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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战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做出的任何一项外交决策都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武力使用等相关外交决策。准确把握美国对外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含义及其运用机制是研究其决策机制的先决条件。武力使用不限指直接兵力的投入,包括后续的排查、清剿任务,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联合军事演习。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视角,浅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武力使用。
关键词:武力使用美国伊拉克战争武力使用原则
武力使用是指冲突各方互相行使武力而产生的事实状态,它包括一切的武力行动或军事强制措施。武力使用可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认为,间接使用武力是指国家“以提供训练、武器装备和情报等方式,给予另一方军事援助,这就有可能使得到援助的一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直接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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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使用是指冲突各方互相行使武力而产生的事实状态,它包括一切的武力行动或军事强制措施。武力使用可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认为,间接使用武力是指国家“以提供训练、武器装备和情报等方式,给予另一方军事援助,这就有可能使得到援助的一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直接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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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冷战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做出的任何一项外交决策都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武力使用等相关外交决策。准确把握美国对外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含义及其运用机制是研究其决策机制的先决条件。武力使用不限指直接兵力的投入,包括后续的排查、清剿任务,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联合军事演习。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视角,浅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武力使用。
论文关键词:武力使用美国伊拉克战争武力使用原则
武力使用是指冲突各方互相行使武力而产生的事实状态,它包括一切的武力行动或军事强制措施。武力使用可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ss)认为,间接使用武力是指国家“以提供训练、武器装备和情报等方式,给予另一方军事援助,这就有可能使得到援助的一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直接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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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军事高科技在军事领域产业化,能推动军队建设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国民经济领域内产业化,有助于建立新兴的知识型经济。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军事高科技战争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军事高科技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所以当今军事高科技对未来战争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一什么是军事高技术;二高技术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三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对策。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因此必须坚持创新、跨越、持续、高效的原则,推动军事高科技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情军情,科学确定我国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必须面向战场市场,不断开阔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有效途径。
21世纪武器装备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走向信息化、网络化、精确化、隐身化、立体化、无人化等。信息战武器、电子战武器、隐身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将成为军事大国21世纪占优势的主导武器装备。可见,在现代军事战争中,科学技术已成为主导力量。
关键词:战斗力、经济安全、健康发展、坚持创新
前言
所谓军事高技术,是指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是军事和高技术两大领域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新型结构体系,军事高技术对武器装备,作战理论、作战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
一、什么是军事高技术
军事高技术包括两个层次,即军事基础高技术和军事应用高技术。
军事高技术的构成:军用微电子技术,军用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军事信息技术、军用光电子技术、军用核技术、军用航天技术、军用海洋技术、军用生物技术、军用新材料技术、军用定向能技术。军事高技术是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高技术中为了满足国防现代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部分新技术群。尽管军事高技术和民用高技术之闻并存在截然的分界线,但人们还是喜欢把高技术分成军事高技术和民用高技术两类,在高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军事高技术往往一起带头作用。
20世纪60年代历来,高新技术发展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击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高技术对国防建设的影响
一、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
目前工业经济发达国家对军事高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大多首先考量的是尽快使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速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提升兵器的毁伤力,使军队在质量上保持优势,以增强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可以说军事技术水平的优劣,时时刻刻影响着武器装备的战技水平。
当代社会以精确制导技术、航天技术、侦查与监视技术、伪装隐身技术、夜视技术、指挥自动化——C4ISR、电子对抗技术、核生化武器技术为军事技能的重点考察对象。而这8项技术的发展无一不依靠兵器性能的拓展,毁伤能力的提高,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的增强,机动范围的扩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的完善,多兵种的联合与适应,传统与现代化的互补等作战功能的快速发展,而这一系列的发展又依赖于军事高技术的发展。
据了解,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共投掷各类弹药2.2万余枚,其中精确制导弹药1.3万多枚,使用比例由海湾战争的9%、科索沃战争的35%大幅上升到此次战争的60%,并创造了一次打击任务在20分钟内投掷100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历史纪录。高新技术战争已经成为战争的一种发展趋势。而由此,高新技术对国防的决定性巨大。
所以说,只有在军事高技术的引领下,在全国军民创新浪潮中,形形色色的新兵器不断问世,才能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夯实物质基础。
二、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军事高技术具有高智力、高创新性。现在军事技术中的每一项技术,无一不是当今时代各项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相互交叉融合创新的结果,是不同学科众多科技人员指挥的结晶。
而无论是过去的战争还是现代的高科技战争,人与武器这两项因素中,人的素质的作用始终是决定性的。军事高技术的应用靠军工人员去实践,兵器的高战技性能靠有素质的军人去发挥,不同环境下的战略战术靠军队分析决策与实施。凡此种种表明,21世纪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对军人的素质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军事高技术中每项新技术的问世以及其成功的军事应用,必须有极具战略性的眼光,善于战略决策的政治家支持和领导,又需要有富有献身精神,敢于且善于攀登军事技术高峰的专家和学者,还要有甘当公仆及具有高校企业管理才能的管理人员。
所以说,在当代——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应多层次有重点地培养磨练兵不断提高完善军人的素质。在精神,科技及人文社会知识,专业技能和自学创新能力,对新时期的军人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之时,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更有助于培养这样的一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三、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国防战略战术的创新
中国自古以来,以战略战术的多变性而著称,三十六计享誉天下。我们由此看到,只有科学得当的战略战术,才能指导现代军事斗争的实践。成功的军事斗争实践经验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现代军事战术的完善与创新。
随着战争技术含量特别是高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各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各国军事技术发展差距现代战争日益拉大,甚至出现技战术上的代差。强的一方更加重视发展自己的战略战术优势,弱的一方也力争从战术外寻找出路。因而,战略战术的得当成为了各国所力争的一块儿宝地。
而军事高技术及现代兵器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对军队的组织结构,兵器的优化配备,作战方式的抉择,后勤保障的要求,作战指挥方式方法的转变,军事理论的完善发展提供了机遇又提供了挑战,各国无不充分利用军事高技术兵器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应用之动力,积极进行国防战略的变革,以争取在军事观念转变的引领下,使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战争形式、作战思想、部队结构、指挥方法、后勤体制、军备发展、军人素质、军工产业、国防建设诸多方面有新的进步与突破。
所以说,高新军事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我军主动适应并驾驭新时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
当今世界并非风平浪静,在一极独霸多极制衡力量尚未形成的今天,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必须依靠军事高技术建设强大的国防综合实力,以在快速发展变化且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目的。
三、打赢高技术局势战争的对策
1、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要正确认识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优长与局限,要正确认识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2、要有选择地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要求和坑内,制定并实施了有选择性地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对策。如:美国为了给其军队提高5种“未来联合作战能”,现主要有选择地方展19项技术,重要研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数学化装备等几种武器装备。
3、研究探索高技术调教下的作战方法:要注意以劣胜优战法的研究,要在打击敌方弱点上寻找对策,要注意从技术角度想问题。
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导致作战样式更加多样化
(一)武器装备发生质的飞跃
高技术用于战争,已经促使作战手段所依赖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战争。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总趋势是:
在核武器方面,核大国的战略力量虽然将可能有大量裁减,但“四位一体”的构成形式仍将保持和加强,而且武器系统本身将应用
高技术获得质变色彩的全面更新。战役战术核武器将向高性能。远射程、机动灵活和多用途发展。
在生化武器方面,虽然有国际条约的限制,但生化武器作为一种低成本大规模杀伤兵器仍有扩散的趋势,而且已研制出高效、速杀、能穿透防护器材和渗透皮肤、难防、难消、难治的新型战剂和二元武器。 在常规武器方面,坦克和反坦克、空袭和防空、压制和反压制、舰艇和反舰艇等基本常规武器及其弹药,虽然还将是高低档搭配、新老并用,但高技术常规武器不仅品种多样、射(航)程更远、威力更大、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好、防护力更强,而且在向全自动化、制导化、智能化和隐形化发展。许多高技术常规武器,如一些精确制导武器、纵深大面积多目标打击武器及其子母弹药系统,已具备了与小型战术核武器相比拟的毁伤威力。激光和微波束等定向能武器、电磁炮和非核拦截弹等动能武器、智能坦克和飞行器以及军用机器人等一些新原理武器装备的研制将取得较大突破,并开始陆续投入战场。
在战场侦察、通信、指挥、控制技术装备方面,地面、海上、空中和星载目标获取和跟踪系统的改进,将获得全天候、全时辰、全球覆盖的侦察、监视和预警能力;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投入使用,将大大提高导航定位的精度和速度;通信将向手段多样化、大容量、小巧灵便、快速、准确、保密性强、抗干扰和网络化发展;电子战武器装备向软硬杀伤相结合、通用化、多功能一体化和新手段发展,使电子 战成为一种作战手段,运用于战争的全过程。
(二)作战样式更加多样化
由于武器装备将获得上述变革性发展,所以运用它们可以进行各种样式的战争,这就导致了作战样式的多样化。从战争样式来说,美国将未来战争按高、中、低强度划分为核战争、大规模常规战争、小规模常规战争和低强度战争等四种;前苏联按使用武器类型分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按规模大小分为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和小规模军事事件;北约国家则分为常规战争、战区核战争、战略核战争等三种。
今天我们学习了军事理论课我局的做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已经把繁荣中国的大旗扛在肩上,把祖国的重担扛在肩上,把未来的希望扛在肩上。我们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课的目的就是学习国防军队知识,增加爱国主义情感,时刻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窥视我们取得伟大成就,消灭社会主义中国,但学完军事理论课我坚信,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总而言之,军事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在引发一次新的军事革命。将会出现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军事武器装备、军事理论、战争形态及部队结构。在当前出现的军事革命中,科学技术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它在给各国带来更强的作战能力的同时,它也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威胁,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及由它而引发出来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不能让它成为破坏人类和平的夙敌,要应用得当。同时面对这一世界潮流,我军也必须有所作为,提高我军的总体知识水平。 高科技对现代军事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时间,提高了作战效率,再者作战空域也空前扩大,甚至把作战空间拓展到太空中。在军事装备上,高科技不但提高了装备的性能,另武器的精确度大幅度提高,而且武器装备不断向体积小、多功能发展。高科技下的军事武器装备打击程度更高,毁灭性程度更大。在作战能力不断加强的同时,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几率更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说是高科技引发了某些战争。因此,我们要客观对待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军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尽量避免战争的爆发。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1]《军事理论学教程》,吴温暖、匡壁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四版
《军事理论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阿富汗战争” 百度百科词条
1. 王保存著:《世界新军事变革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安著:《军队管理规律研究》[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张召忠著:《打赢信息化战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4. 周家法著:《新军事变革与部队管理》M],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在这短短的几节军事理论课上,被老师提及最多的是海湾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场高技术战争,它的爆发把人类战争模式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从此,各国都意识到高技术给战争带来的益处并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技术。高技术战争的出现,迫使从事战争的人们重新看待一些传统的观念、理论和原则,重新衡量以前的战略、政策和一些具体做法。
