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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兴国之魂,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观念,是我国国家制度形成的道德基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科学主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时强调,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广大青年要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1]。这体现了国家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的重视。尤其是在文化多样性的今天,面对社会观念的纷繁复杂,在高校管理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次年,胡锦涛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核心。2012年11月,中共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最凝练的概括和表达———“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重视,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简而言之,这三个倡导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2]。在高校管理中,应体现第二个倡导所代表的社会正气,向学生传达社会正能量。同时以第三个倡导为主要目标,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大学生,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建成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2在高校管理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教育十分重要。在高校教学管理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由目标群体的特殊性和时代的多元化所决定的。首先,大学生是当代青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同时,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和骨干力量。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认同,认同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与否,关系到我国的未来。其次,当今世界的多元化也决定了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不仅带来了社会各方面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的形成时期,还没有成熟的人生价值体系,需要高校教师对其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在高校管理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研究
3.1树立以人为本、和谐友善的教育理念,为高校教学管理提供思想指导
教育理念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所持有的信念和态度,它不但反映了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了教育本质和时代特征。韩延明先生认为,教育理念是人们对于教育现象(活动)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教育哲学观点,是教育主体在教育实践、思维活动及文化积淀和交流中所形成的教育价值取向与追求[3]。价值观教育理念是对价值观教育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正确的教育理念是实现教育目标、获得良好教育效果的前提和保证。它具有对实践反思、规范和指导的特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理念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有正确的认识和看法,这是在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保障。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应该树立以人为本与和谐友善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教育目的决定的。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既是教育活动发生的原因,又是教育的目的。学校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这要求我们在教育管理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教育育人、管理服务育人的方针,爱岗敬业,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不能一味的填鸭式灌输,要因材施教,探索教育的发展规律,在管理服务中,以学生为本,探索并开展个性化服务和教育,解决学生的问题,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为学生搭建平台,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和谐友善是由教育面临的时代特征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加强,这种多元文化不仅繁荣了我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各种观念也冲击了人们的思想境遇。大学生还未完全走向社会,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还未完全成熟,这就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和把握学生思想的新发展和新动向,宣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面对纷繁复杂的学生思想和观念,专职教师和管理服务部门能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去理解和包容学生的差异性,因材施教,认清学生群体的主流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走向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2丰富先进的新媒体,为高校教育管理提供途径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其传播途径更丰富多样,包括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它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生活。大学历来就是先进思想和新科技产品的发源地,大学生也是科技创新产品最活跃的群体。因此,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产品来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高校专职教师要灵活运用新媒体,丰富授课及与学生交流的形式。长期以来,高校的价值观教育一直是通过思想政治课、健康教育、法律基础等一些课程进行课堂讲授,在理论教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作为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满足于理论的接受,还应该关注学生思想和观念的成熟。因此,专职教师要扩宽思路,借助多媒体的视频、音响等手段,增加案例分析,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推人及己,引导其不断进行自身反思。同时借助新媒体传播和更新速度快,成本低、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可互动等优点,广泛与学生交流、互动,例如可以使用微博、微信、飞信等形式,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观念、及时引导。第二,学校管理服务部门要利用各种新媒体和第二课程,开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种宣传途径。利用校园平台。学校的管理部门也可以借助已有的校园平台,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校园网、校园BBS、广播、数字校报、学校微博、宿舍楼的数字电视、户外LED电子屏等学生日常接触较多的平台,及时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第二课堂。第二课堂的开展可以有效地弥补平时上课的死板,丰富学生的视野。高校可以通过定期邀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学校开设专题讲座、举办学生座谈会、举办学生读书会、思想交流会等各种形式来进一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导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实现从价值认同到行动的贯彻践行。
3.3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校园文化,就是在学校环境中,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员工在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产物以及创造的过程。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复合体[5],包括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培育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学校的校园文化,并且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打下牢固的积淀。
第一,加强物质文化建设。这是校园文化的载体,是校园文化的外在标志。包括学校的自然环境、人文场所、建筑等。例如在校园的宣传栏内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学习内容等,这些物质文化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提供依附点和场所,因此要重视物质文化的建设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
第二,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它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包括心理和思想两个层面。这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面。自由平等的校风建设、诚实守信的考风管理、遵守法律、爱国友善,这些特色的校园文化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培育这些优秀向上的校园文化能不断内化为学生的思想状态和扩充自己的知识,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包括学校的规章、准则、行为规范的建立和执行。它是校园中全体师生的活动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写入全校师生的行为规范,成为行为准则和人生信条。
增进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着力解决的紧要课题,改进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在西方已有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核心价值观的成功范例,例如,“在价值观培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是美空军最主要的做法”[1]。本文拟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实施策略做些探讨。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需要,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案例情境中,通过组织学生讨论案例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始于哈佛大学法学教育,之后向医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推展。与传统课堂讲授相比,运用案例教学开展价值观教育有其独特优势,它能激发学生在课堂积极思考,深化对案例涉及价值观问题的理解,有利于学生接受在案例教学中感知的价值观并内化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行动指南。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性,运用这一教学模式就规避了案例教学难以给学生带来完整系统的理论知识这一教法的天然缺陷。美国学习专家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理论认为学习效果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案例教学正是实践“学习金字塔”理论的教法典范。应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呢?
一、教学主体定位策略
(一)实现教师从“传道者”到“引道者”的角色转变
案例教学形式上是一种师生间交互对话的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模式。它改变了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中师生地位事实不平等状况,师生角色发生重大转变。教师不再简单地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的知识传授者和思想传播者,而是引领学生走自主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之道的引道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目标就是要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内化为行为指南,这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问题设置、讨论结果等教学环节应指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角色就应从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道者”转变为引导学生自主感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道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更高素质和能力要求。第一,教学目标的独特意识形态性要求教师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第二,教学内容的高度概括凝练性要求教师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储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24个字高度概括凝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精髓,这要求教师要有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扎实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深刻掌握社会主义价值观基本理论,还要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理论,对西方“普世价值观”深入了解,以便回应学生对这两类价值观的疑惑。第三,案例教学方法的实践性要求教师熟练的组织案例教学能力。教师具备扎实的信息处理能力、高超的课堂组织能力、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灵活的临场应变能力是开展案例教学的基本能力。
(二)实现学生从“观众”到“演员”的角色转变
在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师生之间是一种主动“传道”与被动“受道”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在实践,简言之就是要“做中学”。案例教学就是要教师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自主学习,在交互讨论中获取新知识培养新能力。因此确立学生中心主体地位,实现学生从课堂的“观众”到“演员”的角色转变尤为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中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首先要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积极性。教师可用激励的语言、肯定的眼神去鼓励,用成绩加分制去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发现那些不积极参与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的同学,教师可深入到小组讨论中主动与他们沟通,一起讨论,使之逐渐形成习惯。其次要精心组织好小组讨论。小组设置成员在6-8名,执行组长、执行秘书各一名,规定在每次案例教学课轮流担任。执行组长负责组织小组讨论、代表小组在班级发言,阐述对案例的分析结果,执行秘书则记录每位学生发言。因学生的性格差异较大,有些表现积极,有些相对消极,甚至胆怯,为防止部分学生对积极参与讨论的同学的依赖性,教师可根据学生发言记录了解每位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做出评价。再次要切实保障学生平等话语权。在案例分析和讨论环节中要充分体现学生与教师平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不以教师身份强行压制学生意见观点,而是对话中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领悟社会主核心价值观内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二、案例选择优化策略
选择恰当的案例是开展好案例教学的前提基础。案例教学的教学案例不同于传统讲授课的“例子”。教学案例是教师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给学生选择的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具有典型、代表性事例,它集中反映一种现象、问题、事件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第一个环节就是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教学案例,找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合适载体。从所选案例内容看,首先要求具备案例教学的案例一般特征,即“呈现一个真实的故事、包含学科内容、提供分析的资讯、有冲突的元素、鼓励学生思考和建立自己的立场、包含诸多待决定的议题、有超过一个以上的答案或解决方案。”[2]其次,要求案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特性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培根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特色,它立足于时代,具有时代特征,它扎根于人民大众,具有人民属性。因此案例选择要把握三项原则: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性原则
由于案例教学法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式教学法,案例是一种事实描述,设置的问题具有开放性,问题讨论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开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是专业知识教育,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当然这并不要求案例本身有鲜明政治色彩,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特性决定在案例的价值导向上必须政治方向正确,应避免选择容易引起学生对案例判断产生政治方向性的误解、曲解、错解的案例。这里就要处理好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的关系。正面案例能让学生提振精神,鼓舞人心,反面案例能增强学生认识问题和不足。选取案例要以正面为主,负面为辅,对负面案例要给予客观评价、正面引导,以消除负面影响,绝不可火上浇油。
(二)坚持“三贴近”原则
所谓“三贴近”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选取的案例要贴近实际才真实,贴近生活才生动,贴近学生才亲切。案例不能虚构,必须具有客观真实性,真实的故事才有说服力,真实的情感才能打动人心,杜撰出来的东西没有信服力、震撼力。贴近学生思想和学习生活的鲜活案例,容易引起学生共鸣,产生兴趣,达到对核心价值观抽象干涩概念的内化。
(三)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原则
指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3]这不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方向而且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上都要体现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因此,选择案例首先要讲中国故事,讲中国人的故事。中国故事有中国历史故事,有当代发展故事,有百姓身边故事,让学生在分析讨论这些故事时体认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钱学森的传奇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中国故事。其次,选择案例还要反映时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吸收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所选案例描述的故事要反映时代性,故事蕴含的价值观更反映时代性。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概念不是绝对的抽象名词,它们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属性。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四个概念为例,缺乏语义背景的理解就会差之千里。
三、案例分析讨论策略
