2.大多迫于经营压力,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相对财政投入日益加大的公办教育,民办高职院校存在着较大的生源压力,一些高级技工学校和成人高校也在争夺生源,因而,民办高职院校会更倾向于投入到能够很快实现经济效益的工科类专业。而目前传统媒体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媒介市场日益细分化,网络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短期内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只能以特色化发展求突破。
3.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知不够全面新闻传播作为一门实操性极强的专业,近年来逐渐从本科走进民办高职院校,规模较小,毕业生供不应求。但一些办学主体对该专业的认知却不够全面深刻,听说新闻人才要做“杂家”,就请中文老师教新闻写作,计算机老师教摄像剪辑,艺术系老师教设计制作等,使得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杂色”有余而“本色”不足,培养出来的学生什么都懂一点,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积累却严重不足,专业核心竞争力欠缺,到职场上很容易成为“四不像”。
(二)教师队伍特殊性
1.教师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
2.民办高职院校普遍实行“全员聘用制”,作为后起之秀的新闻传播专业优势不明显,难以吸引“三高人才”和业界中高端人才。现有师资或来自企业不熟悉教学,或刚出学校不了解业界,或学科背景不同,成长需要较长的时间。教学经验丰富、熟悉业界情况的中年教师严重缺乏,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教师队伍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加上民办高校编制缺乏、职称评定难,不少教师很难安心开展教科研工作,队伍不够稳定。
3.教学任务重,科研条件差压力大。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保障生源可持续增长,不少民办高职院校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检查及考评措施,并将其与绩效工资挂钩,加上师生比例严重失调,使得教师的教学课时多、任务重。在科研方面,国家政策多向公办高校倾斜,导致民办高校科研立项、课题申报机会较少。民办高职工科院校的科研课题更是严重倾斜到工科专业,文科类机会更是渺茫。
(三)学生群体特殊性
1.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综合素质偏低民办高职录取批次为3B,分数线偏低,集中在200~400分之间。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城建学院”)门槛相对较高,但工科优势突出,新闻传播专业录取人数不多,多数存在偏科现象,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2.学习好奇心浓厚,自觉性、主动性、持续性欠缺不少学生出于对网络小说以及文学的浓厚兴趣而报考,对新闻传播专业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自我约束能力差,浅学、厌学思想严重,易受社会负面思想影响,更有甚者认为进了大学就万事大吉,学习自觉性严重不足。
3.心理素质差,渴望被认可,对就业前景存在认知误区进入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不少人在中学阶段备受否定或歧视,心理脆弱敏感,想上进但动力不足,渴望被认可、被赞扬、被关爱。另一方面,不少学生认为民办高职院校的文凭不值钱,且工科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并非学校的优势核心专业,市场就业前景不明朗,因此在校学习不安心、不用心。
4.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系统思考抽象、思维弱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思维活跃,鲜有“书呆子”,具有多方面能力,尤其是组织管理和动手能力强,这与实践应用型学科新闻传播不谋而合。但对理论学习的排斥态度,却令学生们系统思考和抽象思维严重不足。
二、民办高职工科院校建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对策探讨
互联网时代,民办高职工科院校开设网络新闻与传播专业进行跨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可谓顺势而为,然新闻教育正处在十字路口,想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走特色之路方为上策。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更新职业教育理念,推动专业课程与通识教育的融合
当今社会,企业更需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能够迅速适应环境,有成长潜质的现代职业人。这就需要办学主体逐渐重视学生的通识教育,在这方面,德国、台湾新的职业教育理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破除急功近利的办学理念,关注学生综合素质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培养。城建学院近年来加大力度完善提升中文、思政、数理等公共基础课程,还结合礼敬传统文化、模拟法庭、数学建模大赛等活动大力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作为校级特色专业的网络新闻与传播多次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在专业课程设置中体现通识教育意识,使学生能够进行沟通协调、经验整合等训练,提升职业道德素养。
2.强化人本管理思维,引培并举强化组织队伍保障
有效地进行人本管理,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环境,激励员工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精神。而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引领下,社会各界对民办教育越来越重视,民办高职工科院校可借此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办公条件、社会地位、退休保障等,优先培养和引进有一定影响、能引领课程团队建设的带头人,引导和激励教师投身教学科研工作。城建学院除了不断完善人才引培机制,落实相关政策实施人本管理,还特意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旨在整合资源不断满足教师个性化发展需求,建成促进教师全方位发展的专业化服务性机构。
3.以“特殊性”为抓手,突破文理界限,推动教学改革
没有综合类大学的品牌影响力,也没有文科类大学的人文底蕴,民办高职工科院校开设新闻传播学有着先天不足,想要快速脱颖而出,只能找准优势追求特色。可借鉴一下本科类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的做法,与具体的行业结合,如华中科技大学与数字信息技术相结合,上海理工大学与印刷出版业相结合,中国地质大学与自然遗产、风景旅游业相结合,均走出了有特色的新闻专业发展模式。城建学院的省级重点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优势明显,新兴专业网络新闻与传播在考虑特色建设时不妨以此为切入点,在教学课程设置上突破文理界限,引导学生跨学科选修学校的优势课程,培养学生的理工科思维,为城市建设培养新媒体传播复合型实用人才。
4.突出灵活优势,深化校企合作机制
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就业情况,尤其是高职工科院校,旨在培养现代技能型人才,要求突出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的结合,因此格外重视开展校企合作。网络新闻与传播专业的产教融合资源相当丰富,正在转型的传统媒体,新兴发展的新媒体公司,正在建设的服务型政务机构,推动“互联网+”的传统企业,均可成为合作对象。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民办工科高职院校,城建学院的校企合作经验丰富、机制灵活,可进行项目合作,互派师资培训交流,开设订单班,顶岗实习等。新建的网络新闻与传播专业更是“不拘一格纳企业”,已和数家互联网整合营销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也和天适集团等致力于“互联网+”的传统公司进行了合作。
5.结合网络传播人才需求趋势,打造特色专业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推陈出新,网络新闻传播学作为人文学科中侧重应用性的研究分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融合专业。而随着人们对政治、经济、科技、金融、体育等各方面的信息需求剧增,信息传播市场日益细分化,媒体对专业性记者的需求成倍地增长,不仅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求他们具备一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民群众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还渴望看到有指导意义的分析评论等。人才需求也随着进入高度细分趋势,呈现出“多品种、小批量、有特色”的需求,专业培养模式应顺势对接由单一到多元的变化,变被动为主动进行订单式差异化发展,探索“现代学徒制”培养,打造网络新闻传播特色专业。城建学院计划尝试与建工类媒体进行联络,深入了解他们的人才需求,之后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调整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完善,提炼办学特色,打造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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