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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虚假性、低俗性和侵权性等道德失范现象,这给新闻传播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新闻媒体道德失范问题,改善网络新闻媒体环境。促进网络媒体健康快速发展,是每一个网络新闻工作者积极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问题及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媒体网络作为互联网的一种衍生媒介,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新闻传播形式。虽然目前媒体网络能够更加方便、及时的报道相关新闻信息,然而现实中也出现了网络新闻道德缺失的现象,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恶劣影响。本文主要针对新形势下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研究,对网络新闻的特点以及网络新闻道德失范的具体表现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规范媒体网络新闻道德的对策。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新闻的接受方式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已经逐步从传统的媒体方式向着互联网新闻发展,这是媒体新闻行业的一次巨大变革。与传统的媒体新闻相比,互联网能够借助于不同的渠道进行传播,进一步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便利性,而且信息资源的共享也变得更加快捷。然而,互联网是一个极度开放的环境,这就极易形成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从而对整个网络新闻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所谓网络新闻,主要是从新闻的传播媒介进行区分,即通过互联网进行新闻传播,观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短时间内获得新闻信息。与传统的新闻相比,目前的网络新闻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网络新闻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与传统的新闻相比,网络新闻能够实现全天候的实时新闻更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闻传送给观众;
其二,网络新闻的传播途径非常广,内容的形式丰富。网络新闻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新闻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内容的丰富度上有了较大的创新,而且网络新闻可以通过视频、音频以及图片等形式进行全方位的传播;
其三,观众可以随时参与到网络新闻的讨论中,由于互联网的时效性和开放性,观众可以将自己对新闻的看法通过评论的形式进行反馈,从而加强了观众与新闻媒体的互动。
结合近几年来我国媒体网络新闻中道德失范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其主要表现形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报道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因素,容易造成观众对事件认识的扭曲。具体而言,一些网络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采取了先入为主的态度,对新闻进行了片面的报道,然而一旦事件公之于众,就会使得观众对网络新闻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从而产生了在观众群体中的失信。目前网络新闻片面性报道的一些常见表现有恶意炒作、子虚乌有等。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然而一些网络新闻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不惜编造和杜撰虚假新闻,这对网络新闻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二是在网络新闻中时常出现恶意诽谤和谣言。
目前网络新闻缺少法律的有效约束,因此在网络新闻中出现了谣言四起的现象,而这些诽谤信息会对受害者的名誉产生极大的损害。三是网络新闻中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网络新闻具有十分明显的虚拟性和极高的自由度,然而一些网络新闻媒体为了满足其上也需要,时常忽视其自身的社会责任,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在网络新闻中添加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同时由于一些网络新闻的从业者素质较低,使得目前网络新闻中充斥着大量的黄色、暴力等不良信息,这些不良信息对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仅威胁着网民自身的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四是网络新闻极易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在网络新闻中,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鼓舞精神、除恶扬善,然而错误的舆论导向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由于一些网络媒体是由境外公司投资,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为了刻意追求网站的点击率,往往倾向于报道一些揭露性的新闻,导致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出现偏失,甚至会对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媒体网络道德失范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甚至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因此结合目前媒体网络新闻的主要特点及其道德失范的主要现象,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深化和增强政府对于媒体网络新闻的监管力度。
首先应该加强网络新闻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国家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监管,真正实现对网络新闻的依法管理。我国相关部门从2000以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这对于保证网络新闻传播的有序进行起到了保障作用。然而结合当前网络新闻媒体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这些既有法律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需要结合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对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改进目前网络新闻法律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不断推动网络新闻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而且,国家对于互联网安全的监管不应该再仅仅局限于网络黑客、暴力色情信息,还应该进一步将范围扩大至异常舆论导向等方面,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
第二,增强网络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感。
在对虚假网络新闻的研究中,相关专家提出了虚假新闻实质上是职业道德的缺失。目前,我国无论是传统的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因此网络新闻在新闻的时效性和丰富度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也有一些网站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传播一些刺激性的新闻吸引网民眼球,然而这些新闻的发布有着很强的随意性,这自然也为虚假新闻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然而虚假新闻的产生,其根源是网络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实际上,网络新闻编辑的道德水平和素质直接决定着网络新闻的质量。因此,要结合网络新闻边界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教育和道德熏陶,并且定期开展相关的业务培训,逐步提升整个网络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水平。与此同时,还要提高网络新闻编辑的从业者准入门槛,选择素质和道德水平较高的专业性人才队伍。
第三,网民应该珍惜其话语权。
在目前的网络新闻中,网民可以直接参与到对新闻事件的评论中,同时网民之间也可以相互看到评论信息,因此,网民的评论信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自身看法,还会对其他网民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这一层面来讲,网民应该努力约束自身行为,提升自身的素质,并且珍惜自己的网络话语权。目前在网络新闻中网民之间的谩骂司空见惯,而这些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对其他网民产生误导。因此,网名要自觉的对自身言论予以规范,在发表评论时要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相关部门对于一些恶意炒作和发布虚假信息的网民应该给与一定的惩处,以更好的保证整个网络新闻环境的秩序。
现代媒体网络新闻道德失范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逐步提升我国互联网新闻编辑从业者和网民的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平,从而可以更好的保证我国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同时,网络新闻道德水平的提升还会在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舆论导向,有利于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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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践功能。
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所谓的“民间传说”,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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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依靠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来维系、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意识,而伦理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道德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运行及经济目标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意识及其伦理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因素,它参与着经济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就是人在经营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在进行经营管理,又是针对人的经营管理,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是现代经营管理的特点和进步,伦理道德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企业、管理、伦理道德