要讲高技术战争首先就要讲高技术这种技术,正是由于这种技术存在才能叫高技术战争。就像军事老师上课讲的一样,高技术是一种人才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风险密集、信息密集、产业密集、竞争性和渗透性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沿科学技术。
一、高技术战争:交战双方至少有一方大量使用高技术武器和相应的战略战术进行的战争,称为高技术战争。高技术战争的以上特征,对军事上的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它要求国家战略、国防经济、国防科技和军品生产、军事思想、战争样式和作战方式、军队建设和管理、战争准备、战略战术、后方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深刻的改革。
交战双方至少有一方大量使用高技术武器和相应的战略战术进行的战争,称为高技术战争。应用高技术研制的新武器和改造的现有武器,称为高技术武器,例如,在军事课上播放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先进的C(U3)I系统、航天系统、反导系统、电子战系统、夜视器材等。高技术武器命中精度高、
射(航)程远、反应速度快、机动性好、可靠性高,对战争的战略战术和 结局将产生重大影响。海湾战争是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雏型,从中可以看出高技术战争的某些特点。传统的战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攻城略地为主要目的。现在可以利用高技术武器从远距离打击敌国的指挥中心、交通枢纽、电力设施、工业中心等经济基础设施,摧毁其中50%,将使对方的经济、军事、社会活动陷于混乱或停顿。这就是所谓“打击基础设施战略”,又称“瘫痪战略”,用不着占领敌国领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
二、高技术战争的特点:
战争可控性强(从达成战争的目的和手段看, 高技术战争具有较强的可控性特点);战场空间广阔(从战争的领域、范围看, 高技术战争具有战场空间空前广阔的特点);系统对抗突出(从战争的表现形式看,高技术战争具有系统对抗的特点);作战方式多样化(从作战手段发展变化看,高技术战争具有作战方式多样化的特点);指挥控制自动化(从作战力量的运用的效看,高技术战争具有指挥控制自动化的特点);战争消耗巨大(从对后勤保障的要求看,高技术战争具有消耗巨大的特点)。
三、高技术战争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一)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从保卫国家的安全角度来说,仅仅考虑核威胁、核保护战略已远远不够了。航天战略(或宇宙战略)将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高技术水平是这个国家威慑力量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的安全除了有赖于必要的常规武器、核武器外,更加有赖于高技术武器。
(二)对国防经济的影响
高技术的发展,对国防经济要求很高,国家要以相当的经费来支持高技术武器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很多军事高技术与国家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如用于外层空间的一些武器和设备,对开发宇宙资源和地球资源大有益处。开始,需要国家经济投资,但不久就可受益,反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高技术战争的基础是高技术,发展高技术仅仅用有限的国防经费是不够的,需要有国防经济整个系统来支撑。而且光有钱还不是唯一的条件,国防技术人才和国防技术设施要与高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为了发展高技术,需要动员整个国家的尖端技术力量,而不单纯是军事技术力量。经费和技术,是发展高技术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三)对战争样式和作战方式的影响
高技术武器用于战争,使战争的样式和作战方式有了很大发展。除了已经出现的用高技术手段进行的军事冲突和小型局部战争之外,还将有可能出现如外层空间的军事冲突和小型战争,以及星球大战和世界性高技术战争等等新的战争样式。这些新的战争样式,反映了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影响着战争的规模和结局。对于核武器,美苏等国正在从高技术中寻找防御的积极手段。现在已有不少人相信,运用高技术武器就可以有效地抗击核武器。因而,风靡一时的核威胁战略将受到挑战。高技术战争发动的方式和进行的方式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远战可能多于近战,导弹战可能多于枪炮战,电子战可能充斥整个战场。作战双方利用智能武器和借助现代指挥工具进行的斗争将日益突出出来。
(四)对军队编制装备的影响
高技术战争将影响军队的组成、编制和装备。如将增加新的军种和兵种——天军、深海部队、机器人部队、飞行器分队等。军兵种的比例也将发生变化,天军、空军的比例将逐渐增大,陆军的比例将缩减。海军中深海潜艇的比例也将加大。军队人员的知识结构,必须要与高技术的装备水平相适应。军队的文化水平将大大提高,工程科技人员的比例将增大。军队人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强的体魄,娴熟的军事技能,能吃苦耐劳,克服困难,坚韧不拔,具有献身精神。军队有良好的训练水平和科学的管理水平。
(五)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作战空间增大,从几万米高空扩大到几百公里的外层空间。由于远程火器增多,部队机动速度加快,作战部队的任务纵深大大地加大了。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增大杀伤破坏程度空前残酷。电磁频谱的斗争更加激烈。在高技术作战中,发现目标是第一位的。包括侦察卫星在内的众多的探测器对战场目标的发现并不难。由于作战双方采取的伪装、隐形、隐蔽、设置假情报、发射假信号等手段,发现的目标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如何在发现目标之后识别真假是个复杂的问题。打击目标是继发现识别目标后的积极行动。占领或保护目标一般是作战的目的,这是继火力打击以后的行动,往往是歼灭敌方有生力量的结果。就一般的进攻(或防御)作战行动来说,占领(或保护)目标是衡量完成作战任务的标志之一。有利的地形如制高点、战役战术要点,仍是兵家必争之地。
(六)对指挥的影响
由于卫星技术和其它遥感遥测技术广泛使用于军队指挥系统,获取战略情报和战场情报已不是十分困难的事;由于电子计算机成为军队指挥的重要工具,大大提高了对信息的储存、处理能力;而使用激光通信、光纤通信、传真通信和数据通信等手段,通信的可靠性和适时性提高了。自动化的指挥控制系统使军队指挥既快速又准确,尤其运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可以提出决策建议和行动方案供指挥员选择参考,作出最佳抉择。以高技术为支撑的 C3I 系统,可供战略指挥(全国、全球、甚至外层空间)使用,也可供战役、战斗指挥使用,甚至单舰、单机、单车、单兵都可使用。这就要求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既是军事专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熟悉自动化指挥程序和具有运用指挥设备的知识与能力。
(七)对后方保障的影响
高技术战争的极大消耗量对后勤保障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供应补给量与消耗量要成正比,要以极大的供应量来保障高技术战争的极大消耗量。假设消耗量为 N ,那末供应量应大于 N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争的持续进行,如果供应量小于消耗量,那就要影响战争的进行,甚至发生粮尽弹绝的危险情况。
由于高技术战争使前方后方的界限更趋淡薄,为了组织后方的有效保障,必须注意组织对后方机构的有效防御,防止空中袭击、远程武器袭击及空降兵袭击、敌方迂回穿插部队的袭击等。因此,后方地域必须组织防空、防炮、防导弹以及对地面和对外层空间的防御。这样,才能可靠而有效地组织后方保障。
四.高技术战争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倾向:
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战争诸要素渗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战争的技术构成,使战争的能量大大增强。高技术武器装备已成为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和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努力增加国防实力,提高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水平,一旦战争爆发,就可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增强我军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物质基础,切实提高我军的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必须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千方百计把武器装备搞上去。
21世纪初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将呈现出力量集成化、战场数字化、指挥网络化、打击精确化、保障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其作战方式将从过去以陆地为主、侧重对敌实施地面作战,发展为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上来。从其他作战方式发展到联合作战,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加快建立和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步伐,实现顺畅高效的统一指挥。与此同时,要加强各项保障建设,创造实施联合作战的物质技术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使武器装备、作战指挥和作战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制信息权将成为战场争夺的焦点。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信息战在高技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加强军队的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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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战争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战争论文范文一: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学了近代史后让我对它更加了解。毛泽东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世人宣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在那个年代,虽然我们的国家很穷,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很团结,军民一心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等战术,把我们的弱势变成了优势,打的敌人晕头转向,血肉横飞,不得不缴械投降。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在杨虎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不计前嫌合作抗日。最终达成统一战线。
从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由于清政府腐败软弱,最后都以割地赔款而告终。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彻底打败。这说明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战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
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强国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正义,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是他们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他们浴血奋战于抗战的最前线,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以其应有的作用和地位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良好开端。
艰苦的磨难,压不垮中国人民;残暴的敌人,只能激发起中华民族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风在喉,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振聋发聩的吼声,伴随着黄河的滔滔水声,流传至今。这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誓言,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宣言,是抗战精神生动、有力的诠释和展现。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民国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统一与团结,这是民族振兴的重要前提。
一个民族要走向振兴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民族的大团结。抗战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种政治势力。除了国共之间的对立和战争外,还有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也是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在山河破碎,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各种政治力量、各个阶级终于摒弃成见,共同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民族敌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振兴。
国共两大党的合作是全民族团结的关键。国共两党原先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但在民族责任感的驱使下,中国共产党主动改变策略,一再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国民党开始则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终于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共产党一起战斗,形成中国军队一致团结在抗日大旗下共同对敌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锻炼,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政治威望空前提高,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主要领导力量。抗日战争的意义抗战的胜利使中华民族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民族大团结,维护了世界和平。
抗战胜利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再加上中华民族的觉醒,还有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持。同时抗战也使我们民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第一:全民族大团结是中华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伟大的胜利。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第四:中华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同时又惧怕战争。第五: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捍卫自己的生存发展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专心致志的学习,都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科学知识,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更加强大更富有,如果有人敢侵犯,我们一定把他打的落花流水。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昭示我们:中国人民既然能以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新的振兴。
近代史战争论文范文二:抗日战争的启示
【摘 要】爱国、团结、民主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之魂,这种民族之魂催生的伟大力量,使中国人民创造了近代第一次抗击外国侵略取得完全胜利的辉煌历史。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传承的精髓。通过深入透彻地剖析居安思危的本质。从小到大,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居安思危的必要性。从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阐述了加强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节俭意识教育的几个关键点。
【关键词】爱国 团结 民主 居安思危 忧患意识 艰苦奋斗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彻底垮台。日本法西斯企图继续顽抗,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互配合的对日作战的坚决打击。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站诏书。日本侵华战争最终遭到彻底失败。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不断重新挑起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愤恨与不满。卢沟桥,九一八,毒气战,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再次掀起中日之间的仇恨,而是不想再让贪婪无厌侵略者得逞,不想让我们的下一代重蹈覆辙„„“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欲灭其国,必去其史!”“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每想到这些有关历史的名言警句,内心就无比激动!伟大的教育学家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我想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到那段历史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东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或缺的,是至关国家民族存亡的!深刻体会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之后,我心中产生了许多许多想法!
