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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从不同学科角度,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论述也不相同。而且政治内涵的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对政治的阐释也充满了争议,始终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定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全文如下:
政治神话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而神话之所以发生功能, 最基本的条件是被人相信,神话只有在被相信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才会成功地达到其目的 。神话制造者如果要使人相信他的神话,他便必须显示他的言说与时代流行的理论观念、信 仰是相符合的,如此,神话往往便被拖入非神话的论说里,其结果是神话结合在一般意识形 态的架构之中,因此,政治神话往往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中一些普遍的信仰之上的。当它自身 流行并成为信仰之一时,它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探讨政治神话演变 的原因,必须结合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又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社 会组织及结构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为广阔的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政治神话演变的 契机与过程。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来分析商周秦汉之间政治神话的演变过程。一
中国历史在迈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较多保存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制度与组织。夏、商、周 三代普遍存在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宗族组织,当时的宗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经济 实体,可以视为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直接就是一个氏族或宗族的 人为扩大。这种特点,也清楚地表现在先秦时代权力的分配制度上。
从现有材料分析,至少在商周时代,亲族关系是直接决定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 天子权力的获得基本上是由于血缘的承续,在位天子只要其血缘的正统性得到确认,其权力 的合法性地位就不容动摇;其次,又可进一步分析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况 是同一国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或公室与平民的关系。这二种政治集团常属于 不同的氏姓。例如吴、晋与虞各国的公室都是姬姓,周天子的宗室。吴之平民为荆蛮,晋之 平民为古唐国之遗,而虞之平民为有虞氏之后。
第二种情形是同姓诸国公室之间的关 系,如宗周与鲁、晋、卫、虞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说,他们之间的政治地位 是由宗法制度而来的——各代之长子继承各国的法统,而少子则迁出藩屏公室,其政治地位 对嫡长而言按比例而下降,分支分得愈远,其国其邑的政治地位就愈低。这固然是周代之礼 制,但不少卜辞学者相信宗法制度的初型在商代就已经确定。第三种情形是异姓诸侯国公室 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如鲁之姬姓公室与齐之姜姓公室之间的关系,与天子同宗同姓的公室 政治地位高于异姓公室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99—302页,三联书店198 3年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商周时代,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亲 属制度为直接的基础——由不同的氏族与亚氏族之对于嫡长世系的距离以及对于土地及其财 货的占有与使用关系确定。上层阶级本身又分化政治地位相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的构成亦 基于亲族群,显然不专指氏族而言,而包括氏族以内的亲族在内。
与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商周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本 文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一些思想或观念(不管是科学的、神学的、哲学的、习俗的)普遍流行 ,为相当多数的人所接受、相信,以至于视为当然的或自明的真理,并结晶为一些典型的模 式 ,这些观念即为神话的框架与模式,如果填入相应的内容即成为神话。祖先崇拜的观念同 样和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不开。上文我们说过,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 过渡时,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而祖先崇拜正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 社会的过渡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意识中心的。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特别是从中级野蛮社会进到高级野蛮社会,氏族日益成为 宗教势力的中心和发展的源泉。而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式 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式会由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氏族所专有。祖先崇拜 就 是产生在氏族社会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远古,离开了氏族群体,个体成员的生存 是 十分艰难的,个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而氏族群体是在某氏族首领的统治率领之下的, 于是每一个个体成员对于氏族群体的依赖与寄托,大都要抽象为对某首领的酋长的服从与崇 拜,加之,既然是氏族群体,成员与首领之间就一定具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情理关系,所以 当个体把生存的热情与希望,对死亡恐惧的最终依靠投向那具有神秘威力的氏族首领时,就 产生了祖先崇拜观念。大量的材料都能证明先秦时代的祖先崇拜在商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 位。《礼记·曲礼》云: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 赋为次,养器为后 。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 于丘木。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
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先于一切日常生活的首要事情,祖庙及祭器高于一切其他日用器物。
相应于这种权力分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在先秦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神话乃是氏 族起源神话。无论是夏、商、周、秦,都有叙述其氏族起源的神话。据《史记·夏本纪》记 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 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接下去,历叙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种种事迹,并由此建立夏朝, 禹成为夏氏族的始祖。
《诗经·商颂》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史记·殷本纪》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 BA5F氏之女,为 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 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 。五教在宽”。封於商,赐姓子氏。
《史记·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 巨人迹,心忻然说 ,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 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 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与此相仿佛的是秦民族的氏族起源神话。《史记·秦本纪》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 大业。
考察夏商周秦三代的氏族起源神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共同内容。第一,文化功绩。氏族 的始祖同时又是文化英雄,如夏禹乃是治大水开九州的英雄,契为辅佐大禹的功臣,后稷是 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符合“英雄即祖先”这一基本准则。第二,传承谱系。每一个氏族起 源神话都记载了完整的传承谱系。第三,感生情节。这三个特征的形成显然与其功能有关。 神话,尤其是政治神话,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氏族起源神话 是否是纯粹的政治神话尚可讨论,但它具有政治功能却是毋容 置疑的。它除了团结氏族以 及维系文化传统等功能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乃是进行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如果按照韦伯的 权力基础的三种划分的理论来区分开的话,那么,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权力基础基本上属于韦 伯所说的传统性权力。因此,先秦时代在论证一位君主的权力为合法时,它只须证明两点: 第一,这位君主的先祖乃是有功绩的氏族部落的首领,具有授命于天的神性。第二,这位君 主与氏族部落的首领有着正统的血缘关系。因此,上述前二个特征便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元 素:始祖作为文化英雄的身份是君主权力合理合法的基础,血缘承续的正统性乃是子孙享 有权力的保证。那么,其中最具神话特点的感生情节又是如何产生,发挥着何种功能呢
夏商周秦的氏族起源神话中的始祖感生的情节,原本是原始宗教观念下的产物,直到后来, 随着意识形态中核心观念的变化,才渐渐承受起一定的政治功能。由于夏朝的感生神话有 可能经过汉朝人的增饰加工,我们以商周秦的感生神话为例来说明这一发展过程。
简狄吞卵而生契这一情节,据郭沫若等学者说,由于在母系社会中,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因此有感生情节的产生,它反映出殷契时代正处于父系社会的初期。这一观点早在本世 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已产生,这几十年尤为盛行,似成定论。但近年开始遭 到挑战,林祥庚指出,无论是地下考古材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表明殷契周稷时代早已进入父 系公社时期,乃是父系公社制度的晚期,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形 见《殷契周启时代社会性质再认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看来,感生 情节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
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感生情节反映的乃是当时的图腾崇拜观念。所谓图腾崇拜乃是一种关 于氏族与各种动物、植物、有的甚至是非生物之间的超自然的亲属关系的概念。一般认为, 它乃是过去整个人类所信奉的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宗教。在图腾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原始人 认为生育乃是由于图腾进入了妇女体内,而死亡就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如生活在澳 州的土著阿兰达人认为怀孕与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某一图腾进入母体的结果即所 谓“图腾魂”或称“婴儿魂或婴儿胚胎等,它是一种与图腾有关的使妇女怀孕的超自然物体 。 图腾魂一般居住在图腾圣地,妇女如要怀孕,就必须到图腾圣地接受婴儿魂”C· A·托卡列夫等主编《澳大利亚大洋州各族人民》上册第275—278页,三联书店,1980年。 。在中国的原始部落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哀牢山有些彝族信仰龙图腾,认为河或水塘里 的岸石为龙图腾的象征,简称龙石,当地的彝族妇女不生小孩或者生下怪胎,就要到河里或 水塘洗浴,设法与龙石接触,如坐在龙石上或者把衣服拴在上面,或者以脚踩龙石,如此这 般妇女才具有孕育的能力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史前研究》1981年创刊号 。。玄鸟乃商族的图腾,这在商朝君王的命名以及其他材料中可以找到各种痕迹加 以证明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痕迹》,《历史论丛》1964年第1期。。因此,商族感生神话的实质乃是妇女向图腾祈求生育。
象这类神话都是在原始的生殖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神话,随着人类对两性生殖过程的逐渐认识 ,图腾崇拜便会演变为祖先崇拜。上文我们说过,氏族社会中产生的祖先崇拜观念在商周时 期依然是氏族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然而,感生情节并不因此而消逝,而且也不象化石一样 ,仅仅作为一种原始形态孑遗而存留,在以后的历史条件下,它显示出特殊的政治文化 功能。
如上所述,感生在图腾崇拜观念盛行的时代,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生殖方式,每个人都是图 腾祖先的化身,每个妇女都可以通过图腾胚胎的进入而怀孕。然而,当人们对生殖过程有了 相当深的认识之后,无性生殖便成了一种奇迹,而奇迹乃是支撑信仰的重要因素。感生情节 赋予氏族始祖一种神性的背景,从而有助于建立对始祖的崇拜。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 “神话底功能,乃是在将传统溯到荒古发源事件更高、更美、更超自然的实体而使它更有力 量,更有价值,更有声望。”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184页。 因此,感生情节在稍后的一些神话中也反复出现。
一般认为,周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与商族起源神话一样,也是图腾受孕观念下的产物。于省吾 说:“姜源所履的巨人之迹正是周人远祖的图腾,因而受孕生子。”于省吾《泽螺 居 诗经新证》,第208页,中华书局,1982年。孙作云进一步论证道,《大雅·生民》 说 姜源履帝迹而生子,显然是对于“履大人迹”这一原始、野蛮的传说的一种粉饰或误解。而 所谓“巨人迹”,乃是熊的脚印,熊乃是周族的图腾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周 先祖以熊为图腾考》,中华书局,1966年。。我认为孙作云的说法不太可信。首先 ,熊称为大人只有在现代东北方言中这样说,迄今为止并没有在上古语言中得到证实。始居 于西北的周族是否也如现代东北人一样称熊为大人,颇可怀疑。且“大人”与“巨人”并不 能完全等同。其二,尚没有坚强的证据证明熊为周族图腾。孙作云论证道,黄帝号“有熊氏 ”,即黄帝之族以熊为图腾;而周族出于黄帝,因此周族也以熊为图腾。我们上文说过,周 朝的姬姓与黄帝的姬姓可能是种偶合并不一定有血缘上的联系,即便有联系也不能如此推 论 。有虞氏舜据传也出于黄帝,孙作云说其乃是以凤鸟为图腾的,如此说来,出于黄帝的并不 一定与黄帝信奉同一图腾。这样,周人以熊为图腾就失去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在我看来,周族起源神话其初始可能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只是这图腾不能遽定为熊。 不过,至少到《大雅·生民》的创作时期即西周时,这一神话已经发生了变异,从“履大人 迹”到“履帝武敏”,即把始祖的诞生直接归之于天帝而非图腾,三弃三收这种奇迹般的存 活更是显示出天意。始祖从商族的玄鸟之子变为周族的天帝之子,表明西周时的天命观念较 之商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渐渐和祖先崇拜观念一样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在图腾崇 拜观念已经逐渐消退的情况之下,感生情节的保留,乃是由于这一情节具有神化祖先的文化 功能。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就能发现商周二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之间有着微妙的不同。周 族后稷的降生更多了几分神秘和命定色彩,而他几遭遗弃而奇迹般的存活,更是显现出天意 。象这样将始祖的降生归结为天的意志,表明意识形态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天命观念 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二 商周时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一向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几乎有了较为一致而 愈趋详密的结论。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商人上帝与祖先的密切关系,郭沫若说,在殷商时代, 人的祖宗神就是至上神,他说:
殷人的帝就是帝喾,是以至上神而兼祖宗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一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29页。。 日本学者赤冢忠则认为:
所有被殷人祭祀的神,诸如祖先神、族神、先公神、巫先、天神、上帝六 大类,原先都是固 有的族神,只是在殷民的祭祀中被分类地组合起来了。上帝作为对殷王的命令统治人间,依 靠其对天候的支配,也成为统治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神。殷人诸神最终都由上帝统治,而所 有祭祀的观念,都汇集于以上帝为中心的祈年祭中赤冢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 ——殷王朝的祭礼》,日本角川书店1977年,。
这说明商人的上帝虽然是作为商代自然界、人世间的至上主宰,但其神格却是由族神转化过 来。由此可见,商人至上神的观念很有可能是由祖先神脱胎而来。张光直先生经过更细密的 分析后说:
商朝的上帝又有若干值得特别注意的特征。其一,上帝在商人观念中没有 一定的居所。其二 ,上帝不受人间直接的供奉。其三,上帝与子姓远祖之间的关系有些纠缠不清,有几位远祖 是神,甚至于上帝的化身,而且所有的远祖都可以很容易的宾见上帝或其他的神张 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04页。。
这种天、祖不分的观念形态使得商朝极少有独立的至上神祭祀,即使有,在整个祭祀体系中 也占微不足道的地位。
