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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问题是北京市需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未来一个时期,北京市的人口仍将处于一个较大规模增长的态势,在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大环境下,严加控制不是解决北京市人口问题的有效办法,应该随经济社会发展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逐步化解人口难题。
〔关键词〕北京市;人口;户籍
一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变动的趋势。
从1999年到2007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与此同时,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北京市近年来人口变动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1.人口保持增长态势。
从过去的几年看,北京市2007年常住人口为1633万人,相比1998年的1245.6万人,9年间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3万人,人口增长仍然呈现较高的增长水平。
2.外来人口保持较大规模增长。
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主要是由外来人口引起的。
数据显示,9年间,外来人口由1998年的154.1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419.7万人,每年新增29.5万人,占常住人口新增量的68.6%,即每三个新增人口中就有两个是外来人口……这体现了外来人口的常住化趋势,故控制外来人口的增长规模是北京市人口管理的重要课题。
3.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
目前,人们对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的增长上面,对户籍人口的增长尚关注不够。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近9年来户籍人口也呈大幅上升的增长趋势,每年新增13.5万人,占新增常住人口的31.4%,相当于每三个新增人口中有一个是户籍人口,户籍人口增长的90%来源于机械增长,且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增长固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也应有相应的对策。
4.区域人口增长格局分化明显。
近五年来,人口变动的区域差距性最为显著也最具有代表性。核心区人口大幅减少67.1万人,拓展区人口大幅增加190.9万人,发展新区人口增加86万人,涵养区人口整体增加2.3万人。核心区和涵养区的人口变动数量符合北京市人口发展目标,但拓展区外来人口增加幅度过大(每年增加人口为47.7万人),发展新区吸引中心城区人口能力相对不足,每年仅吸引7.6万人。
二存在的问题。
1.人口快速增长使北京市面临巨大压力。
按现在每年净增43万人口的规模,北京市到201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1762万人,到2020年将达到2192万人,大大超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规模。而且200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新增52万人,相当于国外一个大中城市的规模,是历年来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人口增长呈现出加速膨胀的趋势,如不加以合理解决,未来人口比上述预测数字还要庞大。这对北京市的资源、能源、环境、城市服务等方面造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2.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
拓展区目前已经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2002-2006年,拓展区新增外来人口56.1万人,占北京市新增外来人口的58.1%,拓展区良好的投资环境、教育水平、发展空间(就业吸引、置业吸引、学业吸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造成了人口分布也呈“摊大饼”式发展。这种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拓展区的趋势不利于北京城市的整体发展。
3.新城承担中心城人口疏散功能需加强。
目前,新城地区承担了大约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外来人口增加量占整个新城地区的83,3%。应当说新城的人口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但作为未来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重点区域,其产业集聚能力还较弱,其人口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4.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据《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显示,2006年,京津冀区域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这说明尽管北京市自身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弱。周边地区发展的落后,导致这些贫困区域的人口不断地涌向北京市,致使北京市的人口出口不畅,人口只进不出,难以疏散。
这也是近年来北京市外来人口(较低素质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5.户籍管理及人口统计工作需加强。
户籍的多头管理和政策放松是人口机械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央、市属和军队三大系统均握有进京户口审批权(涉及26个单位的41个部门),小城镇、房地产外销、高校进京指标等方面的户籍管理政策也较为宽松。同时,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人户分离现象比较严重。据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已达228.6万人,占户籍人口总量的19.4%,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人户分离。人口管理的松散,造成人口统计工作不清,人口政策指向不明。
北京市人口增长应该主要吸引高端人才,以实现“高端、高效、高辐射”产业发展,但目前的人口管理现状难以做到这一点。
三对策建议。
在全国快速城市化、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实现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的协调发展,应该多措并举。一要靠管理,采取市场经济措施,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引导人口自由、合理的流动,而且满足吸引高端人才的需要;二要靠疏导,从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人口疏散,把更多的人口放到新城、周边地区及全国各地去。
1.优化北京市人口增长空间结构。
按照北京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应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逐步形成按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发展趋势,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核心区人口比重有所下降,拓展区人口比重基本稳定,新区人口比重明显增加,涵养区人口集聚水平提高。
一是优化各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控制功能区人口的相应比例,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转移到新城,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动。
二是调控户籍政策,适当限制城八区的外来人口规模,积极引导外来人口流入发展新区。用鼓励外来人口在发展新区入户籍的制度,减少城八区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实现北京市人口空间的合理布局。如新增机械迁入人口,户口优先落在新城;由中心城迁入的人口,其子女可优先进入新城优质中小学就学等。
三是加强房地产业的调控与管理。房地产业在全市范围内合理布局,在发展新区和轨道交通站点附近,采取积极措施使其成为中心城区人口的主要疏散地,控制新城商品房外销比例,避免成为外地流动人口的“新城”。可以对符合城市空间布局要求的居住区采取低生活成本的政策。
四是加强新城的优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着力解决新城在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现象。建设若干重点项目,鼓励中心城优质公共服务设施整体搬迁到新城,以提升新城的人口吸引力。
2.加强区域合作。
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协作,从区域的角度平衡资源和产业,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引导人口在大区域空间上的合理流动。
一是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在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实质性的开展,以产业就业引导人口转移疏解,减缓北京的人口涌入压力。
二是应特别注重与廊坊等周边中小城市的合作,提高其承载力,通过经济适用房、老年公寓、高校转移等方面的合作,引导人口向外疏解。
三是加强人口异地疏导政策研究,探索异地养老的医疗、社会保障政策,鼓励人口跨区域流动。
3.加强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应该在传统户籍管理手段与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供需与城市承载能力、完善各项服务与有效控制人口规模的现实矛盾中寻找平衡,立足现有条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提高人口管理与服务水平。
一是成立由国家有关部委、驻京部队和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首都人口管理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实施和修订工作;清理户籍迁入政策,变“多支笔”审批为“一支笔”审批,提高户籍迁入人口素质,确实为首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建立标准一致、互为补充的全市人口综合动态信息管理平台,及时掌握全市人口信息,提高人口管理效率,降低人口管理成本。
三是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常态化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劳动监察,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如保障最低工资水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的成本;严格限制大量使用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四是对外来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务。依法加强对居住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如清理整治“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城市地下空间等聚居地,防止形成“贫民窟”;合理调整水、电、气等生活要素价格,提高北京市居住、生活成本,以此控制和减少“三无”人员等寄居型人口的盲目流入。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统计局。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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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大量数据分析说明了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目前的状况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关系,客观地指出了我国人口目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论证了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计划生育
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多、增长快、可耕地少、国家底子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增长过快,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而造成社会再生产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认真分析研究我国目前的人口发展现状和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已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目前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不相适应,并且阻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目前的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收入低。(2)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3)我国资源拥有的绝对量大,但人均相对量小。(4)劳动力过剩,劳动就业问题相当严重。(5)增加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突出。(6)学龄人口比重大,教育经费增长缓慢。(7)我国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总之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中的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开始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而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首选必须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如果人口盲目地膨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不仅难以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要,而且势必破坏资源与环境,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中,人口是关键,必须把人口问题摆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
二、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
纵观我国人口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1949年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消费品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点;②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增长势头迅猛,呈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③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国策,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建国后,马寅初曾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1953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是我国大陆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年份总人口性别比
年份 | 总人口 | 性别比 |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 | 5.82亿 | 107.6 |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 | 6.95亿 | 105.5 |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 10.08亿 | 106.3 |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 11.34亿 | 106.6 |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 12.66亿 | 106.7 |
4.环境污染日益加重