(一)组织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是研究案例中所有的信息,然后找出正确的问题答案的教学过程。组织好课堂案例分析是保证案例讨论顺利进行的基础。首先,课前向学生呈现教学案例。根据教学案例内容灵活运用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载体呈现案例信息。这项准备工作需要在案例教学前至少一周时间完成,给予学生充裕时间了解、思考案例信息及其相关背景。比如我们课前一周时间就向学生传发央视纪录片《钱学森》视频资料,让学生充分了解钱学森的故事。其次,课堂组织引导学生分析案例。能否正确分析案例关乎案例教学目标实现与否。因此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解读案例蕴含的信息。那究竟如何对案例进行解读?要引导学生通过对案例背景因素的识别,框定、缩小案例分析的范围,识别和理解案例情境中的重要方面并弄清它们对整体情境的意义,使学生围绕预设的问题充分利用案例中的背景因素进行思考,从案例本身寻求答案。
(二)组织案例讨论
如果说案例分析实际是学生依据案例提供的信息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那么案例讨论则是教师检验学生是否已经找到正确答案的过程。所谓案例讨论就是在教师指导下组织学生对案例中的问题的产生背景、环境及其解决方案进行探讨,案例讨论充分与否关系案例教学成败。案例讨论的目的是根据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形成认识和理解。如何组织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案例讨论?首先,要以价值观问题为抓手。所谓“问题”,通俗说来就是某些难以处理或棘手的事物。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案例中的“价值观问题”,它是这样的情境:教学案例故事情节产生了重要的行为或结果,且对于这些行为或结果还没有明确价值观判断和解释。价值选择决定人的行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案例故事情节冲突在深层次上反映的实际是价值观冲突。组织学生讨论案例时要引导学生始终围绕价值观问题展开。因此,教师预设问题时要以案例故事情节冲突为依托,以价值观问题为缰绳,拽住学生沿既定轨道讨论,避免讨论东拉西扯,信马由缰。其次,要以师生提问互动为推手。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后由执行组长代表小组发言,此后课堂可能陷入沉闷,教师要及时提出中肯而关键的提问来推动案例讨论。教师要围绕价值观讨论主题向学生提问,问题要有针对性、有深度、有启发性,不可信手拈来。另外,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推动案例讨论。一般情况下教师要直面问题对学生提出问题,不回避不躲闪不指责,但轻易不主动亮出自己的观点意见,以免过早对学生产生导向作用,从而影响学生独立思考。案例讨论阶段要求学生认真倾听,积极发言。要求学生既不能无视其他学生,自说自话,也不能任由他人发言,自己却保持沉默,教师要对学生适时引导,不让学生感到拘谨,能做到畅所欲言,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考,使课堂气氛热烈而不失控,做到紧张有序。讨论阶段教师要做好阶段性概括总结,综合学生的发言,推进学生进一步学习探讨。讨论阶段结束后,最后教师必须做最后的总结点评发言。案例分析和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搞好这个中心环节需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一是安排案例教学时间。就时长而言,高校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安排的课堂案例教学时长最好在1至2课时。四门思政课程要统筹安排,每门课应有针对性展开核心价值观教育,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选取侧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的案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侧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观,切不能设计一两个课时内面面俱到地将核心价值观全盘渗透。就时间点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特殊性,教师选择在重要节庆日、纪念日等特殊时段组织安排案例教学能增进教学的实效性。控制讨论时间,一方面是保证完成课堂教学计划,使教学顺利按时完成,另一方面是为防止学生在讨论中纠缠于某个细节偏离讨论主题,也占用别的学生太多的发言时间影响教学效果。遇此情况可以采取对学生发言时间做出强制性限定,规定学生发言时间不能超过规定时长,以保障课堂时间利用效率,提高学生参与度激发思想的碰撞。二是提供理论分析框架。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及最后的教师总结点评环节一定要对案例涉及的问题给出理论分析框架。案例分析的理论分析框架借鉴了经济学中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般模型,即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为视角、以人民、人类整体利益为参照系、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工具构成理论分析框架,否则案例分析和讨论的结果极可能无法达到对学生进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教学目标。
四、教学效果评估策略
案例教学效果评估是案例教学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评价案例教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教学目标。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体系是公正客观进行教学效果评估的先决条件。案例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通常包括评价主体、评价项目、评价等级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中评价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评价项目包括案例设置、教学效果、教学手段和学习团队;评价等级则酌情设定,如设立初级和高级两个等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的最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价值层面目标。此外也包括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能力层面目标。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效果评估,首先需要处理好案例教学效果评估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效果评估体系之间的关系。概言之,这两个评价体系实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既要符合案例教学的一般评价标准和要求,但又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的独特性,即教学目标的独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最主要教学目标是其价值层面目标,而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最主要教学目标则应是能力层面目标。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价体系就应突出价值层面教学目标的指标权重。案例教学效果评估分为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非正式评估是教师在课堂随时观察学生对教学情况的反应来判断教学效果,如学生面部表情、与教师语言沟通情况及整个课堂气氛。正式评估则是课堂教学结束师学依据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标准对课堂教学效果填写评价表的活动,而根据评估主体不同,评价表又分为学生评价表和教师自评表两部分,两者在具体评价项目上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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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科学主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大学校园文化之中,提高大学教师师德水平,发挥大学校园网络的引导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教育教学全过程。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事物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价标准。在价值观中,人们在价值追求上抱有怎样的信念和理想、便构成了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也称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
一、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变革
1、我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维系社会系统运转的完整体系。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我国封建时代每个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基本价值准则。这个核心价值观从产生到解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三纲五常”思想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精神产生过重要影响。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虽然有很多愚昧、专制的内容,但其中仍有许多对我们现代社会有可借鉴的精神,我们对待存在于两千多年并有着极其强大生命力的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地汲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价值内容。
2、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党的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强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此,标志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了起来。它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二、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活泼的群体,是一个正在成长并且发展的群体,正处于立学、立德、立志的重要阶段,他们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承担着祖国和历史的重大责任。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对他们的一生影响很大。近几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条件。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使大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
三、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1、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任务、教学宗旨、教学内容等,决定了它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为了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召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首先要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其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夯实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学科基础,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第三是要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使之成为深受大学生喜爱和欢迎的课程;第四要制定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标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为大学生的核心素养内容和学业质量标准,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之中。
2、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大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课时。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大力宣传先进典型,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风气。组织道德论坛、道德讲堂、道德修身等活动,推动学校阵地与社会基地、校内课程与校外实践、校内教师与校外导师之间的衔接互动。
3、提高大学教师师德水平,发挥教师队伍的示范作用
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坚持师德为上,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划定教师基本工作要求和品德、政治、法律底线,健全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形成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融入教师职前培养和准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着重抓好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大学生管理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增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4、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大学校园网络之中,发挥大学校园网络的引导作用
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大学校园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大学校园网络阵地,发挥大学校园网络的引导作用。开设大学辅导员、班主任、思政课教师博客和校务微博微信、班级微博微信,引导支持学术大师、教学名师、优秀辅导员和优秀班主任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网络,把大学校园网打造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
参考文献:
[1]罗国杰等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6.
[2]吴树青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0.
[3]李玮主编.时事报告大学生版[M].《时事报告》杂志社,2014,2.
[4]孟子著.顾长安整理.孟子[M].重庆出版社出版,2010,4.
[5]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国共产党报告.
[6]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6.
[7]《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有在2014年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专题讲座.
【摘要】保定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定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它们丰富的人文内涵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完县五里冈暴动、红二师“七六”学潮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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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自身的性质与人文素质存在着天生的契合。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彰显。立足人、关注人、尊重人、赞扬人、发展人是人文教育的永恒主题。这个主题是人文素质培养所要完成的使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高中语文课人文素质的培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高中语文要注意通过课文内容引领学生向真、向善、向美,最终具备人文素养,成为合格人才。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人文素质
高中阶段的学生大多在青春期末期,生理上已几近成人,但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他们自我意识较强,但自制能力却较弱。所以往往做出一些相对来说较逆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素质,让他们懂得尊重、谦让、关爱,就显得十分重要。人文素质包括人格、人伦品德、对生命价值的正确态度、对他人的正确观念等与人的社会行为有观的思想观点和行为素养等。人文素质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要在数年的生活中慢慢形成。对学生而言,语文是让他们获得人文素质的重要学科。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使命。那么,高中语文如何来完成这一使命呢?下面笔者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真,乃人之最根本的一种品行,是人文素养的重要部分。真,就要求人要真诚。首先,对人要真诚,不做欺人之事;其次,对事要真诚,不管做什么事,都应以一幅完全真诚的态度去面对。
高中语文中不少文章都在呕歌真,学生在阅读理解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被引导向真求真。比如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人以真诚的情感歌颂自然,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学生在阅读和理解中自然会受到这种精神熏陶影响。
善,亦为人之根本。善者,能感人,能聚人,在社会中往往与他人处得融洽。高中语文教育应通过一些具体的文本的阅读理解,引导学生向善求善。首先,引导学生学会善待别人。即要让学生培养博大胸怀,当然别人无意间有所冒犯,不必与之斤斤计较,而要以博大的胸怀纳之容之。其次,要与人友善。这主要指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要以和善的面貌示人,不要动不动冲犯别人,与人形成对立关系。当然,培养学生向善,不能光靠说理,更重要的手段应该是让他们在语文学习中受到感化。
善,还要求学生有怜悯之心。一个懂得怜悯的人,心内往往存着最大的善。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同情弱者,对受难之人保持一颗悲悯之心。
一方面,语文教育要引导学生学会审美。一是审自然之美。高中语文不少课文里涉及到了自然美的审视,如《沁园春?长沙》这首词中,一个“看”字引领的景象:“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里描绘了一种宏阔的自然美,引领学生感受到这种自然美之后,也才能体会到词中这些描写所构拟的意境美。二是审社会之美。在语文课本中,这些文章所描绘的自然美里往往蕴含着社会美的信息,教师要引领学生在进行自然审美的同时,把握其中蕴含的社会之美。
另一方面,语文教育也要引导学生学会创造美。一是创造美的语言。不管是什么场合的言语活动,都要引导学生追求语言之美,具体说来就是不说脏话、流话;懂理尊重别人,不说伤人自尊之话;懂得谦逊,不说自大之话。总体上看,言谈上要尽量求雅,而不趋俗。二是创造行为美。在生活中懂得帮助别人,主动为集体,为他人奉献;遵守公德,不乱吐痰,不乱丢垃圾,公交车上见到老人主动让座,尽量避免做出对他人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高中语文中,很多课文可以用来引导学生的行为美。如莫泊桑小说《项链》,学生读了之后,教师可引导他们体会其中人物所体现的美或丑,此外,还可以通过系列问题引导他们思考延伸,比如让他们讨论“如果玛蒂尔德最后知道她丢失的仅仅是一棵假项链,而赔偿的是真项链,她会怎么样?”在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学生一定会展开丰富的联想,说出各种可能的答案。在此基础上,不妨让学续写这篇小说,在课文教学之外,又进行了写作训练。
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关于人的审美引导。很多学生很容易只重外表,忽略内在美的重要性,为此,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以品质论人,而不以貌取人。
以上真、善、美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学生的人文素质,教师在引导学生形成这些人文素质的过程中,自身也要起到榜样的作用。如果一个教师本身缺乏人文素养,还夸夸其谈地和学生讲人文素养,首先就违背了“真”,其次也非“善”,更说不上“美”。这种情况下,恐怕就会是教师在上面讲得热闹,学生在下面不停鄙夷。所以,教师在工作中或工作外,都要注意自身的人文素养修为,要力求在任何时候都做到真善美兼具,哪怕是独处的时候,也要做努力做到“慎独”,即独处时也不缺少人文素养。
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使很多人价值观念趋俗,道德水平滑坡,就连尚在学校的学生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造成他们人文素养不够。为此,作为中学中重要的人文学科之一的语文,就应当积极主动担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使命,使学生向真、向善、向美,通过课文中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感化陶冶,让他们形成高尚的人格和审美情操,成为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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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威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强化了人们对科学教育价值的推崇,却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异,人文没有与科学同步发展,缺乏人文精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人文教育的失落是现代大学的严重缺陷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是重要的价值体现。坚持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合理融合起来,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创新人才,是我国高校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体现。创新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教师队伍,是实现我国大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大学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大学在不断发展中培养出更多充满创造精神,拥有较高人文精神和科学教育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较好的结合在一起,是现代高校教育需要重视的问题[1]。各项知识、智慧应该与行善合理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大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一)人文与科学精神是大学精神文化的价值体现
