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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
家庭是社会重要的微观主体,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大,投资组合日益多样化。为了实现家庭财富的增值,许多家庭开始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风险资产。不同的家庭,由于收入、风险态度、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在各种资产的持有比例方面存在着“异质性”。研究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风险态度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验证了“风险偏好者更偏好风险资产”这一理论;二是尝试探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家庭投资风险资产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关于家庭资产投资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不少文献积累:Gollier(2001)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有所不同;Fratantoni MC(2001)研究表明,房产的价格风险对于股票持有具有挤出效应,特别是对于那些金融资产净值低的投资者来说更为明显;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微观数据建立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TOBIT模型,得出可供家庭选择的金融资产品种较少,从而使得家庭金融投资受限的结论;陈莹等(2014)基于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13000个客户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样本家庭的资产配置存在显著的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还表明,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年龄、收入、房贷等多种因素;魏先华等(2009)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2009 年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居民对社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的提高能增加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的结论;何兴强等根据2006 年中国9 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高及拥有商业或房产投资的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更低,享有医疗社会保险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的投资概率更高,风险规避程度对其投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吴卫星等(2011)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况不佳会导致这一比重较低;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以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替代效应、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住房投资的挤出效应等在我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一)模型选择和指标设定
本文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来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与否及参与度的影响,总共有两个方程:
riskasset=α1+β1educ+β2riskattitude+∑βiZ+ε
riskasset_canyu=α2+β3educ+β4riskattitude+∑βjZ+ξ
其中α表示常数项,Z代表各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金融资产总量、经济预期、利率预期、房价预期、物价预期、是否拆迁、农村与否、地域范围、房屋价值等变量,educ表示受教育程度,riskattitude表示家庭的风险态度,ε表示扰动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为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这里的风险资产是指股票、基金、衍生品、黄金和不包括国债的债券。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用riskasset表示,0代表没有参与风险资产投资,1代表参与风险资产投资;风险资产参与度用riskasset_canyu表示,指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在0-100%之间。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采集的CHFS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5个省、市、区,最终收集到有效家庭样本8443个,并且样本分布均匀,既包括贫困地区,也包括富裕地区,保证数据有效。
(三)变量说明
性别:采用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采用虚拟变量,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时赋值为1,其他为0,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采用同样的赋值方法;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分别使用户主的年龄及其平方;婚姻状况:采用虚拟变量,已婚赋值为1,其他为0;家庭收入:采用家庭总收入;金融资产:采用家庭总金融资产持有量;家庭规模:采用家庭总人数;风险态度:采用虚拟变量赋值,风险偏好赋值为1,风险厌恶赋值为0;经济、房价、物价预期分别使用家庭对未来三者的预期衡量;拆迁: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拆迁过赋值为1,否则赋值0;家庭户口:采用虚拟变量,农村赋值为1,否则为0;地域分布采用虚拟变量赋值,中部时赋值为1,其他为0,西部参照同样的赋值方法;房屋价值:使用家庭房产的总价值。
在实证前首先用Stata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过程略),分析得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家庭共有1023家,占总样本的12.13%;在教育程度上,样本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上,初中和高中共计占比50%左右;在风险态度上风险厌恶的家庭占比61.82%,风险偏好的家庭仅占38.18%。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各因素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第一列可以看出,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平方的系数是负数,说明年龄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呈倒U型,可以说在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周期现象。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都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家庭所处地域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没有显著的影响。
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相比于风险厌恶的家庭,风险偏好型家庭更愿意参与风险资产,这是因为当家庭是风险偏好者时,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大,为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倾向于投资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小,他们倾向于不参与风险资产投资。
受教育程度表现在家庭成员学历的高低上,学历的高低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所获得的知识基本都是通识知识,没有关于金融的专业知识,而高中以上的学历接触专业知识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对风险资产的了解也越多,所以他们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博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博士的数据较少所造成的偏差。
通过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的Tobit模型分析结果反映在表1第二列中。与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一致,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年龄存在着“倒U型”的影响。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显著的影响,这里金融资产总量的影响是反向的,可能是被解释变量的分母是金融资产总量,所以才会有负向的影响。而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对风险资产参与程度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反向的影响。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参与深度有显著的影响,即当家庭是风险偏好时,家庭倾向于更多的参与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倾向于减少风险资产或者不参与风险资产。受教育程度,即学历的高低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本文根据2011年的CHF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其中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的参与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风险偏好者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在教育程度上,高中以下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不存在显著的影响,高中以上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
从影响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受到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差别不明显,仅仅能确定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更不倾向于股票投资。性别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风险态度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的影响,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更多的投资于风险资产,而风险厌恶者会少投资或者不投资风险资产。教育程度对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在高中以上学历影响显著,在高中以下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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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涉及两个培训主体一企业和员工。由这两者的性质决定了其参加培训的目的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要想提高培训的效率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制度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责任,理顺双方的利益关系使双方的目标和利益尽量相容。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浅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投资回报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准则。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已经日渐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虽然在不同的行业和历史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都会有着不同的特质,而且在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每家企业的做法不一,但是企业家的共性力图达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高收益率。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作用于人的身上,提供未来的收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虽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与管理者对于人力资本的定义不同,但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力资本代表组织在员工身上所做的投资与随后获得的回报之间的关系。企业对人的知识、才能、工作、自身身体状况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收益率大大超出一切其他形态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100多个月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力资本投资。
然而,人力资本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如人力资本的能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连续性、人力资本的不可转让性及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使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大,投资的回收期增长,这都预示着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增大。一旦人力资本投资失败,企业所损失的除了投资的成本(物质与时间成本),而且还有人力资本所能创造价值的机会成本。尤其对于企业价值来源于员工的纯服务性行业,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防范是尤为重要的。
了解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路径有利于企业在日常管理中推动人力资本的生成,从而完善激励机制,发挥人力资本的潜能。企业追求利润增长必须储备作为战略性资源的人力资源,其主要途经是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目前,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人已经逐渐成为企业支出的最大部分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力资本支出占企业业务总收入的29%左右。企业为培养各种高管人才和技术人才付出了庞大的人工成本,但同时也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总体来说,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路径是员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投人劳动而后取得薪酬等收人。
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大量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同时个人的劳动贡献又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壮大。激励机制是人力资本取得投资回报的重要路径,其具体形式包括:薪酬方式、福利方式、工作待遇与环境、提供学习机会、提供股权方式等内容。
(一)完善企业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是确定完成各项工作所需技能、能力、如识、任务、责任和职责的系统过程,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工作分析的结果提供了与工作本身的要求有关的信息,而工作要求又是编写工作说明书和工作规范的基础。企业将工作分析规范化、系统化有利于避免因聘用不合适员工而造成人职不匹配的无效人力资本投资。
(二)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
企业培训涉及两个培训主体一企业和员工。由这两者的性质决定了其参加培训的目的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要想提高培训的效率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制度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责任,理顺双方的利益关系使双方的目标和利益尽量相容。培训制度主要包括:培训服务制度、人职培训制度、培训激励制度、培训考核评估制度、培训奖惩制度、培训风险管理制度以及培训实施管理制度、培训档案管理制度、培训资金管理制度等等。由于培训制度是由企业制定的所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员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员工队伍的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使培训真正满足企业生产发展需要并为企业创造未来效益。
(三)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测评体系
目前,人力资本投资的定量分析还没有完全确立,但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运用可靠的方法计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其中四个重要因素包括:
1、系统性的评估体系。确定评估的不同程度、数据类型、获取数据的方法。
2、精准的流程模型。提供计算投资回报率的步骤,包括如何将人力资源项目为业务带来的经济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
3、规范性的操作标准。作为指导原则,这些标准可以确保评估过程的一致性,同时可以建立公司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对评估的信任度。
4、为评估的实施准备足够的资源,确保计算项目投资回报率方法的可操作性,并使评估成为企业的例行工作。实施项目涉及的工作包括确定工作职责、政策、目标和技能培养等。
这四个因素构成了建立一个评估措施全面均衡、各方利益相关者高度信任、便于多次执行的综合评估体系的必要条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应当从战略上综合考量,利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核算、效益评估等,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不断完善和规范人力资本投资的定量分析,使企业得到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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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论文正文]
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1.国债销售规模快速扩大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3.国债销售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1.国债销售总量与销售主体手续费收入不相匹配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国债销售与个人酬金间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3.国债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1.建立国债发行手续费浮动匹配机制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2.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4.允许地方国库尝试现金管理操作,吸引国债持有银行竞标国库现金存款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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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的基金本质就是集合众多分散资金,使这些分散资金能够有效融合起来成为大额资金,属于投资理财的一种融资工具。其规模较大,具有诸多优势。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
自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以来,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依旧处于薄弱发展的阶段,其发展的时间较为短暂,分析机制不够完善、健全;绩效评价分析的指标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来源于投资基金每周的资产净值报表,仅通过报表当中投资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及其单位净值、累计单位净值等三项数据展开分析。利用这三项指标进行评价、分析,虽然投资人员能够容易进行比较及判断,但是,这种方式确也存在了一定的不足。投资人员基金经纪人的变动会导致投资策略产生变化,从而增加了基金风险。基金经纪人的变动是投资人员难以预料的,所以往往会给投资人员带来较大的资金损失。不但如此,这种简单的绩效评价无法显示基金在流动性、规模变化、资金集中配置等几方面所受的影响,从而导致投资人员对基金的预期、判断等受到影响,很难从实质上发挥出绩效评价的作用。
1.绩效评价数据的选择。
投资基金数据处于长期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在选择基金绩效评价的数据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大范围的时间跨度来作为分析、研究的样本,再实施具体的评价与分析。无论投资基金是否取得收益,还是存在风险,不管是在风险条件下进行的收益调整,还是持续基金绩效,都和投资基金综合绩效息息相关,此外,基金经纪人的控股、投资时间等选择也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基金绩效评价过程中,需要选择一定的市场投资组合,通常情况下是以某一标准来衡量基金绩效,并以此作为衡量基准然后再进行数据的分析。基金绩效数据变化不存在相似性,因而缺乏综合性较强的一个衡量基准来衡量基金绩效标准。按照绩效评价的综合数据,在评价的具体工作中对现有的部分数据进行选取,然后利用评价公式运算得出基金绩效的基准收益。
2.分析基金收益及风险指标。
第一,基金收益和基金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基金的累计单位净值和设立的顺序有着直接关系,基金风险指标主要受到标准差和半标准差的影响,另外,β系数和风险价值对基金绩效评价造成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通过基金风险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基金净值的增长率和单位净值、累计净值等相关数据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客观反映基金收益的情况,但是,这种分析方式在反映基金的绩效变化方面依旧存在不足。第二,基金绩效评价风险指标产生变化下的基金收益分析。风险调整期的收益分析属于基金绩效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相关数据调查,国内的一些基金收益率比大盘的收益还要高,这就意味着基金风险收益的水平较高。