时至周朝,上帝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天、祖观念的分离。周人的祖先世界不 再是混融的一团,他们把上帝与神界放到了一个新的范畴,即“天”里去,而把人王当作天 子,不复把上帝与祖先合二为一。在西周的文献材料中,处处可以看到人们对至上神的敬畏 之情。《诗经·周颂·思文》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C02C 民, 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尚书·泰誓》载周武王云:
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 ,类于上帝,宜于 冢士。以尔有众, 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大盂鼎》铭文也云:
显文王,受有大令。
周朝最显赫的几位帝王,都是受上帝之命而行事的,显然,上帝具有绝对高于他们的地位。 因此,从西周开始,出现了以祭祀至上神为主的宗教仪式,这就是 和郊。虽说《国语·鲁 语上》云:“商人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但这种严格的祭法 大概是后人根据当时的祀 仪推想出来的。从卜辞中看,商人的 祭与郊祭无论如何乃是以祭祀 祖先神为主要目的的祭 祀仪式,帝的地位虽高于一切祖先,但它可以和许多祖先同时受祭。然而在周朝,对上帝的 郊祭并不是任何祖先神都可以配祭,唯有后稷、文武王等“有德者”才能配祭上帝。《礼记 ·祭法》载:
周人 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
郑注云:、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 。此 谓祭 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明、宗…… D63 A、郊、祖、宗,配有德者是也。
随着天命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天意在君权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周朝的 感生神话中出现履帝武敏以及三弃三收等显示天意的情节并不奇怪。三
春秋以后,政治权力的交替与社会地位的升降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篡弑之事不断出现,因此 ,在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当中,天命的作用有着超越血缘的趋势。
在春秋时期的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是具有代表性的大事,拿齐国的陈氏 来说,作为齐国的异姓大族而窃取齐国国君的权力,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最为脆弱,因此, 陈氏对其地位的合法性论证与辨解就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神话的一个有趣课题。《左传》的成 书应在公元前386年之前详见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载《文史》第六辑,中 华书局,1979年。,作者应当看到了陈氏篡齐,因此,在《左传》对陈氏家族的一 些记载中往往通过神话来预言其当政的必然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人杀太子御寇 ,陈敬仲逃亡到齐,然后回朔道: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 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 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 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 :‘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 ,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此段记载,很明显乃是陈氏执齐国之政之后所编造的政治神话,以此为陈桓子始大於齐,成 子执齐政的历史进程提供依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陈氏篡齐的过程中,为政权合法性作 论证的已不再是姓族起源神话,而变成卜占、筮占等方技术数。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三家分晋 这一事件中,《史记·赵世家》云: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乐, 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 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 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 配而七世之孙。’”
这里,赵简子射死熊与罴的情节,象征着晋国将有大难,而赵简子将灭范氏、中行氏而崛起 ,因为熊罴乃是范氏、中行氏之图腾祖先。帝赐二笥皆有副,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将克二国於 翟,皆子姓也。天帝赐其儿翟犬这一情节,翟犬代表代国的祖先,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必有代 。到了其后嗣,将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这些梦兆,最后一一实现。同样,此一神话 乃是为赵氏成为诸侯提供依据的,只不过陈氏用的是卜兆与筮兆,而赵氏用的是梦兆。这里 虽无感生情节,但卜筮、梦占等神话的功用和感生是一样的,都旨在表明天意的存在。不过 ,尽管陈氏、赵氏为篡夺,但他们两族都有较悠远的氏族渊源,如陈氏称黄帝为其高祖,而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可以追溯到颛顼、大业,因此,他们可以同时利用天命和血统为自己的 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黄帝地位的突然隆盛,大致上发生于这一时期,可能即与陈氏篡齐的 政治事件有关。
当政治权力转移到刘邦手上时,情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平民出身,军功起家的刘邦丧失了 血缘承续的传统优势,其出身和地位使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挑战。刘邦之父称刘公, 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其名闻不彰,再上溯似无可再溯。刘邦没有可夸 耀的家族世系,他所依靠的只能是其逐鹿中原、百战百败而得天下的奇迹以及其个人魅力。 这也就是说,刘邦的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传统性的权力基础转变为克里斯玛基础。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权力合法性论证的氏族始祖诞生神话就失去了作用,新的政治神话 应运而生。
在刘邦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神话因素。《史记·高祖本纪》载:
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 则见蛟龙於其上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高祖被 酒 ,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 行,何畏”乃前,拔剑斩击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前, 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 妪因忽 不见。……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 芒、砀山泽岸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争欲附者矣。
在刘邦的传记中,包含了这样几种神话性情节:1感生。2异貌。3夜斩白蛇。4隐居 常有云气。2、4两个情节,乃是相术及望气之术非常流行,成为一般人的通常观念之后的产 物,而夜斩白蛇则是五行观念普及后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汉初,方术信仰及五行 观念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之一。而感生情节依然具有很强的证明天意的神化效果 ,因此,在图腾崇拜观念早已消失的汉初时代,它依然是政治神话中的常用情节。
综上所述,感生情节原本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殖观念,当人们 对两性生殖过程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感生情节被视为奇迹,因而具有了神化先祖的政治文 化功能。而一种政治技巧当被证明为有效时,它会被反复应用,所以,在以后的历朝历代, 帝王的感生情节一直是开国神话中的必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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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升财务会计人员的判断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减少会计人员工作的风险性;有利于满足了医院财务管理相关环节的需要,提高财务会计人员自身素质,实现财务会计质量效率的提升,提升医院综合效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预算制度实施对医院财务工作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在新医改政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经实践发现,全面预算制度的实施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医院为例,浅析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实施以来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医院 财务管理 全面预算
2015年,公立医院仍然是医疗改革主旋律。医院财务管理工作顺应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切实提升了医院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全面预算制度的实施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有着重大影响。
在医院管理模式中,全面预算制度已经成为现代化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管理模式,为管理者提供了有效的监控手段。医院科学地完善全面预算制度,可以更加平稳有效地开展工作,促使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全面预算对医院发展的意义:
(一)全面预算是协调各部门的重要手段
通过合理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可以明确医院的发展规划和方向;通过全面预算统筹规划医院工作,促使医院内部各分院区科室的预算相互协调、环环紧扣。全面预算有效统一医院各分院区科室之间的发展目标,全体职工能充分了解岗位职能以及自身工作方向,分析预算执行率的差异,促使医院各科室之间更好地进行合作和交流。
(二)全面预算是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通过全面预算,建立有效的业绩考核标准,确保财务预算管理工作进行落实和完善,提升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医院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发现差异是评定工作业绩好坏的重要标准;分析偏离预算的程度和原因,奖罚分明,促使科室为完成预算规定的目标努力工作。
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给医院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给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学校附属医院应主动抓住机遇,在改革中寻求生存与发展。在医院管理中,将全面预算制度结合到财务管理模式中,为医院财务管理工作和经济活动提供基本依据,保证财务收支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一)预算编制内容全面
医院坚持“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将医院四个院区一切收支纳入财务统一核算和管理,确保医院经济管理安全。医院全面预算编制涉及到医院运营的各个层面。医院设立预算管理委员会,分工合作将责任落实到人。根据医院总体发展规划和年度事业发展目标,重视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并采取“二上二下”的预算管理流程,各科室合理进行预算编制,预算办公室进行汇总分析,经预算管理委员会审批后下发预算指标,使全面预算管理有条不紊地实施。
(二)实现预算全员管理
医院采取全面编制预算,具体预算编制要求人人参与,切实落实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医院全体员工关心并执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作用。医院落实“三重一大”制度,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汇报预决算情况,并经全体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形成下一年度预算,落实到医院的所有经济活动中,督促责任人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责。
(三)预算管理的全程性促进医院管理方式转变
医院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实现实时监控,按时进行分析预算执行率,定期开展预算执行情况论证会,确保年度预算合理有效的完成。医院的全程预算管理,实现了院内一切经济活动围绕医院的目标实现并开展,把医院的管理贯彻到预算执行的全过程,形成全员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局面,促进了医院在经济管理工作上的发展和进步。
医院卫生事业的改革相对落后,大多数的医院都继承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医院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仍处在初级阶段,医院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创新,改变传统管理模式,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全面预算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编制不够严谨
至今,国家对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不够完善,预算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与约束性。如今进一步完善医疗体制,在对医院管理格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需要重视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医院仍处在全面预算制度实施的初级阶段,三级科室对医院未来的发展考察不全面,全面预算编制不够全面,导致预算调整量过大,多次上报而被管理机制束缚。
(二)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配套措施
高效的预算制度实施与优质的绩效考核体系紧密相连,是实行全面预算的保障。医院只有通过合理的考核与奖惩,才能确保预算管理工作的落实。目前,医院考核指标的设置中考核指标不细致,预算责任和目标分解相对模糊,激励政策相对简单,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通过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分析可见,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促使现代医院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要增强医院的综合竞争力,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需要将全面预算应用到医院财务管理中,不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推动医院更好更快地发展。
预算制度实施对医院财务工作的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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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WIFI、3G、4G网络的普及,手机价格的平民化,手机上网已经成了人们离不开的一种生活方式。微信作为众多手机即时通讯软件中的“宠儿”,有着高达6亿的忠实用户,朋友圈是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肩负着网络社交的重任。微信朋友圈凭借着私密性强、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丰富、表达方式更具吸引力等优势,在大学生群体中有着极其广泛的使用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信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微信已成为高校大学生进行信息获取与交流的主要手段,而微信自身具有的传播特性势必会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与主渠道,随着微信的普及与蔓延必然会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作用。为了使微信更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并发挥微信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因素,同时对于微信的消极因素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降低乃至消除其对于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微信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微信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政教育不同于自然科学学科的教育活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与学的过程,而是通过施教者的组织跟引导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纳入到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范围之内,使其成为自身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外化为自身的外在行动的一个延续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的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因此思政教育者不仅应该重视课堂教导更应该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引导,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而言,“微信打破了传统思政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为大学生与思政施教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课堂之外自由交流沟通互动的平台。”[1]教师可以根据朋友圈对学生的思想动向进行把握,针对偏离思政主题的因素及时通过沟通予以纠正引导,而针对积极正面的思想因素予以肯定鼓励,由此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提升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同时建立师生之间的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长此以往,必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微信更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与方式
