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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性因素。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拉近贫富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贫困群体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我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村扶贫政策和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工作视角下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障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从我国开展系统的扶贫工作以来,取得很大成效,但是,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比如扶贫资源匮乏,民众参与程度低、忽视贫困人口增能、地域差异大等。尤其是扶贫政策执行上,在政策宣传、工作执行理念、扶贫对象的选择、相关部门协调等工作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对策,政府和学界一直以来也非常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本文运用社会工作的视角,通过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缺陷,论述了社会工作介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以及所能采取的策略。
(一)扶贫资源不足
我国扶贫政策的推动主体一直都是政府在扮演主角,社会力量只是做一些小范围的慈善类辅助,这就导致了有限的扶贫资源相对于基数庞大的贫困人群显得微不足道。另外一个表现是扶贫的人力资源上,扶贫政策的执行主体缺乏专业性的知识,很难克服传统思想,使得扶贫局面僵化。再加上具体参与政策执行的工作人员文化基础薄弱,造成了在农村地区缺乏依法执行的环境,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严重。
(二)政策宣传不到位
在广大农村,民众是缺少了解扶贫政策的环境的,扶贫的大多数受众只是被政策执行人员告知自己被选为扶贫的对象。很少会出现,困难群众能够把自身及家庭的处境和相关的扶贫政策进行对照,从而去主动的申请政府救助或者其他组织的照顾。这种局面对于贫困人群来说是被动的,是不了解政策的内容酿成的,是政策宣传不到位的直接体现。
(三)忽视贫困人群增能
历来的扶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或者是暂时性的度过人生重大变故造成的困境。采用的手段也仅仅是给予物质的帮助或者金钱的补贴。而把心理的疏导、再生产能力的培养、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触及到。这就严重影响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以及贫困人群的再生产能力。
(四)公众参与程度低
第一点是民众对扶贫资源的贡献度比较低,扶贫资源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组织的贡献也主要是针对突发性、临时性、灾难性的事件,比如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而缺乏长效性的扶贫支持。另一个方面是指农村扶贫政策执行中能够鼓励民众利用其监督权利的制度不完善,不能调动民众参与政策执行的积极性,民众的一贯态度是:只要没有涉及到自身利益或者对自己的伤害还在承受范围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会把问题反映上去。
(一)扶贫政策正朝着社会工作的理念方向发展
从发展的源头上看,反贫困是社会工作专业诞生的开始。以贫穷人群为核心的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工作天然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在解决服务对象的贫穷问题时,与现行的扶贫政策理念不同的地方是,其着力于服务对象的自我实现能力和社会的容纳程度。即是社会工作专业一直倡导的“助人自助”原则和“人本主义”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科技下乡”、“文化下乡”等为代表的人文扶贫政策的实施,让原有的以满足贫困人群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农村扶贫政策在理念得到了改变,在功能上得到了扩展。服务型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开发性扶贫模式的建立,让传统的扶贫制度在理念上逐渐与社会工作趋同。这就推动了我国政府允许社会工作参与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进程,给社会工作介入扶贫政策执行提供了平台。
(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成为扶贫政策执行的新手段
可以说,现代扶贫制度和社会工作在理念上具有一致性,在服务对象上具有相通性,其区别只是在采取的工作方法上,社会工作会显得更加专业性、人性化。随着扶贫政策执行方法多元化,以及扶贫对象需求多样化的发展,社会工作必将成为我国农村扶贫事业中的新手段。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等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宣传、贫困人群增能、执行人员增质、以及建立多方参与扶贫制度上必定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工作能够克服传统扶贫制度由于补助标准统一性、救助对象整体性所带来的无法针对性的解决贫困个人及家庭特殊需要的弱点,能够使得到照顾的群体更加细化。在资源的募集上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能够赋予这一行动以专业性的意义,使资源的供给渠道更加广阔。
(一)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
第一个介入策略是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所谓宣传就是是把扶贫政策清晰的传达到目标人群当中,让他们了解政策的内容、目的、意义。这个体系包括政策的公开透明、开拓贫困人群申请帮扶的通道、及时主动的处理民众意见并通告处理结果。
社会工作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连接政府和民众的桥梁,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方存在,用列宁的观点就是社会工作能够发挥其社会组织的自觉性,能够主动呼吁政府公开扶贫政策,透明扶贫过程。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民众贫困信息方面能够把处理结果及时有效的告知对方,以增加了民众对政策的认知和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工作的介入还能给扶贫政策的宣传提供一条间接性的道路,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能够把扶贫政策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相结合,传达给受助人一种自决、自助等积极向上的观念,这就调动了受助对象的积极性,去主动了解相关的扶贫政策,也就直接开拓了贫困人群主动申请帮扶的通道,对政策的宣传意义重大。
(二)建立专业的政策执行人员培训体系
第二点介入策略就是建立专业的人员培训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帮助政策执行主体掌握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等工作方法,理解社会工作反贫困的理念以及社会工作在助人服务活动中的伦理价值观。
拥有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者参与扶贫政策的执行,能够提升执行主体的整体素质,能够改变传统的“恩赐式”扶贫的现状,就会促进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和执行效果的长期性。所以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一个重大策略就是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武装政策执行人员。
(三)建立扶贫对象的增能体系
第三点介入策略是注重扶贫对象的增能。社会工作在反贫困的道路上一直受到“曾权理论”的指导,注重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的发展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建立增能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增强贫困人群克服贫困的技能水平和心理素质。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对贫困人群的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构、可动用资源的整合都能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社区工作中的社区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地区的物质建设和人的发展双重推动。给整体上促使农村地区走出贫困提供了可靠的思路。
(四)建立多方参与的扶贫推动机制
第四点介入策略是建立多方参与的扶贫推动机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公众参与扶贫政策监督,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激发民众或者受助对象的社会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对扶贫政策执行进行监督。引入社会工作,可以采用专业的方法对扶贫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以达到宣传服务到位、瞄准服务对象、合理运用执行方法的目的;第二个是公众参与扶贫资源的供给。历来都是政府主导的扶贫资源供给模式,社会工作的介入就是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对困难人群进行帮助,形成全方位支持扶贫的局面。
总之,面对我国扶贫政策执行产生的困境,社会工作能够凭借其专业价值观和专业方法给予有效的解决,我国的政治环境也能为社会工作参与扶贫事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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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为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是更好的配置并维护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当下国家为流动人口提供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但保障对象的参保积极性确不高,由此影响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利益视角下的政治与社会保障的契合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政治与社会保障本源意义上都是利益调节手段,大同理想与城邦之善是两者共同的价值目标与理想追求。在阶级社会里,两者因利益分化而相分离,但健全的福利保障给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利益分化消灭,政治与社会保障将达到最终契合。
关键词:政治;社会保障;大同理想;城邦之善;民主;契合
政治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因概念的内涵丰富而复杂多样。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社会保障是政治涵盖下的子范畴;而追求民生保障与福利却又是现代政治行为的理想信念与价值目标;社会保障作为利益调节手段与本源意义上的政治高度契合。
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要求对社会成果进行分配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建立在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与特征的需要就是利益[1]。利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源,政治与社会保障从本源意义上都是围绕特定利益的分配而结成的社会关系。
政治的定义在政治学研究领域是个根本范畴式的却无定论的永恒论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的定义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利益说,权力说,价值分配说,社会关系说等。各种定义从政治的不同特征对其进行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行为是出于特定的利益需要,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王浦劬先生认为,政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3]
在现代社会里,学者一般从制度安排范畴来定义社会保障,但本文将其作为一个与人类社会历史几乎共始终的范畴,其产生是以利益差异的存在为前提,应从理念、实践、制度三个层面来理解。理念层面上,社会保障是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底线,最终实现公平、正义、共享的目标;实践层面上,社会保障是实施利益调节的活动过程;而在制度层面上,社会保障是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最终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一种制度安排[4]。本文中社会保障是宽泛的范畴。
在起源上,政治是作为调节利益差别的手段而出现的。政治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原始社会,人们生产能力极端低下,生产力极端落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氏族发展到族外婚阶段即进入氏族公社时期,原始社会形态一般说来经历了氏族、胞族、部落及部落联盟等阶段。以氏族组织内部的男女地位差异为发轫,各个阶段均存在利益差别,为了维护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抵御外界风险与侵略,各种公共权力机构应运而生,进行利益调节以确保利益共享,如氏族议事会、胞族议事会、部落联盟首长制等。这种公共权力带有道德强制性,公共权力内部成员拥有平等表决权和选举权,任何人均无特权,这种由于氏族成员的利益差别及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产生的公共权力及机关,马克思将其称为“氏族民主制”。起源上,政治即是以公共权力的形式实现与维护利益的共享。
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原来掌握公共权力的成员逐步沦为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利益共享的前提被打破,利益逐步分化,掌握公共权力的成员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各种职能与机构,维护对利益的占有,私有制产生,国家出现。政治不再是调节利益差别的手段,与社会保障相分离。随着利益严重两极化,政治实践本质上是运用公共权力统治行为。具体表现为阶级压迫、剥削、管理、控制。社会保障行为沦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是政治统治下的手段之一,具体表现为有限度、有条件的安抚与救济,即以维护政治稳定为条件,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为限度。与政治制度发展相适应,社会保障行为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治政治制度的构成部分。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私欲膨胀、强掩弱、众暴寡的社会现实,引发了人们的愤怒和不满,成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追求自由生活思想的基础。《诗经?硕鼠》所表达的正是劳动者们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与此同时,东西方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对政治的价值与目标进行了探索与希骥,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原始共产主义的留恋与向往。孔子倡仁政,德政,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大同”,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学者在《礼记?礼运》中借孔子之口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大同的理想社会中,奉行“天下为公”的原则,处处充溢着民主的气氛,实行“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人人平等,团结友爱,诚实无欺,安居乐业;财产公有,自觉劳动,抚老爱幼,各有所养,充满温馨……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里开宗明义地区分城邦(政治社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区别。他指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社会团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很显然,既然所有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政治社团)。[5]城邦的目的是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优良生活。孔子的大同理想与亚里士多德象征至高“善”的城邦理想成了政治的最高目标与追求,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理想状态与致力目标。