一、爱国之魂,驱动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团结之魂,集结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民主之魂,激励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踏入中国,民族空前危机的时候,中国人民弘扬了比起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激昂、更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之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呼喊。1934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对日宣战通电》,宣布要“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
“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战”。并且命令共产党员“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在强敌当前,国难当头之际,团结御敌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他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大团结的壮丽画卷。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强烈呼吁“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决然以民族大义为重,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摒弃血仇,不计前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与国民党联手,共赴国难。能不能实现民主,直接关系能不能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大问题。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和实现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正是这种民主之魂,激励中国人民勇敢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铁流中,他们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一个民主中国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抗日战争新的意义。
二,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精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远离当年侵略者引发的硝烟战火,但是却要时刻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复辟。居安思危,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安宁的环境下,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难,随时都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当日本侵略者悍然人侵我国后,中国共产党人认清形势,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无畏精神扫: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领导组织全国人民广泛参与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全国人民同仇敌汽,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建立、巩固和发展了各抗日根据地,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这一胜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添上了珍贵的一笔。虽然说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电华民族将这段文化代代相传,而且时时提及,将其作为一面历史真实的镜子,激励世世代代不断奋发图强,壮大民族,免受外族的欺凌。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要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即使你现在工作稳定,也要做好失去饭碗的思想准备。我们应该不断完善自己,不断充实自己,为自己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上增添取胜的筹码,只有这样我们的未来生活才会幸福美满,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讲,居安思危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居安思危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消亡更迭到苏共的倒台,没有哪一个不是因为忧患意识消亡,追求安逸享乐,不思进取导致的。历史上无数的事例说明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居安思危是一个民族弧盛的必然保证。
三,我们应该向强者虚心学习,从实际出发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反感,我是很有感触的,但若深究其反感的本原,便很难于理解.基本上无非是近百年来日本对于中国的欺凌造成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无非是南京大屠杀罢了.诚然,百年来中国的落后很与日本有关,中国在明治维新之际同日本的差距远不如现在这么大, 然而在我认为,所谓物腐虫生,正该好好认识一下自己不足之处,做出改进才好.作为中国人,可以为南京大屠杀恨日本人;而作为日本人,却好象不曾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而去恨美国人。相反,他们与美国似乎相处的非常好,日本这个国家虽小,却很有学习自己对手的志气,当年,唐朝时被中国打败后,日本曾派了大量人员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现在,他们又在向美国学习。所以我觉的日本虽小,不能被征服啊。虽然日本民族文化单薄又狭隘,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无论在如何强大的向外国学习的旋风中亦能脱身而出、反省自己、重申本民族文化。日本人固有的优等民族观念、尊崇天皇和尚武的民族精神使日本人只会把适合于他们思维模式以及国家目的的思想成分纳入自己的文化范畴中,而“舶来”的其他成分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和少数人的玩赏,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又资源丰富的近邻大国,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浓厚的邻国的防备和督促更是不可松懈和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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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对它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反映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亦是如此。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 鸦片战争,供大家参考。
173年前,英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也随之拉开了帷幕。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却两度陷入了鸦片战争的泥沼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历史的背后留下的并不是空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原因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然封建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地冒了出来,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依然没变。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完全找不到销路,而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大量需求导致其一直处于贸易入超的地位。为了改变中英贸易的状况,英国企图变中国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集中于虎门的海滩,于高处筑起围栏,挖下长宽各15丈的两个大坑,灌入海水并倒进生石灰,待水沸腾后投下鸦片,使之彻底销毁)。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同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中国海面.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 ;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殖民主义军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更加迫切。拥有广袤领土、无尽资源和庞大人口的中国成为英国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不可能忽略的目标。鸦片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1856—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第二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么开始了。
二、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虚骄之气。鸦片战争输入了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同时开始培养近代技术人才。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长期控制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进出口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加上早期的贩运鸦片,从中吮吸着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国陷入贫困的境地。鸦片战争之后的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那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
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却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历史证明,我们要救民族之危亡,就必拒外寇于国门之外,要救文明之衰微,就必须打开国门发展自己。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让我们共同努力!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以及历史老师生动而还原真相的讲解,我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幕。虽然那些屈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我相信它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坚信历史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和几处遗址而已,历史遗留下的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伤痕和耻辱。一百多年沉重而暗淡的记忆,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知道现在,每当我们提起那些悲苦的回忆时,我们每一个人依然是满腔愤怒和满腔热血,我们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更加不可以忘记那些历史。刻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个镜头,虽然是斑斑点点,但是依然历历在目,比如:让我们最受伤的两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朝上国,但是,英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从此,中国的命运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弯,中国近代史也随着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拉开了序幕。换句话说中国也从此走上了苦难的道路。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然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地冒出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替互相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依然没有改变。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经济的统治地位,从而抵制了外来商品的倾销。也使得英国的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完全找不到销路,而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大量需求导致其一直处于贸易入超的地位。因此,英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的状况,英国企图变中国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经销地。从本质上看,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英国资本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
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也有人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有人甚至还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
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灾难,给我们中国留下了悲惨的伤痛。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不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随着鸦片战争打来了中国的国门: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经济逐渐解体,中国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我认为这次的鸦片战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鸦片战争的结果是:
一、使得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一个主权国家变成一个殖民地国家;二、大量泛滥的鸦片掠走了中国巨额财富,毒害和降低了中国的国民素质,阻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三、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生产经济结构,打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滞缓状态,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和发展;最后的一个结果是惊醒了中国人,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漫长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过程,以至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走上了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鸦片战争对我们中国有消极的影响但不能否认也有积极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促使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发生改变,战后中国被迫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福州、宁波、福州五个通商口岸,五个通商口岸的开通,促进了这五个城市商业的发展,随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是这些商人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二)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和技术还有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细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传入中国,以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等口号!而随着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的流入中国,也使得中国人开始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三)鸦片战争激化了阶级抵触。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大量的割地和赔款使中国人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所以阶级抵触越发激烈,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加辅料封建统治的瓦解。而且中国由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国门被迫打开,这也刺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提高。
(四)鸦片战争在军事上海增进了中国国防建设的现代化,为镇压起义
和抵抗列强的侵略洋务派先后创立了一批军工企业,开启了中国国防建设的现代化。
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风建设税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所以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以前禁闭的国门,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也使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学习西方知识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新思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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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西方国际法的日本就已深谙国际法运用之道,操弄国际法,将对华侵略包装成“合法”与“文明”的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其首先的战略意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割断中朝的藩属关系,推进征服朝鲜计划,胁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利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只是日朝之间的条约,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也不能改变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为了突破对大陆侵略扩张的限制,制造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时机,与中国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1884 年,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朝鲜“甲申政变”,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共3 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3 款:“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不但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成为九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因为这一条协议看上去是平等的,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因为,在1882 年《利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利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条约》出兵朝鲜。1894 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以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粗暴干涉朝鲜内政,“擒王劫政”,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所以戚其章先生在其论著中称《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预先约定”。
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篇演讲以专门阐述本次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霍兰德的结论是:“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注:旅顺大屠杀),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晋级“文明”社会,受害者备受指责,这种怪相的形成除了西方社会所谓的“文明”标准的问题,更离不开日本对战争中的“遵纪守法”的宣扬。
一是鼓吹自卫,证明其用兵的“合法”。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突袭“济远”号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但是,之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一份致各国外交部的声明倒打一耙称:“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做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 米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日本把挑战者说成是正当防卫者,骗取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二是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自己为“文明之师”。开战之时,明治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提及日本将遵守国际法。战争中,日本刊行了陆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就是当时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如此用国际法进行包装的日军宣扬: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都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日本军队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日本军队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先埋葬后又挖出火葬)……事实证明,这些“文明举动”也只是新闻策划,而这些新闻策划则通过随军的日本国内及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以给西方国家造成日本军队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印象。但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射杀落水人员、虐待战俘等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就是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
对战争中粗暴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往往一面进行掩饰歪曲,一面进行法律上的狡辩。下面就以“高升号事件”为例,看日本如何进行违法问题的公关。“高升”号是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的英国商船。蓄意已久的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后,其“浪速”号拦下了误入战场的“高升”号,在随其航行的命令遭拒后,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 名中国官兵遇难。日本击沉误入战场的“高升”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随后,清政府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英国舆论也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然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这要得益于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一是日本通过收买英国媒体和国际法权威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当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每日电讯报》、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佣,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1000 英镑做特工经费。”偏袒日本的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与牛津大学教授霍兰德都是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公开站出来表态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二是日本人之所以扭转被动局面,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日方对国际法作了深入的研究。“高升号”事件发生后,日方就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该报告抓住“高升”号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
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军节节溃退,败局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条约把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合法化。根据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 亿两白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根据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中国因履行《马关条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此外,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含糊表态,窃取了钓鱼岛。日本在外交中惯用模糊词语,以此赢得回旋余地,其就是采用此手法,利用《马关条约》暗窃了中国钓鱼岛。《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但在该条约及相关附件中,并未明确台湾附属各岛究竟包括那些岛屿,而在一般的领土问题的谈判中,对割让领土的明确列举及地图标识是不可或缺的文件。但《马关条约》只是一句笼统的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采用如此笼统而含糊的表述,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清政府代表李经方在交接谈判中,曾经提请日方注意:“所谓台湾附属岛屿,其岛屿之名称,有无列举于目录中之必要?”此时,李经方尚未预想到其他问题,主要是担心含糊的表述会使日后中日有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有发生纠纷的可能。但日方不赞成采取列举法,其代表水野遵则保证,以后日本政府绝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主张为台湾所属岛屿,并称李经方的担心“自属杞忧”。事实是日本利用清军战败之际,在马关条约订立之前悄悄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在公开的条约中,又采用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模糊表述,使清政府官员产生台湾所有附属岛屿已尽数割让的理解,使钓鱼岛的主权转移不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政府不明白国际关系中“实力外交”的真谛而迷信国际法导致日本不宣而战后的处处被动。清政府也曾试图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但终因有“理”但无“力”,而使舆论战与武力战一样呈现向日本“一边倒”的态势。反观日本,则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工具性”利用国际法的两面性。
当然,今天的国际社会已不是120 年前为少数国家把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其“弱法”性质不能使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解决所有问题。因而,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心态,过分迷信国际法和国际法无用论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强化中国国际法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当前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和冒险性。为此,我们一方面增强海上执法力量,用与现代国际法一致的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还要认清钓鱼岛和东海复杂的斗争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辟,在大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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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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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这一过程中东北民主联军经历了其塔木、“三下临江、四保江南”等战役。本文从史料和具体战例分析入手对转变原因进行了论述,详细阐明了组织领导、根据地建设、战略战术三个方面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东北解放战争 防御转变进攻 原因分析
【论文正文】
一、正确的形势分析与组织领导为部队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1946年6月1日,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保卫战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分析了严重的形势,指出,敌占四平、长春一线并向两侧伸展后,由于各地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起来、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加之土匪、民团乘机蜂起,群众中特别是战区和近战区群众存在严重的观望态度,部分党员干部中的和平观念未彻底克服。因而,“形势是异常严重的”。《指示》还对作战方针、兵力部署、军工生产提出了明确意见,对各地区的党政军工作适应新形势起了指导性作用。
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15天协议。后因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未能准备好及受到中原战场的牵制,实际停战延续了4个月。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技高一筹的表现。6月16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这一指示体现了一切工作以确保战斗胜利为中心的原则。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文件于7月7日正式公布,题为《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也称《七七决议》。决议指出:必须克服和战问题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的苦斗争取和平。一切游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以后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七七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起到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次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是东北全党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障
1.清剿土匪。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1946年6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地方武装进行彻底整顿,对反革命分子和杀害我之干部的叛变分子要采取坚决镇压政策。6月11日,黑龙江军区发布《关于剿匪命令》,提出:各县要联合进行剿匪,剿匪除奸与发动群众配合起来。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又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要求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工作,并于16日划分了各主力部队和各军区的剿匪区域和后方根据地工作区域。中共东北局决定将主力部队以师或旅为单位划分工作区,又确定了各军区后方根据地区域。自此,标志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全面开展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2.建设农村根据地。中共东北局广泛发动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予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予批评。到1947年底,共有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在此期间,194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各分局及省委发出了《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了使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恶霸、豪绅、大地主、土匪头子的政策。
这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充实到农村根据地建设,按照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工作中,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极大地作用。1946年7月3日《东北日报》以《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为题发表社论,介绍了马斌在松江县做群众工作的典型经验,总结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1946年7月11日,中共东北局党刊创刊,林彪亲自定刊名为《群众》。下乡干部利用二人转等东北群众喜欢的宣传方式,宣传保卫土地、当兵光荣。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地方兵团源源不断补充兵力,每个主力师充实到一万人左右。
三、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运用灵活的战术使部队在实战中得到充分的锻炼
1.围点打援战术。国民党军队为了摆脱南北受敌的不利局面,于1946年12月中旬,发起了对南满以临江为中心的解放区的进攻。为了配合南满保卫临江,北满民主联军决定南下松花江,这就是东北民主联军一下江南作战。北满民主联军集中主力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于1947年1月5日向松花江以南出击,6日,三师出其不意地包围其塔木要点的国民党军新一军113团一个营。6日拂晓,一师经过急行军,到达其塔木和沐林河之间的张麻子够一带,准备打击从九台增援其塔木的国民党军113团。东北民主联军用三个团和一个师部警卫营,共十个营围歼国民党新一军113团,歼敌200余人,俘虏800多人,团长赵迪被击毙。这场战斗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围点打援战术在解放战争后被评为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
2.步炮协同战法。1947年2月18日,北满民主联军二下江南作战,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在炮火支援下,对德惠守敌发起进攻。德惠战斗是东北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步炮协同作战。德惠之战打了3天,以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攻破结束。虽然,德惠之战东北民主联军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战后总结了丰富的步炮协同作战经验。在此后的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战斗一次,总结一次,使每名指战员掌握步炮协同作战方法。
