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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的原值一般为取得固定资产的原始成本,即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企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以月初应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依据,本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本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对税收的影响新经济学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详细阐述几种常用的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并举例分析企业在采用不同折旧方法下的应纳所得税额的不同。
企业采用不同的折旧方法可以使每期的固定资产折旧的摊销额不同,从而影响企业的应税所得,进而影响应纳所得税额。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在比例税率的情况下,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以使企业负担的所得税现值最少。
【论文关键词】:折旧,加速折旧法,所得税额,现值
【论文正文】: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对税收的影响新经济学研究
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税种,企业所得税的轻重、多寡,直接影响税后净利润的形成,关系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企业所得税是合理避税筹划的重点。资产的计价和折旧是影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重要项目。但资产的计价几乎不具有弹性。就是说,纳税人很难在这方面作合理避税筹划的文章。于是固定资产折旧就成为经营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一节固定资产的计价
折旧的核算是一个成本分摊过程,其目的在于将固定资产的所得成本按合理而系统的方式,在它的估计有效使用期内进行摊销。而不同折旧方法使每期摊销额不同,从而影响企业的应税所得,影响企业的所得税税负。
1.1.1.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的原值一般为取得固定资产的原始成本,即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企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以月初应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依据,本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本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
1.1.2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是指固定资产报废时预计可收回的残余价值扣除预计清理费用后的余额。预计净残值的多少同样会影响折旧额的计提,现行制度规定,各类行业资产净残值的比例,仍在固定资产原值的3%-5%的范围内,由企业自行确定,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1.1.3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对所得税的影响
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各期应计提的折旧额。因此在确定使用年限时,不仅要考虑固定资产有形损耗,而且应考虑固定资产无形损耗及其它因素。国家对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已作了明确规定,企业必须依照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计提折旧。具体参考企业会计制度中有关固定资产的内容。
第二节折旧年限对所得税的影响
客观地讲,折旧年限取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由于使用年限本身就是一个预计的经验值,使得折旧年限容纳了很多人为成分,为合理避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缩短折旧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递延交纳,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例1.某外商投资企业有一辆价值500000元的货车,残值按原值的4%估算,估计使用年限为8年。按直线法年计提折旧额如下:
500000×(1-4%)/8=60000(元)
假定该企业资金成本为10%,则折旧节约所得税支出折合为现值如下:
60000×33%×5.335=105633(元)
5.335为8期的年金现值系数。
如果企业将折旧期限缩短为6年,则年提折旧额如下:
500000×(1-4%)/6=80000(元)
因折旧而节约所得税支出,折合为现值如下:
80000×33%×4.355=114972(元)
4.355为6期的年金现值系数。
尽管折旧期限的改变,并未从数字上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总和,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后者对企业更为有利。如上例所示:折旧期限缩短为6年,则节约资金114972-105633=9339(元)。
当税率发生变动时,延长折旧期限也可节税。
例2.上述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如果货车为该企业第一个获利年度购入,而折旧年限为8年或6年,那么,哪个折旧年限更有利于企业避税?
8年和6年折旧年限的避税情况:
(1)、折旧年限8年,年提取折旧60000,折旧各年避税额:第1、2年0,第3、4、5年9000,第6年18000,第7、8年18000,避税总和81000元。
(2)、折旧年限6年,年提取折旧80000,折旧各年避税额:第1、2年0,第3、4、5年12000,第6年24000,第7、8年0,避税总和60000元。
可见,企业延长折旧年限可以节约更多的税负支出。
按8年计提折旧,避税额折现如下:
9000×(3.791-1.736)十18000×(5.335-3.791)=46287(元)
按6年计提折旧,避税额折现如下:
12000×(3.79l-1.736)十24000×0.564=32031(元)
折旧是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通过逐渐损耗(包括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费用中的那部分价值。折旧的核算是一个成本分摊的过程,即将固定资产取得成本按合理且系统的方式,在它的估计有效使用期间内进行摊配。这不仅是为了收回投资,使企业在将来有能力重置固定资产,而且是为了把资产的成本分配于各个受益期,实现期间收入与费用的正确配比。
由于折旧要计入产品成本,直接关系到企业当期成本的大小、利润的高低和应纳税所得额的多少。因此,怎样计算折旧便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第三节 几种常用的计算折旧的方法对所得税的影响
1.3.1.使用年限法
使用年限法是根据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扣除预计残值,按预计使用年限平均计提折旧的一种方法。使用年限法又称年线平均法、直线法,它将折旧均衡分配于使用期内的各个期间。因此,用这种方法所计算的折旧额,在各个使用年份或月份中都是相等的。其计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原始价值-预计残值+预计清理费用)/预计使用年限
一定期间的固定资产应计折旧额与固定资产原值的比率称为固定资产折旧率。它反映一定期间固定资产价值的损耗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固定资产年折旧率=固定资产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100%
固定资产年折旧率=(1-净残值率)/折旧年限×100%
使用年限法的特点是每年的折旧额相同,但是缺点是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修理费越来越多,到资产的使用后期修理费和折旧额会大大高于固定资产购入的前几年,从而影响企业的所得税额和利润。
1.3.2.产量法
产量法是假定固定资产的服务潜力会随着使用程度而减退,因此,将年限平均法中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年限改为使用这项资产所能生产的产品或劳务数量。其计算公式为:
单位产品的折旧费用=(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清理费用-预计残值)/应计折旧资产的估计总产量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当年产量×单位产品的折旧费用
产量法可以比较客观的反映出固定资产使用期间的折旧和费用的配比情况。
1.3.3.工作小时法
这种方法与产量法类似,只是将生产产品或劳务数量改为工作小时数即可,其计算公式为:
使用每小时的折旧费用=(固定资产原值+预计清理费用-预计残值)/应计折旧资产的估计耐用总小时数
固定资产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当年工作小时数×使用每小时的折旧费用
工作小时法同产量法一样,可以比较客观的反映出固定资产使用期间的折旧和费用的配比情况。
1.3.4.加速折旧法
加速折旧法又称递减折旧费用法,指固定资产每期计提的折旧费用,在使用早期提得多,在后期则提得少,从而相对加快了折旧的速度。加速折旧有多种方法,主要有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
(1)年数总和法
又称合计年限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值减去净残值后的净额率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递减分数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表使用年数的数字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年折旧率=(折旧年限-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折旧年限+1)÷2]×100%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残值)×年折旧率
