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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是厦漳泉城市群之龙头,其经济地位对闽南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厦门市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服务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和海峡西岸中心城市,有发展现代服务业良好的基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明确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有利条件,对加快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厦门;现代服务业;发展思路。
试论厦门市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
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现代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显示,服务业不仅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且其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赖于信息服务、银行、运输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拉动。
现代服务业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对应的,是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意义上的服务业,不仅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更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并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它既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服务业,如网络通信、数字影视、网络传媒、IT信息服务、现代物流、远程教育、电子商务等;也包括以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改造和提升的传统服务业,如通信业、信息咨询、金融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本质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而其核心则是发展技术、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以及人类的认识活动的逐步深化,对现代服务业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现代服务业的内涵也会不断丰富。
厦门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是厦漳泉城市群之龙头,其经济地位对闽南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产业结构有效调整、一二三产业合理布局。
1、从纵向来看。
厦门市服务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地位日益显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高。厦门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由特区成立之初的1980 年的 1.31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 003.88 亿元,增长了766 倍,三十年间年平均增长 24.8%,服务业占厦门 GDP 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由1980 年的 20.6%增长到 2010 年的48.9%,平均每年提高近 1 个百分点,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从横向来看。
厦门市服务业的规模取得了跨越式的增长,但与其他城市比较差距也扩大了。从服务业增加值的绝对额来看,与北京、上海、广州等服务业发达的城市相差甚远。从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来看,厦门直到 2010 年还未超过 50%,上述三大城市从 2000 年起这一比重均超过 50%。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比值在 2000 年时已达到69.04%,2003 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75%,日本为 68%,德国为 69%。可见,厦门市服务业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但相比经济特区地位和世界发达国家而言,传统服务业缺乏竞争力、高端服务业规模较小,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不完善已成为厦门工业化、城市化乃至国际化的障碍性因素。
3.从内部结构来看。
厦门服务业的产出过于集中,行业、行政区域间差距明显。从行业来看,厦门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在厦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现代服务业比重不高,2009 年上述四大行业的增加值为 491.6 亿元,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54.9%,说明厦门服务业内部结构尚未成熟,传统行业仍居主要地位,新兴行业有待进一步成长。从行政区域来看,2009年,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GDP较高,分别为577.63 亿元、431.24 亿元、232.08 亿元和 239.38 亿元,同安区和翔安区GDP 仅为 132.84 亿元和 129.07 亿元。同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GDP由高到低依次是思明区(81.7%)、湖里区(46.5%)、同安区(38.5%)、集美区(32.6%)、海沧区(29.4%)和翔安区(20.2%)。
可见,思明区服务业在厦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相比之下,其他行政区的服务业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占GDP的比重都与思明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009年厦门市六个行政区完成服务业增加值情况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厦门市统计局网站。
1、立法优势。
1980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 年 2 月,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随后,国务院相继批准设立海沧、杏林、集美三个台商投资区,实行经济特区现行政策。1992 年又批准设立象屿保税区。其间,国务院还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
1994 年 3 月,全国人大授予厦门特区地方立法权。2000 年 3月5 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立法法》,把经济特区所在的市纳入“较大的市”范围,赋予特区所在市政府享有与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政府同样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
2010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并同意厦门发挥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试验区作用,扩大金融改革试点,并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先行试验一些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措施。作为经济特区和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给予厦门市的政策支持也强力推动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财税政策优势。
在税收方面,1991 年 4 月 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7 条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 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无疑这是经济特区在财税政策方面享有的一条优惠政策,为厦门市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2008年1月1日《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实施,并同时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新法对企业税收实现了“四个统一”: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对于目前,厦门经济特区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新税法实施(2008 年)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二是新设高新技术企业执行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市,企业将均能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依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厦门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营业税、外商企业投资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优惠政策。
3.市场优势。
厦门是闽南地区中心城市,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 253 元,比上年增长12%,连续多年保持福建省第一的位置。此外厦门背靠漳州市、泉州市,两市经济发展迅速,内陆龙岩、三明市发展潜力较大,厦门市服务业在周边地区支撑下发展后劲很足,发展潜力巨大。
4.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厦门市位于中国两个发达的经济区域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的海路和陆路中段,面对台湾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厦门市基础设施完善,发展服务业的基础雄厚。
厦门市已建成以海港、空港为枢纽,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相互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厦门港也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深水良港和主要口岸,是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交汇点,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组建厦门港口管理局,管辖围绕厦门湾而建的所有港口和码头,厦门港的岸线资源大大加强,厦门的对外口岸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乃至东南沿海的现代物流中心。厦门与国内外主要城市联系十分便利,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客货运航空中心,已于国内外近百个城市开通直航航线。
5.环境优势。
现代服务业区别于传统工业的高耗能和高污染,它更需要的是一个适宜人居的环境,厦门市有二十多年的特区建设基础,2003 年获得过中国人居环境奖,2004 年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2007 年名列全国宜居城市榜首,是国内外知名的花园城市。
1、优化政策环境,建立健全配套法规,增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导向作用。
2010 年 9 月,国务院发改委正式批准厦门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为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厦门应尽快完善服务业相关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对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知识型服务业和新兴服务行业发展,将优先支持和倾斜。在税务、工商、金融等方面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如减免税收鼓励研发、减轻行政审批手续、提供融资便利等,形成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多级力。
2.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构筑完整的产业链,带动服务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体现在产业链的上游(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设计、市场研究等)、中游(质量控制、会计、认识管理、法律、保险等)和下游(广告、物流、销售、人员培训等)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全过程生产活动中。这条产业链已经成为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应该充分利用现阶段厦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期,依托厦门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港口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现代物流业等,并使其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其他服务业的发展。
3.以生活性服务业为突破口,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
一是利用厦门优越的环境优势、人文优势和区位优势,深度开发旅游资源,大力整治旅游环境,全面推进对台旅游交流与合作,把厦门打造成为海峡西岸重要的旅游中心城市。二是重点扶持会展服务业、动漫、广播影视等文化创意产业。向从事文化创意的企业提供研发贷款、融资等优惠政策,大力建设一批专业化、产业化的文化创意园。
三是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业。
鼓励社会资本创办高端医疗机构,积极探索旅游医疗,培育健康咨询、保健服务等项目,满足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4.加强培养和引进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人才。
一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职业性,鼓励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做好从业人员资格认定和岗位培训,共同培养多层次、多领域的技术专业人才。二是制定有关政策,引进吸国内外各层次高技术水平人才,建立畅通的人才流入渠道,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如专利激励、产权激励等,此外,政府对引进的人才应进行长期跟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留住人才,提高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
5.加强区域合作和对外合作,拓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厦门应充分利用自身海西建设中心城市的优势,加大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加强与周边城市政府协商,并达成共识,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形成合理的服务业发展布局,避免恶性竞争。同时厦门也应利用开放特区的优势,吸引外国的资金、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流程,推进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升级,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支持本土有能力的服务性企业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拓展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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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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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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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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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
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
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
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
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
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
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
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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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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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多解释变量研究法,不只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实际汇率的解释变量,还加入了经济增长率。主要因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实际汇率两者之间的并没有直接传导的关系,因此引进一个对两者联系都比较紧密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递进的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利用中美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
REER=ER*CPIf/CPI
其中ER是中美名义汇率指数,CPI是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f是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本文选取2000年第三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数据区间,共54个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统计局。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用CHILDREN表示0-14 岁人口占比,LABOR为15-64岁人口占比,OLD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经济增长率的选取是由我国的GDP决定的,记为RGDP。
由于CHILDREN+LABOR +OLD=1,三个变量完全共线性,所以仅选取劳动力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结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将REER、LABOR、OLD和RGDP分别取对数,再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季节性调整,记为如下模型:
LNREER_SA=c+β1LNLABOR_SA+β2LNOLD_SA+β3LNRGDP_SA+ε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由表1可以看出,LNREER_SA、LNLABOR_SA、LNOLD_SA、LNRGDP
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即时间序列不平稳,存在单位根。进行一阶差分后DLNREER_SA、DLNLABOR_SA、DLNOLD_SA、DLNRGDP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即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是一阶单整,因此可进行协整检验。
表1 各序列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的P值 结论
LNREER_SA 0.7436 非平稳
DLNREER_SA 0.0000 平稳
LNLABOR_SA 0.7917 非平稳
DLNLABOR_SA 0.0043 平稳
LNOLD_SA 0.9921 非平稳
DLNOLD_SA 0.0002 平稳
LNRGDP_SA 0.2674 非平稳
DLNRGDP_SA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 检验所得
(二)协整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采用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法均表明在0.05水平下,变量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Trace test Prob.** Max-eigenvalue test Prob.**
None * 0.611900 0.0000 0.0001
At most 1 * 0.471721 0.0001 0.0014
At most 2 * 0.266550 0.0102 0.0356
At most 3 * 0.091447 0.0302 0.0302
Trac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检验所得。
确定了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则可以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的原理推算出具体的协整方程。
表3 标准化协整系数
DLNREER_SA DLNRGDP_SA DLNOLD_SA DLNLABOR_SA
1.000000 -0.503240 -2.277929 1.386025
由表 3可以得出协整方程:
LNREER_SA=0.503LNGDP_SA+2.278LNOLD_SA-1.386LNLABOR_SA。
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都会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而老年人口的上升则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的影响更大。劳动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4%;老年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2.28%。
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劳动力人口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我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人口限制的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人口出生率,以保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加快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迫在眉睫,这样才能使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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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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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发展形势、影响以及应对之策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
几十年以来特别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使农村社会普遍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以后的着落在哪里。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不仅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
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
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杨青哲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未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根据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40年时间内将保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抚养比的提高,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
很显然,严重的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只有将自我养老(即依赖自身劳动收入的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缓解这种压力。这自然意味着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推广并发展现有的新农保制度,但围绕老年人自身的劳动力再发挥及家庭养老支持在农村而言却才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目前新农保制度的三大资金支柱乃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与政府补贴,在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补助所依赖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而个人缴费情况也完全取决于家庭收入。而对于中国农民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积累财富,可以说这才是农民养老的死结。
因此,要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最有力的举措还是在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且同时进行金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得农民的财富可以积累起来。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并试图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同时即便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如果仍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那么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问题仍将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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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数据预测采用ARIMA模型进行预测。从预测的图1中可以看到2022年65岁以上的老龄化比重将要上升到12%,并有稳定上升的趋势。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四川人口老龄化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四川人口老龄化研究
自20世纪中期起,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进入21世纪,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是“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当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四川省是老年人口大省,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在未来10~20年,四川省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人口老龄化对我省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区发展的影响是系统性、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如何应对这一长期性、综合性的战略工程,采取有效措施,防患和解决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促进我省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老龄化社会包含以下几个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2003年,四川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上升到685. 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 86%。少儿人口比例在30%以下,1988年少儿系数为29.98825%。年龄中位数达到或超过30岁,2000年已经上升为30.14岁。老少比高于30%,2002年则达到30.99 %。根据上述四项指标的动态变化,可以看2003年,四川省的各项指标都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的指标数。
人口老龄化数据预测采用ARIMA模型进行预测。从预测的图1中可以看到2022年65岁以上的老龄化比重将要上升到12%,并有稳定上升的趋势。
1.老龄化的趋势将继续,原有的老龄化人口问题更加突出和明显
未来十年内四川省的老年人口比例依旧不断提高。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人口问题将会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医疗保健、生活的照料等需求将会在社会的各种角落里出现,呈现出一种大范围的比较普遍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在较大范围内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和动荡。
