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关乎个人生命的质量，关乎国家民族的兴衰。学习也是长期大力提倡、反复阐述、身体力行的一个重要理念。他一路走来一路讲，从正定讲到宁德，从福建讲到浙江，从上海讲到中央。他曾多次告诫全党同志：“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不断加强学习。”纵观世界各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发展史，都离不开“学习”二字，没有学习，就没有变革、就没有突破、就没有发展。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加强学习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增强学习自觉、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意义重大。

学习是民族复兴之本。学习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薪火相传的学习火种，孕育了泱泱中华的五千年文明，折射了国家发展的境界、社会进步的状态。重视对文明的传承和弘扬，在的施政理念中一以贯之，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应该多一份尊重和思考，并提出对古代的成功经验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从民族文明中汲取营养，我们才能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才能更好地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壮丽事业添砖加瓦。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国家需要学习导航。学习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源泉，是指引国家前行的航标灯塔。如今的中国正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全速前进，我们需要一个指引、一个方向、一种让信心倍增的力量。2014年5月召开的亚信峰会期间，提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学习的力量，崇高而又博大，它可以为人生赋值、可以为社会定规、可以给国家赋形。建设学习大国思想，在本质上就是要把学习作为国家行为，来建设学习型国家;把学习作为全民行动，来建设学习型社会，这样在风云多变的世界形势面前，我们的国家才能始终保持走在时代前列。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重视学习，这是推动和巩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序言》中指出：“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本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艰苦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活力迸发的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奋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古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千古箴言，今有“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敦敦教诲，无不阐述着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让我们的民族传承起跨越时空的精神血脉，让我们的国家书写下豪迈辉煌的不朽传奇，让我们的政党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在实现“四个全面”伟大战略的征程中，我们更要高扬学习的风帆，以果敢的胆识、非凡的气魄、不屈的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事业奉献智慧和力量。

当代作家影响力排行榜：

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人情味”对抗市场法则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生态学，也就是研究讨论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非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关系。体育教学生态化也就是对学生、师生、教师、人与体育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有效的分析讨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改革，对体育教学的授课形式以及内容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整改，以使大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

一、体育教学生态化的定义

体育教学生态化一词最早源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在发展的历程中，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发展较为缓慢甚至滞后。即使偶然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也较为肤浅。体育教学相比于其他的学科而言，存在较大的区别，会相对更加复杂。对于大学体育的教学而言，人、自然以及社会是其最为核心的要素。首先，人即是针对学生以及教师，而教学的场地、器材以及其他的设备属于自然因素范畴;存在于学校中体育的传统以及教学的观念统称为社会因素。体育教学生态化在人的因素上要求体育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能够仅仅是语言、眼神以及表情方面的沟通，还需同时存在情绪、肢体以及空间距离。针对于社会因素而言，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经济以及政治的制约。针对于自然因素而言，还需引进较高质量的设备。

二、体育教学生态化缺失的现象

(一)学生的体育意识较为薄弱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在中学阶段开展体育教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应对考试。这种应试教学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积极性，严重者还会形成消极意识，且一直会伴随着学生走入大学校门，导致大学生对于体育课失去积极性，不愿意去参加体育课程，认为体育课程在大学的学习中并没有一定的地位，对于体育没有形成重视意识，会间接导致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

以生态学为出发点进行论述，当物种出现进化时，一定会引发许多反应，以使其能够适应于物种的进步，此种进化称之为“协变性”。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大学体育教学，就要求体育教学中的各个要素都有一定的协变性，从而使教学的发展能够达到相对平衡的水平。在教学中，师生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作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老师以认真饱满的态度进行教学时，学生也会受到一定感染，从而更加认真的学习。反过来，学生的情绪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这就是课堂中的生态反映。当学生的体育意识欠缺时，就会影响体育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学校体育教学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体育教学观念较为落后

教学主体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会对体育的教学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能够对体育教学观念以及体育传统造成影响的因素就是学校的文化背景、学校的历史发展等，尤其是当学校文化中出现保守思想以及惰性思维时，就会使教学观念受到严重的影响。现阶段的大学教育中，对于专业教育文化、科技文化等都过于重视，却忽略了体育文化的教学，导致教育部门对于体育课题的审批较为困难，相应的财务部门也对教育资金进行缩减，严重影响了体育教学的发展，同时也违背了教育教学的基本理念。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也会严重影响人、自然以及社会因素之间的和谐关系，阻碍了学生体育素质的提升。体育教学能够很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使其的身体素质得到一定提升，将体育教学掌控好，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学生的现状。

(三)无法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教学改革目标

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必须遵循其规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体育教学强调的是身体方面的教学，而其他学科强调的是精神方面，这是二者之间存在的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体育的教学中，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以及生理，在遵循科学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的教学。一旦违背的发展规律，就会对体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身体素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对于当地中国大学体育教学生态化缺失的反思分析

现阶段，应该对体育教学生态化观念进行加强，使体育教学得到较为个性化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使其敢于打破传统较为落后的观念，树立创新观念。

(一)加强体育教学生态化观念

现阶段的大学体育教学生态化建设还处于发展的阶段，许多设施较不完全，且教学措施也都未成熟，还有待改善。因此，在实际的应用中，还需加强体育教学生态化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有效的实施体育教学生态化，能够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升，并使学生的身体更加健康。所以，对大学体育的教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生态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二)使师生能够和谐相处

自古以来，师生关系都是教学中所谈论的焦点，在传统的教学中，师生之间有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教师一直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教师的灌输理论。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无法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对于生态化教学理念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善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使师生之间能够更加和谐、平等的相处，同时沟通与交流也相应的增加了，教师在充分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后才能够因材施教，实施针对性的教学，使教学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三)改变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

随着改革的推进，教育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教学中，应该对学生的个体需要充分考虑，将教学的内容进行补充，以使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得到提高。

(四)设定更为科学的体育考核办法，使学生参与体育的意识得到增强

一般，体育课程中，评价教学内容时，仍采用较为传统的方式，无法真正体现考核的真实效果，对学生来说，也欠缺公平性，也会使其参与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因此，在对学生的评价上，应综合多方面内容，不能一味的按照较为固定的方式进行评估。需制定较为合理的考核机制，在教学内容合理化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综合评估。以使学生的体育意识得到加强的同时，身体素质以及身体锻炼都得到强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的大学体育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应试教育的思想观念严重制约着现代体育教学的发展，导致学生轻视体育教育，无法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对学生各方面的发展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体育教学进行一定的改革十分必要，将生态学理念应用于大学体育教学中，使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得到增强，并提高了体育技能，使大学体育教学得到全面综合的发展。

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初探全文如下：

摘要：青年是社会文化未来的承载者、传承者和创造者，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如何，关系到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否能得到传承，关系到我国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推广和发扬，关系到我国未来文化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当代青年文化属性象征文化。

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角度看待某种文化或文化现象会得出不同的关于文化属性的判断，本文主要应用马格利特·米德的“文化模式”理论，即“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

青年是社会文化的集合体，社会文化形态影响着青年怎样接受和接受什么文化，这也就影响着青年文化属性的形成和确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后象征文化仍然是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地位，互象征文化处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前象征文化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的苗头但并不明显，是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未来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三种文化属性，即：后象征性、互象征性和前象征性。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究一下当代中国青年的这三种文化属性的所处的地位和表现。

首先，研究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后象征性文化属性。中国自古就有尊重父母、尊重传统和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这使得当代中国青年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品德上都具有深厚的向长者、向过去经验学习的后象征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经历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中国青年一直具有后象征性的文化属性，正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具备决定中国的青年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后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基本文化属性。

其次，考察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互象征性的文化属性。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互象征文化形态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社会存在着属于不同辈分群体文化期望和文化价值，所以互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要文化属性。这表现在：老师、同辈人和青年团体已成为青年人学习和获得文化信息的楷模。当代中国青年形成了以自己的同辈人作为文化楷模的文化，而这种属于青年自己的文化是当代中国青年互象征文化属性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互象征文化无处不在，青年人有自己的偶像和楷模，但他们很少是自己的父母或是长者，而是与他们年纪相差不是很大的同辈或年轻成年人中的精英，总之，青年人的楷模不再是或不只是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他们更亲近于与自己成长背景相似的同辈人。