3.基金经纪人和基金收益的分析。
基金经纪人的选股能力及对基金收益的分析对基金绩效评价有极大的影响,基金收益的相关指标是根据不同的基金经纪人选股能力来进行数据选择的,一般来说,选股水平比市场基准组合水平要高,而选股能力越高的经纪人越能获取较高的基金收益,有利于基金收益的绩效评价。
4.基金的持续绩效分析。
对基金的持续性收益绩效分析是以基金收益盈利来作为分析指标,对基金的持续性绩效水平进行分析。从我国2005至2011年这一时间段期间,证券投资的样本基金都表现出了持续性的盈利,其表现和证券市场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同时,样本基金和股票市场变化也存在相应的关系。所以,证券基金的绩效评价分析不仅和证券市场变化有关,而且还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不同市场影响下,证券的样本基金就会体现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市场上涨,证券基金就会表现出持续性的收益增长;而市场出现下跌,那么持续性的收益将会降低。
1.基金的规模变化。
证券投资的基金本质就是集合众多分散资金,使这些分散资金能够有效融合起来成为大额资金,属于投资理财的一种融资工具。其规模较大,具有诸多优势,例如:降低成本、分散风险、专业理财特点。若基金的规模变大时,极有可能因为交易量变大而获取较高的经济费用,且资金充裕使得投资公司资金配置的空间变大,同时,其他固定费用也会因为基金的规模变大而降低了平均成本。所以,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越大其收益风险就越小,取得的利益回报就会越高、收益率越好,可见,基金规模对基金绩效会产生正面影响,基金规模越大绩效越好。
2.基金资产配置集中度。
基金资产配置的集中度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于某时间点,对某支股票或在某个行业中持有的比例,这也体现了投资基金经纪个人的投资风格与风险控制的能力,更是体现基金经纪人对证券投资市场的有效把控。如果基金资产大多数集中在某支股票或某行业中,那么,这个行业或股票之间的波动也会对基金收益产生巨大的影响,简单说来就是风险与利益成正比,两者属于同时增大的关系;相反,如果基金资产分散在多个股票与其他行业中,就分散了基金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基金收益。可见,基金资产的配置集中度通过对证券投资基金收益风险的影响来影响基金绩效。
3.基金经纪人的能力。
基金经纪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投资资金,这项工作对基金业绩的影响作用极大。一般来说,基金经纪人对基金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基金经纪人的特性会对基金投资风格造成影响;其二,基金经纪人的基金管理能力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基金经纪人个人特性包括了经纪人的性格、实际管理经验和能力以及学历等,简单说来,经纪人的个人能力越强、经验越足,其管理能力越高。
4.基金的流动性。
基金规模的大小能够对绩效造成多方面影响。不同的基金管理会根据不同规模的基金实施不同的策略,而规模不同的基金在流动性与管理成本上不相同。比如:中小型的基金操作较为灵活、策略较多,能够迅速对股票的仓位、行业结构等进行调整,有利于降低基金损失,但是,正由于基金规模小,反而提高了基金管理的成本,从而影响总体收益。反之,对于一些国模较大的基金管理,其流动性良好,自然降低了基金管理成本。但是,正因为基金的规模大,所以遇到基金市场骤变时无法及时进行调整,此时就与基金经纪人的择时能力相关。
5.基金经纪人的变动。
专业能力过硬的基金经纪人对基金业绩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基金经纪人如果转投到其他基金单位或者有升职、人事调动等情况发生,那么,就会形成变动。然而由于基金经纪人直接管理基金,所以经纪人的人事变动会对基金投资造成影响。
本文针对基金的绩效评价进行研究,并分析了有效评价的相关因素,以期更好的进行基金绩效评价。总之,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基金经纪人作为基金的直接管理人员,应当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影响基金绩效评价的因素,从而更好地展开评价。同时,基金管理人员应当不断学习更多基金风险控制的技术与知识,促进基金绩效的全面评价,以此促进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持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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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是由国家授权或接受委托的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国家法规、审计准则和会计理论,运用专门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经营管理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和监督,评价经济责任,鉴证经济业务,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全文如下:
审计定价,也可称为审计费用,因为主体不同给出的定义也不同,针对于事务所来讲,是审计定价,而对于被审计单位或者客户来讲,作为审计服务的客体,成为审计费用。本文主要采用审计定价的说法。审计定价作为客户与注册会计师直接重要的经济联系,是审计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中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是审计定价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Simunic(1980)是最早对审计定价做研究的学者,确定了显著影响审计定价的因素,公司资产规模、子公司数目、事务所特征等等。此话题一经被提出便成为社会各方关系的话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是影响审计定价的模型始终是以Simunic模型为中心,没有实质性变化。该模型被广泛应用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细分市场,涉及众多部门。2002年,王振林开启了我国审计定价研究的大门,十几年时间,研究成果众多,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所以适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模型在我国并不是非常合适,所以找到更适用于我国现况的审计定价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被审计单位方面,外部治理环境。相关研究众多,本文作者只对近几年发表在《审计研究》、《会计研究》等我国核心期刊上的一些文章做列示。
首先,从事务所的角度考察审计定价。已有的研究都已证明了事务所的规模、行业专长、规模效应、审计任期和审计意见和事务所独立性、名誉、行业专长等本身特征都对审计定价产生一定影响。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为了更加规范,制定了严格内部复核制度,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增加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从而加大了事务所审计成本,提升了审计费用(DeFond和Jiambalvo1991,Teoh Wang1993,DeFond和Jiambalvo1993,Beck1998)。漆江娜(2004),吕兆德、宋常(2007)研究发四大与非四大相比,审计费用明显高于当地的小事务所,而且不论对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会收取规模溢价,抬高审计费用。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实现规模扩大的重要途径,事务所合并扩张之后,会对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姜红新2012)。
事务所规模扩张的同时,行业的扩大和分所的持续增多,也成为研究热点。王兵、辛清泉(2010)认为事务所分所的规模越大,收取的审计费用就会越高,另外分所的审计质量和费用会比总所低。宋衍蘅(2011)发现审计风险大大提升了审计定价,但是如果审计风险一定,审计师谈判能力强审计定价就会高。规模效应近期被学者提出并做了相关研究。Simon,Ferdinand(2012)以美国的前N大事务所的客户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市级审计师行业专长与规模经济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事务所产生规模经济能力取决于其行业专长,并且规模经济与行业专长是审计费用的影响时高度交互的。文章同时提出当被审计单位的谈判能力强,审计事务所不得不把规模经济盈余传递给客户,让渡规模经济,以争取更多的客户。
之前的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规模、审计业务复杂程度、企业财务风险、盈余管理、内部治理、高管审计背景、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地区经济则被认为影响审计收费。(刘斌、叶建中、廖莹毅2003)。韩晓梅(2011)发现事务所在做审计的时候,如果因为客户规模较大,审计业务较复杂,就会投入更多工作时间做审计,加大了审计成本,从而提高审计收费。伍利娜、王春飞(2012)认为选择大所做集团统一审计的费用会比小所低,因为小的事务所可能会以牺牲独立性为筹码增加审计费用。若以强制审计客户保持一定的会计稳健性降低审计风险作为一种风险控制策略,事务所就会收取更低费用,但是这样的策略只对交叉上市企业有作用(朱松,陈关亭2012)。
内部控制已经受到企业重视,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获得更高利润开始逐步采取内部控制来治理公司。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了企业内控质量,降低了审计风险和成本,抬高审计质量,最终降低了审计费用(张旺峰、张兆国2011,陈丽蓉2012)。刘明辉, 胡波(2006)研究发现通过给高管分派股权的薪酬激励政策,能够使高管更加为公司利益着想,降低代理成本,内控机制得到更好完善,从而降低审计费用。
另外,若是令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不同的人员担任,也能够减少高管职权滥用,改善了内部治理,也能够降低审计费用。而如果上市公司高管具有审计背景,那么该类客户很可能具有高审计风险,从而事务所会对其收取更高费用。但是如果高管与事务所存在关联关系,“校友效应”可能发挥作用,降低审计费用。Simon,Ferdinand(2012)对美国市场研究发现当被审计单位的谈判能力强,审计事务所不得不把规模经济盈余传递给客户,让渡规模经济,以争取更多的客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情下,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很多企业钻法律的空子,严重影响着正常的经济秩序。因为制度环境的薄弱,对审计质量的要求相对较低,使得事务所的审计工作比在严格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审计工作简单,付出的审计成本偏低,审计费用也就较低。与此同时,我国“暗箱操作”,收贿授贿现象严重,在审计服务上也存在很多灰色交易。所以提出更加完善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规范审计服务,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审计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上市公司的地域位置会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
曹国华(2012)认为物价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工资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另外,李训(2013)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上存在普遍的低价揽客现象,很多公司为了支付更少的审计费用,更愿意跨地域聘用外地事务所。同时,上市公司具有选择事务所的自主性,这就可能会导致自选择的问题,从而自选择问题是否对审计定价中的地域关系问题产生更深入的影响,也将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内部控制近几年受到国家的重视,出台了政策鼓励企业执行内部控制,并对自身内控的有效性进行审计。所以,今后有关内控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也会有很多可应用的数据被披露。内部控制在我国的发展还刚刚起步,所以从内部控制角度考察审计定价也是很有前景的。
因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很多适用于国外的优秀的审计费用理论不能适用于我国的企业。发掘我国特有的资本市场特点和规律,寻找能够针对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的解决方案和完善措施,是当前我国各界都需要努力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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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是VC,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更为妥当。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风险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为了获取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研发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前景,并且凭借这一垄断市场的前景获得几倍于投资额的利润而展开的投资活动。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对这一垄断前景的维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以及投资能否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风险投资规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风险投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985 年 9 月, 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自此以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发展,90 年代初期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达到 20 多亿元, 至 2011 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 风险资本总量1694.85 亿元。 本文将尝试通过简要分析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了解我国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这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额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风险投资是一项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商业投资行为。 因为其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 一般的风险投资都要经历 4 到 5 个发展阶段、3 至 7年的变化,在整个投资期间需要面对来自于金融市场、产品供求市场、国际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各种外在条件变化的威胁,因而投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美国一些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专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不到 1/3 能够成功。 关于这些因素,之前有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本文将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其高额的收益性,这种收益的根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为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在新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往往能通过卖方市场的特征快速的回笼资金甚至盈利。 邵同尧、潘彦曾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因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创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的创新技术水平才是发展的源泉,是风险投资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保障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利权是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影响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质量。 下文将具体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较高时,人们对于风险投资会产生更高的热情,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即风险投资规模应该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
下面将用实证数据从风险投资受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角度探讨我国这些年风险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加入了以下指标:
①风险投资资本规模 Capital。 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较晚,数据记载不够系统全面。 关于近些年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以及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记载,本文选择对于《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可查询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从 1994~2010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数据,作为考察我国当年可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资本实力。
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ro。 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是否发达,和该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信息分享渠道建设、法律完善以及法制维持等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所选择的数据是从孙旭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 在该文中,作者参考国际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计算方法,例如 Rapp和 Rozek 的 RR 指数 5 等级划分、Ginarte 和 Park 的五类别计算方法等,在结合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的现实的考虑之下,参考韩玉雄、李怀祖等人的使用执法力度因子完善G-P 指数的思路, 经过大量的数据搜集所计算得到的更加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数据。
③其他控制变量指标,即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意外其他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一些因素。 从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风险投资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素质、政府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完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居民需求的变化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每年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 Edu、我国综合税率 Tax、 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这几个指标来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筹资以及投资的内外环境影响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变化,PGDP 反映了被投资企业面临的整体经济状况,Edu 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就业人员素质,Tax 代表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税负成本,而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可以体现出当年风投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而实现资本退出的难易程度。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年数据,其中综合税率是通过计算我国税务收入同 GDP 之间的比例所得。
为降低数据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设立模型如下:
lnCapital=lnPro+ln PGDP+ln Edu+lnTax+lnDn。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可以得到表中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风险投资资本规模确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相关性, 这从实证的方面证实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到我国整体经济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内部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风险投资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不符的。 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首先,数据不足。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关于风险投资规模最早的记载就只有到 1994 年,期间只有 17 组数据,使得我们的回归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而且由于一些数据记载不完全,在分析中只能选择相近指标进行回归,比如关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结构数据的记载最早从 2003年开始,并且期间数据没有持续录入,这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影响,因而本文选择的全国毕业生中的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来侧面反映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这必然会使得回归呈现不严谨的一面。