传统高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用课堂教学,即以枯燥乏味的说教法为主,一方面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可能认为思政教育课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产生逆反情绪。微信作为互联网发展的衍生物,它的丰富性首先表现在它对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颠覆,它将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功能结合的形式比以往媒体更为直观、生动多样,相比传统思政教育方式,微信把过去教科书的静止与抽象的知识点以动态的、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大学生,微信平台极大地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另外,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开放性使得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迅速公开,而作为微信使用主体的大学生会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些信息并就自己的看法进行反馈,这样会无形中增加自身参与政治的效能感。思政教育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与微信平台的信息传播双管齐下,共同达到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从而更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微信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取向与其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当今的大学生普遍存功利化倾向,即只阅读有助于未来就业的信息内容而对于其他跟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东西涉猎很少甚至充耳不闻。微信的出现乃至普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了一种数字化的阅读模式。微信依托于手机等移动设备客户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阅读不再局限于纸质的书籍阅读,使我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时代,即纸质书籍刊物阅读与电子阅读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时代。高校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对于新兴事物具有浓厚兴趣且接受能力较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其思想意识开放、前卫,这说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点,所以说微信所带来的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阅读习惯当中,全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学生内在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及价值规范的定位。
(二)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1.微信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构成威胁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逐渐进入了自由、开放、即时、深入的时代,可以说只要愿意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通过微信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内容。因此微信从其诞生开始便大大提升了大学生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等的关注热情。在这种条件之下,一些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等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大肆宣扬。例如在微信平台中出现的一些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等涉及价值取向的信息也频频出现,如“豪车相撞、千万豪车、黄金做嫁妆、辣妈为三岁女儿置办上百万奢侈品做生日礼物...”等等一些炫富题材的事件层出不穷;把“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等等一些部分国民低素质表现上升到中国的体制弊端问题,而这些信息很多都没有经过实证,有的已经辟谣,有的漏洞百出。而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这些繁杂的信息缺乏理性识辨能力,比较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干扰。
2.微信增加了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难度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导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往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培养与教育,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来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还有部分传统媒体的传播,使得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然会经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只保留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内容和信息。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及发展,高校思政教育者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可控性越来越低,就微信而言,它作为目前最热门的信息交互平台,其信息的传播具有超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开放且隐匿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信息传播不受任何的时间、时空、资讯的限制状态,传播内容丰富多样但良莠不齐,可以说微信的使用使得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得高校越来越成为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互激荡的前沿领地,从而给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领增加了难度。
3.微信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一直以来,一般高校所开设的思政教育理论课是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育工作者是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组织者而存在,也因此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述,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微信新媒体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同时微信为高校大学生与思政教育这之间提供了自由沟通与交流平台,老师或者学生作为信息的发布者跟评论者其地位是平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政教育者的权威性构成了一种挑战。微信向大学校园的渗透,在更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削弱甚至替代了部分思政教育者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所具备传播职能和主导角色,同时来自微信平台的大量自由传播的信息也削弱了教师在传统思政课堂教学的影响力。
1.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传统课堂教育的补充
数字媒体时代的微信新环境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高校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微信时代的常态发展,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专用的微信平台,有效发挥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时效性,号召学生全体积极关注思政教育平台,通过此微信平台发布与学生思政教育相关的信息内容,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一专用微信平台中发布的信息并不仅仅局限于浅显的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而应该是一个宏观的泛化的内容体系趋势,只要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品质的信息都可以进行发布。例如,教师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件通过微信平台向学生公开发布,以此节约学生在课堂上抄课件内容的时间,学生可利用这部分时间跟老师进行更多的互动讨论,对所授内容有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与体会;教师还可以通过这一专用微信平台发布一些通过课堂讨论学生仍旧理解不到位的知识点或者学生感兴趣、有疑问的内容,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
2.加强对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的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教育
微信时代信息的自由、广泛传播对大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的形成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大学生对良莠不齐的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同时提高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对于不良信息的自觉过滤、抵制能力,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进行专项的培养与教育。随着电子科技的不断发展,媒介教育不仅属于一个长期的社会教育活动,而且发展成为大学教育的有机的、具体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新观念,以媒介教育的标准和要求重新寻找、开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新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坚力量,对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与培养活动,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校可以以专题讲座、主题学习活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分别对大学生及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新媒体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培养,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向隐性教育辅助显性教育、信息传播辅助课堂教学的新趋势发展。
3.“疏”与“堵”双管齐下,强化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微信时代,信息开放自由传播,大学生青年团体由于涉世未深,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煽动和影响,从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乃至不认同。面对微信中流传的纷繁复杂的不良信息,禁止或者删堵都属于下策,应该是“疏”与“堵”双管齐下。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的基础上作好疏导工作是当前微信环境下最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途径。
为了更好地实现疏导,我们有必要有意识地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养、掌握专业传播技术、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过硬的网络人才,将他们作为微信新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代言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对传统的意识性形态教育所一直使用的一些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进行改革、创新,转换成富有时代气息、简洁平实、生动灵活的“网络语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传播的形式。与此同时,应将这批“代言人”积极应用到微信传播平台当中去,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传播技能对一些网络流传的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信息去伪存真,实现社会思想纠错,并利用全方位的传播手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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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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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其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它有其固有的工作规律和特点,还有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工作基本原则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构建对中职生个性成长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青春期是青少年个性成熟以及大致定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好德育工作,及时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会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个性成长带来极大的影响。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也不例外,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构建,对于中职学生的个性成长有极大的影响。就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构建对中职生的个性成长的影响展开探讨。
关键词: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 中职生 个性成长 中职思想政治专业
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设置,是针对中职生的个性成长专门设置的,但是对于中职生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学得好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帮助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学得不好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消极作用,阻碍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因此,要想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对于中职生的个性发展具有良好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不足,创建科学的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作用。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中职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中职生多半是初中毕业生,处于一个个性萌芽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些大事小事的发生就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中职生的个性成长。比如,一个团队合作,中职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落实就可能会出现学生之间合作不甚愉快,合作之间的矛盾对于学生而言,就会导致一些学生之间对学生的不满,这种不满得不到及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调和,就可能会导致学生心胸狭隘、记仇等不好的个性发展。反之,假如思想政治教育很成功,学生之间即使在小细节上有些不愉快,也会及时通过交流解决好,这种影响就是很积极的,学生之间不会心胸狭窄,反而会促进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遇到问题即使解决问题的性格。这两种情况看似在生活中时常都有发生,但是把事情引导向一个积极的发展态势,对于中职生个性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目前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式
中职院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时代的进步并没有带动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师依旧沿袭原始的传统教学方式,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比较复杂的课程,内容十分庞杂。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传递给学生,但是学校往往为了节约资金不能引进现代化教学设备。这对于思想政治专业课程课堂的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光凭老师口头的传授是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的。所以,在教学方式上面有很大的欠缺。