(2)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年折旧率=2/折旧年限×100%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年折旧率
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应当在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以前两年内,将固定资产净值平均摊销。
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使固定资产成本在使用期限中加快得到补偿。但这并不是指固定资产提前报废或多提折旧,因为不论采用何种方法提折旧,从固定资产全部使用期间来看,折旧总额不变,因此,对企业的净收益总额并无影响。但从各个具体年份来看,由于采用加速的折旧法,使应计折旧额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摊提较多而后期摊提较少,必然使企业净利前期相对较少而后期较多。
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影响。首先,不同的折旧方法对于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其次,不同折旧方法导致的年折旧额提取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因而造成累进税制下纳税额的差异及比例税制下纳税义务承担时间的差异。企业正是利用这些差异来比较和分析,以选择最优的折旧方法,达到最佳税收效益。
从企业税负来看,在累进税率的情况下,采用年限平均法使企业承担的税负最轻,自然损耗法(即产量法和工作小时法)次之,快速折旧法最差。这是因为年限平均法使折旧平均摊入成本,有效地扼制某一年内利润过于集中,适用较高税率;而别的年份利润又骤减。因此,纳税金额和税负都比较小、比较轻。相反,加速折旧法把利润集中在后几年,必然导致后几年承担较高税率的税负。但在比例税率的情况下,采用加速折旧法对企业更为有利。因为加速折旧法可使固定资产成本在使用期限内加快得到补偿,企业前期利润少,纳税少;后期利润多,纳税较多,从而起到延期纳税的作用。
下面我们利用具体的案例来分析一下企业在采用不同的折旧方法下缴纳所得税的情况:
例3.广东某鞋业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原值为180000元,预计残值为10000元,使用年限为5年。如表1-1所示,该企业适用33%的所得税率,资金成本率为10%。
表1-1 企业未扣除折旧的利润和产量表
年限 未扣除折旧利润(元) 产量(件)
第一年 100000 1000
第二年
90000
900
第三年 120000 1200
第四年 80000 800
第五年 76000 760
合计 466000 4660
(1)直线法: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估计残值)/估计使用年限=(180000-10000)/5=34000(元)
估计使用年限5年。
第一年利润额为:100000-34000=66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66000×33%=21780(元)
第二年利润额为:90000-34000=56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56000×33%=18480(元)
第三年利润额为;120000-34000=86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86000×33%=28380(元)
第四年利润额为:80000-34000=46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46000×33%=15180(元)
第五年利润额为:76000-34000=42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42000×33%=13860(元)
5年累计应纳所得税为:21780+18480+28380+15180+13860=97680(元)
应纳所得税现值为:21780×0.909+18480×0.826+28380×0.751+15180×0.683+13860×0.621=75350.88(元)
0.909、0.826、0.751、0.683、0.621分别为1、2、3、4、5期的复利现值系数,下同。
(2)产量法
每年折旧额=每年实际产量/合计产量×(固定资产原值-预计残值)
第一年折旧额为:
1000/4660×(180000-10000)=36480(元)
利润额为:100000-36480=63520(元)
应纳所得税为:63520×33%=20961.6(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
900/4660×(180000-10000)=32832(元)
利润额为:90000-32832=57168(元)
应纳所得税为:57168×33%=18865.44(元)
第三年折旧额为:
1200/4660×(180000-10000)=43776(元)
利润额为:120000-43776=76224(元)
应纳所得税为:76224×33%=25153.92(元)
第四年折旧额为:
800/4660×(180000-10000)=29184(元)
利润额为:80000-29184=50816(元)
应纳所得税为:50186×33%=16769.28(元)
第五年折旧额为:
760/4660×(180000-10000)=27725(元)
利润额为:76000-27725=48275(元)
应纳所得税为:48275×33%=15930.75(元)
五年累计应纳所得税额为:
20961.6+18865.44+25153.92+16769.28+15930.75=97680.95(元)
应纳所得税的现值为:20961.6×0.909+18865.44×0.826+25153.92×0.751+16769.28×0.683+15930.75×0.621=74873.95(元)
(3)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率=2×1/估计使用年限×100%
年折旧额=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双倍直线折旧率
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最后两年折旧额时,应将原采用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用当年年初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减去估计残值,将其余额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摊销。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率=2×1/5×100%=40%
第一年折旧额为:180000×40%=72000(元)
利润额为:10000-72000=28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28000×33%=9240(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180000-72000)×40%=43200(元)
利润额为:90000-43200=46800(元)
应纳所得税为:46800×33%=15444(元)#p#副标题#e#
第三年折旧额为:(180000-72000-43200)×40%=25920(元)
利润额为:120000-25920=94080(元)
应纳所得税为:94080×33%=31046.4(元)
第四年后,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额:
第四、第五年的折旧额
=(180000-72000-432000-25920-10000)/2=14440(元)
第四年利润额为:80000-14440=65560(元)
应纳所得税为:65560×33%=21634.8(元)
第五年利润额为:76000-14440=61560(元)
应纳所得税为:61560×33%=20314.8(元)
五年累计应纳所得税为:
9240+15444+31046.4+21634.8+20314.8=97680(元)
应纳所得税的现值为:9240×0.909+15444×0.826+31046.4×0.751+21634.8×0.683+20314.8×0.621=71863.81(元)
(4)年数总和法:
每年折旧额=可使用年数/使用年数和×(固定资产原值-预计残值)
本例中,使用年数总和为:
1+2+3+4+5=15
第一年折旧额为:5/15×(180000-10000)=56666(元)
利润额为:100000-56666=43334(元)
应纳所得税:43334×33%=14300.22(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4/15×(180000-10000)=45333(元)
利润额为:90000-45333=44667(元)
应纳所得税:44667×33%=14740.11(元)
第三年折旧额为:3/15×(180000-10000)=34000(元)
利润额为:120000-34000=86000(元)
应纳所得税:86000×33%=28380(元)
第四年折旧额为:2/15×(180000-10000)=22666(元)
利润额为:80000-22666=57334(元)
应纳所得税:57334×33%=18920.22(元)
第五年折旧额为:1/15×(180000-10000)=11333(元)
利润额为:76000-11333=64667(元)
应纳所得税:64667×33%=21340.11(元)
五年累计应纳所得税为:
14902.22+14740.11+28380+18920.22+21340.11=97680.65(元)
应纳所得税的现值为:14300.22×0.909+14740.11×0.826+28380×0.751+18920.22×0.683+21340.11×0.621=72662.33(元)
如果将货币的时间价值考虑进来,将应纳税额折算成现值,结果
下表所示:
表1-2不同折旧方法下的应纳税额及现值单位:元
年限 直线法 产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第一年 21780 20961.6 9240 14300.22
第二年 18480 18865.44 15444 14740.11
第三年 28380 25153.92 31046.4 28380
第四年 15154 16769.28 21634.8 18920.22
第五年 13860 15930.75 20314.8 21340.11
总计 97680 97680.95 97680 97680.65
现值 75350.88 74873.95 71863.81 72662.33