2.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逐步高龄化
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省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人口素质也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逐步下降,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即将改变。同时劳动力年龄日趋高龄化。
3.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随着四川人口转变的推进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抚养系数上升,宏观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逐步消失,这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
4.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迎来新的改革
我省老龄化社会到来,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进一步加大。需要寻求更好的保险保障模式,使得老龄人更好的得到社会的尊重,同时减轻青年人的压力,促进四川经济稳步发展,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及社会保障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根据四川的老龄化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参与和共享――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1999年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人年”的主题,其实质是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使老年人真正作为平等的一员融入社会;其核心是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和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认同,消除视老年人为社会发展消极因素的认识误区,树立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2.适当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前提
国际经验证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结果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社会保障危机”,主要原因并不是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而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因此,政府应该及早调整积累和投资结构,改变目前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格局,形成以企业和个人投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同时,继续吸引国外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积累的不足。
3.建立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进一步明确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在子女克尽赡养义务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提倡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有效结合。同时,建立老年服务督察制度,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强化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作用
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单一的老年社会保障模式在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面前,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因而人们都在探讨一种多支柱的保障模式,这种多元保障模式一般包括:由政府管理的、以税收方式筹资的公共养老金,由政府或私营机构管理的强制性个人储蓄积累,还有自愿参加的各种补充养老保险等。
5.发展银色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社会需求
鼓励在老龄事业的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以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老龄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既满足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还可以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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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
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
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
(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
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
(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
(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
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
(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
(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
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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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国际上,类似的群体被称为“国内移民”,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1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不仅事关流动人口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速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 创新思路; 经验启示。
流动人口是指在大陆地区不变更常住户口的前提下进入非常住户口所在地,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当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1]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在 2010 年 6 月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表明,2009 年流动人口已达到2. 11 亿,其中 78. 7% 为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停留时间为 5. 3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达 2. 61 亿,同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 03% 。在这些人户不一致的人口群体中,大部分由流动人口变为事实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和“纳税人”,已成为流入地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而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成为不流动的 “流动人口”。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2]。
流动人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因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滞后而 “裂变”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流动人口管理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作风等都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提法,是近年来的成果[3],与传统单纯强调对流动人口管理不同,它更加突出了以服务为导向和人文关怀的理念。
凡是涉及流动人口利益与生存状况的活动,如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生育、教育、社会治安、技能培训等,都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范畴。当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如何适应社会大市场、大流动、大开放的动态环境,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公安创新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处理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要科学把握流动人口变动与发展规律,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认识,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一) 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理念上存在着误区,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盗窃、抢劫等犯罪现象比户籍人口普遍,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于是流动人口在某些人的眼里俨然成了 “问题人口”。比如,有管理者认为,中国社会当前最容易引发动荡的三个方面中的一个就是流动人口[4]。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管理者从排斥流动人口的思维定式出发,简单地把流动人口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 “城市病”的根源,将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种种压力简单归结于流动人口过多,使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遭到排斥,被边缘化。这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适应。这种社会管理理念的局限性,是影响现阶段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其后果使许多基础性工作无法开展,许多源头上的问题无力研究解决,使工作缺乏协调,管理手段难以配套。
( 二) 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滞后,与服务管理脱节。
1958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在人口管理上进入城乡分割的管理时期,拉开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启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大量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形成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潜在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5]。1984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居住落户。1985 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流动人口问题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开始,对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管理起到了规范的作用。1995 年公安部颁布的 《暂住证申领办法》,对流动人口管理主要是针对治安防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居住时间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流动人口管理内容已由单一的治安管控逐步扩展到权利保障方面。但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管理法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现有的一些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涉及流动人口管理的内容存在明显的欠缺和疏漏。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与现有的户籍属地管理体制之间产生制度性冲突,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壁垒,人为地在城市内部划分出本地人和外地人两大社会群体,由此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流动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分享。
第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协调性不够,许多地方和部门仍迫于各种压力,还在设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限制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制度上形成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使流动人口在就业、居住、职业培训、计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在矛盾纠纷调和行使民主政治权利方面还面临很多障碍。
第三,公安机关时常面临执法难。经过多年的实践,公安机关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也积极探索出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即,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 与一些出租房东和企业主签订安全责任状,推行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分级分层管理的新举措。但这些措施都受制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公安执法时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比如,社区民警要求房屋出租人必须配备技防门、监控探头等技防措施,但现行法律对社区民警的职责、入户调查的权限,房东、流动人口违反相关要求行为又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流动人口管理中违规难处理的境况[6]。即便是 2007年中央政法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内容也是粗疏的。因此,改进、完善、提升与流动人口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迫在眉睫。
( 三) 综合治理机制缺乏协作整合,资源难以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在流动人口管理上,虽然对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人口流动与传统户籍属地管辖体制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上,对流入地要求多于流出地。在流入地,登记不犯罪,犯罪不登记,办证不违法,违法不办证的现象十分突出,公安机关能够掌握、管控的大多数是守法人员,而真正需要管理掌控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反而长期游离在公安管理的视线之外。流出地与流入地信息管理脱节。如,1998 年涉及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吉思光 ( 黑龙江籍) 为逃避打击,逃至深圳等地,化名 “张国锋” ( 山东籍)在浙江金华市 “潜伏”下来,直到 2011 年 12月 7 日才抓捕归案。
13 年里,曾在 《潜伏》等30 部电视剧中扮演多个角色[7]而未被及时发现,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权限方面存在着矛盾和不一致,导致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从各自工作内容考虑,逐步建立了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些信息反映的只是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数据,运用上基本处在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严重削弱了管理部门的综合研判能力。1997 年,在各级综治委之下成立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很多部门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只属公安机关,所以流动人口管理的日常工作,绝大多数地方由公安机关承担,使公安机关陷入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
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现状看,现有的组织结构及工作职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职能部门职责分离,相互脱节,缺乏内在协调配合机制,部门联动和信息整合、资源共享十分有限,实有人口管理要求难以落实。
第二,部门职能交汇、缺乏合力。教育、人事、民政、劳动保障、公安、计划等部门的日常工作都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容密切相关,但目前各部门间仍处于 “块”、“条”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现有规定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定性及处理意见不统一,不具体、不明确,各职能管理部门出台的措施都局限于各自的业务内容,导致部门间要么互相抵触,或互不相关,无法整合力量进行流动人口社会管理,造成协调上的困难和管理漏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目前仍是公共秩序、社会状况最复杂的区域,并衍生出相对封闭的亚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成为各类犯罪的温床。
[8]( 四) 管理与服务严重失衡,落后于社会需求流动人口管理是国家人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管理内容涉及商、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房产、计生、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重点仍放在治安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因此,流动人口管理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手段及单一性,即主要依赖强制性治安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1980 年代以来,许多流入地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突出,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占的比例一直在 50% 以上,个别地方高达 80%[9]的执法现实。使得以公安机关为管理主体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其重点则放在以治安管理为主的控制和防范措施,并经常伴有清理整顿行动。这样一来,严重忽略了流动人口群体不仅是经济、能力的弱势,更表现在权利和社会资源弱势的事实。所以,当这个群体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强迫劳动、被强迫卖淫、妇女儿童被拐卖。当财产权益被侵害,如被敲诈勒索、被抢夺时,往往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救助。
由于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制度性缺失,对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维护的忽略,及某种程度普遍存在的某些公共部门的不作为情形,导致流动人口从政府管理部门获取的社会支持不够充分、全面,远远不适应其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加之基层公安机关由于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判断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作风存在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普遍存在以专政机关自居,将管理目的与手段混淆,为管而管。厦门市在 2008 年建立了 150 个 “一站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在实际运行中更多只是停留在 “管理”的层级,而很难给流动人口提供更为实在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站式”服务管理表现为 “一站式”管理[11]。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现实需求重视不够,服务为先的意识不强,认为服务只是发证,与公安部 “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12]不相符。“多管理,少服务”的管理取向客观上淡化了管理的实际效果,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关之间的紧张对立,不断滋生出因 “权利的贫困受损”而导致社会对抗事件。
随着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镇或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的发展形势,户籍人口、流动人口 “分立并行”、地区和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整合的管理体制机制,及日益显现出 “条”、 “块”分割、多头管理、权责分散的弊端,很难适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需求,以公安机关为主的防范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已无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 一) 创新思路。
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转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思路。目前,中国的人口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往东部沿海地区流迁,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和中、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产生、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强,基于现行户籍制度框架的流动人口管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日渐捉襟见肘,仅靠政府部门单一提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因此,应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第三条道路”
理论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导致管理效益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仍然强调依靠政府的管理力量和行政控制,使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针对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他倡导政府要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13]。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强调政府和非政府部门 ( 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的共同合作,是搞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有效手段。为此,可以社区为载体来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建立由政府、社会、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合理的长效服务管理机制,逐步建立起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管理有效运行相衔接,融服务与管理为一体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人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模式,即最终形成一种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
( 二) 经验启示。
1.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增设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农民工工作司,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统筹协调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得到加强。
第一,“底数清,情况明”是切实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难的关键。2009 年 7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监测网络的前期研究,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及时发现目前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求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二,全国 29 个省 ( 市、自治区) 建立了省级集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库,完善了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为 “六普”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开展了 106 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为各地“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党委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支持。
第三,2010 年 6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在北京第一次举办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城镇化道路的尝试。[14]。
2. 设立新居民事务局,践行统筹理念。
根据 2006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浙江提出将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的精神,嘉兴市委、市政府在 2007 年出台的《关于嘉兴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试行) 》,就充分体现了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统筹理念。表现在: 第一,将来嘉兴务工、经商、创业的非本市户籍,并有固定住所的人口统一称为嘉兴新居民。第二,新居民政策包括以下内容。逐步实行新居民与嘉兴本地居民统一的就业政策; 逐步拓宽新居民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建设小型经济适用房,定向出售给符合相关条件的新居民。第三,设立独立的机构———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具体负责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第四,嘉兴市委、市政府统筹协调全市的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并将其纳入各县( 市、区) 年终考核内容。
乡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人口流迁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域的迁移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 2012 社会蓝皮书《201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已居住在城镇,城镇化过程对农业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15]。流动人口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公共管理能力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研讨,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而且将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在欧洲,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贫困、剥削的关注。按照欧盟2003 年在社会融合联合报告中的精神,社会融合就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有基本的社会福利[16]。因此,要树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理念,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通过提供绿色通道、法律宣传、维权援助三项服务,让流动人口和流入地居民一样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避免社会排斥的恶化,这才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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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居住,非农就业成主流 [EB/OL]。 2011 年12 月 19 日 15: 43.