论文正文:
浅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道德
企业伦理道德是指活跃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道德意识、道德良心、道德规则、道德行动的总和。企业伦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内涵于企业活动之中,包括管理伦理、经营伦理、竞争伦理、质量伦理和职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
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是体现人类素质 ,尤其是精神素质和劳动水平及劳动态度的活动,其实质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问题。企业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细胞,主要是由人和物组成,其中人是主要因素,是生产力中的活的因素。一个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精神面貌,实际上就是其员工的素质、精神面貌的体现。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已经是人格化的企业,构成企业主体的人是有伦理道德的,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也要注重伦理道德。
道德是依靠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来维系、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意识,而伦理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任何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都要与他人交往,发生联系,影响他人或社会,也会与他人或社会发生矛盾,而道德就在其间起着按一定的社会要求调整个人行为方向以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同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得到自身的肯定和发展,道德作为人的一种特殊意识的表现形式,又是人肯定自己、发展自己的一种方式。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此其行为自然要受到道德因素的制约。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整体素质提高很快。对为人类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和组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近代社会,许多企业的行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管理上往往带有轻视社会性和人性的倾向,甚至有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干出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且因为众多企业的发展具有短期性,造成现在全球性的污染,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物种灭绝,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后果,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现在人们开始关注的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就是要制止这种传统的利益第一主义和企业至上主义倾向,清除并防止由此而造成的各种弊端,使企业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一个企业或组织的行为,首先要受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制约,国家政策对企业的发展起导向作用,而法律、法规等制约着企业的行为。但是,人们制定的法律条文、规章不能涵盖人类全部生活内容,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其所制约的行为是人的基本行为,其标准也往往是最低标准,有时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许多企业经常钻法律的空子,或仅仅达到不违法,这样的行为是不利于人类总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的。
伦理道德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约束机制,与法律的“硬约束”相比,是一种“软约束”,但正是这种特点使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主动而无形地对人们施加广泛影响,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通过加强道德约束机制,可以使人们的行为从“他律”转向“自律”。对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伦理道德深入贯彻于它的每一行动中,那么它会自觉地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的发展更符合人类长期生存发展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管理理论也在不断更新。20世纪初期,管理理论处于经验管理阶段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落后于科技水平的发展,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很低。为解决这一矛盾,美国的泰罗最先提出了科学管理方法,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该理论以“经济人”假说为依据,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私利,人们进行工作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忽视了人的情感需要,缺乏伦理性研究,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仅看成是物质关系,而忽略了心理上、道德上的关系。这一理论很快被行为科学学派的理论所代替。
总之,无论从企业的内部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都迫切需要企业进行伦理道德建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
伦理道德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对企业发展施以影响。在企业内部,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校正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软约束,它能使企业人员明确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道德范畴和道德界限,从而具有明确的是非观、善恶观,提高工作效率道德水准。伦理道德以其规范力量,有助于企业确立整体价值观和发扬企业精神,有助于群体行为合理化,提高群体绩效。没有伦理道德素质的普遍加强,最终将防碍企业发展的力度和速度,甚至将企业的发展引上歧路。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伦理道德方能发挥着以下作用:
1、崇高的企业目标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崇高的目标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赋予了企业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2、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配置。
3、管理者运用伦理手段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4、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可以增加企业的内聚力。管理者的人格魅力主要由管理者的道德素质决定,它能产生威信,使管理者赢得员工的信任,有助于二者之间的沟通,它能产生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责任感,并进一步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产生强大的内聚力。
5、产品伦理道德内涵是企业立足社会的保证。产品质量、企业信益和服务是一个企业立足社会的三大要素,产品伦理道德内涵意味着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坚持一流的产品意识,坚持信益高于一切和坚持一流的服务意识和行动。
6、注重社会效益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企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而且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履行社会的义务和完成社会的使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7、高尚的道德觉悟是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伦理道德作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日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的存在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会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些沿袭下来的传统道德观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其影响还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存在,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如果此时与时代相适应的新道德观还未形成或其影响力还不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处于一种矛盾与迷茫的状态。这种情况如果在企业内部发生,也会使管理者陷入困境。如果继续沿用旧的道德观,因其与时代的发展要求不符合,对企业法的发展不利,采纳新的道德观,又会引起那些依旧遵循旧道德观的员工的抑制甚至反对,对作好工作同样是个阻力。此时作为管理者,一定要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出发,坚决克服这种阻力。
首先,管理者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只有自己的立场坚定了,才有可能影响别人。其次,对那些坚持旧观念的员工,一方面要因势利导,比如请一些员工比较信任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公开发表新道德观的讲话,或是让员工通过适当途径了解施行新的道德观给企业及个人带来好处,让员工在认识上有一个转变;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的奖惩手段强制推行新道德观,但需要注意,这些奖惩的后果必需与奖惩对象的直接利益密切相关。
道德的形成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会影响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道德观的形成。
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不能不面对众多的国际化问题,当然也包括伦理道德问题。对于一家跨国公司来说,其下属子公司分布于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道德准则又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公司要在一个文化风俗迥异的地方开设企业,是坚持入乡随俗还是采用本国的处理方式,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事实表明,竟是入乡随俗或没用本土作法都不可行。
在创造需求方面同样值得企业的管理者深思。人的需求有的是合理的,而有些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有害的。如吸烟问题,吸烟有害健康已是人所皆知的常识,但仍有许多烟草公司为了扩大市场,在宣传上引诱人们吸烟,特别是青少年和妇女。这样创造出来的需求我们宁可不要。随着人类处我保护意识及辨别能力的提高,这些所谓创造出来的危害人类健康安全甚至人类生存的需求,只会遭到谴责、抑制,而这样的企业最终只能走向灭亡。
