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从电影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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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百年来的西方电影,作者发现西方电影中对华人的形象有一套“定型化”的描述,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或者凶狠狡诈,或者谦卑恭顺,总是在肯定和否定的两极之间摇摆。其实,西方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无论是邪恶还是善良,正面或是反面,在文化的功能上都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本文探讨西方电影中中国人形象生成背后的原因,以及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广泛影响问题。
关键词:西方电影 华人形象 异国形象
一、西方电影语境下华人形象的生成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因此,“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上海风光》中的金斯林身着旗袍,发饰怪异夸张;《末代皇帝》里的中国宫殿雄奇壮丽,宫女们个个面涂白粉,日本女子般的红色小口、眉眼细长,太监半男不女,等等。在西方影人的镜头里,中国呈现出一派奇异的东方的异国情调。异国情调有其明显的书写方式:(1)空间的断裂,以便更好地享受异域的美景,摄取那些被注视者文化视为风景秀丽的自然区等。无论是《末代皇帝》中的宫殿,还是《庭院里的女人》中的江南庭院,《天浴》中的神奇草原,抑或是《小活佛》里的古庙,电影中奇特的东方风情都满足了西方人贪婪的眼睛。在他们面前,“中国”以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景观在荧幕上铺展开来。(2)戏剧化。这是上述现象的结果,将他者的属性和文化变成舞台上的场景、画面。(3)感性化。它能支配他者并建立起一些暧昧、复杂的关系,诸如闺房的空间,人为的肉体享乐。《末代皇帝》中的溥仪和两个妃子同时做爱的场面是典型的好莱坞模式而非中国传统的情爱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旧时代虽然允许男人特别是皇帝多妻,但从道德和风俗上是绝对不允许同时在一张床上与一个以上的女人做爱的。
1750年前后,中国潮开始消退。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定的形象占了主导,中国不再令人仰慕而是令人鄙弃,西方也出现批判中国的不和谐现象。比如,写下《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对中国的态度就很刻薄。笛福对中国的轻视态度明显地体现在他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中。在此书中,鲁滨逊来到了中国。笛福借鲁滨逊之口把中国富足、强大、文明的形象统统粉碎了,中国的宫殿、城市、港口、贸易、军队、科学根本不能与欧洲相比。同时,鲁滨逊也贬低中国人的品性:中国人贫困、狡诈、怯弱、愚昧而又自以为是。似乎对中国言无不尽,继《鲁滨逊二次漂流记》之后,1720年,笛福又出版了一本《鲁滨逊感想录》。这时的鲁滨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的批评家,只在思想中游历。他再次谈到了中国,但似乎更关心中国人的灵魂,内容与《鲁滨逊二次漂流记》相似,以批判为主。不仅如此,笛福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颇有微词。他认为,所谓的皈依活动就是要求把那些未开化的人民劝导来信仰__,这种活动充其量只是让中国人知道基督的名字,并用基督听不懂的话向基督祈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华王朝,而且彻底摧毁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西方从1750年前后开始经营起的反面的中国形象,最终完成在两次鸦片战争间。中国已成为侮蔑和嘲讽的对象,中国人是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是随时可能泛滥成灾的黄祸。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大量涌现,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的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他们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中国的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
在西方的文化视野里,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天堂般光明的中国,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也依旧表现出两个极端: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或是天堂,或是地狱。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论述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是有一定的历史延续的,“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加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和包容性”。电影当中的中国人的形象,或是邪恶狡诈,或是谦恭柔顺,这种变化并不是在朝夕之间,而是呈现出历史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于是,我们说西方电影塑造中国人的形象会受到至少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现实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二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这两个因素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而所谓“中国形象的原型”就是关于他者的、东方主义式的、构筑的天堂与地狱式的想象。
二、西方电影塑造的华人形象产生的影响
百年来,西方影人热衷于通过摄影机塑造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这些形象无疑比文字书简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与文字相比,影像是一个更为直接、更为具体、“更善于呈现真实”的表意系统。文字所塑造的形象是“间接性”的。也就是说,文字塑造的形象需要通过阅读者的阅读、理解,从而进一步地转化为具体的视觉形象。相比之下,电影的影像对形象的塑造更为具体直观,电影是一门“直接表现,直接可见”的艺术。就算一个人掌握的语言文字不深,只要他的视力和智力正常,就能看懂影音图像。影视艺术“剥离了高度抽象的语言文字代码,卸载了印刷媒体沉重的物质重负而代之以生动、逼真、直观的影视画面”。这样,电影电视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更加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其实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但又不是现实本身。艺术不仅是反映,而且是改造。然而,所谓“眼见为实”,电影的影像如此逼真,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可信”的。但就是这种逼真的影像,却能非常神奇地为观众营造出一种仿佛身临其境的真实性的感觉效果。“电影、电视、摄影前所未有的逼真,这种真的效果对于观众的感官形成了猛烈的冲击。电影、电视、摄影所造成的震撼顷刻间解除了观众心理上的防范性。观众还未从中清醒过来,他们不可能保持书写文化之中的从容、平等和警觉。相反,异常的逼真引致的敬畏迫使他们不由分说地接受了摄影机镜头的种种特殊处理。人们对于眼前的一切信以为真”。电影逼真的视像能将观众从自己的世界迁移到胶片造成的世界中去,“这一迁移极为明显,极为圆满,所以身临其境的人下意识地、毫无批判和知觉地接受了这种迁移”。对于大部分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终究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虽然现在有发达的信息传送技术,而且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大部分民众生活富足,有机会经常外出旅行,但是,可能跟西方自身的文化有关,西方人在国际知识上表现出来的无知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42年的一个民意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中国的位置。然而在今天,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的改变。1997年江泽民访美期间,旅美华人李洪山先生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学所作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只有4%的美国大学生知道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被调查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讲出谁是江泽民。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科索沃在哪里,为此,克林顿还挂起地图亲自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地理课,传为笑谈。
三、结语
异国形象是社会的集体想象物。个人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和社会的集体想象是密不可分的。形象学家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会是社会中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异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出现在西方电影当中,那里充满迷人的异国情调。所谓“眼见为实”,西方电影中的中国人或者邪恶狡诈,或者谦卑柔顺,电影的影像是如此的真切,有时足以让人信以为真。这些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电影在西方或者全球传播,首先会影响西方对华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某种程度上加深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误读。其次,通过电影这种视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像会一再加强观众认同西方文明的欲望,不断加强西方中心的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1]饶曙光.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J].当代电影,2009,(02).
[2]李一鸣.银幕谎言.好莱坞电影中妖魔化的华人形象[J].大众电影,19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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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媒介和文化文本已被广大观众接受和喜爱,西方战争电影作为其主要类型之一,自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模式化的特点。以西方战争电影为研究对象,依据其结构模式和内涵特点将其分为“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和“事件中心模式”四种类型,以文化分析的视角,剥开西方战争电影商业化和功利化外衣,探索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之阶梯型深度模式的建构。
[关键词]战争电影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事件中心模式
在视觉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媒介和文化文本,以与生活时空同构的模式为载体表现现实与艺术的差异性,使观众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语境中寻觅感官的刺激和人生的体悟,其深度模式具有梯度性,能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而战争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类型之一,目的不在于标榜所谓之科学的人类史观,而是试图通过将战争元素纳入限定视域来展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影像与思维的关系,赋予本应属于历史学范畴的人类行为和感情世界以审美的思维方式。它所展现的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情感表达的张力和意识形态的诉求。西方战争电影自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其类型多样且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本文从电影文本本身出发,依据结构模式和内涵特点将其分为“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和“事件中心模式”四种类型,以文化分析的视角,试图剥开战争电影商业化和功利化外衣,探索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之阶梯型深度模式的建构方式。
一、各模式及其视觉、思想、情感特点
1、寻找模式
一直以来,“寻找”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大主题,如文艺复新对一个时代的追寻,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现代派小说家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探求,文学中的寻根实验等。而这种寻找的模式也存在于战争电影之中。其在着力表现对战争的历史反思的同时,也昭示了一种赋予人类存在意义的存在状态和行为方式。《冷山》、《漫长的婚约》、《美丽人生》、《硫磺岛家书》、《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和《东京审判》等都是这类战争电影的典型。
