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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都很不情愿地遥想自己的2050年,因为在这一年,我将迎来80岁生日!
那时,全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也就是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中国将滑入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深渊,而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它到底是福是祸,尚待有良知有胆识且没有利益偏见的专家们展开负责任的研究。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就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向全体党员团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国家号召。公开信明确说:
“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从1980年到2010年,人们响应这个国家号召整整30年了。眼下,人口增长缓和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山西翼城1985年以来二胎试验的成功经验,似乎也可以给决策思路以正确的指引。但是,如此重大的基本国策是否调整,依旧杳然;曾经许下的历史承诺是否兑现,无法逆料。
如今,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却唯独对人口的自我生产坚持“计划经济”。但是,当我们环顾周遭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为生育率低下而挠头的时候,我们绝不应抱着侥幸心态,甚至阿Q一样对自己基本国策的“成功”而弹冠相庆。人口发展规律尚不被世人完全掌握,在真理面前,在自然法则面前,允许人们对科学展开探索、允许人们对政策的制定展开激烈的辩论,也远远比错误的决策带来的危害大。
所幸,与以往各界对计划生育“默不出声”不同的是,如今学术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开始在“两会”上表达见解和立场。而由一个机构、部门来决定国家人口发展的制度设计,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作为公共政策之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应避免利益纠结其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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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都很不情愿地遥想自己的2050年,因为在这一年,我将迎来80岁生日!
那时,全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也就是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中国将滑入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深渊,而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它到底是福是祸,尚待有良知有胆识且没有利益偏见的专家们展开负责任的研究。
古代典籍《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性邦本,本固邦宁”。它所体现的是先民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在当下的中国,“民惟邦本”亦可作别解,即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为“邦本”,否则“国将不国”。早先,有专家担心中国会“人口爆炸”,于是,国家动用行政力量推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如今,众多专家——包括曾经极力主张严格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忧心忡忡的则是中国人口的重度老龄化,以及长期的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
有两则报道,它们淹没在信息世界的汹涌波涛之中,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波澜。一则是去年12月9日《新京报》的报道,文章惊呼“北京今年出现征兵难”!另一则是“中国之声”今年两会期间的报道,针对征兵工作中“意外”出现报名人数走低,甚至有的还要进行“二次动员”的情况,军界的全国人大代表给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人口出生基数降低”。
今年4月28日,一则更具关注度和爆炸性的权威数据被发布出来,此即《2011年中国教育在线高招调查报告》。媒体在报道时发出警告,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部份高校将出现生源不足的严峻局面,直接危及高校存亡!该报告表明,2008年我国的高考生源即已达到历史最高的1050万,2009年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已累计下降了 200万,并呈现出持续快速下降的趋势。
而就在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大陆总人口13.4亿,与2000年“五普”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上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10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与此同时,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18.06,高于正常范围,比2000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曾经耸人听闻的中国“人口爆炸”的“引信”已经被拆除,中国人口问题的拐点已经不再是若隐若现,而是通过一组组权威的数据,通过在校学生数下降、中小学校关闭、征兵难、老年人口剧增、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等种种具象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原形毕露。
至少在1990年代上半叶,“同居”一词在国人内心的“辞海”中是不光明的,它会不由自主地令人生发“违法”的罪恶感,以及被计生工作队“执法”的恐惧感。
这种社会集体无意识,来自人们对国策“计划生育”的切肤之感。当初的计生工作,裹挟着强大的行政力量,席卷全国上下。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当年大江南北铺天盖地的计生标语,就可以感受到五花八门的文字之下的计生威严。那些土生土长的计生标语,今天看来很雷人似乎也很搞笑,但在当时,它的震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在如此政策语境之下,连“同居”一词部成为了忌语,“计划生育”不容议论、讨论和争论就是“应有之义”了。媒体噤声,学术界似乎也一边倒。
媒体因缘际会,终于对计生问题公开发声,是从正面开始的。笔者稍稍检索了一下《南方周末》,这家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任的南方报业重镇,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将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前两日,刊发了一篇名为《顿岗镇的计生账》的报道,小心翼翼地聚焦了一次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顿岗镇干家村的计生工作情况。
同样于当年9月1日起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使该报有理由再次聚焦计生话题。11日,该报发表《计划生育跨入法治时代》,重磅关注这个令国内外瞩目的事件。
2005年12月上旬,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大举行,与会专家预言,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12月15日该报以《低生育率问题与人口政策》为题,强烈关注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并且以媒体的良知发出预警,国家人口政策不应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应看取消生育限制的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到底如何。
民间的声音,通过《南方周末》等众多媒体的放大效应,一次次进入公众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这个曾经的话题禁区。平心而论,由于人口自我发展的特殊规律尚未被完全认知,错过解决问题的良机,将付出国家的代价、民族的代价。这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就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向全体党员团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国家号召。公开信明确说:
“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从1980年到2010年,人们响应这个国家号召整整30年了。眼下,人口增长缓和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山西翼城1985年以来二胎试验的成功经验,似乎也可以给决策思路以正确的指引。但是,如此重大的基本国策是否调整,依旧杳然;曾经许下的历史承诺是否兑现,无法逆料。
如今,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却唯独对人口的自我生产坚持“计划经济”。但是,当我们环顾周遭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为生育率低下而挠头的时候,我们绝不应抱着侥幸心态,甚至阿Q一样对自己基本国策的“成功”而弹冠相庆。人口发展规律尚不被世人完全掌握,在真理面前,在自然法则面前,允许人们对科学展开探索、允许人们对政策的制定展开激烈的辩论,也远远比错误的决策带来的危害大。
所幸,与以往各界对计划生育“默不出声”不同的是,如今学术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开始在“两会”上表达见解和立场。而由一个机构、部门来决定国家人口发展的制度设计,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作为公共政策之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应避免利益纠结其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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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教师讲授的人口增长的问题,那么教师可以进一步提出人口增长快慢带来的人口问题及对策并要求同学们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完成。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高中地理必修二中“人口增长模式”教学设计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高中地理必修二中“人口增长模式”教学设计
(1)教材的处理:本节课为两课时,此节为第一课时。根据教学的需要,我对教材进行了整合。把后部分知识中与人口增长有关的人口增长空间分布差异、中国的人口增长状况及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等知识调整到第一课时讲,第二课时为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及判读训练,这样增强了知识完整性。
(2)教学思路的设计。本节教学思路的设计遵循以下原则:①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关注新课标理念,学习生活中的地理,学习对学生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注重学生各种技能的培养,包括创新能力的培养。③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观念(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
(1)知识与技能。①了解世界人口增长的历史轨迹;②学会分析影响人口增长快慢的原因;③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理解、掌握各个时期人口增长模式的特征及地区分布的差异;④通过比较分析人口统计资料数据,培养学生分析、运用地理数据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①通过对不同地区资料的分析,思考人口增长模式的基本特点;②借助案例分析,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模式和学习习惯。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①激发学生探究关于人口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兴趣和动机,培养学生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和资源观;②通过分析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资料、案例,使学生了解我国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理解我国的人口政策,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③引导学生进行开发性调查研究,充分利用相关资料分析、判断人口增长模式。
(1)世界人口增长快慢的原因及有关自然增长率的计算;(2)人口增长模式的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代表国家。
(1)人口增长的特点;(2)人口增长模式的类型、特征及地区分布。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法、合作探究法、启发教学法、谈话法、讲授法相结合。
多媒体课件、地理图表、相关人口增长资料。
(1)首先是导入新课的环节:教师出示幻灯片,内容为2009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宣传图片。师问:2009.6.5日是什么日子?(世界环境日)。教师: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必修一我们主要学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必修二人文地理环境,也就是人类活动与环境,今天我们学习第一章人口与环境。教师再次出示幻灯片:世界第60亿人口日、中国第13亿人口日图片。进而提出问题:世界乃至中国为何这么关注这一刻?(学生回答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太多)。学生通过观看幻灯片,思考并回答问题的过程就是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探究人口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兴趣,从而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讲授新课过程的教学环节。
如教师在讲授“历史上人口的增长”这一问题时,还是先用幻灯片出示“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图”,然后提出问题:请同学们说一说阅读地理曲线统计图的一般步骤和方法。接着师生共同归纳步骤与方法:先看图名,再看图例,然后看横纵坐标代表的变量及关系,最后看曲线的形状(陡缓)及表达的含义。最后教师让同学们读“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图”思考下列问题:
①世界人口的变化经历了那几个阶段,呈现了什么样的增长趋势?什么时候增长最快?
②这幅“历史上的人口增长示意图”反映了人口增长的哪些特点?教师在这一教学环节中,通过学生读图思考回答问题及学生读数据图表,自主学习完成问题。教师以组为单位进行提问来对学生进行读图技能的培养。因为本部分知识难度不是很大,所以要求学生自主学习,以此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当中教师可做适当启发引导。
再如教师讲授“衡量人口增长快慢的重要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时,教师出示板书:计算公式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然后教师再出示本地区(海拉尔区)2007年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及总人口数,求算该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学生根据教师提供数据计算并掌握计算方法。学生通过案例进行分析,初步理解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合作学习、共同讨论理解人口增长要素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教师再向同学们提出问题:通过读各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大小,总结出世界人口各地区(大洲)人口增长有何特点?