我国环境的现状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主要原因是人口过多、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的。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7个。因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的发展必须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人们从自然环境中摄取的物质和能量不断增加,而且在许多地区已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受量。滥垦滥伐,毁林开荒,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现象严重;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并引起地面下沉;工业和农业排放出来的“三废”严重污染环境;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造成交通拥挤、汽车废气、噪声的污染不断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近年来,强沙尘暴在我国发生率呈急速上升趋势,发生次数由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23次。由于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我国沿海地区滩涂湿地已经减少了1/2,三江平原的湿地已经减少了3/5;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七大水系1/3以上河段被严重污染;全国农田污水灌溉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城市大量垃圾仅有少数经过无害处理,“白色污染”严重。人口的过量增长和对生态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被淹没,这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如此下去,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5.人口的流动性增强
我国人口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农村地区人口发展的速度高于城市,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高于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严重,大批农村富余人口涌进城市。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人类消耗的各种生活资料会越来越多,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6.人均资源越来越少
虽然我国耕地、森林、草场等资源的绝对数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的数量较低。如我国人均耕地仅为0.09公顷,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国多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3。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棉花最多的国家,油菜籽、猪牛羊肉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位,糖料、大豆、茶叶、花生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拥有量却都很低。
五、解决人口问题对策
1.控制人口数量是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将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未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各项事业所需要的劳动人口数量总是一个可以计算的有限数量。而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社会负担加重、就业率降低等,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宝贵经验。强调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是协调我国人口与环境、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的首要问题。
2.提高人口素质是关键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已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统一人们的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有用人才。”
只有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才能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中,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在自然规律及经济规律指导下,合理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保证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使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的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使人的素质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资料】
[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人民日报》20010329
[3]《人口学刊》1993年第4期
[4]《中国人口科学》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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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并把它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作为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该如何积极应对,统筹谋划,相互促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山东海阳市凤城街道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人口计生工作有机融入到建设“美丽富裕新凤城”的过程中,坚持“五个结合”,大力推进人口和计生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步开展。
一是把计生文化建设与农村创建精神文明相结合;二是把提高人口素质与“培育新农民”相结合;三是把落实人口计生工作职责与考核基层干部相结合;四是把计生利益导向机制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结合;五是把强化计生基层基础与“深化村民自治”相结合。(姜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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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养老问题方面,找出成因并想办法解决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的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沦为贫困者。而且这部分人口呈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城市贫困人口已达5,000万。这既影响城市的安全与稳定,也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所以,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铺平道路。
一、城市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下岗、失业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首先,由于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必然使得就业的岗位相对减少,部分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岗位,沦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其次、转型时期企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益下降,造成下岗职工增多。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包统配制度,累积了大量的冗员,生产效率低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必须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动力,所以减员裁员、下岗分流就是必然的手段了。这些下岗职工就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如果他们还有抚养赡养的对象,那么其生活就更加贫困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劳动者的文化层次、素质以及技术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城市中的部分劳动者由于自身文化层次、素质低下,所以他们无法胜任高科技条件下的工作,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此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给城市就业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部分城市劳动力成为失业人口。
2、昂贵的教育、医疗费用,使部分劳动者陷入贫困。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小学、中学教育所需的费用不菲,大学的学费也居高难下。而学历在求职和待遇问题上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使子女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较高的学历,家长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向银行贷款等,最终背下沉重的债务,陷入贫困之中。此外,高昂的医疗费用也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新的医疗保障制度仍在探索与不断的改革之中,一旦患病,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或失业者沦落为贫困者。为了节省医疗费用,那么小病就有可能拖成大病,最终陷入彻底贫困。
3、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境况不佳者最终也沦为城市贫困人口。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使得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程务工者日益增多,成为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农民工文化层次低,素质低,他们进城后很难与城市中的劳动力竞争,加上目前城市中本来就存在许多下岗职工,所以这些农民工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而待遇又极低的工种,勉强在城市维持生活,最终也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
4、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我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仍然会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有缺陷和漏洞,使有些人利用这些缺陷和漏洞,使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掠夺弱势群体的资源,比如企业压低工人工资、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掠夺财富、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保障金额低、社会保险的种类也偏少等等,这些必然导致那些靠社会保障生存的人的生活、消费水平均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从而使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沦为城市贫困人口。
二、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途径
1、扩大就业,并为再就业创造条件。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积极支持部分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就业机会,使城市贫困者有工作,从而摆脱贫困。同时,要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者改变旧观念,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掌握相关的知识与技术,自主择业,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采取相应的政策,加强职业介绍、指导、培训等。此外,应改革原有的用人制度,灵活用工,对于失业和下岗人员,可以引导其以临时工、钟点工等方式就业。而且,还应继续发展中小型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已不可能完全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希望其吸纳更多的失业人员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发展中小型企业,才能吸收大量富余人员,解决就业压力问题。还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富余人员,防止农村大量富余人员涌入城市,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就业问题、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它使下岗失业者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同时也能改变人们的择业观念,使劳动者愿意到中小企业就业,还能为下岗职工、失业者提供再就业机会。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还是低水平、覆盖面小、漏洞多,所以必须不断进行完善。首先,应该积极调整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针对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应该向低收入者倾斜,使其生活有所保障;其次,扩大社会保障面,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安全网”,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所有的劳动者都覆盖在安全网内,提高劳动者的安全感。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各类企业劳动者的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一致、专款专用的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应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使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
3、建立扶贫的检测体系和管理体系。为了能够准确掌握失业率、下岗职工具体动态等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建立相关的检测体系,及时了解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调控,对症下药。然后,再由政府部门建立城市扶贫管理体系,使扶贫工作持之以恒,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社会化。同时,为了使扶贫工作社会化,政府应鼓励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这项工作,使全社会都关注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介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脱困工作。
4、建立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网络系统。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务工,这不仅影响农村社会安全与稳定,同时也增加城市就业压力,影响城市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所以,应建立城乡之间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的网络系统,改变目前单向流动的格局,使城乡互助、共同发展,又能够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当然,这方面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并且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城乡共赢,共同发展。
5、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相关部门应该对贫困者进行必要的再就业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技能,使他们能够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贫困者子女如考入高等院校,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助,院校也应尽可能地把奖学金向他们倾斜,使他们在校安心学习,金融机构应尽可能地向这部分学生提供低息教育贷款,使他们完成学业。这些措施必然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摆脱贫困。
总之,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多管齐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这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玉亭.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科学出版社,2005.
[2]何芸,卫小将.中国城市新贫困问题的研究.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7.