与“家天下”的政治相适应,社会保障在实践与制度层面只是统治阶级的恩赐与施舍,停留在低水平的社会救济限度内,以不危及和动摇其政治统治为条件,并且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不易制度化。
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举起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砸碎封建生产关系,但新兴生产关系并未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反封建阵营内两大阶级分化伴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加剧与升级;同时,工业化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社会风险迅猛上升,工伤、病残、中毒等集体性大规模事件爆发频繁,原有的救济制度已无法将新的利益差别控制在社会稳定的范围内,认清真相后的工人阶级开始反抗,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
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把广大的工人群众排斥到毫无政治、经济、文化保障的境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的,而工人阶级却在当时的社会上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劳动被置于资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同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同时迅速地发展着,各向两极分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诞生。其预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大生产的矛盾运动过程中,两极分化会愈来愈严重,工人阶级地位逐步恶化,两大阶级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化,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反抗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世纪后半叶世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预示。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俄国、中国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工人阶级争得了合法的民主权利,而并没有实现它所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阶级的地位并未恶化,并且城市工人阶级的地位有所改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也未出现两极分化的恶化,而是中产阶级得到长期的增长。是什么让资本主义发展出现峰回路转?答案是民主制度的扩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大规模发展缩小了政治与社会保障的差距。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其基本前提就是代表由民众选举产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6]竞争和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两个关键变量。而选举无论对于促进竞争还是扩大参与都是一个必备的有效手段。选举实际上是全体选民自愿地在竞争着的多个侯选者之间进行选择,这就迫使参加选举的政党或政治家竞相对选民的意愿和要求作出反应,并尽力给予满足,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通过定期的选举,人民可以撤换他们所不满意的代表,直至重新建立和组建新的政府,不论是正在执政的政党或政治家还是意图执政的政党或政治家, 不得不为求得选民的认可而调整其公共政策;选举中的投票实质上是民众根据自己的内心意愿进行的自由选择。它意味着政权权威具有了合法性基础。
以选举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促成了20世纪社会福利之花盛放。从对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险扩展到对每位公民的生活福利全面保障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与以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社会保障措施相比,更多关注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基于民主制度上的福利平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也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当然它最终也抚平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利益分化这一必然结果与社会现实。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阶段,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将被另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D?D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利益分化已消灭,利益共享机制重新建立,其基本的经济特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经济计划;政治特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民主之上的并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利益差别仍然存在,政治与社会保障的理念、目标与实践达成基本一致:调节利益差别,为民谋福利。
利益差别的消失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马恩认为,共产主义社会 “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各个单独的个人彻底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在普遍交往中成为真正普遍的历史个人;生产力普遍发展到实现了“产品涌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废除,国家自行消亡,以全世界为惟一经济主体结构的全球性统一的社会形态替代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单元的社会形态,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利益差别调节的政治与社会保障实践与制度均消亡。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共享这些普适的人类理想与价值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政治与社会保障在浴火中涅??重生,契合统一。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十分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政治被简单等同于发展经济,甚至简单等同于GDP的增加,利益差异乃至分化已客观存在;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又遭遇效率至上的扭曲,从而减损了其作为利益调节手段的功能。政治与社会保障职能遭到一定程度的异化,社会矛盾丛生,利益冲突升级,严重危及社会的长治久安。
针对这一社会现实,执政党提出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建设,要求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努力缩小业已存在的利益分化,恢复政治与社会保障的本质功能,最终达到政治与社会保障的基本契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任务的政治直接目的应该等同于对民生的保障,对人民福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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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的使用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交流工具,在这一交流过程中便产生了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与网络有关的所有语言形式,包括网络中的专业术语和人们在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交际语言。而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人们在网上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即通过汉字、拼音、字母、数字、表情等辅助手段在网上进行交流的语言形式。由于它简洁、方便、有趣、形象、生动,因此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在使用网络语言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和交流方式。而本文则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重点分析后者。
社会语言学研究人们的言语与其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使用语言的人与社会来研究语言对社会地位的反映;另一方面,对使用某语言的社会及个人使用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网络语言作为一种交际语言,即人们在网上进行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语言变体,而语言变体正是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对象。因此,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网络语言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发展趋势。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有别于传统交流方式的交际符号,由于其简洁生动、形象幽默,日益受到广大网友的偏爱。具有以下特点:
网络交流并不是人与人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单纯的文字并不能传递人们丰富的情感,可以将网络语言中一些没有实在意义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模拟表情,用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义,以满足人们交流的需求,例如::-)(表示微笑)、:-((表示撇嘴)、:-0(表示惊讶)等,特别是在QQ聊天时,网上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表情语言供我们根据自己的情感表达需要进行选择,这样的交流方式既避免了人们输入文字的麻烦,又使人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幽默、诙谐。
在网络交流这一平台中,我们也可以运用数字及其谐音来表达各种特定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5555(呜呜,表哭泣声)、88(拜拜,英语单词Bye-Bye的谐音)、9494(就是就是)、521(我爱你)、5871(我不介意)、1314(一生一世)。
这一用法类似于数字的运用,用英语单词或拼音中的首字母代替原有的汉字。如PLMM(漂亮妹妹)、BF(boyfriend 的缩写,即男朋友)、BT(变态拼音的缩写)、IC(我明白了,I see),这样的交际方式既能节省时间,快速输入,给人视觉上的冲击,又能够生动形象地表达丰富的意思。
谐音型网络用语在语言学上比较常见,一般是依据原来字母的发音,找合适的汉字进行代替,例如e-mail=伊妹儿(电子邮件)、windows=温度斯(windows操作系统)、fans=粉丝(歌迷、球迷)、I love you=爱老虎油,这样的交际方式既给网络交际增添了活力,又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
在网络这种虚拟的环境当中,有时为了表达的特殊需要,需临时创造新词或赋予某些词新的词义。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在现代汉语词汇中没有,因表达需要创造的新词,菜鸟这一词,本义是“新手”,但在网络语言中,则被赋予(计算机技术很差的人)、网虫(沉迷于网络的人)、美眉(在网上的漂亮女孩);一种是打破常规语法,在已有汉语词汇意义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义,如恐龙因其形态丑陋,而被用以表示(长相难看的女生)、青蛙(长相难看的男生)、见光死(比喻网恋等一见面就完蛋)、酱紫(这样子),这些词语的使用,既形象传神的满足交际的需要,又丰富了汉语词汇的使用。
随着网络的出现,网络语言也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如可以通过网络聊天、视频对话、网上购物、了解新闻、发电子邮件、发微博等等,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使得大家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放松心情去交流,避免了面对面交流时需使用的一些辅助交流方式,可以通过一些表情和符号表达情感的需要。由此可见、网络语言的使用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自从网络出现,人们就对网络这一虚拟世界产生需要。对待网络语言,也是如此。据调查,我国网民结构以青年为主,平均年龄大概在二十六七岁左右,学历大多在专科及以上,这一群体在知识层次和生活水平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具有追求新颖、时尚、独特的心理特点,同时作为年轻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能够迅速接受这些语言符号和表情符号,而网络语言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一心理需求。在这一虚拟环境中,他们可以不受身份地位和角色的约束,以一种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可以把现实中内心的不满和压力通过网络语言尽情释放出来,使得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很大的满足。
人们在进行网络交流时,可以节省面对面交流时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网络语言很少使用长句和结构复杂的句子,多使用短句,这样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不仅可以通过输入简短文字来表达感情,而且也可以使用一些字母、数字、缩略语和表情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感情,这样既方便简洁,又增加了交流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语言是时代的产物,网络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根源,它并不是由人们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网络语言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社会方言,属于一种社会变体,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对待网络语言,我们不应对其进行全盘否定或肯定,而应该以公正、客观、宽容的态度对待,给它们适当的发展空间。对于经得起时间考验,适应社会发展,并得到人们认可的将会被保留下来,进入日常交际。对于那些不规范的、不经常使用的将会被慢慢淘汰。此外,对于网络语言,我们应当加以适当的规范和引导,对积极的、有益的加以统一规范,对不规范的、不文明的加以制止,以防止其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待网络语言,我们既应保证理性宽容,又应积极引导,以促使其规范健康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语言在人们的交流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一些新的语言现象也随之应运而生。网络语言的出现也映射出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对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不但满足了人们网络表达的需要,而且为现代汉语增添了一定的活力。因此,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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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问题是后发展地区的重大问题之一。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助于实现社会实质公正、程序公正和形式公正。我国后发展地区的社会公正问题与全国的社会公正问题相比,具有一些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契合了通过协商民主促进社会公正问题解决的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组织视野中的协商民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并确立了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地位,这既是对社会组织作用的认可,也是对协商民主主体范畴的拓宽。加强对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研究,是推动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的协商民主是由人大、政协、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逐步拓展到社会组织的协商民主。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社会组织被正式纳入协商民主主体的范畴,并成为参与民主政治协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一极。推动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对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现状和困境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对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研究进行简要评析和展望,以期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着手从实践出发,将社会组织视为协商民主的重要一极。比如,广东省2011年出台的有关加强社会建设的配套文件中,就有支持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先行先试,在政协中设立社会组织界别等内容。浙江省慈溪市制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镇(街道)协商民主试点工作。崇寿、横河、新浦等镇率先试点,通过念好“重、活、广、严”四字诀,确保该项工作有序推进,着力打造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机制和民主决策制度的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慈溪模式。尽管社会组织已经在实践中初步参与了协商民主,但由于受到传统认识、政策、体制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依然面临很多困难。
