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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企业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从而谋求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必需要进行系统性变革,而变革的核心就是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力量,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日韩企业文化差异对比研究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日韩企业文化差异对比研究全文如下:
基于对广东省惠州市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三个主要企业的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以霍夫斯蒂德的文化分析理论为理论基础,发现三国企业在五个维度上均存在差异。
(一)权力差距维度:
中国企业呈中企中央高度集权,领导虽采取一定措施拉近与员工的距离,如定时召开会议促进上下级沟通,但是决策权大多集中于领导者,内部信息披露度较低,对于员工绩效的较不重视。员工与领导间存在明显的权力差距,不利于保障公司制度的执行力。而日本企业是严格制度化。
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企业内部等级制度森严,职工级别明确,但由于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信息披露度较高,较为民主,但由此导致员工施展空间不足,企业高离职率等。韩企则为家庭式管理。其等级制度也明显,领导者的管理也较专断,领导与员工的沟通频度相对低,但兼顾规则与人性化,企业保持较高的信息披露度,韩企领导是以权威和关爱并行的家庭式管理员工。
(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
三国企业都是以团队精神为导向。日韩企业通过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来促进员工的团结合作,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另外,在强调集体作用的情况下,日韩企业也很注重创造机会培养员工个人能力。日企丰富多样化的工作安排制度,韩企的弹性安排制度,都有助于员工的个性发展,中国企业则相对单一地以正常上班制为主。综上,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相对日韩而言,落实程度不够,集体主义更多还只停留在制度上,没能深入人心,制度与员工的行为方式不一致,另外,日韩企业各以不同方式做到了在集体主义中发挥个人能力,中国企业则显得过于追求集体主义而忽略了对员工个人能力的培养。
(三)男子气概女性气质维度:
三国企业中男女员工在培训机会,升职机会,工资等方面,待遇总体上基本没有优劣之分。但中企相对偏重男性员工,一方面是因为男工在相同条件下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影响,社会赋予男子气概更高评价与名声,女性也普遍形成一种避免成功情境的倾向,表现为不敢或不愿涉足社会、参与竞争。
日企中,男性待遇较有优势的情况较多。除了日本传统文化影响外,主要还是因为日企通过采用加班制度以保障员工薪酬,其在惠州的产业也以机械类生产为主,高强度的工作使之对男员工的需求较大。而韩企,较多是女性略胜男性,在惠州发展的韩企多以微型电子类企业为主,部件的精密性要求员工有较细致的品质。因而女员工在韩企的需求量相对较多。进入21世纪后,韩国企业为能确保企业竞争力,利用女性的细心,感性等特点,大胆开发及利用女性人力资源。
(四)不确定性回避维度:
三国企业都有采取相应措施规避发展的不确定性,只是采取的措施各有侧重,以及实施的力度和收效不同。在报酬福利方面,三国企业通过提供各种条件吸引员工,但日企为员工提供的条件达到了保质保量发展,对员工吸引力较大,韩企与中国企业在个别条件上有待提升。员工在企业中的安全感方面,三国企业存在的问题各有不同,中国企业主要存在企业前景不好,福利制度不完善以及施展空间不足的问题, 而日企则是员工跳槽情况较严重,流动率较之三国中最高,韩企的问题是工作压力大。
(五)长期观念/短期观念维度:
三国企业都是以长期目标为导向,但中国企业在实现远长计划的过程中,缺少对整个发展历程的整体规划,近期目标较少,员工信心不足,行为动力不够,出现了理想和行动严重分离,长期目标只停留在口头上。为改变这种情况,企业选择以利鼓励员工,因而公司需要有足够资金来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最终导致企业片面注重短期利益的情况。日资企业注重完成短期目标以促成长期目标完成。在遵循劳动法的前提下,日企注重效率的同时利用加班制度,促进员工对每一个目标的切实完成。
韩国企业也很注重长期性发展,为此,在这方面的投资力度较大,从员工的入厂伊始,公司对员工的培训是非常全面而又严格的,并且利用奖励制度不断鼓励员工努力做出阶段性成果。
在惠州这片文明土地上,中日韩企业以其鲜明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存在着,都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综合三国企业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在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上,领导者可发展低权力距离文化,权威与关爱并行,以人为本的同时加强企业制度文化的建设,有效规范企业员工行为方式,维持企业秩序;坚持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综合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提倡友爱合作,公平竞争的价值观,营造友善和谐的工作氛围;以团队精神为导向,提高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紧密性,保障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同时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鼓励员工个性发展;不断完善福利制度,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激励员工不断进取,为公司争取更大效益;长短目标相结合,实现企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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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意义深远,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中日问题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写下此文时,2010年即将过去。回想我从2003年来中国的历程,不得不感慨,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混”至关重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寻找自我,享受青春,让我觉得万分幸运。而与我有关的成长与挫折,很多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折腾息息相关。
我走过的7年中,没有一年像2010年让我备感艰难,让我体会到卷入一个环境会如此之痛。在这里,我与读者,一起分享我难忘的九月。
2010年9月7日,在日本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接下来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政治关系恶化,国民感情退步。9日下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后,飞往我的新书《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全国巡讲的首站――重庆。10日上午前往重庆大学演讲。当时原以为很敏感,门口聚集着大量保安以防不测,结果倒是平安。下午接受了几家当地媒体专访,期间我也没回避这次事件。期间我谈到,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两国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事情的解决。此次事件与以往东海上巡逻船、调查船之间的对峙不同,毕竟相撞了,日方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了,中方现在通过政治手段或外交压力去要求日方放人,日方肯定会第一考虑国内依法治国的程序的。
当时我想,船长被拘留的10天内,双方能否发挥智慧,寻找出超常规的办法是关键。不过要突破困境,寻找“软着陆”相当困难。
接下来,13日凌晨才回到北京,匆匆收拾后一大早继续赶去新浪网做视频访谈,下午4时多飞往澳大利亚,参加19日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15时整到达北京机场,本打算迅速登记飞往悉尼。后来发现,原来日本人去澳洲也需要签证!一时整个人感到彻底崩溃,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在网上申请,并用信用卡交20澳元即可。最终在起飞的20分钟前勉强登记成功,全速冲过安检,最后大汗淋漓地登机。
次日早上6时多到达悉尼机场,机场内人特别拥挤,入境又不顺利,好不容易到了出口,接待人员记错了时间。一个人徘徊良久,换货币,打的到市内,终于安宁。
到达酒店后,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关注中日撞船事件的后续。撞船事件与其说是外交案件,不如说是内政冲突。两国外交部谈判已一个星期以上,深受着内政的复杂影响。刚上任的营直人能向中方被动妥协的空间不大,还是按部就班。
9月18日,在这个对中国充满纪念性的日子里,北京发生了反日游行。听说中国年轻人将到位于北京日坛路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非常遗憾自己无法到现场去观察那时的情景。我一直觉得,那种民众自发、官方默认的游行,是我们海外中国观察者了解中国大众心情、表情、民情的绝佳机会。记得2005年反日游行发生时,中日民族主义情绪很严重。时隔5年将在北京发生反日游行。我想双方应该把它当作教训,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19日上午,跑完了马拉松,特别疲倦。上网发现许多网友给我发邮件问,“中日关系都这样了,撞船事件发生,你都跑到国外,避开讨论此事,真没胆子,”当时心里多少觉得委屈,于是在微博上回复:一、我的悉尼行是三个月前已经定好的;二,我没有能力三个月以前猜测撞船事件发生;三,我根本没理由回避,即使在准备马拉松,我也适当发表了言论。
19日,日本法院决定再扣留中国船长10多天,中方表示抗议说“采取强烈反制措施”。肯定的是,日方不会因遭到中方压力而否定法治国家的地位。中国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使它在内政上软着陆。因为在此事上政府真正对手不是日本,而是本国民众。
21日,我跟参与澳洲对外决策过程的核心人士们吃饭,聊天。从安全政策角度看,他们最关注中国的不确定性和非透明性,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警惕超出我的意料。他们很担心在反日舆论下我能否平安回北京,会不会被中国人民围堵,我笑着说“没事”。
说实话,回北京不害怕是骗人的,我深知大环境对生存的影响。尤其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许多活动、讲座等都被取消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少朋友长辈不断安慰,鼓励我。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观察中日关系,参与世界政治,从而感恩这个时代。
6月12日至13日,新常态下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理工大学开幕。中日两国比较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新常态下的中日文学文化研究问题。
文学文化是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为期2天的研讨会上,中日学者分别就新常态下科幻、动漫、影视研究,战争文学研究,古典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和近代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4个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围绕新常态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的主题,中日学者分别就东北殖民主义与文学、日本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与民族价值观的再构成、马克思与日本文学文化的新常态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开放的心态和多样的方法,是推进文学文化研究深入进行的必要条件。与会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国家发展重要一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新常态的语境之下,中日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有了新的机遇和研究方法。亲诚惠容是新时代中国版东西文化交流的方向盘,是科学史观的体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互融互鉴的文化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面向未来,广大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建立新的东西文化观,构建新时代的东方文化学,破除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打造的旧有观念,从整体框架的角度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异与互补,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沟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固本”和“求新”是时代赋予文学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与会者提出,中国学者首先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民族性和继承性,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域外优秀文化,并使之为我所用。惟其如此,才能对中华文化达到固本求新的目的。在文化的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反对“文化部落主义”,要做到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缺乏自信、妄自菲薄。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互联网+”深入发展,将中日比较文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科技的迅猛发展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定要科学地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地研究新问题,采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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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全方面发展与进步的继续,中国外交的发展成就是较为显著的,但是目前中日关系是较为紧张的一对关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六是日本遗弃再华北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采取着“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中日关系虽峰回路转,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日本右翼势力仍期待着安倍首相在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相互缓解安全疑虑、推动东海问题谈判、加强地区与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有待于进行耐心、细致的对话与磋商。
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而中国则并没有相应地威胁日本。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堵意识形态围墙。日本对“战略互惠”的态度是否真诚,也将在战略对话中得到彻底验证。
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样式,将是发展共同利益和调整相互矛盾的统筹兼顾。其最低目标是力争维护和发展合作大于竞争、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理想目标则是构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双边框架。日本决策层能否摒弃对华冷战思维和围堵战略?这将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外,两国政界的友好意愿、经贸界的双赢合作以及舆论界的正面呼应,也将对此番中日关系上升势头的方向与速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战略互惠”将成主旋律。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是日本最高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因而是其对华政策宣示上的重大转变。
中日两国应坚持安倍访华时达成的“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2007年是中日复交35周年,又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70周年。这种特点,使中日关系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中日战略对话”有待于超越相互试探阶段而进入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阶段。这意味着两国围绕双边与多边问题的对话应得到进一步深化,其目标应是推动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框架。目前,“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识。能否巩固这一成果、进一步扩大共识,是下一步中日磋商的关键。而积极开展能源合作,则将是为两国“共同开发”创造良好政治氛围的重要途径。中日能否共同启动重大经济合作项目,将是考验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试金石。我们应充分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备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局。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正因如此,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而我们当下大学生,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甚么是威胁,甚么是安全;甚么是可取,甚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只要是对自己的国家前进有实际意义的任何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是爱国的表现,爱国既不需要多么豪情壮志,也不需要多么高亢激昂,只要务实,就是爱国;并且谨记随时维护祖国的尊严,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我们热切的希望我们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只要强大了,我们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公平地发展,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回顾中日关系历史,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处于对立状态,1972年中日建交,恢复友好邦交关系,但在90年代冷战后,中日关系磨檫不断,逐步丛局部矛盾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磨檫。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历史问题,日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历史问题,对教科书的修改也让人不能接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越走越远;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敢正视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起侵略罪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因为那里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作为代表日本政府的首相,他去靖国神社参拜不同于一般日本民众,他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不是一般的内政问题。 三是领土磨檫,主要是钓鱼岛问题,日本右翼不断制造事端,把问题上升到军事、战略层面磨檫;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日本青年社”成员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97年5月7日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四是防卫磨檫,90年代初期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是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并为其扩军找借口,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在暗中采取行动支持“台独”。
