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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与建筑同属立体造型的艺术,都涉及到三维、空间、实体,起源很早。正如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梁思成先生所言: 艺术肇始,雕塑为先 。雕塑是景观和建筑设计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既可独立存在与被赏析,又可完全融入建筑整体设计并与之遥相呼应,二者皆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从而在视觉感受和空间关系上达到平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看当今建筑形体的塑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为造型艺术的重要分支。从二者应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实体造型、空间感以及三维效果是二者兼具的内容。纵观建筑的历史可知,建筑的形体塑造很大程度上涉及到雕塑的艺术,这也是设计手法的主要趋势。另外,建筑造型设计逐渐朝着多角度,自由化的趋势发展。在具体的设计中,可以将雕塑艺术应用到建筑形体的塑造中,不仅可以激发设计师的灵感,还能不断提升建筑的美观性。
建筑的美感来源于人的内心,从现如今的建筑造型设计中可见,工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具体来说,建筑的美包含着多种形式,其中以几何形体美、表面自由美以及残缺美等等。标志性的建筑数量较多,建筑设计师需要根据自身的灵感,将雕塑艺术的观点应用到其中,提升建筑形体元素的应用效果。
在造型艺术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雕塑艺术和造型艺术。对于建筑学来说,已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建筑美学艺术进行论述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交叉定位的形式。其中包括造型和空间艺术,主观与抽象艺术等等。从建筑的本质上看,建筑的构思和设计是主观的,但是,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具体的形态却是具体的。雕塑艺术则是利用雕、刻等各种手段来改变实物的形体,使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总之,二者都会涉及到三维、空间以及实体部分。从艺术的发展过程上看,很多艺术都需要在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外部其他类型艺术的精髓。建筑和雕塑艺术也是如此,在这二者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和全新性的艺术特点。所以,以雕塑艺术为视角来看待家住形体的塑造工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自建筑艺术和建筑行业兴起以来,人们看待建筑和看待雕塑的角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另外,从艺术的角度上来看,视建筑为雕塑也是一种艺术理念形式。在多数的建筑作品中,设计者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雕塑艺术的内容,总体来说,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建筑逐渐注重几何形体美
任何一种建筑物都会在其外表或者是内部表现出一定的几何形态,有些建筑可谓是几何体的组合形式。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建筑中的几何形式都属于一种抽象形式。最早谈及到建筑的几何形式美的著作是《建筑十书》,在以后的发展中,建筑设计师们往往将几何图形以及数字形式融合到一起,对建筑形式美进行揭示。建筑设计工作逐渐遵循三角形、正方形、圆形以及黄金分割比等形式。可见,几何形体美在建筑中得以体现既是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同时又是建筑设计需要遵循的一种形式,因此,其重要程度比较突出。
从传统的设计中可以看出,几何形式通常都具有一定的规则性或者是对称性,这是一种美的体现。但是,随着人们审美观念以及建筑的不断发展可知,不规则的几何形体也会表现出更加特殊的美感。建筑的稳定性是其生命所在,但是建筑的美感却是灵魂。
建筑造型设计中所应用的几何形体数量较多,种类复杂,但是同一种或者是不同形状的结合形式相互叠加或者是重复,也会体现出不同的建筑美感。比如,球形或者是半圆形的叠加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立体感,如果形成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效果,就会让人们体会到一种升腾和超然的感觉。其中巴黎凯旋门就是一种典型的建筑。
表达了现代主义的简约美学概念,即是利用简单纯粹的几何形体,以立体主义的眼光看待建筑,从而赋予了建筑以符合数学模数,几何比例的规则的理性美。在这里纯几何形的构成并不是形式主义的仅视觉上的表面的,而是以几何图形这样的要素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重点是在整体结构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规则几何形体的组合,目的在于通过其组合或称为变形来表达人类的普遍性情感。
2.2 表现曲面形体构成的自由美
现代建筑的雕塑性,除纯粹几何的体量表现外,还有以追求塑形、曲线、无规律为目标的自由美。它们以更随意的自由曲线、自由形体以表现出精致的雕塑性。在这一类建筑中充满着对自然的热爱,仿佛真正有生命的装饰,只有在自然界中存在,自然的感觉可以统合一切形态:简单与复杂,美与丑等对立的因子,予人以浑然有机的感觉,它们有时将花草的曲线加以抽象和提炼,有时甚至是直接将大自然奉献的美好东西用于建筑上。建筑这时看来仿佛是充满了灵性,它渴望着诉说、生长、呼吸和观察。整个建筑被拟人化或拟物化了。
人们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认识到了自然的美,他们从忍冬草的叶片得到了科林斯柱头。此后经历了拜占庭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古典主义建筑、折衷主义建筑等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艺术运动又回归于自然的美,以模仿自然界生长繁盛的草木形状的曲线,利用当时先进的铁加工工艺,制作出各种曲线造型的装饰构件,但当时它的影响还仅限于室内表现上,而西班牙的建筑师高迪将这种对自然的热爱运用到了整个建筑造型和空间处理上,以流动的自由曲线来表达对自由和大自然的向往。他从自然中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景观中提练出了美,得到了灵感,他将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密切的关系及相互间的协调,在建筑中运用自然界的形象时,取得天然的生态效果。
2.3 运用反形式美学理念追求的残缺美
中外古典建筑艺术大都以对称均衡、整齐一律等为审美标准,而对于那些非对称建筑构图和不规则的建筑形体,如果以僵化的美学法则去衡量,都可以视其为超出常规的丑,但是正是这些丑态却赋予建筑以鲜明的美感个性,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墨守成规、机械刻板、四平八稳的建筑形式的确符合美学的规律,但是这绝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而建筑真正的美应属于那些既能尊重客观美学法则,又敢于破除陈规旧习的生气勃勃的新建筑。
人们常在解构主义建筑中所看到,其美学信码被变形与分裂,即用变形、出人意外来延长感知活动的时间,加强信息作用,把原来的习惯给打破了,这就使人们对其非同一般的形式加以注意,用这种方法使旧的东西通俗的东西变成新的,不俗的而又可以理解的。盖里可称为这方面的佼佼者。盖里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创造性,他认为当今时代是松散的、混沌的、快节奏的时代,只有多元化才能适应这个时代。
运用一些交叉、重叠、扭转、断裂等构成技法,以强调重点部位的建筑艺术处理。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建筑雕塑性的残缺美倾向,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可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由于建筑形体的限制会造成结构过于复杂,在工程技术上造成一系列的困难,增加建筑的费用,同时建筑形式的破碎感与城市的文脉毫无关系,因此也基本无法成为城市的一个有机的、和谐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们只能单独地以艺术品的形式存在,而不能用得过多过滥。建筑突破了常规意识中对建筑的理解,以其自由的、反形式美学的造型独树一帜,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极具雕塑感。
雕塑与建筑同属造型艺术,现代建筑是随现代雕塑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在经过近百年后,回到现代建筑的起源,重新审视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是试图从与建筑相邻近的艺术语言中寻求新的突破点,试图从纯净的建筑构成元素的表观上来看建筑的形体语言。这种方法是富有创造力的,是新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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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自诞生以来, 教育社会学何为 一直处于讨论之中,未能形成基本共识,教育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对教育社会学已有成果的总结,同时也是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基础教育整天围着书本转,老师是从早跟到晚,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书本知识,其它方面几乎很难顾及到,而且把老师也累得够呛。甚至把老师变成了传授书本知识的工具,老师只要能把班里的成绩带上去,就是好老师,就是优秀老师,否则这个老师是不合格的,没有水平的。殊不知,老师的言行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学生,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不像学生,就与老师的言行多少是有关系的,比如有老师教导学生要知恩图报,要感恩这个世界,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任何感恩的行动,甚至传出他不好的话语来。
道德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人要是不讲道德或不讲理,与动物又有何异,所以我们骂那些没有道德或良心的人叫禽兽不如或猪狗不如。由此可见,道德是对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道德是被人内化而接受的,它与法律不同,因为违反法律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裁和惩罚,而对于违反道德的人,我们通常则会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因为道德没有刚性的要求,它更多是依赖人的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刺激反应,凭着这种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刺激反应,人进行自我约束,所以“慎独”的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其实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道德存在的地方,而且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可以通过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来观察和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出国民素质的高低,更能体现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所以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道德教育也是最难做好的教育。道德教育与书本知识教育不同,书本知识教育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而道德教育是否做好,人们的道德素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很难通过考试来测量的。当前,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是通过书本来这个途径来实现的,其测量方式也是考试,但是考试成绩高是否意味着道德素质就高,是否意味着道德教育就做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纸上他可以这样写,可实际他会怎么做我们很难去要求他,而且他写的是否就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他内心是否真正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和思想,我们往往很难把握。“当今人们已不满足于给学生一个简单的考试分数或能力分数,他们更希望考试能够提供诊断信息,能够报告学生的认知结构。”所以道德教育在当下非常难做,就连我们的精英群体——大学生,现在也变得非常难教育,其知识水平高低先不说,就看他们的日常表现,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其实是处于滑坡状态,学生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课,无非是把它当成考试课,至于里面所要求的,不少学生往往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只要考试能过关就可以了。因此,道德教育考试化也是当下道德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取代考试。其实,用考试方式测量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效果欠佳,而不用考试方式测量,又找不到更好的测量办法,所以道德教育现在面临两难困境。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没有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便会停滞不前。但是教育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不仅仅是书本教育,教育的考核考察方式也不仅仅是考试,而我们的教育现在是知识教育书本化,道德教育考试化,即书本化与考试化是紧密联系的,哪有考试不用书本,哪有书本不用来考试。因此,道德教育工作在当前依然没有做好,这不仅仅指学生,也包括老师,甚至包括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鉴于此,教育工作者要反思当前的这种教育状况,采取各种措施,制止这种不良的教育方式和风气蔓延,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才,不是培养考试工具,更不是培养没有最基本道德素质的非常态社会公民。
1.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英美文学教学方法﹑教学指导思想和英美文学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作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的目光已超越了教学层面,并打破学科的界限和方法的界限,向纵深拓展。但很少研究者关注英美文学作为外来文化的载体对中国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少关注英美文学教师对本身职业的自我理解。中国的英美文学教育指有关学习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课堂内外通过对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学作家、作品和批评理论的阅读和学习,批判性地吸取其中有益的文明和文化成果,培养自身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人文素质,并积极参与本国社会建设的动态过程。假设教师有理想的人文素质,或至少高于学生的人文素质;假设教师具备了组织教学的科学方法,能够把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否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在英美文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深切认同,“对读者和文学老师来说,最吸引人也最令人难堪的问题,是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Gribble1983:3),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聚焦于目前普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所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略去众多学者已探讨过的教学方法、文学阐释方法、人文素质的培养目标和英美文学课程的边缘化等问题,预设在一种较理想的、较平衡的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教学环境下,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视角,审视高等学校英美文学教学中,外来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既相对峙又相融合的现象,关注学生的接受语境,主张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教师充分把握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接受和英美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和文化之间的距离,引导学生在英美文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以成熟的鉴赏心态和能力来对待文学艺术,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达到一定的人文素质培养目标。
2.英美文学教育中的“历史﹑文化双重语境”
目前国内高等学校英美文学课,主要是为英语专业和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方向的学生开设的。中国学生所接受的英美文学教育,其实从高中阶段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学生在儿童时代所阅读的童话故事或奇幻小说。不必说当年《快乐王子故事集》的读者,就连十年前阅读哈利?波特系列奇幻的孩子也已成长为我们的大学生。中国的英美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面临着双重接受语境,即其认知的文化底色是当代中国文化和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接受的对象却是英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对英美文学的接受问题,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的接受态度中得到一些启示。例如在谈到对中国道家的生态思想,即“负责任的‘无为’”的接受时,拉塞尔?柯克兰(RussellKirkland)指出:美国人应该“考虑到道家文本所包含的理想和我们自己注重批判的阐释性文本之间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的差距,批判性地检视这些文本,寻找其真实意图,而不必考虑我们今天希望它们说什么”(Girardot2001:284)。英美文学教育是整个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英语教育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蔡基刚和廖雷朝所提倡的对ESP课程所采用的“学术英语”教学定位,也不妨扩展到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因为“学术英语主要是训练学生在专业课程中回答问题或做作业所需要的组织材料的写作能力,鉴别和防止学术剽窃的能力,引用资料为自己观点论述的能力,运用适合学术文体的结构和词汇的能力,学术阅读和记笔记的能力,学术小组的讨论能力,做演示和陈述的能力,有效听学术讲座的能力,开展项目和分析案例的能力,区别事实和观点的学术批评能力和符合学术规范的能力等等”(蔡基刚、廖雷朝2010:49)。这实际上着眼于更高层次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也必须关注英美文学作品﹑文学史和西方文论所形成的学术互补框架,把握英美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学习者的本土语境之间的关联和距离,从以下几点入手,以达到对英美文学教育的良好接受。
首先,教师应教会学生“细读”文学作品。“细读”使我们能够辨别真伪,这是形式主义“新批评”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例如吴伟仁所编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是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印刷错误,该书在对阶级意识的凸显中,隐含着一定的““””思维,在描绘罗伯特?彭斯的爱丁堡经历中,突出了上流社会对庄稼汉诗人的嘲弄或猎奇的心态;但维基百科中的描绘却极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根据后者,彭斯以有尊严的方式受到上流社会的款待,不仅在其赞助下出版了诗作的续集,而且在其中交了一些彼此欣赏的朋友,因之参与了苏格兰民谣的收集,受到了当时还是少年的沃尔特?司各特的极度崇拜。该书第二卷中不乏为作者讳而不顾事实之处。例如,在谈到雪莱的《致爱尔兰人民》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时有夸大之嫌,对其前妻仅用“命途多舛的婚姻”(ill-starredmarriage)一笔带过,这种可疑的掩饰适得其反,给读者造成一种雪莱的婚姻见不得人的错觉。
其次,学生应初步了解当代文艺批评理论,通过对有关作品的研读全面认识现实世界和我们的人生。当今的英美文学批评界,各种理论竞相发声,文学批评者,包括大学文学课堂上的师生,以批判的精神对学术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这些问题涵盖了性别﹑种族﹑文化﹑生态﹑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对理论的涉足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他们的批判意识。因此,课程教学的重心已从语言的流畅度和精确度训练上升到批判性思维方式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如何引导学生梳理各个文学理论流派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脉络,从文学作品中检视英美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检视我们的人生和和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积极有效的社区参与能力,是本文所关注的文学接受问题之一。
再次,教师应帮助学生追踪和把握学术动态,做到脚踏中西,与时俱进。英美文学是英美社会的一面镜子,借助于对英美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检视社会问题在文学中的微妙再现。从文学史到具体的文本解读,从主题到叙事技巧,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思潮,教师要做到讲解和点评的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就必须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学生要有积极有效的阅读和思考,才能形成与作者人生的对话。例如,今天的中国大学生身处的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能够以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同情当时的卢德运动,认同动物权利,享受自然美景带来的心灵滋养,更真切地体会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诗歌的生态价值。
最后,学生应全面认清文学虚构和现实世界的区别和联系。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女大学生们偏爱爱情体裁的《荆棘鸟》、《飘》、《简?爱》等作品,也注意到有的女生在处理与男友的恋爱关系中,一味要求对方像言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浪漫完美。但她们没有注意到,在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白人玛丽常常在浪漫小说中麻醉自己,以此来对抗艰难的生活和无望的人生;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波琳借助白人的浪漫电影疏解自身的痛苦。两位女性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并行不悖,既不是毫无联系的,也不是等同的。阅读接受中的跌跌撞撞可能会让初学者感到犹豫甚至困惑,但如果有了教师正确的“学术英语”的定位,对接受过程的双重语境有清醒的认识和引导,就不难走向全面的批判性阅读。
3.英美文学教育中的批判性接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有不少方面达不到社会的期待,其中也包括英美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所编写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英美文学课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二是“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2000:26)。作为英美文学教师,我们并不具备天然的人文素质,在整个社会背景下,我们有自身的困惑,因此在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教师应该和学生共同成长。当今社会纷繁复杂,为避免商品经济大潮的负面效应侵蚀学生的心灵,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应该是一种兼顾智力﹑情感和精神的对话,培养学生对自然﹑人类的大爱和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吸收。英美文学不具备直接的市场价值,但它为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所提供的借鉴价值,能够催化我们的社会参与能力。当批判性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学术能力在生活中付诸实施,就转换为社会参与能力。该能力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活动,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的能力。它可以是决策层面的宏大参与,也可以是个人和社区层面的微小参与,也可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报效祖国和造福人类的基本素质。文学所表现的主题,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生态学甚至普通人的生活感悟中也常常出现。普通读者总是为愉悦而读,但严肃的读者会从令人不快的描写中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往往给我们的人生和事业以启迪,构成创作者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之间的对话。若要体会创作者独特的个性和作品的灵魂,进而用文学提升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类的本性是普遍的;在反映人类的本性方面,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是相通的。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英美的历史进程既类似又不同,但人们的生老病死、生理和心理需要、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互动需要是类同的。“假如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的确拥有某种形式的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这就意味着他们真正获得了文学的人类维度(humandimension)。如果从教育体制内部给予适当的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会很高。我认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最需要接触的是大量的人文化(humanized)的文学鉴赏”(Sell2001:13)。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定的对社会正义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有助于建构我们对英美文学教育的理解,即它对受教育者的人生,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什么作用。英美文学教育不应仅仅为了传播知识﹑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或培养少数精英而存在,它应该超越了对物质成功的单一追求,在对学科内部和学科外部的知识拓展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并为改善本民族的生存条件和未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美国文学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传统:很多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往往充当了美国社会的良知,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资本主义的痼疾极其敏感,他们认为西方世界并不完善,读者对社会现实不应该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美国作家常常是“独立”、“个性化”、“批判性”、“创新”和“幽默”的(吴定柏1998:3)。例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写了农业工人乔德一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干旱和农业生态恶化之下的沙尘暴,迫使他们向别处迁徙;他们艰苦劳作却没有劳动保障,陷入无法存活的生存环境,但工人的合作使他们的未来呈现出一丝亮色。小说结尾乔德家的女儿露丝刚生了孩子,她用乳房喂养一个因饥饿而无法进食的男人,绽放出人性美好的一面,给读者以希望。
真正诚实的作家总是努力创造以毫不扭曲的方式完全体现其经验的文字(Gribble1983:22)。比如在全球变暖、物种加速灭绝、新型疾病不断出现、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肆虐以及人为的核泄漏和石油泄漏事件频发的生态语境下,我们的文学教师在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方面责无旁贷。通过课堂讲解、抑或著书立说,培养学生对人类和动植物生命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界万物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尊重;同时也以课堂辩论的形式,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挑战教师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传授模式。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反压迫、反独裁、反战争、反环境污染的文化氛围,摈弃其颓废主义、享乐主义等文化糟粕。再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事件的演化有时是有序的,可以用理性加以追踪的,但有时又是混沌的,非逻辑性的。此种情况下,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尤显重要。“思辨能力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认知维度又可分解为分析、推理与评价三种分项核心技能”(文秋芳等2010:55)。英美文学课堂上的师生,能否以文学为借鉴探讨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批判的精神对课堂上乃至社会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应该成为我们教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英美文学史、文学选读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正迁移,有助于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从混沌中寻求秩序,在碰撞中发展自身。英美文学作家的视角各不相同,英美文学作品提供的信息十分混杂,甚至常常令人困惑,在有关种族﹑性别﹑阶级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信息莫不如此,我们的教师应该深入到这种混乱的表象之下,把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穿插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批评话语和理论依据。目前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动向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文学研究、结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等。教师应该力求使学生对这些理论的精髓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在与中国文论的对比和融合中获取独特的视角,有意识地展开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思考,对自我和社会的思考,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思考。
例如,斯威夫特的奇幻小说《格利弗游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等,都深深扎根于英美文学传统之中,体现着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以及对自然固有价值的尊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具有启发,对当前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社会参与能力的基础是学生的主体性。我们的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吸收者,也应该是知识的输出者和实践者,要使其有自由发表见解的空间,了解不同方法和阐释本身的局限性,突破有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从而拥有宽广的视野和思辨能力。在知识之网、生命之网和生活之网的复杂交汇中,在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互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所面对的社会现状,使学生毕业以后,把英美文学课堂内外所学到的知识和多元化的阐释视角应用于工作之中,把英美文学教育和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化知识为能力。
4.结语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而每个读者都会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或认为重要的部分,把阅读经验和自身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英美文学作为一门与英美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国当代大学生对它接受时,应该明确意识到自身面对的文化和历史“双重语境”。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应退缩到艰涩的学术话语中,做学术隐士以求自保,而应引导学生在“知”(know-ing)﹑“感”(feeling)和“行”(doing)三者之间循序渐进,并借助于对美国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力图建立起虚构文学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设法把握英美文学与我们的接受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距离,使之与学生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在对作品的艺术观照和思想碰撞、对创作者人生的深刻体悟和对作品的批判性评论中,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达到师生共同成长,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与其社会参与的统一的目的。总之,高等学校通过开设英美文学课,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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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教会大学的社会学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从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三个维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内涵解读;从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两个类别来阐述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针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共存等现实问题,提出了以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参与 参与意愿 参与途径 参与实效 大学生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政治文明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青年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参与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分城乡研究。吴鲁平对城市青年的政治心态和社会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1995),严荣对农村青年的政治心理进行了研究(2001)。