此类型影片注重画面感的营造,对战场与监牢等的直接描述不多,这些场景多表现为无色度的灰色调,运用不饱和色彩或黑白画面,清晰度较低,此时由色彩和光亮带来的信息减少了,观者难以关注细节,外部事物成为了内部事物的延伸。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光影效果明显,亮度较高的具有唯美浪漫气息的生活场景。这样一种差别对待的视觉处理方式体现了战争灾难性的异延。此种灾难性并非只体现在战场上,其影响是非中心性的,从战前一直扩散、延续到战后,甚至是更长时间,且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一些以生活现实、回忆和幻想穿插构成情节的寻找主题电影中,时间的正常序列在主人公的情感线条中被打乱,仿佛暗示着被纳入意识的情感对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与逻辑必然性无声的抵抗。战争的残酷会使人内心真善美的事物遭到破坏,主体存在的价值被频繁的死亡掩盖,人在其中丧失了自我选择的能力。在寻找模式的战争电影中,大众文化的狂欢化与意识形态诉求都遭到了遗弃,梦幻破碎了,留下的是黑暗和失眠。它展现了一种在路上的姿态,试图向观众传达梦幻破碎与无力的信号,也是这种无力赋予了此类电影很强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效果。在情感表达上,战争电影多力图通过残酷、血腥场面的描摹塑造心理恐惧、绝望感、惊悚感或是紧张感,而寻找模式的战争电影很少直接呈现上述负面情感,而倾向于呈现出其与安全感之间的临界状态,此种临界状态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主人公的躯体本身,“躯体从来不是现在,它包含以前和以后,疲倦和期待。疲倦、期待乃至失望都是躯体的态度”。正是疲倦、期待以及上面提到的无力感构成了笔者所谓的临界感情。
2、狼孩模式
西方战争电影中有这样的情况,即主人公作为侵略方、强势文明或较为进步社会制度中的一员,由于某些原因介入被侵略、弱势文明或较为落后社会制度的群体中,经历了从距离与隔阂到互动与共融,最后走向反思与回归的历程。如《与狼共舞》、《征服者》、《走出非洲》、《澳洲乱世情》、《最后的武士》和《卢旺达饭店》等,此种类型战争电影基本产生于美国,笔者将其类比为狼孩的成长模式,以求能形象地说明问题。
由于此类影片中多存在跨文化的因素,故而缺少不了表现异域风情的场景,而其选取和表达带有较强的主观感情色彩,是人对外在自然的反应或人自身的外化过程之体现。自然成了非冷漠的情感的化身。
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狼孩当属罗马城的建立者罗穆卢斯兄弟,古罗马崇尚强调智慧、团体、探索与勇猛无畏的“狼性精神”,这是大到一种文明小到某个个体或事件发展上升过程中自然渗透的精神状态,而一旦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也就同时意味着精神的停滞甚至倒退有了赖以孕育的温床。事实上,战争极似这一过程的缩影,一个群体的发展壮大、利益的;中突、对异质力量的同化情绪以及隐含于其中的诸多矛盾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战前的艰辛与紧张、战场的轰轰烈烈、胜利者的屠戮与劫掠、失败者的惨痛、战后的反思和力量的强弱变化形成了一个循环。其中进行战争与维护成果的价值观不管表现为积极还是消极都无法避免地与人性对道德与和平的渴望形成冲突,此种冲突是战争中极具情感表现力的因素。而当征服者中持消极态度的少数无法对暴力与杀戮保持冷漠,无法保持“面对非人的恐怖景象时的漠然”与服从,选择直面冲突,站在人性与道德一边时,便失去了所属的立场,既是参与者,又成了背叛者;既是观察者,又成了介入者。
电影主人公对弱势与较落后群体的认同也体现了对上升时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精神与未被功利主义浸染的单纯感情的回归与反思。成为美国早期开拓者的清教徒恪守一种行为上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地生活享受,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信仰的支撑落实到行为上便是克勤克俭,勇于开拓,如同样以爱情为主打线索的《走出非洲》和《澳洲乱世情》中,身为贵族的女主人公放弃安逸的贵族生活来到“蛮荒之地”,同样经历了婚姻的失败,而在重建家园的努力中找到真爱。
此类战争电影中主人公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却在自己所属族群中得不到认同,找不到内心的归属。来到异族当中成为其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往往都经历了怀疑、适应而后融入、认同的过程,在陌生群体中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挤,却能得到关键人物的赏识和异性的心仪,最后在危急时刻力王狂澜,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因认同感而呈现出积极的
感情状态。
3、英雄模式
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以降,西方文学就有英雄中心主义的叙事传统,战争电影亦继承了该传统,为观众呈现了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模式作品,如将背景设在遥远的古代战场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勇敢的心》、《亚瑟王》、《亚历山大大帝》、《特洛伊》、《天国王朝》和《凯撒大帝》等;又如离我们所处时代较近的《征服者》、《辛德勒名单》、《拉贝日记》和《卢旺达饭店》等。
英雄模式的战争电影试图从展示性中建立起某种新的膜拜价值,尽管这种尝试在商业性的左右下不见得成功,但至少也能给观众一场荡气回肠的视觉体验。英雄总是代表着某种社会性的态度,仪式化而非生活化地出现并有所作为,因此他们总是以高大威武、英姿俊朗的形象示人。此种膜拜价值在剧中的具体表现便是对悲剧性的崇拜。
英雄主题的战争电影在故事选取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很强的模式化特征,其多取材于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多为男性)故事,集中展现他们的成长经历或言行举止。当代战争电影中的英雄不仅是男性智慧、活力与能量的代言人,还以各种手段表现平凡人在面对危机、恐惧、绝望和爱恋时的复杂情感。影片着力塑造的不是传统刻板的模式化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此种理念也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我们在以一种“上帝视角”审视人类历史时,总会不自觉地聚焦于一些较为杰出的人身上,我们称之为“英雄”。他们往往能够克制低级追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以追求高级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一来,需求层次出现了颠倒,他们可以为了坚持真理而忍受饥饿、迫害,甚至是牺牲生命。这种历史观直接导致了我们历来都将自我实现视为人性的本质与最高追求。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身体”,关注本能,关注人性中最为草根的东西,开始试图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这就是当代英雄模式战争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如上文所述,此类影片中塑造的英雄具有人性化特点。他们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充满责任感又感情丰富,正面品质占据主导,他们的性格是神性的,而情感是人性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等的小爱与对自由、忠君、爱国等的大爱同等重要。
4、事件中心模式
称此类战争电影为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片意在强调此类影片的事件性和故事性。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其故事叙述本身的意义在整体表达中所起的作用较大,在一战片、二战片中多有此类。笔者又将其分为“大事件”和“小事件”两类。前者具有史诗型宏大叙事的特点,向观众展现了全景式的战争场面与时间历程,后者则多从个人视角或小事件切入,作为宏大整体而存在的战争成了烘托细部的背景。而具体作品的表达方式又有所差异,前者有如《帝国的陷落》、《战略大作》等通过时序中事件的串联逐步展开的,有如《最长的一天》、《珍珠港》和《黑皮书》等通过不同时间或空间中发生事件的交织共进,以多主线形式共同推进叙事的;后者有如《拆弹部队》、《风语者》和《兵临城下》等采取“扩述”的手法,使叙述时间大于事件时间,从而实现小事件表达的,亦有如《柏林的女人》、《战争与和平》、《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燃情岁月》和《拯救大兵瑞恩》等以个人视角而非历史视角实现叙事的。
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电影多以“报告体”的方式直接呈现事件,力图通过复原现实战争场景来制造真实感,此类战争电影对战乱灾难性的书写是全方位的,从平面到纵深,从细节到整体,从视觉、听觉到触觉感,从形式到内容,都试图实现灾难性的完形建构。
与前三种模式战争电影相比,事件中心模式影片中意识形态政治动力学体现的更为明显,其主要体现在国家中心与个人中心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矛盾中。法西斯式的国家中心主义往往制造出鼓舞人心的战争效果,让狂热的人们相信即使头破血流也要为这面旗帜而战,不管这种坚持是多么缺乏理由,话语一旦由某个群体或阶级制造便不可能是独白,而是富于针对性的语言。在战争的问题上,群体运动淹没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需要的是对攻击与抵抗的宣扬,思索被压制到事后。对于主宰者来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分析命题,一切都早已存在于他的全知全能中,他有权创立其想要创立的概念,他们创造影像让观看者相信那就是真理。而被操纵的观看者所获得的永远只能是经验层面的东西,除非他们没被当前的假象所欺骗。如《拯救大兵瑞恩》宣扬政府之仁慈与关怀,想尽办法拯救瑞恩家四个上前线的孩子中唯一幸存者,而结果是拯救小分队与瑞恩一起阻击敌人,并成功还乡,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战争就是那么简单,是正义的一方,国家强大并仁爱,战士爱国且责任心极强便一定能取得胜利。可事实上,战争本来就是一出荒诞剧,没有胜利者,没有正义者,人是血肉之躯而非机器。而人们已经习惯性地纪念胜利,悼念失败,从老兵回国时受到的待遇便可看出,他们回国时作为整体并未受到如二战老兵般的热烈欢迎,甚至受到疏远、歧视等不公正的待遇。当面临群体性灾难,我们都失去了为保护个人立场而指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局限性的权利。
二、四种模式的演变和融合
从历时角度看,在西方战争片中,美国片一直唱主角,其既紧抓商业规律又标榜国家利益,“以其英雄主义、道德意识、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寻觅、培养和扩充知音队伍”。一战以来,为战时目的服务,鼓舞斗志的影片大多为事件中心模式或英雄模式,反映的事件无论大小都聚焦国家立场,形成鲜明的爱憎二元对立力量,积极情绪指向被认定为正义的一面。对战争本身也采取热处理的方式,多战场、战役或英雄人物的直接描绘和宏大书写,缺乏细部交代,虽宏大而富于煽动性,但略显僵化。而正如战争本身便具有双重性格,无法片面论其褒贬一样,战争电影所反映出的价值立场也较为复杂,有战时的热渲染也出现了战后的冷思考。“到了70年代末,超级大国之间展开的核军备竞赛,使世界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这一现实改变了好莱坞及其观众对战争乃至战争电影的看法。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不管战争披上什么样的外衣,其本质是和人性相背离的。反战主题深入人心,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共鸣和认同。”可以看出,此后的战争片的表达倾向出现了转向。事件中心模式的电影开始以个人人性化视角切入事件,将作为宏大整体而存在的战争处理为烘托细部的背景:英雄模式的战争片与之相似,且从以英雄主义为重心转变为运用表征祛魅的手法,让英雄走下圣殿,还其人之本性和情感。以《与狼共舞》为标志的狼孩模式战争片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又将种族、体制、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等文化问题纳入了人们的视野。而继《猎鹿人》和《现代启示录》之后,意在对战争进行冷静反思与寻找人性归属的寻找模式影片也因其主题的深刻性与和观众的情感契合在以好莱坞为主打的西方战争影片中崭露头角。
从共时角度来看,笔者对西方战争电影进行模式的划分只为从影片结构方式和内涵意义入手更好地分析、理解电影文本,而不代表不同模式影片之间存在绝对的界限,在某些内涵较为复杂的影片中也可能存在多种模式交织的情况。将对象进行分类亦只想为问题的分析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分类在先而对具体作品进行片面的概念化图解的分析方式是不可取的。简单来说,寻找模式、英雄模式和狼孩模式影片多存在内在和外在两条线索,具体则表现为个人心理逻辑和现实事件逻辑,以二者的关系为中心展开,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复杂交织赋予影片张力的实现以可能性。而在二者的关系中,个人心理逻辑往往占主导地位,人是表达的中心,故而影片的故事性并非关注的重点。与之不同的是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片,幻想、思考与传达价值评判的主体不是角色,而是观众,影片并不直接表现价值论的宣扬,而是将对观众的引导埋藏于事件的呈现之中。此外,在视觉表现、思想内涵和情感表达上,四者也存在区别,对此下文将做具体分析。而无论哪类影片身上,都有迎合受众和渗透国家意识形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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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素质的总和。新闻价值要素包括真实性、时新性等不变要素和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可变要素。新闻事实所包含的价值要素越丰富,级数越高,新闻价值就越大。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新闻价值的异同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闻价值观是人们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新闻价值观不等同于新闻价值,但两者关系极大,不能相离散。