的逻辑和认知的真理。其中科学精神的重要特征就是坚持公平客观的原则,崇尚思考研究,敢于探究批判。人文精神则主要是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实现解放思想和遵守文化准则。大学精神文化就是在高校发展过程中,让学生们形成具有独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团结合作心理等文化形态综合。其中大学生精神文化是一所高校不断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充分展现大学生独特的精神本质,其形成的较强的凝聚力是影响大学生综合实力的基础要素。
人文与科学精神是当前大学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价值体现。坚持真实的科学知识和和善的人文情怀,让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合理统一起来,才能够真正提高大学生的内在美,从而形成完整的大学生精神文化。因此,如果单纯强调科学文化,必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极端的思想主义,促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陷入不可发展的困境。但是,如果一味的强调人文精神,忽视了科学文化给人类发展带来的重要作用,也无法促进大学生更好的发展[2]。作为引领社会快速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的大学教育场所,只有始终坚持人文与科学教育融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好的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能。
(二)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是创新人才的重要动力
通过分析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便能够清晰的看出,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是支持他们成长的重要动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钱学森自幼勤奋好学,善于读书记忆。他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始终牢记为祖国增光添彩。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其中在500多页的《钱学森手稿》中,用清秀的文字,严密的数学推导公式,整齐的数据,充分展现出了他刻苦追求科学文化的精神。钱学森在科学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果,并且将这些成果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结果。其中他发现重大学科成果的过程中离不开丰富的人文知识底蕴。
(三)注重培养学生人文与科学素质是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
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人文情怀指导和科学教育等双重的教育手段,培养大学生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以便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让大学生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让大学生不但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且能够充分应用自身的知识来改造世界。要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人,就需要大学教育工作者充分认识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在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教育部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等重要要求[3]。因此,在当前高校的教育过程中,需要将人文情怀和科学教育有效结合起来,让大学生不仅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而且还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更好的指导办学思想
为了实现人文与科学精神较好的融合在一起,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学校在日常发展过程中,应该以传授知识为主,不断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创新精神,为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老师还应该让学生学会正确面对社会和他人,让他们能够在长时间发展中形成综合性思维,有效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教育融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在理解和行为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应该不断提高高校文化教育水平,切实有效的改善大学生的思维习惯定势。同时,还应该坚持人文与科学精神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学生融合和集成,从而不断完善大学学科教育结构。重视培养大学生勇于探索、不断研究的科学精神,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其学科课程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聚集点,也是实现大学教育育人目标的重要途径。大学课堂教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是实现大学人文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保障。目前,制定科学合理的大学人才培养方案有利于大学教育工作者完成制定的教育目标,同时有利于为大学生自我探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应该坚持优化学科课程设置,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创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合理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客观和理性的人文科学价值,有效促进人文和科学教育融合在一起。同时,通过开展通识教育课程,开展综合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进行文化、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有效提高教师人文和科学素养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阿尔温?托夫勒曾经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标准化,而信息技术社会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和独特性。就当前大学教育来说,如何培养具备高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综合性人才,如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当前高校教师需要重视的问题。现代经济时代不仅要求高校教师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科学知识,还需要高校教师具备解决实际科学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需要高校教师拥有人文情怀和科学道德理念。同时,还要求老师在日常教育过程中重视科学的重要价值,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来传授。在传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讲解科学文化知识,还应该突出人文内涵的传播。因此,便需要组织一支具备较高精神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素质的教师队伍。不断加强大学教师人文与科学精神内涵建设,坚持将大学教师综合素质纳入到日常培训、考核和
(四)创造良好的环境,有效提升高校精神文化品质
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校园文化建设是展示学校精神文化的重要窗口,对广大师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大学生精神内涵是对高校文化的凝聚,是高校校园文化发展的精髓所在。在现代高校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校园文化都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民族性,大肆弘扬了大学人文和科学精神文化。
在建设大学校园文化时,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大力弘扬“崇尚科学、育人为本、开放兼容”的大学精神文化,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大大提升大学生自身的精神文化品位。同时,还应该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开展人文与科学教育的主题校园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人文讲座、文化节,以及演讲、辩论等竞赛活动。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充分认识到校园精神文化这个隐形课程对大学生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促使大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正确的理想、信仰、情趣和认知意识。
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一部分西方国家已经较早的进入到法人化和自主化。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合理扩大大学教育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近几年社会的发展中,日本与韩国也在积极实行大学法人模式。为了有效提升各个大学的竞争力,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高等学校都应该积极推进大学自主自理,有效摆脱传统官僚的束缚,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大学教育的功能。但是,不管大学属于何种形态,都应该坚持将人文和科学精神有效融合在一起,有效渗透到其他各个学科中,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综合素养,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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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简而言之,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辞海》中这样写道:“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的主要内容。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科学与人文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____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____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淫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36]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37]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1]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 《雅典之夜》(Attic Nights)13.17.1,转引自D. Goicoechea, eds.,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rometheus Books,1991, p.42
[4]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 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 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 同上,第12页。
[12] 德国人J. T. 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 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94-95。
[13] 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 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 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 转引自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27
[16]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 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 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 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 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 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 《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 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 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 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32] 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3] 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 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34] 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 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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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作为促进世界历史进步的重要源泉,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已然成为我国中学语文新课改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应试教育的指挥下,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缺乏人文追求,使得中学语文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民族文化复兴等背道而驰,严重违背了语文教学的初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渗透策略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高中语文要重视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培育,主要途径有:一是充分开发课文人文底蕴,培植高中生的人文精神;积极开展好语文课堂活动,大力培育高中生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高中语文;人文精神;培育策略
传统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其实质是一种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对学生的人文知识和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培养。在我国,“五四”以后的语文教育出现了工具化、政治化倾向,使语文教育僵化。高中语文应试教育的盛行又使语文教育缺少必要的人文精神教育,其教育结果难以适应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且与语文教育的人文教育初衷背道相驰。因此,在高中语文教育中有针对性地重建和弘扬人文精神就变得更为重要。
高中语文教材由一篇篇古今中外经典的课文组成,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底蕴,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掘课文中的人文内涵,有效的设计教学环节对高中生进行人文精神渗透教育。例如在教学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别》、《三吏》时,教师可以借机引导学生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强烈的人文关怀,体验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尚、博大的人文情怀。但也有某些课文内容较深奥,人文因素不明显,或者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密切,这时高中语文教师就应该深度挖掘课文内容,挖掘课文中蕴含的深层次的人文思想。如教学屈原的《离骚》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多角度理解这篇课文的
一是通过情感陶冶,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之义。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对高中学生进行人文情感陶冶,主要可以通过创设各种有效的情境来充分调动高中学生旧有生活体验,在情感上引发高中学生的共鸣,以情感陶冶的方式有效地净化高中学生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会有不同的思想感情碰撞,教师要密切注意学生的情感变化,思想变化,做个积极的引导者,有效地丰富、修正学生思想和情感,最终获得文化认同,生成高尚人格。教师的影响需要是潜移默化地进行,让学生不知不觉地感受到人文熏陶。这需要做好课堂情景导入,如教学《大堪河――我的保姆》时,教师可以通过温情朗诵导入课文,让学生体验诗歌中的款款深情。教学《祝福》时配首如泣如诉的《二泉吟》,加之教师深情解读,以此能震撼学生心灵,激发学生对黑暗
作品中蕴含的人文气息,让学生通过联想,真切感受课文语句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如教学《琵琶行》时,让学生反复体验“同是天涯论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引导学生以白居易的人生视角去感受诗人与琵琶女的相同之处,以此体验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原因,从而理解诗歌的意境、主题美。教学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时,引导组织学生以课文为剧本进行话剧表演,在反复揣摩、体验人物语言中,深刻理解哈姆雷特内心深处的的爱恨情仇,借此引导学生追求美好、善良的人性。内省体察重在学生主动、自觉参与,语文教师不能代办。如教师可以放手让学生体验《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对于爱情的忠贞不二;《陈情表》中李密面对忠孝选择时的兼顾情理。
三是重视平等对话,有效丰富学生人文精神世界。在对话教学中,师生地位平等,鼓励学生合作创新,促进生本对话、生生对话、师生对话、自我对话。在课堂上,教师通常可以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自由交流讨论。如教学蒙田的《热爱生命》时,可组织学生对身边的生命例子展开讨论,鼓励学生多方面、多角度讨论生命本质、意义等话题。
在高中语文教材文本资源丰富,每篇课文都是风格各异的人文盛宴。教师可对课文进行充分开发、重组,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以此培育高中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学《窦娥冤》、《雷雨》、《鸿门宴》等故事情节性比较强的课文时,教师可根据课文引导学生改编为可以表演的课堂小话剧,让同学们积极参与,研究文本内容,分析人物语言、心理、思想、性格。如教学《祝福》时,可组织学生通过辩论的方式谈论“祥林嫂捐了门滥之后,仍然被禁止参加‘祝福’,于是她一怒之下,跑到土地庙拆了门揽。”这一情节,引导学生通过辩论活动分析祥林嫂拆门槛的合理性,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创新精神。在教学《肯定自己》作文课时,引导学生开展一个评选活动,让学生充分发言,公选全班优秀之最。通过各种语文课堂实践活动,目的在于让学生灵活运用语文知识,在运用中认可其人文价值。如开展语文基础知识竞赛、办板报、诗歌朗诵会、演讲会、学习心得交流会、主题班会、读书报告会等,这些活动都能很好地促进在高中语文课堂内外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