[16] 嘎日等。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评析及其启发 [J]。理论视野,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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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好成本管理和提高成本管理水平,首先要认真开展成本预测工作,规划一定时期的成本水平和成本目标,对比分析实现成本目标的各项方案,进行最有效的成本决策。然后应根据成本决策的具体内容,编制成本计划,并以此作为成本控制的依据,加强日常的成本审核监督,随时发现并克服生产过程中的损失浪费情况,在平时要认真组织成本核算工作,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和各项基本工作,严格执行成本开支范围,采用适当的成本核算方法,正确计算产品成本。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我国煤炭企业成本管理新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煤炭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可以借助成本领先战略达到目标,而成本领先要求企业必须依赖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文认为企业应该认清现实,然后从细节做起,以技术和预算为手段,以责任成本为核心推动企业成本管理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成本管理;煤炭企业;责任成本
1.1 员工缺乏自主成本管理意识,普遍不关心企业材料耗用情况
首先绝大多数人认为成本管理是少数管理人员和企业财务人员的事情,自己无需关心这些,这导致他们对自己消耗的成本漠不关心。其次,成本的财务管理与实际生产物质消耗成本脱节,再加上岗位工人只重视产量和规格,而忽略材料的耗费,甚至造成材料的浪费情况,这必然使相关成本超出预算。现状的混乱和无序都有其深层的原因,煤炭企业员工普遍没有成本意识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使然,首先煤炭企业一线员工绝大多数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认识水平很有限,多数都以自我为主,难以从企业整体角度认识到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其次,企业对员工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往往只针对领导干部,因为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差异导致领导们向下属职工传递信息时会有很多丢失,加上有些未能及时准确地传达,这些都严重影响成本控制措施的贯彻执行。
1.2 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回收率低
一方面相同材料重复投资,另一方面可回收的材料被掩埋、损坏,产生严重的浪费 首先煤炭企业生产原煤时,实际上由工人借助一定的工具将原煤运送到地面,在此过程中并不消耗材料,即材料成本不是原煤实体的一部分。显然,这些工具性的材料都是可以重复多次利用的,当然随着原煤开采面的深入拓展,用于支撑矿井的材料消耗也会增加,因为可以重复使用,所以实际成本并不是必然的提高。现场作区域临时不用的材料没有严格的科学管理,随意放置,导致易损坏或丢失,可重复使用的材料不及时利用又会加重财务上的负担。
1.3 成本管理重视事后的成本分析管理,而忽视事前、事中的成本分析
对于已经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等分析管理较细致,而忽视设备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煤炭回采率,机械设备等利用率等,这些使吨煤折旧费用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劳动生产率低必然使原煤人工成本增加。井下用电设备耗电量大,有时设备空转,加上工人私自乱接用电设备,造成局部用电量剧增,这可能造成电力成本剧增。
2.1 想要提高企业整体成本管理素质,必须强化全员成本管理意识
首先就煤炭企业成本管理的基本知识向全体员工进行普及,引导职工学习成本管理,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强化他们的紧迫感。其次,努力营造出“自己就是成本的主宰,不重视成本节约就没有前途”的管理氛围,让员工们从思想上认识到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自己收入的减少,这就为强化成本管理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要使全体员工明确自己成本的范围,理清自己的成本与效益,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成本节约观念,并激发成本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企业上下人人关心和支持成本管理,人人参与成本管理。
2.2 加强工具材料的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材料周转使用制度
可多次回收利用的物资必须建立谁领用谁管理,毁损原价赔偿的制度,并定期对该材料物资检测,不能利用的报批报废。施行废旧物资的回收奖励制度,根据物资种类不同制定不同的回收率,超过回收率的单位给予相应的奖励,从而提高各部门和员工利用废旧物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开支。
2.3 建立全面的成本考核指标体系
明确成本管理对象的基础上,建立全面的成本考核指标体系,如在传统的成本考核指标基础上增加吨煤总成本、吨煤材料消耗、吨煤人工成本、吨煤电力成本等。增加一些与隐蔽成本相关的技术指标,如设备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原煤回采率、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率等,全方位挖掘提高企业的整体成本管理水平。建立完备的用电申请、审批、记录、检修制度,控制电费成本。
3.1 以技术革新创成本优势 技术革新预示着企业在人力和物力消耗方面的节约,事实上技术上的创新造就个别企业的成本领先优势,因为已经革新的技术使企业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和物力去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也直接影响到煤炭企业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当然成本管理方面的有所突破也必须借助技术革新,虽然有时这种革新可能仅仅就是一个工序的调整或节约,但因为优化了成本的形成过程,如改进煤炭回采、掘进支护工艺,研发或者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等,这些使原来的成本无需再发生,这就降低吨煤成本的某方面消耗。技术革新主要依赖创新型技术人才,企业可以通过他们拓展企业知识层面,鼓励创新机制,设立创新专项资金,真正树立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价值和利润的信念。
3.2 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手段强化内部成本管理
在企业内部按照完全市场化的要求进行预算管理,即在企业内部按市场体系的要求建立完全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企业内部各单位要按照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进行全面预算管理,内部各单位之间完全是市场契约关系,各单位要真正成为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因此必须精细化管理。这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的有效措施。按照市场化尽心内部预算管理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各单位的责权利必须对称,每个单位应该是一个相对完全独立的经营主体,对自己的生产运营活动拥有完全的主权,其他任何外单位无权干涉,并独自承担所有生产责任,可以根据运营的特点设立独特的管理方法,如有不妥接受内部市场相应的奖罚。第二是要有可行的较全面的考核指标,因为所有的考核都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否则无法评价优劣,既然已经内部市场化,就必须有充实准确的内部市场标准可用,以便各主体选择自己的行为。第三是预算为先,各单位根据各自的生产指标及消耗指标,结合内部市场化的条件进行更加详尽细化的预算分解,落实到每个时间段和每个人。
3.3 以责任成本考核促进整体成本管理创新
责任成本考核是对企业整体成本管理制度执行结果的个人化分析,即将相应责任单位的奖罚分解到每个员工身上,以便促使其对以后工作不断的改进。科学合理的奖励制度是维持考核系统长期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所有的成本都由员工产生,因此对员工的考核应该客观、准确,科学适当的评判标准尤其重要,必须没有个人偏见和主观性色彩,而且以此为基础规定明确的奖惩办法,员工个人业绩好坏与奖罚直接挂钩且非常透明,科学的评判标准可以引导员工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去取得更好的业绩,也就实现企业总体成本控制的目标。而且任何强有力的制度都需要人的正确执行才能发挥作用,执行不力,制度就形同虚设,就不能达到成本控制的目标。
最后还需对考核结果进行充分分析,深入调查研究找出成本超支或节约的具体原因,再有针对性地采取纠正措施予以控制或发扬光大,取得成本管理优势的单位可以总结成本控制经验,并和其他单位进行交流以便实现总体利益。成本指标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细节性,无论哪一环节或哪一部门的工作出了差错都会导致成本大幅度增加,所以成本分析中应进行关联分析,找出所以产生问题的真正环节和成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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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安排,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一般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步骤与时间分配等环节。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设计思路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课标要求下,高中化学课程也应遵循时代的发展,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课堂教学方式进行合理设计。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近年来得到了教师的广泛运用,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教学方法的效果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教师加强对这一方法的研究探索,拓展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设计思路。
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设计中包含着教学方法、手段以及技术等,要求教师在进行高中化学的课堂教学设计中,将化学知识、问题化教学理论、化学思维等融入到设计思路中,通过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学生思维,提升其创新能力,增强其学习效果。
高中化学知识对于学生来说具有一定难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受到阻碍。问题的引导能够使学生产生困惑和探索欲望[1]。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这一特点,在课前先提出问题进行教学内容的引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鼓励学生主动进行问题的探索。
例如在进行硝酸的学习前,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同学们知道硝酸型酸雨吗?调动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了解硝酸的欲望。教师在课程讲解中,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化学知识讲解,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使学生保持好奇心,引导学生利用所学化学知识分析、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促使教学质量的提升。
化学源于生活,并服务与生活,高中化学知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高中学生的生活经验已经较为丰富,对于生活中出现的化学现象的成因虽然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对这些现象却极为熟悉。据相关研究表明,学生通过熟悉的事物进行新知识的学习,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因此,高中化学教师在进行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设计时,应充分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提升教学效果。
