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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19日至6月23日，共采集标本67份，检测阳性的22份，阳性率32.83%。其中采集病人粪便、呕吐物23份，16份检出福氏志贺氏菌，检出率69.56%。采集原料、食品、水和操作用具标本42份，6份样品检出福氏志贺氏菌，检出率14.28%。6份阳性标本是菜墩、菜刀、蒸饭盘、碗、餐盘、筷子，均为操作用具，检出的福氏志贺氏菌与病人粪便标本的致病菌为同一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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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角度分析 ，乡镇集体、村民个体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都愿意开发和建设小产权房。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经济均衡角度分析我国小产权房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小产权房是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和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过程中出现的特定产物。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驱动是小产权房生成和增加的内在动力，小产权房的出现和发展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益 实现了提升，其存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从经济均衡角度分析，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权衡法律、社会和经济因素，强制拆除和不利管制的极端作法都是不可取的，而选择最优的解决策略，即将小产权房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有机结合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协调处理的好法律、经济、社会问题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经济均衡 ;小产权房;问题分析;解决策略。
从经济均衡角度分析我国小产权房问题
小产权房是我国在特定时期 ，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定产物。我国小产权房是在 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后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小产权房的土地使用没有经过国家的规划和审批 ，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 ，没有获得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 。小产权房 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会 自行开发建设 ，面向社会公开销售 ，产权证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 ，相对于一般商品房而言 ，其产权证不具备国家认可的产权法律效力。因此 ，所谓小产权 ，实质上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产权。对于小产权房问题学者有诸多研究和论述 ，本文拟从经济均衡角度探析我国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源及解决对策。
小产权房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它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规 ，也违背了国务院等有关部门的政策条例。但是 ，有着巨大法律风险和政策风 险的小产权 房却蓬勃发展 ，1995～2010年间全 国小产权房建筑面积累计超过 7.6亿平方米，大约相当于同期城镇住宅竣工面积总量的 8%。“十一五”时期小产权房竣工规模达到 2.83亿平方米 ，比“十五”时期增长 17.8%，相当于同期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的 7.5%。从发展趋势看 ，小产权房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虽然不符合法律法规 ，但小产权房迅猛发展，是因为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能提升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益，其存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小产权房的出现和发展，存在内在驱动力 ，这就是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下面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需求角度分析 ，需求 自动创造供给。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是 46.6%，整体上正是处于加速推进的阶段，未来 2O年 ，中国城市化率会以略高于 1%的速度提升。城市化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 ，高额的房价超出了很多购房者的经济能力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 比一般在 1.8—5.5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 3-6倍之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 《经济蓝皮书》，85%以上城镇家庭无能力购买当前房价高企的住房。因为 ，城市居民的房价收人比已达到 8.31倍，农村居民的房价收入 比更是高达 29.44倍。而小产权房不需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征用费、耕地占用税等成本，且没有缴纳房地产开发相关 的各项税费。其开发成本较低 ，售价仅为同区域商品房的 1/2甚至 1/5左右。城市低收入阶层 、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大学生因房价高涨无法释放的住房刚性需求，自然转向小产权房。
从供给角度分析 ，乡镇集体、村民个体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都愿意开发和建设小产权房。小产权房的发起人乡镇集体由于在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中不用交纳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 ，小产权房即使销售价格相对低廉，仍可获超额利益 ，这个数额是征地拆迁补偿费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部分收益可以发展集体经济，增加乡镇医疗和教育支出，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通过开发小产权房 ，村 民个体可以分享土地 的增值收益。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要被国家大量征收，土地从农民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十一五”期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合计 228.98万公顷，其中 2010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 48.45万公顷，转为建设用地 的农用地 33.77万公顷，耕地 21.19万公顷;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29.15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 2.71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0%、57.8%，其中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 25.73万公顷 ，出让合同价款 2.6O万亿元 ，分别占出让总面积的 88.3%和总价款的 96.0%。集体用地与国有土地不同权、不 同价 ，农村土地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而开发建设小产权房 ，村民个体则会获得比政府补偿更多的增值收益。
房地产开发商不需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征用费、耕地占用税等成本，相比商品房的开发，投入资金少。虽然小产权房售价低 ，但是成本低 ，扣除成本后仍可获得丰厚的利润收益，因此，房地产开发商愿意和乡镇集体合作开发建设小产权房。
在经济社会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下 ，小产权房迅速发展 ，时至今 El，小产权房 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小产权房的出现和发展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益实现了提升，乡镇集体和村民个体通过小产权房建设获得的土地收益 ，远远高于征地制度下低廉的土地补偿费，大大的增加了集体的财产收入和个体的支配收入;房地产开发商 ，则增加了一种投资渠道和市场选择;从政府角度分析：虽然表面看来 ，与征地制度相比政府从大的受益者成为了收益为零的“局外人”，俨然小产权房 的最大“受害者”。但仔细分析发现 ，这样的代价是以政府不再管理、执行征地收人的专款专用为条件的，这些活动在小产权房现象下 ，以市场方式得到了解决 ，因此可以说政府的利益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害。
小产权房的存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 眭。正因如此 ，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权衡法律、社会和经济因素，选择最优的解决策略 ，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综合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 ，将解决策略分为优、中、次 ，将小产权房强制拆除 ，则是次级解决策略。
目前全国小产权房数量众多，强制拆除的成本和损害太大。据统计 ，目前我国住宅总量在 186亿平方米左右，其中高达 66亿平方米面积的住房属于小产权房 ，占比超过 1/3。而在深圳 ，这种情况更为突出。2007年深圳市住宅调查显示 ，深圳有“城中村”农民房或其他私人 自建房超过 35万栋，总建筑面积约 1.2亿平方米 ，占全市住房总量的 49%。北京的小产权房的数量占市场总量的20%左右 ，上海的小产权房数量占市场总量的 22%左右 ，西安小产权房已占市场总量的 25%一3O%，郑州、广州等城市的小产权房屋数量也都在 20%以上。而目前，我国小产权房待建、在建、完工和已经人住等各种形式都事实上存在。
小产权房建设涉及国家、农村集体、农村个人以及小产权房购买者等多方利益 ，将小产权房作为违法建筑强制拆除，只看到小产权房的非法性 ，而忽视了小产权房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强制拆除小产权房直接损害了房地产开发商、乡镇集体、个体村民的经济利益 ，造成大量在建、已建的住房建设资金和建筑材料被浪费 ，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拆除后的小产权房所占有的农村土地未必能很快复耕 ，且复耕质量也未必能保证与建房前一样好。
目前我国住房资源较为稀缺，违法建筑也是社会财富，只要不涉及质量、环保、安全等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 ，对于符合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且未占用耕地的小产权房 ，显然不应强制拆除。
小产权房已经成为我国住房供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拆除小产权房造成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供应紧张 ，甚至反而推高房价。
小产权房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 民集体和开发商四大权力主体的利益，小产权房的无序和蔓延在本质上是由相关权益主体对公共产权的过度争夺和攫取所造成。对小产权房不予管制，则会出现两大问题：一是不能保护农地利用整体效用;二是实现房产的有序开发和规范布局。
为保护农地公共利益即农地利用整体效用 的最大化，尤其是国家粮食安全 ，中央政府对农地非农化和土地开发必须从总体上严加管制，并通过土地开发利益的分割和平衡 ，弥补农地使用所产生的正外部性的损失。但是我国对小产权房的开发管制处于失灵状态。小产权房开发是一种游离于政府土地管制之外的“市场化”的城市蔓延，如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对中国的农地保护势必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房产必须实现有序开发和规范布局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大量人 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人们之所以愿意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村 ，除了就业机会充足以外 ，重要的原 因在 于城市 比之农村有着完善的社会公共 服务，而这种公共服务是廉价 的、甚至是免费的。
我国人口数量大 ，而城市土地和资源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无论是小城镇还是郊区，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必须合理、规范和有序。
如果不能将小产权房纳入规范开发建设轨道 ，放任其继续蔓延 ，势必损害整个经济社会效益。因此 ，对小产权房不予管制 ，是中等解决策略 ，政府应该合理引导，正确规划 ，不能出现对小产权房的开发管制处于失灵状态的情况。
当前，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中高档商品房供应相对充足与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供应相对不足并存;大中城市房价持续攀升与城市低收入阶层购房能力不足并存。小产权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房的作用，解决了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因此，小产权房问题解决的最优策略是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有机结合。具体措施是：
第一 ，淡化、而不应过于纠结小产权房建设用地的集体所有而非国有的性质 ，承认集体土地上建设小产权房长期存在 ，从法律法规上予以认可。
第二，在房价较高的一线城市进行小产权房入市试点 ，使小产权房转变为可合法交易的、以 自住为主的、特殊性质的“商品房”，从而扩大城镇住房供给来源，进一步丰富城市住房供给体系。
第三，有关部 门在研究制定房地产业发展和城镇居民保障性住房发展中长期规划时 ，要科学分析预测小产权房建设规模 ，并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保障性住房。从小产权房的户型面积 、建设标准、购房(租房)者准入条件和转让条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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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全文如下：
所谓世界历史语境,就是指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构筑的言语环境。自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来,这一言语环境就已形成,并开始伴随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成熟而发展和改变。由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社会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所以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有着不同的世界历史理论表现形态以及不同的世界历史语境,而建立在这一语境基础上的任何一种事物必然会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语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史观的第一大文本[1],它标志着科学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创立之后又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①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世界理论虽然已经创立,但是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述,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创立了这么一种理论,因而也没有命名这一理论;②列宁时期,这一时期科学世界历史理论被列宁继承和发展,他和马克思一样有着世界历史眼光和思维方式,但也没有命名这理论,不过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大规模地运用于对现实社会实践的分析;③邓小平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样保持了继承和发展性,但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之处的是,这一时期的理论界明确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并正式命名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名称。这主要表现为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大量关注,并在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从此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作为一种理论而正式存在。
世界历史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它所构筑的语境却形成了两种形态,其分别是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和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划分这两种形态的标准,是世界历史理论是否被明确地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即是否达到了理论自觉及其程度。这样看来,至20世纪80年代,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才正式形成。
结合以上世界历史理论三个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语境的两种形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遭遇与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当世界历史理论创立后,马克思也随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世界历史理论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分析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开始走向实践;而当世界历史理论被明确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了真正彻底的改革,从而走向了它的新形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虽然上面所揭示的现象并不必然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世界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系的证据被现象所提供是不充分的。但要寻找完全充分的证据,就必须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各自的理论是如何被世界历史理论所规定和如何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说明自身和成就自身的。这些证据已为我国学界所提供,他们分别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思想、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揭示了各自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所形成的理论之间的必然关系。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150年间,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着必然的和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也说明,当代要正确而完整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必须借助世界历史理论。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所构筑的语境是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唯一路径。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的语境方面来讲,世界历史语境是一种根本语境,其他任何语境都必须依靠世界历史语境作为中介方才能来解读。对于发展和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局面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来讲,构筑科学的世界历史语境以及从这一语境所显示的方法和原理出发,也必然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离不开世界历史理论的,这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全球化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种反应。这样,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就不但是正确完整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需的语义环境,更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和指导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我们才能够和必须通过世界历史语境重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认识。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发展前途,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应该能够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真正的理解。
