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原因和影响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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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汇率变动的理论阐述入手,简要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主要有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笔者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希望能够对我国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原因 影响 对策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在各个方面对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压力,这些国家的政策和措施倾向,一方面为转移国际焦点所在,从而逐渐淡化他们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责任以及他们在应对和解决危机方面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是迫使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在事实上为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付账。而鼓吹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等,都只是西方国家为保护在国际竞争中的各自利益,希望侵害中国的一种没有根据的借口。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国政府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制度实施,截至2010年第2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截至6月22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跌破6.80,创下新低。 中国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据统计近十五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然而汇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反应,并未根据中国经济周期及在国际地位中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一矛盾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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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黄金时期”,搞好初中学科教育是教育部门提出的重点要求。面对传统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不足,新课标提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创造多样式课堂学习环境,综合提高中学生的英语水平。”针对这一要求,教师要系统性地分析影响英语课堂效率的因素,以课改要求为指导,不断地完善现有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只有当学生理解了英语知识,才能真正地完成课堂教学活动。初中英语教学活动中,学生参与知识学习的积极性被抑制,阻碍了教师课堂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1]。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兴趣,大部分学生对英语知识比较陌生,无法融入到课堂教学情境里,书本教材掌握不全面而降低了学习的效率;二是理解,新英语知识理解程度不深,面对新单词、新句子等无从下手,难以体会到英语词汇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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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国际收支与汇率联系密切。当一国的对外贸易中有较大的收支逆差时,则对外汇的需求要大于外汇的供给,从而导致本币对外币的贬值;反之亦然。自从1994年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给我国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大幅增加。
截至2011年3月,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这距离外汇储备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不到一年时间,继续位列全球第一。这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五年在全球各个国家中的外汇储备中位居第一名。这种过高的外汇储备不断加速国外热钱的流入,从而大力推动人民币汇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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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日前公布,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本次调查数据反映了中国人口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人口变动将对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教育将如何应对新的局势……
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10年前下降6.29个百分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由于我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数量在过去10年里大幅增加,已超过2亿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10036万人,增长82.89%。这主要是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以女性人口为100.00),男性高出女性 1.59个百分点,幅度比10年前有所下降。
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分别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
来源:中国统计局,2011-04-28
广西四县:农村老师变“老”师
日前记者在广西武鸣、横县、那坡、上林等地采访农村基础教育时获悉,在一些条件艰苦的农村地区,部分年富力强的优秀教师外流,现任教师一天天变老,农村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农村教育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据容县的资料显示,全县小学教师中年龄在40岁以上的约占55%。黄县农村教师3376名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上有1718人,约占全县的50%,横县平郎乡,全乡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也达44岁。广西区内农村小学教师在40岁以上的约占48%,35岁以下的农村教师仅占32%。事实上,这个数据放之广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也都差不多——老教师,已成为当前农村教师的主力军。即使是全镇最好的中心小学——百合镇中心小学也存在类似情况,全校共40名教师,40—50岁教师占30%,50岁—60岁教师占30%,30岁以下的教师只有2名。
来源:周仕敏,中国教育报,2011-05-15
四川:艺体教师严重缺口 教非所学情况普遍
据川东某市教育局提供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师生比1:15.348的标准,音乐教师应配1052名,实际配468名,缺口66%,体育教师应配1500名,实配669名,缺口近65%,美术教师应配914名,实配431名,缺口63%。 四川省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在数量、结构、素质等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紧缺薄弱学科的教师短缺,教非所学的兼职教师或其他学科转岗情况较为普遍。
来源:李益众,中国教育报,2011-05-15
陕西永寿县:贫困县教师流失后果严重
陕西省永寿县为国家级贫困县,财政紧张造成学校设施简陋,办公条件较差,教师待遇低,教师收入也与邻县区形成较大反差,据统计,从1995年至今,仅高中教师就流失120余人,本科学历居多,均为中青年优秀教师,且大多现已成为别的学校的骨干教师或名师。 教师流失使得教师缺编,在岗教师负担加重。如永寿中学教师缺编,学校采取一是加大在职教师教学工作量,二是延聘部分离退休教师,三是给刚分配到学校的青年教师安排较重的教学任务。这样使在岗教师感到工作负担重,精神压力大。据问卷调查显示,有300人认为工作负担重,占被调查人数的60%。 由于骨干教师流失,形成恶性循环,优秀学生流失严重,进而导致永寿县高考上线人数少,与邻县差距较大,群众满意度低。教师流失也给学校人事管理带来了困难。有些单位和地方,为吸引骨干教师,采用不要档案,不发调令,不履行人才流动的手续等手段。
来源:王小玲,中国教育报,2011-05-15
教育新闻
民间组织探索在西部农村建平民幼儿园
民间公益组织“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甘肃农村建立了十几所乡村幼儿园,采取公民合作的方式,由当地免费提供闲置校舍,基金会提供硬化路面、购置设备和培训教师等前期投入。聘用的教师主要是本地或本社区村民,从初中到大专学历不等,经过学习和培训后上岗。幼儿收费标准每学期(4个多月)120元至280元不等,所有幼儿园都在一年后都实现了自负盈亏。 据悉,建一所农村幼儿园,基金会的投入平均为6万元。在幼儿园在经济上“独立”后,基金会继续提供教师培训、教育指导和评价,形成教师成长的学习共同体,促进提升教育质量。幼儿园还举行家长交流会、卫生讲座等等,在学校退出农村后,成为新的文化生长点。通过外部资源引入和内部资源开发相结合,以实现“当地人发展当地教育”的目标。
来源:杨东平博客,2011-05-10
陕西洛南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学前教育的突围
陕西省洛南县通过重点解决了“投资无保障”、“办园无场地”、“师资无来源”和“管理无经验”四大难题,走出了一条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的特色之路。据悉,洛南县目前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达到94.2%,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3.8%。
来源:张以瑾、柯昌万,中国教育报,2011-05-06
两证变五证 北京非京籍生小升初门槛依旧
日前,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指出,2011年非京籍适龄儿童在京接受义务教育,仍需提供在京暂住证等五证(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而在前一天,北京市教委公布2011年小升初政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京借读,只需提供两证即在京居住证明和户口簿。目前,对于两证变回五证,有关部门并没有透露政策变化的具体原因。
来源:于忠宁,工人日报,2011-05-12
福建南靖:对随意向教育系统“借”教师说“不”
福建南靖县2011年出台规定,各部门、各单位均不得随意借用教师。按规定,各部门、各单位不得随意借用教师,确因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需要借用教师的,须报县委会研究确定,并按规定办理借用手续。即便因工作需要确需借用,也并非任何教师都可“被借”。该县明确,被借用的教师要有5年以上教龄,借用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县级及以上学科带头人,中、高级教师职称,曾被评为市级及以上优秀教师,参加过市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培训的,一律不得借用。
来源:龙超凡,中国教育报,2011-05-14
调查称9成中小学教师性教育知识不足
《中国性科学》杂志日前披露一项调查显示,有近一半教师并不清楚,对于学龄儿童而言,进行性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学校;一些中小学老师对于性教育的内容很模糊,用生理知识教育代替异性交往、性心理辅导;如何预防性侵害,对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等性安全教育也严重缺乏,还有老师不知道健康文明的性观念和性道德包括哪些内容。91.2%的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所具备的知识不够用,在进行性教育时做不到坦率、大方、自然,缺乏教育方法。
来源:代丽丽,北京晚报,2011-05-12
报告称家庭影响、网络诱惑成青少年犯罪“帮凶”
《2010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日前脱稿,报告称,对未成年人涉及的18项罪名统计显示,“抢劫”是未成年犯涉罪人数最多的一项罪名,接近调查总人数的60%,其次为“盗窃”,接近20%。 调查显示,在调查未成年犯“是否恨过父母”时,有近41%的未成年犯选择恨过父亲或母亲。在回答恨父母的原因时,填写“不够理解”、“不关心自己的心理感受”、“不让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三项的选择率均超过40%。而未成年犯中上网聊天和玩游戏的人占60%以上,许多未成年人犯罪与网络的不良影响有关。对未成年犯上网目的调查结果显示,网聊、网络游戏、欣赏网络电影这3项选择均在70%以上。
来源:杜萌,法制日报,2011-05-05
调查显示:“子女发展期望”成国人最大生活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称,当代中国人生活形态变化的背后有着强大的生活动力,并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多元化格局。其中公众普遍认同的生活动力主要有9项,依强度排序分别为:一是子女发展期望;二是个人利益追求;三是追求家庭幸福;四是追求人际优势;五是追求一生平安;六是尽力做好本分;七是实现自我价值;八是为社会作贡献;九是追求生活情趣。
来源:童曙泉,北京日报,2011-05-05
韩国:义务教育将提前至幼儿园大班
韩国政府日前宣布,从2012年开始满5周岁的韩国儿童将纳入共同教育体系,韩国的义务教育将从目前的9年延长至10年,新政策使得义务教育提前至幼儿园大班。据悉,该新政策不具有强制性,家长可自行决定是否送5岁孩子入园接受教育。 根据新政策,韩国政府将对5周岁儿童的教育进行统一规划,在教育标准、教学管理方面设定全国统一标准;政府将承担5岁儿童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二、约每月20万韩元(约合1218元人民币),以后逐年提高资助比例,直至2016年实现每月30万韩元(约合1827元人民币)的全额资助。
来源:陈怡,新华网,2011-05-03
中青报:培训班造就不出创新型人才