(2)分阶层研究。尹德慈对广州青年律师群体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2004),董小苹对在沪台湾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进行了研究(2006)。
(3)专题研究。如孙兴春对当代青年的“政治冷漠”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思考(2006),朱云生以“躲猫猫”等网络典型事件为切入点,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问题进行了探讨。
(4)载体研究。翟杉以微博为载体,对微博政治参与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分析(2011)。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现有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有其科学性,它指出了正在参与的主体(公民)、客体(政治生活)、特征(自愿性、合法性),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将政治参与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定义涵盖了政治参与行动的行动前、行动中,却对行动后阶段没有涉及,没有对政治参与行动进行一个实效评估。有鉴于此,我们将政治参与分解为三个指标,即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从而更加规范、合理。本文所讲的青年政治参与是指青年在自愿参加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与政府决定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过程。
二、当代大学生参与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之一,青年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逐渐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在当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出现了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种方式,而且更多是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参与。
(一)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加入党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以来,青年的公共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参与途径大大拓展,青年的有序参与越来越活跃。青年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有利于培养青年的参与意识和技能,有利于青年潜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青年参加政党和社团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截至2014年底,35岁及以下的党员2247.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6%;36岁至45岁的党员1779.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0.3%;46岁至60岁的党员2466.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8.0%;61岁及以上的党员2286.0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6.1%。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821.9万名;共有基层团组织387.6万个,其中,基层团委29.3万个,基层团工委2.2万个,团总支21.7万个,团支部334.4万个。由此观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化渠道依然是加入党团组织。各种青年社团在促进和推动青年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中,也发挥了明显作用,丰富了青年公共参与的内容和方式。青年自组织是当下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和集结形式,以网络为基础性联系手段,以兴趣、爱好为联结纽带,对大学生群体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近年来,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建华,赵志平.消费主义影响下大学生消费现状调查与分析——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5):106-111.
[2]田波.大学生奢侈性消费刍议[J].中国商贸,2011(27):241-242.
[3]高中建,张英敏.工业文明背景下青少年消费异化与理性规避[J].中国青年研究,2007(12).
[4]付晓丽.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生消费价值观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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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念是指整个体育社会学的体现之中,引导着国家规划体育发展的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体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产业空间的规划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也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生活及生产水平的总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制造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曾有学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显加强,使得城市规划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中就包括对休闲体育的规划,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休闲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但为了促进休闲体育的发展,我们应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城市休闲空间。而现在这种问题却难以解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因为人口较多,交通堵塞,环境质量差及空间拥挤等问题,导致城市休闲规划严重受阻,大多数人有时间却没空间从事体育活动。当然,理论上讲,这与当时人们在规划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观念上的认识有关。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城市中的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2休闲体育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罗歇•苏认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人们娱乐精神的成长,城市作为娱乐发展的根源及基地,为人们进行娱乐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项目选择。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原先的以密集型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工业化农业形式,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经济的繁荣不断吸引着新一代的年轻人疯狂追逐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最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变得逐渐密集并形成一些小的城镇,他们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采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的城市。在这种城市化演变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彼此依赖,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交际圈,节奏化和规律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法定假日,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使得大多数人有了想要休闲和从事休闲活动的可能。
3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
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这种竞争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人们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得不进一步完善和改变自己,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一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会被大量占用。话说回来,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人们疲于应对,这也阻碍了人们从事休闲体育的潜在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人们不得不去接受新知识和新挑战,迫使自己在余暇时间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这也间接影响了休闲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4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欲望,这种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获得更多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生产推动消费,消费促进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中日用物品的不断更新,人们便已习惯某一层次的生活水准,为了保持这一“水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多的工作,进而在循环往复的情况下,人们的休闲活动便被不断挤压和忽视。
5行业中工作时间的延长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从事休闲体育的时间便有所减少,但没有相关明显的数据资料能够证实这一问题,而关于二战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倒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证实。如今,在所有行业中,服务业占到了8成之多,这些行业因为要做正常工作以外的很多琐事,所以常常有加班加点的时候发生,这一因素必然导致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减少。
6失业者待业时间过长
21世纪,许多国家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口失业问题。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两成的失业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有时甚至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劳动者有更多的悠闲时间去享受生活,但却没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以及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去享受休闲生活,这也阻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
7网络游戏的冲击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游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休闲娱乐方式,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电子游戏种类繁多,新鲜刺激,对玩耍者动作的灵活度或脑力的反应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电子游戏的特点是对地点没有要求,随时随地都可以尽心。因此,电子游戏对休闲体育具有一定的挑战作用。
一、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的现状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但这项政策在一些学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一些学校,体育锻炼时间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补习的时间,一些教师自然而然的占用了学生的体育运动时间,政府锻炼学生的初衷,反而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在我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二、解决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中不足的措施
1.发挥地方对体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体育社会化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我国的体育社会化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推行的国家运动锻炼标准,在我国已经有3亿人达到了指标,实施国家锻炼标准的学校和企业已经超过40万,大量的城运会、普通运动会得以举行,极大的调动了各地区百姓对运动的积极性。但是,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需要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作用,适时地制定政策,发挥团体和个人的优势,集思广益,保证政策的科学性。
2.提高对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能力
对于一些学校存在占用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情况,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保证政策能顺利的执行。在我国的政策中,是禁止学校组织晚课的,但在一些学校中,晚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政府监管严时,就取消晚课计划,一旦监管过去,就继续组织晚课,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这种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屡见不鲜。同时,学校的体育活动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加大对学校体育教育改革的监督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说,一定要提高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保证体育教育改革的平稳进行。
3.加强体育师资力量建设
体育老师是体育教学中的核心,所以说,培养新形式的体育老师是现阶段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抓方向。提高体育老师的薪资待遇、改善体育老师的工作环境、抓紧基本体育设施的建设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其次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快改变现代体育教学中不合理结构的步伐是不能够停下的。在现阶段我国非体育学校的教师比例中,体育老师所占的比重是最小的,一般的高等学校中1—2个体育老师,往往会负责起一个年级的体育教学活动,巨大的师生比例,很难保证体育老师在体育教学中能照顾好每一个学生,更难保证体育老师能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锻炼建议,影响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体育教育改革的深入。
4.注重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
体育教育改革是体育社会化中重要的环节,这就对体育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持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时刻注意用现代化的知识完善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保持现代化体育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将现代化印入人们的脑中,让体育成为我国现代化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将现代化引入我国的体育教育改革中,更要剔除陈旧思想,拨出落后的体育教学模式对现代体育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中,所谓的体育课,只是体育老师带着学生在操场上跑两圈,之后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我国人的心中。所以说,一定要坚决取缔这种旧的思想上的陋俗,时刻用科学的、现代的体育教学思想指导体育老师的教学,保证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接触到系统的、科学的锻炼。
5.注重休闲体育的发展
休闲体育,时时刻刻的存在于人们的身边。比如,一些老人在清晨打些太极拳、一些年轻人在广场上打羽毛球,这些都是休闲体育的表现。休闲体育具有“自由性、文化性”,一份美国报告曾表示,人们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和金钱用在休闲上,休闲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在现阶段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休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把人们生活中休闲元素融入到人们的体育活动中,是现代人们的新的需求。所以说,要时刻重视休闲体育的发展。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教育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需要我国各个阶层的持续关注。在现阶段,更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体育社会化的推广中,保证每个国人都能享受到体育社会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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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体育 教育体育参与大学生
论文摘要: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认为,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以怎样的模式参与体育,并非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其中,性别、家庭支持以及学校和群体内的体育氛围是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的重要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体育是 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体育运动对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具有其他活动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体育对他们的身心 发展以及社会化水平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在高校校园内,体育作为一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手段而被整合进大学校园内的社会世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出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进行研究,研究始终围绕“体育参与并非一个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体育参与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样一个假设展开。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利用图书馆、资料室、 中国知网、文件汇编等资源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观察法:亲历体育课、体育社团组织的活动、体育比赛的现场,观察和体验体育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角色和角色扮演,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角色行为。
(三)问卷调查法:设计了“体育与大学生社会化”的调查问卷,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和社会化进行调查和测量。
(四)访谈法:为了更深人地探讨体育与社会化的关系,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针对本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采用深人访谈的方法对25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收集了大学生在运动中的体验以及对体育的意义解读的第一手素材,在对访谈资料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体育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三、研究主题的操作化及概念结构
操作化是指由研究主题,到具体问题,再到测量指标的过程。本问卷调查的主旨是测量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模式,在此,体育参与是因变量,大学生的个人资料、家庭资料是自变量。
美国学者凯尼恩(G. S Kenyon)认为,体育参与应该涵盖体育认知层次、情感倾向层次、直接参与层次、间接参与层次等多个层次的倾向或行为。本文认同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参与概念进行操作化:1.直接参与是指以直接身体运动的形式参与体育的方式。直接参与概念通过测量两组变量来进行:代表参与程度的“体育人口”,代表运动 历史的“运动年龄”。2,间接参与是以观赏体育或收集体育信息等非直接形式参与体育的模式。3.体育认知是指参与者对体育知识、信息的了解程度。4.情感倾向是指对参与体育活动的热爱程度。另外,本文认为,除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的4个层次外,体育参与还包括了个人体育消费和体育参与中的互动两个变量。其中个人体育消费通过测量大学生个人每年的体育消费获得,互动通过测量体育中互动的频度、广度、深度3个指标获得。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确立问卷的概念结构如表1所示。
四、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一)抽样及调查
本次调查按照综合类、文科为主、理科为主的分类,兼顾重点和一般院校的原则,选取了8所北京高校、3所外地学校的大学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依据学校体育课课表随机抽取上课时间和上课班级,对班级内同学进行测量。
样本特征:样本总量为1218人,其中男728人(59.7 %),女490人(40.3 % )。年级分布:一、二、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分别占总样本量的49.5%, 38.8%, 6.5%, 5.2%。96.3%的被访对象年龄在1723岁之间。所学专业的分布:理工类574人(47.1 %)、医科类70人(5.8 %)、农学类7人(0.6 %)、体育类25人(2.0 %)、 艺术类30人(4.5 %)、社科类291人(23.9%)。
(二)调查结果
对问卷调查结果赋值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的因变量是体育参与,包括:体育认知、情感倾向、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互动和体育消费6个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BMI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 英文为Body Mass Index,简称BMI)、健康评价、生活压力评价、家庭 经济情况、家庭所在地、家庭体育消费、家庭支持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学校(体育)环境、群体(体育)环境。
模型数据显示,模型的R2均在0.1以上,体育消费影响因素模型甚至达到了0.535,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都很强。
通过模型,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各因素的社会影响的具体情况见表3。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1.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综合性影响。表3显示,从个人角度看,性别差异对体育参与的各变量的影响较显著,从社会角度看,家庭的体育消费和体育支持、学校的体育环境和大学生体育群体的内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各个变量都具有影响。如是观之,性别、家庭的体育环境和支持、学校的体育氛围这3个方面对体育参与具有整体性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大学生早期体育习惯的重要社会设置。
2.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具体影响。除问卷调查外,本文还对25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从更深层次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
(1)家庭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家庭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社会主体,也是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的重要机制。家庭对体育价值的认同、支持和消费构成了家庭的体育环境,对大学生童年时期是否参与体育,是否能够养成体育的习惯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喜欢球类,还有比如说爬山之类的。喜欢篮球,乒乓球。喜欢篮球是因为我哥的带动,我哥在南方属于个子比较高,所以喜欢篮球。经常拉着我去捡球,然后我就觉得老捡球特别无辜,之后就跟着我哥打球,之后慢慢就喜欢了。”
“……最擅长应该也是篮球。初中开始打篮球,就是因为我爸爸喜欢打篮球,我就经常看着,看着但是也没意思,就想自己尝试一下。因为我呆在那儿也没意思么,而且我看他们打球也挺好玩儿的。喜欢进球的感觉……”
“开始打乒乓球是因为踢足球受伤,家长不希望我参加有剧烈对抗的运动项目,又因为父母的社会关系,他们有朋友是乒乓球教练,……”。 “打乒乓球不是我自己找的教练,是因为我姑姑她是属于业余选手,她是我们那业余打得挺好的,她要我跟她练,然后我就跟她常练……。”
资料显示,大学生最初参与 体育的动机或者受父母的影响、或者得益于父母对运动价值的认同所给予的支持、或者家庭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参与体育的方便等等。总之,在大学生儿时做出参与运动的决定并养成体育习惯的过程中,家庭的体育氛围和支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性别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选择什么运动项目,在男、女大学生之间具有差异。产生这种运动选择“性别差异”的原因会涉及到与行为、运动特性和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
大学生在选择是否参与体育或者选择怎样的运动项目时,首先考虑到运动中的行为和运动特性。通过观察、访谈和对几所高校体育课选课系统的考察,在选择体育项目时,女大学生比较喜欢选择游泳、健美操、瑜咖、跑步、太极拳等没有直接身体接触,不需要激烈竞争的项目,而男孩子则更偏爱篮球、足球、拳击、散打等直接对抗或冲撞性较强的运动项目。这种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与我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不同解释有关。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男人一般被冠以“男子汉”、“好汉”、“够爷们儿”、“纯爷们儿”,被赋予一种英雄气概,男人的职责之一是主外和撑掌门户,当遭遇危险时,保护女性被认为是男人的天经地义的职责,“男子女性化”在社会生活中是会遭受耻笑的。可见,男同学在选择运动项目时,文化的取向发挥了重要影响,男同学选择了通过体育能够培养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运动项目。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被视为如同花朵一样的保护对象,纯洁、善良、富于同情心一直被认为是女子的美德,而“职业女性”和“女强人”始终被社会所质疑。显然,那些展示力量和抢占空间的运动项目与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女性气质相背。在选择运动项目时,女孩更钟情那些竞争性较低的,重在美化形体和塑造性情的项目。可见,“文化取向”在不同性别选择运动项目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学校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在定量研究的体育参与影响模型中,学校层面的体育环境与大学生的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消费等变量高度相关,说明学校的体育环境对这些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分析深度访谈的资料,大学生对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深刻,认为自己运动习惯的养成得益于中小学时期学校对体育的制度性安排。
“高中时早晨跑早操是学校硬性规定的,因为当时压力比较大,学校考虑这个,所以做的规定。每天早晨跑1000米,有时晚上也跑两圈。大学后每周跑步两三次,慢跑五圈到十圈。慢慢地形成了习惯,这学期想增加减肥的力度,所以每天坚持慢跑。”,
“小学跑步是因为教练的原因,每天下午训练,如果不去,教练就会到班上找,当时也不想练,但是没办法,家里也支持。”
“我们的体育课在高三时还是很频繁的,一周有四次体育课,五天中四天都有体育课。小学的体育课是每周3—4节,初中大概两节,高中就有四节,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我们的四节体育课有选修和必修,其中有一节必修就是类似与上学期的跑跳投的项目,选修课也是可以选很多,乒乓球、游泳,反正有场地的地方都可以安排,我还选修过贻拳道。我也去报班就是希望打球时有模有样。这种学校的体育安排培养了我的锻炼身体的习惯”
可见,学校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育制度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掌握体育技能,也有助于其运动习惯的养成,最终巩固并完善他们参与体育的模式。
(4)群体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群体的体育环境是影响直接参与变量和体育认知变量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校园内,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而结成的非正式的体育群体有很多的种类,例如,因为喜欢同一种运动项目而经常相约的体育群体,因为“乡党”这种地缘关系而经常在一起运动的群体,同宿舍或同班级同学组成的体育群体等等。这种群体的特点是群体的自主性较强,群体成员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交往,并通过体育建立某种人际关系。在体育群体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比较充分,成员们在谈论体育或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或规范,往往成为他人社会化的参照系。另外,体育群体内由于充分地沟通和互动,容易形成独特的与体育相关的亚文化,例如,他们会讨论自己喜爱的体育明星,相约购买体育偶像的队服或纪念品,讨论体育比赛中的某一事件意义或影响,等等。在这种频繁的互动中,他们交流了信息,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培养了对运动参与的情感,为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打下了基础。
(四)体育参与中止
体育参与中止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而终止原来的体育参与状态。在上述讨论影响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因素的同时,本文认为,有必要讨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问题,因为,“参与”与“中止”是体育参与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逻辑归纳,本文认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原因包括体育特性的适宜性和体育的组织方式两种因素。具体有以下几点:
1.从运动项目的运动特性来讲,崇尚力量表演、控制、侵略性支配对手、敌视对手的“重竞技”项目,例如,足球、拳击等,会使那些害怕身体伤害、以及技术水平差的具有参与倾向的人望而却步。
2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是一把“双刃剑”。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虽有益于规范意识的培养和运动习惯的形成,但同时也会限制学生身体表达的自由,从而会降低人们对体育的热情和兴趣。
3.运动中较强的绩效目标会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例如,高校内的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它的目标是在校际间的竞争中争金夺银,为学校争光。在这类运动中,身体技能比较好的人更能在比赛中显示能力和解决问题,更能获得老师或教练的赞许,他们会获得更高的权威和地位,他们因为对比赛较强的控制所产生的成就感而对运动或比赛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对那些运动技能稍差者,他们由于很难有机会上场表现,“汽水喝干,板凳坐穿”的尴尬经常令他们离开运动场。在对某些特招运动员进行访谈时,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些运动员感觉自己在体育中没有前途,失败的体验导致他们对体育参与的厌倦。
4.体育中错误的主体定位。这里的体育主要指学校的制度性体育。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运用统一的教学目标、统一的教材内容、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考核标准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在这些运动中,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很少考虑体育学习的主体—学生的主体需要、体育基础与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在运动参与中处于被动地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导致学生的心智能力和个性发展受限,影响了参与体育的动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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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尽管生活的建构性意义愈发突现,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实证主义理念影响,社会学并没有充分地重视生活理论的这一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 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07.