教师引导学生读人口增长的柱状图,掌握读图的方法和技巧。最后教师归纳总结:世界人口增长空间分布不均。教学环节中教师提问:当代世界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如何体现?(学生回答)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快,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零增长、负增长。在教师提出问题后布置同学们进行小组合作探究来完成。这一教学环节是通过活动题的探究,尤其是通过分析人口统计资料数据,培养学生分析运用地理数据及归纳概括总结的能力。还有教师讲到:影响人口增长的原因问题时,学生可通过阅读教材归纳总结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是:
①受到生物规律的制约;
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多种因素的制约及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因为有了教师讲授的人口增长的问题,那么教师可以进一步提出人口增长快慢带来的人口问题及对策并要求同学们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出示三幅漫画,启发学生认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通过漫画来揭示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的产生。最后教师提出问题:人口增长过快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学生回答)。教师同时进行归纳:就业压力过大,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教师提问:面对人口增长过快的国家,应采取何种对策应对?教师归纳:计划生育、鼓励移民。
本部分知识包含的范围较广,也很抽象,可利用学生熟悉的国家作为切入点,共同分析、讨论、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处理信息能力及合作学习的意识。
通过以湘教版必修二第一章第一节“人口增长模式”为例的教学设计,体现出教师落实新课标理念――学习生活中的地理,学习对学生终生发展有益的地理。通过开展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和提高了学生学习地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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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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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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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
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
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
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
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
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
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
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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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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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多解释变量研究法,不只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实际汇率的解释变量,还加入了经济增长率。主要因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实际汇率两者之间的并没有直接传导的关系,因此引进一个对两者联系都比较紧密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递进的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利用中美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
REER=ER*CPIf/CPI
其中ER是中美名义汇率指数,CPI是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f是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本文选取2000年第三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数据区间,共54个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统计局。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用CHILDREN表示0-14 岁人口占比,LABOR为15-64岁人口占比,OLD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经济增长率的选取是由我国的GDP决定的,记为RGDP。
由于CHILDREN+LABOR +OLD=1,三个变量完全共线性,所以仅选取劳动力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结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将REER、LABOR、OLD和RGDP分别取对数,再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季节性调整,记为如下模型:
LNREER_SA=c+β1LNLABOR_SA+β2LNOLD_SA+β3LNRGDP_SA+ε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由表1可以看出,LNREER_SA、LNLABOR_SA、LNOLD_SA、LNRGDP
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即时间序列不平稳,存在单位根。进行一阶差分后DLNREER_SA、DLNLABOR_SA、DLNOLD_SA、DLNRGDP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即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是一阶单整,因此可进行协整检验。
表1 各序列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的P值 结论
LNREER_SA 0.7436 非平稳
DLNREER_SA 0.0000 平稳
LNLABOR_SA 0.7917 非平稳
DLNLABOR_SA 0.0043 平稳
LNOLD_SA 0.9921 非平稳
DLNOLD_SA 0.0002 平稳
LNRGDP_SA 0.2674 非平稳
DLNRGDP_SA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 检验所得
(二)协整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采用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法均表明在0.05水平下,变量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Trace test Prob.** Max-eigenvalue test Prob.**
None * 0.611900 0.0000 0.0001
At most 1 * 0.471721 0.0001 0.0014
At most 2 * 0.266550 0.0102 0.0356
At most 3 * 0.091447 0.0302 0.0302
Trac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检验所得。
确定了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则可以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的原理推算出具体的协整方程。
表3 标准化协整系数
DLNREER_SA DLNRGDP_SA DLNOLD_SA DLNLABOR_SA
1.000000 -0.503240 -2.277929 1.386025
由表 3可以得出协整方程:
LNREER_SA=0.503LNGDP_SA+2.278LNOLD_SA-1.386LNLABOR_SA。
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都会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而老年人口的上升则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的影响更大。劳动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4%;老年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2.28%。
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劳动力人口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我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人口限制的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人口出生率,以保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加快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迫在眉睫,这样才能使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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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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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
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
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人口的大量迁移,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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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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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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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
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
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
(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
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
(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
(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
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
(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
(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
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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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国际上,类似的群体被称为“国内移民”,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1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思考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不仅事关流动人口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速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 创新思路; 经验启示。
流动人口是指在大陆地区不变更常住户口的前提下进入非常住户口所在地,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当中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1]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在 2010 年 6 月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表明,2009 年流动人口已达到2. 11 亿,其中 78. 7% 为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在流入地停留时间为 5. 3 年。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达 2. 61 亿,同 2000 年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 03% 。在这些人户不一致的人口群体中,大部分由流动人口变为事实上的城市常住人口和“纳税人”,已成为流入地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而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成为不流动的 “流动人口”。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2]。
流动人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因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滞后而 “裂变”出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面对流动人口数量急增长、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形势,流动人口管理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作风等都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提法,是近年来的成果[3],与传统单纯强调对流动人口管理不同,它更加突出了以服务为导向和人文关怀的理念。
凡是涉及流动人口利益与生存状况的活动,如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生育、教育、社会治安、技能培训等,都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范畴。当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如何适应社会大市场、大流动、大开放的动态环境,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公安创新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处理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要科学把握流动人口变动与发展规律,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认识,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一) 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理念上存在着误区,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盗窃、抢劫等犯罪现象比户籍人口普遍,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于是流动人口在某些人的眼里俨然成了 “问题人口”。比如,有管理者认为,中国社会当前最容易引发动荡的三个方面中的一个就是流动人口[4]。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管理者从排斥流动人口的思维定式出发,简单地把流动人口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 “城市病”的根源,将社会治理中出现的种种压力简单归结于流动人口过多,使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遭到排斥,被边缘化。这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适应。这种社会管理理念的局限性,是影响现阶段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其后果使许多基础性工作无法开展,许多源头上的问题无力研究解决,使工作缺乏协调,管理手段难以配套。
( 二) 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滞后,与服务管理脱节。
1958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在人口管理上进入城乡分割的管理时期,拉开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启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大量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形成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潜在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5]。1984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居住落户。1985 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流动人口问题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的开始,对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管理起到了规范的作用。1995 年公安部颁布的 《暂住证申领办法》,对流动人口管理主要是针对治安防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居住时间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流动人口管理内容已由单一的治安管控逐步扩展到权利保障方面。但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管理法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现有的一些条例、行政法规、政策涉及流动人口管理的内容存在明显的欠缺和疏漏。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使流动人口与现有的户籍属地管理体制之间产生制度性冲突,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壁垒,人为地在城市内部划分出本地人和外地人两大社会群体,由此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流动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分享。
第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协调性不够,许多地方和部门仍迫于各种压力,还在设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限制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制度上形成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使流动人口在就业、居住、职业培训、计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在矛盾纠纷调和行使民主政治权利方面还面临很多障碍。
第三,公安机关时常面临执法难。经过多年的实践,公安机关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也积极探索出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即,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 与一些出租房东和企业主签订安全责任状,推行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分级分层管理的新举措。但这些措施都受制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公安执法时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比如,社区民警要求房屋出租人必须配备技防门、监控探头等技防措施,但现行法律对社区民警的职责、入户调查的权限,房东、流动人口违反相关要求行为又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流动人口管理中违规难处理的境况[6]。即便是 2007年中央政法委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内容也是粗疏的。因此,改进、完善、提升与流动人口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迫在眉睫。
( 三) 综合治理机制缺乏协作整合,资源难以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在流动人口管理上,虽然对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人口流动与传统户籍属地管辖体制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上,对流入地要求多于流出地。在流入地,登记不犯罪,犯罪不登记,办证不违法,违法不办证的现象十分突出,公安机关能够掌握、管控的大多数是守法人员,而真正需要管理掌控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反而长期游离在公安管理的视线之外。流出地与流入地信息管理脱节。如,1998 年涉及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吉思光 ( 黑龙江籍) 为逃避打击,逃至深圳等地,化名 “张国锋” ( 山东籍)在浙江金华市 “潜伏”下来,直到 2011 年 12月 7 日才抓捕归案。
13 年里,曾在 《潜伏》等30 部电视剧中扮演多个角色[7]而未被及时发现,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由于不同层次的管理部门、职能部门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权限方面存在着矛盾和不一致,导致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从各自工作内容考虑,逐步建立了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些信息反映的只是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数据,运用上基本处在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严重削弱了管理部门的综合研判能力。1997 年,在各级综治委之下成立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很多部门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只属公安机关,所以流动人口管理的日常工作,绝大多数地方由公安机关承担,使公安机关陷入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
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现状看,现有的组织结构及工作职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职能部门职责分离,相互脱节,缺乏内在协调配合机制,部门联动和信息整合、资源共享十分有限,实有人口管理要求难以落实。
第二,部门职能交汇、缺乏合力。教育、人事、民政、劳动保障、公安、计划等部门的日常工作都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容密切相关,但目前各部门间仍处于 “块”、“条”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现有规定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定性及处理意见不统一,不具体、不明确,各职能管理部门出台的措施都局限于各自的业务内容,导致部门间要么互相抵触,或互不相关,无法整合力量进行流动人口社会管理,造成协调上的困难和管理漏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目前仍是公共秩序、社会状况最复杂的区域,并衍生出相对封闭的亚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成为各类犯罪的温床。
[8]( 四) 管理与服务严重失衡,落后于社会需求流动人口管理是国家人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管理内容涉及商、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房产、计生、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重点仍放在治安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因此,流动人口管理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手段及单一性,即主要依赖强制性治安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1980 年代以来,许多流入地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突出,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占的比例一直在 50% 以上,个别地方高达 80%[9]的执法现实。使得以公安机关为管理主体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其重点则放在以治安管理为主的控制和防范措施,并经常伴有清理整顿行动。这样一来,严重忽略了流动人口群体不仅是经济、能力的弱势,更表现在权利和社会资源弱势的事实。所以,当这个群体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强迫劳动、被强迫卖淫、妇女儿童被拐卖。当财产权益被侵害,如被敲诈勒索、被抢夺时,往往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救助。
由于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制度性缺失,对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维护的忽略,及某种程度普遍存在的某些公共部门的不作为情形,导致流动人口从政府管理部门获取的社会支持不够充分、全面,远远不适应其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加之基层公安机关由于对社会发展的认知判断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作风存在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普遍存在以专政机关自居,将管理目的与手段混淆,为管而管。厦门市在 2008 年建立了 150 个 “一站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在实际运行中更多只是停留在 “管理”的层级,而很难给流动人口提供更为实在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站式”服务管理表现为 “一站式”管理[11]。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和现实需求重视不够,服务为先的意识不强,认为服务只是发证,与公安部 “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原则[12]不相符。“多管理,少服务”的管理取向客观上淡化了管理的实际效果,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关之间的紧张对立,不断滋生出因 “权利的贫困受损”而导致社会对抗事件。
随着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镇或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的发展形势,户籍人口、流动人口 “分立并行”、地区和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整合的管理体制机制,及日益显现出 “条”、 “块”分割、多头管理、权责分散的弊端,很难适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需求,以公安机关为主的防范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已无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 一) 创新思路。
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转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思路。目前,中国的人口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往东部沿海地区流迁,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和中、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产生、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强,基于现行户籍制度框架的流动人口管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日渐捉襟见肘,仅靠政府部门单一提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因此,应借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第三条道路”
理论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导致管理效益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仍然强调依靠政府的管理力量和行政控制,使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针对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他倡导政府要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13]。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强调政府和非政府部门 ( 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的共同合作,是搞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有效手段。为此,可以社区为载体来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建立由政府、社会、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合理的长效服务管理机制,逐步建立起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管理有效运行相衔接,融服务与管理为一体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人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模式,即最终形成一种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
( 二) 经验启示。
1.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增设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农民工工作司,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统筹协调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得到加强。
第一,“底数清,情况明”是切实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难的关键。2009 年 7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监测网络的前期研究,目的在于全面了解流动人口生产生活的基本状况,及时发现目前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求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二,全国 29 个省 ( 市、自治区) 建立了省级集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库,完善了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为 “六普”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开展了 106 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为各地“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党委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支持。
第三,2010 年 6 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在北京第一次举办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城镇化道路的尝试。[14]。
2. 设立新居民事务局,践行统筹理念。
根据 2006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浙江提出将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的精神,嘉兴市委、市政府在 2007 年出台的《关于嘉兴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试行) 》,就充分体现了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统筹理念。表现在: 第一,将来嘉兴务工、经商、创业的非本市户籍,并有固定住所的人口统一称为嘉兴新居民。第二,新居民政策包括以下内容。逐步实行新居民与嘉兴本地居民统一的就业政策; 逐步拓宽新居民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建设小型经济适用房,定向出售给符合相关条件的新居民。第三,设立独立的机构———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具体负责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第四,嘉兴市委、市政府统筹协调全市的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并将其纳入各县( 市、区) 年终考核内容。
乡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时期。人口流迁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域的迁移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 2012 社会蓝皮书《201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已居住在城镇,城镇化过程对农业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15]。流动人口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公共管理能力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研讨,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而且将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甚至将深刻影响其迁居城市的社会稳定及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在欧洲,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贫困、剥削的关注。按照欧盟2003 年在社会融合联合报告中的精神,社会融合就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有基本的社会福利[16]。因此,要树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理念,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由原来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双轨制管理模式向社会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转变,由政府管理为主向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基层组织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转变。通过提供绿色通道、法律宣传、维权援助三项服务,让流动人口和流入地居民一样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避免社会排斥的恶化,这才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1] 顾宝昌。 2011,中国人口: 从现在走向未来 [J]。国际经济评论,2010,( 6) .