创新型人才培养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城市也推出了相关举措:一是对于超常儿童的早期培养;二是对于普通中学阶段采取实验班等特殊教育模式;三是探索高中阶段如何与大学、科研院所进行对接的培养模式。一些重点中学纷纷推出举措,开始进行早期超常儿童的培养,开设各类实验班等。 在一所学校中,人为地制造一个小环境,将一群自诩的“未来创新型人才”集中在一起施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究竟利弊如何,很值得探究。 人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是民国教育的成就。可那个年代的教育家,似乎从来没提过培养“××型人才”的口号,开设过什么“×××班”,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那个年代的“创新型人才”却如群星璀璨,无论是人文社科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时下过分地提“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个口号,不但触不到中国教育问题的痛处,也有悖教育的本义,且有功利化之嫌。
来源:王丽,中国青年报,20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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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运行效率决定并购交易的效率。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依赖自然资源为开采、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企业的企业,在东部发达省份环境管制日益严格、所在地资源耗竭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迫于竞争激烈、成本上涨、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布局等多重压力之下,资源型企业正在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对资源型企业的迁入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学者关注的是当时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的迁移现象。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也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迁移的动因[3-6]、影响因素[7-10]、决策过程[11-15]以及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企业迁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动机、模式等方面。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产业转移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
从企业迁移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但成果还比较少。徐敏燕、黄祖辉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无标度网络性出发,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迁移的效应,认为企业外迁有利于突破内部的强联系,加强外向关联,化解风险[29]。李存芳等运用组织行为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从决策偏好,法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成本,经济区位,政策引力,民众素质7个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区位成本最终表现为负的影响,其他因素都为正的影响[30]。刘颖、周沂、贺灿飞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了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内部因素。
对资源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原区位的管制政策还是目标区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迁移决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见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见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入,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入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入,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 。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入。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三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三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15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1%和33.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8%和70.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见表3)。
3.3参数估计
对各变量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迁移行为,第一个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将战略、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第二个模型将战略、情感、经济、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政策因素的各个二级指标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分别记为
①对模型做初步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方差来源为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三个变量,故将三个变量的交叉变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离和残差显示出样本存在六个异常观测值,删除异常值后实际使用样本容量为118个。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情况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均通过了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5)。这说明作为综合性指标的政策、经济和情感因素确实对企业迁移行为发生了影响。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因素则为一个阻碍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别约会导致企业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经济因素之所以成为企业迁移的阻碍因素,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消费群体,市场辐射力强大,企业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场份额,有利于未来发展。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虽然在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可能具有优势,但是信息与技术、交通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落后于企业原所在地,因而成为阻碍企业迁移的障碍性因素。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因素有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影响企业发生迁移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为阻碍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区企业发生迁入行为的概率只约为行政效率高的地区的6.8%。
3.4模型检验与预测
对模型系数的整体显著性、模型适宜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进行检验(见表5)。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整体是显著的。
表6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通过判决系数R方的两个指标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1,说明控制经济、战略和情感因素和企业年龄、规模的情况下,政策因素整体上对企业迁移行为有良好的解释。
表7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模型都是适宜做Logit回归的。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VIF和容差统计量,一般认为,VIF大于10时,容差接近于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才是一个
严重问题,而结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标均远大于0,两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Levene统计量的值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
表10给出了两个模型的预测情况,模型1对被解释变量已迁移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为70.7%,对未迁移行为的预测率为66.3%。模型2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8%和63.2%。两个模型预测效果均较好,回归结果可靠。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各地政府应在考虑影响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应针对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程度的不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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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占世界1/4,老年人口的总数居世界第一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国际通用的是以60岁或65岁作为老年年龄的界限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该国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该国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世纪之交中国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3 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0.4%,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人,占总人口的7.0%。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建国初期至60年代末,中国人口的出生率非常高,除了1960年和1961年以外,出生率都在30‰以上,持续的高出生率使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及医疗条件较差等原因,老年人口比重低,属“年轻型”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度降低。至1990年人口出生率锐减至21‰并还在缓慢下降。
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使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减少,而在上一个出生率高峰期出生的人已开始成年,成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属“成年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落实,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到13‰以下,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使人口的死亡率持续下降,老年人的绝对数和相对比例均在增加。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7 759万人,占总人口的13.3%,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1 894万人,占总人口的8.9%,确已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
表1显示了建国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动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82―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4个百分点,数量由4 950万人上升到了8 810万人,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
2004年10月27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31城市第17次老龄工作联席会议上,专家预测,全国性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2030年左右到来,并将持续二十余年。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6亿人,到2050年,达到4.4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4。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寿命达到70岁,与发达国家持平。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在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一)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中国人口占世界1/4,老年人口的总数居世界第一位。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133 281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7 759万人,约占世界总数的1/5。中国老龄人口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2.5倍、4倍、6.5倍、9.3倍和22.7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六国之和。另外,中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迟,但老龄化发展速度却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预计今后以每年3.2%的速度递增,65岁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法国用115年,美国用65年,瑞士用了50年,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4年,日本是公认的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将用27年时间,完全可以说中国老龄化进程仅次于日本,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快的。