中日关系在今天激化?原因在于:一是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日本经济在五十年代得到恢复,六七十年代很发达,到了八九十年代则十分低迷,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倍受瞩目,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存在某种病态心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二是日本自身做法欠考虑,特别是小泉的做法让日本走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可是历史悠久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骂阵叫阵,我们现在对日本是强硬一点好呢,还是继续韬光养晦好一点呢?有人预测,中日矛盾如果继续激化,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其实中日关系在现实中就如邻里关系,我们的邻居并非全是很好的邻居。有关系很密切的,有见面点头就过去的,也有邻居居住着几年也不说一句话的,也有关系不好的。你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立刻搬家,也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整天盘算着跟他打一仗。即使中日关系不好,我们也要近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应该说世界发展到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搞坏了,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就象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抵制日货”,作为每个国人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市WTO的缔约国,我们要要兑现自己所做出的承诺。虽然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好。不能因为日本做错了,我们也要违反原则的做错。我们虽说抵制日货,可北京的地铁和首都机场的建设费中有一部分日元贷款,你不可能因为有日元贷款,这两处设施就不使用了。北京现在正在建设地铁,所用的开掘机就由日本制造,现在能说不用这个开掘机让工程停下来吗?另外你说抵制
日货,是整体的还是零件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品牌的汽车,它的发动机用的是日本的,怎样实现抵制日货?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这种经济交往是互利共赢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是不现实的,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理性解决中日问题。一个理想的目标是,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打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表现得很软弱,而是我们要有大国思维,“老子说,善战者不怒。”我觉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面前,需要一种辩证思维。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日本方面在中日友好事业上开倒车的种种劣迹,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咱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人说“实力是最有发言权的。”此语不无道理。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血性之外,还应有智慧,有胸怀,有远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确实需要理性和智慧。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但是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关系三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并且三次提到日方要采取实际行动。只要日方恪守三个重要文件精神,中日关系就会回到正常轨道,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为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
摘要: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 ,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 历史 的认识 问题 , 台湾 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同志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就谈不上 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 影响 。值此世纪之交,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此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以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70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间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通过规定有关“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诸原则,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 政治 基础。第二件是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与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内涵得到深化。第三件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决定为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进入80年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友好与摩擦并存。
友好主要表现在:198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期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了“互相信赖”这一条;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此外,迄今为止已轮流在两国举办过11届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也是在这一时期(1984年9月)召开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次是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如: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表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并列,是日本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时表示,要把战后50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构筑面向未来、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日中关系;同年9月,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 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一要以史为鉴,二要着眼未来。97年11月,李鹏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政府首脑时隔8年后再次访问日本。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认为,要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去年11月25日至30日,江泽民同志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中日间的摩擦有所增多,日方的挑衅行为有逐步升级的趋势。除了极少数议员和阁僚继续歪曲历史、否认侵略外,日本政府还以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日元贷款,并纵容少数右翼分子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日方的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非常明确的。去年江泽民同志访日时在同小渊惠三首相的会谈中再一次阐明了这一立场:坦率讲,在多国列强中,日本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危害最为深重,尽管如此,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他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但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前提必须是正视和承认历史。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二十六来年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友好合作。在这一主流的支配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 ,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二十六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60年前,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竟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1990年11月10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1994年5月3日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也有类似的言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谈到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不能不提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众所周知,靖国神社是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和1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亡灵的场所。多少年来,日本极少数人总要在每年的8月15日前后去参拜靖国神社,为在侵略战争中死去的战争罪犯们招魂扬幡。他们这种公然为侵略罪行翻案的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在这一问题上由日方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摩擦与冲突,也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1996年7月29日,刚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自1985年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位日本首相。桥本的这一做法,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及亚洲所有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1994年8月12日,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过去那场战争。”他还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既然日本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为何要向国外派遣几百万军队?日本侵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难道这就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福”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因此而感谢日本吗?
(二)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 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钓鱼岛 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以上三个问题是 影响 中日关系 发展 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 政治 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 总结 这方面的 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 历史 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 经济 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 中国 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 金融 、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 交通 、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 目前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台湾 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 研究 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 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 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 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 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 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4.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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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发展的理想模式,是以共同利益和人民意愿为动力,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融、民间互尊四个车轮一起转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如何处理中日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
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采取着“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中日关系虽峰回路转,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日本右翼势力仍期待着安倍首相在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相互缓解安全疑虑、推动东海问题谈判、加强地区与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有待于进行耐心、细致的对话与磋商。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研究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摘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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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全文如下:
〔摘要〕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阅读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要素,但阅读过程却差异很大。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是否存在着两个平行发挥作用的认知过程,或着是否存在着对两种语言的处理都适应的策略。本文将着力探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的异同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语言文化内容或背景知识认知体系,形式上的(或字面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
〔关键词〕文化差异;认知体系;处理策略
阅读能力是第二语言学习中公认的最稳定、最持久的模式。换言之,学习者虽然可以运用刚学得的技能,但更多地是运用现有的能力水平去理解文本。无论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语境中,阅读都包含读者、文本和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等内容,尽管母语的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国语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重要基本因素,但是其阅读过程差异很大。引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有没有两个并行发挥作用的认识过程,或着有没有同时适应两种语言的处理策略。尽管人们有这些兴趣点,但是由于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与母语的阅读相关意义不大,前者甚至被一些人简单地视为后者的自然派生,对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经常被排除在外。
例如,第二语言的阅读时常被视为用母语进行同样任务的一个较慢的版本而已。这种理解意味着第二语言任务无非是以一种行为模式取代另一种行为模式。我们不仅要明确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过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还有许多不同因素在起作用,大量复杂的变量使对这两种语言的处理差异很大。因为大量的复杂变量使母语的阅读过程基本上难以观察,所以教师们在课堂上需要努力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并能够帮助他们理解那些行为。
既然这些因素会影响第二语言语境中的阅读,教师就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其读者的文化、语言和教育背景等。本文将探讨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尤其是在文化因素方面:内容(即背景知识)认知体系(schema),形式(即文章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包含大量文学知识,而此处又不可能完全谈到,但本人仍希望本文的讨论能为读者提供了解这一领域的一个视角。
认知体系的类型让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认知体系的概含。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库克认为“大脑在文本中的关键词短语或语境的刺激下会激活一种知识的认知体系”。Widdowson和Cook都对schema的认知特点加以强调,认为认知是使我们把正在吸收的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其中已知信息含有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从日常知识到很专业的知识,以及语言结构知识和文本形式等语言知识。除了使我们能够更节省地组织信息和知识以外,认知体系还能使我们能够预测口语和书面语是否会持续下去。文本的第一部分可激活一个认知体系,即唤醒一个尚未被下面的内容确认或否认的认知体系,对认知体系理论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对阅读理解机制的了解和利用。
研究者们已经证实了若干类型的认知体系。其中内容认知体系是读者对文化背景或对世界的了解,它为读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础。形式认知体系,通常被称为文本认知体系,是指书面文本的组织形式和修辞结构,包括各种不同文体类型和体裁的知识,不同文本的组织形式、语言结构、词汇、语法、及正式或非正式文体等。形式认知体系涉及的是语篇层次,而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则包含单词识别所需要的解码特征及其在句子中的组织形式。第一语言读者能通过反复的例句,把本不是他们自身语言结构的词纳入某种语言模式或猜出其含义。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形成基本上遵循同样的模式。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认知体系在理解母语文本及第二语言文本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推定,读者无论以母语还是第二语言阅读,只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就能对文本有较多的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第二语言读者不具备这种知识,那他就可能因认知的障碍而理解甚少。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内容认知体系,或者说背景知识方面文化取向也是影响第二语言或外语阅读的重要因素。Johnson(1982)等都曾对此进行过阐述。但许多研究这种认知体系的作用或背景知识的方法都只不过是Carrell1987年试验的变化而已。接受这次实验的有28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24名来自拉美的信奉天主教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英语都处于中上等水平,并参加了中西部某所大学组织的英语强化训练。实验要求每人读两篇文章,一篇关于伊斯兰教,一篇关于天主教。每篇文章的修辞格式或者组织严谨,或者不为人熟悉。读完文章后,每人要做一项选择题,并默写出文章内容。
