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人口城镇化问题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现阶段,我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养老问题方面,找出成因并想办法解决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的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沦为贫困者。而且这部分人口呈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城市贫困人口已达5,000万。这既影响城市的安全与稳定,也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所以,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铺平道路。
一、城市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下岗、失业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首先,由于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必然使得就业的岗位相对减少,部分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岗位,沦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其次、转型时期企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益下降,造成下岗职工增多。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包统配制度,累积了大量的冗员,生产效率低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必须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动力,所以减员裁员、下岗分流就是必然的手段了。这些下岗职工就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如果他们还有抚养赡养的对象,那么其生活就更加贫困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劳动者的文化层次、素质以及技术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城市中的部分劳动者由于自身文化层次、素质低下,所以他们无法胜任高科技条件下的工作,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此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给城市就业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部分城市劳动力成为失业人口。
2、昂贵的教育、医疗费用,使部分劳动者陷入贫困。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小学、中学教育所需的费用不菲,大学的学费也居高难下。而学历在求职和待遇问题上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使子女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较高的学历,家长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向银行贷款等,最终背下沉重的债务,陷入贫困之中。此外,高昂的医疗费用也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新的医疗保障制度仍在探索与不断的改革之中,一旦患病,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或失业者沦落为贫困者。为了节省医疗费用,那么小病就有可能拖成大病,最终陷入彻底贫困。
3、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境况不佳者最终也沦为城市贫困人口。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使得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程务工者日益增多,成为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农民工文化层次低,素质低,他们进城后很难与城市中的劳动力竞争,加上目前城市中本来就存在许多下岗职工,所以这些农民工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而待遇又极低的工种,勉强在城市维持生活,最终也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
4、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我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仍然会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有缺陷和漏洞,使有些人利用这些缺陷和漏洞,使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掠夺弱势群体的资源,比如企业压低工人工资、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掠夺财富、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保障金额低、社会保险的种类也偏少等等,这些必然导致那些靠社会保障生存的人的生活、消费水平均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从而使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沦为城市贫困人口。
二、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途径
1、扩大就业,并为再就业创造条件。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积极支持部分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就业机会,使城市贫困者有工作,从而摆脱贫困。同时,要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者改变旧观念,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掌握相关的知识与技术,自主择业,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采取相应的政策,加强职业介绍、指导、培训等。此外,应改革原有的用人制度,灵活用工,对于失业和下岗人员,可以引导其以临时工、钟点工等方式就业。而且,还应继续发展中小型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已不可能完全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希望其吸纳更多的失业人员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发展中小型企业,才能吸收大量富余人员,解决就业压力问题。还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富余人员,防止农村大量富余人员涌入城市,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就业问题、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它使下岗失业者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同时也能改变人们的择业观念,使劳动者愿意到中小企业就业,还能为下岗职工、失业者提供再就业机会。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还是低水平、覆盖面小、漏洞多,所以必须不断进行完善。首先,应该积极调整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针对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应该向低收入者倾斜,使其生活有所保障;其次,扩大社会保障面,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安全网”,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所有的劳动者都覆盖在安全网内,提高劳动者的安全感。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各类企业劳动者的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一致、专款专用的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应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使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
3、建立扶贫的检测体系和管理体系。为了能够准确掌握失业率、下岗职工具体动态等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建立相关的检测体系,及时了解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调控,对症下药。然后,再由政府部门建立城市扶贫管理体系,使扶贫工作持之以恒,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社会化。同时,为了使扶贫工作社会化,政府应鼓励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这项工作,使全社会都关注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介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脱困工作。
4、建立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网络系统。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务工,这不仅影响农村社会安全与稳定,同时也增加城市就业压力,影响城市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所以,应建立城乡之间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的网络系统,改变目前单向流动的格局,使城乡互助、共同发展,又能够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当然,这方面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并且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城乡共赢,共同发展。
5、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相关部门应该对贫困者进行必要的再就业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技能,使他们能够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贫困者子女如考入高等院校,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助,院校也应尽可能地把奖学金向他们倾斜,使他们在校安心学习,金融机构应尽可能地向这部分学生提供低息教育贷款,使他们完成学业。这些措施必然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摆脱贫困。
总之,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多管齐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这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玉亭.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科学出版社,2005.
[2]何芸,卫小将.中国城市新贫困问题的研究.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7.