从表中可以看出,采用加速折旧计算的第一年应纳税额最少,双倍余额递减法下第一年只缴纳税款9240元,年数总和法下第一年缴纳税款为14300.22元,而直线下法则需缴纳21780元。
从上面计算中,不难得出,加速折旧法使企业在最初的年份提取的折旧较多,冲减了税基,从而减少了应纳税款,相当企业在最后的年份内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可达到合法避税的功效。
从应纳税额的现值来看,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多。原因在于:加速折旧法(即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在最初的年份内提取了更多的折旧,因而冲减的税基较多,使应纳税额减少,相当于企业在初始的年份内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这样,其应纳税额的现值便较低。在运用普通方法(即直线法、产量法)计算折旧时,由于直线法将折旧均匀地分摊于各年度,而产量法根据年产量来分摊折旧额,该企业产量在初始的几年内较高,因而所分摊的折旧额较多,从而较多地侵蚀或冲减了初始几年的税基。因此,产量法较直线法的节税效果更显著。在比例课税的条件下,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有利于企业节税,因为它起到了延期缴纳所得税的作用。
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会引起企业的折旧、付现成本、设备变现价值、设备最终残值等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动,这些因素又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所得税额的大小。企业所得税是企业的一项现金流出,所以做好固定资产更新决策中的所得税筹划工作,对企业很有现实意义。下面从各因素个体和整体两方面进行分析,并选用现金流出总量作为更新决策的依据。
第一节个体筹划分折
2.1.1.折旧
折旧作为企业的成本项目,它越多,企业所得税就越少。折旧这种减少企业所得税负的作用,被人们称为“折旧抵税”或“税收挡板”。
例4.甲、乙两公司在某一纳税期内,有相同的收入60000元及相同的付现费用10000元,甲公司另有折旧费用8000元(符合税法规定的扣除范围,可在税前全部列支),乙公司没有。下面分别计算两公司的税后利润及营业现金流入(假设所得税率为33%、下同。为计算方便,其他因素暂不考虑)。
甲公司:
税前利润=60000-(10000+8000)=42000(元)
所得税=42000×33%=13860(元)
税后利润=42000-13860=28140(元)
营业现金流入=28140+8000=36140(元)
乙公司:
税前利润=60000-10000=50000(元)
所得税=50000×33%=16500(元)
税后利润;50000-16500=33500(元)
营业现金流入=33500(元)
甲公司比乙公司多流入营业现金:36140-33500=2640(元)
可见,在销售收入和付现费用相同的情况下,甲公司因为有8000元的折旧而比乙公司多出现金流量2640元(8000×33%=2640元)。因此,在折旧费用可以全部税前列支的情况下,其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可按下式计算:所得税减少额=折旧×所得税税率
2.1.2.付现成本
这里所指的付现成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为了确保固定资产的正常运转而引发的现金支出。它的特点是即发即付,如本期购买润滑油本期就支付这项现金,而不会拖到下期才支付,并且是全部记入当期的成本费用。它不包括年修理成本,因为年修理成本往往是作为预提费用而分摊于若干个纳税期间。因此在下面的综合实例中年付现成本不包括年修理成本,而将其单独作为一个影响因素。
例5.甲公司在某一纳税期内,由旧设备生产的产品取得销售收入共100000元,该旧设备引发的付现成本共计20000元。甲公司拟更新设备,假设新设备生产的产品取得的销售收入仍为100000元,由于新设备性能好而减少润滑油的购买量等原因,付现成本减少到12000元。这项更新决策引发的付现成本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影响计算如下(为计算方便,其他因素暂不考虑):
未更新前的税后利润计算:
税前利润=100000-20000=80000(元)
所得税=80000×33%=26400(元)
税后利润=80000-26400=53600(元)
更新后的税后利润计算:
税前利润=100000-12000=88000(元)
所得税=88000×33%=29040(元)
税后利润=88000-29040=58960(元)
可见,更新设备后公司的税后利润增加:58960-53600=5360(元)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更新决策后,实际付现成本减少了8000(20000-12000)元,税后利润却只增加了5360元。由此知道,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成本项目,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影响不是其实际支付额,而要剔除其所得税的那部分。具体计算可按下式进行:
税后利润增加额=付现成本减少额×(1-所得税税率)
2.1.3.其他因素
旧设备变现损失与收益、最终报废残值净收入等是固定资产更新决策引起的另外一些因素。它们直接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应税所得额,因此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只要分清是收益还是损失,再与所得税税率相乘即可。
第二节整体筹划分折
例6.某企业拟对现有旧设备进行更新,市场上有同类新设备a和b.a属于环保设备,可采用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b是非环保设备,必须采用直线法。
由于b是非环保设备,企业要支付环境污染治理费,因此,b每年的付现成本要多于a设备。另外,据企业技术人员分析测定:a设备的最终报废残值收入也要高于b设备。
企业要求的最低报酬率为10%。新旧设备具体情况清单如下(为分析方便,假设各设备未来使用年限相同),见表2-1:
表2-1 新旧设备具体情况表 单位:元
项目 旧设备 新设备a 新设备b
原值 125000 100000 85000
税法规定残值(4%) 5000 4000 3400
税法规定使用年限(年) 6 4 4
已用年限 3
尚可使用年限 4 4 4
年付现成本 12000 6000 9500
年修理成本 6000
三年后大修成本 28000
最终报废残值收入 8000 15000 8000
目前变现价值 45000
年折旧额:
第一年 20000 38400 20400
第二年 20000 28800 20400
第三年 20000 19200 20400
第四年 0 9600 20400
分别计算使用不同设备产生的现金流出量的现值:
(1).继续使用旧设备产生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
旧设备变现价值损失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45000×1
=45000(元)(1为0年复利现值系数,下同)
变现损失减税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65000-45000)×33%]×1
=6600元
每年付现成本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12000×(1-33%)]×3.170
=25486.8(元)(3.170为4期年金现值系数,下同)
每年修理成本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6000×(1-33%)1×3.170
=12743.4(元)
三年后大修成本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28000×(1-33%)]×0.751
=14088.76(元)
(0.751为3期复利现值系数,下同)
残值变现收入带来的现金流入现值=8000×0.683=5464(元)(0.683为4期复利现值系数,下同)
残值变现净收入纳税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8000-5000)×33%]×0.683
=676.17(元)
每年折旧额抵税引起的现金流入量现值=(20000×33%)×2.487
=16414.2(元)(2.487为3期年金现值系数,下同)
继续使用旧设备产生的现金流出现值合计为:
45000十6600十25486.8十12743.4十14088.76-5464十676.17-16414.2=82716.93(元)
(2).购买新设备a后产生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
a设备投资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100000×1=100000(元)
每年付现成本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6000×(1-33%)]×3.170
=12743.4(元)
四年折旧额抵税引起的现金流入量现值=38400×33%×0.909+28800×33%×0.826+19200×33%×0.751+9600×33%×0.683=26291.23(元)
(0.909,0.828,0.751,0.683分别为1期、2期、3期、4期复利现值系数)
残值收入引起的现金流入量现值=15000×0.683=10245(元)
残值净收入纳税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15000-4000)×33%×0.683=2479.29(元)
购买新设备a产生的现金流出现值合计为:
100000十12743.4-26291.23-10245十2479.29=78686.46(元)
(3).购买新设备b产生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
b设备投资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85000×1=85000(元)
每年付现成本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9500×(1-33%)]×3.170=20177.05(元)
四年折旧额抵税引起的现金流入量现值=20400×33%×3.170=21340.44(元)
残值收入引起的现金流入量现值=8000×0.683=5464(元)
残值净收入纳税引起的现金流出量现值=[(8000-3400)×33%]×0.683=1036.79(元)
购买新设备b产生的现金流出现值合计为:
85000十20177.05-21340.44-5464+1036.79=79409.4(元)
(4)依据现金流量作出决策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知,无论新设备a还是新设备b,它们引起的现金流出量总现值都要小于继续使用旧设备引起的现金流出量总现值,因此该企业应该进行此项固定资产更新。其次,因为购买b设备引起的现金流出量总现值79409.4元要大于购买a设备引起的现金流出量总现值78686.46元,所以企业应该选择购买环保设备a,这也符合现代企业设备更新、国家环境治理的趋势。