其次,受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情况的影响。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处于明显的低位。 2007年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3.12,仅仅同美国在 1960 年、德国在 1980 年的水平持平, 而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符的。这样的事实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科技人才的研究热情, 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整体创新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量学术模仿研究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因为抑制了这样的学术模仿反而对高新技术行业产生负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分析、数据验证两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由本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不加以完善,不仅将对风险投资造成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不论是投资机构的制度建设,还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判选择以及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完善,或者风险投资全程的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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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是运动、变化着的心理过程,包括人的感觉、知觉和情绪等,往往被称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事物发展变化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内因和外因。而内因一向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则是第二位的原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心理学论文2000字范文:以胡凯为例--浅析心理因素对初级选材的影响。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出色的运动员成功的因素有许多,不仅仅要求运动员具有超高的身体素质、完美的遗传优势和巨大的生理潜能。还需要运动员具有发挥运用这些优越的心理潜力。著名心理学家潘菽说过:人体有生理和心理两种机能,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运动员进行运动活动时,是心理活动和身体运动共同作用的,而心理活动起着调节、支配、主导和控制的作用,心理因素在竞技运动中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非常重要了,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运动训练科研人员对这些也越来越感兴趣,并且进行了积极深入地进行研究。比赛成绩的发挥、运动技能的形成,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和心理素质是密不可分的。
胡凯,中国田径男子短跑运动员,1982年8月4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胡凯上高三那年,参加学校运动会的跳高比赛,跳出了1米88的成绩,破了青岛市第三中学当时的校纪录。也是那一次,张衡善教练发现了胡凯,他认为胡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只要悉心打磨便会大放异彩。从此,胡凯的生活中,除了模拟试卷又增加了跑道。每天下午下了第二节课,胡凯就去参加训练,常常是练到精疲力尽再赶回教室上自习。18岁时正式开始练习短跑,仅3个月就跑出10秒7的好成绩。8个月后他被特招到清华大学,百米手计时已经达到10秒3的健将级标准。
曾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招生,2008年为清华大学研究生,是中国百米短跑的健将和黑马,曾在国际国内百米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有“眼镜侠”、“眼镜飞人”等美称。2005年8月16日,他在伊兹密尔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夺得男子100米金牌,在国内众多运动员当中,胡凯无疑是知识型运动员、学习型运动员的典型代表,训练中他善于动脑,也善于对自己的心态进行自我调节。当然胡凯在学业上也丝毫不敢怠慢。胡凯表示:平时训练可能会耽误学习,但是学习是长期的事情,只要分配好精力就不会有冲突。从长远的角度看,学习和训练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年龄心理规律、遗传机制和心理发展的稳定性和可变性。遗传因素为后期的心理能力的预计提供了可靠地选材依据。遗传因素是人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点,运动员也是不例外的
《发展心理学》《儿童少年年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不仅在机能、形态、素质等方面有其年龄发展的心理规律――如感知觉、记忆、注意、思维、自我意识等心理品质的发展都具有年龄心理特点,如时间知觉(视觉、听觉、动觉的时间差)、空间知觉(时间判断)、反应时、操作思维、深度及远度知觉、综合反应等,而且儿童、少年的年龄心理特点,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为运动员心理选材特点评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了培养高水平的优秀运动员,遗传因素的优势性再加上优越的早期训练,这就表明高起点和科学训练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心理选材则是从高起点和遗传优势进行工作的。运动员心理选材的基本内容包括心理发生、发展过程和个性的心理特征等主要方面。
心理过程可认为意志过程和情感过程,简称为情、意。而认识过程则是最基础的心理过程。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体验。人不仅仅认识事物,产生情感,还有达到一定的目的,因而自觉地采取行动作用于现实,这种行动就称为意志行动。在意志行动中,确定行为目的,下定行动决心,选择行动的方法,为克服困难制定计划等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就叫做意志过程。
1、个性心理特征
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心理活动的特点,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活动特质有利于训练的进行和比赛的心态。人的实践活动不仅需要很多心理过程的参与,而且还能表现出每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运动员的个性特征所表现出来的在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方面。根据运动员成长过程的不同时期,还可把运动员心理选材分为:初选、复选、精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注重专项心理特征指标的评定,以及测试结果的综合评定,以便选拔人材。
2、心理诊断
运动员的心理诊断是用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对运动员在竞赛和运动训练等活动中的心理学行为进行比较和研究,从而评定出运动员的心理特点、心理状态与发展水平,并确保其正常和异常的程度和性质。这样有助于对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身体状况、竞赛状态与训练状态进行全面的诊断和分析。同时,心理诊断也是运动员各种状态诊断中重要的且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3、对运动选材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心理特性的了解我们知道心理特征对运动训练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初级选材的时候一定要把心理因素作为选材的一项重要的指标,这样有利于教练员的运动计划的实施,良好的心态可以保证运动员有积极的心态从而保证运动员的训练状况,让运动员做到“我要练,而不是要我练”,而胡凯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他成绩优异训练积极,从而保证他在各项任务的实行和学习都能做的很好,运动员的心理选材是现代训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心理现象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目前的测试的方法、手段还很难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进行非常准确和全面的诊断,因此,对运动员心理诊断一定要慎重。对诊断结果要经较长时间的认证,不能轻率定论。对运动员的心理诊断是为教练和运动员所服务的,要把诊断与心理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教练员的教育工作和训练相结合,以增加其获得成功的心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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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爆发的。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有力支援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成立了民族军,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指战员,为新疆的解放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 “苏联与三区革命”是近50年来中苏关系史中的研究热门。由于档案文件的禁锢,许多疑团没有解开。例如,苏联为什么调停三区与国民政府和解,就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苏联在三区革命的全过程中,采取了全面支持军事进攻,力主和平谈判和指挥战略撤退三个步骤。从外在的现象,亦即国际外交的角度看,很好解释,那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导致的合理结果。但同样,为什么就在签订同一个条约时,苏联却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而对新疆却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当时民族军拿下乌鲁木齐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了。本文仅就中亚的民族因素对苏联的对新疆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做粗略的分析,认定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为将上述苏联务实政策讲情楚,对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的对新疆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文章所使用的核心资料主要是已解密的前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__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上层很快的结合到一起,占据要津。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三种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其三是封建阶层的,主要以艾力汗吐烈、艾肯木拜克和加为代表。”4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5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7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 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 。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__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
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
三区革命旧址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22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__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__省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25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这就是苏联为什么调停伊宁事件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注释:
1 1945年8月14日中苏互换照会(一)称:“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1982,第1329页。
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目录32-a, 第299箧,案卷11,第1---18张。
3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5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6 A.A.哈吉姆巴耶夫:《1931---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第2卷,莫斯科,1974年,第19页。
7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82页。
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3,第53张。
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张。
1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27 ,第3---4张。
11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56 ,第2张。
1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174 ,第4张。
13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张。
14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案卷48 ,第123---124张。
1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下册,莫斯科,1996,第619页。
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08(卡拉汉档),目录12,总卷88,案卷254,第9张。
17 哈密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__省政府应哈密农民的请求,对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宣布结束王府统治制度,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宜禾三个县,废除徭役,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引起农民的不满。王府封建主乘机加以利用,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一开始就被封建上层抓去领导权,并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所以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哈密事变”。新疆其他地区的起义,大抵与哈密事变类似。帝国主义势力又乘机插手,造成了30年代新疆的民族大动乱。其性质与40年代的三区革命迥然不同。
1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0张。
1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2209,第9---10张。
2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9张。
2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08,目录16,总卷162,案卷117,第9张
2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8张。
23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12,第195张。转引自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29---30张。
26 M.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Vol l, p.237-238. 转引自: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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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是运动、变化着的心理过程,包括人的感觉、知觉和情绪等,往往被称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事物发展变化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内因和外因。而内因一向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则是第二位的原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因素对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影响学生学习能力的心理因素主要有动机、兴趣、意志、性格、情感等,这些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方面论述了心理因素对大学生学习能力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的影响 学习能力
Abstract: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psychological factors mainly motivation, interest, will, character, emotion, etc. These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growth. This article from the motivation, interest, will, character, etc.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Key words:psychological factors;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learning ability
教育有多重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开发学生的动机、兴趣、意志、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教育不但要注重学生的智力开发,更要注意学生心理因素的开发,因为这些心理因素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心理因素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有重要影响。学习动机就是激励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大学生活是那么的惬意:没有题山题海,没有老师、家长催促勤奋学习的喋喋不休,没有一天一小考、一星期一大考的考试后排名的压力,大把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大一新生会在懵懵懂懵中走完自己大学的第一年:高考的压力没有了,缺少对自己人生规划的能力和动力。大二时大学生活带来的新奇感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脑子里充满了幻想,幻想自己毕业后的前程似锦以及自己的种种宏伟抱负。
等到了大三则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就业还是考研。无论是哪种选择,努力都是必须的,于是,翘课的少了,上课玩手机的少了,专心听课的多了。上课时开始抢占前面的位置,上午八点的课六点就有学生去教室占位置,大一大二时校园常见的课堂上前面位置空两排的现象再也找不到了。有了自主学习动力,学习热情就变得空前高涨,每天的自习室都是人满为患,每天的教学楼里都有学生四处找自习室的身影。大四时考研的学生继续努力为考研做准备,准备就业的学生则忙着为就业夯实基础,准备就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如果每一位大学新生在刚入校时就思考自己的大学四年怎样度过?怎样度过丰富而充实的大学生活?面对未来自己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怎样去合理的利用时间?如果大学生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并付诸行动,大学生活就会丰富多彩,学习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规划,从而度过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否则大学四年就会在迷茫和困惑中度过。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处?磐?。”
性格和学习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在学习中比较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从而学习效率就会比较高,学习效率高了成绩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性格比较活泼的人则相反,在学习中表现出有选择性的特点,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会比较快的进入状态,对自己不喜欢的课程则很难做下来,比较容易偏科。性格决定命运,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发展,性格不同的人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时做出的判断和行为也会不同,判断和行为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成功不能复制,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会有许多经历、经验和教训,拥有良好性格的人会不断的总结,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成功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天才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学生的智力水平都差不多,但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不同,他们长大后的心理因素往往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而心理因素对他们的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强烈,学习目的不明确,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是对学习采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相反,如果学习动机强烈,学习目的明确,就会自觉地去学习,不用家长、老师去督促,这样学习就会变得轻松且充满乐趣。学习兴趣是学习的最佳动力,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有的学生目标很明确,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四年后的考研,所以大一时,当别的学生在忙着放松自己时,目标明确的学生继续延续高中的学习习惯,每天三点一线的往返于宿舍、餐厅、教室,当别的学生还在梦游周公时,他已经悄悄起床开始了晨读。当别的学生在宿舍看韩剧看得泪眼婆娑、打游戏打得废寝忘食时,这些目标明确的学生正在自习室潜心钻研。在忙着找各种机会放松自己的学生看来,这些目标明确的学生生活像个苦行僧,可对目标明确的学生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奔波在为理想而奋斗的道路上,辛苦而快乐!