[3]李臣娟.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p#副标题#e#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要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就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应确立人口问题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首要位置,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以重视,把握人口形势,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综合措施,保障各项投入,促进贵州人口计生工作的全面发展。
进入21世纪后,贵州人口计生工作确立了“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工作思路,人口出生率、自增率分别从2000年的20.59%0和14.24%o下降到2004年的15.43%0和8.91%o,年均下降1.29和1.33个千分点,超额完成了2000年省委八届五次全会《决定》要求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0.5个千分点以上的任务。
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与省直41个部门签定责任书,明确年度责任目标,并纳入省直目标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增设协调督查机构,负责对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等情况进行检查落实。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4、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同时,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镇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待遇结构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方式社会化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大多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二是家政服务业,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交通工具,四是人寿保险业,五是旅游、娱乐业,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八是咨询服务业,在实施中,应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投资使老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功能。社区应积极实施老人照料,老年食堂、托老所,法律空间服务站,文体娱乐设施,开展多样化的老年体育健身活动, 积极兴办托老院、敬老院、福利院和各种照料老年人的社区服务组织。做到小事不出门,难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道)。
6、尊老爱幼,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应加大宣传和发扬光大,使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形成良好尊老爱幼的风气,积极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老年人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实现人口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保持劳动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与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相适应;有计划地调节人的生产必须要保证人口的增长和每年的平均消费量成比例的变化;劳动人口的素质要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区内的人们,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和主体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人口问题;人口均衡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与和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两种生产理论是马恩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的新的阐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解决人的基本需要上,然后才能成为工具供人使用,也就是说生产物质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各种需要,包括基本需要,也包括解决生存问题以后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发展,也决定着人自身的生产发展速度和数量,以及人口的质量。“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生产原有事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能够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事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物质资料的决定作用还体现在生产者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因为这一过程既是从自然环境提取生产资源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物质资料的最终决定作用要求人口的生产必须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一致。从一个家庭来看,家庭的收入调节该家庭的人口生产,但是从整个社会看,由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应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劳动年龄人口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而且必须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使两者能够相互协调发展。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否则,“劳动就得不到利用”,进而存在过剩人口。可见,人口的生产必须考虑到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要与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满足“使劳动力人均产出达到最大化的劳动力需求总量”这一真实需求。
二、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但是,人类自身生产反过来对物质资料生产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方面,人通过他人生命的生产为社会创造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另一方面,人自己生命的生产所产生的需求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又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者、使用者和变革者,没有人的生产,就没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人的需要和消费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数量、质量和发展方向是与人的需要和消费分不开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社会生产概括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在消费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物质财富,生产出劳动力。生产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人类自身生产不能得以实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如果人口的生产超过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物质产品,那么人口便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它会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会停滞不前。
从这一认识出发,188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也有必要以及如何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的思想。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不可能协调发展,可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社会对人口的调节,一方面要使“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则要控制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使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协调。
人口质量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其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都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智力发展状况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指导因素。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由于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主体的形成,才日益做到将那些客观存在的、但又不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或者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改造成为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充分需要的自然,“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于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参与生产的能力的生产,还包括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的生产,于是,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的提高,就表现的极为重要。
三、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区内的人们,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人类文化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发展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人的活动空间范围非常有限,“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生活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与人口数量。对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数量的追求“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形成以家庭、氏族、公社等人群共同体为主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社会没有能力为社会非生产成员提供更多形式的赡养途径,年老体弱者一般由家庭成员进行照顾。社会风险的承担主要是以个人、家庭或氏族的方式为主,尤其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始终承担着老弱病残群体的保护职能,因而是工业社会之前社会保障的基础环节。