[3]李臣娟.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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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就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应确立人口问题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首要位置,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以重视,把握人口形势,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综合措施,保障各项投入,促进贵州人口计生工作的全面发展。
进入21世纪后,贵州人口计生工作确立了“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工作思路,人口出生率、自增率分别从2000年的20.59%0和14.24%o下降到2004年的15.43%0和8.91%o,年均下降1.29和1.33个千分点,超额完成了2000年省委八届五次全会《决定》要求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0.5个千分点以上的任务。
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与省直41个部门签定责任书,明确年度责任目标,并纳入省直目标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增设协调督查机构,负责对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等情况进行检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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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0.2%,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比重为7.1%。2000~2007年,老年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龄化。2009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突破1.13亿,占人口总量的8.5%。
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老龄化将突然加剧。据专家预测,2015年后,中国老龄化比例将达到25%以上,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生育率持续低下的情况下,老龄化比例预计将稳定在35%以上。到205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约为4.3亿。
本来,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及其占人口比例的增加并非是一个问题,甚至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生育率下降、寿命延长、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是在经济和社会还处于发展中、生产力发展还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而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在养老金、医疗保障、长期照料等方面的准备和供应还不充分,还没有能力应对如此迅速的老龄化进程。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推算,2008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01亿,人口流动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也从未遇到过,对中国未来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截至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跟人口流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人口红利”密切相关。但随着出生率走低,劳动力结构向老龄倾斜,未来正值壮年的黄金劳动力将出现缺员。未来流动人口的规模,跟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等社会走向相关。据国家计生委预测,未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将达到22139万~33640万人(2030年),20984万~38393万人(2050年)。与未来3亿人规模的流动人口配套出现的是公共服务政策、城乡生活和产业布局以及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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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实现人口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保持劳动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与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相适应;有计划地调节人的生产必须要保证人口的增长和每年的平均消费量成比例的变化;劳动人口的素质要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区内的人们,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和主体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人口问题;人口均衡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与和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两种生产理论是马恩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的新的阐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解决人的基本需要上,然后才能成为工具供人使用,也就是说生产物质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各种需要,包括基本需要,也包括解决生存问题以后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发展,也决定着人自身的生产发展速度和数量,以及人口的质量。“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生产原有事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能够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事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物质资料的决定作用还体现在生产者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因为这一过程既是从自然环境提取生产资源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物质资料的最终决定作用要求人口的生产必须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一致。从一个家庭来看,家庭的收入调节该家庭的人口生产,但是从整个社会看,由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应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劳动年龄人口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而且必须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使两者能够相互协调发展。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否则,“劳动就得不到利用”,进而存在过剩人口。可见,人口的生产必须考虑到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要与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满足“使劳动力人均产出达到最大化的劳动力需求总量”这一真实需求。
二、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但是,人类自身生产反过来对物质资料生产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方面,人通过他人生命的生产为社会创造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另一方面,人自己生命的生产所产生的需求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又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者、使用者和变革者,没有人的生产,就没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人的需要和消费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数量、质量和发展方向是与人的需要和消费分不开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社会生产概括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在消费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物质财富,生产出劳动力。生产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人类自身生产不能得以实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如果人口的生产超过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物质产品,那么人口便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它会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会停滞不前。
从这一认识出发,188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也有必要以及如何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的思想。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不可能协调发展,可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社会对人口的调节,一方面要使“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则要控制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使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协调。
人口质量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其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都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智力发展状况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指导因素。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由于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主体的形成,才日益做到将那些客观存在的、但又不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或者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改造成为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充分需要的自然,“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于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参与生产的能力的生产,还包括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的生产,于是,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的提高,就表现的极为重要。
三、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区内的人们,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人类文化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发展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人的活动空间范围非常有限,“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生活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与人口数量。对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数量的追求“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形成以家庭、氏族、公社等人群共同体为主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社会没有能力为社会非生产成员提供更多形式的赡养途径,年老体弱者一般由家庭成员进行照顾。社会风险的承担主要是以个人、家庭或氏族的方式为主,尤其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始终承担着老弱病残群体的保护职能,因而是工业社会之前社会保障的基础环节。
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生产技术得到全面更新,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类进入崭新的文明时代,人的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打破了从前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狭隘性,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更,“几乎农业中的所有劳动都用牧畜代替了,几乎工业中的所有工序都用机器代替了人”,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同于传统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风险渐渐形成并进一步累积起来,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过着成群结队被人从工厂赶出来的乞丐,家庭成员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由从传统过多依赖于家庭过渡到个人与国家、单位甚至其他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政府为主体的济贫行为成为主流,个人风险由社会分散承担。资本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为补偿意外事故对自己所造成的损失,要求供给社会保障,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的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满足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最大追求。“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口生产在有计划地宏观调控下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均衡协调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完全为人类所用,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国家的公民不仅享有无需担忧的工作保障,而且其生老病死和家属的健康与生活也都享有绝对安全的保障,人类实现真正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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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穆光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文书
穆光宗:过去对人口问题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人口问题理解成人数问题,将人口效应理解成分母效应,将人口问题理解成生育问题。这是传承至今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经济思维。
历史上的人口战略是以人口数量为考虑中心的“一条腿走路”战略。但事实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通过“节流”的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战略已经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我国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国面临着少子女老龄化、独子女老龄化和无子女老龄化的多重冲击;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年轻一代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姚先国:新时期,我国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呢?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人口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与现有职工的知识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创新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与现有科技队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进中的劳动力非农化趋势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谋生能力,变成城市贫民;要么滞留农村变成隐性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妨碍现代化进程。
姚先国:关键在于实施以积聚人力资本、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旨的新的人口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实现四大转变:从人口的数量控制转为质量提升;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转为培育人口的内生调节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农村往往失灵,结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选择”现象。实践也同样证明,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转而采用发展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来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呢?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重视高端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
高文书:首先要继续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治理,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重点监测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确立三大目标: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就是: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
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现人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具体表述如下: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姚先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可以表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均衡过程。”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或者破坏了资源与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基础。
这是一种动态均衡。人口战略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好,都要立足现在,顾及将来,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均衡和种族、文明的延续。
这是一种积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为了消极的“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高文书: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实现适度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强调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它要求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发展等。
穆光宗: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关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少生不是一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没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战略”。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对“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的过分担忧是缺乏依据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养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观念的转变。
姚先国:人口评价机制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种评价是否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评价机制就不能仅看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应该体现人力资源全程管理的要求,从优生优育到培养成才,开发利用,直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应在评价机制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人口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指标也应纳入人口评价的视野,成为评价人口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穆光宗:只有从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出发,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发展的安全度、优化度和控制度。同时不能过分迷信一票否决行政考核的绩效。这一做法依然是以数为本,弊端日益显现。
姚先国:以“大人口”的观点审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会进一步扩张。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关键在于应对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国内,最根本的隐患在于现存的体制缺陷和机制扭曲。
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绝体制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乡二重身份的“农民工”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潜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另外,城市化加
速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将何以谋生?
就业始终是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为加剧。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资,代价高昂,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就业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补偿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不仅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
上述问题应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书: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压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健康的问题,人口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穆光宗: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大忧患是结构性风险:一是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规模过大、比例过高将构成一个高风险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的升高和偏高问题。二是低素质人口的规模过大将制约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所以,有两大人口发展趋势是需要矫正的:一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失衡,二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9年甚至12年的义务制教育必须确立,国家是第一责任,青少年受教育也存在着一个不可错过的“战略机遇期”,要确保适龄青少年受到良好的学校正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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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都很不情愿地遥想自己的2050年,因为在这一年,我将迎来80岁生日!