恩格斯认为,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科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够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的认识上,更由于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是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得以完成的,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
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的。如邓小平所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缺乏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这再一次证明,世界历史语境与社会主义理论关系密切。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世界历史性的场合,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所以,只有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才可能被正确揭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如前所述,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发生于邓小平时期,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必然形成于邓小平时期,事实也恰恰如此。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也就正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建设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历史的,因此它必然反映世界历史的趋势以及人类理想的追求。
对于世界历史以及开创世界历史的人类来讲,解放和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理想追求。因此,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对充满压迫和奴役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克服和继承,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也必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而得以实现。当然,发展和解放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只要把握了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就能够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也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前后相继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这是它们的相承性。对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而言,二者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更侧重于解放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更侧重于发展问题而且更加全面地照顾到了解放问题。当然,解放和发展是不可被机械分割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都探讨了解放和发展问题,但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产生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因而两种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的发展性。由于侧重解放而忽略发展,故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
这一理论困境被“大跃进”和““””而典型表现出来,而建立在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表现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说明了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以及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和解读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可以说是分别针对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而阐发的,在现实实践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所以上述事实也就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同时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本质内涵是对逻辑起点的表象化和具体化,是逻辑起点的逻辑发展和向现实层面的过渡。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就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内核,向现实层面逻辑推进,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即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得到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确实包含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包含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而分析和探讨必须要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因此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就必然地兼顾其他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与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而具有的较为优秀的方面。中国特色,首先反映了中国国情,但绝不是简单的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所形成的首先是特点,而非特色,只有相对于其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相对于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所具备的更为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上,一个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的借鉴上。中国模式的先进性方面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
先进性与优秀性并不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性质,是比较才能产生的,而比较如果不是在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间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中国模式的优秀性,就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而言的;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也是同其他国家传统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的。显然,离开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不对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是无法发现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的。中国特色的“特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够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前途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行阐释说明。
现在我们谈一谈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主体性的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表征的是一个人与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结束,也永远没有尽头。[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运动过程,而且这个运动过程是没有参照系的,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客观自然过程;另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有参照系的可以自我时时进行调节的过程。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
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讲就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趋近,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趋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趋近。正如马克思所讲,发达国家所显示的不过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情景,这个未来情景的实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所关涉的并不是优、劣、好、坏等一些价值范畴,而是先进和落后等客观的非价值范畴。因此它所保证的只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样的客观的非价值范畴方面。而涉及价值范畴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仅仅依靠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给予保证。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解放和发展依靠人民,我们的发展和解放是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方面,首先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包含着一种论述发展的价值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会有探寻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的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关于社会主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两制共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不可能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性,而必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主要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务实于国情,务实于世情,这样才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入手。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并针对我国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进而力求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说明。从理论层面来讲,必须根据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进行扬弃,从一个理论不足的状态发展到理论丰满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必须完成理论体系所应包含的各个基本方面。无论从现实层面来讲,还是从理论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理论本身还并不完善。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因为微观方面更加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因而它不但是琐碎的而且是具体的,所以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给予很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往往是会犯错误的。基于此,本文重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做一个宏观分析。
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制共存时代、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物,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产物。在两制共存时代,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应该是不发达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是两制共存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就可能分别形成两种理论:一种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种是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但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当两制共存时代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吸收和借鉴。这不但是因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来说都是落后的国家,应该吸收和借鉴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快地发展自己,这种客观进程当然会被理论所反映;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还不完善,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多地关照世界历史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对该部分的外部关照太少,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性,因而该理论体系主要是吸收和借鉴外在部分来发展内在部分,因此也就形成了这样的特征。吸收和借鉴特征的形成,不仅是初级阶段社会理论体系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时代,交往已经普遍化,交往的网络极为发达,这就为吸收和借鉴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的特征不再是吸收和借鉴,而是输出和扩散。当然在这个阶段,吸收和借鉴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这里所谓的输出和扩散,就是指依靠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成熟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输出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的纲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态方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进一步解决之前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等,至于具体的理论是什么也只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实现。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新的阶段。在两制共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直到它最后完全成熟,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完全结束后,民族国家必然走向消亡,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任何理论都将被陈列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但随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并不是没有理论,只不过这种理论不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而是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这种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不再借助世界历史语境来得以发展和理解,而是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是完全科学和成熟的理论形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的实践的解释表现在它的实践中,而不需要在理论家的头脑中单独阐述”。[5]这整个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那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如凤凰涅盘般地迎来它的世界性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为光明和必然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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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的潜在问题及其分析全文如下：
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共同的阶层认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取向。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认同阶层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例如，当我们调查社会公众“在同事或邻居因特殊事情邀请其参加集体上访时”个人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处于认同阶层的最低层的被调查者有37.4%持参加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说明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引发各种突发事件，其行为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客观阶层中那些贫困的人更容易参与和支持社会冲突。
人们往往认为，客观指标所标定的贫困阶层最容易抱有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产生激烈的社会对抗行动。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客观阶层中的底层在解释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冲突的严重程度”这个变量时，并不具有统计推断意义;而更具有统计推断意义的解释变量是“认同阶层”。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干群之间冲突程度、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冲突程度、劳资之间冲突程度的感知等，都与人们的认同阶层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是不同的，在整个社会处于温饱线以下的时候，贫困人群是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贫困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感知，因而客观的贫困群体会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普遍处于小康生活状态时，认同阶层就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指标。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认同于哪个社会阶层，就会从那个社会阶层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认同阶层应当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的指标。