总之,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强调要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培植与发展高中学生的语文素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其核心实质就是要培养人文精神。在我们将人文精神渗透教育提高到较高的地位的同时,我们同样要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功能,不能看轻语文基础能力的培养,对语文的基础字词、语法知识还是要重视,要学会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不可顾此失彼,而是要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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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人文环境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消费者,成为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探讨了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认为,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推动低碳消费,文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关键词:人文环境;低碳消费;消费方式;消费经济。
论文正文:
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近些年,气候变暖已经导致水资源失衡、农业减产、生态系统等严重损害,严重影响了人类环境和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份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主要是归因于人类活动,特别是与人类活动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从而,低碳消费的议题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有些国家甚至提出要推行“零碳消费”。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围绕低碳消费的命题已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探讨:①低碳消费的含义。陈晓春、谭娟(2009)等认为低碳消费包括五个层次,即“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可持续消费和新领域消费”。②低碳消费的意义。张一鹏(2009)认为,低碳消费的广泛实施,将从根本上扼制高碳经济的蔓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在实行低碳生产的同时,实行低碳消费,为保护世界气候和全球环境做出贡献。③低碳消费的影响因素。辛章平和张银太(2008)认为,低碳消费的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低碳消费则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发展阶段、发展方式、资源禀赋、贸易结构、锁定效应等。④推行低碳消费的对策建议。李胜、陈晓春(2009)分析认为,在形成低碳消费方式中,需要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分别发挥引领、主导、积极推进和广泛参与的具体作用。构建政府、市场与企业“三位一体”化的监管体制(刘敏,2009)。
本文试图通过对低碳消费及其人文环境的界定,分析、揭示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以期探索出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学上讲,低碳消费包括低碳生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消费。
至于人文环境,“人文”是个不甚明确的观念符号,游离于许多概念的边缘,各学科对它的界定颇有歧义。从研究文献看,将人文因素引入经济史和消费史中的一个变数来考察尚不多见。在此,我们对人文环境作一简明的界定———人文,即有关人的文化和文明 (朱杏珍,2006)。人文环境可以理解为一定社会系统中各种能够反映文化价值内涵的事物的集合,它既表现为社会本体中某些有形环境,也表现为隐藏在社会本体中的某些无形环境,如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信念信仰等。人文环境有些可量化的指标,如人均受教育年数、人均文化设施面积、居民掌握科技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程度等,但人文环境中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等人性文明。
低碳消费的人文环境可理解为低碳消费生存的积淀在特定区域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的社会文化形态。低碳消费体现了消费主体的一种心境,其实质是消费者在消费品的选择过程中按照自己的心态,根据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在决策过程中把低碳消费的指标作为重要的考量依据和影响因子,在实际消费活动中青睐低碳产品和低碳服务。低碳消费是众多消费主体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人文环境是其发展深化的深层内因 (仇保兴,1999)。从广义上讲,任何经济现象和行为都可以认为是某种相对应的文化沉淀的结果。低碳消费的存在和发展受人文环境的约束,只是这个结论的一个新注解。
价值观念是人的大脑关于外界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它对人的行为导向起着重要的支配、调节与定向作用,规范着人的活动,指引着社会主体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Gutman(1982)提出了方法———目的链理论来探讨价值观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认为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重要性的判断,从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购买。Richins(1994)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价值观在个体消费者的行为、态度及其决策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政府的消费政策之中,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消费者的价值观之中 (傅正华,1999)。
1.消费政策对低碳消费的宏观导向作用。
任何消费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依据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价值观念,唯此才能提出社会消费的目标和方向———抑制或鼓励消费。方向和目标明确,消费活动发展就快,反之,则慢。比如低碳消费,如果一段时期内政策的低碳性指向明确,则低碳消费就能快速实现,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消费的政策措施。英国在 2003 年发布了政府白皮书 《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德国政府先后出台了 5 期能源研究计划,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为“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欧盟在 2007 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新的低碳技术研究与开发,以达成欧盟确定的气候变化目标。澳大利亚在 2007 年批准了 《京都协定书》,在 2008 年又发布了酝酿已久的 《减少碳排放计划》 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日本历来重视节能减碳,在 2004 年日本环境省发起了“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其目标是为 2050 年实现低碳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对策。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研究部署应对工作,决定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胡鞍钢,2008)。我国制定的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低碳消费的责任担当与大国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作为低碳消费政策制定的主体,既是低碳消费的管理者,也是消费者。政府要在引导低碳消费的同时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即政府自身也要低碳化消费。目前政府部门也同样存在着消费的“高碳化”,如政府公务用的大排量轿车,“文山会海”带来的大量纸张浪费等。因此,政府部门自身要低碳化运作,减少公务用车数量,改大排量轿车为小排量轿车甚至采用环保清洁能源,减少纸张的使用率,实现“无纸化”、“网络化”办公,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
2.生产者、消费者的价值观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他们当前及将来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者、消费者个人树立低碳生产、低碳消费的理念对于我国实现低碳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生产者必须强化低碳生产意识。一是生产过程低碳化。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以及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的“低碳”化、“碳水”化和可循环。二是生产结果 (消费品) 低碳化。企业是低碳消费品的提供主体,是联系低碳生产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性消费的桥梁。只有企业提供了低碳节能的消费品,使公众在超市或商场购买产品时根据低碳化程度有所选择,才能有更广泛、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费方式的物质基础。其次,消费者必须强化低碳消费意识。在当今社会,个人的消费行为不同程度地对其他人以至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因而不能放纵和无度,要彻底戒除某些人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奢侈消费嗜好。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要兼顾当代人的当前消费和长远消费,而且要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消费需要的满足,当代人消费的增长要以不影响后代人消费的增长为前提。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对低碳消费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源泉,是一个发源于远古、拥有几千年历史、延续至今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中国儒家、法家、道家等各学派学术观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消费观,进而影响着消费者行为。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可概括为节俭观和面子观,来源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消费经济思想,经由先秦、儒、道和墨家的提出和宣扬之后,已经成为传统消费观的核心内涵。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生产方式,因而促进了社会和谐及经济的繁荣。
1.传统文化下的节俭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儒家的个人消费观是“宁俭勿奢,惠而不费”,他们历来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认为“宁俭勿奢,惠而不费”是君子的美德。老子的“圣人为腹不为目”的主张,即建议人们生活简单,反对追求感官享乐。墨子的“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也反对“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目前,节俭的消费观在我国中老年人市场上尤为显现。我国中老年人中的大多数,一向重积聚轻消费,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勤劳、简朴终极一生。据重庆市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全市积极响应政府节约与环保号召的居民为 90.8%,其中:青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84.9%,青壮年人积极响应的为90.9%,中老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97.5%,显然,中老年人最为积极。
在现阶段,传统的节俭观对于发展低碳消费,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缓解人和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低碳消费的核心是节约,节约能源资源,自然就降低了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温家宝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因此,要大力提倡节俭,尤其应杜绝资源浪费型消费。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贵族学校、贵族住宅类的消费与广大居民的节俭乃至几千万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形成鲜明的反差,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所以,此类消费应加强关注、严加防范。
2.传统文化下的面子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人,总是处于为了他人的期望而生活以争得“面子”的压力之下。Ho(1977)指出,东方人很注重“面子”,“面子”在东方人的消费行为中起了很大的作业。Redding和 Ng(1983)也认为“面子”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人们消费行为的关键。通过奢侈品消费,人们维护自己的“面子”,强化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中国很多人购买和消费奢侈品是为了其外在可视的象征意义,这种购买是一种显示自我价值的极端形式(Dubois & Duquesne,1983)。面子消费观在我国青年人市场上可见一斑。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年轻人花在高档服装、手表、汽车消费上的钱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消费品最能够在公共场合突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而这些也往往成为区分阶层的标志性符号 (吴晓青,2008)。更有一些年轻人,为求面子,不知节制,经常出入歌舞厅、咖啡屋、酒吧,以牺牲环境、挥霍资源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
显然,面子消费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它与低碳消费的宗旨背道而驰。为此,首先必须在消费内容上合理引导,提高消费者在奢侈品消费上的低碳意识。
其次,要积极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促进消费结构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浪费型转变。低能耗要求消费者消费节能产品,如节能灯、节能空调等;低污染要求消费者使用消费品时减少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如多乘公交车,少用煤等;低浪费则主要针对奢侈消费行为以及不节约消费行为的消费者,倡导及时关灯,关紧水龙头,少去洗浴中心等。
消费者科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消费的宽度和深度,影响着其对社会、自然生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深刻影响着低碳消费,较之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
1.较高的科学素养可以推动低碳消费。
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是通过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消费安全意识等几方面表现出来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低碳消费的能力也越强。王兆峰(2008)通过对武汉市民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平时非常关注商品的节能知识,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居民。他们分析认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强,平时越关注商品节能知识方面的状况。何志毅等(2004)研究也发现,绿色消费者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并会主动寻求有关绿色产品精确的信息。他们愿意尝试新产品,对价格敏感,且消费比较理性,愿意付出更多的价格进行绿色消费。国外学者 Balderjahn 认为,具有较佳内在意志控制力的消费者,能表现出具备环保意识的购买决策及消费行为。因而,依靠高学历者的力量传播低碳消费的有意信息,对于在群众中普及低碳消费知识,推广低碳消费行为是十分有效的。
消费者的知识结构也将影响低碳消费。消费者拥有不同专业知识,其对于低碳消费的认知程度就不同。台湾学者黄乾全(1989)通过对台北市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后认为,垃圾分类收集知识越高,其垃圾分类表现行为越好。车参贤(1995)以高中生为样本,对其资源回收行为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资源回收知识能有效预测学生资源回收行为,资源回收知识越高,越会去从事资源回收行为。国外学者 Schlegelmilch(1996)对此也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普通公众群体中,环境知识对一般绿色购买行为和再生纸购买行为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对环保清洁剂、有机蔬菜和水果、无氟产品及非动物测试产品等 4 类产品的购买无影响;在学生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保清洁剂、有机水果和蔬菜的购买行为有直接影响,而对其他 3 类产品的购买和一般绿色购买行为无影响。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强弱也将影响低碳消费的程度。有学者研究 (沈建华,2009;黄铁苗、颜世辉,2009) 认为,消费安全意识越强的消费者,低碳消费的意愿越强烈,从而其低碳消费的需求与行为也越频繁。另外,消费者对政府在消费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越满意,他们对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安全形势的总体评价就越高,其低碳消费的行为就越强。立足当前,政府在消费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仍无可替代,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消费安全工作,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心理程度,以有效促进低碳消费。
2.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状况及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现状不能令人乐观,低碳消费更需时日。
一是消费者存在浓厚的等级意识。对大部分人来说,社会等级不仅意味着成就,而且是一个人及其家庭、亲属乃至宗族地位的确定标志(Hsu,1981)。Richins(1994)的调查发现,中国非常重视等级观念,以拥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志。通常,高等级观念者更易于重视昂贵的东西、可以代表特权身份的品牌、强化其所有人个人形象的商品。因而,低碳消费之于等级消费,处于从属的、次要的位置。
二是消费者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所谓消费效用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在支出相同情况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或在一定消费效用下的支出最小化。事实上,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很难放弃原有消费行为下的“好处”,如“省时”、“省力”、“省钱”,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因为自来水太廉价,造成白色污染现象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塑料袋、塑料快餐盒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成本低廉,废弃物不能有效回收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费时、费力去完成看似不“值得”的小事,在这些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低碳消费行为就显得动力不足。
三是愚昧性消费。有些人不是用积极的进取和奋斗去获取财富,而是寄希望于神灵的扶助。在我国,许多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办得非常火,为了盼发财、保平安、求升官,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抽签算卦,去烧香拜佛,做道场,请神汉巫婆。
尤其在农村,这样的愚昧型消费更为严重,它耗费了大量的生产资金,已经成为一些地区阻碍低碳消费的因素之一。愚昧性消费还包括吸烟、追逐低级趣味音乐、网瘾等,尽管它们还不是我国社会消费方式的主流,但其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和危害却不可低估。
综上所述,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如价值观、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对低碳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消费者产生消费需求、获取产品信息、选择评判,到做出购买决定以及售后评价,每一阶段无不体现了消费者的人文因素。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1) 确保消费对象的安全、可靠和节约。必须要组织和激励科技人员大力开发研制并在全社会推广节材、节能、节水型产品。