最后，重点探讨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的前象征性的文化属性。前象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青年成为社会的权威，长辈以青年为文化楷模。当今中国，社会的权力和权威仍掌握在成年人手中，前象征文化并不明显，但当代中国青年的身上已经有了前象征性文化属性的某些体现。

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以自身丰富的知识和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已经把他们的父母远远抛在了另一个时代。许多长辈不得不向青年人学习新的知识，以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文化领域，青年人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领路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年人的文化也会成为引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路标。

以上我们从社会的不同领域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前象征文化属性的一些表现。但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当代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的表现是有限的。当代中国青年存在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他们往往只是学习或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青年的流行文化，缺乏原始创新性。可以说，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真正确立和壮大，还得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走很长一段路。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千年文明深深的牵绊着中国人，中国的前象征文化的发展一定会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形成也一定会更加漫长并伴有自己的特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青年人身上的文化属性会具有多种类、多层次的特色。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绝不会是横空出世、无土栽培的，而是有根的，这根就体现在中国人的后象征文化属性中。

参考文献：

[1]马格利特。米德。代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2]吴广川。青年学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文化空间文化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全文如下：

摘要：家织锦是土家族特有的织造工艺，其纹饰和色彩瑰丽，制作繁复而精细。试图从新的观念：符号学、图像学等方面研究土家族织锦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并指出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土家织锦在社会教化、民族历史、色彩心理、纹饰形成等诸多深层次的作用。

关键词：大众文化 消费 现代社会 艺术化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边地大山中，在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有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土家人善织布，早在汉代以前土家先民所织賨布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其“文如绫锦”，十分精美。唐代，土家人所织“溪峒布”，“溪布”，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有记载：“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家地区开始种棉，织布技艺也进一步提高，乾隆年间修的《永顺府志》记载：“土妇颇善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从上述记载与现存实物相印证，可以发现：一是土家织锦的起源较早;二是织锦所用材料，曾用麻，后又使用丝棉纤维。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土家织锦都是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研究，重点在纹饰，色彩的艺术性上着眼。笔者以为，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量的民族文化，行为规范，民族历史记忆都是依靠非文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口传文化，即民歌、神话、谚语等等，另一个就是非文字的图像。土家织锦在这种传承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大量、古老的民族文化信息物化于土家织锦的图像符号中。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土家织锦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现象，里面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土家织锦的织造中，是以妇女为主体。这一点与鲁西南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有专门的走村串户的男性织布匠，不过供奉的祖师依然是女性织布娘娘。土家族的女孩从7~8岁开始就随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织锦工艺，繁复的工艺磨练着女子的性情，在自家所织造的最得意的作品，将在她出嫁那天向世人展示出来，而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会与织锦的多少、好坏有关系。民谚云：“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所以说，土家织锦不仅是生活用品，还负担着对土家女性教化的社会意义，围绕织锦所形成了土家女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传说中的西兰姑娘因织造白果花，被其父(一说兄)误杀;而旧时，婆家在挑选儿媳时，首先要考查的就是女子亲手织的织锦，心灵手巧，会织锦，会持家是旧时乡间好女子的最高评价，而社会评价最高的女子也就有较大的机会嫁一个如意郎君，这也就推动了土家织锦的发展。现在许多土家织锦艺人，大多有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性格，对于一个在封闭的、资源贫乏的大山中求生存的民族，也就需要女性这种品格才能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土家织锦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不能如丝绸、刺绣、印染那样随心所欲的安排图像，对物象做精细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因此，其纹样多简洁大方，只保留或采用其最强的特征，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在工艺条件的限制中，将土家织锦的美学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度简化，意象变形的图像，也为我们研究其纹饰带来了困难。

比如说：台台花的纹样。这是一个由水波纹、船花、虎头纹(一说人面纹)所组成的纹样，按特定格式组合成二方连续，宽10~13cm，长约40cm，镶饰于小孩摇篮盖帷边上，以大红、桃红、浅黄、浅绿等粉嫩色为主色，间以少量黑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是人面纹，描绘的是土家始祖神，另一种则认为是虎头纹，代表的是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由于织锦的纹饰形象极度简化，要从其表面看，确实难以区分，但只要与其用途相映证，就不难发现其有图腾保护的意味，民间艺术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弊害。在这里即是如此，还有另一种纹样：勾纹，现在的争议也较大。勾纹有多种，单勾纹、双勾纹、12勾、24勾、48勾等，纹样通常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成对出现。织造者的解释说法较多：一说是描摹春天里的腾勾、新芽;一说是蜘蛛脚。

根据笔者的比较、观察，每种勾纹的中心都是一个万字纹，一层层的纹勾围绕着层叠盘旋，在这里，万字纹是一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在织锦上，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这个观点详见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笔者不再多论。一层层的勾纹所表现的是太阳向外辐射的光芒。土家神话中很早就有对此的认识，称太阳妹妹怕羞而撒下了金针。笔者设想，这个纹样可能经过两个时期，前期纹饰中的万字纹为主体，勾纹只是其附属装饰;后期产生变化，万字纹不断缩小，而勾纹一层层逐渐扩大，并在配色中追求一种色彩的对比，朱红与草绿，橘黄与深蓝，黑色与淡黄，以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加强勾纹的虚实相生、阴阳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作为民族记忆的太阳神崇拜被逐渐淡化，至于土家人所解释的：春天的腾勾新丫、蜘蛛脚或是民族歌中唱的“48勾勾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郎若看着新式样，陪装嫁奁中意不?”都只是因形释义，是在发展流变中的符号信息内涵的转换，所以研究土家织锦纹饰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换与丢失。

笔者将土家织锦纹饰形象与名称相比较发现：以花作为形象主体的极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土家人在劳动生活中之所见而又将其搬上织锦，对某些花样可以这样解释，而在某些传统古老式样中，所反映的却是采集经济下诞生的花树崇拜：梭罗树、梭罗桠、六乔花、玉簪盖等等。《太平广记》中记载：战国之时，“李正，学道……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坟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此花树，皆聪明，文章盛。”在现在的黔东南苗族中，依然有这种祭花树的盛大节日。可以设想，在几千年前，织锦女在创造纹饰时，一定是选择她观察最仔细的印象最深刻的物象。这就是韦雷泽爵士在《金枝》中 所描述的：狩猎部族不会用随手可得的鲜花，绿叶而是用兽牙，兽骨，兽皮等东西来装饰自身。只是纹饰发展到后期即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织锦者才会发现自然界中植物、花卉的美，从而将其搬上织锦。体现在纹饰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民族历史的记忆。一直以来，人们都以白虎为土家族的图腾，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崇拜蛇的部族也曾是土家人的先祖。

织锦纹饰中与蛇有关的特别多：大蛇花、小蛇花、蛇皮花、小龙花等等，在恩施，称蛇为小龙，民间故事中有《黑蛇大哥》，《向王与青龙》等，古籍有所载的、巴蛇吞象之说，现在民间还有禁忌：家里来蛇，谓之家神，焚香送之;女子梦蛇为身有喜之兆等等，可见作为土家祖先之一的蛇部族虽然被人们所淡忘，却忠实的保存在织锦纹饰中。