通过主观阶层认同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即便是将我国大城市市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而且，这种向下的“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只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发达大国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均在55%以上，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都在55%以上，较高的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均达到了70%以上，即便是较低的韩国亦达51%;而这一比例在我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与此同时，国际比较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我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较低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低于3%，较高的韩国为9%，意大利为8%，印度为7.5%;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比例达到了14.6%。
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也还远未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这个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于一般国际发展经验的曲线，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在特殊因素和一些新因素的影响下，继续朝着差距扩大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特殊因素包括，非技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等;新因素则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快速提升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收入的影响，以及信息成本快速降低导致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变化和中等管理阶层重新分化。
社会中间层通常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我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现象，潜藏着一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人们在利益格局变动中所处位置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冲突倾向，从利益的损失到实际的冲突行动之间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根据统计分析推论，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导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价值认识，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会趋于严重。
因此，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另外，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给予适当的补偿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4、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
调查中发现，“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者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迅速致贫”者的社会冲突心理，认为那些具有“相对剥夺感”者更易于形成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但通过深入研究可发现：“迅速致富”(“在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者也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
造成生活快速富裕的人群也有较强社会冲突意识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尽管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有好处这一观点，但多数人都对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满，希望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更加适度合理;在这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富裕阶层也对自身财富的安全产生担忧。其次是因为人们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调查结果显示，最高层人员中有35.4%的人不同意多征有钱人的税帮助穷人，还有13.6%持无所谓的态度，两者相加约有一半的社会高层人员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当被问到“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私有企业主或演艺人员。但2002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党政干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0个群体类别中，只有2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其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有55.4%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共识。按照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认同阶层这两种不同分层标准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城市公众产生改革开放中干部获益最多这种看法，与不同职业群体实际收入状况的比较结果并不一致。公众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下海”已不再是“发财”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公务员成为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可以不断提高、生活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就业)比较完备的职业;二是某些官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前城市面临着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是失业下岗问题，占被调查者的70.4%;二是腐败问题，占被调查者的54.7%。这项调查结果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多数城市公众都认为，当前我国劳资冲突的问题比较严重。其中有两个比较醒目的结果：一是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问题感受最强烈。调查者在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四种类型的劳动关系进行比较时，认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冲突最为严重的人数最多，这与我国私营企业用工和管理制度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现实原因有关。二是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判断对其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最为显著。分析表明，对“国企管理者与劳动者”冲突的判断，是影响人们对整体社会冲突感受的最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国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对国企劳动关系冲突的心理承受程度比其它类型企业要低。
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对劳资冲突看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符合常识判断的因素，如职业地位较低、收入水平较低、自我认同阶层较低的人群以及近年来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群，都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比较严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容易忽略的新因素，如教育水平较高者、年龄较轻者和居住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人群，对劳资冲突问题更为敏感。
人们对劳资冲突强度的判断越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就越低，他们越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并对整体社会冲突程度作出较高的判断，在实际的行为倾向上，他们也越可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冲突行为来处理矛盾和纠纷。随着人们教育素质和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劳资冲突问题将更加关注;而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损害劳工利益，从而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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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的社会性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全文如下：
【提 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变革之一。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这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强烈愿望的表现，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似乎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主席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毛泽东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周恩来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毛泽东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仍然是原来的设想，即对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周恩来、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终于选择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为标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当时党从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转向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这只能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寻找答案。如果说建国前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尚属局部的、战时的、农村的，1949—1952年的经济则属于恢复性质，既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不具有赶超性质的加速工业化，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自然与这种均衡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是相适应的。而当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投资过猛，遂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事关重大，引起物价的波动。于是，苏联曾经遇到的个体经济(农民)和市场机制与这种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在中国重演，即靠市场调节不能保障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因此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送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从资金方面来说，是与其社会剩余的多少和积累率(又称储蓄率)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太落后，社会剩余量很少，积累很有限。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则为142元。尽管全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但是195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79斤、棉花2.5斤、油料9.8斤、生猪0.12头，由于人口增长，1956年的上述人均数也没有多大增加，分别为614斤、4.6斤、14.5斤、0.13头。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65.19亿元，1956年为287.43亿元，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796.51亿元，平均每年近100个亿。 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每年1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困难的。再从农村看，据195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尽管经过四年的恢复发展，到1954年末，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相当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15.8亩、耕畜0.92头、犁0.62部、水车0.11部。由于农业落后，1954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420.6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60.7%)，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453.8元)，必须靠副业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来看，1954年平均每个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68%，尽管比重很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低，人均消费粮食373斤、肉类9.2斤、食油2.6斤、食糖0.8斤、蔬菜141斤。 这种低水平的消费说明，建国初期的农业剩余(农业税和出卖的农副产品)只是相对剩余，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食品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压低消费，提高积累率，为“一五”计划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办法。
从决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人力资本来看，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却非常短缺。据统计，1949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人口54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10•64%，乡村人口占89•36%;从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8•5%，乡村从业人员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中学生55人，小学生889人。 即使这样低的比例，1952年大学虽然计划招收7•5万名学生，还是面临着招生不满的忧虑(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政务院不得不下达指示，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要求努力争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学，至少保证95%以上。即使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整编中抽调2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升学差额。
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会超过5%。据1952年的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济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 ，在2470700名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4•4万人，占13•9%，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133684人，仅占5•4%。在这247万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周恩来在1952年7月就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 因此，从1952年起，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即使到了1955年，在城镇职工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在50%以上，有的产业，如煤矿、建筑业，在60%-70%以上，有文化的技术职工非常短缺。 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员只占8•4%。
总之，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像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除了上述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因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值得分析。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到底，即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视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局限。因此，新民主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结合非常成功，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仍然将新民主主义看作过渡阶段，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桥梁。于是，一但民主革命成功、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就自然会将社会发展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前述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认同这个理论的。《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对于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确是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因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必然与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矛盾，必然会遇到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反抗，除非你不追求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受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视为社会主义。因此，公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就自然被认为是未来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加紧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在建国初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底子薄，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将导致供求关系的紧张，因而需要加强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这就使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私营和个体经济与政府要求的资源配置集中化、计划化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在1952年的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上。另外，1953年初修正税制所引起关于公私关系的争论(包括财经会议)，1953年6月李维汉关于公私合营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协会议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也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运用问题上，公私之间是有矛盾的。