(2) 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各种消费都应合理、适度,逐步增加服务性消费比重和减少消耗资源的消费。
(3) 提高废弃物回收的积极性。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把垃圾生产、回收和处理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
(4) 营造消费文化氛围。要开展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低碳消费宣传活动,影响公众行为,促使他们接受新理念、新技术,沉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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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出现种种问题,其身心发展表现出不平衡,其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如何针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内在矛盾和种种问题有效开展工作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强化人文关怀,是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人文关怀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各高校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了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其目的是要为大学生提供人文关照,赋予他们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的人文意义本文从思想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内涵入手,强调了人文关怀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价值,并根据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人文关怀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加强人文关怀的相应对策,其研究内容对各高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思想道德教育 人文关怀 大学生
新形势下,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从大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尊重和理解受教育者,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渗透的人文关怀,值得各高校有关人员广泛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
思想道德教育可以塑造大学生的道德情操,完善其基本素质。实现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则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实现全面的发展。
1.人文关怀是思想道德教育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生命意义的关注,它源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是强调人的理性、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
在思想道德教育中有诸多观念都体现了人文关怀。例如:注重培养教育对象的自主性、独立性;尊重其个性差异;帮助其塑造自身、发展自身、完善自身等。思想道德教育中加强人文关怀是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和发展,是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
2.人文关怀是社会环境变迁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全面转型的新时期,社会不仅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而且在价值观上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为了避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落于下风,教育工作者们应将人文关怀注入思想道德教育中,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发展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对各高校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网络背景下对思想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需求
随着科技的不断向前发展,网络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生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有价值的信息。由于各种信息的“狂轰乱炸”,很多大学生患上了心理疾病。信息“绑架了”某些大学生的意识,使他们往往热衷于与虚拟世界交流,忽视了现实生活,在学习的时候缺乏实践性。因此,高校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要以人文关怀关注学生,要引导大学生注重内在的反思和体验,让他们积极地进行自我构建,实现高层次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人文关怀得到了关注。人文关怀理念的贯彻实施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由于传统教育观念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人文关怀在得到提高的同时,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教育内容上,重视知识教育,忽视情感教育
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侧重理论知识,忽视情感教育。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往往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每一个学生,导致学生千篇一律,缺乏个性。从而导致一部分同学因存在情感方面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而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做出极端事件。例如马加爵事件、复旦大学生投毒事件等,无一不表明大学生人文精神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各高校在道德教育内容上要更多的关注大学生的情感方面的教育。
2.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缺乏人文观念
目前,高校教育工作者承担着教育和管理的双重角色。由于工作量大,往往在管理中缺乏人文精神,对学生的感化也转变到了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加重,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没有结合高校大学生素质的特点和实际需求,一味地强调社会价值。“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方面来看,教育者也存在着缺失‘人文’观念的问题。在教育过程中,过分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忽视学生自身的需要和发展。”这种忽视大学生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的做法,显然是缺乏人文观念的。
3.在教育方法上,重灌输,轻交流
在传统的教育中,教育者总是把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向受教育者单方向的灌输。在接受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受教育者或多或少受到教育者价值观念的熏陶和影响。但是,这种教育方法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心理需求、观念价值诉求。这种单方面的灌输、强制性的传播等教育方法违背了教学概念的内涵。
4.在教育实践上,各种教育力量尚未形成合力
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对象,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特定的学习和生活的实践范围,并同时受多个教育环境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要想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发展,就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力量的配合,共同作用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目前,这些教育力量相互脱节、缺乏有效地配合,未能充分地发挥思想道德教育作用。
通过研究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教育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进行全面构建。以期实现思想道德教育人文关怀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
1.构建充满人文关怀的内容体系
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构建人文关怀要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以“人”为核心,尊重、关心大学生的需要,完善教学内容,坚持理论灌输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要回归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从他们的现状出发丰富教育内容,要注重关心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满足他们的需要;唤醒主体意识,塑造独立人格;构建精神家园,引导终极关怀。以培养大学生的自律、自决能力,树立自己的理想。
2.提升教育者的人文关怀素养
“德育人文关怀的精神性价值功能的实现,要求德育实践能够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德育的人文关怀理念,使德育的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怀人、帮助人、建设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教师在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是大学生的领航员。为了使教师全面关怀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各高校应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全面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3.转变传统教学方式,倡导平等对话式教育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操纵者,受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被改造者。因此,在传统教育看来,教育者的和受教育者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德育主体,在德育实践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参与德育活动的机会也是均等的。并且,无论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平等的主体在从事德育实践活动。”因此,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应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倡导平等对话式教育。
4.优化教育环境、整合人文关怀力量
作为思想道德教育对象的人,其生存、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大学生生活环境不仅局限于学校,也受家庭、社区、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应该使各个方面形成合力,营造一个全方位的教育氛围。除此之外,同辈群体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形成和发展中起着其他环境起不到的作用。比如,能对同辈群体加以正确引导,就能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中发挥重大作用。只有优化教育、整合人文关怀力量,才能更好地激发大学生的德性人格,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才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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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诊药房的从业人员多为药学专业毕业,对医学知识、心理学知识不甚了解,因此,要做好药学服务就需药学人员不仅需要加强药学专业技术知识、医学基础知识、临床医学知识、心理学、临床药理学及计算机应用等综合知识学习,同时还应注意沟通技巧的学习,不断使自身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在工作中注意服务态度,避免解答不热心,态度冷漠,或者发药差错等事故的发生。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医院药学服务中的人文关怀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医院药学服务中的人文关怀
药房作为医院的重要职能部门,是直接面对患者的服务性窗口,是患者就医服务的最终环节。药物治疗一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人类通过药物的应用缓解了疾病的痛苦,并且挽救和延长了生命,另一方面药物的不良反应以及不合理使用也导致了很多药源性疾病的产生,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安全。
因此整个治疗环节中药物的合理应用直接关系到最终的治疗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医院药房亟待传统药品供应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专业服务任务。所谓药房的“人文关怀”,就是要求药学工作者在工作中充分尊重患者,做到“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在服务中体现爱心”,最大化满足患者在医院用药过程的需求,保证患者用药有效性和安全性。下面就医院药房药学服务环节中人文关怀的具体可行性措施进行阐述。
药房应设立专门的用药咨询窗口,患者及其家属以及医护人员是其主要咨询对象。单独的咨询窗口可以切实解决药师发药过程中由于患者人数过多,而与患者交流较少的问题。药师可以为患者提供详尽的用药指导,例如药物的使用方法、使用时间,禁忌症等,从而使患者用药依从性和药物治疗效果提高,同时也使患者对药师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提高[2]。
1.1 指导患者正确贮存药品
大部分药品常温下可保持稳定,但一些药物则需要特殊的保存条件,例如酶制剂、疫苗等生物制品需要低温冷藏;硝普钠、异丙嗪等药物需要避光贮存,不能直接放在阳光下,否则药物成分会产生变化,有效成分减少或产生有害杂质。这些有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药品,药师需要向患者交待清楚,以免患者因为保存不当而导致药品变质失效而无法使用。
1.2 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药品
正确使用药品包括药品的使用方法,服药时间,服药剂量等。患者只有采用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达到预想的药物效果。
首先是使用方法,药品的剂型种类繁多,不同的剂型服用方法不同,如缓释控释制剂一般不能破坏剂型,所以应整片服用,若是掰开服用失去缓释或控释的效果;咀嚼片则应在口腔内充分咀嚼后吞下,栓剂和喷雾剂等剂型也应按照其剂型特征正确使用。药师应指导患者掌握其使用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
其次是正确的服药时间。药物在体内的药动学特征受人体的生物节律调控,从而显著影响药物的药效,因此指导患者采用正确的用药时间可以更好的发挥药物的疗效。例如他汀类降脂药宜睡前服用,因为人体内的胆固醇在夜间合成最旺盛,睡前用药能达到更好的降脂效果;钙制剂则以清晨和睡前各服用1次为佳, 若选用含钙量高的制剂,则宜睡前服用,因为早晨的血钙浓度最低,睡前或清晨服用可使钙得到更好的利用。
此外,在联合用药治疗疾病时,要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例如同时服用利福平和异烟肼同时,可使利福平半衰期缩短,利福平是药酶诱导剂,可诱导体内各种功能的氧化酶活性,从而增加异烟肼对肝脏的不良反应,所以两种药品最好是早晚分开服用,既减少两者体内相互作用,又不影响它们协同抗菌作用。活性菌药物与抗菌药物同时服用,两者药效均下降,此时应该给患者交待,两种药物需要间隔3~4 h服用。
开放式窗口调剂模式改变了药房人员的服务形式和服务理念,在这种沟通模式下,不仅有利于为患者提供足够的用药服务,增进两者之间的沟通距离,也可以相应的提高药师在患者心目中的地位,其工作不仅仅局限在过往的调配工作中,而是可以为患者的诊疗行为的药物治疗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增强药品使用效果。
老年人、儿童、妊娠和哺乳期妇女以及肝、肾病患者等这类人群,因为在生理、病理上的特殊性,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用药指征要严格掌握,用药指导要合理。对用药剂量、逐一说明用药时间、注意事项、禁用和慎用的化学药物等都进行,从而使不良反应和药源性疾病得以避免。
医院门诊药房的从业人员多为药学专业毕业,对医学知识、心理学知识不甚了解,因此,要做好药学服务就需药学人员不仅需要加强药学专业技术知识、医学基础知识、临床医学知识、心理学、临床药理学及计算机应用等综合知识学习,同时还应注意沟通技巧的学习,不断使自身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在工作中注意服务态度,避免解答不热心,态度冷漠,或者发药差错等事故的发生。
医院门诊药房是容易发生医患纠纷的地方。分析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由于在取药时患者排队时间较长,容易对药师产生不满情绪;②取药环节处在不佳环境,看病流程的最终环节就是取药,取药时患者在挂号、看病、检查、交费等诊疗环节中累积的所有负面效应最终发泄;③收费室人员的工作失误导致患者需要去退费或者补交后再重新排队取药,此过程中患者产生的不耐烦和不满情绪容易发泄到药师身上;④患者要求退药的情况在 “药品一经发出,不得退换”的明文规定下也时常发生。由于繁琐的退药手续,不少患者把这种不满情绪都发泄到药师身上;⑤由于患者人数较多,药师工作中无法做到细致的解释,少数患者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针对以上容易出现事故的情况,药师应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相关规章制度及门诊药房的操作规范处理,在工作中尽量保持耐心,用一流的服务去感化患者[5];优化取药流程,减少排队时间;药房应建立好患者的用药档案,以便对病人对用药情况进行回查和一些特殊患者的用药跟踪、回访,以使患者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得到保证,同时也可以增进患者对医院服务的信任度,使医患关系得到改善。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医疗质量要求的日益增高和医疗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医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药学服务。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药师要不断加强培养和提高自身素质,坚持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保障用药的安全、合理、经济的原则来开展药学服务,从而使患者的医疗质量及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样不仅能使药师的地位提高,还能使药品使用中的潜在危险的发生减少,同时可以使医院的整体服务水平和形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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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核心。“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文主义”来源于英文humanise,这个单词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也可以被译成“人文”、“人本”、“人道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相关论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全文如下: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
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
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并没有表面宣传的那么大,中国关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有时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的,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就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载《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96~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其实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宣传。过去我们忽略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深刻联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体地说,与中西关系的对抗、隔绝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庭抗争有很大的关系。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