参考文献:
[1]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2]陈沂.辽沈决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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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劲光.肖劲光回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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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是与学生为主体的、具有一定的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发源于南宋时期,在近代达到高潮。提及学生运动史,一般都从“五四”说起。其实,学生运动的历史可前溯到古代社会,而且不乏先例,至有规模、势超过“五四”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 - 1947 年,也就是从争取和平民主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两年间,国统区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三次全国性的斗争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前两次斗争的最初发生,分别在昆明、北平,第三次则以南京、上海和北平、天津为主要的发生和高潮地区。随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进步学生运动遍及全国,而以南京、上海为主的华东城市,以北平、天津为主的华北城市,以重庆、昆明为主的西南城市,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聚集区和斗争的主要战场。
作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构成,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和历史影响,无论华北、华东、西南以及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内在联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不同的过程,甚至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毛泽东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阐述为基础,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主流。然而对于学生运动主体自身的研究,对于学生运动发生时空的探查,对于学生运动客观区域的比较,已有成果尚未显现出足够的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 P731)通过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分析,比较三大区域学生运动中的异同,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共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的形成。而区域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即所谓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668)如果仅就前一个历史时期而论,重庆 ( 西南区) 、南京 ( 华东区) 、北平 ( 华北区)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三座城市中,一座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座是汪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座是地方伪政府的治所。战后学生运动在这三个区域迅猛爆发,并且先后成为运动的中心,必然有其相同的内涵。
1. 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2]( P626)毛泽东所言,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城乡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予以了深刻的揭示。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增长为主要动因。外国资本入侵的巨大影响,沿海、沿江、沿边地带首当其冲。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及周边的南京、宁波、杭州,天津及邻近的秦皇岛,西南诸省的昆明、重庆,已被开为通商口岸和商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倚重于轻工业,尤以纺织、面粉加工等业地位显着。这些不需要大量矿产原料的产业,在交通运输发达的中心城市形成规模,促进东南、华北、西南地区的城市形成群落。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人口 100 万以上的行政院直辖市有 5 个,依次为上 海 ( 430 万 ) 、 天 津 ( 170. 7 万 ) 、 北 平( 167. 2 万) 、南 京 ( 103 万) 、重 庆 ( 100. 2万) .[3]( P215 -216)北平、南京、重庆曾先后被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上海、天津则是这一时段中国工商业城市之伯仲。这些城市是“五四”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倚借现代交通、工商贸易、文化传播的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区域化格局。
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着本土文化,也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从地域上讲,平津、沪宁、成渝分属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近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颠覆的初期过程,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大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内涵的体现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增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现代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更快传播。接受现代文化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区域文化的现代性增强,而区域内的文化个性日渐消弱。作为地域与观念的结合体,文化区域在社会生活和近代思潮的变迁中继续显现。
2.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接触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破天荒的大变,教育不得不随着大变”.[4]( P2)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出现和形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校教育制度推进缓慢,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平衡。
20 世纪初叶,中国开始大学教育的规模发展,形成以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专门学堂为主的大学类别。 “高等学堂及预备科,定各省城设置一所”,后发展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治城市。据 1909 年清政府统计,直隶以19 所、四川以 10 所、江宁以 9 所的大学数量,居全国前三位。[4]( P117 -125)私立大学始于上海中国公学,而后有复旦公学等; 教会大学较多分布在口岸城市,以及外国势力进入较早的华北、东南、西南地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大学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中的大迁徙,保存和发展了 “流亡大学”,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教育。1945 年与 1937 年相比,高等学校由 108 所增加到 141 所,在校学生由 41922 人增加到 83498 人。1946 年大学复员时,国民政府虽对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有所扶持,但全国的教育分布格局并未改变。教育部长朱家骅坦言,“我国大学集中京沪平津之不合理,尽人皆知”.[5]
1948 年,国统区有高等学校 218 所。在59 所 国立、私 立大学中,上海 10 所,北平 8所,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各 3 所,超过半数; 在全部专科以上学校中,上海 36 所,广东17 所,四川 16 所,北平 14 所,重庆 12 所,南京、江苏各 11 所,分列前六位。[6]( P582 -587)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是学生运动区域形成的自然环境。
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上。城际联系是斗争联盟的载体,也是形成区域性斗争规模的重要因素。1948 年的省会以上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依序为上海、北平、广州、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成都、福州、南昌、西安等。不仅这些城市大中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国内前列,而且平津、沪宁、成渝分别与其周边城市的大中学校形成群落,成为城际斗争结盟的优厚条件。武汉、广州、福州、南昌和西安的进步学生,亦曾踊跃投身第二条战线,武汉大学六一惨案震惊全国。但其所处的中南、西北等地区,城市规模或城市群落的发展有限,文化信息的传播相对滞后,城际间的力量聚合也相对薄弱,因而难于同比。
3. 中心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区域
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斗争资源的积累雄厚。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把火在北平点燃,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这些城市设立代表机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尚未系统形成科学的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心城市的工作几经挫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宁沪相继失守,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沦陷区的斗争。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 ( 第一号) ,决定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央强调,“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7]( P492 -493)中央提出的 “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逐渐完善的城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8]( P319)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准备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中央在 “第一号通知”中明确,以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有关根据地为据点,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中央、中央( 分) 局和各根据地都成立了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城市工作。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秘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一是领导和组织机构逐步系统建立,发挥了城市斗争的核心作用; 二是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思想日臻完善,成为指导秘密斗争的科学的工作方针; 三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气节和斗争策略教育的不断开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适度的斗争运动,推进了城市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中心城市 “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得到社会掩护真正的埋藏于广大群众中”,[9]( P72)为第二条战线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城市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南方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南方局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对爱国民主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和持续民主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日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基础。再次,学校工作的持续开展,促成了爱国民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格局形成。最后,形成了一套适合白区环境和特点的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为第二条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但就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而言,则有着不同的背景环境、发生过程、主体目标、斗争方式,以及特点和意义。列宁认为,“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10]( P710)从这个角度考察 1945 -1947 年间的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形成及其对三次斗争高潮的影响更加清晰。
1. 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泛指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重庆、昆明、成都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西南区域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以 “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题的一二·一运动发生在大后方,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处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与卖国的矛盾焦点。持续八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的办事机关合法存在。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群众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位置,更增进了社会对共产党关于战后和平建设主张的了解。因此,西南地区既是国民党在体制上统治最为严密的地方,又是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了解最多的地方。
举国上下正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奔走呼号之际,在全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区域,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的地方,矛盾爆发自然首当其冲。1945 年 11 月19 日,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国统区发出民主运动的先声。
悠久的中国历史,把西南造就成一个民族与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而鲜明的特色又对近代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30 年代,工农红军转战川、黔、滇,以疲惫之师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除去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和西南军阀的复杂关系,乃至地域、民族、风俗的种种差异,都成为影响国共角逐力量对比的因素。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前线,与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和唯一的国际通道,更加形成独特的历史环境。抗战胜利前夕, “由于地方政权之没有和中央政府清一色,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机会在云南和四川西部都 发 行 报 纸,相 当 进 步 的 批 评 中 央 政策”.[11]( P19)战后龙云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处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汉民与边民、党团与军队、政府与学校等多重矛盾之中,成为民主运动发生的客观条件。
一二·一运动肇始于 “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抗日战争时期,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南方局关于 “勤学、勤业、勤交友”[12]( P58)的方针指导下,进步力量从思想到队伍形成强大的阵营。自八一五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日,西南联大举行 “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起,昆明的民主和平活动接连不断。而此时的重庆位于国共谈判的中心,国民党对大中学校的控制甚为严密。
蒋介石尚处在内战的准备之中,对学生的欺骗与利用仍在发挥作用。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在谈判桌内外努力避免矛盾激化。民主同盟和各进步团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一致策略。成都、贵阳等城市,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进步力量相对薄弱,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和响应者。“以昆明罢课为标志”[13]( P1177)的民主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率先行动起来,抗议反动派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成都、乐山、贵阳、遵义进步力量纷纷响应,形成了西南地区民主运动的区域规模。
2. 华北区域
华北区域指北平、天津及其周边保定、唐山等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平津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华北区域的初步形成,以抗暴运动为标志,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 世纪末,北平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最后营垒; 20 世纪初,北平又是先进文化的聚合地。
新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尖锐激化,使这座文化古城成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地。20 世纪中期,这里又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华东地区相比,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津地区与大后方的距离更远,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的影响也更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及与蒋介石出于制衡苏联、抢占东北的格局考虑,使华北地区成为美军最先进入也是驻兵最多的地方。从 1945 年 9 月30 日第一支美军部队登陆塘沽时起,3 个月内华北地区美军已超过 5 万,接近同期也是驻华美军总数最多时的 11. 3 万的一半。[14]( P330)美军控制北宁铁路山海关内沿线之后,不断侵入解放区,其挑衅滋事行径一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揭露。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已然不复存在,文化中心却未被取代,继续着主流和上层文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这里既能够形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暴,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家和意见领袖,推进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贡献,中国社会曾经普遍给予好感。知识层面高度评价美国的民主,甚至以之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楷模。于是在 1946 年 2 月英美苏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时,国统区发生了只针对苏联的抗议游行,北平亦在其中。但从抗战胜利时起的短短一年间,这个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民主并不矛盾,气节比自由更加重要。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每一个在华 的 美 国 士 兵 都 应 该 是 一 个 民 主 的 活 广告。[15]( P224 -228)美国士兵没有做好这个广告,而是 “把坦克、装甲车开过王府井”. [16]( P7)美国式的民主与其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开始在中国内战的危机中被否定。
北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着名高校成为学生运动的堡垒,北大、清华、燕京甚至被称作 “小解放区”,统治当局则叹其 “形同租界”.[17]( P168)北平解放前夕,全市3300 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中,“学委所属党员约为其半”;[18]而 “小解放区”的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已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9]( P140)由于学校多、学生多,报纸 “都特别注重学校的消息,往往专辟一栏刊载”.[20]( P14)1946 年大中学校的陆续复原,更增加了文化与教育界对社会的影响力。
12 月 24 日美军暴行发生后,北平市警察局即告知中央社机构,要求各报不得报道这一事件。首获消息的亚光通讯社和一些报社,还被要求到警察局具结承诺执行。26日,消息仍在北平见报,中央社阻挠刊登的电令甚至被编成新闻,迅即激起抗议浪潮。北京大学48 位教授联名致函美驻华大事司徒雷登抗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游行学生不加阻止,并请求有关机关保护。抗暴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运高潮。
3. 东南区域
东南区域泛指宁沪与江苏、浙江等东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南京、上海、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东南区域的学生运动,自 1946 年高校复员后形成规模,在五·二〇运动中,构成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对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南京成为五·二〇运动的中心战场,连同沪、杭、苏构成斗争的主要区域,都与此直接相关。首先,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的政令、法规出自南京。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这次运动的主题,斗争的目标直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5 月 20 日,宁、沪、杭、苏学生联合在南京游行的目的,就是向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国民参政会请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当日开幕,部分参政员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提案。南京政府为“确保首都秩序”,冲突必不可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体制的腐败,成为教育发展的极大障碍。行政院长张群在答国民参政员问时承认: “此次学潮,最先发生于二三大学学生关于学校行政、学制与待遇诸问题的请求”.[21]
所指既包括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 “待遇”,也包括个性问题 “行政”“学制”.南京报界称,“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 “教育极度混乱”的原因,除去内战、物价者外,即为 “党派斗争白热化”和 “学生无书可读”.[22]( P115 -116)五·二〇运动中,各地学生冲破 “不得越级请愿”的禁令,聚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上海 51 所中学应届毕业生反对 “会考”,举行盛大游行送代表到南京请愿。
江浙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发达地区,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工业中心。毗邻南京,上海起着双重作用。其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方便于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其二,上海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五四”以来的历史表明,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即先锋与主力的结合,是城市斗争运动推进的重要模式。裴宜理在描述“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时说, “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 “20 年后,即 1946 -1948 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的统治”.[23]( P2 -3)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发生 5 万余人反战游行,2 万余名工人成为游行队伍的主力。到五·二〇之前,上海的工会已发展到 400 多个,有组织的职工近 40 万人。
就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 “向伟大的学生运动致敬”的口号。[24]( P462 -472)六·二三运动显示了沪宁地区开始成为民主运动的重心,但青年学生在斗争队伍中的构成有限。1946 年暑期大学复员后,爱国民主阵营的结构出现了变化,青年学生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暴运动后期,领导学生斗争的部分骨干分别由华北等地聚集上海,筹建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以普遍性群众团体的名义公开组织斗争成为有效形式。它能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加大了对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号召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的赤裸镇压。五·二〇运动中,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团体和华北学联在上海筹建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以 “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全国学联第一次理事会的出席者,为“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主席为南京区,秘书处设上海区。[25]( P362 -366)由此可见宁、沪、杭、苏学生斗争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形成的巨大声势。
三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斗争的三个集中区域,或者说三个核心区域形成了三次斗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这是学生运动本身和发生时空的主客观互为作用。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时说,要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6]( P400)对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区位研究,就是考察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内在联系,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发起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过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成功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十六字方针是中共指导白区工作的唯一的科学方针。无论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时段、哪一次斗争运动,贯彻和执行十六字方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而在领导不同时期、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对象,争取不同目标的具体斗争中,同一方针下可能策略不同,同一策略下可能运用不同。三大斗争区域的形成和三次运动高潮的兴起,正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实施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成功实践。
1. 紧紧抓住斗争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斗争目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目标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斗争的任务不同,提出的口号不同,实施的策略也不同。形成于不同时段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三大区域,其间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一二·一运动缘于国民党在签订 “双十协定”的同时大举进攻解放区,始于国民党施暴昆明大学校园,“反对内战,争取自由”遂成为学生斗争的基本口号。[27]( P123)抗暴运动缘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始于驻华美军在北平的暴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 “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斗争要求。[28]( P3)五·二〇运动缘于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始于宁沪平津等地学生请愿游行被蒋介石斥为 “恣肆暴戾”的 “越轨行动”,[22]( P236 -237)斗争的中心口号便由最初的 “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发展成为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工作和斗争目标,中共各级组织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区运用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二·一时期利用蒋介石尚未摘下“和谈”面具,以及西南地方势力的反蒋情绪,争取更多的民主力量加入阵营。抗暴运动则是以青年学生为现身说法,把美军暴行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动员起平津地区全部大中学校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国统区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五·二〇时期的斗争策略,是 “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 “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学生们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个要求,也就成为斗争不断深入、目标不断提高的三步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随着军事战场的不断受挫,蒋介石“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30]( P310)针对这种形势,学生运动主要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如浙江于子三运动、上海一·二九运动、北平助学运动,到反美扶日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各地在斗争策略上都做了调整。一是不与反动当局做碰硬的较量; 二是斗争要求较多的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 三是群众运动组织性更加严密。
2. 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斗争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北平、昆明均是国统区中心城市,但所处区位不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对南京的接收策略是,必须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同时 “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构成受降及恢复治安之有利态势”.国民政府还都后,更进一步强化对南京的政治控制。北平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临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军帮助进入北平,“因受共军之牵制,故进行较为迟滞”.[31]( P3 -7)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名义上管辖 2 个战区、3 个直辖市和 5个省,实则政令不出,故而自嘲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32]( P601)昆明是战时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又是大后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战后西南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控的焦点,云南首当其冲。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阻止蒋介石势力,一定程度上开放和支持云南民主运动。如闻一多所言,“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33]( P355)昆明事变后,云南当局压制民主的措施,无疑成为一把双刃剑。
战后初期,成规模的学生运动最先出现于收复区南京、北平,而不是民主力量最强、国共交锋最直接的后方重庆、昆明。1945 年 9 月萌起的反甄审运动,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群体引发,直接涉及收复区以公立大中学校师生为主的利益。反甄审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既是受争取和平重建大势的影响,也在于利益群体的相对有限,加之国民党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尽管如此,这场斗争由沦陷时期建立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行动,斗争从东南、华北兴起,波及到整个收复区,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可见。
与反甄审运动并行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在昆明出现高潮,是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的较量无处不在。其次,更多的社会问题聚焦昆明。蒋介石集团强势解决地方势力,以枪炮迫使主政 18 年的云南王龙云就范,新的当局崇信武力的心理一再膨胀。而中央军势力的大举进驻,一蹴而就的集权控制与久已形成的民主氛围,形成了表面与深层的矛盾,也就是之后的 “开会”与 “开枪”的尖锐对立。进步师生抵制当局的禁令,成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不熟悉环境的特务们,由于自己割断电线而无法行动,使关麟征 “因为这些人的愚蠢而大发脾气”.[27]( P463)即令在时事晚会上讲演的教授一半为国民党员,即令美国领事也认为教授们的讲话只不过 “温和地批评了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即令学生所提关于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还看不出有反美情绪”,当局仍对学生 “采取如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手段”.