对他们的回忆方法及理解成绩的分析表明,认知体系明显影响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他们对所阅读的文本越熟悉,文章与其民族的文化特征越相似,阅读内容就越容易得到理解和记忆。进一步研究表明,读者的内容认知体系要比他们的形式认知体系对理解和记忆的影响大得多。如前所述,在Carrel的研究中,当接受试验者对文本的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很熟悉时,记忆的就最多。但若只熟悉两者之一,因内容不熟悉而造成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Steffensen和Joag-Dev在1984年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实验。他们选用两篇用英语写成的描写婚礼的文章,一篇描写美国人的婚礼,另一篇描写印度(次大陆)的婚礼。然后让一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印度学生和把英语作为母语的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描写的内容。研究发现,对关于本民族文化的那篇文章的理解比另一篇要精确得多。尽管有学生声称语言本身容易理解,但不熟悉异域文化的都是记忆起来比较困难的重要原因。
Johnson(1981)则以英语水平中等的46名伊朗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文章的文化渊源对其阅读理解的影响。每个学生读两篇文章,分别源于伊朗和美国民间传说的英语小故事。一半学生阅读未经改编过的,另一半学生阅读改编过的。测试的方式是选择题,目的是检验其理解程度。同时还让另外19名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文章内容,以作比较。结果显示,故事的文化来源要比文本的句法或语义的复杂性对理解的影响远远大得多。在另一项研究中,Johnson(1982)对学生回忆一篇有关万圣节的文章的情况进行了比较。72名拥有大学水平的学生阅读了关于万圣节主题的一段文章。从受试者近期对习俗的经验来看,其中既有不为他们熟悉的也有熟悉的。
一些受试者琢磨了文本中的一些不熟悉的词。对礼仪的回忆结果显示,此前的文化经验使读者对理解关于万圣节这种熟悉的信息有所准备。然而直接面对不熟悉的词汇却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阅读理解产生多大影响。Kang(1992)也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研究,检查了第二语言读者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从第二语言文本中过滤信息的能力。韩国学过高级英语的大学毕业生阅读了故事并回答了相关问题。一份评价其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口头礼仪试验表明,其文化特定认知体系和推理方法会对文本理解产生影响。尽管对于文化如何构成背景知识从而影响阅读等问题的变量和因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关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和内容认知体系对阅读理解的整体作用的共识却已经形成。
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与阅读理解相关的文本认知体系的作用,其中大多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先让参与试验者阅读文本,然后让他们主要以书写的方式回忆所得信息。其中包括识别文本固有的结构(如说明文中的比较和对比,问题与答案,普通版本与书内插入空白页的故事等)、研究者对所回忆的信息中如介词的数量和故事各部分的时间顺序等特殊变量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文本结构会对理解和回忆产生影响。一些研究也显示,在对所提供的文本结构的回忆质量方面,不同的语言群体也可能会存在差(Carrell,1984)。比如Carrel的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对含有比较结构的说明文的记忆最好,对描述性和问题答案型的文章的记忆稍差些,最差的是对前因后果型的文章的记忆;亚洲人对问题答案型和前因后果型的文本记忆最好,最差的是比较结构或描述性文本。然而只有经过对语言背景与文本结构的相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后,这些结果才会有参考价值。即使不考虑上述研究结果,了解文本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显著差异对促进文化交流也具有重大意义。
Stone(1985)曾做过研究,旨在探讨在进行英语文本阅读时,与西班牙语不同的英语模式是否会对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的理解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为此一些具有英语普通五级水平的读者被随意地分别安排到最初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小组里。他为此设计了九个故事,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似、中等相似和不同。测试方式包括复述文本内容和做阅读理解题。结果表明,在复述测试中,对那些与学生的最初语言完全不同的故事的阅读成绩最差,随着语言模式相似程度的降低,口头阅读错误也在相应地增多。这些结果支持着这样一个论点,即那些与读者所预期的语言模式相违背的文本可以对阅读理解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对比修辞学开始出现,它的核心研究领域是第一语言的语篇规约和修辞结构对第二语言的使用,以及认知和文化方面的语义转移数量、尤其是与写作相关的转移数量的影响。对比修辞学的目标,在于识别第二语言作者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参照第一语言的修辞策略来解释他们。很明显,文本结构中的修辞差异能够导致阅读障碍。写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比如:美国学生经常批评法国作家的文章太抽象和过于理论化,缺乏美国文章传统中的具体细节和修辞模式;汉语文章经常被描述为冗长罗嗦、修饰过多,在西方人看来缺乏衔接性;而日本人的作品则以文本组织形式多异而著名。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从具体到一般这种谋篇方式,即把一般性结论置于段末。(Connor,1996)此外,在本族语与目的语的写作体系和修辞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成为影响阅读的另一重要因素。
正字法体系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些语言可能有很多象征符号字,而另一些语言却可能数量有限。例如:汉字书法是一个与英语完全不同的书写体系,它由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组成,具有强烈的美学因素。阿拉伯语也有一个书写和阅读都是从右向左独特做法。这些写作体系中的种种差异都可能给第二语言读者造成困难。毫无疑问,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学生将会面对这些第一语言学者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总之,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必须对学生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相关材料的结构予以详细说明,使学生明确其文本和语言的文化框架发展趋势。Connor(1996)在对该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后认为,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类型可能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干扰。
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两种语境下的阅读都需要了解内容、形式以及语言等认知体系。同时阅读也是读者和文本之间通过互动确立意义的过程,即读者运用思维活动从文本中构建文本的意义。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阅读策略或阅读技巧。成功的第一和第二语言读者能够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特定的行为来提高对文本的理解效果。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策略他们都会适时采用。
Goodman(1996)认为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会同时完成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预测即将出现的信息,验证和确认预测,等等。这种阅读过程是一个从不断输入的文本中连续不断地取样的过程。读者不是逐字地进行,而是借助背景知识和预测、确认等各种策略来理解文本。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时,一般可能会说;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阅读可以是相似的。尽管如此,正如以上研究所示,第二语言阅读实质上与第一语言阅读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语言是指“语言学习的历时性,任何在本族语之后获得的语言”(Stern,1983,P,12)。该定义所说的本族语的含义是一个已经牢固发展起来了的本族语。而第二语言则意味着该语言很可能并不在本国内说。此外,第二语言可以包含一个在句法、语音、语义和修辞上与目标语明显不同的语言基础。如上所述,认知体系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很大。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如果对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内容认知体系不熟悉,或不具备第一语言读者所具备的语言学基础,就会在文本中遇到困难。
这些困难的大小由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而定。如果一个第二语言学生的本族语与目标语的句法结构差别很大,就需要一个较高层次的认知重建过程。(Segelowitz1986),Grabe(1991)也指出,学生开始第二语言阅读时的知识基础与他们开始第一语言阅读时不同。例如:第一语言读者在进行实际阅读前已经拥有了充足的词汇基础,认识了几千个词汇和本族语的一些语法知识。而第二语言阅读者并没有这些优势。另外,第二语言读者虽然可以拥有语言技巧,但他们时常不具备细致的社会文化技巧。这时常意味着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并不具备以纯正而特定的文化去理解文本的能力,是一种与内容认知体系缺乏相关的观点。阅读的结果理解,就建立在语言数据之上。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可以得出双语言读者的特征。双语言阅读即一个人能够用两种语言进行阅读,能够并且成功地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理解能力、阅读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和相关语言的语言环境的判定等。
例如:一个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读者就意味着他能够成功地用这两种语言阅读,能够借助以下一些阅读行为增加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效果。该读者习惯于读前先浏览,借助标题、副标题、图表等语境线索,边读边寻找并格外注意重要信息,努力把文本中的要点联系起来以求对理解全文,激活并运用以前学过的关于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的知识来解释文本,重新考虑和修正那些建立在文本内容之上,关于文本意义的假说,尝试者根据文本进一步推出新结论。
确定未明白的词义,检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是否正确,进而归纳全文的主要观点。该读者还可以运用一些策略如:释义、重复、做笔记、总结、自问等来记忆文本,搞清楚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识别文本结构;在对文本的理解不能顺利进行下去时,及时改变阅读策略。
最后,该读者还可评估文本的质量,读完一部分后进行反思和信息加工,并对所获得知识使用给以预测和设计。尽管以上所列内容并不一定全面,排序也不一定合理,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个成功的双语读者的种种特征提供了一个描述。这类读者进行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时都通常使用这些阅读策略和做法。
此外,不管文本、语言或正字法等情况如何,双语者都能培养起对付不同语系和文本的策略和结构,所以双语读者多灵活而博学,熟悉许多适应每一种语言环境的技巧和策略,因而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都与其他阅读无异。
总之,文本着力探讨了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之处。在思考文化差异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认知结构的作用及其与第一、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关系。当然,还有许多本文未提及的造成两种语言阅读差异的其他因素,但愿本文的讲座能够有助于解释文化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
在了解两种过程相似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不同语言的学生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第二语言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相似性,教师们应当经常询问他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使学生自己也能够从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经历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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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色彩的颜色词除了本身固有的物理属性外,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各种颜色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寓意不尽相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语言中的颜色词丰富多彩,且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由于英汉两民族在文化上差异较大, 同一颜色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有时相去甚远。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了解其中的差异相当重要。本文讲着重探讨三大主要颜色:黑色、红色、黄色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 颜色词 文化差异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颜色词系统。英汉颜色词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学者认为:水生木,色青,代表东方;木生火,色赤,代表南方;火生土,色黄,代表中央;土生金,色白,代表西方; 金生水,色黑,代表北方。中国古代所说的正色(青、赤、黄、白、黑) 和间色(绿、红、碧、紫、骝黄) 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光学对颜色的分类。在英语中黑色表示深谋与坚定,红色表示信仰与博爱,黄色表示智慧与光荣,蓝色表示高雅与忠诚,白色表示纯洁与真实,绿色表示愉快与永存。作为文化语言学习者,我们有必要对颜色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进行研究。
在我国古代,黑色是一种尊贵和庄重的颜色,是夏和秦代所崇尚的正色。缁衣(黑色帛做的衣服) 是卿士听朝的正服。“戈绨”、“皂衣”和“玄衣”是上至国君下至大臣朝贺的礼服和祭服。在中国,黑色陶瓷、黑色漆器和水墨画发展较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汉族传统文化中,“黑”有时与“白”相对而言,如:黑白分明,颠倒黑白,黑白电视;有时“黑”又与“红”对举,例如“黑心”(阴险狠毒之心) 就是“红心”(忠诚之心) 的反义词。汉语中的“黑”,其引申含义主要是指“昏暗”(黑咕隆咚、黑灯瞎火) 、“秘密”(黑幕、黑话) 、“非法”(黑货、黑市) 和“邪恶”(黑帮、黑店、黑手) 。但是在中国戏剧中的一些黑脸人物(如包公和李逵) 却是刚直不阿或憨厚的形象。
黑色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表示深谋远虑、智慧和坚定,如:Jack knew black f rom white. (杰克精明老练) 。在美术作品中表示邪恶、谎言和谬误;在教堂装饰中表示“耶稣受难日”;在丧葬中表示悲哀、绝望和死亡。在英格兰民族传统文化中,“black”有时与“white”相对而言,如call black white ( 颠倒黑白) , put down inblack and white ( 见诸文字) , swear black iswhite (强词夺理) 。“black”有时又与“blue”对举,如beat sb. black and blue (把某人打得遍体鳞伤) 。英语中“black”的引申含义,主要指“阴郁”(be in a black mood ,情绪低落) 、愤怒(lookblack 怒目而视) 、“不妙”( black sheep 害群之马) 和“非法”( black market 非法市场) 。英语中的“black guards”或者“black”是指受雇佣穿黑衣的殡葬人员,也指“流氓”或者“恶棍”。
战国时代“五德”的创始人邹衍认为:南朱雀,属火,色赤。因此,在中国红色是火与血的颜色。中国人除了用它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把它看作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的“红白喜事”是指婚事和丧事。“开门红”是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反抗暴政的组织,以红巾包头或以红旗为号,如“红巾军”以及穿红衣提红灯的“红灯照”。解放后五星红旗成了中国的国旗。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 ,“红颜”(少女) 。戏剧中的一些红脸人物(如关羽) 被看作是忠心耿耿的英雄。英国人认为,红色表示为信仰和博爱献身,在某些圣餐仪式上穿红色表示圣爱,在纹章艺术中红色表示高兴,血红色是坚毅不拔的象征。在教堂装饰中红色用于圣神降临节或用于怀念殉教先烈。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 the) red 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 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 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go red 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动集团用以称呼共产党人的字眼“赤化”。
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神圣、正统的颜色,其主要原因是华夏祖先生活在黄土高原,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诗经集传》说“黄,中央土之正色”。隋唐以后,皇帝都穿黄色龙袍。钺原是周天子的专用武器,后世为帝王之仪仗。东汉道教推崇黄老之术,所以道袍都是黄色的。历代皇帝所下的圣旨均写在黄色的布上。历史上黄纸还用于书写官方文告、编造簿册,刊印御准历书、画驱鬼避邪的符咒或用于祭祀。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 黄”主要指“吉利”“、好”,如:黄道吉日,黄花晚节;有时“黄”也指“失败”、“落空”,如:那笔买卖黄了,黄梁美梦。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黄色代表忠诚、智慧、坚贞和光荣。在____艺术作品中,出卖耶稣的犹大总是身穿黄色衣服。在英语成语中,turn yellow 意为“胆怯起来”,yellow around thegills 指“(因病或害怕而) 脸色发白”;yellow dog是“胆小鬼”。
就颜色词而言, 由于英汉颜色词在文化伴随意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许多情况下, 很难做到既保留源语的颜色意象, 又传达源语颜色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如果译者想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 保留源语的颜色词, 他就可能会在意义上有所损失。反之, 如果他想在意义上完全忠实于原文, 就不得不在形式上, 即颜色意象上有所变动。作为译者, 在处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颜色词汇时应在深入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 能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 将附加在源语上的超语言信息, 即文化信息传递过去。同时, 应尽力使源语与译语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相当。
[1] 林纪诚.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 张培基.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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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修改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跨文化交际中 影响 交际结果的因素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与不同,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探究其文化底蕴,促成了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互补与兼容。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饮食文化;文化差异