参考文献:
.鲁亮升 . [成本会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吴大军 . [管理会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王庆成. [财务管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9月第二版
.阎达五. [高级会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二版
.汤谷良 王化成. [企业财务管理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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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黄金时期”,搞好初中学科教育是教育部门提出的重点要求。面对传统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不足,新课标提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创造多样式课堂学习环境,综合提高中学生的英语水平。”针对这一要求,教师要系统性地分析影响英语课堂效率的因素,以课改要求为指导,不断地完善现有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只有当学生理解了英语知识,才能真正地完成课堂教学活动。初中英语教学活动中,学生参与知识学习的积极性被抑制,阻碍了教师课堂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1]。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兴趣,大部分学生对英语知识比较陌生,无法融入到课堂教学情境里,书本教材掌握不全面而降低了学习的效率;二是理解,新英语知识理解程度不深,面对新单词、新句子等无从下手,难以体会到英语词汇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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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国际收支与汇率联系密切。当一国的对外贸易中有较大的收支逆差时,则对外汇的需求要大于外汇的供给,从而导致本币对外币的贬值;反之亦然。自从1994年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给我国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大幅增加。
截至2011年3月,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这距离外汇储备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不到一年时间,继续位列全球第一。这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五年在全球各个国家中的外汇储备中位居第一名。这种过高的外汇储备不断加速国外热钱的流入,从而大力推动人民币汇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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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同人类的一切知识一样,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就是与生产形成一体化,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不断应用于生产活动与管理实践之中。
20世纪前对管理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机器动力代替部分人力——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普遍出现。随着产业革命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工厂和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这些工厂需要预测需求,保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向工人分派任务,指挥每天的生产活动;协调各种活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和保证产品质量以及为产品寻找市场等。特别是,在家庭手工业中人们很少关心效率,而在大生产条件下,面临按期支付工人工资的压力,如何使工人满负荷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出现像泰勒和法约尔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古典组织理论。
始自英国的产业革命随后扩散到欧美其他国家。例如工业革命到达美国后,孕育了纺织工业。1808年美国已经出现了15家纺织厂,一些企业还对早先的英国管理方式进行改进,雇佣了专业管理人员,并使用了蒸汽机。不过在内战前,美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管理,规模小,技术不发达——这是与其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它们以少量的资本投资,服务于有限的市场。随着铁路、轮船以及通讯技术(如电报)的出现,市场扩大了,于是产生了对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在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提高效率就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昂贵的设备(如炼钢用的大型鼓风炉)只有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才能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扩大市场。现由于数学学科的理论发展,使得对管理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研究管理及提高效率的方法大量出现,如运筹学及其优化方法引入管理的各个领域,使其更科学合理和有效。
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机械力的使用、大批量生产、欧美国家迅速扩展的铁路系统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等等,也促进了大公司的发展(大型企业首先出现于铁路系统)。如john D.Rockefeller建立了垄断性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Andrew Carnegie控制了钢铁工业的2/3。这些企业需要正规化的管理,因此对规范的管理理论的需求更加迫切。MRP(物料需求计划)、准时生产、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逐渐规范。
科学与技术的短时滞要求管理思想的解放与创新,一些旧的管理模式、经验阻碍了生产,就必须吸收和借鉴新的管理思想。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企业内、企业间及企业与客户间的往来数据不断增加,从中发展一些潜在规律和有用知识使企业更好、更合理的发展势在必行。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管理幅度相应增加。新的技术与理论如ERP、E-Business(电子商务)、CRM(客户关系管理)、KDD(知识发现)和DM(数据挖掘)开始引入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之中,它们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数据库结合的产物。
近代应用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突飞猛进,相应的知识逐渐体系化,在管理理论中也渗入了相应内容,如模糊专家系统、遗传算法、人工神经元网络等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并成长于众多学科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得到更快更好和更合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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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混凝土在尚未凝结硬化以前,称为水泥混凝土拌合物,新拌混凝土的工艺性质,称之为工作性(或和易性)。新拌混凝土的工作性,也称和易性,是混凝土拌合物易于施工操作(拌和、运输、浇筑、振捣)且成型后质量均匀密实的性能。实际上,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是一项综合技术性质,包括流动性、黏聚性和保水性三个方面。流动性是混凝土拌合物在自重或机械振捣作用下,能产生流动,并填满模板的性能。黏聚性是混凝土拌合物在施工过程中其组成材料之间有一定的黏聚力,不致产生分层和离析的现象。保水性是保证混凝土在施工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不致产生严重的泌水现象。
可见新拌混凝土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混凝土的流动性、黏聚性、保水性,因此,我们要保证这三个方面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
1.水泥浆的数量。混凝土拌合物中的水泥浆,除了填充集料间的空隙外,包裹在集料表面并略有富余,使拌合物有一定的流动性。在水灰比一定的条件下,水泥浆越多,流动性越大,但如水泥浆过多,集料则相对减少,将出现流浆现象,拌合物的稳定性较差,不仅浪费水泥,而且会使拌合物的强度和耐久性降低;若水泥浆用量过少,则无法很好的包裹集料表面及填充其空隙,拌合物宜产生崩塌现象,失去稳定性,因此,拌合物中的水泥浆数量应满足流动性为宜。
2.砂率。砂率反应了粗细集料的相对比例,它允许混凝土骨料的空隙和总面积。当水泥浆用量一定时,砂率过大,则集料的总表面积增大,包裹砂子的水泥浆层变薄,砂粒间的摩擦阻力加大,拌合物的流动性减小;砂率过小,虽然表面积减小,但由于砂浆量不足,水泥浆除填充石子空隙外,包裹在石子表面的水泥砂浆层变薄,拌合物的流动性变小,同时由于砂量不足,也宜导致离析、泌水等现象,影响工作性。因此,砂率有一个合理值。在水泥浆用量一定时,能使新拌混凝土获得最大的流动性,又不离析、不泌水时的砂率,即合理砂率。