其一,社会组织在社会协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将社会组织纳入协商民主主体范畴,但实践中,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的确立仍需要时间和过程。一些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甚至变成了“二政府”,还有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以营利和避税为目的因而企业化、商业化倾向严重,出现了角色定位困境。
其二,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领域有限。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范围当前更多地局限于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对之外领域涉及较少。比如,在政府购买服务领域,公共服务的供给主要还是由政府主要承担。诸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仍主要依靠国有事业单位提供,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尽管不少部门和地方都在探索购买服务,但当前政府购买的参与主体仍然主要是企业,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的地位往往被忽视。在公共政策参与领域,我国社会组织对于公共政策的参与热情要远远高于公共服务。然而,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涉及公共政策参与的领域和范围相当有限。我国社会组织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大,所提的政策建议较少,被采纳的则更少。
其三,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机制不健全。这种“不健全”更多地体现在政策机制的缺位和社会机制的缺失两个方面。我国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有着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但现有的制度安排为社会组织提供的参与途径主要是向业务主管单位反映意见、建议和要求,而由于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业务主管单位充当配角,因而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对业务主管单位的影响力很小,很难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四,对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认识存在偏差。社会组织能不能有效参与协商民主,关键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组织是否信任。在我国,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上还存在着偏差,比如,“有的轻视社会组织,认为可有可无;有的否定社会组织,存在担忧、防范和限制心理,有用个别负面典型否定整个体系的倾向;有的担心社会组织,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会分化社会利益、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有的则敌视社会组织,认为应坚决予以遏制。”
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致使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难以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导致许多片面化认识的出现,或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心存敌意,担心社会组织占据政治空间,影响政权稳定,或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心存偏见,质疑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基于对当前社会组织协商民主所面临困境的分析,亟待从思想观念、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等多视角出发,提出一条兼具全面、系统、务实、可行的改进和创新路径。
其一,确立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主体地位。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组织的具体形态,能够集中体现和表达群众的意愿和诉求,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中央层面,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明确将社会组织纳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并制定出台相应实施细则,从制度上确立社会组织在社会协商中的主体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应将社会组织参与民主协商作为出台政策、作出决策前的一项必经程序,在各项重大决策的协商过程中,将社会组织列为协商对象,规范执行协商程序。各级政协组织也应探索专门设立社会组织界别,使之成为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固定下来。属于社会范畴的协商,应将社会组织列为协商主体,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开展人民群众内部的协商对话。值得指出的是,“协商民主的主体素质也关系到协商的效果和协商民主的发展水平。但作为协商主体和集团代表的社会组织在我国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为了培育协商民主的主体,政府就需要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协商积极创造条件。”
其二,释放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当前,社会组织凭借其功能优势,愈加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公信力的延伸和补充,通过社会组织及时、准确、有效地传递党委政府的意图,让人民群众能及时了解和理解;让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接受社会组织监督,通过社会组织更加及时、准确、有效地反馈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在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协商的便捷通道和桥梁,比如,举办公民接待日、民主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活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建设性作用,在重大决策之前应尽可能听取社会组织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增加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意代表性,同时也能利用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组织性向人民群众普及知识和解释问题。同时,还应进一步规范协商程序,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进行程序建设,“把协商成果与党委、人大、政府、官办社会组织办事规则相衔接,使协商成果纳入决策程序”。
其三,拓展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空间。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重点和矛盾集中点,拓展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进程中的领域和范围,充分依托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诉求,做到既有热点、难点和重点,也有广度、深度和力度。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空间,还需要加快政社分离的进度,让所有社会组织真正回归社会属性,最大可能地保障社会组织参与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形成正和博弈、合作互补关系,应在表达、参与、沟通、对话的协商民主政治中共生共强,从而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成熟发展”。
其四,从机制上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一是建立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协商机制。在制度设计上,把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广泛、多层的制度体系,明晰其结构、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时间、协商形式及协商成果如何运用到决策之中。二是在政府和社会组织间建立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在社会公共事务上开展协商、对话与合作,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建立较为包容、平等、自由的话语机制,以求达成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共识。
通过以上对国内学界关于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研究的归纳和梳理可以看出,当前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中国知网、国家图书馆网站的检索结果,关于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研究文献并不多,直接研究成果较少;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相对较多,而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短篇论文成果占仅有成果的多数,尚未见到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主体,只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才纳入协商民主的体系之中的;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力量还比较弱,目前其作用的发挥还主要在社会治理领域,对于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民主政治参与还只是在探索阶段。
不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还是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实践,都必须加强和深化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研究。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考虑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方面,对社会组织协商民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加强对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外延界定、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主体、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内容和形式、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渠道、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最新实践,及时进行经验总结,使得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互相推动。
社会组织视野中的协商民主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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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此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核心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核心。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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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过程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角色的确定和表现是角色过程的静态方面,角色的扮演是角色过程的动态方面,此处所说的角色过程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主要集中在角色的扮演对大学的道德发展的影响上。角色的扮演对大学生的道德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一下几个方面:
自我认同是指人对自身所处社会位置的认同和肯定。自我认同与个人年龄和个人文化素养有重要联系。一个人的文化素质越高,其自我意识就越强,认识自我的能力也就越强,对自身的管理和约束能力也就越强,对个人道德发展的影响也就越大。大学时期是强化认同的时期,更是影响个人道德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大学时期是个人发展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人会独立思考社会中的种种现象,自主选择社会现象中透出的社会价值观念。但是受自身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影响,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具有主观想象性,对社会价值观念的选择自我倾向性较强。一旦对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出现了偏差,就会造成大学生的道德失范。角色扮演可以强化大学生的自我认同,而良性的角色扮演能促使大学生自我认同的合理发展,大学生只有正确的认识自我,才能更好提高自我修养,进而促进大学生道德的良性发展。