另外,现在许多员工对企业无感情,责任意识淡薄,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对企业的发展不感兴趣,有的员工为个人私利的获得故意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到正当利益的获得。
在企业法的经营管理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加强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来完成,而伦理道德建设要从企业的内部与外部同时入手考验做到更全面,更彻底。企业内部,企业管理者在思想上要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企业伦理道德建房与盈利的辩证关系,认真处理好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与道德的关系,同时企业加强对员工的道德教育,提高员工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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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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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够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获得了在世界传播的特性。中国现代性的传媒复兴之路,应当借助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等力量。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现代性;媒介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和数字传播技术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性应当寻求复兴和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均应承担起责任。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
从中国现代性对人类的意义来看,非但不落后,而且更具“现代性”,至少,应该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因素。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基本伦理的一部分。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一种不断更新的文化。艾恺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在儒家独尊以前,各种文化就以外表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型态共同存在。
儒家文化是在不断接受异质文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__等)的挑战并吸收其精华的过程中,丰富、完善自身体系的。也许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强大包容力.才使儒家文化显示出绵延韧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力涉及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论者认为,就人类发展的整体而言,“中国文明的连续模式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西方文明的断裂型发展才是人类历史的特殊现象。”亦即,以儒家文化为基本肌理的中国文化,因其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模式之一。而恢复该模式的活力,保持其延续性理应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互以对方为重”。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上:在自律个体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会规范向度上,是以“礼”为中心的协调方式;在与自然相处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非对抗方式;总体上。“儒教是一种关注人性和把正确的人际关系当做社会基础的哲学。”(尤姆)梁漱溟认为,“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他都不大谈。”这种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精神,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来说.体现出真正具有“现代”的面向。在哈佛学者艾恺看来,西方“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道德上的损失”。
正如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延续一样.中国现代性应当包括中国的现代经验。它是总体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复合体。埃斯勒认为,“20世纪的中国所用的管理方式同两三千年前就出现的思想高度地一致。”这种高度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体制的本土化改造上:“中共领导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下发展一种本土的意识形态,以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决定却为儒家价值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开放了文化的空间。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的种种动荡不安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反而从权力的陷阱、帝国政治体系以及压制性的权威主义这些冒犯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中解放了出来。”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重新释放了儒学的活力,使中国现代性获得了生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并试图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新的内容,在现代的意义上对它作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新诠释.重新认识到其自身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二、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
媒介日益加重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渗透,形成有别于传统地缘和血缘文化的新型文化类别。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这是一种置于启蒙主义理智与非理性对立之外的新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游离于现代/后现代范畴之外,却同样能够塑造人类生活的型态,制造某种新的认同。
这种新的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亲和性。它们同样以一种相似性结构将与自身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物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确立关联。“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传统不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定义人,也不从社会中心、人类中心来定义人。所以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永远要对其异质的东西保持亲和感。儒家传统的智慧就显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特殊命际交互影响中活动、存在而发展的人。”电视转播、数字化影像传播、虚拟社区等非领土化扩张式的传播形式,都可以将那些被人为的社会分类方式区隔开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将“他者”文化带人到家中,带人到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为非现代的,同时又可以被视为真正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以经验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属于人性的本真范畴。
其次,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礼,无以立”、“思无邪”、“兴观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后与统治阶层合流的教化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生体验的感悟,获得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同样.媒介文化在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电视研究时,即提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晚近的研究表明,“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现代化过程提出种种抽象的理性自律条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过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来确立行为标准。“开始时,媒体文化提供的是观众可以认同和效仿的图像和形象。接着。它又通过其角色模型、性别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体性立场等。对某些行为和时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对其他的类型进行贬低和丑化,从而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化和使人适应文化的效应。”只是,儒家教化是一个由“小人”到“圣人”的人格理想化过程;而媒介文化则通过对各种“名流”的推崇,来树立认同对象。
此外,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文化漠视空间,而将时间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历史的沧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国美学的重要质素。这一点同样与当今的非领土化扩张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体验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人与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那种以自然界限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属的方式,显得缺乏合理性,而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将变得更为现实。就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
#p#副标题#e#
三、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
在摆脱危机的历史使命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复杂的媒介文化下,仅仅看到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性复兴,还需要具备亨廷顿和伯杰所谓的“放射物”特性,需要政府与资本的干预,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需要中国大众的参与。