(二)人口“未富先老”
和人口大国中国相比,发达国家先有物质财富的充分积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然后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即“先富后老”,国家有充足的物质条件解决老人养老问题。比如日本在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10%、14%时,人均GDP分别为1 967美元、11 335美元、38 555美元。中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即“未富先老”,由于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足,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因此要解决人口众多的老人养老问题还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超前的老龄化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压力十分沉重。
(三)人口老龄化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平衡。
1.中国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分布不平衡,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比重都在增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1990年的9 8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3 000万人,所占比重由8.6%上升到10.4%,而14岁以下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逐渐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化。第二阶段是2000―2025年,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加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上升到18.5%,而少年人口的比重继续下降到18.3%,这一阶段是中国开始进入超老龄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2025―2050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阶段。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将上升到27%左右,而少年人口所占比重下降到17%左右。此后,中国的人口比例分布将逐渐稳定。
2.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东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别很大。
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自西向东阶梯性上升。从人口区域分布来看,大概分为四种:第一种,上海,已属于高度老龄化地区;第二种,浙江、北京、天津属于中高度老龄化地区;第三种,山东、辽宁、湖北等,属于中度老龄化地区;第四种,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人口正处于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老龄化初始阶段。从城乡分布来分析,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到城镇,使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都高于城市,农村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
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的结合为前提的,尽管现代经济学对生产要素定义的外延有所改变,但归根到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还是劳动力和资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就和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就成为中国产业的优势。下页表2显示了1982年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虽说劳动人口还在缓慢上升,但根据前文中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数将会急剧下降,劳动力资源将严重匮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的短缺又是影响经济的发展重要因素。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养老保障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主要包括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三方面的内容。从物质供养方面来看,城市老年人大多有医疗保障金、退休养老金,所以以自我养老为主;农村老人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家庭养老为主。从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主要由子女、老伴承担,老人和子女共同生活,便于家庭照顾、关心老人,也是老年人喜欢的日常生活方式,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养老保障冲击是巨大的。
1.人口老龄化加大了养老保障需求,而养老保障需求的加大将使中国总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比例扩大,投资率、积累率下降,减慢经济发展速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养老保障金增长速度较快,1979年全国共有离退休职工596万,1989年增加到2 205万,十年增加了2.7倍,各种费用相应由32.5亿元增加到382.6亿元,增长10.8倍。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预计:2050年,中国退休职工将超过1亿,每年支付退休费用将高达18万亿人民币,是1993年的二十多倍。
2.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过去了,第一、二代独生子女正进入婚育年龄,他们组成的家庭将接管社会,构成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即“四二一”家庭模式,家庭成员为4个老人、1对夫妻、1个孩子,也就是说,1对夫妻要同时赡养4位老人,抚养1个孩子。然而,由于现代化生活、生产节奏不断加快,子女精力十分有限,越来越感到照顾老人的负担沉重,加之工作压力大,如果老人生病或体弱需要照顾,再孝顺的儿女都难以尽孝,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受到严重冲击,迫切需要多元化养老。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制约新兴产业的发展,抑制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一般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必将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开发、创新和推广,以适应新的行业和产业结构体系的需要。老年人虽然经验丰富,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和接受适应能力有所减弱,不利于新兴产业部门的成长,因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劳动力的技术结构也要与之相适应。由于中年和年长劳动力对长期定居区域和工种已形成习惯并产生较强的依赖感,因此一般不愿搬迁到其他区域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性质,这就使得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2.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老龄化水平。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导致现有农业人口减少,且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稳固中国的农业基础地位。而中国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
3.人口老龄化改变消费品产业结构,带动产品生产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动也会对消费市场规模和结构产生影响,不同年龄结构或不同年龄层次人口的消费服务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产业就应运而生,老年产业是通过老年人口的需求体现出来。老年人口的需求主要包括物质生活需求、精神生活需求、护理照料需求、收入保障需求。老年人口的需求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老年产业的广泛性,老年的衣食住行及精神状况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我们应该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制定合理政策,减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使社会经济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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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对于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主要是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例如罗锋、黄丽在2011年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证明了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钱雪飞在2012年描述了两代农民工收入的代际差异,综合选择了8个自身因素、8个工作因素、5个生活负担因素、10个社会资本因素,合计31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新时代农民工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而对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一般来说是将两代流动人口分为两个群体,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例如,刘美玲在2011年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 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
在学者关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代际差异的分析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并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认为个体特征与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Mincer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Mincer模型的对数工资回归方程为:
Lnw=βX +μ
其中,w表示工资率,X代表一组个人特征的向量,μ为随机误差项。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和变量的选取,对“Mincer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利用改进了的“Mincer模型”来研究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构建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Inw=β0+β1 edu+β2 train +β3 time+β4 sex+β5 trade+β6 age+β7 age2+β8 child+β9 marry +μ
其中,w为流动人口的日工资收入,考虑到年龄与工资收入存在“倒U”的非线性关系,于是,将年龄的平方项也加入回归模型中。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2011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表1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说明,同时预期各变量的作用方向。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SPSS11.O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表3、表4)。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
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发布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首先要加强立法执法建设,从根本上保护流动人口的权益。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打击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依据。政府要严格的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环境,真正维护流动人口在企业工作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转变对流动人口歧视观念,营造平等就业环境。社会应该给予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的关注,使他们可以与城市人一样真正拥有平等就业的权利,能参与到正常的就业竞争中去,能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要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与偏见,不仅要借助公共媒体进行宣传,政府还应该加快社会改革的进程,为流动人口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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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出台政策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得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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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口流动对主产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石油一样,安全自给将是一个长期的、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无粮不稳”是千古以来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中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持续增长,粮食安全的近忧业已解除,但粮食安全的基础并不牢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然偏弱。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不少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甚至出现了弃耕和撂荒现象。