那时,全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也就是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中国将滑入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深渊,而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它到底是福是祸,尚待有良知有胆识且没有利益偏见的专家们展开负责任的研究。
古代典籍《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性邦本,本固邦宁”。它所体现的是先民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在当下的中国,“民惟邦本”亦可作别解,即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为“邦本”,否则“国将不国”。早先,有专家担心中国会“人口爆炸”,于是,国家动用行政力量推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如今,众多专家——包括曾经极力主张严格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忧心忡忡的则是中国人口的重度老龄化,以及长期的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
有两则报道,它们淹没在信息世界的汹涌波涛之中,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波澜。一则是去年12月9日《新京报》的报道,文章惊呼“北京今年出现征兵难”!另一则是“中国之声”今年两会期间的报道,针对征兵工作中“意外”出现报名人数走低,甚至有的还要进行“二次动员”的情况,军界的全国人大代表给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人口出生基数降低”。
今年4月28日,一则更具关注度和爆炸性的权威数据被发布出来,此即《2011年中国教育在线高招调查报告》。媒体在报道时发出警告,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部份高校将出现生源不足的严峻局面,直接危及高校存亡!该报告表明,2008年我国的高考生源即已达到历史最高的1050万,2009年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已累计下降了 200万,并呈现出持续快速下降的趋势。
而就在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大陆总人口13.4亿,与2000年“五普”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上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10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与此同时,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18.06,高于正常范围,比2000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曾经耸人听闻的中国“人口爆炸”的“引信”已经被拆除,中国人口问题的拐点已经不再是若隐若现,而是通过一组组权威的数据,通过在校学生数下降、中小学校关闭、征兵难、老年人口剧增、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等种种具象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原形毕露。
至少在1990年代上半叶,“同居”一词在国人内心的“辞海”中是不光明的,它会不由自主地令人生发“违法”的罪恶感,以及被计生工作队“执法”的恐惧感。
这种社会集体无意识,来自人们对国策“计划生育”的切肤之感。当初的计生工作,裹挟着强大的行政力量,席卷全国上下。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当年大江南北铺天盖地的计生标语,就可以感受到五花八门的文字之下的计生威严。那些土生土长的计生标语,今天看来很雷人似乎也很搞笑,但在当时,它的震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在如此政策语境之下,连“同居”一词部成为了忌语,“计划生育”不容议论、讨论和争论就是“应有之义”了。媒体噤声,学术界似乎也一边倒。
媒体因缘际会,终于对计生问题公开发声,是从正面开始的。笔者稍稍检索了一下《南方周末》,这家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任的南方报业重镇,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将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前两日,刊发了一篇名为《顿岗镇的计生账》的报道,小心翼翼地聚焦了一次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顿岗镇干家村的计生工作情况。
同样于当年9月1日起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使该报有理由再次聚焦计生话题。11日,该报发表《计划生育跨入法治时代》,重磅关注这个令国内外瞩目的事件。
2005年12月上旬,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大举行,与会专家预言,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12月15日该报以《低生育率问题与人口政策》为题,强烈关注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并且以媒体的良知发出预警,国家人口政策不应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应看取消生育限制的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到底如何。
民间的声音,通过《南方周末》等众多媒体的放大效应,一次次进入公众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这个曾经的话题禁区。平心而论,由于人口自我发展的特殊规律尚未被完全认知,错过解决问题的良机,将付出国家的代价、民族的代价。这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就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向全体党员团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国家号召。公开信明确说:
“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从1980年到2010年,人们响应这个国家号召整整30年了。眼下,人口增长缓和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山西翼城1985年以来二胎试验的成功经验,似乎也可以给决策思路以正确的指引。但是,如此重大的基本国策是否调整,依旧杳然;曾经许下的历史承诺是否兑现,无法逆料。
如今,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却唯独对人口的自我生产坚持“计划经济”。但是,当我们环顾周遭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为生育率低下而挠头的时候,我们绝不应抱着侥幸心态,甚至阿Q一样对自己基本国策的“成功”而弹冠相庆。人口发展规律尚不被世人完全掌握,在真理面前,在自然法则面前,允许人们对科学展开探索、允许人们对政策的制定展开激烈的辩论,也远远比错误的决策带来的危害大。
所幸,与以往各界对计划生育“默不出声”不同的是,如今学术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开始在“两会”上表达见解和立场。而由一个机构、部门来决定国家人口发展的制度设计,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作为公共政策之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应避免利益纠结其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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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基本方略,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这一过程中,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也十分重要。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并把它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作为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该如何积极应对,统筹谋划,相互促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要先行。从前几年的实践来看,蕲春围绕“建设经济强县、医药名县、文化大县,打造健康之乡”的奋斗目标,不断强化土地规划和产业规划,确保了土地的合理使用和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推进了李时珍国际健康文化旅游区、李时珍医药工业园区、蕲春经济开发区和沿江经济带、蕲太城镇带等“三区两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十二五”时期,要充分发挥人口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能动作用,把人口发展作为谋划蕲春城乡一体化的主线,进一步强化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三大规划的整合,统筹考虑现有土地、产业开发与人口发展潜力,科学界定人口限制区、人口收缩区、人口稳定区和人口集聚区等不同类型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地域和范围,合理配置人口、土地和产业布局,确保人口资源的有效供给,确保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经济集聚的同向,严防因人口集聚滞后所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劳力供应不足,产业萎缩和内需不畅等不利因素的发生。
小城镇、中心村和新农村建设,是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三大载体。要转变发展方式,发挥其在吸纳人口,衔接城乡,承接产业和辐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强大规模效应。特别是在人口管理方面,要继续坚持“扎实强基础、特色创品牌、综合上水平、整体争进位”的工作思路,完善机制,创新方法,分类管理。在城镇社区,扎实推行“完善一个网络,理顺两大关系,确立三大路径,落实四自方针,履行五大职能”的“12345”模式,即,完善社区服务管理网络,理顺社区及社区原居民小组与辖区内所有组织单位的关系,确立分类管理、分层考核、分级拨款等属地化管理的实现路径,落实社区居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履行宣传动员、组织协调、综合服务、业务指导、检查监督等社区服务管理职能,进一步完善“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社区人口计生工作管理机制。要创新流动人口区域协作机制,与流入地建立“双向共管”,实行“一盘棋”的服务管理,与此同时,对外出的要全面推行“六个一”,即,为其办理一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开展一次生殖健康普查服务,签订一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合同,组织一次人口计生知识培训,要求留一个准确的联系地址,每季度寄回一份妇检证明;流入的要全面落实“以房管人”,建立村(社区)责任人——小组协管员——小区信息员——楼栋长(房主、中心户)四级责任链,落实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要创新村民自治,牢固树立群众意识和服务理念,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完善层级管理、网格管理和合同管理,强化镇村干部、计生专干和中心户长三级责任,落实划区分片定责,兑现合同服务管理,确保经常性工作到位。
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富民强县,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基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等相关的人口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卫生、医疗和公共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必须创新发展,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大有作为。要优化财政投入,健全服务网络,规范村级服务室,实现县、乡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两化”达标,优化服务环境;要拓展服务内容,延伸服务触角,立足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三大主业,进园区社区,进厂矿企业,进村组楼栋,使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药具发放、人员培训、优生指导、随访服务、生殖健康、奖励优待、便民维权等优质的服务全面覆盖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实现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人口服务全面均等化。
进一步完善城乡户籍管理、土地流转和资金投入机制,实现城乡户籍管理一体化,土地流转顺畅化,资金投入多元化,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流动的束缚,引导人口向产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优化区域集聚的重要保障。在完善三大机制过程中,要始终把人口发展作为资源配置、福利安排的主变量,始终坚持优先优惠的原则,确保各项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利导政策相衔接协调,在人口迁移、再就业、就医入学、土地补偿、产业培育、低保、住房等方面,继续有针对性地向落实基本国策的家庭倾斜。尤其是在资金投入上,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优先安排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企业退休职工奖励等法定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和县委、县政府制定的城乡居民医保、新农保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充分发挥计划生育优惠优待政策的导向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政府)
近年来,河南省管城回族区主动建立区域协作关系,与户籍地变对弈为联手开展服务。该区按照流动人口省内“一盘棋”工作要求,主动与新郑市、登封市、商丘市夏邑县、陕西省旬阳县、福建省仙游县、武汉市江岸区、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等地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管理与服务协议书。同时,利用现代化信息联络手段,建立了管城区流动人口“QQ”(腾讯网络聊天工具)交流群,全区各乡(镇)、办实现了网络对话、即时信息传递。(张丽君 吴伟霞 鲍艳霞)
日前,河南焦作市解放区被中国计生协确定为第二批青少年生殖健康宣传教育拓展项目试点区后,充分利用这个难得机遇,以教育基地—焦作卫校为载体,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青春期生理教育。
一是关爱青少年的生理健康;二是关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三是关爱女孩健康成长。(曹剑波 崔丽萍)
——现孕猎民家庭妇女喝上新鲜的“一杯奶”
2010年度鄂伦春旗古里乡政府出台了对古里乡现孕猎民家庭实行“一杯奶”补助政策,为2009年10月1日以后怀孕的猎民家庭妇女,每人每天补助一袋纯牛奶,补助天数共计280天,目前,已有8位已婚育龄妇女享受“一杯奶”补助政策。其中4位已婚育龄妇女孩子已出生,其它4位已婚育龄妇女正在继续享受“一杯奶”补助政策。这项惠民政策在2011年将继续执行下去。古里乡政府正是通过对猎区群众实实在在的计划生育工作,扎扎实实的为猎民服务,深入落实国家计划生育的“生育关怀行动”,创新鄂伦春旗古里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徐忠廷)
近年来,山东海阳市凤城街道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人口计生工作有机融入到建设“美丽富裕新凤城”的过程中,坚持“五个结合”,大力推进人口和计生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步开展。
一是把计生文化建设与农村创建精神文明相结合;二是把提高人口素质与“培育新农民”相结合;三是把落实人口计生工作职责与考核基层干部相结合;四是把计生利益导向机制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结合;五是把强化计生基层基础与“深化村民自治”相结合。(姜海涛)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是一项扶贫济困,回报母爱的公益事业。是在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通过经济手段,以利益导向机制转变社会生育观念,巩固和提高计划生育成果的有益探索。日前,天津市西青区九个街镇都开展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通过义诊、咨询、发放宣传品等方式为贫困母亲送去温暖。这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西青区人口计生委 西青区计划生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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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只存在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和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同时也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此外,劳动供给增加、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重要的原因。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相对过剩人口既有消极的作用,又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应当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供给与需求