第二，由于城市私营和个体经济刚从旧中国过来，存在的问题较多，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制和市场机制制约，偷漏税、行贿、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等行为较多，从而使人产生其“利少弊多”的印象。
第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还不能解决诸如失业、“两极分化”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二次分配手段的完善以及农业的产业化，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体制来说，似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里没有失业、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农民的破产等问题。这对于建国初期的广大党员和人民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依靠体制改革来消除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常常是革命成功后的执政者习惯和喜欢采取的办法。
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短期内也确实能够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因此，尽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但是从上述因素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比新民主主义更优越。
(二) 国际环境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使某些民主人士呼吁的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设想破灭，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实现“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是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条件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发展经济关系。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这使得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政策实际上从政治和制度上的认同被迫扩大到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在此情况下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演进起到了催化作用。例如恢复时期对“一五计划”的酝酿、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与我国私营企业交往等等。
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
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压力增大，国防费用增加。中国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即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
三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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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邮政局审议发布《关于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称将积极争取支持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财税、土地等优惠政策，促使5年内，培育出一批年收入超百亿、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快递企业。“十二五”时期，即2015年前，通过兼并重组，快递产业集中度会明显提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快递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本文从多个层面分析了快递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快递业全天候高效地服务于生产和消费，对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快递业服务民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器; 快递业刺激内需，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快递业服务生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关键词: 快递业; 经济; 社会; 作用。
我国快递业起步于 1979 年，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创造社会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兴现代服务业。随着我国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本文从多个层面阐述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和质量。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求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 要求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党的十八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快递业是新兴服务业，服务于民生，主要体现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电子商务不仅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更重要的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国际形势看，不管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还是气候变化，以及我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发展电子商务成为了应对之策。
近年来，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形式和现代流通方式，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据统计，截至 2012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 5. 3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39. 9%，农村网民数量达到 1. 46 亿人，占中国网民人数的 21. 7%，而且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截至2011 年底，我国互联网宽带的接入用户达到 1. 5 亿户，3G 网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的县城和大部分乡镇，3G 用户达到 1. 2 亿户，网购人数达到 1. 94 亿人。
2012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8. 1 万亿，同比增长27. 9% ，其中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 1. 3 万亿元，增速高达 66%，占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比重提高至6. 2% 。预计 “十二五” 期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 2015 年，电子商务年交易额将突破 18 万亿元; 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比率达 80% 以上; 应用电子商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0% 以上; 网络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 以上。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态的迅猛发展，推动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促进网购快递需求快速增长，70% 以上的网络购物，依靠快递完成交易过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时间和效率。快递业的兴起和发展克服了传统邮寄方式的一些弊端，满足了人们对快捷、高效服务的需求，也为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持。2011 年 5 月 19日经济日报联合中国经济网进行的 “快递在线调查”
结果显示，72. 73% 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使用快递。
可见，快递在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国家邮政局 《2011 快递市场监管报告》显示: 2011 年，网络零售交易额超 8000 亿元，占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4%; 约 70%以上的网购需要依靠快递来完成，网络零售带动的业务总量占快递总量的一半以上，网络购物平均每天产生 700 多万件快递包裹[1]。由此可以发现，以商务快件为主的传统快递服务已经扩展到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
网上购物之所以广受青睐，一方面是能降低购物成本，如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等; 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实体店，同一种商品的价格较低。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消费预算支出水平下，网络购物能节省消费总成本。也就是说，“电子商务 + 快递”模式，既方便百姓生活，又相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化和对电子商务的重视，电子商务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快递以低成本和快捷送达，这将更加深刻的影响到国计民生的众多领域。
快递业是由包装、装卸、运输、配送、存储、流通加工和处理信息等功能集合而成的服务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基数大，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快递业带来的间接就业比快递业直接就业的规模还大，直接与间接就业比率是 1: 1. 24[2]。
我国快递市场既包括国际业务的高端市场，也包括国内同城和国内异地快递等中低端市场，不同的业务和市场需要各种不同素质的人才，从高度专业化的机场工作人员、海关人员和经理人到普通的运输司机、收件员、分拣员和投递员等，可以给不同素质和资历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国家邮政局有关数据显示，2010 年快递业从业人员 54. 2 万人，同比增长 35% ，远远高于全国同期城镇就业总人数 1. 5% 的增长率，在第三产业中属于高速增长行业; 2011 年快递业从业人数超过 70 万人，同比增长 29. 2%; 2012 年快递业从业人员超过 80 万人，同比增长 14. 1% 以上。据测算，我国快递业及相关产业创造了 200 万 ～ 300 万个就业机会。
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国家 “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 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面向城乡居民生活，丰富服务产品类型，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多样化需求。党的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商业形态从实体店到电子商务，消费形式不断翻新，消费领域不断拓展。由于消费的急剧增加，消费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作用日渐突出，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首。
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产。快递业使制造、分销和消费扁平化，既降低消费成本，又提高制造和销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据测算，2002 年快递业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比率为 1: 3. 75[3]，如果以此推算，2011 年我国快递业拉动了 3750 亿元的经济增长规模。
生产、流通、消费三者之间关系紧密，流通连接生产与生产、生产与消费，流通效率对提高生产效率和消费水平具有重大的作用。一方面，流通连接生产与生产，高效的流通能大幅度节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产品积压，提高企业之间的交易效率，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刺激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流通连接生产与消费，高效的流通能顺利、快速、经济地实现消费品从企业到消费者，从而刺激消费需求，而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动力，进一步地刺激投资需求。快递业是高效率的物流业，对于刺激内需具有重大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有众多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些产业、部门和企业又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它们之间相互供应产品，用于生产和生活。它们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快递业连接社会生产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是维系这些关系的纽带和桥梁，对提高整个社会的交易效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在商品流通领域，将大幅压缩流通环节，实现从工厂生产到客户销售的扁平化。快递业提供时效特快的 “门到门”的递送服务，为实现流通结构的扁平化提供重要支撑。
快递网络的主体是由诸多节点和线路组成的网络体系。一个机构稳定、高效运作的物流网络，不仅可以减少组成要素之间的磨损和交易成本，减少用户使用网络资源和要素的成本，还可以放大要素的功能，提高要素和整体网络的收益。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不断消除，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活动愈加活跃，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趋于高效率和快节奏，时间价值越来越重要，大量的样品、单证、商务函件、资料的快速传递需求，为函件快递业者提供了大量的货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高科技企业的大量产品体积小、重量轻，货值却很高，占用流动资金很大，快速递送能将这些产品尽快送给客户，并提供良好的包装、仓储、报关物流服务，满足了企业的需要，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社会化分工，因此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专业化分工经济。
“十二五”期间，我国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 “大力发展便捷、高效快递服务”。在国家制定的关于服务业、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推动发展改革的重大政策中，快递服务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
现代制造企业对方便、快捷、高速的物质和信息交流的需求更为强烈。快递业与制造业加强深入合作，结成战略合作与联盟关系，相互融合和联动，将成为两大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促进两大产业联动发展，不仅对制造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也可以推动快递业本身服务水平提高[4]。
社会生产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连续性，伴随着连续不断 “再生产之流”始终的就是快递，而且现代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率和效益已主要不是依赖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依赖于与生产过程相伴的快递的有效性、准时性和合理性。因此，快递是社会再生产不断地有效进行、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前提条件。
B2B 模式的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需要高效及时( Just In Time) 的快递业支撑得以实现，否则企业的高效生产将无法进行。从很大程度上看，快递业是社会生产的第三利润源泉。
快递高效及时地为企业提供材料与零部件，能有效地减少企业的库存成本; 不仅如此，快递企业为生产企业提供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购买能力，提高企业的交货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的库存成本。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2009 年对北美、欧洲、拉美、亚洲的 94 个国家的公司调查表明，次日送达对生产至关重要。一半的受访公司表示因其库存维持在最少程度，故零部件的次日送达十分重要。2/3 的公司表示，在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它们需要零配件的紧急递送[2]。
调查结果和大量实例表明，世界各地的公司维持最小库存的做法日益盛行，所以对快递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许多公司只是维持关键配件的少量库存，同时要求供货商在生产开始后及时递送所需配件。快递帮助公司最大限度减少库存成本[2]。
企业不仅使用快递向客户递送产品，也通过快递提高生产效率。调查及实例研究表明，许多企业都经常或偶尔要求供货商用快递运送零配件，很多企业还使用快递向自己的生产部门递送配件。根据全球资讯管理公司的报告，快递帮助这些企业减少了 3% -5% 的供货成本[5]。
企业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快递企业的 “门到门”的一条龙服务。优质的快递服务使企业拥有了最大化企业生产效率的机会。同时，快递服务有助于减少生产成本，减少仓储费用，使得企业拥有了采取注入订单生产模式的高效率生产组织模式; 此外，由于快递服务可以使得中小规模企业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快速的运输服务，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
根据产业结构发展演进规律，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来衡量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升级演化，劳动密集型化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
在发达国家中，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在 60% 以上，美国更是达到了 70%[6]。服务业之所以发展到如此规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快递业这样的新型服务业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快递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邮政业和传统运输业的改革。传统的邮政业和运输业无法满足社会对文件、样品等快速、便捷投递的特殊要求，因此，快递业大量分流和替代了这两个行业的传统业务，并且加快了邮政系统的改革和提高效率的进程。其次，快递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竞争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根据企业技术装备和增值服务能力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三个不同层次，即国际快递、国内异地快递和国内同城快递，各层次服务提供商都具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发展势头良好。
快递是对分散的货物流动进行集中处理，量的集约必然要求利用现代化的物流设施以及先进的信息网络进行协调和管理。现代物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劳动力高度化等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物流体系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快递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现代快递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使先进的管理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综上所述，快递业全天候高效地服务于生产和消费，对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快递业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器，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1]国家邮政局. 2011 年度快递市场监管报告