化学教学可以在化学与生活间找准结合点[2]。教师在问题创设时,应将教学内容融入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中,使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熟悉感和亲切感,提升学生的兴趣,集中注意力,例如教师向学生提问:“为什么冬天水会结冰,而酱油等调料却不结冰?”或是“冬天为什么在雪上撒盐能够促进雪的快速融化?”利用学生熟悉的问题拉近学生与化学知识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教师也可以利用身边的小故事吸引学生注意力,提出化学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例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一位家庭主妇在做家务时,将洁厕灵和消毒剂一起使用时,造成氯气中毒的故事,并向学生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些产品一起使用时会产生氯气?为什么氯气会导致中毒现象?”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快速融入课堂学习中。
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课程[3]。实验作为化学的生命力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教师在进行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设计思路中应融入化学实验,利用实验现象创设问题,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实践中进行化学知识的探索。
传统的化学课堂教学中,十分偏重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并未注重学生施加能力的培养,而新课标要求教师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化学教材中也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充足的实验素材。教师可以利用演示实验的方法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解氨气时,教师可以现象学生展现利用氨气做出的喷泉实验,激发学生兴趣,并提出问题:“你在实验中发现了氨气的哪些特性?”或是在学习物质的燃烧条件时,向学生展示玻璃罩杯蜡烛等实验,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物质燃烧需要的因素,拓展学生思维,并通过合作讨论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提升学生的集体意识,减轻问题负担。
在化学课程的讲解过程中,学生会出现对教师讲解内容产生错误认识的情况,教师应将学生的错误融入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设计思路中,利用错误问题对学生进行启迪,实现学生自主修正错误、拓展思维的目的。
例如在进行制作氧气的实验中,一些学生由操作结束立即熄灭酒精灯的习惯,教师不应立即进行纠正,而是引导学生观察酒精灯熄灭后的倒吸现象,询问学生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引发学生深思。
以问题为中心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设计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学习效果,高中化学教师应加强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和运用,不断拓展课程设计思路,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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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是指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质量管理体系的支持过程。在实用中,数据分析可帮助人们作出判断,以便采取适当行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数据分析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应用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混凝土是全世界范围应用最为广泛的建筑材料。在混凝土诞生的一百多年中,无数科研工作者、工程实践者付诸大量的心血探索混凝土的奥秘。但是由于混凝土是一种从细观到宏观都是高度非均质的多项复杂体系,在科学实践中存在众多问题。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研究对于混凝土生产企业优化工艺、降低成本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全世界范围内的学者都给出过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现行的配合比设计方法仍存在较多问题亟待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有关混凝土材料的基础理论性研究不足,导致现行的众多的配合比设计方法均不能以材料科学: 组成、结构与性能的科学方法来阐述混凝土的内在问题。
我们可以对国内外几种配合比设计方法进行简单的评价: 美国ACI 方法: 其优点在于简单易行,通过查表即可得出配合比,但是各个参数的选择理论依据不强,对于材料性状变化的敏感性差,是经验性配合比设计方法最为典型的案例。而英国BRE 方法,相比美国ACI 方法参数选择相似,但是其选择依据考虑的因素更多,缺点也比较明显,仍是图表选择的形式,可能导致普适性较差。法国Dreux 方法的优点在于各个参数考虑细致。但是,Dreux 级配曲线可能有一定局限性。法国( de. larrad) 则在理论上更胜一筹,以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建立的设计方法。而我国现行的配合比设计方法更注重的是经验性设计。应该注意到,这样的配合比设计方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经验性选择居多,并且计算结果偏差很大。具体表现在,强度公式引起的误差波动,其次用水量与砂率的选择依据也并不充分。
近年来,随着“人工神经网络”等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用数据挖掘与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与优化。比如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就具有非线性处理能力强、不需要明确的函数关系式等特点。一个三层BP 神经网络可以以任意精度近似任何连续函数。甚至有研究指出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具有适应性强、准确有效的优点,是进行多组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文针对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的进展,阐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并讨论数据分析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地位与意义,为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进一步研究与工程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 1. 1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简介通常意义上的BP人工神经网络是以输入单元为自变量、输出单元为因变量、网络单元间的连接权值为调整参量,按最小误差原则逐步反馈修正而使网络达到最佳模拟状态的一种数学算法,即误差反传误差反向传播算法的学习过程,由信息的正向传播和误差的反向传播两个过程组成。输入层各神经元负责接收来自外界的输入信息,并传递给中间层各神经元; 中间层是内部信息处理层,负责信息变换,根据信息变化能力的需求,中间层可以设计为单隐层或者多隐层结构; 最后一个隐层传递到输出层各神经元的信息,经进一步处理后,完成一次学习的正向传播处理过程,由输出层向外界输出信息处理结果。
当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不符时,进入误差的反向传播阶段。误差通过输出层,按误差梯度下降的方式修正各层权值,向隐层、输入层逐层反传。周而复始的信息正向传播和误差反向传播过程,是各层权值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神经网络学习训练的过程,此过程一直进行到网络输出的误差减少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或者预先设定的学习次数为止。
1. 1. 2 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应用人工神经网络的特点是非线性处理能力强、不需要明确的函数关系式等,正是因为这些优点,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慢慢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当中且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理论上讲,一般的三层BP 神经网络可以以任意精度近似任何连续函数。有科学研究指出,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具有适应性强、准确有效的优点,是进行多组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刘国华等人曾以BP 网络表达的混凝土性能——配合比关系作为约束条件,以成本函数作为目标条件,采用Monte - Carlo 随机试验法建立直接优化设计模型,并对网络输入输出单元的选择和预测结果稳定性进行较深入的探讨,最终开发出了实用软件。
1. 1. 3 应用实例
用BP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一个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预测模型,首先必须能够让输入单元反映出影响混凝土最终性能的各个因素,且输出单元要包括所设计混凝土的各项性能指标。因此输入单元主要包括各种原材料的用量和混凝土制作工艺,主要有以下几种: 胶凝材料水泥的品种、强度、初终凝时间; 砂的用量与细度模数; 石子的用量、颗粒级配和最大、最小粒径;矿物掺合料如膨润土、粘土、粉煤灰、矿渣、矿粉等的用量; 用水量; 外加剂( 主要指减水剂用量及其减水率) 。对于混凝土的制作工艺,主要是指其拌合方式,因为不同的拌合方式成本不同,得到的混凝土性能也有差异。而输出单元主要包括混凝土强度、流动度与和易性,其他各项性能因一般情况暂不要求顾不做考虑。
为了提高模型在实际运算中的效率,可根据不同要求对输入输出单元做适当取舍。将输入单元中原材料的影响分为用量与质量指标两类。对于原材料的用量,由于在具体工程中某些材料如矿物掺合料等不会被采用,因此可以忽略; 质量指标往往对于同一工程而言,同产地原材料性能变化不大,在计算中可视为常值不予考虑。如果样本中原材料种类过多,包含了预设输入单元以外的原材料,则视作无效样本,不予采用; 但当样本中原材料种类少于网络单元中原材料的种类时,此类样本中未使用的原材料用量可以以0 代替。当然,如果试验得到的混凝土性能种类少于网络输出单元的性能种类,则视为无效样本。
1. 2. 1 模糊聚类分析简介模糊聚类分析是用数学方法研究和处理所要研究对象的分类问题,即用数学定量地确定分析对象之间在性质、特征等方面的亲疏关系和相似性,从而实现对事物客观地分型划类的数学方法。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分类手段,广泛地应用于天气预报、地震预测、地质勘探、环境保护以及图像语言识别等领域之中; 但是模糊集合论不同于普通的集合论,它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因而理解起来需要作一下思维的变换。而聚类分析是数理统计中的一种多元分析方法,它是用数学方法定量地确定样本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进行类型的划分。在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界限有确切的亦有模糊的。
当分类要求涉及事物之间的模糊界限时,需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通常把被聚类的事物称为样本,将被聚类的一组事物称为样本集。模糊聚类分析有两种基本方法: 系统聚类法和逐步聚类法。聚类分析是用数学方法研究和处理所要研究对象的分类问题,即用数学定量地确定分析对象之间在性质、特征等方面的亲疏关系和相似性,从而实现对事物客观地分型划类的数学方法。用模糊聚类分析事物更加的灵活,客观和计算简便。
1. 2. 2 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应用模糊聚类分析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应用主要是采用基于模糊等价关系的动态聚类法,其计算过程主要是样本与聚类指标的选择、数据标准化、计算模糊相似关系、确定模糊等价关系和聚类,模糊聚类分析的结论并不表征对象绝对属于某一类,而是以清晰的阈值表征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属于某一类。模糊聚类分析与BP 人工神经网络结合进行预测比单纯的模糊预测精度要高,所需的训练次数要少,而且预测效果要好。这是因为通过模糊聚类分析可以预先将各个模式分成若干类别,而如果单纯地通过隶属度进行预测计算则无法充分利用各个模式间存在的相容相斥关系,这样将会导致可利用的信息不完整。
相反。如果能够很好地配合BP 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机制,则可以充分增强神经网络的分类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使各个模式间的相容相斥信息得以利用,预测精度会相应提高。模糊聚类由于可以从量上把握研究体系中的复杂和模糊不确定的关系,因此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应用模糊聚类方法可以解决那些往往无法定量讨论的问题。模糊聚类还可以通过对混凝土配合比基础理论的修正,来侧面优化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建立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系统。周双喜曾以钢渣粉、粉煤灰、矿渣粉、烧黏土等作为试验对象,把掺加不同掺合料胶砂的3d与28d 抗压、抗折强度作为样品的指标,通过模糊聚类分析了掺合料的活性,并由此避免了凭经验选择所带来的主观片面性。