在全球化逐渐加深、 耕地持续减少和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中国目前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状况究竟如何,未来发展趋势究竟怎样?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外流后,留守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成为粮食生产主要劳动力能维持多久?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问题?
(一)人口流动现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出台政策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得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年龄较小的青年身上,其中流动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流动率高达19.53%,其次是25―29岁之间的人口,流动率为18.01%,而15―19岁之间的迁移人口位居第三,流动率为15.74%。由此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主要以年轻劳动力为主。同时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加大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入和发展,这就使得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要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人口的流动以向东部地区集中为主。
(二)粮食安全现状。
随着城镇化社会的发展,耕地数量的递减,农民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自耕自种的自足者,改变成购买粮食的消费者,对粮食的总体需求进一步加大。我国有2.1亿农民进城务工。这2.1亿人大多数从农产品生产者转变为纯粹的消费者,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品粮”。从而大幅度增加了农产品消费的商品量。此外,一些大中城市及周边地区逐步退出粮食生产甚至农业生产领域,既降低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需求,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农民进城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农产品消费的商品量将进一步增加。所有这些粮食消费情况的变化,都要求我们对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引起重视。
粮食主产区是指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湖北、四川、内蒙古、河南、河北、安徽、湖南、辽宁、江西13个省(区)。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体。2008年13个主产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共77472.41千公顷,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2.54%,2008年
13个主产区的粮食产量为36941.61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9.87%。主产区为我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粮食供应,对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按照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主要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化肥等。本文我们考察的四个常规投入是土地、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学肥料。王跃梅(2010)研究数据采用《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的分省数据,选取粮食13个主产区和6粮食主销区利用1978一2008数据,采用林毅夫(1992)应用的格里克斯(Gr11iches,1963) 得出常规变量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提出的生产函数方法来估计与验证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计算得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主产区产出弹性数据:土地变量为:0.236(0.075)、劳动力变量:0.393(0.0593)、农机械总动力变量:0.113(0.0566)、化肥变量:0.137(0.0274)
但从上面数据可见,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农村劳动力这一因素从主产区来看,是显著影响粮食产出弹性的。在主产区表现为正值,说明留下种粮劳动力对粮食产出弹性影响影响是一致的,且是正向的,即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产出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印证了约翰逊(2004)指出中国劳动生产存在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的现象,目前来看,大量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劳均耕地面积只有0.4公顷/户左右的耕地上,存在内卷化、过密化生产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现象,也即存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劳动力。
当这部分剩余的劳动力从主产区转移出来后,可以缓解劳动投入过多而造成的效率低下,影响产出问题。可见目前粮食主产区暂时还不会因为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而出现安全问题。但是进一步的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会对粮食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农村已经不存在大规模的高比例剩余劳动力(蔡防2010)。主产区如何利用比较优势,实现粮食的效率安全?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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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
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
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人口的大量迁移,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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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我国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面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颇为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社会的生产发展、社会分配以及社会消费水平等都具有产生了影响。另外,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一,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企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方面成为薄弱性环节,不能够进行更新换代,在工作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比较薄弱,会对现代化的企业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其二,在城市中,到了退休年纪的人部分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生活能够得到保障[2]。但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村子里的老人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发展,使得农村人口急剧流失,留下来的都是老人或者儿童。村里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没有所依靠的对象,对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三,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3]。人口老龄化,随之带来的医学设施、生活必须品、社会公共设施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支出,我国的经济迎来了挑战,对于财政的分配和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在社会生产的技能方面,工作时间久的员工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通过自身的经验和阅历,掌握了娴熟的工作技能,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质量,对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具有积极性的影响。
其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的人才在面临着更新换代,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巧不熟悉,很难独自开展工作,这时企业可以通过老员工带领新员工的方法,让新人进行长时间的学习与实践,学习老员工的经验和技巧,为培养新型的工作人才提供重要条件。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会使得员工为企业的工作时间延长,退休时间延后。在企业工作的时间长,能够保持高效的工作效率,熟练工作技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3年有关部门对于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进行了评估,发现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也在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产生,能够让老员工的资历不断加深,工作技巧不断积累,有利于企业的运营。
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积极方面,人口老龄化刺激了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间接的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经济循环发展的作用。如今,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见很多老年人的保健品,而且价格都很高,子女为了体现自己的孝顺,对于保健品的采购量逐年上升,刺激了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像我们经常从广告上看到的脑白金、黄金搭档、善存等都是知名的营养品,近几年,像这样的营养品消费市场越发的火爆。
市面上凡是与老年人有关的商品价格不菲,宣传重在展现儿女的孝心,刺激了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由于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在医学领域的支出会越来越大,刺激了医学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尤为重要,要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由于身体不适就医等方面都会花费不小的生活支出,促进了医学经济的发展。在消极方面,如今,我国的老年人的收入都不算很高,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是成正比的,除了儿女为老年人买的老年用品外,老年人自身可能会因收入水平而影响消费水平,遏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分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苏子和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年轻人纷纷迁移到城市发展,老人和儿童被留在农村,对于老人而言,缺乏一定的劳动能力,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影响。
但是进行社会分配时,要用国民生产总量去除以国民的总人数得出的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至2050年,老年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于少儿人口下降的比例,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以此来减小儿童的增长比例,严格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基数过大的现象,有效的平衡社会分配现象。虽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但是可以相对的降低儿童数量的增长率,使得我国的人口数量维持一定的平衡,提高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导致我国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也促进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总行和国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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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主要存在两种人口统计数据来源途径。其中一种为统计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可靠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对人口形势与科学决策进行正确判断的前提与基础;另一种则是日常统计工作报表,像计划生育部门的节育与生育统计、公安部门人口户籍变动统计等。由于统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极大的提高了我国人口统计数据质量与统计水平,然而,也存在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与不可靠现象,本文主要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1模糊的人口迁移概念