[2] 翟振武。 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流动人口[J]。 甘肃社会科学,2007,( 6) .
[3] 刘谦,赵华鑫。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的基本模式和特征 [J]。 人口学,2010,( 4) .
[4] 朝格图。 撞向越狱者: 效果是绝顶的 [J]。 南方周末,2009. 10. 22.
[5] 王桂新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迁移制度及其改革,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
[6] 李德全。 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简论 [J]。 公安研究,2011,( 2) .
[7]《潜伏》一名演员被发现是袭警抢枪逃犯 [N]。 2011 年12 月14 日07:22.
[8][10] [11]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课题组,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防治对策探析 [J]。 公安研究,2011,( 2) .
[9] 尹中卿。 流动人口管理创新: 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J]。 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7,( 6) .
[12] 黄明。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要求 [J]。 派出所工作,2011,( 12) .
[13]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 李斌。 改革创新 攻坚克难 实现“ 十二五”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良好开局 [J]。 人口与计划生育,2011,( 4) .
[15] 近三成农业户籍人口在城镇居住,非农就业成主流 [EB/OL]。 2011 年12 月 19 日 15: 43.
[16] 嘎日等。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评析及其启发 [J]。理论视野,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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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促使整个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个时期优化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一般而论,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需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其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整个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伴随着经济发展,在人们物质水平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旅游行业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开始成长为一项经济产业,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针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展开了探讨,并且分析了相关数据的研究方式,同时针对旅游产业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旅游行业;产业优化;经济增长
前言:通过系统分析能够得知,旅游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不仅影响着旅游行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变化,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将会对经济效果产生制约作用,不仅会制约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还会影响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针对产业结构中的各项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以及整体变化的规律,做出详细明确的了解。
通过研究调查相关数据能够明确了解到,我国在2013年的整体国内旅游状况以及国外的整体旅游状况呈现出了持续增长势头,由旅游所拉动的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形成了1.45亿元的经济增长,相较于往年的平均增长增加了10%。在这种盛况下,旅游行业已经开始受到各个行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内容,但是受到地域性差异的影响,旅游行业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措施以及旅游资源方面的不同程度差异,除此之外,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机遇也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区域在旅游行业中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就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旅游行业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很多时候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使得旅游行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反差,具体来讲,我国的东部地区在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方面并不十分丰富,可是却呈现出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旅游资源,但是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却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了疲软乏力的状态。从现有的旅游业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行业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旅游行业从整体上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
2.1数据来源以及具体处理措施
在继往开来的改革开放措施带动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进行市场化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旅游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这时政府也不失时机的针对旅游行业进行了大力的政策扶植,推动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的具体状况出台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并且强化了针对旅游行业的投资,这一系列的举措在稳定住了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发展速度逐渐提升。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了解,时至今日,在我国境内进行旅游的游客,已经在数量上累计达到1.56亿人次,由此产生的国际性经济收益已经累计达到529.59亿美元,相较于往年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提升趋势。在我国境内所产生的旅游人数流动量以及远远超出了32亿人次,由此产生的总经济收益累计达到2.63亿元,同比例情况下所产生的增长率已经达到15.7%。我国国内进行国际旅游的总人数已经累计达到9800万人次,同比例的增长概率已经增长了18.9%。与此同时,旅游行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也呈现出了全面增长的趋势,并且在生产要素方面在持续性扩大着总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全面优化的效果。
2.2测度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能够对区域旅游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方面内容进行测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以生产函数为基本角度进行测算、以产业结构的相关具体统计数据作为依据进行测算、以投入和产出作为基本角度进行具体测算。生产函数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将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大概反映出来,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具体的测算很难找到拥有较强可比性的样本数据。
除此之外,尽管利用收入产出的方式进行具体测算,能够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但是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需要做好详细的产出分析工作,否则将不能够进行具体测算,这样看来这两种测算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产业结构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进行具体的测算,能够将以上两种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有效弥补,不仅能够得到客观准确的计算结果,还能够很容易得到相关统计数据。
3.1计算结果
通过具体的测算公式能够针对2005~2013年之间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旅游区域经济的具体增长状况,如图1示。从图中的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到,旅游业已经对我国的区域旅游经济的具体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明显的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所产生的推动效果以及贡献程度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以经济周期为基本角度进行问题分析,能够将图中的曲线以2009年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
3.2旅游产业地位处于提升阶段的具体贡献
通过上一节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在前一个阶段中,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地位正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被逐渐认可。特别在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正式举办的期间,外国人口入境旅游的人数总流量出现激增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整个旅游业,使得整个行业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整个旅游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性鼓励,使得整个行业得到扶植,同时也强化了整个旅游系统的各地管理机构的具体建设,使得整个管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备和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旅游已经成为各地区进行具体经济建设的支柱性产业,而且还在针对旅游的相关资源进行持续性的深度开发,在旅游产品的类型上推陈出新,具体来讲,如工业园区,还有农家乐,甚至是邮轮游等,这些新型的旅游产业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3.3发展阶段的具体贡献
在后一个阶段,整个产业已经基本上趋于成熟和稳定,呈现出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流通,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国民消费,使得区域经济在旅游带动下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
结语:针对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所能够形成的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增长进行具体研究,需要通过科学的测算方式,并能够依照测算的结果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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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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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是指信贷资金的投放与运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期限上的配置与配比信贷结构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运作的重要内容,其合理与否既关系到银行的资产安全、营运效益,也关系到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国家信贷政策的贯彻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银行信贷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选取河北省2005年—2013年银行中长期信贷、短期信贷和总产出的季度数据作为变量,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别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河北省银行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表明,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的贡献度(0.5974>0.2851)。
关键词:银行信贷;区域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VEC模型;
国外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巴杰特(Bagehot,1873)最早发现,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大型工业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伯南克(Bernanke,1992)和布兰德(Blinde,1992)对传统IS―LM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信贷市场替代货币市场的CC―LM模型。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通过信贷调节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推导出货币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结论。这些研究均认为,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信贷规模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在国外研究影响下,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性。林毅夫认为,金融结构及信贷结构对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赵兴波以深圳市1979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短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长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互为因果关系。崔小涛利用2000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银行中长期信贷相对其他类型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唐涓涓、尹燕海和郑兰祥、涂苗苗通过分析青海省、大连市、安徽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信贷扩张则区域经济繁荣,信贷紧缩则区域经济萎缩。郭为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银行信贷并不总是指向经济增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可获得一些其他东西,比如,政治稳定等。尽管已有研究存在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之争,经济增长还是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
目前,大部分研究以国家作为整体研究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方产业政策不同背景下,按期限分类的不同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研究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对银行信贷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根据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变量
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银行短期贷款(ACRS)、中长期贷款(ACRL)说明银行信贷。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符号如下:LGDP、LACRS、LACRL。
2.数据
以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为基础,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2013)》。
3.基本模型设定
经济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序列,为更好地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析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并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检验模型采用具有如下形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1.平稳性检验
首先应用ADF方法对变量LGDP、LACRS、LACRL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的ADF检验结果可知,LGDP、LACRS、LACRL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表明这三个序列均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表1)
2.滞后阶数检验
将LGDP、LACRS、LACRL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根据LR、FPE、AIC、SC、HQ等各检验准则综合判断,我们选择滞后4期。
3.Johansen协整检验
由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得知,模型涉及三个变量均为I(1),对这三个序列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基于对应滞后1阶的VAR作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与短期银行信贷、中长期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模型。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变量是由作为原因的变量决定的,原因变量的变化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Granger从预测的角度给出因果关系的一种定义,结果如下:
河北省短期银行信贷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银行信贷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并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且短期信贷与中长期信贷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综合检验结果得出结论,河北省银行信贷的增长并不因GDP增长而增长,相反银行信贷的增长却在推动GDP的增长。
5.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1)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中长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5974个百分点;短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2851个百分点。
(2)不同期限的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信贷资金对河北省产值的贡献度来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短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0.5974>0.2851)。
6.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情况,我们应用前面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观察银行信贷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影响。信贷扰动对GDP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一、图二。 GDP对来自短期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较强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了4.28%,随后影响急剧减弱,到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015。后期影响有一个缓慢的上升,但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到第20期(即第五年底)影响基本消除。GDP对来自中长期信贷一个标准差新息也有较强的正向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2.99%,随后影响稍有减弱,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123后,正向影响一路高升,最终长期保持约2.8%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时间也很长。综合两图得出结论:两个季度内短期信贷对GDP有较强影响,但随后中长期信贷影响作用凸显。整体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贡献度。冲击图所反映的现实与VEC模型的结论基本吻合。
通过分析,银行信贷结构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长期银行信贷贡献度远大于短期信贷的贡献度(0.5974>0.2851)。原因如下:
1.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
信贷结构上,短期信贷基本稳定略有小幅增长,而中长期信贷增长率从2006年的16.67%高速增长到2009年的39.98%,随后出现急剧下降,2012年增长率仅为8.84%,形成不合理的信贷结构。
2.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由于中长期信贷一般投向工业等实体经济,短期信贷一般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2013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12.2:53.4: 34.4,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1: 45.3: 44.6,说明河北省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仍处在较低水平,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的较高投入带来GDP总量的提升,表现为中长期银行信贷的高贡献度。