【论文正文】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
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的交流不断增多,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被称之为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内容 。由于地区差异,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有其各自的 社会 规约或习惯,体现在 政治 、 经济 、 教育 、宗教、 法律 、文化 艺术 等各个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影响信息传达效果的那些语言和非语言因素构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文化。外语 学习 者如果对所学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与非语言交际行为及其功能缺乏了解,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从而产生交际障碍,就很难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以致造成交际失误。
饮食文化也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的差异和其渊源,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讲,不仅能增加对所学语言文化的理解,更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率,避免因为不恰当的方式或行为造成误解和交际障碍。这里从关注重点、烹调准则和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阐述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增进了解,促进交流。
一、“营养”和“美味”的关注重点不同
(一)理性的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营养与生存
中西饮食文化最大的差异是关注的重点不同,即“营养”和“美味”两者孰轻孰重的 问题 。在西方国家,饮食大多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和交际方式。西方饮食是一种理性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林语堂先生说,英美人仅以“吃”为对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的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的感染,其他皆在不足道中。即便口味千篇一律,甚至比起 中国 的美味佳肴来,简直单调得如同嚼蜡,但理智告诉他们: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换句话说,西方人特别讲求和关心的是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否搭配合宜,以及这些营养成分能否被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而菜肴的色、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使是在饮食文化与我们比较相似的法国,涉及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法国烹调虽然也追求美味,但同时还坚持“营养”这一大前提,一味舍营养而求美味的做法是他们不赞成的。
不可否认,西方烹调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至少他们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冰镇的开胃冷酒还要再加冰块,饮后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而不入“味”;他们拒绝使用味精,认为其是既不营养又有副作用化学产品;生吃的蔬菜,不仅包括西红柿、黄瓜、生菜,甚至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因而他们的“色拉”有如一盘饲料,使我们难以下咽。虽然现在的中国人也讲究营养保健,也知道蔬菜爆炒加热后会丢失一部分维生素,生吃则避免丢失,可还是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习惯使然,更是因为味道确实好多了。
(二)感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美味和享受
在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道是烹调的最高准则。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那是根据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但人们内心对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当先的。中国人通常重视味道,不太想到营养,这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主菜端上台面时,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就凑合着吃吧。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热量不够。”在中国人的眼里,“吃”远不单纯是为了饱,也不是为了营养,有时吃饱了,还要吃,这是因为受不了“美味”的诱惑而尽情进行味觉享受。但在西方的理性饮食观看来,这种超负荷的饮食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危害人体。尽管中国人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滋补,但我们的烹调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破坏,因此营养问题也许是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
二、“规范”与“随意”的烹调准则不同
(一)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 科学
中西烹饪中处处显示的“规范”与“随意”也体现了其饮食文化的不同。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因此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谱的使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 计算 ,表面上看,菜谱似乎是科学的,西方人总是拿着菜谱去买菜,制作菜肴,但相比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机械的东西,在复杂的具体情况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一致性导致了西餐的一个弊端——缺乏特色。当人们身处异地想品尝当地美食时,肯定是不会有人会选择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食品的。因为肯德基老头的炸鸡不仅需要按照配方配料,就连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也都要严格依规范行事,所以全世界的肯德基味道都是一样的。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调料的添加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深受卡尔文教派影响的荷兰人连自己都说过“如果说法国人是为吃而活着,我们荷兰人则是为活着而吃”,这也就不难理解 “荷兰人家的厨房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刻度锅,调料架上排着整齐大小划一的几十种调味料瓶,就像个化学试验室。”可是当烹饪变成一个精确而艰巨的实验时,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由于西方菜肴制作的规范化,使得烹调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工作,毫无创造性。牛排、炸鸡、色拉,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花样,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动化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机器人来代行其职。
(二)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
令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烹调不仅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的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的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谁也没有具体的标准。而且中国烹调中,不仅讲究各大菜系要有各自的风味与特色,即使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爱好特点有变化。有时候同一厨师做同一个菜,可能也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口味、要求,加以调整。甚至还会因厨师自己临场情绪的变化即兴的发挥。同样是一道“麻婆豆腐”,为四川客人烹制和为苏州客人烹制,所用的调料肯定是不同的。又比如红烧鱼,冬天的颜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应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可见如果离开了随意性,变化多端的中国菜肴,就会失去其独特魅力。而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都是同一味道,毫无变化。即使是高档的宴席,也不过是餐具更考究,布置更华贵而已,菜仍旧一个样。
同时对食品加工的随意性,无限扩大了 中国 菜谱。原料的多样,刀工的多样,调料的多样,烹调 方法 的多样,交叉组合后使得一种原料便可做成数种以至十数种、数十种菜肴。新疆的“全羊席”,广东的“全鱼席”,北京的“全鸭席”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常用的原料鸡,到了粤菜大厨师手中,便做出数十道以至上百道菜式。许多西方人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著名菜肴炒“杂烩”,更是把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凡是能吃者皆能入菜。也就是这样的随意性创造出了中国烹饪中琳琅满目的菜式。
三、“分别”与“和合”的文化特征不同
(一)崇尚自由的西方人重分别与个性
台湾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 现代 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中西文化的差异也 影响 了各自的饮食文化。在中西饮食文化之中也明显体现出这种“和合”与“分别”的文化特征。西菜中除少数汤菜,如俄式红菜汤(罗宋汤),是把多种荤素原料集中在一锅里熬制而成之外,正菜中各种原料互不相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如,“法式羊排”,一边靠着羊排放土豆泥,另一边配煮青豆,加两片番茄、三片生菜即可。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调和,各是各的味,泾渭分明。所谓“土豆烧牛肉”,也不过是烧好的牛肉加煮熟的土豆,绝非把土豆牛肉一锅煮。即使是调味的作料,如番茄酱、芥末糊、柠檬汁、辣酱油,也都是现吃现加。即使有所搭配,也是像“1+1=2”一样简单明了。以上种种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 社会 文化。
这种重分别的社会文化同样体现在用餐方式上。自由的西方人奉行的是分餐制。首先是各点各的菜,想吃什么点什么,这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及至上菜后,人各一盘各吃各的,各自随意添加调料,一道菜吃完后再吃第二道菜,前后两道菜绝不混吃。西方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二)向往和谐的中国人重和合与整体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 音乐 上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上主张“身和”、“气和”,希望国家 政治 实现“政通人和”。而我们称夫妇成婚为“合卺”,称美好的婚姻为“天作之合”;当我们表示崇敬之心时,更以双手“合十”为礼,而当一切美好的事物凑集在一起时,我们将其称誉为“珠联璧合”。而这种“和合”的思想体现在烹饪上就反映为“五味调和”。就是说,烹制食物时需要在保留原料 自然 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要用阴阳五行的基本 规律 指导这一调和,调和既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才能达到“美味可口”的烹调目标。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便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丝、菠萝咕噜肉、番茄炒蛋、排骨冬瓜汤……而如果换做西厨烹制,端上桌的恐怕是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菠萝色拉,如此的中菜西做,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人把做菜称之为“烹调”,这意味着我们将烹与调合为一体,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 哲学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味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人烹调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应该等于“3”甚至更多。
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论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大家团团围坐合吃一桌菜,冷拼热炒沙锅火锅摆满桌面,客人东吃一筷西吃一勺,几道菜同时下肚。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供一桌人欣赏、品尝。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酒劝菜,体现了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同时也借此交流感情。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这些都体现了“分别”与“和合”的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综上,中西饮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都具有相对性,几千年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促成中西方的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合。全球化态势下的跨文化交际使得多样的饮食文化不断的互补与兼容。今天,享受东西方各具特色的饮食已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法式大餐、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的舶来饮食,而中国菜馆也开遍了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正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充当全球 经济 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带”。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力,正发挥着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单一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全世界。饮食文化的交流,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属于跨文化交际范畴,是一种非语言行为。 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的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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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维度是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塔德及其同事在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时采用的概念。1980年,霍夫斯塔德在调查66个国家的117,000位IBM员工的工作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基于西方文化的四个文化维度,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刚柔性。在随后他和Bond 确立了第五个文化维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文化核心维度的中美文化差异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Hofstede(1980)[1]认为,如果人的大脑是“硬件”的话,那么,文化就是“思维的软件”,因为它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只有当人们真正遭遇到其他文化时才能意识到这种差异”。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一般来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2]。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著名电子杂志 《电子世界》 进行了一次题目为“什么是全球市场成功的最大障碍”的企业咨询,对法律法规、价格、信息、语言、交流、外汇、时差和文化差异这八个因素进行选择,其调查结果显示,文化差异是最大的障碍。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推动力”,相互间经济合作、投资发展和贸易往来增长迅速。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中美双方管理者不能回避如下问题:中美之间的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如何产生的?中美文化差异又是怎样通过文化冲突表现出来的?实现跨文化有效管理的路经是怎样选择的?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是怎样重塑的?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价值观的员工是如何沟通和交流的?通过何种方式或手段实现跨文化有效管理的目标?要回答如上问题,首先就要了解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到底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1. 文化显性维度。
探讨文化,离不开语言,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 Sapir(1921)[3]在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一书中写道:“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他认为语言是一种非本能的、后天形成的“文化”功能,是人类所特有的、非本能地使用自发创作的符号沟通思想,表达情感和愿望的交际手段。Brown(1994)[4]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又是语言的一部分,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离。Nida(1998)[5]则认为语言和文化都是符号,表达着我们在语言中所说的任何事情的含义,或者外延或者内涵,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语言和文化关系,可以说文化包括语言,文化的发展影响语言的发展。由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与承载形式,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该民族的语言。在 Hofstede 的洋葱理论中,洋葱的最外表的一层象征物(Symbols)层中,就包括服装、语言、建筑物等。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也可以借用冰山理论来解释,在文化冰山理论中,如果说冰山就是整个文化的话,那么语言就是水面之上的那一部分,它反映着水面之下那一部分的内涵,也就是说,语言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为外显的部分,但是又是整个冰山的一部分。在 GLOBE 文化维度测量中,House,R.J.等人将瑞士分别以英语为母语和以法语为母语的受试者分两次测量,从而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正是因为语言是用来定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致“[6,7]。因此,在研究中美文化差异时,语言的差异作为文化的显性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文化隐性维度。
Steers,R. M. 和 Nardon,L. 于 2006 年 在 《Managing in theGlobal Economy》 一书中,提出了与全球经济中的社交和商务实际相关 5 个问题[8],这 5 个问题是:
(1) 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或掌握周围环境还是与之和谐共处?