以至于西南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李宗黄、关麟征 “热情有余,见识太差”.此前力主在收复区实行甄审的傅斯年,受蒋介石之命调停昆明学潮,也认为 “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27]( P409 -410)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占了很大比例,教授中的党员甚至可能接近半数。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被关麟征称作 “共产主义的温床”,有的教授被指为“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27]( P479)然而,在对云南当局的谴责上,无论是坚持民主正义,还是出于义愤激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西南联大乃至云南知识界的公开态度都是一致的。
从抗暴斗争到五·二〇大游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中央与地方处置民主运动的差异,以及北平当局与知识界的联系,都在影响着北平学生运动的外部环境。李宗仁说 “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32]( P606)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蒋介石 “整饬学风”的文告 “不很公道”,学生干预政治起因是政治不上轨道。[34]( P350)由于李宗仁、胡适以及北平市长何思源的立场,加之民主人士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北平的政治氛围与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控制下的昆明,与蒋介石的 “首善之区”、汤恩伯任职卫戍司令的南京,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二·一事件被比作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在和平特使马歇尔面前十分被动。蒋介石表白 “不打算重蹈 ‘段祺瑞’的覆辙”,并曾一天5 次与关麟征通电话, “明确下令不能再在学校发生流血事件”.[27]( P484)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对之后由北平发起的抗暴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产生了一定客观影响。
与一二·一运动和抗暴运动不同,五·二〇运动在南京形成高潮,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主题的形成,显示了斗争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目标由低向高的发展。1947 年 4 月 28日,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5 月将是新的高潮开始,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有突然性”, “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29]( P365)五·二〇运动的源头,一说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 “五六宣言”,一说为学生抗议副食费降低的 “吃光运动”.有此二说,恰恰体现了五·二〇运动酝酿过程中,斗争阵营的不断壮大。五·二〇前夕的口号是反对饥饿,斗争目标局限于经济和教育方面。
五四纪念活动之后,北平学生较早把 “反内战”与 “反饥饿”的口号直接联系起来,5 月 18 日即已向社会广泛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而同一天,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方研究决定,在斗争中增加 “反内战”的口号。19 日,中央大学第八次系科代表大会以 102 票对 10 票,通过在宣 言 和 标 语 中 加 入 “反 对 内 战 ” 的 原则。[35]( P95 -96)在斗争口号中增加新的内容,显示了运动在向更深层面发展。5 月 18 日 《中央日报》刊登三青团骨干的 《复课宣言》中说,“我们尤其反对请愿的目的中途变质”.南京提出“反内战”较晚,有利于更加广泛的争取社会群众,也避免出现时机不成熟的交锋,不失为成功的斗争策略。1945 - 1947 年,是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均形成于此。
自 1947 年下半年起,国共对于城市民主潮流的方针策略都作了较大调整,使得学生运动的区位特点开始淡化。国民党在中心城市加大镇压力度,全面实施白色恐怖,边远地区的氛围相对宽松。共产党则不再强调反对内战的口号,这与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同步,也表明进步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学生运动开辟了新的斗争模式与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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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东亚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争,对中日韩三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有深远的意义。甲午战争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文学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改变东亚的战争中,虽然始终声称奉行“中立”政策,实际上偏袒日本,起到了其他列强不曾起到的作用。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影响力。
关键词:甲午战争 美国 偏袒
朝鲜问题上,朝鲜政府曾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劝告日清两国同时撤兵。据1882年朝美之间签订的《朝美通商修好条约》,美国理应出面对此问题进行调节,然而美国国务卿答复,美国政府不愿和欧洲列强作强迫的或联合的干涉,他将保持“公正的中立”。美国不愿看到日本力量削弱,那样的话就意味着美国很难在远东取得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活动主要跟随英国。但随着美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在远东利益分配上,美国也想获取利益。因此美国的“公正的立场”,实际上是偏袒日本的。
7月9日,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致电美驻日公使埃德温・谭恩(Edwin.Dun)劝告日本政府撤兵。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接到电报后马上致函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若日本起无名之师以不堪防守之邻国为兵火之战场,大总统痛感失望[1]。”对于美国的劝告,日本人并没有放在心上,陆奥宗光认为,美国丝毫没有联合中国和欧洲列强对抗日本的意思。有了这样的认识,陆奥宗光马上回函称:帝国政府此时无撤兵之理,并确信撤兵非为上策[2]。
此时的美国并不想得罪日本,而是希望事件结束后,美国能够获取更多利益。1894年7月10日,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还致电给日本陆奥外务大臣称:“大总统将立即请求承诺其愿效调停之劳一事[3]。”
随着日美关系的拉近,日本请求美国在中日开战之后保护在华的日本利益,美国政府爽快地答应了。1894年7月19 日,陆奥将美国政府同意在事态最坏之际承诺保护日本在华之权益通报给日本驻中国公使小村,并告知在情况紧急时向美国提出。
可见,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同情、支持日本,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对朝、中的侵略,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美国盼望中国在战争中失败。当时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就说:“唯有使用武力,才能是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帝国主义列强)融洽共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4]。”美国宣布日本的侵略战争“并不危害美国在亚洲的政策[5]”。从而给予日本充分支持。当奕?因日本侵入辽东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时,田贝公然污蔑说,战争是因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权而引起的,如若美国调停,必须先交出“书面保证书”,承认朝鲜的“绝对独立”[6]。1894年10月31日,奕?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接着又向各国公使提出同样请求。美国坚决拒绝参加任何列强间的联合行动,不愿各国联合对日本施压。美驻东京公使对日本政府传达了美国政府的话:如果日本不遏止日军在陆上和海上的行动,在该地区享有利益的欧洲强国将进行干涉。美国的忠告,让日本看到了干涉的危险。日本告诉美国,在中国向日本求和之前,美国可以发挥作用,使中国迅速求和。美国立即以调停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作说服工作。美驻华公使田贝亦出面诱迫。田贝对奕等主和派说,与日本决裂会使居间人感到不体面,今后将不再居间调停[7]。对战争早已丧失信心的慈禧,决意接受日本割地赔款一切要求。美国以调停人的身份控制了清政府,把战争引向对日本最有利的局面。
1895年4月23日,陆奥在舞子致电东京的外务次官林董,令其会见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委托谭恩作为个人意见,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询问中国政府对批准条约之意向。甚至让林董向谭恩说明:相信清国之批准绝无困难。……但因尚不能与清国政府进行直接往来,故烦该公使予以协助[8]……。为防止中国反批准运动影响中国,日本政府还电训驻英、美等公使,命令他们努力争取驻在国政府“说服中国尽快批准”,美国政府欣然应允。4月29日,日本驻美公使立野慎一郎致电陆奥称:“美国承诺于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之范围内与日协力;而媾和条约批准之件,已电训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从速实行。”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Gresham,W.Q.)电令驻华大使田贝,使其向中国发出警告:“假如中国不能批准条约,日本肯定发动更猛烈的战争。那么,欧洲列强也许要卷入到事件中去。其结果中国将损失比日本要求还多的领土。”“中国应该害怕的是俄国而不是日本。”此时,科士达为了执行美国政府所谓的“劝告”中国从速批准条约的使命,督促李鸿章赴京。
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田贝催促清政府迅速批准条约,同时由科士达出面极力劝说衙门。4月30日,他在衙门用了恫吓的口吻对总署大臣们说:“如果他(皇帝)拒绝批准条约,他将在文明世界面前丢失体面,而军机大臣对皇帝不体面是要负责的。”5月2日,清帝决定批准合约,这和美国施加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总之,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的是亲日政策,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提供有力的外交支持,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始终将美国看做最友善的国家而充分加以利用。
[1]《美国政府希望朝鲜国度里并尊重主权意旨之报告》(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2),《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8-309页。
[2]《对美国政府通告之答复》(1894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653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09-310页。
[3]《美国政府关于日清间调停意向之报告》(1894年7月10日),《日本外交文书》(656),《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第310-311页。
[4]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93页。
[5]【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第54页。
[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96页。
[7]《翁恭公日记》,乙未1月8日,《中日战争》第4册,第533页
[8]《有关询问清国政府对合约及其批准意向之训令》,《日本外交书》,卷28,第1093号文件。《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0册,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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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英国与法国趁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进攻清朝政府的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遭焚毁的原因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火烧圆明园事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的热点问题之一,150余年来,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与探究。但是,学界目前对于火烧圆明园事件中多个方面的研究,尚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对导致圆明园惨遭焚毁原因的认识尚不够清楚。应当明确的是,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遭两次焚烧,两次火烧事件的时间、原因、参与者及具体过程均有差异。就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事件而言,笔者曾为文进行专门考证,此不赘述。
与之相比,学界对第二次火烧事件,也即导致圆明园被彻底焚毁的原因,认识尤不清晰,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来形容,并不为过。王开玺先生详细梳理了本世纪之前的相关论着,将以往观点归为三类: “掩盖罪证说” “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和 “军事行动说”,并且认为这三种说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他提炼出了 “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认为英法人质被虐杀不过是联军的一个借口,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最根本原因,是要对清帝及清政府进行最严厉的精神打击,使之尽快投降,签订和约,并对外国人更加驯服,以实现其扩大在华权益的目的。最近几年,他还对影响较广的 “英法人质于圆明园受虐致死说”和 “清军处死英法人质不符合国际法说”进行了批驳,坚持了其原来的观点。
郑艳、何伟亚、吴继轩、李胜斌、王天根等人从其他角度研究了同一问题,但总体上亦持与王开玺先生相似的观点。[3-4],[5]( P111 -116)可以说,“迫使清帝尽快投降说”已基本上成为目前占据主流的观点。[6]( P273 -297)然而,这一观点也隐含了比较大的问题,细究之下,主要有三点。①以往学者多围绕与第二次火烧圆明园直接相关的英法人质事件、国际法事件、借火烧以遮蔽抢劫事实等微观性、具体性问题就圆明园被焚毁原因进行探究,缺乏进一步放宽学术视野的意愿,忽略了将此问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整体战局演化过程进行互动性考察的必要性。②以往研究总体上忽略了一些非历史性因素,尤其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于火烧圆明园事件的影响。虽然有学者注意到气候因素对于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以及军事行动的影响,[4]但并没有将之作为论述的重点,因而难以真正说明为何圆明园会在 1860 年 10 月中旬遭到焚毁。③以往学者主要从中方角度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研究,针对英法联军本身及其内部矛盾的研究还不够,没有从联军内部甚至国际背景出发对火烧圆明园事件进行分析,因而难以解释为何英军单独焚毁以圆明园为代表的 “三山五园”系统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这些问题的存在,已明显不利于对“圆明园为何被焚毁” 这一百年疑案的深层探究。
因此,笔者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多种资料,尤其是英法联军第一手的日记、回忆录及外交文件,尝试从几个以往未被重视的、相对宏观性的角度入手,对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遭焚毁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考辨,以期揭示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多维因素和内在动因。囿于学识,倘有不足之处,还望学界同仁不吝指教。