3.水泥的品种和集料的性质。水泥品种不同,达到标准时的用水量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标准稠度用水量最小的水泥,其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较大。通常普通水泥的混凝土拌合物比矿渣水泥和火山灰水泥的工作性好。矿渣水泥拌合物的流动性虽大,但黏聚性差,宜泌水、离析。火山灰水泥流动性小,但黏聚性最好。在相同用水量的条件下,集料表面光滑、形状较圆、少棱角的卵石,所拌制的混合料流动性大,但强度较表面粗糙、有棱角的碎石低。
4.水灰比的影响。在固定的用水量的条件下,水灰比小(水泥用量多)时,会使水泥浆变稠,拌合物流动性较小;若加大水灰比(减小水泥用量),可使水泥浆变稀,流动性增大,但会使拌合物流浆、离析,影响混凝土的强度。因此,应合理的选择水灰比。
5.单位用水量。实践证明,对塌落度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单位用水量。增加用水量,流动性增大,但硬化后混凝土会产生较大的孔隙,从而降低了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另外用水量过多,会使新拌混凝土产生分层、泌水现象,反而降低工作性。因此,在保证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的条件下,应根据混凝土流动性来确定单位用水量。
6.外加剂。在混凝土拌合物中加入某些外加剂,可在不增加用水量和水泥用量的情况下,有效的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行。
7.温度与搅拌时间。温度越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水分蒸发越快,流动性越小,温度升高10℃,塌落度大约减小20mm~40mm,夏季施工时必须注意这一点。另外搅拌时间长短,也会影响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若搅拌时间不足,拌合物的工作行就越差,质量也不均匀。所以规范规定最小搅拌时间为1~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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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人们的寿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 岁。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日趋完善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只会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痛苦。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 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对残酷现实的极度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主导情绪。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 要:文章从探究魏晋人物品评的历史缘起出发,勾勒出了人物品评转向的大致理路,即由“德”向“才”转向。文章同时并指出,导致魏晋人物品评发生由德向才转向的两个核心原因: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强烈要求人格独立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士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魏晋人格观;人物品评;特色与原因
论文正文:
浅谈魏晋人物品评的转向及其原因
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深刻原因。
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如孔子将门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孟子将人格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等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品评最初是和相书联系在一起,对人物的贵贱、贫富、祸福等进行评论、预测。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将人物的内在精神同外在形体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为后世所彰显。真正使人物品评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则起始于东汉的清议。这与当时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须在言行举止上有比较好的声望,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地方宗族乡村集体对名士的品评和鉴定,普遍是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核心依据,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升迁、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评人物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
人物品评在曹魏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对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所极端重视的却业已经成为空虚的道德标准的人才标尺的一个极为大胆而有力的冲击。这种重才轻德的“叛逆”对冲破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具有极其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导致了当时的人物品评由重“德”向尚“才”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强调人的道德伦理的本位性,转向强调个体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打开了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一个领域,开始集中地对个体的智慧才能,包括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研究。”
汉末魏初的政治使人对自身的生命短促、欢乐少有、悲伤凄凄等发出了一连串的怀疑和追问,而当时经学的衰落又使人对儒家礼教离心离德,从而给议论、争辩的风气打开了一条门缝,使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文艺等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士人对此前传统的功业、信仰、经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同时,伴随着这种思考,一种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这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除受玄学思潮影响外,亦在人物品评中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出来。
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评的发展演变历程即可明白,魏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官员人选决定着人物品评的基本内容,所评论的对象必须做到仁义、孝廉,言行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才智则远远置于仁义礼智之后。具有规范性、广泛性的道德标准讲究唯德是评、唯贤是论,从根本上遏止和压抑了潜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发挥,使人物的个性不得不长期牵制于所谓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权唯才是举推行后,便赋予了“才”以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人物品评由政治伦理性向审美性转变的桥梁,促进了人的独立觉醒、人的自我认识意识的萌发,无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声。
及至《世说新语》问世,这部把人物品评作为主要内容的志人着作, 从重才情、尚思理、标放达、赏容貌等方面,对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审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评上事关伦理、道德、学问等德性方面的诸多内涵,其所侧重的重才,是对人的本质的多重体现,虽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绘画、书法、音乐、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欣赏、玄学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种种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对此前几百年来才屈于德、人服于礼的一个重大反驳。正是这种转变使魏晋六朝的审美理想更具艺术趣味,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也为这一时期文艺美学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先秦诸哲以争鸣的方式说,是道德实践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晋六朝在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兴起后,却赋予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在于审美和自由!