2.教师的观念
年龄比较大的老师沿袭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年轻的教师经验不足对于学生是一种爱管不管的态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教师的观念也是影响思想政治专业课程效果的原因。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种培养学生人文理念重要的课程,能够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及科学的发展观起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教学的实际来看,教师往往没有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的作用,只是很机械地将课本内容传递给学生,而假使教师本身讲授的东西没有多媒体的辅助就并不是那么吸引学生的话,就会导致学生失去对思想政治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职生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不高
3.学生的观念
学生基本上是从初中毕业直接输送到中职院校,由于学校自身硬件设施并不齐全,本身就会影响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程的质量,再加上教师传统的教学方式,并且对于学生采取一种爱管不管的态度,学生原本在中学学习的兴趣就不浓厚,学生对于课堂就更加不重视,就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会影响到他们的个性成长,而这种课堂放任了他们的随性,懒惰,不求上进。更加助长了不好的个性发展的风气。但是在这个阶段,正式中职生个性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关键时候都没有引起一个积极的效应,而是对于重要的东西置之不理。
4.其他问题
新课程明确指出,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才是主体,但是一些思想政治教师始终摆脱不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始终没有把学生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这种教学模式显然是与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相违背的。除此以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科学的指导,本来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人文思想中的培养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中职院校的教师因为缺乏科学的指导,在开展教学的工作中,仅仅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应用实训。教师在教学秩序上也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只顾自己课堂流程,按着流程传授知识,这种做法往往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只是反倒是让学生一无所获。
以上已经总结了中职院校存在的问题,想要中职院校开展的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对于学生的个性成长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就需要从问题出发,解决实际问题。
俗话说,理论指导实践,所以我们这里先从观念上来纠正一些错误的看法。首先,教师应该革新自己的观念,与时俱进,因为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假如教师自身观念都没有与时俱进,那么就会导致学生在听课的途中依旧听到的是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并不是说没有用,只是学生的个性成长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所以,想要对学生个性有一个积极的发展,就需要教师跟新自己的思想观念,真正地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并且把政治思想对于人性格养成的那些优良因素提炼出来,真正地对学生的个性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学生的观念也需要更新,尽管在初中你不是最出色的,但是来了中职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去哪里都不能失去最初的奋斗的目标。所以,学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因为心里排斥教师的这一堂课或者仅仅是从自己的心中认为不想听这一门课就不去听,真正把与个性成长息息相关的东西放在心上不能只是听听说说而已。
纠正了学生与教师的观念过后,教学模式也是需要革新的,学校不能因为资金短缺就不引进先进的设备,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不引进先进的设备带来的后果只会是学生的素质提不高,进而导致各种校风校纪问题。而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然有自己的优点,但是与时俱进才是中职院校永远不落后于人的方式。
然后,就是把思想政治课堂交给学生,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学校应该长期与时俱进的学习,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给予教师以及学生一个科学的指导,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流程来授课,而是需要根据教育改革的新大纲来教授学生。
学生的个性发展是一生的事情,是不能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来对待的,这将潜移默化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重视的态度,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在观念的跟新过后,也不要忘记与时俱进地借鉴先进的教学模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对学生个性发展有利,促进学生个性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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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贯彻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各样的思潮强烈冲击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思想教育工作急需进行创新和改革。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教育内容具有广泛性,包括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大学生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并且具有青春和活力,是社会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性人才资源。对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社会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开展工作时必须以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国外的腐朽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当今世界是具有开发性的,只有积极地同外国进行交流合作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改革开放在带给中国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很多外国的腐朽文化和思想意识乘虚而入,强烈冲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观念意识。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期,外国的腐朽思想极易对大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中国进行思想侵略,不断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自然成为了西方分裂势力进行思想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其次,网络消极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近些年来,网络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因其国际性和开放性而充斥着各种黄色、暴力、反动的信息内容,这些不良信息正慢慢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着腐蚀。有的大学生过度沉迷网络,将虚拟社会当成了躲避现实生活的避风港,渐渐与现实社会产生了距离和隔阂,思想意识歪曲,社会交际能力减弱,为将来进入社会和团队合作埋下了巨大隐患。再次,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受到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具有严峻性。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相对比较安逸的社会环境中,使其对家庭和学校具有很强的依赖感,一旦步入社会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加上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其在思想方面存在巨大的压力,极易引起大学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和不平衡心理。因此,就业问题所引起的消极心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首先,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科学定位。中国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不仅在于生活方式的和谐、产业结构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和谐,更在于人们思想方面的和谐。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不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而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大学生本身,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目的在于使大学生在新时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现阶段存在着走形式等问题,没有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价值观,在教育工作上也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考核仅仅局限于期末考试成绩,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发展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科学定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目标,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基线,使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创新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使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贴近生活并且联系实际,使思想政治教学更加人性化和民主化。高校应该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处于中心地位,单方面地向学生传授和讲解知识,缺少必要的互动和交流,使老师不清楚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学生也没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这种单调和乏味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研究热情,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只是应对期末考试,这样的教学从根本上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高校应该积极建立开放的和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对老师进行角色转变,使其从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变成知识的引导者,将学习的主动权重新交到学生的手中,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领悟这门课程所蕴涵的知识精华。
再次,积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即为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软硬件设备或者其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广泛性,包括专业的师资力量、教育科研设备、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书籍资料等等,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现实社会扩张到了网络虚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还可以分为传媒资源、法治资源、行政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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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债券市场是我国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做市商制度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中重要的交易机制,它从引入到现在虽然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但做市商制度在规范债券市场,活跃债券市场,以及提高整个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上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研究做市商制度对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的问题,对于今后如何更好地应用做市商制度是很有意义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做市商制度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了新的转型期,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而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改革与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做市商作为债券市场交易的重要金融中介,其制度的完善,将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做市商制度面临着外部条件发展不足、自身能力不够等现状。针对这种现状,建议政府不断调整政策,为做市商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做市商也应不断完善自己,增强自身能力,从而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
中国债券市场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开始至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1996年末建立债券中央托管机构后,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形成了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三个子市场在内的统一分层的市场体系。近两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底,全球债券存量规模为92.05万亿美元,中国债券存量规模3.43万亿美元,占比为3.73%。中国债券市场已经在国际市场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已经较为多样和完备,但是中国债券市场以低风险企业发债为主,高收益债券目前只有少量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集合票据、集合债等,年发行规模不足200亿元。
2011年,美国高收益债券发行规模达3248亿美元,占比当年债券发行总规模的1/5。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的债券市场还未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001年4月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和支持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详细规定了申请成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商的必要条件。同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9家商业银行为双边报价商,构建了初步意义上的中国债券做市商制度。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只有20家本国做市商,还批准了渣打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3家外资银行做市商。而美国目前早已形成了纳斯达克市场等闻名世界的成熟的交易市场,早在2001 年12月,纳斯达克全国市场的股票平均有做市商16.8家,做市商之间竞争激烈。可以看出中国的债券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所差距,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当今做市商的发展现状、做市商与市场流动性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债券市场大环境与做市商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探讨做市商制度的发展方向和其对债券市场应发挥的作用。