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生产技术得到全面更新,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类进入崭新的文明时代,人的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打破了从前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狭隘性,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更,“几乎农业中的所有劳动都用牧畜代替了,几乎工业中的所有工序都用机器代替了人”,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同于传统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风险渐渐形成并进一步累积起来,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过着成群结队被人从工厂赶出来的乞丐,家庭成员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由从传统过多依赖于家庭过渡到个人与国家、单位甚至其他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政府为主体的济贫行为成为主流,个人风险由社会分散承担。资本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为补偿意外事故对自己所造成的损失,要求供给社会保障,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的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满足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最大追求。“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口生产在有计划地宏观调控下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均衡协调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完全为人类所用,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国家的公民不仅享有无需担忧的工作保障,而且其生老病死和家属的健康与生活也都享有绝对安全的保障,人类实现真正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穆光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文书
穆光宗:过去对人口问题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人口问题理解成人数问题,将人口效应理解成分母效应,将人口问题理解成生育问题。这是传承至今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经济思维。
历史上的人口战略是以人口数量为考虑中心的“一条腿走路”战略。但事实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通过“节流”的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战略已经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我国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国面临着少子女老龄化、独子女老龄化和无子女老龄化的多重冲击;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年轻一代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姚先国:新时期,我国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呢?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人口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与现有职工的知识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创新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与现有科技队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进中的劳动力非农化趋势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谋生能力,变成城市贫民;要么滞留农村变成隐性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妨碍现代化进程。
姚先国:关键在于实施以积聚人力资本、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旨的新的人口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实现四大转变:从人口的数量控制转为质量提升;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转为培育人口的内生调节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农村往往失灵,结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选择”现象。实践也同样证明,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转而采用发展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来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呢?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重视高端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
高文书:首先要继续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治理,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重点监测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确立三大目标: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就是: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
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现人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具体表述如下: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姚先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可以表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均衡过程。”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或者破坏了资源与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基础。
这是一种动态均衡。人口战略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好,都要立足现在,顾及将来,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均衡和种族、文明的延续。
这是一种积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为了消极的“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高文书: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实现适度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强调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它要求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发展等。
穆光宗: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关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少生不是一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没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战略”。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对“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的过分担忧是缺乏依据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养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观念的转变。
姚先国:人口评价机制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种评价是否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评价机制就不能仅看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应该体现人力资源全程管理的要求,从优生优育到培养成才,开发利用,直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应在评价机制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人口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指标也应纳入人口评价的视野,成为评价人口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穆光宗:只有从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出发,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发展的安全度、优化度和控制度。同时不能过分迷信一票否决行政考核的绩效。这一做法依然是以数为本,弊端日益显现。
姚先国:以“大人口”的观点审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会进一步扩张。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关键在于应对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国内,最根本的隐患在于现存的体制缺陷和机制扭曲。
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绝体制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乡二重身份的“农民工”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潜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另外,城市化加
速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将何以谋生?
就业始终是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为加剧。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资,代价高昂,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就业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补偿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不仅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
上述问题应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书: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压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健康的问题,人口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穆光宗: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大忧患是结构性风险:一是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规模过大、比例过高将构成一个高风险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的升高和偏高问题。二是低素质人口的规模过大将制约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所以,有两大人口发展趋势是需要矫正的:一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失衡,二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9年甚至12年的义务制教育必须确立,国家是第一责任,青少年受教育也存在着一个不可错过的“战略机遇期”,要确保适龄青少年受到良好的学校正规教育。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连日来,我都很不情愿地遥想自己的2050年,因为在这一年,我将迎来80岁生日!
那时,全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也就是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中国将滑入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深渊,而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它到底是福是祸,尚待有良知有胆识且没有利益偏见的专家们展开负责任的研究。
古代典籍《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性邦本,本固邦宁”。它所体现的是先民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在当下的中国,“民惟邦本”亦可作别解,即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为“邦本”,否则“国将不国”。早先,有专家担心中国会“人口爆炸”,于是,国家动用行政力量推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如今,众多专家——包括曾经极力主张严格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忧心忡忡的则是中国人口的重度老龄化,以及长期的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