相对过剩人口是指相对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言的过剩人口。从理论上说,相对过剩人口可以有三种类型:即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吸纳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和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是否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如果存在,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界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且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开始承认我国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对存在的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认识却很不统一。有学者指出,上述三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在我国都是存在的[1]。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确存在着贫困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就业不充分造成的,而与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状况无关。如果把现有的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要实现全民的共同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本人主张平均分配)。可见,在我国并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至于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在我国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据预测,将来也不会达到人口多到连国土都不能承载的程度?①。至于有人以我国目前存在的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依据,断定我国存在着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站不脚的,因为从环境破坏并不能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实际上,哪怕地球上只存在一个人,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我们能说这个人也是过剩的吗?可见,我国只存在着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本文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现阶段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对过剩人口更多地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1.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供大于求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诱因。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可以直接从劳动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 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 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 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 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2.从城镇失业率看。城镇失业率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失业率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势头,即从1980年的4.9%降到1985年的1.8%,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自1986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便呈现出长期上升的态势,即先是从1986年的2.0%上升到1996年的3.0%,再从1997年的3.1%上升到2002年的4.0%,2009年的4.3%。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城镇失业率只是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人员、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的话,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应该在9.4%以上[3]。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4]。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期,加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导致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97亿人,其中大约2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至非农产业。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农业生产尚需近1.8亿劳动力,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约为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5]。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持续减少,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
4.从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的那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马克思把这部分人口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第三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四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4]。上述四类人口在我国无疑是存在的。据统计,2009年我国受到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达150万人次[6];同年,全国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94万人[7];2002年,全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三陪”人员约为2 000万人[8];2009年我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 759.3万人,城镇贫困人口2 347.7万人(农村和城镇居民中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9]。此外,2009年我国8000多万各类残疾人中无就业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不少于2 000万人。剔除上述数字中存在的重复统计的数量,我国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达8 000万人以上。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估计在2亿人左右,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然而,我国存在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事实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未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么,现阶段我国为什么会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呢?
1.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国情表明,我国是一个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相对短缺的国家。统计表明,无论人均资源占有量还是人均资本占有量,我国都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0]。但是,如果生产资料太少了,就势必有一部分劳动者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沦为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即使结合了,也不过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罢了,这虽然不会引起劳动者公开失业,但却产生了隐性失业。其结果,不仅相对过剩人口照样存在,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影响。可见,目前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或资本缺乏是密不可分的。
2.这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要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再生产。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如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样也要以资本积累为前提。同理,社会主义生产要素也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部分组成,用货币价值来衡量,也可以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表示,这说明,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不仅如此,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与资本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一样,社会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同样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例如,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样会产生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职工沦为企业冗员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这说明,“机器排挤工人”是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3.劳动供给的增加加剧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好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二元经济时期,致使我国的劳动供给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呈现出增长过快、总量过大的状态。其一,持续的人口高自然增长率为我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由1950年的5.5亿人增加到目前的13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也由建国初期的不足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8亿人。另据今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30年,我国人口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高峰10.1亿人[11]。其二,工作日比西方发达国家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缩短了法定工作日,但一方面新的法定工作日仍然比较长,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中,非法延长工作日已成为普遍现象。其三,劳动力参与率高。一是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60%的农村尚未实行离退休制度;二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且全国尚未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三是城镇离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民营经济非法使用童工现象比较普遍。上述原因致使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迄今仍然高达73%以上,高出西方国家1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劳动供给总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劳动需求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相结合,势必形成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4.经济结构调整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也随之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与变换,由此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岗位而沦为技术性失业人口和结构性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快,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依然滞后。据统计,2009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只有42.6%和34.1%,而同一数据美国2000年就分别已经达到78.5%和78.4%。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就业不得不主要集中在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正确看待现阶段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是解决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前提。为此,不仅要对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要对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保持清醒认识。
1.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趋扩大之势。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也正是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灭亡的原因所在。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并不存在日趋扩大之势。首先,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社会资本的总量也在增加。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4]。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就势必对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劳动供给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据研究,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供给总量过大,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将继续扩大,但必须看到,我国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出现负增长。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是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源泉。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源泉却有日益枯竭的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尚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1亿人左右。据此,按照每年转移800万的速度计算,10年后,我国几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最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过去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根据产业发展演变规律,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第三产业在我国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不仅有着宽广的就业门类,而且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看,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可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持久地扩张我国的劳动需求,从而缓解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压力,抑制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
2.清醒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人类福祉的消极作用与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具体表现如下:(1)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对过剩人口的积累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研究,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NP便低于潜在GNP3%。(3)相对过剩人口导致工人贫困化。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使在业工人的工资被迫降到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下,从而使其陷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使失业和半失业工人陷入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说,“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4]。(4)相对过剩人口是滋生犯罪、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温床。(5)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容易诱发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引起社会动荡。(6)相对过剩人口降低了社会的幸福指数。据调查,失业给工人造成的不幸,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格的伤害、心理的折磨与精神的痛苦。认识到相对过剩人口的上述消极作用与危害,要求我们务必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上升到事关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精神文明和人民福祉的高度加以解决。
3.充分认识和利用相对过剩人口的积极作用。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如上所述,相对过剩人口确实有着巨大的消极作用和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专门论述。
(1)由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产业后备军能够满足生产突然扩张所引致的劳动需求。“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4]。
(2)相对过剩人口为以经济周期性波动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4]。
(3)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通过加剧劳动者的就业竞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人的纪律状况等,增强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过剩人口“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4]。
马克思关于相对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我国同样是适用的。试想,假定没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突然地被投到”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及其他服务部门,何以有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乡非公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何以有当下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辉煌?可见,对于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还是一分为二好:一方面,清醒地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减少到适宜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服务。