如果说,在两汉时,人是善恶伦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晋六朝时期,人便是心灵和精神的化身,是诗意般的人生体验。经学的崩溃和儒学的经离给了魏晋这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充分欣赏自己的绝好机会,它促使人们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义及价值。这是一个讲求个性,欣赏自己,追求主体内在精神自由的时代,更是一个发现人本身、弘扬人格美的时代。魏晋六朝文学因为有肥沃的艺术土壤,便在此背景下显示出文学的自觉。也正随着文学的自觉,在创作上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这一阶段许多文学上宝贵的收获都留下了人物品评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当时审美性的人物品评分不开。
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个中原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核心方面:
首先,士大夫阶层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无疑是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士人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又可追究到他们此前在政治上积极追求的失落。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引起的“清议”运动可视为汉末至魏晋整个时代士人觉醒的开端。两汉时代,由于封建大一统集权****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先秦时代纵横四野的士人终于变成皇权以及其代
表的政治权力的附庸, 即使能够进入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也不过是皇权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又促成了宗族的财富和儒士文化相结合,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的结合便形成了士族集团。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士族阶层的力量已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东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豪门地主的基础之上。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和士族在政治上的要求发生严重冲突,“清议”运动便是二者冲突的一个重要结果。
“(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益明确。”随着士人的觉醒,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日益凸显,从“清议”运动开始,虽然士人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才的选拔影响到了政治,但士人阶层被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党锢之祸”更使得士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根本无法同皇权以及激烈角逐政治权力的宦官、外戚两大政治势力相抗衡。
曹魏时代,曹魏政权的出现更是被视为是庶族势力对士族力量的胜利, 虽然曹魏政权很快被士族大家司马氏所取代,但司马氏的胜利并不代表整个士族势力的胜利。因为掌握了君权的司马家族与其他士族之间的关系旋即便变成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发生对立与冲突的仍然是皇权与士人阶层这两股势力。于是,我们看见士族的政治心态终于出现了分化: 许多士人继续维持着对政治的热衷,如何晏、山涛等人,他们这些人对政治的热衷最终使得东晋时期出现门阀政治, 士人终于在东晋时期进入到了权力的核心, 成为政治的主角。但是绝大部分士人开始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并开始逐渐疏离政治,其中以与曹魏政权有关的嵇康、阮籍等人最为突出。在对政治的疏离冷漠中,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建构自己的群体人格,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则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束缚, 努力以审美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
由此,人物品评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即由因功利目的的“唯才是举”标准转向超越功利目的审美判断的标准。
其次,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积极的追问。先秦至两汉,主导人生态度的是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生死问题的取向,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来珍惜人生,实现理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已,战祸不断,狼烟四起,人的生命在这动荡的社会环境里显得极其脆弱,由此不得不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人生价值问题。
魏晋时期人们的寿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 岁。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日趋完善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只会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痛苦。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 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对残酷现实的极度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主导情绪。由此,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此前价值观念赋予人们的价值追求,如世俗的圣王、圣贤信仰、学问和功名等等在短暂的人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以往的这些世俗的价值追求,在大多数士人看来都是值得审判的,都将无法为继。作为生命体是人的外在价值追求的载体,生命如果都不复存在,那么,所有外在的东西便都变得毫无意义。对死亡的终极恐惧和思考,引发了人们开始思考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更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无限眷恋。在魏晋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抓紧生活,尽情享受的一面。
尽情享受生命的方式貌似****、堕落,其实则是一种对人生和生命的强力追求。人生既然苦而短,为什么不珍惜这有限的生命,去尽情地享受呢?我们认为,联系社会大背景来看,这种对享受生活的追求不能被认为是堕落、腐化的行经,而应该视为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即对传统价值取向的抛弃,对人生、生命的重新认识,它体现了人对自身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体现在魏晋时期对人进行评判的价值取向上。既然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得到肯定,由这种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人内在的才情、品格和神貌等方面也就应该受到积极的推崇。
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 ,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合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究超凡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而这种“美的理想”也就成为对人物评判的“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人物评判的标准向审美取向的转变,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评’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 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另外,魏晋时期人物评判的审美标准彰显的是士人独立的人格精神, 体现了在皇权之下的广大士人作为“人”的自我觉醒的精神追求,使得秦汉以来以帝王为中心的文化时代过渡到以士人为中心的文化时代, 这当可视为魏晋时期人物评判审美标准所反映的士人觉醒意识的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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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古人的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圣经》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希伯来人领袖摩西的岳父对摩西事必躬亲的做法提出的千夫长、百夫长的建议。古希伯来人研究了“组织的概念等级原则。例外原则”:古巴比伦成为最早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的典范: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者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
但是,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尤其是18世纪以来,管理才被系统地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共同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虽然是经典经济学说,但他也提出了劳动分工的管理理念。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
到了20世纪初期,呈现了管理理论多样化的趋势,一批管理研究人员强调人力资源或管理的“人的方面”,而另一批人则专注于开发应用数量方法。不同的方法都与同一研究对象有关,他们之间的差异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背景和兴趣。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效率至上及实施标准化管理等,为当时的管理理论填补了空白。他的追随者甘特发明了甘特图来改进管理工作,提高效率,并更关心工人利益。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开辟了管理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为其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约尔提出了一般行政管理理论或称为组织管理理论,认为经营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了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职能和14项管理原则,并构建了金字塔型的等级组织结构,直到现在,一些企业和组织仍然在沿用这种组织结构。韦伯发展了一种权威结构理论,并依据权威关系来描述组织活动。这是一种体现劳动分工原则、有着明确定义的等级和详细的规则与制度,以及非个人关系的组织模式,这种组织理论又被称为“官僚制”。这种组织设计适合了工业化以来大型企业组织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以后,管理学家们发现,提高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提高组织的效率更为重要。组织活动成果的大小是由领导方式与工作人员的情绪决定的,由此管理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管理中的人本身,这就是以行为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人际关系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行为学家梅奥,他主张采取行为管理的方法,即通过分析影响人的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采用一定的措施改善人际关系,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情绪和士气,从而能产出最大的成果,达到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此后,一大批学者开始以人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管理问题。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管理就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他认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从不同的方面来刺激工人进行工作,起不同的作用。对管理者的启示是要重视员工工作内容方面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要使工作丰富化,多方面满足员工的需求。强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行为学家、心理学家斯金纳,他认为,凡须经过学习而发生的操作性行为,均可通过控制“强化物”来加以控制和改造,强化方式有正强化和负强化。期望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于1964年提出的。认为人的行为是对目标的追求。行为的激发力决定于目标价值的高低和期望概率的大小。管理者必须善于提高目标价值以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才能有效地激发人的行为积极性。“报酬公平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56年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而报酬是否公平,职工们不是只看绝对值,而是进行社会比较,和他人比较,或进行历史比较,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报酬过高或过低都会使职工心理上紧张不安。