有两则报道,它们淹没在信息世界的汹涌波涛之中,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波澜。一则是去年12月9日《新京报》的报道,文章惊呼“北京今年出现征兵难”!另一则是“中国之声”今年两会期间的报道,针对征兵工作中“意外”出现报名人数走低,甚至有的还要进行“二次动员”的情况,军界的全国人大代表给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人口出生基数降低”。
今年4月28日,一则更具关注度和爆炸性的权威数据被发布出来,此即《2011年中国教育在线高招调查报告》。媒体在报道时发出警告,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部份高校将出现生源不足的严峻局面,直接危及高校存亡!该报告表明,2008年我国的高考生源即已达到历史最高的1050万,2009年开始全面下降,最近两年已累计下降了 200万,并呈现出持续快速下降的趋势。
而就在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大陆总人口13.4亿,与2000年“五普”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上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10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与此同时,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118.06,高于正常范围,比2000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曾经耸人听闻的中国“人口爆炸”的“引信”已经被拆除,中国人口问题的拐点已经不再是若隐若现,而是通过一组组权威的数据,通过在校学生数下降、中小学校关闭、征兵难、老年人口剧增、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等种种具象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原形毕露。
至少在1990年代上半叶,“同居”一词在国人内心的“辞海”中是不光明的,它会不由自主地令人生发“违法”的罪恶感,以及被计生工作队“执法”的恐惧感。
这种社会集体无意识,来自人们对国策“计划生育”的切肤之感。当初的计生工作,裹挟着强大的行政力量,席卷全国上下。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当年大江南北铺天盖地的计生标语,就可以感受到五花八门的文字之下的计生威严。那些土生土长的计生标语,今天看来很雷人似乎也很搞笑,但在当时,它的震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在如此政策语境之下,连“同居”一词部成为了忌语,“计划生育”不容议论、讨论和争论就是“应有之义”了。媒体噤声,学术界似乎也一边倒。
媒体因缘际会,终于对计生问题公开发声,是从正面开始的。笔者稍稍检索了一下《南方周末》,这家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任的南方报业重镇,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将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前两日,刊发了一篇名为《顿岗镇的计生账》的报道,小心翼翼地聚焦了一次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顿岗镇干家村的计生工作情况。
同样于当年9月1日起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使该报有理由再次聚焦计生话题。11日,该报发表《计划生育跨入法治时代》,重磅关注这个令国内外瞩目的事件。
2005年12月上旬,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大举行,与会专家预言,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12月15日该报以《低生育率问题与人口政策》为题,强烈关注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并且以媒体的良知发出预警,国家人口政策不应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应看取消生育限制的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到底如何。
民间的声音,通过《南方周末》等众多媒体的放大效应,一次次进入公众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这个曾经的话题禁区。平心而论,由于人口自我发展的特殊规律尚未被完全认知,错过解决问题的良机,将付出国家的代价、民族的代价。这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就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向全体党员团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国家号召。公开信明确说:
“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从1980年到2010年,人们响应这个国家号召整整30年了。眼下,人口增长缓和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山西翼城1985年以来二胎试验的成功经验,似乎也可以给决策思路以正确的指引。但是,如此重大的基本国策是否调整,依旧杳然;曾经许下的历史承诺是否兑现,无法逆料。
如今,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却唯独对人口的自我生产坚持“计划经济”。但是,当我们环顾周遭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为生育率低下而挠头的时候,我们绝不应抱着侥幸心态,甚至阿Q一样对自己基本国策的“成功”而弹冠相庆。人口发展规律尚不被世人完全掌握,在真理面前,在自然法则面前,允许人们对科学展开探索、允许人们对政策的制定展开激烈的辩论,也远远比错误的决策带来的危害大。
所幸,与以往各界对计划生育“默不出声”不同的是,如今学术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开始在“两会”上表达见解和立场。而由一个机构、部门来决定国家人口发展的制度设计,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作为公共政策之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应避免利益纠结其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这是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得出的沉重结论。西安市作为拥有八百多万人口的省会城市,老龄化问题不容忽视。分析西安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有助于研究其老龄化进程及提出相关的方案。
西安作为陕西省会,人口众多,人口基数大,因此老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例很高,60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市人口的14.83%。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经济不断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西安市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建国初期的45岁延长到目前的76岁。在1998年,西安市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全部人口的13.15%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94% , 按国际通用标准衡量,西安市已达到老年型城市。到2008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14.83%和8.46%,与十年前的1998年相比,分别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和下降了0.48个百分点。据预测,西安市从2000年到 2025年,老年人口系数将由9.5%猛增到18.4%,到2035年全市老龄人口将接近 250万人,老年人口系数将达到21.2%之高。由此可见,西安市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截至2008年底,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37万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124.21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安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9.13万人,占总人口比例12.89%;65岁及以上人口为71.64万人,占8.46%。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9.3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9个百分点,反映出西安市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1964,1982,1990,2000,2007年西安市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20.99万,38.32万,49.05万,74.39万和105.31万人口,老年系数为5.45%,7.26%,7.94%,10.23%和13.77%。
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当前老年人问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目前,西安市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处于初步形成和逐步完善阶段,面临着一些问题。
目前我国离退休人员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还不是很高,这既是“未富”状态下的反映,也说明了“先老”尚处于初期阶段。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离退休职工数量将迅速增加,他们的社会福利费用预测在2025~2030年将超过国民收入的10%。可能会逼近或者突破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警戒线”,从而使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西安市也是如此。2006年西安市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支出比较2001年增加了68.51%。西安市政府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高达6.35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28.9%,使政府财政面临着巨大压力。
人口老龄化也增加了医疗消费支出的压力,导致了就诊费用的逐年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1年的一份预测报告表明:2000至2050年,与年龄有关的社会支出的增长至少一半是由医疗卫生以及长期护理引起的,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与年龄有关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平均小于19%上升到2050年的 26%。其中,卫生保健和长期护理以及养老金费用的增长几乎占了一半。我国研究表明,年龄是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60岁居民的医疗卫生支出要比40岁居民高出50%以上。同样的,人口老龄化也增加了西安市医疗消费支出的压力。在2005年,西安市离退休人员用于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较2001年增加了63.38%,财政供养人员的医疗卫生费用也由2001年的2.21亿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2.37亿元。
针对老龄化问题讨论其相应的政策和策略。西安市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应该结合西安市的实际,找到最适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老年社会保障问题首先是收入问题。西安市对离退休人员实行提高最低生活标准和离退休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办法,使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但是,这种名义工资增长率往往低于实际工资增长率,使养老金实际水平呈下降趋势。因此,应考虑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以调整,逐步增加对老年人的保险费用投入。