作为土家织锦的纹饰中所蕴涵的信息极多，是土家族口传，非文本文传的物态化形式，而与纹饰紧密结合的色彩，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来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强烈影响。土家族神话中虽然没有产生如藏族、蒙古族、纳西族那样明确，强烈的色彩观和神话中的神灵色彩系统，但是在土家织锦中却反映出强烈的色彩现象，呈现出较成熟的民间色彩体系。这种色彩体系独立于汉文化圈主流色彩体系之后，但又与南方楚文化的风格极相似，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更是惊人的相似。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的鹿角立鹤，通体饰错金纹饰，背部、翅膀、腹、尾的边缘镶一周绿松石;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中的漆器：《云豹纹漆扁壶纹饰》、《凤纹漆盒盖部纹饰》、《凤纹漆耳环纹饰》均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绘以朱红、金、蓝、银、黄等色，图象随器形变化，多曲线，圆弧线，物象所作c形。而土家织锦中也是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其色彩浓艳、富丽，忌用大面积白色，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条分割图案，用色呈秩序排列，使对比色调调和，同时，在连续的图案中，寻求不同的色彩变化，一首配色三字经式的歌诀道：“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这里已有意识的运用了互补色的原理来配色。鲜明热烈的色彩与丰富饱满的图案互为作用，色彩的冷暖与图案的分割相互依存，组成一个整体。土家织锦中虽然没有如刺绣般清晰的图象，却是以色彩统率整体，而形成强烈的视觉感受。当然，在强调楚文化影响的同时，所不应忽视的，还有土家织锦本身所产生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使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与产生流变的重要原因。

土家人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青山绿水，气候宜人，即使在冬季，也是满目绿色，所居的杆栏式建筑以木为材料，木料经多年烟熏火燎(因土家人的火塘就在堂屋内)，无论是建筑外壁、内墙都呈现出一种古旧的颜色，在这种色彩环境中，作为嫁奁的土家织锦所追求的必然是一种鲜亮的，能在大面积的冷、灰色调中跳跃而出的喜庆的色彩，通过视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慰籍。其次，还有工艺的问题，由于织锦材料多是自纺、自染，染料多是植物、矿物类，在长期使用后，易产生褪色，因此，加强其色调、色相、纯度的对比，使其长期使用后，依然鲜艳、富丽。

所以说，土家织锦的色彩又与楚汉漆器纹饰色彩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大面积的黑色底上强烈的朱红、蓝、黄，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与浪漫，而前者是以红色为主调，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分割图案，努力营造一种温暖、喜庆、热烈的色彩感受。因此，笔者认为，楚文化在早期对土家织锦产生过强烈影响，但是土家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革新和创造，从而发展出一种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需求相一致的色彩系统，虽然没有如藏族、纳西族那样在口传文化中清晰的表露出来，但是却以一种物态化的存在在土家织锦中世代传承。

土家织锦作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现象，曾在土家族日常生活和婚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冲击，土家织锦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使其陷入了困境。与之相比较的鲁西南的家织花格布，通州的家做千层底布鞋却走出了另一条路。花格布是鲁西南家织土布中最重要的品种，纹饰多以条带状图案，分割、调节、过渡、统一，强化大面积视觉分割的功能，图案有：斗纹、骨头节、错节、山芋花、砖纹等，若以纹饰与色彩而论，花格布远没有土家织锦繁复、精美、富丽、浓郁，但却已形成了产业化。

从纺、经到织成成布再到进入市场已形成一条产业链。通州千层底步鞋也已经进入市场。土家织锦曾在20世纪80年代红火过，但是随产品质量的下降，用途的单一，民间生产逐渐萎缩。虽然现在研究土家织锦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在做产业与保护兼顾的工作。2002年，武汉纺织学院曾推出过一系列的土家织锦为设计原素的服装设计作品，但由于其着眼总仍是在民族服饰上，影响虽大，却不可能进入市场。对于土家织锦来说，保护与发展都需要现代设计和市场的介入，而怎样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辛艺华，罗彬.土家族民间美术〔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

2 钟茂兰，范朴.中国民间美术〔M〕. 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3 汪为文.湖南织锦〔M〕. 湖南： 湖南美术出出版社，1994

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全文如下：

分化与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

未来中国的设计将走向何处，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每一个设计者乃至社会大众都迫切想要找出答案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随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文化也在现代性方向转变。“设计”，虽然是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和意识，但严格的设计，应当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概念。自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自觉的设计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中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今天的设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设计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创造问题。要看清今日的设计，必须深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国家文化政策、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思考未来的设计趋势，若能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基础上，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实质，才会看得更清，看得更远。虽然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设计者应当做出这样的尝试。

分化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

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融合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1.地域界限的模糊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

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2.雅俗界限的消融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3.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融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

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4.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消失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

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

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几点思考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

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其三，外来文化观念的渗透、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模糊、地域界线的消融等使市场呈现出诸多复杂局面。设计除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之外，在建构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中的责任也需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设计本身应当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正如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市场经济中设计所带给社会文化趣味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有许多急功近利的眼光导致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未来的设计师，应当为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建构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诚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若要简单的以分化与融合加以概括不啻于盲人摸象，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设计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许多潜在可能的认识找到问题的根源。显然提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希望有助于设计同仁思考与认识，共同推动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设计的进步。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关键词：关系网络社会运动维权

导言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 , 2002 ; 华伟,2000) 。因此,街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这些行动者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关心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 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注1)。

因此,为达到各自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在当前,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结成联盟,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经济改革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如Wank ,1995) ,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或利益集团( growth machine , 参见Domhoff ,1986 ; Jonas &Wilson , ed , 1999) ,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

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 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 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如戴星翼&何慧琴,2000 ;Cai , 2002) 。这种集体抗争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目的都是“要求矫正基层政府或代理机构导致的一般性不公正行为或寻求补偿”而开展的集体抗争(Pei ,2000 :p25) 。它们一般都以“维权”为目的和口号,大多局限于社区层次上的集体抗争,且都鲜有抽象的政治诉求如民主、自由等。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同于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单纯由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抗争一般聚焦于相当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农民抵制不合理税费征收、下岗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等)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对象包括各种阶层的公民,并且强调运动目标的“公民性、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刘能,2004 :p65) 。这种抗争有时比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诉求的问题更为广泛;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可能还涉及一些社区问题如要求保护绿化、阻止房地产商建造高楼阻挡本居民区的阳光等等。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除了基本的经济权利外,他们还要争取财产权、环境权(包括绿化权、阳光权) 等公民权利。

目前已经有很多经验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等、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 ;O’Brien , 1996 ; Li & O’Brien , 1996 ; Cai , 2002 ; Pei ,2000 ;Read , 2003 ;Lee ,2000) ,等等。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运动。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尚不清楚。一方面,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 Tilly , 1978 ; Kitschelt , 1986 ; Tarrow ,1994) 。有关中国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O’Brien , 1996 ; 李连江&欧博文,1997 ;于建嵘,2004) 。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注2)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但是,它们不能解释在相同的体制、法规和经济文化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城市街区的居民在维权运动中比其他面临着相同问题的街区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成功。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集体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托( Snow ,Louis&Sheldon ,1980 ; Klandermans &Oegema , 1987 ; Dieter & Gern , 1993 ; Passy & Giugni , 2003) 。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聚焦于检视市民抗争者之间水平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有些抗争者从国家或高层政府得到的支持。因此,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些市民抗争者成功地从国家获取支持,而其他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戴慕珍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普通群众不得不通过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Oi ,1989 :8) 。那么,据此类推,市民抗争者也可能利用与熟识的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垂直性关系来帮助他们进行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运动。因此,探索这种可能的垂直网络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于街区已经变成国家施行日常治理的主要场所,为了理解这种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政治秩序,非常有必要研究街区层次上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因此,本文关注下列与城市社区运动有关的问题: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

我将通过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A 市一个居住街区(我称之为绿街(注3)) 中的社区维权运动个案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下文将首先介绍方法论和简要描述运动史。其后,本文将展示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并总结关系网络在市民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揭示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并探讨与当代中国城市维权运动相关的理论问题。

研究方法

本文力图揭示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为此,和其他当前的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一方面,为了揭示当代中国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复杂博弈过程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方法(注4)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本运动个案的全过程,以更清楚地解释关系网络是如何在社区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控制“多余”变量可以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Bennett ,1999) 。由于这个运动是发生在绿街中两个建筑形态、人口结构都十分相似而且相连的居住小区里,所以我也将比较这两个小区关系网络的区别及其居民在运动中的作用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楚关系网络在城市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总之,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