大学时期是大学生的再社会化时期,是大学生强化知识技能、形成独立价值观念、获得社会生活技能,成为正式社会成员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人渴望踏入社会、独立生活。角色扮演可以使大学生提前了解、体验各种社会行为。透过角色的扮演,大学生可以学习一定的、实用性较强的社会技巧,如:工作面试考核、人际互动中的各种情境如理解和拒绝等等,同时也可以在了解社会多元价值观基础上思考和整理个人的价值观。透过角色的扮演,其还能进一步认知和体验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而透过这些体验可以使大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综合上述,角色扮演可以促进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随着当前社会竞争的激化,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大学生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的匮乏,诸多不利因素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影响,造成其情绪失衡、心理产生障碍等不良结果,不利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对于情绪失衡和心理产生障碍的大学生,角色扮演能为其提供平复情绪和释放压力的途径。透过角色的扮演,大学生能够学习和了解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行为,通过表演的形式,体验新角色的行为带来的新鲜感,在表演的过程中平复心情,释放压力,从而能更积极地面对自己学习和生活上的压力,避免道德失范现象的发生。
所谓角色不清是指社会大众或角色扮演者对自身角色的行为准则认知出现失调,不清楚自身角色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而造成的行为混乱。角色不清容易出现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各种外来价值观念鱼龙混杂,对于大学生正确人生观的形成有巨大冲击。许多社会角色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混乱,使得大学生对于社会角色的了解和适应更加困难,这些困难不利于大学生的道德良性的发展。
所谓角色中断,是指一个人前后相继所承担的角色之间发生了矛盾现象。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为踏上社会成为社会成员而积极准备的时期,而角色扮演为大学生提前适应社会生活提供了有利途径,如果大学生在角色过程中出现角色中断的现象,就容易造成大学生的行为失调,从而对大学生的道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角色失败意味着角色扮演者对角色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知完全失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失范现象。角色扮演者不能良好承担角色表现角色,只能中途停止对角色的表演,角色失败就产生了。这时即使角色扮演者还未失去角色,但角色的承担和进行已经十分困难了,角色承担着想要转变过来将会遇到更多的阻碍。虽然在社会角色的扮演过程中,角色失败的现象十分少见,但是,角色失败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和对角色承担者的残酷冲击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对角色失败的现象各方也应该产生重视。角色失败上通常会带来的两种结果:一种是角色的承担者只能承认角色失败而停止表演角色;另一种是,即使角色扮演者还未失去角色,但角色的承担和进行已经十分困难了,角色承担者想要转变结果只会遭受更多的挫折。当大学生在校期间,他被认定为角色失败时,他会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包括家庭压力、学校压力、同辈群体压力,还包括来自社会的压力。如果他们不能正确面对和处理这些压力,就容易出现行为失范,甚至于道德失范,所以着角色失败不利于大学生的道德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导航,社会行为是在思想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要促进大学生的道德的良性发展就必须先建立科学正确的角色培养观念。社会、学校和家庭是大学生学习和吸收知识和观念的重要场所,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提升需要三方共同配合,增强其与社会、学校和家人的角色互动。学校是大学生和体验适应社会角色的重要场地,学校对于大学生道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高校教育是一种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整体。高校社会角色十分丰富,有老师、行政工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而高校老师直接学生接触,和学生的互动十分密集,教师的处事方式点和价值观念会对学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现今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时常是错位的不全面的,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往往只是起到了传授课程知识的部分作用,但是很少有老师为学生提供生活中的帮助,没有起到育人的作用。因此,要促进大学生道德的良性发展,就要培养良性的师生互动网络,高校教师不仅要承担其传授文化知识的职责,而且还要为培养和树立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念道尽到责任,自觉地肩负起教书和育人的双重职责。
引导大学生道德向积极方向发展只靠学校是不行的,社会和家庭的作用不可忽视,应建立起三方相互配合的全面的互动关系网络。家庭是大学生早期社会化重要场地,它对大学生道德素质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大学生早年价值观念的形成,大部分源自于自己的家长,家长价值观念的好坏决定了大学生早年的道德素质的高低。学校应时常与大学生的家张密切联系和沟通,充分发挥双方的引导作用,树立科学的角色价值观念,引导大学生道德向良性方向发展;现今社会是信息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的社会,大学生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社会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十分明显。要避免大学生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就必须坚定地执行正确社会价值导向,培养大学生积极的角色观。社会要充分运用舆论导向,向大学生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进而为大学生提供道德教育良好的大环境。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道德引导,家长要配合学校的引导,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只有与大学生有密切关系的三方相互配合和补充,才能更好引导大学生,促进其道德素养的提高。
环境是个人生活的情境,对个人行为和思想有引导和约束的作用,对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要促进个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就必须建立积极向上的环境。
首先,学校要创造的良好物质文化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一种有特色的学习环境。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外在表现,大学生对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的感知与认同,有利于其角色扮演的良性发展。物质文化是学校人文底蕴的体会,深厚的人文底蕴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平静心灵和约束行为,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灵感,丰富学生的视野。良好的物质文化环境是一个学校外在实力的体现,对于学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要积极创造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尤其要注重提升校园物质文化品位,充分发挥其潜在的精神力量,达到教化和育人的目的。
其次,学校要创造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要义。努力提升校园精神文化环境,有利于创造积极健康的群体氛围。精神文化环境是隐性的,但是其影响力是巨大的,这种隐性的力量对于塑造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的品德和形成学生良好的行为准则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高校要加大建设力度,提升校园精神文化环境,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引导学生的行为和精神。用高校浓厚的人文底蕴感染学生,用教师高尚的品德引导学生,以促进大学生道德的良性发展。
高校道德教育就是要积极促进大学生自我提升,引导大学生朝良性健康方向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所需的人才队伍。要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就必须要建立健全的角色行为评价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
首先,设立角色行为的评判制度。角色评判是指社会群体和个体对角色执行者对角色执行效果的判断和评估。评估的对象可以是影响角色执行度的一切因素。所以,角色评判不只能让大学生具体认识比较空泛的角色行为规范,还能提升大学生主观判断能力,强化其对角色的认识,进而有方向性的约束和引导自己的角色行为,同时还可以为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提供正确发展方向。
其次,设立完善的角色行为奖惩制度。完善的角色行为奖惩制度,就是利用完善的角色行为准则来抑制和调节大学生的越轨行为,激励奖赏积极的角色行为。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主观认识深化和价值选择的形成时期,也是他们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摇摆不定的时期,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想要提升大学色的道德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学生自觉高尚的道德行为的培养,需要有相关的制度配合。行为准则与角色评判制度的制定要适应大学生的特点,要奖励拾金不昧等积极行为,惩处见利忘义等消极行为,通过制度的抑制和调控,使大学生的道德向积极方向去发展。
角色规范是表演者表现角色的行为准则。角色意识是表演者对角色主观理解。大学生只有理解了其角色的准则和规范,才能遵循社会的期待展开角色实践。这不仅要求大学生提高自身的主观判断和选择能力,更需要学校承担起责任积,发挥积极引导功能的。
首先,学校要扩展授课的内容,打破单靠政治教育进行道德引导的局限。学校要尝试建立各学科的联系,相互配合,将知识进行融合,再教授给学生,以此来强化大学生角色认识。法律是制度上的行为准备,道德是思想上行为准则,两者互相联系起来,对于大学生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当今社会提倡素质教育,学校在进行素质教育时,既要加强对学生的道德培养,又要利用道德对于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同时学校还要重视对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利用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强制管理功能。大学生了解法律,提升了法律认识,也就了解社会行为的准则,进而相应提高了道德水准。当前,大学生还处于心志的发展时期,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在逐步完善。现今社会又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共存的社会,大学生对其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在行为上具有摇摆性,容易从好的方面走向不好的方面。学校将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关心大学生的心理,多开展心理咨询活动,有利于强化大学生心理素质,有利于大学生健康的角色意识的形成,进而提高其道德素养。
其次,教师要创新教学方式。积极的教学方式,对强化大学生的角色意识十分有帮助,有利于大学生将外在的道德认知内化为自身内在的道德素质。教师可以采取案例教学,将社会中出现的典型的道德问题与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与学生一起讨论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于自身道德的认识能够更加深化,教学的目的也达到了。教师还可以采用感受教学,通过引导学生积极体会和参与,达到教学目的,在这个体会和参与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获得深刻的感受,进而强化其认知。感受教学要注重从学生视角出发,在学生所具备生活经验基础上,引导进行角色想象,以此提升学生的角色认识,进而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综合上述,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发挥社会各方的作用。从社会视角中角色过程和角色失调的角度出发,大学生的道德朝积极方向发展需要经历四个过程:一是强化过程,即强化大学生角色认识,进而提升其道德认识;二是感染过程,即建立良好的角色扮演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校园环境、家庭环境,用良好的环境感染大学生,深化其道德意识;三是优化过程,即建立完善角色行为保障制度,调控大学生道德行为;四是教化过程,即强化角色教育,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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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经济实力强,物质财富多,更应该是社会和谐、国民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精神文明国家。可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道德状况不仅未达到这一标准,而且近年来多个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社会道德失范问题比较严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探讨转型期中国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认识运动中,有一个辩证的发展的过程,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不断深入,永恒发展。据此,社会道德从理论规范转化为社会实践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认识运行系统,并且这一系统正常运转需要具备一定要素,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实践——认识——实践的飞跃。社会道德系统有三大基本要素即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道德意识和社会道德实践[1]。社会道德系统持续运行的条件是三大要素同时存在,相互关联,连续作用,如图1所示。
图1展现了社会道德系统的循环运行机理。首先,需要在道德实践活动中总结和确立与当前社会发展要求相符合的道德规范;其次,社会主体要能真正认识和认同道德规范,并能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主动践履这种规范;再者,一方面社会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使道德规范的现实效力得到彰显,促进主体更加主动地去认识和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道德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和深入,必然会对道德规范提出更高、更广泛的要求,从而推动道德规范的进一步完善。这样,社会道德系统就能够良性运转,如此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社会道德实践过程中的展现。
根据社会道德系统运行的一般机制和原理,我们可以分析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社会道德运行系统出现问题,原因就在于从认识到实践的运行过程中断,三大要素无法有效运转,相互割裂,甚至相互冲突,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如图2所示。
图2 揭示了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一般逻辑。一是道德实践与道德规范的关联中断,理论规范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甚至相互矛盾,造成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现实表现为无规范可循或行为与规范无法对接等;二是道德规范与主体意识的关联中断,造成“供求”矛盾,道德规范无法内化为主体意识,现实表现为对道德规范或者不甚了解、或者麻木漠然、或者拒不接受;三是主体意识与道德实践的关联中断,且相互矛盾,导致主体的认知与行为不相一致,现实表现为对待道德规范“说一套做一套”,或知而不为、或知而难为、或明知故犯。