3.银行中长期信贷投放不合理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长期银行信贷投放存在潜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数据显示,银行中长期信贷大部分投向了六大高耗能行业。2012年中长期银行信贷投向中,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8%;而食品制造业仅占1%、医药制造业占2%、通讯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共占6%。鲜明的投向反差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使得环境污染PM2.5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对此,银行应积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秉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 合理制定中长期信贷投放领域,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在保证信贷效率的前提下确保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实施区域化信贷管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区域信贷政策,在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业务授权和产品准入条件,关注重点去产能区域及行业的信贷投放,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链之间的梯度分工;
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社区信用协会和社区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加入协会为前提。并建立一项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现金流无法偿债成本的统筹资金池――发展风险准备金,由国家、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风险,采取发行优先股的形式,实行有偿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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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增长由外转内,形成了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拉动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消费经济的引导作用,二是消费需求的动力因素,消费经济引导消费需求的增加,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消费经济增长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以我国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结构等方面,论述了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消费需求;边际消费;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6)20182203
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
一、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又可以把总消费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有数据表明,最近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在不断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其实还远不如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事实上,人民的消费水平实际上并没有想像中提升得那么快。
随着经济的增长,便会出现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出现一种明显的不同消费层次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层次,他们既有基本消费需求和补充需求(可称为第一类消费需求),也有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和边际需求(可称为第二类消费需求)。第一类消费需求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想继续在某一个水平上工作和生活所必须满足的需求。它们是客观的数据,它们的些微变化也不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第二类消费需求可以归入大多数较高级食品、饮料、衣服和居住设备,“闲暇”和服务,私人汽车及其它一些消费品和服务。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不均衡及其复杂发展,它们常以异步方式出现。第一类消费需求和第二类消费需求的区别所表现的是一种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选择,而不仅仅是大众化现象。消费者的需求是由消费者自身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通过消费者自发或半自发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某一层次的消费者,其喜好、需求与期望都是相对稳定的,其中的些微变化不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由第一类消费需求上升到第二类消费需求有一个量变中的量的积累过程(当然不排除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它不可能无限制的持续增涨。这些都决定了消费本身就是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
二、边际消费倾向的内在特性
消费的倾向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问题。根据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富裕阶层存在明显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虽具有高消费倾向,但缺乏购买力。
当前社会收入差距总是呈扩大的趋势,表现为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整个社会的不均衡消费也就越大。有钱的人越发有钱之后,边际消费就会越来越少,有时候边际消费甚至为零,而低收入阶层恰恰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当他们越发没钱的时候边际消费也会下降。收入差别的扩大必然带来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摘要]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扩大消费,特别增加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泰州三大需求之一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泰州居民消费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与需求,进而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推动泰州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 贡献率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扩大消费,特别增加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泰州三大需求之一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推动泰州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泰州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
1.居民消费水平随经济增长呈现较大幅度提升。从表1看,2001年至2010年,泰州全市生产总值由449.97亿元增加到2048.7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5倍,年均递增16.4%;同期居民消费由184.61亿元增加到595.6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3.23倍,年均递增12.4%。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市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居民消费水平获得巨大提高,消费总量实现了年均两位数增长。但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2.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扩大明显。从表2看,2010年泰州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人均为13445元,农村居民人均为5964元;与2001年比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了2.7倍,而农村居民增长了2.5倍;200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为2.1:1,2009年扩大到2.3: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绝对差额则由2001年相差2601元扩大到2010年相差7481元,绝对差额扩大了2.9倍。
3.泰州消费率处于全省较低水平。按最终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泰州市2010年最终消费率为36.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1.6%)5.4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扬州(37.6%)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为60%,发达国家达70%左右,“金砖国家”中高者巴西为83.6%,印度为69.6%。
二、居民消费对泰州区域经济的效应
1.从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来看,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大。从表1来看,2001年至20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率逐年上升,其中,2005年达22.35%;第二阶段是2006年-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在20%左右浮动,其中,2007年和2009年在20%以下。而农村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由24.70%下降至8.76%。政府消费率除2004年和2008年在7%以下外,其余年份均在7%-8%之间波动。低居民消费率表明了居民消费的数量较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
2.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看,居民消费的贡献率有限
注:根据《泰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从表3来看,投资对泰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50.44%猛增至2004年的75.02%,贡献率提高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4。而最终消费从25.04%上升至34.79%。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消费一直低于投资,尤其是近两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占投资的一半左右。
三、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1.努力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消费预期。近年来泰州制订了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政策,下一步要继续加强分类指导,加大督促检查,同时充实细化政策项目,完善操作方法,落实各项就业政策。一是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借助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将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相结合,在打造“1+3+N”产业体系中努力扩大就业,探索建立投资带动就业的长效机制,实现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二是引导和促进服务业特别是家庭服务业加快发展,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借助新能源产业园、出口加工区、中国医药城等园区平台兴办高水平的经济和科技研究机构,创造更多智力密集型就业机会。三是完善创业工作推动体系、创业政策扶持体系和创业服务体系,加强创业培训、孵化基地、小额担保贷款工作,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走上创业之路。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居民消费增长提供保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一是完善并推进失业保险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失业动态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失业预警机制和失业调控体系。建立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二是稳步推进工伤保险制度建设。实施并落实好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做好“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抓紧解决“老工伤”问题;三是积极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做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各项工作,研究扩大试点方案。四是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3.大力发展旅游业,培育居民消费新的增长点。旅游涉及交通、住宿、餐饮、购物、观光、娱乐等,它使一系列的居民消费活动集中发生,因此,旅游对居民消费有很大的拉动作用。2000年以来的“黄金周”假期,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出现的旅游“井喷”现象,也说明了目前居民具备较强旅游消费的能力。扩大居民旅游消费,一是改善旅游环境,提高服务质量。规范对景点景区和周边的管理,合理疏导交通运输,加强旅行社自身的规范经营。二是打造泰州旅游品牌,吸引外地游客。泰州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加强会议和展览设施建设,创造富有特色、参与性强、开放性突出的综合旅游产品,推动旅游消费。
4.优化消费环境,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信心,需要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法规,改善市场运营环境,打破地区封锁,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商品自由流通,引导零售企业规范促销行为,完善流通领域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给消费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交易环境,从而提振消费信心,促进安全消费。其次是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违法经营行为,提高消费领域信用水平,构建诚信市场,健全完善商品检测、售后服务等安全质量保证体系。第三是稳定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价格,规范收费,加大监督力度,杜绝乱收费,给消费者一个规范、良好的市场环境,使消费者放心购买、安心消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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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前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增长论文,供大家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从当前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虽然在持续发挥着有效地作用,但是部分重要的动力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衰减趋势,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下基于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
1.物质资本积累
物质资本积累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对于经济总产出的促进性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各要素的总合。同时在利率放大机制作用下,会造成资金缺口的不断增大,该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济的持续滑坡,由此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以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必要动力选择。
2.人力资本
在内生长的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之前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对于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比传统要素的同时略低,但是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潜力。在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过程中,教育质量的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源泉。
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当前市场的竞争性与国有产权结构的不相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造成不良的影响和效果,在近些年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过程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高效匹配,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
4.制度改革和创新
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虽然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率,但是在增长过程中存在着重重矛盾,主要是由于投融资主体的缺位以及制度扭曲而造成了投融资效率的低下。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会使得资本持续供应和使用效率得到提升,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分析
在当前的深化改革以及能源资源约束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众多国际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存在着较多的机遇。以下采用情景分析法对我国未来阶段的经济增长前景进行模拟分析。
1.分析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主要是通过相应的静态均衡模型的求解来进行经济发展的动态特性分析,模拟时间段为2008年~2030年。该模型主要是由42个生产部门所组成的,其中有农业部门1个、工业部门24个、建筑业部门1个、服务业部门16个、5组农村居民和7组城镇居民(主要是按照居民收入的不同进行分组)以及生产工人、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工人等5项生产要素所组成的。
2.情景设计的主要考虑因素
首先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在对照情景中进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快的情景分析,从而便于对快速发展方式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影响的观察。其次,出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和挑战因素考虑,进行了相应的风险情境设计,从而进行各种风险因素作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随后对以上两个情景进行模拟对比分析。
3.情景假设
(1)发展方式快速转变情景在各项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过程中,市场会充分发挥出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取得较大的转变和增长。该情景的具体设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且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价格稳定、能源及资源利用效率得到较为稳定的提升。其次,政府在医疗、教育、科研以及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有所调整和增加。第三,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转移壁垒得到了有效地消除,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第四,企业分配体系得到了有效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及垄断企业。同时,企业储蓄比重有所降低,政府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加加大。
(2)风险情景风险情景的设计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城市化进程及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次在世界经济的缓慢恢复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造成了出口增长相对缓慢,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也造成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第三,在国际能源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能源进口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约束。
4.结果分析
首先,同当前经济发展的基准情景来看,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下,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方面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该种经济情景下我国经济仍然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且2015-203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明显的高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基准情景。同时,从GDP增加的角度来看,会逐步实现原有的靠投资拉动向技术与效率并行的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技术改进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其从,从风险情景的角度来看,该种情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有所降低,其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投资率同当前的基准情景相比会有所下降。同时,在风险情景分析中,由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即使是在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情况下,能源强度也会有所增加。
三、结论及建议