[2]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82.
[3]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00.
[4]吴康宁.教育与社会:实践反思建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27.
[5]英格索.谁控制了教师的工作[M].庄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
[6]瞿葆奎.教育与教育学[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505.
[7]RobertThornberg.SchoolDemocraticMeeting:PupilControlDiscourseinDisguise[J].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010(4):924-932.
[8]古得莱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7、117.
[9]范登堡.解释的教育理念与规范的教育理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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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社会学理论演进逻辑的线索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索中,讨论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合理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面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引发的价值冲突,韦伯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景作了悲观的预测。但他也指出,当“价值理性”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能够推动“工具理性”发展时,社会进步是无从谈起的。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性交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宗教信仰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孙硕,刘晗.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看资本主义发轫于西方的精神动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39-41.
[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9.
[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4.
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建华,赵志平.消费主义影响下大学生消费现状调查与分析——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5):106-111.
[2]田波.大学生奢侈性消费刍议[J].中国商贸,2011(27):241-242.
[3]高中建,张英敏.工业文明背景下青少年消费异化与理性规避[J].中国青年研究,2007(12).
[4]付晓丽.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生消费价值观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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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探讨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门科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以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行动和关系网络为关注对象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沦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女仆”。该学科几乎不加质疑地将形式主义作为其学科基础,去探究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关系理性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根本上修正、颠覆和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在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路,沦为了其附庸和陪衬。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认知局限的。这种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论范式本身的认识论困境,也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面对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背景和各种理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弄清这些理论传统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语境,把握理论的适应性、时间性与空间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知识体系,注重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直接面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传统的积累,熟悉本土社会理论的知识传承与延续关系,而不是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去创造一些完全脱离本土经验、没有现实基础的新概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学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论边界,并最终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自身学科的复兴与重建。要实现这种复兴与重建,当前最为紧迫之事,乃是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范式自觉”的素养。
只有具备“范式自觉”素养,才能真正扎根于本土经验实在,对自身的理论知识及其传承关系进行凝炼,和西方学者站在互为主体性的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最终实现本土经济社会学在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真正复兴。一个具备“范式自觉”素养的人,首先是一个对西方范式传统具有清晰认识的人,更是一个对本土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和中国本土社会经验烂熟于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本土经济社会学重建的重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成长做出实质性贡献。“范式自觉”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传统给予更多的保护、尊重和关注,应当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承和新旧交替的过程。不应将“范式自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保守或守旧的情结,而应当视为一种严谨的学术风尚和治学态度,一种正确对待社会科学知识传承的态度。“范式自觉”不仅强调理论的创新,更强调知识的延续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强调理论知识与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需要几代人沿着一定的知识理路的艰辛探索,需要一点一滴的长时段积累。在此,我们发出“范式自觉”的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范式重建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知识的传统中寻找中国经济社会学知识的增长点,实现这门学科的重建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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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权被纳入宪法保障已是法治国家的统一之举,而对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是各个国家针对教育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平等权是权利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受教育权同样是科学、文化和社会权中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两者的结合更是宪法应给予重点规范的地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从宪法角度谈教育公平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教育公平的内涵《辞海》对“公平”是这样定义的:“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性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我国在法律上规定了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教育公平有法律上的保障。但在现阶段,我国教育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
【关键词】
教育公平、策略、教育现状、教育不公平
公平,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分析任何一件事都要从实际情况,一定的周围环境考虑。那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有关教育公平的现状。
一、从当今社会上的不同阶段来谈谈教育公平的现状:
1、学前教育阶段
起点公平,指的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即竞争的规则必须是公平的,学前教育领域存在的许多严重的公平问题,这些不公平是使学前儿童个体之间的身心发展部平衡,影响儿童接受正规义务教育的质量,制约着全国学前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和国民教育质量的提高。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少数地区的一些托幼机构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使学前教育资源的分配已“权力”和“金钱 ”衡量尺度,即已幼儿家长拥有的社会资源、职业以及经济状况为标准。同样的教育机会与资源的享用却要要不同的代价来换取,这对幼儿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按家长的经济状况选择收费标准不同、档次各异的幼儿园、也使幼儿幼小的心灵过早的感触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人与人之间关系与交往的不平等。
2、义务教育阶段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
农村学生比起城市学生受教育机会少,享受的教育资源也非常有限,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2)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主要是东西部资源分配不均。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不论是师资、设施、培训机构,还是信息来源都优越于西部地区,对于处在偏远农村或西部的学生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3)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资源配置的失衡
由于重点学校占有的教育资源远远比普通学校多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择校费就是再昂贵,也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分数上达不到所谓“择优”的那个标杆,不得不争着将孩子送往重点学校。虽然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教育部明令废止,但实际上取而代之的“实验中学”仍然被各种光环所笼罩,在投资、贷款、师资、基建、招生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令广大家长和学生趋之若鹜,择校热演变成教育不公的最突出表现之一,于是巨额的“择校费”应运而生且水涨船高,让众多家庭苦不堪言。
(4)女童与男童在受教育时的期望不同
女性教育参与机会的不平等是我国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一个持久而衡新的话题。女性教育问题集中在西部的边远贫困地区,主要表现为入学接受教育的女生数量不多。在初中阶段中途辍学和义务教育后没有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中,女生的比例明显要高于男生。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意识而导致的对女童的不公平,这主要是针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城乡或者东西部地区的教育不公平还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大家都知道新课改教科书的编写者几乎都是北师大、南京师大、华东师大的专家编写。尽管在调研时也去了一些农村学校了解情况,但是内容大部分是面向的城市文化。这对于具有农村文化的学生来说是很难与课本文化相融合的,从而导致考试的失利,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3、高中教育阶段
高中教育主要就是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学习成绩不好不能进重点只能进普通高中的学生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进了重点的学生也有不公平现象,重点高中实行的是分数档次与学费档次匹配。而且即使进了重点学校后也存在不公平现象,实验班、普通班教师配备不一样,各种教育资源的利用程度也不同,学校领导对实验班同学的期望高关注也多,而普通班同学就享受不到如此待遇。
4、高考教育阶段
高考考试就是平等的分配不平等权利的过程,是调节社会分工的“天平”,不论是科举制,还是今天的高考制,实质上是脑体分工的手段,也是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通道,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平衡器,公平则是判定考试结果是否有意义的准心。计划录取体制人为地制造了地位、成分、阶层之间的差距,以省为单元组织录取,不同省份录取标准差别较大,尤其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录取标准倒挂,形成教育不公平的“马太效应”,高考招生录取制度的价值基点是教育均等。在制定招生政策中,存在城市价值取向,没有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差异,没有拉开档次,区别对待,便形成了较大的不公平性。比如说陕西省城乡存在不平等,不论是教育机会还是教育过程中资源都是分配不均的,但是高考录取分数线是统一的,这样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其次,在入学机会的分配上,国家不是依各省实际参考人数分配录取名额,而是依据高校向其所在地录取较多名额和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原则,使高校较多、高教资源丰富地区的入学机会多、入学率高。
5、研究生教育阶段
一方面体现在东西方地区差异上。比如北京、南京、上海研究生导师有名望,国家建设基金多,国家课题多,论文好发表,出国机会多,发展前景好。北大、清华培养的毕业生大都出国了,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有益的。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就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另一方面城乡不公平由课程所反映的同质文化来表现出来,学历越高同质文化的筛选功能越明显,城市学生数量明显高于农村学生。性别歧视贯穿教育的始终。对于女研究生社会是一种消极排斥的态度。女博士已是个贬义词了,一提起女博士人们会说“灭绝师太”又老又丑、呆板木讷、嫁不出去、不会做家务等等。和女强人一样被视为社会上的怪物。这样公平吗?而有些用人单位会因女研究生毕业工作后会马上考虑婚育问题而以种种理由拒绝女研究生的就业。 总之,纵观学生从幼儿园上学开始到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评职称始终存在地区差异与性别歧视和同质文化。这三个方面贯穿教育始终,而教育公平的三个层次同样贯穿教育始终。
二、分析教育不公平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1、对小康社会建设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小康社会建设是全社会的建设,并非是哪一部分人的建设。而占人口总量80%的农村人口实现不了小康,就不能称其为小康社会。农村落后的原因很多,其中教育层次不高是重要原因。
2、教育公平的缺失明显影响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力,加剧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发展差别,使后地区的社会综合发展与改造进展缓慢。如今,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甚至中西部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发展的许多条件较差,特别是教育条件较差这一条,明显导致了两地人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发展力的不同,教育不公导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结构不合理,引发很多社会矛盾,有些矛盾呈激化趋势。
3、影响和谐社会建设。有无自由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灵敏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动态开放的社会稳定机制是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教育不公直接影响上述五项机制的建设。只有扫除教育领域中各种不平等状况,才有可能有效调节社会各层面的利益关系,拉近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4、教育不公还会引发其它一些不良影响。如教育不公,造成很多农村青少年不能得到良好教育,引发对党和各级政府的不满;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导致城乡对立;一些特权部门和个人利用职权为子女谋利益,引发群众对腐败的不满;一些青少年辍学后,无所事事,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等等。
三、研究制定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的策略
1.政府方面
对于城乡以及区域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政府应明确职能,在充分认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尽快的建立公平、公正的基础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不仅要加大在财政方面对整个教育的投入力度,而且要加大对弱势区域及农村的扶助力度,以减少城乡、区域之间的基础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政府应有效的约束东部发达地区,发达城市教育经费的投入,对其制定教育经费投入上限;而对于中西部和农村制定相应的教育经费投入的最低限度。只有政府承担起了对教育的责任,时刻坚持三大原则,才能确保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这是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学校方面
首先应当取消所谓的“重点中学”制度,取消区分等级学校的简单做法,把力量转移到建立和加强学校标准化建设上来,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应加强投入,努力增强薄弱学校在软、硬件方面的投入,实现软件和硬件配套设施的均衡发展。在硬件方面,应对教舍进行改建,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保证每个学生在安全、幽静的环境中成才。另外,学校应当购买必要的教师教用设备,保证教师授课的基本需求。在软件方面,学校应当适时的培训在职教师,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建立起优良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校长和教师之间,应适时的进行相互交流,分享优秀教学资源,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同时,全日制公办学校应积极主动的吸收流动儿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流动儿童教育机制,避免出现流动儿童就学困难等教育不公平现象。
3.学生方面
学生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教学效果的优劣全体现在学生这个教学主体上。对于学生,教师应当排除差异,公平对待。由于学生存在家庭背景、经济及个体差异,难免会出现小部分弱势学生。对待这种学生,应当积极给予关注和关怀,使学生身心得以健康发展,使基础教育在各学习主体之间得以均衡发展。此外,要使得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得考虑生源均衡的问题。由于每个家长对自己的子女都给予殷切希望,想方设法让孩子到最好的学校去学习,这就使得某些学校出现“人满为患”,而其他一些学校则出现“门可罗雀”的现象,这样不仅加剧了基础教育的巨大差距,还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所以针对这种现象,教育机构应当制定相关积极的政策,比如:就近入学、划区域入学等,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增进教育的公平性。
四、总结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教育公平必将是我国教育事业今后一项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教育公平是社会教育的本质之一,它是基础教育事业均衡发展的重要体现。诚然,现在的教育不公现象必然存在,但,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应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实践观,成为我国教育政策制定时的重要原则,成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1】王雪梅、张玉霞等《法与教育公平》,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2】唐琼《论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
【3】《今日财富》期刊,杂志社出版社,2007年第4期
【4】常秀娟《关于教育公平内涵的思考》,基础教育研究、2006年教育公平
【5】曲翠平 《我国教育问题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1).