以上分析了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一般逻辑。但这只是对现实进行超越时空的抽象简单化的分析,如只依赖这个逻辑去解释社会道德失范的根源就缺乏现实性,也不够全面。因此,针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失范问题,欲探究其根源,还需要以现实逻辑作为依据,做进一步的具体研究,搞清楚造成问题产生的真正现实原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首先需要正视社会道德问题的现实大环境和社会背景,这是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个现实大环境和社会背景就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中国的社会转型,既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也是社会结构的转型[2]。这种转型不单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还广泛体现在政治、文化和道德领域的变化上。也就是说,这种转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系统性,要充分体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道德等社会结构的整体性,以各系统协调互动为前提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体表现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威权政治体制改变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传统思想观念向现代文明思想观念过渡。人类历史的发展事实表明,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变革,反映了各个领域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转型等同于经济领域的变革,而忽视了政治和道德领域的转变,忽视了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经济体制改革成为转型最重要的特点,经济建设是政府的唯一任务,社会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经济增长,而政治、文化、道德等其他领域的转型变革则缓慢得多,甚至停滞不前,结构转型与社会变革相脱节,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就有社会道德失范问题。
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带来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道德问题的复杂性。根据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一般逻辑,可以总结出其产生原因的以下具体表现。
1. 道德规范缺失。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和结构同时存在,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形成,从而引发大量的道德失范行为。一是规范空缺。一方面,旧经济体制转向新经济体制,与旧体制相适应的一些道德规范失去了适用对象,造成旧道德规范的失效;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某些新领域,还没有形成新的与之相对应的新道德规范,这样,对于市场主体的许多经济行为,旧的规范无法制约,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未形成,从而出现“游戏已经开始,规则尚未制定”的尴尬局面。二是规范冲突。在建设新的社会道德规范过程中,旧道德规范和新道德规范同时存在、相互矛盾并产生冲突,主要表现为计划体制道德规范与市场体制道德规范、传统道德规范与现代道德规范、外来道德规范与中国道德规范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在两种道德规范并存冲突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采取损人利己、逃税、投机等违法违规行为。
2. 道德认同危机。““””十年把道德高度政治化,造就了人们特有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一时间难以改变。长期的道德政治化造就的是个人崇拜和伪理想,破坏了真正的道德理想主义,降低了道德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道德信仰危机影响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成为社会顺利转型的巨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作风败坏等行为,影响了人民公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也给党和政府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新时期倡导的道德规范出现认同危机。
3. 道德实践困境。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健全,具有公正机制的市场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或完善,导致转型期出现了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一些人的道德理性选择显得越来越脆弱。如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引起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权力和资本介入职业发展造成的竞争过程不公平,社会保障不统一带来的竞争结果不公平。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道德也显得无力。
一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凸显。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3]亚当·斯密创立的市场经济理论,假设每个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经济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民众的“经济人”意识开始觉醒,追求自身利益的观念在经济活动中迅速表现出来,而实践中还没有相应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加以引导。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灵活多变,传统道德规范与社会实际相脱节,日益失去对人的约束力量。
二是道德规范的实施机制不力。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追求利益的社会体制,在此社会中如果那些具有严格道德自律精神的人无法得到社会的物质或精神补偿,就会极大地影响道德的权威性和可遵循性。道德与利益紧密联系,在道德实践中,只有与主体的利益相结合,道德规范才会具有持久效力。对道德觉悟高的人,应该给予奖励和表扬;自律精神弱的人,通过使其利益受损的机制进行引导。以利益机制为基础,以奖惩机制为手段,道德规范在实践中才会真正有效,内化的道德规范才可能外化为社会主体的行为实践。但是,目前我国的这一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增加发展成本,甚至将付出惨重代价。邓小平曾经一针见血地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4]。我国的社会转型不是基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社会实践的借鉴和利用。所以,与西方市场经济的那种自然成长和发展不同,我国的社会转型之路必然会充满坎坷和易变性。因此,转型期的伦理道德,发挥其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有效的道德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转型的成功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面对社会道德失范根源的逻辑分析,以及对现实中的主要原因的具体探究,寻求针对性的对策,促使“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保障道德系统的良性运转,实现社会道德失范问题的逐步解决。主要对策就是将理论研究、有效教育和法治保障有机结合,三位一体,综合治理,如图3所示。
立足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深入进行道德规范的理论研究,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使理论与实际相符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要求。据此,可以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应该包含着三方面基本内容,即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关系,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中华传统美德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道德。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广泛性要求为基础,积极倡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先进道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服务于市场经济正面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形成社会主义道德的新内容,正面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认识市场经济的负面性,发挥抑制其错误倾向的道德内容。
充分发挥教育的应有作用,使道德规范真正深入人心,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心理认同。首先,在教育理念上,改变那种重“经济人”轻“道德人”的错误认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终极价值,将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其次,在教育实践上,解决道德规范与主体道德需求之间“供求不一致”的现实矛盾。一方面,重视对主体的“道德规范需求”的认知,在教育实践中将社会道德规范通过道德教育真正转化为主体自发的“道德需求”,避免出现道德规范的“供大于求”,以达到道德规范的“供求一致”目标;另一方面,拓宽社会道德教育的覆盖面,并且形式、内容和范围要与时俱进,教育手段多样化,以满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公民的道德需求,避免出现道德规范的“供小于求”,以达到道德规范的“供求一致”目标。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民道德文明素质普遍有待提高。多年的实践证明,仅靠道德说教,依赖道德自律效果式微,必须采取道德法治化治理手段,依靠道德他律促使人们在道德实践中“知行统一”。这一点可从一些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在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变过程的经验教训中得到验证。如新加坡在独立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为繁荣的现代化国家。它不仅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成就令人注目,而且廉政建设和道德建设也闻名遐尔。在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道德建设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曾很不相适应。由于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和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侵蚀,原有的东方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道德生活靡乱,各种失德行为有增无减,与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明显反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社会道德建设成为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被放到政府工作的显著位置,长抓不懈,并纳入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轨道,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5]。新加坡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国家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道德建设必须依靠道德法治化手段。另外,从近年来我国的道德实践来看,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对“醉酒驾车”的法治化治理,效果非常明显,这也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实行道德法治化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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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流动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加速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而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农民工流动的速度异常增快。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1]农业产业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同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这个现象,为了我们能全面的理解农民工进行这种流动选择时的出发点和利益考量。
在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时,最重要的就是职位地位。因此,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改变职业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然而, 这个途径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对困难的。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很高稳定性的阶层,而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阶层。根据陆学艺的调查, 91.5%的农业劳动者受到祖辈的影响或者地域的影响,他们的职业一开始就是农民,其他阶层后期因为各种流动原因进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很低。农民在进入城市工作后,他们的职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农民变成了为城市的工人、服务者。从客观上看, 农民缺乏相应的技能,很难获得地位上升的机会,他们大多是城市工作中的临时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对他们没有接纳, 所有的因素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同时受到户籍身分的限制, 在城市工作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地位没有达到量的累积。而对于原本就生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工作中成绩、贡献是可以不断积累的, 这种累积是他们在今后晋升时的基础, 这就产生了地位的上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使用土地和分配土地的权利,同时对土地上的作物拥有自己的占有权。很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承包土地,在产品输出过程中成为老板的角色,做了个体经营者。不再受到城市身份户籍的限制。在农业经营中获得了地位上量的积累,达到了地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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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组织理论进行了脉络梳理。笔者认为组织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没有人的组织、没有组织的人,没有社会的组织到社会的组织的演变过程。并认为组织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系统,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关键词:理性系统 自然系统 开放系统 生态系统 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1.(荷)杜玛,斯赖德著.原磊等译.组织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2006