(2) 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什么?个人和集体?社会如何组织集体行为?
(3) 权力和政权在社会中如何分配?这种分配是基于等级制与平等的概念吗?关于平等和特权的社会信条是什么?
(4) 为了规范行为,与其他因素,比如个人关系或不同环境下的独特情形相比,社会认为法律、法规、政策和正规程序有多大重要性?
(5) 人们在社会中如何安排时间来执行工作与非工作活动?人们是以线性还是非线性方式来进行工作?
根据上述五个问题,可将各维度的含义进一步分析如下:
第一,与环境关系: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社会层面来看,人们如何看待周围世界?如何看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周围的环境还是与外部环境和现实和谐共处?
第二,社会组织:指的是个人为中心还是集体为中心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基本构成是什么?个人还是集体?社会如何组织集体行为?
第三,权力分配:指的是社会中权力与权威的分布。主要关注社会中权力与权威是如何分布的?这种分布基于等级制度还是平等主义?关于平等和特权的社会信仰是什么?
第四,规则导向:指的是个人和社会控制机制以减小不确定性。社会如何通过成员的行为来确保可预见性?主要依赖一致应用的规则、政策、法律和社会规范来实施控制还是更多得依赖个人联系纽带和独特环境?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为了规范行为,与其他因素,比如个人关系或不同环境下的独特情形相比,社会认为法律、法规、政策和正规程序有多大重要性?
第五,时间模式:指的是对时间和工作的安排与利用。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如何组织和管理时间以安排工作活动和非工作活动?人们以线性还是非线性方式来完成工作?时间节奏如何?
3. 文化核心维度构成。
综上所述,对于文化的理解,可以从文化的显性及隐性角度来分析。显性文化指的是文化的外在表征,包括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方式,比如语言、色彩、标志、空间等,是容易被对方所感知与获得的;而隐性文化则指的是文化的内在核心部分,通常是隐藏在文化表层之下,不易被对方所感知,需要一定时间与实践的积累或者后天努力才能获得的,又称为根基文化。文化就如同一朵花,其中土地之下的根茎属于文化的隐性部分,土地之上的部分为显性部分,开出的花朵,长成的绿叶等,都属于显性文化。文化的显性特征采用沟通这一因素加以分析,其中语言属于花朵部分,可以称之为主文化;非文字语言沟通,如色彩、标志、体态语等其他部分属于绿叶,为次文化。文化的隐性特征则是从文化的核心维度来探讨,即不同文化的权力分配、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间模式以及规则导向五个层面,见表 1 所示。
1. 文化显性差异。
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所以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人类之间的交流离不开语言。沟通要恰当地运用语言,因为语言是沟通的主要工具和人类最主要的沟通方式。语言就是力量,语言哲学有个概念叫”话语霸权“,所指的就是语言的力量。按奥地利心理学家 Alfred Adler(1907)[9]的说法,人终生需要和其他人来建立合作的关系,而统治人类,需要通过语言的方式。人是通过语言的交流,通过语言的方式建立起来政治体制,建立起来整个社会模式等。
跨国经营企业中最常见和最公开化的文化差异,就是来自行为者双方的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差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所含的意义不同而引起的差异。这些表达方式通常是通过语言、神态、手势、表情和举止等表现出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相同的文化符号可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因为文化不只限定了谁与谁交谈、交谈什么、沟通如何进行,而且它有助于确定人们如何译码、他们拥有的信息的意义、条件与情景。在这种条件与情景下,不同的信息或许被发送、注意及翻译,或许不被发送、注意与翻译。事实上,我们拥有的所有沟通行为都较大地依赖于培育我们的文化。跨文化管理的有效沟通中,英语总是潜在的阻碍,对那些英语为非母语的说话者面临的挑战更大。不仅仅是因为两种语言的词汇、语法、发音等的区别,主要在于英语和汉语的词汇、语法及句子结构等不对等现象。
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中,往往两种语言都在运用,但是有时候,英语使用的比例更大一些。如果英语不能够流利掌握并运用,那就很容易被忽视,很多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国独资企业中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总感觉自己没有”话语权“,抢不到说话的机会,常常是自己的话还没出口,外籍员工已经先把说话的机会抢走了。因为说话是在上司 (通常是外籍人士) 面前表现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失去说话的机会就意味着在上司心目中得分会低,评价会差,以后加薪或晋升的可能性就缩小。从公司发展的角度,如果始终听不到来自不同文化员工的声音,也对公司无益。因为作为跨国公司,要在各地都运作顺利的话,必须充分利用本地人才的智慧。
所以,沟通不畅,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而英语为非母语的说话者,往往又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英语为母语的说话者,思考过程用英语进行,信息反馈到大脑时也是英语,对于英语语言之间微妙之处或者俚语、俗语的使用都能深入体会其真正含义,因此,信息总是能够被清晰而有效地传达并接受;但是针对英语为非母语的中国说话者来说,思考时使用汉语,需要表达时,信息首先需要在大脑里进行翻译转换,这期间还要受有限的词汇量所约束,等到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还要考虑词汇选择、语法转换、语气使用等等。因此,时间上就存在”滞后性“。而且由于对语言所内涵的文化背景以及引申含义等的不能达到充分理解,故信息不能总是被清晰明确地理解,有时还会造成歧义现象。
2. 文化隐性差异。
(1) 与环境关系。
掌控导向 vs 和谐导向。掌控导向:控制自然,集中于改变或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在追求个人和集体目标时强调竞争,喜爱变化和不容置疑的创新,强调物质拥有是成就的标志,强调自信、积极、阳刚 (男性化解决方法),倾向于以绩效为基础的外部报酬。和谐导向:与自然和谐相处,集中于生活在和谐氛围中,随自然和社会环境而进行调整,关系比成就重要,强调社会进步、生活质量和他人福利,保护传统,对改变持怀疑态度,强调经济、和谐、谦虚,强调被动、消极、阴柔 (女性化解决方法),倾向于论资排辈的内部报酬。这一维度主要分为和谐导向和掌控导向。
在比较中美两国与环境的关系中,分析这一维度对中美两国的差异时,主要从人与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寻求改变和控制或是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和谐生活入手。美国人专注个人奋斗,喜欢竞争,而中国人则重视和谐,正如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的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剂。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中国———和谐导向:被动、不积极、集中于与自然和谐相处并适应环境、强调社会关联、和成就相比更看重关系、小心谨慎、对改变持怀疑态度。
美国———掌控导向:决断性、前瞻性、喜欢竞争、追求个人目标、偏好于绩效回报、高度重视物质财富、变化导向。
(2) 社会组织。
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取得个人认同,集中于实现个人目标,制裁加强独立和个人的责任,以合同为基础的协议,倾向于低语境交流(直接、坦率) 和个人决策。集体主义:以集体为中心,相信通过集体成员取得个人认同,较之个人权力相比更愿意保持社会和谐,集中于实现集体目标,制裁加强集体规范的一致性,以关系为基础的协议,倾向于高语境交流 (间接、敏感) 和集体决策。
这一维度主要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主要强调了个人和组织的作用:社会关系强调个人权利和责任还是小组目标和集体行为。如前文所述,集体主义是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关键时刻,”舍弃小家为大家“;中国人具有妥协甚至中庸的民族性格;讲求以”和为贵“的统一与和谐,善于运用平衡、协调解决冲突和对立;重视伦理与道德,讲究等级秩序;推崇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鄙视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而美国的社会文化以个体为基本单位,在美国,人们强调自我与个体,相信自己的能力与控制力等。
中国———集体主义:以集体为中心、主要对家庭和组织忠诚、集中于集体目标、加强团体规范一致性、倾向于保持集体和谐,关系定位协议、高语境交流。
美国———高度个人主义:个人先来、坚定相信个人职责和控制力、加强个人责任、对他人低信任度、协约关系、低语境交流。
(3) 权力分配。
等级制度 vs 平等主义。等级制度:中央集权制,相信权力在社会中是按照等级分配的,相信最终权力的归属和继承在机构内部,强调纵向组织和专制与集中,强调领导者地位,接受权威,不愿意质疑权威。平等主义:分散集权制,相信权力在社会中应该相对平等分配,相信最终权力在人民内部共享或经选举,强调横向组织和参与决策,强调谁是最合适的,拒绝或怀疑权威,愿意质疑权威。这一维度主要分为等级制度还是平等主义。主要关于社会中的权力分配:一个社会中权力是等级制分配的还是更平等和参与形式的程度。
实际上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权力距离,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架构是儒家学说,而三纲五常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尽管现代社会有时出现少数”子为父纲,妻为夫纲“的现象,君为臣纲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这种文化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一定程度上距离和等级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处处规范着人的行为,并引导着人们的奋斗目标,即向更高的等级奋斗。而美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与人的平等是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例如美国小孩对于长辈的称呼一般就是直呼其名,这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中国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将是不孝顺、不懂事、大逆不道的。[论文网LunWenDataCom]
中国———等级制:权力大小与等级相关、政权居于制度中、强调垂直组织、偏好专制独裁决策、强调谁是领导、对权力高度尊重。
美国———适度平等:对民主原则和平等权利的强烈规范、偏好参与决策制定、基于水平选人、拒绝专制独裁、愿意质疑权威。
(4) 规则导向。
规则本位 vs 关系本位。规则本位:个人行为应该很大程度上受规则、法律、正式政策、标准操作程序和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遵守的社会规范制约,强调法律合同和保存细致的记录,破坏规则的容忍度低,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标准。关系本位:尽管规则法律很重要,但是在运行和强制执行中受重要人物或特殊环境影响而需要灵活性,强调人际关系和信任,不重视对记录的保存,破坏规则的容忍度有节制,决策经常取决于主观标准。
这一维度主要分为规则本位还是关系本位。主要关于规则的相对重要性,行为受规则、法律、正式程序的规范还是受其它因素比如独特的环境和关系的影响的程度。正如前文关于中美两国文化特征里面所谈到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重视关系的国家,人们习惯于依赖”关系“来得到自我的利益,而在美国,人们依靠规则、法律,强调彼此的合约,尊重合约和约定,对美国人来讲,世界是由事实,而不是概念组成的,他们的思维是归纳式,由事实开始向理论发展。美国人更热衷于搜集事实和数据,更看重经验和观察的方式。
中国———关系基础:在社会水平上,中国广泛使用规则和政策来降低不确定性;在小组水平上个人交流和关系更重要,规则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影响力人物的控制。
美国———规则基础:使用规则和政策来降低不确定性、高度需要确定、做事依靠书本、打破规则低容忍度、强调法律合约和记录、客观决策。
(5) 时间模式。
单一时间取向 vs 多重时间取向。单一时间取向:线性时间,对个人任务连续性关注,对工作、计划和职责履行专一,精确的时间概念,守时,以工作为中心,对工作和组织承诺,工作与私人生活分开,工作方法集中耐心。多重时间取向:非线性,多个任务同时关注,对工作、计划和职责履行交互进行,时间概念灵活,经常迟到,以人为中心,对人和人际关系承诺,工作与私人生活混合,工作方法有时不集中耐心。
这一维度主要分为单一时间取向还是多重时间取向。主要是指人们对于时间感知与任务,关注人们对于一次完成一件任务的线性时间还是同时完成多件任务。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崇尚回归自然,回归过去,重视历史,主张以史为鉴;此外,”性本善“论也使中国人容易向后看,意味着向善的本性复归。因此,中国人重视和眷恋过去,做事喜欢引经据典,追本穷源。美国文化中的时间取向属于很典型的单一时间,时间计划性强,不易改变,随意性很弱,只有在极大地意外事件,比如地震、恐怖袭击、突发的事故等难以预料的情况下才有所调整。美国文化中对时间的安排比较明确,针对要点,比如,在学校,教授们往往提前半年甚至一年都做好了下学期或下学年的时间安排,有时甚至精确到小时,若是要跟教授探讨会面,提前几个月都可以预约。与中国人的”经验(经历) 驱动“相反的是美国人的”计划驱动“,美国人不太习惯像中国人那样花许多时间在回顾过去上,但他们对制订计划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回顾过去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展望未来,对未来作好打算和计划才是明智之举,因为未来才是具体而实实在在的。
中国———适度多重时间取向:同时关注几个目标、非线性方法、相对时间概念、工作和个人生活相结合、耐心、个人关系强有力的承诺。
美国———单一时间取向:线性组织工作活动、高度工作集中、不耐烦、工作和个人生活分开、活着是去工作。