李敏等人采用抗压强度损伤系数、外观损伤系数和耐久度损伤系数为一级评价指标,以爆裂度、裂缝宽度为二级指标,确定了评价因子的权重,建立了评价计算模型,实现了无损伤快速的对高强混凝土受火后的综合评价。田华等人指出通过选取两类指标: 最简单直观的水灰比、矿物掺合料用量、砂率、水泥强度、混凝土外加剂用量和骨料最大粒径或者体现混凝土强度、工作性、耐久性和经济性的抗压强度、坍落度、抗渗性和原材料,将模糊聚类分析法用于混凝土质量控制中可改进传统混凝土质量评定结果的不客观性。赵运德等人以人力、机械、材料、方法和环境为指标采用模糊聚类分析法,建立了一种快捷方便的混凝土质量评估模型,可预测混凝土质量评价中的影响因素,以确保工程质量的合格。
1. 3. 1 灰色关联分析简介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各个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相异程度( 灰色关联度) 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考察各行因素之间微观或宏观的几何接近,以分析和确定各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或若干个子因素对主因素的贡献程度。灰色系统理论实际上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的概念,该理论企图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 或因素) 之间的数值关系。也正因为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任意一个系统的发展变化态势都提供了数量化的度量。关联度是针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中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在系统发展过程当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 同步变化程度高) ,则可以说二者关联程度大,因此可以得出在某个包含多种因素的系统中具体的某个因素是属于主要的、次要的还是影响比较小的。
1. 3. 2 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应用
混凝土是一种可用于多种环境下的非均质材料,其性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应用灰色关联理论可以将混凝土多个影响因素的“影响力”进行量化、排序,不仅使人们在理论上更好的认识混凝土,而且有助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在理论层面上的完善。冯庆革等人曾借助灰色关联理论计算出养护龄期为7、28d 的混凝土抗压和抗拉强度与10nm ~ 20nm 范围的孔关联度最大, 91d 时与大于400nm 的孔关联度最大。梁本亮的结论与按照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一致,即应用灰色关联建立了氯离子浓度、水灰比、环境湿度和构件表面氯离子浓度与氯离子侵蚀寿命之间的关联度,得出混凝土结构氯离子侵蚀寿命影响因子敏感度中,以构件表面氯离子浓度为最高,其次是氯离子浓度和环境湿度,水灰比敏感度最低。
张永娟等人通过灰色关联理论分别分析了钢渣粉和矿粉颗粒与混凝土强度之间的关系,指出要想提高钢渣粉颗粒群的反应活性,应增加粒径为5μm ~ 30μm,尤其是粒径为5μm ~ 10μm 的颗粒含量,而矿渣粉则是0 ~20 μm范围内的颗粒对混凝土强度有积极作用。席峰等人通过分析聚苯乙烯泡沫混凝土的原材料用量与混凝土强度和密度的关联度,指出在密度不变的情况下,水灰比的改变和减水剂的使用对混凝土强度影响最大; 而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砂石和EPS 的含量是影响密度的主要因素。
C. Y. Chang和他的团队曾将灰色关联和赋权技术结合起来确定了应用再生骨料生产混凝土的最佳参数。冯庆革等人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出养护龄期为7、28d 的混凝土抗拉、抗压强度与10nm ~ 20nm 范围的孔关联度最大,91d时与大于400nm 的孔关联度最大。罗洵利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胶凝材料用量、水胶比、磨细矿渣掺量、硅灰掺量与混凝土坍落度和28d 强度的关联度,得出胶凝材料的用量对混凝土强度和流动性的影响最大的结论。袁晓露的团队还通过灰色关联法分析了水泥矿物组成与韧性间的主次相关性。陈志江等人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到了各个因素对混凝土碳化深度的影响,按照大小依次排序为: 水灰比、相对湿度、水泥用量、碳化时间。
( 1)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具有适应性强、准确有效的优点,是进行多组分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 2) 模糊聚类分析与BP 人工神经网络结合进行预测比单纯的模糊预测精度要高,所需的训练次数要少,而且预测效果要好。
( 3) 灰色关联理论可以将混凝土多个影响因素的“影响力”进行量化、排序,不仅使人们在理论上更好的认识混凝土,而且有助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在理论层面上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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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学的“有效”,主要是指通过教师在一种先进教学理念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使学生获得具体的进步或发展。有效教学的“教学”,是指教师引起、维持和促进学生学习的所有行为和策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藏族高中政治问题意识与有效教学的创立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培养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人才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关键。藏族学生学好政治不仅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更是一件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大事,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更加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就针对藏族高中政治问题意识的培养和有效教学这一问题,从问题意识的含义入手,指出问题意识对高中政治教学有效性的提高有何作用,最后提出几点提高政治教学有效性的建议。
高中政治课程的有效开展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政治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还教会学生一些基本的原理,这对于学生一生的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国家一直以来对于藏族学生的政治学习就十分重视,培养合格的藏族学生对于促进民族大融合,不断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何为问题意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意识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活动中由于遭受到矛盾和困难而产生的。相关学者指出,问题的产生就是一个思维慢慢展开的过程,首先是疑难的情境,其次是确定疑难的所在地,第三是提出解决疑难的假设,继而推断这些假设,第四是验证或者是修改假设。在这整个过程中,学生都应该从某一问题出发,在不断创造知识以满足需求的方法中完成对固定知识的吸收,从而使学习成为一种探索生成知识的动态过程。问题意识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及主体意识,不断推动学生进行创造性的活动。
(一)有效引导学生探索政治知识
正所谓教育的本质是爱,不是传授,因此教学的根本任务不是训练学生接受教师观点的能力,而是做一个思考者,在教师的指引下逐步进行独立思考的实践活动,进而做一个合格的模仿者。藏族地区的学生在总体上来说由于教学资源的匮乏和教学手段的落后,政治教学水平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学生的基础较薄弱,为此,政治教师更应该在政治课堂中融入问题意识教学法。随着教学量的增加,政治知识点变多,信息量相对较大,且在诸如哲学方面的政治内容,超出了藏区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教师要从教材的知识结构出发,通过提问,对政治教材知识进行提纲挈领,可有助于学生明确政治的逻辑结构,加强理解能力。
(二)激发学生探究政治的兴趣
有时候,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让人兴奋,勤学好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政治的教学中,应该积极鼓励学生始终保持一种质疑精神,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质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意识正是一种可以激发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思路。在日常的政治教学中,我们可以经常发现善于问问题的学生对政治相关原理的知识理解的更为透彻,他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出发,对此进行政治性的思考,有效开拓了思路。但有的学生只知道死记硬背课本上的原理,不能根据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分析,在政治考试中自然得不到高分。当然,鼓励学生多问问题并不是随便问,什么都问,而是指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掌握问的技巧和艺术,做到真正会问。
(一)积极鼓励学生善于质疑
在藏族高中政治的教学中,学生的政治问题意识之所以较差,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学生严重缺乏质疑的意识,受到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书本和老师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犯错,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很少对课本和老师提出质疑:其二是由于学生不懂如何提出问题,在他们看来,似乎没什么问题可问,对此,教师应该有效引导学生,让学生掌握质疑的方法和技巧,进而提高学生的提问能力。此外,教师应该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鼓励和中肯,长此以往,学生就敢于向老师发出疑问,并会提出越来越有价值的问题,进而逐步形成学生自己的辩证思维。
(二)营造和谐民主平等的教学环境
要想使学生在政治课堂上勇于质疑,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课堂氛围,当学生真正被放在了主体的地位,他们便拥有了自信和勇气。这就需要教师敢于放下自己的身段,使自己和学生处于同等的地位,使自己的课堂风气趋于民主化和平等化。
(三)努力做好问题评价
要想不断培养和促进藏族地区的高中政治问题意识,除了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和提高学生的质疑意识及能力外,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恰当的评价是保持学生质疑兴趣是否高涨的关键一环。为此,教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学生和问题作出合适的评价。在进行评价时,尽量以正面的表扬为主,有助于培养他们爱问问题的好习惯和问题意识的形成。此外,还可采取多种评价方式,如同学互评,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别人的长处,进而不断提高自身的质疑能力。
综上所述,不断培养高中学生的政治问题意识可以营造平等民主的宽松学习氛围,有效鼓励学生对身边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从而多方面多角度的寻找答案,拓宽思维空间,催生创新。总之,我们藏区的高中政治教师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藏区学生的特点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有效教学,提高学生的政治问题意识,使学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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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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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企业市场营销中仅仅将营销活动视为一种商品销售技巧或者方法,而没有将其提高到战略层面上。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企业必须摒弃传统的市场营销思维,创新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思路,紧紧把握机会,立足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市场营销新思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全球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加快,机械制造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的市场营销目标从以产品为中心转为以客户为中心,从盲目追求产品数量的增加转为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产品。市场营销的工作重点变成最大限度满足客户的需要,这便要求机械制造业高度重视市场营销相关工作,在务实中不断创新,从而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机械产品的特点是成交过程中单位产品价值大,客户成交周期较长,单位产品价值大的变数较多,客户决策相对理性的变数较多,客户决策相对理性,同时,机械产品销售对销售人员的要求较高。因而,市场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使得以前的一些陈旧的市场营销理念和思维方式已不能满足当代经济环境的要求,必须根据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发展、创新市场营销的相关工作。