[2]Oxford Economics. The Impact of the ExpressDelivery Industry on the Global Economy[EB / OL].
[3]Shangyao Yan，Chun - Hung Lai，Chia - HungChen. A short - term flight scheduling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express package delivery[J].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2005，( 11) : 368 – 374.
[4]达瓦. 快递业发展十大趋势[J]，信息与电脑.2012，( 1) : 50 - 52.
[5]刘玉瀛，刘彦平. 快递物流市场分析: 欧洲的发展和经验[J]. 现代管理科学，2011，( 1) :10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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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书中将人类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角度分析幼儿不爱入园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们经常会看到幼儿以下这些不爱上幼儿园的现象:有的幼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对什么都充满好奇，每天都很高兴地去上幼儿园，但随着新鲜感的消失，便因想家而开始哭闹;有的幼儿一开始就不愿上幼儿园，对幼儿园充满着恐惧;有的幼儿去幼儿园不哭不闹，但是总是一个人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交往;甚至有的幼儿一说要去幼儿园还表现出头疼、腹泻、尿频或失禁的生理现象。那么怎样才能让幼儿热爱幼儿园、喜欢上幼儿园呢?本文试图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幼儿不爱入园的原因，以期对解决幼儿不爱入园的现象有所启发。
2.1生理需要的缺失一一生活规律的变化
幼儿在家里与在幼儿园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吃饭和午睡方而。幼儿在家里吃饭一般都是由父母照看的，父母了解幼儿吃饭的各种习惯，一般就会尽量的给予满足。如果有的幼儿吃饭比较慢且依赖于父母的喂养，那么他就会很不适应幼儿园在一定时间里独立吃饭的规定。有的幼儿在家里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白天不是在中午的时间睡觉而是在其他时间段睡觉，幼儿就会不适应幼儿园从中午12点就开始午睡的规定。如果连吃饭睡觉这些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使幼儿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导致幼儿不愿意去上幼儿园。
2.2安全需要的缺失一一环境的改变
一般来说，家中温馨的环境以及父母的精心照顾会给幼儿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并且生活的计划性不强，幼儿想要做什么事情时，父母基本会给予满足。但是在幼儿园会有一日生活常规，在具体的教学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中有许多规则，比如在集体教学活动中不能大声喧哗，在活动区域里拿的东西用完要放回到原位，有些东西还需要与同伴分享等等在家庭这样一个轻松的环境里，幼儿的安全感是经常会得到满足的，但当幼儿到幼儿园这样一个充满着各种规则的环境里，幼儿会感觉到安全感消失，进而加剧幼儿的心理恐慌，所以幼儿对上幼儿园就产生了抗拒的心理
2.3爱和归属需要的缺失一一个人地位的改变、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
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大多孩子会感觉到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我中心意识会变得越来越强。对幼儿来说，从在家里的中心地位到在幼儿园里的一般地位，这种个人地位的变化，就会使幼儿感觉到爱的缺失。在家庭中，幼儿与同伴相处对于幼儿来说并不十分迫切，而更多的是一种对成人的依恋感，而在幼儿园中，幼儿远离了父母组建了由教师、保育员、幼儿互为一体的大家庭，从家庭中有限的人际交往活动转向更广泛的与外界物和人的社会性接触。因此幼儿在幼儿园里有与人交往的需要，但其往往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同伴进行交流、沟通和互动而感觉到孤独、无助，这就造成了幼儿归属感的缺失
2.4尊重需要的缺失一一自信心的缺失
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父在幼儿园，有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幼儿独立完成的，有时候由于幼儿无法恰当地解决在幼儿园里面对的各种问题，幼儿就会感觉到泪丧而产生消极情绪，导致其对各种活动的兴趣减弱。如果经常这样就会使幼儿感觉不到自己优点，觉得自身无任何有用的价值，那么在其所遇到的困难时就会产生挫败感，而使幼儿对积极参与活动失去了信心，最终导致幼儿对幼儿园产生恐惧心理，试图逃避上幼儿园。
2.5自我实现需要的缺失一一自主选择受限、问题解决能力缺乏
每个幼儿的发展是有个体差异的，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潜能和兴趣爱好，但是在幼儿园里，幼儿并不能够自主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总是被要求服从集体的活动，大大的限制了幼儿自主选择的能力，从而造成自我实现需要的缺失并不是幼儿在幼儿园遇到的所有问题，教师都能够关注到并帮助其解决的，这就需要幼儿独立的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当问题出现时，当幼儿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就无法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会使幼儿对于上幼儿园并不是那么的向往，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们愿呆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也不愿去幼儿园。
马斯洛提出只有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关注高级需要，但有时候这五种需要又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每种需要的程度不一，造成幼儿不爱入园的原因也并非完全按照需求层次自下而上排列的，在更多情况下是多种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的。
3.1灵活调整幼儿园作息制度，使幼儿缓慢适应幼儿园的生活规律
幼儿园的作息时间与幼儿在家里的作息时间一般是有所不同的，如果幼儿上幼儿园还遵循家里的作息时间，那么幼儿在幼儿园必然会出现各种不适应的现象。在而对这些差异的时候，教师不能一味地强求幼儿立刻改变，而是应该怀着接纳和包容的态度，个性化地调整作息制度，使幼儿园和家庭的作息时间逐渐衔接，帮助幼儿一起缓慢适应.有的幼儿在家吃饭较晚，在这个时候，教师不应强迫幼儿吃下去，可以选择让这部分幼儿适当地晚吃，然后再逐渐地提前他们的午饭时间，最后与全班幼儿共同午餐。针对幼儿不愿午睡的现象，教师可以在不打扰其他幼儿午睡的情况下安排他做睡前准备活动，比如给幼儿讲故事，到幼儿想睡觉的时候再让其安静的入睡
3.2以游戏的形式开展活动，营造家庭式的环境氛围
针对幼儿对幼儿园环境的不适应，教师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规则以游戏的形式呈现，使幼儿在轻松快乐的游戏中不知不觉的遵守了规则，并且可以体验到在这些规则下进行活动的乐趣。选择情节简单、生动有趣而又参与性较高的游戏，牢牢抓住孩子的兴奋点与兴趣点，激发幼儿主动参与的热情与冲动，使幼儿在嬉戏玩耍的过程中，在分工合作的协作过程中，既体验到了合作的乐趣与成功的喜悦，也能在集体中找到自身的位置，重新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克服其对幼儿园环境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并逐渐实现对新环境的脱敏。，另外在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教师尽量要营造家庭式的环境氛围，让家长和幼儿共同参与环境的创设，增加强幼儿对幼儿园环境的安全感
3.3提高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使幼儿融入幼儿园的集体生活
一般情况下，人际交往能力弱的幼儿由于不知道如何与同伴相处而产生孤独感，所以在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中找不到归属感。作为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有意识的培养人际交往能力，让幼儿意识到除了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也可以与其他小朋友建立友好的关系。例如，鼓励孩子迈出家门，认识新的朋友，与邻居家的孩子或小区内的孩子一起玩耍，多让孩子接触陌生的同伴，减轻与生人交往的恐惧.作为教师，应该主动的与幼儿互动，使幼儿对教师产生亲切感，逐渐消除幼儿对自己个人地位变化带来的心理落差。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可以使幼儿自如的应对陌生的群体，尽快的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去，并能在集体生活中找到爱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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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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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性因素。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拉近贫富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贫困群体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村扶贫政策和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工作视角下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障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从我国开展系统的扶贫工作以来，取得很大成效，但是，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比如扶贫资源匮乏，民众参与程度低、忽视贫困人口增能、地域差异大等。尤其是扶贫政策执行上，在政策宣传、工作执行理念、扶贫对象的选择、相关部门协调等工作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对策，政府和学界一直以来也非常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本文运用社会工作的视角，通过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缺陷，论述了社会工作介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以及所能采取的策略。
(一)扶贫资源不足
我国扶贫政策的推动主体一直都是政府在扮演主角，社会力量只是做一些小范围的慈善类辅助，这就导致了有限的扶贫资源相对于基数庞大的贫困人群显得微不足道。另外一个表现是扶贫的人力资源上，扶贫政策的执行主体缺乏专业性的知识，很难克服传统思想，使得扶贫局面僵化。再加上具体参与政策执行的工作人员文化基础薄弱，造成了在农村地区缺乏依法执行的环境，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严重。
(二)政策宣传不到位
在广大农村，民众是缺少了解扶贫政策的环境的，扶贫的大多数受众只是被政策执行人员告知自己被选为扶贫的对象。很少会出现，困难群众能够把自身及家庭的处境和相关的扶贫政策进行对照，从而去主动的申请政府救助或者其他组织的照顾。这种局面对于贫困人群来说是被动的，是不了解政策的内容酿成的，是政策宣传不到位的直接体现。
(三)忽视贫困人群增能
历来的扶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或者是暂时性的度过人生重大变故造成的困境。采用的手段也仅仅是给予物质的帮助或者金钱的补贴。而把心理的疏导、再生产能力的培养、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这就严重影响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以及贫困人群的再生产能力。
(四)公众参与程度低
第一点是民众对扶贫资源的贡献度比较低，扶贫资源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组织的贡献也主要是针对突发性、临时性、灾难性的事件，比如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而缺乏长效性的扶贫支持。另一个方面是指农村扶贫政策执行中能够鼓励民众利用其监督权利的制度不完善，不能调动民众参与政策执行的积极性，民众的一贯态度是：只要没有涉及到自身利益或者对自己的伤害还在承受范围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会把问题反映上去。
(一)扶贫政策正朝着社会工作的理念方向发展
从发展的源头上看，反贫困是社会工作专业诞生的开始。以贫穷人群为核心的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工作天然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在解决服务对象的贫穷问题时，与现行的扶贫政策理念不同的地方是，其着力于服务对象的自我实现能力和社会的容纳程度。即是社会工作专业一直倡导的“助人自助”原则和“人本主义”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科技下乡”、“文化下乡”等为代表的人文扶贫政策的实施，让原有的以满足贫困人群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农村扶贫政策在理念得到了改变，在功能上得到了扩展。服务型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开发性扶贫模式的建立，让传统的扶贫制度在理念上逐渐与社会工作趋同。这就推动了我国政府允许社会工作参与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进程，给社会工作介入扶贫政策执行提供了平台。
(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成为扶贫政策执行的新手段
可以说，现代扶贫制度和社会工作在理念上具有一致性，在服务对象上具有相通性，其区别只是在采取的工作方法上，社会工作会显得更加专业性、人性化。随着扶贫政策执行方法多元化，以及扶贫对象需求多样化的发展，社会工作必将成为我国农村扶贫事业中的新手段。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等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宣传、贫困人群增能、执行人员增质、以及建立多方参与扶贫制度上必定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工作能够克服传统扶贫制度由于补助标准统一性、救助对象整体性所带来的无法针对性的解决贫困个人及家庭特殊需要的弱点，能够使得到照顾的群体更加细化。在资源的募集上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能够赋予这一行动以专业性的意义，使资源的供给渠道更加广阔。
(一)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
第一个介入策略是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所谓宣传就是是把扶贫政策清晰的传达到目标人群当中，让他们了解政策的内容、目的、意义。这个体系包括政策的公开透明、开拓贫困人群申请帮扶的通道、及时主动的处理民众意见并通告处理结果。
社会工作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连接政府和民众的桥梁，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方存在，用列宁的观点就是社会工作能够发挥其社会组织的自觉性，能够主动呼吁政府公开扶贫政策，透明扶贫过程。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民众贫困信息方面能够把处理结果及时有效的告知对方，以增加了民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工作的介入还能给扶贫政策的宣传提供一条间接性的道路，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能够把扶贫政策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相结合，传达给受助人一种自决、自助等积极向上的观念，这就调动了受助对象的积极性，去主动了解相关的扶贫政策，也就直接开拓了贫困人群主动申请帮扶的通道，对政策的宣传意义重大。
(二)建立专业的政策执行人员培训体系
第二点介入策略就是建立专业的人员培训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帮助政策执行主体掌握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等工作方法，理解社会工作反贫困的理念以及社会工作在助人服务活动中的伦理价值观。
拥有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者参与扶贫政策的执行，能够提升执行主体的整体素质，能够改变传统的“恩赐式”扶贫的现状，就会促进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和执行效果的长期性。所以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一个重大策略就是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武装政策执行人员。
(三)建立扶贫对象的增能体系
第三点介入策略是注重扶贫对象的增能。社会工作在反贫困的道路上一直受到“曾权理论”的指导，注重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的发展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建立增能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增强贫困人群克服贫困的技能水平和心理素质。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对贫困人群的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构、可动用资源的整合都能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社区工作中的社区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地区的物质建设和人的发展双重推动。给整体上促使农村地区走出贫困提供了可靠的思路。
(四)建立多方参与的扶贫推动机制
第四点介入策略是建立多方参与的扶贫推动机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公众参与扶贫政策监督，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激发民众或者受助对象的社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对扶贫政策执行进行监督。引入社会工作，可以采用专业的方法对扶贫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以达到宣传服务到位、瞄准服务对象、合理运用执行方法的目的;第二个是公众参与扶贫资源的供给。历来都是政府主导的扶贫资源供给模式，社会工作的介入就是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对困难人群进行帮助，形成全方位支持扶贫的局面。
总之，面对我国扶贫政策执行产生的困境，社会工作能够凭借其专业价值观和专业方法给予有效的解决，我国的政治环境也能为社会工作参与扶贫事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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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毛概》)作为当前高校“两课”(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大学毛概政治课的学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笔者经过大学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学习，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同一性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来帮助大学生分析和解释如何更好地进行毛概课的学习。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毛概课;学习方法
相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和研究个体发展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介于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中观理论，它所研究的方面是群体心理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反作用，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变量就是情境，情境的改变也许会使个体发生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变化。在专业课和毛概课这两种不同的情境下，我们是否会因为情境的改变，而对这两种课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发生改变。同样，在毛概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会受到其他人和事物影响，而对毛概课的学习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我们对毛概课的认知，态度，行为和价值观等方方面面。通过社会心理学中的几种理论，我们也许会对毛概课的学习有一个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霍斯曼借助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提出的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的社会交换理论。
他认为，社会人际关系的产生源于个人对利益的需要，而个体通过不断连结和强化的心理机制，往往会选择与给予他最大收益的个体进行社会人际互动。