在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时,还要注意文化发展的动态特征,尤其是文化”重叠现象“的产生,因为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事实上,在各种文化中都会发现文化之间动态变化的差异。比如,人们习惯于将美国定位于高度个人主义国家,将中国定位为高度集体主义国家,但是,也有许多集体主义的美国人,同样,也有很多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因此,在文化中,就容易产生”文化重叠“现象。”文化重叠“现象指的就是在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其本身原有的独特的特征已经逐渐不明显,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化的融汇现象,比如,一项针对青年中国经理人和美国经理人的工作价值观定位的两阶段调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在集体主义倾向上有很强的一致性,中国大都市的高管人员的价值观可能持有与美国高管人员类似的价值观,但仍旧在文化上看重家庭安全 (嵌入性) 和尊重上级 (层级性)[10]。
这些研究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文化的动态发展特性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力,表明文化重叠现象已经在如今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并且继续发展,并且不仅仅存在于个人主义倾向与集体主义倾向的研究中,同样的,关于时间取向问题,许多国家都是单一时间取向和多重时间取向的混合体,中国也是如此,也在逐渐由多重时间取向过渡到单一时间,并且两种时间取向相互影响。由此可见,文化重叠现象属于动态发展现象,随着时间的变化,文化也处于不同的相互变化、相互影响之下。
首先,文化价值观和信仰是人们做决策时的核心,人们根据价值观采取行为,价值观就是他们认为和相信重要的东西。其次,文化价值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文化价值观也在随之变化,中国社会如此,美国社会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变化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为人们在儿童时代所接受的价值观比较持久,但随着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不断增加,视野不断扩大,周围环境的不断改变,之前的价值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图 1 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例,形象地表现出中美文化重叠现象。
五、结论。
美国经济学家 David. A. Felix 指出,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忽视了文化上的细微差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 Peter Drucker 也认为,国际企业其经营管理 ”基本上是一个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相结合的统一管理。“文化差异是许多跨国公司入土中国后战败而归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以认为,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度运营,最大的挑战就是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的根本在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今后一段时期,跨国公司在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文化差异挑战,使基于在华跨国公司暴露于文化差异中的机会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跨文化冲突会全方位影响其经营运作,跨国公司对其在华投资的系统化管理也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文化并不是静止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在各种文化中都会发现文化之间动态变化的差异。特别是对于其母国与中国之间”文化距离“较远、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差异较大的欧美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投资经营逐渐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大大降低了这些差异中所蕴含的风险,这使得跨国公司的进入方式从当初基于规避风险的合资企业方式转向了基于全球战略的独资企业方式。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文化重叠“现象,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差异,要变不利为有利,最大限度地在跨国公司进行跨文化管理,尽可能地减少文化冲突带来的经营和运作的障碍,实现跨国公司效益的巨大提升。
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管理的影响属于双重性质的,文化的差异性在企业管理中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加多样的管理风格和更加丰富的管理思想,因为文化差异除了可能带来摩擦与冲突外,也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客观对待文化差异,尽量避免文化差异夸大化,正确认识和理解跨文化冲突,处理和化解跨国公司管理领域中的跨文化冲突与摩擦,实现跨文化管理的协调一致性,是跨国公司借助海外市场收获母国与东道国双赢或多赢结果的最重要选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正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重视文化冲突带来的影响,全面实施科学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同样,对于要走出国门,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重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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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仪式中出现的筷子多用洁净的原木或青竹制成,被视为神灵依附之物。日本各地至今仍残留着分手时在门口摔碗的习俗,这是由于人们不想让自己的灵魂留在上面,碗筷承载着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促使了“割り箸(わりばし)”(方便筷)的发明。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筷子看日本文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本文通过筷子这种取食工具分析日本文化的内涵。日本和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和筷子文化圈。从中国引入日本后筷子后在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发展,并产生了独特的筷子文化。筷子的长度和形状也进行了改造,与中国多用竹筷子不同,日本筷子多木制、稍短、尖头粗尾,更好的适应日本饮食多生冷、分餐制的特点。日本筷子还因使用者而有所区别,有儿童专用筷、成人专用筷、客人专用筷,还分男女筷。公用筷和方便筷的产生都缘于日本人认为筷子用后灵魂会停留在上面,不能让别人玷污了自己的灵魂而使自己遭受灾祸。在筷子的使用上有多达几十种禁忌,其中除了不雅举止外,有的还和葬礼有关系。
关键词:箸;筷子文化圈;灵魂;禁忌;日本文化;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浅谈从筷子看日本文化
在日语中筷子称为“箸”。按照《箸の文化史》的记载,日本首次正式使用筷子是在隋朝裴世清使团的访问时的日本宫廷宴会上。圣德太子听了遣隋使者小野妹子对隋朝宫廷宴会的描述,决定用中国礼仪款待中国使团,“箸食制度”就此引入日本。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710-784),随着唐风盛行,筷子进入到日本的普通家庭中,“唐箸”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发展。
如果以吃饭时获取食物的方式为基准,世界可以被划分成三部分:用手的占四成,用筷子和用刀叉的各三成。筷子文化圈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等,这恰好和汉字文化圈重合。与其他用筷子的国家兼用汤勺不同,日本人只用筷子,包括喝酱汤的时候。日本料理中允许直接用嘴接触碗去喝汤汁,而在中国喝汤时要用“レンゲ”(调羹,因形似凋谢的莲花得名)。
日语中“箸”的训读和日语汉字“端”、“桥”相同。日本认同儒家文化,“箸”基本沿袭中国理念。“端”指制作箸的材料仅是竹子或木头的局部,也可以用来表示筷子形状“首方足圆”,将“天”与“地”连为一体,表现人们对天地赐予食物的感恩。汉字“端”又有端庄、端正之意,所以也要求拿筷子时举止要端庄。碗中的食物与嘴巴之间,需要一个“桥”才能进食。可见,“箸”在日语训读中的读音非常巧妙和讲究。庆祝活动时使用名为“太箸”( ふとばし) 的竹筷字,这种筷子中间鼓起,据说一头由神使用,另一头由人来使用,筷子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体现了日本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
日本虽不是发明筷字的国家,但于1975年将8月4日定为“箸の日”,因为日语中“箸”读作“は(8)し(4)”。每年的筷子节,主妇们纷纷购买新筷子,焚烧旧筷子,提倡正确使用筷子,感谢筷子为人类进餐做出的贡献。日本的研究显示,筷子巧妙运用杠杆原理,用其吃饭使人手巧,可以训练大脑使之灵活,人在用筷子夹取食物时,有80多个关节和50条肌肉在运动,并且与脑神经有关。
多田道太郎将筷子视为“高级工具”,“仔细考察叉子,就会发现叉子其实从纵向延伸了人类的手指,也即叉子是人类手指的延长。”“与之相比,筷子必须手握两根小棒加以操作。如果不加操作,根本无法发挥其工具的作用。”筷子的实用功能很多,能挑、拨、翻、扒、捡、捞、戳、夹。无论烹饪方法是煎、炒、煮、烧、炸、烤,也无论对象是丝、片、条、丁、丸、块,只要灵活转动挑拨张合伸缩,全部都可以实现。“若从用手指灵巧操作这一点来看,或许能说筷子是最高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叉子无论如何都不占优势”。
日本的筷子和中国的竹筷子相比,多木制、稍短、尖头粗尾。因为饮食中多生冷食物,如生鱼片,日本人将筷子前端改成又尖又细的圆锥形,使用起来更方便。中国人在很多人围着桌子吃饭时,使用长筷子可以轻松夹到远处的菜品,还可以帮别人夹菜。而日本人就餐时,每个人跟前都有一份饭菜,所以日本的筷子不需要那么长。
日本的筷子因使用者而有所区别,有儿童专用筷、成人专用筷,还有客人专用筷。甚至还分男女,男用的筷子比女用筷子粗且长,夫妻饭碗也一样,男用的比女用的大,这样看起来女子吃得少,可以显出女子的文雅。
烹饪时用的筷子有“菜箸”和“真鱼箸”,比就餐用的筷子长,约有三四十公分。为了防止串味,往盘子里摆放菜时用“菜箸”,切割和摆放鸡、鱼时用“真鱼箸”,这样的情景在古代的画卷中也可以看到。从火盆里取炭时用的金属制筷子叫“火箸(ひばし)”(火筷子)。
直接用自己的筷子从盘里取菜被称为“直箸(じかばし)”。吃生鱼片拼盘或火锅的时候如果没有配备“取り箸”(公用筷),日本人会向服务员索取,或者把自己的筷子倒置,用自己的嘴没有碰到的另一端夹取食物。“洁癖”的日本人还准备有“取り皿”(小碟子),将食物先用“取り箸”夹到“取り皿”后再食用。在接待的场合,如果喝醉了忘记用筷子的哪一端从大盘里夹取食物,招待方会很体贴的告之不用倒置筷子,以显示其亲切与体贴。
在明治三十年(1897)之前日本人进餐时都有属于自己的“食案”,类似于现在的“矮脚饭桌”,上面放着各种分好的饭菜和碗筷。虽然这一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未消失。现在的日本家庭中,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碗筷,孩子会说自己父母的碗筷“不干净”而拒绝使用。虽然大多数家长并没有对碗筷一定属于某人进行教育,但是在传统的日本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心里,还是有一种碗筷是专用的意识,不允许别人碰。而对于西洋传过来的咖啡杯子和咖喱盘子以及刀叉,却很少有人在意之前是否有人使用过。
在民俗仪式中出现的筷子多用洁净的原木或青竹制成,被视为神灵依附之物。日本各地至今仍残留着分手时在门口摔碗的习俗,这是由于人们不想让自己的灵魂留在上面,碗筷承载着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促使了“割り箸(わりばし)”(方便筷)的发明。在古代日本,人们出门都会带着自己的筷子,因为外出就餐无法忍受别人用过的筷子。方便筷是江户时代(1603-1867)后期随着“二八荞麦面”(两成面粉和八成荞麦粉做成的荞麦面)在街头的热卖而出现的。一次性的筷子用过后就不会再有人用了,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是会在吃完面后将筷子折断扔掉。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灵魂会停留在用过的筷子上,随便丢弃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至今仍有人会在吃完便当后随手将筷子折断。
虽然日本人只用筷子作为夹取和进食的工具,但吃寿司时却是用手的。原先寿司在江户末期的街头摊点作为站着食用的快餐出售,肚子饿时拿起来就可以吃,使用筷子却显得很麻烦。现在的日本,在讲究的寿司店吃寿司不仅仅是用手这么简单,还要按照鱼游泳的方向握寿司。触觉也是进餐时的重要感觉,从触觉的角度来看,用手进餐的效果最佳。舌头得到的触觉使得品尝寿司成为感动。而用筷子夹着寿司翻动蘸取酱油时,会因寿司松散而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日本人在筷子的使用上有几十种禁忌,这些不雅动作称为“嫌い箸(きらいばし)”。日本习俗认为,死亡是从“此岸”抵达“彼岸”,使用“骨箸(コツバシ)”捡拾火葬后的尸骨,这种筷子的长度或者材质要不同。亲朋两个人一起用筷子把死者的骨头从骨灰中捡出来放到骨灰罐中,或由一个人用筷子传给另一个人,再由这个人放入罐中。筷子在这种习俗中承担了逝者到达“彼岸”的桥梁的作用。所以在日本人看来,就餐中两个人用筷子传递食物,或给别人使用长短或材质不同的两根筷子是不吉利的。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与自己的民族特点结合进行相应的改造,我们通过筷子这一生活中极为普通的餐具可以窥见日本的独特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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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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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胡文仲认为“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人们需要了解他国的图书、音像作品,因此需要将这些文化作品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即翻译。美国翻译理论家奈特认为,所谓翻译就是指从语言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因此翻译的本质是将一种语言以最为贴切恰当的对等方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一种文化中被人所熟知的事物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成为鲜为人知的事情,因此要做到对等翻译需要翻译者对目标语文化具有足够的了解,能够恰当地找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等语言。总的来说,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宗教文化作为西方国家重要的社会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渗透到西方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和民族风俗等各个方面中去了。宗教是西方人们的精神支柱,宗教文化对英语词汇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英语中的很多词汇和典故都出自宗教中记录的一些民间故事和传闻,例如很多派生词、格言、习语都出自《圣经》。相对应的,在中国汉语文化中也有很多语言文化出自佛教。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具体是宗教文化的差异,商务英语翻译者需要准确了解中西文化的背景,保证翻译的准确性,提高商业活动的效益。