为了实现我国未来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加强对于需求和供给政策方面的重视,同时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下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应进一步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提供经济增长的体制保障。特别是在当前各项经济增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应加强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项风险问题的防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金融风险问题以及政府债务可能引发的危机问题,同时在立足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基础上,加强能源安全体系的建设,最终的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进行抑制。
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支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超过13亿人口中有2/3是农民,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和农村经济可否保持快速和稳定的发展,不仅对9亿农民改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农业是低利润,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国家财政支持是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对农业的财政支持的增加,正确认识和评估财政支农政策及影响的贡献对农业经济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纵观我国出台的农业政策,可以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农业政策的整个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困难,副业增长放慢,农村诸多事业停滞等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聚焦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就更加突出其重要性。然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存有总支出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且财政农业投资从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的效益方面看并不高。
1.1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规模支出总额不足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总体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在1978~2014年间,除了1978年,1979年,1980年,1991年,1992年和1998年财政农业投入占总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外,剩下的年份都是不高;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大多数年份都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有空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是低于农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比例。
1.2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面收益不高
研究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农业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尽管他们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长期来看,财政农业投入和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稳定有一定的协同平衡关系的互动,财政农业资金投入每有1%的增长,农业生产总值就有0.12%的增长,农民收入就将有0.45%增长。总体而言,农业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从农业增长、农民增收方面看效益并不高。
1.3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林业、水利气象部门等费用不合理。在支持农村生产支出里面,虽然有较高的占有率支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增加非农业投入支持乡镇企业所造成的。在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部门的运营费用中,一方面事业性支出严重挤占了生产性支出,从而影响资本的实际效率;另一方面,工资和有关福利性花费迅速崛起,而业务基金和其他基金缓慢增长,这样的结构直接削弱财政支持农业。农业基础设施支出的份额较低,并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农业的物质基础保持了较低水平,这限制了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严重不足。研究资料表明,1978~1984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总支出比重由0.70%~1.54%;以后波动在0.5~0.7%之间,幅度不大,并且徘徊在低位的范围,这就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的需要。
2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建议
2.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的规模
增强其贡献的农、林、牧、副、渔业的附加值。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涉农责任,确保支农资金的有序发展,提高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的总体水平,保证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应该是创新的方式,使用补贴,贴息,担保,项目申报,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农业金融的指导作用,杠杆效应和放大。
2.2优化改善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支出作用。研究表明,事业费支出对农业产出和效果并没有显著作用,对增加农民收入可能有作用,但效果远远超过生产性支出。因此,各地区应大幅削减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更高的产出和生产性支出上。如农业相关的机构可以简化,合并重复设置部门,人员分流,减少行政开支,提高管理效率,使支农资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得以改观。
2.3财政支农政策加快转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财政资金有了质的飞跃,因而财政资金支农的投入要着眼于投入直接关系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充分发挥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性作用。
2.4加强资金管理监督,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要规范支农项目立项程序。申请支农项目立项的基层政府部门应当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书面申请材料,按级上报审批;有关部门要建立对支农项目的绩效评价科学体系,通过财政部门和业务部门项目评估中心,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真实性进行专家审定,为确定预算和项目评审提出科学的决策参考意见,以避免项目审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应当予以改进。应全面推行报账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支农资金管理制度相结合。报销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相结合,能够做到直接由财政部门专门机构根据项目的进展支付实际的款项,凭报账依据,逐笔直接或授权支付给各地区农业项目的直接实施者或承建者。与此同时,各地区应积极加强支农的监督机制,一方面是要建立监测系统,包括财政监管、人大监督和公众的监督,使支农资金使用透明,建设“阳光财政”;另一方面,在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单位里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使支农支出预算编制、执行和制约监督分开,由此加强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以确保安全有效地使用支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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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也沉淀了诸多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增长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农业信贷界定。
农业信贷是指在农业经济活动中,贷款者向借款者供应货币或商品并收取相应利息的行为。其中既包括了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吸收存款的行为,又包括了农村村民向金融机构贷款的信用行为。而本文所说的农业信贷主要是指正规的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的行为,信贷的对象主要是指在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以及流通等领域的经济实体。
1.2经济增长理论。
金融机构通过吸收社会上大量的存款,再将存款作为贷款贷给有需要的人,这些钱款作为一种投资间接的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贷款实际上是通过投资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哈罗德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只有当投资等于储蓄的时候,经济才能够实现均衡增长,其中还根据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资本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V是资本/产出比)我们可以知道,充足的资本物质投资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1]。只有足够的农业投资,才能够满足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料以及劳动力等,才能够使农业充分的发挥其发展潜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2、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2.1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发展现状。
陕西省是我国的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全省共有耕地接近300万公顷,同时陕西还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壤,极易适合农业生产,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和黄豆等主要作物之外还种植有大量的棉花以及各种果类。同时随着农村信贷市场化的进程,陕北地区农业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07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20.4亿元,2008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71.69亿元,2009年7月末的时候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613.59,而在2010年末的时候,短期农业贷款余额达到了78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达到23%左右。同时从2007年到2009年陕西农业贷款数额来看,可以看出陕西农业信贷总量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尤其是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增长,这和我国在农业信贷方面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市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农业信贷的市场化程度不断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村信贷市场的控制也逐渐的减弱,从事农业信贷的商业银行数量增多,农民信贷的条件减弱,对信贷规模以及信贷结构等的控制也有放松。同时法制环境对农业信贷的影响力不断的加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步的提高,利用法律解决纠纷的事件在迅速的提高,农户恶意拖欠贷款的现象也在逐步的减少,信用机制逐步的得到了健全,农户和贷款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在逐步的加强。
2.2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首先粮食生产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在2007年总产量达到了1195万吨,粮食种植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其次农业种植业产量提高,2011年陕北水果产量为1333万吨,较2007年增长41.9%。同时肉蛋奶以及蔬菜也得到了稳定的增长,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供应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在全省大力的推行新机具,农业机械化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011年底,全省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8.9万台,联合收割机接近3万台,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发展,土地利用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但是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陕西农业基础设施依旧很薄弱,水利条件差,机械化水平相比于全国机械化程度依旧很低;其次该地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较为落后,缺少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的人才,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该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当地财政困难等原因,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2.3影响该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虽然当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方法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中主要有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素质的高低等,但是归根到底最主要的是农业资金投入的大小,只有有了充足的资金投入才能够提高机械化水平,才能够对农民进行培训,促进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等,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
(1)农业贷款投入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虽然陕北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农业信贷在财政中的支持力度,各金融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一些政策,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量也呈现上升趋势,现有的信贷供给不能够满足该地区巨大的信贷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由于信贷机构为了转移信贷风险,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实现限贷或是不贷的政策,这就使得真正对贷款有需要的农户不能够获得资金来源,而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不是很缺乏资金的农户则可以获取较多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贷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2)农业贷款结构不合理。陕北地区农业信贷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信贷对象结构的不合理,由于信贷机构信贷存在着一定的信贷风险,这就使得信贷机构在信贷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信贷的对象是否拥有偿还信贷的能力,因此许多较为大额的农业信贷多贷给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信贷偿还能力较强的农户,而对于那些极缺乏信贷资金的农户则实行限贷少贷的政策,这就使得一些真正缺乏资金的农户贷不到款项,而对于那些原本就较富裕,在资金上并不是很缺乏的农户则占用了一些多余的资金。其次农业信贷用途的结构不是很合理,在农村信贷中贷款主要用于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比如贷款给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农业器具等传统农业的生产,而对于一些见效慢的高新现代农业则投入少,投入结构的不合理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2]。
(3)农业贷款管理体制和风险转移机制不够健全。由于农业生产属于较为弱质的产业,极易受到各种自然风险的损害,给农户收入带来损失,使得农民在还款方面造成一定的困难,同时一些农户还款信用意识不够强烈,不及时按约定还款或是出现不还款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使得信贷机构不愿意将贷款借给农户,同时为了规避风险,信贷机构一般只实行小额贷款,这样就难以发挥资金的真正效用,同时也会造成农村信贷资金的闲置,不能够很好的发挥资金的作用[3]。
2.4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研究。
(1)相关基本数据的选择。为了对该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笔者主要选取了该地区的农业贷款、农业人均贷款、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业总产值等指标。其中农业贷款以及农业人均贷款反映出该地区农业信贷的规模大小,而农业总产值、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化可以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变化以及对农业经济未来的一个预测。其中,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数据分析。从以上数据表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信息,首先陕北地区人均贷款额在2004年到2013年之间有了极大的增长,从2004年的1718元到2013年的9290元,增长了近5倍多,这就体现了该地区农业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当地政府对农业信贷的重视。其次该地区农业家庭人均纯收入在这几年中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最后该地区农业总产值在这几年中也有了较快的提高,从2004年到2013年之间增长了近3倍。
2.5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作用分析。
(1)农业信贷对农业科技的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提高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农业信贷在推动科学技术在当地农业中的应用上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资金,该地区才有能力去推广农业机械化操作,同样正是因为农业信贷在当地的发展,农户才有资金去提高自身素质,将科技应用于生产中,提高了防范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大对农业良种的培育,提高农业单产。
(2)农业信贷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作用。单一的产业机构既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抵御市场风险,同时也不能够很好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以前该地区大多数实现单一的种植结构,主要以种植小麦以及玉米等,而其他作物则十分的稀少,单一的作物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由于这些作物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不是很高,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就需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实行多元化的结构战略。[5]但是农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农户自身也需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农业信贷作为农户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促进农业产业机构调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近几年来该地区的农业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逐步呈现出多元的现象,该地区除了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之外,还种植了油料、烤烟、茶叶等作物,同时该地区还大力的发展养殖业,多元化的农业结构对促进农业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
(3)农业信贷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需要完善好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的生产环境。农业信贷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投入,近年来,当地大力的加强水利建设,提高了灌溉能力,同时还大力的加大农业基地的建设等,这些因素都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增强农业信贷在陕北农业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建议
3.1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
商业银行其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影响[6]。为了提高自身的利益,其在贷款的时候会着重考虑到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而不是这这笔农业信贷对贷款人所产生的效益;同时商业银行为了减少资金损失,在银行制度上实行贷款业务经办人员对于没有收回贷款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打击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贷款积极性,总之过度的追求自身利益减少了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力度,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民的信贷,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陕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财政支持,扩大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农业信贷的利息进行补贴,减少商业银行因为农业信贷利息低的损失等。
3.2完善农业贷款管理机制,优化贷款投入结构。