【6】李启迪 《教育公平要从细节入手》.校长参考,2006 (2)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教育公平的问题。就目前看来教育公平问题贯穿于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具有较大的思考价值。分析我国教育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措施是本文的重点。面对已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我们应当合理配置教育教学资源,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关键字:教育公平 城乡差距 教育投资
正文:
1. 背景
功能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泛指构成某一社会系统的要素对系统的维持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作用或影响。并且进一步认为,既然是影响,则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影响;既然是作用,则既可能是促进的作用,也可能是阻碍的作用。日本教育社会学家柴野昌山较早探讨了教育负向功能问题,他以默顿的“正向功能、负向功能”及“显性功能、隐性功能”这两对功能概念为基础,构建了学校教育功能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学校的教育功能分为四大类,即显性正向功能(A)、隐性正向功能(B)、显性负向功能(C)、隐性负向功能(D),从而在理论上表明了负向教育功能和正向教育功能同时存在于教育功能系统之中。【1】
学校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实体而存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促进了个人的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比如说人才流失问题、生源不均、教育观念保守、高校大规模扩招、片面最求升学率等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教育公平的问题。
2.社会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及原因分析
2.1教育起点不公平
教育的不公平表现在教育起点的不平等。起点平等是指教育机会平等、入学机会均等。这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公平诉求,在实践中尤其是指保障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2.1.1地区之间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东中西三大地理格局,东部经济发展的水平高、速度快。而中西部地区,位于内陆,经济外向性差,不够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教育的起点不公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教育投入不均。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政府和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较高;而西部贫困地区更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且教育观念落后,因此教育投入相对较少。
2.1.2城乡之间
我国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需受到九年的义务教育。然而在一些农村及偏远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很难得到保障,适龄儿童辍学率较高。在2000年的一项数据调查中发现:我国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85年【2】。农村教育经费有限,不仅师资力量极度缺乏而且基础设施落后,教学环境恶劣与城市相差甚远。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到城市务工,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也愈发突出。据了解,有些地方学校为了保障本地学生能够充分享受到教育资源,人为地设置“门槛”来加大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难度,“择校费”、“赞助费”问题屡见不鲜。调查显示,城市的重点中学以及高等院校,在入学机会上不同家庭背景和家庭收入存在明显差别,占人口90%以上的体力劳动者,其子女在入学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比重越来越高。另外,由于偏远落后地区仍存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
2.1.3民族之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大家庭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2%。其他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共占全国总人口的8%。我国民族分布及集中又分散,大杂居、小聚居。从整体来看,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较为偏远。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而各民族集聚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思想观念也有差异。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教育的起点不平等。少数民族既要维护他们自身的文化特色,但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的发展,又要遵循主流文化,这无形中给他们增加了学习负担和心理干扰。
2.2教育过程不平等
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异,各地对学校师资的投资力度也不同,这也就导致了各个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不平衡。而教师队伍的良莠不齐,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自2004年提出新课改至今,第一批实行新课改的地区,如山东、宁夏、广东、海南。这几个地区不论从国家财政投入还是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上来看,都占有绝对优势,新课标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了学生发展的教育,这些观点有更深的群众基础。而像四川、甘肃、广西、贵州、重庆、西藏、青海这七个省市,2010年才实行课改,2013年才有第一批新课改的学生参加高考。新课改并不是绝对的正确合适的教育范式,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其突出强调的重视学习过程的评价方式,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各地对新课改的重视程度不同,自然不能保证教育过程的平等。
就各省内部来看,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格局,也不可能保证城乡之间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具有平等的待遇。近年来,国家在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上做了一定的努力,比如鼓励支教、农村教师特岗招聘,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等措施,但效果却不明显,农村教师的流动性还是很大,这从一定程度上是违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的。很多老师在农村也就呆一到两年,一届学生没有带完就离开学校了。
从课程内容上看,存在过于追求教学内容上的统一的问题。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采取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忽视了不同省份、城市和农村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差别,课程设置未充分考虑到农村实际情况.单纯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使农村学生很难适应学科教学内容的深度、难度,导致学生逐渐丧失学习兴趣,甚至辍学。以高中地理来看,新课标指出,要重视地理教育手段的信息化,重视多媒体的综合运用,增加学生对3S信息技术的了解。这一教学要求的实施需要高水平的硬件条件。在经济技术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为学生提供机房,实际操作GIS、遥感的相关软件,更有甚者提出了Ipad进课堂的教学方式。而这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是难以实现。
2.3教育结果不公平
结果平等是指最终体现为学业成就、教育质量的平等。这是一种实质性的目标层面的平等。通常,接受大学教育被视为结果平等的目标。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由于之前起点和过程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农村学生在结果上的不平等,即由于客观存在的教育质量上的差别导致高考中的不公平竞争,最终使能够进入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少之又少。近年来,根据各重点高校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村生源的比例不断下降。以有关部门对清华大学2010级新生的抽样调查为例,其结果显示农村户籍的学生比例仅为17%,而同年全国高考考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高达62%。即使是像中国农业大学这样以面向农村招生为主的高校。在2011级新生中也第一次出现了农村生源低于30%.仅占28.26%的现象。【3】据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目前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第二、三类院校,尤其是民办高校、专科学校、职业院校等。也就是说,在国家重点高校,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所占份额逐渐减少,而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普通高校却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和贫困生。
除了历史上形成的城乡教育差异,还存在着一个制度性因素,即目前的高考加分、保送、自主招生等政策对农村学生也越来越不公平。高校招生实行名额分配制度,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被分配的名额多而且分数线底,导致更需要接受教育的落后地区高分考生落榜。重点大学名义上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平的,但在政策设定上却不自觉地将农村学生边缘化了.在城乡、重点与非重点的二元格局下,普通中学的寒门学生既不能在分数上与城市重点学校的学生竞争,更难以获得原本用于“兼顾公平”的推荐名额。因此,在普通中学读书的农村学生,基本上与重点大学无缘。
3.教育公平的措施
3.1资源合理配置利用
政府对教育资源的调节不力,同时缺乏应有的认识。我国教育资源自身就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有的区域还以“等要靠”的态度对待区域教育事业的发展,结果就造成了在同等条件下教育资源配置较差的现状。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原则。教育资源均衡化只有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进行优化配置,做到存量部分在本地区均衡,增量部分向薄弱地区倾斜,才能在教育产品这一公共属性上实现起点平等、普遍受益。
3.2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要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应加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协调区域之间的教育投入,努力促进区域教育的平衡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应加强对教育欠发展区域的教育的投入,加强调控并对地方政府建设高校的行为做出政策上的支持。同时要加强区域间教育发展的规划,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加大中央投资力度的同时,可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学校,为教育事业争取到更多的经费。
3.3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教育公平,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政策,并把社会政策提供的制度性保障落实到社会各个具体领域。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培养每一个公民;加强特殊教育,公平对待农民工子女及贫困家庭的学生。完善管理体制,统一规划教育的发展,统一管理教师队伍,统一安排学校教育经费,从而给落后地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4】
针对择校择班的现象,可以通过立法加强引导。河南省政府公布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5】像河南这样的做法值得鼓励。增加硬性约束,是削减择校之风的有力举措。教育主管部门还应出台更细化的规定,明确擅自区分重点与非重点行为的法律责任以及对违规者的惩戒机制,同时把学校管理纳入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强化约束力。
3.4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当前.三农问题已经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的教育问题是关键。因此在国家政策上要向农村倾斜,改变传统的“城市中心”取向。【6】虽然目前国家已经对农村实行了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对所有的适龄儿童实现了入学机会上的平等,但是当前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农村教育的效率问题,真正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把改善农村教育质量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在财政投入上要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解决农村教育因经费短缺所出现的问题。另外,在重点高校自主招生、高考加分等政策方面,也要向农村倾斜,努力增加农村学生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机会。对此。教育部在2011年11月22日发布的通知中已经明确表示高校自主招生应向农村地区中学或考生适当倾斜。
参考文献:
【1】王等等、焦瑶光.教育负向功能研究及其启示.【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7,1
【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和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1
【3】清华农村生源比重不大,连续多年下滑[EB/LO] /2011/0819/154657.htm1.2011-08-19.
【4】赵梦静.对我国教育公平的认识和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9,(6)
【5】周继坚.维护教育公平仍待多管齐下.【J】.课堂内外:教研论坛,2012,5:16~16
【6】董凯.从“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现象谈教育公平.【J】.理论观察.2012,2: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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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文化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教育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p#副标题#e#
3.人文科学被不断边缘化,读者对新文学经典望眼欲穿
人文科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即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但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而文学经典作为人类经验、智慧、情感和美的结晶,它对个体人生和群体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当今的大学生不再热衷于钻研文学、研究哲学,而是移情别恋于经济实用的社会科学书籍。人文科学的边缘化由此可见一斑。
2004年9月,林长治的《Q版语文》将31篇语文经典课文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出版,卖得相当火爆,作者被誉为“出版界的周星星”。2005年1月,《Q版语文》被叫停,当局认为该书是对新课标的误解、歪曲,亵渎了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会在语言上、文学上、审美趣味上及思想道德方面给学生带来负面引导。原因是《Q版语文》虽然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但已面目全非,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成了古惑仔等。标新立异的《Q版语文》被学生奉为经典,不但折射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条式的可憎面目、说教式的刻板尴尬,还表明中国品格深厚、文学境界高雅的文学作品日渐寥寥,而读者渴盼的具浓郁社会气息的新文学经典却又迟迟处于难产时期。社会大众正逐渐失去思考、阅读的耐心,恶搞式快餐文化正在引领着阅读潮流。
4.主流媒体的话语霸权引发沟通代沟
大众传媒,特别是隶属党政机关的机关媒体,掌握着珍贵的话语权,充当着党的喉舌,却与平民大众有着严重的代沟。因为新闻从业人员选择的新闻,可能并不符合受众的需求,受众只能相对被动地关注媒体给他们的议程设置,也即受众只能“被迫关注”;相反,一些受众希望关注或应该关注的议题或命题,并没有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关注,造成受众的“关注缺失”。这种“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矛盾:受众厌倦的新闻(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泛滥成灾,真正深入民心的新闻却严重缺席,造成媒体与受众之间不可逾越的沟通代沟。
2006年11月,《南方周末》记者吴虹飞在《从足球解说员到娱乐圈明星(引题) 狷狂黄健翔》中对黄健翔意大利“解说门”事件作了过度阐释,多家网站甚至将其讲解词制作成黄腔手机铃声牟利。对此,黄健翔勃然大怒,认为“记者的良心被狗吃了”,媒体缺
乏善意,以恶搞和滥炒为目的,“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10]而吴虹飞却又相当委屈,认为自己已经“我基本上,保证所有的引言都有出处,我写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简直是写一个论文一样小心,就差标出注解了”,[11]反而是黄健翔“他的问题在于:他不但是一个名人,而且他自己也充当了媒体(博客),对自身和他人加以了很多倾向性评判。”
[12]由此凸显出来的“沟通代沟”表明,掌握着话语霸权的大众传媒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至关重要。
因而,恶搞元年的恶搞文化现象就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个案,主流文化之所以要遏制恶搞文化的“恶性循环”发展,有着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审慎的考虑。因为主流文化自知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恶搞文化踩中的恰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所以打压恶搞文化迅猛的发展势头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文化如何在纷扰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并积极迎接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真问题。
三、主流文化的生存策略
(一)制定先进的文化战略
“所谓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应该具有文化内容的先进性,文化形式的大众化,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文化任务的基础性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先进文化有三个维度,即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13]因此,制定符合历史发展的先进文化战略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紧扣先进文化三个维度,使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三者有机统一和辩证发展,使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始终处于一个有机的和生长着的文化形态里,同时促使其积极因素不断随历史的变化进行成功的自我调节,始终保持文化的良性发展。
1.培养全民的文化自觉,捍卫主流文化阵地
何谓“文化自觉”?它首先是一种文化自信。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它是一种对传统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借鉴合而为一、互以为力的精神品格,是对本国文化建设有足够的文化职责及充分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先进文化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早已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文化自觉”、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都是在进行着一种“返本开新”的积极尝试,这里追求的“新”就是在强调一种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费孝通
先生曾强调,任何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根和种子,也就是说,文化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发展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规律和优良基因。要让文化保持历史传统的健康基因,又要使之具有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14]因此,我们就要深入了解我们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精神。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捍卫主流文化阵地的主动权,重塑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信心。也惟有如此,外国毫不尊重中国原创文化著作权,把中国四大名著改编得粗俗不堪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倘若中国人失去了应有的文化自觉意识,丧失了文化自救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只能任由他国文化帝国主义肆意恶搞,遭遇经济的粗鲁绑架。
2.构建和谐的文化环境,张扬健康文化
文化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和谐的文化环境,而和谐的文化环境有赖于文化多样性生物链的维系。恶搞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可能带来一场文化灾难,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新鲜的文化形式,谁又能断言它不会开启文化新纪元呢?我国历代的民间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故事新编》都是优秀的恶搞经典,它们以怀疑态度对待写作对象,善于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模式,荒诞中无不透露出对世事人情的洞明,在讽刺、戏说与搞笑反传统的过程中,隐藏着深刻的启思意义,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且未对主流文化造成明显的冲击。单从这一层上,主流文化就没必要对恶搞文化感到恐惧,给予善意的恶搞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像羚羊要跑得快就必须要有狼的存在一样,主流文化也需要像恶搞文化这样的“狼”来鞭策自己不断成长,警醒自己保持足够的危机意识,否则再优秀的文化文明也注定会在无“狼”的安逸环境中不断衰弱、退化乃至灭亡。
张扬健康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做出表率。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及文化警醒意识,可贵的良心和良知,将使他们更有勇气面对目前严峻的人文瘠荒状况,进而自觉保持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能对一切文化特权、一切文化糟粕加以质疑,给予批评;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俘虏或奴隶。如此才能使主文化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根基上,填补其缺失的空白,不断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品,对文化糟粕起到拒斥作用。并能历史地、理性地、审美地看待世界,坚守人文科学精神的家园,为人类也为自己的生存建构并护持一个温馨美好的人文环境和高雅和谐、生机盎然的精神世界。
(二)在改革中反思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
当青少年阅读着被恶搞过的名著,背诵着被整容肢解过的唐诗宋词;当人们与传统文化越走越远,在浮躁的经济社会中失去可贵的阅读习惯和思考的耐心;当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们也在商业大潮中失却文化人的本色,惟钱至上„„这个时刻,对现代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反思,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刻不容缓。
《Q版语文》在主流文化界看来是新的恶俗文化,不但亵渎民族感情,篡改民族历史,贬抑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还突破了文化本身所能容忍的底线及个人道德底线,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但《Q版语文》如果完全原创,那么这种幽默就很值得呆板严肃的传统语文教学去借鉴。因此,什么时候有超越于《Q版语文》的、对传统语文教材的改革有所启发的新语文,传统教育实在应该将其很好地引入其教学实践中去,给面临灵感枯竭的语文教育输入新鲜血液。尝试恶搞文化的另类思维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启发,这对处于尴尬境地的语文教育教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我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目前文坛遭遇的一个尴尬是,当前正版书籍价格奇高,与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不相符合,造成正版书无人问津,盗版书籍畅销无阻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珍惜、保持文化传统同时,把握住时代的脉络和历史向度,不断融以现代性的语言、内容、形式,构建时代感强的当代文化精神,填补当前民众的文化精神空白,不断创作引人思考、启人智力、与时俱进的新文学经典,能使大众喜欢且消费得起。同时严惩任意盗用、恶搞文化资源者,加大力度肃清文化市场。不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三)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
在恶搞文化盛行的2006年,凸显了大众传媒在文化操守、网络文化道德守望上的力不从心。大众传媒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使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与此同时,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为避免恶搞文化“为所欲为”,建设健康的网络文化系统迫在眉睫,如实行网络实名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网络道德规范、法律,防止网络犯罪等。
此外,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让边缘发声,让弱者自我表述” [15](恶搞文化是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忍不住发出的声音,是习惯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铿锵的自我表达)显得势在必行。由媒体俯视效应惯性思维造成的“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的矛盾使“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16]新闻工作者是坚守社会良心、深含人文关怀精神的执行者,但他们却很难不在把关过滤资讯的时候犯“被迫关注”和“关注缺失”的失误,因此,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选择最有价值最必须让人们知悉的资讯,最大可能传达给受众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中国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的终极追求。
文化多元化发展必须要经历文化融合。因为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一来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二来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兼容了异质先进文化积极因素。[17]这样不但可避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合唱,而且在交流和融合中还可以实现世界多元化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及“和而不同”的理念。[18]更重要的是能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差异问题上,鲁迅先生主张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即面对“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唯我独尊的择而取之、为我所用的心态。徐圻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资源,只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就都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鲜活内容。” [19]在亚文化问题上,彭志斌先生认为,亚文化的存在,可以促使主文化创新,有利于加强群体整合,促进社会的协调和稳定。[20]言外之意实为:未突破法律和个人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文化样式,大量恶搞文化的存在及其之间的交流、融合必将促进主文化的创新。因此,技巧性地运用“拿来主义”理论,不断强化中国文化的内在体质及其文化内涵,进而逐步形成中国文化的特色及创造性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 [21]因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才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不断的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大同存小异中共同发展。
结 语
诚然,恶搞文化因其非原创性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力,迟早会被商业文化收编。再者主流文化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势必会加以打压。因而,恶搞文化一时不会成为主流文化,它只能是一种边缘文化,聊以搏大众一笑。但是主流文化的担心却并非是杞人忧天。如果历经恶搞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还是“死性不改”,不思进取,那么,遑论主流文化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或是多么稳固的体制,迟早也会被其他文化形式取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文化的视野下研究恶搞文化并理清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和利弊,清醒地认清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路应该怎样走显得非常必要。同时,提
醒大众的文化责任、文化自觉,营造良性的阅读型、思考型社会氛围,对阻碍主流文化发展的各种障碍进行审慎思考乃至排查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所有这些就需要大众传媒、文化界、教育界等部门或个人共同来作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1]江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J].求索,2006,(3). 转引自: 蔡骐.对网络恶搞文化的反思[J]. 国际新闻界,
2007,(1):56.
[2]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30.转引自:蔡骐.对网络恶搞文化的反思[J]. 国际新闻界,2007,(1):56.