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有活跃的资本市场作为内在支持。资本市场内部的活跃,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金融中介,各种资本得到了更为迅速直接的流通。而做市商作为金融中介的一份子,积极促进了金融产品的交易,加速了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做市商制度则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度的证券经营法人作为主要的集中型的经纪商,不断向公众交易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并在所报价位上接受投资者买卖要求的交易制度,又叫报价驱动机制。当今世界上,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市场以及欧洲的MTS市场都是做市商制度成功的典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变得尤为重要。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不可缺少的部分,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债券市场近几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2012年3月底中国债券存量规模3.43万亿美元,可见发行债券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基础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仍比较滞后,存在着众多问题:
2.1 债券市场的发展缺少适合的大环境,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阻碍
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直和政府管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而表现在中国债券市场则是债券市场仍面临着政府管制过多、制度限制过多的问题,而市场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债券市场也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的整个债券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的基础作用抬升到市场的决定作用,本身即提出了这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2 债券市场发展程度不高,结构不合理,一级市场有所发展,二级市场没有完全成型,严重影响债券的流动性
目前,中国国债与金融债券的交易集中在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交易市场刚刚起步,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作为一级发行市场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债券发行之后进入二级流通市场时,大多数债券在各子市场间是被限制自由流通的,因而二级市场发展很有限。二级市场发展不足,导致债券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了相应债券的发行。
2.3 债券市场发行主体、发行品种单一
中国债券市场虽然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但由于政策和制度上的限制,中国的发行主体仍然比较单一,目前主要是财政部和两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品种以国债和金融性债券为主,企业债券所占债券总数的比例很少。债券品种过于集中,限制了债券的流通,增加了市场的系统风险性,不利于债券市场发展。
2.4 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
由于目前债券市场发展不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不足,因而债券市场信息获取渠道较少,信息提供平台发展规模小,投资者得不到实时有效的信息,从而影响整个债券市场的交易。
2.5 做市商制度不完善,交易市场不活跃
做市商作为证券经营法人,通过证券的连续买入卖出,来维持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做市商是活跃二级市场的主要力量。中国目前做市商数量仅为20家,还有3家外资银行做市商,做市商力量十分不足,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利于整个市场的活跃。
中国债券市场的现状不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要改变中国整个债券市场的现状,债券的交易程序必须不断完善,需要很好的中介将投资者与债券产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交易程序,做市商则在这个交易程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做市商制度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以下作用: 3.1 增强债券流动性
在报价驱动制度下,投资者可按做市商的报价立即进行交易,而不用等待交易对手的出现,尤其是在处理大额买卖指令方面的能力,能够促成交易的迅速形成,从而提高了债券的流通速度,增强了债券流动性。
3.2 保持债券价格稳定性
做市商制度本身有利于减少个股买卖之间的价差,具有缓和由于买卖指令不均衡而造成的价格波动的作用。
3.3 推动价值发现
做市商为了自身利益,会主动搜集债券的有关信息,并将其信息积极反映到债券价格上,推动债券的价值发现。
3.4 抑制证券操纵
做市商对某种证券持仓做市,使得证券操纵者有所顾忌,担心做市商会抛压,从而抑制对证券的操纵。
做市商对于促进整个市场交易、活跃市场有非常显著的作用。我国的做市商制度自2001年确立以来,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从开始的8家做市商发展到现在的23家做市商。
从2009年和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做市商做市情况公告可以看出,。与2009年相比,2010年最优报价次数增长了19.53%,成交笔数增长了57.79%,做市债券总指数增长了42.07%,而做市不合规情况下降了98.58%。做市商的做市规模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很好的促进了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的提高,推动了整个市场的完善。
表2 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做市质量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gov.cn
从整个做市商市场进行双边报价的券种类型看:2009年央票买卖报价量合计达36.74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74.27%;政策性金融债报价量8.37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16.92%;国债报价量1.99万亿元,占比2.46%;中期票据报价量1.01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2.04%;普通金融债、次级债和企业债等其他券种报价仍不活跃,合计仅为0.15万亿元。
表3 2009年各类型债券报价量表(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www.nafmii.org.cn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做市商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时间有限的原因,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主要表现为:
①做市商制度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外部条件。做市商进行双向报价,通过对证券的买入卖出来获取利益。但是,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发展还很有问题,面临许多政策限制,没有完全发挥到市场对其的调节作用,也就无法为做市商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就债券市场的具体现状来看,目前发行的债券品种单一,其中国债所占的比例较大,企业债等比例较低。而且由于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缺陷,部分债券产品回报率不高,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做市商作为中间环节,由于可供交易证券产品不足,投资者交易积极性不高,极大地影响了做市商功能的发挥,以至于中国目前的做市商发展很有限。
②做市商自身交易积极性不足。就目前来看,商业银行做市商有接近20家,而证券公司只有3家,商业银行投资债券主要是作为一种长期投资,交易动机并不强烈,所以并不是最适合成为做市商。而且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市商的获利机制及优惠政策没有很好的保障,缺少良好的市场引导,导致做市商缺乏做市动力,而只是力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证基本的利益,回避风险,顺势交易,没有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
③做市商的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对于做市商的双边报价行为及其表现,一方面缺乏具体的考核方法,没有可操作的考核指标,难以落到实处.。同时国家既没有提供更好的政策法规鼓励和维护做市商的发展,对其的规定也没有做到令行禁止,没有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做市环境。
与中国现行的做市商制度相比,发达国家在繁荣的金融市场背景下,有着非常完善先进的做市商制度。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市场是世界上著名的交易所。美国对做市商制度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及做市义务,保证了做市商质量及其做市积极性。同时也不断降低做市商准入门槛,为做市商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发挥做市商活跃市场的功能。纳斯达克市场还将远程通讯技术、电子交易技术和网上交易技术与报价、交易结合起来,报价逐渐向电子报价、网上报价演化,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不断推动了整个交易市场的发展。
随着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国也必须不断的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化。做市商制度作为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对活跃整个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不断的完善做市商制度,构建一个完整的交易程序,从而加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4.1 增加债券发行品种,提供良好做市空间
放宽对债券发行主体的限制,增加债券发行品种,完善相应的法规与机制,为做市商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政府应降低债券发行的门槛,给企业更多发行债券的机会,丰富债券品种,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债券市场,增大市场交易量,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做市空间。政府还应加强相应制度法规的健全,规范做市商制度,保证良好的做市环境。
4.2 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做市商发展
目前,中国的做市商制度发展不健全,且做市商自身的做市积极性不高。政府应该调整做市商准入机制,制定相应的措施,降低做市商准入门槛,给做市商更多的机会,并给予如税收优惠、手续费减免等鼓励措施,调动做市商的做市积极性,发挥其活跃市场的功能。
4.3 做市商发展专业化,做市具有针对性
在国外,每个做市商并非负责对所有的证券进行做市交易,而是负责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证券。虽然,现在国内的做市商也并非全面做市,但专业性仍然不够。做市商制度应该加强专业性,对整个做市商系统进行专业划分,让每个做市商都有专有的证券交易方向,这更有利于债券市场品种的丰富和市场的多层次化。做市商还可以进行针对性做市,通过对投资人证券投资意向的调查了解,对证券投资人进行归类分类,最后进行针对性的报价交易,可以大大的促进投资人与证券产品的衔接,提高交易效率,增强市场的流动性。
4.4 将做市商制度与当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相结合,提高整个做市商系统的运行效率
欧洲的MTS市场、美国的纽约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著名的交易市场积极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先进的组织管理制度,让交易更加迅速快捷且准确,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推动市场的繁荣。中国虽然做市商制度发展时间较短,但也应积极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金融交易市场向国际靠拢,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
4.5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利用好市场进一步完善做市商制度
良好和自由的市场才能给做市商提供更好的发挥空间,政府应该在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减少政府控制,更多的交予市场去管理,发挥市场的调配功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去完善做市商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做市商制度的本身发展,也可以更好的发展整个资本大市场,形成一个互利协调的关系,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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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其政治学说已被广泛探讨并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的成因却鲜有人论及。事实上,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时代的要求,又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既有对英国自由传统的继承,还包含着对英国知识传统的借鉴与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洛克自由主义思想对西方政治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洛克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自由主义作为其思想的代表性理论,主要包含了人民的自然权利、契约理论以及权力制衡理论等观点,这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着重表现为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思想和政治矛盾的影响。
关键词:洛克;自由主义;西方政治
自由主义思想萌芽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历经演变,最终由洛克提出了系统理论。因此,后人将洛克评价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他对自由主义的论述,引发了世界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大飓风,为世界政治思想的近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特别是对西方政治具有强大的指引作用。
(一) 洛克自由主义的形成
洛克生活的时代动荡不堪,战争频发,他本人亲历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殊性使得他的一生都积极为民权革命寻求理论依据,最终,他为世界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理论。洛克对于政治的近距离观察和思考,得益于1666年他结识了艾希里勋爵(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沙夫茨伯里伯爵被认为是辉格党的创始人,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洛克作为他的好友兼秘书,在事实上也成为了辉格党的领袖,重要政治人物的亲密朋友。[1]但洛克受到其政治斗争失败的影响,被迫逃亡荷兰。流亡荷兰期间,他坚持研究与写作,并结识了许多欧洲名人,这为他思想的形成与传播奠定了基础。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洛克重回英国并发表了《论宽容书信》、《政府论二篇》以及《人类理解论》三部著作。其中《政府论》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作,阿那森指出:“如果说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选择一部经典著作的话, 它肯定是洛克的《政府论》。”[2]
(二) 洛克自由主义的内容
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他最先系统论证了自然权利理论。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能采取自认为合适的办法作出相应的行动。同时,自然状态中又是自然法在教导指引着全人类,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但是在自然状态中,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公正独立机构来裁判争议与犯罪。即使是处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都是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不值得犯罪,使他知道悔悟,并且儆戒别人不犯同样得罪而定。[3]自然法主要靠人类的理性和习惯引导人类,而人类在认知上的不同和自私之心的存在都使得他们在遇到争议与冲突时无法获得一个公平的解决。在经过彼此同意之后,人们缔结契约,形成了保障成员生命、自由、财产的公民政府与国家。人们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并由这个机构来保障自己权益的办法我们称之为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形成各种政治制度的理论支撑,但是洛克认为公民政府的形成是针对自然状态中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而不是为君主提供专制权力。所以他又认为权力必须制约和均衡,正当救济办法,而不是为君主提供专制权力。所以他又认为权力必须制约和均衡,就像法律制定权和执行权不能同时掌握在一批人手中,这样才能使得集团内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符合人们的利益,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服务。洛克的分权制衡理论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后来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三权分立制度。
(一) 政治体制
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并为其设计出一套有效的运作机制。这套理论给英国、法国、美国带来极大影响。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推动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而洛克所著《政府论》被学者们公认为为英国“光荣革命”辩护的著作,此外,他的政治哲学在英国也成为常识性的存在。洛克政治理论的独特性符合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与需要,[4]因此,美国人把洛克的自由主义奉为神圣,并将其作为制定一些重要文件的指导思想。如《独立宣言》和1878年宪法,这些文件与自由主义观念有机结合,为美国宪政制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伏尔泰将洛克思想传播到法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新的内涵。孟德斯鸠深入分析了洛克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从启蒙运动到后来的大革命,法国的政治现代化深深的打上了洛克思想的印记。