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都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演变后才逐渐确立的。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休曼便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将“报道令人惊奇、事实的兴趣、适时的事件”作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三要素;1922年,李普曼将构成新闻的要素写入《舆论学》,归纳为“突发事件、地缘接近性、个人影响及冲突等”,使新闻价值理论得到了丰富;此后又有众多学者对新闻价值理论进行了完善。综合来说,西方国家公认的选择新闻的标准和新闻价值构成要素基本包括时间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人情味等多个方面。[1]
在中国,最先引进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人包括学者徐宝璜,他认为能引起注意的人数和注意程度越多越深、时效性越强、且“随时随地而有别”的新闻价值更高。这三点被他作为新闻价值的三要素收入《新闻学》一书中,这本出版于1919年的书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
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结合国情总结出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将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概括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
2013年,在8?19讲话中提出,做好舆论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所谓“时”,就是指要抢占时机制高点;“度”,就是要拿捏好政治、政策、热点的进退尺度;“效”,就是注重效果,增强舆论宣传的针对性、艺术性和实效性。“时度效理论”也是基于当下中国国情而做出的对新闻价值的解读。
在对比中不难发现,中国的新闻理论都不是对西方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新闻价值的判断往往会受到人们政治倾向、道德观念、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等的制约,因此中西方新闻价值产生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但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中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看法一致,如注重趣味性、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这种相通性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人共同的心理需求、思维习惯和外部环境,使人类形成在某些地方存在相似性的价值观念;二是客观新闻事实对主观的新闻价值观形成有决定作用。[2]
中西方某些新闻价值理念相通,但在新闻报道中却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以时新性为例,西方媒体视时间如生命,认为报道时间距时间发生时间越短,新闻就越有价值。因此一些西方媒体为抢占报道先机,不惜一切代价挖取新闻,使新闻缺乏准确性和纵深感。而我国新闻则强调“有抢有压”,对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报道会延后甚至取消发布。
西方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在新闻价值方面的观点有同有异,但异远大于同,其原因大致可分为文化背景、媒介性质和方针政策三方面。
2.1 文化背景
首先,中西新闻价值产生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中国以“儒学”作为国学,传统文化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提倡“和”、“仁”等观念,实际上是在推崇集体主义观念。而西方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解放,认为个人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是典型的个体主义。
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一特质也体现在了西方媒体的自我定位中:它们将自己定位成党派、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社会、政府的“监督者”。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认为一切丑恶事物最怕报纸,任何法律规章都无法和报纸的监督性能相比,故而倡导用报纸进行揭丑。[3]19世纪后半期美国著名的”扒粪运动”也被这种价值观所影响。而集体主义观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更注重整个社会和谐的形象,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着力反映和谐的一面。
2.2 媒介性质
中西方媒介的不同性质也导致了中西新闻价值的不同。西方的媒介处于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而存在,因此西方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十分注重受众的需求,采取“受众本位”理论。事实上,西方新闻价值表现出的许多特性都是源于其商品属性,如为了满足某些受众的趣味,媒体上出现大量血腥、色情内容等。
而中国的新闻媒介是作为文人论政的阵地而产生的,诞生时就伴随着文人墨客们的政治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介在国家建设发展的背景下除了需要宣扬党的思想外,还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所以在中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社会效益的重要程度远超经济效益。也正因如此,中国新闻报道往往带有指导色彩,相对西方更保守,也更缺乏趣味性。
2.3 思想方针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新闻传媒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导向作用,这与我国新闻工作的思想方针是紧密相连的。
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报纸是加强党群联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将报纸办得引人入胜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1989年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会上,江泽民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服务,要准确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决策。2013年,发表了著名的8?19讲话,强调“必须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据此要求,新闻宣传工作应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在上述理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媒体行业当然会更加注重强化自己的政治导向作用。
总的来说,中西方新闻价值有异有同,这和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有着必然联系。我国新闻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正逐渐趋同。
李良荣教授曾指出,当今的“喉舌论”只在小范围内适用。即对于党报党刊,仍应实行政策保护,充分发挥其“党的耳目喉舌”作用;至于其他各类媒体,则应平等竞争,接受市场洗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媒体行业必须要向西方学习科学合理的新闻价值观念,并将它们融合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体系中去,完成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跟上传媒行业剧变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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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色彩的颜色词除了本身固有的物理属性外,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各种颜色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寓意不尽相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语言中的颜色词丰富多彩,且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由于英汉两民族在文化上差异较大, 同一颜色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有时相去甚远。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了解其中的差异相当重要。本文讲着重探讨三大主要颜色:黑色、红色、黄色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 颜色词 文化差异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颜色词系统。英汉颜色词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学者认为:水生木,色青,代表东方;木生火,色赤,代表南方;火生土,色黄,代表中央;土生金,色白,代表西方; 金生水,色黑,代表北方。中国古代所说的正色(青、赤、黄、白、黑) 和间色(绿、红、碧、紫、骝黄) 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光学对颜色的分类。在英语中黑色表示深谋与坚定,红色表示信仰与博爱,黄色表示智慧与光荣,蓝色表示高雅与忠诚,白色表示纯洁与真实,绿色表示愉快与永存。作为文化语言学习者,我们有必要对颜色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进行研究。
在我国古代,黑色是一种尊贵和庄重的颜色,是夏和秦代所崇尚的正色。缁衣(黑色帛做的衣服) 是卿士听朝的正服。“戈绨”、“皂衣”和“玄衣”是上至国君下至大臣朝贺的礼服和祭服。在中国,黑色陶瓷、黑色漆器和水墨画发展较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汉族传统文化中,“黑”有时与“白”相对而言,如:黑白分明,颠倒黑白,黑白电视;有时“黑”又与“红”对举,例如“黑心”(阴险狠毒之心) 就是“红心”(忠诚之心) 的反义词。汉语中的“黑”,其引申含义主要是指“昏暗”(黑咕隆咚、黑灯瞎火) 、“秘密”(黑幕、黑话) 、“非法”(黑货、黑市) 和“邪恶”(黑帮、黑店、黑手) 。但是在中国戏剧中的一些黑脸人物(如包公和李逵) 却是刚直不阿或憨厚的形象。
黑色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表示深谋远虑、智慧和坚定,如:Jack knew black f rom white. (杰克精明老练) 。在美术作品中表示邪恶、谎言和谬误;在教堂装饰中表示“耶稣受难日”;在丧葬中表示悲哀、绝望和死亡。在英格兰民族传统文化中,“black”有时与“white”相对而言,如call black white ( 颠倒黑白) , put down inblack and white ( 见诸文字) , swear black iswhite (强词夺理) 。“black”有时又与“blue”对举,如beat sb. black and blue (把某人打得遍体鳞伤) 。英语中“black”的引申含义,主要指“阴郁”(be in a black mood ,情绪低落) 、愤怒(lookblack 怒目而视) 、“不妙”( black sheep 害群之马) 和“非法”( black market 非法市场) 。英语中的“black guards”或者“black”是指受雇佣穿黑衣的殡葬人员,也指“流氓”或者“恶棍”。
战国时代“五德”的创始人邹衍认为:南朱雀,属火,色赤。因此,在中国红色是火与血的颜色。中国人除了用它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把它看作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的“红白喜事”是指婚事和丧事。“开门红”是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反抗暴政的组织,以红巾包头或以红旗为号,如“红巾军”以及穿红衣提红灯的“红灯照”。解放后五星红旗成了中国的国旗。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 ,“红颜”(少女) 。戏剧中的一些红脸人物(如关羽) 被看作是忠心耿耿的英雄。英国人认为,红色表示为信仰和博爱献身,在某些圣餐仪式上穿红色表示圣爱,在纹章艺术中红色表示高兴,血红色是坚毅不拔的象征。在教堂装饰中红色用于圣神降临节或用于怀念殉教先烈。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 the) red 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 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 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go red 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动集团用以称呼共产党人的字眼“赤化”。
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神圣、正统的颜色,其主要原因是华夏祖先生活在黄土高原,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诗经集传》说“黄,中央土之正色”。隋唐以后,皇帝都穿黄色龙袍。钺原是周天子的专用武器,后世为帝王之仪仗。东汉道教推崇黄老之术,所以道袍都是黄色的。历代皇帝所下的圣旨均写在黄色的布上。历史上黄纸还用于书写官方文告、编造簿册,刊印御准历书、画驱鬼避邪的符咒或用于祭祀。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 黄”主要指“吉利”“、好”,如:黄道吉日,黄花晚节;有时“黄”也指“失败”、“落空”,如:那笔买卖黄了,黄梁美梦。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黄色代表忠诚、智慧、坚贞和光荣。在____艺术作品中,出卖耶稣的犹大总是身穿黄色衣服。在英语成语中,turn yellow 意为“胆怯起来”,yellow around thegills 指“(因病或害怕而) 脸色发白”;yellow dog是“胆小鬼”。