[3]Phil cohen, 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king-class Community, in Stuart Halberds Culture, Media and
Language, London:Hutchinson,1980:82-83.转引自: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6,(4):31.
[4]左伟清.岭南聊天室:“恶搞”文化溯源与辨析[EB/OL]. , 2007-1-23.
[5]徐迅雷.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N].光明日报,2007.1.13.
[6 ] [15]王岳川.文化失根的危险[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2.17.
[7]徐圻.走出文化的自大与自卑——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11.
[8] 北青网综合.一博士宣布退出联名 冯骥才:抵制洋节没必要[EB/OL]. , 2006-12-25.
[9]李锐.拒绝合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189.
[10]吴月花,师欣.从足球解说员到娱乐圈明星(引题) 狷狂黄健翔[N].南方周末,2006-11-23(B9).
[11][12 ]吴虹飞.被斥记者回应黄健翔:辩解并不重要 我有录音作证[EB/OL].新浪体育, , 2007-3-25.
[13]李晓东.全球化与文化整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114-122.
[14]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M].长沙:岳麓书社,2005:3-6.
[16]史铁生.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代后记)[A].史铁生.灵魂的事:关于生命、爱情和信仰的沉思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76.
[17]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313.
[18]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314.
[19]徐圻.走出文化的自大与自卑——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1):16.
[20]彭志斌.试论亚文化的积极作用[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3):215.
[21](丹麦)奥斯特罗姆·莫勒.全球化危机[M].贾宗谊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56,,转引自李
晓东.全球化与文化整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6.
参考文献目录:
[1]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李小娟.文化反思与重建——跨世纪的文化哲学思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李良荣.为中国传媒业把脉——知名学者访谈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李晓东.全球化与文化整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5]童庆炳等.文化评论第一辑:中国当代文化战略[C].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6]王永亮,成思行.倾听——传媒论语(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7]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方文化议论集[C].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8]孙志国等整理.文化的盟约——当代文化问题十二讲[C].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
[9]史铁生.灵魂的事:关于生命、爱情和信仰的沉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0]黄晓武.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J].外国文学,2003,(2).
[11]陆道夫.英国伯明翰学派早期亚文化研究探微[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2).#p#副标题#e#
[12]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
2006,(4).
[13]邹伟,王亦高.“娱乐”与“抵抗”[J].国际新闻界,2006,(9).
[14]林少华.恶搞文化行为应制止(参与)[J].环球时报 ,2006,(6).
[15]蔡骐.对网络恶搞文化的反思[J]. 国际新闻界,2007,(1).
[16]魏武挥.《无极》vs.《馒头》:大众传播功能主义学的解读[J].国际新闻界,2006,(4).
[17]文妤.“馒头血案”与受众地位[J].青年记者,2006,(11).
[18]彭志斌.试论亚文化的积极作用[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3).
[19]洪涛.我对主文化亚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20]陈龙.青年亚文化与当代媒介素养教育[J].国际新闻界,2005,(2).
[21]徐圻.走出文化的自大与自卑——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2]修宇.大众媒体俯视效应及对策[J].国际新闻界,2007,(1).
[23]许嘉璐.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漫议[J].求是,2004,(9).
[24]]赵敏.职业道德教育要从新闻学子抓起[J].中国记者,2006,(11).
[25]杨文炯.城市界面下的回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J].回族研究,2004,(2).
[26]杜飞洪.试论《大话西游》对《西游记》的经典解构[A].嘉应学院教务处.嘉应学院2005届本科毕业
生优秀毕业论文选编[C].梅州:嘉应学院出版社,2005.
[27]张斌峰.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兼议人文知识分子与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J].湖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
[28]文继红.面对“恶搞”文化[N].辽宁日报.2007-2-28(4).
[29]李峥.莫让“恶搞”成为校园“文化流感”[N].中国教育报,2006-10-26(2).
[30]蔺玉红.刹住“恶搞”之风,弘扬优秀文化—— 光明日报“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侧记[N].光明日报,2006-8-11(1).
[31]陈四四.聚焦:恶搞文化冲击传统底线[N].四川日报,2006-5-26(4).
[32]方珏.恶搞文化当叫停[N].深圳商报,2006-10-25(2).
[33]王岳川.文化失根的危险[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2-17(B2).
[34]黄雪凤.恶搞文化的价值与批判[EB/OL]. .
[35]品三.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DB/OL].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 2007-3-20.
[36]第七封印.恶搞后面的文化忧虑[EB/OL]. , 2007-1-25.
[37]谢莹,蔡骐.恶搞:从媒介文化到媒介经济[DB/OL].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2007-3-21
[38]李宗桂.“恶搞”背后的文化失落[EB/OL]. , 2007-1-23.
[39]左伟清.岭南聊天室:“恶搞”文化溯源与辨析[EB/OL]. , 2007-1-23.
[40]吴虹飞.被斥记者回应黄健翔:辩解并不重要 我有录音作证[EB/OL].新浪体育, , 2007-3-25.
摘要
腐败犯罪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处于社会转型期,众多犯罪类型中的腐败犯罪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来,国际和国内对我国反腐进程高度关注。反腐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进行剖析,并且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治理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并且从中找到治理的对策。社会转型期内,我国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既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又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我们可以作出具体分析,从而找出一些对策遏制腐败现象。
一、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随着我国不断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冲破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同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汇聚,然后冲突或者相互吸收。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法制与传统习惯的冲突,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冲突等等。
二、我国目前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我国目前反腐形势严峻,习对腐败犯罪深恶痛觉,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后我国反腐成果显著,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腐败犯罪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犯罪手段多样化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在迅猛发展之中,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够让我国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利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分配。各种国有资产,如土地、矿产、石油行业无疑成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腐败犯罪从官员本人直接收受现金转向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从周永康落马后,整个腐败犯罪链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康的整个家族成员成为商人行贿对象。官员家属开设公司的资金大都来源于商人,而这些隐蔽的资金很难查到来源。还有一些人会收集相关官员喜好,投其所好。从名画、玉石到毒品,行贿手段层出不穷。
(二)网络成为反腐重要阵地网络不仅成为腐败犯罪举报的工具,更成为民众了解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也促使官员在生活中更加谨慎。从之前的“表哥”到现在腐败犯罪的新词汇“通奸”、“不正当男女关系”。正是因为网络,我们接触了解到了更多的腐败犯罪,从而能够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道德准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随着电子计算机不断普及,网络成为举报和反腐的重要途径。当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时,群众通过网络举报往往成效显著。
三、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层出不穷,我们需要正视腐败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其产生的成因。犯罪原因宏观与微观层次论认为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的视角:个体犯罪形成的原因,总体犯罪形成的原因。前者是犯罪原因的微观调查,后者是犯罪原因的宏观研究。微观原因将个体犯罪至于微观社会中,核心是对犯罪人个案的微观社会剖析,探析一个人为什么犯罪,宏观研究将总体犯罪置于宏观背景下,核心是对犯罪现象的宏观分析,揭示社会为什么存在犯罪。笔者主要从腐败犯罪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探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宏观原因1.经济与腐败犯罪。我国经济改革成果显著,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对于官员而言,他们每天见到的都是比他们物质条件丰富得多的各类人。作为官员,他们手中的权利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拥有过多的财富。那么一旦他们把获取财富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又没有其它手段来获取更多财富,就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把国家利益和职责放在一边。正如默顿认为当文化规定的作为普遍追求的合法目标与社会结构所能结构的借以实现目标的社会认同手段之间存在冲突时,就会使人们体验到“失范性紧张”,为了消除这种示范性紧张,人们便可能以形式主义、退隐主义、反叛等方式表现出越轨行为。2.文化与腐败犯罪。在社会转型阶段,官员面临着诸多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与现在的廉洁奉公思想产生冲突。国外腐朽的资本主义享乐思想与公务员艰苦朴素的思 想产生冲突。官员在面临着这些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如果思想不坚定,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在这些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会有部分人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从而形成自己的亚文化,来对抗恪守职责、廉洁奉公的主文化。所谓“亚文化群”理论,是指全体成员在密切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与主流文化相差异的文化特性,这种群体亚文化一旦形成,便具备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功能,群体成员效忠于这种文化并受其控制。官员一旦进入到亚文化群体中,思想就会松懈,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起来。一些落马的腐败官员会沾染黄、赌、毒等不良嗜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贪腐的官员都是链条式落马,彼此勾结,官官相护。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内,官员在面临不同文化冲击时,要坚守住内心的底线。3.社会控制与腐败犯罪。社会控制论认为阻碍人们走向犯罪的原因有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抑制因素。外部的抑制因素就是社会约束或社会联系,内部因素则是健康的个人品格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内部力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抑制力脆弱,都会导致人们走向违法犯罪。中央巡视组在一轮巡视过后,打击掉诸多腐败根基。但是缺乏相关的监督制度,使得官员大都抱着侥幸的心态。因此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我们当前所需要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有些官员并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成为自己工作的准则。以至于会出现诸多贪腐现象。在有些会议上,一些官员会大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经据典熟练地阐述,但是会后就被中纪委带走。官员没有用行动去践行核心价值观,而更多的是挂在口头上。
(二)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微观原因1.家庭与单位因素。长期和各种富裕商人打交道,官员家属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以他人或群体为参考系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后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心理。虽然权利让他们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享受了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是相比周遭的朋友,就可能产生一种处于劣势的消极社会心理。同时,萨瑟兰的差异交往论认为犯罪是习得的。从十八落马官员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生涯的开端都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但是随着他们政治生涯的延续,他们会看到并且学习到某些同事的隐蔽的贪污犯罪手段,这也会诱导他们走上腐败的犯罪道路。
(三)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个体原因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改革成果显著。会有部分官员放松警惕,从心底开始懈怠。同时从腐败犯罪者的年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犯罪大都是在中年。他们在生理上大都已经不如年轻人,而权利之大达到政治生涯巅峰。此时,他们会产生能捞一笔就捞一笔的懈怠思想。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如很多官员都在聚会中会钱色诱惑。网络中会经常出现官员在ktv放纵的照片,当他们满足心理和生理的欲望,在ktv与行贿者娱乐时,这种情景因素最利于麻痹心智。接受行贿者的安排,然后任其摆布。
四、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治理
(一)建立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安全阀机制冲突理论者确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愈是僵化,或愈是不容许社会成员表露出对立的要求或主张,慢慢积累寄来的危险、敌对的社会情绪便愈多,也就愈需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在社会转型期,官员面对工作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生活和工作中的不满积压在心中,既不利于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也不利于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民众的诸多诉求时,我们会考虑为他们建立完善的安全阀制度。但其实官员同样需要安全阀制度解决他们的不满。在社会转型期,官员既面临着机会又面临着挑战。他们是各种利益博弈的平衡点,在诸多冲突中寻求一个理性点。内心稍有动摇,就极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他们同样需要安全伐制度诉说他们的诉求,提出他们的意见。
(二)加强社会内在控制社会内在控制包括文化和思想控制。现今社会对腐败具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从民众舆论到社会风气,无形中纵容了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官场腐败文化,腐败文化对官员影响范围广泛程度深远。因此每当大老虎落马时,民众就会产生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担心是否引发官场地震。只有彻底铲除官场的腐败文化,彻底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犯罪。不仅需要官员严格恪守廉洁执政,而且民众需要树立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只有整个社会对腐败采取零容忍姿态,严格按照规章程序办事,尽量不去“走后门”,官员才没有滋生腐败的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需要官员和民众共同努力,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言行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含义。
(三)完善腐败监督机制腐败犯罪的检举揭发最需要民众的参与。公权力只有受到民众的监督,才会得到制约,从而才能保证不被滥用。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长远之道。反腐不能只靠党内反腐,最根本的是调动起民众对权利的监督。网络反腐成为民众反腐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反腐举报不能通过网络实现。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相关材料难以递交。历经很多程序递交后,难以得到反馈。民众一直被隔离在权利监督的栏杆之外,没有能够参与进来。中国的反腐进程要进步,就需要民众的参与。我国各种政府工作需要更加公开、透明。总而言之,民众能够监督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官员的决策能够体现民众的诉求,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才能更加健康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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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需要从受众需求角度出发,找到电视新闻编辑的创新之路。本文从受众需求角度探讨了当前电视新闻编辑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电视新闻编辑创新的方法和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受众需求角度看电视新闻编辑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受众的心理和需求影响着传播效果。作为电视媒介传播活动一个构成部分的电视新闻,其传播效果如何,与新闻节目能否适应受众心理,满足受众需求是成正比的,而电视新闻编辑作为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编辑内容和形式只有满足受众心理和需求,才能使电视新闻在整体上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受众;心理需求;电视新闻编辑;创新
当电视文化由买方市场转入卖方市场,即电视进入以受众为中心的消费时代后,受众的心理和受众的需求成为各电视台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新闻节目,其报道内容日趋平民化,在前期报道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与此同时,对于电视节目表现形式创新的研究却相对滞后,重内容轻形式的新闻节目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效果。从受众心理来看,他们打开电视就是为了寻找“好看”。人们不仅要求电视节目内容好看,同时也要求电视节目的形式好看。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总是通过好看的形式,才有可能去接触好看的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对电视新闻节目编辑进行重新的审视,研究新闻节目编辑创新的方式方法。
要从受众心理和需求角度来探索电视新闻编辑如何创新,就必须先了解受众的心理和需求。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公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于是在传播领域,受众的接受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受众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和特点,一个是大众化心理和需求,即受众共同的心理和需求,再一个是多元化需求,也是差异化需求。
(一)受众心理的“随意性”要求新闻内容易于接收,通俗易懂。由于电视新闻具有线性流程的特点,再加上频道、节目的日益增多,人们收看电视新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在收看电视新闻时,内容很难理解,语言晦涩难懂,不方便接收,那么受众很有可能就是换台,放弃这个节目。这就要求编辑在新闻语言,文字,声音及画面各方面对新闻内容进行仔细的选择和整合,注意内容的贴近性。
(二)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加大新闻内容信息含量。对摄录信息进行选择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一方面是省略、删节,一方面是强调与突出,而所做的省略与删节其实也就是对强调与突出的衬托。为了保证在做出选择后能让受众接收到丰富、饱满的新闻信息,应该确立以下几个选择的标准:(1)合理删减,提高有效信息含量;(2)运用新闻背景,新闻链接,增加信息含量;(3)满足受众对真的需求,让受众身临其境;(4)满足求“近”的心理需求,选择与受众息息相关的内容
(一)画面和声音要给人以新鲜感。在编辑画面时要注意引入其它的视觉传播符号,如屏幕文字、电子图表与动画等,与采访中摄取的画面互为补充,形成视觉元素的丰富性,带给观众变化的感觉。同时要注意一些资料画面的运用,现在一些编辑喜欢频繁就用资料画面,时间一长,观众必然会产生厌倦心理。
在声音方面,采用以播音为主,其它类型声音适当介入的模式。如果只有播音,会显得单调,所以要引入同期声、记者的过音旁白、原音等多种类型的声音元素,与播音文字稿交替出现,互为映衬。
(二)创新电视新闻编排模式。电视新闻的编排不能理解为各条新闻的随意拼凑与组合,而要根据新闻的内容及其特点,按照宣传报道的意图,赋予它一种特殊而又全新的效应。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编辑,确立新闻内容的传播形式,会给观众一种有规律可循的稳定感。但是多少年都不变的模式也会让人厌倦。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时政新闻栏目,一般沿用着这样的固定模式,即“主要领导出席的会议或参加的活动―各部门各单位传达贯彻会议情况或取得的工作业绩―一些小地方小单位的工作动态(包括
经济社会的特点是鼓励人们的多元化生存和多元化消费,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和差异、张扬人的个性和差异。于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产品的丰富,受众的口味更加众口难调。受众的多元化和差异化需求越来越明显,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给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条件。