(二) 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在中世纪更多的是为统治者谋取利益,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表现形式。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人民的正当权益。洛克对政治权力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政治权力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公共福利,保障人民应有的权益,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权益。同时,洛克也提出政府权力是有限的,而且应当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为主,如果统治者超越职权和违背所受的委托而对人民使用武力,就是和人民处于战争状态。经过洛克对政治权力的重新解释,西方国家在划分政治权力时有了更明确的指导理论,让政治权力的运用更加符合了人民的要求。
(三) 政治思想
洛克的理论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道德进行规范。洛克批判以菲尔麦“君权神授”思想为主的旧思想,也批判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偏激思想,这些都是其理论形成的前提。洛克完善理论中的一些经典原则,如个人主义,自由,议会民主等成为一些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其政治思想已经内化为西方社会所信仰的政治道德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学者也提出:“如果说霍布斯引领西方政治思想走出了____时代,并奠定了近代政治思想的根本方法,洛克则完整的提供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方式的经典范本。”洛克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引领者,他影响着其内容与发展变化,并且改变了其思维方式,将其引入近代,并推向更远的方向。
(四) 政治矛盾
洛克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完善主要是为了解决英国的问题,当时英国存在着两组矛盾,一是国家与教会,一是国王与人民。其他一些思想家也对这两组矛盾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希望能将其化解,但效果并不显著。洛克提出宗教宽容,明确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权力范围,以缓和国家与教会的矛盾。在国王与人民的关系上,洛克提出权力的制约与均衡理论,主张法治,权力细分,这样就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同时突出个人的自然权利,认为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终洛克完成了“为人类社会设计一种新的基础,以代替即将永逝的封建的和宗教的原则”的事业。不论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还是法治与分权理论,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主张,洛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节政治矛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洛克完善了自由主义思想理论。这套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与实践。它指导早期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制度的形成,政治权力的划分,规定政治思想的原则,还调节了政治矛盾,所以有学者认为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超越其贡献。其影响也不仅局限于洛克所处的时代,即便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依赖于它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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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它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场运动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另外由其所产生的新的宗教思想也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由于各国对不同新教思想的不同态度,使得各国在这次政治变迁中的步伐也不相同。可见,发生于思想理论领域内的革命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也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宗教改革 欧洲政治格局变迁 影响
十六世纪欧洲____国家出现的教会革新运动,也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的_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反对西欧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即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并导致____新教会的诞生,形成路德的信义宗,加尔文和兹温利的归正宗,英国的安立甘宗及欧洲各国出现民族教会的新局面,由此促进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之风在近代欧洲流行。长久以来,史学界对这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着墨较重,而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的探讨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浅析。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由简单的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挣脱为封建经济服务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则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场以宗教为形式的社会变革,它给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东欧的波兰、俄国都已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整个欧洲制度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于东方的封建制度。
东方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元一体”制的,封建皇权自始至终都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势力长期臣服于皇权,虽偶尔能弄潮一时,却从未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世俗王权是封建制度的唯一总代表;西方的封建制度则可以说是“二元一体”制的,这多出的“一元”就是教会封建主义,这样欧洲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大体就由世俗封建主义和教会封建主义两部分构成。二者势均力敌,彼此交替消长,既相互区别排斥而自成体系,又相互交融渗透。在西欧,提到封建主义就不能不提到教会封建主义,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封建主义其实主要是指罗马天主教会,称其为封建主义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封建主义形态。
首先,在政治上,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教职任命在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组成的封建教阶等级制,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小教区,实际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廷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的判决,同时也不断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其次,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罗马的教廷及其教会更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不但要受名目众多的赋税徭役的剥削,而且还受到什一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最后教会神学思想更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正是由于中世纪欧洲教会的特殊形态,罗马天主教会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西欧(尽管有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他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①因此反封建就必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因此,当时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以反对天主教为形式的反封建运动。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国,随后迅速向周边蔓延并逐渐从一种地方性的斗争转为全民族的甚至全欧洲的规模斗争。它与天主教的斗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思想上与天主教三大理论支柱的斗争。
罗马教皇维护封建制及其地位的神学理论支柱主要有三点即教皇最高权威论,“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教士特权论。正是这三根支柱禁锢了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终日活在对“原罪”的恐惧里,活在对“救赎”的追求中,使人失去了进取之心。而宗教改革时产生的新的宗教观则让人重新又获得自由。
首先,针对教皇最高权威论,路德提出了新的教皇观。他认为____的首领是基督而不是教皇,教皇仅仅是罗马的主教和牧师。“教会在世界上不能有一个头,世上也没有人能统治它,主教和教皇不能统治它,只有在天上的基督是头,也只有他统治。”②这一观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另外,加尔文也说:“我们所谓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旨意,也就是上帝自己决定了世界上每个人的成就。”③“上帝创世以前,他已藉着基督拣选了我们。”④这里加尔文也把人的一切直接归于上帝,他以上帝的绝对权威论就否定了教皇的权威。
其次,针对“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路德指出了圣礼观,主张减少和简化圣礼,至于圣礼的作用他则认为:“我们教会教导人,设立圣礼不单是要作为上帝恩赐我们旨意的标志和见证,为要激励并坚定领受圣礼之人的信心……因此,我们教会弃绝那些人说,圣礼的本身使人称义,而不说相信罪得赦免的信仍是为领受圣礼所必要。”⑤而对“善功”赎罪论,路德则说:“你唯有因信才能得救,即令你无法行别的,也能得救。”⑥在路德眼中“信”才是最重要的,而并非“圣礼”,并非“善功”。
最后,针对教士特权论,路德又提出了“平信徒皆为祭司”的理论。他说:“让每一个知道自己是_的人确知: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彼此没有分别,即是说,我们对圣道和一切圣礼都有同等的权。”⑦由此,路德就剥下了教士神圣的外衣,否认了他们的特权,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这样,宗教改革就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当时人们的禁锢,而思想的解放则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使人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并从思想上为人们接受新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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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②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124页
③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第926页
④《以弗所书》《圣经》现代中文译本1982年香港版 第295页
⑤《奥格斯堡信条》第十三条《历代基督信条》____辅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⑥马丁.路德《教会被虏于巴比伦》《路德选集》上册 第289页
⑦《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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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上的斗争。当时的天主教拥有大量的土地,为此,宗教改革时期,许多人倡导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宗教改革家们还坚决反对教延出售赎罪券,反对高利贷等,从各个方面来打击教延在经济上的种种特权。
第三,政治上,首先否定了教权至上。路德指出世俗政权亦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宣称世俗国家并不依附于天主教会,并提出要取消教会在司法、出卖圣职、施行特恩等方面的特权;其次,他又倡导政教分离,他主张政府不干涉信仰,教会也不干涉政治,他说:“教皇和主教应真正做主教,宣扬上帝之道,但他们却放弃了这个责任,变成了世俗的君主,用那专管生命财产的法律施行治理。他们是如此彻底地把事情颠倒了!”①
这样,通过宗教改革时所传播的一系列新观念必然打击了天主教,而打击了天主教就是打击了当时的封建制度。首先,否定天主教和教皇的无上权威就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制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西欧封建等级制的第一等级就是教会等级。而神职以外的世俗人则都低于这个等级。对此新兴的市民阶级极为不满。路德就认为教俗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所谓差别,只是职务和工作上的差别,而不是等级上的差别”,②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世俗的平等,贵族与市民、农民一样也无贵贱之分。他说:“不管他是男是女,是王侯、农民,是修道士和平信徒,”“在_中间,除基督以外,没有尊长,大家都是平等的,有同样的权利、禀赋与荣誉……”“世俗掌权者也是一样,他们不过是受委托,拿刀和杖,惩罚恶人,保护善人,一个皮匠、农民各有各的工作和职务,他们也都是受了圣职的神甫和主教……”
③在此基础上,加尔文教会所具有的民主共和性质又为世俗政权的民主共和化奠定了基础。加尔文把教会称为“上帝之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他看来,上帝极推崇教会的权威,但他坚持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从而避免了像在天主教会中所存在的那种专制色彩。在加尔文教会中,教牧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而被统称为“监督”。牧职是完全根据《圣经》设立的。加尔文称:“《圣经》设立了三种牧职,同样古代教会将教牧分为三种职务,他们从长老中选立牧师和教师,其他长老主持训戒和纠正的事。执事受任照管穷人,处理周济。”而这种职权分明的教会组织是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按立长老的方法,就是由会众投票选举”;“监督必须由人选立和委任,才算为合法的选召”。④这里,一方面是教会权威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是教会组织的民主共和,这二者的结合便决定了整个国家政权性质的转变。
对此恩格斯说:“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和领主吗?”⑤另外,加尔文的“天命说”更是强调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意志体现于全部空间与时间之中,他提出:“万事均由上帝的秘旨所统括……无一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⑥他将人的得救与否也完全归于上帝的拣选预定,这就从新角度解除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依赖,否定了教皇及其神职人员的特权,同时又借助上帝的意志肯定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思,在人类历史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在上帝的新的特殊旨意管理下”。⑦从而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蒙上了一层了神圣的外衣,为反对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些都是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封建制度的打击,而除此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表现就是由宗教改
革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运动与革命,这系列运动与革命也给了西欧封建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首先是德国的农民战争。当宗教改革一在德国爆发时,农民们就把这当作解除其自身苦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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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54-255 卷二 第69页 卷三 第353页
④加尔文《____要义》香港版 卷四 第54-58页
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⑥⑦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卷十一 第199页 卷一 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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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改革过程中一系列的思想也给当时德国农民的思想带来冲击。路德在运动一开始就曾大声疾呼:“为什么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则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君,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①他还说道:“上帝的语言就是剑,就是战争,改革迷途和毒药。”②这些都给德国的民众带来很大影响。虽然路德本人在后期思想发生了转变,反对使用暴力,并害怕农民战争,以至后来对农民战争深恶痛绝,但是形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控制的。1524年6月,德国南部的农民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几乎席卷了整个德国。虽然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给教俗封建主以沉重的打击。