就颜色词而言, 由于英汉颜色词在文化伴随意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许多情况下, 很难做到既保留源语的颜色意象, 又传达源语颜色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如果译者想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 保留源语的颜色词, 他就可能会在意义上有所损失。反之, 如果他想在意义上完全忠实于原文, 就不得不在形式上, 即颜色意象上有所变动。作为译者, 在处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颜色词汇时应在深入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 能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 将附加在源语上的超语言信息, 即文化信息传递过去。同时, 应尽力使源语与译语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相当。
[1] 林纪诚.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 张培基.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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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数字"九"涉及面在我国所有数字中最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全文如下:
"数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在符号的帮 助下产生的。"(苏金智,19 91)"数字是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在科 学的数字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计算,秩序严谨,职司分明,是 实数;而在人类 心灵的数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表义,许多数字经过“神化”后成为“玄数”、 “虚数”、“ 天数"。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和内涵。"(王秉钦,1998) 由于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崇拜、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数 字的神化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 ,但也存在着共性,有着共同的规律。在"数的 灵物崇拜"上各民族都有普通性。东方人有自己心目中的"天 数",而西方人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神数"。神秘数字的演化规律一般经过"神化—泛化—虚 化"的过程。( 王秉钦,1998)
东西方已有不少有关数字科学的专著和论文, 如毕达哥拉斯(phythagoras) 学派的T·丹齐克的《数 科学语言》(商务印书馆,1998),英国人伦拉德·法 拉的《七的探源》;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数字写过著作 和论文,并开展过学术探 讨。如,王秉钦教授在其《语言与翻译新论》的中篇第六章就以"数的语义范围 比较 与翻译"为专题;苏金智曾写过《数的灵物崇拜》(载〈语言、社会、文化》 440页, 语文出版社,1991,1) 等。在1998 年南昌大学主办的"中国英汉语 比较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英汉文化对比专 业委员会会 员曾就中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吴玲英老师的《中西文学中"以三为法”的文化模 式》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本人认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天数 是"九"而不是"三",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九" 是"三"的倍数。
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symbolicmeaning),在我国可 以说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 "九"作为数不同于一 般数字,在中国古代被 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数字,它起初是龙形(或蛇形)图腾化之文字,继而演化出"神 圣" 之意,于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神圣的权力为天赐神赋,便竭 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如天 分九层,极言其高,天证/诞日为正月初 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更有趣的是连皇宫建筑都与"九"有关。例 如,北京 城有九门,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问,门上饰有九路钉(即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排)。 汉语词汇中也常 用"九"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如"九五之尊"(imperial throne);称官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 "等。
根据阴阳五行与数的关系,万物之根均为数,宇宙也是数。数始于1而终于 10,五行也是数,按传统的五行 理论来划分,则1、2为木:1为阳木,2为阴 木。以3、4为火:3为阳火,4为阴火。以5、6为土:5为阳土,6为 阴土。 以7、8为金:7为阳金,8为阴金。以9、10为水:9 为阳水,10为阴水。这 就是将"象"、"数"与五行 结合起来推演变化,用以显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 在联系。由此看来,"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传说古 代中国人把天分 为九层,九层天是天的最高处,汉语中有关词汇有"九重霄"(指极高的天空, "九霄云外" ,"九天揽月","九天九地"等。另外,天坛,这个明清两代 祭天的场所,其建筑无处不体现着“九”的象 征意义。 民间传说中还有"九头 鸟"(nine-headed bird: a fabulous bird whose appearance was f ormerlyregarded as a bad omcn)的故事。
中国人以"九"为大数,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中写道:"凡数 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 ;"《素问》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 九。"因此,汉语中有"九九归一"或"九九归原"之说。因 从"九"为数之 极而引出人生之限,故"明九"或"暗九"均为人生之"坎",避讳有“九”之 岁。例如:“ 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红楼梦》)。日本人一般 认为"九"是"苦命和痛苦"的象征,因 为"九"与"苦"同音,因此忌讳 "九"。然而,《外语与外语教学》曾报道过国内一位学者曾为考证这一点 ,采 用"全选法"将日本某地电话号码其中的几千个姓和名分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 将"九"作为姓的只占极 少数(约占0.35%),而将"九"作为名的却不少(约 占35%)。看来,日本人忌讳"九"也并非绝对。
此外,《词源》中说:"九:虚指多数。""九"作虚数解时,是数的一种 语义模糊现象。《现代汉语词 典》中,"九"的意思有三个:(1)数目,八加一 后所得;(2)从冬至起每九天是一个"九",从一"九" 数起,二"九"、三 "九",一直数到九"九"为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3)表示多数或多次: 九泉,三 弯九转等。因此, 汉语中有不少和"九"有关的成语。如:"九牛一 毛"、"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之力" 、"九流宾客"等等。
在我国,数字"九"涉及面在所有数字中最广。含有数字"九"的词汇也十 分丰富。如,"九州"是指传 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 称。因此,有的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就取名为“九州方圆”;“ 九族"(the nine degrees of kindred: either thenine generations from one's great-great-gr andfather down toone's great-great-grandson;or four generations of one'spatemal relations, three generations of one's matemalrelations, and two generations of noe's wife's relatio ns),古代有一种残酷的刑法叫"诛灭九族";古代传说 "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因此,《红楼梦》第九回 中用"一龙生九种,种种各 别"来比喻贾氏家族族大人多,龙蛇混杂,好坏不一,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还有 " 九龙杯"等。此外,在文娱、体育等词汇中,数字"九"也比比皆是。如, 许多歌名都以"九"开头:"九妹 "、"九九艳阳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等;乐器中也有"九音锣";在体育活动中,"九柱戏"(nine pins),兵器中 有"九节鞭"[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九尾鞭”(cat-o '-nine- tails: an instrurnent of punishment so calledfrom the nine pieces of leather or cord which compose it)意义不大一样]。 地名中也有一些以"九"开头的,如"九 寨沟"、"九华山"、"九江"和"九龙"等。此外,中国人常把" 九"看成 为吉祥数字之一。在申请电话号码时,人们宁愿多出
钱去买一个尾数为"8"或 "9"的吉祥号码。比 如,湖南有线电视台的"欢乐热线"号码为"16899919"。 在西方,数字"九"也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数"之一。对西方人来说, "九"的象征意义是"神性"、 "神圣之至"。 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Webster's ThirdIntema tional Dictionary 中 对"九"所解释的意义比《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意义还多,分别有:
1)one more than eight, three threes, the square of three;2) nine units of objects (a tota l of nine) ; 3) a: thenumerable quantity symbolized by the arabic numeral 9; b: thefigure 9 ; 4) nine o'clock——compared Bell table, timeillustration; 5) the ninth size in a set series: as a; aplaying team of nine members,esp.a baseball team; b:the firstor last 9 hol es of an 18-hole golf course…。
其中收入与"九"有关词语和成语多达近二十条。常用的有:
a nine-day's wonder (an object or event that creates ashort-lived sensation)
____Those political expositions…that make a nine day'snine wonder till something fresh c omes alone——Mary Deasy. nine times out of ten(very often)
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elaborately dressed, as for aformal occasion)
____She dressed herself up to the nines and went to theparty.
in the nineholes: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nine-men's morris: morris played with nine counters A cat has nine lives: A cat can move so fast and jump sowell that he seems to escape being killed many times.
从以上的解释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数字"九"及其倍数在西方也被广泛运 用于文娱和体育活动中。如, 保龄球(bowling )中的瓶状木柱数(ninepins) 为"九";高尔夫球球场有一十八个洞:跳子棋的棋板上各 方均为九个孔; 古 时英国还有一种九个男人一起跳的舞蹈(morrisdance)等。由此看来,数字"九" 也倍 受西方人的青睐。
总之,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含有以下主要共性:
1)东西方大多数人把数字"九"看成神秘的数字, 其象征意义均有"神 圣"之意。
2)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均可虚指多数。
3)数字"九"被广泛运用于文体项目中。
数字“九”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个性恐怕主要在于:对中国人来说,其神奇色 彩要比西方人更浓;其象征意 义的历史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悠久;其 涉及面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广泛。
罗马西塞罗说过:"翻译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风格和力 量。""按分量而不是按数量译词" 。此处所说的数字是指经过神化、泛化、 虚化了的"虚数","实数"的翻译不在此例。根据这一理论,结合 东西方文 化的共性与个性,可采用如下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以下的翻译原则。
可采取的翻译方法主要有:
(一)保留原数字
e.g. We thought our cat would be killed when he fell fromthe roof of the house. He was not, he used up one of his ninelives.