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双重作用表明,相对过剩人口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所谓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相对过剩人口[12]。目前,关于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如果失业率超过两位数字,则被认定为严重失业国家;失业率在7.5%-10%之间,则被认定为高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7.5%之间,则被认定为中等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以下,则被认定为低失业国家。由于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且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经济体制转型期,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很不相同,加之除了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外,相对过剩人口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对就业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未成年辍学人员、犯罪人员等各类人口,而这些人口在我国的数量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确定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时,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尤其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与社会稳定等因素,而不能简单化和想当然。基于此,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城乡失业率应该控制在4%-7.5%之间,相对过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保持在8%-10%之间,即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应该保持在1-1.5亿人的范围内。
鉴于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高达2亿人,未来20年我国总人口还将继续增加,要把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1-1.5亿人之间,实属不易。为此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切实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加以妥善解决。
1.努力扩大劳动需求。一是要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使其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三是要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四是要以扩大就业为导向,进一步增加利用外资的数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2.适度控制劳动供给。虽然目前我国劳动供给过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考虑到几十年后我国劳动供给将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目前控制劳动供给一定要适度而不能过度。一是要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要尽快改变重“控制人口数量、轻提高人口质量和优化人口结构”的人口生育政策,实行“数量控制、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并重的人口生育政策,努力维持一个从长期来说较低的、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二是要制定《工时法》,严厉打击非法延长工作日的行径。三是要切实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反规定在采掘、建筑和其他危险环境中雇佣女性的行为及使用童工的行为。四是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并提倡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五是要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物质待遇和福利水平,减少离退休人员再就业人数。六是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村离退休制度,引导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民主动退出就业领域。七是要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减少国内劳动供给。
3.更加重视解决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是要切实实行优生优育政策,采取措施不断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二是要切实加大安全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改善生产和工作环境,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率和职业病发生率。三是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通过就业实现自食其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四是要妥善安置流浪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和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减少无业人员的犯罪率。五是要大力发展扶贫事业和慈善事业,遏止因贫辍学现象和因贫犯罪现象的发生。
① 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中国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为16亿左右。而据国家今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我国人口2033年将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此后将逐渐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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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大批的流动人口涌入了城市。仅到2012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就达到了2.361亿人,相当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和城市人同等的待遇,而他们自身工资水平也并不高,为了尽可能地压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居住到都市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尽管城中村居住的环境脏乱,条件简陋,但作为流动人口在城市逐梦的第一站,城中村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和梦想,成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地。目前,城中村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如管理体制落后、社会治安混乱、人居环境恶劣、配套设施欠缺等。因此,有人甚至把城中村比喻成城市发展中的“毒瘤”。从21世纪初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城中村改造的大潮。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也对城中村的拆迁改造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来许多宝贵的建议,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在对村民的拆迁补偿和安置标准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规定,城中村改造政策也在不断完善,但对于在城中村居住的流动人口这个庞大群体的研究与关注则显得相对不足,对于城中村改造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很少有人关注,更谈不上对他们有何补偿安置,城中村拆迁改造对他们有何影响,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拆迁改造中面临哪些问题目前亟须我们关注。基于此,州市为例,在实地调查走访了郑州北区的高皇寨村、沙门村、柳林村、刘庄等正在或将要改造的城中村,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个案研究分析方法,并查阅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相关资料,在汇总的的基础上做了以下相关论述和分析。希望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注,对“城中村”改造中的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从2003年出台政策至今已走过12年的历程,2005年西关虎屯成功爆破拉开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十年间,城中村改造取得了丰硕成果,小李庄、燕庄、西关虎屯,一跃成为郑州商业新地标;十年间,西史赵、燕庄华丽转身为郑州华丽高档小区典范,形成了风靡全国的“郑州模式”;十年间,陈寨、庙李、刘庄构成郑州最大的流动人口集聚地。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郑州城区228个自然村,如今已有170个获批改造。截至目前郑州市三环以内最后一个城中村西韩砦村改造计划已正式公布,郑州三环以内将再无城中村,而针对三环以外的城中村也将陆续启动拆迁改造。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但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即流动人口问题。稍作观察即可发现,随着城中村拆迁改造的步伐,流动人口越来越向还未被拆迁改造的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集中且规模越来越大,在沙门村,和一位年轻小伙交谈中得知,他来郑州两年了,刚到郑州时是关虎屯(郑州市二环以内城中村)的租客,没多久关虎屯就要拆了,现在搬到沙门村(郑州市三环以外城中村)。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将使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也将是城市城中村后期改造中面临的首要难题,因此,不可能再像城中村改造之初那样忽略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些流动人口了。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以特定群体的安置问题,在城中村改造后期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的话,将造成城市人才外流,城市住房危机,城市不和谐等一系列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但“见风长”现象严重。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 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 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流动人口本身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郑州市的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现实情况是现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动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归结为外来流动人口,简单地采取一律轰走的粗暴方式,这是没有道理的。政府和社会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村民的拆迁补偿安置上,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面临窘境。第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将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动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闲置房有限,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批流动人口租房带来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导致房屋租金上涨;另一方面,在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过高的租金来租小区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这将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将难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脚投票”,选择离开。第二,大量流动人口将面临失业。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动人口较多,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这些商贩无法继续其生意,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将面临失业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面临失业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来的大学生,这些群体工资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迁,他们难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无法解决其住宿,他们则可能陷入失业的恐慌。第四,社会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会流落街头。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还不能照顾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而优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难以“排上号”。一些以打零工为生的人群可能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总之,在城中村拆迁改造中流动人口是利益受损群体,如果政府不能做出合理的政策安排,社会不加以与关注与帮扶,流动人口问题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解决,最终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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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拓宽农村教育融资渠道,解决教育设备落后、办学经费缺乏等困扰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二,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第三,必须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保证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全面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摘要: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发展问题的现状,以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勾画出了我国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架构,并提出了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人口;人力资源;全面发展
论文正文:
浅谈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全面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农村人口问题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村人口问题,引导农村人口全面发展,不仅可丰富农村人口理论、农村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还可以变农村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加快农村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发展、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农村人口的发展非常迅速,1949年全国人口为5.42亿,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已达5.34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88.7%;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达到5.90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81.6%;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就达到8.20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79.5%。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上城市化、城镇化和升学、招工,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放慢,199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还是很大,人均资源的占有量远远低于加拿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甚至低于日本。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加之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人口的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2005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到了9.6%,高于城镇8.5%的水平。2006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9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1.3%,其中城市老年人口占26.3%,农村老年人口占73.7%,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加快。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的,被称为“未富先老”。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老龄化的程度还高于城市,所以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将更为复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共