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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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两个新名词透露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以前思想政治工作是教育人,现在提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关心人内心的感受,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这拉近了执政党与人民的距离。党员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的新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本质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关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活动及过程,将人文关怀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中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人文关怀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 融入
1.存在对象性人格缺失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对象性实际是指载体发生作用的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的特点会直接决定着载体的设计及功能的发挥,从而进一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的对象性人格缺失更多的表现为忽略了受教育者的性别、年龄、性格特征以及现实需要。相同的教育内容对于不同的受教育者采取同一载体进行教学,从而导致受教育者就貌似一个个被动接受、缺乏独立见解的机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传递知识和价值要求就很难深入到受教育者心中,真正实现内化。这就导致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当受教育者的需求和社会要求间产生冲突的时候,那么这种弊端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2.忽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情感交流的需要
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需要知识、情感、意志、行为全方位发挥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设计过程中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片面强调认知的作用,而忽视对情感交流环节的设计。没有情感的交流,那知识只能作为一般性的理论固化于人脑中,停留在表面层次上,不能真正融入到人的思想意识中,也就不能形成相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加强心灵沟通,教育者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受教育者的需要,从而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1.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是思教载体设计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应更加注重受教育者不同的家庭教育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兴趣爱好。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就是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精神世界发展的需要和思想实际状况来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首先要正确把握这种差异性,把握不同类型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从而加深对受教育者的认识,以便因人而异,更好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重学生个体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育人理念;充分考虑到受教育者的群体特点和个体差异。其次就是载体的运用要有节奏、有层次。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心理需要,发展方向来确定载体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激发。
2.关心受教育者的需求是思教载体设计的切入点
人的需要和感受是多层次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包含六个方面需要的有机统一体。并且每个阶段所表现出的需要是不同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设计首先要尊重受教育者不同层次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每天接触的事物是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同样决定着人们的需求。根据受教育者需求不断变化的这一特点,就需要教育者及时的了解受教育者,了解受教育者需要的变化,从而设计出不同的教育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在教学载体设计中,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大部分是在课堂中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或者融入到科学文化课程各科教学中进行的。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不能单纯强调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充分利用每一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设计教学载体,要着重注意发挥每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这就需要教育者一定要秉着人文关怀的原则,在传授基本知识、培养基本技能的同时注重与受教育者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满足受教育者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需要。关心受教育者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调动受教育者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只有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才会更乐意参与到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去。
2.在网络载体设计中,促进载体运作的双向性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网络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过程中应该抓住机遇,促进人文关怀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融合。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有方向的,如果事物总是朝一个方向发展,那么就是单向运动,如果是朝两个方向或者多个方向发展就是双向运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作过程更多的是偏向于单向性。
随着网络的出现,传统单向的以广播、电视一般采取单向传播的方式慢慢暴露出了自身的弊端。网络具有双向性的特点,网络载体以其交互式的传播方式即双向运动越来越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网络载体的设计过程中要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教育信息,并及时作出反馈。还可以在与教育者的交流过程中利用虚拟网名,克服自身的心理弱点促使自己敞开心扉。
3.在谈话载体设计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谈话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与一个或多个受教育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向其传导某种思想和观念,帮助其解决某种思想问题或认识问题的一种教育形式。谈话这一载体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设计过程中,要起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尊重受教育者个性,尊重其个体差异的作用,就需要充分利用谈话载体,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
谈话载体是针对个别受教育者的问题而设计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充分利用谈话载体不仅能有效的解决受教育者的问题,还能促使其更快的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谈话载体的设计过程中,还要注意尊重受教育者,平等待人,因为在谈话过程中,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是面对面的交流,受教育者能直接感觉到自己是否受到尊重,是否受到平等对待,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同时还要注重情理交融,不能单纯的摆道理,要在这个过程中“察言观色”,注意到受教育者心理和情绪上的变化,适时地改变方法,将人文关怀融入到每一个教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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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现代的“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科学主义”、“金钱拜物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相对于“科学主义”,强调的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人本主义;相对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强调的是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相对于实用主义,强调的是注重人的精神追求的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科学”、“实用”与“人文”、“理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价值向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心理健康论文范文:对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进行研究。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目前,实训教学在医学教育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人们对医学实训教学的认识愈加明确,医学院校普遍建立了实训教学部、配备了实训教学师资队伍、购置了实训教学设备,医学人才培养中的实训教学正在逐步规范地前行。但从总体上看,医学实训教学只局限于医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没有纳入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体系。这是医学教育的一个欠缺,也是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际效果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在理论上,要论证、强调实训教学对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作用; 在实践上,要通过系统、规范的操作,大力推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
教学是当务之急实训教学,顾名思义,是以实际训练为内容的教学。在医学人才培养中,实训教学不仅是医学技能培养的重要方式,也是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训教学也应纳入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教学系统。
1. 1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
实训教学符合医学教育的目标和医学人才培养规律精英教育是医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基本属性,医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精英人才,这是社会对医学教育的要求和期望,也是医学教育自身确定的目标。但是,在对“精英人才”的理解上,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偏重知识和技术。事实上,和知识、技术同样重要,甚至比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职业素质。中国古代有“良相”“良医”“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而“良相”“良医”的相同处,都在一个“良”字,强调的都是素质。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医学人才,而医学人才的服务对象是人,医学人才所从事的是与人的健康和生命直接相关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工作。正所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因此,“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 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这样的工作,非精英不可完成; 这样的人才,只有精英教育才能培育。精英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受教育者把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放在第一位。这是医学教育的任务,更是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任务。怎样培养精英人才呢? 这就说到了医学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实践性。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实践是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按照医学人才成长规律,医学教育必然要强化实验、实训。这是合格的、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是医学教育的规律。攻读医学专业各层次学位的学生,不管是基础阶段的教学还是临床阶段的教学都应强调实际训练,注重实训教学。医学学士的培养是这样,医学硕士、医学博士的培养亦然。
对此,人们的认识在逐步明确,行动在不断自觉。但必须指出,从整体上看,截至当前的医学实训教学,只局限在对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训练上,谓之技能培训; 实验课、实训课教学的目的,是强化学生对人体结构和机能的认识,强化学生对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方法的掌握和实际操作,这当然十分重要。但与知识、能力培养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人文素质教育,却主要通过课堂理论教学的方式传授,没有应用实训教学方法。似乎实训教学之于学生临床能力培养是必须的,而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不需实训。事实上,高尚的医学职业道德、严密的思维、科学的沟通方法、严肃的治学态度、自觉的守法行为等人文素养、能力,与严谨的技能操作一样,也都来自实践,都需要实际训练,也都是在实践中养成的。
1. 2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
实训教学的紧迫性在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开展实训教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现实的紧迫性。紧迫来自提高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际效果的现实需求。当前,国内绝大多数高校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只有极少数学校在课堂讲授的同时探索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本应开展、注重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为什么一直没能普遍开展、未得到应有重视呢?
原因有二:一是人文素质教育、医学教育发展的结果。用历史的眼光看,以理论传授的方式培养学医者的人文素质与两方面的进步相关,即人文教育的规范化发展、理论化和医学教育的规范化、理论化发展。这两方面的进步是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理论传授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有了对医务工作者人文素养的认识、归纳、总结,有了比较规范的医学教育,才有医学人文素质的理论传授。而在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规范化、理论化之前,学医者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是通过师带徒,徒弟跟师学习、训练的方式,在仿效师长的行为中感受、养成的。包括这种感受、养成在内的实践是医学人文素质理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理论形成的基础。
教学的基本原则为实现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的目的,在实训教学中,应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密切联系实际”“真实、具体、感人”“纳入教育体系”四个基本原则。
2. 1 科学理论指导原则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训教学虽然区别于理论教学,有着显著的实践特征和实践内容,但绝不是盲目的实践,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因为,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实现实训教学的功能,才能达到提高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效性的目的。指导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包含两方面理论。一是医学人文素质理论和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理论; 二是医学实训教学理论。从第一方面的理论看,当前,医学教育面临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交融交锋的冲击,面临着对医学科学技术属性的绝对化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的清醒、清晰非常重要。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才能逻辑严谨、脚踏实地、理直气壮,从而有说服力地开展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因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的本质和目的就是证明医学人文科学理论的正确,证明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必要和重要。就第二方面的理论看,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必须符合实训教学的一般规律,必须在实训理论指导下开展。当然,我们还要在总结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所特有的规律,提出相应的理论,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实训教学。这是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的首要原则。
2. 2 密切联系实际原则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是理论与实践有机契合的载体,是指导学生深化对医学的人文性质、医学职业精神的理解,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分析个人思想实际、专业实际、社会热点问题的载体,必须密切结合学生思想实际、专业实际、社会热点问题实际。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既具有用事实证明科学理论的功能,又具有启发人们思考、分析问题的功能。所以,密切联系实际既包括用实际证明理论,更包括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医学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德高医才能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密切结合实际,要落实在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共同提高上。因为,在医疗实践中,人文素质低下的人,能力越强越可怕; 而能力低下的人,人文素质再高也无济于病人疾病的诊治。医学人文教育是学生接受教育和学生自我教育的统一,从指导、引导学生实践到学生自觉实践,从学生被动接受教育到主动接受教育、继而上升到自我教育,最终实现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训教学的方法,反映了实训教学必须坚持的密切联系实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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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价是对人们探索真理过程的再认识,但在评价目标的理想完美性与现实可行性之间必然要进行一种优化选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优化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合理的分类是科学评价的前提。目前在科研成果评价的研究与实践中基本有四种分类方案,这些方案也适用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设计,但各具不同的被认同度,需要在确定优化原则后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可行的论文评价分类方案。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评价;分类方案;被认同度;优化原则