集体抗争行动在当代中国常被看作“不稳定”的标志,故而相对敏感。一般而言,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愿对不太熟悉的“外人”谈及当地发生的集体行动。我在2000 年初因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而居住到这个运动发生的街区(我称之为绿街) 。在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我逐渐和当地官员及普通居民熟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把我当作“自己人”,很自然地和我谈论起这个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鲜为“外人”探究的社区运动。在运动各方看来,自己的做法都无可非议。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谈论这个个案,多是希望和我讨论解决此类“社区矛盾”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运动个案,我开展了大量开放式访谈,以理解和运动有关的各方行为和动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深度采访先后共达九十多人次,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媒介记者、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我还获准参与观察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一些相关会议。此外,我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文字资料。

绿街的故事:一个持续十年的社区环保运动

绿街:一个跨阶层居住街区

绿街新村位于A 市N 区绿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于上世纪80 年代末经市政开发而成。绿街一村小区和绿街二村小区构成了绿街新村的北区,分别归一村居委会和二村居委会管辖。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大约都在3500 人左右,结构也比较类似,其中包括各阶层人士。这两个小区之间建有十二幢二十多层的居民楼。在这些高楼中间,一块8000 平方米的空地被规划用作公共绿化带和街区中心绿地;规划中的中心绿地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随着N 区于90 年代开始的大开发,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街街区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这使得许多当地当权者垂涎街区中心绿地这块土地。结果,从1993 年到2003 年,绿街北区的居民们发起了社区护绿运动以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个运动主要分成两大阶段:前期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期则针对当地政府。

反对房产开发商的集体抗争

网络稀缺和失败的初始集体行动

早在1993 年,绿街的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系A 市市政府所有) 企图在尚未建成的街区中心绿地上插建一幢26层的商品房出售以谋取暴利。项目开工后,绿街二村居民高女士认为这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不但占用了绿化面积,而且将会遮挡住自己和周围邻居房屋的阳光。因此,她决意抵制这个项目建设。她设法结识了以前并不认识的居民,动员他们参与保护社区环境。他们集体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要求他们制止该项目。面对居民抵制,该房产公司假意和高老师秘密谈判,然后又在街区中散布谣言说高同意和他们私下妥协并收受其“好处”。由于居民们最初对高老师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就有限,他们相信了房产公司的说法,对高老师的“背叛”十分愤慨,拒绝再参与其组织的行动。自此,绿街二村停止了集体行动。

运动领导权的转移和抗争形式的变化

鉴于上述教训,仅剩的几个抗议积极分子认识到一个能干而且可靠的领导人对于抗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一个居住在绿街一村JZ 高层居民楼的老积极分子推荐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老邻居沈先生来担此重任。沈当时是一个商场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积极分子和沈先生以及本楼的很多居民以前就是多年的老邻居,并由政府集体动迁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JZ大楼。他之所以推荐沈,是因为沈在“”期间曾参与多次集体行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沈当时在单位负责基建工作,对建筑规划也比较熟悉。而且,沈交游广泛,在各行各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些网络在居民将来的维权行动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居民的劝请下,沈同意接替组织维权运动;他因而成为街区护绿运动新的领袖。“”的经历使沈意识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阻止房产商,必须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证据。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和其他居民的商讨,沈等发现该项目从建设布局上看似乎不符合有关法规。当时国家为推动法制建设,已在强化“二五”普法宣传,“法治”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沈先生意识到法律和政策在维权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国家强调“法治”的“大形势”下,只要能够抓住这些有权的房产公司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证据,就有可能要求高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注5)。既然他发现房产商的建设项目很可能在法律上有问题,沈等积极分子就打算利用相关法规政策来抗争。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搜集证据。另一方面,“”经历使沈先生也认识到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和个体抗争相比,采取集体性行动会给希求地方稳定的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使国家在其容忍的限度内尽量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国人常用的关系网络实现动员。正如沈后来在总结自己斗争经验时所说:“(法律和公关) 这两样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地方当权者) 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通过公关来解决;当(他们) 要达到违法的时候,就要靠法律来解决。”(注6)在此后的运动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法律和关系网络是沈赖以组织维权运动的两大主要武器。

在正式领导维权运动后,沈号召居民在他所住的JZ大楼聚会。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本大楼的老邻居们,同意参与维权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在此后长达十年的运动中成了沈的坚定支持者。此外,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私下帮助子下,沈得到了绿街街区正式规划图。他发现,该房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违背了正式规划图的规定,因而是非法的。通过A 市一名人大会副主任的一个朋友,沈向其呈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这个人大副主任批示要求N 区规划部门查处。但由于该房产公司是市政府所属企业,区政府规划部门反而为其项目作辩护。在此情况下,沈等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来“主持公道”,居民自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接与房产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94 年6 月15 日晚,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告知街区居民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并号召居民捣毁了房产公司的地基。

其后, 为防止该房产公司卷土重来, 沈等“趁热打铁”。一方面,维权积极分子多方向媒体求助,请它们对房产公司的违反规划占用绿地的行径予以曝光。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媒介开始关注一些时弊并在高层政府容忍的范围内予以报道,这些报导甚至直指一些地方政府的问题。媒介的曝光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而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有些隶属于高层党政部门的媒体甚至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调查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并在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参”或“情况汇报”上予以刊登以引起后者的关注。因此,这些官方媒介常被民众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当市民群众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往往到媒介上访,这样使问题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在A 市,作为市政府机关报的《W报》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它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访。沈因此极力向《W报》等传媒呼吁。由于A 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绿化建设,《W 报》因而调查了此一“毁绿”事件。7 月初,该报和其他媒介连续对该房产公司毁绿事件进行曝光。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再对他们的上诉问题采取“拖而不决”的做法,沈开始采用“缠”的办法来对高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与一些官员的朋友关系,沈得知A 市规划局的工作地点和日常安排。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组织居民每天轮流到市规划局的几个重要部门去申诉该房产公司的违规行为。市规划局被绿街居民的连续上访搅得鸡犬不宁,最终不得不表示“房子不会再造了,按规划法规确定的办。”(注7)

虽然房产公司打算像对付高女士一样来败坏沈先生的声誉,但沈并不接受他们提出的私下谈判要求;大多数居民也不相信关于他的流言。在居民和媒介的压力下,A市规划局很快于七月中旬就吊销了该项目的建设许可证。该房产公司不得不停止项目建设。至此,凭借邻里横向网络的支持,官员、媒介垂直性网络的帮助,沈先生终于领导居民赢得了针对房产公司的集体抗争胜利。

街区关系网络发育

经过此阶段的社区运动,一套维权积极分子的非正式网络在绿街北区逐渐形成。在空地周围几乎每一幢高层居民楼内,都出现了一些维权积极分子。从职业身份上看,这些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白领、普通政府干部和工人、家庭主妇以及退休的老年人等。就政治身份而言,这些积极分子不仅有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共产党员(注8)。这些积极分子维权意识强烈,并且愿意服从沈的领导。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沈能够轻易动员居民参与集体维权行动。尤其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积极分子非常之多。当1996 年A 市政府号召已购买住房产权的居民选举代表组建业主委员会时,沈先生因为胜利领导护绿运动的影响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支持,被选作JZ大楼业委会主任。

尤其重要的是,在上访过程中,富有“公关”技巧的沈先生逐渐和一批政府官员以及记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垂直的联系在该社区此后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沈等居民呼吁和媒介报导压力下,N 区按照规划建成了街区中心绿地。此后,这块8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绿地成为该区一个抢眼的生态亮点。