正是这种多元化的需求,要求电视传播形式由“广播”逐渐向“窄播”和交互式转变。传播对象由“大众”逐渐向“窄众”转变,对受众进行分众化传播,这种分众化的传播理念具体到电视新闻编辑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丰富新闻节目形态。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收视习惯,电视编辑要在各个时段为受众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新闻内容。不仅有时政新闻,社会新闻,还要有体育新闻,农业新闻等,在新闻类别上,不仅有综合消息,还要有新闻综述,新闻评论,新闻专题等节目类型,兼顾不同受众群的需要,满足受众多元化需求的愿望。在具体的节目编排上,可根据目标受众的收视习惯和收视时间,把几个不同类型或几个相关类型的节目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实施栏目化和版块化的编排。
(二)分割式编排。在每个版块节目中,一两个小时的新闻可能会因版块过长使观众产生疲劳感,这就需要编辑根据节目内容和不同观众的需求实行分割编排。观众可以根据需要想看哪一版块就看哪一版块。如四川电视台就把晚间主要时段的新闻按照时政、社会、地方联播的不同类型进行更加明晰的分布,大连电视台的《今晚60分》把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分成《头条组合》、《本市民生新闻》、《国际国内新闻》、《本市热线新闻》、《深度报道》五大版块。分割式编排让挑剔的观众彻底实现“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梦想。
从受众需求角度看电视新闻编辑创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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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定标准是保证科技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标准。我国的职称评定标准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构成要素不够合理、多重评定标准并存等问题,必须对其加以改革创新,以提高其科学化水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人力资源应用的角度探索职称评定的新模式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职称评定作为职业技能及资格鉴定的一种方式,其注重技能、唯能举才的内涵一直被广泛的认同和运用,成了当下专业技术人员重要的任职要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有职称评定模式越来越背离实际的需求,如何回归职称评定的本质,通过职称评定的方式来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水平和能力是当下职称评定工作将面临的新的课题和挑战。为此,本文从人力资源应用的角度重构了职称评定模式。
关键词:职称 任职资格 新模式
职称评定是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证的重要途径,也是人力资源建设中对人员任职资格评定的重要手段。现行的职称评价体系中,以行政为主导的职称评定模式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开始暴露出弊端。
1、从组织角度看,目前职称评定大部分还是以人事主管部门作为组织单位,承担着资格审查、过程组织以及评定办法的修订等职责。作为专业技能评定工作,人事主管部门或单一的行政单位能否从专业角度进行资格审查和标准的把握,是职称评定工作需要思考的问题;
2、从标准的角度看,目前职称评定工作大部分还是以硬性的基础性条件作为评定依据,如:年限、学历、论文数量等,而对于软性的技能及实操能力的评价相对比较薄弱,如何从标准界定的角度来更加确切衡量和评定一个人真正能力和水平是职称评定工作需要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3、从参评对象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原有的以大型国有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为主体的职称参评对象,使得参评对象越来越多元化,并且随着民营企业对人才能力的重视,职称评定工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如何使职称评定更广泛地覆盖经济领域和行业范围,是职称评定工作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
4、从实施运用的角度看,职称评定是对参评对象的能力进行肯定,从而激励参评人员提升技术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职称评定工作本身符合企事业单位的发展要求,从而推动经济或者行业的发展。因而职称评定工作必须是切合工作实际的,而不是纯粹的头衔,不是为了职称而评职称。如何使职称评定工作与企事业发展相结合,如何使职称评定工作更有效地运用于企事业的实际工作是职称评定需要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因而,必须从新的角度对职称评定工作进行改革,结合多年对人力资源工作的探索,作为职称评定工作,笔者认为,应该同企事业组织的实际运用相结合,应该从应用的角度去构建职称评定模式。具体来讲可以以下角度进行突破:
1、从职称运用主体的需求来突破职称评价体系的有效性。职称的运用在于各级企事业组织,或运用于人才的技能鉴定,或运用于聘用和定薪,无论哪种形式的运用,企事业组织对于职称的需求都是最实际和客观的。因此,从企事业组织需求的角度来突破职称的评价体系,才能使职称评定适应多元化的发展要求,才能使职称评定的方式和职称运用的范围更加贴近实际。
2、从职称评定的组织要求来突破职称评定的专业性。职称有公信力,也正是公信力要求使得职称评定必须有公信力的部门来组织,但职称评定又是一项专业的工作,必须有专业的组织来安排,如何在公信力和专业性两者之间寻求一个中间点?我们认为可以依托专业协会。行政组织可以作为牵头部门,专业协会可以作为指导部门和组织部门,使职称的公信力要求通过专业的评价标准贯穿在职称评定的整个过程,从而提升职称评定的专业性,行业协会的多样性也提升了职称评定的多元化。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提出了新形势下职称改革的思路:以企事业组织为主导,以协会专业为指导,以政府要求为引导的职称评定模式。
以企事业组织为主导,职称评定功能下沉,充分重视企事业组织在职称评定中的作用,让企事业组织承担职称的组织和实施功能,包括申报、评价和运用,甚至承担起标准制定的职能。让企事业组织成为职称评定工作的核心,特别是成熟的企事业组织,本身拥有较好专业技术团队,在行业协会和政府的认定下,可以成立具有资质的职称评定中心,成为集标准制定、评价鉴定、实施运用为一体的职称评定单元,这种独立的职称鉴定的资质,不单能成为本组织的职称评定单位,同时也可以作为委托评定单位,承担起行业的或区域的职称评定工作。
以协会专业为指导,专业协会作为专业技术的归口管理和指导部门,在职称评定过程中,同样需要承担其专业指导的功能。这种指导,一方面是需要对企事业组织评价的专业性进行指导,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评价组织的资质要求和评价的标准要求进行审核和平衡。通过这种指导,既要让企事业组织成为专业的职称评价单位,同时也要控制和缩小不同评价单位之间的不合理因素,使职称评定工作更趋系统化和专业化。
以政府要求为引导,政府在职称评定过程中,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策层面引导,确定统一的职称评定条件要求和职称评定组织的资质要求,使专业协会和各级评价组织能够遵循相对统一的职称评价的纲,能在相对统一的纲目下细化和实施职称工作;二是通过舆论层面的引导,认可评价结果,对于在资质评价组织评定的职称予以认可,这种认可需要政府组织加强对专业技术的宣传和职称评定公信力承认。
新模式的职称评价工作,从权责角度看,其实是将职称评定的部分职能进行下放,从政府主导下沉到协会和企业分工落实,是将职称的评价过程和应用下放到企业,而协会和政府集中抓评价的标准和要求的一种模式。
为完善新模式的论述,以企业为例,对新模式的实施进行进一步阐述。
新模式将职称评定的重心落到了企业,企业承担了职称的组织评定和标准细化等重要工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承担职称评定的工作,需要专业协会对企业职称评定的资质进行认证,对企业的在职称评定方面的专业性、行业性及企业本身的规模等进行综合审查,对通过认证的企业授予职称评定的资质,准予其对内部及外部行业中相关企业的委托职称组织评定。通过评定的职称报专业协会批准和备案,同时提交政府主管部门发文授证。
企业作为职称评定的重心,另一个体现是在评价的标准和方式上。在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的硬性要求下,企业可以根据实际的聘任需要,结合岗位的任职要求,对职称评定的标准和方式进行优化和细化,可以将企业的实践技能和软性要求融入评价标准中,使职称评价更趋实际性和专业性。当然作为专业指导部门的协会,必须对细化的标准进行审核,同时对评价的方式进行严格的把控。
新模式下的职称评定的关键在企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运作。对有职称评定资质的企业来讲,职称评定的重要工作在于评价组织的设定和评价标准及方式的设计。
1、评价组织的设定。
成立专业的职称评定组织――职称评定委员会,并根据职称系列的不同,设立不同的职称评定专家小组,比如工程专家小组、财务专家小组等等。在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统一的职称评定要求下,各职称专家小组结合企业的实际,对各大系列的职称的职称评定要求进行了系统完善,包括组织方式、评定要求、评定后的聘任和薪酬体系设计等,同时对职称评定结果负责。各系列的评价组成员均由公司及行业中有相应资质和影响力的人员中选拔组成,并报专业协会和政府主管部门报批审核后产生。因此,各大系列的评定小组是在严格的要求下充分发挥着专业的评价职能。
2、评价标准及评定方式的设计。
为适应企业对职称的真正需求,引导员工往企业发展的要求提升。在严格遵照国家职称评价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企业的实际,职称评定小组对各系列职称评定的标准进行细化。形成了基于不同职位的任职资格标准和不同职务序列的专业职位发展通道。从员工晋升的角度看,依职务序列的晋升,从另一角度开拓了员工在行政官僚晋升之外的专业晋升通道,使企业形成了行政的和专业的双通道发展体系。从专业职称评定的角度,依据不同的职位标准,评定小组在符合硬性申报条件的基础上,从必备知识考核、专业技能和成果鉴定及绩效评价三个方面对参评人员进行职称评定,为职称评定的客观性和专业性提供了依据。专家小组通过技术考核、技术委员会答辩、工作绩效考核、实操考核等系统化评定后,形成最终职称评定意见,对符合申报要求的人员,上报审核并发文授证。
对于企业评定的职称人员,因为其对企业要求的高度吻合,因此,一经评定并享受企业相应职称的福利待遇。包括职称津贴、高级职称配车、参与公司相应决策、享受公司旅游计划等等,在享受相应专业荣誉的同时也享受公司相应的物质奖励。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激励,推动着员工不断在专业上勇攀高峰,从而,真正实现了通过职称评定来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的目的。
同时,为了不断提升职称等级的内在需求,也促使员工朝公司引导的方向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这种内在的需求和动力也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公司在管理上的不断提升,也真正实现了职称评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效运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对技术和能力的不断重视,作为标志之一的职称认证,也要不断地紧扣时代脉搏,使职称评定真正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能代表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真实的能力水平。因此,职称评定工作也是任重而道远!
[1]马金利.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产业与科技坛
[2]熊春梅等.目前高校职称评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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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崔彦忠,车守宏,李青,坑良俊.职称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谈关于技术职称终身制问题[J].科技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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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管理是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和方法,在统一目标、各负其责的原则下,为确保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和有关各方面的经济权益而对建设工程造价及建安工程价格所进行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符合政策和客观规律的全部业务行为和组织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造价管理角度浅谈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长期以来,施工企业在项目管理中普遍关注施工管理中的风险,例如资金筹措、进度、质量、安全、款项拨付等,对于造价控制却未高度重视。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几年的疯狂奔跑,房地产商在这场竞赛中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每一步都精打细算,严敲细推。施工企业在面对新的市场情况下,利润看似丰厚但稍有不慎便成为镜中花、水中月。该文依据研究者多年实际工作经验,从造价管理的角度去阐述施工企业的成本管理问题。
造价管理对施工项目各个环节风险控制的关键。从广义上说,造价管理从项目投资决策阶段一直持续到项目竣工结算阶段,而在投资决策阶段造价管理的重要性占80%~90%。但在该文中,讨论的重点是作为施工企业,从投标报价至竣工结算过程中如何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合理获取最大利润。
1.1 读懂招标文件
对于招标文件中将影响日后结算的信息要有足够的敏感度。
1.1.1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界定工程中哪些内容属于投标报价范筹,只有明确了具体承包范围才能避免将来因为界定不清造成的索赔麻烦。因此,对于招标文件及图纸中未明确或界定模糊的范围需要提出疑问让发包方明确。
1.1.2 施工工期
作为有经验的施工企业,对于招标文件提出的施工工期,应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因素来权衡是否合理。若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应向发包方提疑,或在投标报价中考虑赶工费用,以降低风险。
1.1.3 质量要求及安全文明要求
不同性质的发包方对质量及安全文明措施也有不同要求。明确发包方的要求,才能在投标报价中考虑需增加的费用或可降低的成本,增加竞争能力。
1.1.4 材料参数及品牌要求
对于招标文件中对主材的技术、外观、品牌、特殊性能等要求均要进行调查了解。不仅要了解材料的市场价,还要了解材料的合同价,并对可能的变化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如果招标文件中对此没有特别注明,那么施工企业也很有必要在投标报价中做好这方面的备注与说明。
1.1.5 承包方式
不同的承包方式直接决定施工企业报价的方式。例如包工包料,而大多数主材甲供,则重点考虑损失的材料差价部分的收益及现场保管费用;如包工不包料,则重点考虑工期长短对人工单价的影响等等。
1.1.6 合同价格形式
合同价格形式主要有总价合同、单价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总价合同区分固定总价合同和可调总价合同。不同的合同价格形式适用于不同的项目情况。
(1)固定总价形式:这种形式的合同适用于工期较短(一般一年以内),对最终产品的要求清晰、明确的工程项目。这就要求项目设计图纸完整齐全,项目工作范围及工程量计算依据确切。施工企业报价时重点注意施工任务范围。
(2)可调总价形式:这种形式总价合同的一种,它是按“时价”进行的。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使价格上涨,因而对合同总价进行相应的调值。因为有了调值的保障,其适用于工期大于一年的总价合同。
(3)固定单价合同:这种形式一般适用于没有施工图、工程量不明却急需开工的紧迫工程。
1.2 研读前期资料
发包方提供的前期资料中,地勘资料尤为重要。详细认真地熟读地质情况,才有可能对接下来措施方案的报价做到心中有数。而这部分的报价将最大程度地决定施工企业承接项目的利润。如果未经细读随意报价,当真实的施工情况出现在面前时,有可能是个无底洞,那时候进行索赔将会尤为被动。
1.3 重视现场勘察
投标前的现场勘察是投标报价的基础工作,现场环境情况对工程造价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3.1 周边环境情况
周边交通是否通畅、邻近建筑物对拟建项目是否有影响、周边社区对工程开展是否有各种制约因素等。
1.3.2 现场场地情况
现场场地是否为净地、三通一平是否到位等。
1.3.3 场地地质情况
现场地质为山地、沙地、淤泥地或是岩石地带;原场地用途等。
只有对现场情况充分了解,考虑可能出现的措施性风险,施工企业才能在报价文件中将风险尽量规避。
1.4 关于投标报价策略
不能把投标报价简单地当做工程预算或投标文件来看,而应该把其当做结算文件来看,在报价文件中将结算思路埋设进去,争取结算时站在主动的立场上。
(1)对于桩基工程、基础工程、结构工程等可尽早回收款项的项目可适当提高报价,减少资金压力。
(2)对于后续工程量有可能持续增加的项目,可适当提高单价;而对后续工程量有可能持续减少的项目,可适当降低单价。
(3)预计今后不太可能产生变更的项目,可提高单价,将利润隐藏在里面,如结构工程;预计今后极有可能产生变更的项目,可降低单价,为以后变更预留空间。施工企业通常认为装修项目利润厚,在报价时将这部分单价抬高,而没有提防房地产项目经常在装修项目上进行优化变更。当设计发生变更时,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将原单价进行调整或重新定价。一旦进入这道程序,原先隐藏在里面的利润将全部被挤走。
(4)图纸设计不规范或不明确,后续需要变更者应按情况确定报价策略。
(5)打足措施费用。施工组织设计做为施工企业报价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仅仅被用来当做报价文件使用,而对组织设计中提到的措施性方案,发承包双方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做为施工企业,一旦报上施工组织设计,意味着施工过程中所有的措施性项目一次性包干到底,几乎没有任何可调整余地。这就导致施工过程中太多不确定因素的风险变相地由施工方承担。 同时,施工企业也放弃了将利润点隐藏在措施费中的好机会。 1.5 风险提取
所有的报价均应以风险承包范围为基础进行。风险承包范围如果在招标文件中未予以具体说明,施工企业在进行投标报价时必须清晰、具体、明确地阐述。规范文件中对风险范围的描述较为笼统或公式化,当发生索赔纠纷时难以参照。施工企业应根据自身经验,不拘巨细,详细地整理风险范围,使其具有唯一性,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主材价风险包干,应具体明确材料名称、规格、浮动范围、包干内容等;土方工程,应明确土方部位、范围、土质、运距、转运情况。
案例:某一住宅小区,分A、B标段。开发商对阳台栏杆做了统一变更,将原设计2.5厚型材更换为1.5厚。按合同约定,材料规格变更时,原报价单价重新定价。A标段施工企业在投标时按预算定额报价,并调高主材单价。此时重新定价,所有主材按市场价替换,不但利润尽失,还要贴人工费给班组。B标段施工企业在投标时虽然也按预算定额调高报价,但调高的只是材料消耗量,并在报价文件中说明,合同中约定的重新定价仅对变更的材料价调整,消耗量不调整。因此,虽然主材价也按市场价进行了替换,但因为他们早早地预测到这点,并把利润点隐藏在消耗量而不是单价上,很好的规避了此次设计变更带来的风险,同时获得更高的利润。
合同谈判中除了合同金额、合同工期、付款方式等施工企业关注的重点条款外,还有一些看似属于规范性条文,但却实实在在影响工程费用,尤其是索赔费用的内容,应引起重视。比如双方的工作内容是否具体、清晰,变更条件及索赔方法约定是否明确,前期的口头约定是否也写入合同等等。
很多项目发生纠纷,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沟通、协调时发现,双方均表示在合同签定前已有口头约定。但因无纸质约束,施工企业无法证明当初的约定,很多时候也只好委曲求全地吞下苦果。
做好以上三个前期阶段的工作,作为施工企业来说,对工程成本的控制已能达到80%,而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日常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3.1 资料管理
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签证,进度申报。
3.2 人、材、机的管理
3.2.1 人工管理
一方面是管理人员的管理,另一方面是班组人员的管理。管理人员,尤其是项目经理的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场施工管理的成效。一名优秀的项目经理不仅能保证项目按时按质安全地完成,同时还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施工成本,争取最大利润。
班组人员的管理直接反映在工程实体上。优秀的班组不仅长期拥有固定的团队,而且在团队内部也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这使得项目从进入施工阶段起就能高效地完成施工任务。
人员管理是施工阶段管理的基础,只有具备专业、高效、高素质的技术团队,才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顺利完成施工任务,达成既定目标。
3.2.2 材料管理
材料费占工程造价的70%左右,材料的管理当然是施工阶段的重中之重。对于成熟的有经验的承包商来说,材料管理的重点首先是价格管理。材料员不断询价,更新市场价格、和供应商反复讨价还价,争取最大利润空间,这是每一名承包商的头等大事。但除了价格以外,材料进场后的管理也不可忽视。从材料进场的质量检验到数量清点入库再到材料出库进入施工现场,最后加工、搬运、安装、维护,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于材料的调运分配、领取制度、损耗控制均到位,才能确实有效地保证材料费被控制在既定的成本范筹之内。
3.2.3 机械管理
机械费用约占工程造价10%。机械费的控制相对简单,参考企业自身情况,考虑采用租赁或是自有机械。过程使用中更为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大型机械使用时间较长,机械自重大,高度高,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即是大事故。所以对于大型机械的管理应重点放在安全管理上,保障了安全也就保障了项目造价控制的安全。
4.1 基础资料的重要性
面对越来越成熟的开发商和越来越严苛的竞争环境及越来越严谨的审核制度,想在结算审核中争取自身利益,必须拿出过硬的依据。所谓过硬,即结算文件中的每个数据都能经得起推搞、审核;每项索赔事由都有依有据;每个证明文件都无懈可击。这就要求造价人员不仅只是熟悉图纸、熟悉定额或清单规范,还要熟悉现场,设计规范、施工规范,市场,并且要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只有对这些基础资料也知根知底,才能在千奇百怪的审核面前有理有据地争取利益。当然,想做到面面俱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做为一名造价管理人员,应把这些作为努力的方向,从而在造价管理工作中日渐成熟、严谨、客观、公正。
4.2 编制、收集、整理
遵循以上原则,造价管理人员对基础资料的编制、收集、整理都会有明确的方向。
4.2.1 编制
需要编制的结算文件主要有:预算文件、工程量计算稿、工程联系单、签证单、说明文件及各种汇总文件。不同的文件编制的重点不同。要让其发挥既定的作用,就必须“咬文嚼字”。咬文嚼字的目的是为了使文件想要表达的意思无歧义,不引起任何争议,使结算顺利完成。
4.2.2 收集
很多基础资料如果没有及时收集,后期很有可能弥补不上,给结算造成一定麻烦。所以,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快速、完整地收集有利的基础资料也是造价管理人员不可懈怠的工作。
4.2.3 整理
整理资料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检阅的过程。重新翻出结算资料,把自己放在审核人的角度,以审慎的眼光挑剔眼前的资料,去想像、推算、判断可能遗漏的部分,及时补充,尽量做到查无可查。
造价管理工作究竟是一项怎样的工作,这取决于造价从业人员自身所处的高度而定。工程量计算精确,计价不漏项,这是一名合格的预算人员;工程量计算精确、逻辑清晰,计价完整且合理,这是一名优秀的预算人员;工程量计算精确,逻辑清晰,数据交代清楚,计价不仅完整、合理且能争取到上限或下限,这是一名有潜力的造价管理人员;在完成预算文件的基础上,有目的地进行资料收集、整理、编制,这是一名合格的造价管理人员;不仅能在过程中主动寻求资料,还能在前期先行介入造价控制,采取主动控制,这是一名优秀的造价管理人员;能在投资决策阶段就能对项目实施做出精准的判断,并据此开展一系列投资活动,这是高级造价管理人才。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份完美的造价管理方案应该是造价管理人员从投资决策到最终尘埃落定全过程深思熟虑、严格监控的结果。它是严谨、冰冷的科学,同时也是灵活多变的魔方,关键在于是否能透过复杂多变的现象看到造价管理的实质,那么造价管理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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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特定的刑事案件能够引发网民热议,基于多种原因,给司法公正带来双重影响。司法机关需积极寻求实现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积极影响,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公开;努力避免网络舆论消极影响,多种手段应对网民质疑和权力干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法与道德角度浅析刑事案件舆论的引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媒体舆论对于司法的介入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进行正当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他可能成为转移焦点。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更替频繁又快速,司法不再只是要求旁听和观看,甚至是可以进入其中监督诉讼。正是现代渠道的打通,让媒体对于司法案件的解读量增大,同时由于非专业出身,往往对案件的主观个人印象借由新闻、网络及群体的力量扩散,对司法诉讼程序产生一定的误解,也往往造就对司法审判的不满度增加,同时关注度的上升,也无形中增大了不少审判的压力。
从马加爵案开始对于大学生案件关注度加深,对于案件的报道也让传媒见缝插针。对于这类案件,当代社会在媒体、舆论传播中,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大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独生子女问题一直饱受议论。而大学生案件往往是独生子女,心里不成熟,社会压力,往往会扭曲心态等等,一直是诟病的后话。媒体的别有用心,往往会放大对这一群体问题的探讨,深入到社会问题上。开展话题讨论,突出在道德,而非法律。有才无德往往是讨论的热点。其次,随着公众对于司法关注度普遍提升,在诸如对于“李某某案”,和“我爸是李刚”等,渲染的不是诉讼过程,而是在未审理之前的舆论分析。对于“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等,往往借此博取眼球,使得案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恶性影响,严重影响了公众对于案件的评价。