所谓人口迁移,其实就是人口在一定时间、空间内所发生的大规模移动现象,基于人口迁移有着较为复杂的界定,时期与职能部门的不同,对迁移人口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性,期称谓也较为杂乱。
多样的称谓。现阶段,我国很多关于人口迁移的文献与研究文案中都有关于迁移的文学术语,常见的人口迁移包括:暂时性迁移、非户籍迁移、流动人口、永久性迁移、户籍迁移以及暂住人口等,这些称谓都可以从一定角度对人口迁移进行定义,而且各定义间具有相互融合现象,像户籍迁移与永久性迁移其实就有着某种交集,而两者又具有一定差异性,根据人口学定义,移居迁入地一年以上为永久性迁移。
不统一的人口迁移时间限定。根据全国性人口普查,我国在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并未对迁移实施时间限定,而全国人口普查在1990年限定迁移时间为迁移原住地超过1年,之后的中国人口普查中,更改一年的迁移时间至半年。此外,在某一地区的公安部门明文规定,离开原居住地超过3日就被定位迁移性人口,出发于自身工作需求,计生部门紧紧统计到达现住地或离开原住地超过30日的外迁人口。
分散的人口迁移空间限定。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中,对我国迁移人口来源地进行全面调查,1990年全国性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人口来源地进行细化调查,使其细化到县、区、市,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进一步细化,开始对乡镇街道一级进行普查,跨县迁移是对县市区一级进行统计,而在调查现住地方面仍然比较混乱。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与1990年人口普查,调查现住地是细化至县市区一级,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调查中,也对乡镇街道一节进行了细化调查。全国户籍管理中,相关公安机关只要有户口变动,那么就会有登记。
因此,对于户籍人口迁移来源地和现住地,都可以进行基层户籍登记地的细化。针对暂住人口的等级,可细化其来源至市级、县级,不存在现住地统计信息。计划生育部门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中,并没有涉及到区、县内的迁移,对于跨县迁移需要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对于现住地的调查也可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
1.2人口迁移不统一数据采集内容
通常全国人口普查与人口抽样调查均为专门组织的调查活动,由于该调查本身极具特殊特性,且对人口资料的搜集相对也比较全面,所?项目比较多。自我国展开1%人口抽样调查之时,对人口迁移资料进行搜集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选取调查项目中,同时还在调查内容方面体现出来。虽然人口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从其工作职责出发,他们所调查的人口迁移信息要比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信息小很多,然而,相对来说,在涉及我国人口迁移统计内容及项目方面,公安部门要比计生部门少,这种不统一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采集内容,最终会导致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差。
2.1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
因为不断完善的国外覆盖全国社保体系,也未受限于户籍制度,因此,国外在定义人口迁移时较为纯粹,比如,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要求对人口迁移予以界定时,要尽可能的与国际相接轨,另一方面,要尽量从人口学角度对迁移目的属性、空间属性与时间属性进行考虑,而且还要考虑到迁移后的户籍制度。根据现阶段我国人口有着多样的迁移称谓,必须进一步规范于统计实践中,因为各人口迁移称谓使用频率,可以定义为:在不同地区间的人口移动或者流转,都被叫做人口迁移。
根据我国户籍制度,对我国几次较大规模人口迁移普查与调查进行借鉴,有效结合目前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人口迁移调查,主要参照系为流入地或者迁入地居住时间,对有迁移行为的人口进行具体分类,见表1。
2.2对采集人口迁移数据进行进一步规范
1%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最终目的表明这类调查中有着极为丰富的人口迁移调查内容,而且所设置的调查项目也比较合理科学,可以满足研究与管理人口迁移工作之需。然而,很多必要人口迁移资料仍然不足,像人口迁移过程中迂回迁移与回迁的信息资料、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基本信息等。所以,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在采集人口迁移数据时,除了对自身工作之需予以考虑外,还要尽量接轨于统计部门所收集的资料,实现数据共享。
2.3形成数据采集“一张网”,实现数据共享机制
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作为可以实施采集人口迁移数据的重要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予以充分利用的前提下,一方面相关部门采集数据一盘棋,另一方面还要实现部门“一张网”模式。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空间与时间内搜集人口迁移的数据资料,将其制作为全国人口迁移强度与规模的面板数据,又能够保证人口数据采集质量。这样方便了对我国人口迁移因果关系的探讨和对内在机制的理解。根据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相关数据库予以补充与完善。此外,通过数据库资料也能对抽样调查与人口普查中数据资料进行检验和修正。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依照管理之需与工作职责,做好明确分工。
总之,只有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同时进一步规范采集人口迁移数据,通过此类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解决对策,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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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包括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会对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同时劳动力老龄化表明劳动人口中老龄化人口居多,而据研究表明,老员工思想相对守旧,不愿意接受改变,而且学习能力较差,这些因素均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和产业的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和产业的影响的研究综述
人口老龄化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得到重视后,中国于二十世纪也进入到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当一个社会老年人人口不断上升,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社会总人口15%时,该社会极为老龄化社会。导致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因素,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在生育率不变情况下,人口寿命延长。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社会逐渐由“家庭养老”转变为“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在成本效益比较分析下,由于教育投资等养子成本的增加以及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渐完善,“理性人”会倾向于选择少生子,从而降低了生育率。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若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为: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区域差异明显、性别间老龄化差异渐现。
老龄化速度快及高龄化趋势明显表现在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用了百年或比较长的时间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仅用了18年的时间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由7%上升至14%仅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
未富先老表示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富累积度还比较低,但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同时社会的“银色产业”发展落后,社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并没有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相关的公共品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供应不足。
区域差异明显包括了“城乡倒置”以及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相契合。导致“城乡倒置”是因为,城市与乡村二元化发展体制以及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民进城打工,小孩与老人留在乡村生活,导致了,城市老龄人口与扩大的总人口之比,数值减小了,而乡村的老龄化人口比例反之。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相契合表现在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却成为了老龄化人口大省,如河北、重庆,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没有其突出,如广东等沿海地区。
性别间老龄化差异渐现在于女性预测及平均寿命较男性长,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例渐长,且由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积累的财富,收入水平等均低于男性,不利于女性年长人士的安享晚年。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与产业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
以劳动力非完全替代为前提,年龄的差异背后代表着人的工作经验、身体条件等差异,因此对劳动力生产率会产生影响。
学者袁蓓通过将各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预测数据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的人口总量数据相结合,发现中国青年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将一直下降,中年经济活动人口总量有一定的波动。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中年经济活动人口在总体上将呈现下降趋势,老年经济活动人口和6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均呈上升趋势[1]。
学者刘平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同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并且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整个个轨迹的变化价恰就是对中国“未富先老“状况的描绘。且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人口的重要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一趋势会减少劳动力的总体规模。由于这种影响存在滞后性,且现阶段劳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长,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不会对整个生产效率产生巨大影响。学者袁蓓通过最优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我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预测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老年劳动力比例偏高将造成2050年劳动生产率偏低[2]。
大多数学者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增长,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对第二产业劳动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服务类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大的产业影响较大。因此,这对中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劳动力素质有迫切的要求。
2.产业变化
从产业的生产力以及需求两方面来分析。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包括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会对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同时劳动力老龄化表明劳动人口中老龄化人口居多,而据研究表明,老员工思想相对守旧,不愿意接受改变,而且学习能力较差,这些因素均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绝对值会扩大,而与老年人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发展不足或是过快发展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秩序。如与老年人相关的残障设施等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养老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床位设施设备落后,数量短缺;然而保健品行业因存在暴利,发展迅猛,鱼龙混杂,没有设立产业标准,导致准入门槛低,产品粗制滥造,与之相似的是保姆护理行业,职业培训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表明了“银发产业”发展缓慢,而且程度较低。