“放射物”是亨廷顿和伯杰分析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概念,指那些能够主导某个区域甚至全球的文化力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要成为文化的放射物,就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我觉悟。它必须了解自己作为传播文化的实体拥有多大的潜力,同时必须了解自己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事某种文化放射的活动或者从事某种文化放射活动的国家.也受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支配,其中如:文化放射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多少劳动力和技术,从美学意义上在当时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它具有多么丰厚的文化资源。”
按照该逻辑,中国现代性如果要成为一种文化放射物,首先应当有充分文化自觉性。它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然后,才是政治、经济、美学、资源等条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认同空间的位置不是财富的函数.甚至也不是所在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函数,而是位置中的变化方向的函数。”
中国现代性能否在未来文化格局中成为放射物,关键在于我们将其引向哪个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围绕大众传媒的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第一。由知识分子重新整理、开掘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性的一面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形式,使之形成符合媒介文化传播特性的文化形态。对内,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对外,使“他者”充分接触该文化。进而认同、接受。其中的关键是重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类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具体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则舍将人与人之关系,化为互为真实存在之伦理关系,亦无道路。而中国社会之重建,其中最重要之事,亦即在对此传统思想中之伦理关系之价值。重新自觉的认取,而加以扩大推广,以使一切人与人之根本关系,皆成一意义之伦理关系。”第二,保持中国强政府强社会的传统。一方面,组织建设政治、经济,使之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保护传媒产业的健康成长,并推动向国外输出产品。第三,传媒产业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将其美学理念融入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形式中。第四,由知识分子、政府和产业三种力量,共同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感。安托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感的刻意建构,必定寄生于更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这种认同感为居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了感情和价值观,这是就某种连续感、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而言的。”’而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借助一些特殊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全方位展现是整个方略的突破口。
四、文化复兴须文化以外之力
东亚国家政府和资本的独特形式及其巨大能量,使世界看到了儒家文化圈层的潜力。实际上。文化建设必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介入。才能真正达到其现实目标。“文化未必非是许多社会里的核心整合机制,‘肩负着将大众整合纳入现代国家重任的’恰恰是‘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而不是文化势力’,‘文化即便其自身是紧密统一的,也不足以完成社会层次行为的一体化’。”
民族认同不仅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家和资本的青睐。“因为它们在那些传统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而且还有一种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的混乱的影响之手段,而后一种方式根本不去怀疑资本主义本身。它们的取向与大部分人(例如在中国就是如此)所感受到的面临文化全球化时对某种民族认同意识的紧迫需要相吻合,这种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技术对本土文化的入侵。后者反过来更加强调作为全球市场策略之组成部分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从而甚至在把所有社会都引入看上去不可抵挡且无穷无尽的市场文化的漩涡时产生出一些种族的和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媒介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不仅需要干预媒介。而且与资本携手。推动媒介的非领土化扩张。
首先。在数字化媒介时代,影视产品的国际贸易和传播为政府干预带来合法性。影视能够产生外部利益,即收看某种类型的国产影视片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缺乏补贴的生产单位可能忽视对社会有益的制作。因此,政府对影视进行干预就取得了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可能由于政府行为的成本超过所获得的利益,导致政府干预的“失败”。使多数干预失去合理化。
在政府干预合法性理论支持下,国家对影视进行干预,促进影视外部利益(externalbenefits)的提升,同时影响利润最大化追求,削减了产业经济效益;当干预达到一定程度,外部利益也因整体产业效益减少;政府不得不减轻干预,重新平衡外部利益和经济效益。当政府对影视的干预行为进一步减轻,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时,经济效益将快速攀升,同时带动外部利益回升。然而,如果政府干预减轻过快。可能造成外部利益的大量损失,进而破坏整体效益。政府这种干预合法化同样适应于其它大众媒介。
互联网络对理性自律个体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颠覆性,同样赋予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互联网络从传播特质上,跨越了国家所设置的自然障碍,为不同国家的民众自由交流创造了可能性。然而。由于数字化媒介自身带有的颠覆质素,质疑一切既有的秩序。使整个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汪洋之中。这样后果有两种:一是媒介帝国主义趁机确立其统治地位,二是本国的民族一国家认同遭受侵蚀。因此。国家必须在媒介的场力中占有一定地位,通过制度化。引导媒介向聚拢认同感发展。
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法律来约束媒介。另一方面依靠媒介产业来实现干预。媒介资本渗透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动力。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为传媒产业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空间,大众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传媒产业提供了消费和人才市场空间。媒介资本的对外扩张是这种强势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然携带着文化的扩张。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向世界施加影响的时候了。”他所提倡的传播主体正是企业。
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推进,大众传媒产业的资本准入越来越高。面对国际传媒产业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而多的媒介组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跨国传媒企业的资本渗透和市场竞争力不仅威胁到产业,而且将携带着强势文化。侵蚀中国人的认同基础。对此,人类学家Marsha11Sahlins的话。颇具意味:“晚期资本主义的2O世纪末有一个最令人惊叹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柔弱的被改造对象。这表明,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找不到足够的金钱来维持传统生活的时候。才会出现大问题。”
传媒生产者应该在传统中寻找经济增长点,并反过来保护传统。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切入点。它不仅仅是民族精神,更是经营理念和民族才智的问题。能否认识到民族一国家统一体,以及如何维护和加强这个统一体的凝聚力,依靠这个统一体去实现经济目标?将是横亘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关隘。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符合媒介资本的利益,同样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人认同的源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中国人走向民族现代性的复兴之路,而且带来自身利益的无限扩张。
中国现代性的复兴还要依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回归与张扬。伯杰认为,“在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最重要使然因素则是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是“士志于道”的精神。余英时认为,这是一种“内向的超越”Onwardtranscendence),即用“道”来“改变世界”,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内向超越给中国知识人带来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两种特征使中国知识分子带有强烈的人世精神,永远不超脱于世俗事务。
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单一化精神,而是与中国文化一样,能够包容多种看似不容的思想。艾恺认为其精神源头在先秦:“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观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方向,是在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但是,一般大众却缺乏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引导。
在经过政治上的压抑、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定位,积极利用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自己的使命感。因为,他们理想在于改变世界。德里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有独立性并最具有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立法者。这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媒介文化日渐彰显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向超越”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力,必将使他们在价值场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像布尔迪厄那样,主动利用大众传媒的特性,将大众文化引导向一个有意义的轨道。在中国现代性复兴中,知识分子必须以其知识的“权力”,为政府的复兴政策提供指向。为产业的复兴发展提供谋略,为大众的复兴共感提供批判资源。