虽然这个理论严重的弊端在于把人的行为归因于简单表层的利益所驱使的。但是理论也说明了其中存在的一定关系。比如，我们的毛概课就是如此。学生在制定未来发展目标和职业规划时，会发现一些自己所需要准备的方面和方向，比如考试排名，社会经历，外语能力，专业资格认证等等，而我们毛概课给学生带来的利益却并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没有那么现实和直接，以至于学生把关注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所以说，学生在其他方面做出了努力时，并且得到的回报会更多，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和正能量，并加强在这方面的学习行为和活动，由此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反之，学生在一方面做出努力却没有太多回报，甚至没有一点收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态度，并产生一种认知和想法：“无论我做这件事是多么的投入，都是徒劳的。”，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本质上，基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欲望的，不可能万念俱灭，所以社会交换理论的提出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学生和毛概课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在于，毛概课给予学生的积极影响和学生积极反作用于毛概课的学习这双方面长期互惠关系的保持。老师可以通过增加毛概课的学分，成绩关联入党资格，考研分数增加比例等方式让学生发现毛概课对于自身未来的发展的必要性，从而使其重视毛概课并加大学习的力度，以得到更大的回报。
社会交换理论是社会交换的双方只是涉及单独的个体和毛概课之间发生的关系，但是学生对待毛概课的态度并不是只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和态度，还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社会同一性理论的含义就是个体对待自己的认识和自己所属于一个群体的认识的一致性。当个体主动地或被动地加入到一个社会群体中，这个社会群体普遍的一个对待人和事物的态度，情感，行为和价值观会潜移默化地植入到每个个体的态度，情感，行为和价值观中。同样另外一种认知理论――自我类化理论，也是提出这种类似的观点，即个体主观上把自己类化到一个社会群体中，与这个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同化，与社会群体外部的成员异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在现代大学生的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同宿舍的几个学生最后的考试排名基本上临近的，这就说明了这种社会同一性理论和自我类化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我们毛概课的学习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对待毛概课的态度和认知都会受到舍友，同学，朋友等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如果他人认为毛概课的学习没有意义和价值，自己也可能受到其干扰;如果他人认为毛概课的学习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并付诸于行动和努力，则自己也会受到这种榜样的力量的鼓舞和推动。
另外，从比较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跨文化间心理特性的差异更会对中国的大学生关于毛概课的认知产生不良的消极影响。由于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其价值观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中国的价值观则受到集体主义的影响，所以这种传统文化使个体根深蒂固地，潜移默化地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即使当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发生分歧时，最终个体也基本会被社会群体所同化。这种去个性化的本质也就是导致了中国的大学生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我们面对毛概课的学习时，要尽量避免他人言语上，行为上的阻碍和干扰，因为每个人的发展历程都是独特的，唯一的，都需要自己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自我认知和评价，以及对待他人和事物公正地评价和思考，要排除社会群体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心理。
这种社会同一性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只有当我们积极面对它，努力克服和避免其中的消极方面，充分发挥和利用其中的积极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对待毛概课的学习可能就会有一种更好地认识。
相比较前两种理论，社会角色理论是一种更宏观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在于，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多方面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并配有相应的地位，行为方式和态度价值观。在这种固定的社会结构模式中，每个人都应该根据其社会角色做出相应的行为和产生相应的态度。毛概课就好比是一部戏剧，学生是演员，毛概课老师是导演，课堂环境是场景，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和规范是剧本，这部戏剧的精彩与否就在于各社会角色是否对其角色有着清晰准确的理解，以及与其他社会角色发生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
所以，当受到一些方面的影响时，当本应该出现的角色期待没有出现时，个体就会产生角色冲突。就好比是毛概课的学习与其它内容学习的过程中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限制所产生的矛盾，一个学生要兼备几种社会角色，如何让几方面都得以兼顾是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社会角色理论中，有一个积极的概念是角色创造。我觉得，角色创造是十分有必要运用到我们毛概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构建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并改善一些新的社会环境，即在毛概课上创造一些新的学习方式。讲授的角色不再单单是老师，讲授的方式不再单单是讲义，这样一种多方式的毛概课学习，可以让我们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对毛概课精髓的理解有一个全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激发我们学习毛概课的兴趣，从而达到良好的学习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班杜拉的社会观察学习理论也会对我们毛概课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对榜样的学习和模仿，从而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所以说，在毛概课上，我们也可以树立榜样的带头模范作用，通过奖励等方式让每位同学都向榜样的学习中，提高对待学习毛概课的热情。
总之，从社会心理学中的几种不同导向的理论来介绍了它们对于我们大学生学习毛概课时产生的问题及其原因，及其我们如何从根本上，内心驱动的条件下学习毛概课，希望读者可以有所启发。
[1]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俞国良主编.《社会心理学(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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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充分吸收先进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此作了艰辛的探讨，并且有许多的科学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时提出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跨越论”的主要内容和它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俄国和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跨越论;俄国;中国;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以俄国的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开始全面研究和分析俄国，重点研究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简称为“跨越论”。
一、马克思对“跨越论的”早期研究。第一，根据对当时俄国仍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可以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进行发展。因为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所以农村公社能够引以为戒。第二，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和两种发展情况。二重性指的是俄国公杜既有公有因素，也有私有因素，在公社内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正是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所以它只有两种发展情况，一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第三，农村公社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来改造自身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俄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第四，俄国必须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①马克思指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作为支点的俄国公社在非常态的经济环境下正面临着瓦解。因此，必须进行革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村公社创造正常条件，粉碎国家对农村公社的灾难性影响。
二、恩格斯晚年对“跨越论”的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根据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对“跨越论”作了补充。第一，俄国已经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因为俄国农村公杜所有制“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②第二，俄国农村公杜内部不具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③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④第三，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杜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⑤
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和中国，它们都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跨越，但是没有实现生产力上的跨越，所以它们没有完全实现了跨越，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备阶段。
一、“跨越论”对俄国的影响。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指出落后国家如果能把握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也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俄国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俄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决定性一步，使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2、俄国由“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过渡”：由于俄国在各方面发展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俄国非常需要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但是俄国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政策虽然从俄国社会跨越发展的角度看，是肯定和保证了跨越的历史价值，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但是它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广泛不满和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初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挑战。
“直接过渡”失败后，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使俄国经济迅速恢复，群众政治情绪稳定。但是，伴随列宁的英年早逝，新经济政策也结束了它的使命。后来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俄国始终没有正确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创的建设道路也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忽视“跨越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跨越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确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这是对“跨越论”的实践和发展。
2、“跨越论”对邓小平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一些国家重蹈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覆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了准确定位，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指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阶段区别开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要真正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系列具体措施和途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我国找到了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跨越发展，是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一个成功典型实例，是“跨越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第三章、正确认识“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影响和自身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下，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是“跨越论”的完全实现，而是对“跨越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的实现。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在实践“跨越论”时，并不是完全具备“跨越论”中所规定的跨越条件，而且这些落后国家不仅仅只是以“跨越论”为指导，还是在对本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中不断摸索前进，灵活运用与创新了“跨越论”，这些国家实现跨越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现跨越的第二步，是要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肯定的文明成果，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既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绩全部归功与“跨越论”，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3-5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5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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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不端行为表现为论文买卖、抄袭剽窃、论文造假、一稿多投、搭车署名、来稿照登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浮躁、浮夸心态和行为,科学评价体系的缺失,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论文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类现象有害于良好学风建设,制约科研队伍的发展和科研人才的成长,影响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阻碍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并影响科技创新。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著作权角度分析学术论文买卖现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作为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的学术论文能否被作为商品一样在市场上买卖，在买卖中所转让的是什么样的权利。沈履伟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著作权角度进行分析，对著作精神权利的署名权的可否转让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著作权;署名权;精神权利
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剽窃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又为恶人先告状，且剽窃者令人惊愕地一审胜诉，成为中外知识产权案中极为罕见的特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训诫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一大热点。
2004年8月，天津市语言学会在学术批评网发表《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天津市语言学会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的教师沈履伟去年申报正高职称科研成果《求是集》一书，全文剽窃他人公开发表的论文10篇。像这样连标题带正文只字未改的全文剽窃，字数之巨，篇数之多，手段之拙劣，实属罕见，已成学术腐败一典型，且为津门学术界一笑柄，激起兄弟院校许多教师的愤慨!剽窃者所在校——天津外国语学院对此应严肃处理，但剽窃者迄今仍趾高气昂，这很不正常。”公开信向天津市有关领导及天津市外国语学院及其他院校领导进言，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护学术健康发展，遏制歪风，弘扬正气。
2004年11月24日沈履伟向河西区法院起诉，以所谓“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天津语言学会和学术批评网告上法庭。同年12月13日天津外国语学院给一审法院出示了司法证明：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天津外国语学院2004年10月14日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沈履伟同志“违反学术规范”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出“沈履伟同志存在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是指沈履伟同志在出版《求是集》一书的过程中，未注明与董志广同志合作创作作品的事实。上述合作创作情况，董志广同志曾向我院出具证明。
2005年5月30日，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
一、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停止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二、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沈履伟精神损失费1000元;
三、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学术批评网网站上刊登声明，向原告沈履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四、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公证费900元之请求。
诉讼受理费510元，其他费用100元，由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承担。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2005年6月8日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2]