在陕北农业信贷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改善。首先当地政府要给农村信贷提供必要的支持,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7],其次金融机构应该要建立健全经营管理体制,提高资金运营的质量,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农户的信用档案,对无信用的农民予以一定的惩罚。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还要不断的优化信贷投入结构,加大对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3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当前陕北地区农业信贷主要是以政策性的银行为主,比如农村合作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几家独大的场面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民可贷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贷款渠道较为单一,缺少足够的竞争力度,导致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恶意提高贷款利率,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政府要对当地的民间借贷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加大当地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度,给农民带来实惠。
3.4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陕北地区许多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信用意识不强,往往出现不及时还款或恶意拖欠的现象,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信贷机构贷款积极性。因此当地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信用意识的教育,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同时建立相关的信用机制,对恶意拖欠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惩罚,不断的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保护信贷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4、结语
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地的农业信贷依旧存在着信贷管理机制不完善、信贷投入结构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农业信贷在当地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相关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目前农业信贷存在的问题,包括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等,只有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措施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农业信贷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促进陕北地区农业经济的飞跃发展。
目前,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随着碳排放数量的增多,使得国家成为了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大国。在这种的情况下,相关工作人员该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的数量呢?以下就是对该问题的分析:
一、碳排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碳排放量主要是根据二氧化碳产生的化学原理,制定出最优化的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工作人员应该分析当前中国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并由此确定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还可以通过抽样调查,从中探究碳排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1]。碳排放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两种:
1碳排放测算方法
碳排放量可以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进行计算,计算的公式为: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
2弹性分析法
在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弹性分析法对CO2排放量的GDP弹性进行计算,该公式为: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中国碳排放的现状
要知道,只有消耗能源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在消耗能源的背后就是对环境的危害,尤其是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近几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2],总结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在逐年增长。由此可见,碳排放在促进增长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况
近20年来,中国的碳排放量和GDP增长的脱钩状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呈现弱脱钩的状态;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扩张性负脱钩;第三阶段又回到了弱脱钩的状态,这三个阶段呈现的是低-高-低的趋势,由此可见,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也就是说,碳排放量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多少决定的。
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宏观背景
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环境,实际上,这不仅破坏了环境还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现今,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变成了事实,为了控制这一情况的继续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态应运而生。那么,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呢?首先,要确定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其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碳经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实际上,它也包含很多内容[3],它不仅是企业发展的主体,还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实行低碳经济模式,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节能减排,要知道,节能减排是构建低碳文明的基础,它可以促使环境和经济增长同时发展,所以,低碳经济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低碳经济也成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指南,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主要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系统、低碳技术系统等。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低碳经济发展持续的关键之处,只有处理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才可以顺利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五、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要想让中国的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就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问题?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相同吗?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碳排放的?这些问题都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众多的专家研究,可以得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规模、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管理水平等。通过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4],可以得出: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的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可得出,在能源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数量是随着煤炭的碳排量系数升高而增大的,为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大,要做到以下几点: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时期,二氧化碳的排放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完成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碳排放。
2加快技术创新
无论是任何一项工作都应该要求有技术上的创新,所以,在控制碳排放上也要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先进的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3增加洁净能源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所以,大量的碳排放都是因为煤炭的燃烧而产生的,为控制碳排放,应加大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此来改变能源结构,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总之,中国要减少碳排放,就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提升清洁生产水平,这对控制碳排放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协调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产业规模、结构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着手,要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提升清洁技术水平和效率,以此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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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潮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增长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财政给予支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超过13亿人口中有2/3是农民,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和农村经济可否保持快速和稳定的发展,不仅对9亿农民改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农业是低利润,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国家财政支持是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对农业的财政支持的增加,正确认识和评估财政支农政策及影响的贡献对农业经济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纵观我国出台的农业政策,可以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农业政策的整个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困难,副业增长放慢,农村诸多事业停滞等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聚焦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就更加突出其重要性。然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存有总支出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且财政农业投资从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的效益方面看并不高。
1.1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规模支出总额不足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总体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在1978~2014年间,除了1978年,1979年,1980年,1991年,1992年和1998年财政农业投入占总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外,剩下的年份都是不高;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大多数年份都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有空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是低于农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比例。
1.2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面收益不高
研究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农业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尽管他们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长期来看,财政农业投入和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稳定有一定的协同平衡关系的互动,财政农业资金投入每有1%的增长,农业生产总值就有0.12%的增长,农民收入就将有0.45%增长。总体而言,农业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从农业增长、农民增收方面看效益并不高。
1.3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林业、水利气象部门等费用不合理。在支持农村生产支出里面,虽然有较高的占有率支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增加非农业投入支持乡镇企业所造成的。在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部门的运营费用中,一方面事业性支出严重挤占了生产性支出,从而影响资本的实际效率;另一方面,工资和有关福利性花费迅速崛起,而业务基金和其他基金缓慢增长,这样的结构直接削弱财政支持农业。农业基础设施支出的份额较低,并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农业的物质基础保持了较低水平,这限制了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严重不足。研究资料表明,1978~1984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总支出比重由0.70%~1.54%;以后波动在0.5~0.7%之间,幅度不大,并且徘徊在低位的范围,这就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的需要。
2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建议
2.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的规模
增强其贡献的农、林、牧、副、渔业的附加值。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涉农责任,确保支农资金的有序发展,提高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的总体水平,保证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应该是创新的方式,使用补贴,贴息,担保,项目申报,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农业金融的指导作用,杠杆效应和放大。
2.2优化改善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支出作用。研究表明,事业费支出对农业产出和效果并没有显著作用,对增加农民收入可能有作用,但效果远远超过生产性支出。因此,各地区应大幅削减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更高的产出和生产性支出上。如农业相关的机构可以简化,合并重复设置部门,人员分流,减少行政开支,提高管理效率,使支农资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得以改观。
2.3财政支农政策加快转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财政资金有了质的飞跃,因而财政资金支农的投入要着眼于投入直接关系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充分发挥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性作用。
2.4加强资金管理监督,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要规范支农项目立项程序。申请支农项目立项的基层政府部门应当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书面申请材料,按级上报审批;有关部门要建立对支农项目的绩效评价科学体系,通过财政部门和业务部门项目评估中心,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的真实性进行专家审定,为确定预算和项目评审提出科学的决策参考意见,以避免项目审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应当予以改进。应全面推行报账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支农资金管理制度相结合。报销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相结合,能够做到直接由财政部门专门机构根据项目的进展支付实际的款项,凭报账依据,逐笔直接或授权支付给各地区农业项目的直接实施者或承建者。与此同时,各地区应积极加强支农的监督机制,一方面是要建立监测系统,包括财政监管、人大监督和公众的监督,使支农资金使用透明,建设“阳光财政”;另一方面,在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单位里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使支农支出预算编制、执行和制约监督分开,由此加强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以确保安全有效地使用支农资金。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农业信贷界定。
农业信贷是指在农业经济活动中,贷款者向借款者供应货币或商品并收取相应利息的行为。其中既包括了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吸收存款的行为,又包括了农村村民向金融机构贷款的信用行为。而本文所说的农业信贷主要是指正规的金融机构向农村发放贷款的行为,信贷的对象主要是指在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以及流通等领域的经济实体。
1.2经济增长理论。
金融机构通过吸收社会上大量的存款,再将存款作为贷款贷给有需要的人,这些钱款作为一种投资间接的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贷款实际上是通过投资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哈罗德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只有当投资等于储蓄的时候,经济才能够实现均衡增长,其中还根据哈罗德模型的基本方程: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资本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V是资本/产出比)我们可以知道,充足的资本物质投资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1]。只有足够的农业投资,才能够满足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料以及劳动力等,才能够使农业充分的发挥其发展潜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2、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2.1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发展现状。
陕西省是我国的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全省共有耕地接近300万公顷,同时陕西还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壤,极易适合农业生产,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和黄豆等主要作物之外还种植有大量的棉花以及各种果类。同时随着农村信贷市场化的进程,陕北地区农业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07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20.4亿元,2008年9月末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471.69亿元,2009年7月末的时候陕西农业短期贷款余额为613.59,而在2010年末的时候,短期农业贷款余额达到了78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达到23%左右。同时从2007年到2009年陕西农业贷款数额来看,可以看出陕西农业信贷总量是在不断的增长的,尤其是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增长,这和我国在农业信贷方面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市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农业信贷的市场化程度不断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村信贷市场的控制也逐渐的减弱,从事农业信贷的商业银行数量增多,农民信贷的条件减弱,对信贷规模以及信贷结构等的控制也有放松。同时法制环境对农业信贷的影响力不断的加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步的提高,利用法律解决纠纷的事件在迅速的提高,农户恶意拖欠贷款的现象也在逐步的减少,信用机制逐步的得到了健全,农户和贷款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在逐步的加强。