1. 进军北京: 一次被延误的远征
1859 年 6 月,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遭到严重挫败。为确保之前与清廷签署的条约能够得到实际执行,两国政府遂于 1859 年底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远征。此次远征规模颇为庞大,两国军队共达 2. 1 万人左右。联军投放兵力如此之多,所需后勤物资数量必然巨大,对物资补给系统提出了高难度挑战。就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这一问题而言,学界尚无专门论着予以研究。然而,不对此进行考查,就难以对此次远征的总体进程有整体性把握,也难以认清圆明园会在 1860 年 10 月中旬这一特殊时段内遭到焚毁的宏观背景。因此,本文首先就这一问题进行概要性探讨。
英、法两国政府对此次远征中物资补给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视。在此次远征中的不同作战阶段,联军借助海路、河路和陆路运输方式,陆续设置了多个重要的后勤军需基地,建立起了绵延上万里的物资补给线。概括而言: ①在前期准备阶段,联军利用蒸汽舰船从英国、法国、南非、印度等地向中国输送了大量物资。为储备物资,联军在香港和上海建立中转基地,配备了军械库、煤仓、粮仓、马厩、杂物室等基础设施。[7]( P269)联军在上海还购买了一部分物资,包括若干牲畜,以做食用或运输之用,但其在所需总物资中的比重不大。[8]( P60) ,[9]( P159 -160)②在封锁渤海湾阶段,法、英分别于烟台、大连湾建立军事基地,构筑起了战时物资补给系统的基础。联军在营地附近设立了集市,引诱附近村民前来贸易。借此不仅可以用比欧洲便宜得多的价钱买到猪、禽、肉、蛋和时鲜蔬菜,而且还能买到麦秸、稻米、茶叶、马料等各种战备物资。[8]( P159 -160) ,[10]( P60)③在北塘登陆后作战阶段,联军于天津、通州建立了大型军需基地,负责各种随军物资的接收。
他们也在驻地附近开设了集市,大量购买羊、牛、苹果、梨子、葡萄、桃子等食物。[11]( P38)此外,联军不但大肆掠夺沿线附近村庄、市镇,[12]( P21)还在通州官员拒绝为其提供物资之后,劫掠了通州漕运粮仓,抢得数量可观的大米。[13]( P30)总体上看,凭借这一物资补给系统,联军首先由海路将大批本国及殖民地的物资运至香港和天津储藏,之后将其用轮船和帆船转运至烟台和大连湾,再汇集后两个基地劫掠或购买的物资,一起运至白河。利用白河和运河河道,联军通过轮船和帆船交替运输的方式,再将在沿海及白河沿岸储藏和搜集到的物资输送至前线。然而,联军后勤物资补给系统亦存在明显不足,使此次军事行动成为了一场被延误的远征。
首先,相较英军而言,法军物资补给系统落后,严重拖延了联军在北塘进行登陆作战的时间。此次远征的一大特点,是骑兵和炮兵的重要性全面超过步兵,在决定战争形势方面开始起到主导性作用。1860 年 6 月 1 日,英军及各种战备物资就已全部到达直隶湾驻地。在经过一段休整之后,英军统帅格兰特提议 7 月 1 日开始登陆作战。[11]( P8、15)但是,由于法军的延误,直到 26 日,英、法军队才分别离开驻地,前往指定地点准备登陆作战。法军之所以无法提前开战,根本原因与其战备物资准备不充分、[8]( P52 -53)海路运输能力有限有关。[14]( P128)依靠仅有的 3 艘运输舰,在英军准备完毕的一个半月后,法军才勉强将购买到的马匹运送完毕。[8]( P126、135、169)其次,陆路运输工具的缺乏,导致联军物资补给系统无法正常运转,间接使联军在北塘登陆后向北京进军的速度大大放缓。由新河到天津的陆路较短,本可在短时间内运送物资至天津。但联军陆路运输工具奇缺,只能选择乘吃水较浅的炮艇等沿白河上溯,花了整整两天才到达天津。[8]( P213、217)当 9 月 10 日晚联军在离天津不远的普口村宿营时,突遇大雨,临时组建的运输车队中有三分之二的中国车夫乘机逃走,大部分牲畜和运输工具也随之丢失。[9]( P121)联军陷入一时困境,只得留在原地等待支援。法军统帅蒙托邦一度考虑令法军返回天津重新组织运输车队。[8]( P250)又如,八里桥之战后,联军本想乘胜进军北京,[15]( P115)但因武器弹药没有及时运到,遂被迫就地进行了长达两周的休整。当军需物资于 10 月 4 日晚上运到八里桥后,次日一早,联军大部队才出发向北京进军。[16]( P89)事后,法方全权大使葛罗认为,如果在八里桥之战后,联军立即向北京进发,远征结束日期会大大提前。[17]( P285)总之,从联军最初计划于 4 月中旬实施封锁渤海湾,[8]( P83)至 10 月初进入北京地区,抛除作战及正常的驻军休整时间外,因物资供应系统问题频出,其军事行动进程至少被人为推迟了两个月之久。这一推迟致使联军在 10 月初京津地区气候转寒的大背景下,才进入北京地区。
1860 年 10 月初,渤海湾及京津一带气温急转直下。相关气候现象在英法联军的日记、回忆录中有大量记载。自 10 月 1 日始,一股强劲的西南偏西北风刮向渤海湾,“宣告了冬天的正式来临”.当内陆地区还感觉不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渤海湾早已是一片冬天的景象。[18]( P122)从京津一带居民口中,联军得知白河在 11 月初就要结冰。[15]( P177)一旦如此,联军的运输能力就要大大受限,各主要后勤物资基地之间的联系就要被切断,整个补给系统很可能趋于崩溃,继而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者,进入冬季之后,联军就地获取物资尤其是食物的困难也会大增,而联军的物资和弹药当时已非常匮乏,未必能够攻陷北京城。[19]( P61)实际上,英法两国政府已经考虑到了气候变化可能对战争造成的不利影响,因而曾多次发出指示,要求联军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退出北京。
1859 年 11 月,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致函格兰特,强调出于气候变冷的考虑,联军不要长期占领北京。次年 4 月 9 日,赫伯特再次致函格兰特,重申相同训令,并要求英军不能在北京过冬, “必须在到达之后立即离开”.同年 4 月,法国政府也给葛罗发出了训令,表示出了与英国相同的担忧。[20]( P247、251、259)联军在 10 月 7 -8 日第一次抢劫圆明园后,为抵抗即将到来的严寒,延长在北京的停留时间,曾计划大量采购过冬物资,尤其是棉衣。英军原想从孟买购买羊皮,但因故没有实现,甚至连基本的防寒冬衣也延期发放。[11]( P61 -63)法军运输舰此前多次发生海上事故,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冬衣和营地帐篷等物资。[14]( P191)而且,进入冬季之后,水面结冰,联军所有的军舰根本无法通航。[18]( P124)而清军此时还不断派人袭击联军从天津来的护送补给的队伍。[21]( P214)由于害怕清军趁气候变冷之势截断联军的后勤补给路线及撤退路线,蒙托邦就坚持认为法军必须在 11 月 1 日离开北京,格兰特也决定顶多在北京待到 11 月 7 日。[8]( P291) ,[22]( P315)值得一提的是,联军在从圆明园里缴获的一些文件中,发现清廷和联军在天津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把战事拖入严冬。[15]( P97)这更让联军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物资供给系统增加了另一层不安全性。可以说,联军自身物资供给系统的不足,以及当年 10 月初京津一带气候的骤变,使联军在时间上提前预设了这场远征的最后期限,即为防止远征部队陷入危险境地,无论如何要赶在 11 月初河流冰封之前结束战争。这一时间点上的预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方面促使联军此后的一系列战争及交涉行动都要加紧进行; 另一方面也为联军在采用正常手段无法保证远征进程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操之以某些极端方式,强制达至战争目的埋下了伏笔。接下来联军强占北京城以及圆明园的焚毁,也必须在此大背景下予以重新认识。
2. 占领北京城: 联军目标与目的背离
开始远征之前,在怎样对中国实行武力报复这个问题上,英国首相巴麦尊、外交大臣罗素、前驻中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及前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等人提出了封锁大运河和白河、占领舟山、进攻北京三套计划。后经过反复讨论,英、法两国政府一致认为,要坚持 《天津条约》的严格实施和长久地在北京建立使节,就要凭武力进入清帝国统治中心---北京城,尽管这是 “最危险的、最费钱的,但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23]( P172、175)英、法两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通过占领北京城这一标志性目标,逼迫清政府投降,实现自己签、换约的主要目的。当此之时,联军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清廷当然不会让 “国之根本”被自己眼中的 “蛮夷”轻易撼动,因而准备严守北京城。
咸丰帝虽于八里桥战败之后远遁避暑山庄,但在此之前,为防止联军攻破城池,他亲自拟定了城内外一体化防御策略,并敕令各省速派勤王之师,以资援助。[24]( P156)在 10 月 7 - 8 两日联军第一次劫掠圆明园之后,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格兰特和蒙托邦曾于 10 日共同致函恭亲王,责令其交出安定门,并威胁 13 日中午之前如不交出,将用大炮强行攻城。[17]( P300)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劫掠的消息后,虽甚感震惊,但并没有倾向求和,而是仍令严防京城。[24]( P180 -181)奕?则在照复联军共同商定守门章程的同时,严催各省勤王之师兼程赴京,等兵力厚集后攻剿联军,“以解京城之急”.[24]( P174)然而,当圆明园被劫的消息传入京城后,城内局势已然失控。[12]( P52)负责守城的 官 兵 已 毫 无 斗 志,一 闻 炮 声,立 即 惊溃。[8]( P313)当联军照会投入城内后,守城王大臣无法及时与驻扎城外的恭亲王商议对策,只剩下职微言轻的武备院卿恒祺一人辗转往返于中外之间,以谋和局。直到 13 日临近中午之时,清军还一直把守城门,联军却已做好了开火的准备。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守城王大臣最后自作主张,在同意送回被俘英法人质,且在签订条约之后,联军不得破坏北京城的条件下,[11]( P83)被迫开放了安定城门。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即于安定门左右两侧做了城防布置,控制了自安定门通往城内的主要道路。[15]( P163)至此,英法联军在不失一卒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其关键部分的战略企图,而清政府围绕北京城制定的整体战略部署则遭到致命打击,直接结果是致使清廷对联军态度发生转变,倾向于求和。在奕?看来,此前委曲求全,以议抚局,根本原因是为了保全京城,以顾大局。在联军未进城之前,办理抚局尚不致被联军牵制,但在安定门开放之后,联军已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而清军藩篱已破,几成内外受敌之形。遂不得已照咸丰帝之命,与联军进行议和,以免合城生灵再被荼毒。[12]( P188 -194)然而,在进入北京城之后,英法联军亦陷入两难境地,而并非有学者认为的, “对英法来说,进城换约已是唾手可得之事”.[25]由于清廷在同意议和的情况下,仍迟迟不确定换约的具体时间、地点,联军开始变得愈加急迫和不满。联军发现,之前军事行动所急于占领的目标与此次远征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分离了。远征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占领北京城而逼迫清政府立即投降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反而遇到了咸丰帝以及负责统筹全局的恭亲王奕?不在京城之内、城内官员无人负有交涉之权的困境,进而使联军的行动暂时失去了方向。面临此种局势,作为此次远征的实际掌舵者,全权大使额尔金和葛罗势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既往策略,使之能够重新发挥指导性作用。实际上,此前在经历了清军借议和名义扣押联军人质的事件后,额尔金对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认为 “要大胆猜测中国官员的行事动机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并准备“随着将来出现的新信息而改变” 既往的策略。[21]( P210)恰好在此种情势下,清军释放了剩余的所有联军人质。据王开玺先生考证,在总共被俘的 39 名联军人质中,被清军虐待致死的共有21 人,生还者不足半数。[26]即使生还者,身上亦 “俱有辱逼虐遇之迹,轻重不等”.[24]( P188)尤其是人质中 《泰晤士报》记者鲍拜的被害,使额尔金进一步觉得事态严重,必须予以慎重处理。须知,《泰晤士报》当时在英国的发行量极大,对英国政局具有很大影响。通过对 1855 年克里木战争的报道,它最终促成了阿伯丁政府的垮台和远征军总司令的被撤职。[27]
基于此种利害关系,额尔金在他日志中的很多篇章里,都对鲍拜的被害深表遗憾。[21]( P218)人质被害事件,给了额尔金一个绝好的借口和机会,使之能够在取得英国新闻界的支持,避免自己重新陷入不利舆论漩涡的同时,调整既定战略,以符合形势的发展。
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联军密切关注人质被俘事件,设法营救人质,当发现有多半人质被清军虐杀之后,出于报复心理焚毁圆明园。甚至还有人简单地认为额尔金是出于为鲍拜报仇的目的而焚毁了圆明园。[28]( P255 -256) ,[29]经过仔细翻阅额尔金的书信和日记之后,可以发现联军之所以选择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实际上还掩盖了几点鲜为人知的关键信息。首先,在人质被俘之后,英法联军并没有打算设法予以营救,而是静观其变,坐看人质事件发展。这从人质被俘之后,额尔金的举动可以看出来。
当额尔金于 9 月 18 日晚收到人质被俘的消息时,联军有一些人主张军事上作一些让步,或者放弃之前对清政府提出的某些要求,以换回人质。然而,额尔金对这些论调都全然置之不理,他认为即使清政府提出若联军退兵则立即放人,“也会拒绝理会”.额尔金认为,一旦主动让步来解救人质,就会对整个出征所要达成的目的造成 “致命的伤害”.事后,额尔金承认此举 “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但 “这种政策并不易懂,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21]( P211、216 -217)其次,关于人质受到迫害的地点,虽然多数学者根据资料,认为联军将其归之于圆明园。然而,额尔金在事后谈及焚毁圆明园的缘由时,却明确说道 “正是在这 ( 指圆明园) 附近,他 ( 指咸丰帝) 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
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被囚骑兵的马匹和装备,英勇的法国军官胸前被扯落的勋章,和另外一些人质的个人物品”.[21]( P220)由此可知,额尔金很可能清楚人质曾在圆明园以外受到虐待,尔后曾短暂关押于圆明园之内,两者并非同一地点。至于为何在与清政府交涉文件中,英法联军仅提及人质在圆明园受到迫害和关押,[24]( P188)则很可能是联军一方的蓄意隐瞒,以达到其委罪于清政府的目的。
再者,选择人质事件作为惩戒清政府的借口,并非仅仅是因为清军曾在圆明园虐待过人质,很大程度上还因咸丰帝曾经颁布过悬赏洋人头颅的告示。[21]( P220)英法联军虽然武器装备优于清军,但毕竟远来作战,深入内陆,况且在未来局势尚不明朗的形势下,不得不尽力避免再次陷入人质被俘的危境。因而,额尔金认为人质遭受迫害,需要 “严厉对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今后的安全”.[21]( P219)总而言之,英法联军从维护本国利益的高度出发,审情度势,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努力对原先既定战略进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调整过程较为复杂,掺杂了许多因素,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形成焚毁圆明园的计划。
3. 火烧圆明园: 额尔金的作用
众所周知,致使以圆明园为代表的 “三山五园”系统于 10 月 18 日至 20 日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实施者是英军,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在整个过程中,英军迫不及待地焚毁圆明园的行为,与法军按兵不动、劝阻英军焚毁圆明园的举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言之,英军的 “急”和法军的 “不配合”是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大特点。然而,前文所述物资补给系统的不安全性、占领北京城后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人质被虐杀事件,都对英法联军施加了共同的影响,为何法军却没有参与焚毁圆明园? 这当是探讨圆明园被焚原因时,最为 “奇特”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以往有关圆明园被焚毁的各种原因,并不能成为英军单方面焚毁圆明园的理由。对这一特殊现象的解释,需要深入考察英法联军在惩戒清政府方式上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争论以及争论背后隐含的内部矛盾。
在侵华目的上,英、法两国政府虽然能够在若干方面达成一致,但由于国家利益仍存在不同,故在如何对清政府实行惩戒这一具体问题上,英法联军内部意见并不一样。加之远距离作战,不可能及时与国内取得联系,因而,许多事情需由两位全权大使及两位军队总指挥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商议决定,而这又不免掺杂个人因素。就英国而言,大沽之战的惨败,不但使巴麦尊内阁遭受到保守党人的攻击,[23]( P162、176 -178)而且也让内阁中的一些重要成员 “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30]( P571)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当属额尔金。多数 反 对 者 认 为 他 应 对 大 沽 之 战 负 一 切 责任。[23]( P163 -164)