要科学的规划以及设计西安市养老服务体系,要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当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用以探索建立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功能正在迅速弱化,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同时也要积极推进居家入户服务,组织老年人互助服务,推动志愿者进行服务,使老年人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在社区范围内得到满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数量减少,同时,年长人数量增加而出现老年人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基本上是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将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某地区或某国家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老龄化发展快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透露: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图1显示了1982年到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化人口的增长状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1982年到2011年,我国老龄化态势发展迅速。例如,在198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4991万人、4.9%,在200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9377万人、7.3%,然而,在2011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12288万人、9.1%。在30年间,增长率约为146.20%,平均增长率约为4.873%,很明显,我国老龄总人口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首先,从老龄人口数量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农村老龄人口比城市老龄人口多。例如,在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85-89岁、90-94岁和95-99岁时,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分别为3309758人和1491823人、2365669人和1017491人、1851058人和868098人、1355747人和621766人、771285人和333147人、326641人和133128人、87601和36178人、18110人和7950人,农村老龄人口约为城市的2.2倍、2.36倍、2.13倍、2.18倍、2.32倍、2.45倍、2.42倍和2、28倍。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总体来说,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城市老龄人口比例。例如,70-74岁,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18.35%和17.92%;85-89岁间,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3.24%和2.95%。
说明:劳动收入为居民劳动所得,养老金为离退休养老金,保险金为失业保险金,保障金为最低生活保障金,财产收入为财产性收入,家庭供养为家庭其他成员给予的资助。)
从图3可以得出:1.农村和城市老龄人口的劳动收入分别为4154038元、29836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14倍;2.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离退休养老金分别为463789元、2990182元,城市为农村的6.5倍;3.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分别为452284元、105310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3倍;4.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分别为18879元、30788元,农村约为城市的0.613倍;5.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收入分别为4816425元、101183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76倍。虽然农村老龄人口的总收入现状比城市的好,但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区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的差异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冲击等条件,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收入潜力下降,所以,为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探索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
在老龄化背景下,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经济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各地区生活水平、农村老龄化人口的身体素质、农村社保体系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农村老龄化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收入的持续性、环境风险和物价风险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等。针对以上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措施有:
(1)加大制定与出台差异化的政策与措施。我国相关部门应依据不同地区农村老龄化现状,科学与合理的给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强大的资金支持,并对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定期审查、评估与修正,切实的将国家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优化支农政策体系,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此外,加强对建设和执行农村社保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与教育是非常必要的。(2)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优待政策,扩大地方投融资的范围。建立和培育多层次、多元化与综合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调整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地方金融机构对农业支持的覆盖面。我国政府应当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加快自身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融资渠道。(3)加大对趋于老龄化和老龄化的农村居民进行相关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建立农民就业和社会需求相衔接的体制与机制。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重视示范效应和改善农村生产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建立与完善农村与市场互动的信息服务体系网络,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步伐。(4)加强农业保险的预防体制在农业收入方面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当积极的倡导和鼓励农民给自己的农作物买保险,当损失发生后,政府可以给已经买保的农户和保险机构一定程度的补贴。(5)当地政府适时的、适当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储蓄投资于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应将融资合理的投资于当地的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农产品期权与农业风险基金帮助农民多渠道的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村老龄人将农忙过后的时间投入到当地民俗文化传播和民俗工艺品制作中去。例如,在农村建立手工艺品制作小团体,然后,定期集中收购与销售,这样,老人们可以通过闲暇获取一些额外收入。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
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
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
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
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
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
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
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发展形势、影响以及应对之策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
几十年以来特别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使农村社会普遍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以后的着落在哪里。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不仅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
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
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杨青哲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未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根据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40年时间内将保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抚养比的提高,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
很显然,严重的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只有将自我养老(即依赖自身劳动收入的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缓解这种压力。这自然意味着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推广并发展现有的新农保制度,但围绕老年人自身的劳动力再发挥及家庭养老支持在农村而言却才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目前新农保制度的三大资金支柱乃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与政府补贴,在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补助所依赖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而个人缴费情况也完全取决于家庭收入。而对于中国农民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积累财富,可以说这才是农民养老的死结。