再者,在媒体报道的同时会过于放大其中一个点,来博取眼球和关注。在双方的贫富差距,或者奋斗的感人史,往往会加大对被害者的同情同时放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过等等。往往造成舆论的一边倒,对于法律的评价往往在后,通过其他渠道诸如论坛、贴吧、微博等发表观点,抨击当代法制,这是不理智的也是热点案件制造的社会效果之一,审视当代法制。法学问题可以反映社会现象,但是毕竟司法审判不是社会问题探讨,不能向后续报道或者系列节目一样,层层剖析具体的演变历程,而注重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据的审查,这一点却往往是舆论媒体所忽视的。
法与道德,一直是法学界比较学理性基础性的关系在当代,媒体对于刑事案件报道的介入,往往混淆了两者的具体界限。关注的不是案件的审理结果、过程,往往是案件以外的作为非案件审理标准的细枝末节(身份、关系等)。同时,对于法律的公众评价,由最浅薄的“杀人偿命”出发,伴随着传统的道德观念,而往往忽视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的框架结构。这不利于中国当代的法治发展。
在《认真对待权利》的第一章,德沃金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法理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道德原则问题,而不是法律事实或战术问题。”在德沃金看来,从法理学问题的核心中排除道德原则问题”,这种做法“只能产生进步的幻觉,而法律中的那些真正重要的原则问题并未受到触动。”我们并不能否认道德的具体规制作用,它将行为方式内化为人行动的内心确信标准,从这点上说,它是高于法律的。
法律是外在的形式化,很多都是从道德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德沃金看来,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实质上涉及到了价值判断问题,由此总结道,无论是法律实证分析法学还是现实主义法学,都忽视了法官判决的正当理由问题。笔者个人认为,在对法律与道德的研究上,实证法学派更偏向于法官是可以理性的从事价值判断的,虽然价值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正如舆论报道刑事案件一样,从价值的角度出发,也从价值的角度监督,他们取舍的往往是道德层而的价值,容易忽视刑事框架性构造程序,诸如法院的独立审判、证据采纳的种类等等实质性的程序性的问题。而盲目的提倡道德的缺失或者道德素质下降等问题,对于我国法制建设没有涉及到法律最本质的根源性的东西,违法和守法本就是相对的两种概念。同时,道德的标准上升到法律只是盲目的评价,不能提高法律的原则问题。混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再提出建设法制的问题,过于盲目和肤浅。
在《网络犯罪研究》-书中提到,“①在社会舆论对网络行为正负而评价十分重要,舆论一方而对于违背基本道德要求的网络行为予以否定,批判,另一方而要注重对于网络个体思想、道德观念的生成,提出一个网络文化论。”
道德的规制作用在今天,要渗透到网络时代之中,传媒人、网络人等,都要有一定的白律观念,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正确的评价对于公众司法的督促作用,否则负而评价往往会催生很多的新媒体时代下的犯罪。
法律与道德的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应对舆论对于司法案件的介入,如何在保障本国的司法框架模式的前提下,减少对于正当司法程序的干预性,而更好的维护审判的公信力是近代一个重点的研究课题。加强媒体人和网络人的双重白律性,在报道客观事实的同时,少一点偏颇,少一点煽动性,主观色彩的发挥是个性,但是如果上升到法律的层而,往往容易致命。所以,建立良好的舆论监督机制,自律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和渠道。
在热点或者重大恶性案件中,由于报道的案件性质的恶劣性要做到及早出击,正而回应。立法层而我国目前也在对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规制,可以对于新闻自由的程度、损害具体结果等方而进行规制。同时,我国建立的刑事司法框架,对于刑事侦查、证据审理、法院审判的二重性,也应该加强自律。在具体刑事案件的办案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约束,遵守程序,也在向公众普法,普的是具体的程序法。从而使社会树立对司法的信心,提升审判的公信力。
①杨正呜网络犯罪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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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不端行为表现为论文买卖、抄袭剽窃、论文造假、一稿多投、搭车署名、来稿照登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浮躁、浮夸心态和行为,科学评价体系的缺失,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论文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类现象有害于良好学风建设,制约科研队伍的发展和科研人才的成长,影响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阻碍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并影响科技创新。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著作权角度分析学术论文买卖现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作为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的学术论文能否被作为商品一样在市场上买卖,在买卖中所转让的是什么样的权利。沈履伟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著作权角度进行分析,对著作精神权利的署名权的可否转让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著作权;署名权;精神权利
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剽窃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又为恶人先告状,且剽窃者令人惊愕地一审胜诉,成为中外知识产权案中极为罕见的特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训诫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一大热点。
2004年8月,天津市语言学会在学术批评网发表《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天津市语言学会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的教师沈履伟去年申报正高职称科研成果《求是集》一书,全文剽窃他人公开发表的论文10篇。像这样连标题带正文只字未改的全文剽窃,字数之巨,篇数之多,手段之拙劣,实属罕见,已成学术腐败一典型,且为津门学术界一笑柄,激起兄弟院校许多教师的愤慨!剽窃者所在校——天津外国语学院对此应严肃处理,但剽窃者迄今仍趾高气昂,这很不正常。”公开信向天津市有关领导及天津市外国语学院及其他院校领导进言,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护学术健康发展,遏制歪风,弘扬正气。
2004年11月24日沈履伟向河西区法院起诉,以所谓“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天津语言学会和学术批评网告上法庭。同年12月13日天津外国语学院给一审法院出示了司法证明: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天津外国语学院2004年10月14日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沈履伟同志“违反学术规范”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出“沈履伟同志存在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是指沈履伟同志在出版《求是集》一书的过程中,未注明与董志广同志合作创作作品的事实。上述合作创作情况,董志广同志曾向我院出具证明。
2005年5月30日,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
一、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停止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二、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沈履伟精神损失费1000元;
三、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学术批评网网站上刊登声明,向原告沈履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四、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公证费900元之请求。
诉讼受理费510元,其他费用100元,由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承担。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2005年6月8日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2]
一、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的主要理由是:
1、原审认定涉案13篇文章系沈履伟与他人合作完成,系错误的。事实是沈履伟根本就没有参与共同创作作品的证据,沈履伟将他人早已发表的作品照搬过来,变更署名为自己的姓名,剽窃他人作品,其行为属于剽窃。
2、根据法律规定,著作署名权不具有财产性,而与作者的人身相联系,是一种著作人身权。它与作者本身不可分离,专属于作者,不能也不允许转让、继承或放弃。董志广发表12篇作品在先,已经通过其作品首次发表表明作者为董志广,排除了与其他作者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董志广向沈履伟转让著作署名权无效。而权利人将其作品许可他人使用,不包括属于人身权的署名权,因此封野没有权利将属于自己人身权的署名权转让给沈履伟。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的根据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创作作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合作作品是指作者为二人以上,有共同创作的主观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而创作的作品。合作作品要求作者之间有共同的创作意图,并且各方都为作品的完成作出了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涉案13篇文章早由他人为作者署名公开发表,而沈履伟没有举出能够证明其与该13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就该13篇文章的创作有着共同的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故沈履伟所述其系涉案作品的合作作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著作署名权系著作人身权的一种,该权利与作者的身份具有不可分性,法律禁止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作品中署名。沈履伟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其参加了作品的创作,其以作者之名署名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沈履伟的行为足以使读者相信《求是集》所收录的文章系沈履伟的个人作品。故,沈履伟在其出版的专著《求是集》中收录的涉案13篇文章构成了对他人作品的剽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 署名权
署名权,是指作者在其创作的作品及其附件上如何标记作品来源的权利,也称为姓名表示权。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系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作品是作者心智和劳动的结晶,在作品上标记姓名,以真实反映作品和作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既是对作者创作行为的尊重,也是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署名权行为是作者和被视为作者的法人和和非法人团体拥有的权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行使此项权利。所以,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权利,即作者资格权。法律保障署名权,意味着禁止任何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他人创作的作品上署名。根据这一权利,作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创作的作品上署以非作者的姓名,都是无效的民事行为。署名彰显作者和作品联系的客观事实,该既定事实不因时间的推移、世事和法律的变迁而改变。署名权如何行使,著作权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常可用真实的姓名,也可以用笔名、别名或者隐去姓名不署。不署姓名是署名权的行使之一,不等于不享有或者放弃所有其他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以作者隐去姓名为由否定其作者身份,进而剥夺作者的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是违反著作权法的。
法律明确规定署名权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不同作品来自不同作者这一事实不被人混淆,署名即是标记,旨在区别。[3]署名权不同于作者的民事人格权,它不因作者的死亡而消失和改变。因此,行使署名权应当奉行诚实的原则,应当符合有效法律行为的要件,否则会导致署名失效的后果。
作品精神权利理论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接受。在1793年法国议会制定第二部著作权法之后,有关著作权的本质,存在两派学说。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该学说被视为传统学说,以加斯塔姆彼德及其支持者为主导。另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更为抽象的“人格权”派出出来的一类权利,即著作权为人格权,深受康德影响的雷诺及其追随者持此观点。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越来越多的法国学者反对将著作权纳入财产权之列。1860年前后,法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人格主义”学派猛烈抨击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传统观点,终于在1878年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著作人身权”的概念。
在这之后,学者继续探讨、辩论著作权为何种类型的权利。以波依莱为首的一批学者综合、吸收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不同流派的思想,提出了“知识产权说”。根据这一学说,著作权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共同组成。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在他看来,著作权是由两项内容构成的:第一项内容属于“完全的人身自主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恶意及拙劣的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的是专有的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至19世纪80年代,作者对作品享有发表权、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观点已为法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并且上述权利被认为是人身权。
关于著作权的本质的探讨和争论还发生在善于思辨的德国学者之间。康德在1785年所表达的观点就已涉及著作权的人身权属性。这位哲学家认为,著作权实际上是人身权利。按康德的观点,作者的作品是通过出版者向公众发表的演说。对作为有形艺术产品的一册图书,可拥有人身权利。后来的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著作权的“人身权利理论”。这当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冯、吉尔克。他被誉为著作人格权之父。他认为著作权的对象是智力作品,这一智力作品人格的表露,作者通过创作活动使自己具有个性特点的思想反映。
他认为尽管著作权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确实是为了保护经济因素,但是法律保护的所有权利均源自于作者对作品的保密还是将其公布于众这一重要权利,这就是人身权,而人身权本身没有期限,债权人也不能对它申请强制执行。他甚至极端的认为著作权中只有人格权,无其他,“复制、表演、演奏等专有权利也未必具有经济性质,因为作者可以在没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之下行使这些权利鉴于作者为确保其人身受到保护,无论如何要保留其对作品享有的权利,权利的可转让性甚至都不会导致权利的全部转让,而只是转让复制等权利。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著作权是以人身权利为基础的,只是附带地具有经济性质。”他的学说也被成为“一元说”。他还主张将民法上适用于人身权的规则及原则适用著作权。由于民法上的人身权不能转让,吉尔克便明确的将权利本身和权利的行使区分开来,并以此证明出版合同的合理性:即将权利的行使让与第三人的是可能的。
英美法系国家侧重于对作品经济权利的保护,著作权仅限于财产权,因此一般不涉及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4]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大都规定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如《法国著作权法》认为,“精神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意大利著作权法》的主张与《法国著作权法》大体相同。最为典型的是《日本著作权法》,该法认为,“著作人的精神权利属于著作人个人享有,不可转让”。《德国著作权法》认为,“著作权可以被继承并在并在共同继承人之间转让,此外不得转让。”
在此论述的作品的精神权利不可转让,是指作品精神权利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转让,对于其中的个别权利未必不可转让。如发表权则是可以转让的,对于未发表的作品,它与作品使用权必须一道转让,否则使用权是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一般认为禁止转让。
在理解作品精神权利为何不能转让的问题上,学者们习惯性适用下面的推理:作品精神权利是人身权,人身权不能转让,所以作品精神权利不能转让。
对于反对者来说他们会认为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性权利,而所用的推理是:财产权是被许可转让的,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权,所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转让。在这个推理中,大前提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并非所有的财产权都能转让。当财产权利的转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法律便会予以禁止。如我国禁止土地所有权、枪支等财产的转让,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否认土地和枪支的财产地位。 法律所以禁止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也是基于保护公共秩序的需要: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评价体系。作品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评价工具,如论文、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均通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来检验相关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社会往往正是通过作撰写的特定论文和著作来评价其学术水平,从而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重要参考。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自由的转让,也就是意味着版权绝卖,即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彻底自由地买卖。社会评价体系会因此紊乱,人们无法辨认谁是真正的智者。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作者的思想、观点的载体,他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在允许版权绝卖的情况下,甲的观点可以瞬间成为乙的观点,我们无法寻找思想的源泉,也无法知晓谁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势必会受到侵害。
也正是基于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这样的作品精神权利也是禁止被转让的:法律禁止违反公共利益的财产权利转让,作为财产权利的作品精神权利转让违反公共利益。那么法律会禁止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
总之,法律不允许作品精神权利转让是基于公序良俗的考虑。如果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扰乱了社会正常的评价秩序。法律就一定会加以制止。
[1]《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5页。
[2]《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6页。
[3]《知识产权法》,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89页。
[4]《作品精神权利论》,杨延超,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90页。
[1]天津市语言协会.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曾宪义.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杨延超.作品精神权利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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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涉诉信访与司法权威—从民意表达角度进行的考察相关法律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信访制度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意表达制度,作为联系公共权力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纽带,有效地调节着公权力机关与民众的关系。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展开的人民司法,这既决定了我国司法与西方式司法模式的重大差别,也决定了作为执政党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发展出的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之一的信访必将与由西学东渐而来的近代司法方式发生碰撞。“涉诉信访”这一概念的提出,即是这种“碰撞”尖锐化的一个标志,从长远角度看,真正对我国司法制度构成危险的既非所谓“信访大潮”的冲击,亦非对所谓“正当程序”的干扰,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非制度化因素对于我国建立本土化的有效司法模式的阻碍。
【关键词】民意; 司法权威。
涉诉信访的概念正式被提出,最早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4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此前几波汹涌的“信访潮”已经使得各级法院不堪重负。信访工作引入司法体制中以后,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的定位,变成了司法机关与当事人的一种“沟通机制”。
对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对相关人之间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当事人在诉讼中进行对抗的实质是为获得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斗争,其利益在诉讼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其主张为对其有利的裁判所支持,或者说获得了对其有利的纠纷处理结果。如果说在信访介入前,当事人一方获得有利于己方的裁判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诉讼程序所赋予的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来影响法官对于案情的基本判断,那么,信访被引入司法制度以后,当事人就有了一条独立于诉讼程序之外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且由于信访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机关具有监督制约的功能,使其显示出一定程度上优于诉讼程序所能提供的表达机制对于法官的影响力。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涉诉信访的一般定义,即案件当事人一方为获得有利于己的裁判结果而针对司法机关发起的信访活动。
由此可见,由信访到涉诉信访的转变,绝非仅仅是信访活动对象的简单改变,实际上这体现了信访在这一过程中由以权力监督为首要目的机制向以表达主张为首要目的的机制的一种转变。
1、涉诉信访庞大数量的形成。
既然涉诉信访首先属于信访活动的一种,其变化、发展之规律必然与信访活动变化发展的情况存在一致性。在““””结束之后,在我国出现了近乎连续的几波信访高潮。连续的信访潮使得信访数量急剧上升,而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因其作为纠纷的最终裁判者的特殊地位,自然地成了前面所述绝大部分矛盾的最终目的地,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也将自己无法最终解决的问题推给法院以期诉讼能够发挥其“定纷止争”的效果。这样,法院首先面临的是案件数量的迅速上升,而正是因为信访这样一条诉讼程序外的路径的存在,使得没有得到对自己有利处理结果的当事人纷纷发起信访活动,大量的涉诉信访随之产生。