在巴夏礼看来,被巴麦尊内阁以“赎罪者”的身份重新派往中国的额尔金,从此次远征开始之际,便一改往日的沉稳与谨慎,变得暴躁、激进起来,急于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来弥补英方的损失,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封住政府里攻击他的嘴巴”.[22]( P225 -228)与此相比,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属于资产阶级的开明专制政体,国内政治自由程度虽不及英国,但恰好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由于大沽之战的惨败而产生的国内政局压力。葛罗和蒙托邦在此次远征中的任务,是在避免采取激进行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稳中求进,完成远征目的。由于作为英军统帅的格兰特,此时别无他计,唯以额尔金马首是瞻,[31]( P269 -270)因而使围绕人质事件制定惩戒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几乎从一开始,便演变成额尔金与葛罗、蒙托邦之间的针锋相对。总体而言,除要求清政府遵守 《天津条约》以及在天津商议的和约中规定的条款外,额尔金还分两个阶段,先后提出了 5 种惩戒策略。在最初阶段,他提出: ①让部队在北京过冬,加重对咸丰帝的侮辱; ②摧毁紫禁城,以此证明联军部队到过北京,并采取了报复。由于前述气候变化以及物资供给系统的不稳定,以及与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之前所做的勿在北京过多停留的指令不符,额尔金很快将第 1 条策略放弃。针对第 2 条策略,法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北京城门是向联军打开的,联军曾承诺过要维护城内秩序和财产安全。如果火烧紫禁城,就是违背了联军自身的承诺。[32]( P64)面对法方的反对,额尔金不得不撤回这些提议,但是他又重新提出了 3 个新的要求:③在天津竖立一块赎罪纪念碑,并刻上有关人质事件的日期和情况; ④把圆明园夷为平地; ⑤要求清朝拿出30 万两赔偿受害的英国人和那些遇害者家属。就第3 条策略,法方亦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与文明国家不相称的报复行为。
额尔金经过考虑后,予以放弃。[32]( P65 -66) ,[17]( P308)对第 5条而言,法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并认为理当如此。但在围绕火烧圆明园的问题上,法方表示了激烈反对。葛罗和蒙托邦都认为火烧圆明园“仅仅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它的攻击对象只是已经被部分摧毁的断壁残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将有可能打破联军与恭亲王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促使恭亲王逃跑,使联军由于无法换约而处于孤立的境地。[16]( P106)在此基础上,法方提出了 3 种惩戒策略: 第 1 条是要求清政府赔偿人质 20 万两抚恤金; 第 2 条是归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和传教士坟茔; 除此,还会遵照约定,在 23 日之前一直等待恭亲王奕?同意签订和平条约的回复,否则就实行第3 条策略,即在撤退之前, “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无上权力的地方”.[8]( P342 -346)围绕此关键事件产生的矛盾,让英法公使之间从远征初期的貌似融洽转变成了后期的公开分歧。这种转变,不但显示出英、法在华利益的差异和在侵华步骤及具体措施上存在很大分歧,而且也显示出 “欧洲的政治已被转移到中国来了”.[33]( P686)实际上,自 1858 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拿破仑三世便从维护法国利益出发,寻求与俄国的合作。而俄国在南下的武装被解除、出入黑海海峡的大门被锁死后,加紧向中亚和远东扩张,期望尽早结束自己被孤立的状态,亦积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34]( P190 -191、198)
这样,英法之间的同盟关系便逐渐疏离,演变成 1860 年紧张的同盟关系。英国人开始不赞成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争和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觉得是对英国利益的威胁; 而法国则对于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计划于此次远征中联合英国共同打击清政府,以获取东亚财富的同时,尝试与英国在香港、广州、上海展开竞争。所以,两国阵营的军人从远征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多摩擦和不满,就显得不足为怪了。[28]( P31 -32) ,[35]( P2472)此前,法方就对英方在此次远征中的一系列行为进行了提防。一部分法军官兵倾向于认为英军的最终企图是推翻清王朝,建立 类 似 于 印 度 的、听 命 于 英 国 的 傀 儡 政权。[36]( P66)当蒙托邦得知英国誓要焚毁圆明园时,怀疑英国之所以 “坚持做这件没有明显合理理由的事情,一定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动机”,并认为此举与法国国家利益根本不符,因而建议与葛罗一起向额尔金提出抗议。[17]( P314)进而,法方对自身行动的目的也逐渐动摇,认为法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微小,或许根本不应开启此次远征,而此次远征除了促进英国势力的发展以外,法国没有获得任何利益。[37]( P165)以上法方的诸多不满,构成了其反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深层次原因。
当遭到法方的反对后,英军大为不满,开始大肆抱怨法军。他们认为英法联盟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因为法国在此次远征中兵力不足,而法国人所谓的自尊心,却要求在作战之时经常出动与英国相等的兵力,结果把像守卫基地、保护交通线等后勤维护工作留给英军去独自承担,导致延误了英军的行动,而成为英军的 “一个累赘”.额尔金还注意到葛罗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往来密切,后者充当了法国与恭亲王奕?之间的调停人,也明显地感觉到法、俄在中国的关系已超越法、英的关系。他深知欧洲的国际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他害怕俄国会同法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如果这样,不仅他们在中国 “会有一支强大的武力,而他们还会经由俄国比我们更快地得到各种消息,这对我们是不便的”.[33]( P686 -687)
加之,英国国内反华战争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英国原先计划为此次远征增加至少 300 万英镑的军费开支,实际上由于经费困难只增加了 120 万英镑。[11]( P62 -63)如陷入持久的对华作战,会使所耗经费 增 多,必 将 给 巴 麦 尊 内 阁 以 巨 大 的 压力。[28]( P28)还有,英国在此次远征中不仅动用了英国本土的大量士兵,而且从印度抽调了 1 万余名。当时,印度民族起义刚被镇压,英国急切需要结束此次中国远征,遣返士兵,通过增加英籍士兵的数量来稳固在印度的统治。[11]( P66) ,[38]( P993)总之,联军内部日渐公开的矛盾和英军自身的困难,促使额尔金急切寻求一种 “既严厉又迅速,而且又不伤及北京,而且要特别给大清皇帝沉重的一击”[21]( P219)的方式,以便可以在 11 月 1 日之前签订条约。火烧圆明园在额尔金看来,可算作完成以上目标最好的举措,因为此举不仅可以击溃清军的抵抗信心,促使战争的尽快结束,而且也会及早摆脱英军在政治同盟关系上的不利地位。鉴于在火烧圆明园问题上英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国公使遂于 17 日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了上述各自不同的条件。次日,英国军官约翰·米歇尔指挥英军第 1 师、第 60 步枪营和第15 旁遮普营,放火焚烧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整个三山五园。
至此,我们已在上述相对宏观性视角的关照下,重新探讨了导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的原因。可以发现,目前学界认为英法联军以人质事件为借口,为逼迫清政府尽快投降,才放火焚毁圆明园的主流观点,其由于关注面较窄,对联军一系列行动之间的 “选择性过渡”策略缺乏深入分析,因而没有完整揭示出导致圆明园一步步走向被焚毁命运的全过程。可以确定的是,圆明园的焚毁,实际上是联军物资补给系统中存在的隐患、1860 年 10 月初京津一带气温的骤降、占领北京城后联军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联军内部矛盾等诸多因素杂糅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整体上说,额尔金的个人境况以及人质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直接原因; 英、法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联军内部问题和矛盾,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主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即: 圆明园的被焚毁,是否是造成清政府放弃抵抗的根本原因? 舍此,就难以理解火烧圆明园所造成的影响和此一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英法联军的既定战略部署,是将北京城作为首选进攻目标,以进入北京城换约作为最终目的,并且一以贯之,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在得知人质被虐杀的情况后,英军最先想到的是以此事件为借口而摧毁紫禁城,以迫使清军投降。只是由于进入安定门之后摧毁紫禁城的计划遭到法军反对,英军才转而将圆明园作为替代目标而加以破坏。以往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城在中外双方战略部署之中的重要性,简单地认为 “英军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而直接焚毁了圆明园,而圆明园的焚毁又导致了清政府的投降”,过多地抬高了圆明园的地位,忽略了一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差别。
如果圆明园的焚毁,果真能够促使清廷立即投降,那就无法解释清廷不仅在 17 日就已得到英军将要焚毁圆明园的确切消息,[39]( P81)而且在 18 日圆明园已经开始惨遭焚毁的既定事实下,为何无动于衷,仍没有给出签约的确切时间、地点。只是在奕?通过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得知英军于 20日火烧紫禁城的进一步计划,[17]( P329)以及之前所收葛罗关于 23 日之前清政府不最终投降,就要在京师内外重启战端的照会后,[12]( P192)考虑到联军久驻京城产生的隐患,以及清军饷银、口粮均严重缺乏,难以作战的实情后,[40]( P231 -234)才被迫于 20 日照复额尔金和葛罗,接受了联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定于 24 日、25 日在礼部大堂与英、法代表签字换约。基于此,着名史学家向达也认为英军焚毁圆明园后,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迅即投降,“盖亦畏其复肆凶残耳”.[41]( P423)认为圆明园的焚毁促使了清军的尽快投降没错,但是更准确的却应认为英军是在无法火烧紫禁城的情况下,才转而焚毁了圆明园,而英法联军进一步焚毁紫禁城的计划,很可能才是促使清廷尽快投降的最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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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75 周年,2015 年又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自 2012 到 2014 年,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战的专着,发表了诸多论文,[1]研究的角度再次拓宽,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大批有特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这期间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关于通史类着作,主要有:薛庆超《从东北沦1正面战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臧运祜《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杨一民《中国的抗战》(蓝天出版社 2013)等。
(二)文献资料性质着作:大型史料丛书类有:孙燕京主编的多卷本《民国史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大象出版社 2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地方抗战文献资料类有: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资料汇编》(济南出版社 2012)、中共苍南县党史研究室《苍南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丛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何鸣雷《绍兴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丛书(重庆出版社 2013)等。
(三)抗战口述史着作:叶森《东纵抗战口述史》(花城出版社 2012)、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白涩《抗战亲历者口述》(万卷出版公司 2013)、湖南图书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金诚峰《两岸话抗战》(台海出版社 2013)等。
(四)地方抗战史研究着作:田苏苏《华北抗日战争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李茂盛《华北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杨晓林《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曹文奇《风雨同舟战辽东》(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薛岳《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郑洞国《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陈长捷《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唐生智《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刘永国《随枣会战》(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谭飞程《赣北兵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萧培《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敖以深等《黔山抗战起烽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等。
(五)专题类研究着作:关于抗战时期军事着作主要有:马振犊《惨胜》(九州出版社 2012)、王树林《地下烽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古琳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杜聿明《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等。关于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着作有:李建平《抗战文化研究 - 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等。另外还有一些着作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抗日战争政治方面研究
1.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杨启金、董平分别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因素与过程。[2]
蒋建农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歧、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大问题,重新对中共和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出了客观界定。[3]
刘洪英则反对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任何一方所领导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所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和直接组织者。[4]
徐玉凤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立场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5]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问题。胡大牛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的影响为例,证明了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是实现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6]