我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是密切相关的,这项研究说明学习兴趣是学习活动的推动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取得好的成绩,而好的成绩的取得又反过来会强化学习兴趣,二者形成良性循环。对学习有兴趣了就会努力去学习,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浓厚的兴趣是创造性学习的重要条件。没有动力、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去学习,就不可能有效地掌握知识,成绩就不可能有效提高。意志力强的学生,面对挫折时是愈挫愈勇,学习成绩会不断提高。就比如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于智博留过级,在班里考过倒数,上的高中和大学都名不见经传,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于智博的人生不会太出彩。但于智博靠自己从小培养的不服输等软实力精神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谱写了自己多彩的人生:转入名牌大学,进入500强企业,考上哈佛商学院MBA。27岁毕业后成为花旗银行“全球领袖计划”成员,28岁担任联想集团总裁助理。现在很多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就有意识去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抗挫力等软实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这个马拉松长跑中能脱颖而出,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度过健康快乐的人生。
兴趣和爱好会促使人们去探索去实践,进而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当人们迷恋于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时,人的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例如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孔祥瑞。虽然他只有初中学历,但是就是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天津港码头工人,由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从而迸发出了无限的学习潜力,在不断的学习工作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创造了150项革新,给国家带来8000万元的效益。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敬业与乐业”,敬业,也就是责任心,也就是要热爱自己的学业或工作;乐业,即趣味,指一个人不仅乐意去做某件事,而且从中领略出趣味来。梁启超先生围绕“敬业”和“乐业”展开论述:在敬业的基础上乐业,乐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一些学生或由于考试的压力,或出于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或因教师几句赞赏的话语等,一时学习动力十足,步入勤奋学习学生的行列。但这种动力是不大可能持久的,因为刺激产生学习动力的那些因素只是外因,要使学生形成长远的学习动力,就必须靠学生的内因起作用。我们都知道,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只有学生从内心认识到学习的意义、体会到学习带来的乐趣,从内心愿意去努力学习,这样有动力的学习才会长久保持下去。
学习目的和动机正确了,如果教师授课方式和内容枯燥无味,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动机慢慢就会消失,所以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研究怎样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长久保持下去。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兴趣对学习的重大作用。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就是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之上,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不同的方式施以教育,保护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如果不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照本宣科,一本教案包打天下,不考虑学生个体的差异,要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有时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起点是个性,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个性向多方面、多角度发展,并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有效教学。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教育对象的不同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寻找能够促进激发学生充分发展的教学手段、方法,增强教学的个性化色彩,使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得以显现。现在的课堂由于多媒体的应用而变得丰富多彩,知识的拓展和深化增加了学生求知的欲望,填鸭式的教学让位于合作、自主学习,体现了课堂以学生为主的思想。
学习没有动力不行,有了动力还必须善于学习。也就是学习要注意学习方法,不能死学。法国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在总结读书的经验与教训时深有体会地说:“方法的得当与否往往会主宰整个读书过程,它能将你托到成功的彼岸,也能将你拉入失败的深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学习方法是多么的重要。有的学生每天很忙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可考试结果一出来,成绩并不理想。原因就是学习时不善于思考,不善于归纳总结,总是学一道题会一道题,一旦这道题改头换面就不会做了。每位学生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样学习起来才会事半功倍。
良好的心理因素能促进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和课下辅导中必须重视学生优秀心理因素的培养,以期学生能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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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创造力对一个人的脑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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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电线是指包覆绝缘层的电线。包括电磁线和通用绝缘电线(见电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航空绝缘电线耐动态切通试验影响因素的讨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持续快速发展,航空用电线电缆的研发和生产也得到长足的进步。目前航空工业中的两大高端线种为辐照交联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绝缘电线和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绝缘电线,特别是后者,除了具有优异的电气、机械、耐化学性能外,更以外径小、质量轻等优点而受到市场的青睐。
SAE AS22759 系列产品标准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航空用电线产品标准,在其规定的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绝缘电线的鉴定试验中包含一些特殊试验项目,其中一项为耐动态切通试验。该试验能模拟室温及工作温度下电线在机械挤压下的受损情况,以此评估电线的安全性能。
本文将描述航空绝缘电线动态切通试验,并就绝缘电线的导体、绝缘以及试验温度等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进行分析。
1. 1 试验方法
动态切通试验应按照ASTM D 3032 中第22 章的规定进行,但是切刀端部钢针的直径改为( 0. 254 ± 0. 050 ) mm。
( 1) 试验设备。拉力试验机,上夹具固定标准切刀,下夹具安装一个样品支架,该支架包含一个水平的金属台面用以支撑试样。拉力机配备一个高温箱,高温箱的尺寸能够满足试验过程中拉力机的夹具在箱内正常移动,并将箱内温度控制在标准规定的范围内。此外,拉力机还应配备一个12 V( 直流或交流) 的检验电路,该检验电路两端分别连接试样的导体和标准切刀。试验过程中,当切刀将电线的绝缘切破并与电线的导体导通时,检验电路反馈至拉力机,使其自动停止试验并记录试验过程中的最大应力。
( 2) 试验步骤。将一端除去足够长度的绝缘电线放在样品支架上,切刀垂直于电线。导体和切刀与检测电路连接。启动拉力机,以5 mm/min 的速度向下移动切刀对试样进行挤压。当切刀切破绝缘并与导体导通时,停止试验并记录试验过程中的最大应力。每测完一个点,将试样向同一个方向旋转90°并向前移动25 mm,测试下一个点。每个试样需要测试8 个点,8 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为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如果需要进行高温下试验,应在试验前将高温箱升至规定的温度并将试样和试验装置预热一段时间以达到热平衡。
1. 2 技术要求
SAE AS22759 系列产品标准规定了三个典型线规( 26 AWG、20 AWG 和16 AWG) 绝缘电线需要测试动态切通试验。根据导体种类的不同,最高试验温度可为( 260 ± 5) ℃( 最高试验温度为电线的额定工作温度) ,8个温度点下测量结果的算数平均值应不低于产品标准的规定。
试验初期,受到切刀的挤压之后,绞合导体的单线之间产生位移变化甚至变形,为绝缘层提供缓冲,即挤压产生的应力被导体形变吸收。此过程中,虽然电线承受的应力逐渐增加,但是绝缘层并未受到明显的破坏。随着切刀的持续挤压,绞合导体的单线变形达到终点,无法再为绝缘提供缓冲,此时绝缘完全承受切刀施加的应力,迅速破裂从而失效。可以认为,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由两个分量组成,一个分量为绞合导体形变提供的缓冲应力; 另一个分量则是绝缘层自身承受的挤压应力。
对M22759 /87-20-9 电线( 20 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镍铜导体) 进行动态切通试验,原始试样的绝缘厚度约为0. 2 mm,外径为1. 3 ~ 1. 4 mm。试验后,受挤压处电线被压扁至0. 4 ~ 0. 5 mm。可见在试验过程中,导体的变形是非常明显的,能够提供较大的缓冲应力。
试验初期,应力缓慢增长,绞合导体的单丝由于压力产生相互之间的位移变化。随着切刀的向下挤压程度的加深,曲线上出现一个波动,此时导体的绞合结构产生崩塌,单丝之间的变形基本结束,切刀挤压产生的应力急剧增加。导体形变结束之后,绝缘直接承受切刀的挤压,短时间内即被切破,从而试验终止。
导体、绝缘( 包括绝缘的结构以及绝缘薄膜的厚度) 以及试验温度等因素均会对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产生影响。
3. 1 导体
导体形变提供的缓冲应力是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导体形变的影响因素包括导体结构、镀层厚度以及导体的材质。由于相同规格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绝缘电线所用的导体结构基本一致,且过薄的镀层厚度对导体的机械性能影响较小,故导体结构和镀层厚度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对试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为导体材质。
航空绝缘电线的导体可以是有镀层的铜导体和有镀层的铜合金导体。铜导体材质较软,在挤压情况下形变的程度更高,所能提供的缓冲分量也就越大,故铜导体电线耐动态切通的能力明显高于铜合金导体电线。对同一厂家生产的M22759 /86-20-9 电线( 20 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银铜导体) 和M22759 /89-20-9 电线( 20 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银铜合金导体) 进行动态切通试验,测试结果可知,相同的温度点下,镀银铜导体电线耐动态切通的能力明显高于镀银铜合金导体电线。随着温度的升高,二者之间的差异有被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3. 2 绝缘
( 1) 结构
产品标准规定三个规格电线的绝缘绕包搭盖率在50. 5% ~ 54. 0% 之间,即电线的绝缘层大部分区域为2 层聚酰亚胺薄膜和2 层聚四氟乙烯薄膜组成,但是部分区域会存在3 层搭盖的现象。如果切刀与电线的接触点恰好为3 层搭盖区域,则该点测得的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将明显高于2 层搭盖区域。虽然标准规定测完一个点之后,将试样向同一个方向旋转90°,并向前移动至少25 mm,但是该操作无法保证每个测试点绝缘薄膜厚度的均一性,进而导致不同点所测的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具有较大的分散性。表2 列出了典型的M22759 /87-20-9 电线( 20AWG 线规,普通重量的镀镍铜导体) 的测试结果。从表2 可以看出,单个点的测试结果分散性较大,甚至可能出现两倍以上的差别。因此,标准规定每个电线均需测试8 个点,并取算数平均值,以此来降低数据偏差过大可能导致的试验误差。
( 2) 薄膜厚度
聚酰亚胺复合薄膜/聚四氟乙烯组合绝缘电线有轻型重量和普通重量两种类型,轻型重量电线所用的聚酰亚胺复合薄膜标称厚度为30 μm,而普通重量电线所用的聚酰亚胺复合薄膜标称厚度为50μm。聚酰亚胺复合薄膜越厚,能承受的机械应力越大,为耐动态切通试验提供的分量也更大。表3 列出了同一厂家生产的M22759 /86-20-9 电线和M22759 /91-20-9 电线( 20 AWG 线规,轻型重量的镀银铜导体) 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较厚的聚酰亚胺复合薄膜可以提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
3. 3 温度
航空绝缘电线需要测试高温下的耐动态切通试验。一般认为,随着温度升高,绝缘材料的强度下降,故随着温度的增加,产品标准规定的指标逐级降低。但对不同的电线,试验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
( 1) 绝缘材料抗切刀切割的能力变弱,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随之下降;
( 2) 绝缘材料强度下降,对导体的束缚能力也有所降低。随切刀挤压,导体位移变化更加容易,导体形变终止之前可以提供更多的缓冲应力。在此情况下,随着温度升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反而会提高。
温度对电线耐动态切通能力的影响可以通过试验结果得到验证。铜合金导体电线,因为导体的刚性过强,形变能力较小,故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主要由绝缘的机械强度提供。在高温的动态切通过程中,虽然绝缘的束缚力降低,但是导体形变所提供的缓冲分量并无明显提高,而绝缘材料的机械强度则明显下降,导致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随温度升高而显著降低。铜合金导体电线,因为导体形变能力较大,随着绝缘的束缚力下降,导体形变更加容易,提供的缓冲分量更高,所以高温下测得的动态切通试验结果反而明显高于常温。
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是电线电缆企业开发产品以及进行生产的重要依据。耐动态切通是考核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薄膜组合绝缘电线性能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指标。
除了本文所讨论的导体材料、绝缘材料和结构、温度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到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例如: 适当减少绕包过程中的绝缘薄膜张力可以降低其对导体的束缚能力,可以使得导体在试验过程中的变形更加容易,进而有效提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 但是过低的薄膜张力可能会损伤电线的其他性能,如绝缘剥离力、强迫水解、耐电弧等。因此,企业应通过大量的验证工作以确定合适的生产工艺,在不损伤其他性能的基础上,有效提高电线的耐动态切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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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面临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流动人口约2.36亿,其中75%由农村流向城市,在工程建设中,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约2700万人。移民问题正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工程移民的安置,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大规模移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公共服务供需变化,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的改变等亟需解决,所以,移民研究势在必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显得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国际移民的数量持续增长。 从联合国 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数据来看,2013 年全世界共有 2.32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 3.2%,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 69%,发达国家占 31%. 这一数据表明世界移民的规模日益庞大起来, 移民问题体现着全球化的特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Howard F.Chang(2007)在研究国际人口自由化迁移的过程中 ,发现 国际人口自由迁移不仅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得到增长,缩小了国际收入差距,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普遍上升。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技术移民的净效应表现为积极的,它能促进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Mark C. Regets,2001)。
移民问题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关系着一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政策制定者逐渐重视移民政策对国家人口迁移的影响,看到了国家这一主体在人口迁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最大限度地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决定移民的发展、规模与迁移方向。 移民政策开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并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当下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新的议题。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针对移民是如何发生的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比较着名的有 E.Ravenstien 的推拉理论、OdedStark 的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以及刘易斯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纷纷以具体的国家为例对迁移的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Thomas K. Bauer 和 Magnus Lofstrom等(2001)对 12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移民的跨国迁移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最大化收入总量。 迁移过程中的难民则是由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导致的,社会动荡、战乱等因素迫使人们背井离乡。 另外,影响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地区工资差异、移民的成本、连锁迁移以及政府的经济激励 (Barry R.Chiswick,Timothy J. Hatton,2002)。 Mathias Czaika 和 Marc Vothknecht(2012)还认为移民相比非移民来说具有更远大的目标,他们进行迁移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收获未来的幸福生活。 除了政治、经济的影响,迁移行为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EmekBasker(2002)认为教育因素对迁移有着重要影响 ,他讨 论了美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和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 把教育作为自变量研究迁移的变化,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人们迁移的倾向也增加。
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是决定移民迁移、 以何种形式迁移的重要因素。 个人的迁移愿望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家庭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国家的移民政策最终决定人们的迁移行为能否实现,移民政策的制定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
移民政策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政府以及各种政党势力由 于 政 治 原 因 , 对 人 口 迁 移 进 行 规 范 和 强 制 . CarineGuerassimoff(2003)对法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了研 究 ,他认为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因素, 指出法国的不同政党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右翼党派极力排斥外来移民,左翼势力则坚决支持外国移民的进入。 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政党政治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颇为显着的。极右派具有强大的民族正义感和排外心理,为了迎合本国公民,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禁止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