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了管理理论百家齐放的局面。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享利明茨伯格为代表的经济角色学派,以德鲁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或称为案例学派,以卢桑斯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等。到了20世纪末期,出现了更为具体的管理理论,如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波尔的战略管理,彼德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等。还有很多相关的管理理论,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它们始终都要阐明管理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为了实现全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服务的,是为提高全社会的效率服务的。
人们在协调群体的活动以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中,根据管理任务和管理对象的情况,制定出达到既定目标的活动方式。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就说明它是有效的,这种行动方式在人们的活动中经过不断地重复,就逐渐在头脑中固定下来,变成了正确的管理方法。人们一直在管理活动和社会实践中摸索、寻找着正确的、合乎需要的管理方式。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协作关系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使得管理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了。人们开始把管理方法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强化管理方法,但它是以金钱为诱饵进行的。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强调合理的劳动分工和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为我们在企业宏观方面提供了指导。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主张管理必须重视人的心理上的满足并强调对人际行为的激励。因此,人际关系理论的出现,给组织管理带来巨大的变化。人际关系理论渐渐渗入组织管理实践中去,管理学家在这种管理思想中找到缓和劳资关系,提高工人的士气,借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决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在管理研究中引入的数学科学等定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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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以南北分裂为主的历史时期,就此结束。如果说历史上充斥着偶然事件的话,这却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诸多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促成统一的因素却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动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其言语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移民的往来打破了这种隔阂,因为移民和原住民之间总是要交流的,他们就会寻找出新的交流约定来。西晋后洛阳的正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及东晋长江下游扬州“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而且“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与此相关的是,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族的本族语言也渐渐地在生活中消失。语言文字的统一成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前奏。
其次是生活习俗的混一,主要在于游牧习俗与农耕生活的相适应。本时期的民族问题,不是在边境上的攻战,而是在中土的如何相处。其民族融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步:第一是交往;第二是杂居;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为准则的认同。对少数族的上层,农业化和汉化是一致的。为了统治,他们要与汉族打交道,就会率先学习汉语言文字,如稽胡“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这种结果是惊人的,“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后期竟需“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接下来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风气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药数动发”。其中一个动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们在族群里的地位或威权。但往往这两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层。一旦下层族众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难以逆转了。
再次是水陆道路的打通。路是人走出来的,军队的征讨,民众的迁徙,商人的贩卖,行僧的云游,都会把路走得更多更广。士兵、移民、商贩、僧人是魏晋南北朝最常见的人们,他们的往来带动了道路的发展,也带出了统一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适应南征北战的需要,自曹魏起在水利上开始做两件事。一是配合大规模屯田的需要而修建灌溉系统,如当时“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即使前燕这样的政权,也因屯田而“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二是开凿或疏通了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如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马渠、鲁口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所以当时“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这些水道的开凿或疏通,无疑为隋代的大运河开通打下了基础,并使以后隋唐的大统一少了几分地理上的障碍。由此尽管政治上是分裂的,经济交往却很寻常,证据之一就是诸朝的商业税越来越成为官方的重要收入。不仅“河桥孟津,解券输钱”,就是沿途旅舍,也对“交易贸迁”者“依客舍收钱”,追求末利。东晋南朝更是如此。证据之二是南北之间还常设“互市”。早期如前秦苻健“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后来北魏“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地方上如魏崔宽为陕城镇将,以“恒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贸易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又如北魏占领淮河流域后,“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问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但也有人一下子购得鳆鱼三十枚者,可见交易量还是不小的。即使在打仗时也未停止,如高季式“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江、淮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而这种商业上的利益,致使北魏缘边州郡的官员“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另一边如梁时“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凡此,可见南北边境交易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魏分东、西后,“士人仍缘姻旧,私相贸易”,虽有禁令,但“犯者非一”,后来不得不放松。又如北齐“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苏琼为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后,听两淮通籴粮食,“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这种情况当然是促进统一的因素之一。
最后落实在一统观念的强化。当时南北分裂,但交往频繁,南、北朝间国书往来,本来的套话是“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后来为“欲示无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抛,并取得南北一致的认同。至于深层观念上的趋同更是无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后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约公元500—550年),南北双方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共处的时期,文化交流频繁,装饰艺术风格,特别是装饰题材、造型及纹饰渐趋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与北魏巩县石窟内顶装饰图案题材的一致、神王异兽等题材在北朝后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审美上的一致也是价值观念趋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有了长期的和平稳定,关中和中原不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是传统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于是在物质与心理的支撑下,谁占有中原,一统天下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名正言顺的尊王攘夷之举总会使人跃跃欲试。魏孝文帝当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其臣下呼应:“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埘。这种豪情壮志苻坚有过,拓跋焘有过,但客观形势都未成熟。宇文邕灭北齐后统一的条件是具备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杨坚建隋后的灭陈之策是这种意愿的自然延续。这些都说明无论北方的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少数族人,要求统一的主观愿望总是强烈的,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场景呢?在南边,自刘裕建立宋朝起,“以区区江东,蕞尔迫隘,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在与北方的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刘裕是一个出色的统帅,但为了确保夺取东晋政权,他匆匆从前线返回建康,致使先机尽失,关中沦陷,元气大伤。宋明帝时,青、齐诸州又为北魏所有,大体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线。“南北朝对峙,其国势强弱之分界线大约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际而攻取青、齐之地一役”。齐、梁两朝无大变动,缘淮为界而互有攻防,对峙下还能基本保持平衡,不过由于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后,两淮残破,无法成为北伐的基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势。梁末由于侯景之乱,使继之而起的陈朝境土局限于长江之南,“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江左政权赖以生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皆残破不堪,如《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条云:“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这样南朝就失去了与北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基础。
此外,对南方政权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顺流而下之势;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仅建康暴露,北军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决定了整个陈朝不过苟延残喘而已。隋文帝所采纳的伐陈策中,就以“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一旦决定伐陈,蜀、汉两江北军轻舟直下,南军不重兵抵御,必乘势而进,如聚船与之决战,则江防空虚,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顾此失彼。因此到了陈朝,统一的时日就取决于北方自身形势的发展了。