2.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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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和一个民族永久不衰。温家宝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救赎道德,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行政伦理,主要指的是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理论体系。正如遵守社会公德对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不可或缺,一切涉及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机关、团体或组织,其日常活动,尤其是政府公共行政的有序和高效,都离不开公共行政伦理建设。良好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在公共行政理念方面表现为良好的理想、信念、宗旨与价值观念,并具体化为“为民”、“责任”、“服务”等;社会道德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直以来都被人们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道德建设整体都得到了发展,但也面临着转型,随着转型压力的递增,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社会道德失范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失范状态是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而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作为社会失范状态的一个方面,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
尽管文明的趋势是上升的,但是,社会道德良心已经进入了它的休眠状态。以2006年的“彭宇案”为起点,到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从苏丹红到三氯氰胺,从瘦肉精到染色馒头等关系到人民最基本吃饭的问题;再到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到2010年的冷漠人心的“小悦悦事件”等关系生命道德的问题;再到2013年的复旦大学“投毒事件”,这些都是国人道德上的缺失,没能坚守住自己诚信、良心的阵地,为了一己私利,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置之不理的结果。至此,几乎每天网络上都会爆出让人担忧的违背道德常理的相关事件,许多学者也进入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得出主要的两种观点:一是道德信仰危机;二是道德行为失范。它降低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损害了我们民族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成为今后国家发展进步的障碍。
1.教育滞后的影响。教育滞后主要表现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在学校,教育过于功利性,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在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就业率,而忽视了学校的育人功能。家庭方面,很多家长忙于工作和事业忽视对孩子的德育教育,忽略了对孩子品德教育的重要性。社会方面,德育教育空白无力,没有形成主流,而且在对优良的道德行为、典型道德模范宣传不足。
2.功利主义的驱使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可以昧着良心踩在别人的身上追逐名利、践踏道德。社会正在形成一种不良的风气,由此导致人们责任心的丧失。我们已经在道德滑坡的环境里越走越深,不能正确的分析具体的情况,已经处于道德规范的迷茫期和困惑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坚持自己原有的价值观。
3.舆论导向的影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变幻时期,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价值规律,而自由而平等的交换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观日渐深入人心,人们通过交流平台自由的发表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致使舆论导向也随之发生改变。
4.自身文化素质因素的影响。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思想的禁锢。在这种氛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生长生为一种“服从”文化。人们在这种几千年的熏染中,逐渐成为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人们的处世之道,而“家”文化使中国人“重私德、轻公德”的思想根深蒂固。
5.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社会评价是社会的行为主体根据已有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标准,对社会某一现象或者社会事实进行评判,然后为其定义一个积极或者消极的意义。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逐渐走向多元化的阶段,人们就会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这种行为进行评价,出现相应的利弊权衡。
6.世俗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对物质和金钱、欲望的满足超越了道德伦理的价值。西方思潮在向我们不断袭来,我们在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至上的同时,忽略了传统道德的要求,在接受西方思潮的时候,并不能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吸取各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让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承下来,也要积极利用社会道德舆论的力量引导与完善各项制度,填补转型中制度设计的漏洞。
1.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氛围。社会上发生的很多的有关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情,由此导致了人们的冷漠性。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可以从“学雷锋”做起,不吝啬我们的每一滴爱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需要帮助的人伸手双手。各行各业应在自己的岗位上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创新。
2.道德教育宣传,树立正确社会向导。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报刊等传播工具,树立典型,加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学校应该改变传统的理论教育方法,通过隐性教育法把德育内容潜移默化渗透到学生身上,并使其内化为其良好的道德素质。社会上应加大宣传力度,把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社会向导,自觉净化心灵。
3.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良好社会道德意识。社会道德问题根源于社会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各种制度、法律的完善。
4.道德教育至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爱国主义教育、法制观教育、价值观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健康人格教育等都应成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把道德教育推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5.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积淀着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一个传统文化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我们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传统的力量从源泉上净化社会不良的风气。
6.政治文明建设并完善相关的法令法规制度。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两手抓。逐渐扩大社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还权于社会,形成自律性的公共道德规范管理约束自己。允许舆论的批评监督,逐渐扭转社会舆论和风气对违背德行为的价值颠倒的判断。
在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强化。我国社会道德失范和滑坡现象实属自然,我们只有将构建新的道德体系的任务放在时代背景下,结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运用科学的手段,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会走出道德失范和滑坡的困境,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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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合法性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执政党能否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方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权威,而有效的政党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政合法性的应答。因此,笔者认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执政党必须通过增强执政合法性基础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执政合法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当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新矛盾
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达到l000美元至3000美元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政策得当就会顺利实现发展目标,反之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内的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全面性,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
我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利用其强大的资源优势提供了有效的权威,实现强有力的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当前有些矛盾还表现得比较普遍、尖锐甚至比较激烈。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富差距问题。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的效率优先取向产生的自然结果,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它的发展趋势也会随着经济增长日益缩小。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衡。改革初期效率优先的原则打破了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贫富差距有了层次。
第二,社会阶层问题。在社会转型期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催生新的社会阶层,新兴社会阶层的力量日益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好的解决,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政治腐败问题。当前我国政治腐败在一定地区呈现出范围广、层次高、集团化等特征。政治腐败使民众对政府、执政党的信任、支持度有所下降,甚至有可能在各种矛盾的激化中走向对立。
第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意识形态最基本的特点是将世俗的目标化为神圣的力量,成为统一的思想、鼓舞人的斗志的武器。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境域中,人们开始了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理性化。同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到西方敌对思潮的恶意攻击,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二)巩固的执政合法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现代国家有效的政党权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政合法性的应答。合法性概念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不是与“非法”相对应的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最早明确提出并分析该问题的是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他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得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1从政治上来看,他的人民主权学说推翻了君权神授说,从而为现代民主国家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2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合法性一般具有两层涵义:一是政治系统的存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二是政治系统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即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支持和尊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议题,因为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整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是治国的基础与保障。可见,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合法性的回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价值。
第一,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执政是否正当的判定主体是人民群众。如果多数民众相信政治系统具有合法性,一方面,法律就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人民认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信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轴心,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会相对容易和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这是社会生活秩序稳定的根本基石和必要保障。这样实施法律和政策的成本就会降低,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都会减少,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成本也就会大大降低。这是提高党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基本前提。
第二,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人民对政党的信心。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人民相信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理政的政府,因而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为此,最大限度地以理性和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需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提高党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重要基础。