2.2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首先粮食生产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在2007年总产量达到了1195万吨,粮食种植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其次农业种植业产量提高,2011年陕北水果产量为1333万吨,较2007年增长41.9%。同时肉蛋奶以及蔬菜也得到了稳定的增长,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供应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在全省大力的推行新机具,农业机械化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011年底,全省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8.9万台,联合收割机接近3万台,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发展,土地利用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但是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陕西农业基础设施依旧很薄弱,水利条件差,机械化水平相比于全国机械化程度依旧很低;其次该地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较为落后,缺少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的人才,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该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当地财政困难等原因,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2.3影响该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虽然当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方法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中主要有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素质的高低等,但是归根到底最主要的是农业资金投入的大小,只有有了充足的资金投入才能够提高机械化水平,才能够对农民进行培训,促进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等,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
(1)农业贷款投入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虽然陕北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农业信贷在财政中的支持力度,各金融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一些政策,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量也呈现上升趋势,现有的信贷供给不能够满足该地区巨大的信贷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由于信贷机构为了转移信贷风险,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实现限贷或是不贷的政策,这就使得真正对贷款有需要的农户不能够获得资金来源,而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不是很缺乏资金的农户则可以获取较多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贷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2)农业贷款结构不合理。陕北地区农业信贷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信贷对象结构的不合理,由于信贷机构信贷存在着一定的信贷风险,这就使得信贷机构在信贷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信贷的对象是否拥有偿还信贷的能力,因此许多较为大额的农业信贷多贷给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信贷偿还能力较强的农户,而对于那些极缺乏信贷资金的农户则实行限贷少贷的政策,这就使得一些真正缺乏资金的农户贷不到款项,而对于那些原本就较富裕,在资金上并不是很缺乏的农户则占用了一些多余的资金。其次农业信贷用途的结构不是很合理,在农村信贷中贷款主要用于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比如贷款给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农业器具等传统农业的生产,而对于一些见效慢的高新现代农业则投入少,投入结构的不合理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2]。
(3)农业贷款管理体制和风险转移机制不够健全。由于农业生产属于较为弱质的产业,极易受到各种自然风险的损害,给农户收入带来损失,使得农民在还款方面造成一定的困难,同时一些农户还款信用意识不够强烈,不及时按约定还款或是出现不还款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使得信贷机构不愿意将贷款借给农户,同时为了规避风险,信贷机构一般只实行小额贷款,这样就难以发挥资金的真正效用,同时也会造成农村信贷资金的闲置,不能够很好的发挥资金的作用[3]。
2.4陕北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研究。
(1)相关基本数据的选择。为了对该地区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笔者主要选取了该地区的农业贷款、农业人均贷款、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农业总产值等指标。其中农业贷款以及农业人均贷款反映出该地区农业信贷的规模大小,而农业总产值、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化可以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变化以及对农业经济未来的一个预测。其中,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数据分析。从以上数据表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信息,首先陕北地区人均贷款额在2004年到2013年之间有了极大的增长,从2004年的1718元到2013年的9290元,增长了近5倍多,这就体现了该地区农业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当地政府对农业信贷的重视。其次该地区农业家庭人均纯收入在这几年中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最后该地区农业总产值在这几年中也有了较快的提高,从2004年到2013年之间增长了近3倍。
2.5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作用分析。
(1)农业信贷对农业科技的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提高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农业信贷在推动科学技术在当地农业中的应用上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资金,该地区才有能力去推广农业机械化操作,同样正是因为农业信贷在当地的发展,农户才有资金去提高自身素质,将科技应用于生产中,提高了防范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大对农业良种的培育,提高农业单产。
(2)农业信贷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作用。单一的产业机构既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抵御市场风险,同时也不能够很好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以前该地区大多数实现单一的种植结构,主要以种植小麦以及玉米等,而其他作物则十分的稀少,单一的作物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由于这些作物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不是很高,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就需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实行多元化的结构战略。[5]但是农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农户自身也需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农业信贷作为农户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促进农业产业机构调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近几年来该地区的农业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逐步呈现出多元的现象,该地区除了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之外,还种植了油料、烤烟、茶叶等作物,同时该地区还大力的发展养殖业,多元化的农业结构对促进农业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
(3)农业信贷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需要完善好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的生产环境。农业信贷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投入,近年来,当地大力的加强水利建设,提高了灌溉能力,同时还大力的加大农业基地的建设等,这些因素都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增强农业信贷在陕北农业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建议
3.1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
商业银行其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利益的影响[6]。为了提高自身的利益,其在贷款的时候会着重考虑到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而不是这这笔农业信贷对贷款人所产生的效益;同时商业银行为了减少资金损失,在银行制度上实行贷款业务经办人员对于没有收回贷款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打击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贷款积极性,总之过度的追求自身利益减少了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力度,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民的信贷,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陕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财政支持,扩大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农业信贷的利息进行补贴,减少商业银行因为农业信贷利息低的损失等。
3.2完善农业贷款管理机制,优化贷款投入结构。
在陕北农业信贷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改善。首先当地政府要给农村信贷提供必要的支持,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7],其次金融机构应该要建立健全经营管理体制,提高资金运营的质量,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农户的信用档案,对无信用的农民予以一定的惩罚。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还要不断的优化信贷投入结构,加大对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3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当前陕北地区农业信贷主要是以政策性的银行为主,比如农村合作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几家独大的场面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民可贷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贷款渠道较为单一,缺少足够的竞争力度,导致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恶意提高贷款利率,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政府要对当地的民间借贷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加大当地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度,给农民带来实惠。
3.4加强信用制度建设,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陕北地区许多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信用意识不强,往往出现不及时还款或恶意拖欠的现象,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信贷机构贷款积极性。因此当地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信用意识的教育,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同时建立相关的信用机制,对恶意拖欠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惩罚,不断的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保护信贷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4、结语
农业信贷在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地的农业信贷依旧存在着信贷管理机制不完善、信贷投入结构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农业信贷在当地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相关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目前农业信贷存在的问题,包括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调控,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改革等,只有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措施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农业信贷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促进陕北地区农业经济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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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也沉淀了诸多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的内容,分别从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与林业要素投入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林业经济增长分析的有效方法,以及要素投入对其产生的促进作用。将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结果准确度会有明显的提升。
关键词:要素投入;林业经济增长;增长效应
林业经济增长情况在研究分析阶段,需要选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要素投入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明确林业管理的重点内容。经济增长状况分析离不开数据收集与处理,下面文章将针对工作各流程的技术要点展开探讨,帮助选择有效的分析方法。
1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1.1数据收集和处理。
分析林业经济增长情况时,现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据整理分析来得到准确的结果。要素投入方法对经济情况分析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仍然需要完善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将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此来提升结果的可靠性。林业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净化环境的同时,还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全面因素,因此数据分析也比较复杂,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与额定指标做出比较,再结合投入自己数额来分析,方便判断经营管理期间是否出现亏损现象。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数据收集工作需要由基层员工完成,在任务开展阶段,要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学习任务流程,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来完成任务,确保数据来源可靠,分析任务才能够高效进行。
1.2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
黑龙江地区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在对产值进行计算时也发现正在呈逐年上涨趋势。林业发展虽然属于环保公益类项目,但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总产值上涨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会逐渐增高。林业产值受环境因素影响严重,同时也与管理情况存在必然连续,加强管理并采用科学的虫害预防方法,能够增大树木的生长效率,死亡数量也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长期以来,林业经济过于依赖国民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正在向独立发展方向转型,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1.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1.3.1劳动力数量变化。
要素投入需要明确管理任务中的要点内容,并结合林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使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初期林业工程建设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随着林业逐渐发展进步,管理技术也有所进步,广泛应用信息设备,减少数据传递阶段的误差。人力资源的使用量逐渐焦减少,这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还存在林业单位大量辞退工人,采用买断的方式减少劳动力数量的方法。
1.3.2资本数量和结构变化。
为提升经济增长速率,林业管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涝灾害对林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林业经济损失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经济管理在主要体系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工作开展流程的创新。引入资本理念后,虽然在经济体系上仍然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并不会发生严重的连带影响。林业工程建设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制定科学的目前,这样各个阶段所完成的工作任务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这也是要素投入带来的积极促进作用。
1.3.3造林面积变化。
林业发展需要植树造林,确保林业种植的数量,这样才能够形成森林系统,管理任务开展所面对的主体也更加明确。将要素投入方式应用在林业数据采集分析中,能够帮助管理人员确定造林面积,最大程度的发挥森林对生态环境乃至经济体系的促进作用。开展要素投入后,植树造林的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荒废的土地也得到了重新利用,这种造林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优势。
2模型估计与分析
林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会产生大量数据,数据整理与保存也成为了难题。通过建设完善的施工制度体系。借助计算机设备对数据进行分析,更加简单高效,将数据输入到其中后,可以建立出统一的模型,与额定的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趋势,是否存在严重的下滑情况。如果发现经济收益下滑,也要对引发的原因进行分析,避免类此问题再次发生在林区中。数据分析也需要公式的参与,这些公式都是固定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临时更改,分析处理所用时间有明显的减少。要素投入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因此能够帮助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建立模型概况,再逐渐对其内容进行完善,实现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目标。其结果可以作为林业发展情况判断的依据,应用在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上也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较低的A值还存在另外一种合理解释:即林业是一个正外部性较强的产业,林业要素投入中以国家为主的部分大多用于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多转化为林业生态效益和资源储备,并没有计入林业经济产值核算。国家林业投资所占比重的参数估计值β4=0.837,说明国家投资占全部林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这一指标是弱显著性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虽然林业具有正外部性,增加公共投资能够促进林业发展;由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多用来进行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结果说明林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具有特殊性,需要实行国家投资为主的形式。
3对策与建议
在对林业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收益进行研究时,可以将日常维护中遇到的问题引入其中,促进森林资源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收益增长与森林资源的产值具有很大联系,因此要协调好成本投入与资金收回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应当加强林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林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还需要大力提高;林业投入要素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生态资产,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没有计入经济效益,造成了林业产出被低估的现象;国家投资对林业的支撑十分重要,应不断加强。结合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努力。
3.1增加对林业的资本投入。继续坚持生态林业的建设方针,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对林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开拓林业投融资渠道,对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给予政策优惠,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参与林业发展,提高林业投资的整体水平。
3.2要提高林业系统工作人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充分保障基层林业工作人员的各项权益,免除基层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加强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的工作环境,丰富林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林业建设的工作。
3.3继续扩大造林面积,做好森林生态价值核算。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积极借鉴林业发达国家的评价制度,评估我国林业的生态价值。建立合理的换算体系,将造林的生态收益转换成经济收益,更全面的反应林业的产出。
4结论
加强林业领域的科研投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财政对农林院校和林业科研机构的资助力度,建立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强化基层林业科技工作站和推广站的建设,提高林业经营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高岚,张自强.产权管制、要素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李冰.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J].环球人文地理,2014(8).