9 815.3亿元,分配到中小学的共5 211.9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为2 177.3亿元,为41.8%,而农村中小学数量为全国中小学的80.3%。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2005年我国农村人口文盲、半文盲为7.59%,小学文化程度为30.63%,初中程度为49.33%,高中程度为9.81%,中专程度为2.09%,大专及以上的仅占0.56%。由于文化水平低,致使大多数农民只能从事简单的传统农业,新技术和新知识接受能力普遍较低,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村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高,影响农村的稳定。根据资料计算,2004年农村0岁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2∶100,城市为114.4∶100。2007年我国乡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高于全国119.58∶100的平均水平。而陕西省的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达到130.7∶100,远高于正常范围。
由于经济发展慢,农村人口收入低,生活条件差。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781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1倍。农村医疗条件差,缺乏专业医护人员,卫生设施质量不高,农民的就医条件仍然十分简陋。大多数农村路况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有的农村地处偏远山区,甚至还没有通上电。农村改水改厕工程进展缓慢,大多数地方根本没有排水管道,到了雨季,污水四溢,造成环境污染。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文化程度低、科技知识匮乏,医疗条件差、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思想闭塞、观念落后,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历史、环境、政策、经济、教育,等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体现在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上,就是要牢固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对人口发展的指导要有科学的理论、方针、政策。而科学人口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口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将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充分结合起来,不能只取一点不及其余、只顾一头不顾其他。
2.1人口数量适度,稳定低生育水平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很大,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很大,人口的存量问题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虽然目前已经实现了人口的低增长,将人口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下。但是,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的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在农村,特别是在经济还较贫困的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方式还未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加之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生育水平还可能反弹,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还面临诸多困难。
2.2人口素质高,人力资源丰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知识经济已成为主流,经济的增长已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力的数量,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个国家要拥有众多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就是要提高人口素质,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谁拥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谁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管理和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被喻为“推动社会的两个车轮”,而将这两个车轮连在一起的就是人才。人口的素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2.3人口结构合理,社会秩序稳定
从人口的年龄分布上看,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其进程还在加快,出现了“未富先老”现象。由于人们生育观念的影响,使得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失调,制约着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和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全面引导人口结构合理分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劳动力的同时,实现家庭稳定、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2.4生产力水平发达,人民生活质量高
人口的全面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人们生活稳定收入有保障,身体健康医疗有保障,精神高尚养老有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有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有效提高。这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做保障。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才能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
人口全面发展的这四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人口数量适度是关键,人口素质高是核心,合理的人口结构是根本,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是目的。
3、实现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拓宽农村教育融资渠道,解决教育设备落后、办学经费缺乏等困扰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二,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第三,必须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保证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第四,建立终身教育体系。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建立政策保障机制,引导农民树立终身教育观念,构筑起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第五,加强农民科技知识培训,要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原则,以推广实用技术为重点,采用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办学,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培养出一大批农村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
3.2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裕民生,在职教。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变农村人口的数量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一,科学定位农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既要担负起培养新型农民的重任,更要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要更新农村职业教育观念,改变以升学为目的的办学定位,以技能培训为主,充分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务农水平,同时提高进城打工农民的技能,还要发挥城市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势,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第二,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促进农村职教发展,除政府投资主渠道外,还应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体系,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在政府的统筹下,探索政府、企业、行业和社会各界联合办学的新体系,明确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在发展教育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独办农村职业教育的局面。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比例,改革课程设置,编写实用教材,改善实验设备条件,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吸纳一线能工巧匠任教,突出技术操作性、职业技能性和教学实践性,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
3.3科学务农,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第一,科学务农。让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运用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的产量和产值,利用本地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第二,加大产业结构调整。要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好市场的开拓、龙头企业与基地建设等工作。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要大力建立健全农产品流通体系,强化农业环节的连贯性,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要根据市场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的状况,积极调整农业的内部结构,提升养殖业的比重。还要加强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发展旅游农业等经营性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的升级。第三,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针对农村人口多、资源少,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的现状,要加大培训与引导,组织劳务输出,让农民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开拓视野、转变观念。
3.4加快养老、医疗保险改革,提高老年人生活保障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和方向是根据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科学、系统、规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全方位的,城乡一体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者和全体社会成员在面临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各种困难时,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帮助,做到“老有所养”。目前,我们急需加快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改革,加大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力度,要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保障形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基金管理规范化、服务水平标准化等制度体系。
3.5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理念
我国农村人口的增长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基数大,而且又面临着新一轮的人口增长高峰,因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远未解除。而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所以,要通过大力宣传学习,让农民的思想从旧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自觉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加大政策的引导力度,奖励和惩处并用,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使男女比例逐步平衡。
总之,要实现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有效促进农村人口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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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民族不断打破封闭,由相互闭塞到逐渐交流,由彼此隔离到密切联系,各民族人口空前流动,民族散居化越来越广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使得城市民族工作复杂化,对城市民族关系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文章通过对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的调研,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并对如何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关系;民族工作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生活于边远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向较发达地区与城市流动,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城市里民族成分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开放的发展观念与发达的经济水平,对各地域、各民族人民都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广东成为一个典型的外来少数民族接收大省是必然的。据统计,到2012年底,广东56个民族成分齐全,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250万,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和各大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必然对城市社会产生影响,如民族关系主体多元化、需求和诉求多元化,民族间交流交往频繁化等,最终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内涵与挑战。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探讨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有效机制。
取百度百科的定义,民族关系,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是受时代发展和社会性质制约的,也是与当时要解决的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及解决的方式途径联系着的。[1]城市民族关系,即发生在城市区域范围内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必将改变城市民族关系的内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新增主体甚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逐渐成为引发民族关系的重要主体。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在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上。”[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
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使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各族文化带入城市,极大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进入城市,亦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扩大了城市消费市场。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加快了城市发展,有益于推动与巩固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导致引发民族问题的触点增多、燃点变低,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乡、异地、跨民族三重流动的主体,迅速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导致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有可能造就民族间关系的不和谐以致紧张。城市多民族化趋势和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增多,使城市民族关系在我国整个民族关系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3]
据统计,至2012年底,广东省有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比2000年增加190万,12年间增长了3倍,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310万少数民族人口中,80%是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80%分布在城市,80%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各大中城市。三个80%对广东省的城市民族关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广东省城市民族关系日益繁杂化,主要特点呈现如下: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广东城市与民族地区的双向发展与改善