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一切尚在摸索当中,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开,人们对后代教育投资力度大,劳动力素质将会有所提高,这些均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当前对这些因素研究均是单个研究,或是借以理论模型结合逻辑关系将之联系在一起,而较少能够建立数学模型做分析。
而且随着经济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社会对老龄人口的赡养不仅要适应当前的状况,并且要对未来有前瞻性,关注与养老产业相关的行业的发展以及创新。
本文仅是注意到了人口老龄化与相关议题的关系,并没有深入仔细分析与各个经济议题间的关系,以及对经济议题影响最大的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对养老保险的影响,急需解决的是如何做到全国一盘棋以适应当前人口流动及城镇化发展现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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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城镇化作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手段,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能否长期健康发展。城镇化,一方面是指城市面积的对外扩张和城镇化量的增加,即土地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定居人口数量和规模的增加,即人口城镇化。土地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能否协调发展,决定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国内外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孙海鸣(2005)指出,我国不合理的行政规划造成了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偏少,而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1];周飞舟(2006)认为,当前我国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持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从而造成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2];郑有国(2011)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的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以廉价的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筹码,从而造成了以工业园区发展为代表的土地城镇化的过热势头[3];姚士谋(2012)、李子联(2013)分别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土地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的原因[4-5]。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学理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外在和内在的制度机制角度,探寻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失衡的原因;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我国人口与土地镇化协调性模型设定
我们引用异速生长模型(allometric growth mode),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关系[6]。异速生长是指系统的某个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有恒定的比值。
Naroll和Bertalanffgy(1973)最早将异速生长模型用于研究城乡人口变化的对数线性关系[6]。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引入异速增长模型,用于研究城镇化体系及体系中两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异速生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为子系统的某种测定或整体的局部;x为整体的另一个局部或整体与子系统的某种测定;参数b为标度因子,或称为异速生长系数,是y与x各自增长率的比值。运用数学变换可以将上述异速生长模型转换为幂函数形式:y(t)=ax(t)b,当y(t)表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时间序列,x(t)表示城镇人口数量的时间序列,转变后的异速生长模型就是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关系评价模型。根据遍历性公理,也可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模型转变成空间评价模型:y(k)=ax(k)b,此时y(k)和x(k)分别表示在同一时期内k个不同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序列。
异速生长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判定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关于b值的确定,理论界早有研究,在计算方法上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异速生长系数值取决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二者维数的商。Nordbeck(1995)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城镇面积是二维变量,城镇人口数量是三维变量,得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2/3。当b=2/3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此时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最为协调;当b>2/3时,为正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当b<2/3时,为负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样处于不协调状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将分形概念引入模型,认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等于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二者分形维数的商(White and Engelen(1993)[7],Batty(1998))[8]。根据分形概念确定的b的临界值为085。同样,当b=085时,城镇面积的增长与城镇人口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反之,则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b>085)或土地城镇化滞后型(b<085)。根据多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085要优于2/3。从数值上看082大于2/3小于1,以其为标准既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因此,本文选择085作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以其作为判断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协调性关系的标准。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一)总体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12年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异速生长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
2001-2012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总体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异速生长系数b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2005年之前,我国各年的异速增长系数均小于本文设定的临界值085,为负异速性增长。从理论上讲,这表明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小于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面积的需求,城市用地偏少。从异数生长系数的具体数值上看,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虽然处于负异速增长的不协调状态,但在此期间的b值与临界值085比较接近,说明这一时期内我国整体上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规模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过于粗放,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缺少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盲目建设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新城区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人口入住率极低,各地均出现了所谓的空城或鬼城现象。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城镇总体的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合理解决好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否则城镇化的发展将走向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城市的人口数量对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的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我们将各年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整体,分别对各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规模城市历年的异速生长系数值,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异速生长系数差异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2007年之间异速生长系数一直高于临界值085,呈正异速生长。说明在此之前我国超大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幅度大于人口增加的需求;同时,从2004年开始,超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由递增转为递减,说明随着人口不断向超大城市的流动,城市的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逐渐趋于协调。但是,自2007年之后,随着人口进一步流入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与临界值的差距开始拉大,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特大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此期间一直处于递增的状态。在2002年之前,我国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临界值以下,但是,在2003年后,异速生长系数始终处于临界值的上方。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2003年之后,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的平均值达到了1064,突破了1,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超需求扩张问题十分严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严重失衡。
3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6年之前均超过了1,表明2006年之前,我国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迅速,超过了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失衡十分严重。2007年开始,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逐渐向临界值回归,城市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失衡关系得到缓解。
4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样本期间内一直处于递增态势,并且除2002年之外,全部都处于异速生长系速临界值的上方。说明中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扩张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具体数值上看,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在1以上,突破了城市用地超需求扩张的合理范围,土地城镇化过快,表现为严重的人口滞后型城镇化。
5小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大多数是县级城市,与地级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相比,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发展缓慢,异速生长系数长期处于临界值以下,并且在2005年之前一直低于08,突破了异速生长系数的下限。说明在此之前,我国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严重,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的需求,表现为严重的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从2002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开始增长,到2006年左右,基本接近临界值水平,土地城镇化不能满足人口城镇化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但是,从2008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超过了临界值,并一直处于其上方,县级城市开始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