一、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的主要理由是：
1、原审认定涉案13篇文章系沈履伟与他人合作完成，系错误的。事实是沈履伟根本就没有参与共同创作作品的证据，沈履伟将他人早已发表的作品照搬过来，变更署名为自己的姓名，剽窃他人作品，其行为属于剽窃。
2、根据法律规定，著作署名权不具有财产性，而与作者的人身相联系，是一种著作人身权。它与作者本身不可分离，专属于作者，不能也不允许转让、继承或放弃。董志广发表12篇作品在先，已经通过其作品首次发表表明作者为董志广，排除了与其他作者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董志广向沈履伟转让著作署名权无效。而权利人将其作品许可他人使用，不包括属于人身权的署名权，因此封野没有权利将属于自己人身权的署名权转让给沈履伟。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的根据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创作作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合作作品是指作者为二人以上，有共同创作的主观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而创作的作品。合作作品要求作者之间有共同的创作意图，并且各方都为作品的完成作出了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涉案13篇文章早由他人为作者署名公开发表，而沈履伟没有举出能够证明其与该13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就该13篇文章的创作有着共同的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故沈履伟所述其系涉案作品的合作作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著作署名权系著作人身权的一种，该权利与作者的身份具有不可分性，法律禁止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作品中署名。沈履伟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其参加了作品的创作，其以作者之名署名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沈履伟的行为足以使读者相信《求是集》所收录的文章系沈履伟的个人作品。故，沈履伟在其出版的专著《求是集》中收录的涉案13篇文章构成了对他人作品的剽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 署名权
署名权，是指作者在其创作的作品及其附件上如何标记作品来源的权利，也称为姓名表示权。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系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作品是作者心智和劳动的结晶，在作品上标记姓名，以真实反映作品和作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既是对作者创作行为的尊重，也是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署名权行为是作者和被视为作者的法人和和非法人团体拥有的权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行使此项权利。所以，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权利，即作者资格权。法律保障署名权，意味着禁止任何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他人创作的作品上署名。根据这一权利，作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创作的作品上署以非作者的姓名，都是无效的民事行为。署名彰显作者和作品联系的客观事实，该既定事实不因时间的推移、世事和法律的变迁而改变。署名权如何行使，著作权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常可用真实的姓名，也可以用笔名、别名或者隐去姓名不署。不署姓名是署名权的行使之一，不等于不享有或者放弃所有其他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以作者隐去姓名为由否定其作者身份，进而剥夺作者的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是违反著作权法的。
法律明确规定署名权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不同作品来自不同作者这一事实不被人混淆，署名即是标记，旨在区别。[3]署名权不同于作者的民事人格权，它不因作者的死亡而消失和改变。因此，行使署名权应当奉行诚实的原则，应当符合有效法律行为的要件，否则会导致署名失效的后果。
作品精神权利理论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接受。在1793年法国议会制定第二部著作权法之后，有关著作权的本质，存在两派学说。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该学说被视为传统学说，以加斯塔姆彼德及其支持者为主导。另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更为抽象的“人格权”派出出来的一类权利，即著作权为人格权，深受康德影响的雷诺及其追随者持此观点。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越来越多的法国学者反对将著作权纳入财产权之列。1860年前后，法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人格主义”学派猛烈抨击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传统观点，终于在1878年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著作人身权”的概念。
在这之后，学者继续探讨、辩论著作权为何种类型的权利。以波依莱为首的一批学者综合、吸收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不同流派的思想，提出了“知识产权说”。根据这一学说，著作权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共同组成。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在他看来，著作权是由两项内容构成的：第一项内容属于“完全的人身自主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恶意及拙劣的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的是专有的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至19世纪80年代，作者对作品享有发表权、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观点已为法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并且上述权利被认为是人身权。
关于著作权的本质的探讨和争论还发生在善于思辨的德国学者之间。康德在1785年所表达的观点就已涉及著作权的人身权属性。这位哲学家认为，著作权实际上是人身权利。按康德的观点，作者的作品是通过出版者向公众发表的演说。对作为有形艺术产品的一册图书，可拥有人身权利。后来的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著作权的“人身权利理论”。这当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冯、吉尔克。他被誉为著作人格权之父。他认为著作权的对象是智力作品，这一智力作品人格的表露，作者通过创作活动使自己具有个性特点的思想反映。
他认为尽管著作权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确实是为了保护经济因素，但是法律保护的所有权利均源自于作者对作品的保密还是将其公布于众这一重要权利，这就是人身权，而人身权本身没有期限，债权人也不能对它申请强制执行。他甚至极端的认为著作权中只有人格权，无其他，“复制、表演、演奏等专有权利也未必具有经济性质，因为作者可以在没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之下行使这些权利鉴于作者为确保其人身受到保护，无论如何要保留其对作品享有的权利，权利的可转让性甚至都不会导致权利的全部转让，而只是转让复制等权利。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著作权是以人身权利为基础的，只是附带地具有经济性质。”他的学说也被成为“一元说”。他还主张将民法上适用于人身权的规则及原则适用著作权。由于民法上的人身权不能转让，吉尔克便明确的将权利本身和权利的行使区分开来，并以此证明出版合同的合理性：即将权利的行使让与第三人的是可能的。
英美法系国家侧重于对作品经济权利的保护，著作权仅限于财产权，因此一般不涉及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4]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大都规定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如《法国著作权法》认为，“精神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意大利著作权法》的主张与《法国著作权法》大体相同。最为典型的是《日本著作权法》，该法认为，“著作人的精神权利属于著作人个人享有，不可转让”。《德国著作权法》认为，“著作权可以被继承并在并在共同继承人之间转让，此外不得转让。”
在此论述的作品的精神权利不可转让，是指作品精神权利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转让，对于其中的个别权利未必不可转让。如发表权则是可以转让的，对于未发表的作品，它与作品使用权必须一道转让，否则使用权是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一般认为禁止转让。
在理解作品精神权利为何不能转让的问题上，学者们习惯性适用下面的推理：作品精神权利是人身权，人身权不能转让，所以作品精神权利不能转让。
对于反对者来说他们会认为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性权利，而所用的推理是：财产权是被许可转让的，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权，所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转让。在这个推理中，大前提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并非所有的财产权都能转让。当财产权利的转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法律便会予以禁止。如我国禁止土地所有权、枪支等财产的转让，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否认土地和枪支的财产地位。 法律所以禁止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也是基于保护公共秩序的需要：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评价体系。作品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评价工具，如论文、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均通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来检验相关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社会往往正是通过作撰写的特定论文和著作来评价其学术水平，从而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重要参考。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自由的转让，也就是意味着版权绝卖，即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彻底自由地买卖。社会评价体系会因此紊乱，人们无法辨认谁是真正的智者。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作者的思想、观点的载体，他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在允许版权绝卖的情况下，甲的观点可以瞬间成为乙的观点，我们无法寻找思想的源泉，也无法知晓谁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势必会受到侵害。
也正是基于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这样的作品精神权利也是禁止被转让的：法律禁止违反公共利益的财产权利转让，作为财产权利的作品精神权利转让违反公共利益。那么法律会禁止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
总之，法律不允许作品精神权利转让是基于公序良俗的考虑。如果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扰乱了社会正常的评价秩序。法律就一定会加以制止。
[1]《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5页。
[2]《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6页。
[3]《知识产权法》，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89页。
[4]《作品精神权利论》，杨延超，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90页。
[1]天津市语言协会.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曾宪义.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杨延超.作品精神权利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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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念是指整个体育社会学的体现之中，引导着国家规划体育发展的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体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产业空间的规划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也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生活及生产水平的总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制造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曾有学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显加强,使得城市规划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中就包括对休闲体育的规划,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休闲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但为了促进休闲体育的发展,我们应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城市休闲空间。而现在这种问题却难以解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因为人口较多,交通堵塞,环境质量差及空间拥挤等问题,导致城市休闲规划严重受阻,大多数人有时间却没空间从事体育活动。当然,理论上讲,这与当时人们在规划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观念上的认识有关。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城市中的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2休闲体育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罗歇•苏认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人们娱乐精神的成长,城市作为娱乐发展的根源及基地,为人们进行娱乐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项目选择。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原先的以密集型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工业化农业形式,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经济的繁荣不断吸引着新一代的年轻人疯狂追逐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最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变得逐渐密集并形成一些小的城镇,他们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采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的城市。在这种城市化演变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彼此依赖,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交际圈,节奏化和规律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法定假日,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使得大多数人有了想要休闲和从事休闲活动的可能。
3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
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这种竞争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人们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得不进一步完善和改变自己,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一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会被大量占用。话说回来,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人们疲于应对,这也阻碍了人们从事休闲体育的潜在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人们不得不去接受新知识和新挑战,迫使自己在余暇时间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这也间接影响了休闲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4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欲望,这种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获得更多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生产推动消费,消费促进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中日用物品的不断更新,人们便已习惯某一层次的生活水准,为了保持这一“水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多的工作,进而在循环往复的情况下,人们的休闲活动便被不断挤压和忽视。
5行业中工作时间的延长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从事休闲体育的时间便有所减少,但没有相关明显的数据资料能够证实这一问题,而关于二战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倒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证实。如今,在所有行业中,服务业占到了8成之多,这些行业因为要做正常工作以外的很多琐事,所以常常有加班加点的时候发生,这一因素必然导致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减少。
6失业者待业时间过长
21世纪,许多国家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口失业问题。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两成的失业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有时甚至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劳动者有更多的悠闲时间去享受生活,但却没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以及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去享受休闲生活,这也阻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
7网络游戏的冲击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游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休闲娱乐方式,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电子游戏种类繁多,新鲜刺激,对玩耍者动作的灵活度或脑力的反应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电子游戏的特点是对地点没有要求,随时随地都可以尽心。因此,电子游戏对休闲体育具有一定的挑战作用。
一、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的现状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但这项政策在一些学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一些学校，体育锻炼时间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补习的时间，一些教师自然而然的占用了学生的体育运动时间，政府锻炼学生的初衷，反而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在我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二、解决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中不足的措施