其次是在宗教改革思想影响下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日内瓦,1536年加尔文开始在此传教,并创建了共和化、民主化的加尔文教,在它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力图将反教权和反俗权结合起来,开始对世俗封建制度实行大反叛,并在日内瓦建立了神权共和国。在尼德兰,宗教改革运动不断深化,并演变成更大的变革世俗封建制度的革命风暴,经过数十年战争终于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了资产阶级的荷兰国。在英国,加尔文的预定论与共和主义思想为清教徒所继承,最终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废除了日暮途穷的封建所有制,在预定论思想的鼓励下,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唱着圣诗,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和革命的正义性,向封建王朝开火,于1649年将英王处死,宣告资产阶级共和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已彻底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在制度等各个方面,将中世纪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封建制度彻底地掀了去。给人们以自由地呼吸,同时由于这一改革运动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也促进了当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瓦解了欧洲封建制度,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发展与资产阶级的产生,从而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
在“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神学。”③当时欧洲封建社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政治、法学等都合并到神学中去,宗教神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要求人们禁欲,不注意个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都与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完全相背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发展就必须要先打破这种思想上的束缚,而宗教改革则正是对思想领域的一次解放运动。
路德为了反对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和精神专制,提出了信仰自由的主张,他认为人们信仰完全应由个人决定,反对任何以暴力干涉、强迫命令、压制信仰自由的行动,他说:“要用暴力命令或强迫任何人信这信那,不但无益,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必须用别的方法达到,不能用暴力去完成。”④此外路德还宣扬“因信称义”说。他认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人只要有信仰,无须任何中介或代祷者,就可以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信仰是使得人与上帝面对面,“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居于其间”,⑤信仰使人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在上帝面前,只要求个人的心、灵魂,个人的信仰在场,人就可以靠自己的信仰来解救自己。这样人就从中世纪天主教所宣传的一系列教义中慢慢走了出来,思想的解放使得近代科技得以发展,这样就加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市民资产阶级的需要,路德又提出宗教信仰应从时间上和金钱上厉行节约,即推行廉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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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 第406-407页
②朱寰《世界古代史》第573页
③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469页
④《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35页
⑤《路德选集》香港版 上册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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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天主教会的节日繁多,危害极大, “一般人在节日除受精神上的损害之外,还要受两种物质上损害,既荒废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花钱比平常更多,甚至损害身体,使之不宜于工作”。①为此,他宣布除礼拜日外所有的节日都应废除,并建议把一些较为重大的圣徒节日也归并到礼拜日,或仅在节日当天举行一个早弥撒,把该日的其余时间仍作为工作的时间。这样既缩短了圣礼所占用的时间,又节省了开支,这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很重要的。加尔文也在其预定论中提出选民要具有高尚的品德,其中之一就是“节约、俭朴”。他认为不应该把财富视为罪恶,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在各自的职业中追求与获取财富,此为上帝所允许并加以支持的。但对财富的使用,应加以节制,不应有“过份的贪欲和无度的浪费……奢侈和享乐”,②反对“过份享受美酒,以致脑满肠肥”。③这里加尔文通过宣扬有节制的生活和限制浪费而建立起了新的道德观念,使财富的积累成为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这也正符合了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需要,加速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上文也提到过,加尔文通过宣扬“天命说”来强调上帝的意志决定一切,以此来肯定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加尔文还把现世的奋斗和事业的成功与得救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的一生,有的飞黄腾达,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却抑居卑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上帝的拣选,被上帝选中的即为“选民”,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支持与保护;而未被选中的即为“弃民”,这样的人将受到永罚。与此同时,加尔文又通过“呼召说”将上帝这种“选民”与“弃民”不可探知的神圣加以显像化。他说:“上帝的特别拣选本来是隐藏着的,却由呼召而表明出来,因而呼召可称之为拣选的证据。”④而呼召的具体征兆有三,其中一条就是要能够勇于斗争,百折不挠,去争取事业的成功。
他认为:“凡欲求来世在天国得到光荣的,在今世必须斗争,而斗争之胜利必须经历无数困难及克敌制胜始能获得。”⑤这样经过斗争获得事业上成功者,不仅死后升天堂,而且在现世又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过着优裕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所享有的财富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上帝的分配”,⑥而对于未积极斗争、缺乏勇气或在竞争中失败的人,不仅死后被定罪,而且现世也要生活于苦难之中。依此说教,今生事业的成功,财富之获得,既是上帝之呼召,又是获得上帝拣选之明证,既可在现世过优越生活,又可获得天国的入门券。所以,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加尔文教徒无一甘愿自暴自弃而当弃民,都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事业上得到上帝的帮助与肯定,在激烈竞争中奋起拼搏,百折不回,全力以赴,在挫折中增强信心,在失败中鼓起勇气,力求最终获得成功,以最后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就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潮流,完全推翻了中世纪天主教宣传的教徒要轻视今生的财富,安于贫困,反对经商致富的说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⑦
由此可见,宗教改革时所涌现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加尔文的宗教观,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要求一种符合自身发展的大的政治环境。他们越发展,可以说封建制度就越岌岌可危,所以说宗教改革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同时爆发,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革命
形式、程度都相同,其原因尽管有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差异,但与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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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127页
②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210页
③④⑤⑥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第724、964、714、408页
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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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最先爆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德国。在德国,新教徒们主要信奉的是路德新教。早期路德确曾倡导要使用暴力,但其矛头主要是指向天主教会,而并非直接指向封建政权,所以,当农民战争爆发时,他退缩了,转而攻击农民战争,与封建诸侯站到了一起,因为农民战争已危及到了封建政权的统治。路德先针对农民起义的纲领鼓吹农民只能以和平方式呼吁改革,决不能反抗领主,并利用《圣经》宣称“动刀的必死于刀下”。1525年4——5月间,他又在撒克逊选侯辖境各地进行反革命的宣传,发表了《_》,叫嚣要“戳碎、扼死、刺杀”农民,谁为镇压革命而死就成为“殉道圣徒”。
①路德新教已成为了诸侯们加强统治的工具。虽然在此后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使路德教正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可说是当时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大胜利,但德国的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并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其中路德教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路德在否定教权的同时他肯定了封建诸侯的政权,这是其保守的一面。他以君主至上的观点来否定教权至上之说,指出世俗政权也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并据此由进一步论证了教权应服从俗权,对此威尔.杜兰特这样写道:“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示欢迎,因为他发现,新教不但是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由于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上及尘世上之双重领袖。”②与此同时,完全受路德教影响的北欧诸国,丹麦和瑞典国也先后支持并建立起路德派的国家教会,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沿续着封建制度。
而在宗教改革时期同样传播于许多国家的加尔文教则与路德教不同,在加尔文教的影响下爆发了一列的以宗教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比起德国的农民战争来要深入许多。
加尔文教首先在日内瓦取得统治地位,1541年以加尔文为首的宗教改革激进派在日内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长老制教会。它有力地维护与巩固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政权,并成功地主持了西欧第一个资产阶级神圣共和国,并以此为基地,多方派员宣传其教义,使加尔文教迅速传播于尼德兰、法国、苏格兰、英格兰等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区。
在尼德兰,加尔文教迅速传播着,从1566年起,尼德兰加尔文教信徒掀起反天主教会的破坏圣像运动,遭到了西班牙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之后1572年爆发更大规模的北方起义,北方的革命又推动了南方,革命进入高潮,这期间由加尔文宗精神统治的18人委员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获得了胜利,而这场革命的胜利,加尔文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英国,其资产阶级革命也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
英国的清教徒们将加尔文教教义与其政治目的相结合,经过激烈的斗争,国王查理.斯图亚特被送上了断头台,新成立的独立派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废除了贵族院,规定了一院制国会为全国最高立法机关,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国务会议掌握了行政权,国会正式宣布英格兰为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这两次革命虽然都打出了加尔文宗的旗帜,但尼德兰只是局部性的胜利,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这主要是由于,在英国,加尔文宗精神渗入了国教会,并扩大至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中间,最后又从封建王权把持的国教会中分化出了清教,清教比尼德兰革命中的加尔文教更高出了一筹,它不是在民族独立、反对天主教会的圈子里原地踏步,而是不断以血与火的斗争去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权。
综上所述,在宗教改革时期,各家各派思想的不同,对当时欧洲各处国家与地区的革命方式与程度有着深浅不一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影响的又一重要表现。
某一社会中在特定时代形成起来的环境,可以造成肥土沃壤,使新的宗教信仰借以出现和传播,而给旧的宗教信仰注入新的生命。如果,某种宗教思想如果没有归于消灭,就会在社会意识中得到强烈的反响,并变成一种巨大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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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四 第248-254页
②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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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宗教思想屡屡出现在社会发生尖锐危机的时期,因为这群众充满着悲观失望、无所适从的情绪,但方兴未艾的宗教神话却宛然给他们昭示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各种不同的思想,连同宗教思想在内,固然是由一些人提出来的;但是,只有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思想,才能在社会意识中巩固下来。要受到人民群众支持,这又要看所提出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情绪。而群众的利益和情绪则一向植根于历史环境所由构成的那些因素的总和之中,首先是植根于群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之中,植根于社会集团和阶级相互关系之中,植根于阶级斗争的进程之中。
十六世纪正值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也正在于这次转折。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是思想领域内的一次革命,但促进了这次历史的转折,它加速了转折的到来,瓦解了西欧当时的封建制度,不同国家、地区对于新教的不同态度,也造成欧洲不同国家、地区在向资本主义过滤的政治分野中的步伐和程度。这充分说明了历史的发展并非单一的,并不仅仅只有经济条件决定历史的变迁,思想理论领域里革命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也起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一旦理论正确,它往往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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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已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高度普及。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分析研究,积极探索运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与途径,已成为新时期高校的崭新课题和艰巨任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媒体时代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机遇和挑战,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思想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笔者认为,合理有效地运用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当前学科内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影响;对策