谚语的流传都带有一定的小典故,其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气息,也可能是历史文化或者人物传记演变而来,所以在商务英语的翻译过程中,关于谚语的翻译一定要注意文化差异。关于谚语的翻译有三种方法,下面来一一介绍:to be on thin ice 和burnone’s boats 这一类的谚语可以采用套译法,翻译为:如履薄冰和破釜沉舟;to turn a blind eye to 可以采用直译法,翻译为熟视无睹;to ride one’s high horse 可以采用意译法,翻译为趾高气扬;对于有一定典故的谚语,需要熟悉典故的出处,例如Achilles’s heel 这个谚语,直译过来就是“阿基里斯的脚踵”,然而这样的翻译没有太大的意义,首先我们要了解阿基里斯的出处。在希腊神话里面阿基里斯是一位勇士,从没有被打败过,但是敌人找到了他的弱点,就是他的脚踵,然后通过攻击他的脚踵打败了阿基里斯。所以Achilles’s heel 在中国文化里面,翻译为“致命弱点”。
思维方式即人们思考和认识外界事物的方式,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由于欧美和中国所处地区环境不同,因此而形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条件各不相同,由此而形成了该语言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西方人比较重视抽象思维。英语在表达思想时,逻辑严谨,由主到次。如英语句子通常先给出主要信息,然后再介绍辅助信息,如时间、地点等等。而汉语言则是散点思维,表达按照多种关系排列,如时间顺序,因果关系等等。同样,英语重视形式逻辑,即形和,在表达时使用各种形式连接词以表示其连接关系;而汉语恰好相反,“汉语句法结构重意合,句中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多依靠语义的的贯通、语境的映衬,而少用连接词语”。②例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翻译过来为“If I had known itwould come to this, I would have acted differently.”。上面的汉语句子是由两个分句构成的而没有连接词,但是从逻辑上是从属关系,因此表达意思简洁明了。而翻译成英语时则使用连接词来表达条件和结果的逻辑关系,这符合英语的形和的特点。
翻译中,人们不仅需要注意词的准确性,而且要了解词的内涵意思,而词的内涵意思又是其所承载的文化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不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就有可能在翻译中造成理解错误或者语用失误。例如在美国的大街上可以偶尔看到一辆红色或者黑色的小汽车上面喷涂着“I am yellow”的句子。如果直译过来就是“我是黄色的”。而这样的翻译通常让中国人很困惑,在中国人眼里,说一个人是黄色的代表其低俗与下流。其实美国文化中出租车通常是黄色的,因此yellow通常有出租车的意思。因此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是出租车”。又如美国文化中涉及到狗的成语很多,狗在美国文化中被视为是人的忠实的朋友,因此涉及到狗的成语一般是褒义的,如a 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等,而狗在中国人眼里一般含有贬义,如走狗、狗仗人势、狂犬吠日等等。又如中国人常说“惧内”为“气管炎”(谐音“妻管严”),因此中国开玩笑中的“他有气管炎”如果翻译成“He suffers from trachEitis”在外国人眼里一点也不好笑,外国人会疑惑的问:“So what? Why are you laughing so hard when heis suffering from tracheitis?”这显然是一种翻译的语用失误。如果翻译成“He is an obedient husband.”虽然可以基本表达意思,但是丢失了原话的幽默。因此如果翻译成“He is a henpecked man.”则会在效果上更加惟妙惟肖。
总而言之,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桥梁,英语和汉语虽然拥有近似的表达方式,但其表达方式的个性特征却不尽相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中西方文化差异,让人们在英语翻译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错误和困惑。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风俗与礼仪、思维模式以及文化差异引起的词汇歧义加以考虑,多了解西方的风土民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及历史背景,透过语句的表面看本质,以达到更加良好、还原度更高的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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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日本实施物质循环型社会(SMC)基本计划在实现从循环型经济到循环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垃圾围城和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日本的这一富有特色的物质流量指标与努力指数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循环型社会;低碳经济;物质流动指标;努力指数。
论文正文:
中日构建循环型社会指标的分析与比较
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日本个人、企业和社团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也曾面临经济高速增长,生态快速恶化的问题。基于规模生产和大量消费的日本传统社会,每年产生4.7亿吨废弃物,碳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居高不下,城市为大量的废弃物所包围,最终使得环境保护成为空谈,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为日本社会发展敲响警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到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实现了从公害对策管理向环境负荷管理的转变。《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在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除基本法之外还有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再生资源促进法》以及《容器包装品的分类回收及再商品化促进法》、《特定家用电器的再商品化促进法》、《建筑废材再资源化法》等单项法。
在基本法基础上,日本政府先后提出构建循环型社会第一和第二基本计划,明确发展循环型社会操作目标和政策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凝聚了社会共识,并取得一定效果。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建立,第一基本计划中提出了物质流动指标(MaterialFlow Indicators)和努力指数(Effort Indices),并基于指标、指数的监测结果确定了具体实施目标。第二基本计划考虑了资源减少、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吸取了国际组织、产业界的意见,以2015年为目标期,增加了部分反映环境和气候变化新要求的指标,致力于构建物质循环型社会(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低碳社会(Low Carbon Society),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Societyin Harmony with Nature)。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城镇化速度保持了较高水平。“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10.5%,1978-200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1.1857%,即每年城镇约增加1574.6万人。2008年底,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已达到45.7%。按照2000年以来的速度,采用线性趋势外推法,2029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人口将增加3.3亿人。由于城乡资源能源消耗存在差异,仅城镇化一项,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按照2008年数据计算,每年1574.6万人进入城市,全社会生活能耗会增加247.8万tce,全社会生活用水量增加约6.49亿立方米。在CO2排放量方面,按照世界能源署(IEA)测算,1990到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增加了170.6%,2007年CO2排放量60.7亿吨,约占全球CO2排放量的21%,位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高达1.47亿吨,由于人多地少,全国范围很多地方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各种社会矛盾也相伴而生。一些地方对循环经济实施方法的理解有偏差,焚烧没有经过正确分类的垃圾,对环境造成损害,引发社会公共事件。
在此背景下,本文简述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特色指标和实施目标,并与中国相关指标、目标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各地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现从循环经济向循环型社会的整体跨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将循环型社会定义为: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费、防止或减少废物产生,促进产品适当的循环利用,妥善处理不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最大程度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一方面要防止原材料成为废弃物,即要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减少产品向废弃物的转化,主要通过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来实现。循环利用包括再使用(reuse),再生利用(reclamation)和热回收(heat recovery)。该基本法明确要求从技术和经济性综合权衡决定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处置,并要求政府制定《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计划》,采取整体和系统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
在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第二基本计划》中,为了推动循环型社会形成,依据基本法中关于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分别设计了物质流动指标和努力指数,并明确了具体的实施目标。
(一)物质流动指标及目标。
与第一基本计划相同,第二基本计划采用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三个指标分别反映社会实物流动的三个方面,根据日本经济结构变化和环境变化,补充了金属矿物生产率、和CO2减排两个指标,规定了2015年这五个指标的目标值,这些指标值均可以通过构建全社会物流图计算获得。
1、资源的生产率=GDP/自然资源输入。近年来,整体来说,日本资源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新的问题,随着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新应用的需求增长,岩土资源输入显著下降了,原油和金属资源的输入量有所增加,由于这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约束,导致工业废弃物数量上升。在第二计划中,设定2015目标值达到42万日元/吨,达到1990年的两倍。
2、循环利用率=循环利用量/(循环利用量+资源输入量)。日本2015年目标为14%~15%,比1990年的8%提高约80%。
3、废弃物最终处理量。2004年就日本全国而言,最终处理场工业废弃物的剩余处理容量仅能维持7.7年,在大城市区仅剩下3.4年。因而,废弃物处理量成为一项关键指标,第二计划设定2015年目标为0.23亿吨,比1990年的1.1亿吨下降了80%。
4、金属矿物资源的资源生产率。即在自然资源输入中除去非金属矿物计算出的资源生产率。
设定的目标为77万日元/吨,比2000年的59万日元增加了30%。
5、CO2减排目标。用以测度循环型社会和低碳社会整合发展的实现情况。废弃物和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废弃物转换为原料燃料,废弃物发电实现。2010年在废弃物方面,预计实现二氧化碳减排780万吨。
除上述指标以外,第二基本计划其他指标未设定实施目标,仅用于监测变化,识别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二)努力指数及目标。
构建循环型社会不仅仅需要科技、制度和策略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生产、消费观念的转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努力指数同样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设定实施目标的部分,二是用于监测变化情况的指数。前者测度包括减少废弃物数量、思想和行动改变、促进循环企业发展、实施个人循环利用法案四个方面。