市场营销是一种专业性强、业务性高的社会活动,不能片面的理解为推销产品。它具有解决生产和消费矛盾,满足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需求,避免社会资源和企业资源的浪费、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等职能。企业营销队伍是市场营销的关键角色,营销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与企业产品销售和经济效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建立一支品质好、能力强、业务精、责任感强的营销队伍是实施营销工作的第一步。营销人员既是市场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市场的开拓者;既是客户的导购伙伴,也是企业的宣传代表,通过一系列的市场营销活动,企业和客户被紧密联系起来。市场营销人员每天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可以说每天都向公众展示着自己的素质,并由此而展示他所代表的企业的“素质”。一名高素质的、优秀的营销队伍需要具有三方面的品质:
(一)敏锐的市场洞悉力
市场营销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强调企业整体营销活动,不仅重视产后的推销宣传,也重视产前的调研工作,因而要求营销人员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认清市场动向,迅速找到市场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二)渊博的知识
市场营销人员必须以渊博的科技文化知识作为营销活动的后盾,其中掌握一般文化知识是基本条件,同时精通本专业的知识是必备条件,包括商品、心理、市场、营销、管理、人际关系等知识,这样才能与客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同时,需了解本企业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生产能力以及机械产品特性等知识,这要求营销人员积极学习人际交流、市场营销、企业文化、机械设备流通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传递信息和销售产品。
(三)良好的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渗透在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活动质量。优秀的营销人员应具备的心理特征是:有浓厚的职业兴趣,它可以增强营销人员开拓进取的精神,使市场营销人员在奔波劳累之中乐此不疲,以持久的热情从事营销活动,探索市场营销人员的成功之路;要有充分的自信心,这是决定营销工作能否成功的内在力量。
机械企业搞好市场营销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对营销工作的高度重视,日常工作中要把机械设备的营销工作摆到企业的重要日程上。鉴于目前机械制造业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有效的市场营销管理方案和实施策略,实行天天分析,天天调度,及时掌握的市场动态;采取“快、精、准”的行动,争取营销工作的迅速性和主动权;建立市场导向和追踪制度,组织营销人员深入同类行业中开展调查研究,根据他们的生产经营状况,灵活地调整营销策略,在实际的市场营销过程中,企业要做好产品定位和市场定位。
(一)产品定位
每个企业对于自己的产品都会有明确的定位。是中档的还是高档的,是以什么样的卖点取悦于客户,是技术的领先,是生产设备的完备高级,还是产品运行的速度、精准与平稳。销售人员首先要充分地认识产品定位,完整地掌握产品的卖点,并能够在面对不同的客户时,言简意赅地说明产品特性和功能,分析产品与客户需求的适应性。
(二)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是市场营销的关键,企业必须明了主要的市场在哪里,相对于不同的机械设备来说,其使用方向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市场的差异性。销售人员应当分析主要的市场在哪些区域,主要的客户分布在哪些区域。当销售人员需要突破当前市场,如果属于重要的市场或者该市场具有相对较大的需求,那么如果企业和销售人员的在具有明确的市场定位下,可以预见重要市场的区域,销售人员将取得较好的业绩。同时,由于重要的市场中,使用公司产品的客户相对较多,因此对于销售工作,必然能够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利于销售人员的借势。
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顾客,获得并保持客户是企业生存及发展的基础。企业既要不断获得新顾客,增大市场占有率,也要保持当前顾客,稳定市场占有率。然而,在企业实际的经营运作中,一方面新顾客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现有顾客也在悄然流失,因此,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和营销获得是培养顾客长期忠诚和实现顾客高度满意的核心。
对于机械行业,不同的客户面对不同的产品加工需求以及对于机械设备各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同样,不同的客户,由于其实力不同,进入行业的时间不同,对于客户的特点和能力不同,在区域市场中的位置分布也不同,因此作为设备销售人员应当对客户进行不同的分类,针对不同的客户,采用不同的突破策略。集团客户的特点、区域内较有实力客户的特点、新进入的行业参与者特点,都是作为企业和营销人员要去细细研究的问题。同时,判断客户选择你所销售的设备的常规考虑因素是什么,你的产品或你的服务怎么去满足和配合他,在“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你如何加以化解,如何让客户明白设备怎样为他创造价值。相对来说,集团客户较重视设备的整体性能与企业的整体配合能力与服务水准;区域内较有实力的客户考虑的多是该设备能够怎么提升他的产品的竞争力;刚进入行业的客户则主要考虑性能、价格、投入后的生产效率问题等,应当根据不同客户内在的选择标准与尺度来决定市场营销工作的重点与解决方案的选择问题,找出最恰当的切入点与接触技巧。
创新是新技术的产生在市场中实现的价值,市场营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前提。企业管理的根本任务只有两条——创新、营销,创新的营销观念要求企业不能循规蹈矩,需改变营销观念,唯有树立创新观念,企业才能永葆竞争力和发展力。由于营销活动具有“开放性、多变性、自主性”等特点,必须制定一套具有自我特色的、符合市场规律的、灵活多变的营销策略。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主动性
改变“守株待兔”的现象,把营销策略从坐等上门变为主动寻求,根据当前市场变化形式和经济动向,积极主动地进行市场细分、产品定位以及客户保持和发展等。
(二)沟通性
加强与有合作关系的相关机械企业的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实行强强联合策略,做到共同进步,协调发展。同时,增强市场信息管理,走在市场前沿,利用计算机通信信息网络,加强市场的调研开发,对市场信息进行统一化和智能化管理。
(三)先进性
积极学习和引进先进的营销理念和方法,企业需以现有的营销策略为基础,与时俱进地采取当今流行的营销方式,在务实中不断创新。如:联合营销、网络营销以及社区营销。
(四)激励性
采用“赋予权力、限定责任、给予激励、设定约束”的奖惩策略,充分调动营销人员的热情和培养营销人员的责任感,制定一套完善的营销管理政策,按照绩效考核制度对销售人员进行业绩评估,实行特殊的经济按劳分配办法,充分调动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和潜力性,实现自身的个人价值。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机械制造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生变革,机械制造业市场营销工作须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满足客户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为目标,通过创新性的、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案,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实现社会需求效益与企业经济效益的统一,这是机械企业及广大市场营销者应树立的重要理念。只有务实创新,企业才会永葆生命力,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李宇红,周湘平.市场营销实践教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2]王颖.21世纪中国企业市场营销的创新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9(05).
[3]蒋卫华,韦弢勇.市场营销[J].机械职业教育,2010(12).
[4]汪莉娜.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J].机械职业教育,2009(05).
[5]孙承波.以设备设计成套为主业的科技型企业的市场营销策划与创新[J].重型机械,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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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9日~30日在西安召开了 管理学在中国 的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 管理学在中国 进行了学术上的研讨、反思和展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索人力资源视角下中国管理学教育教改新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对高校管理学教师的素质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这使高校教师培训工作既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也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出发,关注管理学教育教改中教师培训工作,主要引用人力资源培训的有效系统设计高校教师的培训,为促进高校教师培训工作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学;教育教改;教师培训
从中国第一个政治学系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建立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当时全国200所大学中,有超过1/4的大学建立起了政治学系所或专业(陈辉,2003)。与此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一同被引人中国社会科学界(Tong&Straussman,2003)。被誉为“中国公共管理学之父”的中山大学资深教授夏书章老先生曾于1946年在哈佛大学的Littauer公共管理学院)如今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获取了MPA学位。然而在1952年,政府决定“以苏联为师”,重新调整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设置。在这次调整过程中,中国的大学设置完全仿照“苏式”,将学科重点全部放在硬科学以及工程领域,忽略了对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这样的调整使其在完成之时,西式政治学科及其他社会科学专业遭受重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所遭遇的一个特有的问题。一方面,第一股潮流中的老一辈学者以及公共管理学专家们或已逝去,或随国民党于1949年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老一辈学者在建国初期的30年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固然在改革开放后,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已近垂暮之年,很难在短期内将近30年的知识断层弥补上。而直到近10年,第二股潮流中的学者和专家才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科学以及行政管理的理论和技术,因此第一股潮流和第二股潮流间应当存在着一个将近30年的人力资源断层。谁将来填充这两股潮流间的人力资源断层?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管理专业正在各大专院校蓬勃发展,短时间内全国就有超过10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MPA专业。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院系内的师资力量是否足以承担迅速扩张所带来的教学任务的需要和日益提高教学质量的需求?