2、涉诉信访对诉讼秩序的干扰。
涉诉信访的发起与否,永远取决于当事人,司法机关在此过程中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从当事人角度考虑,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信访途径,其所追求的永远是一种“个案公正”。司法机关进行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是基于可信证据和法官的独立思考判断而形成的相对事实,如果当事人没有合理的异议,即被视为与实际情况相符,而在个案中,当事人总是竭尽全力使法官认可有利于自己的那些事实,从而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裁判结果。这种对于个案公正的无限追求,也许确实会在部分个案中实现相对事实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契合,但这却是以牺牲司法机关所坚守的诸多原则为交换的,这些原则,显然是为了维护更多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平等利益而设立的。
从诉讼程序的独立性价值角度而言,涉诉信访不仅干扰了其中当事人表达自我主张的部分,而且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正如信访的对象机关不可能对所接受之一切信访全都给予信访人所期望的回应一样,法院对于大多数涉诉信访并不能给出完全合乎当事人意愿的回应。信访的特点之一即是非程序性及不确定性,当事人的诉求在法院无法得到满足,便会转而将信访活动指向其他公权力机关,以利用其对于法院的某种影响力促使法院做出对其有利的裁判,为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干预审判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后门,使得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制度安排在实质意义上被架空。
3、诉讼效率的下降。
数量庞大的涉诉信访能够维持庞大的基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涉诉信访案件的结案普遍面临着困难。这主要表现于诉讼成本的急剧增加和案件解决的困境,从本质上讲也就是通过诉讼进行纠纷解决的“投入”与“产出”表现异常。如前所述,涉诉信访的出现极大影响了法院的诉讼秩序,同时也为诉讼程序之外的力量介入诉讼提供机会,同时,参与诉讼的各方在投入诉讼以及信访的资源方面形成了一种竞争,对于任何一方而言,如果不继续增加投入,则极有可能面临着对方凭借更高投入而得到对其有利之结果,同时己方则需承担诉讼失败的各种风险,这就使得各方投入的成本都严重超过了依据正常诉讼程序所作出的预期。轻视秩序并没有带来直接的便利,而是使得这样做的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公正地进行裁判除了一定要明确案件事实并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外,还必须要考虑一个因素,即裁判的社会效果。如果依法作出的裁判结果连当事人都不接受,司法权威自然难说是真正地存在。然而,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不等于无视司法程序的价值,更何况程序的正当本身即是司法权威的一大渊源。当事人对于案件处理结果的不满由于涉诉信访这样一条特殊路径的存在而有了“更有效”的表达方式,通过信访途径来实现对即将产生之裁决或者既有判决结果的改变并且直到获得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为止,这样的活动无疑给法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案制造了巨大的困难,并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当这种情况与庞大的信访总量相结合时,就会出现一方面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同时能够得到解决的案件数量却很少,另一方面不断有新的信访案件变得难以解决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路径选择。
涉诉信访人在选择了诉讼的同时又展开信访,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在被引入诉讼领域之后,信访的基本功能出现了异化,由原来为了制约权力而进行的监督与民意表达偏向于为纠纷解决而进行的一种协商,此时在案件当事人看来,涉诉信访俨然成为了诸多纠纷解决手段中的一种。而如何在其中进行选择,则取决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程度,如果案件一方当事人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使其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即很有可能实现其主张的内容,显然他绝对不会舍近求远,冒着巨大的风险展开涉诉信访,只有在诉讼过程中因为所掌握社会资源的匮乏而无法通过正常诉讼手段与对方对抗之时,涉诉信访才被作为干预诉讼的手段来使用。
2、涉诉信访案件解决的一般模式。
处理涉诉信访的“河南经验”、“沈阳模式”等体现出以下共性:
一是多机关共同行动,多角度解决涉诉信访人的问题。发生涉诉信访案件时,法院通过司法途径往往难以彻底解决问,从而使得多个机关同时卷入案件,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牵头与协调作用的,通常是执政党或者政府。
二是安抚与压制同时进行。相比于满足信访人主张来化解涉诉信访的方式,更多的涉诉信访是在法官的劝说与公权力机关的压力之下化解的。通过法官的个人能力对信访人进行劝说的方式,与近些年法院所强调的“大调解”颇有几分类似,均是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实现和解,在实践中,这种方法不仅对法官的个人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对于案件的内容和性质也有要求,对于双方分歧较大的案件,此方法的效果就明显下降。
在任何一种处理涉诉信访的模式中,对于无理上访和严重的缠访闹访,均设置了以打击为主的处理策略,事实上,任何一种信访处理模式都有一套程序专门审查信访人主张的合理性,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信访活动,任何机关首先采取的手段均是明确的拒绝。
在这样的模式下,真正成为“上访户”的信访人实际上只是庞大的涉诉信访总数中占少数的一部分,但即使是少部分,在由其形成的案例的某种指导性以及媒体宣传的放大作用下,仍然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信访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确实有促进公权力机关同普通公民进行沟通的作用,信访制度在行政与立法相关领域的适用,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不过,公权力本身所带给立法、司法、行政三个分支的共同点并不能抹杀我们对于涉诉信访的质疑,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相比于其他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其行为有特殊性,这使得制度的设计者难以实现将信访引入司法领域的初衷。
在处理问题时,行政机关的工作模式可以用行政权力 - - 相对人模式加以解释,即行政机关的工作都是针对一定相对人进行的,其本身也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 而司法机关的工作模式则是裁判者针对控辩双方进行决定,作为裁判者,法院显然处于中立位置。这就决定了司法机关获取民意的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司法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需要民意支持以证明其合法性,同时又要选择正确的方式以免适得其反。因此,涉诉信访问题的核心在于民意表达方式的选择与维护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
站在案件当事人或者被追诉人的角度而言,追求“个案公正”
实际等同于对诉讼公正的追求。每次诉讼的最后,必有一方利益受到损失,涉诉信访大量存在于诉讼之中,若当事人付出了远高于正常诉讼所要支付的成本,却仍要接受败诉的损失,显然给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打了折扣。无法接受案件诉讼结果的一方就要继续通过信访途径力求改变诉讼结果,于是就发生了重信重访甚至闹访缠访。
尽管涉诉信访为诉讼参与各方提供了在诉讼规则之外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手段,真正通过这条路径达到目的的实例却屈指可数。涉诉信访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手段,尽管得到了某些政策性支持并且数量庞大,但是对于我国主流诉讼方式的冲击并未也不可能达到颠覆性的程度,在诉讼制度内部出现的“有利于”信访人的因素无不来源于司法机关的主动让步。加之信访本身就是源于执政党工作方法的一种政治性手段,这就使得涉诉信访人的行为随着其进行信访的时间不断加长,其行为中符合正常诉讼理性的成分不断减少,同时逐渐表现出强政治性,最终使“审判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公共论坛”。
涉诉信访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实际上说明了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之下民众对于一种合理的司法与社会互动机制的渴望,尽管其对我们所普遍接受的正当程序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正是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司法机关能够有获取民意的机会,而不是凭借法律赋予自己的“中立”的地位而远离广大群众。
涉诉信访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使我们看到,真正可怕的,不是信访本身,而是围绕在司法制度周围,并最终使得涉诉信访甚至整个诉讼制度发生异化的那些因素,这才是隐藏在涉诉信访背后真正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被解决,即使涉诉信访被其他的途径取代,那个新的途径仍然会很快异化,司法权威仍然不能被认可。
在诉讼中引入信访制度,实际上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如何将西方诉讼制度本土化的过程中进行的一次尝试,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这其中是否包含着对以西方诉讼制度为代表的近代司法制度的本质考察,涉诉信访对于经典的西方式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它契合了中国式纠纷解决机制的许多特点。涉诉信访的问题化,恰恰说明了这一尝试已经背离了自身的逻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停止探索,就此“全盘西化”的理由,涉诉信访能够广泛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我国司法对适当吸收民意的机制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将在未来指导我们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诉讼制度而不断探索前进。
基金项目: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自主科研立项:我国涉诉信访现状探讨与综合分析 - - 以大连市为重点考察,编号 kylx201102;大连市社科联 2011 年度立项:大连市社会转型时期涉诉信访原因与对策的多维解读,项目编号:2011DLSK317。
[1][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陈瑞华。 程序正义理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于建嵘。 岳村政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4]左卫民,何永军。 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 - - 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1)。
[5]李微。 涉诉信访制度研究[D]。 中南大学,2008.
[6]李风林,鲍莹玉。 刑事法视野下的民愤与司法 - - 以邱兴华案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200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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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变革。网络技术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延伸。现实社会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现实社会所具有的特性在这里被扩大,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互动等特性使人自身的文化特质,如主体性、多元性等进一步突显出来,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文化发散功效是一把双刃剑,文化与网络技术的联结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它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网络道德建设迫在眉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道德认知角度的我国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对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及人生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具有互动、自由和开放的特点,突破了现实社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人们的文化特质向着多元化和主体化的方向发展。网络技术和社会文化结合形成的网络文化,能够促进人的身心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网络伦理问题,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项任务。
随着社会发展,网络伦理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点,由于网络伦理自身的特性,导致其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双重标准,引发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导致网络道德失范。网络环境及网络主体对网络道德认知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道德认知角度,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道德认知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规范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期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净化网络环境,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
(一)道德认知是网络伦理形成的基础
网络技术、人与网络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构成网络伦理道德的三大要素,人们主动加入到网络交往活动中,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这些交往活动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网络社会。现实伦理和网络伦理的主体都是人,网络只是一种载体,伦理道德的主体并不是网络。在网络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交流,网络道德的本质就是人在网络活动中的具备的道德规范,网络主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发展都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做好道德认知培养工作,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二)网络伦理影响着道德认知的形成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管理模式比较松散,缺乏监管机制,自由性强,仅依靠道德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因此必须要重视人们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在网络社会中如果缺失道德自律能力和道德责任感,必然会导致网络社会混乱。网络伦理的自律性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自身道德能力的培养,根据道德自律原则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各地文化和多种道德观相并存,多源性的网络道德必然会引发道德冲突,改变甚至同化了传统理论观念,网络社会陷入失范、混乱无序的状态。此外还会影响人们的网络道德观,对道德主体认知产生种种影响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道德感受和行为产生偏差,因此必须要正确的引导人们道德认知,不要因为网络道德多样性而导致人们道德认识混乱,避免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
(一)道德意识的冲突与裂变
1.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相对自由的发表言论,充分释放内心的想法,强调自我,展现个性,人们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自由无政府和无中心特点明显,网络行为主体将自己作为网络道德行为的判断者,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忽视法律和社会传统规范,使得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2.缺失道德责任感
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认知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一系列的虚拟交往。隐匿性、虚拟性和互动性是网络空间最大的特点,从而使得传统伦理对人们交往活动的约束力减弱。人们在网络社会释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本性,降低对自身道德的要求,沉迷与网络中虚拟的身份,道德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网络主体丧失道德责任感。
3.主体情绪浮躁及文化霸权主义蔓延
网络社会对多种信息的监控力度较弱,缺乏对信息发布者的限制,不断产生大量的网络信息,让人们眼花缭乱,网络行为主体长期受网络资讯的影响,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焦虑、疲乏,最终使人们迷失自我,导致主体情绪浮躁。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据大多数的信息资源,西方国家的信息输出量较大,便于向其他国家传递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从而导致文化扩张,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道德行为的脱轨和失范
1.网络犯罪现象猖獗
信息技术是网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科学技术不断改革更新的飞速变化中网络技术也不断经历着飞跃式的变化,然而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功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进而导致网络漏洞的出现,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不良的犯罪平台,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屡治不止。不法分子根据网络特点和缺陷借助一定的网络工具和先进技术对他人的网络系统进行破坏和侵犯,诸如病毒传播,盗取和篡改信息等,造成个人或者政府等部门重要信息的泄露和破坏,带来不良影响和巨大的损失。还有一部分网络犯罪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论坛,贴吧,邮件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传播电脑病毒、发送垃圾邮件破坏系统或散播谣言等举动,由此来达到这些组织既定的商业或政治目的,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不便,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顺利的发展和繁荣,是值得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2.网络言行随意放纵
网络社会同现实社会不同的是,其不存在真实的主体,人们的言行不会受到社会舆论和监督的影响,主体间的约束力降低,人们不必担心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使人们长期压制的欲望、本能和冲动得到释放,追求快乐最大。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及社会道德的不受限制,网络行为主体就会出现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行为。
(一)传承和发展传统伦理内涵,将网络伦理和实现传统伦理结合起来
网络社会依靠网络伦理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措施,其在传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和传统伦理而形成了网络伦理体系,同传统伦理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体系,其在构建网络伦理体系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必须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要基于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中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原有的运行机制,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不断探究和创新,发现新的网络伦理元素,使网络伦理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侧重人的全面发展,调整网络技术和人的关系
传统伦理道德指的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体现出定型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同传统伦理不同,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网络伦理规范的发挥,具有非定型化和非制度化的特点。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以人为本,将网络主体作为重点,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有效的解决网络伦理问题。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的网络主体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社会,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
(三)坚守人文道德,体现人文情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的主体,人们要严格遵守和发扬人类社会所普遍推崇的人文操守及其基本规范,传承人文凝聚精神,提升人文道德涵养和道德认知水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涵养,有效的避免人性在数字化和符号化的虚拟网络社会中被扭曲和异化的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的评判各种道德现象,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和意识,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坚守自己的准则,抵制各种侵蚀和诱惑,鄙视不洁、不善、不义、不道德的行径,不接触不道德、不合理的事物,不随波逐流,发扬人的尊严价值,不断提高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彰显人文关怀。
(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定制符合我国国情的针对性对策
国外一些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很早就对网络伦理进行了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理论体系。美国学者罗伯特?维纳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计算机伦理问题,经过不断发展,成立很多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组织,并专门颁布了四部法律,采取限制成人网站、公布黑名单、明确分级等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此外,德国也创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中心,方便了警察进行网络调查,有效预防网络犯罪。而我国网络伦理研究起步较晚,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过程中,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不能盲目的套用,还要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共同努力,各国联手打击网络犯罪活动。
综上所述,网络伦理问题产生原因主要是网络文化和道德结构的多元化,改变了人的道德认知取向,这就要求人们提高道德自律能力,认识到网络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意识,创建并维护良好的道德氛围。还要完善和健全网络伦理规范体系,对网络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将网络伦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了解民意,做好网络调控工作,保障网络规范、健康、有序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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