新媒体是指相对于电视、报刊、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凭借数字网络、移动通信等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形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新媒体对于学生群体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学习的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改变上。
(一)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使用更加广泛。通过调查得知,绝大部分学生都拥有并使用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商品,但对传统媒体的使用率偏低。智能型手机的普及深受以90后为主的大学生的青睐,使得手机成为当代大学生的首选媒体,普及率最高。与此不同,报刊、杂志和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形态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手机等新兴媒体。
(二)新媒体虽广泛使用,但认识效果不佳。通过调查,发现大理学院大学生新媒体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每个问卷对象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媒体,但提及对新媒体的认识情况,普遍认识度不高。虽然这些大学生已经较为普及并且广泛使用这些新媒体,但是他们的对新媒体的概念等知识素养还不太高。
(三)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交流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手段。大学生最常使用新媒体中的哪些功能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问题,数据显示,在经常使用的网络媒体中,即时通讯工具,如QQ、人人、微信等是大学生最常使用的网络媒体,说明了新媒体俨然在大学生人际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网上游戏和影视娱乐活动也成为了大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积极方面。新媒体的种类繁多,使得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例如,时下非常火爆的微博、微信朋友圈、MSN、FACEBOOK等即时通讯软件。再如,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可以组建一个QQ群,在群里面畅所欲言,抒发自己的观点,更可以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彼此在现实世界加深了解,这就使大学生的交友范围变得更广。
(二)消极方面。新媒体同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日趋减少,长此以往,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沟通技巧降低,使人们变得冷漠。过度沉溺于网络,也会弄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由于大学生知识面较窄、经验不足,对新媒体中的大量信息无法较好地进行过滤,使一些低俗信息给他们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还有大部分被调查者反映,新媒体使他们的个人信息、隐私受到侵犯。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特别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对青年带来的影响,努力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努力使互联网成为广大青年获取知识、信息的新窗口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一)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新媒体技术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全面把握学科前沿内容,了解同学科甚至是跨学科学者的想法、观点,扩展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为自身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在网上与学生进行实时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同样的,学生群体也可以通过新媒体这一渠道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时下非常流行的朋友圈、微博、QQ空间等,不但丰富了课余生活,也可以在网络上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互相进行交流。
(二)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新媒体信息的复杂性也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网络世界中的信息有时候难辨真假,大学生可能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影响。在新媒体时代,传受双方是平等的,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这就导致了信息的鱼龙混杂,对当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一)正确认识和利用新媒体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教育观念,要结合新媒体的具体特点来展开工作。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认识新媒体,了解新媒体的特点,提高自身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二)积极开展工作,占领网络虚拟阵地。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意识,创办有特色的并受大学生欢迎的活动,例如创建特色校园网,定期举办活动,吸引大学生的目光。在举办网络活动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达到育人的目的。在这方面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作为引导者去和大学生交朋友,要坚持地位平等的原则,而不是站在管理者的高度去塑造大学生。
(三)发挥新媒体优势,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仅仅依靠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的需求,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新媒体的自由平等性打破传统教育过程,可以利用QQ、微博、微信、聊天室等新媒体以朋友的身份进行交流,可以进行个别的工作,也可以进行群体的工作,这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很难达到的。
总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直面机遇和挑战,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将新媒体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才能解决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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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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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生命线,是同企业整个经营治理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企业治理之中。这就要求从企业生死存亡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经营治理范畴之内,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和作用。同时,也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效益中心,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措施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煤矿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工思想的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功利化与动态化的方向发展,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直接影响着职工的工作热情,所以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必然选择,积极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政治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对人的工作,对煤矿企业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煤矿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形势下,我国煤矿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
根据实际经验分析,部分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相脱离的,这样既费时耗力,收效又不大,忽视了对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管理的促进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党政分工与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管理相脱节的现象。
2.政工人员的素质不高。
煤矿企业中一些政工人员的素质与企业的发展不相适应,专业水平不足、缺乏工作热情的现象出现。工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工作方法和手段老套,工作思路得不到创新,这样就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容易造成职工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逆反心理。
3.企业职工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不高。
企业对思想工作的重点往往放在说上,忽视了该对员工做点什么,就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有效的工作平台,对员工积极性的调动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致使员工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不高。
1.要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企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当做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工作,首先要保证煤矿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煤矿职工在作业过程中时刻面临着自然灾害,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显得就越重要,就越要在这个时候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保持紧迫感与使命感,要在政治的高度上,关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把思想政治工作带到日常工作中来;还要与职工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以及工作情况,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2.围绕中心工作加强对职工安全思想教育。
安全生产是煤矿工作的重点,是煤矿企业永恒的主题,煤矿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对安全生产的先进代表进行表彰,对于三违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论文格式可以通过开展职工安全知识竞赛、职工安全责任区以及职工家属爱心恳谈等方式来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保证安全生产。企业要围绕生产经营来开展工作,实现高产高效。企业可以通过开展先进基层党组织、体质增效等活动,把员工的思想政治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让员工享受到企业发展带来的成果。企业还要围绕管理展开工作,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保证工作能够达到实际的效果。
3.确立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主导地位。
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用发展的眼光、新的思路与方法来看待问题,不断改变旧的观念,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不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走出各种政治误区。新时期,煤矿企业政工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要以身作则,政工干部的主要是培养和教育人,其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其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企业员工才能信服,思想政治工作也才能得到顺利开展。
4.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煤矿企业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始终围绕员工来展开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要尊重人,煤矿企业要始终坚持把员工摆在主人翁的位置上,让职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过程中来,使他们的地位、权利以及责任得到充分的尊重,还要加强对员工的理论教育,使员工的思想观念得到及时的更新,不断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使员工与客观形势的需要相适应。其次,就是要关心人,要注重人文关怀,为职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为劳动、知识、管理以及技术等创造氛围,提供条件。还要加大对员工的生活福利的投入,让员工感受到企业温暖。还要注意做好信访工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为员工办实事。最后,教育人,随着煤炭企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越多,因此,企业要注意对员工素质的提高,为员工的发展提供平台。企业要不断拓宽员工培训渠道,提高培训的质量,让职工能够熟练的掌握各种技能,使员工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5.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创新。
要加强对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首先就要解放思想,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员工的头脑,让员工从实践中来体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把员工从旧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其次,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用科学的理论去分析以及认识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要对科学理论与知识进行运用,对实际问题进行思考。还要借鉴现代管理经验,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对方式方法进行创新。企业在做好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还要以人为本,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内部环境,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不断增强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
6.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
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稳步发展,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因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内容的时效性。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坚持与时俱进。对我国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可以有以下几个途径:
(1)根据企业发展的主旋律,适当开展当前形势的教育,为员工营造一个学习与竞争的环境;(2)使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规范接轨,充分调动员工学习和实践的热情;(3)围绕煤矿企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员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增强企业员工辨别是非的能力;(4)根据企业管理思想、模式的发展,煤矿企业应积极实施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等,不断加强对党政精神的学习和贯彻力度(5)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与信誉。
目前,企业通过宣传思想工作、建设企业文化、科学的组织建设等形式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落实到员工活动中去,成立检查监督小组,不断完善督察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上不断创新,使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要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使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在内容上、形式上、方法上不断创新,开展好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创新,为煤矿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与政治保障,促进煤矿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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