摘要: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关系到整个河南经济的发展的大事。而加快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又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虽然目前金融行业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的模式建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走的更加长远。
关键词:河南;农村经济增长;金融支持;模式建构
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河南不仅是人口大省,更是农业大省,因此河南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关系到整个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大事,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而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不仅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据统计,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银行也金融机构网点达到14.5万家,占银行金融机构网点数的69%,资产总额41.3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了177.8%,可见农村金融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015年4月河南省正式印发了《河南省推进中原经济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旨在全面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持续探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可持续、可复制、普惠型农村金融发展之路。方案的发布是基于金融支持概念下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科学的建构和合理的完善。虽然河南省加大力度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加快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建构步伐,但是就目前而言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式建构有所帮助。
一、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式建构现状
目前河南农村的金融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银行类金融组织,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非银行类金融组织,包裹农村信用社、农村信托组织、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民间金融组织,包括农村扶贫机构、储金会、基金会、民间信贷组织等。三者在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农村银行金融组织的发展现状
据统计,2012-2014年间,河南省涉农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新增116.2亿元、1644.0亿元、1733.7亿元,同比分别实现多增108.7亿元、481.8亿元、89.7亿元,在此期间,全省人民银行累积发放支农再贷款685亿元,有效促进了支农信贷投放。银行类农村金融组织作为河南农村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河南农村提供信贷支持的主体,也是河南农村经济发展最坚实的后盾,肩负着农村金融骨干的重任。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河南省内唯一的政策性银行,是政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2014年,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累积投放各项支农贷款1055.8亿元,比上年增加265.8亿元,创历史新高。2015年,河南省内农发行分支行紧抓新常态下农村金融“蓝海”新机遇,加大支农力度,将新增农业农村政策性中长期贷款100亿元以上,确保支持河南粮棉油收储稳定,优先支持中央、省级财政投资的重大水利建设项目和贫困地区农村路网项目;支持土地收储配套基础设施、大中城市周边土地整治、农民集中住房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河南省内提供涉农贷款投放量最大、农村服务面最广、农村客户最多的商业性银行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不仅是河南省农村金融组织的中坚力量,更是唯一拥有专业化的农业信贷经营管理体系。农业银行为农村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包括专项农业贷款如专项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一般性农业贷款如常规农林牧副渔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户小额贷款,农民合作社流动资金贷款,农村基础设施贷款等。作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的大型商业类银行,农业银行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涉农贷款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包括河南省在内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农业银行被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地区,旨在推动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通知指出试点地区提供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和农村各类组织贷款取得的离析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这就为农业银行扩大农村金融支持业务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农业银行河南分行为了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支持作用,积极探索信贷资金、金融产品、电子渠道等不同的金融手段,大力开展全方位的“立体式”金融帮扶。据统计,截至2014年10月底投放金融扶贫贷款达279.7亿元;支持企业65户,投放贷款10.5亿元;发放“公司+农户”贷款3100多户,金额1.1亿元。此外,为了方便农民的业务办理,农行还在河南农村地区设置ATM、POS机、智付通等自助工具7.3万台,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5.85万个,并代理106个县新农保、44个县新农合、21个涉农财政资金及2个农村公用事业等项目,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除了农业银行以外,河南邮政储蓄也是农村金融支持的重要力量。邮储银行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有近4万个网点遍布全国,其中有71%分布于县域地区,实现了“延伸城乡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河南省内邮政储蓄有网点2269个,ATM机500余台,并且与全国邮政储蓄网点实现了通存通兑,是河南省农村地区率先实现全国联网的金融机构。此外,近些年来逐渐兴起的农村商业银行也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生力军。农村商业银行是由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合作的形式入股建立股份制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2008年新郑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之日起,至今已经发展了近十余家农村商业银行。农商银行的出现不仅壮大了农村金融体系,也丰富了农村金融服务形式,有效的弥补了其他商业性银行在农村信贷服务中存在的不足。
(二)非银行类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现状
非银行类金融组织是构成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河南省主要的非银行类金融组织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信托机构以及农业保险机构。河南农村信用社成立于1951年,目前在省内共有142家县级法人机构,5264个营业网点,是河南省存贷款规模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不断加大支农力度,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4429.01亿元,较年初增加了597.56亿元,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1.91%。为河南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农村土地信托日渐成为农村金融支持中的重要角色。目前河南农村信托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2014年成立了3家涉农担保公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省内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发展慢的问题,推动河南省涉农担保体系的建立。2015年2月,河南省发布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组建省市县三级农训土地信托中心新载体,赋予其土地收储、供应、交易、低压担保功能等”,这就为河南农村信托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河南农村报保险业务的发展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发展程度和水平偏低,环境依赖度高,管理不完善等,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现状
不同于上述两类金融组织,民间金融组织具有自发性,因此地域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并且容易出现管理不完善和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河南农村扶贫社、互助储金会、基金会普遍存在规模小,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民间私人信贷作为民间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融资渠道。一方面,它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和信用社的信贷压力,另一方面民间信贷能够加快民间资金的合理流动,使民间剩余资本得到有效利用。但是,当前自发的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以来为社会所诟病,价值民间信贷机构规模小,信贷能力有限等都使其在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时显得力量不足。
二、金融支持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首先,当前河南省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网点分布不均的现象。大部分的国有银行,其他商业性银行的分行或支行都设立在城镇地区,几乎很少在农村设立营业网点。这样就减少了银行与农村资金直接对接的机会,与此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具有趋利性特点,它们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投资回报率快的城市地区。大量资金向城市流动削弱了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从而影响整个农村地区的发展步伐。其次,河南农村金融支持内容单一,缺乏创新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经济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过于单一,很难满足农村日益多样的金融需求。一是,农村信用社规定在对农贷款时必须有抵押担保,而农民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很难提供合格的抵押品,过高的信贷门槛致使资金需求者难以获取正规的资金支持,只能寻求民间利率高昂的非正规融资渠道,为非法集资组织提供了温床。二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针对农村投放的小额贷款缺乏详细的差别利率,且贷款期限通常规定在一年以内,这种贷款还款方式是基于传统农业种植周期的考量,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冲突。三是当前的农村金融产品缺乏创新,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提供信贷服务,对于农村理财、网上银行等服务涉及较少,不利于农村闲散资金的整合与利用。
(二)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完善,制约金融支持发挥功效
首先,农村信贷业务缺乏有效的保险机制。目前,河南农村经济结构仍旧较为单一,农民收入渠道狭窄,资金有限,而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就导致农村信贷可做抵押担保的财产十分有限。针对农村抵押项目少的情况,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会采取多户联保机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出现“联而不保”的情况,即许多农户拒绝为其他农户进行担保,在缺乏健全的担保机制的情况下,银行等其他信贷机构只能选择压缩贷款额度,控制贷款对象来降低信贷风险,这就造成许多急需资金的农户借贷无门。其次,缺少有效的信用评价和信贷监督机制。农村金融组织的服务对象具有数量大、分布广的、金额小的特点,这就给金融机构掌握客户信用情况,追踪客户动态带来了难度,从而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对信贷用户进行及时监督和评价。此外,对于一些到期没有还款的客户,缺少跟踪调查和及时有效的补救措施,导致许多坏账的产生,同时也影响了金融组织对贷款农户的信心。第三,迟滞的风险补偿机制。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并且很容易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这就使得农业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支农贷款的风险,尤其是河南欠发达农村地区,迟滞的风险补偿机制更加影响农村金融组织的信贷投放量,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是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目前河南省内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地区性的农村保险又不甚规范,导致农业信贷风险系数大,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服务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河南农村的经济发展。
三、金融支持下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建构的对策
河南是农业大省,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以农村金融需求为导向来提供服务,这就要求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质量,优化组织结构,构建一个覆盖面广、层次多样、科学发展的农村金融组织网络。河南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思路为:充分把握中部崛起的有利时机,优化河南农村金融外部环境,扩大农村金融规模,增加农村金融总量,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为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持久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塑造农村金融体系外部环境
首先,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土地产权改革。土地是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与土地相结合。当前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河南农村土地还不能进行有效流转,限制了农户申请贷款的条件,从而影响了外来资金的流入。因此,要进行河南农村金融体系的合理构建,必须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优化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要加快完善河南农村保险体系。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不仅要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改进,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支持,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转提供风险保障。如,可以建立专业的农业保险机构,通过丰富农业保险险种,扩大农户担保品范围的方式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信贷保障,降低信贷风险,从而促进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首先,要明确政策性金融功能,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一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二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证金融资金的稳定性;三是增加服务内容,适当采用商业化经营模式;四是提高对农村扶持力度,强化对农村的反哺功能。其次,要创新河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多样化发展。在河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上,要充分考虑各个农村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格局,发展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将商业性金融服务和政策性金融服务有机结合。一方面,要重视对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离不开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的发展,打破过去主要依靠民间融资为资金来源的单一模式,鼓励发展小额贷款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体系是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贷保证。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而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必然会成为农村金融的信贷主要对象。因此,加强金融组织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可以有效推动河南农村经济增长。此外,为农村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理财服务。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商业理财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城市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也要不断完善理财服务,有效吸收农村闲散资金的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三)为农村金融组织平稳运行提供政策保障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关系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政策制度是保证农村金融组织平稳发展的基础。农村金融组织的平稳运行需要以健全的金融制度为保障,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河南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实行以省级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加以辅助的监管体系。即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要开放权限,加大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力,充分发挥地方对农村的金融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效率。第二,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相对于银监会等外部监控机制,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能够更加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比如建立管理层的自我监督管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规范金融业务的操作程序等内部控制制度。第三,健全河南农村金融法律法规,必须加快制定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保证监管权力在完善的制度中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朱远思.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以广东阳江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4,(01).
[2]王景利,张冰.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3,(05).
[3]牛磊,王岩.论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J].对外经贸,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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