对地方政府的集体抗争

绿地属于谁:地方行政权力话语和居民权益话语之争

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绿街中心绿地又引来了新的侵权者。1997 年底,区政府和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在中心绿地中“划拨”1300 平方米土地,建造N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此前,街区中心绿地内曾有一座占地面积为135 平方米的供本街区老年人使用的活动中心。当地政府的计划是推倒这个活动中心,在此基础上建造专供老干部使用的休闲中心。但是,当此项目开工时,周围的居民们大为不满。首先,这个项目占用了很大一部分中心绿地,会有损于街区的环境以及当地的房产价值。其次,周围居民无权使用在自己街区内建造的公益设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再次,居民们担心,一旦该项目将来被用于商业目的,很多顾客将进出于社区,由此带来的各种噪音和污染将干扰本街区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尤其是沈来说,这个街区中心绿地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开发商手中保护下来的,当然不甘心自己深以为豪的成果被掠夺。

因此,沈和以前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马上相互联络,决心抵制当地政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开始,他们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抗议。但后者声称中心绿地土地属于国家,而基层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土地。他们还警告说阻碍该项目建设者将被视作扰乱社会秩序,会受到严厉惩处。维权积极分子们终于认识到此次他们所面对的是富有权力的当地政府(注9),任何考虑不周的抗议行动都会给自己招至危险。然而,过去的胜利鼓舞了沈等积极分子的信心,沈的个人性格也使他不甘心轻易放弃。

由于针对的是声称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维权积极分子们必须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尽可能多的“过硬”的理由,才有可能成功维权。抵制房产公司的“辉煌”经历使沈先生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法律武器上。经过研究,他发现地方政府的项目不仅有悖于A 市规划法规,而且违反了关于公共绿化和房产物业法规。有了上述法律依据,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相信,如果他们在今后的抗争行动中策略运用得当的话,己方是有可能赢得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的。

沈等意识到,维权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反驳地方政府的说法,以赋予集体抗争合法性。为此,他们需要发明一套维权“说法”。鉴于国家控制非常严厉,这套“说法”绝不能冒犯国家权威。相反,它不仅要起到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维权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尽可能迎合国家的主流“说法”以获取国家权威的支持,并使地方政府抓不住自己的“把柄”。在此前的运动历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等人力资本使得沈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当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法规阐释,沈建构了一套“法律代表国家,要依法护绿以维护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的“说法”;或者说,他由此建构了法律话语和市民权益话语并以之对抗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话语(注10)。

为了在街区内传播自己这套“说法”以压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地方“父母官”的盲从,沈等在街区中发布了很多上书“依法护绿”的横幅和标语。通过这些宣传,维权积极分子的这套“说法”迅速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认同,为下一步进行社区动员推动维权运动制造了有利的公共舆论。

再次冲击工地与警察上门

当时,连同沈担任主任的JZ业委会在内,绿街街区已经成立了九个业主委员会;其中六个在绿街一村,组织相当健全。为避免维权运动被当地政府攻击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沈决定利用这些依据有关法规批准成立的正式的居民组织。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些业委会的主要成员。由于他作为ZJ 业委会主任的身份以及过去领导社区护绿运动的成功经历,沈成功地说服他们一起参与抗争。自此以后,在这些业委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它们的负责人经常聚会商讨维权策略;沈自然地成为联盟的“发言人”。

有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通过以前结识的关系向A市媒介寻求帮助。他再次向《W报》等媒介揭露了地方政府这一违法项目,并提交了上述九个业委会联名签署的上访信。后者迅速调查了这一项目,并于1998 年2 月份向市政府领导报送了“情况汇报”。考虑到这一事件影响到当地稳定,一些A 市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相继批示地方当局暂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缓和与群众的矛盾”。随后,A 市市园林局下属部门迅速对此项目进行了调查,准备制止地方当局侵占绿地的行径。

由于媒介报道和市政府的干预,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不于1998 年4 月和九个业委会进行了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妥协:同意街道建造一个市民休闲中心;但其必须同时向老干部和社区居民开放,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50 平方米。然而,即便如此,区政府也不同意这一协议:因为协议规定建筑的用途和占地面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区政府于是和街道重新议定了建设计划,决定新建的设施只对老干部开放,且把占地面积扩大到1960 平方米。但是地方当局并没有将此决定通报该街区的居民。直到1999 年4 月,沈等维权积极分子从街道工程队开挖的地基面积和深度判断该建筑面积和高度将远远超过业主委员会和街道的协议规定。他们遂通过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得知基层政府建造的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受骗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十分愤慨。他们一面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一面向新闻媒体反映基层政府的欺诈行为。在社区居民连续上访和新闻媒体曝光的压力下,绿街街道不得不提出和业主委员会再行谈判。沈先生要求先停工再谈判。但街道拒绝了这一要求。过去的经验使沈等意识到,如果一味采用上访等“软”方式,是无法让地方政府与他们进行对等谈判的;而如果采用冲击工地等激烈形式,就有可能造成上级政府最关心的“安定团结问题”,从而逼迫地方政府就范。于是,在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上级政府停工指令的情况下,维权积极分子们于1999年5 月25 日晚捣毁了工地地基。

对于冲击街道施工现场的行为,沈等事前经过了慎重的斟酌。他先就自己的行动方案向区公安局的一位重要官员(也是他的朋友) 征求了意见,对方向他交代了一些躲避法律惩处的策略和界限问题(如不能毁坏机械设备等) 。在实际行动中,维权积极分子们在沈的约束下严格遵守了上述公安局官员所建议的策略,没有毁坏施工机器(注11);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并无超越高层政府所容忍的“限度”,地方当局无法找到过硬的把柄来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冲击工地事件发生后,绿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绿街一村、二村居委会对组织居民、党员以及运动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再教育”,声称JZ 业主委员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动乱和破坏行为。他们扬言警方要因此逮捕沈等积极分子。

在此情况下,沈等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商议决定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沈意识到要充分发挥上访效果,需要精心设计行动方案。为此,他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就此进行了商讨。朋友们告诉他,上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能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又不能过分伤及其颜面。因此,沈等积极分子选择一个相对敏感的时间—6 月1 日晚上—到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种给高层政府“保全面子”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 市市政府信访部门接待了这些集体上访的居民后,随后向N 区地方当局作了通报,要求其妥善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地方当局对沈等“捅漏子”行为十分恼怒。次日,街道一面委派干部带领当地民警和居委会书记对沈等几个运动领袖进行家访,警告他们不得再去市政府;一面派人到沈等工作单位“告状”。然而,在警察陪伴下的家访和“告状”均受到沈等积极分子及其单位的谴责和敷衍。为防止维权积极分子再去市政府,高度紧张的地方当局又组织街道干部、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和市政府门口“三班倒”连续值班监视“动静”,以阻止可能再度发生的上访行动。

由于这些集体行动都是在以沈为首的业委会的名义下组织进行的,地方当局由此声称业委会组织良好,并且奠基于市民们的根本利益之上,正在成长为威胁基层政府权威乃至国家治理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声称,业委会将比“”组织更危险。但是,在沈等呼吁下,《W报》调查了这次冲突。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向其提交情况说明,承认建造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W 报》于1999 年6 月15 日在“情况汇报”中将冲突经过和相关证据报告给A 市政府,明确提出错在基层政府。因此,高层政府要求地方当局克制。此后,整个事件处于僵局。

“绿化卫士”:高层政府伸出援手

在后一阶段运动中,在沈等连续奔波和呼吁下,有些市政府部门如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都同情维权的居民。由于N 区政府被授予特殊权力,常常在其辖区内无视上述政府部门的规章,导致这些部门的权威受损。因此,后者对N 区地方政府多少存在一些不满和愤恨。通过和一些官员朋友的交往,沈充分意识和利用了这种嫌隙(注12)。因此,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等部门对维权积极分子们给予了有力帮助。

2000 年2 月,鉴于沈先生在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市园林局一位和其关系良好的领导提议授予沈“A 市群众性爱绿护绿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A市一些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对沈的事迹和社区护绿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并称沈为“绿化卫士”。市园林局和媒介的支持大大激励了沈和其他积极分子,并赋予了社区运动更大的合法性。

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

地方当局的“摆平”手法

沈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权积极分子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地政府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瓦解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抗争行动就会自然平息。因此,地方政府的“摆平”措施主要指向沈本人。他们不但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了一些记者和运动积极分子,而且利用居委会极力挑起其他业委会和居民对沈的反感,以瓦解沈的支持网络。

这些摆平手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在一村居委会书记的个人影响下,大多数以前和沈先生“结盟”的业委会主任都拒绝继续公开支持他。由于绿街街道封闭了整个中心绿地,以至社区居民长期缺乏锻炼、活动场所。很多居民迁怒于沈,认为他给整个社区生活制造了很大麻烦。一些积极分子的亲属也阻止他们参与沈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沈所在业委会的副主任,都转而公开支持地方政府的立场。其中有人甚至将沈的行动计划泄露给地方当局。至2000 年9 月,情势的严峻使得沈忧心忡忡:“我现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败涂地了!”