学术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其水平进行评估是科研管理与科研创新的重大课题。“以刊评文”、“文以刊贵”的间接、粗放评价方式已不适应我国科研成果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的需要。但是,面对数量浩繁、形式多样的科研成果,倘若不分类或缺乏恰当而简明的分类标准,势必会抹煞不同成果类型的特质,亦将影响评价、鉴定以及量化等项工作的实施[1]。因此,没有合理的分类,就没有科学的评价。本文试解析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的各种分类方案,并进行优化建构。
现有相关文献关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分类方案主要有四种:一是按所属学科分类,二是按载体形式分类,三是按智力投入程度分类,四是按研究性质分类。
1.按所属学科分类:部分学者认为[2],人文学科在研究范式上与社会科学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甚至超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应将人文社科成果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类分别评价。如蔡曙山[3]将科研成果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艺术人文、社会科学4部共11门类;业界更为常用的是按一级学科进行学科分类,如CSSCI来源核心期刊目录等,在评价期刊时,首先以论文所属的一级学科为基本依据,再根据实际评价需求适度调整学科,进而形成评价分类方案。
2.按载体形式分类:依照成果不同的载体形式,将成果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暂行办法》[4]规定参评成果包括专著、论文、研究咨询报告、译著、考古发掘报告、工具书、古籍整理、软件、音像制品等。而与该办法相比,沙似鹏[5]、刘大椿[6]、叶蓬[7]等又提出了不同的调整意见并重新做了成果归类。
3.按智力投入程度分类:依据成果智力加工程度的不同,区分各类成果的类型。如卜卫[8]等将社科成果分为三类:研究类、普及类和资料类;杨育华[9]将社科成果分为数据资料类、实践类、理论性成果和综合性成果;罗平安[10]将成果分为最高成果(概念类)、重要成果(模型类)、次要成果(实验与理论计算数据类)、一般成果(积累基本数据类)四类等等。
4.按研究性质分类:借鉴国际自然科学领域将科技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分类办法,一般将人文社科成果分为理论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成果。如《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指标体系》[1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实施细则》[12]、《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13]等。
将上述科研成果评价分类方案应用到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中,可归纳演化为表1。
表1四种论文评价分类方案的比较
方案编号分类标准分类结果差异性相关实践案例
方案一学科大类
人文学科论文以精神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
社会科学论文以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4]
方案二论述体裁
研究论文着重学术创新并提供新知识。
综述文章着重评述分析并做出新概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对论文等科研成果分类管理的办法[15]
方案三研究性质
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注重学术价值,追求理论创新。
应用实证研究论文注重社会价值,追求应用效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奖办法(修订试行版)》[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17]
方案四一级学科哲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论文充分凸显各学科之间及领域知识的差异性。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18]
为深入分析上述四种分类方案的被认同程度及优势和不足,我们采用了如下两种研究方法:(1)问卷调查:着重选取了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术编辑和科研管理者开展问卷调查,共形成有效问卷386份。为保证问卷调查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人文社科各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发放问卷时还对受访对象进行了学科比例控制。(2)专家访谈:重点选取了20余位学术评价领域的理论学者和科研管理部门的实践专家,以面访、邮件、电话方式进行了访谈和书面反馈。
(一)分类方案的被认同度分析
1.绝大多数受访者赞同“分类评价、同类比较”的评价思路(约占98.25%)。认为人文社科学术论文在所属学科、论述体裁和研究性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产生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学术论文本身特质存在着差异性(主要由学科背景不同造成),并表现、要求、作用于诸多评价要素上,如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评价标准要多维性和评价目标要多向性等。二是因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机理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如果没有科学的分类,指标设置、权重分配就无针对性,评价结果也难以成立。因此,必须针对学术论文间的差异性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且同时要把握和处理好分类颗粒度的粗细问题,较粗略的分类评价不利于区分和凸显评价对象的差异性,较精细的分类评价不利于评价实施的可操作性。
2.受访者赞同各分类方案的比例有明显差异(如表2)。总体来看,方案一和方案四的认同度较高,这两种分类方案都遵循按学科分类方式,只是方案四比方案一的分类颗粒度更精细一些。相比之下,方案二和方案三得到赞同的比例较低。此外,不同学科的受访者在选择分类方案时,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如马克思主义学科受访者中无人选择方案二、方案三;教育学学科受访者中选择方案四的约为74.23%,只有不到7%的人选择了方案二和方案三;历史学和艺术学学科受访者中选择方案一的在60%以上。从上述受访者对分类方案选择的倾向看,大多赞成按学科分类评价。
表2受访者赞同各分类方案的人数和比例分布
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
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
148人38.53%48人12.39%64人16.51%126人32.57%
3.大多数受访者建议应综合考虑和吸纳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势(约占76.82%),即在权衡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多种分类方案的优势。受访者针对分类方案提出了100余条优化建议,按照优化设计的不同思路,可概括为三种优化模式:(1)横向扩展模式,即在某一种分类方案的范围内,平行增加相应类别。(2)纵向扩展模式,即在同一分类思路的指导下,垂直细分某一分类方案的相应类别。(3)综合扩展模式,即综合考虑两种或两种以上分类方案的优势,分层次、较全面细致地划分类别。如大多数受访者指出,单一分类方案很难获取准确的评价数据,应综合考虑论文多个维度属性的特征进行多维分类。其中,将按一级学科和按论述体裁结合进行综合扩展分类,被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人文社科论文评价应采取的相对科学、合理、可行的分类方案。
(二)分类方案的优劣分析
我们认为,上述四种分类方案各有优缺点:
方案一:分类成熟、认同度高,便于读者查阅和利用。人文学科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机理、表现形式等特征上均明显不同,人文学科更注重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更注重社会现象的客观探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各自所属下位类学科之间区别不大,虽可比性较强但可行性较差,因为部分学术论文可能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学科归属、学科界线较为模糊,不易明确分类或区分,成本较高。
方案二:涵盖丰富,包融性好,适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便于研究者准确获取前沿信息或综合成果。研究论文和综述文章在研究范式、研究深度、创新程度、学术规范等方面有明显差异,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不能认为是学术论文,所以这种分类较利于针对论文的创新价值进行水平评估。此方案的不足是对“研究论文”的学科差异性没有关注。
方案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实证研究论文在研究目的、难易程度、作用功能等方面各有侧重,各具可比性,能有效反映各自论文内容的基本属性。前者注重评价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后者注重评价其社会价值和应用效益。但两者科研性质较难区分,若将其区别分类评价,则不利于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方案四:学科是研究的出发点,易于形成同行评价的学术共同体意志,能较好地兼顾不同学科的特殊性与相近学科的同质性,因为不同学科在研究内容、成熟程度、行文特点等方面差异较大,而相近学科差异较小,且有现成的学科分类标准,如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等,分类细致,认同度较高,有助于增加评价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方便读者根据所在学科发现、评价和利用相关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
(一)分类方案的优化原则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借鉴并优化已有研究成果,建构出更为合理可行的论文评价分类方案。我们认为,从评价需求、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和评价持续等维度看,应关注以下几个原则:
1.满足需求原则,即分类方案要满足现实的评价需求。一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质量或价值的显现周期较长,不论在任何时空点上对其进行评价,都无法取得“完全准确”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是一个不间断的、从已知探索未知的过程,对其评价只能在“科学探究的终极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其评价的分类方案应首先满足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实践需要。
2.可操作性原则,即分类方案在评价过程中要具有可操作性。分类不能过于复杂,分类颗粒度切分要恰当,以保证分类框架清晰简明,并在最大程度上能够与评价主体的常识判断保持基本一致,使评价主体较容易把握,从而提高评价操作的效率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3.可比性原则,即分类方案的评价结果要具有可比性。只有同类比较才可以实现同一指标下的度量,评价结果也才具可比性、可信度,这就要求分类标准明确和界线清晰。
4.可扩展性原则,即分类方案要具有一定的扩展张力。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日益交融和加速推进,专业学科也随之细分、交叉、融合。因此,保持评价分类体系具有较广的范围适应性和较强的功能扩展性,有利于评价结果的持续性比较和评价工作的一致性开展。
(二)分类方案的构建探析
依据上述调研结果和优化原则,我们提出以下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如图1所示。
图1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分类方案
1.分类方案的构建思路
分类是按照某种标准把一个属概念划分为若干种概念,因此就必然会关系到选择哪种分类标准及为什么要选择此分类标准的问题[19]。在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中,一方面,影响论文差异性的因素是多维的,按单一差异性因素进行分类一般不能够满足评价活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影响论文差异性的因素在实践中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只能选取其中较为显著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因素作为其关键的分类标准。
与其他分类标准相比,综合应用按论述体裁和按一级学科这两种分类标准开展人文社科论文评价,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理由是:
一是这两种分类标准能较为贴切和显著地吻合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本质属性的区分。我们认为,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本质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内容属性和学科属性的不同上。内容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创新内容角度的不同上。例如,研究论文的创新内容角度在于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学说、理论、观点、问题等,或提出新的(或改进运用已有的)方法、视角等,或发现新的资料、史料、证据、数据等,其基本特征是学术性、创新性和理论性;综述文章的创新内容角度在于对已有成果做出新的概括、评析,其基本特征是资料性、综合性和概括性。学科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学科指标权重设置的不同上,而非指标的设置上。当然,各学科的指标权重有些可以是共同的,有些则需根据学科特点分别设置;综述文章更多依赖于写作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其价值和质量在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体现并不明显,可以采用同一指标权重[20]。内容属性的恰当切分是实施论文直接评价的核心环节,学科属性的归类细分是开展论文深度评价的逻辑起点。因此,按论述体裁进行分类能更明确地区分论文内容属性之间的差异,按所属学科进行一级学科划分能更好地凸显学科属性之间的差异。
二是这两种分类标准在论文评价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首先,综述文章与研究论文相比,具有明显特殊的行文结构和性质特点,能够较容易从论文成果中区分开来,可明确地分为两种类型:“作为过程的文献回顾”和“作为结果的文献回顾”。其次,一级学科的划分除了有现成的学科分类标准可参照外,从评价主体上看,按一级学科细分利于形成同行评议的学术共同体,便于评价主体在同一学科下针对论文具体研究内容的价值(含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深度评价。从评价客体上看,同一学科论文有其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等,其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能够更好地实现论文质量评价的目的和要求。
2.分类方案的特殊问题处置
(1)关于特殊文体和译文的分类评价问题。特殊文体,如政策解析、标准技术规范解析,书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札记,时事、政治、思想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等,在确定是否归为评价对象(学术论文)时,应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三个角度同时来进行判别。若以探讨一般规律为研究目的、以专业研究人员为读者对象、研究内容有明确的研究过程并有所创新,则为学术论文;若以介绍、宣传或推介为研究目的、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象,内容未经过研究过程且无创新性,则不是学术论文。译文的核心内容是原文作者研究贡献的成果,而译者只是通过另一种语言工具对其做了直译或意译,进行学术质量评价时,是对原文作者的成果内容进行直接评价,而非对译者的水平进行评价。
(2)跨学科、交叉论文的学科归属问题。我们认为,跨学科论文是指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一个以上的一级学科,在评价过程中,应按照是否存在主次学科区别对待、分别处理――若是围绕某一主要学科的理论、方法或问题开展研究,但借鉴了其他学科方法和理论,可分为主次学科并在主要学科中进行评价。交叉学科研究论文若同时涉及一个以上学科的理论、方法或问题,学科归属不明晰,不存在主次学科,应同时在不同学科中进行独立评价。
(3)同一级学科内部不同二级学科间的学科差异问题,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学科差异,需要在二级学科内部对各自所属论文开展有针对性的细分评价,然后通过学科的上下类位关联,汇聚至一级学科进行较全面的同类比较。
总之,关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还必须与指标遴选、权重赋值及评价流程等变量因素进行逻辑关系的考量,这就需要综合权衡评价体系的完备性与可行性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众多矛盾,经过反复的论证总结、实践检验和修正完善,才能逐步接近构建科学、合理、可行分类方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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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即人性文化,“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人文价值即只尊重人性为本的价值理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科学与人文价值。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与人文价值全文如下:
自从C.P. 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似乎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其中 D c 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 r 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 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
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 ¹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p.109.)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p.9)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1990, p.19)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____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____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____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____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之外而否认之,此事发生颇晚。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柏拉图的知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求知与求善相统一。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诚的教徒。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时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知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艺、宗教分开。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受到两方面的推动。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分离,而实证论者也多重视这种分离。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认为形上学陈述没有意义,价值只是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石里克认为,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0訋0g?/p>
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1991, p. 39.) 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 É Qx) ,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
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____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
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
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 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 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
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 《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不必斤斤于复述西方的理论,亦应以严格的形式化方式,创建新式的科学方法系统。中国的科学家,亦应汲取中国文化理念,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一二西方科学家已经在如此尝试。将人文理念,以自觉前提方式纳入科学理论的尝试尚属少见,然而也不是绝对没有。如玻姆的量子力学理论便是。(见David Bohm,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1993.)