各族人民进入广东各大城市,使得广东城市文化多样性得以加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城市里汇集,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服饰、饮食、娱乐等方面进行着有形无形的交流与碰撞,极大丰富了广东城市文化面貌,为广东城市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据调查,广东省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各民族特色的食品、农牧产品、工艺品等,一些以少数民族特色风味为主的餐饮业在广东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广州,就有 “清真拉面店” 约1500家,过去回族同胞在城里找不到饭馆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穿着民族服装,摆卖制作精美的民族饰品,深受市民喜爱。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更有一些城市大力开发民族文化旅游项目,把灿烂的民族文化搬进城市,进行表演与展示。如深圳市的民族村、锦绣中华等旅游景点,便是典型的民族文化荟萃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城市劳动、生活,与广东世居人民一起,共同建设幸福广东,促进了广东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通过学习与交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从广东城市学到了先进技术与科学理念,改善了自身生活,开阔了眼界,反过来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形成城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双向不适应”,使其迅速成为广东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
“双向不适应”,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化生活与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和汉族群众不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地区文化与广东城市文化直接而又频繁的接触、摩擦、碰撞,难免造成矛盾与问题,终至于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来自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又存在文化与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适应城市问题上比一般流动人口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而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原本由粤地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广东又未做好迎接大规模民族文化冲击的充分准备,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期内骤然增加,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与生活习惯未必能得到广东城市居民的理解与尊重。在广东,因为汉族居民把猪肉带入清真食店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另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家乡比较随意的生活习惯带入城市,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聚谈喧哗等。这些背离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处事方式很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以至于发生摩擦纠纷。而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抵触,反过来又伤害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由此造成城市民族关系的紧张。
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管理规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大多没有固定门面,以流动摊贩为主。为了增加销售,他们多选择繁华路段进行摆卖,乱设摊点,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另外,由于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多是小本生意,没有长期目标,也就不愿办理经营执照,给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更有甚者,在交易过程中实行强买强卖,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破坏了民族之间的团结。据统计,2012以来,广东发生的二百多起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中,因流动商贩引起的,超过总数的30%,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发生冲突的几率居高不下。
三是一些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并以此寻求特殊待遇。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与城市存在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距,再加上自身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一般从事较为辛苦低薪的工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落差越发明显,从而产生失衡心理。而与城市居民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又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与交往,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刚来到广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认同”成为他们在他乡找到依靠最佳的途径,族群分界与认同意识由此得到极度强化。加上对法制法规与民族政策的一知半解,遇事则往往以民族认同为纽带,抱成一团,相互声援与支持,甚至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
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4]在广东,遇事“情绪激动――聚众声援――上升为民族问题”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矛盾纠纷的固有程序。加上城市具有信息传播快,辐射性强等特点,当某一城市发生涉少数民族问题时,会很快传播到其它城市和地区,使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2011年12月,佛山市发生一起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纠纷。起因是约10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佛山市区违规摆卖烧烤,不满当地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的管理而产生对抗,他们拟采取的对抗方式是:联合珠海、东莞等地的同籍同族人员到佛山进行谈判,并故意违规摆卖,促使城管动手,进而以此作为导火索闹事,引发冲突后再组织游行与上访。此事经佛山市各有关部门的稳控措施得以调解平息,但由此可见,“民族身份”确实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寻求特殊待遇的“招牌”。
(三)城市民族关系渐趋和谐,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应对方式未尽完善
广东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更是成为广东民族工作的重点。粤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有效调控。比如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以规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开展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以树立民族团结的意识;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等。在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城市强大的融合作用,广东日渐形成并不断巩固以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为主流的城市民族关系。但是,民族关系本身并非一个永恒稳定的系统,尤其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大、增长快,时刻影响着城市民族关系的动向。广东的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上的未尽完善也逐渐显现:
其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遭不公平待遇,其正当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我国正经历着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这同时也是城市民族多元化的过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少量到极大规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构成复杂、居住分散、随时流动,必然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人员,都会关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认为他们破坏了城市的和谐有序。部分执法人员为保障城市的正常秩序,常常忽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导致管理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侵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现象。这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之间矛盾的高发几率可见一斑。“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与歧视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常遇到的问题。
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固有的偏见以及来自城市的制度性歧视与非制度性歧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群体性摩擦甚至冲突,将会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互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对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势必会产生民族关系问题。”[5]事实上,城市并不仅属于城市居民,它是开放与公平的,进入城市的人,就应该得到城市管理机制的保障。而且,矛盾的引发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引发城市问题的同时,必然也处于被动引发的位置。城乡平等、各民族人民平等,是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前提。唯有妥善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遇到的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才会达到真正和谐。
其二,在处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时,为避免引发“民族问题”而不能坚持原则。前文提到,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往往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把民事事件演化为民族问题,以此取得特殊待遇。与此相对,部分执法人员由于对国家民族政策缺乏了解,一旦遇到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便不能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往往采取无原则退让、“花钱买平安”的处理方式息事宁人。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多次上演的“切糕”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广东也常常发生以高额赔偿为最终解决方式的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事实上,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纵容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损坏了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人员的形象,最终只会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任何事案件时,法律都应该是基本原则。准确定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能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都看作民族问题。有了法制法规的约束,各民族人民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分析有利于城市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消除阻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建立良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探讨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真诚合作,共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城市民族工作涉及面广,涉及人员构成复杂分散,若依靠政府单方面努力,很难使团结和睦的民族意识渗入每一个角落,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若缺乏政府所搭建的良好平台,单纯的民间行为也难以形成榜样,得到推广。因此,促进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的真诚合作,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民族氛围。一是通过政府引导,建立少数民族自我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急切寻找认同感,归属感,少数民族团体比单纯的城市管理部门能更好地为之排忧解难。因此,引导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协会,能充分发挥这些社团桥梁纽带的作用,促进民族互助,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并参与到社团中来,推动自我管理机制的健全。
广东省近年来建立的异地务工少数民族服务协会、少数民族商会、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等,对协调城市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散居住于城市各个区域,且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常被认为是引发城市民族问题的主体,因此,城市管理一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侧重采用防范机制。事实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是城市的一员,也应在城市得到应有的服务,并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若能通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进行管理,为其提供服务与保障,并或吸纳为社区管理者的一份子,通过培养社区意识来培养归属感,能在心理上与实际行为上增强其安稳性,以此增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
2012年,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出台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积极推进各社区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搭建和谐民族关系桥梁。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他们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且少数民族干部多为各个民族的优秀代表,在其民族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与亲和力,可以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中起到很好的引导、教育作用。在广东,少数民族干部经常参与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的处置,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处作用。
(二)建立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的联络协调机制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主体之后,城市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一个城市的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不再限于本城市,还与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紧密相关。”[3](P57)很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地的管理部门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对民族工作也缺乏经验,因而在处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时常常陷入困境。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政府则对本地区民族文化与社会风俗比较熟悉,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广东省民族宗教委与新疆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输出大省区驻粤机构举行定期座谈,共同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式方法。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也与少数民族输出地政府之间建立协作机制,通过两地的有效合作与探索,妥善解决了不少疑难事件,提升了城市民族工作水平,有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总之,在城市民族工作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努力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广东省在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城市民族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扎实做好协调民族关系工作,努力营造城市各族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环境,虽仍有未尽完善之处,但和谐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树立了广东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收大省的良好形象。
[2] 郑信哲.浅谈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3):10.
[3] 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54.
[4] 郝亚明.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8(3):18.
[5] 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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