因此,要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最有力的举措还是在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且同时进行金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得农民的财富可以积累起来。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并试图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同时即便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如果仍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那么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问题仍将无法解决。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城镇化作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手段,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能否长期健康发展。城镇化,一方面是指城市面积的对外扩张和城镇化量的增加,即土地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定居人口数量和规模的增加,即人口城镇化。土地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能否协调发展,决定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国内外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孙海鸣(2005)指出,我国不合理的行政规划造成了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偏少,而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1];周飞舟(2006)认为,当前我国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持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从而造成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2];郑有国(2011)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的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以廉价的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筹码,从而造成了以工业园区发展为代表的土地城镇化的过热势头[3];姚士谋(2012)、李子联(2013)分别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土地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的原因[4-5]。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学理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外在和内在的制度机制角度,探寻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失衡的原因;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我国人口与土地镇化协调性模型设定
我们引用异速生长模型(allometric growth mode),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关系[6]。异速生长是指系统的某个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有恒定的比值。
Naroll和Bertalanffgy(1973)最早将异速生长模型用于研究城乡人口变化的对数线性关系[6]。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引入异速增长模型,用于研究城镇化体系及体系中两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异速生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为子系统的某种测定或整体的局部;x为整体的另一个局部或整体与子系统的某种测定;参数b为标度因子,或称为异速生长系数,是y与x各自增长率的比值。运用数学变换可以将上述异速生长模型转换为幂函数形式:y(t)=ax(t)b,当y(t)表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时间序列,x(t)表示城镇人口数量的时间序列,转变后的异速生长模型就是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关系评价模型。根据遍历性公理,也可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模型转变成空间评价模型:y(k)=ax(k)b,此时y(k)和x(k)分别表示在同一时期内k个不同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序列。
异速生长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判定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关于b值的确定,理论界早有研究,在计算方法上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异速生长系数值取决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二者维数的商。Nordbeck(1995)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城镇面积是二维变量,城镇人口数量是三维变量,得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2/3。当b=2/3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此时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最为协调;当b>2/3时,为正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当b<2/3时,为负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样处于不协调状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将分形概念引入模型,认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等于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二者分形维数的商(White and Engelen(1993)[7],Batty(1998))[8]。根据分形概念确定的b的临界值为085。同样,当b=085时,城镇面积的增长与城镇人口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反之,则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b>085)或土地城镇化滞后型(b<085)。根据多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085要优于2/3。从数值上看082大于2/3小于1,以其为标准既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因此,本文选择085作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以其作为判断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协调性关系的标准。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一)总体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12年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异速生长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
2001-2012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总体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异速生长系数b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2005年之前,我国各年的异速增长系数均小于本文设定的临界值085,为负异速性增长。从理论上讲,这表明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小于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面积的需求,城市用地偏少。从异数生长系数的具体数值上看,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虽然处于负异速增长的不协调状态,但在此期间的b值与临界值085比较接近,说明这一时期内我国整体上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规模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过于粗放,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缺少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盲目建设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新城区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人口入住率极低,各地均出现了所谓的空城或鬼城现象。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城镇总体的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合理解决好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否则城镇化的发展将走向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城市的人口数量对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的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我们将各年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整体,分别对各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规模城市历年的异速生长系数值,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异速生长系数差异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2007年之间异速生长系数一直高于临界值085,呈正异速生长。说明在此之前我国超大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幅度大于人口增加的需求;同时,从2004年开始,超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由递增转为递减,说明随着人口不断向超大城市的流动,城市的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逐渐趋于协调。但是,自2007年之后,随着人口进一步流入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与临界值的差距开始拉大,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特大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此期间一直处于递增的状态。在2002年之前,我国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临界值以下,但是,在2003年后,异速生长系数始终处于临界值的上方。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2003年之后,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的平均值达到了1064,突破了1,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超需求扩张问题十分严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严重失衡。
3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6年之前均超过了1,表明2006年之前,我国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迅速,超过了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失衡十分严重。2007年开始,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逐渐向临界值回归,城市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失衡关系得到缓解。
4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样本期间内一直处于递增态势,并且除2002年之外,全部都处于异速生长系速临界值的上方。说明中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扩张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具体数值上看,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在1以上,突破了城市用地超需求扩张的合理范围,土地城镇化过快,表现为严重的人口滞后型城镇化。
5小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大多数是县级城市,与地级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相比,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发展缓慢,异速生长系数长期处于临界值以下,并且在2005年之前一直低于08,突破了异速生长系数的下限。说明在此之前,我国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严重,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的需求,表现为严重的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从2002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开始增长,到2006年左右,基本接近临界值水平,土地城镇化不能满足人口城镇化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但是,从2008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超过了临界值,并一直处于其上方,县级城市开始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