利益集团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 传统的移民国存在着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由于种族主义的盛行,白人与黑人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黑人通过成立协会组织来反抗白人的歧视与压迫,保障自身的利益。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持反对移民的态度,原因是外来移民的流入,使当地人的就业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这些工会、教会等组织对政府提倡的鼓励技术性移民持反对态度。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各国制定移民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国在考虑移民政策的过程中, 往往结合当前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以及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通过政策来删选所需人才,确保所需的人力资源。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老龄化问题尤其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影响较为突出。 因此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劳动力需求这一现实因素。 法国最初对移民实行无限制政策,就与法国的人口数量密切相关,需要大量的外来青年以满足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此外,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加拿大长短期目标有关, 加拿大的长期目标是实现经济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短期目标是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移民对接收国的就业和福利有很大影响, 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 Tim Krieger 和Steffen Minter(2007)发现有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中强调限制非技术移民的进入,原因是一方面他们认为移民是净福利接受者,担心移民对本国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本地人有严重的排外情绪,政府担心移民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
(三)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
不同国家因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信仰,对移民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差异,这其中涉及到了移民的同化问题、民众的态度等。 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也是自由、不加干预的。 种族主义盛行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移民的流入。
Carine Guerassimoff(2003)在分析法国移民政策时指出 ,在文化这一层面上,法国对移民政策有很大争议,实质上是法国存在的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是对民族融合理念的严峻考验。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学者就移民数量增长这一现状,对群众进行了民意测评。 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公民认为当前法国的外来人口过多,他们无法顺利融入法国社会中,若政府不能很好地对移民进行控制,社会各不同种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会造成紧张,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着移民政策的制定。 民众普遍认为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他们往往采取行动抵制外来者的进入,并对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对移民进行限制以保护他们原有的权益。Timothy J. Hatton,Jeffrey G.Williamson(2009)发现发达国家的公民比较敌视外来人口,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都促使公民在选举中对限制移民的政策进行投票。 此外,接收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群体---移民群体,事实证明大批的国际移民对接收国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接收国的说客、国家议员,在该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大批的移民还可能影响一国的文化认同、选票结构以及政治势力分布。 这类群体则坚持支持外来移民进入,反对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
一个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制定都是为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所服务的,移民政策也毫不例外。 移民政策是否合理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社会能否稳定,民族能否和谐。 如果说个人的迁移意愿受个人思想和家庭成员所支配,那么他能否顺利迁移、以何种方向迁移、迁移到何处去都取决于国家的移民政策。 从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化来看,每一时期移民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当局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所采取的最有效手段。 国家的劳动力短缺时,就会打开国门,鼓励外籍劳工进入;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排外主义情绪又使得接收国关起大门,多次限制移民。
总之,移民问题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各国政府应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根据本国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形势,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更好地引导和规范国家人口的迁移行为,发挥移民政策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应尤其注重对高科技人才争夺,采取吸引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对于促进各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Hward F. Cha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LaborMigration:Recent Estimates and Policy [M].Temple Political &Civil Rights Law Review,2007,(16):321.
[2] Thomas K. Bauer ,Magnus Lofstrom, Klaus F. Zimmermann.Immigration Policy,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and Natives'Sentiments towards Immigrants: Evidence from 12 OECD-Coun-tries[R].IZA Discussion,2001.33
[3] Barry R. Chiswick, Timothy J. Hatt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nd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Markets [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03.
[4] Mathias Czaika, Marc Vothknecht. Migration as cause and con-sequence of aspirations [R].University of Oxford IMI Working,2012.57.
[5] Emek Basker . Education, Job Search and Migration[R].2002.
[6] Timothy J. Hatton, Jeffrey G. Williamson, Vanishing Third WorldEmigrants[R].NBER Working Paper No. 1478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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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一旦高收益难以变现,资金就无法继续流动,风险投资就失去了其能够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也就无法继续发展。 风险投资退出在风险投资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风险投资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是其获得投资收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前提。文章重点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在分析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转让、清算三种退出方式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关键词:风险投资 创业企业 IPO 股权转让 清算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又可以称为创业投资,是指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同时为其提供相应的非金融服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从而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风险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活跃的资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注入生命力,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实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两轮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风险投资的运作经历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退出是此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风险投资是否成功,能否获得高额风险收益决定性的一步。据估计,风险投资的20%-30%是完全失败的,60%是受挫的,只有5%~10%是可能成功的(张树中,2001)。而成功的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快速发展,孙少青(2002)对不同国家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经验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和畅通的退出渠道是推动风险投资业不断发展的基础。
本文从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现状入手,先后探讨了三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优劣,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着手分析影响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因素,最终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作出评价和建议。
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一般可以分为四种: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并购、回购和清算。本文为方便研究,依据其性质将并购和回购统一称为股权转让方式。
(一)首次公开发行
首次公开发行(IPO)是指通过创业企业股份公开上市,风险投资机构将其拥有的私人股权转换为公共股权,交易后实现资本增值。股份公开上市一致被认为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方式,通过良好的证券市场,风险资本家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但风险投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并获取巨额利润,大约有1/3的创业企业是亏损甚至无法收回投资的,而另外1/3只能收回初始投资额。(黄大柯,2015)
图1给出了2006年~2013年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上市概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实现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数量和融资额大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转折点,但在2008年和2011年却大幅回落。IPO个数和融资额在2007年的大涨幅是受当时大牛市的影响,IPO个数较2006年增加了250%,融资额增加了1264.23%。而2010年的大涨幅是受IPO重启和创业板的带动,IPO个数增幅为380.30%,融资额增幅为595.34%。2008年和2011年IPO个数和融资额骤跌分别是受到金融危机股市震荡下调和IPO市场低迷的影响,可见股市的活跃度以及金融危机均会影响风险投资选择IPO方式退出。
(二)股权转让方式
股权转让方式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股份出售和回购。股份出售最常见的形态是企业并购(M&A)。风险投资并购方式退出可以实现双方获益,一方面风险投资可以取得现金或可流通证券,从创业企业中迅速撤出,只需要付出搜寻买方和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战略并购者能快速有效控制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由于并购者希望独享被并购企业的企业价值,通常愿意高价全部并购,风险投资能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实现退出。但对创业企业而言,并购后就失去了独立性,受限于并购方的战略计划,难以维持自身的发展目标,这是创业企业家不愿意接受的退出方式。
除了企业并购,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多为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即第二期收购。第二期收购是风险投资机构被迫采用的一种退出方式,是投资失败的一种表现。风险投资周期长,投资到产出需要较长时间,同时还会面临未知的风险及障碍,因此当风险投资机构错误预测投资周期时,会面对投资基金到期要退出的压力。这迫使风险投资机构将自己持有的创业企业股份转让给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由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接手二期投资。此时风险投资公司议价能力弱,并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退出价格,是较劣势的一种退出方式。
回购则是指创业企业家本人或管理层出资购买风险投资机构手中的股份,可细分为原股东(创业者)回购和管理者收购。回购退出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创业者或管理者获得创业企业的全部股份,有利于发挥其自主性,避免风险投资机构干涉创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为防止创业企业在后期发展受限,资金被无效占用,无法收回投资回报而签订的一种保障性措施,保障其仍能收回全部或部分投资。
图2列示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股权转让退出方式的细分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原股东回购是主要的股权转让形式,占比30%-60%,尤其是2009年从41.38%上升到62.28%,增幅为51.51%,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导致创业企业发展受限,同时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其他渠道收回投资,故采取回购方式。这进而表明回购是风险投资企业的备用退出方式。管理层收购占比在2009年骤降到3.51%后于2011年再度回升到17.31%,但2013年又有所回落。企业并购占比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均处于8%的低位,其余则处于20%左右的占比,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即第二期收购的占比较高,2010年最高占比达到33.04%,仅次于原股东回购方式,可见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效率不高,以较为不利的方式退出。我国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通过IPO退出障碍颇多,故股权转让尤其是原股东回购是我国占绝对性主导地位的退出方式。
(三)清算
清算是在风险投资不成功或创业企业经营不善,受到市场和大环境的不利影响或无法顺利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所采取的一种退出方式。虽然此种方式将带来部分损失,但可视其为沉没成本,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风险投资应从不成功的创业企业中撤离。通过破产清算,风险投资还能收回部分初始投资,再将其投入到下一个有潜力的项目中去,实现资本增值,弥补亏损。
图3反映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退出方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清算方式退出的比例极低,仅占6%以下,不是我国风险投资主要的退出方式。
(一)内部因素
1.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量、需求结构、运作效益都是不同的,因此作风险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创业企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相应地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若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则外界会看好创业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市场会追捧从而促使其股价上涨,此时最有效的退出方式便是IPO。若企业处于成熟期,发展稳定,股权转让将是有效地退出的方式,尤其是股份回购。由于内部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股份回购不仅能降低谈判成本,还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价格,不仅使创业企业收回控制权,还能使风险投资机构收回资金流的同时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2.风险基金存续期。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基金的组织形态,同时管理几只风险投资基金,因此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需要合理选择投资项目,错配基金到期时间。当一只基金的存续期届满清算时,资金将会注入到新的基金中继续进行投资循环。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受到基金时间长短的影响,若基金将终止,即使风险投资运行良好,将来会带来持续收益,还是需要考虑退出。此时为了比较快速高效地实现退出,风险投资机构会选择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3.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主要由政府支持和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大致可划分为政府、民营、外资及混合型四种形式,其中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出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主要的投资人,此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没有分开,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难以实施高效的投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独立性,投资决策受到政策的制约,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往往缺乏效率,影响风险资本退出的效益。
4.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良好的声誉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拥有良好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容易吸引高质量的创业企业,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在风险投资退出时,良好的声誉可以使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得到市场认可,不仅退出渠道畅通而且可以以较高的价格退出,获得更高的投资溢价。IPO是风险投资最优的退出方式,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关系网络,熟悉IPO的退出流程,能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审查,实现上市目的。而且高声誉会带来投资者的追随,从而可以减轻IPO折价,以较高的股价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
(二)外部因素