汪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路径。[7]
崔晓彤认为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个方面,中共党的民主建设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
徐振光、齐卫平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完善的民主政治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边区事业的顺利发展。[9]
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宫正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抗日战争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10]
李小刚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中农民群众、干部队伍、革命队伍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系统和完善,从而促使抗日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斗志上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吴少娴认为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12]
3.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研究。董志铭认为党在抗战时期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勤俭节约的生活、颁布反腐倡廉的法令法规、建立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等将反腐倡廉建设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产生了很好的反腐作用。[13]
杨晨、崔瑞兰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基本措施有:(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廉政意;(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廉政建设提供保障;(3)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保障党员干部的廉洁性;(4)加强和完善党员干部的管理政策。[14]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有郭钦逸《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 年第 7 期)、张燕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及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期)、郑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等。
(二)抗战时期军事研究
1.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黎世红认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随着其抗战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在 1943 年 8 月以前的相持阶段,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后,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15]
胡西娜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与其他战场的关系、敌后战场对于抗战的作用和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败的原因三大方面对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游击战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考察。[16]
2.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兵役制研究。李常宝对抗战期间国统区兵役行政问题进行了探讨。[17]
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18]
3.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把增强学者,发表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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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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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史的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笔者所见如:王立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时国荣的《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如果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的,而开港的结果同样是使本国的传统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了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条件,日本很快地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并且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满足了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地由于外部的侵略而被迫停滞。
而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两国的差距,使得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的不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也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而统治者的改良仍以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下场。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地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它实际统治区域内所出现的,还只是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但是却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有如下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平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平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平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页)
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还有学者研究,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而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骆清华:《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32~233页)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28页)但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歪曲了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它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并把这些投资纳入了日本本国的经济体系。与其说东北殖民地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倒不如说它是日本现代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而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了。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有人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
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做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共产党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也认为它的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然不是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袁成毅认为:“其实正是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见《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独裁作为一种主观意志,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却很难以民主的外壳来包容)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即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着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
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我认为这种体制的建立,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关于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关于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关于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特别地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得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中国人民为了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4个年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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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依存度日趋增强,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法一向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近10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发展势头尤为迅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l至2011年(截至11月)双边贸易额从77.91亿美元增至469.73亿美元。足足增长了5倍有余。据估计。5年内贸易额还将翻番。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早期中法贸易的进程却是较为迟缓和落后的,考察其成因,对于促进今后两国贸易稳定、持续地发展,或不无裨益。
鸦片战争前法国对华贸易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步迟缓,二是规模有限。这是由于当时法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与荷、英长期对峙和冲突所造成的。17世纪初,英、荷、丹、葡等国相继成立东印度公司,大力拓展在东方诸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其中尤以英、荷两强最为成功。面对海外扩张的不利局面。法国也组建起了东印度公司,意欲在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波旁岛(今留尼汪)、南亚、东南亚及中国等地通过贸易活动集敛财富,与列强展开竞争,同时令法兰西政治、宗教及文化的影响力渗入当地。在法兰西东印度公司往来印度经营30年后。始有法船抵华互市,是为法中直接贸易的肇始。法国虽“后来”,却未能“居上”,其后一个多世纪中。就对华贸易规模而论。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到鸦片战争前夕。已远远落在了英国人的身后。
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权利一直被1 664年组建的”法兰西东印度公司“及1719年继承其衣钵的”永久印度公司“所垄断。其间出现过的短暂存续的”儒尔丹公司“或经恩准使用”皇家“招牌开展活动的”中国公司“,不过是以一定的代价从东印度公司手巾换得其无暇顾及的对华贸易之特许状的私商。1769年”永久印度公司“贸易特权终止,其后lO余年间,散商经申请取得执照亦可赴华通商,不过,1785年财政总监卡隆组建的”东印度与巾国公司“又将对华贸易特权掌控在了手中。直到法国大革命后。东印度及中国贸易才正式对全体国民开放。由此真正实现了自由化。
可以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特权在’定程度上阻滞了对华贸易的自由开展。在法兰西东印度公司组建后的30余年间,尽管对华贸易特权空置一旁。但散商亦无权染指。当时的知名学者莫艾雷(And珀MorelIet)讥讽道:”尚有潜力无限的贸易无人问津,仅仅因为这是留待一家垄断公司专享的。“晰19直到其后公司债务问题严重化,股东资本缩水近半,再也无力负担远洋贸易开支,才开始考虑将在东印度各区域开展贸易的特权转让给散商。不过散商的自由度极其有限,不但要缴付一笔特权转让费,其贸易地点、内容、方式还要受到公司全方位的控制。1700年10月23日东印度公司与希望继续开展中国贸易的儒尔丹公司达成协议。后者应向东印度公司支付返法货物销售利润的5%。此外每年还要支付2.5万利弗尔。除非其船只失事或因战事无法派船赴华。网陋L嘞同时对停泊地、补给点和贸易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其船只往返途中皆不得在任何印度沿岸港口停靠,只能在好望角、圣赫勒拿岛、阿森松岛、马约特岛、昂儒昂岛及马达加斯加岛停靠和补给。[6)Ⅱ”L*w一英艾雷认为这一规定太过苛刻。指责道:“中国公司的船只不得不连续航行八、九个月,中途不能在任何法国贸易点处停泊。这种作法既不讲人道,又无视同胞之情。”m-∞除了允许在广州和宁波两地开展贸易外。儒尔丹的船只不得在上述任何补给点进行贸易。包括以货易货、售卖或收购货物。此外,还对其沿途贸易情况及回程货物进行严格的监管。协议规定,东印度公司可派遣两名职员随船了解交易情况,费用由儒尔丹公司负担。船只必须从中国港口直接返回路易港并由东印度公司职员协助卸货,货物运往南特,存放在公司仓库中,公开销售时须有公司人员到场监督。
除上述与私商达成的临时性协议的诸项强制性规定外,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特权还受到了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如1726年2月22日枢密院令对其特权予以重申,禁止私人派船前往公司特许贸易区域经商,违者没收船只及船载货物,三分之二归公司。三分之一归检举人,另处罚金3000利弗尔。脚M耐同时,针对私自输入和售卖中国、印度与中东印花布、染色布、绉布等纺织品也制定了严格的法规,虽然带有保护本土纺织业的色彩,但也具有为公司消除竞争的意味。
1717年7月发布六条法令,规定如下:聚众五人及五人以上走私上述货物,判处三年苦役并处罚金;若武装走私,判处终身苦役。个人私自非武装挟带上述货物入境者,初犯处1500利弗尔罚金。若累犯,男犯枷示三日,女犯鞭刑,其后监禁=三年。若在商户之店铺和仓库发现上述物品,初犯处3000利弗尔罚金,情节严重者剥夺其经商资格,违禁品充公或焚毁。旧口“Ⅲ。渺”-真后此类法令日趋细密和完备,如1726年10月发布的相关法令总共二f二条,且刑罚更加严厉,甚至将死刑引入其中:聚众三人以F武装走私上述货物者,初犯判处三年苦役,另处300利弗尔罚金。累犯论死。聚众三人及三入以上武装走私上述货物者论死,财产充公。昀∞2“∞。9溅然,公司依托政府的扶植和相对雄厚的资本赴华通商,有利于贸易政策的持续性和购销市场的稳定性,但垄断特权的存在阻碍了对华贸易的多元化发展和束缚了商业活动的固有活力亦是不争的事实。
鸦片战争后,为了改变对华贸易的落后状况,法国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并r一手开辟了由越南河内通往云南边陲的红河商道。试图将中国西南诸省纳入其政治、经济势力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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