数字化媒介技术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质同构性,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传媒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中国知识分子全球化意识的凸显,
大众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等等都为中国现代性走向全世界,铺垫了一条光明之路11920年代中期,梁漱溟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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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在管理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合理配置是使这两方面都得到有效利用。这一任务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伦理道德素质。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有关伦理道德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作者针对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伦理道德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包括伦理道德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并对如何加强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伦理道德
论文正文:
有关伦理道德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研究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运行及经济目标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意识及其伦理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因素,它参与着经济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就是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在进行经营管理,又是针对人的经营管理。企业管理当然要涉及物质资料、生产工具等,但这些都是从属于人的。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是现代经营管理的特点和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必然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1、伦理道德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1.1崇高的企业目标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其行动的目标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还应有更高目标,实现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我国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提出的“爱心满人间”的口号就体现了一种更高的价值取向,它向广大员工及社会揭示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在于把人类之爱洒遍千家万户。一旦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就等于赋予了企业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1.2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企业的发展,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在管理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合理配置是使这两方面都得到有效利用。这一任务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伦理道德素质。一方面要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意味着人的素质要得到全面发展,而只有在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及其意义,有了较高的价值取向后,人才能树立起一种进取精神、敬业精神,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并不是简单的人与物的移动和空间位置的转换。物是由人来掌握的,因此,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权利关系、地位关系的协词,是一神伦理道德关系的协调。
1.3管理者运用伦理手段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市场的基本主体是企业,企业的主体是员工,若能充分调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金钱(物质)往往被作为调动积极性的刺激物。目前,物质的激励作用确实还很大,但实践已经证明,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而且存在很多的负面效应。物质刺激只有临时效应,并具有自然消亡性,有物质刺激时,激励作用比较明显,一旦物质奖励减少或取消,这种激励作用就会衰退或消失。物质奖励的多少还会诱发攀比心理,导致心态失衡,激化人际矛盾。
2.1加强社会监督,约束企业行为
法律手段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性手段,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法律监督为手段促进道德建设,首先可以提高道德的权威性。道德只是对人们行为(包括企业行为)的一种软约束,而将一些道德观念上升为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可以使其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提高其权威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公认不违的原则。其次可以增强道德规范性。道德要具有明显的社会效力,不能只是抽象的原则,必须使其变为具体明确的行为准则,而法律条文的制定,将一些道德要求条文化,制度化,做到了有章可循。通过法律形式对企业行为加以具体的限制,也可使其行为规范化。
第三,可以强化道德的监督性。道德固然以扬善为基本特征,但惩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法律监督以强制为特征,是更严厉的治恶手段,以此来监督企业的行为,对各种非道德行为必定会起到震慑作用。法律监督手段可以强制性地为企业行为确定价值取向,有助于迅速扭转企业行为失范的状态。
环境监督是检验企业是否履行道德义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道德环境过于宽松,没有约束力,会有损道德行为的施行,严格的环境监督则能够防患于未然,时时督促企业弃恶从善,加速道德风气的改善。环境监督包括三种方式:第一,传播监督,即大众传播媒体对企业善行的褒扬和恶行的谴责。这种监督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舆论效力,使善行者受到社会的尊重,恶行者受到鄙视,从而提醒企业时时检查自己的行为。第二,人际监督。在道德活动环境空间增大,变动增加的情况下,企业的人际关系流动性与陌生性也相应增加,此时更须加强人际监督。现在,企业的竞争者,合作者、服务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广,企业行为更加社会化,通过彼此的监督,才可以使各企业的行为进一步符合道德规范,这样有利于企业间扩大交往,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第三,组织监督。通过建立一定的组织(如官方的、行业的、民间的)对企业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使企业的非道德行为无处藏身,从而能有效促进企业日常道德行为的改善。
2.2加强企业道德教育,提高员工道德境界
企业道德教育是企业道德得以转化为员工的内在品质,对企业管理实践发生作用的必备环节。在日本企业界,员工的道德教育始终是和企业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企业悬挂着“伦理进入企业,心灵进入工作场所,”“在企业中要有伦理,职业上要有心”的口号,他们以“明朗、爱和、喜劳“为中心内容,运用“朝礼”、“研修”、“特训”等具体、生动的方法,普遍开展伦理道德教育,启迪和培养员工的心灵。日本企业道德教育的实践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员工的业务素质,更取决于其道德潜力。
企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正面教育灌输法是企业道德教育的最基本形式,主要包括宣讲训导、系统培训以及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活动。在教育过程中,首先要针对员工的模糊认识进行疏导,其次要采用说理教育,以理服人。另外采用适当的惩罚手段是对正面教育的必要补充和帮助。
总之,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它不仅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还要努力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付诸实践。企业伦理道德建设,不但要受到企业的重视,更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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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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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道德中寻找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论文正文:
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道德中寻找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经济伦理指的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其实很广泛,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很显然的。此外,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用关系也都是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始终是可信赖的,最终会获得客户的信任;与供应商的交往也是如此,供应合同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合同不完备的问题就能很容易得到解决。当然,有些时候,坚持商业伦理是有代价的,尽管最终会有收益,但长期收益可能是当时无法预见的,这就需要一种勇气。
尽管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因此我国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长期把商人视为社会底层人物,但正是这样一个阶层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发展出了很多充满商业智慧的好的商业伦理。略举如下:
1、“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奸商,但是廉贾如陶朱者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现在所推崇的诚信经济,与合作者、消费者共赢多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 现代商业伦理中当然不能一味强调为国奉献,但涉及到幼稚产业发展,出口遭遇贸易壁垒,国内价格战烧到国外市场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前人更为高远的一些看法呢?