维权积极分子的反击策略

尽管对以上情形很失望,但沈并没有放弃斗争。他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并导致抗争失败,地方当局就会进一步把他们的维权运动定性为非法破坏。这样一来,不但自己个人名声受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和一些官员、记者,都会因此而受到连累。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赢得胜利以报答他的支持者们。和最先领导运动的高老师不同的是,即便在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沈身边也还有十多个对他十分忠诚的维权积极分子;一些官员、记者也自始至终支持他的维权活动。因此,沈决定继续抗争。

鉴于业委会联盟已经被地方当局所瓦解,沈设法通过其他非正式关系组织网络反击。首先,他极力揭穿街道办事处的“谎言”。通过其官员朋友垂直网络的帮助,沈秘密搜集到几乎所有的当地政府关于本项目的内部文件资料。他向媒介记者和居民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揭穿了街道办事处“建设此项目是为居民办实事”的欺骗性说法。他声称自己作为业委会主任有责任有义务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呼吁居民应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来判断是非并参与维权运动。他还声称该项目是“代表着一小撮地方官员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组织抵制并非挑战国家的权威,而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因此,他呼吁上级政府支持居民的维权行动。沈的反击十分有力。结果,一些以前倾向于地方当局立场的媒介记者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转而支持沈的抗议活动,并如实就此事作了报道。这使得地方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一些居民也因此对地方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声称街道和居委会欺骗了他们;沈所在的ZJ 大楼的居民们对居委会尤其愤恨,以至于居委会对该居民楼无法再进行日常管理。

其次,沈等积极分子加大了“缠”访的力度。尽管失去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仍于2000 年9 月份凭借积极分子网络召集到200 多居民签署了上访信。他把这些积极分子分成几批,分别“承包”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带着上访信和相关的法律文本前去“反映情况”。这些已经熟知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积极分子经常蜂拥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吁请其“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些“缠”访使得这些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不胜其烦。但由于维权积极分子有理有据,他们也无法发作。沈等还警告有关规划部门,如果他们再违规给基层政府发放施工执照的话,居民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规划部门进行起诉。

再次,沈还通过关系直接求助于中央权威。通过一些熟识的媒介记者介绍,沈结识了新华社A 市分社的资深记者。该记者迅即调查了此事并相信了沈的说法。他通知A 市主要领导人,如果市政府再不严肃查处此事,他就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沈还通过关系向中央递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将沈的投诉转发A市政府,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些压力下,A 市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再也无法采用“拖”的办法回避绿街维权积极分子所反映的问题。2000年10 月,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市规划局和园林局认真查处该项目。于是,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N 区与其党政负责人会谈。后者虽然同意取消该项目,但仍想方设法拖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沈又两次被市园林局授予“绿化卫士”的荣誉称号。至2003 年,对立双方均感到疲累不堪。在高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当局和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终于达成妥协,基本上按照后者要求重建了被毁的街区中心绿地,缩小了休闲中心的占地面积,并对全体居民开放。至此,绿街居民护绿运动最终胜利。

作为维权市民抗争武器的关系网络

通过以上描述,读者可能对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印象非常深刻。下文将总结关系网络在威权体制下的城市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两个小区在运动中的差异

这个社区运动是围绕着保护绿街一村、二村两个小区之间的中心绿地而发生的。但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实际上,绿地的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小区,因而关乎到更多绿街二村居民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维权积极分子是绿街一村的居民,他们是维权运动的主力和核心。

运动史显示,尽管是绿街二村居民最先发起维权运动的,但其后不久,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权就转移到绿街一村。由于缺乏密切的关系网络,绿街二村的运动发起人高女士和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并不稳定。因此,他们的抗争行动被房产商轻易瓦解。在沈先生领导运动时,房产商和绿街街道办事处也先后对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使用了相似的瓦解策略,但最终都遭致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街一村很多居民系集体动迁,因而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沈先生和主要支持者之间由于长期交往而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绿街一村居民之间高密度的相互交往,在该小区存在很强的社区参与规范。正是小区存在的这些稳固的非正式网络和参与规范造成了其与绿街二村不同命运的最大区别。

其次,这两个小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绿街一村有着很多组织良好的业主委员会,而绿街二村由于居民之间合作的稀缺而导致业委会发育不良。我们仍旧记得,在运动第二阶段针对地方政府时,业委会联盟最初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联盟最终被依附基层政府的居委会瓦解,但沈仍旧能够利用自己JZ 业委会主任的头衔组织抗议。也就是说,这种正式的民间组织大大增强了维权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和绿街二村早期发起运动的高老师相比,沈凭借个人网络更成功地获取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介记者的支持。如前所述,这种垂直联结对集体抗争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之,和绿街二村相比,绿街一村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其主要维权积极分子建构关系网络的能力也更强,因而在维权运动中建构了更稠密的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和参与规范导致了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以及居民间更多的信任和合作,这些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基本条件。由于有垂直网络为基础,绿街一村能够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市政府以及主要媒介获取支持,这种支持也反过来给了运动积极分子和普通参与者更大的信心。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两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运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关系网络在市民建构集体抗争中的作用

动员运动领导人和普通参与者

在本社区运动中,正如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所强调,没有沈的领导,他们很难赢得胜利。然而,沈最初之所以愿意领导维权运动,一个重要因素是邻居的推荐和劝导。因为在当代中国,要发起集体行动,组织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钱财乃至承担很大风险。鉴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沈充分认识到这些代价,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失望。如果他不愿领头或者半途而废,无疑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进而丧失自己的关系网络。或者说,由于绿街一村社区网络和参与规范的存在,处于网络核心的居民领袖反过来也承担了带头捍卫社区公共权益的压力。

沈之所以坚持不懈地领导社区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信心赢得胜利。这种信心来自于他以前拥有的关系网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的能力。正是这些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动员的社会资源使得沈愿意领导这个社区维权运动。换言之,关系网络发挥了动员运动领导人的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网络在动员普通参与者参加集体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沈接替成为运动领导人时,他利用了与老邻居的非正式网络和业委会的正式网络动员了大批参与者,并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募集了运动经费。进一步,媒介的支持和高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给维权积极分子增加了信心,激励其中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获取高层权威支持

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场域,虽然国家在相关领域设立了很多正式规则和法规,但行政机构很少能做到“依法行政”。因而,对于那些求助于国家权威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就本个案而言,沈确实先后和多位律师商讨过通过法庭起诉当地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意识到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赢得大权在握的N 区政府。更何况,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失败的话,他们就丧失了进一步通过上访进行抗争的合法性(注13)。于是,沈等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首先,他们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来接近国家权威,如诉诸市规划局和其他市政部门等。其次,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探知集体行动的边界。在当今中国,尽管各级政府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一定的容忍度,但仍然有很多界限不容跨越。一旦行动被认为越过了这些界限,就会遭致镇压。

因此,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市民来说,探知这样的边界并充分加以利用,也就是俗话说“踩线不越线”,对维权行动成功非常重要(参见应星等,2000 ;应星,2001 ;Cai , 2002) 。但这些界限根据情势的不同而变动不拘(注14)。在本运动中,由于很多官员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沈得以认识到各种情况下政府容忍的边界。因此,尽管维权积极分子捣毁了街道工地并集体上访,但他们没有使高层政府“丢面子”。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并没有因采取“暴力”抗争而受到什么严厉惩处。第三,这些垂直性私人网络也被用于加强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在运动中,沈通过他的官员朋友推荐,三次被市政当局授予“绿化卫士”荣誉称号。这使得他能够“合法地”组织护绿运动。正如当地政府承认,正因为沈拥有高层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们不敢对沈采取逮捕等强硬措施。总之,正是私人性垂直网络使得市民抗争者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