第三,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归属感。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资源最为直接的部分。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具有思想先导的作用,是政党引领民众前进的旗帜。它使人们明确什么是正义的、有价值的,什么是非正义的、没有价值的,追求什么、摒弃什么,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促进社会的稳定,巩固统治的基础。[3]一个社会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得到该社会最高价值的支持。[4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从意识形态上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社会背景中,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条件下,民众已走出了对信仰和权威盲从的年代。如果政治系统具有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则意味着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更加清醒和理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党的宣传将更有效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教育和规范作用,激发起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在全社会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政治合法性的巩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合法性被视为现代性政治理论的基本议题之一。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论证和说明其执政的正当性。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建立新型的社会制度,其合法性因素主要有:一是在人民支持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之后,人民又通过制定宪法确认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二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体现出的个人魅力及广人党员干部廉政为民的作风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三是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国人民有巨大的感染力。四是解放区生产力的解放及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上四方面的因素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崇高的威望和民众对党的强烈认同感,其体现出的坚实的执政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上述阐述的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矛盾,同样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合法性挑战的回应也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过程。因此,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使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诸多的利益关系中最基础的是物质利益,因此绩效的正当性对于巩固执政合法性是最根本的。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获得实惠才会拥护现政权。就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持,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提供社会保障,才能最大限度地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机地协调统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5月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人民有自己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但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7实践表明,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普遍显著提高。所以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体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改革开放25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获得实惠最多,说明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最有效措施还是抓好经济。只要政绩突出,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社会就会和谐稳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稳定既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一方面,经济发展要求民主政治的制度保障,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民主政治的支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的不适应,要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觉醒。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也13益强化;同时市场经济也激发了民众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和权利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力图维护和扩大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上建设程序性的合法性基础,在制度上保证中国社会稳定势在必行。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权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桥梁,这种作用发挥得好,就能充分实现它们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即人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利益需求,化解利益矛盾;党和政府也由此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从而调动全民积极性,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政治文明的理论,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里所指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正是对建立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回应。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措施,最后的着力点都是制度建设,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解决程序性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在建设民主制度时,还要警惕由于建设方法不当而可能引起的合法性危机。民主制度的建设需要有利于民主稳定的政治文化的支持,需要能承担高水平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的支撑。前苏联采用“激进式”的改革,在整个社会的民主思想还不成熟、政治制度还不配套的情况下,过快的民主进程,导致了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就是一个反面例证。中国共产党的“渐进式”改革,证明了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要继续稳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走适合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民主制度方面探求政治的合法性,其始终贯穿着维护社会稳定的理念。
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绩效的政治合法性和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关键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效率追求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之间作出社会多数人公认的平衡,即让多数人不仅能够获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能够感到实实在在的机会公平与社会公正。有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就不怕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真正的信仰,共产党执政就不怕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从内心里拥护。然而,就机会公平与社会公正而言,目前对党最大的考验还是执政党的腐败问题。腐败导致党群关系的不通畅,最终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国共一产党必须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党风教育等多种形式,把反腐败寓于各项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近几年党加大了党内反腐败力度,处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净化了执政队伍,人民对此的满意度在逐渐上升,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中突出制度保证下的绩效合法性的重要位置,但并不能忽视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要靠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同化大众意识的凝聚力,使社会在统一理想、目标和方向中迈进。从另一方面讲,社会政治权力同时也是在意识形态的叙述和解释中获得合法性,被大众意识承认和接受,并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如果在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减弱,社会的稳定和向心力也将减弱,而由此又会引起人们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
当前中国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也会反映和表现在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在价值观念多元的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更要毫不动摇地动员和引导民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随着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随着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任务更加艰巨。就从方法论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为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在创新中坚持,在发展中坚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是自身充满生机活力的关键,也是推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反之,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封闭守旧,那么,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将停滞不前。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上,舆论宣传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就从内容方面来讲,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既能体现政党的目标,又能在最大程度上表达人民的利益需求。首先,必须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善于从现代化的建设中总结经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吸取营养。实践证明,只要理论能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倾听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就会被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在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应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有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补充,主流意识形态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这些有益的或无害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使其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最为广泛的精神需求,为人们提供核心价值观念,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全球化信息的沟通便捷,政治文化逐步走向理性化。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不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前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化、多元化、民主化的进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导致了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思想的极大混乱,最终使一个连续执政74年并为苏联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党失去了执政的地位,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我们只有在巩固政绩合法性的同时,不断完善政治民主制度,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断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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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结社革命”兴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转型国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也纷纷建立,我国社会组织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均有一个通病——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究其原因,与我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社会组织有不同的分类,从与政府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合作型三种类型,但是无论是那种类型,都来源于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转移而让渡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严重缺乏自主性,行政化程度高。
(1)在法律层面上,我国法律缺乏对政府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利界限的认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这为社会组织成立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法依据。但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直接适用性不强,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来把宪法具体化,而我国法律的规定与宪法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对社会组织成立的审批制度,以及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将社团至于政府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决定了中国某些社会组织的“半官半民”性。
(2)政府对社会组织资金支持方式的行政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依赖于政府的组织,一般采用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活跃性。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支持也是相当大的 ,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政府拨款是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根据这些国家的实践,政府采购是一种既能有效地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同时又不过多的干涉非营利部门内部事务的较好的机制。