1.创造一个学习的环境
在人力资源培训中, 为了确保员工在培训课程中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并且将在培训中所得到的信息运用到工作当中去, 培训计划须包括一些具体的学习原则。教育和工业心理学家以及培训设计指导专家总结出了保证员工能够最好学习的八个条件: 第一, 告知教师培训的目的, 如明确说明学校期望教师通过学习达到怎样的绩效; 第二, 用培训的独特性质来对教师进行激励, 如在教材中用表格或者图形的方式来强调培训特征; 第三, 限定学习内容的数量, 如删节过长的培训资料; 第四, 提供学习指导, 如用图表或模型来展示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五,详细描述需要学习的内容的数量, 如将新学习的材料与过去已经学到的信息联系起来; 第六, 提供回忆的线索,如提供有助于回忆培训资料的线索; 第七, 强化培训内容的持续保留以及学习成果的转化, 如设计出与实际工作环境有共同之处的学习环境; 第八, 提供绩效改善的反馈信息, 如提供关于绩效的准确率和执行时效性的反馈。
在这里,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教师在接受培训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有以下六点: 第一, 接受学校不够重视,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远远不够正常培训标准; 第二, 培训的相关服务水平低, 例如图书馆资料缺乏、后勤服务差和日常管理不到位; 第三, 指导教师的水平比想象的差, 且态度不认真; 第四, 培训方式不当; 第五, 教学或者研讨内容陈旧; 第六, 硬件落后。
2.促进培训成果的及时转化
培训成果转化是指把在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和行为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的过程。培训成果的转化受转化氛围、管理者的支持、同事的支持、运用所学能力的机会、技术支持以及自我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就拿同事的支持来说, 高校可以通过编印时事通讯的方式来通告大家教师培训者是如何处理各种培训成果转化问题的。这种时事通讯可以刊载对某位将培训内容成功转化为工作经验的受训教师进行访谈的记录, 然后再将它分发到所有的受训教师手中。管理者还可以为每一位受训者配置一名导师―――一位原来参加过同样培训且工作经验更为丰富的雇员。这位导师可能是受训教师的一名同事, 他会向受训者提供如何将培训成功转化为工作实践的建议和支持。
3.选择培训方法和形式
在人力资源培训中, 帮助员工获取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和新的行为, 就需要不同的培训形式。在高校教师培训工作实践中, 我国从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出发, 结合教师队伍的实际, 创造了十几种内容不同、目标不同、时间长短不一、适合不同职务教师进修提高的培训形式, 它们分别为: 岗前培训、单科进修、助教进修班、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教师进修班、骨干教师进修班、国内访问学者、高级讨论班、社会实践、短期研讨班和出国进修。就拿单科进修这种培训来说, 其目的是为了让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和急需开课的教师熟悉教材内容、重点及难点, 并为此进行以提高教学水平为主的进修期限一年的培训。
再以出国进修这种培训方式来说, 其目的是为了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由国家或所在高校派遣、校际交流、合作研究以及自费留学等方式, 攻读学位、做访问学者、做博士后研究、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等。从培训形式来说, 对新时期高校教师培训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和师资培训网络体系的综合优势, 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模式,不断更新教师培训的技术手段, 在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高教师培训效果等方面; 应有所突破和创新。
主要的培训形式很多, 有以下六种:
第一, 课题研究法。以研究课题的方式进行培训, 目的是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第二, 案例教学法。这一方法与讲授法对立, 以具体教育教学情境引导学员进行讨论。第三, 专题讲座法。请某一专家对某一专题进行系统讲授, 侧重理论传授而期望引起教师观念变革。第四, 导师带教法。让教师学员跟随专家教师学习或直接担任其助手, 导师在带教过程中发现受训教师的不足, 提出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第五, 远程式培训法。远程式培训是受训教师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进行自学, 并通过这些高新技术与培训者交流, 同时接受培训者的指导。第六, 读书指导法。专家结合教师小组情况, 列出读书的篇目和要求, 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沙龙式的交流,或直接请专家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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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由于其往往被忽视甚至忘记的理论特点,即实践性,历史性,而为教改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打破原有教材偏重理论阐述的格局,把毛泽东思想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去阐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毛概》)课是一门政治要求较高、理论性较强、内容相对宽泛的一门大学生思政必修课。文章从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对如何讲好《毛概》课,使课程成为即能发挥课程育人作用又受学生喜爱的思政教育课进行了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思政教育;课堂教学;教学方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大学的公共理论课之一,开设多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于如何上好这门课,让学生听得进,用得上,成为具有较强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一直在不断地思考和积极地探索。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笔者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努力尝试各种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
教学过程包含了“教”与“学”两个方面,“教”更侧重于教师自身的素质要求,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包括政治思想素质和政治理论修养及教学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学”更侧重于学生的学习自觉性,自主性、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等方面。本文笔者主要论述作为思想理论课教师在《毛概》课教学中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和初步的经验总结。
毛概课是一门包涵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方面内容的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这就对任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理论修养,但由于两课教师专业只会局限于哲史经政法等某一方面,在授课过程中,受学科的限制,很难脱离固有的专业思维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偏重于某一方面的知识阐述,而忽略其他理论知识的分析与讲解。
然而,毛概课的教学要求教师对于各个理论运用要“游刃有余“,向学生讲解要“深入浅出”,结合案例要“恰如其分“,因此,在进行教学方法改革之前,笔者认为必须首先要加强毛概课教师自身的理论学习,弥补知识上的不足,力争在课堂教学中不会出现理论错误和知识偏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理论学习系统而深入。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理论自学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上好毛概课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只有在认真研究这些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把这些思想理论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把握他们之间承前启后的精髓所在,才能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毛概课学习的历史意义。这就要求毛概课教师要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卡尔・马克思传》、《大国悲剧》、《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传》、《毛主席诗词》、《西行漫记》、《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时代》、《江泽民传》等。另外还要认真研究党的重要历史文件,尤其是在党的成长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讲话等。通过大量阅读研究与这些理论相关的著作、文件、传记、革命故事等,扎实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准确把握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性,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
(二)更新时政学习
毛概课是理论性极强的课程,然而,理论的学习最终落脚点仍在实践的运用,这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所在,同时也是大学生学习这门理论课的现实意义。如果毛概课教师只局限于理论的讲解而忽略了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课堂运用,那课堂的沉闷是必然,课堂的吸引力也将荡然无存。所以,毛概课教师必须不断更新时政学习,掌握理论发展的同时,还要掌握国家与社会及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实时动态,把现实的发展和理论的内涵很好的结合,使课堂内容丰富鲜活,案例具体生动,从而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三)加强学术交流
教师要提升自身的理论素质和教学水平,除了自主学习外,还要通过学术交流活动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达到不断深化理论修养,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的目的。
(一)“问题导向法”
“问题导向法”是指通过调研,发现学生问题,解决学生问题的方法。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喜欢思考的大学生充满疑惑,渴望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却苦于不得方法。因而思政教师必须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了解他们思想中的难点、热点,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困扰学生的思想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深入的学习。
(二)“三七开”教学法
“三七开”教学法是毛泽东创造的教学方法,这个方法今天同样适用与当前的大学生思政教学。毛泽东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曾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要用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政治理论课不是行政命令,不能只是照着书本对理论、政策做强行的思想灌输或空洞、抽象的理论讲解。而是要进行说服教育,要和大学生关心的社会实际、自身实际相结合,通过理论指导、说服教育和真诚沟通解决他们的思想困惑和实际困难,做到有的放矢。因此,我们在教学前要开展学生情况调查,了解学生思想中的热点、难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归纳出来,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
(三)因类施教法(或称差异教学法)
因类施教法是指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开展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案例教学,多讲授与学生专业相关的政策和案例的教学方法。以医科类院校为例,如在讲以来的民生政策问题时,针对助产专业,就讲一些“单独二孩”方面的政策和例子;针对美容和医药营销方面,就将一些“医疗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和例子。对于像护理、中医骨伤等性别比例差异较大的班级,也要根据男女比例的多少分别例举不同的例子,如在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章时,男生多的班级多讲一些战争战役方面的知识和案例,而对于女生多的班级,则多讲一些生动感人的英雄故事或经典传奇;此外,对于不同类型的班级也要区别对待,如高职班尽量多用生动的案例和学生能理解和接受的口语进行教学,而普专班或本科生则增加一些理论讲解和用一些专业术语进行授课。 (四)音乐教学法
在毛概课教学中,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音乐教学法。具体讲就是结合课程内容的需要,将一些学生可能喜爱且有助于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音乐或歌曲有意识地穿插于课堂上,以此来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缓解学生的情绪、释放学生的情感、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从而增强毛概课的感染力和亲和力,提升课堂效果,达到音乐育人的作用。如在讲近代中国人民掀起的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革命运动时,就会给同学们播放曾经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大号是中华》、《游击队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并适度讲解歌曲反映的具体事件或背景和当时的影响力;介绍毛泽东时播放摇滚歌曲《毛主席语录》、《东方红》等;讲到“一国两制”时播放《大国民》、《鹿港小镇》;讲到改革开放时播放《春天的故事》等。