总体来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均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超大城市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吸引着大量人口的流入。近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发生了一定的逆转。人口的过度拥入,导致超大城市出现了土地滞后型的城镇化。二是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过快的土地城镇化。近年来,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始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期,新城区、开发区大量上马,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失衡越来越严重。作为地区型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对区域内的比较有吸引力,但对区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超大城市。
因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能否得到足够人口的填充,将是特大城市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城镇土地城镇化过快的问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地方中小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我国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资源配置体系下,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如果不能合理协调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镇化的泡沫,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长远发展。
(三)不同区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通常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从经济发展角度,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东、中、西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7%和43%。
为此,本文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200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不同区域的县及县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共计663个样本。其中,东部地区265个样本,中部地区234个样本,西部地区164个样本。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分别对各年不同区域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市历年的异速增长系数最高,始终处于均衡的临界值085以上,说明东部地区城市面积扩张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部地区在2003年之前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08以下,建成区面积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的需求,2003年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但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问题开始突显;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也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自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开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问题都十分严重,而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张速度过快,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引起的土地需求增加,即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一)外在制度的影响
二元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同规定,即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不同的土地权属决定了不同的土地市场。现有的法律规定,农业用地要想转为非农用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必须先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唯一权利人,垄断了非农用地的供给,占有了土地转换过程中的绝大部分价差收益。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扩张上的动力,成为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难以支撑大量的行政和建设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来维持政府运转。当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是以GDP作为标准,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现有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土地的城镇化运动,不仅解决了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来的一系列投资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二元土地制度和以分税制为主要形式的现有财税体系,是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的制度因素,但并不能够解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原因的制度解释主要是从户籍制度方面进行。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在1958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实行,使得居民的户口与其所能接受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居住、子女就学、医疗等基础的社会保障支持,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使得人口城镇化速度进展缓慢。
(二)内在机制的影响
探寻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还需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切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三十多年间资本累积的速度不断加快。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由382%迅速上升到506%,资本积累的速度约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增加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也是维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
在最终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政府只能通过对生产的上游资源的控制,人为压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达到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的目的。
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业投资对原材料产地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使得工业投资的区域替代性增强,各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大幅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零地价或负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提供土地。政府对工业用地的低价供应,是对资本积累的补贴,造成了全国各地区不断出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土地城镇化速度越来越高。
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地方政府采取了不断抬高住宅用地的价格策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低工业用地价格、高住宅用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双轨制。近年来,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地王”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住宅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了房价的不断上涨,结果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成本增加,严重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的结果表明:自2005年后,我国总体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出现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最严重,其次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造成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除了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外在的制度因素外,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现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失衡,需要中央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土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保障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财税体制的改革,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避免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冲动。
2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前文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已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超大城市由于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吸引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大城市病”已开始显现。因此,应对大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的权利,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向中小城市转移。在缓解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
3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发展的资金缺口较大。
我国城镇化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由于缺少资金,不得不以土地出让金作为筹资的源泉,带来的后果则是土地城镇化的过度发展;同时,由于缺少资金,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减少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造成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因此,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证明,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而且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动,减少对资本市场冲击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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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近十五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然而汇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反应,并未根据中国经济周期及在国际地位中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一矛盾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前人民币升值原因影响及对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 文章从汇率变动的理论阐述入手,简要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主要有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笔者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希望能够对我国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原因 影响 对策
【论文正文】
当前人民币升值原因影响及对策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2011年1月1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5997,较上一交易日(6.6128)再度走高131个基点,一举踏入6.5关口,再次创出汇改以来新高。专家认为,2011年逐渐从紧的货币政策,令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无法回避,因此,必须对此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或缓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正面压力和负面作用。