收集对手的信息和违法证据

社会网络还被用于打击地方政府的声誉和削弱其影响。在本运动中,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以收集各种针对地方当局的证据和信息。这些材料使得沈能够及时向公众揭露房产商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不合法性质。沈的揭露成功地打击了地方当局的声誉,给维权运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威权主义国家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关系网络运行的制度背景

本研究展示了关系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可能对关系网络何以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尚有疑惑之处。实际上,正如武考克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其所嵌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Woolcock ,2001) ,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威权主义政体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所致。这种制度背景使得普通市民运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相对无权的市民来说,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组织集体行动是必要的。由于威权化的国家本质,法律体系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方掌权者违背法规,很少会依法受到相应惩处。因此,在本运动中,当面临着侵犯居民利益的地方当局时,无权的市民无法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市民需要利用关系网络建构抗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以前的研究者发现,虽然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浑然一体的。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Lampton , 1992 ; Lu , 1997 ;应星,2001)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此类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尤其在前者的发展项目违背职能部门规章时更是如此。这种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则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抵制地方当局侵权提供了空间。正如本个案所展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裂痕”和媒介的初步开放都成为被维权积极分子利用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市民可以利用高层职能部门的支持来制约作为国家另一部分的地方当局侵权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的市民维权者都能利用这种机会结构,因为要么它们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要么市民抗争者即使知道其存在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者需要某些渠道获取这样的信息并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机会。本个案展示了这一点。实际上,在A 市,有些市政府部门和N 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很不满,因为后者损害了自己的权威。和其他社区集体行动组织者不同的是,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了解到这种“裂痕”,而且在其官员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开始时,由于N 区的特殊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与当地政府公开发生冲突。但是,沈和其他维权积极分子有意识地不仅向市园林局、规划局、媒介等汇报当地政府的违法项目,而且向这些市级机构报告地方当局对其权威的轻视态度。本来就对地方当局不满的园林局等部门因此倾向于更公开地支持市民维权运动并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支持最终导致了地方当局的失败。

结论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本研究检视了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当前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当前促使集体抗争爆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则有三个主要面向:行政体系的相对“分裂”、媒介的初步开放以及法规政策的逐步完善。媒介的开放、法制的进步使得群众的权益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并开始学习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体的相对开放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性NGO 的出现,为群众性维权活动提供了组织依托。

但是,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以法抗争”策略的运用都不能充分解释市民维权运动何以能够发动以及发动之后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和侵权问题时,有些街区发起抗争并获得成功,有些虽然发起了抗争但却失败了,更多的街区则缺乏任何集体行动。因此,本研究主张以关系网络这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除了法律政策外,维权积极分子还必须运用关系网络作为集体抗争的重要武器,才有可能获取国家权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

实际上,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关系网络是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重要性的上升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以单一阶层为基础的“单位”(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的收入和地位) 。当时绝大多数市民由国有单位集中管理,因而其集体行动往往以单位为基础。然而,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建设的兴起,街区越来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开始以跨阶层(市民分散于不同单位和职业) 的街区为行动单元。关系网络因此便成为促进社区团结和在横向上动员普通市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市民动员国家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比起那些纯粹由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精英,其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便更有可能建构垂直网络以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横向和垂直关系网络的存在与否、性质如何和强度高低,决定性地影响了街区层次上市民维权运动的出现及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关系网络是个双刃剑,既可能为维权市民所用,也可能为侵权的地方当局所用。本案例说明,只有在保证其维权活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普通市民才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获取成功(注15)。换言之,关系网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关系网络尤其是垂直网络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检视将促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尽管作为市民维权的主要方式的信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注16) ,但却为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正如本个案所示,虽然法律已经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武器,但司法体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群众维权的重任。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受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此情况下,无权的市民实际上无法利用司法部门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注17) 。因此,在司法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体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群众权益上目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弱势的维权市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权力资源。

对上访技术和时机的精确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弱势市民生产出社区权力以和地方行政权力相抗衡。在大多数遭遇地方当局侵权的百姓看来,信访渠道是他们唯一的得以表达冤屈和诉诸国家权威的垂直网络,并让其抱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这条垂直网络的存在使得群众一旦在遇到基层政府侵权时,不至于便立即对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本案例中,一些核心维权分子表示,如果A 市市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将集体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正是由于上访渠道的存在,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坚持在不触犯法律的框架之中行动,而一直没有采取真正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过激行为。如果失去了信访渠道,群众因为遭受侵权而无法申诉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本文展示的城市市民维权运动在当前中国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和其他地区相比,A 市无论高层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要相对“文明”的多。在本案例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基层政府,即使在和居民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对维权的市民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打压手段。而近两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广州“孙志刚事件”、湖南嘉禾拆迁等大量公开出来的事件说明地方当局侵权和市民抗争现象在当代中国其他城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结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地方当局为核心的地方性“增长机器”(开发商、政府、工程队等联盟) 。这些利益集团片面强调自己的发展计划和集团利益,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贯彻和普通市民权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注18) ,以致引发了大量的集体抗争。结合上述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在政治环境上,它们都面临着法规政策的完善、政府一定程度的容忍、“分裂”的行政体系、大众媒介的开放等“政治机会结构”。在行动目的上,它们主要聚焦于维护具体的社区公共利益,但开始有追求社区民主权益的迹象。在抗争对象上,和西方“新社会运动”(注19)不同的是,它们不但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反而利用其抵制侵权的地方当局和工商组织。在行动策略上,它们不但利用现代法律作为武器,而且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进行动员。在行动单位上,它们主要以各自的社区为行动单位,但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上出现了扩展和联合趋势。

在组织依托上,它们不仅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建立了紧密的非正式网络,而且开始利用业主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运动领导上,它们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领袖和精英小组,这些群众领袖在农村中和同辈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丰富的阅历,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具有更高的维权“热情”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参与对象上,它们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目前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开始参与集体抗争。在行动后果上,虽然它们不像西方“新社会运动”一样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动力,但它们确实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善地方治理秩序。

此外,从上述几个引起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处理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维权”事件都遵循着相似的博弈轨迹:地方当权者对普通市民施加不法侵害,后者不得不利用媒介等非官方渠道来诉诸高层政府,由高层政府对地方当局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民意的作用。因此,正如本个案和这些事件所揭示的,在目前阶段,中国市民社会运动的方向,不是所谓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是要利用信访渠道、新闻媒体等垂直性网络联合国家对地方“增长机器”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如此,市民权益和国家权威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注释：

* 本文是基于我2001 年初完成的关于本运动个案的民族志写就的。上海大学董国礼副教授、中山大学朱健刚博士当时就此个案和我进行了很多探讨。特此感谢这两位先生在我早期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本文于2003 年9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 ,NUS)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A/ P Chan , Ching Selina ,A/ P Khondker , Habibul Haque ,Professor Zou Keyuan , Professor Chua Beng Huat , A/ P

Hadiz , Vedi Renandi , Dr. Cai Yongshun ,Dr. Yang Der - Ruey , Miss. Nah Han Yuong Alice Maria , Mr. Kumbamu Ashok and Mr. Ruan Hengfu 都对本文各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此特向以上各位以及其他在此研究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1：在本个案的研究地中国南方大城市A 市,由于环保宣传工作的普及和深化,各种组织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街区的绿化环境当前已经被社会各界视作该地“档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房产价格。

注2：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时,李连江、欧博文(1997) 和于建嵘(2004) 先后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两者都指农民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侵权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于建嵘认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很少直接挑战侵权的基层政府;“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当局,而以诉诸国家为辅(参见于建嵘,2004) 。换言之,较之于“依法抗争”策略,“以法抗争”采用更多形式激烈的集体行动。