但从长远来看,南朝的积弱另有原因。东晋南朝的门阀,虽然起初也注意领兵,但毕竟来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轻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气不振。而北方少数族历来尚武,北魏迁都洛阳后虽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齐时又得到重振。这种差异也是南北战争中南朝输多赢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于长期积淀影响和地域资源多寡所致,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高于江左,北朝所铸钱币的材质和品相亦好过南方诸朝所铸,这就是说在作为战争基础的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上,北方也优于南方。再者,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这也是南朝屡次北伐而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因此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两淮至为重要,南军只有在此组建强大骑兵,备集足够的车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圳,这当然十分有利于长途奔袭,但南方是难以弄到这么多的马匹的,直至魏晋之间,农耕区域的主要养马区“实在冀北”,这个地区当然也归属北朝。何况当时北方骑兵已装备了马镫甲具,冲锋作战时更是势不可挡。北魏“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后来北齐曾“敕送突厥马数千疋于扬州管内”,虽然其目的在于榨取当地土豪钱财,但南北骑兵基础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见,因此北强南弱的局面也总是难以改变。
然则基础于上述这种种的分析与比较,等到隋朝建立后,由北方完成统一,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尽管儒家推崇王道与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统,就得用兵。在中国历史上简直见不到有和平统一的例子,即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临城下的时候。就象晋灭吴的形势一样,隋朝结束南北朝的时候,又重复了南下统一的场面。
客观上是条件成熟,大势所趋,主观上是要建立功勋来巩固轻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于开皇八年十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十二月,南下诸军临江出发。虽然从力量对比上看,由周军转化而成的隋军在灭北齐后士气正旺,而南军主力在吴明徼北伐后已丧失殆尽,隋伐陈是以石击卵,当无悬念,但隋还是十分慎重。首先在当年三月,一边遣使至陈试探虚实,一边颁诏罗列陈后主劣迹,以造舆论。此前,更是采用高的计策,因北方收割早于南方,屡屡在北边农事毕而江南正农收时顿兵临江,陈朝征兵防御,几年下来,废农困弊,又被麻痹;陈又不自量力地挑衅:“时后主与隋虽结和好,遣兵度江,掩袭城镇,将士劳敝,府藏空竭”,更给了隋军动手的口实。其次隋动用兵力很大,“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舰只,其中大者有楼五层,容战士八百人,南方已经没有水军优势。再次是多点渡江进攻,“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这样不仅是气势压人,而且使陈朝军队首尾难顾,其策略和西晋统一时差不多。加上陈后主初无准备,隋军势如破竹,合围建康,并迅速破城。隋开皇九年正月,陈后主被俘,陈亡。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役有关并影响以后历史发展的是,这次伐陈,是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总统诸军。为什么不用太子杨勇率军呢?其实对当时隋朝而言,更危险的敌人是北边的突厥。当时突厥强盛,时常犯边,数越长城,关中震动,所以开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开皇六年秋,杨勇又移镇洛阳。杨勇的任务虽然重要,防范好突厥是保证灭陈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统天下,却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杨广灭陈后,杀陈之佞臣施文庆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后来杨广能夺得太子之位,虽然有其他的原因,与此却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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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物品评相比于汉代及以前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在魏晋这一鲜明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本文从魏晋人物品评的缘起出发,来透视人物品评发生转向的深刻原因。
人物品评最终脱离了“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选拔舆论准备的既定轨道, 成为广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间进行审美性的评价、认识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为门阀士族彰扬和宣泄本阶层意志、观念乃至审美趣味的主要途径”。个中原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核心方面:
首先,士大夫阶层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无疑是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士人追求人格精神的独立又可追究到他们此前在政治上积极追求的失落。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引起的“清议”运动可视为汉末至魏晋整个时代士人觉醒的开端。两汉时代,由于封建大一统集权专制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先秦时代纵横四野的士人终于变成皇权以及其代
表的政治权力的附庸, 即使能够进入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也不过是皇权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又促成了宗族的财富和儒士文化相结合,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的结合便形成了士族集团。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士族阶层的力量已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东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豪门地主的基础之上。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和士族在政治上的要求发生严重冲突,“清议”运动便是二者冲突的一个重要结果。“(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益明确。”随着士人的觉醒,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日益凸显,从“清议”运动开始,虽然士人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才的选拔影响到了政治,但士人阶层被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党锢之祸”更使得士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根本无法同皇权以及激烈角逐政治权力的宦官、外戚两大政治势力相抗衡。曹魏时代,曹魏政权的出现更是被视为是庶族势力对士族力量的胜利, 虽然曹魏政权很快被士族大家司马氏所取代,但司马氏的胜利并不代表整个士族势力的胜利。因为掌握了君权的司马家族与其他士族之间的关系旋即便变成了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发生对立与冲突的仍然是皇权与士人阶层这两股势力。于是,我们看见士族的政治心态终于出现了分化: 许多士人继续维持着对政治的热衷,如何晏、山涛等人,他们这些人对政治的热衷最终使得东晋时期出现门阀政治, 士人终于在东晋时期进入到了权力的核心, 成为政治的主角。但是绝大部分士人开始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并开始逐渐疏离政治,其中以与曹魏政权有关的嵇康、阮籍等人最为突出。在对政治的疏离冷漠中,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建构自己的群体人格,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则超越现实功利目的的束缚, 努力以审美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由此,人物品评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即由因功利目的的“唯才是举”标准转向超越功利目的审美判断的标准。
其次,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积极的追问。先秦至两汉,主导人生态度的是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生死问题的取向,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来珍惜人生,实现理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已,战祸不断,狼烟四起,人的生命在这动荡的社会环境里显得极其脆弱,由此不得不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人生价值问题。魏晋时期人们的寿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 岁。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残酷的社会现实与日趋完善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只会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痛苦。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 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对残酷现实的极度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主导情绪。由此,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此前价值观念赋予人们的价值追求,如世俗的圣王、圣贤信仰、学问和功名等等在短暂的人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以往的这些世俗的价值追求,在大多数士人看来都是值得审判的,都将无法为继。作为生命体是人的外在价值追求的载体,生命如果都不复存在,那么,所有外在的东西便都变得毫无意义。对死亡的终极恐惧和思考,引发了人们开始思考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更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无限眷恋。在魏晋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抓紧生活,尽情享受的一面。
尽情享受生命的方式貌似腐败、堕落,其实则是一种对人生和生命的强力追求。人生既然苦而短,为什么不珍惜这有限的生命,去尽情地享受呢?我们认为,联系社会大背景来看,这种对享受生活的追求不能被认为是堕落、腐化的行经,而应该视为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即对传统价值取向的抛弃,对人生、生命的重新认识,它体现了人对自身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体现在魏晋时期对人进行评判的价值取向上。既然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得到肯定,由这种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人内在的才情、品格和神貌等方面也就应该受到积极的推崇。“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 ,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合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究超凡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7]而这种“美的理想”也就成为对人物评判的“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人物评判的标准向审美取向的转变,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评’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 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另外,魏晋时期人物评判的审美标准彰显的是士人独立的人格精神, 体现了在皇权之下的广大士人作为“人”的自我觉醒的精神追求,使得秦汉以来以帝王为中心的文化时代过渡到以士人为中心的文化时代, 这当可视为魏晋时期人物评判审美标准所反映的士人觉醒意识的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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