1.经济景气程度。经济景气程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活跃性从而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资本市场活跃,资金充裕且投资者信心增强,此时风险投资选择IPO退出成功率高,而且能获得较高投资收益;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本市场低迷,投资者会持观望态度,此时风险投资以IPO方式退出风险较大,因此大部分风险投资会选择股权转让形式退出。部分创业企业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会使得其产品滞销,发展受阻前景暗淡,此时风险投资只能选择以清算方式退出,宣告投资失败。
2.资本市场制度限制。IPO退出方式对企业的资质限制较多,尤其是主板市场的上市条件比较严苛,一般的风险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难以达到上市要求,只能寻求条件相对宽松的创业板的支持。而股权转让方式所依赖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诸多限制条件,只需有明确规范的产权界定规则,企业间的并购就可以在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的协助下完成。当企业的资质达不到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时,只能以股权转让这一次优方式退出。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风险投资能够以IPO的方式退出。
3.信息不对称。由于创业企业没有和上市公司一样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故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创业企业产品和市场的认识会低估企业价值,从而产生IPO折价问题。股权转让退出方式中,由于交易双方对创业企业的了解深入,能够真实评估创业企业的价值,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风险投资企业达成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如战略收购者和创业企业同属一个行业或同一个产业链,管理层和创业者属于内部人,充分掌握创业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都能以专业的眼光评判创业企业价值。因此,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购买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
4.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约束,且对股权转让退出和清算退出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公司法》相关条例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票,堵住了风险投资回购退出方式的口子。《证券法》针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也有相关限制条例,增加了风险资本通过并购来实现退出的成本。另外目前《破产法》不适用于大部分企业,众多创业企业只能采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破产问题,阻碍了风险投资通过破产清算来实现退出。
本文对我国风险投资三种退出方式分别作了分析,从现状入手研究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增强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和多样化,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样化的退出渠道。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主板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虽然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主板低,但大部分创业企业仍然无法达到上市条件,IPO退出渠道不通畅。针对这一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筹备战略新兴板,拟实行差异化上市条件和制度,为暂时达不到要求的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降低门槛,为风险投资退出拓宽渠道。同时,证券市场现行股票发行核准制也将改革,转变为注册制,减少监管机构的种种限制,为风险投资实现IPO退出减少障碍。我国应在现行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上市门槛,加强监督,根据创业企业的需求设计资本市场,使得更多的风险投资能通过IPO这一有效方式退出。同时应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降低股权转让的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股权转让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二)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缺少对风险投资的法律保障,为使风险投资更好地运作,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风险投资业务有法可依。如完善《公司法》对创业企业股权回购的限制条款,以及《证券法》中对风险投资股份限售的条例。同时对创业企业的破产清算,应制定相应法律措施,保障各方的利益,尽可能为风险投资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风险投资机构的利益。
(三)增强风险投资机构独立性
政府应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以确保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政府投资基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分开,由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来市场化运作风险投资基金。同时政府作为引导者,不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中,而应最大限度地集合公众投资人,集合社会资金来发展风险投资业。
(四)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建设
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声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增加所投创业企业的市场估值,提升投资回报率。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合理安排基金存续期的能力,以减少投资失败的几率,尽量避免以第二期收购方式退出。在投资决策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要完善甄别和挑选创业企业时所用的评估体系,确保所投创业企业有较高市场潜力,从而在将来能有更多的退出渠道选择及较高议价能力。
[基金项目:杭州市软科学重点项目“杭州市‘十三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编制研究”(20140834M-203)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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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各高校工作任务的重心。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系统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因素十分有必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等教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从高校教育体制、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初等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论述,高校教育体制导致教师素质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教育利益化,教育责任感淡漠;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控能力差,重文凭轻知识;初等教育“全能型”培养方式,以及教育资源匮乏、不均衡和“填鸭式”教学现状对高等教育质量起到本质上的影响。
关键词:高等教育 教育质量 教育体制
目前,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高,高等教育质量也出现逐年下降趋势,很多研究人员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学校招生规模扩大、高校自身的运营机制、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不完善、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松懈等因素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1}。笔者作为高等教育者,从事普通高等教育一线教学工作已经18年,从自己走过的求学之路、目前初等教育改革以及在教学中接触到的历届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变化,认为以上因素不尽然,也许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更能体现其本质。
目前,一些高校教师的薪资与教学水平和质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教好教坏都一样,用心不用心一个样,高校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评价和奖惩制度,教育只是一种工作,没有了责任心,变成了良心活。大家更看重经济了,而忽略了教育责任,“以教学带科研”和“以科研促教学”的教学理念本来无可厚非,但需要教师准确把握教学与科研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科研水平高,教学水平却不一定高,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部分教师很难做到二者兼顾。现在高校教师都在忙于搞科研、拿项目、套经费,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还是为了名和利,科研搞得好,项目大、资金多,在高校的地位就高,因为高校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标准重点集中在学术科研上,过分强调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特别是在教师晋职称、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通常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放在首位,而将教学水平和能力以及教书育人的目标放到了后面{2}{3}。只要科研搞得好,一切好处和利益都来了,人际关系广,领导也看重,没有人会看你教学质量和教学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因为他是科研能人,身上的光环太多,没人敢质疑。而对于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却得不到任何肯定和评价,因为教学质量没有评价指标,也没有奖励制度,即便有奖励,考核的还是项目、论文、获奖和教材。
所有的教师都在搞科研、编书立著,还有多少精力去研究教法、去备课,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所以,一些高校的“知名人士”都不是纯粹的教育者,教学质量是不可能靠他们来提高的,但他们又是高等教育一线的“明星”,大家都会向他们学习,因此十几年下来,在一些学校教育已经变了味,高校教师的素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变成了某些人“发家致富”的途径和工具,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4}。
十几年前,一名青年教师要想走上讲台,必须给两名老教师助课一年以上,经过多次试讲才可以走上讲台,而且第一轮只能讲授一门课程。现在青年教师已经没有这个经历了,刚毕业就能上讲台了,没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怎么能提高教学水平,这样下去教学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由于高校扩招的影响,大学生整体素质有所下降。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心态的变化才是导致其素质逐年下降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一直都是在学校和家长的全面监管下学习,可以说起早贪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上大学后,失去了监管,时间自由了,大学生的学习心态发生变化,认为自己的学习任务完成了,该放松、该玩了,于是天天玩电脑、玩手机、处朋友,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没在学习上。在这种环境下,真正能抵挡住诱惑的学生太少了。大学生的这些状态让高等教育质量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大学生的学习目标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我国,文凭还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仍是学生走向成功的最佳“跳板”,文凭比知识更重要{1}。上大学不是为了学知识、学技能,而变成了混学历和文凭,在课堂上用心学习听课的同学少了,看电子小说、打游戏的多了,虽然不是绝对的,但这种现象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教师、学生,甚至教学督导、学校领导都默许了。这也导致一线教师对教育失去了信心,学生认真听课的越来越少,和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少,向教师问问题的也越来越少了,学生的注意力没在课堂上,教师慢慢地也不会去认真备课,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讲授技巧了。有的学生以考研为目标,也是为了考研而学习,只学考研的科目,正常学习的课程也不学,甚至课都不上,天天去图书馆学外语和高数了。先不说这样的学生能否考上研究生,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匮乏的,专业技能也是欠缺的。这样下去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不可能提高。
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没有一个良好开放的初等教育,将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我国的初等教育就是一种“填鸭式”教育,教育改革多年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还有越演越烈之势。教育改革措施的制定,如果没有从事教育一线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参与,无法深切体会到初等教育的现状和困惑,改革措施就可能事与愿违,虽然改革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但有的措施不切合实际,执行起来却很难或者执行的效果和初衷不一致了,目前家长和学生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本上花费越来越大,就目前高考来说,如果到2017年不分文理,家长和学生将来在教育上的投资会更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感觉现在的教育理念变成培养孩子“文理兼通”全能型学生了。初中生现阶段的学习科目已经达到10多科,总计几十本书,几乎不分主次,每科在中考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连会考结业的科目都占有50分以上,所以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天天补课,学生的减负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学生负担越来越重。这种现象如果不从教育本质上来改变,将会导致教育体制越改学生越累,越改效果越差,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教师补课收费现象,原因是现在家长求着老师补课了,不补不行,课程太多,孩子在学校消化不了,不补就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好大学,说来还是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资源不平均。现在的初、高中学生变成了学习的机器,而且是接收器,只会学习,动手实践能力、思维创新能力越来越差,真正成了高分低能,到大学再想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就太难了,思维已成定式,创新思想受限,中小学开发创新思维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样的学生又能有多少的创造力。而且,这样承受12年压迫的学生一到大学对外面的新环境,自控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处理问题和事务的能力都很弱,又出现了部分家长在大学陪读的现象。
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要想改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的体制和初等教育现状。尊师重教,提高一线教师待遇,改变教师晋职条件,促进初升高、高升大的教育制度,逐步培养具有特、专等一技之长的学生。开发思维,培养创新思想,鼓励中、高、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从小就开发培养学生创新思想和创新意识,让学生真正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循序渐进地逐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
[基金项目:佳木斯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幕课教学模式在本科生公共选修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基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机械类单片机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JG2013010521)和佳木斯大学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Cxtd-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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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试通过对国内旅游经济与国内旅游人数、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相关分析了解各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程度,提出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消费支出水平、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以及科学发展国内旅游等政策建议。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我国的旅游业存在发展不平衡,地区旅游效率和生产率发展存在差异等现象。所以为了研究旅游业发展规律,将对相关变量和指标进行OLS回归分析,系统研究对旅游收入增长因素,以便于规划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收入;影响因素;人均旅游消费
①我国旅游业的现状。中国幅员辽阔,风光秀美,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国内外的游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旅游业具有拉动内需、改善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又因为它低污染、低能耗和高经济性,又被称作“无烟经济”和“朝阳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便飞速发展,国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各地政府也都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4.4%,远高于同期GDP9.76%的增长率。2011年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1257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3.14%,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27%。据估计,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以及政府旅游的增长速度将达到10.9%,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②文献综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国内许多学者也就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占祥(2008)认为人均GDP、国内旅游人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国内旅游收入都成正相关;许建国(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需要从增加旅游特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入手;唐文萍(201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旅游人数、居民可收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假日经济制度是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聂晓庆(2014)认为国内旅收入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农村居民旅游花费、铁路运营里程、利率水平的变化,而且取决于上期国内旅游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较多,而且研究角度也不同,总体来说,国内旅游人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旅游花费和铁路运营里程等因素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也将从其中的角度出发,同时加上国内不同时期的旅行社数量这个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1 数据的收集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众多,因为旅游业具有很多特点,其中综合性即旅游业是集行、游、住、吃、购、娱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产业,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决定了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较为复杂。旅游收入来自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以城镇居民为代表),同时还可能受到基础设施如旅行社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涉及的变量有:
Y: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X2:国内旅游人数(人次);
X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
X4:国内旅行社数量(个)。
1.2 变量的选择
通过观察数据,根据收集到的1994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其模型表达式为:
Yt=β1+β2X2t+β3X3t+β4X4t+μt
其中:Y为t年的全国国内旅游收入(亿元);X2为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X为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X4为国内旅行社数量(个)。各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预期都大于零。β1表示在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收入的固有增长率,可近似地认为旅游收入Yt是各因素的加权和,βt表示个因素的权数,βtXt表示个因素在旅游收入增长中的贡献。μt为随机扰动项。
■=-4320.224+0.0994X2+2.8069X3-0.2764X4
由于X4不符合经济检验,所以将其去掉,再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ln■=-12.5390+1.0728lnX2+1.2781lnX3+0.0153lnX4 该模型R2=0.985603,R2=0.982518,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319.4809,明显显著。当α=0.05时,t0.05/2(n-k)=2.160,只有X4的t统计量小于2.16,t检验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虽没有完全消除,却也被修正一部分。对系数的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旅游人数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28%;国内旅行社数量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0.015%。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都与先验预期相一致,则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国内旅行社数量都与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经过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从上述的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可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和国内旅行社数量都和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这和现实相一致,符合经济意义,即各解释变量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旅游收入增长。所以想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改善旅游结构,就必须先是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出现增长,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2.1 鼓励居民出行,增加旅游人次。针对居民生活水平挺高,追求更好地生活质量的心理,积极选出旅游理念,并且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游玩。政府应该积极扶植当地的旅游产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积极引导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部门应该增加旅游活动中的创新点,提出特色旅游和实惠旅游。比如在景色良好,民风淳朴的乡村开展“农家乐”特色旅游,游客来到此处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好的景色,还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民风文化,吃到地方特色美食,一举多得。另外,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可以采取收取不同票价的方法来吸引游客。
2.2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力度,能够增加游客们出行的便利,使游客们玩得舒适,更增加旅游的吸引力。比如,畅行无阻的铁路和公路路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游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减轻旅客在途中的疲劳。加快对这些地区的基础交通建设,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还应该建立舒适的住宿环境和服务,可以使游客们舒缓疲劳,并为他们的旅程锦上添花,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些景区的吸引度。
2.3 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均旅游花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节假日旅游人数过多,使得很多人避免出行,所以应该完善合理的休假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在繁重的工作生活之余享受生活,而且还可以使旅游收入增加。另外,改善旅游景区的购物市场环境也很必要。现在,各旅游景点“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给游客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也因此减少了景点的人流量。因此,景区的商家应该改善服务态度,为游客们提供具有本地区特色并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商品的定价也要合理,让游客们觉得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消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经济越发达的情况下,旅游的收入才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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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就业形势出发,大学生就业难会给人力资本的投资造成影响,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具有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作用。相关资料表明,大学生就业难属于普遍性趋势,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合理性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多元化,可以减轻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就业难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大学生的教育投资是否有价值可言,职业教育是否胜过大学教育,家庭教育投资又当何去何从?本文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现状下,以家长投资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资助孩子上大学看成是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通过问卷设计,以实证分析来清楚的展示家长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就业难是否影响了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后,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大学生数量的剧增打破了原有的“物以稀为贵”局面,就业难成为时代焦点,“脑体倒挂”现象随处可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不对等,于此同时,职业教育迅速崛起,白领不如蓝领,上大学不如当技工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主要表现在家长资助孩子上大学,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家长认为教育投资会带来预期收益的时候,家长才会资助孩子上大学。而大学生就业难会影响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起,教育问题成了众多专家学者探讨的话题。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不但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更关系着国家人力资源的整体发展。而大学生就业形势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是不可分割的。对于个体投资者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主要以就业为表现依据。现今,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意味着损失了投资收益。因而,要将我国国情下的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收益两者合二为一,透过就业困境研究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以此对大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1.1 研究假设
家庭投资意愿取决于家长对教育的预期收益,本文从家长对教育的投资情况出发,通过家长对不同阶段孩子上学的支持程度来作为家长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家庭在“就业难”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中,由于信念影响行为,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不同影响了投资意愿。由此,我们假设以下几点:
假设1: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强。
假设2: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
假设3:学费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
假设4:专业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
假设5: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
1.2 检验研究假设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S13=a+a1S6+a2S7+a3S8+a4S9+a5S10+a6S11+a7S12+a8S14+a9S15
本文的因变量是家庭的投资意愿,即家庭在对投资收益进行预估后,资助孩子上大学的投资行为。
自变量是家庭承担“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的意识(S9、S10、S11、S12)和客观条件变量(S14、S15、S7、S6)。对于家庭承担“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的意识这个自变量我们又从家庭责任(S11)和社会责任(S9、S10、S12)两个维度进行衡量。社会责任是指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环境之下,责任主要有政府、学校还是大学生个人来承担。本文选择的社会责任变量为公众责任(包括政府、学校、企业)、私人责任(大学生自己);而客观条件变量主要包括学费、专业认可程度、学校认可程度,表示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这些客观因素对家长投资意愿的客观影响状况。
在对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模型的Durbin-Walson值为1.957,接近2,说明在此模型中,数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模型完全具有实用价值。
为了避免受学校、专业、年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2011界会计专业的学生家长为此次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从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客观条件三个维度去深入,探究家庭在大学生就业难形势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70份,其中2份问卷无效,有效问卷有16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数据处理和估计均采用SPSS20完成。
2 实证结果和分析
对于研究假设的检验,我们在运用模型之前,首先要对问卷的代表性进行检验,再对全样本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大致了解我们所获得的数据的分布状况。接下来要对相关变量做相关分析,检验相关程度,最后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假设,得出结论。
2.1 问卷信效度分析
2.1.1 信度分析 Cronbach Alpha系数、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以及“项已删除的Cronbach Alpha值”的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的信度良好。Cronbach Alpha系数为0.931,大于0.7.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极佳。“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最小为0.583,都高于0.4,而“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 值”,都不高于0.931。表明问卷总体信度也符合标准。
2.1.2 效度分析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Sig.为000、KMO数值为0.906,大于0.7。根据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和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为原则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抽取出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特征值为6.19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948%,表示该因子可解释整体61.948%的信息,达到60%的最低标准。同时,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651,都大于0.5,说明所提取的因子可以被接受。可见,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2.2 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调查研究对象当中年龄在43-60范围之间,教育水平也分布在初中到硕士以上之间,从调查对象我们可以发现家长的学历基本集中在大专和本科,而这些家庭在孩子上学期间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
本研究各变量如表2所示,父母在选择孩子深造的问题上深造的问题上,均值为3.45和3.77,主观上普遍认为孩子无论是否考上好学校,都会让孩子继续读书。就业难到底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从调查分析显示,政府和高校均值都低于3,政府缺乏相应好的政策,高校没有及时调整专业安排,没能与市场需求相接轨,家长认为孩子难找工作,政府和高校负主要责任。孩子上大学的必要性,极小值为4,很肯定地表明家长都是很希望孩子上大学的。在学费问题上,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尽力送孩子上大学。即使客观条件受限,也动摇不了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美好未来的寄托,希望他们有一个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2.3 相关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表3研究可知,家庭在“就业难”的责任到底有谁承担的问题中,政府要承担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学校要承担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家长要承担主要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由此假设2: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得到验证。同样,学生自己要承担主要责任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正的,这说明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由此,我们假设1: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强得到验证。
由表4研究可知,学校的认可程度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也就是说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家长选择弃读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由此假设5: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得到验证。同样,专业认可程度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负的,说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那么孩子进不了好专业,家长选择考研或出国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由此假设4:学校认可程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得到验证。
由表5研究可知,家里能够承担起孩子上学的学费状况和家庭投资意愿之间的Pearson值是正的,说明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在家长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是愿意支持孩子上学的,而Pearson值-0.153表明当高等教育的学费提高时,家庭投资意愿却越弱,由此假设3:学费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得到了验证。
2.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6列示了大学生就业难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我们分析可知:
①a2、a4、a7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表明专业认可程度越强,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也越强;政府以及个人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也越强 。a1、a3、a5、a6、a8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家长选择弃读的越多,家长的投资意愿越弱。社会责任意识越高,投资意愿越弱。当高等教育的学费提高时,家庭投资意愿降低。
②从标准化系数这一栏中,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认为“就业难”责任应由大学生自己来承担这一自变量的作用比其他自变量都要大。而从Sig来看a6、a8、a10、a12的值都小于0.05,说明对学校及专业的认可程度、大学生就业难责任由学校和个人承担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很大的统计意义的。
③大学生就业难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之间有着相关关系。家长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的预估,来做出是否资助孩子上大学的决策。在就业难的社会背景下,家长投资意愿也随之发生改变,一般而言,个人责任意识越高,其投资意愿也越强。而社会责任意识却与之相反。
④在社会责任意识当中,政府责任尤为凸显,政府责任意识越强,家庭的投资意愿越弱,家庭把主观希望都寄托在政府上,政府的支持力度,为家庭教育投资减轻了一定的压力。
⑤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影响到为了孩子上学而能提供的学费,当学费需要自付,且超过或者与家庭收入状况持平时,家长的投资意愿会减弱。
⑥学校的知名度和专业的热门程度也会影响家长的决策,学校的知名度越高,即使在就业难的状况下,总体就业情况会比一般学校要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支持热情也会提高,同样,专业的情况也是一样。
首先,教育在人们形成正确投资价值观的过程中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要坚信教育的普及能够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在积极倡导学习的社会大环境下,家庭也会在这样的风潮中积极主动的接受教育。客观做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政府作为制度改革的指挥者,要始终带领队伍向前沿靠近。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完善教育政策,统筹分配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开展教育进社区,教育进村落的全民教育活动,让全民参与教育,与时惧进,形成正确的教育投资价值观。
其次,家庭经济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费用的上升,制约了民众扩大投资教育行为。由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旧要坚定不移的发展经济,挺高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要把经济带来的福利回馈给广大民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另外,要适当控制学费的上涨幅度,对农村家庭及贫困家庭提供经济补助,鼓励他们投资教育,调动这些人群的投资积极性。