当前西方商业书籍流行极广,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和伦理道德几乎已成被遗忘的对象,甚至完全没有话语权。相关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识到:加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一个必经阶段。国外的很多管理思想和方法未必一定能完全为我所用。当前最应考虑的一个话题显然应该是如何在现有国际化大背景下,勿忘现有历史资源。不仅是把优秀的传统商业伦理封存在记忆中,或者仅作为讨论谈资。重要的是应考虑如何从可操作层面上探索建立完整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方法和模式。比如政府、企业、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如何引导互动,相关理念的宣传贯彻,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应如何树立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贵资源,经过去粗存精,结合现代思想,必将大放异彩。不要忘了我国的传统商业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个大循环,当我们在埋头拜读西方相关著时,西方也在认真学习我们的论语和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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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现代企业要较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必须要充分重视传媒在其中的作用。而作为企业的秘书人员,就更加需要了解与利用传媒来为企业盈利。
对于传媒效应,相信无论是企业还是公众都深有体会。市场上的传媒方式有很多种,类似于报纸、杂志、电视、广告、网络、广播等等,我们每天都能从这些传媒中获取很多信息,这些实质上是一种物化了的传媒工具,可以简称为传播活动中的“硬中介”。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交往的密切,传播工具的发明与使用越来越频繁,人类活动的领域得到扩展,社会视野也进一步扩大,交往水平逐渐提高。可以说,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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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何谓国家,先有家才有国,而国稳定了才有家,家庭稳定了才会有国,家庭是国家中最小的群体,是社会的组成细胞,更是作为一个伦理实体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盛行的今天,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在当今时代下,更是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建设是建设国家的一个基础,是国人人格产生的发源地,更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传统家庭道德的建设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而在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家庭;传统文化;家庭伦理道德
中共中央在2001年9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大力提倡家庭美德的建设。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构成元素,在继承与批判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同时,更要将家庭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时代因素相结合共同构建属于我国的新型家庭伦理道德,这对我国构建稳定的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正家而天下定”,正是在叙述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一个家庭伦理道德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家族的子子孙孙,会影响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古代很多圣贤的人都有自己的家风,这些家风是从自己的日常实践中孕育而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总结。孟子曾经说过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更是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有了一个更仔细的界定。这些古代的名著中无一不体现着现代社会中关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内容,这是我国的瑰宝,也是我们中华民资的瑰宝,正是有了这些大家的叙述,可以让我们现代的家庭伦理道德得到了借鉴与学习的对象,让我们在当今社会中依然有着心里的道德约束。这些理论都对中国人人格的塑造与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家庭是个人道德的起步阶段,是个人自出生以来进入的第一个社会场所,而个人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初步形成阶段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在这个初级阶段中,尽管我们的的道德看起来并不成熟,但却是后来形成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基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诚信有很多名言,“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何为君子,这让我联想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点点提高自己,一点点积累,不断地学习比自己好的人身上的优点,修持自身,这也可能就是古代圣贤们所说的圣贤之道了。看来古人已经将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看作是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的基础了。而在当代社会,我们可以从家庭伦理道德中找到一些可以移形幻影的方法,比如将对父母的孝顺转换为对老板,对公司的忠诚,从这一角度上说,“孝”又被赋予了很多外延的意义,更加深刻了他本身的含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举斯心加诸彼”,将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引入现代社会中,可以更好地与人和睦,与人为善,在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建设中更加鲜明,也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加有利,也对自身的道德起到了提升的作用,更加推动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也更加说明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作为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基础而存在。而当前的社会中,公德的缺失,职业道德的违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在一些优秀的家庭伦理道德方面没有予以继承,更是对现代人道德滑坡的一个警示,我们应该在自身上找到不足,改正我们身上所有的有悖家庭伦理道德,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行为,应该对此进行检讨与反思。
马克思认为的实践观在现代家庭道德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符合现代发展,符合现代家庭伦理建设的好的道德标准被留下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结合与发扬优秀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抵制那些不利于社会进步,不符合时代进步的道德,根据实践的要求建立属于我们现代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如果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首先我们知道了有爱情才会有婚姻,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而是应该遵循内心的爱去结婚,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过幸福的生活,在婚姻中也不应该太注重物质享受,要体现互相的尊重与平等,做到相敬如宾,虽然婚姻是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我们依然要重视道德层面的制约,应该担负起对一个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共同来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团结。在邻里关系中,要和睦邻居与自己的关系,互相帮助,建立起一个和谐的邻里关系,更好地体现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的发展需要各个层面的发展,同样社会和谐的发展更是建立在每个和谐的个体身上,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谐的邻里关系,这一个个和谐的个体构成了和谐的整体,和谐的家庭要靠家庭伦理道德来规范来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对家庭伦理道德进行建设,这也更加证明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必要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 刘镇江.江泽民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 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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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耕耘希望的园地,是孕育明天的摇篮,学校德育在正确引导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完成素质教育任务的重要途径。全面培养学生素质,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基本内容。所以,抓好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现代中专生思想道德之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要在中专学生中开展爱党、爱国及正确的道德观念教育,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时代的合格的中专生。