总体来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均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超大城市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吸引着大量人口的流入。近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发生了一定的逆转。人口的过度拥入,导致超大城市出现了土地滞后型的城镇化。二是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过快的土地城镇化。近年来,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始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期,新城区、开发区大量上马,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失衡越来越严重。作为地区型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对区域内的比较有吸引力,但对区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超大城市。
因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能否得到足够人口的填充,将是特大城市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城镇土地城镇化过快的问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地方中小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我国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资源配置体系下,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如果不能合理协调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镇化的泡沫,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长远发展。
(三)不同区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通常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从经济发展角度,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东、中、西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7%和43%。
为此,本文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200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不同区域的县及县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共计663个样本。其中,东部地区265个样本,中部地区234个样本,西部地区164个样本。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分别对各年不同区域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市历年的异速增长系数最高,始终处于均衡的临界值085以上,说明东部地区城市面积扩张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部地区在2003年之前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08以下,建成区面积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的需求,2003年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但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问题开始突显;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也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自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开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问题都十分严重,而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张速度过快,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引起的土地需求增加,即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一)外在制度的影响
二元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同规定,即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不同的土地权属决定了不同的土地市场。现有的法律规定,农业用地要想转为非农用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必须先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唯一权利人,垄断了非农用地的供给,占有了土地转换过程中的绝大部分价差收益。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扩张上的动力,成为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难以支撑大量的行政和建设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来维持政府运转。当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是以GDP作为标准,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现有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土地的城镇化运动,不仅解决了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来的一系列投资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二元土地制度和以分税制为主要形式的现有财税体系,是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的制度因素,但并不能够解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原因的制度解释主要是从户籍制度方面进行。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在1958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实行,使得居民的户口与其所能接受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居住、子女就学、医疗等基础的社会保障支持,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使得人口城镇化速度进展缓慢。
(二)内在机制的影响
探寻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还需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切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三十多年间资本累积的速度不断加快。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由382%迅速上升到506%,资本积累的速度约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增加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也是维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
在最终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政府只能通过对生产的上游资源的控制,人为压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达到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的目的。
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业投资对原材料产地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使得工业投资的区域替代性增强,各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大幅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零地价或负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提供土地。政府对工业用地的低价供应,是对资本积累的补贴,造成了全国各地区不断出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土地城镇化速度越来越高。
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地方政府采取了不断抬高住宅用地的价格策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低工业用地价格、高住宅用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双轨制。近年来,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地王”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住宅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了房价的不断上涨,结果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成本增加,严重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的结果表明:自2005年后,我国总体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出现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最严重,其次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造成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除了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外在的制度因素外,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现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失衡,需要中央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土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保障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财税体制的改革,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避免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冲动。
2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前文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已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超大城市由于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吸引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大城市病”已开始显现。因此,应对大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的权利,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向中小城市转移。在缓解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
3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发展的资金缺口较大。
我国城镇化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由于缺少资金,不得不以土地出让金作为筹资的源泉,带来的后果则是土地城镇化的过度发展;同时,由于缺少资金,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减少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造成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因此,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证明,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而且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动,减少对资本市场冲击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