最后,要明确各方社会责任,有计划地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从学校角度来说,学校要打造自身的教育优势,特定培养优秀的某专业人才,以独特的专业优势来吸引学生。同时,学校要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人数,根据市场需求按比扩招。积极寻求企业帮助,联合企业,开展校企培养模式。从个人角度来说,大学生个人要有足够的自我责任意识,积极寻求职业指导,有合理的职业目标,结合自身优势和学校教育平台,主动学习,培养自身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出台政策鼓励高等教育投资,鼓励校企联合,促进大学生就业。从家庭来看,要理性看待教育投资,虽然教育收益在就业难的情况下,与原先相比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要相信教育的投资和收益是呈现正相关的。知识改变命运依旧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教育改变的不只是现状,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超越。
通过本文的调查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家长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的预估,如果估算出的收益相对较低,则其投资的意愿就会降低。从总体上看,在这个社会面临就业难的形势下,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一结论也给当前社会会各界带来一定的警示作用。即把学习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能帮助个人投资者深入了解投资行为,从而对教育投资做出理性的判断,及时纠正片面的教育观,提升自我人力资本,增强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效用。让每个人学有所用,促进全民素质提高,利于形成结构合理的社会人才储备,以此满足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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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投资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但一般投资巨大、工期较长、技术复杂、施工环节和制约因素较多,涉及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等方方面面,影响其建设及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往往受政治、技术、经济、社会、自然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和随机性,使水电投资项目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对水电投资项目风险评价及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水电投资项目风险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预留一个一次性的项目结束日期,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从规划,评估,可行性研究,选择,准备,实施,直到每个过程的完成有很大的风险,水电项目的开发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周期长,风险也越来越大,通过结垢造成的风险损失也越来越大,这已促使研究人员和实际管理者注意风险的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
水电投资项目,又称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它是以形成固定资产为目的,由勘测、规划、设计、建筑施工、设备购置安装、技术改造活动以及投产经营活动等一系列与此相联系的其它工作构成。所以水电投资项目的整个项目周期包含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水文、气象、地质、施工方案、施工技术、施工管理和资源供应等,项目从立项到运营都存在风险。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一)水文及地质条件的不确定性
目前水文计算水平仍停留在统计学范畴的阶段,误差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例如洪水等自然现象的产生,它一个是复杂,随机的过程,无法预测。同样,地质勘探的理论、手段也不可能精确地将实际情况完整的反映出来,一旦出现重大偏差,那么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
(二)淹没补偿征地及拆迁移民安置的不确定性
我国目前对于淹没补偿征地及拆迁补偿标准并不太高,移民安置便是一大问题。当地政府部门能否履行好自己的指责,切实负责为移民排忧解难,解决移民的问题?谁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三)项目建设费用的不确定性
项目建设费用的变化,一方而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经济效益,另一方而还会影响到项目的建设进度,更严重者甚至会导致项目搁浅。由于技术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以及技术复杂的特点,导致我们也不能对项目建设费用进行绝对精确地估算。目前水利项目费用估算精度基本采用西方国家标准,即可行性研究阶段±30%,初步设计阶段±20%,施工阶段±10%。若水利项目长期存在实际投资突破概算投资的不正常现象,则会直接影响到项目完成及投资效益的发挥。
(四)工程进度的不确定性
影响工程进度的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如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满足不了施工进度需要,影响施工的连续性;设计漏项、变更导致建设内容的增加和调整等;也有外部因素,如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施工环境等没有按计划顺利进行。
(五)工程质量的不确定性
要保证工程质量不仅需要建设单位的重视,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的有力监督。若建设单位重利而忽视质量问题;监理单位责任心不强;设计单位前期工作精度不够;施工单位资质不够;政府监督不到位等都会直接导致工程质量的不确定性。
(六)工程效益的不确定性
一个工程所牵涉的范围较广,受益区内部的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再加上运营方而的原因等导致效益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
二、水电投资项目风险因素的系统分析
风险分析是通过不同的风险分析技术,并且结合定性和定量来解决不确定性的过程,这样就可评定出风险的影响性。风险分析和评估不仅是风险管理进行决策的基础,更是关键所在,它是连接风险识别和决策的重要环节。项目产生风险的原因各不相同,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也无法总结出固定的模式,因此项目进行建设时就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通过长期的调查和统计可以发现导致风险问题出现的原因具有相似性,这种根本性的因素被称之为风险因素或者风险源。其中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会伴随水电投资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潜在的,随时会根据项目的发展情况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项目风险分析就专门针对这一情况,会实时分析、评估不同风险的影响程度,并且会根据其白身的不确定性进行一定的剖析,从而采取可行性的措施来减少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在进行风险因素分析前首先要确定一个项目中有哪些风险的存在,即风险的范围,然后分别列出相关的风险因素,这样可以对风险的对象进行全而管理。人们对于风险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在不同的阶段对目标设计、项目的技术设计以及计划、环境调查的深度不尽相同。在不同的阶段中,首先要把项目的目标系统(总目标、子目标以及操作目标)、具有影响力的不同的风险因素一一列出,然后制作对应的项目风险目录表,最后再利用系统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水电投资项目的风险来源于与其相关的各个方而,只要是能对其实际收益产生影响的都可能是它的风险因素。风险因素分析是在人们基本了解项目系统风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进行分析时要把对整个工程建设产生影响的风险一一罗列出来,然后再罗列出对自身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罗列风险因素时必须着眼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而,这样才能全方位地对项目系统风险进行观察。风险因素分析需要采用结构化分析法,就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逐层分析,一般可从下而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按风险的来源分析
由于水电投资项目处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因此其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就易引发其它风险,这样我们就要以该角度为出发点来进行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包括宏观和微观,它有着模糊性和很强的主观性。在国家内存在的经营风险被称为宏观政治风险,这种风险的发生可能对许多方而产生影响,例如全局性政治事件。不同的是,微观风险只会影响一部分人或者一些行业。政治风险一般通过政局的不稳定性,战争、动乱、政变的可能性,国家与外国的关系,政府信用度以及廉政程度,政策是否稳定,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对外开放的程度,是否国有化等多个方而表现出来。 2.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因为承包市场不具备理想的状态,项目承包国家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以及无法处理产生的经济问题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素所导致的经济方而的可能性结果。构成经济风险的因素多种多样且十分复杂,其中主要的有国家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产业结构进行不同的调整、银根快速紧缩、项目产品所处的市场改变、项目的工程承包市场、材料供应市场、劳动力市场发生改变、薪资提高、物价涨幅、通货膨胀急速、原材料存在的进口风险、金融风险、外汇汇率的变化等。
3. 法律风险。譬如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无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内容总是不定期发生改变,并且法律在干预项目方而所产生的影响;对相关法律了解具有局限性,总是存在偏差的理解,甚至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等。
4.白然风险。例如地震、海啸等不可预知的地质条件,罕见的雨雪天气、冰冻天气,以及恶劣的现场条件,又或者周围存在影响项目的条件,还有水电投资项目的建设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而差的运输条件会造成供应出现中断的结果。
5.社会风险。该风险涵盖在宗教信仰方而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是引发的冲突;导致社会存在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一些社会禁忌被打破;使一些劳动者的文化素养下降;社会产生不正之风等。
(二)按风险的直接行为主体分析
立足项目组织角度进行风险因素分析。
1.项目业主和投资者。譬如:业主不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企业的经营情况急转直下,资信状况差,随时而临破产,资金回撤甚至改变投资方向以及项目目标;业主违约、苛刻、故意为难、说变就变,而且不愿意赔偿,经常用错误的行为或指令来干预工程;业主不承担合同所规定的职责,例如对于他所负责的设备、材料不能及时提供,对于所负责的场地和工程款不能按时交付、及时支付。
2. 承包商(分包商、供应商)。譬如:不具备良好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没有配备合适的的技术专家和项目经理,而且不积极的履行合同规定内容,还因为管理和技术方而产生的失误使得工程中断;不能保障所要求的进度、安全和质量;每况愈下的财务不能支持采购和工资,企业随时而临倒闭;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消极罢工、抗议甚至进行软抵抗;对于业主意图和招标文件不能正确的理解,经常出现错误的方案,失误的报价和计划;承包商设计上出现错误,工程技术系统之间协调性差、文件设计得有缺陷、不能按时交付图纸,甚至没有能力完成设计工作。
3. 项目管理者(如监理工程师)。譬如:项目管理者不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不具有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职业道德差、缺乏公正性;管理者白身的管理风格以及文化偏见会令他错误地执行合同,严苛地提出工程要求,不能正确地起草招标文件、合同条件,甚至下达错误的指令。
4. 其它方而。譬如:中介人不具备良好的资信性和可靠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城市公共供应部门的随意地干预、提出严苛的个人需求;项目周边的居民或单位产生干预、抗议或提出严苛的要求等。
(三)考虑到风险的因素,就要非常重视这些因素的存在,做到对风险进行分析
1. 工期风险。主要就是指一个工程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从而带来严重的影响,导致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投入生产。
2.费用风险。主要就是指由财务带来的影响,从而导致项目不能够正常的进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以下引起:成本超过预算的金额、项目建设的收入不能满足需求,投资的风险等等。
3. 质量风险。主要就是指在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使得项目在建设成功以后并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对生产的产品也没有达到标准。
4. 生产能力风险。主要就是指一个项目在建设成功以后,然后把它投入生产,但是生产的能力不能够达到设计的目标。
5. 市场风险。主要就是指一个项目在建设成功以后,由于它表现出来的竞争力达不到要求,所以市场对它的需求不足,对市场的占有率不高,所以很难得到快速发展。
6. 信誉风险。主要就是指一些企业不讲信用,导致他们的企业形象很差,这样就很难的得到立足。
7. 人身伤亡,工程或设备的损坏。主要就是指一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由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因素的存在,或者是一些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导致施工的工作人员出现意外的伤亡。
8. 法律责任。主要就是指可能会遇到一些法律的追究或者是存在一些合同的问题而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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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对学习成绩、个人成长等方面影响巨大。通过分析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妥善解决,保障学生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杜绝极端事件的发生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今社会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不断增加,这对教师和家长来说就意味着要面临更多的考验与挑战。正确了解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生面临的心理问题,才能培育出一代一代的国之栋梁。
【关键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心理疏导
近些年来,中小学生跳楼自杀的例子频频出现,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中科院著名心理学家王极盛先生向外界宣布了他对全国中小学生多年调查结果,称有32%的中学生有心理问题。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报告:1414名中学生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为26.17%。广州市穗港青少年研究所对广州市4个区1000多名中学生的调查发现:53.2%的中学生有心理问题。可见,当今社会中小学心理健康的问题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生物因素,二是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三是学生自身因素。
(一)生物因素
1.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就是指从自己父母的遗传基因中获得的某些生物特征,它是心理发展的自然条件和必要的物质前提。人的外表、性格、智力、神经等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根据调查表明,很多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确实与遗传有关,特别是针对某些具有家族史的精神疾病的易感性更是不容小觑的。
2.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健康的人体是由内分泌系统各种激素(荷尔蒙)和神经系统一起调节人体的代谢和生理功能。内分泌系统主要由若干内分泌腺构成,包括脑垂体、甲状腺、肾上腺、和性腺等。内分泌分泌激素,它能直接渗入血管,对不同的器官选择性地发挥作用,特别是人的情绪活动刺激最大。
(二)外部社会环境因素
1.家庭因素。
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很多,而对于从小在家庭中长大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中小学生来说,则“家庭在这一年龄阶段的心理卫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他一生心理健康的基础”。我们从家长因素、家庭人际关系、父母期望、等方面来理解。(1)家长素质。每个家长都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但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家长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素质、思想素质以及心理素质都是有差别的,导致他们有很多错误观点和做法,使一些家长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了家庭教育的误区,这样不仅没有达到教育孩子的目的,反而贻害无穷。(2)父母期望。大多数父母往往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加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变得优秀。父母对孩子适度的要求,是可以促进孩子成长的,但是如果要求太过严格,按照自己的评价来要求孩子,让他们承受过大的负担,那么对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如果孩子没有达到要求,甚至有的家长会贬低、责骂孩子,时间久了,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感,自暴自弃。
2.学校因素。
中小学生的大部分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因此,学校在学生智力、能力、个性、行为习惯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中都起着主导作用。在健康的环境中,学生会保持轻松、愉快的心境,其良好的个性也会逐渐地形成,各种潜能才能得到发挥。在学校因素中,学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教师的素质等,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学校的教育指导思想。目前,许多学校仍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校重智育轻德育,忽视素质教育,特别是心理健康的教育。教师在教学中,搞题海战术,加班加点,随意延长学习时间,甚至采取强制性的方式向学生灌输,让学生长期处于一种智力超负荷的紧张状态,容易出现神经衰弱、失眠、注意力减退、厌学等心理问题,甚至还诱发逃学、欺骗等不良行为。(2)教师素质。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学校,教师不仅是学习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学生的心理保健医生。教师的素质对学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首先要提高教师的素质。
(三)社会环境
学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一定的文化背景、社会风气、社会环境、学习生活环境等都会对学生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1.文化背景。环境对学生心理发展影响最直接,最根本的便是文化因素的影响。人们生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思想观点、态度和情感都要受到它的制约和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健康程度也不一样。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可来自于自己的直接观察,也可以来自于别人的间接传授。
2.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指社会上某一时期流行的思潮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社会风气可以激励儿童奋发向上,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团结协作、自立自强。而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则会吞噬人的灵魂,消磨人的意志,甚至会诱发一些犯罪行为。
3.社会生活环境。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处于不同社区环境的学生,其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尽相同。研究表明,色彩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绿色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使人放松,利于消除视觉疲劳,而橙色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神,专心上课。
(四)学生自身因素
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当心理发展与生理成熟的速度不协调时,就会产生心理冲突,如果不能很好的调控自己,妥善地解决这些冲突,那么这些心理冲突将会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情绪、意志、需求、动机与性格等。
为了明天,为了未来,现在的孩子们必须从小就注意良好的心理素质的熏陶与培养,人人都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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