我们以为我们的猫从屋顶掉下来会死了,它并没死,只失掉九条命中的一条。 这样翻译过来,人们很容易接受,因为人们已熟悉"猫有九命"这个成语, 并能够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
(二)转换成各民族喜爱的数字
e.g.nine out of ten——十之八九 nine days' wonder———可翻译为"昙花一现", 这样翻译可以加深对奈 达的"对等"和纽马克的"转 换"翻译理论的理解。
(三)增舍数字
比如,"九死一生"可翻译成"a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survival after many hazards";又如 ,"九九归一,还是他说的话对。"可翻译成"All things considered,what he says is right."其译文均 舍弃了数字,转译其 形象意义。
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一)民族性原则
比如,汉语中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汉英词典》(外研社,1996)的译 文有三个:"strain onese lf to the limit; use everyounce of one's strength; make herculean efforts"。笔者认为第二种译文 "use every ounce of one's strength "更符合"民族性原则”,成功地将东方文化中该成语的比喻意义转 化成了西方文化语言中的形象意义。
(二)习语性原则
比如:"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到九霄云外 去了。"(《儒林外史》), 其译文为"Kuang felt that he was gazing at a goddess and his spirit had flown to heaven."这种译 文因遵循了"习语性原则", 充分地体现了人类交际行为的一个最根本原则——语言——符号的经济原则。
(三)形象性原则
数字用于模糊意义时,一般都失去了其数量意义而具有形象意义。翻译时, 必须越出其理性意义而捕捉其 与其它的词结合后所产生的形象意义。
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此句诗中的"九天" 的形象意义为"极高的天空 ",因此,可翻译成"Down itcascades a sheer three thousand feet—As if the Silver River [i.e. the Milky. Way]were falling from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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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的普及,以及英语原版电影的大量引进和相关资料的发行,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原版电影作为文化导入媒介有其独特的优越胜。
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英文电影与西方文化导入-电影电视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论文摘要】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在语言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实际言语能力的同时,有必要输入目标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以便学生能正确理解和判断所接触到的西方语言与文化信息。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原版电影作为文化导入媒介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论文关键词】英文电影西方文化英语教学
【论文正文】
长期以来,英语教学中对西方文化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理论语言学在广大英语教学者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语言本身。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就逐步形成了固定的以培养“纯语言能力”为教学目的的教学模式。因此,教师们很难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原因之二是可利用的参考资料太少,教学中涉及的许多文化现象就连教师本人也很难理解透彻。因此,尽管有的教师们能认识到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以上原因而疏于传授。
众所周知,要想掌握一门语言,首先得学会这门语言的词汇、语法,并要有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它承载着文化信息,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同时语言又受文化的制约,因为文化深植于语言。人们使用语言时要受到其民族文化的限制和影响。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的制约和影响。中西方文化大相径庭,文化的差异决定了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包括词汇、语法、语音、语调,也包括表达方式、表达内容、以及表达的得体性。如果在用英语进行交流时不注意中西不同文化的差异,往往会造成误解。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里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这表明大学英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充分考虑对学生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注重培养实际言语能力,在语言教学中输入目标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使英语学习者能够在同外国人士交流时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恰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他们逐渐具备另外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系统,从而达到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的目的。
掌握一种语言并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不但是培养交际能力的重要方面,而且其本身也是教育的要求之一。目前大学英语所采用的教材中有关文化方面的内容较少,即便有相关的内容,教学的重点仍然主要安排在对词汇的记忆、语法和结构的分析,以及有限的听、说和写作的练习方面,对文化教学的活动涉及得太少,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等方面的训练做得非常少。
非英语专业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其课程结构中文科方面的内容相对少,而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更是薄弱,且因课时限制又无法为他们开设专门的文化课。很多学生希望能通过语言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对学生英语要求的不断提
高,我们的教材越来越多地使用英美原文材料。这些原汁原味的语料中文化含量相当大,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文化的特点。原文材料的使用给我们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把文化因素作为教学重点,必须引导学生去注意材料的社会文化背景,培养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和洞察力。否则,缺乏对目标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所读材料的正确理解和判断。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的普及,以及英语原版电影的大量引进和相关资料的发行,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原版电影作为文化导入媒介有其独特的优越胜。
第一,它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所有学生都喜欢看电影,对电影教学非常感兴趣。把英文电影引入大学英语课堂,既可以使电影和课本相结合从而使教学立体化、实质化,使语言生命化,还可以使学生学习气氛更和谐自然,语言环境更真实,学习动机更持久,进而达到培养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的目标。
第二,它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良好资源。大学期间正是一个人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阶段。电影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融入了哲学、文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内容,并予以借鉴、交汇和以此为艺术的阶梯,从而创造出如梦如幻的影像文化。显然,这样一门直观化的艺术,对于大学生来说,是构成其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内容。英语教学中注重西方文化信息的导入,不但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对他们以后的工作也很有用。
第三,电影作为人类新兴的综合性、高科技的文化载体,它是建立在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舞蹈等艺术品种的交叉点上的综合性艺术,它通过艺术形象的展示,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反映不同社会文化,体现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精神。例如,要让学生了解英美人结婚嫁娶等知识时,就可以让学生观看《四个婚礼一个葬礼》《走出非洲》反映了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人们的婚姻、生活、教育等价值观念与文化取向,也反映了一些风俗习惯和社交礼仪《与狼共舞》是一部历史文化片,它展示和颂扬了印第安人的灿烂文化和优秀品质,揭露了白人在西部拓荒过程中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的血腥罪行,同时通过一个白人背叛自己原有文化的历程,热情讴歌了跨越两种文化的友谊与爱情。
英语原版电影是为我们打开瞭望西方国家语言与文化的窗口,具有书本及其它视听材料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它能逼真地再现言语交际情景,为学生提供大量自然语言,并为相关的语言实践活动提供近乎真实的背景: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便捷、直观、生动的有效途径。
因此,让学生通过欣赏原声英文电影,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了解西方国家的自然、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基本情况,了解其文化取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让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同步传授,使二者构成一个水乳交融般完整的教学体系。
目前英文电影的种类与数量浩如烟海,用于教学内容的影片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选择影片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所选内容要有益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通过这些影片的欣赏,以正确的视角解读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第二,所选内容的难易度要适合学生水平;第三,运用所选影片的方法要灵活。良好的教学资源配以良好的方法才会起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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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不同程度地凸显科技感。利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如透明的塑胶、光亮的漆皮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未来世界,表现了对未来的无限畅想。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科幻电影服装的服饰语言元素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科幻电影服装的服饰语言元素分析
人类交际有两种渠道: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服饰语言作为大众传播符号中重要组成部分――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信息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语言符号甚至大于语言符号。科幻电影中看似神奇的服装也是由现实经过合理推想而创造出的,其服饰语言也有迹可寻。下面我们来分析电影中的服饰语言元素,以便为我国服饰文化借助科幻电影这一媒介更好更广地传承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一)服装中的性感元素
与色情不同,性感更为文雅含蓄,因此人们在处理科幻题材的电影时,服饰多多少少也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性感为主题的内容,经过电影的创作表达,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并逐渐被主流文化所接受。科幻电影《太空英雄芭芭莱拉》剧中用上大量PVC质料制造出位大胆的人物造型与前卫华丽的视觉效果,被誉为荧幕上第一次让人过目不忘的真正性感的服装。《黑客帝国》充满质感的红色紧身皮裙成为了本片的绝对亮点,给人以前卫与性感的印象,它代表享乐主义的一种生活。它的风格,更适合这种需要大胆想象和无限创意的影片。性感元素在每部影片的服装秀都是少不了的煽情内容,这股时尚风对大众的影响显而易见。
(二)服装中的复古元素
近几年,在服装中复古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例如“复古潮”“复古风”“复古主义”等。一些复古元素也到处可见,波西米亚风,印度风,埃及风都是复古元素的运用和体现。复古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模仿,它是在“拿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达到一种怀旧和创新的结合。在服装的运用中,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神的结合。
在科幻电影中往往体现为一种浪漫情结,高科技的未来也会有某种文化的回归。在《加勒比海盗》服装中,复古不是简单的复古其款式、图案、色彩、造型,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演变与现代相结合,形成一种复古的摩登。把复古与摩登相叠加,其艺术与功能的魅力就将以几何级数增加。对于复古的运用应该取其神,而不是形。不仅要了解其在服装中的存在,还要清楚其运用的精髓。
(三)服装中的民族元素
民族元素是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服饰语言之一。科幻电影经常将古代精神融于未来精神,把民族元素放在不同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下表现不同的神气与韵味。民族元素形式上比较华丽,并具有一种神秘性。科幻电影服装在吸取应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将民族元素加以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成为科幻电影持续发展的共识。《骇客帝国3:矩阵重组》中,主角尼奥的黑色长风衣就采用了中式的立领设计和《银翼杀手》中的服装道具有日式风格的痕迹,对襟的武士服,层叠穿法,天然素色面料,甚至使用古老的油纸伞。都是民族元素的体现,影片服装还获得了英国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奖。
(四)服装中未来科技感元素
科幻电影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不同程度地凸显科技感。利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如透明的塑胶、光亮的漆皮创造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未来世界,表现了对未来的无限畅想。早在六十年代设计师皮尔?卡丹就发布了有浓厚太空味道的摩登设计:透明塑胶手饰,透明款式的太阳镜,尼龙袋子,易洁的涂层滑雪长靴,各种形状夸张的配件一应俱全。在发型上也别出心裁,各种色彩的染发,银灰色金色等等,挺直地向上竖立。
(五)服装中的中性元素
在科幻电影的服装设计中,中性化潮流,雌雄同体的新审美风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对于两性服装来说,传统服装的面貌一方面是作为女装的丰富装饰效果,有意识的创造一种强烈或夸张的视觉效果,让女人在服装世界获得了一种中性的美感,或是对于美感的外部形像的认定;同时在另外的一个方面作为男装来说,它始终在沿着一种真正的审美标准,成为单纯和质朴的男性语言形象,表现出稳健、庄重、力量的阳刚之美。
但在科幻电影里中性化服装风格打破这个长久以来的局面,以一种强大的风格力量带动了时尚的流行。如:《第五元素 》女主角的服装设计,性别不再是设计师考虑的全部因素,女装中融入男性阳刚硬朗的元素。《龙骑士》、《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男装融入女性阴柔花俏的一面,性别界线越来越模糊,男女装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中性化这种抹去男女性别差异的着装风格已经在科幻电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非主流的另类服装,可以说是现代不同风格服装中最有生命力的服装风格。
(六)服装中的智能化元素
科幻电影的题材丰富多彩,形式趣味各有不同。智能材料和可穿着的电子面料也被赋予在科幻电影服装设计世界中,制成精美的科幻机械人等造型,让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如《苍蝇》、《终结者》中的科幻人物形象、科幻怪虫、人体骨骼结构以及解剖学角度的人体结构,都融入了自然科学与仿生学的高科技理念,《007》中的电子设备植入服装中都成为重要的智能化主题。此外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纺织服装业的许多新发展将更多通过生态学途径获取灵感。智能化服装成为近年来许多企业研发的重点。专家预测智能服装未来就将成为时尚潮流。
(七)服装中的仿生元素
仿生造型的艺术设计,遵循科幻感构成规则以及情感表达,以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色”、“音”、“功能”、“结构”等为研究对象,有选择的在设计过程中应用形态结构、外部造型、动作,甚至其神态这些特征对生物进行模拟,来展现科幻电影服装设计特有的仿生设计语言。
在科幻电影《阿凡达》中对自然界中,生物的研究,将其合理而优美的造型、图案以及机能结合到服装设计中,影片《蝙蝠侠》中的猫女通过闪亮的黑色塑料紧身衣与眼罩,形似猫爪的手套以及《守望者》中以蝙蝠的型、色为原型,塑造的武士般坚硬铠甲,更为夸张地塑造了介于人兽之间的形象。
(八)服装中的时尚元素
时尚与电影的联姻似乎进入了一个时尚主导的时代――任何相关或不相关的东西都开始与之发生联系,而搬上银幕似乎是最有效的方式。《星际迷航》中的身着块状细节银色小礼服,银色项圈和手环与礼服的涂层相呼应,再加上紫色短发,为极简的服装廓型增添未来主义时尚风格,同时也把现实奇幻、未来先锋的超前元素得以完美体现。《第五元素》中呈现了200年以后的丰富想象力;女主角一身紧身皮装,充满了性感与野性的冲击;