1.发挥地方对体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体育社会化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我国的体育社会化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推行的国家运动锻炼标准，在我国已经有3亿人达到了指标，实施国家锻炼标准的学校和企业已经超过40万，大量的城运会、普通运动会得以举行，极大的调动了各地区百姓对运动的积极性。但是，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需要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作用，适时地制定政策，发挥团体和个人的优势，集思广益，保证政策的科学性。
2.提高对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能力
对于一些学校存在占用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情况，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保证政策能顺利的执行。在我国的政策中，是禁止学校组织晚课的，但在一些学校中，晚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政府监管严时，就取消晚课计划，一旦监管过去，就继续组织晚课，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这种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屡见不鲜。同时，学校的体育活动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加大对学校体育教育改革的监督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说，一定要提高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保证体育教育改革的平稳进行。
3.加强体育师资力量建设
体育老师是体育教学中的核心，所以说，培养新形式的体育老师是现阶段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抓方向。提高体育老师的薪资待遇、改善体育老师的工作环境、抓紧基本体育设施的建设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其次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快改变现代体育教学中不合理结构的步伐是不能够停下的。在现阶段我国非体育学校的教师比例中，体育老师所占的比重是最小的，一般的高等学校中1—2个体育老师，往往会负责起一个年级的体育教学活动，巨大的师生比例，很难保证体育老师在体育教学中能照顾好每一个学生，更难保证体育老师能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锻炼建议，影响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体育教育改革的深入。
4.注重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
体育教育改革是体育社会化中重要的环节，这就对体育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持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时刻注意用现代化的知识完善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保持现代化体育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将现代化印入人们的脑中，让体育成为我国现代化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将现代化引入我国的体育教育改革中，更要剔除陈旧思想，拨出落后的体育教学模式对现代体育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中，所谓的体育课，只是体育老师带着学生在操场上跑两圈，之后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我国人的心中。所以说，一定要坚决取缔这种旧的思想上的陋俗，时刻用科学的、现代的体育教学思想指导体育老师的教学，保证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接触到系统的、科学的锻炼。
5.注重休闲体育的发展
休闲体育，时时刻刻的存在于人们的身边。比如，一些老人在清晨打些太极拳、一些年轻人在广场上打羽毛球，这些都是休闲体育的表现。休闲体育具有“自由性、文化性”，一份美国报告曾表示，人们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和金钱用在休闲上，休闲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在现阶段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休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把人们生活中休闲元素融入到人们的体育活动中，是现代人们的新的需求。所以说，要时刻重视休闲体育的发展。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教育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需要我国各个阶层的持续关注。在现阶段，更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体育社会化的推广中，保证每个国人都能享受到体育社会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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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体育 教育体育参与大学生
论文摘要: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认为，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以怎样的模式参与体育，并非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其中，性别、家庭支持以及学校和群体内的体育氛围是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的重要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体育是 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体育运动对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具有其他活动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体育对他们的身心 发展以及社会化水平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在高校校园内，体育作为一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手段而被整合进大学校园内的社会世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出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进行研究，研究始终围绕“体育参与并非一个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体育参与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样一个假设展开。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利用图书馆、资料室、 中国知网、文件汇编等资源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观察法:亲历体育课、体育社团组织的活动、体育比赛的现场，观察和体验体育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角色和角色扮演，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角色行为。
(三)问卷调查法:设计了“体育与大学生社会化”的调查问卷，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和社会化进行调查和测量。
(四)访谈法:为了更深人地探讨体育与社会化的关系，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针对本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采用深人访谈的方法对25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收集了大学生在运动中的体验以及对体育的意义解读的第一手素材，在对访谈资料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体育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三、研究主题的操作化及概念结构
操作化是指由研究主题，到具体问题，再到测量指标的过程。本问卷调查的主旨是测量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模式，在此，体育参与是因变量，大学生的个人资料、家庭资料是自变量。
美国学者凯尼恩(G. S Kenyon)认为，体育参与应该涵盖体育认知层次、情感倾向层次、直接参与层次、间接参与层次等多个层次的倾向或行为。本文认同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参与概念进行操作化:1.直接参与是指以直接身体运动的形式参与体育的方式。直接参与概念通过测量两组变量来进行:代表参与程度的“体育人口”，代表运动 历史的“运动年龄”。2，间接参与是以观赏体育或收集体育信息等非直接形式参与体育的模式。3.体育认知是指参与者对体育知识、信息的了解程度。4.情感倾向是指对参与体育活动的热爱程度。另外，本文认为，除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的4个层次外，体育参与还包括了个人体育消费和体育参与中的互动两个变量。其中个人体育消费通过测量大学生个人每年的体育消费获得，互动通过测量体育中互动的频度、广度、深度3个指标获得。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确立问卷的概念结构如表1所示。
四、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一)抽样及调查
本次调查按照综合类、文科为主、理科为主的分类，兼顾重点和一般院校的原则，选取了8所北京高校、3所外地学校的大学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依据学校体育课课表随机抽取上课时间和上课班级，对班级内同学进行测量。
样本特征:样本总量为1218人，其中男728人(59.7 %)，女490人(40.3 % )。年级分布:一、二、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分别占总样本量的49.5%, 38.8%, 6.5%, 5.2%。96.3%的被访对象年龄在1723岁之间。所学专业的分布:理工类574人(47.1 %)、医科类70人(5.8 %)、农学类7人(0.6 %)、体育类25人(2.0 %)、 艺术类30人(4.5 %)、社科类291人(23.9%)。
(二)调查结果
对问卷调查结果赋值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的因变量是体育参与，包括:体育认知、情感倾向、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互动和体育消费6个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BMI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 英文为Body Mass Index，简称BMI)、健康评价、生活压力评价、家庭 经济情况、家庭所在地、家庭体育消费、家庭支持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学校(体育)环境、群体(体育)环境。
模型数据显示，模型的R2均在0.1以上，体育消费影响因素模型甚至达到了0.535，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都很强。
通过模型，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各因素的社会影响的具体情况见表3。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1.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综合性影响。表3显示，从个人角度看，性别差异对体育参与的各变量的影响较显著，从社会角度看，家庭的体育消费和体育支持、学校的体育环境和大学生体育群体的内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各个变量都具有影响。如是观之，性别、家庭的体育环境和支持、学校的体育氛围这3个方面对体育参与具有整体性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大学生早期体育习惯的重要社会设置。
2.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具体影响。除问卷调查外，本文还对25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从更深层次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
(1)家庭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家庭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社会主体，也是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的重要机制。家庭对体育价值的认同、支持和消费构成了家庭的体育环境，对大学生童年时期是否参与体育，是否能够养成体育的习惯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喜欢球类，还有比如说爬山之类的。喜欢篮球，乒乓球。喜欢篮球是因为我哥的带动，我哥在南方属于个子比较高，所以喜欢篮球。经常拉着我去捡球，然后我就觉得老捡球特别无辜，之后就跟着我哥打球，之后慢慢就喜欢了。”
“……最擅长应该也是篮球。初中开始打篮球，就是因为我爸爸喜欢打篮球，我就经常看着，看着但是也没意思，就想自己尝试一下。因为我呆在那儿也没意思么，而且我看他们打球也挺好玩儿的。喜欢进球的感觉……”
“开始打乒乓球是因为踢足球受伤，家长不希望我参加有剧烈对抗的运动项目，又因为父母的社会关系，他们有朋友是乒乓球教练，……”。 “打乒乓球不是我自己找的教练，是因为我姑姑她是属于业余选手，她是我们那业余打得挺好的，她要我跟她练，然后我就跟她常练……。”
资料显示，大学生最初参与 体育的动机或者受父母的影响、或者得益于父母对运动价值的认同所给予的支持、或者家庭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参与体育的方便等等。总之，在大学生儿时做出参与运动的决定并养成体育习惯的过程中，家庭的体育氛围和支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性别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选择什么运动项目，在男、女大学生之间具有差异。产生这种运动选择“性别差异”的原因会涉及到与行为、运动特性和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
大学生在选择是否参与体育或者选择怎样的运动项目时，首先考虑到运动中的行为和运动特性。通过观察、访谈和对几所高校体育课选课系统的考察，在选择体育项目时，女大学生比较喜欢选择游泳、健美操、瑜咖、跑步、太极拳等没有直接身体接触，不需要激烈竞争的项目，而男孩子则更偏爱篮球、足球、拳击、散打等直接对抗或冲撞性较强的运动项目。这种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与我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不同解释有关。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男人一般被冠以“男子汉”、“好汉”、“够爷们儿”、“纯爷们儿”，被赋予一种英雄气概，男人的职责之一是主外和撑掌门户，当遭遇危险时，保护女性被认为是男人的天经地义的职责，“男子女性化”在社会生活中是会遭受耻笑的。可见，男同学在选择运动项目时，文化的取向发挥了重要影响，男同学选择了通过体育能够培养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运动项目。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被视为如同花朵一样的保护对象，纯洁、善良、富于同情心一直被认为是女子的美德，而“职业女性”和“女强人”始终被社会所质疑。显然，那些展示力量和抢占空间的运动项目与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女性气质相背。在选择运动项目时，女孩更钟情那些竞争性较低的，重在美化形体和塑造性情的项目。可见，“文化取向”在不同性别选择运动项目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学校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在定量研究的体育参与影响模型中，学校层面的体育环境与大学生的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消费等变量高度相关，说明学校的体育环境对这些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分析深度访谈的资料，大学生对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深刻，认为自己运动习惯的养成得益于中小学时期学校对体育的制度性安排。
“高中时早晨跑早操是学校硬性规定的，因为当时压力比较大，学校考虑这个，所以做的规定。每天早晨跑1000米，有时晚上也跑两圈。大学后每周跑步两三次，慢跑五圈到十圈。慢慢地形成了习惯，这学期想增加减肥的力度，所以每天坚持慢跑。”，
“小学跑步是因为教练的原因，每天下午训练，如果不去，教练就会到班上找，当时也不想练，但是没办法，家里也支持。”
“我们的体育课在高三时还是很频繁的，一周有四次体育课，五天中四天都有体育课。小学的体育课是每周3—4节，初中大概两节，高中就有四节，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我们的四节体育课有选修和必修，其中有一节必修就是类似与上学期的跑跳投的项目，选修课也是可以选很多，乒乓球、游泳，反正有场地的地方都可以安排，我还选修过贻拳道。我也去报班就是希望打球时有模有样。这种学校的体育安排培养了我的锻炼身体的习惯”
可见，学校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育制度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掌握体育技能，也有助于其运动习惯的养成，最终巩固并完善他们参与体育的模式。
(4)群体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群体的体育环境是影响直接参与变量和体育认知变量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校园内，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而结成的非正式的体育群体有很多的种类，例如，因为喜欢同一种运动项目而经常相约的体育群体，因为“乡党”这种地缘关系而经常在一起运动的群体，同宿舍或同班级同学组成的体育群体等等。这种群体的特点是群体的自主性较强，群体成员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交往，并通过体育建立某种人际关系。在体育群体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比较充分，成员们在谈论体育或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或规范，往往成为他人社会化的参照系。另外，体育群体内由于充分地沟通和互动，容易形成独特的与体育相关的亚文化，例如，他们会讨论自己喜爱的体育明星，相约购买体育偶像的队服或纪念品，讨论体育比赛中的某一事件意义或影响，等等。在这种频繁的互动中，他们交流了信息，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培养了对运动参与的情感，为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打下了基础。
(四)体育参与中止
体育参与中止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而终止原来的体育参与状态。在上述讨论影响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因素的同时，本文认为，有必要讨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问题，因为，“参与”与“中止”是体育参与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逻辑归纳，本文认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原因包括体育特性的适宜性和体育的组织方式两种因素。具体有以下几点:
1.从运动项目的运动特性来讲，崇尚力量表演、控制、侵略性支配对手、敌视对手的“重竞技”项目，例如，足球、拳击等，会使那些害怕身体伤害、以及技术水平差的具有参与倾向的人望而却步。
2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是一把“双刃剑”。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虽有益于规范意识的培养和运动习惯的形成，但同时也会限制学生身体表达的自由，从而会降低人们对体育的热情和兴趣。
3.运动中较强的绩效目标会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例如，高校内的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它的目标是在校际间的竞争中争金夺银，为学校争光。在这类运动中，身体技能比较好的人更能在比赛中显示能力和解决问题，更能获得老师或教练的赞许，他们会获得更高的权威和地位，他们因为对比赛较强的控制所产生的成就感而对运动或比赛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对那些运动技能稍差者，他们由于很难有机会上场表现，“汽水喝干，板凳坐穿”的尴尬经常令他们离开运动场。在对某些特招运动员进行访谈时，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些运动员感觉自己在体育中没有前途，失败的体验导致他们对体育参与的厌倦。
4.体育中错误的主体定位。这里的体育主要指学校的制度性体育。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运用统一的教学目标、统一的教材内容、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考核标准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在这些运动中，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很少考虑体育学习的主体—学生的主体需要、体育基础与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在运动参与中处于被动地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导致学生的心智能力和个性发展受限，影响了参与体育的动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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