(五)比较教学法
在《毛概》课的教学实践中,比较教学法也是比较常用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分析,通过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使同学们了解和认识中国今天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增强了学生对党、对国家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骄傲,同时也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学生学习思政课、了解国际形势、国家政策和社会时事的兴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互动式教学法
互动课程教学是教学活动中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种办法,这种教学在课堂上运用得好,课堂效果就会事半功倍。互动式教学能够使毛概课的课堂更活跃,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激发学生自我学习、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师生互动不但能够唤起学生的参与热情、情感体验,而且能够形成一种师生彼此尊重、宽容、课堂民主、和谐沟通的课堂气氛。互动既包括课内的互动,也包括课外的互动和网上的互动。互动的方式包括课堂讨论、主题发言、专题辩论、问题点评、案例分析、角色互换、师生互辩、师生网上交流等。互动法可以贯穿课程教学的始终,从而改变单一灌输式的教学,提高抬头率和听课率。
大学生思政教育是一个复杂艰苦而又长期的育人工程,它对大学生的教育成效又因思想教育的特殊性而无法达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但是作为一门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思政课程,它又是人才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因此,努力研究大学生思政课的教学方法,使课程真正发思想教育作用,成为大学生喜欢的思政课程,是我们思政教育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作者简介:李生(1974- ),男,汉族,吉林梅河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孙志爽(1977- ),女,汉族,辽宁铁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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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概课后思考题答案(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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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市场竞争的日渐激烈,医院市场营销成为现代医院管理的重中之重,针对目前医院营销存在的问题,此文提出了一点看法和见解,促进医院的更好发展。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医院市场营销策略新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医院市场营销策略是将人们对健康的需求逐渐转化为医院获得利益的机会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随着医疗的不断改革,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医院需要不断的市场创新,开展市场营销新思路。本文通过医院市场的重要性、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给予解决措施,制定市场营销创新手段,来不断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关键词】医院 市场营销 服务 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并出现了多层次化趋势,为医院提供发展的机遇,由于一些外资民营医院抢占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使我国医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新时代的要求,医院必须尽力改革,不断增强竞争意识,建立良好的医院品牌形象,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医院市场营销策略,,争取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医疗服务市场的一席之地。
医院的优质的医疗服务是一项为患者提供健康、安全的康复产品的服务,从根本来看就如同一个企业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即为患者的康复治疗服务,然而从优质服务中收取服务费用。医院为了提高市场的竞争力,转变了经营策略,从市场营销着手 。由于医疗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多数医院都投入到医疗卫生优质服务中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标准越来越高,单纯的治疗满足不了社会新需求。因此,要大力宣传医疗的特色服务,医院市场营销策略势在必行。
﹙一﹚对医院市场营销的认识不足
一直以来,部分人认为医院是社会公益的治疗单位不会存在市场营销观念,认为市场营销是那些企业单位才应该做的事,这种观念错误,阻碍了医院的发展。以往医院的经营方法,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必须树立正确的功能定位,不仅要做到救死扶伤公益性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医院的资源优势,不断提高正常运行的独立性,树立正确的市场营销理念,让人民了解医院的优势所在,来提高医院的自身的经济价值 。
﹙二﹚营销人员的单一性
市场营销推广是营销人员的主要工作。由于医疗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医院里每一位员工都是营销人员,每一位员工都要为医院营销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大多数医院仅单独依靠营销部门,再加上营销人员意识淡薄,导致营销效果不是很理想。
﹙三﹚营销形式的单一性。
现在部分医院虽然认识到市场营销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营销过程还不够完善,还未重点考虑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只是片面的照搬一些企业单位的一贯营销手段,导致营销形式的单一,营销效果不理想 。部分医院甚至还认为医院市场营销就是广告、策划,忽视以优质服务为主的重要营销模式。一个良好的医院营销模式应该以提高服务质量为主,并适当的配合其他营销形式]。
﹙四﹚医院没有明确的目标市场
对于医疗市场,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一个明细市场,主要是医疗服务产品分类,面对不同的患者需求也会不同。在实际中一些小医院针对的目标是全部患者,大医院不管情况如何都来者不拒。虽然医院市场营销越来越正规化,但服务水平提高还不够,导致丧失部分患者。
﹙五﹚对医疗服务对象的错误定位
优质的服务主要是以人为本 ,是现代医院的一项重要市场营销手段,医院也应该坚持这样的宗旨。医院市场营销应该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彻底改变以往医患关系的错误定位。医院以往只管看病不管看人,往往忽视了病人的新需求,应以优质的角度来考虑新需求,让优质的服务真正贴近病人、社会,做到让人人满意,良好的口碑带来最佳宣传效果 。
﹙六﹚忽视了市场营销的医院内部管理工作
内部管理工作是市场营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中市场营销不仅仅要做好宣传工作,还要结合医院的特殊性。医院内部要积极配合医院的市场营销策略,内容包括转变医疗服务质量、和谐服务态度,增强全体员工营销的意识 。由于当前医院对外宣传办的如火如荼,内部员工却毫不上心,无法积极投入到营销工作中来,内部未重视营销氛围,营销计划为落实到员工手中,这样只重视表面,忽视了内部管理,使营销策略效果不理想。
﹙一﹚增强市场营销观念 ,树立全员营销意识
一方面,纠正全体员工对医院市场营销的表面看法,加强员工对市场营销的认识,了解市场营销的重要性,即医院的市场营销就是有目的性的宣传医院,打响医院的知名度,是医疗行业拓展业务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密切关系着医患关系,这样有效地增加了医院的经济效益和凝聚力 。只有不断加强全体员工的市场营销观念,才能真正地认同并支持医院有效地开展营销活动。
另一方面,树立全体员工的营销意识 。医院应该定期举行培训活动,树立员工的营销意识,让员工认识到营销不仅仅是营销人员的任务,还需要全体员工的配合与参与。因为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接触患者的时间远远多于营销人员的时间,因此更需要医务人员具备营销意识,各个部门之间互相协助,落实营销策略,提升优质服务质量,共同创造医院的价值。
﹙二﹚细分医疗服务市场 ,选择适当目标市场
市场细分是医院正确制定营销策略和选择适当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 ,是确保自身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基础 。市场细分的依据就是客观存在的需求差异性 。存在的差异性变化多端的,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细分标准模式。在一般情况下,较为常见制约因素有:地理位置、年龄差异、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心理因素等。医院全体员工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情况细分市场,如按地理位置划分,可以分为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地方医院市场。
进行市场明细分后,医院可以根据以往病人地理结构以及医院的特殊性,选择好市场,采用无差异化策略、目标积聚策略等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活动。
﹙三﹚开展持续营销
消费者在接触一件新鲜事物一般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想市场的营销效率稳步发展,就要持续市场营销。由于医疗结构的特殊性,消费者接受的时间往往比较长。因此,医院在制定营销策略中,要按照长远利益打算来制定营销方案,必要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有效地保证营销策略准确性。此外,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医院可以利用网络来作宣传,宣传效果得到提高。 ﹙四﹚采用适当的市场营销策略
① 技术营销
医院的市场营销方案,应该主要满足病人的需求,而满足患者的需求又要以提供的特殊优质服务和技术来实现,因此吸引病人的便是医院的独特技术优势。
② 价格营销
在同等的医疗水平、服务质量或没有独特的特色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价格营销来作市场推广。这往往需要医院自身不断的寻找不同层次,选择实在、便宜、有效的药品和医疗项目,做好成本控制,节约治疗费用,争取做到最低消费、效果良好的医疗治疗。
由于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疗服务具有公益与福利性。因此它的价格长期以来受到政府部门的管辖,医院只能根据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优质低价”或“适宜技术 ,合理收费”的方案,来吸引顾客消费。另外,政府部门没有明文规定医疗服务价格,可以开展一些美容服务等,从而增加医院的收益。
③ 服务营销
“以人为本”是服务营销中的核心内容,即一切以患者的利益为中心 ,医院从多方面的考虑病人的需求,做到关心患者,让整个优质服务贯穿治疗过程,使优质服务真正做到贴近患者、临床与社会,从而提升优质服务质量。同时在不影响医疗质量的情况下,增加一些便民措施,以真挚的关怀、优质的服务取得患者的信任,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由于医疗服务与生产和消费是同一个过程,不能通过异地营销来实现。因此,要构建独特性的营销渠道,即直接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开展巡回服务、社区医疗服务、电话随访服务、网络平台服务等,充分运用有效的资源开拓市场。
④ 品牌营销
品牌的营销效率是相当高的,人们非常相信品牌效果,就算价格高,还是选择品牌。因此,品牌营销是企业竞争的重要利器,也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医院可以创建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需求。品牌的构成一般包括:先进的医疗设备、较好的医疗技术、优质的服务态度、经济实惠的价格优势,还包括一些强大的师资队伍等。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竞争的医疗市场环境中,满足患者的需求,成为医疗市场营销目标。以人为本的市场营销是现代关系的营销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全体员工都应该积极参与医疗机构市场营销,最大空间的拓展市场,收获最大利润。在人员推销方面,着重医院的特殊性,医院一方面重视推广活动,另一方面保证接受医院服务人员作形象推广。在公共关系上,建立好良好的医患关系,和谐经营环境。有效发展医院市场营销,从而满足患者的需求最大化,实现患者满意度最大化 ,创造财富也最大化。
[1] 罗红岩 试论我国医院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财经界 2009,8: 90.
[2] 虞 婕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立医院市场营销模式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08; 16(11): 817.
[3] 孙忠河 潘淮宁 马振华 南京市属三级医院所处的多元化医疗市场环境及发展前景思考中国医院管理 2009,29(3):28-29.
[4] 赵宁志 刘文华 高 茗 市场营销战略与医院管理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08,15(1):67-69.
[5] 黄 海 医院市场营销与品牌塑造 医院院长论坛 2009(2):16-18.
[6] 王 丽 徐 波 毕媛媛 当前医院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市场 2011 ﹙ 8 ﹚
[7] 李从阳 浅谈医院的医疗服务营销 经济师 2010 ﹙ 9 ﹚
[8] 张玉敏 浅谈市场营销理念下的现代医院管理模式 科技创新报导 2011 ﹙ 9 ﹚
医院市场营销策略新思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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