(3)我国社会组织高层人事权独立性不足。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有一些社会组织干脆就是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在职能转化中演变而来的,整套人马还是原来政府部门的结构,甚至连级别也有相应的规定。
(4)社会组织的独立决策权不足,这是他们独立性不足的表现。日常决策权放到了社会组织内部,但是重要的决策权还是在业务主管单位那里。大多数社会组织的理事会机制不健全,政府对其干涉的权力较大,并具有随意性,这在自上而下建立的社会团体中表现尤其明显。
(5)政府在对社会组织赋权方面存在疑虑和困惑。社会组织认为政府管得太多、太死,赋权不足;而政府又认为将权力下放又不放心,或者说不甘心。这就存在着政府对社会组织自身运作的限制和干预和政府的社会职能转换,对企业和社会的合理赋权问题。对于前者,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使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行使自我管理和自我运作的权力;对于后者,则政府应当区别对待,明确区分政府职能,分清楚哪些是政府管得多的,哪些是指由政府才能管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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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制度,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论文:
浅谈和谐社会视角下调解制度的建设
浅谈和谐社会视角下调解制度的建设调解制度是一项有着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目前存在三大调解制度即:人民调解制度、司法调解制度和行政调解制度。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和谐社会视角下调解制度的建设。
所谓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在纠纷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通过说理、疏导等方式帮助当事人就纠纷的解决达成协议的一种活动。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在如何化解新时期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的需求,面临空前压力。因此,如何改革和创新人民调解制度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司法调解也称民事讼诉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也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重要形式。它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在当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司法调解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因此,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调解指的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一种经常性活动方式,属行政机关的非职权性活动,是非权力性质的调解,其效力依赖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即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也可以反悔。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商标法》等行政法律规范中规定了行政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制度,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加块的情形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人民调解制度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因为人民调解员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对于民间纠纷的苗头可以及时发现,有效控制防止矛盾的激化,同时相对于其他调解和诉讼制度,人民调解程序简便,及时陕捷,自愿无偿,成本低廉。通过调解不仅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还能对当事人起到法制和道德教育作用,使群众、邻里之间关系更加团结与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利益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凸现。同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近些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商事纠纷。对于大多数民商事案件是可以通过调解达到解决的。这样不仅能够减少法院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还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当事人处理矛盾和纠纷的成本,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司法调解可以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率,在更大范围和更大领域内促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公平与正义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通过司法调解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更能体现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近几年由于社会转型加剧,有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致使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这不仅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也加剧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些群体性事件是由一些小矛盾和小纠纷引发的,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出面进行调解,不仅能促进群众对政府的认同,增强政府的亲和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而且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政府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是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的,没有公权力的行使和命令,而政府中间人的身份与普通中间人的身份又有所差异。因为政府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般来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还是比较信赖的。这样,政府不仅实现了维稳的目的,同时也进行有效的转型——从管理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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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出现在互联网之后。起初,语言学家对研究网络语言并不热衷。然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网络语言也逐渐的被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讨论和研究。在语言学范围内,一些关于网络语言的概念和定义也逐渐被大家所接受。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人们可以把网络语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与互联网相关的一些技术性术语,比如,硬件,软件,聊天室,LAN(局域网的缩写),浏览器等等;第二类是随着网络出现而出现的相关的专业术语,像网民,网吧,电子商务,虚拟空间等等;随后最后一类就是在网络上交流时的日常表达用语和情感。前两类的网络语言使用比较广泛,而第三类网络语言虽然与前两类相比使用较少,但是它的应用平台更大,并且越来越多的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交流用语中。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在2001年对网络语言做出了如下定义:网路语言是一种展现网络独特性的语言,会在网络邮件,聊天群体,虚拟世界以及万维网中遇到,表现出它作为一种媒介的电子型,全球性和交际性的特点。在中国,很多研究者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于根元、吕明臣、汤玫英都认为网络语言是被广泛使用的的新的语言变体。起初,它泛指计算机语言,但是现在更多是指具有自身特点的网络上的自然语言。
网络语言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在使用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体现了它特殊的语言载体,并且展现了独特的语言特点。
网络语言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创新性。互联网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联想和创造的平台,在网络里,网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例如,“恐龙”这个词语最初指的是一种独特的史前动物,而在网络语言中,“恐龙”这个词指的是长的不漂亮的女性网民;类似的词语还有“青蛙”,指的是不帅气的男性网民。“猫”的意思是“modem”(调制解调器)。以上的例子是对已经存在词语的变异,还有一类网络语言的词汇是在网络交流的不断发展中逐渐被创造出来的,比如:“菜鸟”就代表了网络上的新手,“见光死”的意思是两个在网络上已经陷入热恋的两个人,在现实中见面时,由于对彼此的容貌不满意而立刻分手不再联系的情况。“东西“不再是“东西“,而是“东东”,“我”变成了“偶”。像这些词语在现代的汉语里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些新产生的网络语言的每个汉字词素都是在传统汉语里存在的,网民们经过对这些词素进行了重组和创新,运用比喻,拟人等的方式,在网路上形成了新的词汇。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媒体的发展,人们迫切需要更快的信息转换和传播速度。特别是在网络聊天的过程中,人们希望打字的速度能够尽可能的接近面对面的那种口头交流的速度。因此,很多简洁性的网络语言就应运而生。一些专业名字像IE(Internet Explorer),ADSL(AsymmetricalDigitalSubscriberLoop)等,还有就是一些口语化的网络语言,比如说BF(男朋友),PLMM(漂亮美眉),SK(烧烤),GG(哥哥),GXGX(恭喜恭喜),另外一些口语上的脏话,也越来越多的用网络语言表达出来,像NQS(你去死)BC(白痴)等。
网络语言不仅混合了中文和英文,同时也包含了汉字,英文字母,数字,标点等等这些可以赋予特殊意义的元素。与单一模式的媒体语言相比,网络语言集合了词语、声音、图片、动画等于一身,体现了网络语言组成元素的多样性。比较常见的有5555(哭泣),7456(气死我了),886(拜拜了),8147(不要生气);此外它还包含两种近音异形词,一种是中文近音异形词,例如:斑竹(版猪或版竹均指版主)、稀饭(喜欢)、酱紫(这样子)、偶(我)、霉女(美女)、菌男(俊男),还有一种是英文近音异形词,如:伊妹儿(E-mail)、烘培机(Homepage)、温逗死(Windows)等等。
网络语言具有很强的比喻性。“网虫”一词就是喻指一般网民,“爬虫”则是指初级的刚刚接触网络的网民,“飞虫”指的是有经验的高级网民;”隔壁“喻指的是网络论坛里的另一篇文章,”拍砖“的意思是对帖子的批评或者评论,”盖楼“是对每人对同一条帖子的回复,”潜水“是那些经常逛论坛或贴吧,只读帖却不回复或发帖的网民。从以上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语言能够用具体和形象的比喻来表述一些很抽象的概念,形成了网络语言一种独特的比喻性的文体特征。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社会与语言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并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语言的社会性特征。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且语言与社会互相影响。网络语言就是随着电脑和网络科技的发展和普及而形成的,并且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一种语言变体。
语言变体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和变化的结果,导致它产生的原因有些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原因,但也有时候是间接原因,因为社会的变化曾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改变语言生存环境的方式。从当代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不但语言发展的最初动因应该从社会的变动中寻找,而且再它的变化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从而影响变化的速度方向和结果[5]。因特网用户为了能够在网络中实现信息的交换和交流,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虚拟的线上世界,因此就衍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网民们为了在网络中进行交流和沟通,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也随之产生了网络语言这一社会语言变体。Hudson将语言变体定义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项目”,即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表现形式[6]。网络语言作为社会语言的变体,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电脑网络的发展和网络社会的存在而相应产生。
术语“言语社区”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内被广泛使用。许多社会语言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定义。JohnLyons定义为使用给定语言(或方言)的所有人群。Bloomdield在1933年就言语社区进行了探究并指出,言语社区是通过使用言语进行交际的一群人,言语社区的基础是说话人之间的频繁的交际活动。
因特网为数以百万计的网民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据统计,在中国现在有数以亿计的网民,而且不同年龄、爱好以及教育背景的人都能在这个大的网络中用他们所习惯的交流方式形成自有的言语社区。在这个言语社区里,网民运用独特的网络语言,比如缩写词,近音异形词,象征符号,英文字母缩写等等,来实现交流和互动。为了能够融入这种网络言语社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网络语言,并且遵守网络语言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语言能够获得极大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语言学中“方言”一词用来形容与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联系的言语差异,包含社会方言和地方方言。网络语言被广大网民广泛接受和使用,并且广大的网民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性的语言群体,因此网络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方言,广大网民共同构成了一个言语社区,使得网络语言在网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创新和发展。这种社会方言也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不断补充新的元素,越来越多元化。在这个虚拟的言语社区中,它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言语模式,即基于标准方言基础上的新兴的社会方言。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与语言以及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本文介绍了网络语言的鲜明特点,并且从语言变体,言语社区,社会方言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网络语言的产生是时代和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需要。理解和接受网络语言,以及其形成的独特的网络社区能够使我们更好的适应网络社会,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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