1.美国次级贷经济危机的影响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在各个方面对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压力,这些国家的政策和措施倾向,一方面为转移国际焦点所在,从而逐渐淡化他们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责任以及他们在应对和解决危机方面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是迫使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在事实上为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付账。而鼓吹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等,都只是西方国家为保护在国际竞争中的各自利益,希望侵害中国的一种没有根据的借口。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国政府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制度实施,截至2010年第2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截至6月22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跌破6.80,创下新低。
2.中国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据统计近十五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然而汇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反应,并未根据中国经济周期及在国际地位中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一矛盾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3.长期的贸易顺差
一般来说,国际收支与汇率联系密切。当一国的对外贸易中有较大的收支逆差时,则对外汇的需求要大于外汇的供给,从而导致本币对外币的贬值;反之亦然。自从1994年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给我国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大幅增加。
截至2011年3月,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这距离外汇储备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不到一年时间,继续位列全球第一。这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五年在全球各个国家中的外汇储备中位居第一名。这种过高的外汇储备不断加速国外热钱的流入,从而大力推动人民币汇率的上升。
1.正面影响
(1)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人民币升值后,同样美元价格的设备转换成人民币要少很多,引进投资品的成本便相对低廉,同样的专利技术或设备机械,比较以往,引进时却只需支付相对低廉得多的费用,无疑增加我国企业购买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机械能力, “收入效应”不断增加,从而提高企业实施引进行为的积极性,各种潜在引进行为全都转换为实际购买行为,有利于我国生产技术更新速度提升,为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产业升级提供动力,最终有利于我国企业提高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占据竞争优势,这种趋势和中国目前正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较为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现实意义重大。
(2)优化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人民币升值使得与出口有关要素价格提升,对于主要依赖大量资源要素投入和低成本等原始的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贸易产品来说,大多都有附加价值较低的特点,因此,受到的抑制的作用将比高附加值出口商品所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烈。同时,人民币升值又事实降低了我国国际贸易中的进口要素价格,为我国更大范围利用国外资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进口国外先进设备机械,引进领先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作用。基于同样道理,在贸易中的中高档消费品进口的需求也会表现出在商品结构中的比例得到了较大的扩张。上述人民币升值所引起的变化都较为有利于我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更好地实现贸易中的比较收益。
2.负面影响
(1)削弱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提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从而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竞争优势,从而限制了我国原本在美元贬值期间获取的转移效应和相对比较优势的作用,转而加大了我国占领国际市场的拓展难度。由于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占据了市场的高端环节,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仍然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低端,产品替代性强,需求弹性大,竞争优势不强,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方式也主要是通过低成本和低价格手段。而这种形式的贸易结构和发展战略非常容易受到国际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2)企业对外贸易活动中面临更大的外汇风险
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处于收汇阶段的交易风险增大,在币值波动前的定单履约变得困难,新单签约也会受到制约。在国际贸易实务中,有非常多的国外进口商惯用货到付款的支付方式。由此,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国内的很多的出口商为了争取贸易份额,一般会遵照这样的国际惯例,会按照出口以后一至三个月以上才收汇的约定来商谈交易。据统计显示,我国采用这样方式交易的商品占总出口商品的比例大约在60%。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组织在整个交易流程中,支付人民币,收取外币,人民币升值时直接降低企业经济效益,甚至接近利润倒挂。
(3)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增长
人民币的升值如果超过一定限度,还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如果人民币的升值过快或者幅度过大,那么都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较为激烈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有可能造成我国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回落,不但会对我国资源性、低价位和低附加值的商品生产造成损失,而且也会对我国整个出口加工产业的发展造成较大打击,进而导致相关领域出现就业问题;另一个则刺激一部分国外商品因人民升值导致购买力上升而被大量进口,从而冲击国内同类商品市场,严重时甚至会引起我国一定的通货紧缩发生。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外贸依存度
从国家贸易以往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规律来看,一般的国家在向发达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外贸依存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有鉴于此,我国需要积极转变以往的发展战略,引导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的顺利转变。制定和出台有利于内需增长的政策,用内需的增长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外需份额的降低,也有利于配合人民币汇率上升本身所具有的刺激内需增长的能力,将新增加的需求指向从外国产品转移到国内商品上来。事实上,我国的内需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因此,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还非常广阔,可以进一步利用降税、调整个税征收点、以及采取措施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歧视问题等措施推动内需的增长。
2.促进产业升级,调整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
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特点主要表现为:出口商品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弹性相对较小,还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质竞争而面临市场争夺的压力;而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方面的商品的国内市场需求弹性却相对较高,这种特点对我国总体贸易发展非常不利。同时,出口依存度高而且依存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产品上,以纺织服装产品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的比例高达50为例,如果遭遇反倾销措施,国内纺织产业就会遭受极大冲击,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应采取提高工业制成品比重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出口产品供给弹性。为实现这一目标,要注意在国际贸易中引进先进技术,为生产中提高产品研发能力准备更充分条件,利用不断提高的质量和服务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要注意对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的提升,减少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或者关键工艺等方面对国外力量的依赖和借助,从国际进出口两个角度入手,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提升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抵御和解决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产生的冲击。
3.加强政策扶持,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应该在国际惯例和协议允许的范围里,提高相关经济政策的扶持作用,逐渐调整和不断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可以合理地区别不同产品的调整退税率,积极推行差别税率制度。对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特点的资源型的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度都不是很高的产品,应尽快被排除出口退税的范围之外,甚至在达到一定条件时,对一些资源型的和能源类的出口产品征收一定标准的出口关税,限制这类产品出口,引导国内减少这类商品的生产。在实施部分限制的同时,对高新技术等潜力巨大,效益强的产业给予更高的出口退税率进行扶持,也可以农产品给予必要的补贴,提高我国农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约束持并举,在抵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减轻我国财政负担,推动我国外贸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4.努力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提高国际贸易能力
为帮助涉外企业抵御汇率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金融业需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加大力度,丰富金融服务能力,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提供助力。例如,可根据外汇市场动态变化,推出一些技术上成熟、市场急需的一些基础性的避险保值金融衍生产品,有利于企业控制国际贸易风险。可以在巩固我国用于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领域的传统业务品种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服务内容,为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提供更有效、更多样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且在现有的外汇业务基础上,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主动为企业量身定做,结算、融资和理财等融为一体的一站式国际金融服务。通过为我国国内企业提供诸如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远期外汇买卖等更加丰富、更加有用的汇率避险工具。帮助企业充分了解业务功能,提高合理运用这些新型工具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掌控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寸。因此,努力完善我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也是推动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保值增值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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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利用灰色理论的GM(1,1)预测模型对湖北省2014-206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未来47年湖北省老龄化程度将逐渐加深,到2060年老龄化系数将达25.56%。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7个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等有较强的关联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小。最后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和关联度分析,对湖北省老龄化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洌�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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