1、减少废弃物数量。
减少市政固体废弃物数量。城市家庭和商业活动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不同的。因而,该计划有针对性的设定了三个努力指数。首先是,全社会(包括公众和商业机构)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2015年比2000年下降10%;其次,为了评价公众减少垃圾数量和参与分类收集的努力水平,设定2015年家庭每人每天垃圾排放数量(不含回收利用量)比2000年下降20%的目标;第三,对于商业活动排放的废弃物总量,则要比2000年下降20%。减少工业废弃物数量,2015年工业废弃物最终处理量,比2000年的8900万吨减少60%,比1990年减少80%。
2、思想和行动的改变。
通过调查问卷来测度构建SMC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改变。该计划的目标设定为:90%的回答者会选择倾向于减少垃圾排放,重复利用现有产品和购买绿色产品,而且有50%会采取切实的行动。调查问卷的问项充分考虑到生活方式转变,例如增加了互联网使用、自行携带购物袋等方面的内容,在问卷调研中也利用网络等媒介使得整个过程更为便利和有效。
3、促进循环企业发展。
促进绿色采购。设定目标为:50%的地方政府、上市企业(东京、大阪、名古屋证交所一板或二板市场上市企业),30%的非上市企业(非上市,而且雇员数500以上)在组织范围内实施了绿色采购。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鼓励开展ISO14001认证。拓展循环企业的市场规模。2015年循环型企业市场规模达到2000年的两倍,循环企业雇员数也在考虑范围内。
4、持续实施针对个别项目或企业类型的循环利用法案和计划。
其他指数则用来获取变动情况的量化信息,找到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方法。
(一)指标设定的法律依据。
中国没有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明确提法,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实现目标,散布于中国政府各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自2009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还体现在《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中。
如前所述,日本推动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由一部基本法、两部综合法和六部单项法组成,除此之外由政府定期制定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
(二)物质流动指标。
2007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利用现有的数据信息基础,针对宏观层面和工业园区分别编制。宏观评价指标由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和废物处置降低指标五大部分构成。其中,资源产出率指标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与一次资源消耗量之比,为了具有可比性,这里的GDP是以不变价计算。一次资源利用效益越高,该项指标比率越高;资源消耗率指标主要描述单位产品或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可反映减量化的实现情况;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垃圾、农业秸秆等废物的资源化利用程度;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状况,体现了节约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要求。废物排放降低指标,主要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
由上可知,中国的循环经济指标关注重点在于循环性“经济”而非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经济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缺少对全社会的统计。在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中,尚未纳入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指标。
(三)评价体系。
基于对循环型经济的侧重,中国重视对循环经济最终成果的事后评价,尚未建立针对循环型社会主要相关群体: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参与循环型社会构建的努力程度的测度指数,缺少进行努力程度的过程控制。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指标包括对结果的评价,也包括对过程中态度、努力程度的评价。
(四)实施目标比较。
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资源产出率提高15%的目标,同时提出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的目标。尚未纳入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以及废弃物排放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约束性目标。同时,中国未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努力程度设定实施目标。
三、对中国构建循环型社会的借鉴意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属于《日本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规定的实现立法目标的重要手段,致力于整合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和与环境友好三个方面。其基本计划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计划增加了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面临能源、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的严峻压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一发展阶段,从关注“经济”向更加关注“社会”,从发展循环型“经济”向构建循环型“社会”是应有之义。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指标体系对公民、社团、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推动循环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均给予重视,采用努力程度指标,反映各相关实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过程中的态度、努力程度。即不仅考虑结果,而且评价其努力过程。对于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具有较大的意义。通过定期修订事后评价和过程评价指标和不断付诸实践,能够形成明确的舆论导向和氛围,提高社会公众对循环型社会的认知度,增强相关群体在构建循环型社会中的责任感和参与度。
日本过程评价中所采用的一些相对灵活的量化方法值得借鉴。例如,采用调研问卷测度利益相关实体对于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态度。个人对于产品过度包装的拒绝意向,自带购物袋的比例等;对地方政府则用其为发展循环型社会制定的计划数目来测度其积极程度。对企业来说,定量指标包括了购买绿色产品的比例和环境体系认证的数量。
(三)建立完善单项法律法规。
中国虽然在《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一些环境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推进循环经济的内容,但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一部总纲性质的法律,条文不够全面,尤其缺乏日本类似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的实施文件和《容器包装回收利用法》、《家用电器回收利用法》、《建筑材料回收利用法》等专门法律。
精细化管理不仅为日本企业家所擅长,其精髓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循环型社会构建方面,精细化管理既反映在计划条文规定的细致入微,又表现在实际操作中的周到考虑方面。
例如,在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中,对商业机构、个人垃圾的减排量都有明确的量化规定,要求市民把垃圾区分开并放在设计好的位置。实际生活中,日本垃圾分类细致科学,垃圾分为可燃垃圾、金属陶器及玻璃制品、可再利用资源类垃圾(塑料、纸制品等)、大型垃圾(如家电)四大类。垃圾不能擅自随意处理,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作为租房者会收到房东提供的介绍详细垃圾分类回收时间、方法的手册,每个家庭在丢弃生活垃圾前要按照要求对垃圾进行初步处理,例如,可再生的塑料瓶要清洗干净、报刊杂志要用绳子捆扎,干电池等有害垃圾必须装入不同垃圾袋与可再生垃圾分开等等。
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和商业活动的垃圾排放方面的指标,尚未纳入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规划目标中去。建城2010[63]号文已明确提出:“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促进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应当把具体量化指标和实施指标纳入到规划中去。
日本在构建循环型社会方面的统计比较完善,因而其实施目标中有较多量化指标。在日本统计年鉴第24章,针对可再生容器回收情况就进行了统计,统计项目涉及无色玻璃容器、纸制容器包装、塑料包装和容器等,分别统计了期望收集数量、实际收集数量,涉及的市政当局数和人口比例,年内再商品化量和再商品化率等项目。
由于中国现有统计数据指标、统计调查方式限制,前述一些指标尚未纳入到实施目标中。中国现有的统计系统、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主要是反映经济社会活动方面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相对不太健全。从3R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就是资源的循环、高效和减量利用。建议在后续的循环经济统计中考虑加入其他物质流动指标,把废弃物处理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统计调查范畴,并明确物质流动的调查统计组织方法,把循环利用率、最终处理量在内的物质流动目标纳入循环经济专项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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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它不仅包括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涉及不同商业文化之间的沟通。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 、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1.探究词语的历史、社会背景意义及文化内涵,准确把握文化信息的对等。文化翻译既要考虑历史、社会背景,又要注重那些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语,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思维,既要注重文化深层的蕴含,又要了解语言表层含义的异同之处。
2.恰当使用汉语中的习语和规范语,以最佳的方式展视文化信息。文化翻译实践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原语文字与文化内容进行深刻剖析,得其义,悟其神,然后用锤炼过的译语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过程。译语不仅要保持前面所说的“原味”,而且必要时还要具有“本土味”,即采用规范的汉语和被中国人接受的习惯表达方式,否则同样也达不到“传真”效果。
3.不要给“洋人”穿上“长袍马褂”,原汁原味地体现文化。鲁迅先生在谈翻译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异国情调,也就是所谓的洋气。此处“洋气”是指保存原语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不要使英语说法带上特有的中国色彩。例如:英语成语(a region)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来自《圣经》,牛奶和蜂蜜是西方人熟悉的食品,这一成语如译成汉语的“鱼米之乡”,虽然意思相近,但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了。故还是译成“物产富饶之地”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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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它不仅包括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涉及不同商业文化之间的沟通。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
关键词:商务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思维方式
Abstract: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is a Interlingual conversion. It not only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linguistic signs, but also involv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mmercial cultur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must find a relevant point between foreign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mode of thinking
综上所述,要准确地进行翻译,就必须考虑这三个要素:不同语域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 、文化传统,所以,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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