男主角是简单的风衣内穿T恤的硬汉形象,充满未来色彩。主角盖瑞欧德曼半边光头,身上有点希特勒式的服装就运用了胶质的材料,外带反五彩光的效果,各种富有未来感的服装跃然而现,与整个故事题材相一致。这些影片的一炮打响,除了与环境场景 和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有关,更因其风格独到的服装设计。电影与时尚,这两个文化圈不断地互相渗透与融合。
如果说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科幻电影则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认识,对社会问题与技术发展的关注最终落实到人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境界的突破。科幻电影服装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世界,其表现的事物,经常作为现实生活仿效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在黑客帝国电影公映后,影片里主人公用的手机受到欢迎,在厂家应影迷的要求下,专门开发了这种样式的手机产品推向市场。黑客帝国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所穿的具有科幻感皮衣也在影片公映后,也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广泛的流行。
以上这些使我们看到了一种科幻电影与人们生活的互动。人们在成为具有极大商业潜力的消费对象时,同时也呼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关切和现实的反思,而其中一些超前的、具有开放性思维的元素和服装穿着方式,在当今社会也更容易被人们接纳。
从独特视角解读科幻电影服饰语言元素,也就从另一层面更加深层次的揭示了不同于以往的着装意识形态和衣服的形式。从文化上对科幻电影服装进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理论价值,而且对现代服装产业也有某种借鉴价值。同时它也可供高等教育及服装设计、影视设计专业人士参考,对专业教育的理论发展起到促进性作用。我国科幻电影服装产业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挖掘其商业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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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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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伦理型”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侧重反映人伦―政治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其中“孝”是最基本的原则。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所以,判断人的标准往往比较注重身份、地位、伦理、道德。
“认知型”是指西方人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认为个体是自由的,注重以自我为中心。判断人的标准为注重个人的行为、表现,注重个人奋斗,注重个人成就。
东方思维具有“伦理型”特点,因为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小农经济和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哺育了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其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有序。古代君主为了唯护君臣关系向来是推崇儒家学说,古代先哲以政治、伦理为视觉焦点,以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重伦理纲常,重道德修养。
西方思维具有“认知型”特点,因为西方哲学家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应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西方智者们分析自然构造,寻求物质元素,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把自然科学看作是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形式,造就了无数的科学理论和体系,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替父承认刮痧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电影中大同为了不影响父亲办绿卡而说是自己给儿子刮痧,并且没有因为刮痧事件而责备父亲,反而设法隐瞒。这种行为体现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伦理纲常,父亲在子女心中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孝顺父母,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爷爷得知自己给孙子刮痧引起了麻烦时,独自一人找到大同的老板昆兰,用手语和图画向其说明是自己给丹尼斯刮痧的,而不是大同。昆兰无法理解大同为什么要说谎,大同的妻子简宁一语道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深受群体取向价值观的影响,思维上整体优先,以群体的和谐、利益为重,注重亲情和人情,父慈子孝。
“整体性”是指中国人处理事情时善于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注重用定性分析的方法,靠主体的主观经验和感受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宏观调控,定性把握,横向联系,群体共存,经验积累。
“分析性”是指西方人在处理事情时倾向于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据严密的分析和逻辑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微观分解,定量分析,理论思辨纵向深入,个体独立,科学实验。
在电影《刮痧》中对于刮痧是中医疗法还是虐待儿童的争论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代表东方思维的中国文化依赖传统经验及形象的思维方式,而西方思维模式注重推理实证,讲究理性与论证。在《刮疹》中,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对刮疹进行解释:“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中医认为,人体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
大同认为刮痧是中医治病的方式,通过刮痧所造成背部的刮痕是身体有疾病的表现。而法官等其他西方人只相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相信在背部进行刮痧能治疗肚子痛,而背部的刮痕正说明这是一种虐待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源于中西方医学来源于不同的思想基础。中医学基本是建立在庄子的哲学基础之上,《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天人一气”、“万物一体”的宏观宇宙观。
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理论是解释不清的,因为其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大相径庭的。影片中爷爷不禁自问:“刮疹在中国几千年了,到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这体现了中医的治病理念是崇尚“整体和谐”而西医则注重运用科学的、分析的、实证的方法。
“意向性”是指中国人在处理事情时,总是会把情考虑在其中,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以情作为判断事物的重要标准。理是定的而人情是活的,善于经世致用的中国人总是能在处理繁杂的事务中运用好“情”。
“对象性”是指西方人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以人为中心,所以形成了西方人反对以情感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而是以科学认知为基础,以事实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排除主观因素而强调客观因素。
在电影《刮痧》中昆兰在法庭上没有应大同的要求做证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电影中,大同请他的朋友昆兰在法庭上替他做证,即使昆兰是出版法方面的律师而非家庭法方面的律师,大同依然坚持让昆兰替自己辩护,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为朋友就得“两肋插刀”,但是当昆兰看过丹尼斯背上的瘀痕后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证人席上,昆兰选择让证据说话,并没有因为大同是自己的朋友而徇私枉法。
大同认为昆兰背叛了自己,他愤而辞职,与昆兰分道扬镳。在中国,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体对象,以价值选择优先于真假问题,寓事实与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正是这种价值判断型思维,而非事实判断型思维,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意向性。中国人认为法律只适用于陌生人之间,家人和朋友之间进行交往时一般只注重情理,至于法律法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遵守。而在西方处理一切事物的标准就是要符合法律法规,所以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法规的要求,这也就不难理解昆兰为什么拒绝为大同做证了。
中国儒家传统以“人情”为依归,人们在人情的相互往来中实现了物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共享。而西方人往往是理智超越情感,公事公办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即使对家人和朋友也要做到依法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不讲人情,没有亲情和友情,在电影中昆兰亲自去唐人街的中医馆尝试了刮痧后在法庭上为大同做证,以自己身上看似像伤痕的刮痧痕迹为证据向法官证明了大同的清白,这不仅体现了昆兰与大同之间的真挚友情,亦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在美国一切都以证据为依据,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近人情,但却从侧面证明了美国是一个讲求证据的法制国家。
“后馈性”是指中国人具有“唯圣”、“唯书”、“唯上”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崇古敬老的传统表现在学术上重经史、社会上崇祖先、心理上怀古旧和思想上好常恶变,求稳怕乱。中国人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过去了解现在并推知未来,因而偏向于注重时间而非空间。
“前瞻性”是指西方人具有崇尚民主、自由、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传统。西方人不断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未来的发展善于提出预测和预言,进而运用预见、理性和科学信念,面对未来,不断提出假设、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开拓和创新。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当着老板昆兰打儿子这件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大同打了儿子丹尼斯以后,大同的父亲说道“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句话出自《朱子家训》:堂前教子,枕边教妻,对症下药,量体裁衣。
后来(清)吴獬著的《一法通》也有提到:堂前教子,枕边训妻。所以爷爷对于大同打孙子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是经历几千年从老祖宗那儿流传下来的,是权威,是圣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向后看,立足于过去”的后馈性思维特征。而昆兰不能接受大同所谓的因为给他面子而打了丹尼斯的说法,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不再时兴以圣贤之言作为论据,较少引用前人的名言。西方人注重“唯真”、“唯实”、“唯理”、“唯法”。所以昆兰认为丹尼斯与保罗打架是孩子们自己的事情,与大人无关,所以他不能理解大同的做法。
随着全球经济化、一体化,中西方的交流愈来愈频繁。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冲突油然而生,文化融合也不可避免。从冲突到融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宽容的态度和真诚的心去感受文化的差异,彼此尊重信任,随着深入的交流互动,我想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冲突会越来越少,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融洽。电影的最后大同教丹尼斯讲中文正暗示着中西文化正在走向融合,文化冲突也会逐渐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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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也会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西方电影的差异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 中西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比较分析,可以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 中西电影 差异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一 中西电影中的宗教差异
__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教派,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基督__同时,基督__中东、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成为了少数教派。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和殖民扩张,基督__美洲、澳洲,而后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基督__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作用。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得到了皇室的重视,许多佛经被引入中国,许多印度高僧来华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佛教又衍发出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大多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其它一些哲学思想,渐渐地中国佛教摒弃了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规则与条例,融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带有自己的特色。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美学、政治、文学、哲学和医药等方面,当然也影响着我们的电影。
1 __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__三大教义分别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上帝和其他一些更高的力量,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或来生,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终身诅咒。基督__人类需要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要完全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救赎在基督__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__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它一些电影当中,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有关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是信仰,被救赎是希望。救赎是一场战斗,希望对绝望,自由对监禁。这也是人类尊严与人性的斗争。安迪救赎了他的狱友,因为他坚定的信仰是对邪恶与绝望最好的武器。不同于其它的宗教电影,《肖》中的救世主不是上帝,而是希望,被救赎的是自由。在安迪入狱之前,肖申克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犯人毫无人权可言。典狱长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把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安迪入狱之后,这位不满现状的银行家虽无力改变,但他的出现至少给犯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生命之光。至于安迪,他就是现代版的耶稣。他的受难也就验证了“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强者拯救自己,伟人拯救他人。安迪给其他狱友带来希望,也拯救了他们。
2 佛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佛教教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是引导众生从痛苦走向快乐。佛教的创立者并不是命运或灾难的创造者,而是引导众生寻求祝福、避免灾难。命运与灾难源于因果循环,与个人的前世今生有关。每个人的想法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将在脑中留下印记。一个人的言行也将在他人心中留下印记。这些印象无论好坏,都将累积并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即所谓的业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处可逃,无佛可救。
佛教提供了“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主要采取佛家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而以曹禺先生的现代剧改编的电影《雷雨》也处处可见佛教意蕴。在第一幕鲁大海刚到周公馆就对四凤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侍萍说:“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侍萍得知周萍与四凤之间的关系之后,沉痛地说:“这怪你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可是谁料得到就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碰着呢?妈的命苦,可你们的命……”当得知四凤已怀有周萍的孩子时,侍萍痛苦地说道:“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就当我一个人尝。”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在剧中人物身上很容易显现。