这里便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文与科学分离的问题。不论外部抑科学内部,对此种分裂现象,提供解决的途径,皆离不开教育的改进。中国的科学家,在其教育培养中,应接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其实,一般受教育的人,皆应接受此种陶冶,同时接受科学的洗礼。中学,至少高中,应设逻辑演算课程,以及初步的科学思想概论。其语文课中的文言文比例可增至六七成,以思想为主,力避浮泛模糊之辞,以使少年早日窥见中国的宝贵思想,不致处处低伏于外来的无根思潮。大学低年级应设文理科共读的,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以及以中国为重点的世界思想简史。加之舆论的正确倡导,或可培养出一代新人。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之类的高论,或者稍有实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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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是以物质材料为媒介,塑造可观的静止的,占据一定平面或立体空间的艺术形象的艺术。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形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初中美术鉴赏课中的人文精神的培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情怀,会给人更多的感动,而初中美术教育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课程,不仅仅需要教授给学生绘画的技巧,更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正如《初中美术课程新标准》对于新时期发展学生的审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样,美术教师在授课的时候需要进一步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欣赏美术作品,引导学生从多维度去欣赏和理解美术作品的内涵和意蕴,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学生实现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年代里,先人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其中就包含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例如秦汉时期的瓦当、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型雕刻等等。这些艺术形式,是某个时代的标志,也是传统艺术的瑰宝。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美术教育的方向应该与传统文化相吻合,让学生从先人遗存下来的物件中了解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教师在进行鉴赏课的时候,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首先要充分利用初中生的身心特点,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传统艺术。与此同时教师也应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够对中国古代的建筑、绘画、陶瓷、青铜器等有基本的了解,并且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与神话有着较深的理解。其次要善于使用多媒体教学辅助工具与网络等,利用这些现代装备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传统艺术品素材进行直观赏析,例如彩陶、青铜器、石雕、长城、画像石、古城、壁画、帛画、版画等,加深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这样通过对学生的长期熏陶,可以培养学生保护文化的意识。
在上美术欣赏课的时候,很多教师喜欢东一头、西一头的带领学生欣赏作品,这种方式虽然也能让学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但是教学方式却显得比较杂乱,很难让学生长久的记住。而纵向以作品的背景为承托,重现作品的意境专题欣赏是美术欣赏课最为重要的一种教学方式,通俗地讲就是围绕着比较固定的专题,借助历史上的某一时间段,通过让学生欣赏这个时间段上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来深化学生对美的理解。这种欣赏方式可以强化学生的记忆,增进学生对艺术的认同感,唤起学生的内心感受,以此达到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目的。
在对学生进行专题欣赏的时候,我截取的是历史上欧洲文艺复兴这一阶段的作品,例如《蒙娜丽莎》《圣母升天》《最后的晚餐》《摩西》《大卫》等一些世界著名的绘画与雕塑。在带领学生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我首先要给学生介绍这些著名艺术家传奇的一生,而且要围绕作品介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艺术繁盛的大背景下,艺术家们以歌颂人性,提倡现实主义为基调。学生在这种背景的熏染下,就能够逐渐深入艺术情景,去了解作品创作背景和创作特点,从而对名作有更深的体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教师一方面要注重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欣赏教学,另一方面还要注重选取一定数量的同类作品来突出主题。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在创作的时候融入了人性,但是他们往往是以宗教为题材。我在授课的时候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即通过同类作品的欣赏来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艺术特质。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在能够独立思考的朦胧期,教师的正确引导会加深他们对作品乃至作者以及作品创作背景的理解与认同,通过一些经典并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深化他们对美的理解。
初中美术鉴赏重要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需要他们有着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意识,这样才能够拓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个性表现能力。我在授课的时候没有将知识全部局限于课本教材上,而是更多的学习和借鉴国外电视、电影等与美术作品有关的艺术文化形式。因为我认为目前的电视节目及电影中的美术效果足可以让学生学有所获。
由于一节课只有短短的45分钟,无法给学生播放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我通常为他们播放的是影视片段或者是预告片。学生很快被绚烂的画面所吸引,加之优美动听的音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印上深深的烙印。例如日本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大师的作品,《天空之城》《悬崖上的金鱼公主》《幽灵公主》等,他的作品风格唯美,而且主题又都是关于环保,关于爱护地球生命,对于初中生而言正是很好的美术教育素材。通过这些有趣的视频,我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去品味作者的创作意念以及阐述他们的感受等,由此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美学修养。
美术鉴赏课是情感的艺术,能给人带来不同风格的感受,犹如音乐动态般的情感冲击。优美而经典的艺术作品是那么的美好,可以触动人们的心灵,撩拨人们的情绪。美术鉴赏课是一个平台,可以让初中阶段的学生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宣泄自己的情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激发智慧的浪花。作为一名美术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引导学生们走进艺术的殿堂,去感受艺术之美、艺术之真、艺术之悟。让人文的精神伴随他们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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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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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一般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热点的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文章对1997-2002年国家社令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近三年来立项数量和资助力度逐年上升,为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是历年来主要的立项项目,重点项目和自筹基金项目则相对偏少;地处北京的单位立项数为最多,占有较大的地理优势;大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学、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体育概论、体育市场是历年来的研究热点,奥林匹克研究、体育社会学、体育信息学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基金研究项目,它面向全国高校、社科院、党校、党政机关的科研部门、军队院校等五大系统,被社科界视为衡量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能力的重要标志。就体育学而言,被单列为一级学科且列入申报范围的时间较晚。1997年首次设立“体育学”类,并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的研究项目,之后每年均有立项课题,这无疑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国家最高级的科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的指南和立项资助基金项目,从宏观上反映了本学科研究的热点,现状及发展方向,因此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体育学类项目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发展动态,为科研选题提供导向,为学科建设决策提供参考,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提出有关建议。
2.1立项数量年度统计分析
1997-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体育学类项目共126项(见表1)。
表11977~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类项目统计一览
立项类别19971998199920002001 2002合计
重点项目0000224
一般项目1512917232197
青年项目52125823
自筹基金项目0000112
合计201410193132126
从表中的各年份的立项情况看,除1998年、1999年数目下降外,近年来立项数量增长较快,2002年已达到32项,2001年与2002年则几乎相同。从项目类别分布来看,一般项目与青年项目为最多(分别为97项和23项),是历年来申报的主要项目,重点和自筹资金项目则偏少(分别为4项与2项),且从2001年才开始立项。据有关报道,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有突破性增长,比2001年的6000万元增长了4000万元;比1998年2600万元几乎增长了三倍;2003年国家将继续加入投入力度,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2.2立项单位排序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上看可分为三个层次,国家体育总局立项数量最多,达17项,占立项总数的13.49%,为第一层次;居第二层次的为各老牌体育学院,包括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院、武汉体院,其立项数量与各大体院的实力排名基本一致,居第三次层次的是其它体院及师院体育系,其中清华大学代表了普通高校非体育专业。从单位所在地来看,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机构在北京,因而地处北京的单位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共占32项,占总数25.39%。由于争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单位都非常重视,并纷纷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如对本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给予相应的配经经费资助,这些良好的激励机制为今后的申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表2项单位排序一览(立项数量为3项以上的单位)
序号单位立项数量比例(占总数)单位和住地
1国家体育总局1713.49%北京
2北京体育大学129.52%北京
3上海体育学院9 7.14%上海
4武汉体育学院8 6.35%武汉
5天津体育学院7 5.56%天津
6成都体育学院7 5.56%成都
7中国人民解放军5 3.97%广州
体育学院
8哈尔滨体育学院5 3.97%哈尔滨
9华南师范大学4 3.17%广州
10吉首大学 3 2.38%长沙
11清华大学 3 2.38%北京
2.3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
表3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一览
序号单位立项数量比例
1体育学院5946.83%
2普通高校体育专业3225.39%
3机关及科研单位2318.25%
4普通高校非体育专业75.56%
5军队院校53.97%
从表3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来看,体育学院为最高,共59项,占46.83%,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居第二,为32项,二者合而为一,代表了高等体育院校最多的立项项目,共91项,占总数的72.22%,这与高等院校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研究队伍的素质,研究的资源及水平都占较大优势是相吻合的;其次为各体育机关(主要是体育局)及各省市科研机构,共23项,占总数18.25%。2.4主持2次以上项目的学者、项目名称及一些重要项目内容的分析
表4主持2次以上项目人员情况一览
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成功立项2次共有8人,这些研究人员大都是在学术上有较大的建树或在某学科处于领先研究地位并影响较大的学者或专家。一些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如秦椿林教授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于善旭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受到李岚清副的重要批示,奥林匹克研究受到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如《举办2008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研究》,《奥林匹克改革对当代国际体育与中国体育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效应研究》,《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开发战略的研究》等,一些战略研究类项目在科学规划体育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属战略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2.5立项项目的研究主题内容及热点分析
2.5.1选题的主题内容频度分析
在所立项的项目中出现频度较高的主题词有:大众体育17项,体育产业17项,奥林匹克10项,体育社会学9项,体育经济8项,体育概论、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各7项,全民健身、体育市场各5项,体育信息学、体育史各4项,说明这些主题内容是目前体育学的研究热点。
2.5.2选题的主题内容动态分析:
从主题内容分布可以看出,大众体育、体育产业是历年来研究热点,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国内外同行研究的主流基本一致,大众体育是全民健身工程以来深入研究的一项领域,体育产业则是近年来新兴研究领域,并与国家经济增长点与体育可持续性发展有关,因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另外,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概论、少数民族体育等都是历年来申报的重点内容之一,也说明此类研究一直来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奥林匹克研究(10项),体育社会学(9项),体育信息学(7项),这主要原因首先与中国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及奥运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带来巨大影响有关,这种趋势在今后几年中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先进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体育科学研究领域,因而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体育及运动竞赛管理,得到了广泛地重视。
3.1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项目与资助力度将逐年进一步加大,这不仅有助于体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为各单位申报课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3.2从立项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分析表明,非体育专业普通高校立项数量偏少,也是个薄弱环节,可加强与体育院校的纵向合作力度和与高校其它专业的横向合作,这些合作也是国家在合作攻关重大课题方面所欠缺的和提倡的。特别是有关2008年奥运会一些重大课题,光靠体育研究人员已不能完全胜任,必须加强与其它专业研究人员的合作攻关。
3.3吸引高水平的其它专业研究主持人(历年为零)是今后一项重要任务。
3.4大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学、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体育概论、体育市场是历年来的研究热点;奥林匹克研究、体育社会学、体育信息学是近三年来新兴研究热点;而西部体育、农村体育、体育法制、社区体育等虽在国家社科项目中立项数量较少,但却是国家体育关注的重点和方向之一,应引起足够重现。
3.5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应注重紧扣其指导思想,充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新进展,力求居于学科前沿,具有原创性,开拓性,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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