【关键词】中专生 思想 教育
目前,在多元文化大背景的冲击下,在市场经济理念引导下,以及在传统文化教育的部分弱化甚至缺失下,虽然大部分中专学生的政治倾向、人生态度、竞争意识、奉献精神等与时代变革的步伐基本一致,呈现出积极、进取、务实、开放的特点和变化。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存在着一些错误或不尽正确的观念,比如,政治信仰模糊、理想追求迷茫、价值观念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如果不对这部分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不仅会对他们自身将来的发展造成危害,还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正确领导、积极教育,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中来。
广大青年学生应该铭记,今天的幸福是靠先烈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艰辛的汗水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经济翻番,让人民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无数的艰难险阻,都离不开共产党人的奉献。只有对国家、民族的发展表示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只有对中共党史进行深入细致学习的人,才会珍惜今天的幸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
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中专学生受校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对确立科学崇高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实用主义太强。现在部分大学生功利心理太重,急功近利,他们要求学什么,必须有用,过分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知识的学习则不重视。
虽然他们在初中阶段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邓小平理论等,但只是掌握了一门知识而已,并没有真正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难以牢固树立科学崇高的爱党爱国理想信念。因此在中专学生中广泛开展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显得那么迫切而意义深远。
中专学生可塑性强,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但是他们观察事物是表象的,看问题比较孤立和片面,抵制不良风气、防止上当受骗的意识薄弱,道德观念不明确。有些人对不良的诱惑缺乏应有的警惕,往往会陷入泥潭。因此,我们要运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来对学生进行教育,提升学生群体的思想品德素质水平。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重要是会做人。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学生的基础文明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德育教育的切入点,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公德教育不仅仅只是唤醒学生的公德意识,更重要地是对学生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加强管理,包括公德行为方式的选择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加强管理是为了更好地育人,而优良的育人环境,优良的校风校纪的形成,一方面要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有一定的管理措施作保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是养成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思想教育而无具体措施,容易流于空对空,文明习惯、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不容易养成。学生懂得应该怎样做,在行动上却又往往不去做;只有管理措施而不强调养成教育,就不能形成自觉的文明行为,学生虽然知道必须这样做,但在内心里并不自愿,甚至往往形成抵触、逆反心里,只有把养成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自觉的文明风尚和文明习惯。
在日常管理服务中,我们要强调环境对育人成才的影响,在大力加强养成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管理。好的文明行为将得到巩固,强调管理也是教育,并不是片面强调管理,而是要在管理的过程中加强教育管理,尤其是注重加强“养成”教育。教育是为了提高自觉性,而管理则是使这种自觉性形成习惯,使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只有形成文明的习惯,社会公德才能形成。实践证明,公德教育就应以社会常规教育为起点,进行养成教育,使学生懂得和遵守最基本的公共道德。这不仅是思想道德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生做人最基本的条件,决定着学生能否以一个文明人的姿态步入社会。同时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学校内部形成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它包括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校园精神、校风、学风以及校园文化设施等。学生正确人生观的确立,高尚道德品质的养成,健康审美趣味的提升,无不受到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的影响。所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必将对素质教育的实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学校教育是加强当代学校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我们应当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下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变传统的理想信念教育模式,创新学校理想信念教育,以增强对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在实际工作中,学校应多举办一些关于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与信念的讲座,关于理想与信念的交流活动,或者多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多与社会接触,还应提供通畅的社会信息,让学生对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有明朗化的认识,以便形成理性正确的思想观念,以此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理想信念教育是中专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题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把握好内容、载体、策划、实施、效果评估等各个方面,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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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它的族源追溯到7世纪末,是以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在唐时被称为‘藩客’,元朝以后称为‘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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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族是我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袭、世代流传下来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变化着,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发扬回族伦理道德的积极精神和优良传统,对促进民族感情的认同、社会心理的平衡和民族团结,具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回族;伦理道德;传统;现代意义
论文正文:
浅谈回族伦理道德中的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回族的传统道德受到伊斯兰教道德的影响,在沿袭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的同时,也吸取和承袭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有益成分,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处事伦理道德规范。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凝练、沉积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内涵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并具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回族伦理道德,在理论和行为两方面都是以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作基础,回族伦理道德的形成起源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可以说没有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也就没有回族伦理道德。因为回族的形成就是伊斯兰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回族。所以回族的伦理道德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有共同的本质,因此,探究回族伦理道德,必须了解和认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