二 中西电影中不同的价值观
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评价,决定人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与言行或许得不到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如电影《刮痧》中许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方法给他的孙子丹尼斯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
1 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独立、自恃、独断独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这些字眼。科本哈瓦却说:“它帮助人们不断向前,是人类本性,身体,感官,心灵,智力的觉醒。”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提倡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再者个人主义更重视民主和平等,同时也重视他人的权利。
电影《克莱默夫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个人主义”。泰德·克莱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广告策划师,努力赚钱养家,但他的妻子乔安娜却要与他离婚。中国观众或许不能理解乔安娜为何要离开她的丈夫?泰德从未虐待过她和孩子,也没有对她不忠,尽量满足她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像泰德这样的男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但乔安娜并不这么想,她说,“我的一生,我感觉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女儿,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你的原因”。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安娜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个性自我的追求。
2 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是用来描述道德上、政治上的思想或社会观,强调团体中成员间的合作,并且个人利益总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注重集体和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整体主义有关,即整体大于部分。集体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相对,特别是这些观点经常在系统中相互结合。那些拥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认真遵守社会或团体的规则,保护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任何影响集体利益的个人行为都将招来批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
集体主义在中国电影中有着明显的记号。中国““””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都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尤其是由中国第四代导演所导的电影,大部分是以革命为题材,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电影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眷恋和深思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集体主义电影”,其中代表作有:《黎明》、《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等。
三 中西电影中的人权
人权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包括公民权和 政治权利,如生存权、人身自由权、言论权、 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 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中西方电影中表现出的有关隐私权、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从而透视、分析中西方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
1 中西电影中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个人或集体把他们的私人信息隔离起来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性的对外揭露。“隐私权的界限和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和个人中虽然不同,却有共同的主题。隐私权可以看作是安全的一个方面,由相关利益集体权衡”。隐私的概念通常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国和北美国家。这个概念并非全球皆有,有些国家是近些年才有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隐私权一说,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隐私既不敏感也不小心保护,相反,美国人更加注重他们的隐私权。这种差异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权利。主角楚门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镜头前面,且一直未发现这个事实。楚门的生活通过成千上万个隐藏的摄像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球直播。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给他制造不同的环境来捕捉楚门的真实表情和行为。为了防止楚门发现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克里斯托弗想尽办法遏制他的冒险精神。后来,西尔维亚闯入楚门的虚幻世界,并和楚门坠入爱河。之后,她发起了一个“还楚门自由”的行动,希望楚门能够从电视中走出来。《楚门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同时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保护隐私权。楚门的生活也启示观众,他们的生活只由自己掌控。中国有一部电影《无形杀》说明了隐私权意识的缺乏,讲述了由于人肉搜索导致一个女人的死亡,这个女人在网上被通缉,因为她和别人有外遇。网友们跟随调查她的情人,认识她的路人都不断质问她。后来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无头尸体,这部电影涉及到了 网络搜索触及隐私的问题。
2 特殊人群的权利
西方国家非常注重特殊人群的权利,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这些权利,但他们对这些平等的权利却有很强的意识。例如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的权利。
《费城故事》是好莱坞第一部涉及艾滋病、同性恋和同性恋歧视的主流电影,改编自吉尔弗雷·鲍尔斯的真实经历。吉尔弗雷是首个因艾滋病受歧视而状告贝克·麦克肯兹公司的律师。这部电影涉及到难以被公众接受的话题——艾滋病和同性恋,披露了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社会隔离和歧视。另一部2008年出品的传记式电影《米尔克》,讲述了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后当选为加州议员的政治家哈维·米尔克一生都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权利的故事。这说明西方人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多艰难,都要为平等奋斗。
中国一部类似主题的电影《喜宴》,反映了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否定、拒绝态度。电影讲述高伟同在纽约的生活。他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和他的同性恋爱人赛蒙关系很融洽,而他在 台湾的父母却不知此事,一直盼着他早日娶妻生子。因此,在赛蒙的同意下,伟同和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薇薇说定假结婚。后来,薇薇引诱醉酒的伟同而怀孕。伟同不得不将真相告诉他母亲。他母亲极为震惊,但坚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的父亲,伟同也不敢告诉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刚中风复原,难以接受这样的打击。最后,薇薇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并希望赛蒙留下来做孩子的另一个爸爸。在中国的环境下,人们很难接受同性恋,特别是对于那些传统的父母来说。因此,同性恋者也不敢让周围人知道,怕他们在背后议论纷纷。
四 小结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随着社会的 发展,两种文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无权威的状态,使得社会问题突出;而中国文化中的“无为”思想,也让中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西方向东方取经,东方向西方看齐,东西方民族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中西方文化重新获得活力和新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两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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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国峰:《从影视作品看中西文化差异》,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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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政策学者十分关注对政府可以用来实现其目标的各种基本工具或用具的理解。他们的兴趣从最初的归纳性创建有关通用性工具的广泛列表以供政策分析者使用,转移到对工具的各组成元素的更简洁的、但仍然有用的规范的发掘努力上。从通用性工具到完全规范化政策的转移,需要设计者不仅仅了解基本的组成元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哲学的鲜明特色。西方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无启示,中国传统性善论可能是人治的痼疾。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摘 要 题】制度设计
【关 键 词】制度/人性/政治哲学
【 论文正 文】
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西方政治哲学中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设计,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西方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的思想体系,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分析性等特点。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与实际问题、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61)可见,制度和人性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野和范畴。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1.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
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12)“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21)
休谟精辟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117-118)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54)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64)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22-23)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140)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
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9](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9](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10]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他在指导《决议》时指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9](333)“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9](298)他还结合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历史讲到,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客观上,环境紧张,主观上,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显然那时他认识到有比品质更重要的根源。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再一次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297)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更是一语中的:“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9](333)是制度的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不是与此相反;更重要的是人的好坏掩盖了制度的好坏。
邓小平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9](350)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3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已成了他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中,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把它提到制度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1](371)领导人可以改变,但道路、制度、政策(法律)不能变,这同1978年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分析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
因为一则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认识成果;二则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
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历史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不是说个人的品质、性格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品格里面都有好、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不好的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解释不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其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却没有把那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而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说得好:“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16](12)
制度教育人、塑造人。制度既是人生存的保障和规范,又是影响人发展和实现其才能的重要因素。“制度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17]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也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18](285)就经济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马克思其实对制度决定人性有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说人不成为其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哈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9](411-414)
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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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比较原因分析
论文摘要:中西文化差异一直是制约中国人与讲英语国家的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因素。对中西文化差异知之甚少或缺乏必要了解,在交际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造成误解或陷入尴尬境地。所以了解文化差异的表现及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文化冲突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主要就中西文化差异和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比较。
前言