注3：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本文所有地名、人名等都作了技术处理。

注4：参见Bennett & George (2000) ,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

注5：当然,沈并不是相信一旦居民发现并向上报告开发公司的违规证据,高层政府就会自动依据这些证据惩处后者。他是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经常打交道。他很明白,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把法律和政策看做“官面文章”,而基层政府也往往在执行政策时实行“变通”之策,或实际上执行各自的“土政策”。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了解基层机构有违规或“变通”行为。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基层机构“变通”不太过分,或不引起其他人的抗议,上级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当前行政体系中的“潜规则”,即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如果群众抓住了当权者违规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而不能“变通”。正如应星(2001) 在农村研究中发现,一旦群众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时,至少在正式场合,没有官员敢于冒政治风险否认“依法办事”的正式规则,并不得不承诺按法规办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和官员朋友的交往使得沈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沈等认为,采用上述策略一方面可以给上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的维权行动显得“合法”,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权。从实质上看,这些市民维权者的策略就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的抗争,类似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 和“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 策略。

注6：沈所谓的公关,是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私人渠道动员抗争力量,这些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上下级关系等。在沈等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动员这些私人关系是为了社区公益的话,那些做法就是正当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斗争技巧,沈在此后几年一直坚持自学公共关系学和法律,并参加了相关专业文凭的考试。他指出,要用法来维权,“ ……首先自己要学法、懂法,才会用法。”。

注7：应星在对农村上访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层政府和上访民众之间“拖”与“缠”的博弈。他发现,对于大量涌现的民众上访,高层政府通常采用“拖延”策略来“过滤”出“真问题”。而有经验的上访者就采用连续的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的办法来寻求问题的尽快解决(应星,2001) 。

注8：按照党纪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参加上访活动。对此,曾经多次参加上访的维权运动骨干、党员刘先生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公民,因此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忠实代表,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群众的利益。”可见,对于这些党员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公民权益比党的纪律更加重要。

注9：N 区在A 市具有特殊地位,享受类似于“特区”的待遇。它被赋予了比A 市其他区大的多的权力,其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A 市副市长。因此,在N 区辖区,地方政府常被赋予“特区特办”的便利。

注10：这些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土地确实是国家的,但国家是老百姓的。人民是通过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法规以体现自己意志的。党中央提出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可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绿化条例办,没有按照物业条例办,没有按照规划条例办,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的真正代表是法律而不是基层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公共绿化不得非法毁损。所以我们百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威信。”。

注11：那位官员指出,在高层政府看来,毁坏机器意味着“打砸抢”和“搞破坏”。如采用这种“干扰性”策略,正如应星和景军(2000)所指出,就可能超过了国家容忍限度而导致“引火烧身”。

注12：有一次,沈发现在街区中心绿地的施工告示上,地方政府使用词语不当,有损市规划局权威。沈把这个告示牌拍成照片,并随即报告了市规划局。后者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出官员到场检查并向地方政府抗议;后者不得不更换了告示牌。沈等也声称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地方政府,也有利于维护上述部门的权威。

注13：沈认为,中国法制建设落后。N 区地位特殊,其负责人是A市副市长。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制约区政府。他说,“从法律上说,它(区政府) 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权势来说,它肯定比你(司法机构) 大!”所以,沈相信只有通过上访诉诸高层政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注14：比如,在一般时候,中央容忍群众去北京上访。但在有些敏感时期如国庆节等,这种行动就被严格控制,因为它可能使中央政府难堪或“丢面子”。这种“敏感时期”就是一种界限。然而,这样的边界往往并不明显和确定。很多集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无法把握边界问题而导致失败和危险。

注15：正如沈先生指出,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支持他领导的护绿运动,一方面固然有个人关系的缘故,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护绿运动是居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行为”。

注16：根据有关报道,在目前中国群众诉诸国家信访机构的大量问题中,实际通过上访成功解决的只占0.2 % ( 参见赵凌,2004) 。

注17：这一点也为大量相关调查所证实(参见包永辉等,2004) 。

注18：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绿街居民自沈先生展示基层政府违规证据后,就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虽然目前事情已经解决,但这种不信任气氛仍然存在。在应星(2001) 的调查中,他也发现当地老百姓总是认为“山阳的天黑暗着呢!”。

注19：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60～70 年代在西方爆发的女权、环保和反战和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国家(参见Habermas , 1981 ; Mamay , 2001 等) 。

《当代中国史学》是顾颉刚编写，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籍。该书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全文如下：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弢--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3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本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

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

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代，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发展，齐思和等人也开始着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引论(此引论曾首先发表)中，也作了派别的区分，提出了说明意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述更是详细。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而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表示了不少兴趣。这些都说明，在本书出版的年代，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是，像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面，评论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还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去世的白寿彝，当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似乎已经为自己的兴趣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多少研究。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个人特色，也即本书所体现的顾颉刚本人的人品与性格，就更能感觉到本书的独特价值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

4.亦书亦史、价值独特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顾颉刚眼里，后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科学方法运用之成效，在于发现和扩充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虽然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主要归功于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的输入，但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和碑志学的研究。在他看来，西洋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没有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因此他的史学观，也表现了五四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复杂特征。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注释：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

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其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另外，文学杂志《当代文学》于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创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全文如下：

【摘 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特征尤为突出，这是本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以及文学自身发展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试从这些方面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文学呈现出的新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多样性

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这30多年中，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国家的体制改革，伟大的中国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风口浪尖上走出了一条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历史以改革开放来命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而文学作为社会变革和思想激辩相碰撞的产物，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巨变时，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也必然地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和总特征。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全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在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中，不懈地探求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这就表明在当下，执行党中央的文艺路线仍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进入以多样分流为特征的转型阶段。文学的演进不再是以往那种走马灯式的思潮更替，而是在同一个时空里的多样分流、异质同构。在急遽的分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和互补。在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强势发展的同时，作家们仍在坚持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另外现实关注和历史眷恋一起成为9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脉。个人化叙事和女性文学成为90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提升。世俗文学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为目的，以市民大众的文化品位和语话方式观照市民社会的功利现实和凡俗的苦乐年华，创作和阅读共同追求世俗的快乐，其传达方式也带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也有一些作家无视其人文关怀和精神鼓励的职责，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和现实批判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严峻的现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

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周梅深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驻京办主任》等优秀作品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以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冷静思索描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和批判了在体制改革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当然还有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林斤澜小说中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中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载示着各种文学精神的小说文本纷纷闪亮登场，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不管它们是昙花一现、电石火光的瞬间，还是如恒星般灿烂于中国的文学史。

新的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赞美，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如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卧底》、张欣的《浮华背后》。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脱离了原来的“高大全”形象表现的更加有个性，血肉丰满。使得人物呈现出立体性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为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

这些文本最大限度的去还原记录历史的真相，谁又说这不是人性的回归呢?其次是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是温饱问题，而是从人本身出发关注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和不幸。如阎连科的《受活》、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手机》等。反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坛，会发现创作趋势大致呈三个倾向：一是走向市场操作和经济崇拜，几乎整个通俗文学、纪实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特征。如王朔、二月河、都梁、海岩的作品。二是走向个人创作立场和边缘化写作。如新生代诗人在90年代的创作;韩东、朱文等的都市小说;陈然、林白、海男等的女性文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即由社会责任感转向个人生活态度，对个体意识和自我生存状态的关注，创作也由文化中心位置转向了边缘立场。三是坚持精英文化立场和张扬理想主义。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山居笔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的裂变转型期，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加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一个参照。对中国文学势必产生强烈的冲击、渗透，这种冲击渗透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使新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从这一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文学，所谓商业化创作与个人写作，平民化的创作角度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以及对党的文艺路线的宣传和解释，其实都代表了某种社会心理和思潮的不同侧面。正是这样，新时期文学才会以蓬勃的活力呈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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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全文如下：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简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二、《李双双小传》中女性主义思想的体现：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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