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以《》和《圣训》为根本宗旨,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教徒制定了基本的道德规范。纵观伊斯兰教义,道德问题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命人行好,止人干歹”“川赏善罚恶”就被认为是《》的基本道德主旨。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指导和规定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对每一个穆斯林而言,都是实际生活的基本准则。
回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它的族源追溯到7世纪末,是以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在唐时被称为‘藩客’,元朝以后称为‘回回’。”他们所恪守的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亦无汉文译著,基本上是个侨民的宗教”[2]。他们的道德规范在各方面都受伊斯兰教伦理的道德的影响,秉承其伦理道德精髓和本质,初步奠定了回族伦理道德的基础。与此同时,不断汲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从而为构建本民族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回族道德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充实、发展和演化当中,其所承载的伊斯兰精神却始终没有变化,并在承袭各家伦理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伦理道德。
回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都能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一)为人正直,诚实做人
“为人正直,诚实做人”历来是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三者关系的一个重要行为规范,有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起到维护社会团结的作用。在伊斯兰道德伦理中也主要反映的是真主与人、人与人、人与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人正直,诚实做人”也是对这一主旨的反映。所以“为人正直,诚实做人”这一道德规范,在回族群众中是广为流行的。
伊斯兰教主张人们诚实守信,坚决反对欺诈行为。“在正己的基础上,鼓励人与人之间为利于社会和民族进步相互合作,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礼节,相互尊重;语言文明,礼貌待人;胸怀宽阔,坦诚相见,避免相互猜疑,通过信任与理解保持群体之间和睦相处。”[3]在这样的伦理道德规范下,回族的每位成员要做到驱恶向善、驱邪归正,就要安守本分,远离邪恶,不要轻举妄动,滥杀无辜,要做不危害他人而有利于集体、社会的事情,约束不良行为,走上扬善抑恶的道路。
(二)尊老爱幼、仁慈互助
尊老爱幼、慈善怜悯和仁爱是伊斯兰教人道主义伦理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回族依据《》的规定,履行拜功,为主道奋斗,孝敬父母,善待近亲,和睦邻里,怜恤孤儿,款待旅客,宽待奴仆;自律律人,自洁其身,不断提高素养,使自己处于美好高尚的境界,保持人所特有的尊严。在家庭内部,老年人是最受敬重的,儿孙晚辈以照顾体贴老人为荣。回族伦理中的仁爱思想以经训教导为指南。穆罕默德说:“人类就像一个完整的肌体,一处患疾,全身疼痛。”又说:“具备慈爱幼小、尊敬长辈、善待下属三种美德者,必进乐园。……不慈爱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慈爱;不慈爱人者,也得不到别人的慈爱。……你们慈爱大地上的所有人,真主必慈爱你们。”
尊老爱幼这种美德也有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基本修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族秉承伊斯兰教人伦思想,把敬老视为“主命”是回族乃至全社会的优良传统。
(三)与人为善,和睦相处
回族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强调“与人为善,和睦共处”的道德规范。旨在创造一种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社会道德氛围。《百问》一书认为“与人为善”要做到三项禁止:禁忌丑恶,即禁说谎、诬陷及一切言行上的罪恶;禁一切越规的异端;禁称霸,即禁迫害、禁毁人、禁背议、禁诽谤。在日常生活中,孝敬父母、优待亲属,怜悯孤儿,赈济贫民,热忱待宾,善待邻里等,都是“与人为善”的具体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一般的关系。从伦理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个人对他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认同,其中包含有个人行为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是评价个人行为对社会成员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个人应当履行对社会和他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人际关系是否健康,是决定社会能否正常发展、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
(四)主持公正,扬善抑恶
回族特别强调“主持公正,扬善抑恶”的道德规范。主持公正即主持正义和公平,就是恰如其分地对待人和事,如贡献与奖赏相当,罪恶与惩罚相宜就是公正,否则就是不公正。回族穆斯林为了宣扬真理、捍卫正义,要求人们秉公作证,不怕任何挑战、责难和诋毁。《》讲:“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扬善抑恶,即提倡善行,抑制恶行。在回族群众中的通俗表述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要求人们积德、报德、不做坏事,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多做好事。
在回族中,不少人能做到伸张正义,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这些人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往往能尽弃前嫌、挺身而出,为捍卫崇高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同外敌和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不少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极其重要的,在今天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五)崇俭抑奢、公而无私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在生活和生产中,养成了勤于劳动、节俭生活的良好美德。勤劳节俭,不奢华浪费,是回族实现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回族穆斯林崇尚“两世并重”的思想,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提倡和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获得财产,尽可能地增加收入,认为这是立足社会的前提,必须通过正当手段和合法途径获取物质财富。拥有富裕的物质财富后,必须勤俭节约,避免奢华浪费,认为挥霍是一种犯罪,是恶魔的行为,“挥霍者确是魔鬼的朋友”。因此,在回族穆斯林社会中,一般都能坚持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回族秉承伊斯兰“均贫富”的社会理想,避免贫富差距悬殊。广布人间真爱,铲除一切自私自利的劣根行为,使整个人类社会精诚团结、祸福与共。
(六)守中致和、公正中庸
“中和”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智慧的核心,如儒家提出的“和为贵”、“致中和”的思想,表现了从追求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到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中和”也是道家和道教的根本特征和思想枢纽。伊斯兰教的守中致和、公正中庸就是“中间主义”的道德规范。穆罕默德曾说:“凡事之善,即守其中。”从中可以看出,穆斯林为人处世应该守中、适度才符合伊斯兰道德规范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回族穆斯林把公正、适中作为个人重要的道德修持而加以提倡,并用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自己做人做事都不偏不倚、守中行善。主持、维护公道是“善行”的主命。穆罕默德曾说,如果有人在两个人之间主持公道,即是一种慈善。主持公正即主持正义和公平,就是恰如其分地对待人和事,如贡献与奖赏相当,罪恶与惩罚相宜就是公正,否则就是不公正。回族穆斯林为了宣扬真理、捍卫正义,要求人们秉公作证,不怕任何挑战、责难和诋毁。要求人们为人处世要公道正派、坚持原则,既不阿谀奉承,也不恃强凌弱。此外,在各种商事活动中,要求平等待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不牟取暴利,不以假乱真,不以次充优,不短斤少两,不囤积居奇,不随意克扣他人所应得的财物。在生活消费上,主张既不挥霍,又不吝啬。不难看出,回族穆斯林倡导的中庸、适度思想,完善和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中庸致和思想。
回族伦理道德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并将其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所具有的优良传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回族伦理道德行为反映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比如说坚忍、守中、孝亲、团结、清洁、正义、团结、顺从等,这些不成文的传统道德行为规范,起着巩固信仰、净化心灵、稳定社会、团结内部的重要作用。在回族聚居的乡村、里弄很少见到聚赌、酗酒、嫖娼等现象。宽恕忍让、团结和睦的敦厚民风使这些地区成为犯罪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回族传统的伦理道德风尚,定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弘扬光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
四、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回族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诞生离不开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在长期的发展和继承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伦理道德。它所反映出的优秀传统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也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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