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权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三、结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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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在思维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会形成文化上的冲突、误解、隔阂,以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上出现问题,让我们不能很好的和西方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要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进行一个研究。那么造成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差异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比,具体来展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思维;差异;电影
?众所周知,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人们在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差异和不同,中西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和视野观察着这个世界,对这个客观的世界作出分析和评价,所以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于我们长期观察这个世界所形成的现实认识和凝聚的经验不同,所以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文化的一种,即语言,表现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探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以便消除中西方之间的隔阂,误会和冲突。首先,先了解一下中西方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文学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民族文化和哲学给思维形式以其深刻的影响。哲学就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具体反映。比如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人类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唯物主义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唯心主义则认为,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有的人信奉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起源,而有的人信奉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就体现了人类之间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在中国,我们的先人主张“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崇尚的是和谐,万事皆以整体为大局;而在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人物分立”,注重逻辑推理,个体思维,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
?中西方民族的经济制度和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临海较多,所以视野和思维相对开阔,他们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十分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由此向外进行扩张和侵略,也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大国,君主专政,人民则是靠天吃饭,气候条件好适应农作物生长,人民丰收则生活就过得好,而气候条件不好,农作物不生长,则是灾荒之年,加之与外界少有接触,所以就造成了国家封闭,人民思想落后的局面。
?那么,中西方思维具体有哪些差异呢?这种差异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从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外电影所表达的内容,艺术手法,思想结构,都有极大的不同。比如,在电影《高考1976》中,讲述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一群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参加第一届高考,这中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体现出他们这个小团体共同奋斗的精神。而西方在同类型的电影中,则比较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时候甚至强调个人拯救整个集体,或者个人拯救整个世界的英雄主义。美国电影《蝙蝠侠》,蝙蝠侠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是一个绝不杀生的的正义之士。在美国的超级英雄之中,蝙蝠侠是一个很贴近群众的英雄,他目睹父母被害而产生了亲手铲除罪恶的强烈愿望,晚上身着紧身衣、头戴面具、携精心打造的先进设备四处行侠仗义,并且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随从相助,这些都是美国式英雄主义的体现。
?其次,从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逻辑来看,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在神话作品当中,总会出现一些关于变形的故事情节,闻名遐迩的《西游记》,里面出现众多的妖精,类似于白骨精,玉兔精,蜘蛛精之类,她们的造型从特点上来说就是全幻化成人形,或者人身+ x头,或许还来个尾巴,总之就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变形的方向是从非人变成人。最经典的代表除去《西游记》还有《白蛇传》里的白蛇与青蛇、蜈蚣精、金轮法王、兔精,《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树妖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上都大同小异。而从西方国家的电影来看,在人物形象变形方面则和中国的电影有着一些差别。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第一部分讲述了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 “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从这个简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的变形是从以人为中心向非人的方向变化。再比如说电影作品《猫女》和《蜘蛛侠》,这些电影从名字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变形内容和方向。造成这些变形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更加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把未知的事物纳入到已知的范围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十分“怕生”不像西方人那般放得开,所以西方人是冒进的,而中国人是退守的;所以西方人不断地发明创造,而中国人却不断地反复利用;当西方国家大多数都已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中国大部分地区仍退守于农耕文明的位置。这些外在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使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发展得极大不同,我们从上述电影中可以得出中西方思维的如下差异:
?1. 东方人重整体思维,而西方人重细节分析
?东方人注重各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周围的各种具体环境与条件;西方人则注重个体事物的独立存在,注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东方人从一开始就用整体性的思维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潮汐原理的研究,如公元1世纪东汉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明确指出潮汐运动对月球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例如,用物体的属性来解释物体的运动。直至伽利略时代,他们才开始注意到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__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
2. 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形象的东西,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形象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汉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字经历了古字到小篆,小篆到隶楷,再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过程,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演变都体现了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绝大多数的汉子都是音、形、意结合的三维表意文字,其特点是由其形可以知其义,比如“碑,林,冰”,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形旁了解到它的意,或者从声旁了解到它的读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字的构造来解释或者猜测词的意思或者读音。而英语是一维表音文字,读音与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抽象性极强,而且一词多义现象较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拼音规则读出它的读音,但是完全揣测不出这些词语的意思。英语的抽象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这类名词涵义概括,指称笼统,覆盖面广,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讲,最能反映他们文化内涵,深度,思维方式的外在体现物就是承载和传承这个民族文化的语言和文字。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在汉字这一块体现得无与伦比,而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从他们的拼音文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 中国人重曲线思维,西方人重直线思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中国人说话不那么直截了当,喜欢绕一些圈子,或者给听话的人留有一些余地,让大家在面子上都过得去;而西方国家的人喜欢直入主题,不喜欢兜圈子,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直接切入,他们习惯将语义的重心放在第一句话说出,然后再把其他要说的内容成分一一补进,叙事多为先将重点的东西讲出来,重心在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思维和直线思维,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直线思维的人会节约不少时间,从而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而曲线思维的人办事由于事前的铺叙太多,往往在人们看来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办事讲话的效率有待提高。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圆形向内,顾左右而言他,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一条直线,注重和实际事物相关的程序,规则等一些东西。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大致的了解到中西方思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以及民族性格等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和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在与他们进行交际的时候,才能有效的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才能实现我们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更好的与人沟通,联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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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天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几个发言都非常有分量。岳扬同志从整体上对去年的电视电影做了全面的总结。赵葆华和陈墨同志分别从电视电影艺术上的经验、成绩和电视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我们有很大的教益。柳城同志作为电视电影工作的顾问,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他对艺术创作中几个重要环节再一次进行了分析,我听了以后也很受教益。江平副局长代表电影局对整个电视电影制作和管理工作进行了宏观上的指导,发表了重要意见,我们要认真贯彻。
别的问题就不重复了,我只强调一下数字电影或者叫做电视电影的概念,因为今天来的绝大部分是各个制片公司、制片厂的负责人、制片人,需要从宏观上掌握这个概念。现在一会儿用数字电影这个概念,一会儿用电视电影这个概念,这不是我们在概念上的混乱,而是针对不同的范围而言。叫电视电影是针对市场的,就是说这个片子拍完之后主要是在电视上播映,我们就把它叫做电视电影,而不管你的物理介质是什么,是胶片拍的,还是数字拍的。
你的目标市场是哪儿?在这个意义上讲影院电影、网络电影、手机电影等等关键是市场是什么,这个时候把它叫做电视电影,它就不是一个片种概念,而是一个市场概念。
现在有的人觉得数字电影是一种影片,电视电影是一种影片,不是这个概念。如果讲片种那就是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等等,电视电影就属于故事片。至于是用胶片拍还是用数字技术拍,在电视上播放时,它的市场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从技术上讲的时候,电视电影其实就是数字电影,但是当我们专门针对电影频道出品、拍摄的这些故事片的时候,我们又经常把它们叫做电视电影,以区别于全国其他电影摄制单位拍摄的那些数字电影。在这儿把这个概念再给大家明确一下。
到现在为止,CCTV-6组织拍摄和播出过的电视电影已经是900部了,到今年年底将达到1000部,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数字,说明我们在数量的积累和质量的提高上都已经实现了阶段性成果,应该跨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感到对电视电影的艺术规律、创作规律,包括技术制作等等方面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总结。所以,在明年工作会议的时候,也就是电视电影达到1000部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们将对九年来在电视电影创作生产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制片单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制片人、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编剧、导演以及责任编辑和媒体工作者给予表彰和奖励。希望所有与会同志和没有到会的同志进一步努力,争取得到这样的表彰和奖励。
另外,从数字电影技术的发展来看,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样的话了,就是数字电影技术已经达到胶片的水准。不久前我到日本去了一趟,专门参观了索尼公司的先进产品展示。其中他们的数字摄影机已经达到电影胶片摄影机的水准,它的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我跟索尼公司的总裁见面的时候,我又问他,现在你们这套摄影机跟胶片究竟还有多大的差别?他的回答是“没有差别”,我以为我听的不准确,我说你再重复一遍,他说没有差别。我们都是搞数字电影的,一定要看到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数字电影确确实实已经让我们感到了它的日新月异,它的发展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2003年第一次召开高清电影研讨会的时候还在那儿预计是不是15年以后数字技术将会取代胶片,看来没有那么久。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数字电影技术特性和艺术特性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逐渐走向自由王国,尽快把我们的整体水平提升上去。
最后再说一下管理。目前电影频道已经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奖罚分明、上下浮动、优质优价、劣质劣价这么一套比较完备的机制,这套机制是公开的,是透明的,也是比较容易接受大家监督的,希望各位能够按照各项制度和程序来办。不管是送剧本报立项也好,还是制片方自行拍摄也好,我们都会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绝不会去考虑关系的近疏,制作单位是制片厂还是民营公司,这些因素都不在考虑之列。我们所看的只有一条,就是影片的质量。我们现在设置的完成片二级审查制度,绝大部分都是外请的专家,尤其是初审组,全部都是外请专家,没有电影频道的人,就是为了保持公正和公平。剧本是三级审查,一审、二审、三审,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也都是外请的专家。所以希望大家抓住一条,就是质量。
总之,电视电影经过九年的发展,经过900多部作品的积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管理机制,已经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人员,电视电影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明年在电视电影达到1000部的时候,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希望在座的各位明年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得到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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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评价,决定人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与言行或许得不到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如电影《刮痧》中许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方法给他的孙子丹尼斯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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